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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赌博被黑怎么办？

网上被黑提不了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平台，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一段时间过后就不给你提，各种理由拖延，什么延迟、维护，异常，风控等等都只是平台敷衍的借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自己主动书掉，当然有很多人自暴自弃，自认倒霉，拖到最后自己没了耐心胡乱下一通，最后把分全部书回去，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在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都不能轻言放弃，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那么首先我们要冷静的去对待，只要分还在，就有机会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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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

本博全文归档

免责声明：文章全部是脑内。请勿对号入座，请勿发散，与真人无任何关。

“绯闻有什么的。”羽生结弦这样说。

这是个非常风和日丽的下午，天气晴好山川秀美，他的保姆车停在河岸旁边，助理小心翼翼调整好车的角度，让从旁边乔木上垂下来的一串串的黄花��好在车门前面轻轻摇晃。

“说实话，这实在是我最不在乎的部分了，”羽生结弦坐在花树下叹了口气，“比起谈论我小学是不是被姐姐���凌养成了阴暗的性格，初中有没有青春期萌动不负责任让同学怀孕，高中就利用自己的美貌跟已婚女老师搞不伦，大学期间结党营私对上逢迎对下刻薄、取得交流机会的方式也不合规章，进入事务所之后则利用手段让如日中天的大前辈为我让��、知名戏骨也屈尊给我做经纪人，一路打压后辈以维持自己的地位……我觉得放任八卦杂志讨论一下我的绯闻问题真没什么的，不是吗，‘知名戏骨’？”

“知名戏骨”织田信成靠在车身上，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羽生结弦坐在花树下半睁着眼睛的样子非常养眼，足够谋杀半个国家的菲林以及五百万颗芳心，但作为经纪人的织田信成早就看吐了，甚至非常想吐槽。

羽生结弦确乎是个非常出众的美人，这种美并不局限于外表：他的五官很秀丽，身姿修长挺拔，更兼是名门大学毕业又练过几年古典舞，气质亦是格外超群，这种人进入演艺界仿佛生来就应该在这里一样理所当然，出道不久就开始一路爆红，也使得海内外的少女都为他疯狂。

不过少女们应该不知道这孩子性格这么恶劣，织田信成想。比起周刊杂志在报道中恶劣的揣测、阴暗的捕风捉影，羽生结弦成长的路甚至可以说有点简单：平平淡淡的小学初中高中念完，平平淡淡的读着私塾考进早大，平平淡淡的做完了交流项目，平平淡淡的在大四那一年的话剧部被发掘。虽说周刊杂志似乎觉得如他这样的男生必定一路桃色不断，不过比起八卦记者们妙笔生花成如此“多姿多彩”的感情生活，羽生结弦事实上也只有“初二那年被交往了两个星期的巳樱子酱甩掉，第二天哭着不愿意去学校被家长打了一顿”而已。

这当然不能让周刊志知道，羽生结弦在仅有的自白之后这样亲切地叮嘱（或者说笑眯眯地威胁）过织田信成，“��则他们会说我受到打击太大从此不爱大和抚子只爱日之丸男儿，而你一定是我男朋友名单的第一位。”

“总之事务所还是打算出面给你控制一下目前的舆论。”织田信成不管这尊大佛很是无所谓的架势，心一横说道，“太多了……A社的白河佳代，就是上次《Challenge!!!》里演你老婆的童年时候的妈妈的——我知道你们都没同框过你甚至不记得有这么个人——A社专门买了《周刊女性》的稿，说你们在片场一面之缘然后迅速交换了line现在结婚为目的交往中；”

“然后，W社的春日部篠子，（羽生结弦冷笑了一声：你居然还提她？）好吧，我知道喝多了把你的地址给她经纪人是我的不对，可是我当时真的是被那个大哥灌到丧失意识了，也给你谢罪过了吧？她那次去你的公寓虽然你没有让她进去，但是她找了狗仔拍了自己上楼的画面，尤其你当时把窗帘拉严了在玩《战神3》从外面看来一团漆黑，现在风言风语讲你们共度春宵都不止，简直是要马上签结婚届了；”

“比较冤的是刚从偶像团体毕业要solo出道的小林沙良，人家不巧和你一班飞机飞纽约被拍到了，就说成纽约共筑爱巢——说实话你那么多海外通告，同机过的艺人有一个算一个的话结婚对象可以从这排到西太平洋，可是谁让你俩被拍到了呢——现在她的粉丝都喊着要脱粉转推，团队拼命发声明也没用，倒是有不少你的粉丝觉得你俩在一起挺般配的，还给你们建了个cp站……”

羽生结弦点了点头，“我也是小林沙良的推。果然她才是最可爱的啊，THGirls里面。”

“喂，你在听吗？”织田信成气结，“那我去找伊藤绿前辈要小林小姐的邮件地址给你？毕竟THG是她现在运营的团。”

“免了免了，我是偏爱和idol保持距离的那种粉丝。”羽生结弦大笑，“信成不要生气！我同意啦，就让事务所去弄吧。”

羽生结弦笑眯眯的，把手指放在胸口前，做了个他在电影《晴明》中经典的手势，不知道又要有多少女孩为此心跳停拍：“总之我一向把隐私保持得很好，不是吗？”

金博洋被戈米沙cue来看拍摄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他凌晨刚和上部电影的制片人喝完酒，在饭店门口等车的时候中年人满面红光——红来自酒精的作用，而光则来自这个热钱涌动圈子里来来回回应酬高脂肪食物催生的脑满肠肥——地搂着他，大笑着狂拍他肩膀：“天哥了不得了不得，我们时装片第一杆笔了，怎么能把您老买断啊？我的财神爷！”

“柳总可别把我买断吧，把我买断了，我怕是要为你写到死。”金博洋半真半假的推辞，“你们给了我剧本经纪多少钱？他也催得太狠了，就差扎个帐篷住我家了！”

柳老板又是一阵狂笑，胖大的身子一阵抖动，夏天大家也就是一件T恤，肥肉震颤着贴皮贴肉的传导过来让人直犯恶心。金博洋已经被中年男人喝完酒之后的体味烟味呛到不行，向着没人的地方翻了个白眼。然而柳老板看起来仍然兴味很足，打算去再续上一场：“小金，家里管的严不严？”

“啊？我没成家。”金博洋回答道。

“那不就更省事了！”柳老板一拍手，“哥带你看看咱下部片的演员？”

大半夜，有什么演员可看，无非是某些有科班学校的姑娘兼职的场子笙歌彻夜到了这个点儿。金博洋打了个哈哈：“我今儿就算了吧，喝太多，我感觉我弄不来了，阿哈哈哈。”

柳老板又似乎不死心，被他死活搪塞过去。这会儿叫的车也到了，柳老板也只能一个人上了车，道别走人。

“妈的不识抬举，假清高。”车还没开出多远，柳老板摇下车窗啐了一口。金博洋隐约听见他骂自己，笑着摇了摇头。夏夜的风吹得正好，大半个城市在这样的晚上理所当然地沉沉入睡，剩下一少半未眠的人在家中在路上在办公室怀揣各自的心事，这种暧昧不明的划界让这个以文化产品著称的城市显得比白天更加沉重了一点。

但今晚金博洋不是那个在街头买醉的失意人，一部剧的剧本钱打进账户里很足够他接下来几年不必为房贷发愁，他在微凉的风里伸了个懒腰，“哟西！今晚找奎爷*玩儿去咯！”

不过老天爷怎么能随人愿呢。在出租车上，他接到了戈米沙的国际电话。

“天总！睡了吗？”电话那头，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的声音翻越燕山山脉传了过来。

金博洋调侃道：“米沙你知道吗，明朝修长城就是为了拦着你们这帮蛮夷不要骚扰我们中华儿女的，识相点快把电话挂了。”

“别呀别呀我的大编剧，我可也是半个中华儿女嘛——小半个，”戈米沙笑嘻嘻的，“我可有大事儿通知您老。”

金博洋忍不住哆嗦一下，“每次你这么和我说我都觉得有大事。我跟你说我很佛的，随便你们怎么改我的本子，按合同给剧本款就行。再强调一遍，落子无悔，不包售后！”

“不是不是，我这是来请你旅游的。这个片子我们主打人文主义提倡尊重每位主创，在蒙古也开了个会呢都觉得让你在现场看我们拍比较好，回头我们也好找媒体出篇稿，就说‘《图兰朵之诗》尊重编剧著作权  名笔金博洋现场督导戈米沙压力大吗？’，天总您看怎么样？”

“我靠，我能不去吗？”金博洋无奈的抻了抻胳膊，好像这就能打到蒙古高原上的戈米沙似的，但想到这部剧本打钱那么痛快还是忍了，“去几天啊？”

“你就过来吧，都给你弄好了，机票明天……啊不，中国现在过了零点，今天下午的，你回家睡一觉起来就奔机场吧。”

金博洋听得有点晕：“不对你等会儿，我tm没有签证啊，怎么去？”

“放心吧，你护照盖得那么满，申请哪里的签证都容易。早就让李唐续给你办好了，哦对行李他说也给你打包完了，他中午打电话叫你起床出发。”

金博洋把手机拎到面前盯了半天，慎重思考了一阵要不要现在就把手机扔到高架桥底下假装自己喝断片了。戈米沙在听头那边有点夸张的“喂喂？天总”的呼唤，金博洋最后还是良心发现唉声叹气地答应了。“好吧，明天下午见。”

司机开车把金博洋从乌兰巴托机场载到驻地小城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后半程进入国家公园，道路情况并不能说好，司机不懂汉语和英语只是闷了头把油门猛踩。深夜的车灯像舞台上的追光，两道仿佛实体化的光柱把浩瀚原野照得唰亮，然而金博洋根本升腾不出来一点点“星夜里疾驰”的浪漫主义情怀，��感觉脑仁儿都快被晃成了蒙古奶豆腐；车刚一停稳他就跌跌撞撞从车里滑下来，对着墙根大吐特吐，连骂米沙的力气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金博洋起的很早，跟戈米沙一趟车先去片场。昨晚是一场夜戏，阿吉牙尼惕公主*在生着高高荒草的旷野中来来去去地奔跑直到太阳几乎要升起，米沙活灵活现地描述道：“我喊‘完美’的时候卡辛尼娅直接趴倒在草丛里。她恨死我了，她说她的腿都跑浮肿了以至于不能把靴子脱下来。没办法，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我觉得她应该早就有所准备，不是吗？”

“所以你睡了几个小时？”

“3个。非常足够，比如我现在去片场看一下他们的情况，然后我打算去车里再睡一会儿，昨天晚上卡辛尼娅跑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今天白天的分镜说明白了，上午先让助理导演来，”米沙一边开车一边侃侃而谈，“哦对，我有个秘密还没告诉你。你知道这部片子的男主是谁吗？我们保密到现在都没让媒体进组。”

金博洋很是鄙夷：“早知道了。羽生么不是？一边瞒着编剧选角一边自称人文主义，嗨呀。”

“不是，谁告诉你的？”戈米沙突然急了，一脚把车停到路边，“谁告诉你的，现在网上是不是都有了？我这儿信号也不怎么好，快告诉我。”

“拜托，你在国内天天抓着我改本子的时候就和我说了啊……当时一口一个找了羽生让我感性点儿，不差钱群演可以再加点儿，你大脑抽风了吧。”

戈米沙长出了一口气，“好吧，我还以为是漏收了他的手机，他自己和你说的。”

“他确实没手机，”金博洋耸了耸肩膀，“但是他经纪人有。”

“算了，是我不该问。”戈米沙重新发动了车子，夏天的阳光从原野尽头的山峦处肆无忌惮得延伸开来，草原上的晨雾在土路两旁退却，在这种没有参照物的路途上人很容易失去距离感和时间观念，金博洋朦朦胧胧地又想要睡。

梦里，遥远的安大略湖畔的春天。那个城市没有桃花，但公园里枝头绯云一样的，是每年冬雪尽消之后桃色花朵开放。

金博洋在车子又一个剧烈摇晃里醒来，咂咂嘴仿佛还有梦中加拿大紫荆的甜香。出现在眼前的是山阴面建设起来的片场——那是经过精心还原的窝阔台汗国首府也迷里城一隅。考虑到国家公园的生态问题��米沙他们只垒起了一截子高台和围栏，王帐和寺庙的戏都留着回中国影视城拍。

戈米沙叹息道：“你真是不知道我搭这么个破景花了多大力气。从中国招工人呢，嫌远，不愿意；本地工人呢，不是喝酒赌钱，就是干了两天跑了……后来又是加钱找关系才弄了俄罗斯的中国施工队来，我他妈惨啊，为什么不在内蒙拍？多花了多少功夫。”

金博洋拍了拍他的手肘表示安慰，“我懂你……集团的项目嘛，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米沙顺杆就爬，连哭带嚎的把头往金博洋肩膀上一支，“天总，外景苦啊，一个周才能去城里洗一次澡啊，洗一次澡两美金我们都快破产了啊……”

“上一边儿去，少跟我哭穷，不找卡辛尼娅演女一号能省多少钱你自己清楚，”金博洋面无表情地把他推开，“尾款照合同的来，不然本‘名笔’可要写黑稿了。”

金博洋从车上跳下来。助理导演梅德韦杰娃来得很早，正在安排群演换衣服化妆。这个甜美的女孩儿金博洋是认识的，但不是很熟，她向他露出一个笑容，金博洋挠挠头说了声morning，留意到她把头发紧紧地在盘在头顶上。他马上想起米沙嚎“一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这个女孩子大概是因为头发没洗才把头发扎了起来，想笑又不太好意思笑。

车上打打闹闹，下了车的米沙还是这个片场仅有的大独裁者，“热尼亚，去叫织田信成起床，然后让他叫羽生起床。”

梅德韦杰娃答应一声跑走了，她小腿细得极其夸张，穿着双大头登山鞋，发尾一颠一颠奔走的样子像一匹活泼的小马。“他们昨天在片场住的？”金博洋问。

戈米沙点点头，“日本人讲究，自己带了两辆车过来。昨天拍到深夜，他们团队干脆就没回去，羽生自己睡一辆，织田信成和助理睡一辆。”

“自费的？有钱真好。”金博洋叹息，戈米沙促狭地盯着他的镶钻腕表，“这话从你嘴里听起来可挺够不真实的。”

金博洋把袖子撸下去盖住手表，“偶尔、偶尔，我也是贷了20年的人。先说好，我来这儿就是混的，打死不给你们现场改本子了，要找跟组编剧我把李唐续给你们。我哪天能回去？”

“我知道之前跟组把你跟伤了，不过这个本子咱们都磨透了，基本就看现场情况微调就可以了，没必要动用你再来大改。”戈米沙带着墨镜，气场很僵硬，“放心吧，我们有跟组编剧。”

“热尼亚？”

“还有���恩讐。”

“……靠，我多呆两天吧还是。”金博洋无奈地说，“米沙你是故意的吧？”

“你要是实在无聊的话就先回国嘛，去象山帮我看看王帐和都城搭得怎么样了，顺便帮我们写条稿子点评一下，往好了写。”米沙没脸没皮地说。

他们正飞快走过旌旗飘摆的栅栏。已经有群演妆扮好了，在朝阳下面无所事事的站着。金博洋跟过横店的组，横店群演候场的时候大多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站在那儿的样子比职业演员还专注；而这里的群演大多是群演组和导演助理们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搜刮来看热闹的牧民，就算是薪酬很可观，人家还要盘算清晨骑摩托车跑一趟值不值得，更别提敬业精神了。

米沙跟他比了一个“嘘”的口型，然后站在高台上面拍了拍手，用俄语向群演们大吼起来。

金博洋在台子底下眯缝着眼睛，架势很像导演助理，不过他也不是很在乎，怡然自乐的神游物外：这个项目怪不得找戈米沙，这人会俄语啊，老毛子……

戈米沙吼了一通，回头跟金博洋说：“先等男主就位再开拍，你去化妆棚躲会儿太阳吧，今天没你什么事情，随便转。”

老毛子跳下高台去找负责群演的演员导演发脾气去了。虽然才刚是清晨，片场已经进入工作模式，场工扛着东西跑来跑去，脸颊上带着被高原紫外线直晒过的印记。金博洋在这片忙碌的氛围中分外格格不入，就跟慢吞吞的企鹅杀入了狂奔的鸵鸟群，但是看着周围人忙三火四的他反而更加怡然自乐，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正在看城门着火的池鱼。

不一会儿就有人过来拍了金博洋一把，他回头看了下不认识——对方也不认得他，估计就把他当作片场工作人员，“场工这边东西搬不过来了，哥们你是哪个组的？过来帮下忙。”

金博洋并没有反驳对方的误解，反而很是跃跃欲试。他很久不跟组了，早忘了干活干到昏天黑地毫无分工女人当男人男人当牲口的痛楚，反而有些怀念当初过于充实的新鲜感。他正要跟对方走去工棚，突然被另一个人拦住了。

“这是我的助理。”来人向场工这样解释。

场工是不懂英语的，但至少认识这个人的脸，大约也明白金博洋是对方手底下的人，点点头走开了。金博洋哀叹了一声，“你总是出现的这么不是时候。”

“我有吗？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怎么��绝人家呢，看来我帮了倒忙，”羽生结弦笑了，刚起床的鸡窝头支楞着，毫无自媒体念念不忘的“小仙男”风范，“真的好久不见了，我……”

金博洋连忙拖着他往化妆棚里走，“有什么话到那边再说。”

羽生看起来已经跟化妆师搞得很熟。那是个同样很漂亮的俄罗斯女生，虽然比刚才见过的梅德韦杰娃年轻，但面容上的一些特质看起来更加刚毅。羽生在化妆椅上坐好，向她介绍：“阿丽娜，这是金博洋；博洋，这是阿丽娜-扎吉托娃。”

女孩子向金博洋点了点头，笑容欠缺温度，然后把羽生的头扶正，沉默地开始动工。非常俄罗斯风格。

“织田信成跟你一起来了？”金博洋坐在化妆镜前面的箱子上说。这是个挺简陋的场地，确实只是个棚子，预制板和深深打在地里的钢架粗糙地拼凑成一体，金博洋坐的那个箱子上凌乱的放着些电夹板、电吹风和发绳发夹，电线像不成熟的涂鸦搅和成一团。

羽生结弦回答：“是啊，不过再过几天他就回去了，事务所要开会。”

“对你还挺好的，这么照顾你。”

“主要是他也没什么事做。啊，博洋要不要吃个醋？信成每天都能和我在一起，之类的。”

金博洋失笑，“妈呀，这有什么可嫉妒的？我要是这么多醋要吃，我不活了。”

“那换一个，小林沙良那个事情你听说了吗？”扎吉托娃往羽生脸上狂喷爽肤水，他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最近，很多，媒体，报道。”

“听说了，”金博洋点点头，“我也喜欢小林沙良，真是她们组合里最可爱的了。”

羽生结弦笑了出来，抓着金博洋的手亲了亲：“博洋为什么怎么都不嫉妒呢？我都要难过啦，多在乎我一点吧。”

扎吉托娃终于说话了。“男孩们，我不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人打算从柜子里出来，但是我知道如果他的妆画不完米沙-戈要骂的是我；”她微笑着，冷冽的特征终于完全发挥出来，两个人都忍不住遍体发寒，“所以拜托，可以不可以配合一点我的工作？”

今天早上的戏没有卡辛尼娅，而是羽生结弦饰演的卡拉富和家臣密谋刺杀海都汗。扎基托娃和服装老师一起把羽生拾掇成了一个介于古代中国和蒙古风格之间的流亡王子，他的形象大概是整个电影里最贴近歌剧原著的一部分。金博洋站在梅德韦杰娃的椅子后面看着监视器，羽生在一群中亚人中间扬起眉毛，慷慨激扬地表达着——金博洋不需要梅德韦杰娃和录音导演扣在耳朵上的耳机，本子是他写的，一字一句深入血肉，他无声无息的跟��羽生的节奏默念台词：“恐惧的人离开吧！失魂落魄的惊鸟也会扎进灌木，茫茫草原难道还不如一丛灌木能容人？若是跟我走了的，你们是背着箭的鹿，海都取走了箭也不会留下鹿的性命。*我是离弦不折返的箭，我是蔑剌哈城的弯刀——”*

透过监视器能看见羽生在这一段表演中流汗。草原的清晨分外凉爽，汗水大概源于情感投入，金博洋放弃了监视器看了一眼片场的中心，摄像灯光和收音黑压压将羽生包围，他是落魄的王子，但他配得上最奢华的王帐，为了他屹立在草原中央。

直到现在金博洋才确切地意识到，《图兰朵之诗》的男主是羽生结弦。他终于演了我写的剧本，或者说我的剧本终于找上了他，可真的实现的时候却又好像也没什么，因为毕竟没人知道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我们不是分享彼此痛苦的类型，但依然可以推己及人地用自己的生活将对方度过的日子画像——漫长的苦痛的夜晚，清醒的熬不过的白天，所有让这个圆满结果成为事实的难度系数足够把全部惊喜和梦想成真都被冲淡成一句“理所当然”。毕竟他配得上这个本子；我的笔也配得上这位影帝，金博洋想。

再几年前那曾经是非常非常大的期望，他们走在多伦多的街头，春天繁花似锦，如此适合畅谈人生告白心情。金博洋产生了一种混沌的情绪，啊，我想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抗拒来亲眼见证dream comes true. 

因为大凡恋爱故事，写到这一步就可以停笔了。

金博洋抽身就走。羽生结弦在片场正中央，没有看见他离开了。

晚上戈米沙良心发现提前放羽生下班。说是“提前下班”也已经是八点多，被留下继续和海都汗拍夜戏的卡辛尼娅做了一个想死的表情，米沙亲切地抱了她一下，“亲爱的，你永远是我最爱的缪斯，多陪伴我吧。”

林恩讐一天都陪着金博洋跑前跑后，看他也打算走了，马上就要去给他找个司机。金博洋制止了，“没事，我开了五六年了，在北京也有车。”

他默默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林恩讐不知道他在干嘛，也只好陪着等。她是新进到米沙的团队里的小跟组编剧，不过很是有点眼力价儿，嘴巴也甜，适时还会卖萌喊两句欧巴，估计是米沙让她多捧捧金老师顺带取经。

羽生换完衣服卸了妆出来，向金博洋一点头：“走吧。”

“羽生老师不等经纪人？” 林恩讐问。

“啊，我和博……金老师是大学同学，正好今晚还可以一起聊聊剧本。你和织田先生说一声，就说我先回去了。”

羽生没说实话，大抵是因为驻组工作人员往往来回流窜，一个片场民工之间口口相传的桃色消息进入网络最终闹得沸反盈天无法收场说不清有多容易。韩国小女孩新入行，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他的话，脸上的表情似乎还有点羡慕——不知道这种羡慕指向的是那一边，也许两者都有。上车之后金博洋才白了他一眼，“大学同学？”

“那你要我怎么讲，”羽生在副驾驶拉紧安全带，“男朋友？”

“不，我只是觉得你们这种交换项目的学生根本就不算我们学校的。”金博洋一边调整着座椅和后视镜，猛然意识到在大草原上根本没必要担心后方来车，自顾自地笑了。

“你买车了，都没和我说。”羽生忽然开始假装委屈，“连那个小编剧都知道的比我早。”

“我给你传简讯啦，但是你手机被戈米沙没收了不是么？去打他去，我顺便给你录个视频，说戏霸片场殴打导演。”金博洋最后检查了一遍卫星定位，“OK，出发咯！”

天静如水。浩瀚草原上只有他们一辆车在疾驰，曾经有段子说蒙古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一个盹儿醒来脚仍然踏在油门上，车子在原野上不知道无人控制地开了多久，这里空旷孤寂大抵如此。越野车如同划过深潭的小舟，而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一叶扁舟上相依为命。金博洋突然叹息：“好像就现在，我才觉得你是我一个人的。”

他指的不止是那些五花八门的新闻对羽生的消费，也包括无数疯狂的粉丝、被定义的附加价值、以及无处不在的观察者的眼睛。巨星“Yuzuru Hanyu”被资本塑造成和“羽生结弦”本人似是而非的形状，折射着世间相的光怪陆离，在舆论的浪潮中颠簸来回。

这不是个问句，所以也不需要回答。羽生把手放在金博洋控制档位的手上：“我好久没有坐过博洋的车了。”

羽生在加拿大短暂的那一年交换生涯就是和金博洋合租的，他看了FB page上的roommate wanted，然后选定了金博洋发出来的广告。金博洋开着车去接新室友，热情地表示既然是校友以后可以多多蹭车——英文能力是羽生结弦在那一年获得的第二大收获。第一大收获现在正在他身边沉默地开着车。

明明在片场人山人海里还能忙里偷闲在四目相对的瞬间微笑一下，但在金博洋的那一句��之后，两个人之间好像就陷入了一种过于凝滞的气氛。

羽生被金博洋手腕上的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他翻开对方衣袖一看，银灿灿实在是一块够得上奢侈的手表，于是为了活跃气氛地调笑道：“博洋现在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表都这么贵。真是养不起你了。”

“你是比我多双手还是多张嘴？我不用你养。”金博洋也努力地想把情绪调整过来，“不过前几年你帮我还的房贷我就不还了。”

他们谈论了一点轻松的话题，比如糟糕透顶的午饭。在这种地方属实没什么吃的，取景的国家公园远离城市，从最近的大城市开车过来要五到七个小时，采购一个星期只有两回，在旷野上埋锅造饭也指望不了什么水平。午饭的构成主要是肉和洋葱，一点西兰花干巴巴的缩在水煮土豆旁边，演员里只有羽生和卡辛尼娅有米饭可以吃，也是来自泰国的长粒米。

“米沙说伙食差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他担心引来戈壁熊。”羽生替导演开脱。

金博洋冷笑：“屁，戈壁熊都快灭绝了，老毛子跟谁俩扯淡呢。”

“天天，后面那半句我听不懂。”

“没关系，我只是在talking rubbish（讲垃圾话）。”

“不过他真的找了猎人帮忙巡场子，带着枪来的。猎户搭的棚子就在片场最东边。”

“……真行。”金博洋啧啧称奇。

羽生看着金博洋，他的眼睛确实配得上一部戈米沙强迫着金博洋改到吐的“感性”剧本，“我终于演到你的作品啦。算不算我们当年的梦想实现？你在这里，看着我演戏。”

“我早就看过你演戏了，多伦多戏剧节的时候你代表学校上场，还有你在早大被星探发掘的那一场话剧。”金博洋回答，“我觉得你非常优秀，非常闪耀，嗯，配得上我的剧本。”

“该说是博洋的剧本终于能够找上我了吧，”羽生结弦毫不客气地吐槽回去，“之前是谁因为做了一次跟组编剧被统筹导演为难得死去活来，回家之后考虑了一个月改行？”

他们相视而笑，方才一度紧张的气氛冲淡了些。金博洋拍了羽生手一巴掌，“您红得快，可是你红得再快也是我看上的人好吧。我一眼就知道你的才能，比你们事务所的人知道得都早，我只会喜欢最好的。”

“我知道博洋一直以来都很辛苦。”羽生慢慢地说，“我没想到你连这里都会过来，太偏远了，说实话日本的媒体都不一定愿意来。”

“我也说实话，这是份工作，米沙让我过来协调下剧本。”金博洋回应，“不过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为了你来到哪里都再正常不过了。”

羽生忍不住低笑：“别提粉丝了，还记得小林沙良吧？那次绯闻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头等舱飞纽约，流出去的图是我粉丝拍的。还好粉丝们不会追到这里来。”

“呃，他们不知道其实在纽约等着你的是我。”

“所以我觉得博洋很辛苦。”羽生低声道，“去了那么多地方见我……”

他们会面的地点往往不在日本本岛。虽然到现在羽生还没冒出“同性疑云”，但八卦记者的眼光太毒辣，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哪天就被抓包。所以金博洋主动要求不要在日本见面，与之相对应地，在羽生刚红起来的那几年，每接下一个海外摄影的时尚资源都会掏空刚入行的金博洋捉襟见肘的可支配流动资金，换取一张飞赴当地的机票，支付漫长的飞行时间让他们之间的熟悉感再度苏醒。

金博洋吸了一口气，“是我心甘情愿的。”

茫茫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银亮亮的光芒，那是月亮突破了东方低矮的群山。金博洋把车停下，催促羽生下车。“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看过月亮了。”

随着羽生知名度逐步提升，他们连海外的见面都变得不能任性而为。一次在泰国夜市闲逛的时候，金博洋去买一份烤香蕉，回来的时候羽生已经被一群修学旅行的日本女高中生团团围住，鬼知道她们从哪里冒出来的。金博洋在三个摊位之外的地方站了十几分钟才等到她们一一要过合照离开，香蕉已经不那么温热。

天幕低垂，月亮升起在远山顶。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毫无参照物，这让明亮的满月在深沉的夜幕中显得非常巨大，过于夸张地直冲人眼帘。楼宇间的月被钢筋混凝土挟制，几乎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绽放光芒；而旷野上的风长长短短地吹过来，在这片无人染指的寒冷原野上，圆月是漆黑夜空的唯一主宰。它是如此野性，震撼，美丽。

值得用一万首歌谣去歌颂。

羽生牵着金博洋的手在草地上走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良久，羽生说：“我时常觉得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要把所有情侣会做的事情压缩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都做一遍。���

金博洋沉默了一阵，说：“我只有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我们之间的时间又开始恢复流动。我意识到你的改变，然后我对我错过所有你的生命感到愧疚。”

在金博洋没有参与到的时间里，羽生结弦已经快要登上国际级的高度。他不再是那个在他副驾驶上荒腔走板唱着歌的快乐交换学生，不再是那个打游戏到后半夜中午爬起来饿着肚子去上课的小年轻，几乎也不再是那个在冬雪里流着泪告白和发誓的他的爱人。

“���好像在多伦多的那一年里，我们已经将所有的未来都透支了一样。” 

“你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你知道这不是所有的未来。”羽生亲吻他的额角。

月亮是那么美丽，照亮眼前人。金博洋陷入短暂的恍惚，当月光过于明亮，群星都会自惭形秽地盖住自己的光芒。唤醒了晦暗的长暮，这个人是星星，是月亮，是夜空中让人心碎又让人爱恋的风景——是他那么，那么爱的人。

金博洋握紧了羽生的手，淡淡地说：“我这次来的时候，有想过要不要和你分手。”

他没有看羽生的脸，眼光落在对方的锁骨上，似乎第一次见一样地不肯偏移视线。

羽生在他头顶轻声回答：“我知道。”

金博洋终于抬起头来凝视着羽生的眼睛，内心情绪鼓动，它们推动着他张口，却又轰鸣着让他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金博洋说：“但是有这一晚的月亮……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坚持十年。”

 是月亮，也许是月亮作为点缀的更多的东西。羽生在他的目光中终于笑了：“这几个晚上都是月圆。我们每晚都来看好吗？”

有一瞬间金博洋想说“后面的不算满月不作数”，但晴朗的月光下，他看清羽生的笑眼里有泪光。愧疚，更多是数不清的回忆和不能断绝的爱意涌上金博洋的心口，拥抱是情不自禁地发生的，他和对方紧紧相拥，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声“好。”

时光像有一瞬间停滞。如此星辰如此夜，如此在月光下的草原里相拥过的情侣从这山川被开辟以来有过无数，而他们也确乎是这无数爱人中间非常平凡的一对。大约当真有这么一刻，羽生不是粉丝们的宠儿、媒体的冤家、广告商的至宝、票房的良药，金博洋也不是那个为房贷车贷发愁被剧本经纪催到掉头发的编剧，他是阿吉牙尼惕，那个名字寓意着“光耀之月”的公主，而他是古拉富，那个刺杀海都汗未遂却迎娶了公主的落魄王子，他们在中亚的窝阔台汗国命运般地相遇然后义无反顾地坠入爱河，直到国家崩乱山河不在，也永远、永远没有分开。

请快一点啊，让我看见未来到来的那一天。

“啊天天，我好像没有带酒店的门卡。落在保姆车上了。”羽生抱着他的时候，突然这样说。

浪漫和伤感，氤氲着的情绪，如同风卷残云一扫空。金博洋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一时为仙台人的铁面皮气结，最终化成一个四目相对的微笑。

他拉过羽生结弦亲了亲对方的眼睛，“就好像你带了门卡我就不会让你进我房间一样。傻子。”

今晩のお月様は桃色*。

第二天织田信成揉着眼睛去吃早饭的时候，正好看见羽生结弦轻轻关门走出来，于是呵欠着打了个招呼：“早。”

“不对等等我靠不对，”织田信成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职业素养让他第一时间压低了声音。“你你你你你你不是这个房间啊？！这房间里是谁你告诉我是谁？？”

羽生歪了歪头，把手指支在脸颊上，一副苦恼的样子。

“不要卖萌了事，给我说清楚！”

看来这一套是行不通了，羽生结弦夸张地长叹了一口气，乖乖摊牌：“我大学同学，这部电影的编剧，博洋-金。”

“那你在人家的房间里干什么？？夜光剧本？？”

羽生慢吞吞地说：“就，关了灯，也不能干别的什么嘛……”

“原来你能接到这部电影还是裙带关系吗……！要是被扒出来你就完蛋了！”织田信成由怖生怒，居然还敢向着羽生挥了挥拳头。

羽生认真地思索了一下，“应该不算吧，首先这部电影的选角他没给过建议，其次我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你不是说只有初二的巳樱子酱吗？！”

“嗯，只分手过那么一次。”

“好吧，一直以来没被拍到算你有能耐，我说你怎么经常在海外行程里玩儿失踪，”织田信成无力地摊摊手，“那这个被曝的话你怎么办？”

“这个不行，还是要麻烦事务所出面解决了。因为这是真正的桃色新闻。”

织田信成感觉头疼，羽生又笑了。

“确切地说是现在还不行，以后……谁知道呢？”

*奎爷：游戏《战神》系列的男主。

*阿吉牙尼惕公主：被相信是图兰朵公主的原型，成吉思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第三位实际控制者海都汗的女儿。（靠摔跤选老公，输一次要给她100匹马，靠这个赚到10000匹马的奇女子（可能是因为太女汉子了，才在《图兰朵》中被音乐家改成了猜谜语

*失魂落魄的惊鸟……不会留下鹿的性命：《元代名臣事略》卷三「汝奚匿予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逃鸇之雀，翳荟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写到中间就跑偏去查了好多关于窝阔台汗国和元朝的资料OTL……蒙古人的修辞还挺有趣的

*今晩のお月様は桃色：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日语里的“桃色”这个词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momoiro，听起来就柔软又魅惑

小林沙良=跳台滑雪的高梨纱罗，有人猜到了吗？私设出身日本东北地方的柚子是地元偶像组合THGirls（東北ギャルズTohoku Girls）的饭，写完了才意识到高梨纱罗是北海道不是东北地方的哈哈哈（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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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3）

而就在中国足坛在陷入儿戏般的“打假扫黑”事件的同时，赌球已经慢慢地渗入到了中国足球的各个角落。1998年世界杯后、2001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2002年中国队参与世界杯，中国社会的足球气氛是越来越浓厚，当国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之时，当国家队能够代表祖国在国际层面上争光之时，无数平时不看球、不了解足球的普通人也开始去了解足球，去了解中国足球。再加上自从1994年甲A成立以后不断积累的球迷基数，到了2000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球迷的人数差不多达到了历史巅峰。同时，自甲A成立以来，地下赌庄开始为甲A开盘，到1998年以澳彩为主的合法博彩业开始为足球比赛开盘，再到1997与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赌球之风是愈演愈烈。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赌球，越来越多的地下赌庄都开始参与赌球，使得大量球迷、赌迷的资金流向非法赌庄、国外赌庄的手上。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根据一些行内人士预测，中国内地热衷于参与赌球的人数大约为200多万，每年数以10亿计的资金主要流向两处，一处是境内外的博彩公司，另一处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两股势力为了一块肥肉明争暗斗，目前看来，作为合法势力存在的博彩公司占据了上风。”看着中国内地市场有如此之大的蛋糕可以分享，以澳彩为首的境内外的博彩公司纷纷开始对国内足球比赛开盘。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澳彩正式宣布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

面对势不可当的赌球，只能采取两种方法组织，一种就是靠司法机关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最为有效的打压，这是主要手段。另一种就是体育界足球界的各个机构以及单位进行严格排查、规章以及审查有无人士涉及赌球，再加上社会各界对反赌的宣传，这是次要手段。可问题是，如果次要手段没有有效地实施，那司法机关如何对赌球进行有效打压？2001年，中国体彩在全国十二个省市发行足球彩票，试图用政府合法的足彩来阻止地下赌球的蔓延，然而此举在历史面前表明是失败的。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写道：“体彩发行至今这10年多的时间，历经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到2002年，年销售额突破200个亿，但去年彩市出现下滑，体彩只卖出150亿，作为体彩彩种之一的足彩，其销量也呈逐期下滑的趋势。2002彩季，广东一个省过亿元的销量，居然是现如今全国的销量总��。足彩的下滑除去市场因素，还有玩儿法单一、规则不尽合理等硬伤制约，今年2月18日起开始发行的进球彩可谓丰富了玩儿法，但仍然不见有很大起色，说明这个市场确实有饱和之嫌。……靠足彩遏制赌球，只能是多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种，意大利的足彩搞了那么多年，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成功的，赌球不还是常见的事？”

2002年澳彩为甲A开盘后，足协却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赌球之风之盛，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破坏了足球界的风气，更是开始严重影响比赛的公正性。这也是缺乏管束下，赌球必然导致的事情。因为如果庄家想要盈利，尤其是外围庄家或者地下庄家，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稳赚不赔。新华网2014年的文章这样分析：“赌球规则看似公平，其实背后大有玄机。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以6月30日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为例，某赌球网站6月27日开出的该盘赔率为1.7：2.2。也就是说，假设两边投注额分别为100万元，如“上盘”哥队胜，庄家需向赌客支付100万的1.7倍即170万元；如“下盘”希腊队胜，庄家则需支付100万的2.2倍即220万。这就意味着，在上下盘投注量相等的情况下，哥队胜庄家则盈余30万，希腊队胜庄家则亏损20万。这个看似公平的算法有一个漏洞，即当上下盘资金到达一定比例时，不论比赛结果如何，庄家都能稳赚不赔。为了控制资金流向，庄家会随着投注情况不断调整赔率诱导赌客。��是同一家网站，还是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6月30日当天，上下盘赔率已调至2.075：1.825，庄家“诱盘”成功。不仅如此，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外，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民警透露，与合法的体育彩票相比，赌球网站设置的赔率极高，甚至能拿到几十倍的返还，迎合了部分人“一夜暴富”的心理。因此，尽管赌客们明知赌球存在极高风险，依然不惜铤而走险，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规则的“例外”。”而如果所谓的超强的资讯能力，就意味着俱乐部中、球员中、教练中、比赛监督或者裁判中、地方官员中、足协官员、记者中有人为了钱财或者其他理由为庄家们通风报信呢？当外围、地下庄家们发现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如此松懈之时，怎么不会想到利用这些人，让他们影响比赛进程，从而左右比赛的数据，保证自己的资讯或者信息永远都是“正确”的呢？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2002年大连队主场对八一，赛前，大连外围的地下赌球庄家对开出的主流盘口是：大连实德队让一球（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不赚不赔）。以当时两队的实力比较和实德夺冠的战略目的来看，让一球略显“保守”。远在南方的一些地下庄家开出实德让一球半（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赢了只净胜1球依然算输钱），追捧实德的买家仍然不可胜数。不过，在大连，比赛之前很多庄家都像得到了消息——这直接从大手笔下注者的趋势都能看出，盘口从一球直接降到了半一（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也就是说，不太看好实德赢球。结果是，八一队孙新波与黄勇为本队各进一球，而实德队直到全场补时阶段才凭借外援尼古拉斯的一粒进球，爆出了八一2：1大连的冷门。该年联赛中，实德队屡屡在和一些弱队比赛时失手。据悉，每一次都有大量大连拥趸者中招。在比赛中球员并没有太过离谱的个人表现，但仍然引来了一些猜测：“为什么盘口总能预知最后的结果？”

同年，戚务生率领的云南红塔队在主场对战青岛海牛队，赛前大戚信心十足，很少夸下海口的他赛前聊天时说“拿下了”。此时的云南红塔在休赛期前排名第一，有主场之利，赛前红塔让半一（即买云南队赢，云南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的盘口似乎也验证大戚的说法十有八九可以实现。然而比赛开始后，云南红塔似乎比对手更有高原反应，迟钝成为红塔队后防线最显著的表现。比赛不到20分钟，青岛队曲波便利用一次机会射入区楚良把守的大门，但是这个场面对于当年实力并不差且在高原成绩相当好的主队来说，没有人怀疑红塔会输掉这场球。不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丢失了第一个球之后，门将区楚良脱掉了手套，然后愤然摔在地上，准备离场。这个镜头让观众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果然，红塔不仅没有获胜，连扳平都没做到，甚至还丢了第二个球，比赛结果是0比2，从盘口上解释，青岛倒可以让红塔半一。戚务生因此勃然大怒，关机，离场，并提出辞职。2001年他逮到了几名主力球员“卖球”的铁证，想废掉其中的一名红塔老臣，但集团负责人并不相信，大戚随即拨通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最终，这位球员2002年初被挂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比赛让红塔集团也失去了信心，第二年联赛结束后，红塔退出了足坛。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庄家只要先摆出一个看似合理盘口，引诱赌迷花巨额下单，接着再根据上盘和下盘之间的差额来修改赔率或者盘口，使得庄家永远能够盈利，让部分赌迷亏得血本无归。而调整盘口的时机又非常巧妙，提前调整容易打草惊蛇，所以比赛中途调整盘口，就更容易得手。而被赌博牵扯进去的足球人士，就会在比赛中途，为了盘口而打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比分或者做出奇怪的表现。久而久之，比赛就不是为球迷观众服务，不是为球队俱乐部服务，不是为中国足球服务，而仅仅只是为赌博服务。赌球的危害，不仅仅是那些热爱足球的人感受得到，更是让那些正规合法的足球博彩公司心烦不已。相对于正规合法的博彩公司，地下赌庄或者外围庄家急功近利，更喜欢采用非法手段在短时间笼获大笔财产。因此，据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在澳门网站投注最小可以下10元港币，小赌怡情倒也无伤大雅，但地下赌球由于一般下注都在1000元以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小数目，长赌必输，一个周末一千一注输掉上万块的大有人在。很多赌客会因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会增加下注的场数，或者增加下注额，结果越陷越深，最后无钱还账，有些因此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据南方体育报道：“其实在中国内地，真正通过网络投注的赌客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电话投注来参与赌球的。一方面由于澳门彩票不收人民币，除两广以外的地区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赌客根本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对他们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才是更方便的赌球方式，一个电话就可以搞掂。一般情况下，外围赌庄都是分层设置，一般下注者，即散户，投注给小庄，小庄上面有稍大一点的庄，这样层层递进，最后汇集到各地的少数大庄。据了解，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的大庄，一个比赛日经手的赌资通常都在几千万以上，有时数以亿计。赛前，这些大庄依据欧洲和东南亚大庄开出的赛前盘口层层下达给底层的小庄，来接受投注(俗称“接飞”)。大庄的主要盈利手段和博彩公司类似，就是在基本平衡上下盘投注的情况下，通过扣除赢盘方的佣金(俗称“水钱”)来赚钱。因此大庄必须在临开赛前一小时以内，根据接到手中的注码比例，将投注上下盘不能平衡的差额部分投向更大一级的庄家———澳彩或东南亚大庄，这样来规避风险并保证盈利。一般庄家要求赌客在一个小时以前报盘下注，双方以报盘时的赔率和水位为准，赌客不需要事先预付钱款，根据事后的输赢第二天和庄家结账，双方主要讲究的是信用，一旦发生拖欠的事情，不但合作立即中止，欠债者还会招来不测之祸。……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地下盘口，而且胃口相当大，可以接上百万的下注(澳彩每次最多可以下50万港币)，赌客的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这些庄家，而且这些庄家大部分都非常讲信用，赖账的已经不太多见，有点成规模经营的样子，这大大地减少了澳门彩票的收入。“

为了解决外围、地下庄家的大胆举动，南方体育报道：“为了从这些地下庄家手里夺回市场，澳彩一开始采用的是暴力手段，不定期到一些地方去“灭庄”，就是把一些地下盘口消灭了，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大多是著名的“大圈帮”。但现在在赌球泛滥的情况下，澳门感觉用武力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些更为稳妥也更有效的手段。一种是故意停盘不接地下庄家为分担资金压力而进行的投注，7月中旬在某南方城市进行的一轮甲A赛事就由于澳彩的停盘让国内手握数千万主队注码的大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输掉几千万的资金，一场赛事就给予本地大庄沉重的打击。另一种方法就是进行接管，澳彩到上海这样的赌球重要城市开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注册，主要目的是拉拢地下庄家做下线，增加自己的收益。”但很明显，多如鸿毛的地下、外围庄家遍地都是，别说澳彩和其他合法博彩公司无法制止这些庄家的行为，就连公安机关都难以打击。

当足协、俱乐部、教练，甚至是博彩公司都无法监督、保持联赛的公正性之时，这个联赛其实就已经堕落成死水潭。《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3年3月13日晚9时左右，澳门彩票公司在其网页上历史性地为甲A联赛开出了盘口。……但在开盘４轮共10场甲Ａ比赛后，澳彩公司一位主管即表示：“从目前来看，内地的地下庄家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从有关方面得知，现在内地的非法庄家不少，他们私下接注大面积分流了澳彩的生意，最后回笼到澳彩的投注总额有可能不到真实投注额度的1/20。”这位主管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忧心忡忡，不断提醒，散户们在黑庄那里下注是非常危险的。但内地的庄家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正利用澳彩给甲A开盘形成的热度肆意出手操纵比赛。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从第17轮联赛开始，澳彩再也不敢给陕西的比赛开盘了，国庆节过后，第18轮甲A联赛开战，澳彩的甲A盘先是开盘时间延后，周五的晚上还未出现周日比赛的盘口，再就是开盘的比赛大幅缩水，仅对其中4场比赛开盘，四川对大连、云南对陕西以及重庆对八一的比赛都由于流言较多而被迫放弃。在当年联赛最后一轮，澳彩仅对上海申花对上海国际的这场德比大战开盘，澳彩在一轮比赛中仅对一场比赛开盘在本赛季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应该是甲A联赛已经无法控制的信号。

有试图操纵联赛来盈利的庄家，自然也有试图操纵比赛来盈利的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或足协高层。这其中，就以2003年陕西国力的新任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最为突出，因为王珀以非常高调的姿态，带领陕西国力频繁打出“可疑”的比赛，让无数球迷、足球人士都看出来，王珀就是想利用陕西国力打假球，来赢得高额赌金。王珀这种角色，被《中国足球内幕》称作为“操盘手”。单单是王珀刚刚上台的2003年，就有以下被球迷怀疑为了赌球而打的假球，2009年华商报记载了这些比赛：

2003年9月21日，四川冠城5∶1陕西国力。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王珀为了能够获得球队的全权掌控权，直接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声称主教练卡洛斯“生病了”，而实际上卡洛斯则被王珀以人身威胁，被迫呆在酒店里。王珀的这种举动恐怕不是第一次了，7月14日，陕西国力的巴西外援马科斯的妻子伊莲娜在酒店被刺，凶手至今尚未归案，据《中国足球内幕》透露，此举有可能就是王珀为了让马科斯“听话”而下的手。而在总经理王珀“指挥”下，陕西国力1：5惨败四川冠城。比赛的盘口从最开始的四川队让半球，跳到让两球至两球半。据记录显示，因为比赛前有许多人逐渐知道四川冠城必���大胜陕西国力，从而下注四川队，为了让上盘和下盘的赌金平衡，也不让自己亏得太惨，澳彩在比赛中途连续调高盘口，可依然没有用。这场比赛澳彩输了多少已经查不出来，但可以知道澳彩在此场比赛后就一度封闭了陕西国力的盘口。王珀的“第一仗”打怕了澳彩。

2003年9月23日，就在陕西国力对阵辽宁队的前一天，王珀和主教练卡洛斯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大批支持陕西国力支持卡洛斯的陕西球迷，此时早已看清王珀的嘴脸。现代金报记载：国力踩场时，在王珀亮相后，球迷们原本躁动的情绪更为激动，都高喊，“王珀滚回去！”就在王珀愕然之际，一名叫胡建文的球迷突然从看台上跳进场地，快速奔到国力队训练的角落，指着王珀怒骂：“王珀滚蛋！”看到王珀并没有什么反应，胡建文疾步跑到王珀面前，令人惊愕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不停地作揖，口中念道：“王珀，求求你滚吧！看你把国力祸害成啥了？”王珀慌忙之间赶快往后退，而胡建文紧追不舍，又跪在地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和相同的咒骂。之后，胡建文被工作人员拉走。面临陕西球迷如此的排斥与辱骂，王珀却毫不为之所动。反而，面对球迷的指责，他高调声称，如果赢不下辽宁，自己就下课且终生不碰足球。然而结果是，9月24日 陕西国力4∶3辽宁中顺。《中国足球内幕》指出，有人分析认为这是王珀一方派人买通辽宁队的一些关键球员，并且买通球员的钱和从庄家手里赢的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辽宁队怀疑有队员放水，声明严查，但是没有后文。此战后不久，卡洛斯黯然离开陕西队，王珀彻底控制陕西国力。

（陕西球迷胡建文跪倒在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面前）

之后，还有一长串的王珀2003年在末代甲A的杰作：

　　2003年10月5日 云南红塔0∶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2日 陕西国力1∶2天津

　　2003年10月15日 青岛贝莱特2∶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9日 陕西国力0∶2重庆力帆

　　2003年10月25日 上海国际1∶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26日 上海申花2∶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30日 陕西国力1∶2沈阳金德

这其中，很多人爆料或者分析，都是王珀与其他俱乐部进行“交易”，使得“操盘”能够成功，甚至还有几次失败甚至被其他不知名的势力操盘。而在王珀极力操盘的同时，他又对外自诩为“打假扫黑的斗士”，比如0：2负重庆力帆的比赛赛前，重庆某报称客���以300万搞定了国力，王珀极力辟谣，结果国力还是以0∶2败北，遭遇三连败。此战后，王珀以揪内鬼为由，在国力实施整风，但有内部人士表示，王珀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球员个人卖球，一切都要让他自己亲自操作。而这些可疑的比赛中，其中有一场是在日后的足坛反腐打黑风暴中明确公示，即国力客场0：2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赛前有人以国力客场逼平领头羊云南红塔为例“敲诈”。传言称国力0∶2完败后收获了100万。也就是这场比赛使得上海申花丢掉（被剥夺）了2003年的甲A末代冠军。而靠着王珀的这些种种杰作，本来就财政紧张，球队成绩一般的陕西国力队，就这样被王珀“玩”到了联赛倒数第一，铁定降级到2004年中甲联赛。对于球队和陕西球迷来说，他们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王珀一方的赌球操盘手来说，他们却是捞尽油水，赌球不知赚了多少钱。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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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自由之梦的真实版本 | 深氪

文 | 石海威 编辑 | 杨轩 李洋 “无耻” “恶劣”“做得太绝”“坏了规矩”…… 蘑菇街创业8年上市，短暂的恭喜声后，是来自老员工和投资业人士的一片愤慨之声——上市之时，蘑菇街员工们才发现自己手里25份期权被合并为1股股票。 当天，就有员工匿名在脉脉上语气激烈地控诉蘑菇街期权稀���：他称自己早在B轮前蘑菇街不到一百人时加入，工资打折，还花了“小6位数”买期权，但此前内部说“实现财富自由有点难，买个房还是可以的”的预期最终落空；蘑菇街两年前招人时还说期权“至少10刀很值钱”的——实际上合股后才是一股发行价14美元。 “比较心凉。”上市当天，一位前蘑菇街员工和前同事们在小群里私下抱怨，虽然他加入时期权不多，走得也早。那些奋斗了三五年的人机会成本巨大、心理落差也更大，而杭州总部里那些做时尚内容的年轻员工是把创始人陈琪当精神偶像的，现在感觉是“被自己的英雄辜负了”。 上一次的类似操作，还是上一轮互联网公司上市潮中，优酷18份期权合1股。这创下了当时中概股历史上创纪录的稀释率，有老员工在得知稀释比例后当场后失声痛哭。此后多年，这个举座哗然的案例都让互联网业人们难以忘怀，优酷创始人古永锵也在这种“传颂”中名声不佳——时隔多年，一名前优酷员工依然对36氪说，古永锵是“不厚道”、“主观恶意”。 投资人们的愤慨，则更多源于蘑菇街案例破坏了大家对创业、期权和财富自由的预期，“以后创业公司还怎么用期权吸引人才？” 与硅谷类似，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其实也是无数人希望通过创业和期权，实现财务自由梦想的历史。 近期的一次大型造富传奇，是一万多人在2014年9月19日同时变成了千万富翁。这一天，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身着橙色T恤的阿里人在杭州阿里总部附近街道上颇受欢迎，因为他们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从未有一刻如此充满成功和钱的味道。 这种造富神话引领着所有人前进。紧接着，去哪儿、58同城、猎豹、京东也相继着陆。今年又是一波上市潮和新造富神话，比如，小米上市时造就了1000个千万富翁。 为员工争取利益，也是最能打动互联网人的故事。去哪儿创始人庄辰超在去哪儿被百度合并时，为去哪儿员工股权在合并时的兑换条件做了极力争取。庄辰超卸任后发布的那段朋友圈被一时传颂：“我们每天的生活是面对和沉浸在周边人的信任关系之中的。Qunar的故事结束了，托付与我的信任悉数交付了。” 这都是激励拼搏创业的一针鸡血。中关村办公室灯火通明，互联网人“996”蔚为一观，莫不与期权、财富预期息息相关。“期权”几乎成为了全体创业公司员工的精神寄托，甚至是这个时代下实现阶层提升的最大路径。 然而，我们要告诉你这个“财富自由”神话背后的真实版本。 创业之初：鸡血与小黑屋 “我们最近又完成一轮新的融资，大家手里的期权每股已经值两美金了！” 在望京卷石天地大厦的9层，雷军情绪激动，站到桌子上大声说道。 说这话的前一个月，小米刚完成B轮融资，小米1手机则发布不过三个月时间。创业头一年，小米过得并不容易，手机业务一度遭到投资人质疑，他们认为雷军没做过硬件，怎么证明能把硬件做好？ 入职第一天，徐欢就赶上了雷军组织的这次季度会。据他回忆，那是2012年1月，身为应届生的他拒绝了阿里25万年薪的offer，降薪一半加入小米，获得5000份期权。 几百号员工望着桌子上的雷军，他们和徐欢一样热血沸腾。所谓季度会，在小米内部叫“打鸡血”，除了复盘过去一段时间企业的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表彰和激励员工。那是徐欢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手中期权的价值。 “雷总在场一直强调，小米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明年要做到什么目标。他讲这些时我会感觉如果明年我们的业务再翻几番，我的期权也可以10倍20倍的长。” “雷总很拼的，他是创始人拼也有道理，但小米的所有员工都那么拼。”北京尚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明若告诉36氪。 他也是雷军和徐小平的私人法律顾问，见证了雷军当时每天加班到一两点钟。在他看来，期权激励可以看做一场交易，创始人交付股权，员工担起创业责任，“企业发展艰难，你要给我挺住，需要你加班到一两点时，你要给我顶上去。这才叫事业。” 互联网的创业故事里，“改变世界”是表层说法，期权和创造财富则是更真实的动力——这也是时代赐予的机遇。 美团前员工刘继汉赶上的时代机遇，比徐欢还要略早一点。 那是2011年五六月份，他在美团参与百团大战。美团当时面临窝窝团大面积挖角，王兴召集大伙在北五环外的九华山庄开过一次动员大会，到场的都是能打仗的地推铁军。刘继汉说，王兴在会上鼓励大家要坚持到底，还提到战略和兄弟情义。讲义气表现为第二天一早，公司就安排大家签订了期权协议。 当时团购模式横空出世一年，千团大战中，美团虽然位列前十，但前十中还有疯狂融资的拉手、四处结盟的窝窝团、人人网支持下的糯米、腾讯支持下的F团……所有人都在疯狂BD、开城、拉单。 在美团北辰泰岳大厦13层的5平米小会议室里，刘继汉被授予了35000股期权。刘继汉对36氪说，协议是他和王兴单独签的。 刘继汉当时是美团青岛的城市经理，同时兼顾湖南、江西区域经理，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公司，“像链家一样，带领大家喊口号”。白天大家要去拜访商家，晚上总结之后要录单子，录合同，做供给。从早8点到晚12点，每天如此。做线下拓展免不了会遇到“地头蛇”，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我们是真的卖了命了的，这也是美团的成功之处。” 入职时间越晚，轮次越靠后，拿到的期权越少，行权价格也越高。一位滴滴前员工对36氪说，滴滴2017年前后的两次期权发放，上一次的行权价（员工为购买期权，自己需要支付的价格）还是7美元，下一次就上涨到了17美元。 一位蘑菇街前员工对36氪说，自己加入蘑菇街时已经是2016年蘑菇街美丽说合并、很后期了，自己拿到了1万份期权——相当于上市后的400股——相比前人的期权数量差距至少几倍。 正因如此，当时他签期权合约时，HR拿来了一份几页纸的全英文合约，他并没有细看，主要就看了两个数字：一个是自己分四年被分期授予的期权总份数，一个是期权对应的价值——当时是每份期权价值0.25美元，这也将是自己未来行权时将支付的价格。当然，英文合约他也看不懂。 当时HR跟他说，公司估值很高，期权还是蛮值钱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当场签完，HR收走，三天后合同返回给他。但现在回顾，他认为其实当时一般HR也不知道公司总股本是多少，所谓期权究竟对应什么比例的股份，“大家都是懵逼的。”在蘑菇街的例子中，匿名员工也将矛盾指向了26亿总股本这一点。 总结多数人拿期权的场景，大多有如下几个共通之处：一份全英文合约，当场就要签字，只知道被授予的期权份数，但不知道自己期权究竟在公司的股份占比多少。 有时协议里会设置一些难以达成的条件，或是严格的离职回购制度，一些违规行为也会导致员工期权作废。况且目前国内创业公司许多采用VIE结构，期权协议通常是全英文，即便员工英文很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懂全文。而如果这个文件没有任何备份，其实相当于无效。 因此业内也流传着一种说法，所谓的期权协议是“小黑屋文件”。 “大部分员工在签股权或期权协议的时候，其实没有选择权，你不可能跟公司说这个协议我拿回去看一看，然后哪些条款我不满意，你帮我改一下，没有���会这样做，员工总是非常弱势的。”曾在腾讯供职6年的徐振华说。 2009-2014年间，他接受了来自腾讯19220股限制性股票。作为游戏制作人，即便加入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徐振华依然拿到了不菲的股票赠予。 2014年，徐振华从如日中天的腾讯游戏团队离职创立上海沐瞳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他与腾讯所签订的《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竞业限制范围包括九类业务领域和50家公司。而腾讯支付给徐的限制性股票，作为承诺保密与不竞争的对价。如果违约，则需返还限制性股票及相应收益。这次签约为他此后被腾讯告上法庭埋下伏笔。 行至中途：快速变化与荒蛮时代 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中输入“期权纠纷”四个字，你会得到1403个案例。纠纷数字随着创业公司进入后期、IPO增多一路走高。       （图片说明：股权激励案件数量年份统计） 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二十年中，中国的独角兽公司（即估值超10亿美元）数量已超越美国，大量新经济公司从开始创业到上市只花费短短几年。与这种惊人的成长速度对比，它们在员工期权股权激励的管理上，普遍处于蛮荒期。 在公司的快速成长中，变化是随时随地的——公司的业务重心可能变化，团队规模和人才结构会变化，一个员工的贡献多寡可能变化——对如何用期权激励人也会变化。到员工离职之时，往往是此前埋下矛盾的爆发期。 刘继汉在加入美团两年多后决定离职，离职前他给王兴打过一次简短的电话。 “兴哥，我准备离开美团了。”随后，他提出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我问你一个事儿，我们的期权到底是不是岗位期权？” 刘继汉对36氪回忆，王兴的回答是“应该是吧。” 自2011年加入美团后，刘继汉经历过多次职位变动：最初是青岛城市经理，几个月后调入总部任商服总监，两个月后重回青岛，第二年5月重入总部做包销项目，8月调岗为聊城经理，后调任济宁经理，在调任徐州经理——那时，他听同事说自己获得的是“岗位期权”，意味着当岗位发生变化，期权也将失效。 刘继汉在美团内部发邮件咨询无人回应，便有了与王兴的那通电话。随后，刘继汉开始了与美团长达五年的诉讼之路。因为美团的境外架构，涉及案件归属地的争议极其复杂，很多律师最开始都拒绝了刘继汉的求助。 刘继汉对纠纷关键点的说法，和美团律师的说法是错位的。 美团法务负责人对36氪表示，刘继汉因为违反竞业义务，被取消期权授予——刘继汉离开美团之后，随即加入了百度LBS——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双方争议点在于，美团���未向刘继汉支付竞业补偿金，但刘也未向法院提起申请，要求竞业协议失效。 期权+竞业协议的威力无比巨大，但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却比比皆是。 因自己创业开游戏公司、涉嫌与腾讯竞争而被告上法庭的徐振华，最近二审结果已出，异常残酷：他被判支付腾讯约1940万元，创同类案件最高赔偿纪录。 这个令人乍舌的数字正源他6年任职腾讯期间拿到的19220股限制性股票。在过去3年中，腾讯的股价涨了很多倍，这笔应“退回”的股票价值也就水涨船高。 “现在不光要把股票所得还回去，还要倒赔很多钱，”徐振华对36氪说。 刘继汉仍怀念与王兴并肩作战的日子。“早年打城市战，一切基于信任，都是说干就干。有需求直接电话打过去，兴哥，这个事情需要你来一起弄，他随时加入。”但是，他打了5年官司所争的3.5万份美团期权的价值也是巨大的，根据目前美团市值，折合约1000万港币。 36氪联合易参调研了互联网企业100强涉及的股权激励纠纷——这是一份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榜单，BATJ、网易、新浪、搜狐、美团点评、360、小米都在其中——并做了汇总分析。       图注：横坐标为诉讼请求出现次数，纵坐标为诉讼请求类型。由于同一个纠纷可能出现多个诉讼请求，故诉讼请求总量可能会出现大于纠纷总量的情况。图片来源：易参（股权资产数字化管理系统）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员工的诉讼请求一般比较简单，而公司的诉讼请求包含事项更多，且各请求之间关联性较强——这意味着员工对股权激励制度中更信息不对称，而公司能从更多维度进行抗辩，在纠纷中占据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HR表示，中国遭遇到期权陷阱的员工会陷入两难境地。“我会觉得这种人到我公司也会纠缠不清，遇到什么事也要打打官司？”官司打赢了还好，如果打输了，“下份工作大概只能托朋友帮帮忙了。” 同时，互联网企业100强大多都会搭建 VIE 架构，或者存在嵌套子公司的情况，涉外法律适用等法律问题复杂，也是争议焦点。 一位互联网金融公司副总裁告诉36氪，最初加入公司时，他曾被分别授予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期权，且被告知二者中间有兑换关系。后来子公司做砸了，创始人通过变换关系把大部分集团股票转到名下另外一家公司，并成功运作上市。他和另外十几个人的期权成了废纸。 “微信电话他都没回复，我们在尝试联系律师，不过因为公司注册地在维京群岛，起诉他也很麻烦。我因为做过金融还算懂一点这个东西，其他同事完全是��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且老板以前是投行出来的，涉及到资产腾挪，他比我们专业太多。” 一位参与过该公司A+轮融资的投资人向36氪透露，早在尽调期间，他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也曾在投决会上提出“这家企业存在期权分配潜在风险”，但无人理睬。 “都埋了一堆坑，”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最后就看老板良心了。” 创始人的困境：良心与利益博弈 “团队中的个体是不是在创造价值，管理者的感知非常明确，但又很难去量化这个感知。一旦创始人觉得这个人没有想象中能创造价值，调整期权，就会造成员工非常大的怒气。”一位创始人这样向36氪评价上述美团期权纠纷案例。 期权的本质，是创业公司想用来激励最值得的人。投资行业深谙事情要靠团队协力做成，行业规矩是会逼创始人在投资协议中写下公司预留的期权池情况，并要求创始人在3-6个月之内完成自己的第一批股权激励计划。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36氪，在他所服务的客户中，至今还有很多公司的期权架构都由A轮融资律师来做。更有不少创始人直接把需求丢给公司的HR或财务，这些人一般会从百度文库下载一套股权激励模板直接使用。 一旦涉及财富分配，风险就是难以避免的。 某公司B轮融资后曾开掉一位创始人团队成员，因为能力不匹配，但承诺的期权也照发了。创始人对36氪说，天使轮时自己“大笔一挥”发了很多，但公司往往在A、B轮后可能有五倍十倍的增长，所以天使轮看似很少的期权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但这之后，他在投资方的建议下重新调整了期权架构，当然发放条例也更严格。于是被授予期权的员工开始感觉“老板是在算计自己”。“创始人就是这样里外不是人”，他说。 至于蘑菇街的期权争议，在北京极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柳看来，关键可能是拟制股数过多：因为较高的股数更容易吸引优秀人才加入。 但因为股数多，员工听起来非常高的股票数量，实则占公司总体股权比例较低，这就造成了员工预期与上市后收益不匹配的心里落差，反而更容易出现矛盾和股权纠纷。 一名知情人士对36氪说，在蘑菇街上市前，考虑过是否要跟员工沟通合股的事情，因为担心员工情绪反弹大。但可能是考虑到一旦提前沟通，等不到上市，员工的情绪就要爆发，蘑菇街最终未做提前沟通。 “怎么就稀释成了这样？”一位蘑菇街前员工说。蘑菇街经历了多次融资，还经历了和美丽说、淘世界等的合并，大家猜测最终结果和一次次的稀释有关，但至今同事们都说不清楚，“都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子的。” 激励得多、激励条件好，也会有风险。 2016年9月，蜜芽宣布完成1.5亿美元D轮融资，几乎同一时间，也爆出蜜芽核心高管“离职门”事件中，包括CTO宗东东、跨境业务总经理桂博文、O2O和妈米负责人赵哲、运营副总裁杜萍在内的4名高管离职。 理论上，如果跟随公司上市，这些高管还将获得更大的财务回报。但一位接近蜜芽的核心人士告诉36氪，其高管离职原因之一是蜜芽早期签订的期权协议约定的退出价格不合理。因为其行权价和回购价都很高，如果早期加入的高管持有公司足够多的股数，那么即使不上市，高管在离职退出时仅赚取差价也能财务自由。 “蜜芽已经很久没有融资了，上市很难。如果能提前变现，高管还不如自己投自己的A轮再创业了。”上述人士说。 离职则是风险的集中爆发期。 共享租赁行业的创业者杨东告诉36氪，他希望通过期权和员工一直绑定到上市，如果不小心“走散”，要不要回购就成了难题。回购期权意味着需要公司拿出大量现金流，创业公司没有这个能力。而如果替离职员工保管到上市，相当于离职的人坐享其成别人辛苦打下的江山。“不管是我要‘养’他还是用钱回购，两个都很痛。” 某直播APP创始人说，在他看来，上市之日也许就是员工离职之时。一旦期权兑现，财务自由的人工作动力也会减少。因此他在学习和效仿华为，“如果我们公司未来不打算上市，就没必要按上市的套路来搞，华为那种模式就很好，反正公司不上市，员工也不能拿期权做文章。” 互联网餐饮品牌创始人孔军的困惑比较特别：期权在互联网公司不够用，而在其它行业却发不完。他的公司内有大量一线服务人员，受教育水平不高，是流动人口，不要说期权，“他们甚至哭着求我别交社保，只为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些。” 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一锤子买卖。因为“对他们来讲，已经做好随时就走的准备了。所以所有的回报都是现结的。”尽管这听起来非常残酷，但“对公司来讲期权是这么宝贵的财产，他却觉得一文不值，换做是你会给他吗？” 一位资深律师向36氪表示，他接触过大量做全员激励的公司，最后基本都失效了，能做成的小米是一家。小米的股权激励的成功并不仅限于早期的全员持股，更重要的是雷军让大家充分相信期权的价值。 据徐欢回忆，后来每隔一个季度，小米内部都有一个大会，即便不是雷军参加，合伙人级别的也都会到场给大家鼓气，强调大家手中的期权在增值。等到2014年他从小米离职创业时，期权已接近20美元一股。 信任的核心来自于市场的积极反馈。如果翻看小米早期融资历史会发现，C轮之前，它保持了每半年一次的融资记录，估值从A轮2.5亿美元一路飙升至40亿美元。“持续的融资上涨和估值攀升一定会‘刺激’到员工，只要努力后面就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上市梦醒：财富自由，或者难保体面 一些人跟着雷军吃到了肉。 徐欢告诉36氪，他当时是部门的第五个产品经理，前四位同事都没有离开小米，到今天至少有几千万收益。“有人已经给孩子买了学区房。” 小米登陆港交所前一天，雷军发公开信称，小米共有超过7000名员工持有股票或期权。美团则公布自己造就了4714名“百万富翁”。 不过，小米、美团股价至今尚在发行价下——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比VC更严苛。 在这次资本寒冬中，一些公司不得不流血上市，不少人“上市即梦醒”。 一位前蘑菇街人士向36氪回忆，陈琪多次在内部说，蘑菇街不一定做成很大规模，但至少要是家很Decent（体面）的公司。 上市当天的期权闹剧当众撕破了这种体面。 考虑到“也会伤害到其他早期创业的公司”，陈琪在内网发文解释了这次争议：为了保证每股发行价在十美元区间，合股是一种正常操作。至于自己厚道与否，最关键是两个数字：一个是上市时创始人股份占比，陈琪是11.3%；一个是员工总期权池占比，是7.87%——这反映了创始人是否愿意分享成果、是否大方。 而一位前优酷员工认为古永锵“不厚道、主观恶意”的原因，是因为在优酷员工期权18合1时，古永锵上市时个人持股比例却高达41.48%，古永锵显然没有稀释自己的利益。 一位投资人对36氪分析说，上市前出现大比例合股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投资人、创始团队、员工的股份优先级层层递减：投资机构一般在协议中都有反稀释条款，当新一轮融资比之前估值低，就会触发这个条款；那么就只能稀释创始团队的优先股，或者员工的普通股；当然，创始团队可以选择不稀释自己的优先股，而是只稀释员工的普通股。 “我们还是一个小市值的公司，这是事实。蛋糕小了，怎么分也不会特别多。”陈琪总结，这是最终收益未达到一些员工预期的一个关键原因。 “如果公司真的发展好，谁愿意把员工坑了，流血上市是不得已，或是估值倒挂太厉害，已经融不到资了。”另一位创业者这样评价蘑菇街这场风波。 押注不同公司，收获不同结果。一位创始人告诉36氪，期权本质就是内购股票。假如当年有人愿意从阿里跳到蘑菇街，理论上是在赌蘑菇街的增长比阿里更好，获得的回报更多。“而结果往往是，大家图了高回报，却不能承担高风险。” 前述前蘑菇街员工说，自己team里有3个人离开时，都选择了不行权：这是预估蘑菇街业绩不如预期，评估了行权价后的理性决策。不同于一毕业就入职蘑菇街、对商业缺乏��解的年轻员工，“我们知道商业是残酷的。” 但他和前同事们还是发了朋友圈祝福蘑菇街的，“纪念自己曾经努力的青春”。陈琪说蘑菇街第一天就“出生在Hard模式里”所言非虚，“一路走来，巨头的伏击……真的难。” 越来越多与蘑菇街情况相仿的公司，正在“历尽艰难”争取上市的机会。 估值缩水、倒挂和流血上市已成为今年的普遍现象。造富梦碎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一位阿里早期员工向36氪回忆，2010年加入阿里时他获得了五位数的期权。后有很多创业公司找到他，也许诺期权股票，他们认为阿里出来的人肯定更认可期权的价值。“但说实话，我真不信他们说的，因为你们这些公司都不是阿里。” 一位FA合伙人告诉36氪，结合2018年的市场环境，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股票已是极少数，更不要提还有大把等待被并购的标的。“所以期权做不成是废纸，能做成的绝大部分也是废纸。比如ofo。” “每个前东家上市，大家都要恭喜我财务自由，我说没自由，大家还不信。”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说。股票打到账户里，已经扣完了35%的所得税，其实每次都没太多钱，即使总监层级，股票收益也就够买辆车，该跳槽就跳槽，不值得被“绑定”。 即使“吃到了肉”，也付出了代价。一位接近小米的人士称，小米早期很多技术产品岗位负责人，干满四五年就退居二线，比如去了小米的投资部门。“因为高密度工作四五年之后，身体也受不住了。” 一位从业10年的HR则告诉36氪，最近很少有候选人会把期权作为求职条件，他们宁愿手里多拿点现金。 “再也没人愿意因为期权而降薪加入某家公司了。” （文中徐欢、杨东、孔军为化名）（感谢邱晓芬为本文整理数据） 关于期权、股份的故事，虽然做了诸多采访，但36氪相信自己接触到的只是部分样本，为了让关于期权的信息更透明充分，因此诚挚邀请你讲讲自己的故事。 请点击问卷链接：http://k6lbmp5qv6hv8j69.mikecrm.com/MLbznES http://dlvr.it/QvGHjw

[liurenbcf]

史玉柱一个人

本文写于2008年。

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史玉柱每天要克服怕鬼的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此前，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从浙大经过安徽统计局到深圳大学

1985年，合肥。安徽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计算机房。23岁的单身汉史玉柱写会程序，挖会“金子”，自得其乐。2006年，上海瑞金宾馆，网络游戏《征途》上线新闻发布会。史玉柱冲着台下喊：“我是一个老玩家，20多年前，就在玩游戏。我懂游戏。”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史玉柱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史玉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1984年毕业，史玉柱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史玉柱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史玉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史玉柱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史玉柱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史玉柱，就在1986年将史玉柱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史玉柱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史玉柱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他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四通公司万总经理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巨人汉卡

1989年10月，深圳。史玉柱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接着，又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两名员工抱走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从此没了踪迹。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史玉柱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件。“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当时每个单位都花2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件，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史玉柱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史玉柱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史玉柱，专门为史玉柱成立电脑部，交给史玉柱承包。史玉柱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史玉柱将自己的软件演示给卖电脑的老板看，“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广告，史玉柱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演示软件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4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史玉柱写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前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史玉柱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件给他们。回来后，史玉柱立刻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8月16日，史玉柱收到三张银行汇款，一共1.5万元。一张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三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

8月收入达到4万多元，9月份16万，10月份超过100万。M6401开始是软加密，很快被破解，史玉柱立即开始使用加密卡。

8月底，9月初，经朋友介绍，史玉柱招聘了三个员工。到10月份，其中一名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股份，大家应该将赚到钱的分掉。”史玉柱不同意，主张继续打广告。史玉柱对员工说：“股份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每人25%不可能。”“软件是我开发的，启动资金是我出的。我至少应该控股。可以给两人10%到15%。”两位员工嫌太少，闹僵之后，史玉柱摔了电脑，管财务的员工不参与，另外两名员工只好抱着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走人了事。

“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母公司一定我个人所有，下面的公司可以考虑我控股。”“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造成公司结构不稳定。”“后来我就给我的高管高薪水和奖金，就是给比他应该得到的股份分红还要多的钱。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我的公司就再没发生过内斗。”

10月，史玉柱将100万元广告砸向《计算机世界》，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史玉柱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此时，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史玉柱一看不妙，带领一名助手跑进深圳大学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从M6402开始，史玉柱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蓝色巨人最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WPS已经超越了M6401，巨人M6402缩短了和WPS差距，但还是无法超过WPS。史玉柱再次组织了十几个人的研发队伍，跑到深圳大学封闭开发巨人M6403。

1991年春节刚过，深圳。巨人连锁会议。经销商包机过来，现场订货，史玉柱当场拿下3500万元现金支票。

巨人大厦

18层。38层。54层。64层。巨人大厦设计不断加码。1994年初，巨人大厦开工典礼。史玉柱刚想对外宣布巨人大厦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64层，话都到嘴边，面对着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殷勤的目光，史玉柱头脑一热：“64层也没与国内一些高楼拉开太大距离。”史玉柱一咬牙，脱口而出：“巨人大厦要建72层。”史玉柱当年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1年，M6402开发完成，注册巨人汉卡，先要注巨人公司。1991年在深圳注册公司，工商局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证明：史玉柱“六四”期间表现清白。“六四”期间，史玉柱辞职在家编辑软件，安徽省统计局说：“当时，你已经辞职了，单位无法帮你开证明。”听说珠海注册公司，不要“六四”证明，史玉柱当即在珠海注册了巨人公司。

1992年，史玉柱率100多名员工，落户珠海。“珠海对我们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已经是非常大的企业，年销售上亿啊，全国都不多。”珠海给了巨人很多照顾：高科技企业税收全免；破例审批出国；户口一时转不过来，给新办一个珠海户口。

巨人一下子发展了起来，资产规模很快接近2到3亿。手里有钱，精力也多，史玉柱开始不满于只做巨人汉卡，他开始做巨人电脑，巨人电脑挣钱，但管理不行，坏账一两千万。巨人电脑还没做扎实，史玉柱又看上了财务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史玉柱去美国考察，问投资银行未来哪些行业发展速度最快？投资银行说是IT和生物工程。史玉柱回国立即上马了生物工程项目。其他涉足的行业还有服装和化妆品。摊子一下铺到了六七个事业部。

1993年，巨人其中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位居四通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

珠海“重奖”科技人员轰动全国之后，北京希望珠海还能树一个典型：一个“中国大学生留在本土创业”的典型。当时成绩最好的大学生都出国，一出去就不回来。中国人才的外流太厉害。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选中了史玉柱。

作为支持，珠海市政府曾经批给巨人一块地，巨人准备盖18层的办公楼。在大厦图纸都设计好之后，梁广大找史玉柱谈了谈，希望史玉柱为珠海争光，将巨人大厦建为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只有建成了中国第一高楼，史玉柱才配做全国典型。

珠海市政府原本批给巨人1万多平米，为了支持巨人建中国第一高楼，市政府又批给了巨人3万多平米土地。125元/平方米的价格等于白送。

怎样让全国人民都注意史玉柱呢？梁广大安排所有来珠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到巨人参观，李鹏一年来巨人一次，胡锦涛和朱镕基也都到过巨人。

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发展，只要有房子就能卖掉。甚至连“楼花”都能卖掉。深圳写字楼价格涨到了一万五、两万。珠海当时在修大港口、大机场、还有跨海大桥，史玉柱被这个熏陶，认为珠海也会像深圳一样成为国际大都市。

盖72层的巨人大厦需要12亿，此时，史玉柱手中的只有1亿现金。史玉柱将赌注压在了卖楼花上。1993年，珠海西区别墅在香港卖出十多亿“楼花”。可等到1994年史玉柱卖楼花的时候，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开始，对卖“楼花”开始限制，必须投资到一个数额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后来越来越规范，限制越来越多。史玉柱使出浑身的宣传本事，也只卖掉了1亿多“楼花”。

盖高楼，地下部分最花钱。地下20米之后都是岩层。巨人大厦一共打了68根桩，最短的桩打了68米，最长的桩打了82米，仅打桩花了史玉柱一亿多。

1995年，巨人推出12种保健品，投放广告1个亿。史玉柱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位。脑黄金取代巨人汉卡成为巨人新的摇钱树。1995年，仍然认为形式一片大好的史玉柱往巨人大厦地下三层又砸了花了一亿多元。

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史玉柱贷不到款，决定将保健品方面的全部资金调往巨人大厦。此时，脑黄金每年已经能为巨人贡献1个多亿利润。“我可以用脑黄金的利润先将巨人大厦盖到20层。先装修20层。卖掉这20层，再盖上面的。”没成想，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脑黄金卖不动了。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媒体“地毯式���报道巨人财务危机。得知巨人现金流断了之后，“巨人三个多亿的应收款收不回，全部烂在了外面。”不久，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

1997年1月到8月，史玉柱在美国四处奔走，找钱未果。1998年10月，珠海市政府召开巨人大厦贷款现场会。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要求银行为巨人大厦贷款。没想到两周之后，梁广大闪电退休。“如果梁广大晚退休两周，巨人大厦的结果不是今天这样。”珠海市政府依然要救巨人，他们撮合另外一个房地产商接盘巨人大厦。设计修改了，合同起草了，政府配送的地批了，就在签字的一刹那，对方突然告诉史玉柱“不行”。这一刻，史玉柱感到浑身轻松起来。

脑白金

1998年，面包车奔驰在珠海开往无锡的公路上。史玉柱对20多个好多个月没领到工资多名员工说：“等我有了钱，一定补偿你们。”

1997年冬，安徽泾县。史玉柱召集20多名“贴身”员工召开“太平湖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脑白金”构思。

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在生理条件下，褪黑素由脑内的松果体分泌，其分泌受生物钟调节，夜多昼少，因此，褪黑素具有一定的调节睡眠的作用。“到199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正在越来越趋向理性，仅仅靠广告‘狂轰乱炸’做保健品的时代已经结束，‘脑白金’要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回头率’。我自己吃过脑白金，感到有效果，才敢最终决定做‘脑白金’。”

面包车到达无锡，从全国各地又汇聚过来员工也到了。一共100多人。一开始，依然发不出工资，走了一些人。

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我以前借给过他500万，50万，借半年，他肯定借给我。”借到钱，史玉柱拿出5万元补发工资。困难时期定的工资标准是，副总一月800元。

15万元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留出15万作预备资金，剩下的15万全部砸向了江阴。这阶段营销以推广概念为核心，主要通过小广告、新闻报道、健康常识等一切可以利用形式向可能的消费群体灌输脑白金的概念以及有利于该产品的知识。

江阴第一个月赚了15万。史玉柱拿这15万加上15万预备资金，全部投入无锡市市场。第二个月就赚了100多万。跟着是南京市、常州市、常熟市江苏市场很快被全面启动。

吸取巨人3亿应收烂账教训，这次史玉柱可以倾尽所有猛砸广告，也决不赊账。为集中广告的火力，史玉柱在每个省都从最小的城市启动市场。在浙江，首先启动台州。先猛砸一个月广告和报道，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就会去商店问有没有脑白金，问得多了，商店就会问经销商有没有脑白金，“经销商就会找我们。”此时，史玉柱坚决要求让手下坚持现钱提货。

台州典型树立之后，在其他市遇到经销商要求赊账，史玉柱就请经销商问问脑白金在台州卖得好不好。一问，台州一个月可以卖300万。经销商自然会接受现款提货的条件。

史玉柱主要投电视广告，很少投报纸广告。广告创意，做了几百个，让史玉柱挑。史玉柱最终依然没挑出更好的，最终依然沿用了脑黄金旺季使用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这个广告创意连续多年被评为“十差广告”，“‘十佳广告’倒是年年换，因为许多公司都倒闭了。”“评选广告的专家们唯美，讲创意，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不讲能不能卖货。厂商只认销售额。”

史玉柱采用“脉冲”广告排期：2月至9月初，广告量很小。每年只集中两次高潮：一是春节，一是中秋。中秋密度最大的是倒推10天，春节倒推20天，加在一起共30天。这30天，不惜血本，砸到让人烦。30之后，让你一看到脑白金广告，就会感觉到多，而实际上已没什么广告了。

一年半之后，脑白金在全国市场铺开。月销售额到达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脑白金的销量和利润主要来自乡镇。北京上海的超市里有100多种保健品，脑白金摆在货架上并不显眼，但是，“到了村镇的商店，只有两三种保健品，其中一个肯定是脑白金。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下面，那里人口特别多，光农民就8亿，再加上县城，这些人共9亿人口。”

胆小的资本家

1999年，重新赚钱，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0年，借壳上市，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1年，卖掉脑白金生产，拿回3.43亿元现金；2003年，卖掉“脑白金”75%营销网络怀揣11.7亿港币；买华夏银行股份，买民生股份，掐指一算，市值已超过22亿。子夜，陷在上海办公室沙发里，史玉柱安全了。

1999年7月12日，上海健特成立。健特是英文巨人GIANGT译音。尽管不舍巨人情结，为安全其间，史玉柱先于1999年3月3日和3月25日暗中控制注册了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然后由这两个公司投资成立上海健特。此时的史玉柱依然还不想让外界知晓：如日中天的“脑白金”、上海健特和负债两个多亿的史玉柱以及珠海巨人有何关系。成立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的目的就是，掩护史玉柱身份和在法律上保护上海健特资产不受珠海巨人拖累。

到2001年，拿出两亿多还债，史玉柱已经不心疼了。“2亿多对我已经不算什么。”“2亿多还债，对我们公司运营，已经不构成什么影响。与其帐上多2个亿，还不如把这个心病给除掉。”“巨人大厦毕竟那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而且，那里面危害的都是老百姓。”

2001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史玉柱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那时，我没过多考虑声誉，没考虑过声誉对我有多大影响。还不还债，和‘脑白金卖’销售，没什么关系。”

“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爱钱。”“钱就是个工具，能用来投资做事情，与其投资做别的项目，还不如先用钱将我原先未做完的项目给解决了。”“这样，再做其他事会更踏实一点。”

还债之后，史玉柱于2001年4月23日在上海注册成立巨人投资。3天后，怀远宏强将所持有的上海健特90%股权全部出让给巨人投资。二次出山的史玉柱早已无法满足于仅仅从“脑白金”实业中赚钱，他先通过两个怀远老乡名义于2000年9月21日成立上海华馨，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一周后，上海华馨就与青岛市商业总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青岛国货2811万股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4.73%，成为青岛国货第一大股东。

2001年5月，通过系列运作，史玉柱将下属“脑白金”产生环节无锡健特90%的股权出售给上海华馨投资公司，并担任上海华馨决策顾问。然后，通过华馨投资辗转将这部分资产卖给了上市公司ST国货，连年亏损的ST国货，股价应声从12元上涨到25元。ST国货后更名为健特生物。因“脑白金”拉动，健特生物200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741.88万元，净利润3585.28万元，每股收益高达0.315元。由史玉柱控制的董事会由此推出了每10股派1元转增7股的高送股方案。

合计一下，上海华馨由2800万股增至4770万股，分红4770万；健特生物从上海华馨手中购买无锡健特39%的股份，支付现金1.22亿元；健特生物2002年中报10送2转增1，派现0.5元，华馨增至5700万股，进账2850万；2002年11月，史玉柱更是一纸协议把“脑白金”商标以1.46亿元出售给健特生物，至此，上海华馨与上海健特总计收入达3.43亿元。舆论有点看不惯了，开始指责史玉柱“左右手”来回倒腾，“完美套现”。2003年10月18日健特生物发表公告，称中止公司控股的无锡健特购买“脑白金”商标的动议。就在人们惊诧于史玉柱何以吐出到手的1.46亿元时，2003年末，史玉柱又将“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商标知识产权及75%的分销网络以11.7亿港币的价格卖给了四通电子(后改名四通控股)。

史玉柱手上的现金越来越多。经过珠海巨人之后，史玉柱特别害怕现金流断开，所以，账上始终趴着5个多亿的现金。有现金，老有冲动。趁着还能抵御投资诱惑，史玉柱准备国债。“有利息，还可以立即变现。”国债是安全，但投资的价值不高。史玉柱很快捕捉到了银行的机会。“银行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就是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如果选择一个上市的银行，风险也不大：股市管着它，证监会管着它，不会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国家也会帮助它。”

2002年间，上海健特先后与华夏银行发起人北京华资银团公司和首钢总公司签订《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累计受让1.4亿股一般法人股。“我2.18元从首钢买的，现在一股5块多钱，还拆了股。”

参股华夏股份后，史玉柱又看上了民生银行。2003年，上海健特受让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到2006年6月30日，上海健特持有的民生银行股票3.157亿股。

就在外界在讨论保健品生命周期的时候，手里握有已经22亿银行股票，已经软着陆的史玉柱吼到：“我永远不会套现走人！”史玉柱依然是两个上市公司健特生物和四通控股的第一大股东。

管不管

2006年4月8日下午3时，上海金茂大厦，征途新闻发布会。主角史玉柱使出浑身解数台上台下兴奋地秀他的网游新事业。4月9日，身为征途CEO的史玉柱没去位于徐汇区的征途公司上班。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上海金玉兰广场25楼巨人投资100平方的办公室里。他说：“我一般都不过去。”“烦事情太多。”“我已充分授权给了几个副总。”

2001年，“脑白金”销量突破13亿之后，史玉柱随即将日常管理扔给了大学时的上铺陈国。史玉柱完全相信陈国，因为，巨人大厦失败后，“陈国、费拥军好几年没领工资，也一直跟着我。”

史玉柱自信，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德性，而且，“我需要充分信任的人不用多，四五个就够了。”因此，史玉柱只用部下，不找外面的人。“女性从忠心角度来说可能会好点。”“一般公司都会有几个副总在斗啊斗，我们没有。”“没德的人，我不给放领导岗位上来，放上来的人都不爱搞这个。我们的副总都很团结，不互相斗，也不和我斗。”

“德”和“才“只能选其一时候，史玉柱肯定选择德。史玉柱确定“才”的标准很简单——办事成功率高的人就是人才。“我只看他的成功率高，不听他说的。”史玉柱喜欢战术人才，不喜欢战略人才。“战略人才多了，大家整天就会在一块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2002年，上海健特总经理陈国车祸。史玉柱当时正在兰州开会，撂下电话，史玉柱连夜飞回上海。赶到医院，陈国人已经快不行了。“这件事是仅次于巨人倒掉的打击，全公司把业务都停掉处理后事，那是一种痛失左右手的伤痛。”每年清明，史玉柱和公司高层都要去给陈国扫墓祭奠。史玉柱现在对车的要求很高，坐SUV为主。另外加了一条规定，干部离开上海禁止自己驾车。

陈国去世后，史玉柱没重新接管“脑白金”，他将担子交给了刘伟。刘伟加入巨人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文秘。“刘伟做上海健特副总，她分管那一块，她花钱就是比别人少很多。”“她跟了我12年了，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回错，我自然非常相信她。”

“脑白金”销售渠道上有8000多名员工，旺季超过一万名，分布在全国1800个县，各地办事300多个。刘伟虽然能叫出300多个县、市、省办事处经理的名字，但她需要史玉柱提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史玉柱早期办珠海巨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来，他明白了，大多数员工的使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军人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员工没有对老板效忠的义务。

再次建立管理体系，史玉柱坚持精简总部。珠海巨人销售额达两三亿时，总部已经达到了300多人，而“脑白金”做到10个多亿，总部却只有十多个人。能接受史玉柱军事化管理的人不多，能“死活”跟着他、“效忠”他的人不多。

史玉柱只给省级办事处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其他人的工资，每卖一箱脑白金，提成4%，省级经理用这4%给省级办事处其他人和市级办事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市级办事处往向下也是一样。此举，史玉柱既简化了和众多员工的关系，也能有效控制费用，各级办事处不会盲目扩张人员。

巨人员工固定工资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下，但浮动工资却相当多。史玉柱乐意看到员工拿的越多，这名员工拿得越多，证明他对企业贡献越大。

管理营销费用也是一样：每卖掉100箱，就提成2万元，作为营销费用。推销员费用都给报销，但省下来的钱是你自己的。珠海巨人的时候，各地分公司请人吃饭在500元以上的，必须上报经批准后才能执行。现在，宽松了，尊重了大家，但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都会节约开支，和“脑黄金”时代比，现在的营销费用可以节约三分之一。

300多个办事处都没在当地注册，都没资格对外独立签订合同。办事处可以和经销商谈价格，但最终价格由总部定，并在总部签合同盖章。上海总部要保持永远直接和经销商发生买卖关系。

广告款也全部由上海总部直接汇给当地电视台。办事处可以去电视台谈，上海总部觉得价格合适，总部就会和电视台直接签订合同。当地办事处只负责播出监控。

办事处人事需“越级”任命：县级办事处人事需要省级任命。市级办事处人事需通过省级报上海总部任命。“人事不能由顶头上司直接任命。我怕产生帮派。”

网游要赚有钱人的钱

2003年，深夜。史玉柱在玩《传奇世界》，他的名字叫“收礼只收脑白金”，���只有30多级，在多次被人随便PK掉之后，他找到了本区级别最高的账号，对方是温州网吧老板。史玉柱立即吩咐温州分公司经理到网吧，付3000元，将这个70的级账号拿到手。尽管有了70级的帐户，史玉柱依然无法所向披靡，他急得直接找陈天桥，陈天桥告诉他：“装备更重要。”史玉柱立即花了一万块元买了一套顶级装备。

2004年，深夜。史玉柱在玩《英雄年代》，感觉比《传奇世界》强，只是不明白其中很多不合理的设置为什么一直不改。

2004年，深夜。史玉柱换了一款游戏玩，感觉还不如《英雄年代》，重新开始玩《英雄年代》。

2004年，深夜。得知《英雄年代》开发团队和盛大合作不愉快，史玉柱想：“我找他们做一款网游，晚不晚？”到了2004年，再做和《传奇》一样，靠点卡收费的游戏肯定晚了。史玉柱想到了“永久免费，靠道具赚钱”的模式。“让穷学生和亿万富翁，在点卡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不对的，不符合营销规律。”史玉柱要赚有钱人的钱。对没钱的人，史玉柱免费，靠免费吸引他们来捧个人场，有了人气，史玉柱才能更好地赚有钱人的钱。

游戏圈子很小，史玉柱很快找到了《英雄年代》开发团队。这些人有的离开了盛大，有的还在盛大。史玉柱吸引开发团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高工资。“我看准的优秀人才，工资一事一议，不受公司级别制度限制。”“陈天桥其实给得也很多，他给期权，一个骨干期权兑现都是几百万，但人家还有意见。他给的方式不对，有点冤枉。”

2005年9月，《征途》完成开发。就在史玉柱要以“永久免费”概念切入网游市场时，2005年11月，盛大抢先一周宣布将包括《传奇》在内的三款游戏免费。

《征途》副董事回来检讨说，不该和盛大的副总接触，将《征途》永久免费信息透露出去。好在《征途》从开发设计上就是“永久免费，靠卖道具赚钱”的模式，所以，能将游戏千方百计“聚焦”在“道具”上，聚焦到不断“刺激”“有钱人”攀比买“道具”上。

史玉柱不怕陈天桥，史玉柱怕丁磊：“网易要现金有现金，要人有人，最可怕的是丁磊本人非常重视网游。”“所幸网易做卡通类，和我们不在一个市场。”

史玉柱也怕QQ。但“QQ主要是休闲类的，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

史玉柱看不上九城。“《魔兽世界》的确实好，3D里面可能5年之内出不了超过的，但它的致命伤在文化。举个例子，中国人很怕死人，外国人不怕，美国人当个亡���可能很开心，中国人谁愿意当僵尸？所以，《魔兽世界》30万在线，已经到头了。”

至于金山，史玉柱没时间研究。“我的一款游戏就能把他所有游戏给超过去了。”

2006年04月14日，北京5G评论现场。资深游戏评论人王乐认为《征途》肯定不能成功。“史玉柱进入游戏，第一靠广告，第二靠吸引媒体的炒作。他的方式还和脑白金一样。”QQ游戏前知名产品经理王锋认为史玉柱是在吹牛：“他说他内测有15万人在线，我觉得1500人差不多了。”

2006年11月，王乐承认《征途》同时在线人数有15万。“已经非常赚钱。”而早在2006年9月15日，《征途》就对外宣布同时在线超过了50万大关。

采访手记

1997年，珠海机场候机厅。雷军小声对我说：“快看！那是史玉柱。”我望过去：一个精瘦的男子，两三个随从提着一个纸箱子，跟在身后。找到座位后，随从将纸箱放下，史玉柱依然站着，随从们依然站着。史玉柱此时已是业界“多元化”失败的典型案例，我也将当时看到的场景理解为英雄落寞。

在珠海采访《剑侠奇缘》期间，雷军一直在和我说，北京金山来了一个“能力超强”的副总，叫蒋涛，此前在巨人负责手写电脑开发。

1997年夏，因为要刻一张盘，我和蒋涛成了好友。尽管巨人已经失败，蒋涛那时说起史玉柱依然怀着敬佩，经常用“老史还是很厉害的”作为往昔回忆的结语。

2000年圣诞节，香港。方向明和我说起史玉柱。方向明是巨人大厦失败后，唯一采访到史玉柱的记者。方向明的结论是，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否则容易把持不住。“李鹏总理和他握一次手，他一激动，将巨人大厦提高了20层；李鹏总理再和他握一次手，他依然很激动，将巨人大厦再提高20层；李鹏总理又和他握一次手，巨人大厦最终成了72层。”

2001年，史玉柱“咸鱼翻身”，我找到最早报道此事的翁宝，请他帮我约专访，未果。5年之后，2006年4月9日，终于等来了史玉柱急于宣传《征途》的机会。那天，我们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6点。期间，我先让司机去机场帮我换登记牌，后又让司机帮我改签航班。我没想到史玉柱如此地健谈，需要谈如此长的时间。

采访完成，一直没有动笔。我身边的年轻人、游戏圈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他们理由是，史玉柱没游戏运营经验，只会炒作。史玉柱在4月8日《征途》新闻发布会的表现，炒作成分不可谓不浓。做了15年记者之后，我开始害怕被误导，怕一不小心成了《征途》心甘情愿的“枪手”。等到起先斩钉截铁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的人也开始承认《征途》成功之后，我向4月9日那个细雨连绵的下午望过去，试图理解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

史玉柱的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1989年10月，他在深圳怒摔两台IBM 286的一刹那，就决定了，他今后身边的人将是他的追随者而非合作者。1997年巨人失败后，很多人离开，又进行了一轮追随者而非合作者的筛选。“脑白金”二次成功后，史玉柱采用高薪、提成而非股权分红的分配方式，在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史玉柱个人成功的模式。

“脑白金”做得更大之后，史玉柱卖掉一部，换回现金，投资更加保险的银行股份；剩下的“脑白金”资产也都同时变成了随时可以套现的两个上市公司股份。

管理好一个公司太难了，史玉柱不愿意深陷其中，他在自己最好的时候，使出一系列资本运作手段，迅速完成了从企业家向资本家的转换。做企业，长期靠一个人肯定不行，做资本家，只要一个人决策正确就行，不涉及执行层面。

史玉柱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院长。这么多年来，史玉柱和柳传志的交情始终局限在精神层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向柳传志请教怎样办企业，他没向柳传志借钱。他知道柳传志是企业家，讲原则，公司钱就是公司的钱，私交再好不能动公司的钱。

史玉柱和泰山产业研究院另外一个资本家段永基交往甚密。2001年12月21日，史玉柱为救段永基向四通巨光投资1亿元，后因CEO吴力借贷，搞出几亿的窟窿，致使史玉柱血本无归。后来，四通再次遇到危机，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要拍卖，史玉柱再次拿出1亿多元，替段永基把钱还了，在进入拍卖程序前把股份拿了过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从2002年开始，由段永基任董事长的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一直是史玉柱控制的健特生物的前十大股东。有过这些交情，2003年末，段永基花11.7亿港币购买脑白金75%分销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永基的资本运作能力丝毫不必史玉柱差，很多方面甚至是史玉柱老师，可惜段永基手中没有一年可以赚3.5亿利润的“脑白金”为他的资本运作持续输血。资本运作，为了超额回报，挖东墙补西墙，一有散失，就会有大窟窿，需要实业来补。

《征途》现在又开始大规模盈利了，它必将成为史玉柱手上另外一个资本运作工具，让我们看史玉柱又能玩出什么花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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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赌博被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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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布于机器之能（微信公众号：almosthuman2017），转载请联系 jqzn@jiqizhixin.com。

2015 年，当 Lazarus Liu（以下简称刘）完成了三年在英国物流专业学习回到中国，他很快发现国内已经和三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用手机支付一切费用。在麦当劳，便利店，甚至在夫妻小店，他在上海的朋友们都使用移动支付。

刘意识到，现金已经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款智能手机应用取代。

有一天，当他在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位跟他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士拿出她的手机支付菜钱，他终于决定要注册移动支付应用。

要得到支付宝账户，刘需要输入他的手机号码并扫描他的身份证。他自然而然地按要求做了，因为支付宝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可靠」的声誉，而且比起去那些冷漠、懒散，毫不在意客户服务的银行，注册支付宝几乎是一种乐趣。

他只点了几下屏幕就进入了手机应用。支付宝的口号总结了这段经历：「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支付宝体验下来非常方便，刘开始每天使用好多次, 从早上的第一件事——用外卖 app 点一份早餐开始，他就用上了支付宝。

他意识到，他可以通过支付宝「车主服务」功能来交停车费，于是他将他的驾驶证和车牌号码，以及他那辆奥迪的发动机编号输入了支付宝。这样，他还可以在支付宝 app 里买车险。

他在支付宝里预约医生门诊，不用再去排中国医院那著名的混乱队伍。

他还可以在支付宝内置的社交网络中添加好友。

当刘与他的未婚妻（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一起去泰国度假的时候，他们都是通过支付宝在饭店买单或是买些路边摊的小玩意儿。

虽然在度假和买车之后支付宝里所剩不多，他还是把余额都存进了支付宝里的货币基金账户——余额宝里。

他可以用支付宝里「城市服务」功能付电费、煤气费和网费。

就像其他迷恋于支付宝和微信提供的移动支付功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刘现在出门已经不带钱包了。

如果你住在美国，你现在已经习惯把你的数据交给公司了。

信用卡公司知道你什么付了酒吧账单，或者买了情趣用品。Facebook 知道你喜欢美味的烹饪视频还是 Breitbart 新闻节目。Uber 知道你去哪里以及你在路上的各种行为。

但支付宝知道所有这些关于用户的事情，甚至更多。

蚂蚁金服（庞大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旗下的支付宝有时被称为「超级 app」。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微信，则属于社交游戏巨头腾讯公司。

支付宝和微信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 app。

每当刘在手机上打开支付宝，他就会看到一屏幕整齐的图标，就像三星手机上的主屏一样。一些图标本身就是成熟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从支付宝的内部直接接入 Airbnb、优步或优步的中国竞争对手滴滴出行。

这就像亚马逊吞下了易趣、苹果新闻、Groupon、美国运通、花旗银行和 youtube 一样——而且可以吸取所有这些公司收集的数据。

一天，刘的支付宝主页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图标。图标的标签是「芝麻信用」。

就像支付宝母公司的名字一样，这个名字令人想起了阿里巴巴和 40 大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咒语「芝麻开门」奇迹般地打开了一个充满宝藏的山洞。

当刘触碰这个图标时，欢迎他的是一张地球的图片。

「芝麻信用是个人信用的体现，」下方的文字写道，「它利用大数据进行客观评估。分数越高说明你的信用越好。」

文字下方是一个按钮，按钮上用干净的白字写着「开始我的信用旅程」，他点击了这个按钮。

1956 年，一位名叫 Bill Fair 的电气工程师和一位叫 Earl Isaac 的数学家在旧金山的一间公寓里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

他们将公司命名为「Fair, Isaac and Co.」，但是最终这间公司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其简称「FICO」。

他们的主要创新是利用计算机驱动的统计分析，将人们的个人信息和财务记录转化为一个简单的分数，并预测他们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 FICO 之前，信用机构的主要依靠从人们的房东、邻居和当地杂货商听来的八卦来决定是否批准贷款。申请人的种族可能会被视为不利因素，其他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如混乱、道德败坏和「娘娘腔的姿态」等等。

Fair 和 Isaac 认为，算法评分是对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的更公平、更科学的选择。

FICO 的方法最终在 TransUnion、Experian 和 Equifax 等信用机构中流行开来。1989 年 FICO 引入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用评分，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办理抵押贷款或是被信用卡账单淹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过去的 30 年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没有多少运转着的信贷体系。

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维持着数百万消费者的记录，但这些记录通常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信息量。

直到最近，除了你自己办理了借记卡的银行外，很难获得任何其他银行的信用卡。消费者主要是使用现金。随着房价飙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金融科技咨询公司 Kapronasia 的负责人 Zennon Kapron 说：「现在你需要拎着两个手提箱来买房子，而不是一个。」

然而，建立一个可靠的信用体系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中国缺少一个第三方信用评分实体。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只有 3.56 亿智能手机用户。

在那一年，蚂蚁金服推出了内置扫描功能的新一版支付宝，用于读取二维码——一种信息量比标准条码多 100 倍机器可读标签。

（2013 年开始的微信支付有类似内置扫描功能）扫描二维码可以把你带到一个网站，或者接入一个应用，又或者把你连接到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档案。

代码开始出现在坟墓上（扫描以了解更多关于死者的信息）和餐厅服务员的衬衫（扫描给小费）。乞丐们把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大街上。

这些代码以一种全世界都不曾实现的规模将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联系起来。在启用二维码扫描功能的第一年，支付宝移动支付达到了近 700 亿美元。

2013 年，蚂蚁金服的高管们跑到杭州郊外的山区，讨论创造一系列新产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芝麻信用。

高管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支付宝的数据收集能力，根据个人的活动来计算信用评分。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由曦说。他在最近的一本书《蚂蚁金服》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议。

「如果你有支付数据，你就可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

因此，这家科技公司开始了「创造」一个评分的进程。正如由曦所解释的那样，这将是「你生活中一切活动的信用」。

蚂蚁金服并不是唯一热衷于利用数据来衡量人们价值的机构。或许是巧合吧，在 2014 年，中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开发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2014 年，国务院（中国的治理内阁）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跟踪系统，来评估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官员的声誉。

目标是，到 2020 年，每个中国公民都能被来自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文件所追踪，而这些文件可以通过指纹和其他生物特征来搜索。国务院称其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2015 年，蚂蚁金服成为 8 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发自有信用评分平台的科技公司之一。在这之后不久，芝麻信用就出现在支付宝应用上。

该服务跟踪你在 app 上的行为，以得到一个 350 到 950 分的分数，并给予那些分数高的人额外的津贴和奖励。

芝麻信用的算法不仅考虑了你是否还了你的账单，还考虑了你买了什么，持有什么学位，以及你的朋友们的分数。

正如几十年前的 Fair 和 Isaac 一样，蚂蚁金服的高管们公开谈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将如何向被排斥在门外的人开放金融系统，比如学生和中国农村人口。

对于超过 2 亿选择使用芝麻信用的支付宝用户，宣传语很清晰：你的数据将神奇地为你打开大门。

参与芝麻信用是自愿的，而且注册芝麻信用是否会影响、又会怎么影响个人在政府系统中的评级也尚不清晰。

蚂蚁金服拒绝让我采访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但确实提供了一份来自于公司总经理胡滔的声明。

「芝麻信用致力于在商业环境中建立信任，独立于任何政府发起的社会信用体系。」声明中写道，「在没有用户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芝麻信用不与任何第三方共享用户得分或潜在数据，包括政府。」

然而，蚂蚁金服在 2015 年的一份新闻稿中的确说，公司计划「帮助建立一个社会诚信体系」。

该公司已经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将拖欠法庭罚款的超过 600 万人的黑名单列入了芝麻信用数据库。

据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和大政府的联盟已经帮助法院处罚了超过 121 万的违约者，他们某一天打开他们的芝麻信用，发现他们的分数在下降。

正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彭蕾在《蚂蚁金服》中所说的那样，芝麻信用「将确保社会上的坏人没有地方可去，而好人可以自由行动，不受阻碍。」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 10 年，但在 2014 年就离开了中国，那时移动支付尚未完全实现。

如今，中国每年都有 5.5 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相比之下，2016 年美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值约为 1,120 亿美元。）当我在 8 月份回到中国时，我决心成为新的无现金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在从飞机上的睡眼惺忪之后几个小时内注册了支付宝和芝麻信用。因为我缺乏交易历史，所以我立刻面对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信用分：550 分。

在上海的第一天，我打开了芝麻信用，扫描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黄色自行车。

就像移动支付一样，中国的自行车共享文化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了，上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色彩鲜艳的自行车，乘客们随意地停在任何地方。扫描一辆自行车的二维码，app 上就显示了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可以用这个密码打开后轮。

骑着车穿过城镇大约 15 美分。然而，由于我的中等信用分，我必须先付 30 美元的定金，才能扫描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也无法获得无存款的旅馆住宿或 GoPro 租赁服务，又或者免费的雨伞租赁。

在数字世界中，我属于底层居民。

在中国，对「骗子」的担忧根深蒂固。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当销售人员打通电话或维修人员在门口出现时，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的分数可能并没有把我放在骗子的队伍中，但芝麻信用的一个承诺便是指认那些是骗子的人。

公司购买对用户的风险评估，详细说明他们是否支付了房租或水电费，或者出现在法庭的黑名单上。对于企业来说，这类产品被称为「省时利器」。

在腾讯视频网站上，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芝麻信用的广告。

一个商人在乘地铁时仔细观察陌生人。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个骗子，」他绝望地说。他那些试图避免声名狼藉的顾客的员工们在办公室��议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下层人员和罪犯的照片。

但接着——老板发现了芝麻信用，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员工们把墙上的照片撕下来庆祝。

对于那些行为良好的人，芝麻信用通过与数百家公司和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提供额外津贴。

汽车租赁公司神州租车允许信用评分超过 650 的人租车而不用交押金。作为对这一审查的交换，神州租车分享数据，这样如果一个芝麻信用用户把租来的一辆汽车撞坏了并且拒绝支付，那么这个细节就会被反馈到他或她的信用评分中。

有一段时间，得分超过 750 的人甚至可以跳过北京首都机场的安检。

刘在注册了芝麻信用两年之后，信用分已经逐渐接近 750 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一个上海市中心的商场里的 Forever 21 外面遇见了刘，他 27 岁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黑色的运动鞋，黑色的乔丹短裤，衬托出他的面孔白得好像在发光。一股黑色的头发帅气地垂到一边。

我们走进一家坐满了年轻人的星巴克，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着桃子冰茶，一边喝着抹茶法布奇诺。刘坐上了最后一张空桌子。

刘告诉我，在三年前皈依天主教后，他选择了 Lazarus 作为英文名，但他的宗教信仰多半是一件私事。

他认为芝麻信用评分也是一件私事；这些信息揭示出了一些有关其个人的事情，但基本上他不会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

他很少检查自己的信用评分。该数字就躺在手机的支付宝页面上，因为他的信用很好，所以没必要这么做。

从 600 分开始（最高可达 950 分），他的信用已经达到了 722 分，这一分数可以让他享有贷款和公寓租金方面的优惠条件，并且他和他的妻子还可以在若干个交友 app 上对其进行分享展示。

再拿几十分，他就能得到一张去卢森堡的精简版签证，但并不是说他有在计划这次旅行。

由于刘在支付宝上的交易和付款记录良好，他的评分自然也就提高了。但如果他忘记了支付交通罚款，那么评分可能就会下降。

而高分数带来的特权，也会在某天因为与消费礼数无关的行为而被取消。

2015 年 6 月，940 万名中国青少年参加了紧张的高考，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告诉记者，蚂蚁金服希望获得作弊学生的名单，这样他们的欺诈行为就会成为其芝麻信用的污点。

「不诚实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她承认到。善行无阻，杀鸡儆猴。

支付宝知道，8 月 26 日下午下午 1 点，我在上海的法租界区租了一辆 ofo 向北骑去，停车静安寺对面。

它知道我于 13:24 在静安寺旁边的商场里买了一袋零食。

它知道后来我坐上了一辆嘀嘀驶向住在西北部的邻居。

它知道我在 15:11 下了车并进了一家超市，它还知道（因为这家超市属于阿里巴巴，仅接受支付宝付款）我在 15 点 36 分买了香蕉、奶酪和饼干。

它知道随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于 16 时 01 分到达目的地。

它知道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

它知道我在 16:19 付了 8 美元用于亚马逊的配送费。在三小时的惬意时光中，其中一小时是在游泳池里度过的，它并不知道我的下落。

然后，它知道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外租了另一辆 ofo，骑了 10 分钟，并于 19:11 停在了一家人气较高的餐厅外。由于蚂蚁金服战略投资了 ofo，支付宝可能会知道我的行径。

芝麻信用评分背后的算法是一个商业机密。蚂蚁金服正式列出了五大类的评分信息，但是仅提供了最基本的算法方面的信息。与任何传统的信用评分系统一样，芝麻信用会监视我的消费历史以及贷款还付情况。

但是有些算法就带有迷惑性，或者更糟。

一个称为连接（connections）的信息类别考虑了我在支付宝上的联系人的信用。

特点（characteristics）类考虑了我开的是哪种车、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学。

同时，行为（Behavior）类一丝��苟地审视我的消费记录，专注于那些据称是与良好信用相关联的行为。

芝麻信用推出后不久，该公司的技术总监李颖赟告诉《财新周刊》，不同的消费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买尿布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信用评分，而长时间玩游戏则可能相反。

网友猜测，向慈善机构捐款（大概是通过支付宝平台上的捐赠服务）有利于提高评分。

然而，如果给小棕熊捐了 3 美元，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让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慈善家，或是证明了我的小气？

我开始着魔般地检查我的信用评分，但由于它每月只更新一次，那个数字并没有发生变化。

每次打开支付宝，我都会遇到一个使人惊慌的橙色屏幕。一个半圆形的表盘，上面显示我只达到了自身消费潜力的四分之一。

搜狐网站的一篇文章解释说，我的评分属于「普通人队列。」这一类别是指：「文化水平不高。退休或接近退休。」

这并不是称赞，因为许多老年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很多年受教育的机会。

据搜狐称，评分比我低的人只有 5%。

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做点什么来提高评分。

一天早上，我乘出租车去上海市中心外的一个别致的露天购物中心，与一个 30 岁的插画家陈见面。

我曾通过与陈在微信上的一个共同好友那里得知，她的芝麻信用评分等级为「优秀」，于是我想向她寻求一些建议。

我们买了咖啡，步行到一个露天座位区。陈上身穿着一件纽扣衬衫，内搭一件白色 T 恤衫，下身是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漂成了稻草色，两只眼睛下闪着一排发光的眼影

她的芝麻信用评分为 710 分，而她的支付宝背景色是平静的天空蓝。

她解释了提高信用评分的方法。

「他们会检查你有什么样的朋友，」她说，「如果你的朋友都是高分用户，那么这对你有好处。如果你有一些信用较坏的朋友，那就不好了。」

在支付宝上注册后，我给所有的电话联系人发送了朋友请求。

只有六人接受了。

其中一个是我曾经的英语学生，也可能是我在上海认识的最有钱的朋友。他拥有几家企业、一个车队和一个位于豪华住宅区的宽敞别墅。

另一个是我的老裁缝，她和她的家人住在一间单人房里，房间位于一个门窗褴褛的破旧房子内。

老裁缝与那个商人对我的信用评分的影响相互抵消了吗？还是我拉低了他们的评分？

陈说，她知道自己好友的评分，但不知道熟人或同事的。聊天室里有评分较高者去寻找同类，大概是为了提高评分。但总的来说，人们也只是猜测谁的评分可能会高、最好与谁解除朋友关系。

像陈这样的用户没有采取解除低分朋友（比如我）网络关系的策略，她向我保证不会这么做。

芝麻信用仍然是新兴事物，而一个熟人的低信用评分仍可能得到善意的解释，她说：「也许他们只是使用的时间不够长。」

在社会信用关系监督方面，中央银行或将针对一个更为广泛的指标发展，比如 FICO 评分，同时让像蚂蚁金服这种数据收集公司的评分信息计入在内。

无论其最终结构如何，更大的社会信用体系「肯定会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蚂蚁金服》作者及职业记者由曦说道，「政府不希望让如此重要的人民信用基础设施被掌握在一家大公司的手中。」

一向被认为信用缺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去真正了解一个统一标准的系统。

去年五月的一天，一位 42 岁的记者 Liu Lu 打开了一个旅游 app 预订机票。

但当他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时，该 app 告诉他，这笔交易无法通过，因为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黑名单上。

这份欺诈人名单与集成进芝麻信用里的是同一份。

2015 年，Liu 被控因伪造故事而诽谤他人，法院判决他支付 1350 美元。他交了罚款，甚至拍了银行转账单并将照片寄给了审理该案的法官。

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的名字仍然在该名单上，于是他联系了法官，得知法官并没有收到钱，是自己当时把钱转错账号了。他匆忙地又转了一次，以确保法官收到了钱。这次法官没有回应。

虽然 Liu 没有注册芝麻信用，但是那份黑名单以其它方式跟随着他。

他被禁止参加大多数类别的旅行；他只能预订绿皮火车的最低等座位。他不能购买某些消费品或住豪华旅馆，也没有资格获得大笔银行贷款。

更糟糕的是，那份黑名单是公开的。Liu 曾因涉嫌「伪造和散布谣言」而被判入狱一年。狱中的记忆使他对这个更无形的新式惩罚不以为意。至少他有妻子和女儿。

尽管如此，Liu 还是将这些写进了他的博客以激起同情，并说服法官把他从黑名单上除去。到十月份，他的名字仍然位列其中。

「这些掌管黑名单的法院执行人员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他告诉我，「执行过程中的很多错误没有得到修正。」

如果 Liu 有芝麻信用评分，他的麻烦就更多了。

按照芝麻信用的设计方式，如果你被列入了黑名单，那么你的信用评分会螺旋式地下降。

首先是评分下降，然后你的朋友会得知你在黑名单上，会担心他们的评分会受到影响，并悄悄地与你解除联系人关系。

算法会注意到这些变化，然后你的评分会变得更低。

在我造访完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美国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公司宣布其遭到了黑客的攻击，致使大约 1.45 亿人的信用记录遭到泄露。

我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被这个突发事件狠狠地教训了一下。

我的信用卡号码在几星期前就被盗了，但由于当时我在出国旅行，所以不想冻结信用卡。当我试图事后弥补时，发现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挽回了。Equifax 公司的网站只遭到了部分的袭击，但它的电话线路则全部堵塞了。

在绝望中，我注册了一个叫做 Credit Karma 的信用监控服务，该机构可以显示出我在三大信用评分机构中的其中两家的信用评分，但需要我呈上自己最为私密的信息。

这个信用表盘类似于芝麻信用的那一个，其上的数字和彩色编码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得知自己的信用下降了几十分。有人以我的名义盗刷了四五次，但我没有意识到。

现在，在地球的另一面，有两个追踪系统在追踪我的信用评分。

但是，这些只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几十项评分，其中，许多来自于类似芝麻信用所使用的行为和人口统计指标，而大部分则由一些公司掌管，用户并没有选择的机会。其余的评分是我们自愿进行的。

美国政府不能合法地强迫我参与一些以数据驱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但我每天都把自己的数据交给了私营公司。

我相信这些公司足以能够参与其大规模的评分实验。

我在脸书上发表我的想法和感受，并在亚马逊和 eBay 上留下了大量的购买信息。我在 Airbnb 和 Uber 上给别人评分，并且有些太过于关心别人对我的评价。

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伟大的超级 app，而数据代理商所编制的评分主要是用于更精确的广告定位，而不是运用社会控制。

但是数据聚合器可以通过身份解析（identity resolution）的过程，使用我留下来的线索来合并我所产生的各方数据。

你吃抗抑郁药吗？经常向零售商退货吗？填写网上表格时名字全部大写吗？数据代理商会大量收集所有这些信息。在中国，你甚至会受到朋友的牵连。

2012 年，Facebook 申请了一种信用评估方式方面的专利，它可以将你在互联网上的联系人的信用评分考虑在内。

该专利描述的这种工具可以提供有关你朋友的平均信用评分，并拒绝向该平均值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申请人提供贷款。

此后，该公司修订了其平台政策，以禁止外部贷款人使用 Facebook 的数据来确定信贷资格。

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可以自行决定进入信贷业。（「我们经常寻求的专利技术，是那些我们从不会实施的，以及不会揭示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Facebook 发言人在回应信用专利方面的问题时说到。）

「可以想象，在未来人们会查看其朋友的信用评分是否降低，然后解除他们之间的不利关系。」马里兰大学 Carey 法学院大数据专家 Frank Pasquale 说，「这太可怕了。」

数据代理商时常完全搞错。

数据代理商 Acxiom 公司会提供 AboutTheData.com 网站所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它认为我是一个高中教育水平的单亲妈妈，并且「可能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

而事实上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硕士学位，并且甚至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但要挑战这些评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未被告知它们的存在。

我对芝麻信用算法的了解，比对美国数据代理商的评分体系如何评价我，更为深刻。

正如 Pasquale 在他的《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其本质上是一面「单向镜」。

离开中国后，我通过微信再次与刘联系。他给我发了一张的截图，他的芝麻信用评分自我们相识以来提高�� 8 分。他的屏幕阅读体验「非常棒，」字体已经变为了软斜体。

我们谈到了一种新的面部识别功能，被称为「微笑支付」，是蚂蚁金服在杭州的一家肯德基概念餐厅里推出的。

餐馆的墙壁上装饰着巨大的白色电话。点餐时，你只需点击食物的照片，然后面朝手机，输入手机号确认付款就行。

一开始，智能手机消除了人们对钱包的需求；现在，微笑付款可以消除人们对手机的需求。你所需要的只是你的脸。

刘并不急于尝试微笑支付。芝麻信用网站的「政务」页面显示，蚂蚁金服与中国各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以合法化其面部识别功能，但这不是令刘感到不安的原因。

在国外学习期间，他曾玩过安卓的面部解锁功能。他的室友有和他一样的方下巴，曾数次成功解锁他的手机。

「我觉得这可能并不安全，」他给我发了短信，「我想看看这是不是 real thing。」他用了英文 real thing 以作强调。

在和刘聊天的同时，我也打开了芝麻信用。我的评分增加了四分。

「你还有改进的空间。」支付宝微妙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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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

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

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

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

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

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

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

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

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

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

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

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

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

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

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

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

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

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

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

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

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

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

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

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

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

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

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

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

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

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

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

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yujiaogonghong]

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 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 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