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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ybittyhuac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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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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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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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az111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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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stasiadfi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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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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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师的自沉，所有解读都可能是错的

作者：陆波 2017-10-19

导读：王国维在人生的第二层楼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纷纷扰扰的世间苦闷。每读“人生三境界”，便会去想，“那人在灯火阑珊处”之后又如何？

一、鱼藻轩定格的最美夕阳

颐和园鱼藻轩的最美时分是在夕阳西下之时。

此轩四面开敞，似亭之通透，出檐退柱，四围相连镂空格栅，柱子之间坐凳围栏，开间写意为窗，线条流畅、比例合宜，精美华丽不失大气。它伸出平直的湖岸，三面有水，北有游廊连接颐和园长廊及“山色湖光共一楼”。

每当夕阳斜射，西面的两柱开间，犹如镶嵌了格栅的落地窗，也恰似一帧典雅相框，把金色阳光里的玉泉宝塔嵌入成画，其中，山、水、塔，如梦如幻，人作与天作之完美结合，但那只是一天里极为短暂的时刻。

王国维没有等到这一天地大美的瞬间，他是在接近中午11点左右，阳光正当焦烤炫目，眼前洋洋大湖一派白茫茫之时，义无反顾投于水中的。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坐在鱼藻轩的围栏上，面朝大湖，大致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

在这之前，也就是6月2日一早，他在家中用早餐如常，虽然孩子们已经放假，但也不能睡懒觉，��是陪他一起共进了早餐。

但也有异常之处：过往，他去清华研究院总是有老佣人冯友跟随的，但这一天8点他独自前往。

到了办公室又发现没有带来学生的考试稿，无法登录成绩，便请校工取了来。他还发现前一个晚上给学生谢国桢扇面的题字，竟称谢国桢为“兄”，不妥，遂改为“弟”。

接下来王国维与办公处秘书侯厚培认真讨论了关于下学期开学后招生的事项，临了，他向侯厚培借2块钱，侯没有2元，便给了他5元纸币。

其实2元这个数目是他精确计算过的他的不归之旅的用度，同时他也没打算还钱给侯先生，所以超出了3元不知他作何想。

这个行为我是不能理解，也感觉不舒服的，权且也被归为异常之处。也就是说，这一上午他有少许的混乱，借钱之举还是有临时起意之嫌：万一他没有遇到侯先生，万一侯先生身上也没带钱呢？

何况，按照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给他的聘书里约定：“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若有准备，兜里不会缺这几块钱。

所以，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早就想死，也做了准备，借到钱了，便去意已决。

恰逢当日是五月初三，离端午节也就是两天的光阴，屈原投水是不是也是一种暗示？

他出了清华园，给在大门趴活的车夫5毫钱去颐和园。

颐和园自民国建立后一段时间还为逊位清室所有，清室为了增加收入曾经有限度地开放过园区。

但自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后，颐和园也收归国有，1924年开始向公众开放，但票价很贵，要1块2角钱（有人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0元左右），对特定人群的优惠票价是6角，限于军人及家属小童等，只有京城的中上层人士可以游览。

请注意，王国维在这之前从未进入过颐和园！

虽然他寓居北京多年，紫禁城南书房行走一年，但他没进过颐和园！

一切园中景致、旅程的距离全凭想象，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颐和园，却把花费和时间计算��很精准。

他大约10点走进颐和园，但最后从他裤兜里掏出了剩余的4块4角钱看，他似乎买了一张6角的折扣票，并没有花掉1.2元。

他一直沿着长廊行走，走到了尽头，便看到了石坊，还坐了一会儿。

在沿长廊一路走来，他的目光向左没有离开昆明湖，他在考察合适的地点。石坊在大湖的西湾处，西洋制式的大石头假船，他自是看着不顺眼，便折回头走到鱼藻轩，这段距离也就是100米左右。

他在围栏坐了一会儿，抽掉一支烟，走下台阶，义无反顾头朝下扎入水中。

其实，当时园子里人不多，民国建立十五年了，他这个拖着小辫子的老者来回走动是有人注意的。

很快，也就是一两分钟光景，便有园子里的工人把他捞上来，但他去意绝决，把头扎入淤泥，口鼻腔尽已堵塞，工人不懂施救，他窒息而亡。

当时鱼藻轩下面的湖水很浅，王国维被捞上来时后背的衣服都没有湿透，后人便说“水不过两尺”。王国维坐在围栏边一定看清了浅浅的湖底，所以他自是采取了最为有效的自戕方式。

园方也不知道他身份如何，出了人命吓慌了，赶紧派人跑到门口问等候的车夫：“谁把一个拖辫子的老先生拉过来的？”结果，那个送王国维来的车夫竟然在颐和园东门守着呢，是王国维让他候着的，这才对上号，车夫一路跑回清华报丧，校方、家属乱作一团，悲恸而至。

王国维并不是让车夫等着回程的，而是用来报丧的，他考虑得如此缜密。

整个6月2日的下午及接下来的一整夜，王国维尸体就被停放在鱼藻轩里，盖个又脏又破的芦席子。

哦，对了，傍晚时分，鱼藻轩西窗棱的斜阳剪影一定在他的躯体上停留了片刻，躺在静美的山水之间，我想象出这一刻的定格，中国文化最后的卫道士的壮烈身影也在这自然光线的柔和转换里渐渐为黑夜吞噬。

二、当他的死亡发展成一门八卦学问

关于他投水自尽的归因争论，炸毛争论了近100年，他的学问是没什么争议的，可见众人好奇心之强。

因为在他的遗体口袋里寻到了一份遗书。遗书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他的三儿子。

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封遗书是6月1日写的，6月2日一早他随身带着。

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们一致认为他殉了“文化”，殉了几千年横亘延绵的三纲五常，殉了以儒家先哲构建的中华文化精神之道统。

以陈寅恪表达的最为明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寅恪继而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和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先生挽联，1927）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为理想与精神而成仁，并非琐屑小事。

拔高到如此高度，是不是文人们就事发挥，甚至是宣泄对时局动荡下文化千疮百孔的现状不满？也未可知，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当然有自我抒怀、尽情发挥的空间。“王国维之死”可以借为抨击文明堕落之实证。

还有一种“殉清”说，我认��最不靠谱。

有人认为王国维仅仅秀才出身，最后可以出入宫禁，南书房行走，虽非帝师，但有机会与皇帝谈文论道，何等荣耀？怎不对清室感激涕零而为清亡祭出肉身？

还有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时，一班遗老如罗振玉、王国维等护驾出宫，既痛恨又羞辱，相约着跳护城河，后来家人相劝才作罢。

是真心要跳还是一时激动，经不住周遭人情绪激惹，反正没有跳。

我迄今没查到一个为清朝亡而殉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连皇族都无一人以死垂范。

而1927年，清皇室已逊位15年余，这时候再去投水殉清，很是说不通。

再者，1925年，他已接下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聘书，已经食了两年“周粟”，“殉清”之说情何以堪？

持这种观点者的证据主要来自罗振玉的一系列作为：罗振玉伪造了一份王国维的遗书，内容自是对王国维对清廷的耿耿忠心，并为王国维请求赐谥。

读罢“遗书”，二十几岁的溥仪真是好骗，自是感动的稀里哗啦，以为孤臣孽子忠心可鉴，便赐谥号“忠悫”，赏洋2000抚恤家属。

所以持“殉清”说的大抵为遗老和被遗老蒙蔽的逊位王室一干人等，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凑趣的是，梁启超看清室给了钱，不是很爽，也找人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支付给王家一笔抚恤金，以示民国政府对知识人的关怀。

在梁看来，王国维这样的文人楷模学问大家，政府理所当然要表示出爱才爱文化的怜惜，可惜的是热脸贴了冷腚，张作霖带来的奉系军阀连同其议会成员，绝大多数听都没听说过王国维是谁？

可见当时中国之情形，文人们也就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惺惺相惜，顾怜自叹，文化之事且关乎个别文人，军阀忙着斗法呢，谁管这些？

“殉清”说，或者认为王国维为固旧保守而死的观点，还会以他的辫子问题为佐证。

其实辫子无非是王国维表达内心不满世风，并羁傲于世的个性外露而已，不说明本质上死守旧主。

他在日本五年也是短发青年，意气风发，专心治学，成果喷薄而不能收拾。回来后他上书房行走自是续着辫子以敬业以合规制，因为那时候小朝廷上下并未剪辫子，紫禁城里还是一个辫子国。

1922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溥仪受不了英文师傅庄士敦“猪尾巴”的嘲讽，自己拿了剪刀把辫子剪掉，随后让剃头太监给他剃了个光头。

但溥仪回忆说，自己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只有六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

而宫外的他父亲载沣，还有皇族近亲等早已落发数载，皇族大臣载泽率团到西方考察，怕外国人讥笑他们背后拖个“猪尾巴”，一半的团员在路上就自行把辫子剪掉了。

所以，到了20年代，剪辫子已不是什么骇然大事，留辫子的倒像是斗气逞强。

譬如，还有一位精通西方9种语言，自小在英国受教育的“清末怪杰”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这在当时算是少有的西学大师级人物，可他也是以留着个前清辫子招摇著称。

而他最为奇葩的是出门叫洋车，还一定要挑留辫子的车夫给拉才行。车轮飞奔，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比肩齐飞，也真是民国一景。

所以，北大的辜鸿铭，清华的王国维其实就是找不到与那个时代作对或者表达不满的方式，拿个辫子当举个旧军旗去独树一帜。

他的学生吴其昌回忆：当时，有同学曾婉转进言，请先生将辫发剪掉。其实呢，对于这，先生也并不怎么固执。他曾说过：“倘是出其不意的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也就算了！”不过要让自己来剪，则老年人的情怀觉得有点难堪，不愿如此做罢了。

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说法，说王国维之死是“惊惧”说，观点来自梁启超。

说是王国维害怕革命军，因为在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湖南叶德辉在长沙被杀，死法有点像乱棍打死般，因为处决是在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时宣判，立即处死的，理由是他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土豪劣绅的代表。

其实，叶德辉思想保守，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但他作为一个对政治参与度极高的人，与王国维是有差别的，王国维并未涉足共和还是立宪这些政治纷争，要站队他也就是到小朝廷里去某个学术职位而已，还是比较纯粹的文人。

但他想着叶德辉这样的“读书种子”被这么草率处决，总是生出了对革命党的惧怕与愤恨。

另外还有一个传言在清华园盛行，说是湖北文人王葆心亦被革命党枪毙。说是王葆心是六旬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终于毙命。

后来证明这是一段谣传荒信，王葆心一直活到了1944年。但当年通讯与信息的传达障碍确实是谣言满天飞，令文人们不能安心。

王国维死前不久，和他的学生吴其昌讨论天象，他问吴：“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见一颗大星流坠，随后就听说孙中山死了。前两夜，我又看到了同样的异兆，你看吴佩孚怎样，会不会轮到他死呢？”

叶德辉之死，对王国维有一定的刺激，认为革命党滥杀文人，但并未参与复辟或反革命党活动的他，在清华园里有一份教书匠工作，并无过于忧虑的理由。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中的鱼藻轩）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颐和园鱼藻轩，后人又有一种附会，说是王国维因“鱼藻”而联想至诗经·小雅之《鱼藻》篇：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认为这篇写君臣关系的诗，是臣依君，犹如鱼依藻。选择鱼藻轩自尽，有王国维对清王室给他的知遇隆恩而感怀。

这个还是殉清之说的延续，在我看来有些牵强。

前言已道，王国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颐和园，对园林景致建筑并非相熟，他已走到长廊的尽头，看到不中不西的怪石坊，显然不满意，而他再次折返向回走的第一个湖畔之轩，就是鱼藻轩了，这纯属偶然。

他有可能抬头看到轩内匾额“芳风詠时”，光绪钤印，一直不解这句“景曜徽芒，芳风咏时。”的陆云诗，光绪为何要写成“詠”？而不一定跑出轩外，再回首抬头看到此轩正南上方题额“鱼藻轩”。或许，一支烟的功夫他都没有搞清楚这轩子大号为何？

其实，小雅“鱼藻”诗正是吐槽了臣子的怨气：“言万物失其性……”君不像君，臣何以为臣？古人解释这是周幽王时的臣子对幽王的抱怨及对武王的思念。

如果附会成他选择“鱼藻轩”自绝是对避居天津张园的溥仪的思念和感恩，把溥仪喻为周武王，这绝非诗词大家王国维的水准。

选择鱼藻轩还因为这里是一个小码头，拾级而下，不用翻栏杆等。

“鱼藻轩”额匾挂于轩之南屋檐之下，如果他是抽完一支烟，义无反顾头朝下入水这个动作，他大约根本没有机会回头顾望到这方匾。

三、走不进静好世界的静安先生

（1925，清华国学院，前排：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王国维投水，怎么说都是突兀的。

首先，他是一个对学问事业积极勤奋的人，精进不辍并获得文化大成就者，其奋进精神更接近一代青年的人生励志导师。按理说，他应该抵及豁达人生之境界。而“境界”又是他论著里多么精妙通透论证的哲学与文学之课题。

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

狭义地说，境界，乃文学表达里情感与景物是交织融汇，给读者一定艺术高度的感受。广义说，应阔达至人生与生命，是内心感知世界之真谛，并为求索生命的究竟而抵达的高度。而后人如我等，对学问才智的顶级人物王国维难免生出更高的期待。

他以50岁的人生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可以说，他是站在中国3000年文化转折点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用郭沫若语：“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因为他早年学习西学，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著新的美学与文学理论体系。

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是大总结者归纳者，又结合西学之方法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先河。为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的前行，铺就一条道路，对后代学人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梁启超、胡适甚至包括鲁迅对他的评价甚高，“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语）“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语）。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学、美学之学术大家，其贡献也是世界学术��上的卓越丰碑，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级学者。

他在为学的疆场纵横捭阖，快马扬鞭，收获了无与伦比的成果。到了50岁，他做完了应该做出的一切。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重要成就的自选集《观堂集林》在1923年由上海的蒋汝藻出版，这部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朽之作诞生，且作为1924年春节入宫谢赏时奉献给溥仪的礼物 —— 黄绫裱《观堂集林》一部，他唯有用学识表达感恩。

其实，他希望在一个安逸静好一成不变的世界进行自己的学术生活，而不要被乱世打扰。这一点看，他就是个纯文人。

但他的悲剧恰恰是他作为大学问家，完成了宏大的学问工程，开创构筑了崭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向，疾步至此便画上了句号。

学问之外是他不喜欢的纷乱的世界，是他迷茫无措的生命困惑。

站在疾疴沉重的旧中国被打开一扇外向之门后的时代转折点上，世事巨变必然伴随相应的五味杂陈与各种荡气回肠的混乱。但王国维很难对接此境并拒绝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有人说他并非一个绝对守旧的人，早年他追求过新学，他在东洋五年，精通英语、德语与日语，西方世界的熏风浸透过他的身心，他较早地介绍西方哲学家极其哲学思想介绍来中国，如他研究并介绍过康德、尼采、叔本华，也介绍托尔斯泰及其作品，他有开阔的眼界，他不是一个毫无眼界与见识的纯本土保守文人。

但即便如此，他只是把西洋知识仅仅当做知识而已，没有从内心��处接受新思潮，也不关心探索改变陈旧中国的新思想，因为构筑了他50人生的精神基石有着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他对乱世出现的各种看不惯无包容之胸怀，他认为中国已“失道”，他所以仰赖的文化精髓被摧毁被践踏。

于是后世普遍归因他的自绝是殉了传统文化。殉了他认为是人生信仰基石的自儒家构建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大道。符合“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他只追求了新学之表，却迈不出大历史变迁下的新步伐。

四、哪根才是王国维的绝命稻草

但“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还是为自己赴死语焉不详的说辞。

作为学问大家王国维被大时局大动荡以及细微到其个体生活的种种现象冲击，而无以为力，甚为沮丧，这是表层的“事变”。

前面提及，革命军在南方所为的传言弥漫于清华园及北京的知识界，真假莫辨，而深层次的原因不可忽略其家庭生活的突发变故。

1926年，王国维遭遇老年丧子之痛，就是他非常钟爱的长子王潜明的英华早逝。

1926年9月，王潜明在上海突染伤寒，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后又发作。王国维听闻，即赴上海，但其病已无救。

王国维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王潜明的未亡人恰恰是罗振玉的爱女，成了新寡，都是二十七、八的韶华黑发，怎不令王、罗两位老人痛心。

而有种说法是丧事期间，王国维的继妻潘夫人与长媳妇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琐事，引发罗振玉不满，没有辞别，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而且有“大归”的绝决。

两位曾经的事业��生活之挚友，因儿女之事恩断义绝。

罗振玉埋怨王国维对家人管理失度，女儿受了委屈，而王国维几次三番将王潜明单位下发的抚恤金及额外资助等寄给罗家都被退回，最终罗还是收了钱，但这对清高刚直且性格内向的王国维无疑是极大的侮蔑，他受不了罗振玉对他如此绝决，他给罗的信中怒问：“连媳妇都养不起吗？”

他一生的好友和贵人罗振玉令他委屈和压抑。

1927年2月15日，王国维至天津张园觐见溥仪并拜寿，罗振玉也到场了，两人擦肩而过，甚至没有起码的礼仪寒暄之词。

（左：罗振玉；右：王国维与罗振玉合照）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上天安排的一段奇缘，如果没有这段奇缘，他们彼此都不可能成就各自的硕果累累，他们是彼此助力的。

而客观上说，王国维受益于罗或者说得恩于罗很大。他们保持了28年的人生交往，其中的27年，王国维在家庭生计、职业安排上多次得到罗振玉的资助。当然也有人说罗振玉的研究成果有部分是王国维报恩的奉献。

1898年正月，22岁的王国维从海宁乡间来到上海，抱着求学求真理的精神，入当时维新运动时期著名报纸《时务报》工作，他的学识与抱负并未被当时报社负责人汪康年赏识。

二月，他便进入离报社很近的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自此，二人结下20余年的友情。

王国维两次出国，第一次是罗振玉资助并有日本教师帮助，实现了一个青年出国留学长见识的愿望，但后因生病，不到一年就回国了。回国后王国维的职业生计均为罗振玉帮忙引荐介绍。

他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这份刊物大量向国内介绍近代西方学人及其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新知识，传播新思想。

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他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都得到罗振玉的帮助。

此时他主攻西方哲学，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 之“独学”时期。

三十岁以后，他转向文学。

他向国人介绍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介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还研究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

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投稿《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以崭新的眼光写出对中国旧文学的著名批评著作。

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解体，王国维跟随罗振玉第二次去日本，并滞留五年。

这期间，王国维已是拖家带口，家累沉重，又幸而得到罗振玉的各种资助和帮忙，并且居住在罗振玉家隔壁，两人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和治学的良好环境。

王国维整理并饱览罗振玉的大量藏书和收藏品，罗振玉的“大云书库”图书资料任其使用。两人交流心得，探讨学问。

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1916年他不忍心再以全家生活拖累罗振玉，便接受在上海的犹太裔富商哈同之邀，编《学术丛编》杂志。这一阶段他将之前的重要研究成果汇总，编成《观堂集林》，为学问立身。

当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本《人间词话》之广泛流传阅读至今，已实慰其心。

1921年，北大方面邀请他讲学，并拟聘教授，被他拒绝。1922年他接受了教学工作但不拿酬金，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但生活毕竟是一个现实问题，他向罗振玉请教，由罗振玉引荐至原陕甘总督、蒙古贵族多罗特·升允门下，他的学识受到赏识。

1923年春，紫禁城内的小朝廷自娱自乐，还要按旧制选海内硕学之士充实南书房，王国维正是经升允推荐，到紫禁城充��南书房行走，溥仪恩赏其五品衔，并食五品俸，后又获得紫禁城出入证，名号为“在紫禁城内骑马”。

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饱学之士，王国维只是秀才出身，能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是对其才学的极大肯定，读书之人将此事看的很重。

虽然南书房入值，但不参与政务，名义上有侍学之说，至少得以机会觐见皇帝，在有清一代士人中，以此为荣光。

他给溥仪有没有讲过学问、授过课否，没见记载。他写过几个关于整理文物的奏折，并有幸得窥大内所藏，用了大量时间在景阳宫整理清室文物与藏书。

不管怎么说，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直接资助，提供其收藏的大云书库图书资料任其使用，直接或间接推荐王国维谋生的职位，20多年来，罗振玉堪称王国维的贵人，对成就王国维的学问一定是有贡献的。而且他们还结下儿女亲家，王国维的大儿子正是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为妻。

如此牢固的友情大厦却倾覆在王国维的丧子之痛里。

前面我提及了他们因为子女之事翻脸，在1926年春天面对面而过不发一语。

这个打击对王国维是很大的，我相信他有对罗振玉的怨恨，但也必定有对这段情谊陨落的悲伤。

我相信，一个人走上自绝之路，更多地来自内心深处的个人性的创痛，大义大道的信仰，自尊刚直的个性多少会是一些促进的因素，但个人的体验，个人的悲伤是很难为外界解读出来的。

罗振玉在得知王国维死后也必定有过挣扎的内心，前言道，他上奏溥仪一份他伪造的所谓王国维“遗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馔，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

这就是罗振玉为王国维骗了个谥号，并为王的家属争取了2000元抚恤的经过。

罗振玉没有去北京参加王国维的葬礼，但他原先是想去的。王国维的子女回忆说 “罗老伯原来要来”云云。

但罗振玉在天津搞了隆重的��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更在祭文里宣称自己将和亡人“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他拿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领得贰千圆赏银抚恤金，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自己又另送上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

无论怎么说，从罗振玉本身的价值立场和对家属的实际抚恤安排，他都是做周全了，不失为对罗王这段近30年缘分做了一个较好的终结。

接下来不到一年，他更是把王国维遗稿编撰四集刊行于世，即王国维身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编订刻印之迅疾，可以说是罗振玉发自内心的诚挚，并竭尽了心力。这与两年后梁启超过世后身后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加注了一段关于罗王恩怨的传言：“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这段传言也是后世关于王国维之死因“逼债说”的滥觞，但关于钱财纠纷多是外人揣测，罗王两家人都没有提及。

如果为1000块债款逼死王国维，从罗一路过来对王国维的资助及其身后事的所为，这点钱财实在辱没两人人格。

两人的裂隙还是缘于儿女家庭之事。

罗振玉讲述的版本是，他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遗折，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即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他反复说的他俩“那件事”就是亲家反目。

百年来，闲杂俗人不应用钱财之争降低王、罗二人人格，一个是单纯的书生，一个虽擅长利益经营但也是对文化事业满满恭敬心并不吝付出之人。

压垮王国维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他内部对人生与生命的消极体验，他四岁失母怙，性格沉郁，生命态度悲观，而丧子之痛给了他致命一击，那是他的血脉，他的挚爱，而与罗振玉的恩断义绝更是人间情谊的虚无化，令他绝望。

五、人生三境界与人生三层楼

有必要重温他的著名的“人生三境界”说，但此说并非广义的人生意义的思考，而是他一生的长项：如何做学问。

他是做学问的导师，有指点具备学问慧根的学子之法力，但并不一定广泛有效于生命之道。

他在《人间词话》里这样阐述“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是清华导师王国维概括的为学之道：忍受求索之孤独寂寞，临高远眺，不为贫寒逆境而降低自己的格局；为求真理而不惜历经千辛万难，而独守孤寒不改初衷；勤奋砥砺，求索不辍，终将抵达真理的终点得到一片大光明的自在天地。

如果这个三段论适用于人生，将是多么完美。

犹如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论，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我们大多数人，在第一层楼，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第二层楼，丰先生认为就是对学问艺术有兴趣的，有力气的爬到第二层楼去玩玩，那里充斥着文人、知识分子。本质上与第一层楼的人也无太大区别。

第三层楼探索灵魂，探索人生的究竟，生命的意义，不过碍于人生的尺度之短，能有此觉悟者便少之又少了。

丰先生认为能上第三层楼的，唯他恩师弘一法师。哎，这是何等高格？

王国维在人生的第二层楼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纷纷扰扰的世间苦闷。

每读“人生三境界”，便会去想，“那人在灯火阑珊处”之后又如何？

王国维正是在这个境界获得大成就，也就是在丰子恺的人生第二层楼，遍揽无限风光之后，是否堕入了不知所从的困惑？

我多么希望寻到“那人”后，即使上不了丰子恺的第三楼，可不可以探索“三境界”后获得更高阔的人生第四境界，看破人生本质，抵达无欲无求而随缘而生的自由世界。身体的自由尚可贵，心灵的自由更弥珍。

但好可惜，以王国维这样的异禀天才，戛然而止于鱼藻轩下的水面。

六、萧条异代不同时

王国维的后代都没有被他培养专门去做学问。

在乱世之时，他认定做学问苦（包括精神的苦），谋生不易。他培养孩子去做专业人士以一技之长立世生存。前面说到他早逝的长子王潜明在海关工作，是铁饭碗。

而最秉承他学问慧根的是他的次子王高明。

（王仲闻[前排右一，1901-1969]，名高明，王国维次子）

原本，他也不令好学的王高明继续求学深造，而是让他中学毕业去做一份邮局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是铁饭碗有衣食保证。

后来他做到了民国政府北京邮局的一个不低的负责职位，一解放，他便是旧政府公职人员，被留用在某个小邮局卖邮票。

但他业余时间喜好研究词学，某种程度继承了王国维的衣钵，且十分精通此道。

他在五十年代遭遇坎坷，先是被打为“特务”，后又被邮局系统定为不宣布的“右派”，强制离职，以致一家生活无着。幸而北京中华书局看重他的所长，聘为“合同工”。

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

全凭自学成才的他真是不枉负乃父盛名，才学浑厚扎实，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请教，他都可一一作答，被编辑部同事戏称为 “宋朝人”。

他本质也是个书生，钻进学问废寝忘食，平日他就住在出版社里，晚上还不辍读书写作。他完成的《李清照集校注》，蜚声学术界。

但文革之初，还是被中华书局解除合同回家了。

（王仲闻[即王高明]校订的《全宋词》）

那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人生绝望，生存都无以为继，更被污以“特务”之罪被残忍批斗。

最终，这个最得王国维学问禀赋的人也以自绝的方式悲惨下世。

1969年的某日，他也去了颐和园，他可能想到了1927年6月2日父亲在鱼藻轩的情景。

那时候颐和园改名叫“人民公园”，大约连门票都不要，正是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他转了一圈，嫌人太多，乌泱乌泱的，跳水也未必真能死了，捞上来甚是难看，就回家服毒药自尽了。

父子两代人，都选择在一座美丽的园林 —— 颐和园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

王高明先生本是想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活完一生的，但老病穷途，世间迫害，被逼无奈而离开那个纷乱的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把生命活好活完整，让这唯一一次珍贵的人生不草率度过，虽然并不容易，虽然可能要在时代的污泥浊水中挣扎，虽然要忍受无数的苦痛折磨，但大多数人，即使不具体文化知识素养，但尚能将“活着”作为天理来遵从。如老子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天地之性人为贵。

可是，繁复庞杂的知识，与朴素的生命之道，是否存在畅达的通衢？

【注】本文原标题《鱼藻轩，永远不能抵达的彼岸》。

（陆波，律师，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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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amin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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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夏明：达赖喇嘛会两次敲门吗？

——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部份留学生交流

毕业典礼是美国大学的最隆重仪式。从学生（包括博士生）角度来看，辛苦四年或近十年（对许多公立学校来说恐怕还要更长），终于穿戴上了学位袍和方帽，与最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见证和庆祝获得学位的快乐时刻。从教授角度来看，更多时候他们都扮演着看门人的严厉角色，他们的天职似乎是有意为难学生，这时却是来欢送每一位弟子迈出校门，并为他们祝福，对他们寄以厚望，所以也会感到特别轻松、喜悦。为了让毕业生能够对母校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抹去他们在应付课业、挑灯夜战、挣扎竞争中积累的创伤，校方都会征求全校校友、教授和学生的意见，挑选一位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说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演讲人象征着毕业生手中接过的毕业证书的含金量。

圣迭戈大陆学生的愤怒

据报道，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已经邀请达赖喇嘛参见该校今年六月17号的毕业庆典，并作主题演讲。该校的网页引用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Pradeep K. Khosla）的话，这样写到：“我们将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接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无比感激，他将与我们的毕业生和家长亲友们以及公众分享普天慈悲的讯息。达赖喇嘛是一个和平之士，致力于推进全球责任和服侍人类。这些正是我们力求传递和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的。”

但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即刻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部份成员的抗议，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随即加入抗议行列。根据“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标明，它“是隶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美国广播公司当地10台的消息标题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演讲人激怒了中国学生”。该报道说：中国学生感到“恼火”、“不敬”、“震惊”（休克！）。一位叫列奥（Leo）的中国学生说：“邀请如此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非常��尊敬（我们）。”他还说，“如果他走上台，我也许就会离席退场。”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此发布一项抗议声明，并用黑体凸显下列文字：“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同样坚决反抵制何形式动机不明，污蔑与轻视中国历史，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行为。”“ 若是校方一意孤行，坚持在全校毕业典礼上邀请达赖喇嘛进行演讲，我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

现在，围绕该事件，中、英文媒体都开始跟进讨论，事态还有可能朝着影响扩大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想首先作为一位大陆来的汉人留学生，其次以一位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师身份，最后再以一位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学生的父亲角度，来和中国留学生交流一下我对此事的看法。希望我的经历和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帮助你们静心思考、独立判断，做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正确选择。

中国学人在美国的长与短

我是在1981年从成都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当时我16岁，也就是说，我与现在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相差整整一代，应该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复旦时，我们的苏步青校长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冲在高校改革的前沿，率先建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所研究生院。随后，美国史密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谢希德博士担任校长，再次引进美国教育体制来改革中国高校教育。可以说，我是一个极大的受益者。在复旦开始选拔5%的优秀生并配备导师指导时，我就连续入选，以后又免试直升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1986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的指导员兼班主任。

1991年我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来到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台湾人译为“天普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因为知名生物学家牛满江是我校的教授，所以该校与大陆交流密切。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还接受了我校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同窗苦读，在1997年双双分别获得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来到纽约工作。现在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大学系统——纽约城市大学（CUNY）执教二十年，在CUNY研究生中心教授研究生、培养博士，在斯德顿岛学院的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本科。

我说这些是要所有的留美学子意识到，就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和文化知识结构，在学术成就、职业规划和成功目标上，我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恐怕是，尽管我和妻子在上海已经结婚，而且都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但我们都只是兜里揣着100元美金，相差一年，先后来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的目标的。我想今天在美国的35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少有这样的窘迫了。

和所有志向高远、刻苦勤奋的留学生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在学业上都一直保持优异成绩。我的妻子连续成为院长名单上的表彰学生，最后以Beta Gamma Sigma荣誉协会成员毕业。我连续五年保持全额奖学金，还得到了博士论文奖学金，最后以社会科学、人文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毕业。在教职职位升迁上，我也是快马加鞭、捷足先登，从1997年到2006年，用了九年的时间爬完助理教授、副教授、终生教授资格和正教授的所有台阶。年收入也在2007年进入六位数，已是我刚来美国时全部资产的1000倍。

在别人看来，我已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但在我看来，我却愈发感觉到自己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问题。首先，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太会笑。这一点在我2007年回到复旦做访问学者时，感觉尤其强烈、深刻。应该说，复旦作为中国拥有最好生源的、最昂贵的综合性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天子骄子、家中千金。但是很奇怪，在校园上，他们绝大多数的面部表情是阴沉、冷漠、忧郁、甚至是痛苦的，陌生人之间没有微笑和眼神交流。家境平常的，可能有自卑感；家境优裕的，可能又有极强的防备意识。而我在美国的校园里，看到的基本都是欢天喜地的笑脸，对着陌生人时常也会问候（记住，我是在纽约！）。

其次，尽管我们学识很好、专业很强，但由于缺乏个性、品德、美学、心理、宗教和大脑神经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在工作环境中，中国人容易表现出人格缺陷和社交障碍（所谓的无法做到well-rounded），由此妨碍华人群体在领导能力和魅力上的彰显。在美国的办公室、教会、社区和公共场合，你都会碰到“乐于助人的撒玛利亚人”，但我们的华人文化加上党文化，无论是父母的教育，还是夫妻的规劝，都是要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管闲事”。缺乏公心��漠视公益、丧失义气、不敢担当，华人之间互相提防、猜疑、嫉妒、贬损，使得华人难以成为一股公益力量。

最后，当你在美国精英社会上升越高时，你会发现自己要克服的障碍、自身要扬弃的东西就越多。比如，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文体爱好层次之高，让人惊讶。我的一位牛津毕业的同事，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重新翻译了一遍。我的一位老师退休后专心于弹钢琴和绘画，画出许多上乘的作品。我的导师爱好航海，他会改进、修理他的帆船（有两卧室、厨房、厕所和雷达导航系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还是犹太人教会的教士，周末还要去讲经。而在我们华人中，较难找到在本职专业和休闲爱好二者兼优的。尤其让我感到强烈的是，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学者交流，也会发现差距。我自己承认，作为大陆一路文科培养的优秀生，台湾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会让我感到文字上读起来吃力。从繁体走到简体，大陆人的国学就失去了半壁河山。如果中国人的语言教育没法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全面升级到《辞海》、《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半文盲状态，丧失先人给我们创造出的智慧。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很难找到leadership、integrity（我试图把它译成“完和”）、empathy（我试图把它译成“移情互感”）等词汇的中文对应。

我总结的三点当然并非全部适合今天的大陆留学生。我注意到，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已经非常注重子女的才艺培��；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我们八十年代成长的学生恐怕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进都有更多的自由创造力。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三大问题多多少少还存在。归结起来，他们涉及到我们人生是否能够幸福快乐，我们个人是否具有慈悲和移情互感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不断取得精神进化、求得“真、善、美、圣”。

生命中的灵性成长

我的人生进入中年后，我突然感到中年危机。从来没有人给我提醒过这些问题，原来给我指引的人也逐渐无力帮助。瑞士十九世纪著名伦理哲学家亨利ˑ 弗雷德里克ˑ艾米尔（Henri Frederic Amiel）在他的《私密札记残卷》中写道“祥和与安宁顶级术”时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身心痛苦；我们至亲至爱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与恐惧魔王的交往。有许多悲伤他人无法分担。良善本身指道我们把它们掩藏起来。一个人孤独地忍受折磨，一个人孤独地死，一个人孤独地把自己掩藏在四壁上下六面构成的房间里。但我们并未被禁止把这种孤独展示给神。因此，痛苦的独白变成了平和的对话，抵制变成了归顺，窒息变成了自由。”

我们许多人都试图思考世界的起始、终极、无限和永恒，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故居独处时，可能也会仰望星空，寻求与宇宙之神的连结。但有了饥渴、期盼之心，并非就会迎来神的能量、光芒和喜悦。由于世界所有伟大宗教几乎都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的500年之间）产生的，所以，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产生出无数的圣人、宗教哲学家和大师，创造和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典籍，形成了教阶、教义和全职终身献身神佛的教士修女、僧侣僧尼团体。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传统，即便我们自己读遍经书，可能也永远无法入门，踏上身心升华、精神进化的阶梯。许多人生吞活剥，不得精义，反而误入歧途，遁入歪门邪道。洪秀全读到一本小册子就自认为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天地会”和“太平天国”，结果引发内乱，招致几千万人的死亡，就是例证。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大师”，有的害人害己，结果自家小命不保；有的宣称自己既是上帝、又是创经者、又是先知，还是在地上行走的布道人，可以给予信徒现世报和来世报，建立起了个人崇拜的神学的专制政治。

还在中国时我就开始读《圣经》、《古兰经》、儒教经典、《老子》和各类佛经。我多次参加过徐家汇国际礼拜堂的礼拜、天主堂的圣诞活动和郊外佘山天主堂的敬拜，玉佛寺、静安寺和龙华寺更是我常去的清静之处。但由于中国大陆不鼓励传福音、广布法，各类寺庙、教堂基本上处于“文物保护”状态，所以“仅供参观、不许触摸！”当然我也就无缘找到高人、大师引领进入堂奥。到了美国后，我也参加了各类基督教教会活动，有周末查经、夏季退休、海外校园讲座等各类活动。我相信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们的论述（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ˑ詹姆斯的《林林总总的宗教体验》）：首先，神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神和神的敬拜者一定会沟通，所以成功的敬拜者会有通神的体会；第三，所有伟大宗教的经典都有令人信服的言辞和逻辑体系；最后，皈依之后教徒会感到收获（物质、精神或喜乐上的增长）。全球无神论和无宗教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4%，而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换言之，全球50-80%（后者较高的数字是根据官方的数字认为中国有一亿多人信仰宗教）的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盖洛普民调几十年来都发现，95%的美国人“相信神或一个更高力量的存在”。皮尤（Pew）基金会2008年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完全或绝大多时候”相信“天使”和“恶魔”活跃在当今世界，而且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说，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他们祷告中的具体请求得到了直接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的心理人类学家鲁尔曼恩（T.M.Luhrmann）在《当神回复时》（When God Talks Back，2012年）里写道：“许多美国人不仅总体上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还直接体验到了神，还报告说与超自然力量有不断的接触。”

总之，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你的盘缠不够丰厚，不是你的英语不够流利，也不是你的专业没有出类拔萃，更不是因为你是亚裔少数人种。最大的、涉及到你的身、心、业全方位的挑战，其实是你是否能够适应一个宗教情怀极强的美国（甚至远远超过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在2015年6月，盖洛普的一项电话民调问如下的问题：“从现在到2016年的政党代表大会，讨论总统的条件会涉及教育、性别、年龄、宗教、种族等因素。如果你的党提名一位总体条件非常好的候选人，但他/她正好是下列一类，你会投票支持吗？”结果是这样的：（http://www.gallup.com/poll/183713/socialist-presidential-candidates-least-appealing.aspx）天主教（是：93%，否：6%）；女性（是：92%，否：8%）；黑人（是：92%，否：7%）；西班牙裔（是：91%，否：8%）；犹太人（是：91%，否：7%）；摩门教（是：81%，否：18%）；同性恋（是：74%，否： 24%）；福音派（是：73%，否：25%）；穆斯林（是：60%，否： 38%）；无神论（是：58%，否：40%），社会主义者（是：47%，否： 50%）。它们表明：尽管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的民族，但无神论者是在宗教取向中最不受接纳的。如果在美国，有一群人还公开宣示自己是“无神论”加“社会主义”（这项民调还没有问到“共产主义”！），那基本上就是向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宣战。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表现出的对穆斯林的强烈偏见，华人新移民如果公开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来对抗任何美国的认同，都只能是政治自杀。所以，以政治力量来干预宗教和文化教育，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非常荒谬、甚至恐怖的，因为它危及了这个国家建国的基本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贵格会、威廉ˑ佩恩、托马斯ˑ杰弗逊、《弗吉尼亚宗教宽容法案》、政教分离、摩门教创立、接纳犹太人、阻止反犹主义、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等等历史事件，都在创立、印证和弘扬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立国精神。

在美国，对于一个从未有过宗教体验和经历的大陆背景年轻人来说，如何让一颗封闭、坚硬、从未经历过圣恩沐浴的心打开、并被滋润起来，需要有导师点拨、正教引路、团契巩固。众多的修心修行之路，到底选择哪一条？哪一条又最终给你带来喜乐和指导人生路径方向的罗盘？时常我们的人生都不是自我设计和选择的，经常我们要认准缘分、把握机缘，或者接受拣选、成全伟业。

专制体制和自由选择

在中国专制体制下成长，我们的个人自愿选择是非常少的。我们的一生总是被安排、被强迫和被动接受。比如，我报考复旦大学时填报的是“中文”、“新闻”和“经济管理”三个系，但当时负责在成都招生的国际政治系杨新宇教授告诉我，他看到我的家庭背景红，英文成绩又很好，所以把我放进了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我在大学一年级仍然不忘作家梦，大学写作课得的“优”，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让我的中文老师张晓林教授热泪盈眶，他热情地推荐给《萌芽》杂志发表。可是1981年批白桦和他的小说《太阳与人》以及改编的电影《苦恋》又掀起一场所谓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我的小说涉及情窦初开主题因此被判为“小资情调”而遭撤稿。1988年我又完成书稿《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它被排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现代化丛书”，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周谷城任主编，现在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任副主编，周老并为之作序。但因为遭遇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已完成清样交付印刷的书��就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应该说，人生已经给我了无数亲生经历来强化一个教训：在中共政权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在1989年五月，我又被历史推向了一个“索菲的选择”：我的学生们（上我公共课的管理学院学生张才、新闻系陈雅君和我的国际政治系86级的文江平）积极参与了4-5月的游行集会抗议活动，呼吁中共反腐、改革、推动民主。他们要我表态并站出来支持他们。当时我在争取公派出国留学。党和学生、利益和历史、背叛理念和献身理想几乎把我撕裂。但我选择了后者，真正感觉到自由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一年离校的自由、受到系内党内警告处分，后来我干脆辞职离校去国来美自费留学。但我迄今不后悔，因为我的选择让我得到了美国，成为我人生的最重要里程碑。

后来的十年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我身份的转变，我的“罪过”逐渐被母校复旦原谅，所以我又回到复旦讲学、交流，参加会议、指导学生。我还帮助北京奥林匹克主委会完成了《奥运期间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方式和防控措施》的调研报告。但2008年，历史又再一次把我推向一个两难困境：四川大地震后，我带了一队电影艺术家到我的家乡拍摄地震纪录片。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两次撞上了在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垮塌受难孩童父母的游行、抗议和示威。我们也因此记录到几百位父母的哭诉和孩子的冤屈。我们摄影组在成都被拘被扣，后被驱逐出境。回到纽约后，纽约总领馆的新闻处处长联络我，要我抵制电影后期制作，并许诺给予经济回报。我又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停止发声、忘却家乡的受灾孩童和父母、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保留畅通回国的机会，还是跟随良心正义、为灾区父老乡亲和冤死的孩童仗义执言、同时得罪中共政府和失去回国的机会。面对又一个公私两难全的选择，我选择了后者。在我们制作的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我们的团队走在红地毯上，一位记者问我走红地毯的感觉。我说，我走的不是红地毯，我选择了一条荆棘路。这部电影遭到国内政府全面封杀。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不用扛着十字架让灵魂受罚，而是毫无内心的罪恶感去踏上荆棘路。

2009年五月正好过44岁生日。对于有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上升的工作压力��线和下滑的身体体能曲线构成一个剪刀口似的鬼门关。这恰好印证了《神曲》的开篇描述。出走佛罗伦萨流亡他乡的但丁这样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从2008年夏天翻译出五、六十小时的原材、到制作完《劫后天府泪纵横》，我已是身心两损、跌入抑郁状态。这时我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的电话。他自报家门，说是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他告诉我，五月五日下午达赖喇嘛将在华尔道夫酒店与部分华人见面，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当然乐于参加，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且当天晚上也是HBO举行《劫后天府泪纵横》首映式的时间。

其实，我要说实在话，我对西藏和藏人事务了解不多，除了听一些官方的灌输和看过电影《农奴》和才旦卓玛的表演外，就是在成都看到和接触到藏人。对当时的我来说，西藏文化、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种忽略也不会对我的身心和事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这种想法一到达赖喇嘛面前就证明是错的。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位充满精力和活力的长者，不像是“农奴主的代表”，更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是“头上长角的恶魔”。他与汉人亲近，重点是要阐释他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同时要求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它包括宗教、文化和语言。国防、外交权归中央，而经济发展是有助于藏区的现代化的，也是藏人欢迎的。达赖喇嘛也提醒说，邓小平承诺过，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好谈。但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没有切实、真诚地推动双方互动。通过这次见面，我也了解了更多2008年所谓“拉萨事件”的真相、藏人的苦难和藏人自焚的悲剧和原因。

走进修心、沐浴阳光

从此以后，我开始更多关心西藏问题，也把它纳入到我的《中国政治》课程中。当读到越来越多的有关西藏书籍后，就愈发体会到西藏文化、宗教的深度和广度。我不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汉人党文化的教育里，我从来没有学到过如此深入的对心的讨论？沿着这个问题，我认识到矗立在世界屋脊的藏族文化其实吸收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的养料，建立在印度教和佛教的两大支柱上。佛教和印度教两扇大门对我打开。我也潜心进入阅读达赖喇嘛的宗教著述、倾听和理解达赖喇嘛的讲法活动。因为藏传佛教强调师承的重要性，所以佛教经典需要由上师（喇嘛）亲自教导传授，弟子才能获得真传。这种师徒传承一直可以上溯到佛陀，由此保证佛经的规范解释。我有幸多次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释菩提心论》、《入菩提行论》、《修心七要》和《修次中篇》，获得真传。以此为基础，我也能理解《西藏生死书》、《西藏死亡书》、《心经》、《法华经》、《地藏菩萨经》和《金刚经》等著作。同时，也能够理解印度教的经典，例如《韦陀》、《薄伽梵歌》、《奥义书》等。最重要的收获，一是学会了修心并试图将肉体（车舆）、欲望（野马）控制驾驭在心智（车夫）下面；二是领略到修心如沐浴阳光般的温暖快乐。我人生抑郁的阴霾自然被驱散。

我叙述这些，并非要人们皈依佛门。正如罗素所讲的，佛教是智者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而人人都可以成佛。真理似乎就是佛教的上帝。所以，达赖喇嘛曾说过，你不信上帝没关系，如果信仰真理，真理就成为了上帝。达赖喇嘛的教导价值正在与此。在《超越宗教：普世伦理观》一书中，达赖喇嘛继承了印度文化中的“世俗主义”，尤其是圣雄甘地的思想，认为，“‘世俗’不是说与宗教或有信仰的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对所有宗教的尊重和宽容。它也意味着包容和公平的态度，甚至是对待无信仰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赖喇嘛努力促进全球宗教对话，用非暴力、慈悲的方式处理冲突和构建��平。当我们经历了千年以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创的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圣战困扰后，甘地和达赖喇嘛提出的印度-佛教视角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学者，“我思，故我在！”心智至上显然要优于物质至上。我的生命首先是由观念指引的。因此，我的人生和学问发生了调整。我的研究的哲学基础延伸到印度和西藏文明。我也两次在纽约城市大学为达赖喇嘛举办论坛、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桑东仁波切举办演讲会，讨论宗教、哲学、文化和教育等问题。我已经与达赖喇嘛在不下十五次的场合见面、求教和做工。我的岳母在辞世前向我转告来自国内有关方面的招呼，警告我与达赖喇嘛接触就是过了红线。我又不得不在生命、喜乐、慈悲和非暴力之路，和灭亡、恐惧、仇视和暴力之路两相选择。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亲近达赖喇嘛和他的教导，但我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此我已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皈依佛教，真正得到“无声父母、真空家乡”，也算至当不易。再说，进了知识分子的教门，也就必然奉苏格拉底为始祖，一方面要做好社会的良心，不失“牛虻”的社会批判能力；另一方面，也只好坦然付出代价，作个“世界公民”了。总之，我觉得，为了达赖喇嘛，失去整个祖国，对我的生命也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书桌前放着一个从汉城国立大学带回的水晶镇纸，上面写道：“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幸见到世界第一僧人、世界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实在是前世今生修得来的佛缘。去年，我的女儿的学校史密斯学院也有幸安排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而且我们全家都被校方邀请。我们欢天喜地注册登了记，期盼全家第一次与他同时见面。可惜的是，在例行的健康检查中，医生要求达赖喇嘛取消公务活动、强制休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是我家的遗憾，而且整个史密斯校园和成千的家长都惋惜不已。我真想对所有的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说，达赖喇嘛的来访不仅会让你们学校上新闻，而且也会让许多大学羡慕不已。我在纽约大学教授的学生知道达赖喇嘛要到纽约，首先问我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然后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他们可都是交了六、七万美元学费的！如果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还要拿学费钱说事，就只能是“眼前不观”了。

藏传佛教天鹅到美国

我还想说一下，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所有大陆背景华人，其实都是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受益者。在《天鹅怎样来到了湖畔: 美洲佛教演义》（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一书中，菲尔兹（Rick Fields）讲到，据《梁书》记载，在公元五世纪就有高僧经由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扶桑，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佛教可能很早就传入美洲。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地的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一批人到印度跟随达赖喇嘛学法，其中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乌玛ˑ瑟曼恩（Uma Thurman）的爸爸、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ˑ瑟曼恩，诗人艾伦ˑ金斯博格（Allen Ginsberg）和藏学大师杰弗瑞ˑ霍普金斯。同时期，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ˑ艾利斯（Michael Aris）也到不丹学习，后来写作有关达赖喇嘛六世和藏传佛教的诸多著作。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佛法修行中心首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尤其以洛杉矶、伯克利和加州大学为中心。因为这个原因，好莱坞和那里许多艺术家成为达赖喇嘛的热心追随者（李察冀尔、Sharon Stone, 哈里森ˑ福特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华人开始赴美留学或移民之前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已经在西方文明世界拓荒、扎根和耕耘。他们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充满好奇和尊敬，并让佛教及其瑜伽修行成为西方主流文明天然的一部分。如果新来的大陆移民和留学生不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要对此释放敌视和仇恨，只会失掉“Cool”。

即便是猎奇，即便是“玩酷”，我们华人也应该知道一些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何况他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二者的精华是由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守护、提炼和传播的。不管达赖喇嘛对你来说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国家的大学校园，他也不会生吞活剥你，所以何不走近看个究竟，做出自己的判断？达赖喇嘛时常教导他的听众，对待任何一个宗教，要用佛陀教导的黄金鉴别方法：刮刮看，切切看，烧烧看。我也建议所有的大陆留学生，至少读一本达赖喇嘛的著作（上百本已经构成达赖喇嘛研究学）、看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Kundun或者Seven Years in Tibet）、听一场达赖喇嘛的演讲。为了帮助大陆留学生能够真正鉴别藏传佛教的价值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吾土吾民》（My Land, My People）、《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和《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可以做入门。如果要读大陆背景学者的著作，王力雄的《天葬》和他藏人妻子唯色的任何著作（尤其是《自焚藏人档案》）都会受益匪浅。李江琳的《拉萨！1959》（哈佛大学的英文版是Tibet in Agony）和《当铁鸟在天空翱翔》也都会让汉人读者唏嘘不已。

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诗《题李凝幽居》说到：“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今天，对圣迭戈分校的学生、学者来说，僧敲学校殿堂们，如果你们不应，恐怕不会再有“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如果到了美国的学术殿堂还想继续吃党妈的饭、喝党妈的奶，各位学子和家长倒真应该问一问，付出大把美金，到美国来干啥？

中国政府视之为弊帚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却被奉为圭臬。这也许是当今中国政权的问题所在。比如，三位大陆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流亡法国（高行健）不得归家，一位流亡印度（达赖喇嘛）不许过门，再一位更是深陷囹圄（刘晓波）、生死未卜。但印度政府作为一个多元民主体制，却能将流亡他乡的难民，双双成就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精神领袖：他（她）俩就是从阿尔巴尼亚到加尔各答的修女特蕾莎和从拉萨流亡到达兰萨拉的高僧达赖喇嘛。印度人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贫穷，其实他们很富裕。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裔美国人在政界、学界和商界都贡献出更多领导人的原因。如此理解，我就不奇怪，为何圣迭戈分校印度裔背景的科学家、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会对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敬有加。校长科斯拉为他的学校和社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因此警告和迁怒印度裔人群，真是错上加错。

总结和希望

说了这么多，我把我的意思总结如下：

美国是一个以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为立国基础的，任何以集权政府机构为依靠在美国大学内部破坏这种多元精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涉及到严重的违法问题。如果因为中国官方在圣迭戈分校投下很多资金，就想以此为要挟，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既然中国留学生是到美国留学，就该随遇而安，而不是掀房顶。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排外情绪高涨，还要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双重价值观来冲击美国主流文明，确实不明智。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想想“断狼奶”的时候已到。用卢梭的话来说：“我的朋友们，挣脱掉你们的未成年期，醒来吧！”

其实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受中国政府使、领馆的领导和操纵，才是大陆留美学生获得真理的第一步。我要说：“美国的大学空气使你自由！敞开胸怀、吐出雾霾、自由呼吸吧！”

我反抗，所以，我自由！同时，我反抗，所以，你们自由！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和我们的后人做点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四个唯一从未举行过全国普选的国家（另外三个是萨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和文莱），如果我们在民主国家从未为此感到过羞耻和愤怒，却认为达赖喇嘛污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何等的弱智。

反抗带来的惩罚其实并不可怕，无非就是失去一些建立在牺牲弱者利益上的特权。当任何一项权利我能享受，而其他中国人却被剥夺时，我要么为他们争平权，要么我放弃自己的特权，绝不成为特权者鱼肉人民盛宴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由意志会让你充满喜乐和自豪。这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最起码的素质。

达赖喇嘛常说，万事无常。历史潮流总是在不断演变，历史变迁过程中你是否找到了永恒的空间，都是由当下积德造业而决定的。

为了表达对印度文明的感谢，同时与所有的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华人、留学生共勉，我用泰戈尔的诗来结束我的长文：

泰戈尔：《我的祖国》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大地、水流、空气和果实甜美。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家园、集市、森林和田野富饶。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承诺和希冀、行为和言辞真挚。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儿女们的身心和谐归一。

2017年2月11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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