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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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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夏明：达赖喇嘛会两次敲门吗？

——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部份留学生交流

毕业典礼是美国大学的最隆重仪式。从学生（包括博士生）角度来看，辛苦四年或近十年（对许多公立学校来说恐怕还要更长），终于穿戴上了学位袍和方帽，与最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见证和庆祝获得学位的快乐时刻。从教授角度来看，更多时候他们都扮演着看门人的严厉角色，他们的天职似乎是有意为难学生，这时却是来欢送每一位弟子迈出校门，并为他们祝福，对他们寄以厚望，所以也会感到特别轻松、喜悦。为了让毕业生能够对母校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抹去他们在应付课业、挑灯夜战、挣扎竞争中积累的创伤，校方都会征求全校校友、教授和学生的意见，挑选一位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说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演讲人象征着毕业生手中接过的毕业证书的含金量。

圣迭戈大陆学生的愤怒

据报道，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已经邀请达赖喇嘛参见该校今年六月17号的毕业庆典，并作主题演讲。该校的网页引用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Pradeep K. Khosla）的话，这样写到：“我们将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接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无比感激，他将与我们的毕业生和家长亲友们以及公众分享普天慈悲的讯息。达赖喇嘛是一个和平之士，致力于推进全球责任和服侍人类。这些正是我们力求传递和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的。”

但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即刻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部份成员的抗议， 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随即加入抗议行列。根据“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标明，它“是隶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美国广播公司当地10台的消息标题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演讲人激怒了中国学生”。该报道说：中国学生感到“恼火”、“不敬”、“震惊”（休克！）。一位叫列奥（Leo）的中国学生说：“邀请如此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非常不尊敬（我们）。”他还说，“如果他走上台，我也许就会离席退场。”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此发布一项抗议声明，并用黑体凸显下列文字：“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同样坚决反抵制何形式动机不明，污蔑与轻视中国历史，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行为。”“ 若是校方一意孤行，坚持在全校毕业典礼上邀请达赖喇嘛进行演讲，我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

现在，围绕该事件，中、英文媒体都开始跟进讨论，事态还有可能朝着影响扩大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想首先作为一位大陆来的汉人留学生，其次以一位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师身份，最后再以一位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学生的父亲角度，来和中国留学生交流一下我对此事的看法。希望我的经历和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帮助你们静心思考、独立判断，做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正确选择。

中国学人在美国的长与短

我是在1981年从成都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当时我16岁，也就是说，我与现在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相差整整一代，应该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复旦时，我们的苏步青校长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冲在高校改革的前沿，率先建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所研究生院。随后，美国史密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谢希德博士担任校长，再次引进美国教育体制来改革中国高校教育。可以说，我是一个极大的受益者。在复旦开始选拔5%的优秀生并配备导师指导时，我就连续入选，以后又免试直升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1986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的指导员兼班主任。

1991年我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来到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台湾人译为“天普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因为知名生物学家牛满江是我校的教授，所以该校与大陆交流密切。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还接受了我校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同窗苦读，在1997年双双分别获得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来到纽约工作。现在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大学系统——纽约城市大学（CUNY）执教二十年，在CUNY研究生中心教授研究生、培养博士，在斯德顿岛学院的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本科。

我说这些是要所有的留美学子意识到，就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和文化知识结构，在学术成就、职业规划和成功目标上，我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恐怕是，尽管我和妻子在上海已经结婚，而且都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但我们都只是兜里揣着100元美金，相差一年，先后来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的目标的。我想今天在美国的35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少有这样的窘迫了。

和所有志向高远、刻苦勤奋的留学生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在学业上都一直保持优异成绩。我的妻子连续成为院长名单上的表彰学生，最后以Beta Gamma Sigma荣誉协会成员毕业。我连续五年保持全额奖学金，还得到了博士论文奖学金，最后以社会科学、人文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毕业。在教职职位升迁上，我也是快马加鞭、捷足先登，从1997年到2006年，用了九年的时间爬完助理教授、副教授、终生教授资格和正教授的所有台阶。年收入也在2007年进入六位数，已是我刚来美国时全部资产的1000倍。

在别人看来，我已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但在我看来，我却愈发感觉到自己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问题。首先，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太会笑。这一点在我2007年回到复旦做访问学者时，感觉尤其强烈、深刻。应该说，复旦作为中国拥有最好生源的、最昂贵的综合性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天子骄子、家中千金。但是很奇怪，在校园上，他们绝大多数的面部表情是阴沉、冷漠、忧郁、甚至是痛苦的，陌生人之间没有微笑和眼神交流。家境平常的，可能有自卑感；家境优裕的，可能又有极强的防备意识。而我在美国的校园里，看到的基本都是欢天喜地的笑脸，对着陌生人时常也会问候（记住，我是在纽约！）。

其次，尽管我们学识很好、专业很强，但由于缺乏个性、品德、美学、心理、宗教和大脑神经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在工作环境中，中国人容易表现出人格缺陷和社交障碍（所谓的无法做到well-rounded），由此妨碍华人群体在领导能力和魅力上的彰显。在美国的办公室、教会、社区和公共场合，你都会碰到“乐于助人的撒玛利亚人”，但我们的华人文化加上党文化，无论是父母的教育，还是夫妻的规劝，都是要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管闲事”。缺乏公心、漠视公益、丧失义气、不敢担当，华人之间互相提防、猜疑、嫉妒、贬损，使得华人难以成为一股公益力量。

最后，当你在美国精英社会上升越高时，你会发现自己要克服的障碍、自身要扬弃的东西就越多。比如，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文体爱好层次之高，让人惊讶。我的一位牛津毕业的同事，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重新翻译了一遍。我的一位老师退休后专心于弹钢琴和绘画，画出许多上乘的作品。我的导师爱好航海，他会改进、修理他的帆船（有两卧室、厨房、厕所和雷达导航系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还是犹太人教会的教士，周末还要去讲经。而在我们华人中，较难找到在本职专业和休闲爱好二者兼优的。尤其让我感到强烈的是，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学者交流，也会发现差距。我自己承认，作为大陆一路文科培养的优秀生，台湾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会让我感到文字上读起来吃力。从繁体走到简体，大陆人的国学就失去了半壁河山。如果中国人的语言教育没法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全面升级到《辞海》、《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半文盲状态，丧失先人给我们创造出的智慧。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很难找到leadership、integrity（我试图把它译成“完和”）、empathy（我试图把它译成“移情互感”）等词汇的中文对应。

我总结的三点当然并非全部适合今天的大陆留学生。我注意到，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已经非常注重子女的才艺培养；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我们八十年代成长的学生恐怕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进都有更多的自由创造力。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三大问题多多少少还存在。归结起来，他们涉及到我们人生是否能够幸福快乐，我们个人是否具有慈悲和移情互感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不断取得精神进化、求得“真、善、美、圣”。

生命中的灵性成长

我的人生进入中年后，我突然感到中年危机。从来没有人给我提醒过这些问题，原来给我指引的人也逐渐无力帮助。瑞士十九世纪著名伦理哲学家亨利ˑ 弗雷德里克ˑ艾米尔（Henri Frederic Amiel）在他的《私密札记残卷》中写道“祥和与安宁顶级术”时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身心痛苦；我们至亲至爱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与恐惧魔王的交往。有许多悲伤他人无法分担。良善本身指道我们把它们掩藏起来。一个人孤独地忍受折磨，一个人孤独地死，一个人孤独地把自己掩藏在四壁上下六面构成的房间里。但我们并未被禁止把这种孤独展示给神。因此，痛苦的独白变成了平和的对话，抵制变成了归顺，窒息变成了自由。”

我们许多人都试图思考世界的起始、终极、无限和永恒，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故居独处时，可能也会仰望星空，寻求与宇宙之神的连结。但有了饥渴、期盼之心，并非就会迎来神的能量、光芒和喜悦。由于世界所有伟大宗教几乎都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的500年之间）产生的，所以，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产生出无数的圣人、宗教哲学家和大师，创造和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典籍，形成了教阶、教义和全职终身献身神佛的教士修女、僧侣僧尼团体。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传统，即便我们自己读遍经书，可能也永远无法入门，踏上身心升华、精神进化的阶梯。许多人生吞活剥，不得精义，反而误入歧途，遁入歪门邪道。洪秀全读到一本小册子就自认为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天地会”和“太平天国”，结果引发内乱，招致几千万人的死亡，就是例证。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大师”，有的害人害己，结果自家小命不保；有的宣称自己既是上帝、又是创经者、又是先知，还是在地上行走的布道人，可以给予信徒现世报和来世报，建立起了个人崇拜的神学的专制政治。

还在中国时我就开始读《圣经》、《古兰经》、儒教经典、《老子》和各类佛经。我多次参加过徐家汇国际礼拜堂的礼拜、天主堂的圣诞活动和郊外佘山天主堂的敬拜，玉佛寺、静安寺和龙华寺更是我常去的清静之处。但由于中国大陆不鼓励传福音、广布法，各类寺庙、教堂基本上处于“文物保护”状态，所以“仅供参观、不许触摸！”当然我也就无缘找到高人、大师引领进入堂奥。到了美国后，我也参加了各类基督教教会活动，有周末查经、夏季退休、海外校园讲座等各类活动。我相信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们的论述（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ˑ詹姆斯的《林林总总的宗教体验》）：首先，神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神和神的敬拜者一定会沟通，所以成功的敬拜者会有通神的体会；第三，所有伟大宗教的经典都有令人信服的言辞和逻辑体系；最后，皈依之后教徒会感到收获（物质、精神或喜乐上的增长）。全球无神论和无宗教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4%，而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换言之，全球50-80%（后者较高的数字是根据官方的数字认为中国有一亿多人信仰宗教）的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盖洛普民调几十年来都发现，95%的美国人“相信神或一个更高力量的存在”。皮尤（Pew）基金会2008年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完全或绝大多时候”相信“天使”和“恶魔”活跃在当今世界，而且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说，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他们祷告中的具体请求得到了直接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的心理人类学家鲁尔曼恩（T.M.Luhrmann）在《当神回复时》（When God Talks Back，2012年）里写道：“许多美国人不仅总体上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还直接体验到了神，还报告说与超自然力量有不断的接触。”

总之，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你的盘缠不够丰厚，不是你的英语不够流利，也不是你的专业没有出类拔萃，更不是因为你是亚裔少数人种。最大的、涉及到你的身、心、业全方位的挑战，其实是你是否能够适应一个宗教情怀极强的美国（甚至远远超过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在2015年6月，盖洛普的一项电话民调问如下的问题：“从现在到2016年的政党代表大会，讨论总统的条件会涉及教育、性别、年龄、宗教、种族等因素。如果你的党提名一位总体条件非常好的候选人，但他/她正好是下列一类，你会投票支持吗？”结果是这样的：（http://www.gallup.com/poll/183713/socialist-presidential-candidates-least-appealing.aspx）天主教（是：93%，否：6%）；女性（是：92%，否：8%）；黑人（是：92%，否：7%）；西班牙裔 （是：91%， 否：8%）； 犹太人（是：91%，否：7%）；摩门教（是：81%， 否：18%）；同性恋（是：74%，否： 24%）；福音派（是：73%， 否：25%）；穆斯林（是：60%，否： 38%）；无神论（是：58%，否：40%），社会主义者（是：47%，否： 50%）。它们表明：尽管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的民族，但无神论者是在宗教取向中最不受接纳的。如果在美国，有一群人还公开宣示自己是“无神论”加“社会主义”（这项民调还没有问到“共产主义”！），那基本上就是向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宣战。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表现出的对穆斯林的强烈偏见，华人新移民如果公开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来对抗任何美国的认同，都只能是政治自杀。所以，以政治力量来干预宗教和文化教育，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非常荒谬、甚至恐怖的，因为它危及了这个国家建国的基本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贵格会、威廉ˑ佩恩、托马斯ˑ杰弗逊、《弗吉尼亚宗教宽容法案》、政教分离、摩门教创立、接纳犹太人、阻止反犹主义、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等等历史事件，都在创立、印证和弘扬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立国精神。

在美国，对于一个从未有过宗教体验和经历的大陆背景年轻人来说，如何让一颗封闭、坚硬、从未经历过圣恩沐浴的心打开、并被滋润起来，需要有导师点拨、正教引路、团契巩固。众多的修心修行之路，到底选择哪一条？哪一条又最终给你带来喜乐和指导人生路径方向的罗盘？时常我们的人生都不是自我设计和选择的，经常我们要认准缘分、把握机缘，或者接受拣选、成全伟业。

专制体制和自由选择

在中国专制体制下成长，我们的个人自愿选择是非常少的。我们的一生总是被安排、被强迫和被动接受。比如，我报考复旦大学时填报的是“中文”、“新闻”和“经济管理”三个系，但当时负责在成都招生的国际政治系杨新宇教授告诉我，他看到我的家庭背景红，英文成绩又很好，所以把我放进了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我在大学一年级仍然不忘作家梦，大学写作课得的“优”，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让我的中文老师张晓林教授热泪盈眶，他热情地推荐给《萌芽》杂志发表。可是1981年批白桦和他的小说《太阳与人》以及改编的电影《苦恋》又掀起一场所谓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我的小说涉及情窦初开主题因此被判为“小资情调”而遭撤稿。1988年我又完成书稿《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它被排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现代化丛书”，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周谷城任主编，现在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任副主编，周老并为之作序。但因为遭遇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已完成清样交付印刷的书稿就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应该说，人生已经给我了无数亲生经历来强化一个教训：在中共政权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在1989年五月，我又被历史推向了一个“索菲的选择”：我的学生们（上我公共课的管理学院学生张才、新闻系陈雅君和我的国际政治系86级的文江平）积极参与了4-5月的游行集会抗议活动，呼吁中共反腐、改革、推动民主。他们要我表态并站出来支持他们。当时我在争取公派出国留学。党和学生、利益和历史、背叛理念和献身理想几乎把我撕裂。但我选择了后者，真正感觉到自由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一年离校的自由、受到系内党内警告处分，后来我干脆辞职离校去国来美自费留学。但我迄今不后悔，因为我的选择让我得到了美国，成为我人生的最重要里程碑。

后来的十年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我身份的转变，我的“罪过”逐渐被母校复旦原谅，所以我又回到复旦讲学、交流，参加会议、指导学生。我还帮助北京奥林匹克主委会完成了《奥运期间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方式和防控措施》的调研报告。但2008年，历史又再一次把我推向一个两难困境：四川大地震后，我带了一队电影艺术家到我的家乡拍摄地震纪录片。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两次撞上了在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垮塌受难孩童父母的游行、抗议和示威。我们也因此记录到几百位父母的哭诉和孩子的冤屈。我们摄影组在成都被拘被扣，后被驱逐出境。回到纽约后，纽约总领馆的新闻处处长联络我，要我抵制电影后期制作，并许诺给予经济回报。我又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停止发声、忘却家乡的受灾孩童和父母、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保留畅通回国的机会，还是跟随良心正义、为灾区父老乡亲和冤死的孩童仗义执言、同时得罪中共政府和失去回国的机会。面对又一个公私两难全的选择，我选择了后者。在我们制作的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我们的团队走在红地毯上，一位记者问我走红地毯的感觉。我说，我走的不是红地毯，我选择了一条荆棘路。这部电影遭到国内政府全面封杀。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不用扛着十字架让灵魂受罚，而是毫无内心的罪恶感去踏上荆棘路。

2009年五月正好过44岁生日。对于有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上升的工作压力曲线和下滑的身体体能曲线构成一个剪刀口似的鬼门关。这恰好印证了《神曲》的开篇描述。出走佛罗伦萨流亡他乡的但丁这样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从2008年夏天翻译出五、六十小时的原材、到制作完《劫后天府泪纵横》，我已是身心两损、跌入抑郁状态。这时我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的电话。他自报家门，说是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他告诉我，五月五日下午达赖喇嘛将在华尔道夫酒店与部分华人见面，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当然乐于参加，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且当天晚上也是HBO举行《劫后天府泪纵横》首映式的时间。

其实，我要说实在话，我对西藏和藏人事务了解不多，除了听一些官方的灌输和看过电影《农奴》和才旦卓玛的表演外，就是在成都看到和接触到藏人。对当时的我来说，西藏文化、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种忽略也不会对我的身心和事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这种���法一到达赖喇嘛面前就证明是错的。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位充满精力和活力的长者，不像是“农奴主的代表”，更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是“头上长角的恶魔”。他与汉人亲近，重点是要阐释他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同时要求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它包括宗教、文化和语言。国防、外交权归中央，而经济发展是有助于藏区的现代化的，也是藏人欢迎的。达赖喇嘛也提醒说，邓小平承诺过，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好谈。但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没有切实、真诚地推动双方互动。通过这次见面，我也了解了更多2008年所谓“拉萨事件”的真相、藏人的苦难和藏人自焚的悲剧和原因。

走进修心、沐浴阳光

从此以后，我开始更多关心西藏问题，也把它纳入到我的《中国政治》课程中。当读到越来越多的有关西藏书籍后，就愈发体会到西藏文化、宗教的深度和广度。我不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汉人党文化的教育里，我从来没有学到过如此深入的对心的讨论？沿着这个问题，我认识到矗立在世界屋脊的藏族文化其实吸收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的养料，建立在印度教和佛教的两大支柱上。佛教和印度教两扇大门对我打开。我也潜心进入阅读达赖喇嘛的宗教著述、倾听和理解达赖喇嘛的讲法活动。因为藏传佛教强调师承的重要性，所以佛教经典需要由上师（喇嘛）亲自教导传授，弟子才能获得真传。这种师徒传承一直可以上溯到佛陀，由此保证佛经的规范解释。我有幸多次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释菩提心论》、《入菩提行论》、《修心七要》和《修次中篇》，获得真传。以此为基础，我也能理解《西藏生死书》、《西藏死亡书》、《心经》、《法华经》、《地藏菩萨经》和《金刚经》等著作。同时，也能够理解印度教的经典，例如《韦陀》、《薄伽梵歌》、《奥义书》等。最重要的收获，一是学会了修心并试图将肉体（车舆）、欲望（野马）控制驾驭在心智（车夫）下面；二是领略到修心如沐浴阳光般的温暖快乐。我人生抑郁的阴霾自然被驱散。

我叙述这些，并非要人们皈依佛门。正如罗素所讲的，佛教是智者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而人人都可以成佛。真理似乎就是佛教的上帝。所以，达赖喇嘛曾说过，你不信上帝没关系，如果信仰真理，真理就成为了上帝。达赖喇嘛的教导价值正在与此。在《超越宗教：普世伦理观》一书中，达赖喇嘛继承了印度文化中的“世俗主义”，尤其是圣雄甘地的思想，认为，“‘世俗’不是说与宗教或有信仰的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对所有宗教的尊重和宽容。它也意味着包容和公平的态度，甚至是对待无信仰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赖喇嘛努力促进全球宗教对话，用非暴力、慈悲的方式处理冲突和构建和平。当我们经历了千年以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创的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圣战困扰后，甘地和达赖喇嘛提出的印度-佛教视角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学者，“我思，故我在！”心智至上显然要优于物质至上。我的生命首先是由观念指引的。因此，我的人生和学问发生了调整。我的研究的哲学基础延伸到印度和西藏文明。我也两次在纽约城市大学为达赖喇嘛举办论坛、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桑东仁波切举办演讲会，讨论宗教、哲学、文化和教育等问题。我已经与达赖喇嘛在不下十五次的场合见面、求教和做工。我的岳母在辞世前向我转告来自国内有关方面的招呼，警告我与达赖喇嘛接触就是过了红线。我又不得不在生命、喜乐、慈悲和非暴力之路，和灭亡、恐惧、仇视和暴力之路两相选择。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亲近达赖喇嘛和他的教导，但我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此我已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皈依佛教，真正得到“无声父母、真空家乡”，也算至当不易。再说，进了知识分子的教门，也就必然奉苏格拉底为始祖，一方面要做好社会的良心，不失“牛虻”的社会批判能力；另一方面，也只好坦然付出代价，作个“世界公民”了。总之，我觉得，为了达赖喇嘛，失去整个祖国，对我的生命也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书桌前放着一个从汉城国立大学带回的水晶镇纸，上面写道：“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幸见到世界第一僧人、世界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实在是前世今生修得来的佛缘。去年，我的女儿的学校史密斯学院也有幸安排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而且我们全家都被校方邀请。我们欢天喜地注册登了记，期盼全家第一次与他同时见面。可惜的是，在例行的健康检查中，医生要求达赖喇嘛取消公务活动、强制休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是我家的遗憾，而且整个史密斯校园和成千的家长都惋惜不已。我真想对所有的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说，达赖喇嘛的来访不仅会让你们学校上新闻，而且也会让许多大学羡慕不已。我在纽约大学教授的学生知道达赖喇嘛要到纽约，首先问我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然后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他们可都是交了六、七万美元学费的��如果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还要拿学费钱说事，就只能是“眼前不观”了。

藏传佛教天鹅到美国

我还想说一下，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所有大陆背景华人，其实都是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受益者。在《天鹅怎样来到了湖畔: 美洲佛教演义》（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一书中，菲尔兹（Rick Fields）讲到，据《梁书》记载，在公元五世纪就有高僧经由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扶桑，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佛教可能很早就传入美洲。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地的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一批人到印度跟随达赖喇嘛学法，其中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乌玛ˑ瑟曼恩（Uma Thurman）的爸爸、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ˑ瑟曼恩，诗人艾伦ˑ金斯博格（Allen Ginsberg）和藏学大师杰弗瑞ˑ霍普金斯。同时期，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ˑ艾利斯（Michael Aris）也到不丹学习，后来写作有关达赖喇嘛六世和藏传佛教的诸多著作。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佛法修行中心首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尤其以洛杉矶、伯克利和加州大学为中心。因为这个原因，好莱坞和那里许多艺术家成为达赖喇嘛的热心追随者（李察冀尔、Sharon Stone, 哈里森ˑ福特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华人开始赴美留学或移民之前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已经在西方文明世界拓荒、扎根和耕耘。他们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充满好奇和尊敬，并让佛教及其瑜伽修行成为西方主流文明天然的一部分。如果新来的大陆移民和留学生不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要对此释放敌视和仇恨，只会失掉“Cool”。

即便是猎奇，即便是“玩酷”，我们华人也应该知道一些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何况他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二者的精华是由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守护、提炼和传播的。不管达赖喇嘛对你来说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国家的大学校园，他也不会生吞活剥你，所以何不走近看个究竟，做出自己的判断？达赖喇嘛时常教导他的听众，对待任何一个宗教，要用佛陀教导的黄金鉴别方法：刮刮看，切切看，烧烧看。我也建议所有的大陆留学生，至少读一本达赖喇嘛的著作（上百本已经构成达赖喇嘛研究学）、看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 （Kundun或者Seven Years in Tibet）、听一场达赖喇嘛的演讲。为了帮助大陆留学生能够真正鉴别藏传佛教的价值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吾土吾民》（My Land, My People）、《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和《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可以做入门。如果要读大陆背景学者的著作，王力雄的《天葬》和他藏人妻子唯色的任何著作（尤其是《自焚藏人档案》）都会受益匪浅。李江琳的《拉萨！1959》 （哈佛大学的英文版是Tibet in Agony）和《当铁鸟在天空翱翔》 也都会让汉人读者唏嘘不已。

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诗《题李凝幽居》说到：“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今天，对圣迭戈分校的学生、学者来说，僧敲学校殿堂们，如果你们不应，恐怕不会再有“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如果到了美国的学术殿堂还想继续吃党妈的饭、喝党妈的奶，各位学子和家长倒真应该问一问，付出大把美金，到美国来干啥？

中国政府视之为弊帚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却被奉为圭臬。这也许是当今中国政权的问题所在。比如，三位大陆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流亡法国（高行健）不得归家，一位流亡印度（达赖喇嘛）不许过门，再一位更是深陷囹圄（刘晓波）、生死未卜。但印度政府作为一个多元民主体制，却能将流亡他乡的难民，双双成就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精神领袖：他（她）俩就是从阿尔巴尼亚到加尔各答的修女特蕾莎和从拉萨流亡到达兰萨拉的高僧达赖喇嘛。印度人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贫穷，其实他们很富裕。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裔美国人在政界、学界和商界都贡献出更多领导人的原因。如此理解，我就不奇怪，为何圣迭戈分校印度裔背景的科学家、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会对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敬有加。校长科斯拉为他的学校和社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因此警告和迁怒印度裔人群，真是错上加错。

总结和希望

说了这么多，我把我的意思总结如下：

美国是一个以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为立国基础的，任何以集权政府机构为依靠在美国大学内部破坏这种多元精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涉及到严重的违法问题。如果因为中国官方在圣迭戈分校投下很多资金，就想以此为要挟，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既然中国留学生是到美国留学，就该随遇而安，而不是掀房顶。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排外情绪高���，还要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双重价值观来冲击美国主流文明，确实不明智。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想想“断狼奶”的时候已到。用卢梭的话来说：“我的朋友们，挣脱掉你们的未成年期，醒来吧！”

其实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受中国政府使、领馆的领导和操纵，才是大陆留美学生获得真理的第一步。我要说：“美国的大学空气使你自由！敞开胸怀、吐出雾霾、自由呼吸吧！”

我反抗，所以，我自由！同时，我反抗，所以，你们自由！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和我们的后人做点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四个唯一从未举行过全国普选的国家（另外三个是萨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和文莱），如果我们在民主国家从未为此感到过羞耻和愤怒，却认为达赖喇嘛污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何等的弱智。

反抗带来的惩罚其实并不可怕，无非就是失去一些建立在牺牲弱者利益上的特权。当任何一项权利我能享受，而其他中国人却被剥夺时，我要么为他们争平权，要么我放弃自己的特权，绝不成为特权者鱼肉人民盛宴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由意志会让你充满喜乐和自豪。这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最起码的素质。

达赖喇嘛常说，万事无常。历史潮流总是在不断演变，历史变迁过程中你是否找到了永恒的空间，都是由当下积德造业而决定的。

为了表达对印度文明的感谢，同时与所有的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华人、留学生共勉，我用泰戈尔的诗来结束我的长文：

泰戈尔：《我的祖国》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大地、水流、空气和果实甜美。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家园、集市、森林和田野富饶。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承诺和希冀、行为和言辞真挚。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儿女们的身心和谐归一。

2017年2月11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