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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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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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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云服务器的优势与应用场景

引言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企业对云计算的需求日益增长。香港云服务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网络自由度和稳定性，成为众多企业和开发者的首选。本文将深入探讨香港云服务器的优势、适用场景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服务商。

一、香港云服务器的核心优势

1. 优越的网络环境

香港作为全球互联网枢纽之一，拥有极高的网络带宽和低延迟连接。香港云服务器可以快速访问中国大陆、东南亚及全球其他地区，特别适合跨国企业或需要覆盖多地区用户的业务。

2. 免备案，快速部署

与内地服务器不同，香港云服务器无需进行繁琐的备案流程，企业可以快速上线网站或应用，节省时间和运营成本。

3. 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香港的数据中心通常采用国际级硬件设施，并配备冗余电源、冷却系统和网络架构，确保服务器的高可用性（99.9%以上）。

4. 数据隐私与法律保障

香港的法律体系完善，数据保护政策较为宽松，适合对数据隐私要求较高的企业，如金融、游戏、跨境电商等行业。

5. 灵活的配置选择

香港云服务器提供多种配置方案，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CPU、内存、存储和带宽，支持弹性扩展，满足不同规模的业务需求。

二、香港云服务器的适用场景

1. 外贸与跨境电商

由于香港的国际带宽优势，香港云服务器能够确保海外客户快速访问电商平台，提升用户体验。同时，免备案特性让企业可以迅速搭建独立站或B2B平台。

2. 游戏行业

在线游戏对延迟极为敏感，香港云服务器的低延迟特性使其成为游戏公司的理想选择，尤其适合面向东南亚市场的游戏发行商。

3. 金融科技（FinTech）

金融行业对数据安全和稳定性要求极高，香港的数据中心符合国际安全标准，适合��付系统、区块链应用和金融数据分析等业务。

4. 企业官网与品牌展示

对于希望快速搭建官网的企业，香港云服务器提供稳定的托管环境，确保全球访客都能流畅访问。

5. 数据备份与灾备

香港的数据中心通常提供高可用存储方案，企业可以利用香港云服务器进行异地数据备份，防止数据丢失。

三、如何选择合适的香港云服务器

1. 评估服务商的资质

选择具有正规IDC牌照的服务商，确保服务器稳定性和售后服务。知名服务商如阿里云香港节点、腾讯云香港区等，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

2. 网络质量测试

在购买前，可通过Ping测试或Traceroute工具检测服务器的延迟和路由优化情况，确保符合业务需求。

3. 带宽与流量限制

部分服务商提供“无限流量”，但可能限制峰值带宽。企业应根据业务流量选择合适的带宽方案，避免因流量超标导致服务降级。

4. 安全防护能力

检查服务商是否提供DDoS防护、防火墙、数据加密等安全措施，尤其是金融、游戏等高风险行业。

5. 技术支持与SLA保障

选择提供24/7技术支持的服务商，并查看其服务等级协议（SLA），确保故障响应时间符合业务需求。

四、香港云服务器的未来趋势

随着5G、AI和边缘计算的发展，香港云服务器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更低的延迟优化：未来数据中心将采用更先进的网络架构，进一步降低跨境访问延迟。

混合云与多云部署：企业可能结合香港云服务器与本地私有云，构建更灵活的IT架构。

绿色数据中心：香港政府推动节能减排，未来数据中心将采用更环保的冷却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结论

香港云服务器凭借其网络优势、免备案特性和高稳定性，成为全球企业拓展业务的重要工具。无论是跨境电商、游戏、金融科技还是企业官网，选择合适的香港云服务器都能显著提升业务效率和用户体验。企业在选择服务商时，应综合考虑网络质量、安全防护和技术支持，以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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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云服务器：高效稳定的云端解决方案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及个人对香港云服务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质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稳定的法律环境，香港云服务器成为众多用户的首选。本文将深入探讨香港云服务器的优势、适用场景、选择标准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帮助您全面了解这一云端解决方案。

一、香港云服务器的核心优势

1. 优越的网络连接性

香港云服务器位于亚洲网络枢纽，拥有全球领先的网络带宽和低延迟连接。无论是面向中国大陆、东南亚还是欧美市场，都能提供高速稳定的访问体验。香港的国际带宽资源丰富，避免了国内服务器的跨境访问限制，特别适合外贸企业、跨国公司和需要全球业务部署的用户。

2. 稳定的法律与政策环境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数据隐私保护严格，且不受内地防火墙（GFW）限制。这使得香港云服务器在数据自由流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适合需要国际业务拓展的企业。

3. 高可用性与可靠性

香港的数据中心普遍采用Tier III+标准建设，配备冗余电力、冷却系统和网络架构，确保99.9%以上的运行稳定性。此外，许多服务商提供自动备份和灾难恢复方案，进一步保障数据安全。

4. 免备案，快速部署

与内地服务器不同，香港云服务器无需进行繁琐的ICP备案流程，用户购买后即可快速部署网站或应用，大幅缩短业务上线时间。

二、香港云服务器的适用场景

1. 外贸电商与跨境业务

对于跨境电商、国际支付平台等需要面向全球用户的业务，香港云服务器能够提供低延迟、高稳定的网络支持，确保海外客户流畅访问。

2. 游戏与流媒体服务

在线游戏、视频直播等对网络延迟敏感的业务，可以利用香港云服务器优化亚洲及全球用户的访问速度，提升用户体验。

3. 金融科技与数据敏感行业

金融、区块链等对数据安全和合规性要求较高的行业，可借助香港的法律优势，确保数据存储和传输符合国际标准。

4. 企业级应用与私有云部署

企业可通过香港云服务器搭建私有云或混合云架构，实现灵活的资源扩展和高效的数据管理，同时降低IT运维成本。

三、如何选择合适的香港云服务器

1. 评估性能需求

CPU与内存：根据业务负载选择合适配置，高并发应用建议选择多核CPU和大内存方案。

存储类型：SSD硬盘提供更快的I/O性能，适合数据库、高频读写业务。

2. 网络质量测试

测试服务商提供的网络延迟和带宽稳定性，确保目标用户群体（如中国大陆、东南亚、欧美）的访问速度达标。

选择支持BGP多线接入的服务商，优化不同地区的路由。

3. 数据安全与备份

确认服务商是否提供自动备份、快照功能，以及灾难恢复方案。

检查数据中心是否具备ISO 27001等国际安全认证。

4. 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优先选择提供24/7技术支持的供应商，确保故障能及时处理。

查看用户评价，了解服务商的响应速度和问题解决能力。

5. 价格与性价比

避免盲目选择低价方案，需综合考虑性能、稳定性和服务支持。

部分服务商提供弹性计费模式（按量付费），适合业务波动较大的用户。

四、香港云服务器的未来发展趋势

1. 混合云与边缘计算的结合

随着5G和物联网的发展，香港云服务器将与边缘计算深度融合，为智能设备、自动驾驶等低延迟应用提供更高效的云端支持。

2. 绿色数据中心的普及

香港政府正推动数据中心节能减排，未来更多服务商将采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冷却技术，降低碳足迹。

3. AI驱动的自动化运维

人工智能将在服务器资源调度、故障预测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帮助用户优化云端资源使用效率。

4. 更严格的合规要求

随着全球数据保护法规（如GDPR）的完善，香港云服务器供应商将加强数据合规性管理，确保用户业务符合国际标准。

五、结语

香港云服务器凭借其卓越的网络性能、稳定的法律环境和灵活的部署方式，成为全球企业和开发者的理想选择。无论是跨境电商、金融科技，还是游戏流媒体业务，都能从中获益。在选择时，务必结合自身需求，关注性能、安全和售后服务，以确保获得最佳的云端体验。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香港云服务器将继续演进，为用户提供更高效、更智能的云计算解决方案。

[desolatelyfastparallax]

香港云服务器的优势与应用场景

引言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香港云服务器 因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众多企业和开发者的首选。无论是外贸企业、游戏服务商，还是金融科技公司，香港云服务器 都能提供稳定、高效的网络环境。本文将深入探讨 香港云服务器 的核心优势、适用场景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服务商。

一、香港云服务器的核心优势

1. 优越的网络环境

香港作��全球互联网枢纽之一，拥有出色的网络基础设施。使用 香港云服务器，可以享受低延迟、高带宽的网络连接，尤其适合面向亚太地区及全球的业务。此外，香港的网络不受中国大陆的防火墙限制，便于国际业务拓展。

2. 免备案，快速部署

与内地服务器不同，香港云服务器 无需进行繁琐的备案流程，企业可以快速上线业务，节省时间和运营成本。这对于需要快速迭代的创业公司或短期项目尤为有利。

3. 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香港的数据中心通常采用国际标准的硬件设施，并配备冗余电源、冷却系统和网络设备，确保服务器的高可用性（99.9%以上）。此外，许多服务商提供自动备份和灾难恢复方案，进一步保障数据安全。

4. 灵活的配置选择

无论是小型网站还是高流量应用，香港云服务器 都能提供灵活的配置选项，包括 CPU、内存、存储和带宽的按需扩展。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随时调整资源，避免资源浪费。

5. 优质的技术支持

大多数 香港云服务器 供应商提供 24/7 的技术支持，确保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获得帮助。这对于不熟悉服务器管理的企业尤为重要。

二、香港云服务器的适用场景

1. 外贸电商与跨境业务

由于香港的国际网络连接优势，许多外贸企业选择 香港云服务器 来托管其电商平台、独立站或 ERP 系统。低延迟的网络环境可以提升海外用户的访问体验，从而提高转化率。

2. 游戏服务器与实时应用

在线游戏、语音聊天和视频流媒体等对延迟敏感的应用，特别适合部署在 香港云服务器 上。香港的网络能够覆盖东南亚、日韩及欧美市场，确保玩家和用户获得流畅的体验。

3. 金融科技与区块链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云服务器在数据安全和合规性方面表现优异。许多金融科技公司、交易所和区块链项目选择 香港云服务器，以确保数据隐私和交易稳定性。

4. 企业级应用与私有云

对于需要高安全性和定制化服务的企业，香港云服务器 可以提供私有云解决方案，满足数据隔离、权限管理和合规审计等需求。

5. 内容分发与 CDN 加速

香港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亚太地区 CDN（内容分发网络）的重要节点。许多企业使用 香港云服务器 作为 CDN 边缘节点，加速静态资源的加载速度。

三、如何选择合适的香港云服务器

1. 评估服务商的信誉

选择有良好口碑的服务商，确保其数据中心符合国际标准（如 Tier III 或 Tier IV）。可以通过用户评价、行业评测等方式了解服务商的可靠性。

2. 关注网络质量

不同服务商的网络线路可能有所不同，建议选择提供 BGP（边界网关协议）多线接入的 香港云服务器，以确保全球访问的稳定性。

3. 对比价格与性价比

虽然价格不是唯一考量因素，但合理的定价和透明的计费方式非常重要。避免选择过于廉价的方案，以免影响服务质量。

4. 检查安全与合规性

确保服务商提供 DDoS 防护、防火墙、数据加密等安全措施。如果涉及金融或敏感数据，还需确认其是否符合 GDPR、ISO 27001 等国际标准。

5. 测试技术支持响应速度

在购买前，可以通过工单或在线客服测试服务商的技术支持响应速度，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获得及时帮助。

四、未来趋势：香港云服务器的发展

随着 5G、AI 和边缘计算的普及，香港云服务器 将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更低的延迟：随着海底光缆和本地 POP 节点的增加，香港的网络延迟将进一步降低。

混合云与多云架构：企业可能结合 香港云服务器 与 AWS、Azure 等全球云服务，构建更灵活的 IT 架构。

绿色数据中心：环保和节能将成为数据中心建设的重要标准，香港的云服务商可能采用更多可再生能源。

结论

香港云服务器 凭借其优越的网络环境、免备案政策和高可靠性，成为众多企业和开发者的理想选择。无论是跨境电商、游戏、金融科技，还是企业级应用，香港云服务器 都能提供强大的支持。在选择服务商时，建议综合考虑网络质量、安全性、价格和技术支持，以确保获得最佳的服务体验。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香港云服务器 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扩展，为全球业务提供更强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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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真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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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社会运动版图：收缩、倒挂与重启

澎湃“疫论”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62272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隔世的2019年，曾是全球社会运动再起的又一个元年。然而，正当世界各地的抗议者用身体打造出新的国际连结和想象，新冠疫情却生生掐断了继续革命的燃料和动力。社交隔离压平病毒传播曲线的同时，也让去年刚刚聚拢起来的抗议的薪火变得难以维系。 

各类线上讨论中，新形势下的社会运动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如何在有限的网络环境下维持旧的运动社区，如何发起新的运动，如何面对无法上街和抵抗无用的焦虑和虚无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家可以调用历史文献为今日所用的时刻，连奈格里都直言将“站在队尾”学习年轻人的斗争实践。群众运动在过去的一百年内，恐怕都没有面临过和现在类似的高难度挑战。再没有人头攒动的街道和会议礼堂，只有不停颁布的数据收集和紧急法案；没有疫情下跨边界的共情和连结，只有不断重启、升级和变异的病毒民族主义之战；没有属于劳工的传播渠道和罢工纠察线，只有硅谷控制的电子广场，和少得可怜的替代性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率先被财力雄厚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征用。 

传统运动模式的收缩

严格的居家令下，依然存在可圈可点的社会运动。巴西数百万人加入的敲锅抗议（Cacerolazo）已经成为全世界运动学习的榜样，很快就被阿根廷、智利、塞尔维亚等国民众所借鉴。从亚利桑那到佛罗里达，美国各地每周都有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升级边境和移民管制的抗议，移民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轮流在拘留所外泊车举牌鸣笛示��。旧金山等城市的组织者则利用车队集结的方式来向政府施压，促使其开放公共设施给辖区内的流浪汉。事实上，泊车抗议已经成为疫情下各国、各类意识形态组织的通用策略。波兰女权社群通过停车扎堆来抗议反堕胎立法的同时，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也采用类似的形式举旗游街示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种封锁令面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需要线下空间来展示群体力量的斗争过程，其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优先级已经被大幅置后。首先，大的群体抗议几乎全部主动或被动偃旗息鼓，特别是去年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地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阿尔及利亚，三月末，本已经连续举行57周的反政府抗议因为新冠被叫停，而政府则趁机下令禁止了整整一年的示威活动。同一时间，匈牙利和菲律宾也通过了异常严苛的居家令法条来变相禁止任何集会。印尼下达社交隔离令后，公民组织联盟取消了针对综合就业法改革的抗议。在拉美，智利广场抗议的痕迹也已经被清理干净，只剩劳动节零星的警民冲突。 

其次，如果算上小规模的抗议，线下抗议数量在疫情下也经历了全面收缩。多个追踪抗议和冲突的项目均显示，三月末各国纷纷卷入疫情后，全球抗议数量相对三月初和历史同期水平至少蒸发了三分之二，很多新涌现的形式，比如阳台抗议的规模也无法和街道抗议匹敌。群众众包平台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自美国2017年第一次妇女大游行开始，每月发布国内社运的不完全���计数据。根据它们的最新估计，疫情蔓延前一月份美国的抗议次数有六百多，到了三月一下子跌到了两百多次，且大量均为线上筹款和请愿等对抗性极低的行动，总体参与人数也大幅缩水。四月份的数据回升到四百多起，但原因在于多了各地兴起的反居家令抗议。如果算上社会运动的季节性波动，线下抗议的缩水程度要比数字看上去更严重。由于春暖花开加上遇到妇女节和劳动节，往年北美的三月到六月是集会罢工最频繁的时段。前年的生命大游行和去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大罢工，都是选在三月举行。各地的骄傲游行，也一般都选在初夏开展。这些大运动的缺席让各地的小运动难以发展起来，也极大影响到社会运动组织的募款。 

很多抗议被迫搬到了网络。三月末，以色列的反内塔尼亚胡线上集会吸引了近六十万人参与。五月初，俄罗斯反对派号召民众采用Yandex.Maps和Yandex.Navigator抗议普金延长任期的修宪。用户通过在地图软件中签到登录，或者评论交通拥堵来线上集会。在美国，亚马逊员工组织了在线“出走集会”，抗议贝佐斯报复性开除罢工组织者。 

网络抗议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难以将规模转化成效果，对经济政治精英无法造成实质破坏。针对亚马逊的虚拟抗议并未对公司造成可见的经济和舆论压力。人们对商业在线工具的依赖，则进一步巩固而非弱化了监控资本主义的韧性。更多的数据点能被利用来监测用户行为，更多的隐私侵犯可以以抗疫为名大行其���。俄罗斯的Yandex抗议尽管吸引了大量自发参与者，政治讨论一天内就迅速被网站删空。 

街头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倒挂

社运的困境不仅表现在传统线下组织模式的失灵，还反映在运动动能和意识形态的倒挂上。传统进步派占据绝对优势的街头运动，如今被保守派乘虚而入占领了头条。由于进步派大都支持社交隔离取消了公共集会，占领实体街道的大都是将居家令视为政府剥夺个人自由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有网络meme戏言，如今连“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让大家听政府的话”不要出门。看似中立的居家令迅速被党派和意识形态化，右翼垄断了异议者的形象。在巴西，右翼支持者组织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反封城示威，并频频攻击和平抗议的医护工作者。博索纳罗甚至还亲自出席了四月末在巴西利亚的集会。在加拿大，反居家令示威由各类反疫苗和极右翼网络组织，他们通过脸书的私人讨论组招募潜在的支持者，大肆宣扬5G散布病毒的阴谋论。 

这种意识形态倒挂在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四月开始用“抗议”搜索英语新闻，清一色都是美国各州保守派反对封城、要求复工的示威集会。平日的大城市保守派集会，每次都能吸引人数更多的左翼团体前去干扰而不能顺利举办。疫情下，进步派把自己锁在家中，城市空间成了白人右翼的专场，没有停下围观的路人，也没有激烈的反对者，挥舞国旗站在城市地标前的几打人在镜头前仿佛烈士。事实上，民调显示全美只有十分之一人口支持抗议者的诉求，哪怕在2016年投了共和党的选民中，也只有17%支持立即结束社交隔离。但这些保守派中的少数活跃分子还是通过线下集会，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 

在此，真正的抗议规模和舆论趋势都是被扭曲的，反居家令抗议得到了不成比例的传媒关注。进步派的运动虽然相对式微，但远谈不上销声匿迹。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运动往往以城市和社区为单元，比如要求芝加哥政府提供房租补贴，没有一个更广的全国性诉求，这些诉求和已有运动，比如BLM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因此，和保守派有全国性媒体跟踪报道不同，进步派运动多只有城市地方媒体和社会运动组织自己的报道。而城市地方媒体又是在社交媒体大潮中影响力被逐步边缘化的平台。 

社运动员上的倒挂，不仅是美国传媒报道框架偏见与地方媒体式微的产物，也同时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左翼运动的数字动员短板，和对街头动员更强的依赖性。社会学者Jen Schradie在著作中专门谈到了这个看似反直觉的矛盾。与千禧一代数字公民的公众形象相左，进步派往往依赖于线下一户户的扫街地推，因为其动员对象往往并不具备使用新技术的知识和条件。保守派机构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动员对象种族、收入分部差异更小，在数字时代如鱼得水。Schradie的数据显示，在动员上做的最好的是Koch兄弟赞助的组织Americans for Prosperity，而排名倒数的无一例外都是激进左翼、工人阶级为主、采用去中心化的组织。劳工阶级的组织在脸书上的活跃度只有中产阶级组织的6%。 

这种数字动员的差异在反居家令抗议中再次上演。三月的蛰伏期间，早就形成跨地区甚至跨国网络的挺川、拥枪、新纳粹、另类右翼、校园右翼团体、前茶党组织者迅速建立了以州和城市为单位的脸书和Discord讨论群，并抢注了无数拥枪反居家令运动的网站域名。到了四月，在右翼智库的支持下，这些网络倾巢出动浮出水面开始动员各地白人工人阶级反抗居家令，并将自己的种族主义议程植入在看似中立的经济议题中。 

数字行动上的不平等不仅在于资源不对称，也存在于对技术的认知，表现在进步派草根组织更容易在新技术前望而却步。当右翼为了绕开监管已经纷纷加入区块链、加密和游戏社区，很多左翼组织还在使用传统邮件组和邮件订阅列表。当右翼在油管、苹果商店和Twitch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和播客生态，一些左翼组织的经费还依赖于线下搭台卖报纸。疫情切断了左翼互相联系的生命线，他们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找到适应新形势的对策。  

抗议的特权与罢工的困境

在各种线下运动模式中，疫情对劳工工作场所罢工的影响看似是最小的。就劳工在生产链条上的位置来看，疫情甚至开拓了部分工种，比如物流、零售和仓储工人的斗争渠道。由于整个社会对物流和外卖的依赖性增强，有效瘫痪经济网络的可能性变大了许多。这也是为何三月以来，亚马逊和沃尔玛仓储、Target零售、Instacart外送平台的雇员陆续进行了多轮罢工，还在五一节加入了总罢工，抗议公司疫情补贴和防护设备不足，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但另一方面说，斗争渠道的拓展并未抵消疫情下罢工所面临的其他劣势。疫情下还在坚持工作的服务业必需性劳工，多是低薪与无证移民、有色人种、单身母亲，她们负担不起失业的成本，更难以承担罢工的代价。虽然必需性劳工的罢工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和政客支持，参与罢工的人数并不足以影响到公司的日常运转。 

疫情也让本就艰难的工作场所组织雪上加霜。以亚马逊仓储（Fulfillment Center）为例，罢工局限在纽约、新泽西等少数仓库员工受感染的州。每次罢工的参与规模也很有限，每个场所参与罢工的劳工数量都不会多于十分之一。事实上，在疫情前就高度自动化的亚马逊仓库进行罢工本就极为困难。劳工站位相隔较远，仓库内噪音又极大，即使面对面也无法以正常分贝进行沟通。更不用说每个进入仓库的劳工都会被没收电子设备，根本无法在工作场合和同事形成有效的连结。疫情下对劳工更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保持社交距离对仓库劳工进行的定位监控，也使得组织工作只能在下班后展开。 

相比同一场所工作的仓储工，物流和外卖劳工的斗争则更加艰巨。尽管Gig Workers Collective等劳工组织一直在积极动员零工和快递工人罢工，目前的努力都收效甚微。以Instacart为例，平台算法使本就地理上互相孤立的劳工陷入抢单的零和厮杀。为了获得出价高，超市货源全的优质订单，不少劳工开始使用第三方外挂软件抢下附近所有订单，导致其他人无单可做。嗅到商机的投机商则开始付费兜售外挂软件，或是索性自己做起二道贩子，把软件抢到的订单再转卖给普通劳工。交易另一端的顾客也让劳工获取优质订单更加困难。部分Instacart顾客为了争抢订单，给购物者加超额小费，等订单完成却又在软件中将小费归零。在平台、顾客和投机黑客的共谋下，经济风险完全被转嫁到劳工头上。 

尽管各地涌现出大量草根互助团体，比如各行业自救、社区派送服务和民间紧急救助金项目，这些网络只能进行事后的救济，而无法直接介入工作场所的正义。自组织不是工会，没有集体谈判的资格，它们极端本地化的特征也使得各地自组织除了网上互关外，其实鲜有实质性的往来。 

在劳工阶级收入锐减，传统罢工又停滞不前的当下，以停缴租金为核心的租金罢工（Rent Strike）成为被倒逼出来的另一种平行抗争形式。4月初起，从费城大学城到加州奥克兰，美国主要城市的中低收入社区几乎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租金罢工。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停缴租金和房屋贷款的请愿已经收集了近十万签名。不少罢工得益于已有的城市租客工会（Tenant Union）、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左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公社制作的资源手册，但疫情本身也催生出新的组织架构，包括以公寓楼为单元的小自组织和跨区域的行动网络。 

费城大学城附近的租金罢工宣传

租金罢工的独特性在于其处在社会生产链条的再生产一端，不仅使跨行业的租客联合成为可能，而且十分有利于失业者和女性的参与。女性从事更多家庭内部再生产，从而与居住社区邻里和周边自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运动的组织核心。 

在美国语境下，租金罢工还有着另一层含义。美国的房屋所有权占据着阶级种族隔离和财富世代剥削中奠基性的一环。由于红线等歧视性历史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不公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美国租房成本大大高于买房，有色人种聚居区房产价格远低于其他社区。社会学研究也发现，在很多大城市，房屋质量和租金价格往往是负相关的，低收入社区的少数族裔要给白人房东缴纳远高于平均数的租金。原因在于房东为了���避和平摊租客信用额度低、付不起租金的风险，给低收入者订立更高的租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掠夺的不平等。 

这样背景下的租金罢工，就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少数人交不起租金的困境，而是一种揭露种族资本主义运转体系的方式。为此，参与罢工的就不仅是无法缴纳房租的底层租客，还包括认同这一理念的所有租客，正是后者的加入可以让前者不用和房屋所有者单打独斗。正是因为租金罢工可能带来的连环性破坏，各地政府都在通过推出迟缴租金，延缓清退等政策，试图缓冲更激进的租客联合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房东自组织也卷入其中维护自己的权益。租客工会与房东联盟的缠斗，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才刚刚开始。 

自组织遗产与社运的重启

人们容易观察到社运策略同一时期在空间上的传递，却往往轻视其历史延续性。尽管新冠疫情史无前例，社交隔离下展现的诸种社运斗争策略，却鲜有完全的创新。例如，敲锅抗议之所以可以在拉美和其他西语国家大范围传播，源于这种抗争形式悠久的历史传承。敲打日用品的抗争方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现代社运还没成型前就广泛存在的喧闹音乐（Rough Music）传统。现代的敲锅打铁抗议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民众就采用过击打炊具的方式抗议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90年代后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的反私有化和粮食运动中，敲锅抗议也是重要的一环。进入新世纪后，敲锅打铁抗议早已与食物的主题脱离。智利2011年学生运动和去年全国抗议期间，都广泛采用过这种方式，作为白天游行的辅助。 

租金罢工也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20世纪初，动荡的世界局势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曾经在多国引发租金罢工潮。1907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由妇女发起的租金罢工动员了至少十万租户，最终升级成长达三个月的暴力冲突。1960年代发轫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和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接下来十几年孕育出无数城市互助社和草根邻里委员会，它们组织居民集体少交水电费和租金，占领和改��空置的城市空间。1980年代，租金罢工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剧码之一，这也是为何今年南非的租金罢工相比其他国家启动更早，组织更完备。这次疫情下纽约的罢工之所以成功，除了全球城市的独特优势外，也在于其贯穿整个20世纪的租金罢工传统。因此，与其说新冠疫情催生了新的运动模式，不如说它激励了人们在绝望中寻找和整合过去的斗争遗产。这种与过去的世界相连结的努力会为运动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疫情下的尝试，哪怕是失败的尝试，也在塑造着未来的政治图景。疫情对线下社运的噤声是暂时的，长远来看，社运网络和灾害中自组织的共生转化是亟待推进的议题。过往的愤怒不会消失，但只有更有韧性的网络才可以有效转化这些积蓄已久的情绪。十年前占领运动的网络，曾一度成为后来桑迪飓风后大纽约地区自治社区的骨架。而目前的社会运动面临着倒置的问题，因为疫情而创立的自组织联系，如何在未来的其他政治危机中被唤醒，被政治化，成为不妥协的武器，而不是矮化成修补体系的一块块补丁。这种未来导向的思考，也许是走出隔离期运动虚无主义的一条通路。 

（感谢马景超对此文写作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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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全面拥抱工业互联网 助力数字新基建

在垂直行业领域，腾讯与富士康、三一重工等领军企业深度合作，并协助企业推出了各自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一方面满足集团内部集约化管理和服务，实现IT基础资源弹性伸缩、工业软件服务共享、软件开发敏捷化、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场景创新等，另一方面行业领头羊企业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输出自身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助力中小企业。

从区域方向上，腾讯云服务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及工业互联网主管部门，重点发展与当地产业深度结合的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采用1+N的搭建方式，1代表一套云计算基础设施，N代表多个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全面支撑当地产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腾讯联合产业生态合作伙伴已在烟台、德州、张家港、西安等地落地工业云基地，并搭建了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2020年，腾讯还将落地10家以上的工业云基地，将腾讯的技术和生态开放给广大的中小企业。

典型案例 ( 更多案例可以浏览 http://www.tengxunyun.net.cn/ )

01.人工智能AI判片模型 助力华星光电实现AI自动判片

腾讯助力华星光电实现了人工智能在AI判片的应用，全面承接了T1，T2和 T6工厂图片自动识别(Auto Defect Classification，简称ADC)系统，在Array/CF/Cell工艺制程的落地实施。借助腾讯AI训练平台，独立开发的AI模型达到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对比传统的人力判片方式，AI识别速度提升10倍，缩减人力50%。

腾讯人工智能AI判片模型，对产线实时发送的图片进行判片，每张图片分配置信度，当设定的阈值大于置信度，MES产线直接接受AI判片结果，从而减少人肉眼判片工作量。腾讯基于行业领先的 AI 图像算法和缺陷检测模型，能够适应一定的产线波动，具备自主学习迭代功能，保证模型具有高稳定性，各项业务指标均大幅领先于同行，可快速应用到新的产线、新的产品。

为了保障一天140万张图片数据与MES系统交互不遗漏，腾讯云服务器几百个模型与站点数据交互准确无误，GPU卡资源灵活调度负载均衡，腾讯AI缺陷检测系统设计了适合工业产线稳定可靠的自动判片系统，保障了华星生产工厂实现人工智能无间断、高精准的自动缺陷判别。

02.与三一重工深度合作 打造“根云”大数据平台

三一重工是业内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先后投入超过10亿元布局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成立了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并与腾讯云携手共同打造了“根云”大数据平台。

“根云”大数据平台主要解决的挑战包括：备件的库存压力，无法准确预测备件替代需求，备件的库存成本居高不下。设备运行状态没法监控，无法准确了解设备运行情况，设备计划外宕机占比高。设备使用门槛高，大型重工设备价值高，施工有需求但是买不起。

腾讯云服务器与三一重工合作，结合双方的优势能力，采用腾讯工业云平台打造工业物联云，共同为工业细分行业进行赋能、创新和转型。目前，平台已接入能源设备、纺织设备、专用车辆、港口机械、农业机械及工程机械等各类高价值设备30万��以上，采集近万个参数，连接数千亿资产，为客户开拓超百亿元收入的新业务。

在腾讯云服务器的技术支持下，“根云”大数据平台共积累一千多亿条工程机械工业大数据。机器故障报修2小时内维修人员可以抵达现场，24小时内完成维修;易损件备件呆滞库存低于同行业40%以上;每年直接为下游经销商降低备件库存超过3亿元。

03.基于TCE企业专有云解决方案 为富士康构建创新工业PaaS平台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康”)是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及工业机器人专业设计制造服务商，为客户提供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新形态电子设备产品智能制造服务。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富士康希望将其先进的工业科技进行输出，将自身使用的工业应用，工业模型进行微服务化，以多租户的方式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用户提供服务。由于平台关系到工业企业客户的生产命脉，需要由稳定，可靠，高扩展性的底层基础设施进行支撑，并为平台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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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腾讯云服务器安全解决方案，面对工业互联网安全新挑战，结合富士康厂端安全架构和腾讯云端全链路安全能力，打造高度安全的纵深防护体系，为用户数据和平台运行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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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 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 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 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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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青年希特勒，如何逆袭成为纳粹一哥？| 短史记

作者：段宇宏   2018-10-08

回望历史，希特勒毫无疑问给德国和欧洲带来深重灾难，称为“魔头”当之无愧。

后世闲谈者得出这个看法不足为奇，但身处当年的历史迷雾中，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知，甚至热情参予了希特勒崛起的事业。

对希特勒的教科书式简单化定性，我们耳熟能详，他是德国金融寡头、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扶值起来压迫广大人民的代理人。

但这个定性并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不妨先跳脱简单刻板的结论，回到那个时间节点，梳理个人与环境因素，还原希特勒崛起之际的世情，以便深刻理解德国那段历史进程。

迷茫的底层文艺青年

1918年10月中旬，士兵希特勒在前线遭到芥子气攻击，他被人从战场上救下来，眼睛短暂失明，不得不回到后方医院治疗。

希特勒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由于表现英勇两次获得战斗勋章。前线期间，他很少收到家人和朋友来信，闲时也不打牌聊天，抽空就买书和读书。同样吃了很多苦，希特勒是少数既不抱怨并始终保持战争热情的人。不管在前线还是医院，听到别人传播悲观情绪就与人吵架，甚至拳脚相加，尽管只有挨揍份儿。

孰料住一场院就像做了场梦，外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希特勒痴爱的帝国消失了，皇帝没有了，“德意志精神”荡然无存，他悲痛欲绝。

一次世界大战令德意志从团结到撕裂，只用了四年时间。

欧亚两洲“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四大帝国轰然倒塌，彻底改写了全球政治和思想版图。

（图：一战时在前线服役的希特勒，左排第一）

11月3日突发基尔港水兵哗变，掀起德国激进左翼的十一月革命风潮，罢工席卷全国，到处爆发“苏维埃革命”，仿法苏俄建立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包括德皇在内的王公贵族纷纷出逃。

见局势震荡，留守的巴登亲王和军方将领把烂摊子甩给德国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温和中左翼，以下简称社民党）。

1918年11月9日下午两点，社民党在国会大厦主持会议，正讨论未来的政府结构。突然传来消息，德共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宫宣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了”。为应对紧急情况，社民党领导人谢德曼冲到阳台对着群众大喊：“共和国建立了”。

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一生下来就背负着沉重包袱。

两天后，社民党看守政府与协约国签定了停战协定，但如何惩处德国还得等第二年巴黎和会。

战败消息传开，德国大众倍感震惊，一战期间德军都在境外作战，本土未发生战事。

军队在德国历来有祟高的地位和荣誉，将领们为了面子从不告诉大众真相，战败是国力难以为继，军队已丧失作战能力。一些将领和激进右翼团体散布谎言说，德国之所以战败，不是军队不行，是被犹太人和赤色分子背后“捅刀子”。

11月19日，30岁的希特勒怀着凄凉的心情出院，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对国家和个人前途都感到迷茫。

希特勒有些文艺特长，但动荡时代文艺值不了几个钱；他对赚钱不太感兴趣，商业上难有作为；缺乏学历和人脉，他也不可能谋到更好的差事；身体比较文弱，无法选择体力劳动方面的工作。

对希特勒来说，当务之急是谋个生计，他选择先回到部队在巴伐利亚的驻地。

希特勒出身于奥地利（当时为奥匈帝国）公务员小中产家庭，父亲病逝后，从小喜欢艺术的他前往维也纳追逐文艺理想，准备投考美术学院。

初期的维也纳文艺生活令希特勒如痴如醉，紧接着母亲病逝，两次被美院拒之门外，钱花光之后希特勒穷困潦倒，一度搬进了慈善机构的收容所，靠售卖自己创作的风景画糊口，变成坠入底层的边缘文艺青年。

（图：希特勒1912年的风景画作之一）

虽然身为奥地利人，希特勒跟同时代多数奥地利的德意志族青年一样，深受民族主义影响，是“精神德国人”。

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德意志人居于主导地位，但人口上只占微弱多数，文化相对多元。

希特勒认为，只有民族和文化成分更单一，日尔曼武德充沛的德意志帝国才是本民族希望所在。

1913年希特勒迁居到幕尼黑，继续过着拮据的文艺生活。

相较多族群杂居的维也纳，慕尼黑更加浓厚和纯粹的“德意志气息”让希特勒格外着迷。

文艺理想之外希特勒的人生目标是当一位“德意志战士”驰骋沙场，他曾向奥匈帝国申请入伍，军医官认为他体格文弱，不适合服役，令他大失所望。正当前途灰暗之际，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实现了从军梦想，申请参加德军如愿以偿，被编入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步兵团。

从团结到撕裂的德意志

听闻开战欣喜若狂，不是希特勒个人独有的情绪。

1914年8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宣战之后，德奥两个帝国结成同盟，消息传出去，整个国家一片欢腾。

除社民党的少数工会组织有点焦虑，激进左翼团体反对之外，从贵族、精英到广大各届群众皆处于“喜大普奔”状态。

军人们热血沸腾高呼万岁，文艺家和学者纷纷创造作品歌颂战争，各界群众涌向街头高唱爱国歌曲响彻云霄，青年们满怀激情排队报名参军，家庭主妇热泪盈眶慰问军人，商家和餐馆打折酬宾显示拥战决心。所有报刊杂志的专栏，只向痛骂敌人，鼓吹“德意志必胜”的文章开放。

无论精英还是群众，左翼宣称要为保卫祖国尽力，右翼认为建立德意志民族统一大帝国的机会到来。议会里左中右各党派空前团结，社民党一向反对战争，但领导人们看到举国狂热情景也被震撼了，首次在议会对战争拨款投了赞成票。

（图：听说德皇威廉二世宣战之后，德国人民喜大普奔，涌向街头欢呼）

战争是恐怖的烧钱机器，开战之前帝国财政年收入约23亿马克，战争期间开支暴涨到平均每年300亿马克。

德军最高峰扩充到近千万规模，青壮劳力大量上前线导致工农商业急剧萎缩。纺织品的产量滑落到战前的20%，房地产业萎缩了近100%；德国航运公司损失船舶639艘，占总吨位的44%；商贸最繁盛的汉堡市，进口萎缩到战前的2.4%；著名的汉堡美洲公司，年收入下滑84%。

工资下降，物价暴涨，食品药品短缺，店铺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德国普罗大众的战争热情逐渐冷却，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反战的激进左翼越来越活跃。1914年发生24起罢工，仅千余人参加，至1917年有600次罢工，60多万人参加。

连社民党也被战争撕裂成了三部分：党内支持过战争又反对革命的占大多数，是为右派；反对战争也反对革命的占少数，是为中间派，分离出去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反战又支持革命的左派，分裂出去组建了��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底改名为德国共产党。

帝制解体后的1919年2月，共和国举行议会大选，最大亮点是妇女获得投票权，比法国还提早了26年。

得票率如下：

中左翼社民党得票37.86%；中右翼中央党得票19.67%；中间派的德国民主党得票18.56；共有76%的选民投票给了三个拥戴共和制的温和政党。中右翼的温和君主主义政党德国人民党得票4.43%；激进右翼的君主主义政党德国民族人民党得票10.27%，这是得票最多的激进右翼政党。左翼中略激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7.62%；其余十几个党派得票无一超过1%。

结果表明，终战之初大多数德国人最关心恢复秩序，重振民生，未对君主制崩塌如丧考妣，也没把“捅刀子”太当回事儿，最终承认战败现实，接受了共和国。

（图：1918年11月9日下千，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冲到国会大厦阳台上高呼“共和国建立了”）

德共抵制大选，响应列宁号召发起武装革命，但是被退役军人组织“自由兵团”镇压下去，血腥街头巷战持续一周之久。

因首都柏林局势动荡，议会挪到小城魏玛召开，通过了新宪法，后世也称这个共和国为“魏玛德国”。

希特勒生活的巴伐利亚，动荡局面持续时间比柏林还长，慕尼黑乱成一锅粥，而且短短5个多月时间，局势发展令人啼笑皆非。

先是巴伐利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斯纳宣布建立共和国，大选中他的政党败北，他前去辞职时被一位民族主义者军官刺杀，当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委任艾斯纳政府的教育部长霍夫曼继续拼凑了一个左翼联合政府。

受1919年3月份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刺激，无政府主义的诗人托勒与一群性格怪诞的激进左翼文艺人士领导了一场革命，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霍夫曼政府见慕尼黑局势混乱，内阁和议员们逃到班贝格与托勒形成对峙。托勒政府的部长们推出一堆奇形怪状的法令，比如今后住房不得超过三间屋，客厅必须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

数天后德共派来的尤金·列文（俄罗斯彼得堡犹太人）显得更为职业，他领导的革命将托勒政府推翻，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诞生。

直到1919年5月，柏林的中央政府调来军队，在自由兵团帮助下，才将慕尼黑的激进左翼革命弹压下去，巴伐利亚政府落入右翼阵营之手。

凭特长抓住第一次机会

鉴于之前动乱的教训，巴伐利亚的国防军5月份组建一支“教育突训队”，用以防控“极端主义”组织渗透军队，在军中实施“反布尔什维克”培训。

打这以后希特勒不断遭遇“贵人”，侦察队负责人梅尔上尉是第一位。不过前提是希特勒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抓住机会。

希特勒性格内向，不抽烟不喝酒，对追逐美女兴趣淡漠。从维也纳到慕尼黑，与希特勒打过交道的房东、掌柜、舍友、邻居对他最突出的印象是读书，虽然生活穷困，但出门夹着两三本书，在家时常抱着大部头的书阅读。

希特勒曾拥有过1.6万册藏书，纳粹德国灭亡以后残存1200本，如今保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书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政论四大类别。

文艺方面希特勒最钟爱剧作家兼作曲家瓦格纳，哲学方面他最推祟尼采和叔本华，早就把《叔本华文集》翻烂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叔本华和费希特，希特勒很多词汇和概念都深受费希特启蒙，费希特同时是反犹主义者。

相较一般文艺青年，希特勒有几项特质。

第一：做事偏执，认准方向一根筋走下去，执行能力很强，有股“憨愣劲”；

第二：演说才能出众，极富有煽动性，他平时很安静，但谈到政治话题时口若悬河；

第三：对宣传和组织工作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四：体格文弱却相当推祟语言和肢体暴力，敢于跟人掐架。

巴伐利亚动荡期间，希特勒未参予任何激进行动，局势稳下来后，德国开始裁军，他因表现“理性克制”，得以留在军中复员处工作。

梅尔上尉考察了希特勒的履历和能力，觉得希特勒正是自己需要的人，将他作为未来的教官人选招幕进突训队。

正式上岗前，梅尔上尉把队员们送到慕尼黑大学做短期政治培训，这是希特勒人生中唯一一段短暂的大学时光。

激进右翼的历史和法律教授卡尔·冯·米勒是主要授课老师，他给大家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同时大力推荐自己妹夫，经济学者费德尔的著作，如《怎样消灭资本主义利息奴役》。

学员讨论时米勒见识过希特勒的口才，对梅尔上尉惊呼：“你知道吗，他是个天才演说家啊”。

培训结束后，希特勒等人巡回各军营里给士兵做演讲，他那段时间的工作让梅尔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就在这个当口，协约国惩处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6月份出台，社民党领导的政府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条约。

处罚之严厉令全德哗然，无论左中右派的政治立场有何区别，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民族主义情绪，人们感觉遭到羞辱，愤怒和绝望之情弥漫全国，“捅刀子”说法再度甚上尘上。

仇恨魏玛德国的激进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社民党成了他们的靶子。激左批评社民党放弃红色革命，充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走狗；激右痛斥社民党是德奸，向英美法列强妥协，出卖民族利益，也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

不过激进力量的略微增长不怎么影响德国局势，德国人整体偏保守，对秩序和纪律有着强烈偏好，极端观念对多数人缺乏吸引力。

德国与其它三个因一战崩溃的帝国不同，旧式的贵族和精英保守派在俄国已经消亡，但在德国依然存在，只是影响力大幅度衰弱，其中很多人像兴登堡、鲁登道夫在民间还拥有祟高声望，被视为英雄。

帝制德国最重要基石以及高度组织化的军官团得以保留，仍然是共和国军队的领导阶层，警察队伍也属类似情况。

魏玛时期，军队就像一个独立王国，跟共和国同床异梦。军队与警察虽然在民族主义上与激进右翼有观念交集，其中也不乏激进分子，但整体上偏传统的德式保守主义，对各种新兴的和底层的激进右翼观念他们也难以接受。

旧贵族和军官团其实有实力颠覆魏玛共和国，但是他们有软肋，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明确表态只愿意跟“民主的文官政府”打交道，他们不能出头；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左翼现代群众性政党如社民党渗透基层，动员大众的能力，尤其在人数众多的工人阶层中缺乏组织基础，这种能力在帝制时代无需修炼，受身份和思维限制他们也无法直接进入民间。

当时民间激进右翼整体数量比激进左翼要多，但处于涣散纷乱的状态，没有龙头型人物与组织。

退役军人的组织如自由兵团和钢盔团颇有战斗力，与国防军和警察有千丝万缕联系，但缺乏工人与市民的组织基础，难成气候。他们曾在1920年进军柏林，试图武装政变推翻魏玛德国，因为得到军队和警察同情，没遭到抵抗，��社民党政府只是发动工人大罢工，瘫痪整个社会，就轻松粉粹了政变。

草根激进右翼组织，由于没有中产知识精英参加，缺乏文化和资金，宣传与组织同样一塌糊涂。中产精英的激进右翼组织，倒是有文化也有资金，但他们的缺点是不接地气。

在激进右翼阵营中，对草根阶层来说希特勒很有文化，对精英阶层来说希特勒很接地气，他的机遇即将来临。

希特勒当时也想不到，正是他所热爱的帝国消逝了，厌恶的共和国诞生了，旧式贵族与精英失去主导权，整个政治游戏规则改变，他这样来自底层的青年才有了逆袭的机会。

加入工人党

全国性激进右翼社团“泛日耳曼同盟”在慕尼黑有个成员组织名叫“图勒协会”，图勒是传说中古代雅利安帝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首都，协会的宗旨是雅利安神秘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反犹种族主义。

体育记者哈勒是图勒协会的创始人，由于协会成员都属中产精英，哈勒想接点地气，决定去联络蓝领工人阶层。

1919年元月哈勒与铁路技工德雷克斯莱牵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小微政党，哈勒的头衔是“帝国主席”，德雷克斯莱当副手，设立一个七人的管理委员会。

考虑到初创之时只有30个成员，哈勒的头衔显得十分自大和滑稽。

（图：图勒协会的标志，是纳粹党徽的起源）

最初德雷克斯莱把党名取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哈勒建议去掉“社会主义”这个词，说怕吓到中产阶级，最终定名为“德国工人党”。

工人党的观点是一堆新老激进右翼大杂烩——反资本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反凡尔赛和约、反犹主义、反魏玛共和国、激进民族主义。

工人党采用了图勒协会的标志“卐”字，这是纳粹党徽的来历。

“卐”字标其实自古在亚欧两洲被很多宗教、军事组织使用过，既可以向左旋也可以向右旋，纳粹的“卐”字标向右旋并通常呈45度倾斜。

来自老派中产阶层的哈勒并无组织才能，连观念都相当老套，把工人党办成了封闭性的茶话小沙龙，采用的组织活动方式是小组讨论会。实际上多数时候开会，只有六七人到场，点上煤油灯围坐在桌边，每次讨论前哈勒都要发表冗长无聊的讲话。

创党半年多，工人党还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小微团体。

德雷克斯莱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纯粹扯蛋”的组织活动，建议举办小型讲座，邀请更多人来参加讨论以扩大影响力，由于多数成员赞成德雷克斯莱的主张，哈勒只得勉强应允。

德雷克斯莱提议下，还选出两名财务主管，搞讲座时一个负责收集捐款，另一个负责账单支出。经过这番小微改革，收到一点成效，8月份时工人党在激进右翼圈子开始小有名气，吸引几位名流前来讲课并参加了组织。

希特勒9月份首次来到小酒馆旁听工人党讲座，主讲者正好是培训希特勒的米勒教授的妹夫费德尔，题目为“如何摆脱资本主义剥削”。

根据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说法：他接到上司的命令，前来调查社团状况。等费德尔讲完，进入讨论阶段，一位教授提议巴伐利亚应分离出来跟奥地利合并成一国。听说要分裂德国，他跳起一顿劈头盖脸痛斥，赢得满堂鼓掌，教授满头大汗溜出房间。

希特勒的回忆并非事实，他其实是接到邀请前来旁听，席间也没有他跟这位教授对峙的大戏。

但希特勒确实发了言，德雷克斯莱为他的口才所震撼，上前主动结识，赠送自己写的政治小册子。

回到军营不久，希特勒再次收到德雷克斯莱寄来的参加下次讲座的邀请函，并通知他已成为工人党一员，可出席委员会会议。

（图：引领希特勒走向政治道路的两位教父，纳粹党的主要创始人。左为埃卡特，右为德雷克斯勒）

德雷克斯莱是希特勒政治生涯起步阶段第二个贵人。

希特勒读了他的小册子《我的政治觉醒：一个德国社会主义工人的日记摘录》，被里面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所吸引，感觉大受启发，但他还是觉得就这么加入一个芝麻大的党派略显唐突，抱着再看看的心态二次参会。

第二次参会，希特勒结识了起步阶段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贵人 —— 埃卡特。

埃卡特是激进右翼作家，也是工人党的重要成员，他将易卜生的名作《培尔·金特》改编成戏剧在德国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把大笔收入用于资助图勒协会等团体，自己主编了一份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刊物，名叫《德话德说》。

埃卡特一直在寻觅好苗子调教成“民族运动领袖”，他曾在作品中给这样的人使用了“元首”的称谓。“要习惯听机关枪的声音”，“不要军官和贵族，要懂得工人和农民的语言”，“不要一看见流血和打斗，就吓得尿裤子，坐在那里拿着论文瑟瑟发抖的教授”，“必须是单身汉，没有时间找女人”……

埃卡特一认识希特勒，就像掘金人突然发现了金矿，欣喜若狂，这就是他要的苗子。

希特勒混迹于底层太久，埃卡特算是他真正结识的第一个上层社会人士，而且是文化名流，他对埃卡特相当尊重。

自此之后，埃卡特为希特勒拓展中上层社会资源，向他推荐读物，灌输反犹观念；希特勒为埃卡特去接地气，向群众发表演说。

希特勒在维也纳生活时就读过很多反犹主义的政论报刊和图书，这类读物充满着荒诞不经的阴谋论以及小道消息，但他在加入突训队之前其实并无强烈的反犹情绪。

社民党在俾斯麦时代曾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一直自称为“中间派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正是犹太人，长期以来德国犹太人也普遍支持社民党。德国和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也有高比例的犹太人，领导设计共和国宪法和体制的胡戈·普罗伊斯教授，恰好也是犹太人。

希特勒本来就反对“革命”，他亲历了魏玛初期的震荡，再加上受米勒、德雷克斯莱，他的反犹主义正式发酵，结识埃卡特之后则走向了癫狂。

希特勒越来越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证明犹太人有统治世界和毁灭德国的野心，共和国是民族耻辱的产物，英美法强加给德意志的体制。他不仅深信“捅刀子”论，而且还成为这个说法的狂热鼓吹者。

希特勒加入工人党对双方都是一次大转折。

按照他后来的说法，他是该党第七名委员，但这不是事实，而是第七号委员德雷克斯莱邀请他作为军方顾问入党，试图利用他的演说才能扩大影响。

希特勒小试牛刀

既然入了伙就不客气了，希特勒对工人党的组织和宣传缺陷做出猛烈批评，提出改革建议。

他的建议中只有大力改进宣传这一条得到除哈勒外全体成员支持，具体做法是举办捐款性的大型群众集会，并在报纸上投放广告。

其它建议超出老党员们脑洞，一时难以接受，希特勒也很聪明，知道自己尚无羽翼，并不强制推行。

捐款性的大型群众集会在德国还是新事物，希特勒不知疲倦地一场接一场开演讲会，规模从百余人，几百人到上千人不断扩大，每次都能成功吸粉，获得政治捐助，有了钱之后又能办更大的演讲会。

他认真研究自己和他人演讲的优缺点，从手势到语调，从遣词造句到内容结构，每个细节不断改进。

引经据典风格不要，吊书袋学究范儿不要，理中客路线不要。希特勒“不懂女人”，但对身边人传授演讲经验时却说，“群众就像女性”，讲话要“果断、坚决、简明”，让她们觉得你“有决断力，有力量”。

说白了就是不要讲道理摆事实，直接诉诸于情绪，把复杂的事情简化为易懂好记的概念。

（图：希特勒演说眉飞色舞，极富煽动性）

哈勒的思维已跟不上时代，他始终沉迷于图勒协会封闭式的秘密组织活动，对大型群众集会惴惴不安。

党内已经见证了希特勒演说能力起到的效果，1919年12月，德雷克斯莱与希特勒联手剥夺了哈勒的一切权力，1920年元月劝哈勒辞职，德雷克斯莱接替主席之位，希特勒获得宣传部长职位。

最大的绊脚石被踢开，希特勒继续提议改革，在德雷克斯莱、埃卡特的支持下得以分批实施。

措施大致有：更改党名和制订党纲；设立有专职人员的中央党部办公室，采购打字机和印刷机等办公设备；编订党员名册，刻制图章；收购《人民观察家报》作为机关报；制作统一的徽章与旗帜，旗帜与海报用鲜红色作为底色……

1920年2月工人党的幕尼黑演讲大会到场2000多人，是该党建立以来首次最大规模集会。

工人党正式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英文缩写为纳粹党）”，颁布了由德雷克斯莱、埃卡特和希特勒共同打磨的“二十五条党纲”。

希特勒与此同时得到了党员编号 —— 555，这并不代表他是第555位纳粹党员，只是想给外人造成该党人员众多的印象，编号其实以501开头。

希特勒加入后不到一年时间，纳粹党员扩充至3000多人，成为幕尼黑地区小有名气的激进右翼党派，并开始在巴伐利亚其它地方建立支部。

（图：冲锋队行走在街头）

希特勒的演讲也吸引来了众多激进右翼的“奇人异士”，例如性格粗野的军官罗姆，在现役和退役军人中人脉深厚，听完演讲就把希特勒当“民族之星”膜拜了。

风度翩翩的贵族子弟戈林，富商家庭的大学生赫斯，海德堡大学博士戈培尔……都是在演讲会上被希特勒征服。

当时德国社会意识形态撕裂，从政党集会可见一斑：德共举的是镰锤红旗，中左中右共和主义党派举的是共和国黑红金三色旗，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党派举的是黑白红帝国旗，纳粹举的是卐字旗。

街头党派冲突司空见惯，到对方会场捣乱属于家常便饭。

起初，党派冲突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德共，谁都惹不起，但德共很快就排不上号了，纳粹党专业碰瓷德共，让对方头疼不已。

罗姆率领大群退役军人投奔希特勒，组建了统一着装，纪律严明的冲锋队，成为纳粹的准军事武装。

冲锋队在希特勒演讲时维持秩序，如果敌对党派前来捣乱，立即涌上去将对方乱棍打跑。

罗姆有时候也奉希特勒命令带冲锋队去对方会场碰瓷，他们是军人出身，基本上没打输过。

初期，希特勒的演讲会上经常酒瓶与杯子齐飞，喝彩与咒骂共响，但希特勒照样眉飞色舞地演说，下面虽然打成一团，他丝毫不受影响。

化解危机坐上头把交椅

时至1921年，随着大量“希粉”入党，希特勒已经成为纳粹党实质领袖，真正的党主席德雷克斯莱反倒被边缘化了，希特勒与老党员的冲突日益白热化。

当时激进右翼组织虽然仇视魏玛德国，但通常对“魏玛民主”采用了一种含糊态度，在各自组织内部还坚持民主机制。

德雷克斯莱与领导层保持了创党以来的作风，遇事还要交流讨论，付诸票决；地方支部与慕尼黑中央党部处于平行地位而非上下级关系。

希特勒不仅激烈批判魏玛德国“虚伪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对纳粹党内民主机制与氛围亦多次责备，认为这套流程繁冗，效率低下，充满了形式主义。

唯独革除“民主陋习”这项改革举措，希特勒始终很难推行，遭到包括德雷克斯莱在内的老党员们共同抵制。

希特勒不着急采取措施，只是不断向大家施压，他因为获得实质性领袖地位，做事越来越专断。

老党员们终于无法忍受希特勒的专横，他们开始筹划跟巴伐利亚北部的一个同类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党”合并，并要求把总部迁出慕尼黑，可以设在柏林。

这个建议一直被希特勒否决，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其实老党员们不是想分裂纳粹党，而是不愿舍弃创党以来的传统，想限制希特勒不断扩张的权力；通过党派合并稀释希特勒派日益强大的力量，把总部迁出希特勒人气最旺的巴伐利亚南部与幕尼黑，有助于达到目的。

1921年7月，老党员们趁着埃卡特带着希特勒去柏林筹款之机，开会通过合并决定并限制希特勒权力，这是纳粹党史上的“七月危机”。

希特勒听说消息后以退为攻，返回慕尼黑递交辞呈，要挟退出纳粹党，这下可把老党员们僵住了。

德雷克斯莱政治观点偏激，但生活中是个老好人，把这个党当作自己生养的娃看待，又认为这个娃承载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事业的大任。

他深知纳粹党发展到这一步几乎都是希特勒的功劳，如果希特勒退出，完全可以带着人马出去另外组党，纳粹党将立刻解体。

在德雷克斯莱说服下，老党员们愿意退让，同意跟希特勒和解，但希特勒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反攻，提出条件说，除非他接替德雷克斯莱的党主席职务，他才考虑重返纳粹党。

纳粹党重要赞助者埃卡特施压之下，德雷克斯莱继续退让，7月29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老党员们全面溃败。

希特勒以553票对1票当上党主席，对纳粹党高层权力结构全面改组。

原有的委员会被虚化，成立一个希特勒领导的三人执委会作为决策机构，下面分设“宣传、财政、青年、体育、调查、调解”六个委员会，负责人都由希特勒任命，他把最有才干的铁杆“希粉”都提拔到领导岗位。

至此，希特勒派彻底控制了纳粹党，他正式变身纳粹一哥。

德雷克斯莱和老党员们没想到有这一天，引进希特勒的结果，是自己全部靠边站了。

希特勒领导之下，纳粹党逐渐打通激进右翼阵营��草根、中产、高帅富”三个人群的隔阂，将他们笼络于麾下，互补三者的缺陷。

六成草根党员负责散发传单和拉选票，从事游行集会，甚至组成战斗方阵参予街头斗殴；三成中产党员提供组织与宣传方面的智力支持，如制作海报，出书办刊，拍摄电影；一成高帅富党员负责对接高层资源，筹集大笔经费。

设立青年委员会之后，希特勒将争取年轻人列为工作重点，推动“大德意志青年运动”，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后来庞大的纳粹青少年组织 ——“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少女同盟”、“德意志少年团”。

希特勒为纳粹党集会设计了罗马旗帜和军团礼，这种整齐划一，旗海飘扬，口号震���的场面对荷尔蒙旺盛的民族主义青少年颇有杀伤力。

1925年至1932年，纳粹党员平均年龄的中间值是27.6岁，成员结构不仅比其它政党年轻，也大大低于魏玛德国的人口平均年龄。

（图：希特勒为纳粹设计了罗马式旗帜和军团礼）

20年代初，纳粹党在巴伐利亚等成长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以致于希特勒有点膨胀，铤而走险发起啤酒馆暴动，试图夺取国家政权。

不像策划暴动的鲁登道夫处处洗刷自己，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个人全面承担责任服刑，并借助庭审在全国扩大了影响力，在狱中写出《我的奋斗》吸粉无数，被全国激进右翼推祟为“民族英雄”，反而强化他在阵营中的共主地位，纳粹党因而走出巴伐利亚，成长为全国性政党。

希特勒在狱中经过反思，改变了政治策略，不再用愚蠢的暴动夺取权力，决定改用符合魏玛宪制的手段颠覆魏玛德国。

纳粹党大举进入议会之后，把议会生态打乱，经常瘫痪议事程序，其实也加速了魏玛的政局动荡。

纳粹议员们穿戴统一的制服和袖章，齐刷刷列队进入议会大厅，点名点到某人名字，他就站起来行军团礼高喊“嗨，希特勒”。

随之而来的是其它党派议员发出一阵阵笑骂声，这种情景在欧洲议会史上实属罕见。

经济危机是希特勒最大外挂

后面的故事超出了本文范畴，就不再详述，但可以做个总结 —— 大环境的剧变才是希特勒最大的外挂，那就是持续而深重的经济危机，严重撼动了魏玛的民主根基。

大多数德国人正常情况下并不糊涂，虽然德国人普遍有民族主义情绪，但民族主义者不一定是沙文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

很多德国人欣赏希特勒提倡的“德意志精神”，但不赞同他对这个精神的极端化解释；很多德国人不一定喜欢犹太人，但不赞同希特勒的极端排犹主义。一战时的陆军元帅和参谋总长兴登堡，基于血统和身份的自豪感，内心始终瞧不上希特勒这位来自草根的“波西米亚下士”。

尽管纳粹党在希特勒指导下迅猛发展，到20年代中期，跟百万党员的社民党比起来仍显得弱小。但是，纳粹党员数量及支持率，跟经济危机呈正比关系。

1921年魏玛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月份1美元可以兑换64.8马克，发展至1923年末，马克已经疯狂贬值到4200亿兑换1美元。

1924年5月的大选中，社民党虽然还是第一大党，但得票率萎缩到20.5%；纳粹党得票6.5%，获190多万张选票，成为第六大党；而德国共产党得票12.6%，获360多万张选票，是第四大党。

1926年经济情况好转，1928年的大选纳粹党得票跌到2.6%。

1929年10月以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为标志，一场持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一直获得美国投资和援助的德国惨不忍睹，企业海量倒闭，最严重时有一半家庭衣食无着，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更换。

1930年大选，纳粹党得票升到18.25%，成为第二大党，德共也跃升为第三大党。随着经济危机加重，1932年7月大选，纳粹得票狂飙至37.3%，成为全德第一大党。

（图：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

纳粹党得票最高纪录是1933年3月大选，达到43.9%，斩获1720多万张选票；社民党位居第二，得票却萎缩到18.25%，仅比第三的德共多6个百分点。

因为这年年初德国失业率创下纪录，劳动力人口三分之一，约600多万人丢掉饭碗，由于官方统计口径的偏差，真实失业人数更为庞大。

以宗教划分，纳粹在新教徒中的得票率比天主教选民中高两倍。

以性别划分，纳粹对女性选民缺乏吸引力，大部分女性喜欢投票给温和中右翼政党，1930年前纳粹的女性得票率不超过13%，女性党员不超过6%。

以地域划分，纳粹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的支持率远高过大都市，冲锋队成员很少来自大城市。

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小企业家、公司雇员、公务员、工程师、医生等职业中，纳粹支持率偏高。

希特勒经常痛批“大资本家”和“大公司”，在大企业主大金融家等社会高层中，纳粹的支持率极低，他们甚至希望一觉醒来纳粹从地球上消失。

二三十年代历次大选数据显示，每次经济危机持续爆发，各党派的成员和选民都不同程度流失到纳粹一方，但社民党和中央党两大党的选民基本盘相当忠诚，前者的票仓以大都市产业工人为主，平均票数保持在750万张左右，后者票仓以天主教徒为主，平均票数保持在480万张左右，纳粹对这两党的基本盘没有多大吸引力。

但经济危机持续到1932年，纳粹党选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投票给纳粹的产业工人首次超过了投票给社民党、德共的数量，同时有650万妇女投票给了纳粹。

社民党选票总数波动不大，但在经济危机滋润下，纳粹党以独特的组织形式和铺天盖地的宣传方式野蛮生长，使得社民党得票占比不断萎缩。除了天主教背景的中央党选民保持淡定之外，其它各党派在纳粹冲击下溃不成军。

困境与绝望之中，人们才容易选择极端主义，那怕他们不喜欢，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可能觉得是根“救命稻草”。

（完）

（图：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袭来，德国到处都是排成长龙等待工作的失业人口）

主要参考资料：

《Hitler: Ascent, 1889-1939》, Volker Ullrich; 《The Nazi Party 1919-1945: A Complete History》, Dietrich Orlow;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Hans Mommsen; 《Who Voted for the Nazis?》, Dick Geary; 《Mein Kampf》, Adolf Hitler;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里昂耐尔·理查尔； 《纸与铁》，尼尔·弗格森；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提摩西·赖贝克； 《德国史：1918-2008》，玛丽·弗尔布鲁克；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米切尔。

原文链接

[baillieslf-blog]

滴滴过冬：巨亏之下大幅裁员 已有外卖员工在投简历 正月初六晚上临近24点，刚刚从老家返京的王华（化名）在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寒风中徘徊良久。在地铁和公交都停运的状况下，他打开了滴滴叫车，却发现排队人数足足达到近600人。两个多小时的等待和1个小时的车程后，到达住处时已近第二天凌晨4点。司机们也在抱怨。有司机表示，滴滴快车的抽成比例超过20%甚至接近30%，远高于其它网约车平台。 就在滴滴成为众矢之的之时，滴滴却被曝出2018年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而2月15日的全员会上，滴滴CEO程维宣布裁员15%，涉及员工超2000人。 滴滴到底怎么了？亏损扩大因补贴？ 日前，一份滴滴内部流传出来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2018年持续巨额亏损，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同时，2018年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共计113亿元。滴滴官方对此未予置评。 更早之前的2018年9月，也有一份滴滴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滴滴亏损扩大至40.4亿元，而2017年全年亏损为25亿元，2018年上半年的亏损甚至超出2017年不少。数据还显示，滴滴2018年上半年在乘客补贴和司机奖励方面的投入达117.8亿元，而2017年全年为181亿。 这样看来，滴滴的亏损主因似乎是补贴。程维在顺风车事件之后的内部信中也表示，滴滴6年来还没有实现过盈利。2018年上半年滴滴出行业务对应GMV的平均Take Rate约为16%，绝大部分返还给了司机和乘客，公司整体对应GMV的毛利率只有1.6%。 但实际上，滴滴在2018年亏损扩大的原因不止于此。2018年可谓是滴滴不平静的一年。首先是与美团在打车和外卖上的两大战役。2018年3月，美团打车正式登陆上海，滴滴与美团在上海展开了连续的补贴大战。2018年4月，滴滴外卖在无锡上线试运营，同时于美团外卖也开启了补贴大战，无锡用户甚至过起了一块钱吃外卖的生活。 其次是滴滴在国际化、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金融服务、汽车后市场等领域的大规模扩张。国际化方面，收购巴西99、与软银成立合资公司进军日本网约出租车市场、进军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多个城市；共享单车方面，入股ofo、收购小蓝、推出青桔；新能源汽车方面，联合3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共建汽车运营商平台，投资电动汽车服务商时空电动等；金融服务方面，金融部门升级为金融事业部，并上线了金融服务频道；汽车后市场方面，将旗下汽车服务平台升级为小桔车服公司，并向后者注资10亿美元。 最后则是两起顺风车安全事件后，滴滴加强了在安全和客服体系上的投入。比如程维在2018年9月承诺，平台将新投入1.4亿专项资金加强安全客服团队的建设，摒弃客服外包模式，在2018年年底前将自建客服中心扩展至8000席。毫无疑问，相比较而言，滴滴2018年在打车外卖战役、国际化和横向业务扩张、安全等上的投入，丝毫不亚于在乘客和司机上的补贴投入。 大幅裁员再招人 在2月15日的全员会上，程维宣布公司将做好过冬准备，整体裁员比例占到全员的15%，涉及2000人左右。按照程维的说法，滴滴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继续加大安全和合规投入、提升效率，因此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因此，此次裁员2000人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非主业，这意味着除了出行主业之外的业务都有可能波及，比如外卖等。有企业人士向新浪科技透露，近期已经收到了滴滴外卖市场部员工的简历。实际上，滴滴外卖在进入无锡、南京、泰州、成都和郑州五个城市后，2018年7月底便暂停了新的开城计划，甚至传出了有意转战海外市场的传闻。此外，有媒体报道，在去年与美团激战之时，滴滴原本在去年下半年预计上线的酒旅和票务系统，这些为反击美团而尝试的新业务也已经暂停。 二是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去年12月，滴滴宣布组织架构升级，滴滴核心业务和多部门都将进行合并、调整。其中专快车事业群合并，成立网约车平台公司；原小桔车服和汽车资产管理中心合并，升级为新车服，成立车主服务公司；原品质出行事业群的单车、电单车、代驾、企业级业务和原智慧交通事业部的公交业务组成普惠出行与服务事业群；原FLPW（财务/法务/采购/行政）将拆分成立两个部门：财务与经营管理部和法务部，原有的行政团队并入总办。 众多业务部门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岗位的重叠和调整，以小桔车服为例，今年1月传出了其上海团队解散的消息。而滴滴方面则表示，小桔车服将启动北京+杭州“双总部”战略，以提升小桔车服各地区域之间的协同效率。这就意味着原小桔车服上海团队将陆续搬迁至北京、杭州两地。此外，小桔车服的产品技术部、战略规划部、车服市场部、业务发展部也会根据业务的地域布局进行相应的团队配置。 三是绩效不达标的员工。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的裁员计划，滴滴这轮裁员会采用末位淘汰制度，年终绩效考核评级为C和D的员工，会被HR劝退。不过程维还透露，滴滴在裁员2000人的同时，还将在安全技术、产品、运营和线下司机管理及国际化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继续招聘2500人。 在裁员2000人的同时，为何又招聘2500人？滴滴相关人士表示，因为滴滴受到巨大的安全压力和政策合规压力，不得不调整转型，全力投入安全和合规。人员结构和人才能力上需要做相应的转身和调整。 在12月的架构调整中，滴滴首次设立了首席安全官，加强安全运营，并且直接向向程维汇报；同时，新成立的滴滴网约车平台公司，下阶段将全面推进网约车合规化进程，集中力量建设和加强驾管体系，做好车主准入、培训和考核等事关安全和体验的线下工作。 除了网约车业务的安全与合规之外，国际化无疑仍旧是滴滴2019年的重点。今日还有外媒报道，滴滴正在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招聘经理人员，这意味滴滴计划在拉美地区进一步扩张。而程维也强调，安全和效率也将成为滴滴国际化拓展的关键词。 打车难再现 在去年滴滴针对交通部的整改方案中，滴滴将合规工作进一步细化。称将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地方实施细则等规定，根据各地网约车实施细则对车辆轴距、排量、车价等不同要求，制定分城市分阶段合规目标，并在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指导下不断完善合规化推进方案；持续并加快清退平台上不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的司机和车辆，强化派单合规性引导，逐步减少对不合规人员和车辆派单，直至停止。 以北京为例，京人京牌的要求就将大多数司机和车辆排除在外，同时司机还要考取网约车驾驶证。在车辆方面，不少司机已经在考虑重新租车以满足车辆要求；同时滴滴也在鼓励引导司机办理人证车证；还有媒体报道称，滴滴甚至在考虑与出租车公司合作，以引入更多合规的“京人”司机。 这一系列的调整无疑将极大的影响北京地区的滴滴运力，这在春节期间得到集中体现。根据滴滴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不少城市出现了明显的打车难。平台数据显示，从小年到正月初六，平均打车成功率维持在64%。而除夕至正月初二是打车最难的三天，全国平均打车成功率是55%，这个数字意味着这三天里有近一半的用户完全打不到车。 而这些数字还是在滴滴推出了春节司机服务费以及其它补贴之下实现的。根据滴滴的数据，滴滴为补贴全国各地的司机们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共发放了3.05亿元补贴，包括900万个金额从2.8元到100元不等的吉祥红包和其他形式补贴。 这并未让滴滴赢得用户和司机们的赞许。有用户甚至在微博上晒出了春节期间打车排队1000名的截图，还有的在抱怨不加价就无人接单；司机们也对滴滴越来越高的抽成比例不满。 但逃离滴滴无疑是个奢望。目前滴滴在网约车市场份额和运力上的优势仍旧让其它网约车企业无法企及。在用户端，神州、首汽、曹操等的价格相较滴滴高出不少；在司机端，滴滴的单量巨大、门槛相对更低、收入也相对可观。 顺风车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位此前经常使用滴滴顺风车的用户向新浪科技表示，相对之下，嘀嗒顺风车的成功率明显不够高，哈啰的顺风车业务也未在北京上线。因此在滴滴顺风车暂时下线的日子里，不少用户的态度已经从讨伐滴滴转向为期盼滴滴顺风车重新上线。但根据目前的状况，滴滴顺风车仍未有明确的重启时间表。 文章出处：新浪科技 纠错 WorldTech-科技新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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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bserver]

一家新独角兽企业的数据强国梦

「强国之梦，从数据开始。」

——胖头陀

对于被种下的每颗种子，人们总会期待它最终能长成参天大树。

尽管有美好的愿望，但是人们通常不会操之过急，因为从萌芽初发到绿树成荫，势必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假如我们将之映射到企业发展中，也会发现是同样的道理。

然而有一家成立于2015年3月的公司，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跨越式的快速成长。前不久更是完成了A轮融资，获得来自光大实业资本、阿里巴巴等公司的7.5亿元投资，公司估值一举突破10亿美元。

就这样，一家全新的独角兽企业神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家公司的名字是：数梦工场。

四合一的互联网格局

“在最好的时代，不辜负最好的自己。”

这是数梦工场员工宣言里的一句话。就像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篇首的檄文中宣示的那样，这句话点亮了数梦工场每一位员工的前行道路，激励他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奋勇向前。

在6月8日的数梦工场战略暨A轮发布会上，数梦工场董事长兼CEO吴敬传发表了以《数据连接梦想》为主题的重磅演讲，首度提出“新型互联网”的理念。这一理念发人深省，让我们也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家创业公司飞速成长的动因。

伴随着中国经济奇迹般崛起的三十年，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看似这场时代的大戏已经行进到高潮，然而在吴敬传看来，互联网时代才刚刚开始，商业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城市互联网以及产业互联网的“四合一”格局终于定型。

过去二十年是商业互联网狂飙猛进的时期，促生了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为首的诸多巨头，沉淀出当前的互联网架构和互联网能力，为新生代的互联网打下稳固基础。

在此基础上，政务互联网、城市互联网、产业互联网陆续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阶段，释放出我们此前难以想象的强大动能，并不断回馈给整个互联网世界，形成良好互动。

吴敬传认为，四大领域都在发生着全新的变革，共同组成了“新型互联网”。这是一种敞开想象力的融合创新，得益者不再囿于互联网企业，政府、城市、传统产业也得以拥有新型互联网架构，第一次站在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审视传统的业务和流程。

显然，共创新型互联网，需要平台、生态、商业等方面的共同推进。虽然只是一家���业两年的新型公司，数梦工场却在战略、理念和格局上进行了审慎成熟的部署。

在平台侧，数梦工场秉持“以云为基、数据环流、互联网+、安全可控”的十六字平台战略。在生态侧，数梦工场坚持“基于共识、互为生态、携手转型”的理念进行生态构建。在商业侧，数梦工场则正在进行“客户主导、共建共享、开放创新”的商业格局探索。

作为一家新型互联网企业，数梦工场专注于政务互联网、城市互联网、产业互联网领域，致力于将数据转变成可用资产，对之进行智能化分析，最终解决当前桎梏各个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新空间+新架构=新价值

数梦工场“新型互联网”的发展理念，得到了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产业领域内的一致认可，各方均认为该理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与国家当前互联网+等战略完美匹配。

此外，数梦工场获得了来自浙商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的50亿元战略授信，并以“数梦投资”为品牌，携手更多生态伙伴，进一步开拓政务互联网、城市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广阔新空间。

新型互联网的构建，绝非一家企业之力能完成，哪怕强大如BAT也同样会力有不逮。这是一种生态性交付，非某家大公司所独有，完全是在开放共享原则下长期实践沉淀而来。

吴敬传指出，新型互联网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空间。互联网在中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从商业互联网延伸到政务互联网、城市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三大新领域。其次，互联网的演进会让线上线下超级融合难分彼此，新型互联网是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特征的网络与物理空间共同体。

其次是新架构。在将互联网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政府、城市和产业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之外，数梦工场也会为各方搭建新型互联网架构，让他们成为互联网的有机部分，拥有自我造血的能力。“输血”＋“造血”，就是数梦工场构建新型互联网的使命。

最后是新价值。当新空间和新架构成为行为选择时，新价值就是我们能够导出的��一答案和最佳结果。吴敬传表示，当政府、城市、产业都拥有了新空间和新架构，就会迸发出一系列全新的价值：

政务互联网可以助力政府做到平台集约，精准治理，全天候移动办公，也可以助力企业和个人最多跑一次。

城市互联网将会让城市走向真正的智慧，在交通拥堵治理、公安情报研判、旅游客流监控、移动城市服务以及城市信用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让城市中的所有人都会有极强的获得感。

产业互联网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精准营销、产销协同、智能制造，也能让数据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沃土，创造出拥有无限想象空间的新产业、新经济。

☞ 在政务互联网领域，数梦工场已经服务于浙江、江苏、广东、河南等20多个省市级政务云；

☞ 在城市互联网领域，数梦工场服务于杭州城市大脑和南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重大项目；

☞ 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数梦工场为吉利互联营销服务平台、智慧苏盐6+1系统平台、宝钢集团欧冶电商平台等众多项目提供服务。

通过搭建平台、构筑生态和运营数据，数梦工场不断探索着新型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并催生出新经济形态。

以杭州为例。2016年8月，杭州公交506路率先实现刷支付宝乘车，成为全国首创。今年6月底，杭州主城区公交线路将全面实现无现金支付。

表面上看，数梦工场只是实现了公交移动支付，似乎谈不上创新二字。实质上，数梦工场是将公交业务搬到了云上，让所有公交线路及出行信息都沉淀为在线的数据，并与互联网等数据进行融合创新，真正实现了精准服务、精准管理、精准营销，对其他行业及领域具有启示性的重大意义。

数据技术的强国梦

数梦工场是阿里云的使命级战略合作伙伴。由于这个缘故，很多人以为数梦工场的“以云为基”的本意，无非是基于阿里云的业务拓展。

数梦工场创始人王巍否认了这种看法。他指出，数梦工场不仅仅是公共云的架构体系，而是为政务、城市和行业定制的一个包括公共云、专有云和混合云的架构体系。

数梦工场讲求的是开放生态的云平台架构，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云，同时可以通过混合云技术兼容业界其他的云，在所有的这些云上为各行各业和各种业务及应用充分赋能。

以数梦工场在河南的云应用为例，其中的一半放在阿里云上，剩余的则放在国内另外一家云厂商的体系架构中。从应用和体验的角度，用户根本感觉不到有任何兼容性的问题。

诚然，数梦工场与阿里云有大量的合作研发，数梦工场的产品序列里有自身的研发产品，也有来自阿里云的模块以及双方联合研发的模块。王巍表示，数梦工场的目的从来不是把某些供应商排除在外，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推进新型互联网的发展。

阿里云确实是一家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王巍认为。

他留意过BAT等企业对云计算的理念、表述和执行，在王巍看来，阿里云在时间点上领先了五年。当其余几家逐渐意识到通过云计算为千万量级的用户提供互联网级服务时，才发现在数据库、中间件以及整体应用架构方面，已被阿里云远远甩在后面。

创业之初，王巍就为数梦工场明确了方向：绝不从零做起，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地学习、进步、努力和实践，就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好。

譬如，数梦工场不仅采用了阿里云的技术手段，还汲取了支付宝、芝麻信用、钉钉、高德的经验办法，沉淀了阿里系在商业互联网发展阶段中的资源加以利用。

此外，数梦工场还团结了很多IT公司，整合了一切可用的资源，在做好核心连接和引领工作的同时，呈现出令人拍案惊奇的发展速度。

当然，数梦工场拥有以行业的场景为核心开发的数据技术，这是该公司的立身之本，也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独家秘笈。

王巍强调，云计算是数梦工场实现创想的工具，数据才是新型互联网的真正驱动力——这也是公司名的意义所在，不然的话“云梦工场”恐怕才会更加贴切一些。他表示，数据蕴藏着无限价值，数梦工场将全力推动数据的流通。

青山绿水，民生幸福，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这是数梦工场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始终坚持的美好愿景：用最卓越的数据技术，助力实现数据强国梦。

[andydiy123]

慎防滥用行业支配地位 杜绝广告学中的观念暴力

——浅谈加多宝“二十二连败”背后的招黑体质 

  摘要：

成就今时今日加多宝的既可能是市场空白、差异化竞争的分羹均沾、凉茶消费的惯性导通与畅顺承接。特定的市场生态、特殊的消费习惯与取巧的竞业格局等成就了加多宝。

任由各种观念暴力蔓延，滥用和透支行业支配地位的营销非但不美，且行之不远。光有高话题性而没有高价值导向，只会扯大旗做虎皮抑或抓住鸡毛当令箭是无法达臻广告学奥义的。资本不垂怜弱者，成长不相信眼泪，这是诡谲商界的生存法则，虽残酷却真实！唯有恪守法规律条，在商言商，善尽策略智慧，此系制胜的不二法门，除此无他。

“红罐大战”等侵蚀的又岂止是拥趸对国货精品的拳拳挚爱？何尝不是对整个凉茶业的戕害？？乱象之下勿使可与洋巨头比肩争雄之民族品牌耽于甚嚣尘上，殁于搅局乱拳，乃系正道。

关键词：

广告学；观念暴力

加多宝与王老吉的互撕乱掐，旷日持久，盖棺未定论，了犹未了。口水吐沫星子横飞，一篙打死一船人。其间波谲云诡，阴谋伎俩迭出，策略权谋、毒招损招狠招阴招频现，无所不用其极。剧情各种高潮迭起，煞是精彩纷呈，谍战大剧亦不过如此，堪称教学经典而又甚之。失利者仍奢望困兽犹斗，得势者却也未必志满意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神仙打架，笑逐颜开的却未必不是各地方卫视！不过令争斗几无悬念、呈现一边倒的结果则暴露了太多加多宝自带的招黑体质：

其一. “得鸟者，罗之一目；一目之罗，不可得鸟。”成就今时今日加多宝的既可能是市场空白、差异化竞争的分羹均沾、凉茶消费的惯性与平滑过渡，亦可能是时无英雄、竞业暗弱、集体无意识及其群氓品格、小富心态，抑或是政策法规律条的蛮荒空窗等，令其可恣肆游走于法令边缘，以致赢者通吃。简言之，是特定的市场生态、特殊的消费习惯与取巧的竞业格局成就了加多宝。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所谓时势造英雄而已，岂是只有“红罐”可专美?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红罐”只是构成视觉识别系统(VI)的一部分，非核心竞争力。过度渲染和倚重“红罐”（包括新马甲“金罐”），昭示的其实是广告核心理念的混沌缺位和广告诉求着力点位的偏差，予人的是对自身品质的怯弱和产品力的乏善可陈，以及欠缺对受众消费心理感同身受式的精准掌握之观感。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狼共舞的时代，仰仗“红罐”包打天下的一根筋结结实实地撞了审美疲劳跟法理、现实的南墙。“红罐”纵有贪天之功，业已不能一招鲜吃遍天，如何能管保终生永世受用？世变时易，彼时鸡汤，此刻砒霜，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只会贻笑大方。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当“下火”“去火”等诉求业已滥觞，创新求变才是坦途，抱残守缺再作冯妇，可观性骤减。唯有独辟蹊径，不落窠臼，破除体制积弊，突破理念迭代的桎梏和产品升级的瓶颈，注重金元路线与口碑效应并重，通过持续地满足对“消费需求重新界定”的产品升级和创新、创意性营销，才能持续引领时代潮流，勇立行业之先。

其二. “正宗凉茶加多宝”。什么叫正宗凉茶？？其它的凉茶都是假冒伪劣或者说不正宗的？充分竞争的非特许行业并不禁止后来者准入，这种拿大的黑社会作派注定了其如影随形导致招黑的体质！你见过正宗汽车奔驰、宝马，正宗手机苹果、诺基亚，正宗白酒茅台、五粮液云云没有？放任其恣肆宣传所谓“正宗”，其实昭示了行业无法抱团发展及其集体无意识，显露的是对整个行业的轻渎冒犯和充满了对孀妻弱子娘家没人式的藐视！

任由各种观念暴力蔓延，滥用和透支行业支配地位的营销非但不美，且行之不远。

其三. 贬损烈士营销事件，可谓是投石落屎坑——激起公愤，堪称营销史上的极大败笔，成为永难洗净的污点！恶俗营销虽可吸睛一时，然臭名昭著声名狼藉恶果之下，又岂是广告人、广告主可承受之重？

光有高曝光频度而没有高价值导向，只会扯大旗做虎皮抑或抓住鸡毛当令箭是无法达臻广告学要义的。远离低趣恶俗，才可能拥抱真创意。

广告实效来自对受众的针对性，而非广告人的自诩与陶醉。更关注感同受众的消费心理和诉求，广告讯息传达力才会根到底实。具体广告实施中宜秉持须教自我胸中出，笃行品位营销，采取精准占位，避虚就实，巧妙说辞，摒弃低俗噱头，少些靠挑战公序良俗搏出位的速成心态，打消冒渎消费者情感、尊严、智商的智障念头，特别是要坚决杜绝烧烤烈士式无厘头恶搞！崇奉品质立市，笃信花逢时发，持续提升品牌内涵，不断增加品牌美誉度，可渐次增强客户黏性。

其四. 举凡历年众口传颂之广告佳作核心广告语多为琅琅上口言近旨远之凝练意赅金句，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我们做得更好”“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天地至爱，关怀今生”“不走寻常路”“有巧思，无难事”等，鲜见晦涩拗口长句。“加多宝凉茶传承王泽邦创于清朝道光年间，已逾百年历史的凉茶配方”，此等饶舌长句，大体可解读为基于强不知以为知之上的低俗撩骚，部分显现的是暴发户造谱牒、野孩子认父亲式攀附心态。但脱贫乍富未改草根基因，锦衣华服遮掩不了土鳖底蕴，彰显了人才逆淘汰机制之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叹之惜之。

其五. “反映中心”误作“反应中心”“已日渐式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等等一系列词不达意不知所云的表述错乱，竟然常年挂在网站醒目位置，委实吊诡非常。足见其缺少良才善用能者居之的人才遴选机制。“入其朝，不闻直言”，同时亦昭示缺乏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的企业文化与从善如流闻过则喜的悦评纳谏护佑体系。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笔者纵观其业者从文字水平至理论理念均似较为孱弱，更遑论构思精妙神来之笔甚或一役功成之优异创意。企业管理过度行政化，体制、文化欠缺应有的开放包容性，创意创新乏善可陈，偏执守成就自在情理和必然。

其六.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国演义中司马懿云：“我与你家丞相交手数番，互有胜败，其间妙计层出不穷可算是兵家之快事。”沧海横流方尽显英雄本色，抵牾人生诚能棋逢敌手，亦足可快慰平生。君可曾见二十二连败而不思悔改乎？

脑筋不会急转弯，当然容易撞树上。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一心冒险只求自戕又岂能尽用示弱策略可解释得通？如此执拗尿性世所罕有，其状可悯，其行可议，其智可叹！

没有人可以站在道德批判的制高点上指摘，示弱营销、悲情絮叨及冒险策略或只可聒噪图快一时。在成功学被奉为圭臬的当下，公众只会更崇拜强者！草根的自我标识、强化和强烈暗示，降低了格局，加深了突破藩篱的难度。“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激发热烈情感共鸣才能持久热络，掌握制胜之钥。

成长不相信眼泪，这是诡谲商界的生存法则，虽残酷却真实！唯有在商言商，善用法规律条与策略智慧，此系制胜的不二法门，除此无他。同情抑或毁谤，皆不改其势。

如是，招黑之处颇多，不一一赘述。

鸠占鹊巢，煮豆燃萁，莫此为甚。恶俗缠斗，龃龉互黑，无有赢家。搅屎棍子打乱仗，污糟乞人憎。“红罐大战”销蚀的又岂止是拥趸对国货精品的拳拳挚爱？何尝不是对整个凉茶业的戕害？？

守成有余，拓新不足，此系涉讼的心因性痼疾。故非得有刮骨疗伤、断臂求生式的勇气与魄力，斩断虐恋情丝，才能抵御抗拒隔夜旧梦的撕扯，才不会穿新鞋走老路。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乱象之下勿使可与洋巨头比肩争雄之民族品牌耽于甚嚣尘上，殁于搅局乱拳，乃系正道。

会心今古远，放眼天地宽。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深耕传统凉茶市场，国货当自强，愈民族愈世界，应仍是大有可为。

攘外必先安内。在强调开放、融合、共享、多赢的移动互联时代，需秉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理念，摒弃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传统两极化思维。孤芳自赏弗若同气连枝和衷共济，只有努力抱团发展，强化行业自律，才能通经活络、身心俱健。社会惰化效应只会影响和削弱彼此对凉茶这一本土特色饮料品类的深耕和振兴。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的至好至坏年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构建、创设抑或解构、颠覆只在倏忽之间。“两个老鳖一锅汤，三个农民搞灌装”，因行业缺乏自律所导致的偶发、暗黑事件抑或媒体的追踪报道、曝光揭丑对行业造成重创，进而触发行业危机的案列并非个案孤例，亦毋庸讳言。只有打破影响自身所在饮料品类整体向好的种种不安全“魔咒”，才能真正一骑绝尘笑到最后！相较于对手的搅局与咄咄逼人，慎防从众心理下的观念暴力，力避网络谣言对自身及行业的抹黑、诋毁和污名化更值得未雨绸缪，可走得更远。

不畏浮云遮望眼，时穷节乃现，变则通幽。宜首当求诸贤明，杀跌止损，纾困突围，务求再造辉煌。“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亦不致一手污泥。”胸中有丘壑，自不会坐困愁城。好风凭借力，站对时代风口，或可跳脱被贴身紧逼短兵相接之泥淖。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若得“相离之后，更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喜欢”，则实属国货之幸，国人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