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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曾文祺

本文写于2001年。

曾文祺在台北市迪化街长大。迪化街是一条古老的街，从厦门向台湾跑的一批人，一进淡水河，就地落户做起南北杂货生意，就形成了迪化街。迪化街是台北最繁华的一条街，曾文祺家在迪化街开了一家杂货店。

小学时的曾文祺时常踩自行车，载比他还高的包裹，四处送货。曾文祺家有7个小孩，父母对子女没有很严的要求，放任他们成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有生意要照顾，顾不过来。

除去曾文祺三哥高中毕业不想念了之外，曾文祺家其他孩子都念完了大学。曾文祺很自豪自己的家庭既有商业气息，又有人文气息。他特别喜欢和人说，他的叔叔在纽约当画家，他的姐姐姑妈都是老师。在台湾，书香门第是一个让人景仰的称呼。

曾文祺念书不算用功，当他接到台湾交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和父母一起去放鞭炮。曾文祺喜欢交大，不喜欢台湾大学，只是因为交大在新竹，台大在台北，已经在迪化街上呆了18年的曾文祺想换个地方住住。

曾文祺考分不高，只能上航运技术系，这是交大倒数第二差的系，倒数第一是应用数学系。

跑船的

曾文祺拎一个小包裹，走到船边，抬头望悬梯，很高，顺悬梯爬了上去，曾文祺既好奇又担心。海上的风浪可想而知，海外的新奇从未尝试。怀着不一定要去的心情，曾文祺登上远洋的海船。

大二暑假，曾文祺第一次出远门。先到了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来到洛杉矶，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站在甲板上的曾文祺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做宽广，以至于他后来爱和人说“心胸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宽广。”穿过巴拿马运河，经百慕大三角洲，海船抵达纽约。在迪斯尼乐园玩过，曾文祺跑进美国水手酒吧长见识。西洋以及东洋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下冲进了曾文祺19岁的胸怀。

大二“跑船”跑得高兴，大三、大四暑假，曾文祺都出去“跑船”，曾文祺将他的大学生涯概括为“跑船”的。在新几内亚，曾文祺和当地土著人开烤肉晚会，烤肉召来成堆的苍蝇，他还得吃，不吃不礼貌。曾文祺从小在商业环境中长大，接触过很多人，他喜欢《苏东坡传》，喜欢苏东坡那种“白天上朝跟皇帝弄朝政，退朝跟乞丐下棋、聊天”的生活。曾文祺能和船上的水手们处得很好。

“跑船”的确很有趣，那是因为每次只跑两个月，去玩一样，真得将它当成终生的职业，曾文祺有些含糊。虽然“跑船”是一般收入的五倍，但“跑船”在台湾地位很低，在台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农工商”观念很浓厚。曾文祺“跑船”的同学，最后只有一个真正“跑船”的当了船长。

台湾工研院

曾文祺坐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设计室里画汽车引擎，窗外阳光灿烂，看到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曾文祺扔下手中的设计，和同事骑着摩托车，横贯台湾去了。

曾文祺既然已经体验过了“跑船”的乐趣，他就可以觉得自己大约不适合“跑船”。交大毕业，他考到台湾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研究所，去读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曾文祺照例去金门当了两年兵。几十年不打仗的封闭军队，会形成另外一套价值观，其中的官僚体系，会让曾文祺们经过很多洗礼，脱一层皮。当兵是很多台湾青年由男孩变成男人必经的历程。

蜕完皮，曾文祺进了台湾最高的研究单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张忠谋那会儿当院长。曾文祺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汽车引擎。

工研院里，大家背景基本相似，彼此承认对方是台湾精英，在一起很有认同感。而且，工研院社会地位很高，薪水也很不错，但曾文祺很快觉得自己不是吃这碗饭的人。一则，他看到旁边做汽车引擎的人都比他优秀，更为重要的是，曾文祺觉得台湾研究汽车引擎没前途。“台湾没有汽车工业，即便投很多钱做出好的汽车引擎也没市场。既然不对，为什么还要投资？这个决策到底是谁在下？为什么下这个决策？”想不明白的事，曾文祺不会用力做。

因为只是做计划，偷懒比较容易，同时不会有人盯上下班，环境很宽松。曾文祺大部分时间用在郊游、网球、桥牌、看书上，放任自己去过快乐的生活。但是，太快乐了，曾文祺也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来哪里怪，可能是因为太无忧无虑了，曾文祺有时也问自己，这么年轻怎么可以这么快乐？怎么可以这么无忧无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曾文祺又捧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觉得他就像书中所形容的那样，轻浮在半空中，可以向这个方向飘，也可以朝那个方向飘，但究竟朝哪个方向飘，一时还拿不准，所以，就这么在半空中轻轻地浮着……

由于不能承受在工研院不知道做什么的“轻”，曾文祺离开了工研院，尽管在工研院很快乐。

曾文祺来到了美国，本想修个博士，回台湾教书。曾文祺在工研院的同事离开工研院一般都会在大学当教授，在台湾当教授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是，曾文祺后来放弃了读博士回台湾教书的计划，他觉得他尚且不能说服自己留在工业研究院设计汽车引擎，他又怎么能教他的学生这样做？在美国的曾文祺比他在台湾更没有依托，轻飘飘地没有着落。

曾文祺最终决定到企业里面实际看一看，看看自己能不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美国进修了一年多之后，他返回了台湾。

曾文祺进的第一家企业是做玻璃的，他们要转高科技，需要找人做规划。曾文祺名校毕业，又留过洋，还有工研院研发背景，显得特别合适，曾文祺一干才知道自己不合适。

“如果没有实际经验，做出来的规划，绝对都是学院式的。最可怕的是，自己在做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曾文祺的确能将规划做得很像样子，因为他念过很多书，但曾文祺知道这样不行。“我规划完了，老板要不要投资，是老板的事；老板投资会不会成功，我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这样做了一年，曾文祺决定不做了。

《京都陶瓷》

曾文祺又进了一家上市公司。曾文祺进去那天，董事长开大会说，今后就是要进像曾文祺这样的人才，这是公司未来的方向。五天后，曾文祺离开了这家公司。

就这样，曾文祺在很短时间内，换了七八份工作。后来，他实在烦了，就跑到花莲，帮他哥哥打理Acer专卖店，有时写写程序，每天看着大海跑步，自我放松，像他在工研院的生活一样，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仿佛无忧无虑，曾文祺心里明白这样下去不是事，但他又不知道去做什么，不是没做过努力，但越努力越觉得没有目标，所以，只好不做。

一天，同学来访，邀他去做硬盘的马达，说日本人的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曾文祺和很多台湾人一样不喜欢日本人，但他去了以后，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敬业。“六点下班，台湾员工都跑光了，日本人会继续工作，没有人去吃饭，一直工作到八九点，然后才回家吃饭。”曾文祺后来也养成了一直工作到八九点然后回去吃饭的习惯，因为即便“五点半吃完饭再回来工作，工作也被打断了。”曾文祺原来吸烟，后来他戒了，因为厂内禁烟，要到厂外吸，但走到厂外实在太麻烦，太耽误工作。曾文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工作习惯是：每天从走进办公室到出办公室，不会有超过五分钟想自己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敬业的氛围中，曾文祺一下找到了依托。“我原来老在半空飘着，因为怕错了方向而没有方向，生命就在等待中失去了意义。”敬业让曾文祺一下找到踏实感觉，他以前不是不想努力，只是不知道往哪努力更有价值。让曾文祺一下全身心投入的理由是：他满足于向日本人学到的技术——研发技术、量产技术、品质技术、管理计划技术以及客户管理技术，这些技术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曾文祺找到了摸到世界边缘的感觉，他很兴奋。那一年他30岁。

那两年，曾文祺公文包中时常装着稻盛和夫的《京都陶瓷》，稻盛和夫在《京都陶瓷》中说：“成功从追求完美的一天开始”。曾文祺向日本人学到了积极的态度，学到了“工作投入是自己的乐趣，跟老板发多少薪水没有关系。”以前，曾文祺做什么都无所谓，都觉得没多大兴趣，是因为他总在想以后。现在，他不会再多想以后会怎么样，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将当下的事情做好。

《京都陶瓷》使曾文祺从半空中回落到大地。

明基苏州

1996年底，明基急于从台湾派一名总经理打开市场，却没人敢来，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妈妈不让我去。”半个月过去了，曾文祺实在看不过去，主动请缨。

和日本人学完，1994年，曾文祺加入明基电脑有限公司，担任光驱产品经理。曾文祺前任做这个工作做了半年，累到胃出血住院。曾文祺做渠道、选料、采购、协调、销售，每天忙到十一二点，也很累，但此时他已经学会了以苦为乐。

曾文祺的职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Acer CD-ROM，所以，他要不停地去韩国，到日本，看欧洲，跑美国。

两年间，曾文祺经历了光驱技术从两倍速四倍速向六倍速的飞跃，经历了光驱价格从100美元转瞬间降到80美元再降到60美元的波动，这些极端的变化培养了曾文祺的预测能力，要不然“一下就活不下去了。”

两年间，曾文祺开拓了Acer CD-ROM在全球OEM业务并贯通了全球行销通路，使Acer光驱成为全球前五大光驱品牌。

光驱做成了，曾文祺被转到做显示器，显示器是明基电脑的看家产品。曾文祺负责全球操盘，刚做半年，遇到苏州明基成立两年多，急需打开国内市场，但无人敢来的情况，“我不是为我自己来的，我是为了明基电脑策略性增长而来。”

曾文祺一个人来的，抵达苏州立即到明基苏州工厂里抓了四个人：一个做助理，一个做市场，一个做渠道，一个做OEM sales。

曾文祺从自己最熟悉的OEM业务入手，带着OEM sales全国跑。曾文祺去敲联想和方正的门的时候，很自信，因为他敲开过HP和DELL的门。有着丰富国际OEM经验的曾文祺知道客户选OEM，是在选策略合作伙伴，不是在做一单生意。所以，在OEM三个要素（价格、交货期、品质）中，曾文祺将品质放在第一，价格放在最后。“光驱坏了，用户不会将光驱抽出来返修，电脑由十三大件拼在一起，如果OEM不能承诺品质，整机厂商仅仅因为返修就没法做。” 国际大OEM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一套沟通品质的表单，曾文祺知道如何运用。给客户看自己的品质，有些客户还不懂看这些表格，曾文祺就教他们怎么看，国际化和专业化使曾文祺倍受信任。另外，“客户催货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货，日本厂商就是因为交货期延迟被干掉的，韩国厂商交货期也不是太固定。”

曾文祺也有自己坚持的地方，他有句名言：“如果非要喝这杯酒才和我做生意，这个生意我不做了。”曾文祺有他的道理：“如果我的服务都做得很好，你仅仅因为我不喝这杯酒而不和我做生意，我也不要和你做生意，为什么？因为我认定你这家公司没有未来，我也不要投资在你身上，我只投资在有潜力有未来的公司身上。全世界生意不可能一家公司全做，我就挑价值观与我相符合的公司做。” 曾文祺最高兴的事是，去OEM客户演讲，最高兴别人喊他老师，他觉得他讲的理念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觉得这比喝酒重要。

《领导革命》

曾文祺站在苏州，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Acer是台湾惟一的世界性品牌，曾文祺觉得他来国内就是来跟SONY、三星、飞利浦抗衡的。OEM的单子虽然已经装进了口袋，但曾文祺将它看成暂时目标。

曾文祺来到苏州，同时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短期成材的泡桐，一年之后成才就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红木，渠道品牌的红木要慢慢长。

2000年，曾文祺读得最好的书是《领导革命》，书上说，要超越竞争对手，就不能模仿竞争对手，必须另寻商业模式，另建游戏规则，只有在新的游戏规则中，才有可能将竞争对手原来的优势扭转殆尽。曾文祺用这一招在DIY市场上屡试不爽，使自己种的红木长得和泡桐一样快。

键盘

曾文祺做键盘之前，选择键盘主要问价格，然后是形状，最后是性能，没人关心触感好坏。曾文祺知道Acer键盘触感好，是按人体工学做的。

曾文祺做键盘之前，做键盘没见谁打过广告，卖键盘拼的就是价格，拼命搬货就行。台湾总部也说，键盘是不可以行销的产品。曾文祺不信，曾文祺心说，“我是做行销的，你告诉我键盘不可以行销是什么意思嘛。”仗着自己以前的业绩，曾文祺拿出销售额的5%做广告。触感的广告一出，不到一年，再做市场调查，6成的人选键盘，首选触感，选触感就是选Acer，Acer键盘从原来的零增长到现在的三成或者四成的市场份额，如果算上假冒Acer键盘，市场占有率可以超过五成。

光驱

曾文祺冲击SONY光驱之前，深知其品质卓越，但无论品质多好的光驱，读盗版碟都不会好。曾文祺抓住这一点，让总部赶快调整光驱内的程序，使之遇到质量不好的盘片降低速度多读几遍或者跳过。曾文祺为此还特地给这种光驱弄了个鳄鱼形象，取意“鳄鱼什么肉都吃，Acer光驱什么碟都读”。一年时间，Acer光驱也做到了配套市场第一。

鳄鱼光驱赢了，曾文祺将眼光盯住了刻录机。当时HP第一，高高在上。曾文祺赌刻录机进入家庭的转折点，突然将刻录机价格降到了999元人民币，受美国总部指挥的HP刻录机依然像卖金子一样卖刻录机，2000多元人民币一台。

一年以后，HP刻录机的用户满意度依然是第一，Acer可以打六七十分，但曾文祺已经将刻录机的游戏规则由商用专业改成了家用价格与渠道的竞争，而Acer刻录机的新定位太有优势了。也是一年时间，曾文祺赢过了HP，在内置式刻录机市场成为第一。

显示器

显示器方面，曾文祺现在还在和飞利浦打仗。14、15寸，曾文祺不求量也不杀价，靠OEM维持一个不太难看的数字，等于半放弃，曾文祺腾出精力专做17寸显示器，17寸做完，曾文祺做17寸纯平。到2000年，曾文祺预感液晶显示器会上来，所以，在2000年Acer液晶显示器每月只有两三百台销量的时候，砸很多钱做液晶显示器广告。2001年，国际液晶显示器价格果然大幅下调，国内因销量不高，众厂家不愿意降价，曾文祺看透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于2001年4月，宣布液晶时代到来，准备大打出手。但这一次曾文祺的对手不只是反应缓慢的国外厂商，联想在6月加入了液晶显示器的角逐。“他炒作的力量一定比我大，他一炒作，波浪一来，我就站在浪头冲浪，现在液晶显示器市场报告显示我是第一名。”

曾文祺在中国市场上杀得起兴。

读书会

2001年8月24日，下午3时，明基北京公司停止办公，所有员工集中在会议室，听曾文祺讲课到下午6点半，而曾文祺所讲的内容并不属于紧急情况，一份营销的案例，一份GE用人之道。

但曾文祺将这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每隔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礼拜跑向明基各地分公司和员工们一齐开读书会。读书会的形式和大学里面的讲座类似，曾文祺连续讲3个多小时，讲到声音沙哑为止。

在苏州总部，读书会一般会安排在晚上六点到八点，在分公司则会辟出专门时间多讲一点，而且，很可能连续开两个读书会。曾文祺两三个月才能到分公司一次，他总觉得分公司因此失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尽管曾文祺要求他不在的时候，他们自己开读书会，但曾文祺还是不放心他们自己读书的效果。

传统管理学认为，一个人可以直接管理7到13个人，曾文祺想直接管理更多的人，想让更多的人跟着他学。所以，他推崇彼德·杜拉克，彼德·杜拉克说，理想的组织类似交响乐团，每个人都学有专精，指挥可以用一张乐谱指挥两三百人的乐队。读书会就是曾文祺的乐谱，对于指挥来说没有比乐谱更重要的了，所以，曾文祺不可能不重视读书会。

为了将乐曲奏好，曾文祺亲自挑选乐队成员。他面试新员工，只问转折点、价值观、社团活动，不问学业，在曾文祺眼里，“平实务本，追求卓越，关怀社会”的态度比一时的技能更重要，因为，“技能可以培养，态度是先天遗传。”

曾文祺乐队的人被其他公司用超过两三倍的薪水挖走，曾文祺不会生气，他认为，这说明了他这个做老师的价值。而且，“人才是一条河，有流进流出才会川流不息。”如果他乐队的人被其他公司加500元就挖走了，曾文祺就会反省“为什么人家多加500块就可以把他挖走？”“他留在我身边的价值难道还不超过500元？”此时，曾文祺会感到很失败。

曾文祺也不怕自己培养的人到竞争对手那里去，调回头来和他竞争：“第一,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我自己，他跑过去就真能成为我的竞争对手？难道我就没成长了吗？如果我被我教出来的人打败，那是活该失败。第二,如果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不会恶性竞争，我会和他成为很好的良性竞争的朋友，如果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根本在我这里学习不到东西。”

4年前，曾文祺只身从台湾来到苏州；4年后，曾文祺站在苏州，身后跟了一支队伍；曾文祺在最有挑战性的中国市场业已成功，现在他站在苏州望向西南，渴望征服东南亚市场。

手记

2001年8月30日9点30分，我收到曾文祺（michael）秘书应昉的email：

刘韧：

早上好！昨天又听到michael提起您，您是不是和他在聊天的时候说过您会推荐给他十本书，十本影响过您的书。michael 对您“许诺”他的书非常感兴趣，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是哪十本，这样我在转告michael的时候也可以顺便copy一份留给自己。waiting for you!

Thanks & Best regards,

fannie应昉

我随即将书单发给了曾文祺和应。9点38分，应“Thanks a lot!”；10：44分曾文祺回复：

Dear Liu,

Thank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Dear Fannie,

Could you help me to buy those books.

Michael

没想到曾文祺会在意一个文学青年的书单，那天晚上，我和曾文祺随意聊起影响我的10本书时，曾文祺说他看过书单里面的《梵高传》。我说，我在《梵高传》中看到了激情以及埋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进步渴望；曾文祺说，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人文关怀。

曾文祺希望，他能像梵高倾其所有关怀矿工那样关怀自己的员工，曾文祺不仅要求自己有同情心，他也十分在意自己的员工是否有同情心，他不愿意教没有人文关怀的人，甚至不愿意招聘他们，在这一点上，曾文祺义气得像个文学青年。曾文祺有自己的道理，他说，行销是一种文化，没有“同情”基础无法行销成功，他说，到成都喜欢成都人，到东北喜欢东北人，到广州喜欢广州人是他的天性，是他吃行销这碗饭的基础。

曾文祺利用一切机会和他的员工“同情”。2001年8月24日晚6：30分，读书会结束，曾文祺和作者一起吃饭，然后接受采访。在公司过道上，曾文祺不停地喊手下同去，由于事前没打招呼，有几个手下有事不能去，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继续喊另外的人同去。曾文祺喜欢热闹，喜欢跟随。曾文祺喜欢读书，记忆力也好，但他不掠人之美，谈到管理，谈到管理思想，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他会说，“这个问题韦尔奇的论述最经典，一二三四五……你去看他的准没有错。”他不会将韦尔奇的观点从他口中直接说出，混淆主谓。

晚11点，采访结束，曾文祺拎个包，起身打车去酒店，他的身影像少小离家闯天涯的徽商，不像台北市里后现代的青年。曾文祺说，他现在已经不太习惯回台湾了，纷繁的政治纷争让他厌烦，他说，他更喜欢国内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氛围。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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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码王永民

本文写于1998年。

王永民，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43年12月15日生于河南省南阳南召县一个农民家庭。

1962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78～1983年，以五年之功研究并发明“五笔字型”，以多学科之集成和创造，提出“形码设计三原理”，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发明25键4码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在世界上，首破电脑汉字输入每分钟100字大关，获中、美、英三国专利；

1983年后，又以十年之力推广普及五笔字型，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曾五次应邀赴联合国讲学；

1994年获“五一”劳动奖章，并获国家级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实业家等称号。1988年4月成为国务院命名的十名全国劳动模范之一，1993年当选为北京市十位杰出共产党员之一；

1994年后陆续发明“95王码”、“阅读声译器”等五项开创性专利技术。1995年8月赴美学习，1997年5月回国。

“十年磨一键”，发明了我国第一个符合语言文字规范，能同时处理中、日、韩三国文字，被专家评价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98规范王码”，并通过鉴定；

王永民现任中国科协委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北京王码电脑总公司总裁。

王永民在饭馆吃饭。一人走上前问：“你是王码吗？”王永民起身说：“我就是王永民。”谁知那人连忙道歉：“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找王码。”

王永民出国，海关检查。王永民递上护照，海关工作人员看了王永民的护照后，从座位上跳起来，立正给王永民敬了个礼，王永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的签证出了什么问题，海关人员毕恭毕敬地说：“王老师，我们正在学习您的五笔字型。”

54岁的王永民回国不到一年，自己开车被警察抓住过九次，其中有七次，当交警得知他就是王码的发明人王永民时，大手一挥，说句“王老师，你下次可得小心点。”就放行了。

王永民打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到王码公司。”出租车司机说王码公司老板可有钱了，王永民：“你怎么知道他有钱?”司机：“王码公司老板坐卡迪拉克。”王永民：“你见他坐过吗？”司机：“想都想得到。”王永民：“你认识王永民吗？”司机：“我一个司机怎么会认识他那样的大老板。”王永民：“小伙子，你可别这样说，你是干活的，王永民也是干活的。我就是王永民。”司机急刹车，从车上跳了下来，两手握住王永民的手，泪都出来了：“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大人物还坐‘面的’，我的‘面的’让你坐一次真是太荣幸了。”

90年代初期，许多人的概念中，学计算机就是学五笔字型，会不会电脑，就是会不会五笔字型的事。如今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深入，输入法在计算机领域的耀眼光辉逐渐暗淡了下来，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但因此就把王永民说成为“不就是先入为主地发明了一个输入法吗？而且五笔字型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输入法”的结论却有失公允。

王永民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发明了一种叫做五笔字型的输入法，他的历史意义在于，冲破了国内汉字形码快速输入必须借助大键盘的思想束缚，首创26键标准键盘形码输入方案，这个意义比五笔字型本身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它开创了汉字输入能像西文一样方便输入的新纪元。很难想象今天我们使用的PC都配上一个汉字大键盘是个什么怪样子，但是在王永民之前，主流的汉字编码思想就是要专为汉字输入设计大键盘。甚至到了1983年3月5日，王永民的26键五笔字型方案已经做出来了，国内还有专家坚持一定要为汉字专门做键盘，而王永民的26键方案却被讥讽为削足适履，画地为牢——汉字这么多，为什么要用、怎么能用26键来处理？

王永民是先知先觉者，他在中国生产出第一台PC之前，就在汉字终端上实现了汉字26键输入，宣判了PC汉字大键盘输入的死刑，避免了中国PC的畸形。

只有了解王永民怎样从188键一步一步走到26键的艰难历程，才能理解王永民的意义。

我被发动起来了

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输入法是无心栽花。他一开始只是想找一个现成的输入方案，用这个输入方案做一个键盘来解决汉字照相排版的校对问题。

1977年10月，王永民离开呆了八年、病了六年的四川永川国防科委某军事部门，回到家乡河南南阳。离开时，这位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才生伤感地填了一首词，“无才西蜀图相仕，有志南阳学躬耕。”学不了诸葛亮在西蜀成就一番大业，就学诸葛亮在南阳做点实事吧。

回到南阳，王永民被分到地区科委工作。当时，日本人发明的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很流行，南阳引进一台，但这台机器的汉字输入时不能校对，出错就要重新照相制版，很麻烦。

川光仪器厂花9万元做出了“幻灯式”键盘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地区科委负责这个项目的王永民对这个“幻灯式”键盘越看越不顺眼，他请问川光仪器厂的总工：“谁能记住24个幻灯片每个胶片上究竟放的是哪273个字，你的姓又在24个幻灯片中的哪个胶片上？”

总工被激怒了：“王永民给我当徒弟，还得再学三年！”“王永民是川光厂不受欢迎的人。”

“与其说这是一次羞辱，还不如说这是一次发动。人遇到一种羞辱，遇到一种打击，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我就要比一比，到底是你，还是我王永民讲科学，我一定要发明一个键盘取代你的东西。”

南阳科委给王永民拨了3000元，让他搞试验。王永民要做键盘，首先要找到一种好的输入方案才行。于是，他跑到上海、苏州、杭州的科委情报所翻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当时，王永民能够看到的输入法有王安99键的三角编码法以及国外各种各样的大键盘。“有单字的大键盘，也有主辅键的大键盘——一个键上有9个字，然后，这边有9个辅键用来选字，此方案比较流行，中国科技情报所用的就是这种主辅键方案。王安的方案我不赞成，拼音的方法，音读不准以及不认识的汉字怎么办？”

王永民得知郑州有人在研究拆分汉字的输入方案，就跑去对发明人说：“我用你的方案做键盘，你把资料给我，我来把你的方案实现。”发明人说：“我要把资料都给了你，我还有什么？”碰了一鼻子灰的王永民在1980年找到了《英华大辞典》的主编郑易里先生，俩人一谈，谈得很投机，郑教授说：“我算是搞对象找对人了。”王永民把郑易里请到南阳，住进南阳最好的宾馆，郑易里汉字编码是94个键方案，当时郑易里只有一张字根图，王永民雇了十几个小姑娘，把《现代汉语词典》中的11000个汉字全部抄到11000张卡片上，然后根据字根图编码。编完卡片一检查，有800对重码，而且，该方案还要分上下档键，等于188键。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好的汉字输入方案，王永民决定自己来做。从此，王永民踏上了压缩键位的艰难里程。138键、90健、75键、62键。1980年7月15日，王永民把键位压缩到了62个，重码只有26对。“到这，我不再搞编码了，我认为我已经成功了。”此时，武汉开了一个汉字编码会议，王永民在会上公布了62键方案，立即引起轰动，被评为国内最好的四个方案之一。王永民大受鼓舞。

编码做好了，王永民开始着手采购集成电路，画电路图。电路机壳设计是王永民的强项。“我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很快把键盘做出来了。”

1981年，键盘通过鉴定，将要投入使用时，发现这个键盘缺少编辑功能键，王永民被迫拓展键盘。“设计功能键，把我累着了。要测试功能键的代码，还要研究它的电路，要弄清楚它出来的是什么信号，我的编码信号还要和它匹配，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焦头烂额的王永民突然想到：“为什么要自己做功能键，如果能用原装键盘上的功能键该有多好。以前，只想着怎样把标准键盘上的功能键搬到汉字键盘上来，为什么不能把汉字搬到标准键盘上去呢？我数了数标准键盘中有48个键可用。62键和48键也就是一步之遥，如果我能把62键变成48键，那么，我就可以用标准键盘了，就用不着费尽心力设计什么键盘了。”王永民在总结怎样跨出这关键一步时说，“没有走投无路寝食不安的焦心烦恼，就不可能产生突破。”从此做键盘的王永民，不再想着怎么做键盘了，尽管画电路图设计键盘是王永民的强项，尽管王永民的键盘已经花了一两万元做了出来，尽管为着这个62键方案，王永民已经编了几万张卡片，但王永民此时决定放弃。

62键方案变48键方案首先要解决重码问题。王永民找来0号描图纸，横向排150个字根，纵向排150个字根，第一位的编码字全都填在第一张纸上，第二位的编码字填到第二张纸上，第三位的编码字填到第三张纸上，然后把三张纸摞在一起，放在玻璃板上，下面用六个日光灯照射，这样所有的GB字谁和谁重码，谁和谁不重码，谁和谁相容，谁和谁不相容，谁和谁相关，谁和谁离散，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改动一个字根，要把一万来张卡片全翻一遍，使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能知道：哪些字根能放在一个键上，哪些字根不能放在一个键上。比如说，“木”和“三点水”，就不能放在一个键上，因为这个键后加个“工”，是江也是杠。这种用来检查重码的方法，现在看来比较土，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没有计算机的王永民来说着实帮了大忙，“我现在愿意花十万块钱买回我这三张纸。”

实现了48键，A型血追求完美的王永民又做成了40键，这时他又想向26键冲刺，“但怎么做都做不成。”

1982年6月2日，当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的罗干把王永民从南阳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王永民给他介绍了半个小时，“他一听就明白。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想了半天，告诉他我需要16万5千元。”王永民笑着对我们说：“没零不成账。”罗干就问管科委经费的田处长还有多少机动经费，回答还有10万元，罗干当时拍板：“全给永民了。”“在此之前，南阳科委第一次给了我3000元，第二次给了6000元，我穷得整天吃烧饼。”赶巧，这时日本在郑州展示计算机，送给了河南省科委三台计算机，其中最好的一台PC8801，罗干当即批给了王永民。

搞了四年计算机汉字编码的王永民没有计算机。“一种方案的设计未必需要计算机，这就好像画一个楼房的图纸不要砖头一样的道理。我很清楚，我给出代码，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比如625335，代码就能抓到字，只要这个码唯一就行。”但有了计算机的王永民也把计算机当作宝贝，整天摸，今天算个这，明天算个那，然而这台PC并不能帮助王永民把汉字输入计算机，当时PC上还没有汉字系统。

在保定

1982年隆冬，王永民带着优化了的36键方案来到保定，准备在保定华北终端厂上机试验。王永民他们花了7万元定购了一台ZD2000汉字终端，他们的附带要求是在这个终端上实现自己的编码方案。华北终端厂年青的工程师王金梁用Z80编程，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把36键方案在ZD2000汉字终端上实现了。当王永民用键盘通过自己的编码把汉字敲进计算机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但36键方案因为字根占用了数字键，输入数字时，需要换档，很麻烦。“我是A型血追求完美，上机成功那天，我就决定否定它！但否定36键方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而且已经上机成功，一切又要从头做起，有没有这种能力？我给罗干立过军令状，一年为期，拿出成果，后面，还要编写科委的成果管理软件，还有很多事要做；再则，即使用36键方案，也可以敲锣打鼓到河南省科委报喜，肯定没有问题，36键方案已经是国内第一了。”

王永民披着大衣，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手下人不知我发什么神经。我说你们先休息，整理材料，我在想一件事情。”王永民想了两天两夜，最后毅然决定放弃36键，搞26键！“和我同来的人都愣了，说王老师，你疯了。”王永民不但要做26键方案，而且还要在保定的旅馆里现做！

王永民他们冒着风雪跑到保定印刷厂切卡片。在旅社的地板上，重新抄，重新编，先编一级字3755个，做了一个礼拜，重码90多对。“重码没有超过100对，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又用了一个礼拜做二级字，整个重码240多对。原来36键六笔字型方案重码很少，只有40多对，但减少10个键，把数字键解放了出来，多一些重码值得。”

1983年元月，农历腊月二十四，五笔字型第一次在ZD2000上实现了。临行前三天，王永民又说要加上500条词组。“我研究编码空间，哪个空间里字有多少，我特别清楚，比如，河流两个字都有‘三点水’，这个词组的编码里包含两个三点水，可没有一个字有两个‘三点水’的，所以，河流这个词组的编码在原来字的编码里肯定是空的，既然是空着，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1983年8月29号，河南省科委组织鉴定会，来自这个行业的国内第一流的专家几乎都来了，评价非常高。郑易里激动地讲了一句话：“从今天开���，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相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发明的巨大意义，一时还难以估计。”

1983年12月5日，首期五笔字型学习班在南阳举办，包括各大部委在内的60多个大单位参加，王永民将码本、资料和检索程序全给了这些单位，让他们将五笔字型移植到他们自己的系统上，每个单位收1200元。这是五笔字型的第一笔收入，一分不少，王永民把这笔钱全数交给了南阳科委。

在地下室住了两年

五笔字型轰动一时，被新华社4本“内参”评价为“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伟大发明。王永民被邀请到联合国讲学。从河南的观点看，希望“金娃娃不要跑出河南”。但王永民认为，河南出小麦，出玉米，在河南连个电脑都找不着，怎么推广？“我是个实干家，我做的东西一定要有用，通过调研，我知道国内亟需输入法，我们买了日本人很多大键盘，简直是遭罪，而且，钱都让日本人给赚了去。”

1984年，王永民带着一台PC来到了北京，在CCDOS作者严援朝的帮助下，将五笔字型移植到了PC上。王永民在府佑街135号中央统战部的地下室7号房间，一住就是两年。“非常苦，一天七元房钱，我都出不起。”

王永民推广五笔字型的方法是一个部委接一个部委讲五笔字型，虽然不少部委在自己的机器上移植了五笔字型，但大批人员需要培训。“谁请，我都去讲；中午有饭去，中午没饭也去；讲三天，讲五天都行。我全部费用自理，一分钱不要。”每到一个单位，都会遇到人说这个输入方法好，说那个输入方法好，“他们要我评价一下别的输入法，我不去说别人的，我说我都研究过，我只说我自己，我没有工夫说别人，也没有兴趣说别人。”

其实，王永民的推广工作，直到现在仍然在做。他请长征组歌的曲作者生茂先生把他的98王码助记词谱成了《还是王码好》歌曲，请黑鸭子合唱组用流行歌曲的方式演唱。

正当王永民在地下室受穷的时候，DEC掏出20万美元购买了五笔字型专利使用权。1987年3月6日，王永民从地下室搬到远望楼宾馆。

1989年7月25日，王码电脑工程开发部成立，当时不让注册公司。在这之前，王永民就成立了一个王永民中文电脑研究所，经营他请香港人开发的汉卡，一块汉卡卖1700多元。“我从小就做过一些生意，摆摊刻图章，一个图章五分钱，上初中给人理发，理一个头五分钱。我当时有一个想法，与其让人去移植五笔字型，还不如我移植好了卖给他们。”

刚开公司的时候，王永民兜里整天揣着两本支票。公司一共有100多万元。1992年，王码公司净利润达到1000万元，可从那以后，王永民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这两年一直在赔本。我没有那种很寒心的滋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王永民认为，使公司走下坡路的最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一审我们胜了，我去趟美国，这个案子又被翻了过来。今天下午，我的律师还要来，我们一定要再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打官司费了我很多精力，我很烦恼这件事。五笔字型在国内转让费收了一二百万元，国外收的比这个多。我和王选是好朋友，我的五笔字型授权给方正用，没收钱。全国现有500万台电脑，我敢说只有50万台电脑没装五笔字型。有多少付过钱？说五笔字型是共有财富，难道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1998年，54岁的王永民感到经营公司有些力不从心，尽管王码公司很早就生产出了自己品牌的计算机，但王永民认为王码公司今后不会再做PC了。“我想请一个合作伙伴，我首先不管钱，我不会管钱，外面欠我600万元，我都要不回来。我要让我请的人来管公司，我全让他管。我非常羡慕王选能有时间专心致志搞研究，我还有很多新发明，从美国回来，我申请了十二项专利。比如，翻译荧光笔，看英文书的时候，不认识的单词，用这个笔一划，就能读出汉语的声音。搞发明才是我的长项，我在医院输液，看到输液瓶子有许多改进的地方，我总是在琢磨发明个什么东西，可不愿整天琢磨着怎样管理公司。”

54岁的王永民拿着他昨天晚上做的研究日记对我们说：“我每天都在做研究，现在做大字符集2万多个汉字的编码设计。我最近三年半一直在开发软件，输入法还有很多理论问题有待突破，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到家。我更喜欢做学问。做公司，涉及到许多人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界面。这个社会的界面问题太多，有待于改善。”

回 答

王永民必须为五笔字型是第一输入法回答很多问题。谁让他最有名？

王码没有拼音好学。“大家不是在一个基准上比高低。别忘了，你小的时候，学了多久拼音！你小时候，只要拿出一个月时间学五笔字型，就绝对不会认为王码比拼音难学。”

王码要记字根，太麻烦。“现在大家都很忙，跳舞、打牌、喝茶、下棋、修长城都有时间，就是没两天时间学五笔字型，那怎么办？”

王码不符合新规范。“还是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比较好，汉字编码不是书法艺术，更不是造字法。更何况五笔字型老用户改用98版符合新规范的五笔字型简直就是举手之劳。”

王码占了先入为主的便宜。“王永民50多岁了，我不能变成30岁。我就是早生了20年该怎么办？难题永远都会有，没有成绩，不能怪这个时代，好像是别人已经做了，妨碍你的成功，不是这样，只要你的输入法好，用户还会接受，人们追求进步，追求完美是没有止境的。拿破仑说，没有机会！这真是弱者的最好供词。关键在于你的东西到底做得好不好，好不好绝对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冷却非议

谁人背后不说人？既然遭遇非议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状态，那么面对非议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或者耿耿于怀。王永民采取的不加理睬方式就很好，因为王永民很清楚，非议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一事无成，这个账我算得很透。如果我真的分出精力，拿出时间来对付、批驳这些非议，那么，我刚好耽误了时间，乱了自己阵脚。所以，我不理睬，只要我的成果比他忌恨的还要好，非议自己就蔫了。”

评判之于现实总是存在着左右两个价值标准和取向。聪明人追求左右逢源，但好事者如果决心非议，再聪明的人也有被非议的理由：不偏不倚，谓之中庸，没有立场；忽左忽右，立场不坚定，更为人不齿；在“左”或者在“右”都是偏执，总之，是不对。又何必为了不遭非议而不断地调整自己或者找个理由和他争论呢？正如王永民分析的那样——这岂不是正中了非议者的下怀。

不会有人对一只鸡的一举一动横加指责，因为它不重要。世人喜欢非议第一。对话是分级别的，非议第一者希望通过非议第一把自己提升到和第一一样高的位置。所以，一定要把成功的人说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撞上了大运或者名不副实；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产品说成是和微软竞争的产品，说微软的产品有那么多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缺陷；所以，一定要对第一说不；所以……非议第一的潜台词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咱们可以相提并论”，面对这种非议为什么要它得逞呢？

王码的今天是王永民社会活动能力强的结果。“活动能力也是本事。我的社会活动能力在我的事业里绝对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科学的本质，是科学的实体。”

………

面对各种各样的非议，王永民总是不加理睬。“我清楚地知道，非议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一事无成，这个账我算得很透。如果我真的分出精力，拿出时间来对付、批驳这些非议，那么，我刚好耽误了时间，乱了自己的阵脚。所以，我不理睬，只要我的成果比他忌恨的还要好，他自己就蔫了。”

采访手记

王永民接受过很多记者的采访，所以他知道不做广告的厂商想左右记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修改记者已经完成的稿件。因此，我们采访一开始，王永民就问采访能不能在30分钟之内结束，我们说不能。王永民说：“我会给你们很多资料。”我们说不行，资料不可用。王永民说：“那么，写完以后，要给我看看。”我们说可以，会尊重你的意见。王永民就再没了时间限制，一直谈到我们没有问题为止。

王永民是那种进攻型性格的人，王永民说A型血的人性格暴躁，倔强，他就是A型血。采访开始，我们客气地说，我们想采访您已经很久了，只是您一直在国外。王永民不客气地说：“我已经回来10个月，如果生孩子也应该生下来了。”我们说您的故事写出来，一定很好看。王永民也不客气：“肯定有人看。现在有人想出我的传记，写我童年的故事，我奋斗中的坎坷，实在是没有时间，有时间，我自己早写了。”我们请王永民先回顾一下过去的历程，王永民说：“要具体问才行，否则不知从何说起？”当王永民自豪地说，联合国的中文打字员只有一个用拼音，剩下全用五笔字型时，我们就问他一共有多少个中文打字员？他这才笑了一下说：“你很聪明，如果只有两个人，一个人用拼音，那么，只有一个人用五笔字型，如果有一万个，就可观了。联合国有50个中文打字员，还可以吧。”反正我们也无法知道联合国到底有几个中文打字员。

在我们看来，王永民是那种很会讲政治的人，但看过我们的征求意见稿，王永民并没有增添我们害怕的“上纲上线”内容，他只说：“使我激动得热泪横流。”只为我们的文章订正了几处错别字，他说，你是用拼音输入的吧？还好王永民严格遵循不说别的编码不好的准则，没有劝我们改用五笔字型。王永民认为，要坚持有一种好的音码，有一种好的形码，形码和音码谁也取代不了谁，说到音形码的代表《自然码》。王永民说：“有时候，混血儿也很漂亮。”

王永民是一个典型的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乡村书香门第，他说，家无三代富，富到极点，肯定会摔下来。王永民从小爱好诗文、书法、篆刻和音乐。他用笔名写的第三人称自传《天生我材必有用》文笔生动流畅，1988年9月分五次在《科技日报》连载。刚10岁，他就参考《四体百家姓》，给人刻真、草、隶、篆图章。

王永民从小心灵手巧，喜欢做工艺品，喜欢发明创造。他看到母亲纺棉花正转两下，倒一下，很辛苦，就改进了这个纺车，让它可以朝一方向不断地转。“现在我找到学机械的高级工程师，他琢磨了半天，他都不知道我这机器为什么能纺出线来。轴是筷子做的，齿轮是木片刻的，这个纺车现在还保存着，我偷闲会把它们重新修一下。”

王永民很自豪自己是农民出身：“我是农民，我很自豪。农活、木匠活我全会干，是18年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的坚韧和吃苦精神。如果我不是农民出身，我干不成五笔字型。”1997年4月，王永民应邀第五次去联合国讲学，在中国送联合国的长城壁毯前照一张相，他手里拿了两样东西，一是五笔字型书；一是家乡的一包黄土。

1962年，王永民以南阳地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系，学微波天线和激光技术。王永民学习成绩非常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1978年恢复高考后，同学劝他考研究生，当时王永民正在搞五笔字型，他放弃了考研的梦想，为此他还感伤地写了一首词：“东风能染庭前柳，何须问，飞红飘处。”

对于名利，王永民把它称为过眼烟云，“给你这个荣誉、给你这个称号，就像作业做得好，妈妈给块糖似的，鼓励鼓励你而已；如果你认为从此可以不做了，下次肯定就没有这块糖了。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科技实业家、北京市十杰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

王永民非常崇拜爱因斯坦。“理论力学发展一筹莫展的时候，爱因斯坦居然能够一锤定音，解释了所有的东西，把原来矛盾的东西都融合到一起了。”王永民认为，他的“形码设计三原理”，在汉字输入理论上具有《相对论》的意义。

王永民还崇拜拿破仑。“我上大学的时候，《拿破仑传》我能够从头说到底。我欣赏拿破仑的人格和拿破仑的大气。谁都不敢去毁坏一个城市，但是为了战役的胜利，拿破仑就敢炮轰土仑，不惜一切。”

寄语：王永民人生感言

（王永民写于1995年8月1日）

· “一介书生，半个农民”是我的自我白描。

· “五笔字型”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是时代的产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没有“五笔字型”，会有别种技术；没有王永民，自有后来人。总之，汉字是不会在信息时代死亡的。

· 汽车在不平的路上总会颠簸。开慢车时，小坑坑、小石块就颠得你难受。倒不如干脆开足马力，义无反顾，奋力冲去，颠簸反而小了。

· 成就、荣誉、地位、金钱，像电荷一样，在一个人的身上积累多了，“电压”就会升高。“高电压”使别人难以接近，自己也十分危险。解脱的方法是“放电”。比如回到农村老母亲身边，睡上几天木板床，钻进烟雾缭绕的厨房里，像儿时那样拉风箱帮妈妈烧火做饭，把自己“接到地上”。接地，放电，回到“零电位”，才知道什么是平静和平淡。

家乡农村土地上的一包黄土和父亲手工制做的一个铁钉，在我的衣兜里一日不离装了十年，伴我去过新加坡、日本和美国，还五次走上过联合国的讲坛，虽是一份沉重，却系着万种亲情。

《蝶恋花》

五笔字型发明十五周年纪事

王永民1997年12月15日写于北京空军总医院

十五春秋王码路，

老去书生，

冷热凭谁诉！

过眼烟云留不住，

归来把酒约君晤。

华夏文明不老树，

几度东风，

广厦淋甘露。

万马奔腾杀声暮，

红旗漫卷花开处。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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