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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冲浪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作为一个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观点的写作者，我早有这样的感触，但它恶化的趋势，还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料。

说几件小事，它们都与近期疫情的反复有关，但我想谈的与疫情无关，而是那片嘈杂污浊的舆论场。

近期全国多地又出现了零星疫情，通化和石家庄部分地区差不多进入到了去年武汉“封城”时的状态。

通化的抗疫形势比较严峻，当地在15日开启第一轮全城核酸检测，到18号宣布封城，防疫措施被迅速加码到最严格的程度。

维持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是一项浩繁的巨大工程。“全面管控”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在实操层面，它往往意味着“多面失控”，尤其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虽有武汉封城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对于每天泡在文山会海的领导们而言，其对“全面接管”一座城市的日常运营，仍然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物资筹措，食品储备和供应，志愿者招募、管理和统筹调配，居民需求的统计、购买、调配、运送问题，特殊困难人群的数量及需求统计，慢性病和老年病患者的药品保障，封城期间孕妇日常孕检和婴幼儿急诊流程机制的确立……

太多太多的问题和需求集中爆发，而全城隔离几乎等同于切断市场调配资源的能力，中断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这时仅仅依靠政府来调配资源，一定会出现手忙脚乱的局面，也一定会出现被忽视的需求，被敷衍的群体。

于是，越来越多的通化人在网络上发声，很多通化人表示“买菜困难”，有人焦急地为家里老人寻求降压药，甚至有的居民已经出现了“断粮”的窘境，而官方公布的“救助热线”却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及时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

无可奈何的通化人愣是靠一条条微博，把自己顶上了热搜。于是，才有了副市长发布会上的公开道歉，才有了《人民日报》四问通化物资配送问题。

但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在舆情爆发之前，第一批通化人所发出来的“杂音”，在网络上是遭受了诸多指责和攻击的。

比如有人教育那些诉苦的通化人：“有点困难就哭天喊地的，看看谁能被饿死。”

比如有人讽刺通化人的“矫情”：“就饿两天吵个没完，牺牲一下又怎么了？”

比如一个通化姑娘感叹社区配送的蔬菜包价格稍高，下面就有人警告她：“不要给敌人递刀子！”

终于，有人开始指着那些批评通化政府准备不足的困难群众说：“恨国党，赶紧的去美国。”

你瞧，这就是当下网络舆论的一个奇怪趋势，一个人仅仅是在特殊时期寻求帮助或者抱怨几句，他就要面临“恨国党”这样严峻的指控。

（二）

也是因为疫情，前两天，大兴一些小区的居民被要求集中隔离，但很多家有宠物的人却被告知：“不允许带宠物隔离。”

更有甚者，一位养猫的朋友在表达自己困境之后，被社区告知“将猫放生”。要知道北京现在夜晚温度能达到零下10度，没有野外生活经验的家猫在这种环境下，放生基本等同于“自杀”。

但他们遇到的困难，在一些人眼里却是“给国家添麻烦”。他们视猫猫狗狗为家人的态度，却被指责为“圣母”、“白左”。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处于风暴中心之外的“围观者”而言，动辄“不惜一切代价”的斩钉截铁其实是轻飘飘的。

有些代价，就是个体所不能承受之重。

锤子没挨在自己头上，当然是不知道痛的。但你若还嘲笑那些挨锤子的人不够坚强，就真有点不是人了。

对一些人而言，他人的苦难和泪水是与己无关的，而自己此时的岁月静好则是恒久不破的，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永远跟随主流的强音，自己就永远不会变成边缘的少数派。

我还感叹于“共情”的消失。

比如前几天有媒体竟然写出了《可恨!26岁石家庄女子确诊前连续六天下班兼职》这样的标题。

或许，你还记得这样一件事，2020年疫情最严重之时，在郑州某小区，小区内的业主竟投票表决，决定不让租住在本小区内的“医护人员”回家，投票的结果是：

一致通过。

“这是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安全”，这恐怕是很多投票业主的内心映射，它看起来有一种不容置喙的正义和正确。

我毫不怀疑，如果不是在现代社会，这些人可以一致举手同意，架起高高的祭坛，把一名罹患疫病的邻居用火烧死。

以“关爱和保护”之名，行“冷漠与残酷”之事。

史书上写满了这样的残忍和冷漠，文明的进化一日千里，但这些人性中的暗影，其实从未消失。

（三）

看到居家隔离的网友在网上写几句抱怨的话，就批评他们矫情、“给政府/国家添麻烦”。

看到遭遇买菜难/买药难的普通人批评几句措施不当，求助无门，就骂这些人“屁股歪”、“带节奏”、“美国不封城，求你们都赶紧移民吧！”

看到网友们为无人照顾的猫猫狗狗们呼吁，就骂这些人是“圣母婊”，是“白左”……

这是非常糟糕的做法，这已经超越了我对价值观念迥异的理解，这就是纯粹的冷漠和残忍。

我们永远要警惕，那些试图用宏大叙事的政治正确去淹没日常生活的声音。

他们往往对个体正在遭遇的苦难和悲痛选择视而不见，还要恶狠狠地怼上一句：

特殊时期，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困难，体谅一下国家吗？

其实这句话和它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就是一个陷阱：

它阴险地将个体苦难和国家荣誉、集体得失刻意混淆，它恶毒地在强音下抹掉了个体的低语，并将其视作“别有用心”的杂音。

而在一个错误的问题下，任何高明的回答都是徒劳的。

这就像一个姑娘不小心出了车祸，别人问她，你怎么受伤了？

姑娘哭着回答：我在高速公路上撞车了。

你真的觉得这样的回答没问题吗？

在当下的互联网上，这个回答极有可能面对着以下质疑：

“哭什么哭，难道欧美的高速公路上没交通事故吗？”

“一张嘴就老阴阳人了，自己车技问题不提，非得强调高速公路？故意带节奏吧？”

“双标狗死全家，你美爹每年几万人死于车祸怎么不提，自己受点伤哭得就跟死妈了一样，滚……”

如果你上B站开弹幕，上网时喜欢观看知乎、豆瓣和微博的评论区，应该对这一切并不陌生。

你可别天真地回问：到底怎样回答才不被你们误解呢？

别问，问就是一句“你妈死了！”

坦白讲，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试图和一个动辄给困难群众扣上“给国家添麻烦”的大帽子的人去辩论，本身就是极不明智的，注定会得到一个极度疲惫的结果。

逐渐恶化的网络舆论，让很多精力有限的“正常人”逐渐沉默，让原本沉默的人愈加沉默，而这沉默本身又化为一种巨大的加速力，推动舆论更加滑向低幼、浅薄和非黑即白的沼泽地。

每一个试图和这片沼泽对抗的人都在疲惫地挣扎，到最后，仅仅证明自己不是拿美国人工资的“走狗”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于是我们目睹这个世界如此喧嚣，但当你去认真倾听的时候，却惊惧地发现，群声鼎沸，但吼来吼去核心思想都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母：

NMSL

于是一种诡异的逻辑就出现了：

当问题已经膨胀为“房间里的大象”时，当你知道那里有问题，我们也知道那里有问题时，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

你不能提出问题。

任何试图将问题公开化的动作都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受人指使的，直到最后，提出问题的人变成了“问题”本身，面临着被优先解决掉的处境。

看起来他们似乎正在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嘹亮的赞美合唱面前不允许任何杂音的出现。

他们试图捍卫和宣灌的，恰恰是一种“不必在乎个体，不必在乎少数人，为某个目标可以牺牲一切”的冷��和残酷。

可悲的是，他们往往错判了自己的位置。

我总是想不明白，明明都是脆弱的蛋，为什么一思考，就习惯于将自己代入进“强者”的角色中呢？

我不明白的是，什么时候舆论环境开始变得如此狭隘，连提出问题和倾诉苦难，都要面临着道德审查和政治色彩比对的压力了？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我们面对的悲哀是，面对他人苦难的抽泣，有人不仅仅觉得吵闹，竟然还有一种“被侮辱”之感，于是他们攥着刀子恶狠狠地威胁：

“闭嘴！再叫把你的舌头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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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如何成为一种美德的？

文/刘擎

多年前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到中学任教，最近刚担任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兴致勃勃地组织学生搞演讲比赛。班上的文艺委员夺冠呼声最高，她以爱国主义为题，赞颂祖国的悠久文明、大好河山、历代的杰出人物和当今的伟大成就，最后抒发感慨: ＂爱国是我们情不自禁的激情，是一种高尚的德……我们从小就应当培养爱国主义的情操，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她的演讲观点鲜明，语言流畅，感情饱满。特别是这位女生外形清秀，声音甜美，很具有感染力，赢得大家一片掌声。

可是＂事故＂发生了。班上有位被大家戏称为“小哲人”的同学不合时宜地表达了异议: ＂这篇演讲思路挺乱的。＂班主任耐心ia， 乱在 哪里？

小哲人随即提出了三点质疑:

首先， ＂情不自禁的激情＂就是本能，而本能大多称不上是美德。饿了，就情不自禁想要吃饭；遇到漂亮女生，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这算是美德吗？

其次，既然爱国是情不自禁的本能，放任就是了，何必还要从小培养？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最后，爱国是因为祖国有伟大的历史和功绩吗？那么假设你不幸生在没那么伟大的国家，你是不是还会爱国？是不是会更爱别的更伟大的国家？中国周边许多小国家的国民，是不是应该更爱中国才对呢？

这三个问题一下子让现场陷入混乱。秀气的文艺委员深受打击，委屈得差点哭出来。一位男生出来打抱不平，反问小哲人: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应该提倡爱国主义吗？你到底爱不爱国？小哲人应答说:这事儿我早就想过。爱自己的国家就是因为偏爱自己，这是一种自私的本能，算不上什么美德。＂我当然爱国，因为我自私。爱国不必说得那么玄，也不用那么装。”

年轻的班主任遇到了麻烦。他不能接受将爱国贬低为自私，也不喜欢小哲人那种轻慢的态度，但一时间又难以给出有力的反驳。于是，他想求助昔日的老师来救援解围。实际上，班级活动的这一幕也是公共辩论的一个缩影。对这些问题很难给出圆满周全的回答，我只是勉力对相关的争论做些澄清和梳理。

01爱国与自私

要对爱国主义作出严格的界定并不容易，其中＂祖国＂的概念就相当复杂，可能同时涉及地理、种族、族裔、民族、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的多重维度。爱国主义也由此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版本，并且常常与民族主义的概念相互纠缠。但在一般意义上，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包括：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和认同，对这个国家及其同胞之福祉的特殊关切，也常常引申出为祖国的利益和兴盛而奉献的意愿。

对爱国主义的评价始终充满分歧。比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认为，爱国主义既是愚昧的，也是不道德的。每个爱国者都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美好的，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因此爱国的激情源自一种愚昧而错误的认知。同时，爱国主义者往往将本国的利益奉为最高目标，不惜以别国的损失为代价来促进本国的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战争） ，这在道德上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相冲突。也有不少论者指出，爱国者常常列举祖国的种种卓越之处，这似乎表明爱国有其＂客观的＂理据，源自祖国的优异品质。但实际上爱国情感并不依赖于祖国的客观品质（比如繁荣和富强） ，因为即便承认有别的国家更为卓越（比如更加繁荣富强），爱国者也不会因此而＂移情别恋”。在根本上，对祖国的爱不是＂对象品质依赖＂的，而是＂自我身份依赖＂的，爱是因为这个国家（也只有这个国家）包含着“我＂，这是＂我的国家＂ （无论她好坏）。因此，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在我们通常的道德感中， ＂利他主义＂比＂利已主义＂更为高尚。若是将爱国主义视为＂自爱＂或＂利己＂的衍生物，那么它在道德上至少是可疑的。所以有人断言，爱国在本质上是自私的，虽然难以抑制和消除，但并不是一种值得标举的美德。

然而，将爱国等同于自私或利己主义的论断未免过于草率，也很难令爱国者信服，因为这种论断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

首先，利己主义指向个体的自我，而爱国的对象是一个共同体，后者可能蕴含着（前者不具有的）关怀和奉献等利他主义的品格。

其次，利己主义的道德疑点在于＂损人利己＂，在于不公正地对待他人（比如将别人完全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 ，而爱国主义并不一定要取“损别国而利本国＂的方式。自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如果只是因为爱的对象中包含了＂我自己＂就要受到道德责难，那么我们对自己所属的家庭、社区、城市和族群的爱都无法豁免，甚至对人类和对地球的爱也是如此--爱人类，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爱地球（包括自然和动物） ，是因为我是地球上的物种之一。这样宽泛的指控不具有差异化的针对性，也就失去了道德评价的有效性。

由此看来，道德评价的要点不在于是否自爱，而在于如何自爱。所有的爱国主义可能都是自爱的衍生物，但是自爱的方式相当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仇外的、极端排压性的＂爱国主义＂以类似损人利己的方式来爱国，很难在道德上得到辩护。而温和理性的爱国主义主张所有国家之间的平等尊重、互利互惠，完全可能与普遍的道德原则相兼容。

但问题是，爱国毕竟意味着一种＂偏爱＂。一个爱国主义者若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祖国和别国，能对本国同胞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怀有同样的关切与忠诚，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不再具备爱国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因此有人认为，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总是危险的，必须予以节制和修正。

针对这种观点，政治哲学家沃尔泽曾以父母对子女之爱来作对照分析，相当具有启发性。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几乎都有情不自禁的爱，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非理性的偏爱。但这本身并不构成我们反对父母之爱的道德理由。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景:父母渴望对自己的孩子予以“特殊的＂ （超出对其他孩子的）关心和照顾，但同时能＂以己度人”，理解其他孩子的父母也具有这种偏爱倾向。

因此，他们承认自己的孩子应该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服从公平的程序（比如，学校评分、大学录取或公务员考试方面的程序） 。通情达理的父母甚至会督促自己的孩子尊重他人，服从公平的程序。在这种情景中，非理性的偏爱与公平的道德原则完全可以兼容。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谴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别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02与批判性的忠诚

爱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关怀、忠诚与奉献这些值得称道的品质。但什么是爱呢？仍然以父母对子女的爱来类比。父母若是无保留地满足孩子的所有欲求、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一切言行，通常会被看作＂溺爱＂，甚至人们会说这不是＂真正的爱＂，因为这最终会害了孩子。

的确，有人倾向于将爱描述为纯粹盲目的、完全非理性的、无需任何理由的狂热激情，但这是一种过度＂文艺化＂的表述，或许有助于探究人性深渊的幽暗之处，却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源自情感与理性极端对立的二元论，也无从揭示人类关��的真相。在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可持存的亲密关系都无法排除理性、判断和反思的维度。

与父母之爱相比，爱国主义更有可能容纳理性判断的维度。因为国家并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区甚至城市）那样的经验具体性和直接可感性。人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

因此，爱国并非一种＂自然的本能＂，而是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情感。教育是一种话语（论述）依赖的活动，也就无法排斥论述的内在要求:理由与判断。在此意义上， ＂爱国不需要理由＂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说辞。许多思想家主张，爱国主义的忠诚应当包含批判性的维度。

著名哲学家麦金泰尔在《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 》的著名演讲中，为爱国主义作出了道德辩护。作为社群主义者，他主张国家的某些实践和规划（其广泛的利益）是不可质疑的，甚至承认，在有些情况下爱国主义支持和效力的某种事业＂可能并不符合人类的最佳利益。但他仍然指出，爱国者所忠诚的对象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现状，而是“被想象为一种规划＂的国家。一个人可以＂以国家真正的品格、历史和渴望的名义来反对其政府”。

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非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 ，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

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则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问题。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