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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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清华
历史篇
清华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清华师生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近代中国的��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前街头演讲情形 画作/闻一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渗入清华，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点燃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这一洪流中。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学生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五四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地处北京郊区，交通不便，加上学校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但是中国涌现出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了校园的围墙，激荡着清华学子的心灵。《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小小争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十一条”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的合理权益被出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32名学生被捕。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情。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爱国热情在清华园里涌动。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
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 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爱国热情高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 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往事篇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 丹诚难泯 言犹在耳 忠岂忘心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 （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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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的素養
H：三國第40集，劇情演到草船借箭，魯肅稱讚「孔明真乃神人」。孔明訴說為將之道。三國演義「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白要殺我；我命繫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20240314W4
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
維基文庫
第四十六回：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
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諕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為水軍都督，在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
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妒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卻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眾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吾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辦完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辦完？」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
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
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為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自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
肅應諾，卻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並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逕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前進，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輿薪而莫睹，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鯤。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溽，春陰釀寒；溟溟濛濛，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戢船千艘，俱沈淪於巖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為昏黃，變丹山為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之明，焉能辨乎咫尺？於是馮夷息��，屏翳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蹤。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閶闔之官。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復中隱毒蛇，因之而為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為禍害。降疾厄於人間，起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失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於洪荒，混天地為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卻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
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掉轉，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卻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白要殺我；我命繫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餘萬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服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為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
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卻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為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卻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為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現為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
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引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駕船數隻，順風望著南岸來。
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曹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
瑜大喜，重賞二人，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慇懃相待，就裏隄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
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
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
卻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軍中來見周瑜。瑜問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眾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
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眾，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
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能破便破；若是這個月不能破，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
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眾！」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
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眾官皆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
瑜怒未息，眾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眾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眾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眾官，喝教行杖。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眾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
眾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卻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
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薄情。」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卻不敢明言。
且說黃蓋臥於帳中，眾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闞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闞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讎？」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著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為心腹者。惟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闞澤欣然領諾。正是：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為國有同心。未知闞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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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而言，袁世凯是一位爱国者 | 短史记
作者：于翰 2017-02-04
长期以来，对日“二十一条”交涉被看作袁世凯“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教科书亦曾声称，袁世凯是因称帝需寻求日本支持，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
这种简单粗暴的定性，其实是有问题的。
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1、趁一战之机，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与日本存在历史恩怨。
日本对袁也颇多不满。
辛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绕不开袁氏，但袁氏在外交上取依赖欧美抵制日本的策略，这对日本谋求在华利益造成了障碍。
一战爆发，被袁世凯凭借用以制衡日本的英俄德等国，深陷欧洲战场无力东顾。
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认为欧洲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
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国宣战，出兵占领胶济路及青岛。
日本内阁决定，在欧战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官吏由日本委派，山东省路矿均由日本监督，海关也派日人管理。
之后，中国就日军撤出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但日本并无撤出之意，反希望利用战争的有利机会，向中国提出更多权益要求。
（图注：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
在此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分为五号，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其详细内容如下：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一、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二、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六、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一、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三、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上列“二十一条”要求，以第五号最为严重。
该号欲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管理本国事务的实权，因此被国人视为“��国灭种”之条款。
如曹汝霖、顾维钧评价：第五号“直以朝鲜埃及待我”。
为避免英美等国干预并逼袁世凯就范，日置益在递约时使用了三种方式威胁袁世凯：
1、要求中国政府“严守秘密”并尽快答复，不得将内容泄露出去，否则将出现严重后果；2、“二十一条要求照会所用之纸，有无畏舰及机关枪之水印”，以示威胁之意；3、日置益还警告袁世凯：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2、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对主权的侵犯，已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
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
在接到“二十一条”密约后，袁氏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且重点挑明第五号暗含之阴谋：
“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
在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当晚，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棋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
众人态度并不一致。
段琪瑞主张坚决拒绝，不惜对日作战。孙宝琦认为“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外交次长曹汝霖也主张接受。
梁士诒则说：“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
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
3、袁世凯关于“二十一条”的批示
袁世凯“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亲自就“二十一条”的要害所在，做出谈判的相关批示。
部分批示如下：
（图注：袁世凯对日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资料来源：《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对于侵犯中国主权最多的“第五号”，袁世凯多次手批“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收到限48小时之内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袁亦仍在最后通牒的文本中手批：“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决难承认。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
袁世凯主导了对日交涉的全过程。
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
“袁世凯总统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整个谈判过程中，每次会晤的记录均立即送呈大总统。他也仔细阅读，并作批示，如‘此项回答似过于明确’或‘此项必须答以‘否’”。
（图注：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一为曹汝霖，左二为陆征祥，见题图）
对日交涉的四种策略
除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袁世凯亦竭力在谈判之外寻找着力点，力求将对损害降至最低。
策略一：更换外交总长并饬令谈判人员采取拖延战术
为能够给谈判赢得更多时间，袁世凯尽量拖延谈判进程。
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久，袁氏就更换了外交总长（任命陆征祥取代孙宝琦）。
袁氏这样做，有两重考虑：一是新官上任，要处理很多事情，会耗去很多时间，对日交涉必受滞后影响。二是陆征祥外交资历丰富，但不懂日语，会议过程中双方言词翻译必耗去不少时间，可起到拖延谈判的作用。
袁亦明确指示陆征祥尽量拖延时间。
陆为此可算使出了浑身解数。
据顾维钧回忆：
“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每次会议都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召开，但陆征祥使用了一些手法来拖延。
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客套话后又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陆征祥还是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征祥习惯于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征祥言语，有需请他复述一遍。遇到困难时，陆征祥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
依赖上述手段，陆征祥将对日谈判从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为袁氏派人赴日摸清日本底线，发动国内报刊攻势，及联合美英俄等列强以对日施压，赢得了时间。
策略二：利用日本元老院与外交部的矛盾，游说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
袁氏派人赴日摸清日本的真实要求，并利用日本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日本周旋。
这一策略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派人暗中结交日本政界要人，谋求软化日本政府内部的强硬立场。
比如，袁世凯派曾遣其日本籍顾问有贺长雄，赴日与日本元老派人物联络。
据曹汝霖回忆，派遣有贺长雄是他的建议，因为“有贺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他是元老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在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对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且有贺素抱一种意见，谓对中国临之以高压手段，决非永久之良策。”
在日本国内，元老们与外相加藤高明，在对华政见方面存在分歧。
元老们认为“解决对华问题武力不足恃……偏向于支持袁世凯”，而加藤则“利用革命势力威胁袁世凯，并试图完全吞并中国”。
袁世凯希望有贺联络元老们游说日本政府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条款。
有贺赴日后，先后拜会了日本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松方认为“五号一三四款有妨总统体面地位，亦非日本之利，当与山县协力忠告政府，并劝止勿用武力伤感情”。其他元老也有不满第五号条款者。
故此陆宗舆曾致电中国外交部，主张在第五号条款上面不要对日让步。
有贺在元老中的活动，对日本政府确实产生了很大压力，以致日本政府曾派警护卫有贺，拘束其行动，阻止其与元老接触。
俄国驻东京大使曾评价称，“日本之所以放弃第五号要求是由于元老们的力争”，此���或有夸张，但也可见袁世凯利用日本元老与日本政府间矛盾的策略，确实有其效果。
二是派曾叔度联络、结交有相当智识的日本浪人。
袁世凯对曾叔度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所想要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动静。例如最近来的日本人多，还是回国的日本人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走。走时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一去不复返之势。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
袁氏之所以希望随时了解日本侨民在华动向，是为了弄清日本之威胁，究竟是虚声恫吓还是真有意诉诸武力，从而把握谈判的分寸。
策略三：无视日本之保密警告，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众，营造反日舆论
为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筹码，袁世凯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
根据袁政府1914年颁布的《报纸条例》，新闻媒体不得对外交秘密等进行报道。
如果袁世凯想禁止中文报纸刊登中日交涉事宜与相关评论，应不困难。
但为形成强大的国内舆论对日本施压，袁选择了通过不断“泄露信息”的方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和中日两国的谈判过程公之于众。
比如，在中日会谈之前，袁就秘密安排顾维钧、陆征祥、蔡廷干、莫理循等人，不同程度地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恶劣后果和具体性质，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
之后形成的爱国民意，确实对中国代表的谈判有所助益。
如陆征祥在第六次会议期间，对日置益解释他不能让步的原因时，即声称：不是他本人在为中国“极力主张”，而是“国民不能原谅”。
日本对袁氏这种策略心知肚明。
在反日舆论高涨之时，日置益即抗议称：中国政府“向以政府之势力取缔报纸，并版有严重之报律，今若任其随意言论，恐将生出枝节，于两国邦交及此次谈判均有不利。”
随之又恫吓说：“谈判万一决裂，皆系中国政府不取缔报纸之故”。
谈判后期日本向山东、南满增兵，其理由也指向袁氏的新闻政策：“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因用外人新闻政策，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甚为中政府不取。凡重要谈判不密，利少害多，本大臣非过急催，甚恐长此漏密，或致发生意外。”
对于日方提出的严格取缔报纸言论的要求，袁氏口头上给予承诺，但始终未认真执行。
策略四：寻求美、英、俄等国干涉，以牵制日本
利用报刊促成民意反日以增加谈判力量的同时，袁氏也在寻求美英俄等国的支持，希望使各国充分了解“二十一条”对其在华利益的损害，进而对日施压逼其让步。
袁世凯首先寄望的是美英两国。
美国在一战中处于超然地位；英国在华利益是其远东利益的主要部分。
中日会谈期间，袁指示顾维钧与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顾维钧每次开完会后，都会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充当中国政府和英美使馆的联络员。
袁还指示顾维钧把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英美记者，以借英美舆论向日本施压。
美国方面的压力，对迫使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实有帮助。
国务卿布赖恩曾训令驻华大使芮恩施，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中日双方表明：美国不打算放弃在华任何权益，也不要求中国接受别国侵犯它的主权的任何协议或条款。
美国的态度让中方在谈判中态度趋于强硬。
日本最终在修正案中，暂时将第五号要求搁置。
当然，于美国利益有损的相关条款被搁置后，美国的态度亦有所变化。
布赖恩曾对驻中日两国之美使发出训电：“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
寻求英国支持的努力，则以失败告终。
虽然英国媒体大都支持中国抗拒日本所提要求，但英国政府仅向日本外相加藤表态说：“若日本侵害英国权益，期望能与英国有所协商。”
加藤则不在乎英国的态度：“万一在英国……要我们把既已向中国提出的条项，再予以撤消或改变，那是断难做到的。”
日本之所以对英国如此强硬，与英国在一战期间对日本有所求有关。
1914年8月，英国在对德作战第二天，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战斗波及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
1915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发生暴动，深陷欧洲战场无法抽出足够兵力去镇压的英国政府，也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援。
日本应英国请求派出军舰平息了暴动。
略言之，英国政府考虑到其在远东的整体利益，于日本与中国之间，明显地偏向了日本。
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曾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 —— 英国公使朱尔典于5月8日对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
俄国则非但不同情和支持中国，反试图借机攫取更多在华权益。
1915年3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在致东京大使和驻北京公使的信中说：“倘若中国政府满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势力范围内的要求，我们亦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使我们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和特惠。此时日本政府正力求，在南满获得任便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倘若日本政府获得上述权利……亦要扩大到俄国人和所有外国人。”
北京公使则给俄国外交大臣回信说：“日本的势力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而日本在南满取得的优惠，则可作为我们要求在北满获得同等权利的依据。此外，我们可以中国政府使日本在东部内蒙古享有的某些特权为理由，补充作为我们从阿尔泰地区撤军条件的要求。”
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俄国公使曾主张，中国应立刻无条件同意接受日本的要求。
（图注：由袁世凯签字的《民四条约》）
蒋廷黻：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是爱国者
1、对日交涉有一定效果，但仍被迫签订《民四条约》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近3个月之久，日本最终失去耐心，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力又贫弱至极的局面下，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
最终，中日双方于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尽管最终仍无法避免丧权辱国，但《民四条约》较之“二十一条”原本，确已减少了诸多损害。
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
袁世凯的外交努力有其结果，当然，不是最好的结果。
《民四条约》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的。
从提出“二十一条”起，日本从未停止武力威胁袁世凯。
比如，3月8日，日置益访晤曹汝霖，谓若于数日之内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
同时，日本不断地向山东和南满增兵，以示军事威胁。
国际力量干预无望，欲抗拒日方最后通牒，惟完全依靠中国自身实力；但当时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悬殊，并无一战之可能。
袁世凯曾向段棋瑞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的答复是：可以抵抗日本48小时，48小时以后，“听候总统指示。”
在5月8日的国务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独段棋瑞一人主张动员军队。
实际上，袁氏此前也曾有过与日本一战的想法，早在3月23日他就对美使表露过：“我准备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必须以不削弱中国的独立为前提。日本的行动可能迫使我采取另外一种政策。”
不过，鉴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袁世凯虽考虑至此，但终不敢轻启战端。
诚如英国大使朱尔典所说：“中国的局势至为危险……我想大总统……知彼知己，绝不敢轻启衅端。听说陆军总民段祺瑞已经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他（大总统）遭此惨运。”
在反复权衡和战之轻重利害后，袁最终选择对日本妥协。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中日实力对比，时人和后世学者对袁世凯的对日让步，颇具“同情之理解”。
比如，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吾因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近代史学者蒋廷黻则评价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陈恭禄分析袁氏让步的原因时，说道：“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
2、袁世凯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
此次外交失败，被袁世凯视为“奇耻大辱”。
袁曾告诫国人：
“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
为警醒后人，袁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参考资料：
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
郭传芹《“二十一条”外交事件中袁世凯政府新闻策略及传播效果考察》；
周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国民外交》；
郭琳《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始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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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Z 18: Pang De
Why not.
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德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德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德復隨騰徵之，破白騎於兩殽間。每戰，常陷陳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德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德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德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
Pang De, styled Lingming, was a native of Huandao county (listed as 獂道 Yuandao county in the Geographical Records of the Book of Jin) in Nan'an commandary (in Qinzhou/Yongzhou). As a youth, he was employed as a minor official in Nan'an commandary and then as an Attendant Officer in the provi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uping era (~190), Pang De accompanied Ma Teng during his campaign against rebelling Qiang and Di peoples. He performed many deeds, and was eventually promoted to be a Colonel.
During the Jian'an era, when Cao Cao was campaigning against Yuan Tan and Yuan Shang at Liyang (202), Yuan Tan sent Guo Yuan, Gao Gan, and others to raid through Hedong commandary. Cao Cao had Zhong Yao lead the armies stationed in Guanzhong to campaign against this thrust. Pang De accompanied Ma Teng's son Ma Chao on this campaign; they opposed Guo Yuan and Gao Gan at Pingyang, where Pang De served in the vanguard. They advanced and attacked Guo Yuan and Gao Gan, greatly routing them, and Pang De personally took Guo Yuan's head. Pang De was appointed as General of the Household Gentlemen and Marquis of a capital district.
(The Weilue states, "Pang De personally took the head of an officer, but he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Guo Yuan. After the battle was over, the soldiers of Zhong Yao's army reported that Guo Yuan was dead, but his head was missing. Guo Yuan happened to be Zhong Yao's nephew. Pang De later returned, and pulled out from his quiver the head he had taken. When Zhong Yao recognized it as Guo Yuan, he burst into tears. Pang De apologized to him, but Zhong Yao replied, 'Guo Yuan may have been my nephew, but he was an enemy of the state. Sir, what do you have to apologize about?'")
Later, when White Rider Zhang (Zhang Cheng) rebelled at Hongnong, Pang De once again accompanied Ma Teng on campaign against him. They routed White Rider Zhang at Liangxiao Canyon. In every battle, Pang De was always breaking through the enemy's formation and pushing back the enemy, and his courage surpassed anyone else in Ma Teng's army.
Later, when Ma Teng was summoned to the capital to serve as Commandant of the Guards, Pang De was left behind under Ma Chao's command. When Cao Cao routed Ma Chao south of the Wei River (in 211), Pang De followed Ma Chao to flee into Hanyang and hold out at Jicheng. Later, he further accompanied Ma Chao to flee to Hanzhong, where they took service under Zhang Lu. When Cao Cao conquered Hanzhong (in 215), Pang De surrendered to him along with the rest of Zhang Lu's forces. Cao Cao had heard many stories about Pang De's ferocity and boldness, so he appointed him as his General Who Founds Righteousness and as Marquis of Guanmen Village, with a fief of three hundred households.
戰罷，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
When the fighting was over the men of the army all said Guo Yuan was dead, but they could not find his head. Guo Yuan was a nephew of Zhong Yao. After dark, Pang De of Nan'an, a Colonel under Ma Chao, brought out a head from his quiver. Zhong Yao saw it and wept. Pang De apologised to Zhong Yao, but Zhong Yao replied "Guo Yuan was my nephew, but he was also an enemy of the state. Why apologise?" [ZZTJ 202.G in de Crespigny’s To Establish Peace]
程銀、侯選、龐惪皆隨魯降。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惪立義將軍。〈程銀、侯選，關中部帥也；龐惪，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奔張魯。惪，古德字。〉
Cheng Yin, Hou Xuan and Pang De all came with Zhang Lu to surrender. Duke Cao of WEI restored Cheng Yin and Hou Xuan to official rank, and appointed Pang De as General Who Supports Righteousness.
(Cheng Yin and Hou Xuan were leaders of local forces in Guanzhong. Pang De had been a general under Ma Chao. After the defeats south of the Wei River and at Jicheng, all of these people had fled to Zhang Lu. Pang De's given name is written in this passage as 惪, which is an old version of 德 De.) [ZZTJ 215.Q in de Crespigny's To Establish Peace]
侯音、衛開等以宛叛，德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德從兄名柔，時在蜀。〉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竪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
When Hou Yin, Wei Kai, and others rebelled at Wan (218-219), Pang De led his forces to join with Cao Ren; they attacked Wan together and retook it, taking the heads of Hou Yin and Wei Kai.
Pang De then marched south to camp at Fan, where he campaigned against Guan Yu. The other generals at Fan were inclined to be suspicious of Pang De, since his elder brother was at Hanzhong (in service to Liu Bei). But Pang De often said, "I have received the grace of the state, and it would be fighting for me to redeem myself through death. I wish to personally lead the attack against Guan Yu. This very year, either I will slay Guan Yu or he will slay me."
(The Weilue states, "Pang De's cousin, named Pang Rou, was then serving in Shu.")
Later, Pang De personally fought Guan Yu in the heat of battle and struck him in the forehead with an arrow. At the time, Pang De often road a white horse, so the soldiers of Guan Yu's army called him the White Horse General, and they all dreaded him.
Cao Ren had Pang De camp ten li north of Fan. But around that time, a terrible storm broke out, lasting for more than ten days; the Han River suddenly flooded, and the water at Fan rose five or six zhang above the ground. Pang De and the other generals went up on a dyke to get away from the water. But Guan Yu took advantage of the flooding by leading boats to attack them, and he led large ships to surround the dyke and shoot arrows at them from all sides. Pang De put on his armor and grasped his bow to shoot back at them, and every arrow he loosed at the enemy struck true. When the general Dong Heng, the subordinate commander Dong Chao, and others wanted to surrender, Pang De arrested and beheaded them. Pang De kept up the fight from the break of dawn to past noon, fighting hard all the while. But Guan Yu's troops greatly pressed their attack, and when they ran out of arrows, their drew their short blades and closed in for close combat. Pang De said to his subordinate general Cheng He, "I have always heard that a superior general will stand tall in the face of death rather than try to escape, and a martyr will uphold his duty to the bitter end rather than try to save his life. This day will be the day of my death." So his rage kept him going in battle, and his zeal made him stronger. But the floodwaters only became worse, and most of Pang De's officers and soldiers surrendered to the enemy. Pang De led one of his subordinate generals and two of his 五伯s to take bows and arrows with them and get into a small boat, planning to return to Cao Ren's camp. But the floodwaters were so turbulent that the boat capsized; they lost the bows and arrows, and they could only cling to the overturned boat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s. They were captured by Guan Yu.
Pang De stood before Guan Yu and refused to kneel to him. Guan Yu said to him, "Your elder brother is at Hanzhong,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you as my own general. Why didn't you surrender earlier?"
But Pang De only denounced Guan Yu, telling him, "You whelp, how can you propose I surrender? The Prince of Wei (Cao Cao) commands an army of a million armored soldiers, and his might stretches across the realm. Your Liu Bei is just some mediocrity; how could he be a match for the Prince? I'd rather be a ghost of my state than serve as a bandit general."
So Guan Yu killed him. When Cao Cao heard that Pang De was dead, he mourned and wept for him, and he appointed two of Pang De's sons as minor Marquises.
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爲列侯。
Cao Ren stationed the General of the Left Yu Jin with the General Who Supports Righteousness Pang De and others in camps north of Fan.
In the eighth month there were great rains, the Han River broke its banks and the whole plain was covered by water scores of feet deep. Seven armies under Yu Jin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flooded out. Yu Jin and his men climbed high ground to avoid the water, and Guan Yu's soldiers sailed in great ships to attack them. Utterly exhausted, Yu Jin and his followers surrendered.
Pang De was on an embankment. He wore armour and held a bow, and he hit his mark with every shot, maintaining resistance from morning past midday. Guan Yu attacked more and more fiercely, and Pang De's arrows were exhausted, but he continued the struggle hand to hand. Even as the flood continued to rise, Pang De fought on unafraid, but all his men surrendered. Then Pang De took a small boat to go back to Cao Ren's camp, but the water rose still further, and his boat overturned. Having lost his weapons, he held on to the upturned boat alone amongst the waves, and he was captured by Guan Yu.
Pang De carried himself straight and would not bow. Guan Yu said to him, "You have a cousin in Hanzhong, and I should be pleased to have you as one of my officers. Why did you not surrender sooner?"
"Slave," snarled Pang De, "what is this talk of surrender? The King of WEI commands a million men in arms, and his authority shakes the empire. Your Liu Bei is nothing special; how can he match my master? I would rather be a martyr for my state than a leader of rebels." Guan Yu killed him.
When King Cao of WEI heard of this, he said, "I knew Yu Jin for thirty years, and I never believed that when danger came he would show himself inferior to Pang De." He enfeoffed Pang De's two sons as marquises. [ZZTJ 219.O in de Crespigny's To Establish Peace]
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德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After Cao Pi succeeded Cao Cao as Prince of Wei, he sent envoys to visit Pang De's tomb to award him with a posthumous name. The edict stated, "In ancient times, Xian Zhen of Jin died at the head of his army and Wang Zhu of Qi hanged himself rather than serve another master; they gave up their lives in order to uphold their duty, and past ages praised them for it. The late Marquis was useful and bright, stalwart and resolute, and he gained his reputation through facing difficulty head-on. All the world knows of his name, and his sense of righteousness surpasses even the ancients. How greatly do I mourn his loss! He is hereby granted the posthumous name Marquis Zhuang ('the Strong')."
He also appointed Pang De's four sons, including Pang Hui, as Marquises Within The Passes, each with a fief of a hundred households. This Pang Hui was bold and fierce, possessing the same spirit as his father, and he rose in office as high as General of the Household Guards and a minor Marquis.
(Wang Yin's Records of Shu states, "When Zhong Hui was conquering the Shu region, his armies all beat the drums in procession as they escorted Pang De's body back to Ye. And when they opened his tomb, Pang De's body and head both looked as lively as though he had not died."
But I (Pei Songzhi) note that Fan was the place where Pang De died, and when Cao Pi rose to the throne, he was even able to send envoys to visit Pang De's grave. So his burial place could not have been within Shu. This is just one of Wang Yin's empty tales.)
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
Chen Shou's Comment: Pang De carried out his mission to the end and rebuked his enemy to his face. When it came to keeping faith, he was the equal of Zhou Ke (one of Liu Bang's generals who died rather than surrender to Xia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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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近代史】（五百二十一回） 利益分贓大會展開 有事慢慢傾 1928年7月1號，仗打完，大家開始善後工作，做過生意嘅人都明白，善後工作嘅難度比打仗高十倍，打仗時候因為生死攸關，個個都全力以赴，太平盛世之後，就要開始計算自己嘅利益，冇著數？典解要同你博命呢？你傻架？世界上有啲所謂成功人士，其實好多都有一套技能——就係無厘頭搵到傻仔同佢哋博命，啲傻仔之後又無厘頭唔計較利益喎，咁佢咪贏到盡囉。至於啲傻仔點解肯搏命？就係做大佬嘅口技問題，搭雞棚嘅能力問題，口技係天生，正如吹簫吹得老細舒服，就會有打賞。講得咁cheap，不如高檔少少，咁叫意識形態操縱藝術。 1號，國民政府審計院正式成立，開始計數喇喂，開始分水啦喂。2號，國民政府公��《國民政府財政部善後短期公債條例》，發行公債4000萬元，籌旗先，啲公債點sell？其實亦都相當簡單，新佔領區內各大商家地主有錢佬土豪劣紳，每個人都要認購新政府嘅公債啦，你唔買都得，唔科水都可以，畢竟南京國民政府都係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嘅政府，不過我相信一定有後果，金石良言，「後果自負」。舉個實例，5號，蔣Sir以中興煤礦公司未履行報效北伐軍餉百萬元為由，下令將公司沒收充公，see？睇到未呀？「報效」呀，我派兵北伐解放你、幫助你逃出大軍閥製造嘅水深火熱世界，你當然要畀錢「報效」我呢，天經地義架，挑，你估打仗唔駛錢架？ 上述嘅邏輯其實好好用，所謂亂世，其實係打劫嘅好時機，我之前都講過，所謂「義和團」概念究竟係點解？十幾萬流氓衝去北京，老實講就係為咗打劫貴族，乜撚嘢「扶清滅洋」都祇不過係打劫嘅籍口，好多時候，或者全部時候，一切問題其實都係經濟問題、都係貧富懸殊嘅問題、都係利益分贓嘅問題。所謂革命，無論表面有什麼高尚理由或理念，內裡都係為咗解決經濟問題，一切都係錢作怪，共產主義最後嘅理想係消滅貨幣，其實某程度上係正確嘅。 一啖砂糖一啖屎，5號，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停止新聞檢查，大局既定，當然可以放寬言論自由，衹要你講嘅嘢有利於蔣Sir執政，你可以充分自由地去講，可以大鳴大放，不過當時如果你又以為可以自由到宣傳共產主義，都是會被秘密警察拉去後巷打靶的。7號，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宣言，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新約。呢一樣嘢亦都非常重要，因為「不平等條約」大部分都係關於錢同還債，例如「馬關條約」、「庾子賠款」等巨大債務，由滿清政權一直留落嚟，家陣新政權上臺，冇話唔繼續還錢，但係首先要傾傾有冇折頭先？ 9號，國民政府下令通緝陸宗輿（1876-1941）、章宗祥（1879-1962），章士釗（1881-1973）、曹汝霖（1877-1966）等人，佢哋全部都係之前北京中央政府嘅要員，罪名一句到尾：「莫須有」，當然，大部份政府要員一早已經跟住張作霖著草離開北京，有人隱居租界內（你吹得我脹咩），有人流亡海外，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家都是正確的，上述四位通緝犯，你睇吓，全部都好長命架。 10號，日本陸軍省將山東派遣軍第三團撤回，因為中國形勢大致敲定，日本亦無增兵嘅理由。我個人亦都非常相信，當時日本人可能已經同末代皇帝溥儀有咗默契，開始另一個新project侵略中國，個project叫做「滿州國」項目，呢個項目，亦都喺度密鑼緊鼓進行中，好快就會launch。 7月11號，蔣Sir邀請馮玉祥、閻石山、李宗仁等人喺北平湯山開會，商討軍事善後問題，四大巨頭，聚首一堂，大家傾下點分贓先。國民政府4月興師北伐後，各路大軍（四大集團兵）一齊打去北平，攻勢淩厲，勇不可擋，6月3號，笑面虎孫傳芳宣佈下野，離開遊戲，所屬部隊向國民革命軍投誠；6月4號，張作霖倉皇出關，途中遇刺身亡；6月8號，國民革命軍進佔北京，（和平解放北京民眾），7月3號，四大巨頭一齊入京，7月6號，四人響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陵前，舉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禮，國父北伐遺愿，終由四人達成。 但隨著北伐戰爭結束，四大巨頭亦因為地盤分佈不均，帶嚟新矛盾。首先蔣Sir第一集團軍佔有廣東及華東富庶之區，當然冇問題；馮玉祥第二集團軍佔有山東、河南、陝西、甘肅；閻石山第三集團軍佔有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及北平、天津兩市；李宗仁第四集團軍佔有廣西、湖南、湖北及漢口市。大家look look，除咗蔣Sir同閻石山佔有理想地盤外，馮玉祥所佔據嘅大部分都係內陸貧瘠地區，生不出蛋來，而且冇出海口；而兩次北伐功勞最大嘅李宗仁新桂系，則嫌最後得到嘅地盤太細（一句都尾唔公平囉），其實四大巨頭中，冷手執個熱煎堆嘅人係閻錫山。 響四巨頭湯山會議上，蔣Sir提出要削減龐大嘅軍事開銷，應該統一編譴全國部隊，精兵簡政，並且要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中抽調最精銳嘅各師歸中央直轄，吓？咁都得？就係咁都得，簡單一句，蔣Sir就係要喺戰爭結束之後，削弱其他三個集團軍嘅實力，以利自己統治，你覺得其他三個巨頭反應係點？下集我哋繼續講講。 #常威💀 #蔣介石平反系列 #黃金十年 #民國歷史 https://www.instagram.com/p/CNbx9BFBtQp/?igshid=brnwe01t4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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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藝術教育範疇）
胡俊謙，七問楊潤雄局長：
1.我年年都有教《孤星涙》，我會教導學生如何欣賞音樂劇，教學內容會簡單介紹《孤星淚》故事中的歷史背景—-法國大革命。本人從來沒有把課堂內容牽引致今日香港的時局，但本人教《孤星淚》背後確實有推動一些東西——就是推動學生透過「愛」去改變自己嘅人生丶以至世界。
請問楊潤雄局長，你所指不可以「背後推動一些東西」與我上文所講推動那些「東西」是否有重疊？請問你及教育局的界線，又是否有客觀標準？如果沒有，教師則如何適從？
2.請問學校戲劇節中，能否做中國歷史劇目？能否演周武王討伐暴君商紂、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反暴秦丶毛澤東倡議湖南自決獨立的歷史故事？能否演國父孫中山不怕違反《大清律例》、並透過策動武裝革命丶前仆後繼丶最終透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獨裁政權的劇目？以上戲劇活動會否被定性為「在背後推動一些東西」、然後遭教育局懲處？
3.藝術教育今日已融入不同學科，本人亦有教一些透過戲劇教育幫助學生學習四字成語丶《三國演義》丶文言文篇章等等的課程。這類課程效果非常良好，令學生更熱愛中華歷史及文化，唯當中涉及以下內容：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演義》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
請問以上內容，老師們能否教授？是否會構成「主張分裂國土」或「涉嫌顛覆國家」的罪名？
4.承上，歷代中國版圖經歷多次增減，沒有一處領土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所必然擁有，例如商周時期香港以至廣東皆不在商周兩代版圖之內丶秦漢時期版圖仍未到達新疆西藏、三國時期之前沒有來自中土的政權涉足台灣，如果所謂的「自古以來論」只是「曾經擁有」，那麼今日屬於俄羅斯的海參威丶庫頁島及俄羅斯東南一大片領土皆是明清兩朝時期曾經擁有的領土，我是否應該教導學生這些今日屬於俄羅斯領土的地方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如果不能，何解香港西藏新疆台灣又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以上對中國歷代國土版圖的理解，又是否會構成中共中央或香港政府不容許的講法？
5.孫中山是我們的國父，亦曾留學香港，如果在學時期的孫中山，活在今天的香港，楊局長又何以評價？
6.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中學生參與示威、遊行、請願、罷課丶甚至用武力對抗政府（痛打賣國官員章宗祥丶火燒另一名官員曹汝霖的家宅趙家樓），請問楊潤雄局長會如何評價「五四運動」及其參與者？他們是「愛國學生」還是「暴徒」？
7.最後，想問楊局長一句：你知道「朽木為官」是什麼意思嗎？照照鏡你就懂了！🤗
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藝術教育範疇）
胡俊謙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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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五四运动史》
辛亥革命后，虽然皇权的倒塌提高了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都还离传统的方式不太远。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
在这段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习俗和制度的最大挑战，就是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出现的西方思想。
美国是近代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到1915年，在美国专科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已超过1200人。留美的中国学生比较注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就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
1901到1906年间，留日的中国学生人数急剧增加。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13000人。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和汪精卫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还在北京、上海、天津和保定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1914年，鉴于留学生中有些是工人出身，俭学会将计划扩展为“工读”运动。1915年，勤工俭学会在巴黎成立，目的是帮助穷苦学生找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留学生活。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和领导人物，不少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1916年，寺内正毅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了转变。当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资本过剩。财务大臣胜田主计提出了所谓的“菊分根”政策，即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该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1917年至1918年间给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北洋政府越来越“亲日”。1918年，双方秘密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5月，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20日，2000多名学生游行请愿，抗议政府签订这项协定。学生们到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总统冯国彰亲自出面，保证“政府不曾做过、也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
学生运动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商人，他们也随后举行了许多公共集会，拍电报给政府，指摘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休战。这标明新知识分子开始与其他社会势力（新兴的工商业者）合作。
1919年“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保证战争结束后“协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代表更透露了北洋政府先前和日本的一些秘密协议：济（南）顺（德）和高（密）徐（州）铁路的借款抵押和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换文。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失败了。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了日本。
4月，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最后通碟的四周年纪念那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由北大、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领头。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载了中国代表的报告：“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民众开始怀疑北洋政府的官员多在出卖国家利益。3日，北京商会发电到其他各城市的商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国民外交协会更派代表谒见总统徐世昌，请求他下令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拒绝签字。留日学生救国团也给总统发电：“宁可公开决绝，亦不愿屈辱求生。”
面对民众压力，北洋政府却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有鉴于此，3日下午1时，国立北京大学张贴了一张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举行临时会议。当晚7时，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会议，11时，会议决定在4日下午13时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这次临时会议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人主持，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4日下午1时左右，3000多名学生纷纷齐聚在天安门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他们代表北京13所大专院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
游行队伍前是两个举着五色旗的学生，后面接着是一副富于讽刺意味的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與、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在游行中，学生们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由罗家伦起稿），上面说明了本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 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除了传单之外，还有用布或纸作的白旗子，旗上用中文、英文或是法文写着标语。游行队伍很有秩序，没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游行队伍经中华门到棋盘街，再东转到东交民巷（西口），受到了警察（巡捕）的阻拦。东交民巷的捕房说除非得大总统的同意，才能准许游行队伍入内。通过数次电话以后，四个学生代表进入美使馆去见公使，发现公使不在。随后，学生又派出代表六人到英、法、意三个公使馆，因为是礼拜天，各公使也都不在，只有馆员接见。此时，军警已围住东交民巷的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后。在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变得懊恼和愤怒。队伍中忽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游行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
约是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到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曹宅大门紧闭，有四、五十名军警守卫。直到此时，游行还未真正的失去控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面解释与日本订结密约的原因，但警卫置之不闻，进而迫使游行队伍退后。这使得学生们异常愤怒，他们大喊“卖国贼！卖国贼！”，不少人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旗子。突然，有五个学生爬上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了曹宅。曹宅内的警卫被学生们吓住了，没有抵抗，任凭他们打开了前门。就这样，大批学生涌进了曹宅。学生们在曹宅内未能找到曹汝霖，有些激进的学生因失望而愤怒地放火烧屋。躲在地下锅炉室内的章宗祥听到有人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混乱中，学生误认章是曹汝霖，把他围住撕打。
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警察的态度相当温和，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着人来镇压骚乱时，才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个，又沿街逮捕了一些，最终有32个学生被押到警察厅。
最初，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教育部在傅增湘总长的领导下，也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然而，这种态度不为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所接受，他们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
5日9时，所有有关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派代表请求各大专校长和教育总长向总统请愿释放被捕学生；且不达目的，绝不上课。当日，学生对各省督军及省长发有公函，同时也是对社会各界说明“五四事件”的真相和游行罢课的目的。
5日下午，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他们应负责保证被捕学生的释放，事后他们应当辞职。除劝告学生保持冷静外，他们还通电各省教育会，请求他们联合一致反对政府逮捕和惩罚学生。
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联合所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同日，北京总商会开会决定会员拒绝购买日货，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关系。
在抗议日本侵略和亲日官僚的旗帜下，学生运动受到不同社会团体的支持而发展成为一种无形的联盟。在内外压力之下，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保释出狱。8日，北京学生停止罢课。
8日晚11时，蔡元培收到解职通知；9日上午，蔡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学生和教授们看来，蔡元培被迫辞职是政府对他们的公开打击。10日，保释出狱的32名学生被地方法院提讯。11日，两名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在清华被捕。
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同时上辞呈。15日，总统下令免除傅增湘教育总长之职。
18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在19日进行全体学生大罢课。并用“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的名义发给“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一个“罢课宣言”。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上书大总统徐世昌，作六点要求：
（一）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交涉和约决不可签字
（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
（三）挽留傅总长、蔡校长
（四）政府撤去对学生作猛烈压力的措施
（五）向日本抗议5月7日的留日学生被捕事
（六）在上海重开自5月15日暂停的南北和议
罢课活动从19日开始，所有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都拒绝上课。20日，全市所有的中学也加入罢课。
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于5月18日、20日及21日三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镇压所有学生的反日活动。接着，日本集合战舰，沿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及其他港口巡弋。
在这种威胁之下，北京政府开始使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21日，步兵统领李长泰被撤职，由王怀庆接替。2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五七日刊》被查禁。25日，教育部下令限学生三日内回校复课。
北京政府计划采用三种政策对付学生：派遣武装军警进入学校，干涉学校的行政；强制解散学生团体；派遣警察到各学校，强迫学生签名复课，凡拒绝签名的学生会被开除。北京的教员向政府抗议：如果政府采用如此高压的手段，他们将集体辞职。政府答应暂时取消武装军警干涉的计划，改为要求教员劝导学生回去上课。同时教育部也派员去和学生谈判。
为了避免引起与日本的外交摩擦，学生的反日宣传由大队讲演的方式变成个人或小组行动，而且推动国人购买国货。他们义务为中国工业家及卖国货的商人担任推销员。他们把城里的市场及生产情形作了一次仔细的调查，列举了80多家本国工厂和公司，可以制造代替通常从日本输入的商品。
6月1日，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一是称赞曹汝霖、陆宗與和章宗祥，说他们为民国立下不少的功劳；二是归罪学生纠众滋事，扰乱公安，告诫他们要立刻回校上课。命令下还宣布，学生团体如学生联合会、学生义勇队，一概封禁。
6月2日，七名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被捕。北京学生联合会当晚集会，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活动。3日，900多学生上街演讲；下午，有400人被捕。至4日晚，政府逮捕了约1150名学生。5日早上，有5000多学生在街头演讲。北京当局已无法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听众。
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收到从天津拍来的有关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电报，开始积极地争取工商界的支持。他们在街头激昂地演讲；他们访问每家商店，请求他们签字，答应罢市。6月5日，全上海大罢市！同日，上海市区的工人也开始罢工。
受上海罢市、罢工的消息所影响，北京政府在6月5日下午撤走了校园的所有军警。6月6日，来自商界、学生、工人、报界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共1473人，在上海县商会会馆举行了集会。代表们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卖国贼，否则罢市、罢工会继续进行；另外，为了表示抗议，商人会拒绝纳税。
罢工罢市火速地展开到其他城市。从6月6日到9日，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相继参与罢市。10日，沪宁杭甬铁路工人和轮船水手全体罢工。更严重的打击是来自天津的罢市、罢工消息，北京开始出现经济恐慌。
面临着这种危机，内阁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與的辞职。罢免的命令在10日对外公布。
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6月24日，政府训令代表团说，如果他们的抗议最后完全失败，就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很多社会团体，包括工商界、劳工界的人都一致谴责政府的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总统更改训令；几百个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代表向总统请愿，在总统府前站了两日夜。在这种情势下，徐世昌总统于25日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改变之前的决定，可是这通电报未能及时送达中国代表团。
6月28日，和约签字当天，在巴黎的留学生、工人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官邸和陆徵祥的住宅，阻止他们去签字。中国代表团最终一致决定，虽未经北京批准，但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同时，代表们向总统提交全体辞职书。
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的学潮停止。
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重任旧职。
在“五四事件”之前，中国期刊多是文言文的，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中最公式化的刊物是政府每月或每周出版的各种官方公报，内容充满了官僚气息。第二类是中小学校、大专学校出版的期刊，内容多是课堂作业或是陈旧古板的议论，谈论一些早已是陈词滥调的题目，如《汉高祖封项伯斩丁公论》。第三类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杂志，什么问题都谈，毫无立场，也没有什么价值。最后是评论性的期刊，经常有发表的论文支持传统、提倡“国粹”。只有极少数的评论性期刊会注意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如《太平洋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和《科学》。可是在“五四事件”发生之后的半年内，中国约有四百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这些新出版物几乎包括了新知识、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期刊热”，在发展中国群众舆论和培养新知识分子方面，是划时代的现象。
除了新刊物的诞生，“五四事件”还刺激了旧杂志和报纸的改革。原有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纷纷改用白话文，而且开始介绍现代西方思想和知识。在大城市，很多日报开始增加专栏或副刊来刊登新文学作品和讨论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
与出版事业同时快速发展的，是越来越多的新思想。在“五四事件”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纷纷被介绍进来且加以讨论，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
“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是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看成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可以照亮一条救国的希望大道。很多有抱负的海外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这个运动。
1919年7月25日，列奥·P·加拉罕——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中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这个电报直至1920年3月才到北京，延误了8个月之久。因为怀疑该电报可能是伪造的，北京政府拒绝就之谈判。但当中国知识分子得知这一宣言的存在后，新闻界及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等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自1920年春后，中国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关注苏维埃联邦。
“五四事件”之后的新知识分子分为四个主要集团：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左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学习及宣传热忱日增，而自由主义者则关心对实际问题的适当处理方法。另外，自由主义者偏于避免牵涉入政治纠纷，主张应该由教育和文化运动来达成改革。相反，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则更倾向于政治活动，而进步党的立场则在两者之间。
新知识分子的分裂始于思想领域。左派分子认为可以根据某种西方理论，把中国的各种问题一下子都全部解决。而自由主义者却感到只有用各个击破的方式，逐一地解决问题。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引发了新知识分子领导人之间的论战。这次辩论使思想开明，甚至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加认识到他们应该避免空喊口号。
杜威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在外表上看虽然非常具有政治性，但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是一种新觉悟的表现，是男女青年在受教育启发后的一种思想上的觉醒，以为必须有新的信仰和新的思维方法。
左派分子则大加强调此运动的政治性。陈独秀的看法是学生在“五四事件”中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并且煽起了一个从开端就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于是，陈主张知识分子应该采取各种行动，已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领导人物也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梁启超认为政治运动在中国已万不容缓，因为第一，在人民没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黑暗政治之下，根本不可能推行改革运动，就是文化运动的推行也不可能。第二，中国人民对政治太被动、太麻痹，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来刺激，我们的社会改良就不可能有成果。第三，人民没有政治常识和政治兴味，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运动。反过来看，要是人民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运动，他们的政治常识和兴味也就不会增进。第四，政治运动会增进中国国民协同动作的习惯、自觉心和自治力。同时，梁也认识到：一个没有言论集会自由，人民大多数都智识幼稚的国家里，扶植政治运动会产生下列危机：运动可能会被政客或政党所操纵，作为利己的工具；大多数人民的兴趣不够大，不会普遍参加运动；或即使他们参加了，也多是感情冲动，而非是理性了解。
孙中山得悉“五四事件”的消息后，马上就对学生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觉得这是思想转折的一个契机，认为这个运动的成就将成会为完成中国革命打下基础，并将加强他反对北洋政府的力量。“五四事件”以后，孙在回信给上海、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生时，就勉励他们投身于革命。因此，一大批曾经参与“五四事件”的青年，自1919年底起，被吸收进国民党。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硕果是将妇女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五四事件”以后，女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出席社会和政治活动。男女合校开始实行，妇女被允许在男校教书。妇女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自由婚姻更为普遍。1921年2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提出实现妇女的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及婚姻自主的权利。
“五四”后期，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旧文明开始动摇，青年人梦想一个新的、光明的未来，但是社会、政府、学校却与理想中的相去甚远。这是一个充满挫折、苦闷、幻想和彷徨的时期。1921年夏，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他们的口号是“创作”。创造社的作品很快在青年中广泛流传。
“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五四”初期，个别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新知识分子攻击保守的儒家学说，冲击经典的语言文学、暴露民族性格的阴暗面和旧习俗的缺陷，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
吴虞批判儒学的主要论点是，儒学主张传统的家庭制度，这是君主专制的基础；其伦理原则以“孝”为核心，这成了要人们无条件地对君主尽“忠”的基础。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就是要消除民众的一切反抗或反叛的思想。这种忠孝一体、家国一体的思想，理所当然就受到了统治者、尤其是专制统治者的欢迎，被他们贯彻到了制度、法律、风俗习惯中去了。对旧家庭伦理的批判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相应，他们积极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
继吴虞之后，鲁迅对儒学的批判更加尖锐也更加有力。他将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发展到了整个传统社会与传统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主张，中国人应当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为祖先而活着。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知识比背诵儒家经典更重要。
“五四”末期，在中国历史编撰和古籍研究领域，出现了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梁启超为首的疑古派。疑古派打破了对古史的不切实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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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祖国的花朵在太阳底下这么晒，不管几千名学生的死活，这种领导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卖国贼有什么区别？我现在就想冲到你家里像对待曹汝霖章宗祥那样对你 http://t.cn/RK9Th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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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撞人致3死 被抓稱再不找到我就準備自殺瞭|駕車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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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湖南汝城警方押曹再發指認駕車亂撞行人現場。 9月14日，曹再發被押送回汝城縣城公安局。汝城縣公安供圖。 9月15日，曹再發嶽母接受媒體采訪。曹再發駕車撞人時，其嶽母坐在其汽車尾座。 9月15日，汝城縣，水泥外墻大樓三樓單元為曹再發作案前的住所。
三年之後，曹再發在他的傢鄉“完成”瞭制造血案的“預言”。
因為建房一事與執法人員發生沖突，他駕車故意撞人，釀成驚天血案。至此，這個有著多重標簽的中年男人，再次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返回公眾視野。
曹再發的極端個性，熟悉他的人其實早有察覺，但同時又感到不解，包括這些年在土地問題上，他所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執著和不滿足。
更不解的是事件中的死者傢屬，“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駕車撞人
“你們再不找到我，我準備喝農藥自殺瞭”
9月15日上午，汝城縣連續撞人作案嫌疑人曹再發由湖南郴州汝城縣公安局民警押送，到案發地指認現場。9月13日15：37許，曹再發駕著一輛黑色SU V連續撞人，沿汝城大道、神農大道、盧陽大道撞倒6架摩托車和電動車，造成3死5傷的慘案。
5名傷者中，有他的嶽母李毛珠。15日中午，南都記者在李毛珠大坪鎮的傢裡見到瞭她，曹再發駕車撞人時，她正坐在車後座。
事發當天，李毛珠送月餅到女兒女婿傢，一傢人非常高興。女兒女婿留她吃午飯，商定吃完飯後由曹再發開車送她回傢。
“中午的時候他喝瞭點白酒，總共大概有一個一次性紙杯的分量”，李毛珠說，曹再發平時的酒量一般，喝這麼點酒情緒已經有點激動。當日下午2時，曹再發開車送她回傢的路上，接到電話，便帶著嶽母和妻子直接前往正在建的房子處。
給曹再發打電話的是包工頭何笑德，他列瞭一份建築需要的鋼筋清單讓曹再發來取。下午3時左右，曹再發來到建築工地。
何笑德記得，曹再發到工地的十幾分鐘後，一行戴著草帽的人員來到建築工地，他們讓工人停止施工，隨後，數十名拆違人員相繼乘車到來，其中一輛卡車拉載著一輛挖掘機。
“我坐在後座，我女兒和女婿下車瞭，我一直坐在車上，不知道他們說瞭些什麼”，李毛珠回憶說，最開始，有人敲瞭一下車子，後來車子的擋風玻璃被挖機碰到，“擋風玻璃裂瞭”。
盧陽鎮政協聯工委主任何生良印證瞭李毛珠的話，由於實施拆違需要從拖車上把挖掘機卸下來，曹再發很激動，就鉆進自己的車內，試圖開到拖車前阻止挖掘機卸下來。
何生良說，曹再發的車開到拖車旁邊，下卸的擋板正好打到其車子的擋風玻璃上，玻璃上立刻出現裂縫。
這一下刺激瞭曹再發，他沒來得及帶上妻子，一踩油門，駛出瞭汝城大道。
“他一下子加速，很猛很快”，在後座的李毛珠被他一晃，加上驚嚇，暈瞭過去。曹再發開著車子繼續橫沖直撞，制造瞭那一起駭人聽聞的連續撞擊案。
在汝城大道往北，曹再發駕車從後追上，撞倒瞭第一個傷者袁愛華。隨後，曹再發車輛左轉入神農大道，在這個路口至少撞倒1人。到盧陽大道交叉路口，曹再發向右轉，在當地政府門前公路曾一度逆行，又撞倒兩輛摩托車，目擊者稱，一輛摩托車卷入SU V底盤下，致其車輛不能前行，最終在龍騰國際大酒店一帶，曹再發棄車而逃。
李毛珠說，自己醒來的時候，聽到車門一響，曹再發已不在車上。棄車後的曹再發往北逃到一正在開發工地處，繼而往東逃走。“3分鐘後，警方追到工地，此時已看不見曹再發身影。”工地工人朱先生告訴南都記者。
13日晚，汝城警方發佈通緝令，懸賞鼓勵市民提供線索。對提供線索抓捕的將給予人民幣3萬元獎勵，如直接將其抓捕的將給予人民幣5萬元獎勵。
不到23小時，曹再發落網。
據當地警方通報，14日下午2時40分許，經200餘警察等人員的連夜圍捕，在該縣井坡鄉漿糊村居民區一小巷內將曹再發抓獲。泉水派出所所長何永翔告訴南都記者，當時為瞭避免打草驚蛇，民警還特意脫下瞭制服，“赤膊上陣”。
23小時的逃亡裡，曹再發偷瞭一件黃色上衣掩蓋肇事時所穿衣物，他走瞭20多小時山路，用撿到的礦泉水空瓶盛山泉水喝。見到民警，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們再不找到我，我準備喝農藥自殺瞭。”
土地拆遷
村裡為他選的宅基地，兩次被附近居民反對作罷
對於曹再發，汝城人並不陌生。2013年1月，曹再發曾揚言要在廣州幼兒園和中山大學制造血案，一時流言四起，引起社會的轟動。
江頭村村主任吳進良和曹再發關系頗好，他說的話曹再發“聽得進去幾句”。
吳進良承認，2009年征地時，給曹再發房子的估價確實低於其他村民。“但這也是因為他不合作，鎖著房子不讓工作人員進去考察，所以給他的價格就低”，吳進良說，當時村裡給曹再發的補償價為16萬元，其它的村民平均是21萬元。
吳進良對南都記者說，在兩三年後的第二期調整評估中，曹再發的宅基地房屋評估價格漲到瞭31萬多元。到瞭2013年4月，交易價格漲到瞭63萬多元。
曹再發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相關部門的賠償方案最初是16萬元，後提至63萬元，但他認為“宅基地加上房子應該賠380萬”。
因此，曹再發一直沒接受補償方案。2012年12月28日，曹再發建立在宅基地的老屋被拆，隨後，2013年1月初，他在姐夫等人陪同下抵達廣州，因散佈制造血案的消息引起社會關註。
據媒體報道，在當年“謠言”事件後，2013年2月27日，廣東一位律師曾趕往汝城縣，協調解決曹再發的征地糾紛問題，“經過4個小時的協商，縣政府同意將補償款從63萬多元提高至100萬元。”
據汝陽縣委宣傳部提供的材料顯示，2013年4月27日，曹再發收到當地開發辦63.425萬元；次日，曹再發收到湖南高嶺建設集團項目部賠償款項，為116.9575萬元，至此，曹再發由其被拆老屋獲得補償180萬餘元。
南都記者獲得的另一份材料顯示，4月27日，曹再發簽署保證書、協議書等，接受開發公司及有關部門的損失補償方案，不再尋求其他賠償。
不過，曹再發並沒有停下。“在修建道路征走宅基地後，他傢就沒有瞭宅基地。”他為此繼續申訴。
村裡並非沒有想過辦法，“我們曾經給他選瞭三塊宅基地，都不成功。”吳進良說。
第一塊地，是曹傢附近一塊臨江的土地，因為附近居民不同意作罷；第二塊地在曹傢四組，同樣由於附近居民的反對作罷，“第三次，我們在東泉路路邊、非規劃區裡劃瞭兩塊地，讓他自己挑選”，然而吳進良說，曹再發認為該地村民“姓吳”，自己作為曹姓，到那邊是“充軍”，又作罷。
“他最想要的是曹傢路口東溪村顏傢組的一塊地，在汝城大道邊上，他看中那塊地價值高，”吳進良說。汝城大道靠近縣政府，是汝城新區的一條主幹道，“這塊地政府早有規劃，不可能劃給他的。”
走火入魔
在已征收規劃為學校的用地上建房子，他說“沒事”
“我時常勸他，人生在世幾十年，不要隻為瞭兒女去轉，”吳進良感嘆。曹再發一再要求土地，是要給女兒找一塊宅基地。
曹再發的大姐夫陳順立也說，他這塊地是留給兒子的。吳進良認為，他要這塊地是因為“價值高，可以賣錢”。妻弟朱孝才則是這樣理解的：“農村人都是想要地的，賠房子都不如賠地。城裡人的親戚都是來傢裡玩一下就走的，我們的親戚都是來瞭就住下的，需要有地建房子。”
總之，曹再發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地，就在母親留下的一塊地上開始建房。
然而，汝城縣住房和城市規劃建設局副局長譚利軍對南都記者介紹說，這一塊地早在2009年就已征收，並且補償款已到位。“中期規劃到2020年，長期規劃到2030年，規劃是一體編制、分期建設。”
在2009年修編的汝城縣總體規劃中，這塊地在規劃的周塘小學范圍內，該規劃於2011年經郴州市人民政府批準實施。“2015年按照城鄉規劃法實施評估，對汝城縣總體規劃提出局部修改，但是周塘小學部分用地性質沒有改變，規劃性質一直都是中小學用地，最新的這一次修訂版在2016年4月27日由郴州市人民政府批準。”
南都記者從汝城縣住房和城市規劃建設局提供的規劃圖中看到，曹再發的建房位置位於周塘小學的西側，在規劃中的周塘小學附近，還規劃有郵電局、電信局等單位。在規劃用地范圍內，比如林地、耕地，土地隻能保持現有用途，但不能私自修建住宅等建築物。
盧陽鎮黨委書記朱軍說，曹再發向鎮政府提起訴求，希望以她女兒的名義申請宅基地，地方政府研究約在2016年4月給他答復，但這塊土地需要在縣城安置點內。
曹再發與政府交涉過程不得而知，不過“宅基地一直沒能給到他”。南都記者註意到，曹再發在今年5月接受媒體時曾表示，當地政府曾給瞭一塊地給他修房子，但後來又以違建理由收瞭回去。
當地官方人士介紹，曹再發第一次搭建房子是在2015年3月，一個月後，該房屋因系違建被叫停拆除，南都記者註意到，其搭建地點為其1999年時承包的田地，而非宅基地。
朱軍證實，涉事土地“有中小學用地”的規劃。
今年9月，曹再發再次在這塊“有中小學用地”土地上動工修建房屋。曹再發的多名親屬表示，政府給他“打瞭個條子”，大概意思是隻要他在6天內建好房子就可以。但沒有人見過這個條子，也不知道具體是和什麼部門簽訂的。南都記者采訪汝陽縣政府多名工作人員，均表示不存在這樣一個條子。
弟弟曹再方曾勸二哥“不要再亂動手”，但曹再發回答“沒事”。曹再發性格固執，弟弟不敢再勸。
“他是要不夠的”，吳進良這樣評價他。在土地問題上，曹再發越來越執著，最終走火入魔。
嶽母李毛珠說，最近一年，曹再發一直不勤快，不愛做事，隻有偶爾有人叫他幫忙修電器他才出去。大部分的時間曹再發一直在上訪。
“兩句不好，火上澆油”，接觸過他的政府工作人員這樣評價。
據官方統計，自2011年以來，曹再發共被公安機關訓誡4次，拘留9次，被北京司法部門判刑1次，包括打傷堂弟曹建軍、與蘆陽鎮工作人員爭吵、打傷到他傢協商旱土征收款問題的工作人員朱素清、用磚頭砸壞正在他傢旁邊施工的挖機等。
2013年1月21日，曹再發因不滿傢鄉拆遷問題揚言要在廣州幼兒園和中山大學制造血案，被公安機關以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予以刑事拘留，後因證據不足，汝城縣人民檢察院不予批準逮捕，同年2月21日對曹再發取保候審。
2013年3月12日，曹再發再一次到廣州，制造欲跳廣州市獵德大橋事件，造成廣州市獵德大橋至番禺區交通堵塞14小時之久，被廣州公安機關給予拘留10天的處罰。
他的弟媳也表示，曹再發脾氣一向很暴躁，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發脾氣，但過後很快又會後悔，“很沖動”。
南都記者在村中走訪發現，曹傢二組對曹再發的評價多為負面。“他這人太偏執”。
曹紅旗的傢距離曹再發被拆建築最近。“曹再發和哥哥、弟弟互不往來。”曹紅旗告訴南都記者，“曹再發的脾氣非常不好！”
與曹再發相識多年的於女士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時，曹再發心情就不好。“前幾年他就想開車到大城市撞人。”於女士告訴南都記者，上次見面時，曹再發曾揚言一定要做出令人意外的大事件，還說要駕車到名牌大學撞學生。
他最終在自己的傢鄉汝城犯下瞭滔天血案。
采寫：南都記者 饒麗冬 吳銘 實習生 向治霖
攝影：南都記者 張志韜 發自湖南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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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名人堂
傳記名人堂 http://www.history.com.tw/people.htm 2畫 丁,八,卜 3畫 上,于,尢,川,三 4畫 王,井,卞,太,孔,尹,巴,戈,文,方,毛,水 5畫 丘,包,司,古,史,左,甘,田,白,皮,石 6畫 伍,任,匡,印,吉,向,安,成,曲,朱,江,艾,牟 7畫 何,但,佟,余,冷,利,吳,呂,宋,岑,李,杜,沙,沈,汪,狄,良,言,谷,辛,邢,阮 8畫 冼,卓,周,孟,季,宗,尚,屈,居,岳,延,性,易,於,林,武,秉,竺,邵,邱,金,門 9畫 侯,俞,冒,奕,姜,姚,律,施,柯,柏,柳,段,洪,胥,胡,范,茅,苗,英,茍,郁,韋,香 10畫 倪,倫,倓,凌,唐,夏,孫,容,席,徐,時,桂,格,殷,浦,海,涂,班,祝,秦,翁,耿,荀,袁,郝,郗,馬,高 11畫 區,商,崔,常,康,張,曹,梁,梅,淩,盛,章,莫,莊,許,連,郭,陳,陸,陶,章,鹿,麥 12畫 傅,勞,喻,喬,堯,嵇,彭,惲,景,曾,游,湯,焦,程,童,舒,華,虛,覃,費,賀,辜,逯,鈕,項,馮,黃 13畫 慈,戢,楚,楊,溥,溫,瑞,萬,經,葉,葛,董,虞,詹,賈,載,道,過,鄒,雷,靳 14畫 壽,廖,廕,榮,熊,端,翟,聞,臧,蓋,裴,褚,趙,齊 15畫 劉,樊,樂,歐,潘,滕,翦,蔣,蔡,衛,諸,鄭,鄧,魯,黎 16畫 盧,穆,蕭,諦,賴,錢,錫,閻,霍,鮑,龍 17畫 應,戴,檀,繆,薛,謝,賽,鍾,韓 18畫 瞿,簡,聶,薩,藍,豐,闕,顏,魏 19畫 龐,羅,譚,關 20畫 嚴,蘇,饒 21畫 續,酆,顧,龔 二畫 (丁,八,卜) 回頁首 丁 玲（蔣偉） 丁文江（在君） 丁文淵（月波） 丁石僧（懷瑾） 丁西林（巽甫） 丁治磐（似庵） 丁炳權（禦伯） 丁衍鏞（衍庸） 丁惟汾（鼎承） 丁開嶂（小川） 丁熊照（燿周） 丁福保（仲祜） 丁默村（勒生） 丁濟萬（蘭蓀） 丁聲樹（梧梓） 八指頭陀（敬安） 卜道明（士琦） 三畫 (上,于,尢,川,三) 回頁首 上官雲相（紀青） 于 斌（野聲） 于少卿（復先） 于右任（伯循） 于非闇（照） 于省吾（思泊） 于學忠（孝侯） 尢 列（少紈） 川島芳子（金壁輝） 三 毛（陳懋平） 四畫 (王,井,卞,太,孔,尹,巴,戈,文,方,毛,水) 回頁首 王 力（了一） 王 平（均一） 王 安（家安） 王 均（治平） 王 俊（達天） 王 宣（德齋） 王 洸（道之） 王 照（小航） 王 瑚（鐵珊） 王 瑩（喻志華） 王 賡（綬卿） 王 震（一亭） 王 襄（綸閣） 王 瀣（冬飲） 王人美（庶熙） 王士珍（聘卿） 王子壯（德本） 王公璵（宗璠） 王天培（植之） 王天鳴（天鳴） 王文華（電輪） 王世杰（雪艇） 王以哲（鼎方） 王占元（子春） 王平陵（仰嵩） 王正廷（儒堂） 王正黼（子文） 王永江（岷源） 王用賓（太蕤） 王立明 王任叔（志祈） 王光祈（潤璵） 王光逖（司馬桑敦） 王先謙（益吾） 王守競（井然） 王竹溪 王仲裕 王兆槐（鐵庵） 王伯群（文選） 王克敏（叔魯） 王沛綸 王志信（篤修） 王育瑛（季雄） 王芃生（大楨） 王志莘（允令） 王亞南（漁 ） 王奉瑞（仲琳） 王宗山（登雲） 王法勤（勵齋） 王況裴（寧度） 王秉鈞（化南） 王和華（協亭） 王芸生 王長簡（師陀） 王柏齡（茂如） 王若飛（運生） 王重民（有三） 王家襄（幼山） 王振祖（嘯雲） 王健民 王唯農 王國華（亞農） 王國維（觀堂） 王崇植（受培） 王統照（劍三） 王造時（雄生） 王陵基（方舟） 王揖唐（賡） 王景岐（石孫） 王景春（兆熙） 王森然（大曼） 王雲五（岫廬） 王敬久（又平） 王毓文（曉民） 王詩琅（嗣郎） 王盡美（灼齊） 王賓章（宙卿） 王瑤卿（瑞臻） 王鳳喈 王德昭 王撫洲（公簡） 王稼祥（嘉祥） 王魯彥（忘我） 王曉籟（孝賚） 王樹柟（晉卿） 王樹常（庭五） 王樹聲（宏信） 王澤民（壽輝） 王獨清 王懋功（東成） 王爵榮（覺容） 王禮錫（庶三） 王闓運（壬秋） 王寵惠（亮疇） 王懷慶（懋宣） 王贊斌（佐才） 王獻唐（琯） 王耀武（佐民） 王纘緒（治易） 井勿幕（文淵） 卞壽孫（白眉） 太 虛（唯心） 孔 庚（昭煥） 孔祥熙（庸之） 孔憲榮（耀宸） 尹 俊（杰夫） 尹 達（劉耀） 尹仲容（國墉） 尹呈輔（振之） 尹昌衡（太昭） 尹述賢（思齊） 尹贊勛（建猷） 巴壺天 戈公振（春霆） 文 群（詔雲） 文重孚（雨樓） 文朝籍（薌銘） 方 方（思 ） 方 治（希孔） 方 策（定中） 方 豪（杰人） 方先覺（子珊） 方孝岳（時喬） 方志敏（遠鎮） 方東美（珣） 方振武（叔平） 方鼎英（伯雄） 方聲濤（韻松） 毛人鳳（齊五） 毛子水（準） 毛以亨（公惺） 毛光翔（群麟） 毛岸英（楊永福） 毛秉文（慈衡） 毛楚雄 毛澤民（潤蓮） 毛澤東（潤之） 毛澤覃（潤菊） 毛澤建（達湘） 水 心（公白） 五畫 (丘,包,司,古,史,左,甘,田,白,皮,石) 回頁首 丘元武（良飴） 丘念台（伯琮） 丘國珍（聘之） 丘逢甲（倉海） 丘瓊蓀（琪） 包天笑（公毅） 包明叔 包惠僧（道亨） 包華國 包遵彭（龍溪） 司徒美堂（羨意） 司徒慧敏（銘柱） 司馬文森（馬霖） 古應芬（勷勤） 史 良（存初） 史尚寬（旦生） 史東山（匡韶） 史量才（家修） 左 權（紀權） 左舜生（學訓） 左曙萍（庶平） 甘乃光（自明） 甘祠森（永柏） 甘家馨（友蘭） 甘麗初（日如） 田 桐（梓琴） 田 漢（壽昌） 田中玉（韞山） 田炯錦（雲青） 田耕莘（聘三） 田培林（伯蒼） 田頌堯（見龍） 田崑山（蘊玉） 白 采（童漢章） 白 朗（朗齋） 白 燕（陳玉屏） 白 薇（黃彰） 白季眉（祚恆） 白眉初（月恆） 白崇禧（健生） 白雲梯（巨川） 白鎮瀛（滌洲） 白聖法師（胡必康） 皮以書 皮宗敢（君三） 石 瑛（蘅青） 石 覺（為開） 石友三（漢章） 石青陽（蘊光） 石建中（殿揚） 石祖德（蘊煒） 石評梅（汝璧） 石超庸（熲） 石敬亭（筱珊） 六畫 (伍,任,匡,印,吉,向,安,成,曲,朱,江,艾) 回頁首 伍 五（天緯） 伍 達（博純） 伍光建（君朔） 伍廷芳（秩庸） 伍連德（星聯） 伍朝樞（梯雲） 伍誠仁（克齋） 伍憲子（文琛） 任可澄（志清） 任卓宣（啟彰） 任凱南（拱辰） 任弼時（培國） 任援道（亮才） 任劍輝（麗初） 任鴻雋（叔永） 任顯群（家騮） 匡互生（日休） 印光大師（聖量） 吉星文（紹武） 吉鴻昌（恆立） 向 楚（先喬） 向 達（覺明） 向忠發（仲發） 向愷然 向賢德（毅庵） 向警予（俊賢） 安 波 安 舜（賓堯） 成仿吾（灝） 曲同豐（偉卿） 曲滋綱 朱 洗（玉文） 朱 淇（季鍼） 朱 深（博淵） 朱 湘（子沅） 朱 瑞（介人） 朱 德（玉階） 朱 霖（君復） 朱元鼎（繼炤） 朱少屏（葆康） 朱文伯（作人） 朱生豪 朱光潛（孟實） 朱兆莘（鼎青） 朱自清（佩弦） 朱希祖（逿光） 朱和中（子英） 朱東潤（世溱） 朱皆平（泰信） 朱家驊（騮先） 朱祖謀（彊 ） 朱起鳳（丹九） 朱執信（大符） 朱培德（益之） 朱啟鈐（桂莘） 朱紹良（一民） 朱雲影（孔澤） 朱暉日（步雲） 朱鼎卿 朱經農（經） 朱葆三（佩珍） 朱履龢（笑山） 朱慶瀾（子橋） 朱學曾（文伯） 朱謙之（情牽） 朱懷冰 朱鏡宙（鐸民） 朱寶熙 朱蘊山（錫藩） 朱霽青（紀卿） 江 杓（星初） 江 庸（翊雲） 江 謙（易園） 江亢虎（洪水） 江文也（文彬） 江良規 江朝宗（宇澄） 艾 偉（險舟） 艾思奇（李生萱） 牟世金 七畫 (何,但,佟,余,冷,利,吳,呂,宋,岑,李,杜,沙,沈,汪,狄,良,言,谷,辛,邢,阮) 回頁首 何 彤（葵明） 何 東（啟東） 何 宣（嘯天） 何 容（兆熊） 何 啟（沃生） 何 廉（淬廉） 何 賢 何 魯（奎垣） 何 鍵（芸樵） 何成濬（雪竹） 何孝元（達峰） 何佩瑢（達峰） 何其芳（永芳） 何其鞏（克之） 何思源（仙槎） 何柱國（鑄戈） 何炳松（伯臣） 何香凝（瑞諫） 何浩若（孟吾） 何基灃（芑蓀） 何魯之 何輯五（應瑞） 何應欽（敬之） 何聯奎（子星） 但 燾（植之） 佟麟閣（捷三） 余又蓀（錫嘏） 余井塘（愉） 余日章 余伯泉（子龍） 余叔岩（第祺） 余秋里 余家菊（景陶） 余紹宋（越園） 余程萬（石堅） 余嘉錫（季豫） 余漢謀（幄奇） 冷 欣（容庵） 利銘澤 吳 石（虞薰） 吳 永（漁川） 吳 康（敬軒） 吳 （辰伯） 吳 梅（瞿安） 吳 虞（又陵） 吳 瀛（景洲） 吳三連（江雨） 吳大羽 吳化文（紹周） 吳文藻（渭樞） 吳火獅 吳玉章（樹人） 吳光新（自堂） 吳兆棠（昭讜） 吳兆麟（畏三） 吳有訓（正之） 吳伯超（縷述） 吳伯簫（熙成） 吳廷燮（向之） 吳佩孚（子玉） 吳佩明 吳奇偉（梧生） 吳忠信（禮卿） 吳承仕（檢齋） 吳昌碩（倉石） 吳芳吉（碧柳） 吳金鼎（禹銘） 吳若安（杏寶） 吳俊陞（興權） 吳南如（炳文） 吳南軒（冕） 吳國楨（峙之） 吳基福 吳曼君（敬儀） 吳梅 吳尊賢 吳景濂（蓮白） 吳欽烈（景直） 吳湖帆（倩菴） 吳詠香 吳貽芳（冬生） 吳慎機（審璣） 吳敬恆（稚暉） 吳新榮（史民） 吳煥章 吳經熊（德生） 吳道鎔（玉臣） 吳鼎昌（達詮） 吳鼎新（濟芳） 吳嘉棠 吳輝生（曙光） 吳濁流（饒 ） 吳瀚濤（滌愆） 吳耀宗（叔海） 吳蘊初（葆元） 吳鐵城 呂 復（健秋） 呂公望（戴之） 呂志伊（天民） 呂彥直（仲宜） 呂思勉（誠之） 呂海寰（競宇） 呂振羽（一清） 呂煥炎（光奎） 呂瑞英（毅甫） 呂壽琨（玉甫） 呂碧城（寶蓮） 呂競存（鏡秋） 宋 達（映潭） 宋子文 宋之的（汝昭） 宋希尚（達庵） 宋邦榮（漢崢） 宋春舫 宋郁文（湘） 宋哲元（明軒） 宋教仁（遯初） 宋雲彬（佩韋） 宋漢章（魯） 宋慶齡（慶琳） 宋藹齡（愛琳） 岑仲勉（銘恕） 岑春 （雲階） 岑維休（熙堂） 李 文（質吾） 李 杜（植初） 李 純（秀山） 李 棠（浣生） 李 詳（審言） 李 達（鶴鳴） 李 銘（馥蓀） 李 燊（曉炎） 李 彌（炳仁） 李 濟（濟之） 李 鴻（健飛） 李 覺（雲波） 李 儼（樂知） 李大本（培元） 李大釗（守常） 李小龍（振藩） 李士群 李中襄（立侯） 李公樸（永祥） 李及蘭（治方） 李少陸 李文範（君佩） 李方桂 李先洲（守瀛） 李四光（仲揆） 李平書（安曾） 李玉堂（瑤階） 李生達（舒民） 李石岑（邦藩） 李立三（敏然） 李光前（玉昆） 李光濤 李先聞 李次生（錫生） 李旭初（昀） 李何林（延壽） 李伯釗（戈麗） 李志鵬（程九） 李求恩 李良榮（良安） 李亞農（幹滋） 李劼人（家祥） 李叔同（弘一） 李宗仁（德鄰） 李宗黃（伯英） 李延年（吉甫） 李抱忱（飽塵） 李明灝（仲堅） 李服膺（慕顏） 李林風（霖） 李金髮（淑良） 李厚基（培之） 李品仙（鶴齡） 李建興（紹唐） 李思浩（贊侯） 李春生 李紀堂（寶倫） 李苦禪（超三） 李郁廷（開文） 李家鈺（其相） 李振清（仙洲） 李書城（曉園） 李書華（潤章） 李根源（印泉） 李烈鈞（協和） 李健吾（劉西渭） 李參育（國權） 李國良（兆彬） 李國欽（炳麟） 李培基（涵礎） 李崇年（重岩） 李曼瑰（雨初） 李梅樹 李盛鐸（椒微） 李祥祿（子宜） 李竟容（小蒼） 李符桐 李富春（一秋） 李惠堂（光樑） 李揚敬（欽甫） 李景林（芳宸） 李登輝（騰飛） 李雲杰（俊三） 李嗣璁（蔭翹） 李敬齋（敬栽） 李煜堂（文奎） 李煜瀛（石曾） 李瑞清（梅盦） 李經方（伯行） 李經羲（仲仙） 李經邁（季皋） 李萬居（孟南） 李運成（樹功） 李鼎新（承梅） 李壽雍（震東） 李漢魂（伯豪） 李熙謀（振吾） 李福林（登同） 李綺庵 李維漢（羅邁） 李銘鼎（著九） 李儀祉（宜之） 李劍農（德生） 李廣田（洗岑） 李德全 李潤沂（浴之） 李樸生（沃齡） 李樹芬 李樹森（朝贇） 李應林（笑庵） 李濟深（任潮） 李懷民 李韞珩（抱冰） 杜 鏞（月笙） 杜元載（賡之） 杜光塤（毅伯） 杜聿明（光亭） 杜亞泉（高勞） 杜品山 杜重遠 杜從戎（步仁） 杜斌丞（丕功） 杜錫珪（慎丞） 杜寶晉（伯鐸） 沙千里（重遠） 沙學浚（道夷） 沈 怡（君怡） 沈 壽（雪君） 沈力揚（君強） 沈尹默（秋明） 沈亦雲（景英） 沈向奎（紫文） 沈西苓（學誠） 沈宗瀚（海槎） 沈定一（玄廬） 沈兼士 沈剛伯 沈恩孚（信卿） 沈祖榮（紹箕） 沈從文（岳煥） 沈曾植（子培） 沈發藻（思魯） 沈鈞儒（衡山） 沈雲龍（耘農） 沈鴻烈（成章） 汪 怡（一庵） 汪 東（旭初） 汪大燮（伯唐） 汪光堯（敬陶） 汪兆銘（精衛） 汪兆鏞（憬吾） 汪振聲（楞伯） 王笑儂（孝農） 汪敬熙（緝齋） 汪榮寶（袞甫） 汪鳳藻（雲章） 汪聲玲（筱岩） 狄 膺（君武） 良 弼（賚臣） 言菊朋（仰山） 谷正倫（紀常） 谷正鼎（銘樞） 谷鳳翔（歧山） 辛志平 邢契莘 阮性存（荀伯） 阮玲玉（玉英） 車向忱（慶和） 八畫 (冼,卓,周,孟,季,宗,尚,屈,居,岳,延,性,易,於,林,武,秉,竺,邵,邱,金,門) 回頁首 冼玉清 冼星海 卓國華 周 仁（子競） 周 碞（奉璋） 周 璇（小紅） 周予同（毓懋） 周太玄（焯） 周日宣（淡游） 周立波（紹儀） 周兆棠（芾亭） 周西成（世傑） 周自齊（子廙） 周至柔（百福） 周佛海 周作人（豈明） 周志道（靖方） 周叔弢（暹） 周昌蕓（芸夫） 周信芳（麒麟童） 周建人（松壽） 周恭壽（銘久） 周恩來（翔宇） 周培智（寧捨） 周異斌（清溢） 周隆庠 周詒春（寄梅） 周榆瑞（予邃） 周雍能（靜齋） 周壽臣（長齡） 周福成（全五） 周瘦鵑（國賢） 周鳳岐（恭先） 周學昌（退庵） 周學熙（緝之） 周錫年 周應龍（家樸） 周鍾嶽（惺庵） 周鴻經（綸閣） 周鯁生（覽） 周鯨文（維魯） 孟 森（心史） 孟小冬（令輝） 孟述美 孟恩遠（曙村） 孟廣厚（ 如） 季源溥（匯川） 宗白華（之櫆） 尚小雲（德泉） 屈映光（文六） 屈萬里（翼鵬） 居 正（覺生） 居浩然（霞客） 岳維峻（西峰） 延國符（瑞琪） 性 願（古志） 易君左（家鉞） 易培基（寅村） 易順鼎（實甫） 於 達（憑遠） 林 尹（景伊） 林 虎（蔭清） 林 紓（琴南） 林 彪（毓容） 林 森（子超） 林 損（公鐸） 林 豪（嘉卓） 林 蔚（蔚文） 林 黛（程月如） 林一民 林子豐 林文慶（夢琴） 林可勝 林巧稚 林幼春（資修） 林白水（少泉） 林自西 林伯渠（祖涵） 林庚白（學衡） 林直勉（紹軒） 林芳年（精鏐） 林長民（宗孟） 林柏生（石泉） 林柏壽（季丞） 林述慶（頌亭） 林祖密（資鏗） 林國長（謨雄） 林康侯（祖瀾） 林逸聖（環海） 林頂立 林雲陔 林義順（發初） 林萬生（世奇） 林漢達（林濤） 林語堂（玉堂） 林徵祁（涵靜） 林樹藝（海瀾） 林謀盛 林徽因（徽音） 林翼中（家相） 林攀龍（南陽） 林獻堂（灌園） 林礪儒（繩直） 林繼庸（荷達） 武士敏 武泉遠（子哲） 秉 志（農山） 竺可楨（藕舫） 竺鳴濤（明道） 邵 光 邵力子（仲輝） 邵元沖（翼如） 邵百昌（筱珊） 邵洵美（雲龍） 邵荃麟（駿運） 邵飄萍（振青） 邱仰濬（瀹川） 邱昌渭（毅吾） 邱清泉（雨庵） 金天翮（松岑） 金仲華（孟如） 金兆梓（子敦） 金岳霖（龍蓀） 金問泗（純孺） 金問洙（通尹） 金曾澄（湘帆） 金善寶（湘帆） 金雄白（朱子家） 金毓黻（靜菴） 金維繫（幼輈） 金德洋（普仁） 門炳岳（湘文） 九畫 (侯,俞,冒,奕,姜,姚,律,施,柯,柏,柳,段,洪,胥,胡,范,茅,苗,英,茍,郁,韋,香) 回頁首 侯外廬（玉樞） 侯家源（甦民） 侯德榜（致本） 俞飛鵬（樵峰） 俞劍華（玉愚） 俞鴻鈞 冒廣生（鶴亭） 奕 劻 姜 琦（伯韓） 姜 貴（王林渡） 姜立夫（蔣佐） 姜桂題（翰卿） 姜登選（超六） 姚 琮（味辛） 姚 華（茫父） 姚文林（南枝） 姚永樸（仲實） 姚名達（達人） 姚雨平（宇龍） 姚崧齡（仲年） 姚從吾（士鰲） 宣鐵吾（惕我） 律鴻起 施北衡（伯衡） 施存統（復亮） 施肇基（植之） 柯劭忞（鳳蓀） 柏文蔚（烈武） 柳 青（劉蘊華） 柳大綱（紀如） 柳元麟（天風） 柳克述（劍霞） 柳亞子（棄疾） 柳直荀（克明） 柳無垢（小宜） 柳詒徵（翼謀） 柳際明（善） 段希文（經） 段承澤（繩武） 段芝貴（香巖） 段茂瀾（觀海） 段祺瑞（芝泉） 段輔堯（古樵） 段錫朋（書貽） 段霖茂（雨農） 洪 中（肇生） 洪 深（伯駿） 洪 業（煨蓮） 洪士奇（壯吾） 洪炎秋（槱） 洪遜欣 洪蘭友 胥立勛（次堯） 胡 風（張光人） 胡 素（白凡） 胡 蛟 胡 璉（伯玉） 胡 適（適之） 胡 蝶（瑞華） 胡 謙（戇忱） 胡也頻（崇軒） 胡小石（光煒） 胡元談（子靖） 胡文虎 胡文豹 胡玉縉（綏之） 胡伯翰（維屏） 胡宗南 胡宗鐸（今予） 胡明復（達） 胡長青 胡家鳳（秀松） 胡振甲 胡祖玉（拙如） 胡康民（家濟） 胡清才 胡惟德（馨吾） 胡厥文（保祥） 胡敦復 胡景翼（笠僧） 胡鄂公（新三） 胡愈之（學愚） 胡漢民（展堂） 胡維藩（凌雲） 胡慶育 胡毅生（毅） 胡樸安（韞玉） 胡禮垣（榮懋） 胡獻群（粹明） 胡耀邦 胡靈雨（若谷） 范文瀾（雲臺） 范玉書 范石生（筱泉） 范旭東（源讓） 范光啟（鴻仙） 范長江（希天） 范源廉（靜生） 范漢傑（其迭） 范馨香（欣薌） 茅 盾（沈雁冰） 茅以升（唐臣） 苗培成（告寶） 英 華（斂之） 英千里（驥良） 茍雲森 郁 華（曼陀） 郁達夫（文） 韋 愨（捧丹） 韋素園（漱園） 韋國清（邦寬） 香翰屏（墨林） 10畫 (倪,倫,倓,凌,唐,夏,孫,容,席,徐,時,桂,格,殷,浦,海,涂,班,祝,秦,翁,耿,荀,袁,郝,郗,馬,高) 回頁首 倪海曙（偉良） 倪貽德（尼特） 倪嗣沖（丹忱） 倫 明（哲如） 倓虛大師（王福庭） 凌純聲（民復） 凌叔華（瑞棠） 唐 縱（乃建） 唐 蘭（立厂） 唐文治（蔚芝） 唐生明（季澧） 唐生智（孟瀟） 唐守治（浩泉） 唐式遵（子晉） 唐君毅（毅伯） 唐俊德（生明） 唐紹儀（少川） 唐滌生（康年） 唐繼堯（蓂賡） 夏 威（煦蒼） 夏 鼐（作銘） 夏丏尊（鑄） 夏斗寅（靈炳） 夏光宇 夏季屏（成吾） 夏承燾（瞿禪） 夏重民 夏曾佑（穗卿） 夏敬觀（劍丞） 夏楚中（貫難） 夏瑞芳（粹芳） 孫 岳（禹行） 孫 武（葆仁） 孫 眉（德彰） 孫 科（哲生） 孫 楚（萃崖） 孫 震（定懋） 孫 鏡（鐵人） 孫本文（時哲） 孫伏園（福源） 孫冶方（宋亮） 孫洪伊（伯蘭） 孫洪芬（洛） 孫炳文（浚明） 孫桂籍 孫烈臣（贊堯） 孫連仲（仿魯） 孫健初（子乾） 孫寒冰（錫琪） 孫菊仙（寶臣） 孫道仁（退庵） 孫傳芳（馨遠） 孫殿英（魁元） 孫殿起（耀卿） 孫維世（光美） 孫德謙（受之） 孫蔚如 孫繩武（燕翼） 孫寶琦（慕韓） 孫蘭峰（畹九） 容 庚（希白） 容 閎 容有略（天碩） 席德進 席德懋（健侯） 徐 訏 徐 梁（任之） 徐 速（斌） 徐 堪（可亭） 徐 勤（君勉） 徐 箴（士達） 徐 謙（季龍） 徐 謨（叔謨） 徐世昌（菊人） 徐本生（本岐） 徐永昌（次宸） 徐仲年（家鶴） 徐旭生（炳昶） 徐志勖 徐志摩（章垿） 徐近之（希朗） 徐宗涑 徐宗漢（佩萱） 徐柏園 徐庭瑤（月祥） 徐海東（元清） 徐特立（懋恂） 徐祖詒（燕謀） 徐啟明（成） 徐紹棨（信符） 徐紹楨（固卿） 徐傅霖（夢巖） 徐復觀（秉常） 徐悲鴻（壽康） 徐新六（振飛） 徐源泉（克成） 徐道鄰（審交） 徐嘉瑞（夢麟） 徐調孚（驥） 徐樹錚（又錚） 徐懋庸（茂榮） 時子周（作新） 時昭瀛 桂永清（率真） 格桑澤仁 殷 夫（徐柏庭） 殷 同（桐聲） 殷海光（福生） 浦大邦 浦江清（君練） 海競強（載澂） 涂思宗（負我） 班 禪 祝秀俠（佛朗） 祝紹周（芾南） 秦邦憲（博古） 秦毓鎏（效魯） 秦德純（紹文） 翁文灝（詠霓） 翁俊明（寅清） 翁照垣（騰輝） 耿濟之（匡） 荀慧生（秉超） 袁水拍（光楣） 袁世凱（慰廷） 袁同禮（守和） 袁同疇（梧江） 袁克文（豹岑） 袁克定（雲臺） 袁希濤（觀瀾） 袁昌英（蘭紫） 袁牧之（家萊） 郝更生（延浚） 郝壽臣（瑞） 郝夢齡（錫九） 郝鵬舉（騰霄） 郗恩綏（一厂） 馬 良（相伯） 馬 良（子貞） 馬 浮（湛翁） 馬 衡（叔平） 馬 锳（幼坡） 馬公愚（範） 馬占山（秀芳） 馬伯援 馬君武（和） 馬廷英 馬步芳（子香） 馬步青（子雲） 馬明方（濟民） 馬其昶（通伯） 馬約翰 馬師曾（伯魯） 馬寅初（元善） 馬敘倫（夷初） 馬連良（溫如） 馬超俊（星樵） 馬壽華（木軒） 馬福祥（雲亭） 馬曉軍（翰東） 馬應彪 馬鴻逵（少雲） 馬鴻賓（子寅） 高 魯（曙青） 高仁山（寶壽） 高平子（君平） 高吉人 高君宇（尚德） 高廷梓 高志航 高步瀛（閬仙） 高奇峰 高芳先（天佐） 高拜石（芝翁） 高凌霨（澤畬） 高崇民（健國） 高惜冰（介清） 高鳳謙（夢旦） 高劍父（崙） 高慶奎（俊峰） 高鴻縉（笏之） 高鵬雲（翔溟） 11畫 (區,商,崔,常,康,張,曹,梁,梅,淩,盛,章,莫,莊,許,連,郭,陳,陸,陶,章,鹿,麥) 回頁首 區鳳墀（逢時） 商 震（啟予） 商衍鎏（藻亭） 崔書琴 崔震華（晢雲） 常恩多（獲三） 常燕生 康 生（張宗可） 康 澤（兆民） 康有為（長素） 康景濂（寶軒） 康樂三（毓英） 張 弛（勉中） 張 沖（淮南） 張 沖（雲鵬） 張 弧（岱杉） 張 炯（星舫） 張 貞（幹之） 張 純（紹寅） 張 軫（翼三） 張 鈁（伯英） 張 雲（樂緯） 張 詧（叔儼） 張 群（岳軍） 張 勳（少軒） 張 謇（季直） 張 鎮（真夫） 張 瀾（表方） 張 繼（溥泉） 張一 （仲仁） 張人傑（靜江） 張大千（爰） 張子柱（瀾洲） 張子高（芷皋） 張子揚 張之江（紫岷） 張元濟（菊生） 張天翼（元定） 張太雷（曾讓） 張丕介（聖和） 張永福 張世希（適兮） 張世祿（福崇） 張先培（心裁） 張自忠（藎忱） 張作相（輔忱） 張作霖（雨亭） 張伯苓（壽春） 張伯駒（家騏） 張克俠（樹棠） 張孝若（怡祖） 張孝騫（慎齋） 張廷諤（直卿） 張我軍（清榮） 張其昀（曉峰） 張其鍠（子武） 張季鸞（熾章） 張宗昌（效坤） 張宗祥（閬聲） 張定璠（伯璇） 張忠紱（子纓） 張明煒 張東凱（書閣） 張治中（文白） 張知本（懷九） 張金廷 張金鑑（明誠） 張長弓（英才） 張恨水（心遠） 張相文（蔚西） 張家樹（庭桂） 張奚若（熙若） 張振武（春山） 張振勳（弼士） 張振鷺（蘅若） 張效良（石徒） 張書旂（世忠） 張海平（步瀛） 張純明（鏡軒） 張茲闓（麗門） 張國淦（乾若） 張國燾（榿陰） 張紹曾（敬輿） 張莘夫（春恩） 張雪門 張彭春（仲述） 張惠長（錦威） 張景月（還峰） 張發奎（向華） 張善子（澤） 張善琨 張貴永（致遠） 張開儒（藻林） 張敬堯（勳臣） 張瑞貴（玉麟） 張資平 張道藩（衛之） 張鼎丞（福仁） 張嘉森（君勱） 張嘉璈（公權） 張壽鏞（伯頌） 張夢九（赤松子） 張維翰 張輔邦（衛蒼） 張聞天（應皋） 張厲生（少武） 張德粹（敬之） 張蔭梧（桐軒） 張蔭麟（素癡） 張輝瓚（石侯） 張勳亭 張學思（述卿） 張學華（漢三） 張學銘（西卿） 張樹聲（俊傑） 張篤倫（伯常） 張諝行（春笙） 張錫鑾（金波） 張靜愚（精一） 張默君（昭漢） 張應安（法賢） 張翼鵬（毓鯤） 張鴻烈（幼山） 張鴻鈞（秉衡） 張鎮芳（馨菴） 張懷芝（子忠） 張鏡影（繁昌） 張難先（輝灃） 張耀明 張齡佳 張繼高（緒阡） 張靈甫（鍾麟） 曹 錕（仲珊） 曹日暉 曹汝霖（潤田） 曹廷杰（彝卿） 曹亞伯（慶雲） 曹浩森（明魏） 曹善允 曹靖華（聯亞） 曹福林（樂山） 曹聚仁（挺岫） 梁 希（叔五） 梁 誠（震東） 梁 濟（巨川） 梁上棟（次楣） 梁士詒（燕蓀） 梁如浩（孟亭） 梁序昭 梁宗岱（菩根） 梁忠甲（子信） 梁思永 梁思成 梁容若（子美） 梁國藩（任宏） 梁啟超（任公） 梁寒操（均默） 梁敦厚（化之） 梁敦彥（崧生） 梁朝璣（逖儔） 梁敬錞（和鈞） 梁遇春（馭聰） 梁鼎芬（節庵） 梁鼎銘（協榮） 梁實秋（治華） 梁漱溟（煥鼎） 梁慶桂（小山） 梁鴻志（眾異） 梅光迪（覲莊） 梅思平（祖芬） 梅貽琦（月涵） 梅蘭芳（畹華） 淩鴻勛（竹銘） 盛 文（國輝） 盛世才（晉庸） 盛丕華 盛宣懷（杏蓀） 章 傑（微塵） 章 鈺（堅孟） 章 嘉 章乃器 章士釗（行嚴） 章廷謙（矛塵） 章宗祥（仲和） 章炳麟（太炎） 章浩若（懋萱） 章微穎（銳初） 章靳以（方序） 章鴻釗（愛存） 莫榮新（日初） 莫德惠（柳忱） 莊 嚴（尚嚴） 莊長恭（丕可） 莊前鼎（開一） 莊蘊寬（思緘） 許 璇（叔璣） 許世英（靜仁） 許世賢 許地山（落花生） 許克祥 許孝炎（伯農） 許季珂 許芥昱（芥子） 許南英（子蘊） 許恪士（本震） 許崇清（志澄） 許崇智（汝為） 許紹棣（萼如） 許欽文（繩堯） 許壽裳（季茀） 許滌新（聲聞） 許鳳藻（伯翔） 許廣平（漱園） 連 橫（雅堂） 連震東（定一） 郭 泉（鳳輝） 郭 筠（誦芬） 郭 澄（鏡秋） 郭 懺（悔吾） 郭大力 郭小川（丁雲） 郭永懷 郭克悌（書堂） 郭廷以（量宇） 郭沛藻（潤芝） 郭松齡（茂宸） 郭沫若（鼎堂） 郭秉文（鴻聲） 郭泰祺（復初） 郭國基 郭琳爽（啟棠） 郭紹虞（希汾） 陳 介（蔗青） 陳 武（翊中） 陳 垣（援庵） 陳 洵（述叔） 陳 衍（石遺） 陳 郁（旭貴） 陳 宧（二盦） 陳 烈（石經） 陳 策（籌碩） 陳 幹（明侯） 陳 源（西瀅） 陳 誠（辭修） 陳 儀（公俠） 陳 毅（仲弘） 陳 範（叔柔） 陳 賡（庶康） 陳 融（協之） 陳 璧（玉倉） 陳 籙（任先） 陳三立（散原） 陳士文（器先） 陳大悲（聽彝） 陳大齊（百年） 陳大慶（養浩） 陳中凡（鐘凡） 陳之邁 陳六使 陳公亮（錚） 陳公哲（哲生） 陳公博 陳友仁 陳天錫（遲莊） 陳少白（夔石） 陳世驤（石湘） 陳丕士 陳去病（慶麟） 陳布雷（訓恩） 陳光甫（輝德） 陳光遠（秀峰） 陳兆端（少華） 陳安寶（善夫） 陳伯陶（象華） 陳克華（德源） 陳孝威（向元） 陳步雲（守鋒） 陳芝馨（生庭） 陳其采（藹士） 陳其美（英士） 陳叔通（敬第） 陳固亭（保安） 陳季良（世英） 陳宗進（耀東） 陳延年（遐延） 陳明仁（子良） 陳果夫（祖燾） 陳泮嶺（峻峰） 陳非儂（景廉） 陳炳焜（舜琴） 陳炯明（競存） 陳振銑（君澤） 陳時英 陳素農（叔龍） 陳訓正（屺懷） 陳訓悆（叔兌） 陳國輝（耀臣） 陳寅恪 陳啟天（修平） 陳望道（參一） 陳紹禹（王明） 陳紹寬（厚甫） 陳逢源（南都） 陳嵐峰（岸浦） 陳弼臣 陳欽仁（青筠） 陳湛銓（青萍） 陳敬之（伯誠） 陳楚楠（連才） 陳煥章（重遠） 陳達元 陳嘉庚（甲庚） 陳嘉祐（護黃） 陳夢家（漫哉） 陳榮袞（耐庵） 陳肇英（雄夫） 陳銘德 陳銘樞（真如） 陳���雲（天游） 陳潭秋（雲先） 陳潤霖（夙荒） 陳蝶仙（栩園） 陳調元（雪軒） 陳質平 陳霆銳 陳樹人（銘） 陳樹人 陳獨秀（仲甫） 陳衡恪（師曾） 陳衡哲（莎菲） 陳錦君（克強） 陳錦濤（瀾生） 陳翰珍（香貽） 陳錫聯 陳靜濤（靜菴） 陳濟棠（伯南） 陳璧君（冰如） 陳寶泉（筱莊） 陳寶琛（伯潛） 陳繼承（武民） 陳夔龍（筱石） 陳鶴琴 陸 佑（弼臣） 陸 錦（繡山） 陸 蠡（聖泉） 陸小曼（眉） 陸志韋（保琦） 陸京士（之鎬） 陸侃如（衎廬） 陸宗輿（潤生） 陸建章（朗齋） 陸梅僧（冶倫） 陸費逵（伯鴻） 陸榮廷（幹卿） 陸徵祥（子興） 陶 鈞（子欽） 陶成章（煥卿） 陶行知（知行） 陶峙岳（紀常） 陶思曾（叔惠） 陶菊隱（孝宗） 陶滌亞（復初） 陶履謙（益生） 陶聲洋（溢中） 章伯鈞 鹿鍾麟（瑞伯） 麥煥章（慕堯） 12畫 (傅,勞,喻,喬,堯,嵇,彭,惲,景,曾,游,湯,焦,程,童,舒,華,虛,覃,費,賀,辜,逯,鈕,項,馮,猶,黃) 回頁首 傅 雷（怒安） 傅式說（築隱） 傅作義（宜生） 傅京孫 傅抱石（瑞麟） 傅秉常（褧裳） 傅斯年（孟真） 傅筱庵（宗耀） 傅增湘（沅叔） 傅樂成（秀實） 傅懋勣（茲嘉） 勞乃宣（玉初） 勞冠英（方成） 喻英奇（偉精） 喬 宏（紀侃） 喬大壯（曾劬） 喬冠華（喬木） 堯樂博士（景福） 嵇文甫（明） 彭 湃（漢育） 彭 襄（海厂） 彭位仁（誠一） 彭佐熙（民雍） 彭家珍（席儒） 彭家煌（蘊生） 彭雪楓（守道） 彭德懷（得華） 彭醇士（康祺） 彭戰存（鐵如） 彭澤民（錦泉） 惲逸群（鑰勛） 景定成（梅九） 曾 琦（慕韓） 曾 樸（孟樸） 曾今可（國珍） 曾仲鳴 曾昭掄（叔偉） 曾昭燏 曾約農 曾習經（剛甫） 曾養甫（憲浩） 曾澤生 曾錫珪 曾舉直（紀鈸） 曾擴情（慕沂） 曾寶蓀（平芳） 游國恩（澤承） 游彌堅（柏） 湯 叡（覺頓） 湯化龍（濟武） 湯用彤（錫予） 湯恩伯（克勤） 湯國黎（素瑩） 湯惠蓀（錫福） 湯壽潛（蟄仙） 湯爾和（槱） 湯薌銘（住心） 焦 瑩（斐瞻） 焦易堂（希孟） 焦菊隱（承志） 程 克（仲漁） 程 潛（頌雲） 程天固 程天放（學愉） 程其保（稚秋） 程家檉（韻蓀） 程發軔（旨雲） 程硯秋（菊儂） 程德全（雪樓） 程璧光（啟恆） 童冠賢（啟顏） 童書業（丕繩） 童第周（蔚孫） 童錫梁（梅岑） 舒舍予（慶春） 舒巷城（王深泉） 舒新城（玉山） 舒適存 舒繡文（彩雲） 華羅庚 虛雲和尚 覃 振（理鳴） 費 鞏（香曾） 費 驊（之驊） 賀 龍（雲卿） 賀子珍（自珍） 賀昌群（藏雲） 賀衷寒（君山） 賀國光（元靖） 賀揚靈（培心） 賀耀組（貴嚴） 辜湯生（鴻銘） 逯欽立（卓亭） 鈕永建（惕生） 項 英（德隆） 項致莊（宗羽） 馮 如（鼎三） 馮 庸（獨慎） 馮 簡（君策） 馮 鏗（嶺梅） 馮文炳（廢名） 馮平山（朝安） 馮玉祥（煥章） 馮自由（建華） 馮志翔 馮沅君（恭蘭） 馮承鈞（子衡） 馮治安（仰之） 馮治安（策三） 馮家昇（伯平） 馮國璋（華甫） 馮康侯（彊） 馮雪峰（福春） 馮軼裴（寶楨） 馮德麟（麟閣） 猶國才（用儂） 黃 自（今吾） 黃 侃（季剛） 黃 郛（膺白） 黃 焯（耀先） 黃 節（晦聞） 黃 維（悟我） 黃 興（克強） 黃 濤 黃乃裳（黻丞） 黃土水 黃仁霖 黃及時 黃天鵬（鵬） 黃少強（宜仕） 黃文弼（仲良） 黃世仲（小配） 黃占魁（纘軒） 黃永安（大定） 黃光銳 黃仲涵（泰源） 黃旭初 黃百器（八妹） 黃百韜（煥然） 黃谷柳（冬青） 黃伯樵（國祥） 黃季陸（學典） 黃宗仰（中央） 黃宗霑（宗沾） 黃昌榖（貽蓀） 黃炎培（任之） 黃秉衡 黃奕住（奕柱） 黃珍吾（靜山） 黃純青（炳南） 黃般若（鑑波） 黃國書（焱生） 黃國樑（日如） 黃紹竑（季寬） 黃復生（位堂） 黃朝琴（蘭亭） 黃琪翔（毅行） 黃華表（二明） 黃楚九（承乾） 黃賓虹（質） 黃遠庸（為基） 黃蒙田（草予） 黃慕松 黃錫銓（南生） 黃鍾瑛（贊侯） 黃鎮球（劍靈） 黃廬隱（英） 黃藥眠（訪） 13畫 (慈,戢,楚,楊,溥,溫,瑞,萬,經,葉,葛,董,虞,詹,賈,載,道,過,鄒,雷,靳) 回頁首 慈航法師（艾繼棠） 戢翼翹（勁成） 楚溪春（晴波） 楊 圻（雲史） 楊 杰（耿光） 楊 度（皙子） 楊 剛（季徵） 楊 森（子惠） 楊 逵（貴） 楊 銓（杏佛） 楊 潮（廉政） 楊 騷（維銓） 楊士琦（杏誠） 楊小樓（嘉訓） 楊之華（杜寧） 楊天驥（千里） 楊王鵬（子鬯） 楊仙逸（學華） 楊永泰（暢卿） 楊玉如（寶珊） 楊石先（紹曾） 楊光泩 楊守敬（惺吾） 楊希閔（紹基） 楊步偉（韶卿） 楊昌濟（懷中） 楊明軒（荃駿） 楊虎城（虎臣） 楊宣誠（樸園） 楊家瑜（瑾叔） 楊家駱 楊匏安（麟燾） 楊庶堪（滄白） 楊揆一（默庵） 楊開慧（霞） 楊愛源（星如） 楊靖宇（馬尚德） 楊粲三（培英） 楊端六（勉） 楊增新（鼎臣） 楊賢江（英甫） 楊樹莊（幼京） 楊樹達（遇夫） 楊鍾健（克強） 楊寶乾（任天） 楊鶴齡（禮遐） 溥 儀（浩然） 溥 儒（心畬） 溫宗堯（欽甫） 瑞 澂（莘儒） 萬國賓 萬福麟（壽山） 萬耀煌（武樵） 經亨頤（子淵） 葉 飛（啟亨） 葉 挺（希夷） 葉 琪（翠微） 葉 肇（伯芹） 葉公超（崇智） 葉君健（馬干） 葉昌熾（菊裳） 葉恭綽（譽虎） 葉景葵（揆初） 葉開鑫（競秋） 葉會西（永蓁） 葉楚傖（小鳳） 葉聖陶（紹鈞） 葉劍英（滄白） 葉德輝（煥彬） 葉霞翟（蘋） 葉靈鳳（韞璞） 葛敬恩（湛侯） 董 釗（介生） 董 康（授經） 董 霖（為公） 董文琦（潔忱） 董必武（賢琮） 董同龢 董守義 董作賓（彥堂） 董彥平（芝芳） 董英斌（憲章） 董振堂（紹仲） 董浩雲（兆榮） 董樹藩（建屏） 董顯光 虞 愚（汀舫） 虞洽卿（和德） 詹天佑（眷誠） 賈士毅（荊齋） 賈景德（煜如） 賈德耀（昆庭） 載 洵 載 濤（野雲） 載 灃（伯涵） 道 安 過探先 鄒 洪（若虛） 鄒 琳（玉林） 鄒 魯（海濱） 鄒文海（景蘇） 鄒作華（岳樓） 鄒濟勳（孝威） 鄒韜奮（恩潤） 雷 震（儆寰） 雷沛鴻（賓南） 雷法章 雷嘯岑 雷寶華（孝實） 靳雲鵬（翼青） 靳雲鴞（薦青） 14畫 (壽,廖,廕,榮,熊,端,翟,聞,臧,蓋,裴,褚,趙,齊) 回頁首 壽 鑈（石工） 廖 平（季平） 廖 磊（燕農） 廖仲愷（恩煦） 廖承志（何柳華） 廖夢醒（仙霏） 廖漢臣（毓文） 廖繼春 廖耀湘 廕 昌（午樓） 榮 慶（華卿） 榮光興（麟閣） 榮宗敬（宗錦） 榮德生（宗銓） 熊 恢（琢如） 熊 斌（哲明） 熊十力（子貞） 熊式輝（天翼） 熊佛西（福禧） 熊克武（錦帆） 熊希齡（秉三） 熊育錫（純如） 熊秉坤（戴乾） 熊得山（子奇） 熊綬春（霖生） 熊慶來（迪之） 熊德基（鑒堂） 端木愷（鑄秋） 翟紹武（承烈） 聞一多（多） 臧啟芳（哲軒） 臧廣恩（伯京） 蓋叫天（張英傑） 裴文中（明華） 裴學海（會川） 褚民誼（明遺） 褚輔成（慧僧） 趙 丹（鳳翱） 趙 冰（蔚文） 趙 倜（周人） 趙 恭 趙 琛（韻逸） 趙 熙（堯生） 趙元任（宣仲） 趙正平（厚生） 趙世炎（琴蓀） 趙守鈺（友琴） 趙志垚（塙士） 趙叔愚（崇鼎） 趙承綬（印甫） 趙秉鈞（智庵） 趙恆惕（夷午） 趙家驤（大偉） 趙振洲（冠五） 趙連芳（蘭屏） 趙景深（旭初） 趙棣華（同連） 趙滋蕃（文壽） 趙登禹（舜臣） 趙煦雍 趙萬里（斐雲） 趙爾巽（次珊） 趙聚鈺（孟完） 趙鳳昌（竹君） 趙樹理（樹禮） 趙龍文（遯庵） 趙戴文（次隴） 趙麗蓮（惠敏） 趙覺民 趙鐵寒 齊白石（璜） 齊如山 齊學啟（夢賚） 齊燕銘（振勛） 齊燮元（撫萬） 齊鐵恨（勛） 15畫 (劉,樊,樂,歐,潘,滕,翦,蔣,蔡,衛,諸,鄭,鄧,魯,黎) 回頁首 劉 三（宗龢） 劉 峙（經扶） 劉 復（半農） 劉 斐（為章） 劉 湘（甫澄） 劉 戡（麟書） 劉 煒（偉吾） 劉士毅（任夫） 劉大中 劉大白（金慶棪） 劉大杰（修士） 劉大鈞（季陶） 劉元勳（洵） 劉天華（壽椿） 劉少奇（作黃） 劉文典（叔雅） 劉文島（塵蘇） 劉文輝（自乾） 劉方矩（與絜） 劉仙舟（振華） 劉永福（淵亭） 劉永濟（弘度） 劉玉章（麟生） 劉玉麟（運道） 劉仲荻（崇逖） 劉多荃（芳波） 劉存厚（積之） 劉守中（允丞） 劉成禺（問堯） 劉成勳（禹九） 劉汝明（子亮） 劉汝珍（子瑞） 劉百閔（學遜） 劉西蝶 劉伯承（明��） 劉伯明（經庶） 劉廷芳（亶生） 劉廷琛（幼雲） 劉志丹（子丹） 劉攻芸（駟業） 劉亞樓（興昌） 劉和鼎（波鳴） 劉尚清（海泉） 劉雨卿（獻廷） 劉侯武 劉冠雄（子英） 劉建緒（恢先） 劉珍年（儒席） 劉紀文（兆銘） 劉茂恩（書霖） 劉郁芬（蘭江） 劉師培（光漢） 劉振東（鐸山） 劉迺仁 劉紹唐（宗向） 劉偉民 劉健群（席儒） 劉國鈞（金生） 劉國運 劉啟光（明遠） 劉啟瑞 劉崇鋐（壽民） 劉揆一（霖生） 劉敦楨（士能） 劉湛恩 劉雲瀚 劉尊棋（質文） 劉傳來 劉瑞恆（月如） 劉翰東（維之） 劉膺古（邦銳） 劉鴻生 劉鎮華（雪亞） 劉顯世（經碩） 劉麟生（宣閣） 樊增祥（樊山） 樂 幹（書田） 樂嘉藻（彩臣） 歐 震（雨辰） 歐陽漸（竟旡） 歐陽駒（惜白） 歐陽予倩（南杰） 潘 貫（凌雲） 潘 復（馨航） 潘公展 潘天壽（大頤） 潘文華（仲三） 潘仰山（世經） 潘光旦（仲昂） 潘序倫（秩四） 潘秀仁（箴四） 潘梓年（任庵） 潘廉方 潘達微（鐵蒼） 潘漠華（愷堯） 潘漢年（健行） 滕 固（若渠） 翦伯贊（商辛） 蔣 彝（仲雅） 蔣中正（介石） 蔣方震（百里） 蔣伏生 蔣光慈（如恆） 蔣光鼐（憬然） 蔣作賓（雨巖） 蔣伯誠（志迪） 蔣孝勇 蔣廷黻 蔣建白（樹勛） 蔣翊武（伯夔） 蔣尊簋（伯器） 蔣渭水（雪谷） 蔣經國（建豐） 蔣鼎文（銘三） 蔣夢麟（孟鄰） 蔣鋤歐（訴心） 蔡 暢（咸熙） 蔡 鍔（松坡） 蔡元培（孑民） 蔡公時（虎癡） 蔡廷幹（耀堂） 蔡廷鍇（賢初） 蔡和森（潤寰） 蔡炳炎（孑遺） 蔡培火（峰山） 蔡智堪（扁） 蔡滋浬 蔡楚生（重華） 蔡慶華（泰峰） 蔡濟民（幼襄） 衛立煌（俊如） 衛挺生（琛甫） 諸宗元（貞長） 談荔孫（丹崖） 鄭介民（杰夫） 鄭天挺（毅生） 鄭天錫（茀庭） 鄭水心（天健） 鄭伯奇（隆謹） 鄭孝胥（蘇戡） 鄭宗海（曉滄） 鄭品德（錦豪） 鄭彥棻 鄭炳庚（煥平） 鄭貞文（幼坡） 鄭振鐸（西諦） 鄭曼青（岳） 鄭通和（西谷） 鄭震宇 鄭觀應（官應） 鄧 拓（右任） 鄧 剛（君毅） 鄧 發（元釗） 鄧 鏗（仲元） 鄧子恢 鄧中夏（仲澥） 鄧之誠（文如） 鄧公玄（太初） 鄧火土 鄧家彥（孟碩） 鄧散木（鈍鐵） 鄧萃英（芝園） 鄧演達（擇生） 鄧肇堅 鄧蔭南（松盛） 鄧澤如 鄧錫侯（晉康） 鄧龍光（劍泉） 鄧藝孫（繩侯） 鄧寶珊（瑜） 魯 迅（周樹人） 魯 易（其昌） 魯道源（子泉） 魯實先（佑昌） 魯滌平（詠安） 黎 傑（子俊） 黎元洪（宋卿） 黎烈文 黎錦暉（均荃） 黎錦熙（劭西） 16畫 (盧,穆,蕭,諦,賴,錢,錫,閻,霍,鮑,龍) 回頁首 盧 前（冀野） 盧 弼（慎之） 盧 靖（木齋） 盧 漢（漢邦） 盧 醒（煥然） 盧 燾（啟熹） 盧元駿（聲伯） 盧永祥（子嘉） 盧次倫（月池） 盧作孚 盧致德 盧戇章（雪樵） 穆湘玥（藕初） 蕭 三（子暲） 蕭 紅（張迺瑩） 蕭 軍（劉鴻霖） 蕭 乾（坤和） 蕭 瑜（子昇） 蕭一山 蕭公權 蕭友梅（雪朋） 蕭文鐸（震東） 蕭吉珊 蕭同茲（異） 蕭佛成（鐵橋） 蕭長華（寶銘） 蕭勁光（玉成） 蕭振瀛（仙閣） 蕭楚女（秋） 蕭毅肅 蕭冀勉 蕭耀南（珩珊） 諦閑大師（古虛） 賴 和（河） 賴心輝（德祥） 賴世璜（肇周） 賴名湯（曉庵） 賴景瑚（璉） 賴傳湘（鎮之） 賴際熙（煥文） 錢 穆（賓四） 錢 蘋（澗清） 錢大鈞（慕尹） 錢公來（希古） 錢天鶴（汝濤） 錢永銘（新之） 錢玄同（夏） 錢其琛（公南） 錢卓倫（企裴） 錢宗澤（慕霖） 錢昌照（乙藜） 錢松喦（芑廬） 錢思亮（惠疇） 錢納水（鐵如） 錢能訓（幹丞） 錢基博（子泉） 錫 良（清弼） 閻錫山（伯川） 霍揆彰（嵩山） 霍寶樹（亞民） 鮑少游（紹顯） 鮑貴卿（霆九） 龍 雲（志舟） 龍冠海（程芙） 龍濟光（子誠） 17畫 (應,戴,檀,繆,薛,謝,賽,鍾,韓) 回頁首 應修人（麟德） 戴 笠（雨農） 戴 戟（孝悃） 戴 戡（循若） 戴之奇 戴玄之（祖興） 戴仲玉 戴安瀾（海鷗） 戴君仁（靜山） 戴望舒（夢歐） 戴逸青（雪崖） 戴傳賢（季陶） 戴愧生 戴粹倫 檀自新（靜華） 繆 斌（弼丞） 繆荃孫（炎之） 繆培南（經成） 繆鳳林（贊虞） 薛仙舟（頌瀛） 薛光前 薛篤弼（子良） 薛覺先（作梅） 謝 持（銘三） 謝六逸（無堂） 謝伯昌 謝俠遜（宣） 謝冠生 謝洪賚（寄塵） 謝英伯 謝家榮（季驊） 謝晉元（中民） 謝國城（萬里） 謝國楨（剛玉） 謝貫一（國瑛） 謝無量（希范） 謝壽康（次彭） 謝奮程（英士） 謝瀛洲（仙庭） 謝覺哉（澤琛） 謝纘泰（聖安） 賽金花（趙彩雲） 鍾 毅（天任） 鍾貢勛 鍾理和（鍾錚） 鍾皎光（高光） 鍾榮光（惺可） 鍾憲鬯（觀光） 鍾應梅（橤園） 韓文舉（孔庵） 韓光第（斗瞻） 韓國鈞（紫石） 韓復渠（向方） 韓漢英（平夷） 韓德勤（楚箴） 韓駿傑（致千） 韓麟春（芳辰） 18畫 (瞿,簡,聶,薩,藍,豐,闕,顏,魏) 回頁首 瞿秋白（霜） 瞿鴻禨（子玖） 簡又文（永真） 簡朝亮（竹居） 聶 耳（守信） 聶其杰（雲臺） 薩本棟（亞棟） 薩孟武（本炎） 薩鎮冰（鼎銘） 藍天蔚（秀豪） 藍文徵（孟博） 藍嘯聲（鵬翔） 藍蔭鼎 豐子愷（嬰行） 闕漢騫（撥雲） 顏惠慶（駿人） 顏福慶（克卿） 魏 易（沖叔） 魏金枝（義雲） 魏建功（天行） 魏重慶 魏道明（伯聰） 簡玉階 簡照南（肇章） 19畫 (龐,羅,譚,關) 回頁首 龐炳勳（更陳） 羅 列（冷梅） 羅 奇（振西） 羅 剛（隱柔） 羅 庸（膺中） 羅 淑（世彌） 羅文榦（鈞任） 羅竹風（震寰） 羅佩金（鎔軒） 羅卓英（慈威） 羅宗洛 羅明佑 羅香林（元一） 羅家倫（志希） 羅師楊（幼山） 羅振玉（雪堂） 羅根澤（雨亭） 羅常培（莘田） 羅揚鞭（奇峰） 羅隆基（努生） 羅瑞卿 羅榮桓（雅懷） 羅福星（東亞） 羅福頤（子期） 羅廣文 羅翼群（道賢） 譚 邃（君密） 譚人鳳（石屏） 譚平山（鳴謙） 譚何易（且觀） 譚伯羽（翊） 譚延闓（組安） 譚浩明（月波） 譚富英（豫升） 譚道源（逸如） 譚曙卿（鎮湘） 譚鑫培（小叫天） 關 良（南亭） 關仁甫（漢） 關吉玉（佩恆） 關麟徵（雨東） 20畫 (嚴,蘇,饒) 回頁首 嚴 重（立三） 嚴 修（範孫） 嚴 復（幾道） 嚴一萍（萍廬） 嚴孝章 嚴保三（際鑑） 嚴慶齡 蘇甲榮（演存） 蘇兆徵（紹曾） 蘇成德（美一） 蘇炳文（翰章） 蘇曼殊（玄瑛） 蘇新民（炎輝） 蘇熊瑞（伯陶） 饒毓泰（樹人） 21畫或以上 (續,酆,顧,龔) 回頁首 續範亭（恕人） 酆 悌（力餘） 酆文翰（洗元） 顧孟餘（兆熊） 顧品珍（筱齋） 顧祝同（墨三） 顧維鈞（少川） 顧頡剛（誠吾） 龔 浩（孟希） 龔 愚（樂愚） 龔心湛（仙舟） 龔道耕（向農） 龔德柏（次筠） 龔穎澄（靜秋） 龔寶銓（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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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3-10-03
导语：“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1、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
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 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
—— 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
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
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此外，亦有民众为利益驱动，而受联军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起来的。
（左图：美军在天津雇用的独轮车车队，日薪20美分。星条旗下，即美军军需总部。右图：中国教民登船逃离天津。虽有不少教民愿为联军提供情报服务，但据宝复礼披露，“北京获得解救之前，[向使馆传递信息]出到一千英镑，但都被拒绝了，因为很多企图递送信息的人都被杀死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2、中国教民是给联军“带路”、“搜集情报”的主要力量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
而义和团运动之大背景，乃中国教民挟洋人之威，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博弈中之不平等。
此中逻辑，即便是镇压义和团最力者之袁世凯，亦未曾回避，袁氏曾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
如此，当不难理解，何以不少中国教民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
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当年曾担任侵华联军的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譬如：
“一个时期，当租界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参与围攻天津、通州、北京等役的英军“华勇营”。英国军官巴恩斯观察到：联军紫禁城阅兵时，“华勇营”士兵“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这种复杂表情究竟该如何解读？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华勇营”士兵留下只言片语。）
3、最有名的“带路党”，无疑是直接参与攻击中国的“华勇营”
若要论及联军侵华时最有名的“带路党”，毫无疑问应该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
宝复礼一度对联军中的这群中国人感到很好奇：“威海卫军团负责英军所捉到的俘虏。奇怪的是看到这些由中国人所组成的英国军队同他们自己本国人进行作战。……最有趣的，是来自威海卫的英属中国联队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枪，跟在中国俘虏后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
宝复礼无法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和自己的国家作战，他勉强找到一种解释：“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省，他们可能会拒绝同他们作战。但是，他们是山东人，与这京师所在省份的我们的敌人毫无共同之处。”
“华勇营”实际上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
该部队之筹划始于1898年，1899年正式成军。该部初始编制有七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军乐队、卫生队一应俱全。共有军官、士兵534人，并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
其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这些军官，“自华勇营创立之日起就和他们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个新兵前就已经抵达威海卫了。这些军官都可以说汉语并且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比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深谙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等级观念。”
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到马克西姆机枪。
其训练参照英国正规军，英国军官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劳和承当艰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们各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
所有士兵签约三年，经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华勇营早期，主要承担威海卫地区的保卫工作。
如驱散当地反英集会、镇压当地反英暴动等。1900年华勇营曾射杀当地民众10余人，酿成威海惨案。联军侵华给了威海卫的英国军官们将华勇营编入英国正规军建制的机会。
按英方的报道，似乎华勇营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线：“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威海卫的华勇营强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线去，因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于是不满开始在士兵当中蔓延。最后，当局终于决定给这个新的军团一次机会，当接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威海卫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
稍后，华勇营即被编为“中国第一军团”，向北京进发。
在天津，该部“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在老龙头火车站，这些中国籍雇佣兵和清廷的部队在车厢内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且“施加了点温柔的压力”，出色地在短短几天内为联军征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应数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后，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改为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并参加了联军组织的“紫禁城阅兵”；
……概而言之，“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
英国陆军部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军徽以资表彰，亦可见其基本表现。
（法国军队翻墙进入北京城。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中国人的身影。）
当日痛定思痛，官方、民间提出两种解决“带路党”的不同模式
联军侵华之耻，在庙堂层面，催生出清末新政；在江湖层面，催生出种种救亡思潮。
但具体到对庚子年“带路党”问题的反思和补救，官方与民间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并最终以官方完败、民间完胜告终。
1、朝廷继续走“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老路
对庚子之役的“带路党”问题，清廷其实早有察觉，谕旨多次针对“奸民”问题有所告诫。
如该年六月十六日给直隶总督裕禄之谕旨：“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
再如六月二十二日给京城守城王大臣之谕旨：“现在天津一带逃民纷纷来京，难保无奸细及暗藏军火希图混迹情事。著该王大臣等督敕弁兵，于入门时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阃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拿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
七月十三日，又有谕旨给直隶地面各级文武，“据称敌人在紫竹林天津一带连日赶制中国号衣万余件，意欲裹胁奸民乱我军团，请将寻常号衣另加记号，以资辨别”；
……以上种种，皆足以证明，清廷对“带路党”问题，其实了然于胸，清末新政对此有所反馈，乃情理中事。
新政虽以“自强”为宗旨，但首当其冲者，乃在收拾人心。
收拾人心之首务，则在教育。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启动教育的近代化改革。
按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的说法：“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
以“经史”教育巩固“忠孝”理念，以抵御“带路党”现象，无疑是老调重弹。
这种老调重弹，在具体教学科目的章程规定里，表现得更加露骨。
以历史教学为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
如此念念不忘地强调“本朝仁政”、“ 本朝列圣德政”，恍若没有爱新觉罗，天下万民就没了活路一般。
此等陈腐论调，对底层民众能产生何种效应，自然可想而知。
（英军自沙窝门水道进城，城内百姓围观者甚众。据宝复礼披露，曾有“一个忠诚的天津信使”，避开监视，“从这座皇城水门的栅栏空隙处钻了进来”，把天津被攻陷的消息传递给使馆区。由此推断，沙窝门水道大概也是中国人透露出去的。）
2、民间敏锐地意识到“带路党”之繁盛，乃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尚无民族认同之缘故
与朝廷穿新鞋走老路不同，民间救亡思潮，在庚子年后，迅速转向了“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新套路。
改良派的梁启超讲：“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
革命派的《浙江潮》杂志也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按梁启超的论断，中国之旧的“经史教育”，导致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常不一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也常有冲突。
无民族意识，无国家意识、无群体意识之国人，于外敌入侵之际，多有做“带路党”者，实属必然。
当务之急，乃是“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1901年李鸿章去世，梁氏撰文评价其人之功过，明确表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世界之大势”是什么呢？
梁氏的答案就是民族主义：自16世纪以来，欧洲之发达，全赖民族主义，“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
民众有了民族观念，国家成了民族国家，自然就能团结起来，外敌入侵，即不再会有遍地冷眼旁观者，亦不会再出现大量的“带路党”。
与朝廷相类似，梁氏同样认为历史教育，是“提倡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路径，故而发起“史界革命”。
不过与朝廷孜孜于讲求“本朝列圣德政”不同，梁氏极度反感将历史教育变成“一人一家之谱碟”；清末十年“史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乃是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乃至黄帝、炎帝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全都强行框入民族主义范畴，将其捧上“民族英雄”的祭坛。
（北京[抑或是天津]市井民众，微笑面对侵略者的镜头，并未表现出丝毫民族愤怒。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随军记者拍摄。）
“民族认同”模式虽然完胜，但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上述两种解决“带路党”问题的模式，最后以官方之“以忠孝为本”模式完败、民间之“民族主义救中国”模式完胜而告终。
前者之完败固属正常，后者之完胜，今日观之，却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1、“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民族主义者，乃以全体国民为一民族共同体，以民族共同体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来凝聚爱国心。
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在清末“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兴起之前，其实并不缺乏。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虽被后世宣传为“爱国行为”，但其初衷，却不过是保卫家园 —— 英军出于好奇打开了存放在当地寺庙中的棺材，冒犯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英军在当地的劫掠和强奸行为，则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
在邻近那些没有发生此类侵犯情节的村庄里，民众并不忌讳向英军出售粮食、淡水、禽畜，乃至向英军出卖劳动力。
在三元里民众的考量因素里，并没有“国家”的一席之地，但却有共同利益与共同文化。
再如义和团之兴起，今人看似早已摆脱多年宣教之影响，大多不再视其为“爱国壮举”，但摆脱此种影响之逻辑，却很奇怪，或指责团民“为难民族英雄聂士成”，或指责联军入侵北京时，团民“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仍不出民族主义之范畴。
实际上，义和团之兴起，本与爱国无关，乃教民与非教民在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层面之冲突所致；朝廷虽欲招抚，将其纳入“爱朝廷”之范畴，奈何朝廷与团民之共同利益，并不尽然相同，明刀明枪之际，团民虽然愚昧，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但其忠于自身之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却是必然之事。
朝廷希望纳团民于“爱朝廷”之范畴尚且不可得；后世希望纳团民之历史于“爱国家”之范畴，显然也只是徒增笑料；后人继续以民族主义之逻辑，指责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的团民“不爱国”，则未免有没事找事，自寻烦恼之嫌。
之所以举三元里民众抗英与义和团之兴起两例，乃旨在说明：民众有天然地为自身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而抵御外敌之本能。
此种本能早已觉醒，并不待知识分子为其灌输民族主义意识。
换言之，“民族主义”在近代，诚然有过莫大的救亡作用；但其终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承载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唯一载体。
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2、清廷没有意识到，“政体认同”同样能够助其收拾民心
诚然，清廷以其满洲之敏感身份，忌讳提倡“民族主义”，乃是情理中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当日，除了重弹“忠孝为本”之老调外，再无收拾民心的办法。须知“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政体认同”。
慈禧曾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 曹氏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 这番话所讲的，其实就是“政体认同”对收拾民心的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叹没有换来真正的反思。
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终于还是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欲效仿扩张君权之日式立宪；士绅欲效仿扩张民权之英式立宪。
所谓“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之“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最关键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
结语：
观清末朝野解决“带路党”问题之得失，有深意存焉。
（题图：日本人绘制的侵华八国联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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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近代史】（五百二十一回）
利益分贓大會展開 有事慢慢傾
1928年7月1號，仗打完，大家開始善後工作，做過生意嘅人都明白，善後工作嘅難度比打仗高十倍，打仗時候因為生死攸關，個個都全力以赴，太平盛世之後，就要開始計算自己嘅利益，冇著數？典解要同你博命呢？你傻架？世界上有啲所謂成功人士，其實好多都有一套技能——就���無厘頭搵到傻仔同佢哋博命，啲傻仔之後又無厘頭唔計較利益喎，咁佢咪贏到盡囉。至於啲傻仔點解肯搏命？就係做大佬嘅口技問題，搭雞棚嘅能力問題，口技係天生，正如吹簫吹得老細舒服，就會有打賞。講得咁cheap，不如高檔少少，咁叫意識形態操縱藝術。
1號，國民政府審計院正式成立，開始計數喇喂，開始分水啦喂。2號，國民政府公佈《國民政府財政部善後短期公債條例》，發行公債4000萬元，籌旗先，啲公債點sell？其實亦都相當簡單，新佔領區內各大商家地主有錢佬土豪劣紳，每個人都要認購新政府嘅公債啦，你唔買都得，唔科水都可以，畢竟南京國民政府都係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嘅政府，不過我相信一定有後果，金石良言，「後果自負」。舉個實例，5號，蔣Sir以中興煤礦公司未履行報效北伐軍餉百萬元為由，下令將公司沒收充公，see？睇到未呀？「報效」呀，我派兵北伐解放你、幫助你逃出大軍閥製造嘅水深火熱世界，你當然要畀錢「報效」我呢，天經地義架，挑，你估打仗唔駛錢架？
上述嘅邏輯其實好好用，所謂亂世，其實係打劫嘅好時機，我之前都講過，所謂「義和團」概念究竟係點解？十幾萬流氓衝去北京，老實講就係為咗打劫貴族，乜撚嘢「扶清滅洋」都祇不過係打劫嘅籍口，好多時候，或者全部時候，一切問題其實都係經濟問題、都係貧富懸殊嘅問題、都係利益分贓嘅問題。所謂革命，無論表面有什麼高尚理由或理念，內裡都係為咗解決經濟問題，一切都係錢作怪，共產主義最後嘅理想係消滅貨幣，其實某程度上係正確嘅。
一啖砂糖一啖屎，5號，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停止新聞檢查，大局既定，當然可以放寬言論自由，衹要你講嘅嘢有利於蔣Sir執政，你可以充分自由地去講，可以大鳴大放，不過當時如果你又以為可以自由到宣傳共產主義，都是會被秘密警察拉去後巷打靶的。7號，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宣言，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新約。呢一樣嘢亦都非常重要，因為「不平等條約」大部分都係關於錢同還債，例如「馬關條約」、「庾子賠款」等巨大債務，由滿清政權一直留落嚟，家陣新政權上臺，冇話唔繼續還錢，但係首先要傾傾有冇折頭先？
9號，國民政府下令通緝陸宗輿（1876-1941）、章宗祥（1879-1962），章士釗（1881-1973）、曹汝霖（1877-1966）等人，佢哋全部都係之前北京中央政府嘅要員，罪名一句到尾：「莫須有」，當然，大部份政府要員一早已經跟住張作霖著草離開北京，有人隱居租界內（你吹得我脹咩），有人流亡海外，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家都是正確的，上述四位通緝犯，你睇吓，全部都好長命架。
10號，日本陸軍省將山東派遣軍第三團撤回，因為中國形勢大致敲定，日本亦無增兵嘅理由。我個人亦都非常相信，當時日本人可能已經同末代皇帝溥儀有咗默契，開始另一個新project侵略中國，個project叫做「滿州國」項目，呢個項目，亦都喺度密鑼緊鼓進行中，好快就會launch。
7月11號，蔣Sir邀請馮玉祥、閻石山、李宗仁等人喺北平湯山開會，商討軍事善後問題，四大巨頭，聚首一堂，大家傾下點分贓先。國民政府4月興師北伐後，各路大軍（四大集團兵）一齊打去北平，攻勢淩厲，勇不可擋，6月3號，笑面虎孫傳芳宣佈下野，離開遊戲，所屬部隊向國民革命軍投誠；6月4號，張作霖倉皇出關，途中遇刺身亡；6月8號，國民革命軍進佔北京，（和平解放北京民眾），7月3號，四大巨頭一齊入京，7月6號，四人響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陵前，舉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禮，國父北伐遺愿，終由四人達成。
但隨著北伐戰爭結束，四大巨頭亦因為地盤分佈不均，帶嚟新矛盾。首先蔣Sir第一集團軍佔有廣東及華東富庶之區，當然冇問題；馮玉祥第二集團軍佔有山東、河南、陝西、甘肅；閻石山第三集團軍佔有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及北平、天津兩市；李宗仁第四集團軍佔有廣西、湖南、湖北及漢口市。大家look look，除咗蔣Sir同閻石山佔有理想地盤外，馮玉祥所佔據嘅大部分都係內陸貧瘠地區，生不出蛋來，而且冇出海口；而兩次北伐功勞最大嘅李宗仁新桂系，則嫌最後得到嘅地盤太細（一句都尾唔公平囉），其實四大巨頭中，冷手執個熱煎堆嘅人係閻錫山。
響四巨頭湯山會議上，蔣Sir提出要削減龐大嘅軍事開銷，應該統一編譴全國部隊，精兵簡政，並且要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中抽調最精銳嘅各師歸中央直轄，吓？咁都得？就係咁都得，簡單一句，蔣Sir就係要喺戰爭結束之後，削弱其他三個集團軍嘅實力，以利自己統治，你覺得其他三個巨頭反應係點？下集我哋繼續講講。
#常威💀 #蔣介石平反系列 #黃金十年 #民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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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近代史】（三百三十七回）
大軍閥平反系列
繼續五四運動，1919年5月，��咗北京發生學潮，仲有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杜威響中國巡迴演講，佢先後到過江蘇、浙江、奉天、直隸、山東、山西、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廣東十一個省進行講學，引起巨大轟動。
各地報章紛紛報導杜威嘅活動，《新青年》出版咗《杜威專號》，發表部分哲學講稿，報刊爭相連載，杜威講學嘅題目包括「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倫理講演紀略」等等，響社會上廣泛流傳，成為每一個知識青年必讀文章，哲學家杜威響中國嘅講學歷時超過一年，直至1921年7月，佢先至返番美國。
杜威講學帶來嘅震撼前所未有，當時嘅美國工業經濟發展已經領導世界，美國人信奉嗰套「實用主義」，凡事講求效率及效益，深深震動咗當時愚昧落後嘅中國民眾，中國人開始反省自己嘅傳統文化，得出嘅結論係，傳統儒家哲學所謂「三綱五常」其實毫無價值，妨礙中國嘅經濟同文化發展，必須要徹底被摒棄，「打倒孔家店」成為時尚，當時差不多所有中國人都相信，中國要強大起來，不再受列強欺壓，必須嚟一個翻天覆地嘅意識形態大轉型！
而杜威喺中國講學嘅一年之間，亦都係中國新文化運動及群衆運動嘅高峰，舊文化舊思想舊文字被打到一棟都冇，毫無還手之力。事實上喺胡適杜威出現之前，中國人係以日本作為模仿對象，但隨住日本對中國嘅經濟侵略日益加深，以及巴黎和會嘅結果，中國人開始仇視日本（理所當然），轉移鍾情美國，同時亦都種下之後中日戰爭全面衝突嘅種子。
同年5月，仲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嘅仇日情緒。件事發生喺上海嘅香烟市場（泛指捲煙，即係用紙捲起煙葉吸食），當時香烟係重要嘅消費品。一直以嚟上海一帶嘅香烟市場由英美煙草公司主宰，但當時國產嘅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以「國貨」為號召加入競爭行列，而且成績斐然。於是英美煙草公司收買商界名人黃楚九（1872-1931）製造謠言，訛稱南洋公司煙草產品其實係日本貨，假冒國貨，南洋公司頓時備受群眾指謫，隨後更被農商部吊銷執業執照。
南洋公司於是立刻澄清，出示文件駁斥謊言，表明自己係真正國貨，並非日貨，經過一輪調查終於真相大白，重新恢復註冊，但係生意已經大受打擊。又一次「政治經濟學」完美示範，經濟同政治可以分開講？一定唔可以！最近有香港人倡議創造「黃色經濟圈」，亦都係「政治經濟學」嘅另類演繹。而當時外資英美烟草公司製造謠言打擊本土對手，正正就係不擇手段追求商業利益，之唔係就係美國人嗰套「實用主義」嘅哲學原則囉。
北京學運尚未停止，1919年6月1號大總統徐世昌為曹汝霖、陸宗輿及章宗祥三位親日官員賣國行為辯護，並且申請禁令，禁止學生繼續罷課滋事，北京大學生對此非常不滿，決定重上街頭抗爭。
6月1號同時喺武昌，學生亦都舉行抗日大遊行，政府派出軍警鎮壓，同學生群眾發生激烈衝突，混亂中軍警用刺刀槍柄毆打學生，拘捕40幾人，其中有18個學生重傷，8人之後因傷死亡。
6月2號，北京警察拘捕咗七名上街演講嘅學生，加埋武昌顛壓學生事件，激起民憤，北京學生聯合會決定組織更多學生演講團上街，繼續宣傳抗日及拒絕喺巴黎和會上簽字。並且聲言任何團員被捕，其他團員亦都要伴隨坐監，絕對唔可以俾政府嘅強權所威嚇！結果北京各大街頭都出現咗學生演講團演講，大批群眾支援支持學生抗爭活動。
但同林鄭月娥一樣，你硬我更硬，政府派出大批軍警（黑警）以武力驅散聽演講群眾，並且大規模拘捕演講學生，直至6月4號，短短兩日間，軍警拘捕學生800幾人，由於警察局同監獄都容不下眾多學生，於是軍警進駐北京大學，將部分被捕學生關押在校內，為禁止學生再鬧學潮，北京政府建議全北京大學提前放暑假！
北京學生出事，全國群衆聲援，6月4號大狩捕消息傳出，全國民眾大為震怒，上海工人開始罷工，並舉行大遊行，單係上海日資紗廠，就有15000工人罷工上街示威。上海商人為支援學生，亦開始罷市，自租界起，上海市各大商店一律關門唔X做生意，��政府出面調停，希望商人復市，亦無任何效果。
罷工罷市罷課，「三罷運動」迅速波及全國二十個省一百多個城市，其中包括天津、唐山、杭州、武漢、南京、濟南、長沙及廣州等重要城市。邊個話三罷冇用？而且北京市內，有5000個市民同學生自動投案自首，要求入獄同學生共同進退，政府基於群眾嘅巨大壓力，6月5號，將包圍北京大學嘅軍警撤退，並且釋放所有被捕大學生。
五日後，全國示威三罷活動繼續，6月10號，為平息全國民憤，徐世昌政府跪低，下令免去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及製幣局總裁陸宗輿所有職務，並且宣佈撤銷執行親日政策，以及檢討所有同日本人之前訂立嘅協定同條約。
大家睇到未？團結就係力量！100年前群眾嘅勝利，就係全國群眾團結一致，逼政府跪低順應民情。所以大戰略係，一開始就要喺群眾中間製造分化製造矛盾，唔俾你有任何意識形態或藉口團結埋一齊做嘢！人民在進化，但極權統治術亦都喺度進化緊！
更加大鑊嘅係，各種病毒都喺度不斷進化緊……今日年初五，祝願大家平安，勤洗手戴口罩，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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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近代史】（三百三十五回）
大軍閥平反系列
寫五四運動最令人痛心疾首嘅地方，再同今日比較，凡事千祈唔好比較，正如一個普通人千祈唔好羡慕李嘉誠嘅身家，因為比較只會令自己帶嚟痛苦，何必呢？
1919年5月4號，警察鎮壓學生示威，「防暴到！防暴到！好走快兩步！一畀佢睇到你，你變暴徒！」！32個學生被拘捕，全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連成一線，向政府施壓要求放人，第一輪營救並唔成功，蔡元培及部份大學校長宣佈辭職。
5月6號，聲援學生活動蔓延全國，天津、濟南、上海、武漢、長沙、廣州等地方，民眾同學生紛紛上街遊行示威，並通電支持北京學生，不單止係民眾，連全國各地大部份嘅報章一致譴責政府鎮壓學生，晚上，迫於各界壓力，北洋徐世昌政府亦驚明日5月7日，全國會爆發大規模「五七國恥紀念日」大遊行，於是警察總監吳炳湘終於肯見蔡元培，並答應釋放學生，但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學生唔能夠喺5月7號參加集會；第二，要學生全部複課。
5月7號，被捕32個全部學生獲釋，喺蔡元培力勸下，各校學生複課。
一定要叉開一筆，寫到呢度，我眼眶有淚（堅喊）。100年前，個社會同政府如何對待學生運動？大家有眼睇到，今時今日，香港呢個世界上最文明（自己話）最富裕嘅地區之一，喺過去半年，究竟做咗啲乜嘢事出嚟？100年前都唔會使用對待學生嘅暴力，今日係家常便飯，有冇死人我唔肯定，但係如果真係冇，就唔該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清查楚，提出具體證據，還你警隊一個清白！無數年青人過去半年神秘墮樓跳海，全部無可疑？瓜田李下，你叫人點相信？
我常公子都有家人係警察，我都想還佢哋一個清白！我好明白，如果選擇遺忘，事件總會過去。但係如果輕易抹殺良知，人心就會崩壞，繼續發展落去，只會響未來帶嚟更巨大嘅災難同傷害。
除咗警暴，現今香港社會上更有太多人抹黑學生，唔去憐憫佢哋之餘，仲要落井下石，抹黑赤子之心，情何以堪？香港人嘅質素高在哪裡？事實上係連一百年前嘅古人都不如。大家撫心自問，今日年青人��學生嘅不滿同憤怒嚟自何處？就係我哋呢班成年人製造出一個拜金扭曲嘅社會，卑躬屈膝討好上頭擦鞋出賣下一代人利益同機會，唔去好好檢討自己責備自己？反而將責任推響一群十零二十歲毫無社會經驗嘅人仔身上，話佢哋驕驁無知，特登搞亂個社會？有呢種諗法嘅成年人，不如死X咗佢好過！
更加唔好講統治階層班狗西，刻意製造社會撕裂，尸位素餐，個個肚滿腸肥，卻煽動窮人鬥窮人，佢哋其實冇資格被納入人類語言討論嘅範圍。
呻完。
蔡元培成功營救學生，但係佢仍然係5月9號辭職，悄然離開北京前赴天津，呢件事喺北京教育界引起極大震動，北大全體學生致函教育部，要求政府同教育總長挽留蔡元培，5月11號，北京大專院校教職員聯合會成立，全體教職員一致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喺強大嘅社會輿論壓力底下，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下達命令，要求身在天津嘅蔡元培復職。
我講過，其實蔡元培頭像先係真正有資格印響中國銀仔紙上面，十張「蔡元培」，真係好聽過十張「毛澤東」好多好多。
上述5月4號到5月9號呢5日內發生嘅事情，就係「五四運動」嘅第一波。事後分析，如果用今日嘅角度，學生「私了」政府官員及放火燒曹汝冧間屋，一定係暴徒行為，全部要判十碌；但係當時嘅徐世昌政府，同廣大中華民國人民，最後都係用愛國心嚟體諒學生嘅過激行為，亦冇秋後算賬。「五四運動」亦比後世歷史學者推上神枱，永遠供奉，成為一個永垂不朽嘅典範模型。凡事其實都係觀點與角度，冇話啱定錯？如何定性？係意識形態問題，亦係政治問題。正如今日，亦有人堅持警察係「正義」，學生係「邪惡」，Sorry，但我接受唔到，其實都係意識形態問題。
但五四運動餘波未了，整個5月，全國各地為咗響應北京學生嘅愛國行動，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地方相繼成立學生聯合會，佢哋希望「期合全國青年學生之能力，喚起國民之愛國心，用切實方法，挽救危亡」！全個學生及廣大群眾，一致要求徐世昌唔好喺巴黎和會上簽字，不同意青島由日本處置，廢除21條，嚴懲賣國賊曹汝霖和章宗祥等親日官員。
民衆及學生提出訴求，徐世昌政府進退兩難，一於拖住先，亦冇好似今日特區政府咁樣死撐。
時局動盪，亦製造出最好嘅土壤醞釀共產主義，5月15號，中國共產主義之父李大釗，響當時全國第一號意識形態刊物《新青年》上刋登《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內裡以系統性形式介紹咗馬克思主義嘅三個主要構成部分，包括「唯物史觀」（唯物辯証法）、「政治經濟學」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範疇，並且按照當時俄國布爾什維克托洛斯基嘅革命思路，利用「階級鬥爭」將上述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依一篇文章亦係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體系及基本觀念所作出嘅第一次系統性完整描述，具有劃時代意義。
亦由依一篇文章開始，一直只喺高階學術圈子裡研討嘅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開始傳播民間，成為時尚。馬克思主義同一般哲學唔同，基本上佢唔係愛嚟討論，而係愛嚟實踐。正如馬克思自己都曾經講過，「哲學不單只令人認識世界，而係要改變世界」！呢個係馬克思主義偉大嘅地方，亦係最可怕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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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近代史】（三百三十四回）
大軍閥平反系列
社會上最能夠保守良知嘅人係學生，因為成年人好多時候經過社會嘅磨蝕，會變成冷血動物或者大滑頭，良知畢竟唔可以當飯食？因此往往對社會不公平現象作出反抗嘅，通常都係學生，2019年嘅夏天，香港嘅年青人同學生就發動咗一場逆權運動，提出「五大訴求」！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以武勇無懼之姿挑戰當權者！企圖扭轉香港嘅政經局面！
無可否認，本質上，2019年發展至今嘅逆權運動亦係一場「學運」，因為參與者好大成份係學生，佢哋懷住一片赤誠，以最純粹嘅動機出發想改變世界（香港），只可惜，「學運」每每會被當權者抹黑同打壓，2019年今日，逆權運動定性為暴動（有23條就已經係反革命顛覆國家），好多學生同年青人將會以暴動罪被起訴，有人要坐十碌！2020年時局稍為平靜，有人就開始大規模秋後算賬，濫捕濫告，不僅唔想修補撕裂，反而想擴大裂縫至不能回頭，擴大仇恨，想將香港推入深淵，行為之卑劣，令人髮指。
同樣情況亦發生在1989年，北京學運最後更加演變成解放軍屠城，死傷無數，至今仍然未能被平反！但係發生係1919年嘅學運「五四運動」，則被統治階層搬上神枱供奉，無論係國民黨或共產黨執政，都將五四運動定性為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地位超然，但其實，細心推敲，五四同八九，或者同今日香港發生嘅事，本質上並無分別。
話語權永遠掌握在統治階層口裡面，佢哋話黑你就係黑，佢哋話白你就係白。不過世間上唔係淨係得統治階層上層建築一把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量度良知嘅尺，所以，凡事請用良心去看事物，投資決定千祈唔好信老千，要信自己。
其實我認識唔少身邊嘅人，都係身在藍營心在黃，只不過唔想打爛飯碗，口中說不，心裡一直非常誠實。情況一如藍店扮黃，要繼續開門做生意，實在無可厚非，鬼叫統治階層繼續擴大撕裂，逼人選擇立場同暴力割蓆，有時候「講一套做一套」並非中國人DNA本性，而係由統治階層上層建築威逼利誘而發生，邊個唔想打開良心講眞心説話？中國人傳統，其實係想人頂天立地、從一而終、光明磊落做個真君子；但係真相卻往往要人成為一個口裡不一、埋歿良心，只懂縱情物欲、拜金弄權嘅虛偽禽獸。但我仍然相信，活到現在都相信，我哋仲有選擇權，可以選擇做一個人？抑或做一頭禽獸？
1919年4月30號，巴黎和會上，由英、美、法三巨頭組成嘅三國會議，響事先冇徵求中國代表同意嘅情況下，對山東問題作出最後裁決，決定將德國喺山東嘅一切權益轉讓予日本（梵爾賽條約第156，157，158條）。解決山東問題嘅方案完全按照日本嘅意願而發生，而中國方面維護自身權益嘅爭辯，則冇人理會。
塵埃落定，又一次喪權辱國任由宰割！面對殘酷現實，中國人終於喺「公理戰勝強權」嘅幻想中清醒過來。
5月2號，中國報紙以「外交大警耗」為標題，向全國人發報巴黎和會嘅決定，顯示中國外交完全失敗，舉國震怒！5月3號晚，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中國大學等大學生高級知識份子，雲集於北京大學商討國事，全部人義憤膺胸，一致要求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拒絕響和約上簽字，並將5月7號定為「國恥日」！
5月4號早上，北大等13間高等院校3000多個學生喺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誓死力爭，還我山東」等口號，強烈要求嚴懲直接經手簽訂中日密約之親日官員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陸宗輿（1876-1941）等賣國賊。
和平集會之後，就係勇武登場時間，以北京大學生傅斯年（1896-1950）為總指揮，學生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亦有市民加入隊伍，遊行隊伍先到東交民巷使館區，向各國駐華公使提出抗議，下晝四點，行到趙家樓曹汝霖屋企，部分學生情緒激動，衝入曹宅，「私了」當時剛從日本回國嘅駐日公使章宗祥！而且更加召喚火魔法師，放火燒屋！哇！咁仲唔係暴動？咩叫暴動？
當時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1874-1930）率領大批軍警趕到，驅散學生隊伍，當場拘捕32個人！至於有冇使用過份暴力或胡椒噴霧？則有待考証…
愛國學生被捕，更令全國輿論火上加油！全國人民抗議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要營救被捕32個學生！5月5號，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舉行總罷課，要求釋放學生，嚴懲國賊！同日，北京14間大專院校校長喺北大舉行會議，討論營救學生嘅問題，各大大學校長一致認為依一次運動係全民運動，唔能夠讓少數被捕學生承擔所有責任，因此亦應由各大校長負責（有吉屎）。
於是當時由德高望重嘅北大校長蔡元培牽頭，要求同北京政府交涉，以及同警察局長吳炳湘見面解決問題，但所有人都推辭卸膊，第一步營救學生行動沒有結果，於是當晚，蔡元培同其他校長亦都相繼請辭，提出嚴正抗議！
嗱！睇到未？1919年發生嘅事同今日何其相似？但係點解當日就係一場愛國運動？今日就係一場暴動呢？下次繼續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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