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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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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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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团结: 非正式劳工的社会运动

非正式劳工，与正式劳工对应，指的是那些工作性质不稳定的劳动者。他们包括领取月结甚至日结工资的工人，比如家政工和建筑工，也包括自雇佣群体，比如街头小贩和黑车司机。

对非正式劳工的污名化古已有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曾经引用历史统计，指出工业革命时期，拾荒者、流动商贩、流浪艺人等典型的非正式劳工，和赌徒，窃贼、未婚同居者等同被归类为犯罪阶层。不仅如此，经典左翼劳工研究通常也只关注工厂中的劳力，认为他们才具备足够的阶级和组织意识。发源于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研究，则把注意力投向环保和LGBT等新社会运动，更不会对非正式劳工的动员产生兴趣。

如果说统治者对流民阶层的恐惧出于纯粹的利益考量，各类正统社科理论对非正式劳工的轻视态度，则反映了各个时代社会运动想象力的贫瘠。社会运动理论假设，运动参与者必须有足够的社会资源、闲暇时间，并且和其他潜在参与者建立全方位的社会纽带，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非正式劳工工作性质零散和暂时，缺乏社会保障和法律支持，加上大部分工作报酬极低，因此被认为不可能被组织起来。

然而，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很多国家都涌现出非正式劳工的工会和网络，部分国家甚至形成了有政治诉求，有长期组织的社会运动。部分社科研究者也终于开始重新发现非正式劳工的潜能。本文通过三个个案介绍，勾勒目前社会学界对非正式劳工的主要研究进展，也期为各领域的实践者提供思路。

街头商贩如何介入墨西哥政治 出版于1998年的<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是最早关注非正式劳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学书籍之一。作者John C. Cross基于1989年到1995年间对墨西哥城街头小贩的参与式调研，解释了这一非正式群体为何不仅在严酷的政策打压面前生存下来，而且可以左右当地的政局。

尽管墨西哥城法律并不允许在大街上从事流动商业活动，主流传媒也对此持负面态度，街头商贩一直都是墨西哥城的一道旅游风景线，与政府所构想的现代化都市天际线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世纪90年代初，至少有20万名摊贩活跃在墨西哥城街头，大部分都是非法经营者。尽管收入不高，这些商贩并不觉得自己是社会边缘人口，而是带着强烈的职业认同。不仅如此，摊贩结成了紧密的政治网络，其领导者的社会地位堪比毒枭和黑帮老大。

Cross的调研显示，街头商贩之所以可以生存壮大，归功于几大因素。一是典型的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和侍从主义。市级官员没有激励有效执行上级的政策，反而倾向于和街头商贩合作，来获取选票上的支持（这一解释也符合政见团队介绍过的另一篇论文的发现）。90年代中期开始，比索和制造业因为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进一步崩盘，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的绩效合法性进一步被动摇，因此更需要底层的政治支持来巩固政权。PRI和崛起的反对党都希望街头摊贩组织可以隶属在自己机构旗下。

另外，上级的政策在实施上也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比如在统计街头非法商贩人数上，因为1973年后，收集信息的次级行政部门有16个，缺少中央协调机构，各个单位都可以虚报人数而不受制裁。加上街头商贩的流动性，如果不是持续监测，汇报的数据过了半年可能就失效了，这进一步让信息采集部门失去了工作动力。

如果说上述政府结构的原因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十分普遍，本研究更独特的地方在于指出街头商贩组织的动员策略。Cross发现与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不同，墨西哥城街头商贩的动员结构，往往和PRI一样威权主义。组织领导地位大大高于普通商贩，他们有权制定规则，允许或驱逐个体商贩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领导人还常常以权谋私，赶走一些手下的异议者，然后高价出租空出来的摊位。久而久之，这些领导成了政党和普通商贩之间的沟通中间人，负责给成员提供正式的商贩牌照，并动员他们参与各种集会和抗议。而很多集会，则是向PRI释放信号的手段，参与者一边提出政治诉求，一边又表示自己对PRI合法性的支持。

这当然不是个让人乐观的发现。墨西哥城商贩尽管获得和国家博弈的筹码，但这种胜利是建立在另一种威权管理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社会运动参与是被规划好的，不听话的个体会受到惩罚。这种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结合政府的恩庇侍从策略，也许是之后拉美社运排斥中心化动员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选举政治与印度非正式劳工运动 印度是非正式劳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93%的劳动力都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在2013年出版的书籍<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中，霍普金斯社会学系的Rina Agarwala 考察了印度的选举政治生态，经济政策和各类非正式劳工运动的交互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了Cross的政党政治视角。

印度的传统工会只吸收正规产业工人，和大公司的雇员，排斥女性、文盲和低技术劳力。由于不被正式的工会所接纳，印度的非正式劳工采取了和正式劳工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正式部门员工依赖传统工会，往往致力于寻求经济上的好处，比如最低工资和工作场所环境的改善。相比之下，非正式劳工的策略则是绕过私人雇主，以公民和选民的身份走政治动员的道路。他们以政府忽视公民权作为申诉理由，以在政客面前示威和绝食的方式，直接向国家施压寻求教育和医保等社会福利。也由于这样的策略，印度非正式劳工动员的程度和政党政治存在更大程度的勾连。

正式与非正式劳工抗争策略的分野根植于印度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历史。1970年前后，由于先前工运的成功，政府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劳工权利的法案。为了规避法律职责，建筑和卷烟（Bidi）等行业开始重组，大公司关门，小承包商进入并大量雇佣非正式劳工。以卷烟行业为例，1968年喀拉拉邦政府通过了卷烟法案保护劳工权益，几个月内当地最大的卷烟公司就裁员一万二，关闭了所有大型工厂。到1970年代中期，其他工厂也全都停业，卷烟业重新回到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女性和儿童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卷1000根烟才能拿1美金报酬。由于劳动力被完全打散到各个家庭内部，剥削变得隐蔽，卷烟工会的维权成本直线上升。于是，80年代起，多个非正式行业组建了新的独立工会，直接将矛���指向政府。

Agarwala不仅总结了非正式劳工一般抗争策略的形成，也解释了不同地区非正式劳工动员能力的高低。她的数据基于她在孟买、金奈、加尔各答三城市的田野，和有关喀拉拉邦的二手文献。这四地都有辉煌的左翼和劳工运动历史，工会密度都很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发展指数也相近，为比较研究剔除了干扰因素。

数据显示，非正式劳工的动员能力高低取决于该地地方选举的竞争性。例如金奈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主要被两大党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DMK）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所垄断，两党虽然都不算典型的左翼政党，但都十分民粹。与墨西哥城的例子类似，对底层选民的收买意愿，为该地非正式劳工的动员提供了机遇。非正式劳工工会在公开宣传中，常常突出自己庞大的会员基数，强调劳工们会统一投票给提供福利的候选人（vote bank）。另一方面，工会又鼓励会员根据自己居住社区的实际情况投票，这样就避免了被一个单独的党所支配。在作者的访谈中，泰米尔纳德邦的非正式劳工确实也获得了四地中最好的福利。相比之下，加尔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尽管从70年代起就是印共执政，左翼色彩浓重。无奈该地选举毫无竞争性，非正式劳工也鲜有机会利用选举为自己博取筹码。作者访谈的加尔各答劳工，只有建筑工人获得了工会提供的一些福利。

但是，即使处在激烈的选票竞争中，政党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工运的诉求。90年代初，印度全境开始推行减税、取消商品管制等自由化的政策。ADMK和DMK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福利色彩，来正当化自己对自由化政策的支持。比如DMK对外宣称自己是劳工政党，和印共一样认同马克思哲学，但实际上却和右翼BJP推行类似的政策。DMK为了招徕跨国企业入驻泰米尔纳德邦，向对方提供了免费的厂房，并声称企业内不用设立工会。

所以，尽管非正式劳工获得了社会保障，他们促使政府作出的福利让步，却成为经济政策进一步自由化的诱因之一。这也是印度这个案例最值得人深思的一点。

回收站里的革命：私有化与哥伦比亚的拾荒者运动 如果说Cross和Agarwala主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解释劳工运动的涨落，伯克利社会学系的Manuel Rosaldo对1986到2011年间哥伦比亚拾荒者运动的研究，则突出了私有化政策对非正式劳工运动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本文最令人振奋的个案。

拾荒者在绝大部分国家都被污名化，是鲍曼所定义的后现代体系下“废弃的生命”。然而在哥伦比亚，拾荒者却有自己的合作社，法律支持和政治动员网络。

这样的网络当然是多年抗争带来的结果。曾经，哥伦比亚的拾荒者们只能把收集到的废品卖给中间人，赚取只相当于行业回收价5%的报酬。此外，警察的骚扰和富人的歧视也是家常便饭。不少人在大街上被无故拘捕，没收推车。

讽刺的是，为拾荒者运动出现提供动力的恰恰是废品回收业的重组和私有化。80年代中期，顺应环保需求，国有的大型垃圾倾倒场被私人公司运营的卫生垃圾填埋场（sanitary landfill）取代。无数个体拾荒者没法再进入露天垃圾堆，而是只能每天行走20-30公里在市区各条大街上翻找垃圾。结果，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突然出现在中产和富人住宅区。

这群不速之客的来临引发了部分中上层的社会恐慌。很快，以清洗低端人口为名的极右翼势力集结起来，他们组成保卫社区的民兵团，累计杀害了2000多名拾荒者、乞丐和性工作者。

对边缘人口的杀害迅速登上报纸头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震怒，也成为了拾荒者运动的由头。首先，大规模抗议使得全国政府被迫出台法律，要求地方政府为拾荒者提供教育和必要的住宿。其次，基金会、国际NGO和大学开始出台各种培训项目帮助拾荒者，为运动注入了初始资金。

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拾荒者自身。他们以地区为基础成立了合作社，与雇主、国家进行集体谈判，大幅提高了工资。这种合作社运作在拉美并非孤例，巴西的无地工人和阿根廷的失业工人运动，都曾经在它们各自占领的土地和工厂中采取类似的组织生产模式。

合作社只是社区层次的骨架，在其上还有以城市为单位的政治动员网络，负责指导社运和汇集各类社会资源。第三级是全国性网络，第四级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协会，最后则是有28国民间组织参与的全球拾荒者联盟。这种多层嵌套的组织模式在墨西哥查巴达的国际支持网络中也可以看到。往历史上追溯，18世纪末最早的工人阶级团体伦敦通讯会也是采用类似的布局。

当然，以城市为单位的政治动员网络是最核心的社运机构。哥伦比亚最出名的拾荒者运动网络是首都波哥大地区的ARB，旗下包括17个合作社，社员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其他个体拾荒者。ARB曾经是个非政治的服务网络，但由于一次突发的财政危机，他们被迫精简全职人员，增加志愿者，出租一半的办公场地，并削减服务项目。虽然人员大批出走，留下的却是政治上更激进的成员，使ARB能够推动超越普通经济利益的议程。

通过多年的运作，ARB成功将拾荒者塑造成受人尊敬的职业。除了组织日常抗议，他们还选派劳工参加专业培训，与媒体接洽，在公共论坛和学校开讲座，树立起拾荒者的专业形象。另外，ARB与公民社会各领域广泛结盟，招募到了一批善于死磕的维权律师。在立法不利于非正式劳工时，律师们及时介入申诉扭转了危局。

目前，哥伦比亚的拾荒者是全世界最有政治行动力的非正式劳工群体，他们的组织模式也传播到巴西和南非等国家的工运中。

破碎的团结: 非正式劳工的运动前景

选取以上三个个案，绝非暗示只有这三地的非正式劳工组织了起来，而是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运动的多元策略和结构限制。

除此之外，非正式劳工运动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80年代后阿根廷的非正式劳工主要和失业者结盟，组成浩大的拦路者运动（piquetero movement）。与哥伦比亚单一的拾荒者运动网络不同，拦路者运动为了团结更多部门的劳工，实行各社区自决，去中心程度更高。

在中国，虽然非正式劳工尚未发起受到传媒关注的社会运动，他们却一直有着丰富的个人和集体抵抗形式。在Sarah Swider对中国北上广建筑工人的研究中，她既观察到斯科特式的日常抵抗：故意损坏工具，偷偷抽烟等，也发现了集体抵抗行为，比如几十个人轮班装病罢工，盗窃少量建材去公共市场销售，甚至集体威胁承包商多付工资。

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众包，以及数字劳工变得普及。在Hardt和Negri看来，这些非物质、非正式劳工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帝国”进化到现在的必然后果，也是组建诸众生力军的关键。数字劳工政治动员的前景并不清晰，不过一些在线工作社区已经酝酿出运动家组成的小圈子。2014年圣诞节，亚马逊旗下MTurk的部分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发布公开信要求亚马逊提高劳工待遇。Turker们还建立了多个论坛，给雇主打分，并商量用脚投票去别的平台工作。

虽然每个国家每种非正式经济都有自己的运作特色，旗下的非正式劳工也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然而，不同的案例都揭示出双向运动的逻辑：私有化常常能联合起更广泛的抗争，早前社运的成功却可能引发建制力量的反扑。我们也许只能视团结为一种破碎的状态，视胜利为一条深渊前的坦途，将不确定性看作逆流而上的动力。

参考文献： Agarwala, Rina. 2013. 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1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s, John. 1998. 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1 edi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Manuel. 2016. “Revolution in the Garbage Dump: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Colombian Recycler Movement, 1986-2011.” Social Problems 63 (3):351–72. https://doi.org/10.1093/socpro/spw015.

延伸阅读： Eaton, Adrienne E., Susan J. Schurman, and Martha A. Chen, eds. 2017. Informal Work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1 edition. Ithaca: ILR Press.

Rossi, Federico M. 2017. The Poor’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 Piquetero Movement in Argent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ider, Sarah. 2015. Building China: Informal Work and the New Precariat. 1 edition. Ithaca ; London: ILR Press.

[independence-of-mind]

1927年，国、共两党为何反目成仇？|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04-13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 —— 明杀暗杀合计 —— 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

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 ——

“（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

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 —— 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 正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

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 —— 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 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 ——“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 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

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

马林在爪哇获得了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

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

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

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

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

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

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

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

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

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

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

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一：国民党反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

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

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乃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

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

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

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

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 ——“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 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

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

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

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

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

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二：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

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

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

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

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

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

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三：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

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 —— 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26年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

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占据了17个，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四：秘密活动令国民党人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

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

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

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

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

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

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 —— 

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

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五：两党革命路径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

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

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 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

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 —— 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尝试

（1）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

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

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

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

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

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

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

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

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

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

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

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

“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

“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

“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

“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

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

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

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

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中共，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

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

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2）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

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

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

“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结语：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

大屠杀的结局两败俱伤 —— 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至不足一万；至少20万无辜青年命丧黄泉；

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题图： 1928年的上海外滩）

点击此处，阅读本文上篇：孙中山“联俄容共”，造成国民党“精神分裂”

原文链接

[peterchiublack]

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关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     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     郭式敛财        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月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     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     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层，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发家史可谓惊心动魄。     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来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    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与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     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志华香港嫖���”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     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鲜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     郭氏爆料         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     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     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    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    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     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贵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    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     郭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落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 ，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     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         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郭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     郭氏人格        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    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     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    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办”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    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    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每次都用他给起的侮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    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推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     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     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当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        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性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多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人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     郭氏粉丝        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     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     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     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期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和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游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     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         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难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受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         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     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     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        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     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道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数郭粉的目���；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        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