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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早餐俱乐部与第三种文化

1817 年，作为诗人的柯勒律治还会写书讨论科学方法，这在当时都不算奇怪。到了 1833 年「科学家」一词出现之后，诗人谈论科学就已经很少见了。1833 年之后，这种「跨界」几乎就是难以想象的了。再到后来，艺术和科学之间慢慢建起了一道围墙，迄今为止，这道围墙依然矗立。

作者：张文武 2017年10月24日

人文与科学的对立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中国大陆学校开始实行文理分科制，于是就有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往高处走，课程的范围越窄。高中分科前，文理都要学，所有学生都一样；分科后，文理科学生的课程开始不一样了；进入大学，有了「专业」，范围进一步收缩，不同专业间的差异更大了；到了研究生阶段，「专业」进一步细化，变成了「研究方向」。我们通常所说的「博士」，或许可以改名叫「渊士」，因为其学习研究注重的是「渊」，而不是「博」。

从低到高不断收缩课程范围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向社会输送专业化的人才。在一个凡事讲求「效率」的世界，对专业化的重视是一件好事。但世界未必只为「效率」而存在，况且，短期而言「高效」的事情，长期来看未必「高效」。

一百年来，到底是打造专才，还是打造通才，已经成了东西方共同的世纪命题、「百年战争」。五四时期，德先生（属于人文阵营）与赛先生这两面旗帜还同等重要；但没过几年，一场「科玄论战」，在人文和社科之间撕开了裂缝。这场论战根源于张君劢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的演讲《人生观》，指出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并对「科学万能」的论调进行了批评。演讲发表后，地质学家丁文江发长文反驳张君劢，斥其为「玄学鬼」。随后，胡适和梁启超也分别加入了科学与玄学的阵营。胡适讽张君劢为孙悟空，逃不出科学和逻辑这个如来佛的掌心。梁启超虽然支持玄学派，但对科玄两派都给予了一定的批评，他认为有些问题可以用科学来解决，有些问题是超科学的，只能从心灵层面去解决。

两种文化

几十年后，英国人C.P.斯诺开启了西方的「科玄论战」。斯诺既是物理学家，也是小说家，称得上是文理兼修的通才。他常参加一些所谓高知分子的聚会，发现这些人很喜欢嘲笑科学家「文盲」。他实在气不过，就质问对方：「你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讲啥的？」斯诺认为，向这些人提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吗？」

斯诺说，西方世界最聪明的那群人对现代物理学的了解，跟新石器人类没什么差别。即便是向人文学科里的这些高知分子提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比如什么是「质量」，或者什么是「加速度」，恐怕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答出来。不过，如果向科学家问：「你读书吗？」估计也是一样的结果。

针对这种现象，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上发表了文章《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1959年，斯诺进一步扩充自己的思想，在剑桥大学做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随后依次为题出版了一本书。除了指出问题所在，他还提出了解决之道：用第三种文化调和「水火不容」的两种文化。2008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把这本书列入二战后西方公共话题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0本书。

C.P.斯诺

斯诺的思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广泛讨论，两种文化命题也因此成了「斯诺命题」。为了响应相关的讨论，斯诺在1963年出版了《再谈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扩充版，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

这本书里，斯诺修正了原来的一些观点，对于调和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是否会实现，他的态度也变得更为乐观。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斯诺去世，人们似乎也没能看到第三种文化的曙光。

第三种文化

几十年后，在1995年《第三种文化》一书中，美国的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提出了新的理解：科学界人士要主动承担起科普的重任，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布洛克曼所代理的众多作家作品，似乎都可以看做是在践行这种理念。

有人觉得布洛克曼提出的「第三种文化」无非就是高级科普，这种看法倒也不无道理。而《失控》《必然》等畅销书的作者KK凯文·凯利，对第三种文化的理解似乎更有新意。

1998年，KK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第三种文化》。文章称，第三种文化是一种「从技术中来，到技术中去」的流行文化，可以叫它「讷客文化」（nerd culture）或者「书呆子文化」、「技术宅文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世纪最后20年里，技术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的人文环境里，你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对于玩着任天堂长大的孩子来说，技术就是他们的文化。

KK认为，科学产生了真，艺术产生了美，而技术则产生了机遇：新的未知事物；新的表达方式；新的通讯工具，以及新的破坏手段。这些新奇的东西，构建不一样的了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崇尚科学的严谨，但其目的又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追求新奇。和人文艺术一样，这种文化「以人为本」。在这样的第三种文化理念下，纯粹的真理没有意义，纯粹的表述也没有意义，只有真切的体验才是重要的。

KK凯文·凯利（Kevin Kelly）

与纯粹的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同，技术这种文化确实更为有机，它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弥合两种文化的鸿沟而存在。[2]

反观当下，KK口中的这种第三种文化似乎已经开始流行。以中国为例，总会有一些技术相关的图书会成为超级畅销书。线上线下的读书会，也常常会以技术趋势为话题展开深入讨论，而参加讨论的有很多都是文科生。这很像一百多年前两种文化还没分家时的情景。或者可以说：我们正在向着两种文化分家之前的世界回归。

讷客与自然哲学家

KK所描述的「讷客文化」，似乎在两百年就流行了。那时候有一群类似于「讷客」的人，不过他们爱好的不是技术，是科学。那时候，做科学研究的人被称为「科学人士」（man of science，因为当时很少有女性干这个），「学者」(savant，最初是法国人称呼博学之人的词），或者「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因为自古以来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密切）。

在 19 世纪初，搞科学的人大都是乡村牧师这样的神职人员，他们有大把的闲暇时间用来收集甲虫和化石。一些富有的绅士喜欢搞科学，他们可以在自己花钱建的实验室里做实验。这些富人的杂务总管，也常常跟着搞科学，给老板打下手。那个时代，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之间还没有鸿沟，两种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

那时候「文艺复兴人」一样的通才并不少见。1817 年，著名诗人柯勒律治就写过一本有关科学方法的小册子，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不过，和柯勒律治一样，很多人认为「自然哲学家」仍然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在科学方法上，人们注重的是理论以及理论的「演绎推理」，而不是事实和事实的归纳分析。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与KK口中的「讷客」不同的是，那时候虽然有很多人热衷于探索未知，但这种探索仍然只是有钱人的个人爱好。社会从上到下，也鲜有对这种探索的支持和认可。科学界内部的交流，也存在很大的障碍。虽然那时候没有高墙横亘在人文与科学之间，但知识的传播却被别的高墙挡住了。

在《哲学早餐俱乐部》（The Philosophical Breakfast）一书中，美国科学史作家劳拉·J.斯奈德（Laura J. Snyder）有这样一段描述：

没有人会因为科学研究得到报酬；大学也极少支持化学教授的实验；在剑桥和牛津，学生甚至拿不到自然科学学位；科学创新得不到任何荣誉，也得不到贵族头衔，连金钱的奖励也没有。科学界，做研究的人很少聚在一起，他们从来不公开讨论自己的工作；就连伦敦皇家学会——从艾萨克·牛顿时代以来就是自然哲学的 堡垒，虽然也宣读科学论文，但从来不会对论文进行讨论或是反驳。事实 上，该学会的很多成员根本就不是科学人士，而是古文物研究者、文学人 士，或是想要同哲学家交往的贵族。 [3]

此外，科学一直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王和政府服务的，很少有人认为科学应该用来提高普通人的生活。就这一点而言，也与「讷客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

科学就仿佛还是中世纪的炼金术，秘而不宣的方法，遮遮掩掩的发现，只有进行研究的人才能获得其中的好处，禁锢了知识。毫无疑问，这四人觉得科学是停滞不前的。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科学虽然流行，但显然��经遭遇瓶颈，传统的「自然哲学」已经无法推动它进一步发展，科学从中脱胎而出另辟蹊径独立发展，是势在必行了。

「科学家」的诞生

1833年6月24日，「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诞生了。

当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很多人从英国各地乃至欧洲大陆和美国，前来参加会议。三十多岁的剑桥大学明星学霸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上来致开幕辞，讨论了科学的现状，对科学的本质做了总结，指出「事实和理论」构成了科学，两者都很重要：要成功地进行科学研究，既要有明锐的观察力，又要有理性的推理能力。为此，他还特意提到了三一学院以前的一位成员——弗朗西斯·培根，17世纪的科学改革家，倡导科学人士用培根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开幕辞获得了如雷般的掌声。掌声沉寂之后，一位男子很狂妄地站了起来。他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曾在数十年前写书谈论科学方法的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此前的三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但这一次，他觉得有必要不辞辛劳赶往母校参加大会。这样的行程对他来说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年他就去世 了。对于科学史而言，柯勒律治这次的介入影响深远，至今都不容忽���。

柯勒律治尖酸地说道，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成员不应该再自诩为「自然哲学家」。

他说，在化石坑里挖土，或是用电气设备做实验的人就配不上自然哲学家这一称谓；换言之，这些人不是「坐在扶手椅里」思考宇宙奥秘的「哲学家」，他们做的是实际工作，他们做研究的手也是脏兮兮的。作为一个「地道的形而上学者」，柯勒律治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禁止这些人使用这个尊称。他的一番话尖刻无礼，惹恼了与会者，会场一片哗然。这时，休厄尔再次起身，让大家安静了下来。对那位「著名的绅士」，他礼节周到地表示了同意——认为是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本协会的成员了。如果说「哲学家」这 个词给人的感觉「过于宽泛而且高高在上」，那他的建议是，「从艺术家（artist）这个词类推而来，我们可以用科学家（scientist）。」

就这样，「科学家」这个词诞生了。自此，科学也从知识中独立出来，与人文艺术有了区分。科学开始职业化，科学人士的形象也逐渐有所改变，他们在大学里接受的训练，毕业时拿到的是科学学位，他们属于科学团体，阅读科学期刊，申请研究资金。

但这种形象彻底改变了，变成了科学家的形象: 他们是专业人士，在大学里接受的训练，毕业时拿到的是科学学位，他们 属于科学团体，他们阅读科学期刊，他们申请研究资金……

不过，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并没有立刻受到人们的拥护，许多自然哲学家拒绝接受「科学家」这个头衔。有一段时期，很多科学人士同柯勒律治一样，依然喜欢自称「自然哲学家」，因为这种爱好者的身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更崇高，更自由。

1869 年，《自然》（Nature）杂志创刊， 一开始就使用了科学家这一称呼，希望这个称呼能深入人心。最初几期里，曾有作者赞扬了「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过，一直到了20 世纪，科学家这个称呼才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美国人对新事物更开放，所以这个词在美国普及得要快一些。这个词与美国科学家们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到了 1874 年，人们已经忘了这个词源自英国。英格兰哲学协会的会长说「科学家」这个词是「美国式野蛮三音节词」。 虽然有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想科学家职业化，但科学家还是职业化了。 1887 年，《自然》庄严地宣布，科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了「他们也是一个伟大职业的成员」。

哲学早餐俱乐部

「科学家」这个词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由休厄尔提出来，并非偶然。它代表着休厄尔和他三个朋友二十年来工作成就的顶点。

休厄尔的三个朋友，就是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这四个人相识于剑桥。二十年前，他们还在剑桥读书时，就深入讨论过休厄尔1833年演讲时涉及的话题。这四个人把他们的这种谈话称为「哲学早餐」。 这四位科学家年轻时候很有批判性。每个星期日上午，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审视当时的科学研究。

劳拉·J.斯奈德《哲学早餐俱乐部》

他们谈到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执行培根在两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的改革：把脱离实际和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和培根一样，他们认为科学既离不开推理，也离不开观察。在他们之前，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培根的「归纳法」，但没有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在休厄尔等人的推动下，培根的归纳法后来才得以发扬光大、 普及推广。至今为止，归纳法还在指引科学家的工作。

巴贝奇、赫歇尔和休厄尔都坚信，科学需要绝对正确的计算，这种绝对的正确只能通过造价高昂的新型机器来实现。今天的科学之所以追求测量、计算和精确，便来源于此。为了实现这种精确，他们或是亲自参与，或是鼓舞到其他人发明了众多工具和技术，比如光度计、风速仪、潮汐预测机、太阳照相仪、摄影术、微积分、分析数学和统计学，等等。

除了科学方法、科学行为，哲学早餐俱乐部的四个成员还促进了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家使命的认知。

如上文所说，科学界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很多人是为了得到国王和帝国的荣耀，另有些人（比如柯勒律治）则是为了推动「纯粹的知识」。一直到了19世纪末，科学家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对公众负责的。

哲学早餐俱乐部四位成员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而且应该）用来理解、并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后来，这一理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识。虽然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将这一理念当成前进的动力，但它却始终是众多现代科学研究的核心动力，而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中，这一理念也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能够在科学史上共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四位科学人士（因为其中有人并不喜欢用「科学家」这个词来称呼自己）自然不是凡人。

「科学家」一词的发明者威廉·休厄尔出身寒门，是木匠的儿子，但最终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界最权威的人之一。

查尔斯·巴贝奇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发明者，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设计制造计算机，英国政府曾给他提供了相当于两艘战舰的拨款，可惜最终他还是抱憾而终。

约翰·赫歇尔是德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的儿子，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名声超过乃父，成了那个时代最 有声望的天文学家；同时，他还是摄影技术的发明者之一，是杰出的数学家、化学家和植物学家。

爱好美食、体形肥胖的理查德·琼斯是这个小群体各种科学讨论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帮助下，新兴学科「政治经济 学」（当时被称为「经济学」）才有了体面的地位。

虽然哲学早餐俱乐部后来出现了不和，但彼此的密切交流和互助，对四人在科学界的成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科学的发展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四人的历史，就是现代世界诞生的历史。

现代世界的发端，以及两个分野

正如劳拉·J.斯奈德所说，《哲学早餐俱乐部》讲述的既是四位科学家的故事，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故事。

这是多么辉煌的时代呀！正如迪斯雷利在那个时代行将结束时所认同的那样，五十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也许能与之媲美的就是刚过去的五十年：常态的太空探索、数字化计算机时代、因特网、破解人类基因组，以及很多其他的进步。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从他们热忱地开始改变科学到他们离开人世之际，爆发了一系列耀眼的科学成就。这一时代见证了摄影、计算机、各种现代电气设备的诞生，见证了蒸汽机的问世，见证了铁路系统的开创。在这一时代，兴 起了统计科学、各种社会科学、潮汐学、数理经济学，还有物理学的现代 「万用理论」。 这一时期，福利体系、邮政体系、货币体系、税收体系和工厂制造业 都得到了改革。各个国家——从欧洲的战场上走了出来，开始在科学项目 中展开合作。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颗行星; 这是自远古之后，人们发现的第二颗新行星。

而这个时代的辉煌，与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密不可分，因为：

他们重新设置了科学的轨道，他们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学是主演。

现代世界的发端，源自科学职业化。而随之而来的，有两个重要分野。

一个是宗教与科学的分野。那个时代的英国，科学人士仍然是信仰上帝的，科学要遵从宗教的指引和约束。但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真理之间不可能产生冲��」，有了这 一信念，才有了「科学真理不必受制于宗教」的现代观点。1874 年，约翰·廷德尔直接在两个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他曾发表演讲说，不该允许宗教情绪侵扰知识的领地，这片领地不属于宗教。

另一个分野，就是上文提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分野。1817 年，作为诗人的柯勒律治还会写书讨论科学方法；而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赫歇尔生前还曾翻译过诗歌。这在当时都不算奇怪。只是，到了 1833 年「科学家」这个词出现之后，诗人谈论科学就已经很少见了。1833 年之后，这种「跨界」几乎就是难以想象的了。

再到后来，尤其是四位俱乐部成员去世之后：

艺术和科学之间慢慢建起了一道围墙，迄今为止，这道围墙依然矗立。 

如果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在天有灵看到这个结局，一定会感到非常遗憾吧。幸运的是，百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推倒这道围墙，尤其是KK所描述的「第三种文化」，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参考文献：

[1] Wikipedia, The Two Cultur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Two_Cultures [2] Kevin Kelly,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279/5353/992.full [3] 劳拉·J.斯奈德，《哲学早餐俱乐部》，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118740/ （引文部分皆来自于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