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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personawasteland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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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陈思诚编剧: 陈思诚 / 张淳 / 刘吾驷 / 莲舟 / 严以宁主演: 王宝强 / 刘昊然 / 妻夫木聪 / 托尼·贾 / 长泽雅美 / 染谷将太 / 铃木保奈美 / 浅��忠信 / 三浦友和 / 尚语贤 / 肖央 / 张子枫 / 邱泽 / 张钧甯 / 马伯骞 / 程潇 / 陈哲远 / 李明轩 / 崔雨鑫 / 张熙然 / 张一白 / 文咏珊 / 克拉拉 / 刘德华类型: 喜剧 / 悬疑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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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汉语普通话上映日期: 2021–02–12(中国大陆) 片长: 136分钟又名: 唐探3 / Detective Chinatown 3 IMDb链接: tt10370822 继曼谷、纽约之后，东京再出大案。唐人街神探唐仁（王宝强饰）、秦风（刘昊然饰）受侦探野田昊（妻夫木聪饰）的邀请前往破案。“CRIMASTER世界侦探排行榜”中的侦探们闻讯后也齐聚东京，加入挑战，而排名第一Q的现身，让这个大案更加扑朔迷离，一场亚洲最强神探之间的较量即将爆笑展开 Detective Chinatown 3 线上看 Detective Chinatown 3几时上映 Detective Chinatown 3演员 Detective Chinatown 3中文 Detective Chinatown 3上映时间唐人街探案3 线上看唐人街探案3 线上看 Detective Chinatown 3 线上看釜山行线上看釜山行在线 Detective Chinatown 3 中文线上看釜山行完整版线上看 Detective Chinatown 3 中文字幕 Detective Chinatown 3 完整版 Detective Chinatown 3 电影 Detective Chinatown 3 中文唐人街探案3 什么时候上映唐人街探案3 在线唐人街探案3 线上看唐人街探案3 预告唐人街探案3 下载唐人街探案3 英文唐人街探案3 百度云唐人街探案3 演员唐人街探案3 剧情唐人街探案3 半岛线上看唐人街探案3 电影唐人街探案3 下载唐人街探案3 線上看唐人街探案3 线上看唐人街探案3 2021 [唐人街探案3 ] 高清唐人街探案3 PTT 唐人街探案3 下载mp4 唐人街探案3 BD 唐人街探案3 AMC 唐人街探案3 在线唐人街探案3 豆瓣唐人街探案3 線上看小鸭唐人街探案3 粤语版唐人街探案3 yahoo 电影唐人街探案3 上映新年唐人街探案3 2021 票房 [唐人街探案3 ] 电影2020下载唐人街探案3 电影2020 马来西亚唐人街探案3 电影2020新加坡唐人街探案3 下载看唐人街探案3 电影2020美国唐人街探案3 电影2020喜剧 [唐人街探案3 ] 电影2020 威秀唐人街探案3 电影2020春节唐人街探案3 Detective Chinat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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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完成的。两者也可以与其他技术和视觉效果相结合。拍摄通常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它还需要一个工作台,从导演,制片人,编辑,衣柜,视觉效果和其他开始电影/电影的定义和定义而在电影中扮演角色的玩家被称为演员(男性)或女演员(女性)。还有一个术语”额外”,用作电影中角色很少的配角。这与扮演更大、角色更多的主要角色不同。作为一个演员和演员必须要求有好的表演天赋,这是符合他主演的电影的主题。在某些场景中,演员的角色可以由特技演员或特技演员取代。特技演员的存在对于取代演员制作困难和极端的场景非常重要,这些场景通常存在于动作片中。电影也可以用来传达来自电影制作人的某些信息。一些行业还使用电影来传达和代表他们的符号和文化。电影制作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即一个人在电影中形象化的表达、思想、思想、概念、感受和情绪。这部电影本身主要是虚构的,虽然有些是基于事实真实的故事或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有纪录片与原始和真实的图片,或传记电影,讲述一个字符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他流行的类型电影,从动作片,恐怖片,喜剧片,浪漫电影,幻想电影,惊悚电影,戏剧电影,科幻电影,犯罪电影,纪录片和其他。这是关于电影或电影定义的一个小信息。从各种来源和参考资料中引用了这些信息。希望它能有用。 🔮故事🔮 科幻就像梦,除了这个分类中的故事利用逻辑安排来解释它需要的地方的宇宙。它大部分包含或侧重于 PC 或机器的假定影响或影响;穿越空间、时间或想象世界;局外人生物;遗传设计;或其他这样的事情。所利用的科学或创新可能或可能不会完全解释;其逻辑成分是明智的点,消息灵通,并被视为一般可以想象的当前信息和创新经常被称为硬科幻。写目标拥有,犯罪协会,给予某种程度的关联,和资产,帮助更大,更专业化的刑事交流比个人罪犯可以完成。罪犯将是一些电影的主题,特别是从1930年和1960年的某个地方。犯罪排序电影恢复自20世纪90年代与臀部跳跃文化爆炸。与越早的流氓电影不同,目前的电影与更成熟的电影分享比较成分,但更多的是在时髦的大都市环境中。一个经验故事是围绕一个英雄谁游览史诗或删除点执行的东西。它可以包含相当多的其他分类因素,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类型。英雄融入了使命,并面临着障碍,以到达他们的目标。此外,体验故事作为规则将模糊设置和具有有价值的属性或高光的字符合并。最初,柴油朋克被假装游戏《日光之子》的制作者提出分类,他暗指由世纪中叶混搭故事推动的小说,其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间节的风格(约1920–45年)。然而,像蒸汽朋克特别被观察为石油力量和技术官僚的洞察力的上升,与网络朋克更清楚地与网络朋克交流新诺尔因素和分享主题。尽管柴油朋克作为一种分类的惊人质量并非完全无可争议,但从复古先进的电影《天空船长》和《明日世界》到2001年Activision电脑游戏《回到沃尔芬斯坦城堡》等部分被推荐为典型的柴油朋克小说作品。一种风格,当一个艺人在现场人群面前表演,与他们直率交谈。这位艺人通常被暗示为喜剧演员、专业喜剧演员、专业喜剧演员或只是一个坚持者。在站立模仿中,这位艺人通常讨论有趣的故事、被称为”片段”的短笑话和笑话的无情进展,这些笑话包括通常所谓的话语、例行公事或行为。一些专业漫画使用道具,音乐或巫术特技,以改善他们的示范。站立讽刺经常在模仿俱乐部、酒吧、新杂耍、学校和剧院中表演。在实时执行之外,站立式通常通过电视、DVD 和网络进行货币传播。喜欢习惯活动;停止动作片不是利用手绘的,而是用小木偶或不同的文章制作的,这些物品的影像会定期在一组小发展上拍摄,以制作出动人轮廓。模特是圣诞节前的噩梦, 珊瑚, 和军团新娘。 🔮版权内容🔮 版权是一种知识产权,赋予其所有者制作创意作品的专属权利,通常为有限时间。[1][2][3][4][5] 创作作品可能以文学、艺术、教育或音乐形式出现。版权旨在保护一个想法的原始表达的形式,创造性的作品,但不是的想法,其恶魔杀手的电影:穆根火车。[6][7][8] 版权受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限制,例如美国的公平使用原则。有些司法管辖区要求以有形的形式”修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它通常由多个作者共享,每个作者都拥有一组使用或许可作品的权利,并且通常称为权利持有人。[需要引文][9][10][11][12] 这些权利通常包括复制、对衍生作品的控制、发行、公共表现以及归属等道德权利。[13] 版权可由公法授予,并被视为”领土权利”。这意味着,某一州法律授予的版权不超出该特定司法管辖区的领土范围。此类型的版权因国家/地区而异;许多国家,有时还有一大组国家,在”跨越”国界或国家权利不一致时,已与其他国家就适用的程序达成协议。[14] 通常,版权的公法期限在创作者死后 50 到 100 年到期,具体取决于司法管辖区。有些国家/地区要求某些版权手续[5]才能建立版权,另一些国家则承认任何已完成作品的版权,无需正式注册。人们普遍认为,版权是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的必去之因。然而,Parc认为,与主流信仰相反,模仿和复制并不限制文化创意或多样性,但事实上却进一步支持它们。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例子的支持,如小米和梵高、毕加索、马奈和莫奈等[15] 🔮适应🔮 莎拉 · 保尔森是我的首选, 但这部电影不是她最好的。我相信几个月会出来, 我留下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活力。拖车把所有东西都分了。在故事开始之前你就知道了几乎没有字符改进, 一切都感觉就像是 0–100, 没有起搏。同样, 莎拉最后一次看地狱之火的化妆品办公室, 当你想到这个时, 你会说你是乡亲们吗?当我看到她时,我真的窃笑。这是一部好电影。一个你会生气的机会, 你烧了现金。没什么新鲜事, 正常, 磨损的表演。此外,没有人意识到哮喘发作的正确行为。这部电影有这么多的情节开口,它看起来像一个模仿。母亲可以简单地把婴儿从诊所带走吗?她伤害了她的小女孩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专家真正看到这个, 在她的定期访问?她是如何管理邮政承运人车辆的?没人介意邮政承运商缺席?出于什么原因, 这个女孩从来没有得到她周围无数尖锐或粗俗的文章之一, 并击中她的母亲?母亲把她所有重要的报告都放在一个容器里, 放在外面, 标记着?出于什么原因, 她会绑她女孩的车轮座位, 而不是她的女孩?这是整部电影的去向。这部电影的主要可救赎性是莎拉·保尔森非常可怕的表演。同样,这个故事也经常这样。我不会燃烧我的时间看这个。跑步并不奇怪,也非同寻常。表演是惊人的, 而故事是公平的。这个故事使一个宏伟的表现是令人兴奋的, 但它主要不会去任何地方。我知道所有计划发生, 尽管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尽管如此,有一个场景,我欣赏克莱尔说,”你需要我。表演只是那个场景的例外。一般来说,这是一个一次手表,你很可能不记得。这是另一部由Aneesh Chaganty(由Sev Ohanian共同创作)在Hulu上拍摄的电影,跟进他们现实的陈述搜索(2018年),与脊椎冷水机组包括一位母亲和她的17岁小女孩带来了一些混乱(心律失常,血热病,哮喘,糖尿病,和最有效的运动损失)。我会说,可以想象这部电影是优于我更喜欢它,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是它的协调和行动,而不是这样关于构图。我觉得到处都有空缺,也许过多的开口被扔给我们太早了,我们才能适当地思考人物和他们的环境。这种电影以前做过,没有很多新加的,在桌子上短轮椅透视。有一吨的组件设置什么可能给一个更接地的整理传送和冲孔,但这些节拍的较大部分是一音符和花费在电影之前,而不是关联一个坚实的内织,因为搜索可以选择做。我去了视障, 这是可能更好的, 我做到了, 因为预告片是相当揭示。我不认为它有一个足够高的屋顶, 在任何情况下, 以掩盖任何野生的欲望, 我之前有。我孤独的渴望是拥有制造商, 和这部电影可能会有观众最节省的恩典是, 我期望他们成为注意搜索, 看到它迟早…这是我期望你们中大部分人能减损这一点的事情。这是我在 2018 年#1一部第一部电影, 《奔跑》将跌到路边, 相当令人信服, 但完全被遗忘。故事和预组装的关系只是需要更多的挤压, 一旦学分滚动。这部电影是平均的, 最好的情况场景。尽量不要接受个人给它 8 或 9 。情节通常被看,过于不合理,关闭失败。他们试图展示它作为一个令人厌恶/脊柱冷水机组,但没有什么是令人兴奋的。这完全是戏剧化了。然而, 我要说, 艺人做了惊人的, 他们得到。莎拉 · 保尔森是她的标准 sdemon 杀手电影: 穆根火车, 伟大的, 不荣誉值得称赞。尽管这样,基拉·艾伦确实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她制作了这部电影(延迟了2个小时)可观看。如果你欣赏该法案或没有什么可看的, 试试看。弄乱这粪便有什么意义?它类似于一个低租赁的努力, 在脊柱冷水机组, 但你肯定知道关闭。紧张中步履蹒跚的努力比什么都令人恼火。这是一部可怕的终身电影, 直截了当。还有,我喜欢一辈子的动画!此外, 它过于协调, 音乐精疲力竭, 表演并不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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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misi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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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和《中国地理常识》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北京华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编写的一套汉语教学辅助读物，供海外华裔青少年通过课堂学习或自学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地理常识，同时供家长辅导孩子学习使用，在海外反响很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尤其是非华裔汉语学习者人数大幅度增加。为了进一步适应广大海外汉语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授权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和《中国地理常识》进行改编。《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和《中国地理常识》改编本是一套面向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的普及型、口语化的文化辅助读物，适用于海外对中国文化和汉语感兴趣的各类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编写的中英文对照版基础上，此次改编增加了中文与德、法、日、韩、俄、泰、西班牙、阿拉伯语的对照版本。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对《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和《中国地理常识》进行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对原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删，修订了部分数据，重新遴选和修改了插图，并翻译出版英、德、泰语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翻译出版法、日、韩语版本；华语教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俄、西班牙、阿拉伯语版本。此次改编力求在原书强调科学性、思想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创新。希望本系列读物成为您了解中国的窗口，成为您通向汉语世界的桥梁。此次改编得到了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和教师的关心与支持，他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所限，书中不免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希望使用者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正，以供今后修订时改正。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年11月

中国历史的开篇

先秦

概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大约在170万年以前，中国人的祖先就生活在云南的元谋县境内，我们把这作为原始社会的开端。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其统治时间长达400多年。

第二个王朝是商朝，也叫殷（YUn）朝（因为商朝初年，多次迁都，最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并在那里统治了300多年）。商朝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统治时间长达500多年，留下了甲骨文、青铜器等许多极其珍贵的史料和文物。

第三个统一的王朝是西周，都城在今天的西安。后来西周的都城被少数民族攻占，周王室被迫迁都到今天的洛阳，历史上叫做东周，西周与东周的时间共约800年。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7个力量强大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改革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为后来秦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与世界历史对照，当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发展进步之时，中国正经历文明勃兴的夏、商、西周王朝。当欧洲希腊、罗马城邦国家繁荣之时，正是中国春秋战国思想文化昌盛的时代。东西方文明交相辉映，地中海地区和中国，逐渐形成世界两大文明的中心。

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 YuanmouMan(datedbacktosome1700000yearsago,theearliesthumanbeingseverfoundinChinasofar)蓝田人(距今约100万〜50万年，已经完全直立行走)

LantianMan(datedbacktoabout1000000and500000yearsago,wasabletowalkuprighton2feet)北京人(距今约70万〜20万年，懂得用火和制作、使用石器)

PekingMan(datedbackto700000and200000yearsago,skilledatmakingfire,makingandusingstonetools)

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相貌已经和现代人没有明显区别，“假若给他们穿戴上现代人的服饰和我们站在一起，谁也不会用奇异的眼光多看他们一眼。”)

UpperCaveMan(datedbacktoabout18000yearsago,resembledmodernhumanbeingsinappearance)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最多的国家，其中重要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 1987年12月，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北京人头盖骨和元谋人牙齿

TheskullofPekingManandtheteethofYuanmonMan

2. 山顶洞人头部复原图

AreplicaoftheheadofUpperCave Man

3. 北京人头部复原图

AreplicaoftheheadofPekingMan小资料Data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用石块敲打出来的石器叫打制石器，使用这种石器的时代就叫做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二三百万年，那时人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新石器时代大约从八九千年前开始，原始人已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叫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更为先进和好用，能够提高原始人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农业和牧业。

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

TheGreatMythoftheCreationofManinAncientChina1. 神农氏像

AportraitofShennongshi

2. 伏羲氏像

AportraitofFuxishi

3.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

Fuxi'sdiagramof64divinatorysymbols我们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是混混沌沌的一团气，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PWngL)的人，用巨斧把天地劈开，他站在天地中间，手托着天，脚踩着地，他不断地长高，把天托得越来越高，把地踩得越来越低。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和地相隔九万里，盘古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盘古死后，他的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四肢变成了山脉，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田土，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皮肤和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牙齿和骨头变成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头和圆亮的珍珠玉石，他流出的汗水变成了雨露。特别是他身上的许多小虫子，变成了人类。这就是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是中国人世代流传下来的创世神话。

还有很多神话传说是古人根据原始人的生活想像出来的。比如教人在树上造屋的有巢氏(YGuchWoshK)，钻木取火的燧人氏(SuKrRnshK),教会人们打猎、发明了“八卦”的伏羲(FPxUshK),种植五谷、品尝百草寻找药材的神农氏等等。他们是远古人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象征，是勤劳智慧的古代中国人的代表。

华夏之祖黄帝和禹传说时期地域示意图SketchMapoftheLegendaryPeriodofHuangdiandYutheGreat

1. 湖南株洲炎帝陵 YandiMausoleum,Zhuzhou,HunanProvince

2. 贵州镇远蚩尤陵 ChiyouMausoleum,Zhenyuan, GuizhouProvince

3. 指南车Asouth-pointingchariot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个说法跟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和炎帝有关。大约4000多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一带生活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炎帝就是两个最有名的部落的首领。

当时在东方还有一个叫九黎的势力强大的部落，九黎部落的首领叫蚩尤（ChUyYu）,十分强悍。九黎族人会制造各式各样的兵器，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常常进攻别的部落。

传说蚩尤部落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同炎帝部落发生了战争。炎帝部落被杀得一败涂地，向黄帝求援。黄帝早想除掉蚩尤，就与炎帝联合起来，在涿鹿（ZhuTlM,今河北省境内）的广阔原野上与蚩尤展开了大决战。激战之中，忽然天昏地暗，大雾弥漫，连对面的人也看不见。黄帝使用指南车，帮助士兵识别方向，追击蚩尤，结果蚩尤被捉住杀死。

涿鹿之战后，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为了争夺对其他各部落的领导地位，又发生了冲突，炎帝部落大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中原地区各部落在语言、习惯、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交流逐渐加强，经过长期的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华夏族的主体。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华夏族把黄帝、炎帝看做自己的祖先，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直到今天，汉族人和许多兄弟民族还习惯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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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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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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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rytyphoonchaos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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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儒家与工业革命

孙晓：儒家与工业革命　　谢谢蓝郡的指教，你的论点很好，「儒生阻碍科学发展」，这就是五四以来官方与民间的定调版，流行了百年以上，现代人如柏杨也好、黄仁宇也罢、都是信奉者。综合来说，这些说法大体不出以下几种论调。　　一、中国文明的落后，以及产业革命不曾在中国实现，是因为科举制度与儒家思想造成的，因此必须「打倒孔家店」（胡适的五四与後来的文革）。　　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必须出路。这一论经历殖民战争、二战、冷战，发展茁壮，到了近代，开始有了哈佛大学知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即人类社会只能有一版本（美利坚模式）。　　三、人类必须不断进步，而竞争是商业与社会进步的根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者淘汰）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实现无gover-ment干预的市场机制（废除国营事业、去除关税、减小gover-ment法规管制），是最容易让人类进步的手段。这就是近百年来流行於全世界的口号。　　我并不是针对任何人，但对以上偏见，我做一答复。再强调，我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针对这百年以来的风潮，我将认真探讨。　　关於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差距，请参看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科学技术史。大一统帝国的工艺技术文明，从不落後於欧陆基督教帝国文明，直至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诞生。　　工业革命为何不发生在中国？　　儒家文明是阻碍工业革命诞生于中国的罪魁？　　那我们反问，基督教文明呢？它不是障碍而是摇篮？　　若是如此，基督教世界在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灵界大帝国）时应该是世界工艺之都，称霸七海，但实情是他们落後可悲，在十字军东征里惨败。　　所以，基督教文明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虽然「基督教文明」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但「新教」是催生曲？（我解释一下，广义基督教包含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三种形式，东正教与天主教是在废除偶像崇拜运动里分裂，时间在六世纪）。　　是吗？新教是「工业革命的摇篮」？(MaxWeb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例一：法国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从来不是新教国家，但它适应工业革命的速度很快。在1756-1763的七年殖民战争里，它曾与英国激烈交锋，在殖民地开拓里，它更不曾落後於英国。所以，所谓「新教伦理」中所谓「新教是工业文明的前提」，实质并不存在。　　例二：意大利　　意大利在统一之前，是一真正天主教国，它落後而散漫，统一之後，它快速崛起，但它仍然是天主教国。同样的天主教国，何以前者一无所为，何以後者突飞猛进？答案在於统一，所以，这又简单证明了「新教伦理并无优越之处」，而是「大一统」之国家动员力。　　例三：日本　　日本从来不是基督教国，即使在「脱亚入欧」之後，它也不是基督教国，但它在明治维新後激烈崛起，日俄战争中，它连百姓的牛车都能动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它甚至拥有比美国更庞大的舰队。它不是新教国，更不是基督教国，它是「法西斯政权国」。它的力量是「法西斯」，一种比国家统一更强烈的社会动员力。　　例四：苏联　　苏联是无神论，国民之信仰为东正教，它和新教、天主教毫无瓜葛，但它在最短的时间飞跃为世界超强，它依靠的既非新教、亦非基督教，而是「斯大林模式极权」。　　看完了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确定一点，没错，儒家当然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可惜儒家也不是妨害产业革命的罪魁。同样的，基督教文明不是推手，也不是妨害、新教亦然。这些思想或信仰对於工艺技术的创造，并无帮助或破坏之处。　　我再附注一点，中国在自然科学、数学、传统工艺上，从未落後於西方任何文明，直至工业革命诞生後的一百年（十九世纪初）。在那之前，所谓的「其他学问是奇技淫巧、必须打压」的儒家迫害科学发展之说，在江南的纺织厂不曾出现、在织梭发明时不曾出现、在蒯祥建造紫禁城时不曾出现，在发明大炮时不曾出现，在神宗引入大炮时亦不曾出现。　　儒家文明是一种共存的秩序，它对於科学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关心，也谈不上迫害，对科学工艺，儒家文明既没帮助、亦没有迫害。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迫害科学」这种说法，过去从来不流行，也不是实情，对儒家文化的敌视，直至五四运动时方才出现。　　那么，工业革命的摇篮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神秘又伟大的力量，让我们拥有「电脑科技」？　　创造产业革命的前提是：　　一、财富高於人命。（重商主义，竞争的国际环境，使国家以累积财富为其存在之目的，战争动员与商业资本手段并行。）　　二、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立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德基本法明文规定，一切财产皆负有社会之公共义务，这一观点至今在美国仍不流行。）　　三、分裂的竞争政权。（战争为工艺技术进步之最重要程序，长期持续的战争使工业技术的突变成为可能。）　　财富高於人命、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分裂的相互竞争政权，以上三个条件都不曾出现於中国。你可以这样说，「儒家文明间接的毁灭了产业革命」，这一点我同意。　　儒家第一个特色，就是轻视「钱」。因为对钱鄙视，所以有「贵粟论」，也因轻视钱，对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在中国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政权立基息息相关，明代每有大商业家出现，动辄遭政治力压制诛杀。即使是科举进士自己因官而致富，亦难逃政治力之灭绝。　　儒家主张大一统，追求「天下定於一」。自五代以後，直至太平天国，中国政权里没有持续的内战。相反的，春秋战国持续内战，终于进入铁器时代。宋代有持续的边境战争，火器发展神速。可以这样说，儒家痛恨战争，只要有机会，它一定消灭战争。　　儒家否定钱，排斥一切战争（对外战争与内战），这是它间接毁灭产业革命的两大原因。至於最重要的一个挤压工业革命的因素，则是因为重视人与人的尊严。任何物事，都不能高於人，当然包含钱与财富。　　这是谬论吗？我在美化儒家吗？让我们看看永乐帝。　　永乐帝曾有一只无敌舰队（十五世纪初建造)，但它无法维持下去，这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收支不能平衡，之所以收支无法平衡，是因为永乐的舰队不愿掠夺奴隶劳动力，不曾在海外采行殖民政策，它的舰队必须仰赖中国农民供养，这使舰队成为沉重的财税负担，而不是西方人兴奋不已的赚钱机器，所以儒生选择烧毁了舰队与设计图，以免後代皇帝继续这种荒谬的政策（成化时代的兵部尚书刘大夏）。　　从舰队的维持问题可以发现，儒生们并没有因为财税问题而建议皇帝们「为何我们不占领海外领土」？「为何我们不夺取他国金银」？「为何不采行黑奴政策」？　　因为，儒生的道德主张（人本主义），使他们排除这些。　　我知道道德不能说服各位，但我在与各位有关的部份提出说服。也就是说，继续采用「工业革命万岁论」，最後会导致我们被杀。　　我先谈欧洲。　　欧洲实现了产业革命的前提，是分裂政权与长期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蔷薇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内战），造成了君王追求战争技术的意愿，私有财产权绝对保障，亦使人们愿意追求财富。财富高於人命之普遍奉行观念，使富人可以穷尽所有一切手段（奴隶与奴工制度、海外殖民主义）以得到财富，且不必担忧国家打压。最终，持续的内战使国家消耗军费，使研发成为可能，使富人在战争中得益，最後，各国也从冷兵器时代，演化至今日的火器。　　可以这样说，产业革命的诞生，与战争和掠夺是分不开的。产业的革命代价，是用人类长达十五个世代的死亡、以及超过数百个弱小民族的种族灭绝换取来的。　　我知道，这也不关各位的事，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还不是「工业革命万岁论」的死穴，它的死穴是它的「内部毁灭」。　　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极限，是1848年的共产宣言，用孟子的话说，叫做「吾与汝皆亡耶」。　　当压迫达到极限，会发生什么事？答案在1789年就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当时追杀富人几乎已经成为游戏，巴黎巷战死了一百万人。　　持续的内战、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财富高於人命（例证一、奴隶制度，例证二、劳动人权的崩溃），产生了革命浪潮，我们称为「内部保证相互毁灭」，穷人与富人、压迫与罢工、然後从罢工进化为示威、进化为暴动、进化为社会恐怖主义、叛乱、内战、分裂。人类是会反抗的，如果继续「万岁」下去。　　那么，传统帝国里，难道没有这种「剥削劳动者」的事情吗？　　当然有，许多帝国都有，但每当中国商人要开始「大量化生产」这种行为时，朝廷就出现了，儒生带著棍子走来。　　工业革命第一次修正，是在1832，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将更多的市民拉入统治阵营，虽非主导者，但亦能分享「国富论」的利益-----即参与掠夺海外财富之行列-----其後经历1867、1884，选举权终於普遍至绝大多数人。　　听起来十分美好，像是一种无私的分享-----经济学上的「柏拉图效率」（使我更好而无须损害其他人之利益），我们仔细追究，以全体人类为度量单位，柏拉图效率有无可能在工业革命里实现？　　公元2009年，也就是今天，马拉威（非洲）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七岁。南非（非洲最先进国）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八点八岁。与明王朝的平均寿命相近。　　这代表了什么？　　不代表什么。只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从没降临在这些地方。有的，只是子弹、爱滋病与族群灭绝这「三宝」。　　为什么？是因为不民主吗？（非洲全体为民主国，尤其是种族大屠杀的卢安达，它彻底民主），是因为不卫生吗？（反问，爱滋病为何不在十七世纪出现？）是因为内战吗？（那是谁训练胡图族种族屠杀部对的？）　　知道南非有金矿吧，知道金矿的所有权在哪一国人手里？为什么会在他们手中？　　经济学上的「柏拉图效率」（使我更好而无须损害其他人之利益），有无可能在工业革命里实现？　　请各位自己深思。　　当然，我知道非洲的现况还是无法让各位质疑工业革命，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自己过得「实在太好」了，好得不必像是「奴隶」（真的吗？），所以，我还是回到先前的警示：「工业革命万岁论会导致你被杀」。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很讲人权吗？怎么会被杀呢？　　一次大战机关枪的发明，造成了史上最惨烈的死伤，超过一千万人在冲锋中死亡。　　种族灭绝大行其道，侵略、屠杀（财富高於人命）大肆散播，疾病无人医治（绝对财产权保障，保障医药厂之专利），战争可以被容忍（持续的战争军费开支是进步的来源），终於使人类全体激烈寻求核武，以确保「我的生存权」。　　在工业革命万岁论的带领下，人类将进化到最後阶段，我们将-----「相互保证毁灭」。　　相互保证毁灭，过去的冷战时期，今日的伊朗、北韩、昨日的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於日後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全体都将拥有「保证毁灭你」的武器。　　为何要「彼此毁灭」？　　因为您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因为您不在乎非洲，因为您不在乎工业革命是以十五世代的人的死亡与眼泪所换来，正因为您不在乎-----所以，主张自律的人被唾弃，主张烧毁舰队的人被蔑视，所以，普天之下将再无一人主张公道。　　永乐帝若复生，将掠尽东南亚人民为奴隶，以遂其殖民。将以征服万国为职志，挡我者必死。　　永乐帝国将使每一位汉民拥有丝衣绸缎，使所有汉民皆畜养黑奴黑仆，使汉人凌驾於一切民族，使物质得到绝对充沛，使工艺得到绝对发展…… 　　但即使这样，永乐帝国仍然必灭。　　别忘了经济学遗忘的天大漏洞-----资源是有限的。　　今日之工业文明，离开能源即无所适，太阳能科技喊了数十年，可怜它那微弱的电流依然无法完美驱动一辆车。至今，人类仍无法有效保存电力，你若能，你的发明立刻跃居人类史上最伟大之发明，成为世界首富。　　我们发的电，每一度都必须用完，否则立即浪费。我们烧的油，每一桶都无法再生。我们正走向枯竭。　　没有任何人敢预期当石油用尽时，人类工业文明将是什么情况？　　用电池驱动波音七四七？　　要是连铀也用完了，那要怎么办呢？　　科学万能论使人铤而走险，科学万能论宣称「我们将集体上太空，那里有无限的资源」。不要担心。我想，「科学万能论」真正该担心的是，在没上太空之前，我们已「相互保证毁灭」。　　科学真的没有极限？　　一八八五年，人类生产了一辆车，人们宣称一百年後，人们将有一种「飞行车」。　　一百年後，车仍然在地上爬，一如埃及时代的马车。车就是车。　　车更省油了？　　说一个比尔盖茨的笑话：「如果拿软体科技在这二十年的进步与汽车业相比，就好比现在制造的汽车，可以用一加仑就驶上月球」，通用总裁冷冷回答：「我们制造的车不会开到一半，就出现『软体错误，请洽询你的软体工程师』。」　　科学万能论宣称「人类移民太空」，秦始皇宣称「朕将会长生不老」。　　人类花了两千年，仍然不能点石成金。　　人类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岁，不是因为医药的发展，而是因为没有了工业时代的大规模毁灭战争。　　人类这个种族，正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永续经营」，说来可笑，它们正在回归於传统-----一种和谐的、自律的、有秩序的、安分守己的、重视人命与尊严的制度上来。　　和谐、自律、有秩序、安分守己、重视人命与尊严（民为邦本），这不就是儒家文化吗？　　八国联军敲不醒儒生？朋友，难道沙漠化还敲不醒你吗？　　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请赶快停止1917年的论调，看看我们毁了多少东西，才换得了一台电脑。那种虚拟快乐的东西。说真的，要快乐，你还不如给我一管印第安人的大麻，我还更「虚拟」哪。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答辩。请别因此生气，因为，这就是我的思想。　　（最後，关於「投降主义」、「不反抗者即无死」，任何人利益受到压迫时，都会反抗，也应该反抗。若因对方强大而逃避-----我温和的说，那永远输吧-----以直报怨，我们不惧强、不凌弱，不因打不过而不打，但问该不该打一架，你说是吗？）　　我再补充一点，在离开理工之後，我曾是一个「国家学」的研究者，研究一切富国强兵之道，也研究所有驱动人类之技术与哲学（社会动员力），为了深入工业革命的背景，曾使我详读英法四百年史，以理解为何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以上就是我的浅见。　　最後，我再提出一个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永乐帝时期（十五世纪以来东亚最有自信的古王朝），人类历史将会走向何方？　　暴力，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式。别把暴力上的失败，归咎到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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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ve Chinatown 3 / 唐人街探案3

导演: 陈思诚

编剧: 陈思诚 / 张淳 / 刘吾驷 / 莲舟 / 严以宁

主演: 王宝强 / 刘昊然 / 妻夫木聪 / 托尼·贾 / 长泽雅美 / 更多...

类型: 喜剧 / 悬疑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21-02-12(中国大陆)

片长: 136分钟

又名: 唐探3 / Detective Chinatown 3

IMDb链接: tt103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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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艺术作品,其形式是一系列现场图像,这些图像被旋转以产生一种移动图像的错觉,这些图像被呈现为一种娱乐形式。一系列图像的错觉以视频的形式产生连续运动。这部电影通常被称为电影或移动图片。电影是一种现代流行的艺术形式,为商业和娱乐目的创建。电影制作现已成为全世界流行的行业,电影院一直期待故事片。电影主要以两种方式制作。首先是通过胶片相机拍摄和录制技术。此方法通过拍摄图像或对象完成。第二个使用传统的动画技术。此方法是通过计算机图形动画或 CGI 技术完成的。两者也可以与其他技术和视觉效果相结合。拍摄通常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它还需要一个工作台,从导演,制片人,编辑,衣柜,视觉效果和其他开始电影/电影的定义和定义

而在电影中扮演角色的玩家被称为演员(男性)或女演员(女性)。还有一个术语"额外",用作电影中角色很少的配角。这与扮演更大、角色更多的主要角色不同。作为一个演员和演员必须要求有好的表演天赋,这是符合他主演的电影的主题。在某些场景中,演员的角色可以由特技演员或特技演员取代。特技演员的存在对于取代演员制作困难和极端的场景非常重要,这些场景通常存在于动作片中。电影也可以用来传达来自电影制作人的某些信息。一些行业还使用电影来传达和代表他们的符号和文化。电影制作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即一个人在电影中形象化的表达、思想、思想、概念、感受和情绪。这部电影本身主要是虚构的,虽然有些是基于事实真实的故事或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也有纪录片与原始和真实的图片,或传记电影,讲述一个字符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他流行的类型电影,从动作片,恐怖片,喜剧片,浪漫电影,幻想电影,惊悚电影,戏剧电影,科幻电影,犯罪电影,纪录片和其他。

这是关于电影或电影定义的一个小信息。从各种来源和参考资料中引用了这些信息。希望它能有用。

🔮故事🔮

科幻就像梦,除了这个分类中的故事利用逻辑安排来解释它需要的地方的宇宙。它大部分包含或侧重于 PC 或机器的假定影响或影响;穿��空间、时间或想象世界;局外人生物;遗传设计;或其他这样的事情。所利用的科学或创新可能或可能不会完全解释;其逻辑成分是明智的点,消息灵通,并被视为一般可以想象的当前信息和创新经常被称为硬科幻。写目标拥有,犯罪协会,给予某种程度的关联,和资产,帮助更大,更专业化的刑事交流比个人罪犯可以完成。罪犯将是一些电影的主题,特别是从1930年和1960年的某个地方。犯罪排序电影恢复自20世纪90年代与臀部跳跃文化爆炸。与越早的流氓电影不同,目前的电影与更成熟的电影分享比较成分,但更多的是在时髦的大都市环境中。一个经验故事是围绕一个英雄谁游览史诗或删除点执行的东西。它可以包含相当多的其他分类因素,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类型。英雄融入了使命,并面临着障碍,以到达他们的目标。此外,体验故事作为规则将模糊设置和具有有价值的属性或高光的字符合并。

最初,柴油朋克被假装游戏《日光之子》的制作者提出分类,他暗指由世纪中叶混搭故事推动的小说,其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间节的风格(约1920-45年)。然而,像蒸汽朋克特别被观察为石油力量和技术官僚的洞察力的上升,与网络朋克更清楚地与网络朋克交流新诺尔因素和分享主题。尽管柴油朋克作为一种分类的惊人质量并非完全无可争议,但从复古先进的电影《天空船长》和《明日世界》到2001年Activision电脑游戏《回到沃尔芬斯坦城堡》等部分被推荐为典型的柴油朋克小说作品。一种风格,当一个艺人在现场人群面前表演,与他们直率交谈。这位艺人通常被暗示为喜剧演员、专业喜剧演员、专业喜剧演员或只是一个坚持者。在站立模仿中,这位艺人通常讨论有趣的故事、被称为"片段"的短笑话和笑话的无情进展,这些笑话包括通常所谓的话语、例行公事或行为。一些专业漫画使用道具,音乐或巫术特技,以改善他们的示范。站立讽刺经常在模仿俱乐部、酒吧、新杂耍、学校和剧院中表演。在实时执行之外,站立式通常通过电视、DVD 和网络进行货币传播。喜欢习惯活动;停止动作片不是利用手绘的,而是用小木偶或不同的文章制作的,这些物品的影像会定期在一组小发展上拍摄,以制作出动人轮廓。模特是圣诞节前的噩梦, 珊瑚, 和军团新娘。

🔮版权内容🔮

版权是一种知识产权,赋予其所有者制作创意作品的专属权利,通常为有限时间。[1][2][3][4][5] 创作作品可能以文学、艺术、教育或音乐形式出现。版权旨在保护一个想法的原始表达的形式,创造性的作品,但不是的想法,其恶魔杀手的电影:穆根火车。[6][7][8] 版权受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限制,例如美国的公平使用原则。

有些司法管辖区要求以有形的形式"修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它通常由多个作者共享,每个作者都拥有一组使用或许可作品的权利,并且通常称为权利持有人。[需要引文][9][10][11][12] 这些权利通常包括复制、对衍生作品的控制、发行、公共表现以及归属等道德权利。[13]

版权可由公法授予,并被视为"领土权利"。这意味着,某一州法律授予的版权不超出该特定司法管辖区的领土范围。此类型的版权因国家/地区而异;许多国家,有时还有一大组国家,在"跨越"国界或国家权利不一致时,已与其他国家就适用的程序达成协议。[14]

通常,版权的公法期限在创作者死后 50 到 100 年到期,具体取决于司法管辖区。有些国家/地区要求某些版权手续[5]才能建立版权,另一些国家则承认任何已完成作品的版权,无需正式注册。

人们普遍认为,版权是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的必去之因。然而,Parc认为,与主流信仰相反,模仿和复制并不限制文化创意或多样性,但事实上却进一步支持它们。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例子的支持,如小米和梵高、毕加索、马奈和莫奈等[15]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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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hwa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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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的两大“进化”

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百代皆行秦政制”。但秦制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停留在商鞅、韩非子所设计的模样，它也是有所“进化”的。

这种“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新莽以打击“土地兼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都是出于这种目的。

（2）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更多的民众，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不分家者倍其赋”，曹操以“屯田”为名对民众实施残暴的农奴制度，都是出于这种目的，而且都相当成功。

这当中，第一个方面是重点，也是难点，新莽和东汉的做法，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第二个方面相对容易，因为与官僚系统相比，散沙化的底层民众，面对皇权花样百出的汲取手段，几乎很难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比较而言，“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两千年中最成功、最重要的“进化”。

一、科举取士重塑官僚集团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创设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

它是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

对普通读书人而言，这项制度给了他们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的幻像。这种幻像极为坚固，以致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山西太谷县的读书人刘大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1905年10月份，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文字。

他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自此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的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要生计艰难。

他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到了民国二年，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候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 （1914年11月2日）

“万里封侯之志”、“不堪以肩大任”、“无机会风云”，这些词句里，饱含着未能进入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国遂沦亡”、“无由恢复中原”，这些词句里，则饱含着对新时代（民国）的敌意和对旧时代（清廷）的怀念。

这种遗憾、敌意与怀念，其实都源于刘大鹏相信：只要科举这条上升通道存在，自己作为“士”，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进入统治集团。

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了解，晚清的统治基础虽仍是官僚集团和军队，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何炳棣的研究认为，至晚在1870年代，捐纳（用钱买）出身的地方官，��经超过了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656~657页）

科举之于清帝国，其作用不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而在于给“士”们制造一种幻像，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种安慰剂。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像里。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事实上，自有科举以来，制造幻像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即是政府的核心诉求。清代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为官的，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齐陈骏，《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

宋代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但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第3页）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统治术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个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的幻像。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曾言：“（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772页。）

至于明代，据郭培贵的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

而晚清朝野之所以要求废科举，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很可惜，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除此之外，科举还有另一重功用，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封建，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贵族为统治基础，以求最大程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的控制和物力的汲取。所以，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财富，并将之传承给后代。这种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主仆关系。这是秦制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是扁平化、散沙化的，不但民众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使之成为忠实的奴仆，首要之务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然而，无论是常规的察举征辟（两汉），还是非常规的唯才是举（曹魏），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或架空皇权者），但具体选拔谁，仍须受制于世家大族。士人要想获得被察举征辟的机会，首要之务就是与有组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建构起良好的关系。汉末汝南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之所以炙手可热，正是因为它相当于一张进入仕途的门票；汝南袁氏之所以能够门生弟子遍天下，也是因为袁家四世五公（四代人里出了五位三公），其组织力和影响力可以助人进入官僚集团，袁氏也乐意这么做，这可以巩固扩张其家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实力，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与家族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学阀”背景有直接关系。即便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刻意想要重用寒族士人，但发掘寒族士人这件事，仍须依赖世家大族。这种依赖无法消除，其结果就是“唯才是举”无法长久，动了曹丕时代，终究是要回到“九品中正制”，终究得由世家大族来组成官僚集团。

科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迭代官僚集团。事实上，皇权并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它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皇权手里（如前所述，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不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科举也好，恩荫也罢，均由皇权控制），如此，才能防范门阀与学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相较于消灭血缘连结紧密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 “科举取士”极大地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秦制的另一重“进化”，是不断通过变法来提升政权的汲取能力。

中国古代历次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这些变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关心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但并不是变法的核心动力。

商鞅变法自不必说。公元前119年，为了增加对人力、物力的汲取，汉武帝刘彻的改革，至少使用了三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在现行流通的“半两钱”之外，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这种货币，并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银和锡混合铸造的，因为皇家的库房里银和锡最多。“三品”，其实是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钱，代表不同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再一种上面刻着龟。

“白金三品”不是真的白金，但刘彻强行给它定出了一个比白金还离谱的面值。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刘彻规定：一个龙纹钱，值三千钱；一个马纹钱，值五百钱；一个龟纹钱，值三百钱。汉代银价贱，每两不过五十钱。一个龙纹钱标准重量是八两，用银价换算，等于四百钱，龙纹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一个龙纹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一百钱也不到，货币面值是货币实际价值的30倍。刘彻滥发巨额虚币，其性质相当于银行滥发纸币利用通货膨胀敛财。

不过，刘彻忽略了一点：这种“白金三品币”仿造起来不难。老百姓不是傻子，官府造我也造，结果刘彻敛财的目的没达到，国家的货币体系反倒崩溃了。刘彻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凡盗铸者，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寡，发现后一律处死。结果，“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

刘彻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大致在3000万~4000万之间。这意味着，为了打击盗铸之风，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关进监狱，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脑袋，则未可知。

第二种手段，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鉴于国家基层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刘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

“缗”，指的是老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比例3%。“告缗”，就是鼓励老百姓举报一切自己认识的人的资产。武帝规定：凡是能够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被告的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奖励给告发人。

“告缗令”传达下去之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

“算缗告缗”运动到底害了多少百姓？刘彻到底从这场血腥运动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留下了答案：

“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产，老百姓从此满足于吃喝，得钱就花，不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

第三种手段，是消灭民间商人，让政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利出一孔。

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为了生存，老百姓必须吃盐；为了有效率耕种，老百姓必须买铁农具。官府垄断盐、铁，实际上就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民间盐铁商并没有因该政策受到太多损失，因为官府需要他们的能力和资源，收编了他们。真正遭受了巨大损失的是普通民众，他们不但必须花高价才能购到盐铁，而且花了高价也只能买回劣质货。刘彻死后，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曾如此控诉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

“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

大意是：盐、铁卖得那么贵，质量又那么差，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还经常碰上不营业。用不起铁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盐，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梗。

但刘彻对百姓的死活并无兴趣。尝到了“盐铁官营”的甜头后，他又采纳了桑弘羊的“均输法”，将整个汉帝国变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业机器。

所谓“均输法”，简单说来，就是官府包揽商品的购买与销售。官府在甲地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然后由均输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整个政策的核心，是由官府垄断了国内的一切主要商业活动。老百姓想卖这些商品、想买这些商品，都只能去官府在各地开办的收购点和销售点。

以上种种掠夺民财的举措，所造成的结果，是汉帝国百姓的大量破产与逃亡。司马迁亦因此评价武帝“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可与暴君秦始皇相提并论。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其核心驱动力，同样是增强朝廷的人力、物力汲取能力。

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们手里。据《北史·李灵传》记载，最极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于某一豪强，居住在方圆五、六十里的范围之内。当时北魏旧的租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上千家百姓依附于一户豪强，朝廷实际上只能征收到一户的租税。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设计的一套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的变法方案。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归朝廷所有。2、朝廷将土地按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简单的内容，何以能够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呢？

事情的关键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的荒地。这些荒地的总量实在太大，以至于不光是人，每头牛都可以从朝廷手里按规定分配到三十亩耕地。

当时，普通民众和豪强地主，都不缺土地。朝廷如果仅仅分配土地，对普通民众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不再按户计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妇”计算，且额度比豪强地主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要轻。这样一来，依附农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脱离豪强地主，投入朝廷的怀抱。

为避免豪强地主的抵制和反抗，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豪强地主的耕地，在名义上收归朝廷，再由朝廷“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动。而且，朝廷还向豪强地主的私产“奴婢”分配土地，这形同增加了豪强地主的私产。

如此，国家与豪强地主之间，成功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百姓脱离豪强，看似减轻了租税负担，实则损失巨大，不但名下土地所有权归了朝廷，自己仅保留使用权，原子化的个体面对更巨大的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政策层面的“议价能力”，也远不如面对豪强之时。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也是为了增强朝廷的人力、物力汲取能力。

当时，与均田制配套的征敛模式，是“租庸调”。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劳役；调就是户税。这三种赋税，缴纳全部以实物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绢代替；调因地制宜缴纳布、麻之类。

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杨炎推行变法，用“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

本次变法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要增加唐朝政府的收入，官方文件宣称，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量出制入”，先确定花多少，再决定向民众征多少。

宣传层面，唐朝政府的说法是：改收“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后，之前的“租庸杂徭”就全免了。但实际上呢，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的那些无法律根据的苛捐杂税，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这些不在法律规定之内的苛捐杂税，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租庸杂徭”，不过是把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掉，但实际征敛量一点都没有减少。

对两税法的本质，王夫之的评价一针见血：“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意即：所谓的两税法，就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变成正规赋税。

对民众而言，更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调”用实物支付；新的“两税”却必须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让民众用钱缴纳赋税，等同于大幅加重民众负担——民众必须把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卖掉换成钱，这个过程农民是没有议价能力的；官府在制定赋税额度时，究竟参考何种物价，这个过程农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两税法推行之后，唐代农产品和日用品的物价，即开始呈现暴跌之势。一路跌得民众心惊胆战，家破人亡。试举例而言：两税法实施前一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公元796年，只能卖1500多文，到公元805年，已跌到只卖800多文了；米价也是一样，公元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1000或800文每斗，到了公元785年前后，关中地区的糙米正常年景，已只能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卖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

物价如此暴跌，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了两税法，要求民众用钱缴纳赋税，导致市面上钱贵物贱。两税法的推行越得力，民众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就越贱，所遭受的实际盘剥就越多。白居易、韩愈都是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但他们的反对并没有用，因为唐朝政府喜欢两税法，它能够让国库铜钱满仓。唐亡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也是相同的原因。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甚多。但这场变法的本质不在“均税”而在“增税”，是无疑问的。

北宋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北宋政府只对增税感兴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较之前代更容易一些；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还算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了。折腾十余年，可谓毫无成效。

“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北宋政府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没有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征敛到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在“方田均税法”之外，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却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因为后者，全部都是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新政。如此，民众因变法而受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政府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政府“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政府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民众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民众，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

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间商人的翻版。官府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市易司”给垄断了。这类捞钱的“变法”，北宋政府执行起来，一直不遗余力。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

钱为什么不够用呢？一是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比一年大——看看那些疯狂生儿子的皇室就不难理解，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按几何级数递增；二是民众不堪赋税越来越重的压迫，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需要开支的费用越来越大，平均必须摊派到每户百姓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本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恰恰相反。

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大部分。老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明朝政府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缴纳银钞。

对明朝政府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但对百姓而言则未必。“一条鞭法”本身以增加赋税为目的，并不是一项“减税”政策，故而，被合并成“一条鞭（编）”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这种合并，丝毫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百姓们头上——唐代两税法把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并入“两税法”之后，新的苛捐杂税，也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所以，清代的任源祥说得非常明白：

“明之一条鞭，犹唐之两税。……两税行而租庸调并合，条鞭行而税粮、银力差役并征，其义一也。”

当然，民众也有应对的“智慧”。他们会卖掉自己的田产，来摆脱朝廷的汲取。“一条鞭法”将丁税挂靠在田亩之上，有土地的人才需要纳丁税，没土地是不用纳的，换句话说，扔了田产去经商，去从事手工业，是可以免役的。比如，湖南湘乡的士绅洪懋德，当年就曾观察到，“一条鞭法”推行后，他的家乡发生了巨变：

“（民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无十世之族，而散于四方，皆自此起”。“（民）视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于无籍之豪民。”

大意是：为了逃避负担，民众开始卖田，听任土地荒芜，选择离开土地去外乡谋生，聚族而居的风俗开始消失。土地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东西，许多人将世代耕种的土地，卖给了那些拥有不必纳税特权的豪民。

洪懋德所见，并非个案。湘潭人李腾芳，在他的家乡也观察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素封大家化为逃亡”。亦有地方史料可以证实，万历四年，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推行一条鞭法后，“土地的易手较前频繁，且多集中于志在规避赋役的豪强新地主的手里。”（《梁方仲文集》，2004，第99页）

清代所搞的“摊丁入亩”，官方也曾公开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其内容与“一条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其结果亦与“一条鞭法”相似：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正规化，然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雍正自诩该政策是大德政，但结果是什么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虽然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去的，只是一种对民生的戕害，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却是一种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是敛财，而是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有八条，涉及到了对官僚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七条“修武备”，主张恢复府兵制，是希望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

第九条“覃恩信”，建议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建议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被写入诏书之中，成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帝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原因是，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比“坏人结党”更有害。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逊：“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张士逊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为公，小人结党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们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退无私交”，一盘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觉得，朝中好人团结起来对国事无害；但宋仁宗觉得，臣僚们抱成一团，对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为“好人抱团”正名，还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如此，宋仁宗就更加不高兴了。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大体相当于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指向明显，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庆历新政，至此遂彻底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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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diy123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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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用而不可欺

——由腌臜的白银案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纯净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影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丑行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不公开)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丧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令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专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将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臻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萝卜开会，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民智，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八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贿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吏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崇源、吴爱英、卢恩光、张越、秦玉海、吴天君、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便是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般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警察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好色纵淫、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的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及监控，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满街都是聂神探，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大量冒出能显露半个龟头真容的神探，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操蛋心理、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

(笔者特将有关的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下图)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普遍都呈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总结，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谎言止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教组织再着浓墨！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坐穿牢底？？

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白银案黑幕重重 #党国体制倒错 #公安反智 #警察低能 #张欣屈死 #高承勇 #甘肃白银水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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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 改革三十年之我见（1/3）

作者：秦晖 2008-09-10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 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 —— 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 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 —— 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

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

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

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

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

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

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

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

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

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

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

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

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

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

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

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

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

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

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

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

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

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

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

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

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

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

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

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

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

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

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

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

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

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 —— 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

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

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

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

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

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

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

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

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

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 —— 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

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

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

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

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

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

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

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

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

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

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

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

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

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

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

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

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

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

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

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

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

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 —— 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 —— 这就不可取。

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

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

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

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

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

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

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 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

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

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

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

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

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

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

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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