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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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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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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calandracalandra]

谢莫斯·希尼（爱尔兰诗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数到一百：伊丽莎白毕肖普

姜涛 译

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自传体小说《在乡村》的大约三分之一处，作为叙述者的小女孩被外婆和姨母打发去找寻一位乡村裁缝。这个裁缝曾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拜访过她们家并且说好了要再来，但孩子捎来的口信却是这第二次拜访将不得不推延。于是：

“异常神秘地，贫穷的格莱小姐——我知道她很穷——给了我一枚5分硬币。她欠身将它丢进那件她亲手缝制的红白相间的裙子的口袋里。那是一枚小巧的、亮晶晶的硬币，乔治王的胡须像一小朵银色的火焰跳跃在上面。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鲱鱼或鲑鱼的鳞片，所以这种五分硬币被人称作“鱼鳞”。传说人们会在鱼肚子里发现他们的戒指，或是找回他们丢失已久的折刀。但如果你在刮洗一尾鲑鱼时发现每片鱼鳞上都有一小幅乔治王的头像，那将会怎样呢？

为了更安全起见，在回家路上我将这枚硬币放在嘴里，而后竟吞下了它。据我所知，数月之后它还呆在我身体里，并将它珍贵的金属转化成我蓬勃生长的头发和牙齿。

在叙述者的观物方式中有某种精妙的、富于抒情意味的鲜润感，她声称她仅仅是“吞下了”这枚硬币，字里行间诗人玛丽安·摩尔日后在其身上发现的那种特质 ——“一种闪烁不定的随意性”——已显露无遗。换言之，这个叙述者，正是玛丽安·摩尔于1930年代结识的那个年轻诗人的小小自我，也是1960年代曾致函安妮·塞克斯顿的那位成熟诗人的前身。在信中，她坦言道：“尽管我拥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哀伤得几乎可以收进教科书，但不要以为我沉溺其中。” 不仅如此，这个叙述者还与小说家玛丽·麦卡锡艳羡的那个伊丽莎白·毕肖普极为相似，她的灵魂“躲在文字背后，仿佛一个‘我’正从一数到一百。”

上述引用的那段文字背后，隐藏的正是有关那段“未曾沉溺”的童年不幸的完整记忆。格莱小姐惠赠的五分硬币对孩子来说或许十分神秘，但对于村里的大人们和故事的读者来说，孩子显然是被怜悯的对象，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孤儿。她的父亲已经亡故，从那时起母亲也屡屡因精神崩溃而失踪。其实，战栗的母亲恰恰对应了 “这一天早些时候”那个裁缝的形象，当她发出一声尖叫，这尖叫便永远笼罩了孩子的世界，并将永不平息的痛楚嵌入其中。

当然，在母亲于1916年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前，同样的尖叫也曾回响在毕肖普的生活中。现实中的村庄被称为“大村”，在1911年——毕肖普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在料理完亡夫的后事后带着未来的诗人移居此地。在她余下的生命之中，这些最初的痛楚和丧失将会隐藏在她体内，累积、衍生，正如一枚五分硬币会幻化出许许多多的鱼鳞。的确，毕肖普卓越的天才在于能够消化这份伤痛并转化它。像在故事中频频细数硬币、鱼鳞、指环和折刀那样，她会一个接一个地为世上的事物命名，直至数到一百。每一件事物都会在记忆的疆域中确立一个坐标点，以此宣告并承纳它所测度的力量。

自从194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专集——《南与北》，毕肖普在美国诗坛地位就已确立。诗集标题的地理意味暗示出她的生活转移于其间的空间坐标，但也象征着她艺术中回环往复的情感极限。其后她一系列作品的标题都具有同等的暗示性：《一个寒冷的春天》（1955）、《旅途的疑问》（1965）、《地理图 Ⅲ》（1976）。无论何时，她总是个迁徙者。开始，是作为一个婴儿被带向北方的加拿大。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斯克舍省安宁的乡村生活一下子被带入焦虑不安的青春期，置身于马萨诸塞州那些严肃的隔膜的亲属之间，她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家族中父亲的一方绑架而来的，于是她重返南方。后来，她的“南与北”变成了美国的南方与北方本身：作为刚刚从瓦萨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士，在愉快地重返佛罗里达的基维斯特岛之前，毕肖普在1930年代纽约的文学圈子内的生活为其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她与瓦萨的同学——刘易斯·克兰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了5年，当地丰富多彩的生活激发了她许多著名诗作的诞生，其中以《公鸡》和《鱼》为代表。然而在这些迁徙中最具决定性以及最漫长的一次是在1950年代，毕肖普定居于巴西，与她的挚友住在里约热内卢以北山中的寓所中。她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六年，时而在里约，时而在亚马逊平原上畅游，但总是抽身而出，游离于美国的文学生活之外，直至这种特殊的安排接近了终点。毕肖普最终返回了马萨诸塞，住进波士顿的刘易斯码头上的公寓里。1979年，就是在那所公寓中，年仅68岁的她于11月6日突然去世。

上述一切都记录于大卫·卡斯通新近出版的《成为一个诗人》一书中，毕��普与另外两位重要的美国诗人间的友谊在其中展示出来。这本书是集中探讨“神秘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最出色的研究著作之一。这种亲和力在毕肖普与玛丽安·摩尔的关系中表露得十分明显，而影响力则更多地呈现在毕肖普对罗伯特·洛威尔的感召之中，而该书在处理这两类关系的方式上颇具启发性。罗伯特·洛威尔，当然是他那一代人中声名赫赫的诗艺拓疆者，是诗人名册上飞驰着的夺标者，他四处寻找着对手、振臂呼喊，给他自己和接近他的每一个人制造着堂皇的麻烦。他对于诗歌充满奢望，在实践上卓尔不群，而这一切都受到了毕肖普的批评，不仅以其做人的态度而且也以她为诗人树立的典范。较之于洛威尔，毕肖普身上有一种优秀的考狄莉亚式的品质，一种赋予她作品以动人的稳定性的沉默，一种被玛丽安·摩尔以独特洞察力勾勒出的“某种完美的果敢”所捍卫的含蓄。所有这些果敢和含蓄的品质都体现于《在村庄》中那个儿童叙述者身上，那个天真的、自信的小精灵，已分享了（如故事告诉我们的）“一种无边的、细碎的、闪烁的孤寂”。

如果说毕肖普经历的家庭变故不如考狄莉亚的遭际更具悲剧性，她所承受的苦难仍似乎是某种考验。这每一项苦难都衡量了她的精神与她认可的词语对抗环境的能力，并昭示出早年对沉默的虚心求教已使他自身和她的词语得以与祸患匹敌。譬如，《在村庄》那结束了全篇的声音，足以抗拒、接纳并化解故事开始时母亲的尖叫声：这第二种声音始终潜伏在故事里，一下又一下使意义逐渐累积，如同作者的精神正数到了一百；那是铁匠锻打铁砧的声音从房屋背后传来：

叮当

叮当

内特在打造一只马掌。

哦，美妙而纯粹的声音！

它使其它一切都静寂无声。

但是，间或地，河水意外地发出一阵喧哗。它汩汩地言说着，

透过水面上漂流涌动的褐色漩涡。

叮当

除了河水，一切都屏住了呼息。

没有尖叫，曾有的那一声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

已慢慢地消散于泥土之中，或者它已向上飞升，进入那深邃的、蔚蓝的

天穹！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大海上一只浮标铃。

所有那些另外的事物——衣服，揉皱的明信片，打碎的瓷器；

损坏的与丧失的事物、病痛的与被摧垮的事物；

甚至还有那微弱得几乎消失的尖叫声——是否它们太微弱

了、太短暂了，以至于我们无法长久地倾听它们的噪音？

内特！

哦，美妙的声音，再来一下！

这段故事的作者和读者或许都会修订《夜莺颂》中济慈的惊叹，换之以“我谛听在光中”，因为正是在纯澈的日光下，毕肖普写作中独特的品质得以驻留。事物一经她书写似乎更可超越它们自身。例如，在上述片断中，流水细小完美的嗓音恰如毕肖普在用英语款款低语：“除了河水，一切都屏住了呼吸。”当然，是毕肖普精湛的语言技艺创造了这种复归本源的、前语言状态的幸福幻象。作为读者，我们不会洞察我们对这种语言奇迹的渴望，直至奇迹被创造出来，我们甚至不会知晓经验的给予可以被提升成如此甜蜜的、崭新的力量。

毕肖普的写作没有什么排场之处，即使其中有某些可以向其转化的因素。一个人应对周遭现实保持正义感，甚至在诗歌的想像力可以重构现实的时候。她从不容许让艺术形式的欢娱去安抚她所处理题材的严酷性。举���来说，她两首六节诗中的一首——她直白地将其命名为《六节诗》——结尾的六个词语具有明显的家庭指涉性，起初它们似乎将诗歌设定在一种温情的界限内。房屋、祖母、孩子、壁炉、历书、眼泪，它们暗示了一出有关青春和成长，或许还有关指引的微型戏剧。它几乎是一段维多利亚体的残片。无论如何，就诗行的构造及其情感内涵而言，此诗典雅而亲切。最后的词语，在某种层面上的确为意识着染了一种传统的家庭氛围，在其中我们会十分自然地期待着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连同一个孩子和一对祖父母的出现。然而，渐渐地，诗歌自身之中无情的形式重现却迫使第二种知觉闯入了意识，对祖母、孩子和房屋的反复提及提醒我们注意到了房屋之中父亲和母亲意味深长的缺失：

九月的雨落在房子上。

黯淡的光线中 老祖母

和孩子一同坐在

厨房小巧火炉边

她们读着历书上的笑话

有说有笑 掩饰泪水

老祖母想着击打屋顶的雨水

和自己昼夜之交时的眼泪

都已被历书预言

但仅为她一人知晓。

火炉上铁壶轻轻歌唱。

她切下一片面包对孩子说，

“该喝茶了”；而孩子

正痴望着茶壶浑浊的眼泪

如屋顶上滂沱的雨水

在乌黑滚烫的火炉上疯狂起舞。

收拾停当 老祖母

把聪明的历书挂于

绳子上。它鸟儿一样

在孩子的头上 在老祖母

的头上 半张着翅膀

而深棕色的泪水溢满了茶杯。

她瑟缩着说屋子有点儿冷

并将更多的木柴投入炉中

火炉说：“是时候了。”

历书说：“我知道我所知道的。”

孩子用碳笔画了一幢歪歪扭扭的房子

和一条凌乱的走廊。然后

又添上一个小人儿 一排纽扣

好似一串眼泪 他骄傲地拿给祖母看。

然而当祖母在火炉边

忙忙碌碌

微小的月亮如同眼泪

从历书敞开的书页间

神秘地落入孩子在屋前

精心布置的花床

“该种植眼泪了”，历书说

祖母对着奇妙的火炉歌唱

而孩子画下了另一幢隐秘的房屋

像任何成功的六行诗一样，此诗笔法精妙，但它的神奇并不在于迫使读者去关注什么，而是像一则童话那样直接触及情感。正如迪兰·托马斯的十九行诗《不要温柔地走入良宵》与其说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毋宁说是一���戏剧化的呼喊，毕肖普六行诗中的叙事及戏剧成分也迅捷地使关注的焦点从高超的技艺层面偏移开来。诗歌环绕着无言的悲恸，当它环绕着它们，诗行对这些苦难施予催眠术并迫使它们服从于创造的意志。因此，此诗的效果与《在村庄》十分类似，每一件作品都在自身的艺术之中将巧妙的言说与暗示的悲恸混合成为一种艺术。在那段故事中，尖叫声被转化并消溶于铁匠锻打铁砧的铿锵歌唱中；而在这首诗中，祖母房间中短路的痛苦，冥冥之中历书传达的不可规避的痛苦，在孩子描画的奇妙之屋中被暂时抑制住了。仅就它回应的那些病弱的精灵被囚于盒子、树木和石块的古老童话而言，这个结论显示了对否定性条件的胜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仅仅返回了初始时的格局，危险仍在继续，问题只是得到了某种想像性的解决。

事实上，这首有关奇妙之屋的《六节诗》与毕肖普早期名为《纪念碑》（同样朴素无华）的诗作执行了同一种反射性的但却是全然劲健的功能。那座纪念碑是木制的，是由一只只木箱垒叠而成的；如同《六节诗》一样，它集感染力与完美性于一身。除了其所展露的之外，它无所承诺，但似乎它延误的正是它要指涉的。一种舒缓的压力，一个难以言传的目的，或是一项缺失的因素，一再地构成了形式最终所要表现或掩饰的存在。在实际上，诗作最后的部分揭示出这座纪念碑隐含了某种秘而不宣的事实，散播着某种信息，其潜台词无须说破。

这是一件木头

艺术品。木头堆在一起

要胜过堆起的海水、云朵或沙子

更胜过真实的海水、云朵或沙子。

这个家伙，选择那样的方式生长

并不再移动。虽然那些

随意钉上的装饰看来平庸无奇，

但泄露了自身的渴望

要成为一座纪念碑，去佑护某物

仿佛拥有了生命和希冀。

当光线像一只觅食的野兽

每天逡巡其中

或当雨水冲刷 风暴击打

那最简陋的漩涡装饰还将“纪念”吐露

它或许粗糙，或许空洞。

艺术王子的骨头或许深藏其中

或许被遥远的干坼的土壤覆盖。

但破弊的身体足以庇护

其中的事物（毕竟

它们不能为目光所及）

这是一幅画的开端

是一件雕塑、一首诗、一座纪念碑

及所有木头的开端。仔细端详它吧。

纪念碑拥有某种“不能被目击”的内涵，它却发现自身正是被“像觅食的野兽”一样漫游其中的光线所削损。尽管这些环境因素引发了谨慎，但它仍在试图“佑护什么”。如果我们听从诗人的劝告，细心地观察它，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拥有生命并“可以庇护内部事物”的客体，它与用想像为其赋形的诗艺工作极为类似，因为毕肖普诗歌令人激赏叹服之处恰恰就是它最终超越了初始时的谨慎。或许这是一种善于观察的诗歌，但简单通俗地说它最终所要达成的不仅仅是“观察”，即使审慎的倾向已成为诗人一种持久的风格。“限定”是她思维的惯性方式，但尽管如此，诗歌自身却不断力图突破，抵达那个所在，向刘易斯·麦克尼兹言及的“对事物多样性的沉醉”致敬。它以其辅助手段的精确将自身校正为诗歌。它最狂热的心愿是将自身完全投入发现之中，作品《两千多个幻想和一种完美的和谐》以一个疑问作为结尾：“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我们婴孩的目光眺望、眺望？”

这就是毕肖普著名的观察世界的天赋，它不仅是一种“看”的习惯，它更意味着某种自我克制，对有限尘世的机警逾越。在她的天性中苛刻多于狂热，即使完全向现象敞开，她仍可保持冷静。她的超然是恒久的，但那种逼近事物时的专注与准确性结合在一起，如此致密地加诸事物之上，从而她的超然几乎蒸发了。毕肖普的工作是在认同事物之前如其所是地推敲、玩味它们。她从不即刻或策略性地美化什么，比之于作一个天才的啦啦队队长，她更像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审判官，但同时她也并非拒绝给予事物公正的颂扬。换言之，她的现实感是扎根于土中而非遨游于天际。譬如，早期诗歌《奉献仪式》是一首黎明之歌，其中毕肖普的确构思了一个天使般的生物，它象征了我们自身中等同于黎明与白昼之间美好憧憬的一部分；但她也被迫意识到也正是它，其可能性我们毫无疑问地无法把握。于是它：

忍受着我们的利诱和滥用

沉入漂流的肉身

沉入漂流的阶层

直到搁浅在公园里一名乞丐的身上

他，疲倦不堪，没有灯光和书籍

却准备着惊人的研究。

在每天每日无穷

无尽的一致中

那灿烂的结局。

然而，在如其所是地趋向事物的乞丐身上毕竟有某种奇妙之处。对于他来说，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每天灿烂的结局都是他自身的回报，因为别无他物可以给予他；那种超越了自我剥夺的行为与此十分相似，亦即不再沉溺于自身，而是抵达那自由馈赠的庆典。正是在这种行为和精神成果之中，毕肖普的诗歌修正了那��在起始时与她对立的尺度。

变化没有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欢乐与智慧之间，虽然二者都在诗行中有颇为重要的位置；对她而言，典型的流变或许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为从自我遏制到对他者神秘的洞察，在所有悲喜交集的纠纷中，调停的写作机制渗透其中。《鱼》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整首诗被催眠似地悬置在诗行首句和尾句所报告的两种行动的张力之间：“我抓住一条大鱼“与“我让鱼溜走了”。诗歌提供的是一次慢动作的回溯过程，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鱼在此过程中被认作霍浦金斯所言的“上帝的荣光”的先兆，是那种跃动在事物深处的最为亲密的鲜活性，是在诗歌中被称为“彩虹、彩虹、彩虹”的所有一切。这一次，毕肖普似乎逾越了与对象认同的方式，但事实上释放鱼的行动仅仅是认同发生的深层形式，以考狄丽亚式的嗓音吐露的话语比堂皇的词藻更为响亮。鱼被认作是原初的精灵，是与跛足行走相对立的泳者，它体察事物的细微之处，但更愿保守它的隐秘：

我盯着它的眼睛

它们比我的眼睛大

而且浅 颜色昏黄

虹膜背后填充着

黯淡的锡箔

目光透过

那被擦伤的古老的鱼胶镜片。

它们动了一下，但

没有回应我的注视。

－－仿佛斜睨着

一个光线所指的目标

我羡慕它呆板的脸孔

和机械的颚部

还看见

它的下嘴唇

（如果能将其称为嘴唇的话）

挂着四五根鱼线和一根

金属接钩线

潮湿、闪烁、武器一般

而线轴仍然与之相连

五只硕大的钩子

牢牢地嵌入他的嘴巴

读者可以想见鱼及书写鱼的诗人获悉了某种真实，一位爱斯基摩老妇人的话将其披露。当旁人问她为何她的部落传唱的歌谣如此短小时，她简单地回答：“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

同样，毕肖普诗中沉静的价值绝不可低估，彩虹的效果离开某种精神尺度是无法获得的。没有人比她更醉心于统计世界细枝末节的奇迹，也没有人更小心翼翼地容纳下那些共同阐释了生活的危险的负面因素。因此，我想花几分钟讨论一首在艺术及人生两方面拥有喜剧性笔触和自画像式暗示感的、揭示了毕肖普独特的思维模式的诗歌。这是一首有关矶鹞的诗：

对身边的咆哮他习以为常

如此频繁地 世界被注定震撼

他奔跑，跑向南方，在有序的混乱中

如同布���克的门徒 审慎而苛求

在他左侧海滩脂肪般咝咝作响

一排不安的水浪涌起又退却

为黯淡脆弱的脚爪镀上光芒

他奔跑 一直穿过它，盯着自己的脚趾

盯着脚趾间沙子的空间 在那里

（细节并非渺小）大西洋的细流

飞快地流逝 当他奔跑

他盯着缓缓流动的沙子

世界隐在雾中。因而它

渺小，巨大而清晰。浪涛

高低起伏。他不能预知

嘴喙趋向何方 全神贯注地

他寻找着 寻找着 寻找着

可怜的鸟！满怀困惑

黑色、白色、灰色、成百万的沙子

与石英、紫晶与玫瑰石混和

“对身边的轰鸣他习以为常”，我们立刻被启示了。如果将“轰鸣”理解为公共生活的喧嚣，如同将它理解为大海的声响一样，我们可以同样地谈论毕肖普。她没有致力于营造史诗般的全景，处理宏大的历史症候、宏观的文化视野、以及20世纪诗人们热衷的危机主题。当然，她深深地察觉到“如此频繁地，世界注定被震撼”，不仅为海浪的轰鸣，也为战争、地震、父母的惨死与友人的负罪自杀所震撼。在这样的环境中，混乱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完全是一种逃离现场的本能冲动。但一个人无法逃离他的时代或他的命运，如此的混乱必须被控制，设定其界限，绘制出确定的空间，而他将行动于其中。在矶鹞的例子中，这个空间便是海浪与陆地间漂移的沙子的空间；在这里那只矶鹞自然成为布莱克的门徒，因为威廉·布莱克曾在《天真之歌》中宣称：

在一粒沙中窥见世界

在一朵野花中看见天堂

掌中擎着无限

片刻蕴涵永恒

布莱克的诗句充满幻象与预言色彩，但即使像矶鹞这样狂热的门徒，也缺乏吟游诗人无边的自信，这只可怜的鸟是“苛求”的，这个词的发音和构造恰好暗示了紧张和急躁；一个苛刻的生物，永远不会控制局面，因而它不能呆在原地，矶鹞奔跑着。

《矶鹞》是一首具有巨大感染力和强烈诉诸直觉的诗。如果我的溢美之词有些过份的话，那么我所能说的是这种印象并不真实。它完美无缺，将自身和读者一同带入对神秘他者的全新体知之中。它的鼻子，或者嘴喙，使我们跨越了门槛，超越了古老的疯癫步履和屑碎的细节真实。这种成就在毕肖普的智性杰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那首伟大的冥想之作《在鱼房边》，但由于我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对此诗已倾注了大量笔墨，所以现在我想简单地讨论最后两首诗：《蘑菇》和《英格兰的克鲁索》，它们都是追忆性的作品，都通达了某种奇妙的事物，但这种奇妙均不是想像的产物。当蘑菇从树林中现身，当克鲁索忆起他曾拥有的那把大折刀的气息，世界便闪烁在透明的光中。借用奥登的话，这两首诗找到了极限世界。其独特的力量来自毕肖普那种能将事实提升为一种崭新的修辞效果的古老天才。诗作的成功只是这种力量的剩余物，其本身要远胜于此。在这里，克鲁索回忆起“水龙卷”：

而我曾拥有水龙卷。哦，

有时半打之多，远远的

它们四处游动 时骤时缓

脚下生风 头颅埋在云中

扫出片片磨损的白色。

易碎、稀薄的玻璃烟囱

我望着水流在其中

烟雾般螺旋飞升 像一个僧侣

是的，真美，但却不怎么合群

美国诗人查尔斯·斯密克曾撰文评论艺术家约瑟夫·克耐尔的作品——碰巧，毕肖普对他也情有独钟——文中部分文字看来值得在此处引用。“的确有三类想像，”斯密克写道：

“首先，是在文学和艺术中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睁开眼睛；其次，还有闭紧双目时目击的想像。浪漫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和白日梦中的沉湎者熟知它们。然而在克耐尔的盒子里诞生的想像是第三类，它们同时参与了梦境和现实，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异类事物。观察者在两种相反的向度上为其诱惑。其中一个是观赏与欣赏的向度……而另一个向度为我们讲述其所看到的一切，任何一种都不是自足的，正是二者的缠绕构成了第三种想像。”

斯密克将他的短文命名为《我们所知的孩童的凝视》，这段文字瞬间洞察并微妙感应了我们的心弦，恰如其分地勾勒出毕肖普的想像力。“某种不可命名之物” 在这里被分享，仿佛往昔前书写时代为人谙熟的事物又在后现代的颠簸中再次显露。她所有的想像都朝向记忆敞开。确定无疑的是，毕肖普成功地做到了对表象的全然接纳，如其所是地感受其引发的一切，无论积极还是消极。正是这道奇特的诚实的目光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感动了如此众多的读者。作为一个女诗人，毕肖普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支持。她的沉思回响于神秘主义宁静的深处，她的作品，如《公鸡》，从1940年代早期开始便显示了对由权柄和暴力构成的世界的创造性的深沉回应及清醒的洞察。但她却每每拒绝将自己政治性地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她从气质上和理智上都太倾向于离群索居，因而即使最为迫切的集体要求都无法生效。

在近年的美国诗歌中，毕肖普的位置与大洋彼岸的菲力蒲·拉金的位置十分相仿。在滔滔不绝的方面，看来她证明了越少即是越多。借助于对传统的认知与分寸感，她创造了一种与往日经典诗作保持连续性但又完全是个人的、当代的风格。她的写作技艺精湛、形式完美，从专业角度看炉火纯青，不由让人叹为观止。但同时她又诱使我们将技艺、形式当作是某种分神之物，因为诗歌对待事物始终不偏不倚，它沉溺于自身观察世界、探索奥秘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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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Downhill chap 1.

Go Downhill/向下游走

“1978年3月15日，漫长的冬日终于过去，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早晨8点25分，两名骑单车去学校的高中生在山脚下路边的尚未完全融化的雪堆中发现了唐·米艾尔的尸体。此时，距离她失踪，已经过去了三个半月。她一直在路边，在冰下。

她是1978-1981年间发生在威斯康星州一系列连环杀人案的第一个受害者，其后，又有四名女性和两名男士陆续遇害，在警方的档案中，他们称呼这个案件为‘Downhill case’。

1981年，在最后一个受害者帕里斯·金恩尸体被发现后，那个该死的凶手如同他突然地出现一般，又突然地沉寂了。对于他的突然收手，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死了，或是进监狱了，还有人认为他受到了上帝得感召，放下了心里的魔鬼。

出于人类的孽根性，到1983年年初，大部分人已经遗忘了那个曾经让威斯康星州人心惶惶的恶魔，那年的跨年夜焰火大会是195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同年1月7日，就在跨年夜后不久，威斯康星州警方宣布，他们解决了Downhill Case，作为献给全州居民的新年礼物。

索哲·考利，时年31岁，作为该连环杀人案唯一嫌疑人被捕。他的名字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因为人们提起他，所用的称呼，更多是Downhill Murder——山下杀手。

他无业、强壮、有暴力伤害和偷窃的犯罪记录，曾经在最后一起案件案发现场的500米内出现过，他是爱尔兰移民，他是gay……所以他就是凶手。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I LOVE YOU...

Chapter1 Black sheep in your life

那个囚犯相貌英俊，有一头乌黑的卷发和蔚蓝色的眼睛。

1983年1月21日的这个下午，他坐在威斯康星州华莱士监狱的会面室里，胡子拉碴，目光愤恨地注视着铁窗另一边，西装革履的男人。

他猛地站起身，脚下重刑犯才有的镣铐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戴着手铐的双手重重砸在中间的铁栏杆上：“所以，你他妈到这儿做什么来了？”

他身材体格健壮，栏杆撞击发出粗粝的声响，好像有人在礼拜一早上的银行里放了一枪。

“索哲·考利！”黑色制服的狱警从后方慢慢走上前来，手摸向了腰间的电棍——他们不敢掉以轻心，那个男人身上背着至少7起命案。

其他囚犯和探视的家属也纷纷避之不及，索哲对周围的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他漂亮的眼睛里此时迸出火光，像是要撕碎对面的人：“你们看！”他对着周围喊道：“这个该死的人！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像个体面人……你们没见过他被我扒光了操的样子……Fuck！”

并没有人听他在说什么，对面的人也无动于衷，只有那人旁边的一个助手模样的人站起身：“Hey，伙计，冷静一点儿！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Fuckyou！”索哲仍旧叫嚷道，“你有什么见鬼的资格到这里来？”

此时狱警已经冲到近前：“去他妈的杀人狂！”一人唾骂道，电棍狠狠打在索哲腰间，他第一下就跌倒在了地上，依旧挨了好几棍子。他颤抖着，因为电击效果，全身麻痹，说不出话来，一双眼睛仍旧恨恨地盯着那个人。

“杀人狂，你会上电椅的。”狱警一边说，一边几个人合力将他拖起来，向监狱内部走去。

他无法发出声音，艰难地回过头，看着铁窗另一边的人。

“邓恩律师，”一个留下善后的狱警，用手捻了捻栏杆上留下的血迹，对那人说，“不要放在心上，一个热爱吹牛Gay而已，他们口中甚至操过全美国的州长——包括未来的总统……天知道会是哪个。”

对面那人没有回答，倒是他的助手笑了，做出一个呕吐的表情：“所以我不愿和Gay打交道，邓恩律师，我们真的要替这个人辩护吗？相信我，这可不是什么好生意。”

“没错，”狱警也说，“索哲·考利，他没有钱。”

“CUT！”副导演高声道，片场的氛围瞬间轻松下来。道具师上来检查道具有没有破损和穿帮，饰演狱警的演员也驼下了背，终于不用为了迁就囚犯的身材而努力鼓起自己的肱二头肌和胸大肌了。

副导演直起腰，环顾了一下四周，在片场正��找到了还呆坐的人：“Hey，本？Are you all right？”

本·阿弗莱克——电影《Go downhill》的导演兼主要演员，如梦初醒般站起身，走到工作台前，弯下腰和工作人员一起看方才拍摄的几组镜头的回放。

“你们没见过他被我扒光了操的样子……”

“噗……”有人轻轻地笑了一声。

本回头看了一眼，那是位年轻的女性场记：“你有什么看法？”

“啊,不！”她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手，突然被导演问话，有些紧张，还是耸了耸肩，“我是说，emmm，亨利英俊得让我移不开视线。”

众人都笑了起来，纷纷赞同：“这是个不错的开头，亨利在第一场就俘获了所有女性的芳心……”

本也在笑，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骗子。”大约是在说那个女场记。

“索哲……不，亨利！”他穿越摄影棚，向对面的演员休息区走去，亨利·卡维尔——索哲·考利的饰演者——正把自己的右手交到随剧组的医护人员手上，在几个镜头之前，他用手捶在铁栏杆上，指节和手掌交汇处擦破了几处，护士把双氧水倒在伤口处冲出铁屑，他皱起了眉。但听见背后传来本的声音，他露出了笑容，回头看向了导演：“本。”

本走过来，看了看亨利手上的伤，从护士手上拿过药瓶和止血膏。护士识相地离去，本伸出左手在亨利面前，说：“握住！”亨利乖乖地握住他的手指，本继续护士的工作，把双氧水倒在他的伤口。本的动作比女护士野蛮多了，亨利痛得一抖。

本放温柔了动作，抬眼睛看了看他，给伤口上覆盖上药膏：“刚才的几个镜头需要重拍一下。”

“……好的，Sir，”说到正事，亨利的面色严肃了下来，顿了顿，看本的目光仍旧停驻在自己的手上，有些不安地问，“我有哪里做错了吗？”

“认真说，没有，”本处理完他的伤口，抬手招来了造型师，让他给亨利整理了一下造型，“你没有做错什么，可是你在走神。”

亨利低下了头。

“为什么你会走神？你的戏剧课老师不是应该第一节课就教你如何全神贯注吗？索哲上过尼克，而你把这句台词说得就像早上你走进厨房，发现吉米·凯摩尔正在你的水池里跳脱衣舞，还他妈在唱他爱上了马特·达蒙。”

“呃……”亨利脸色有些苍白，大概是遐想了一下那个场景，“那太恶心了。”

“亨利，”本说，“连刚刚入职的女大学生都无法被你感染。她笑了，是的，她笑了。”

“我很抱歉……”

“这没什么，亨利，拍电影就是个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本看见亨利沮丧的脸，���慰地拍了拍他的肩，“我们再梳理一遍，索哲被捕，在监狱重逢了已经成为律师的前恋人，他愤怒、羞耻、恶心、自卑，被怒火冲昏了头脑，想侮辱对方，结局却只是让自己成为了更大的笑柄。”

“我知道，我揣摩过剧本，”亨利摸了摸自己的鼻梁，他的左手拇指和食指间有个隐形的指套，使他的拇指不自然地扭曲着，身上的囚服又旧又破，此刻的他，就像那个沮丧可怜的小囚犯，“我很努力想恰如其分地表达我的愤怒，为此，我回忆了我的每个前女友……发现我做不到……我并没有那么生气。”

“那是因为你不爱她们了，”本毫不客气地说，“而索哲还深深爱着尼克。”

“是的，他恨他，他也还爱着他，”亨利说，“我想问题就在这儿，我不会持续爱一个抛弃过自己的人，更何况尼克一当上律师就甩了索哲，他们分手已经七年了——七年时间，足够开始五十段的新感情！”

本难以忍耐地翻了个白眼：“好了，亨利，想想尼克的优点！吸引你的，让你无法自拔的，认真想，好好想！”

亨利垂下眼睛真的认真想了想，“大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本，“他是你演的？”

两人对视了半分钟，一起放声大笑起来，直男之间朴素的玩笑每每让人忍俊不禁。

“真的，本，”亨利一边笑，一边说，“我无法想象，我爱上了你，你也爱上了我，然后你抛弃了我，而我他妈依旧爱着你……”

“所以你觉得全部问题都归咎于你不爱我？”本也揉了揉的眼角。

“我当然爱你，尊敬你，但是你懂那是哪种……”

“本！”片场另一端，工作人员喊本，“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等着您。”

“我来了！”本说，看了看面前的亨利，拍了拍他的胸口，“听着，亨利，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必须要爱尼克。你也看过原著，在作者看来，索哲对尼克复杂又深沉的爱，是他这卷入该死的杀人案的原因。而你，要演的就是那个倒霉蛋！”

“Yes，sir！”亨利说，“我会爱上尼克，像您说的那样。”

“Good boy。”本也敷衍地表扬道，最后拍了拍他的肩，向摄影棚外临时记者会现场走去。

“本，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新片。”第一个提问的女记者是制片方花钱请来的，只问片方需要介绍的问题。

“新片改编自女作家娜塔娅·吉赛尔的同名回忆录《Go downhill》，主要是关于1970年代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系列谋杀案，一个名叫索哲·考利的年轻人被当成了凶手……详细的剧情等大家进电影院，就能知道了。”

“本，你的影片的主角一般是您自己，这次也一样吗？”另一个记者问。

“我很希望自己能出演索哲，不过马特、卡西，还有乔治，他们看完了故事梗概，都认为我的年龄已经不适合演年轻的索哲了，反而另一个角色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有我硬着头皮上……”

本强忍着眼睛的不适，面对着面前连成一片的闪光灯，突然看见了亨利，他还穿着戏里的囚服，倚着门站着。虽然造型并没有保密条例，但本还是不想亨利的剧情过早暴露于媒体面前，用目光示意他赶紧回去。

亨利也微微笑了下，夸张地用嘴型说：“Ilove you。”随后退回了摄影棚。

看来他终于记住了本的话，至少要爱上尼克。

“坏小子。”本轻声嘀咕着，继续在摄像头前摆出营业专用笑容。

“本，我们在Google搜索了娜塔娅·吉赛尔和《Go downhill》都一无所获，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吗？”

“是的，娜塔娅是当年案发地《十字星报》的社会版记者，她全程追踪了Downhill murder案件的审判过程，她不幸于1992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

“那您是怎么得到它，并确认要把它拍成电影的呢。”

“这个……全亏了加朵，”本抬头在四周寻找着什么，直到看见了角落里酒红色正装裙的女性，“加朵，上这儿来！”他叫道。

那位女性——盖尔·加朵，站起身，从容不迫地向周围记者示意问好，向本走来。

本特意走到舞台边迎接美丽的女人，在连成一片白光的闪光灯前，两人行贴面礼，加朵在本耳边轻声问：“我们得定格多久？”

本也抿着嘴，尽量不被人看见地说：“到每家杂志抓拍到他们觉得可以上头条的照片为止。”

加朵和本亲密地走到采访台中央，下面的闪光灯果然还闪个没完，加朵笑得脸有点僵，咬牙切齿地说：“为什么你和亨利演情侣，我和你得营业？”

本说：“一个都逃不过，你没看宣传公司的策划案吗？到明年，那些活动安排会让人觉得亨利和我一定在拉斯维加斯注册过了。”

“你当然不会！”加朵对着镜头甜蜜地笑。

“谢天谢地你终于明白了宣传公司的丑恶。”

“不，你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是个名人，会被赶出来”加朵说，“还是就近到加利福利亚吧。

“Hi，加朵！Hi，本！”一个女记者继续提问，“您是在哪里发现这个故事的？”

“Hi,亲爱的，”加朵先笑着回应了女记者问候，然后看了本一眼，“在本的秘书废纸篓里。”

“Wow~”女记者夸张地说，“那是您拯救了这个剧本吗？”

“我想是的，”加朵看向了本，“本应该感谢我。”

“Thank you!”本说，两个人在镜头前相视而笑。

十一个月前。

星���一早晨九点五十分，本骑着他心爱的哈雷抵达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办公室，不小心打翻了冰咖啡，泼了自己一身，今年第六次忘了戴钥匙，因此他不得不在门口等了十分钟，直到秘书薇薇安下楼来替他开了门。

“加朵女士已经等您二十分钟了。”薇薇安接过他脱下来的皮衣外套，跟他说。

“我知道，她给我打过电话。”本在市中心曼哈顿公园边租了间三层别墅作为自己的工作室，他沿着扶梯走上三楼，暗���决心在月底前一定让工作人员把电梯装好。加朵——盖尔·加朵站在他的大办公室里，面朝着窗外的草坪。

“Hi。”本说，加朵是他很喜爱的一位朋友，他们曾经有过几次不错的合作，那个剧组的所有人后来都成为了朋友。

“Hi，本。”加朵转过头来，看着本笑了笑。

本走到她身边，和他一起看向窗外，恰好能看见别墅的玻璃门，不远处停在草坪上的哈雷，以及他一路风驰电掣疾驰过来的街道。

“所以你就看着我站在楼下，因为没带钥匙等了五分钟？”本问道。

“十分钟，本，我看着表。你还泼了杯咖啡。”

本显然被加朵的低级趣味震惊了：“所以，为什么你不去帮我开下门呢？”

“Sorry，honey，”加朵说，“我只是在等。”

“等什么？”

“我以为你会想起钥匙在哪。”

本抿了抿嘴：“在哪？”

加朵拉着本的袖子，把他拉到窗前，指着面前的哈雷：“在你的机车上，你忘了拔。”

本看着女人美丽聪明的脸，无奈地跑到楼梯边：“薇薇安，请帮我去把摩托上的钥匙拔下来，谢谢。”

他直起身，回头看加朵，加朵冲他摊了摊手。

“亲爱的，您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找我？”本走回办公室，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我刚刚拍完新片，听说你回到纽约了，来看看你。前几天我遇见了雷，他也说很想念你。”

“他可以给我打电话，”本说，“到宣传期结束我至少给过他五张名片，甚至恨不得把电话号码印在他的额头上。”

“现在的年轻人都使用网络，你有多久没登录你的INS和推特了？去看看，信息是不是已经爆满了。”

本晃晃脑袋，翻了个白眼：“我始终觉得，传统通讯方式也是必须的，放弃它的隐患……你看，亨利差点错过了他的超人。”

“好吧，你说的对。”加朵放弃了和固执的中老年人争论。坐到沙发上，开始翻一本红色书壳的简陋的书。

“你在看什么？”争论胜利，本心情不错，决定适当的关心下加朵的心情。

加朵翻回封面，看了看标题：“书名是……《Godownhill》。”

“什么？”

“在你秘书��垃圾篓里发现的，大约是寄给你的原著？希望你能看上改编？”

“那你为什么又把它从垃圾篓里捡出来？”

“我很少看见连封面都设计得如此简陋的书。出版的人一定很穷。”加朵把书举起来，把封面给本看。

“内容一定也不怎么样，”本毫不客气地说，“薇薇安是波士顿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我雇佣她就是请她帮我看所有寄过来的剧本和小说，筛选出一部分给我的审核小组，最后由我来确认它值得不值得让我花功夫。如果你手中的那本……就当它是书好了，它拙劣到了连薇薇安那一关都过不了。”

“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加朵翻开书，“你听听。”

“索哲·考利和他的朋友‘猴子’、‘臭虫’一起坐在马路边的栏杆上。猴子说，我很饿。臭虫说，我也是。索哲也是。”加朵念到。

“猴子、臭虫，”本笑了一声，“所以你是在念《伊索寓言》吗？这本书的文笔像极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学生习作。”

加朵没有理他，继续念道：“这是1968年深秋的一天，索哲14岁，他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刚刚从少管所里出来，穿着单薄的毛衣。他们看着马路对面的快餐车，一个高个儿年轻人那里买了一个汉堡和一杯热咖啡。”

“咖啡……”本想起了半个小时前泼在自己皮衣上的那一杯，皱起了眉头。

“臭虫说，我看到了他的钱包，在他上衣的口袋里，我们去抢过来吧。”

那个年轻人名叫尼克·邓恩，他们认识他——今天刚刚认识。

一个小时前，他们三人坐在少管所的会面室里，他们因为一起少年群体斗殴案被关进了这里，到现在已经满48个小时了，其他同伙都已经被家长带回家，还没有人来接他们三个。

但少管所需要放了他们，于是通知了TCA——青少年罪犯帮助协会。尼克·邓恩是协会雇佣来帮助他们的人。

尼克·邓恩，时年25岁，从大学毕业后加入了一家不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刚刚升为实习律师，管理人接到这桩一看就没有油水的工作，想也不想就交给了尼克。

索哲并不喜欢尼克，因为这个大人笨拙而且狼狈，��初见到这三个年纪不大、混迹多年的小混混，第一件事，居然是给了他们一人一张名片。

“T-R-A-I-N……”臭虫艰难地辨认名片上的字，“火车……你是火车司机？”

“Trainee。”索哲纠正道，面色不善地看着对面的人，“你是实习律师？”

“是的。”尼克说，“等我办完手续，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律师都要钱，”索哲慢慢地说，“我们没有钱。”

尼克看着他，笑了笑：“这是社会援助的一部分，不需要你们给钱。”

“帮助我们？”臭虫问。

“是的，”尼克看自己手中薄薄的几页资料，“你们的同伴都已经被家人保释了，你们的父母呢？”

半天等不到回答，他才觉得气氛有些奇怪，抬起头，看见对面的三个小少年。

“大概在联邦监狱？”臭虫说，“因为他们虐待我妹妹。”

“说是要去墨西哥淘金，走了十年了。不过我祖父说他们俩都是骗子，大概是因为欠镇上每个人的钱，所以不敢回来。”猴子狠狠地说。

尼克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冷漠而且残忍，他有些紧张地看着阴沉着脸的索哲。

“去了地狱。”索哲冷冷地说，他把手中尼克的名片撕成了碎片，丢向了半空。他的同伴跟他一样做。

“我一时分不清这是本什么性质的小说，”本打断了加朵的朗读，“文笔如同我想象的一样蹩脚，更糟糕的是我还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儿童犯罪？法律援助？法庭小说？还是……同志小说？我能理解为什么薇薇安放弃它了。”

“是吗？”加朵挑了挑眉，“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她无视本的评论，继续读了下去：“尼克第一次试图帮助索哲，便获得了他无比的厌恶。所以一个小时后，臭虫提出抢劫这个自大该死的实习律师，并给他点教训。索哲没有反对。他说，我去夺过他的钱包，然后把他引到巷子里，你们在那教训他。臭虫和猴子都说好。索哲跳下栏杆，向马路对面走去。”

桌上的电话响了，解救了百无聊赖的本——他已经不耐烦地啃起了指甲，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了话筒：“好的，是的，我明白。”

“加朵，亲爱的，”他对女人说，“乔治约我吃午饭，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我知道他正在为新片谈演员，有个女性角色，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这就是千万片酬俱乐部的世界吗？”加朵暂时放下书，抬头冲着本笑，“我想我暂时还够不着。”

本打开衣柜，在里面找出一件西装，边穿边说：“没关系，亲爱的，等你跟华纳续约时，我教你怎么跟凯文谈片酬。”

“Thank you，handsome gentlemen。”加朵说。

“Not at all，wonder woman。”本回答。

“我记得去年你的排名已经掉到91了？”加朵调侃道。

本立刻反击：“WW里你绝对不会死在第五部。”

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现在，wonder woman，站起来，我们去吃午饭。你会见到几个很有意思的人，包括马特。”笑完后，本说。

“我看了很吸引我的一段，”加朵再次拿起了那本红色封面简陋的书，“再听一下，拜托了？”

本耸了耸肩，继续从衣柜里找搭配的领带。

“此时，距离索哲·考利被捕还有17年零一个月，他被指控七项一级谋杀，是威斯康星州有记载以来最著名的杀人犯之一，人们称呼他为Downhill Murder。”

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转过身，看着加朵。

“现在，”加朵摇了摇手中的书，“您有兴趣了吗？”

本迟疑了一会儿，走过来：“好吧，我让乔治和马特等我们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糟糕的故事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

——1966年秋日的午后，阳光明媚，但是远处正有乌云要压过来，索哲越过车流，走向尼克。

——从这里开始。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