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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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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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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米英]他们的婚礼

文/鎌仓纲岩

-国设

-时事梗 | 英国王室婚礼

-清爽酸甜的柠檬接骨木花蛋糕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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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哦，英国。”

“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彼此相伴。”

两天前，温莎小镇迎来一批热情的客人，他们高举米字旗，一面游行一面欢呼，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更有甚者，就地扎起帐篷，只为后天抢到靠近温莎城堡的好位置。

喜气洋洋的氛围笼罩着全国上下，所有人都翘首期盼着大婚当天的到来，然后给予王子夫妇真诚的祝福。

暮春已深，初夏方至。

婚礼当天，多雨国度也享受到了久违的晴天。盯着窗外的阳光，英国一时发愣，直到女王轻唤“英格兰”，他才回过神来。难得同女王共进早餐，对方优雅地喝着燕麦粥，盘子里盛放着一小把坚果。英国不好意思地回答“抱歉”，然后安静地饮用起他喜欢的锡兰高地红茶。

“在想什么，英国？”

“我在想今天的王室婚礼，陛下。”

年长的女王得体地向他微笑，白发蓬松柔软，青柠色服装衬出她高贵而不失活力的气质。

“是美国人啊。”她意味深长地感叹道。

“是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善良女士。”

话虽如此，听见女王感叹美国人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他大洋彼岸的恋人。毕竟是英美两国的大事，对方也有派出外交使节，昨天下午抵达伦敦的飞机里，美国也在。虽说平时不忙的情况下，两人会视讯通话，可在现实里感受彼此的温度比那好上一万倍。

在这个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中，英国算是老资格的王室成员，不对外公开身份是各个国家意识体约定俗成的秘密。餐毕，英国向女王行低头礼，起身跟在后面。他们先后走出宫殿，分乘两辆轿车前往温莎城堡。

对美国来说，没有比今天更惬意的工作日。因为婚礼的安排，美国和同事们昨晚直接下榻在白金汉宫的外宾房间，他在的那间离英国很近，于是厚脸皮的美国人在英国的房间里夜宿了一晚。临近清晨时，美国才低调地回到自己那边。短暂分别前，两人接了个甜蜜的早安吻，被美国揶揄道：“我差点忘了今天结婚的不是……”话没说完，易于害羞的英国人就把他推出房门。

“特殊关系”，是的，以国家利益为纽带维系在一起。

但对于他们个人而言，“特殊关系”意味着无法替代。

从三百年前就开始了。

交织在血液里的真实亲情，朝夕相处的养育回忆，再到后来的分歧、争执、对峙，瓢泼大雨把温柔化成泥泞——从他那里独立，从他那里自由。既深恶痛绝于他的傲慢，却又放不下过往的种种，爱情啊，便在历史的进程里，在那扭曲的感情中缓慢萌芽，连本人都始料未及。

美国凝视着自己手掌上的疤痕，表情淡漠得好像旁观者一样。那是几年前才添的新伤，褪成淡淡的一条。还有更多的旧伤爬满手臂和后背，斑驳地落在皮肤上，刻在美利坚的肌肉里。凡是国家，大都不会拥有保持身体完好无损的幸运，历史和战争留给他们的遗物，就通过政体、法律、国民意志，还有肉眼可见的伤痕的形式保存下来。

他勇敢、强大，早年开拓领土造就了美国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身着麂皮牛仔衣，头顶墨西哥宽沿帽，腰佩左轮手枪，他和寻求冒险的小伙子们一道向西前进，驱赶牛群，抵御风沙，偶尔还会比试枪法。

再后来，独立战争淬炼他的品格，自由之魄铸就成丰碑，钢铁和石油推动着时代前进，名为美利坚的巨大机器便在自己主导的浪潮里，持久不停地转动着。

那都是几十上百年的事情，明明有着比普通人��长的寿命，可回忆起来仍然像发生在昨日。

就像他和英国的感情。

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自己的心，而后演变为一场单相思，不愧为十足的行动派，美国热烈的感情像大西洋暖流一样涌入英国的海港。它如期而至了，不容当事人质疑地如期而至了。

上帝保佑，他们注定要在一起。

美国双手合十抵住脸庞，坐在外交派遣的轿车后排，如同祈祷。睁开眼睛，好像天空一样晴朗的倒影中，是他的整个世界。

英国。

当美国的车队抵达温莎城堡时，主办方已经准备妥当。经历将近千年的岁月，这座白色花岗石建筑依然庄严雄伟，穿过层层大门，美国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当中的英国。年长国家身着黑色西装，一大朵粉红的玫瑰点缀在胸前，他在宾客中应对自如，脸上挂着绅士的微笑，优雅一如往常。

礼拜堂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拥簇在一起，或寒暄致意，或低低地交谈，但目光都不时投向新郎，惹得那位即将迎来婚礼的王子愈发紧张，向身旁的兄长投去求助的眼神。明明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以前和朋友玩乐时全然没有皇室的矜持，英国对他的为人很是清楚。看到王子不停揉搓双手，像刚恋爱的青涩男孩在校门口等候恋人，英国也忍不住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放松一点。”

“噢，谢谢，承上帝洪恩的……”他说话都在发抖。

“您太客气了，殿下。”英国是看着王子长大的，因此无论怎样，他都希望自己的朋友不必在这种时候对他太过有礼。

美国在不远处看着他们，眼里满是愉快的笑。和年轻热情的美洲国家不同，英国向来内敛，不擅长与人交往，光看他和法国的关系就知道了。美国性格开朗，又喜欢参加社交活动，总是能轻易得到大家的好感，他自然也希望英国能拥有交心的挚友，好让自己在大洋彼岸时不那么担心。

不同政党和派别的政客轮番上台，签订协议和政策改革一茬接一茬，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国家而言，这段时光也算不上短暂。脱去权力的外衣，皇室焕发出古老的魅力和崭��的生机，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里是英国的家。

等美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难言的感觉油然而生，有朋友、有家人，他甚至觉得英国比他幸福得多。五眼同盟也是家人，然而那终究不一样，英国有一整个完整的家。

算了，反正他们是恋人不是吗。

咕噜咕噜喝光带在身边小瓶冰镇可乐，捏扁扔进教堂外的回收箱，那是美国来时从路边店铺买的。刚转过身就看到英国向他走来，美国爽朗地笑起来，不出意外收获了今日份的训斥：“又喝饮料。”英国人仔细替他擦干嘴角的水渍，把手帕收回口袋，接下来的抱怨都被美国当作温柔的耳旁风，表面笑着应和，实际什么都没听进去。

“走吧，我们回去。”

英国看过很多人结婚。

无论是贵族还是民众，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结合。也许是上帝的旨意，这种婚姻里责任感比情感的分量重得多；又或者是家族间的联姻，为权势、领土和财富；当然也有爱情，少得可怜但并非没有，更准确地说，爱情不是稀缺物，但纯粹的爱情是不存在的——美貌和子嗣，王位和势力，它往往掺杂了其他因素。

他见证过太多。

王朝更迭，历史飞逝，那些登顶权力巅峰的人一个接一个交替，留下一个又一传奇的故事，英国是这一切的旁观者。

他们或使英国达到盛世，或身处动荡，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而婚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每个人想必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英国还记得亨利八世执意与教宗裂绝时的强硬态度，宁可和罗马教会裂绝也要迎娶他深爱八年的安·博林，而对共度二十年婚姻的凯瑟琳不闻不问。英国无心干涉国王的感情生活，只要那些不理智的判断没有动摇国家的根基。男欢女爱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所谓教皇的新娘、贵族的情妇，那个时代的人们过着混乱奢靡的生活，英国自己也不例外。他不是没有动过心，然而国家的身份和逢场作戏的初衷，让他摒除了这些不该有的杂念。

国家本来孤独。

这还是上一任伊丽莎白女王曾对他说过的话。没有父母那样惊世骇俗最终惨淡收场的爱情，甚至没有��义或实际上的婚姻，伊丽莎白将她��一生献给了英国。从孤独的角度来说，她和英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信赖谁，托付谁。但是当她在里士满王宫阖上双眼，身后是伟大的黄金时代之时，她所受的苦难已经到了尽头，英国却还没有。作为国家，英国还要走下去，并将以他光荣孤立的姿态继续走下去。

然后见证着一代代人的历史，从出生到死亡，他们的权谋、野心，还有爱情。

如果不是遇到美国，从相遇到亲人的相爱，再到枪口对峙，然后从疏离转化为无法自拔的深爱，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爱情。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无数次，英国都想要找到一个答案，他想问美国究竟在想些什么。按耐不住终于抬头，发现美国正盯着他看。

“笨蛋。”迅速收回视线，脸庞染上可疑的微红。

“英国你这么大声会被听到哦。”

咬牙切齿地拧了一把他的胳膊，英国不再理会装模作样的超大国，他要是懂得收敛音量，就不至于在那次私人派对上狂吼摇滚，震得所有人耳朵发麻。

“给我专心。”

手捧铃兰和香桃木的花束，纯白婚纱的拖尾散开在身后，准王妃的微笑笼罩在那层头纱下。她朝祭坛款款走来，所过之处吸引着一道热烈又深情的视线。

他们宛若初尝爱恋的年轻人，在教堂里相视而笑，没有拘谨的繁文缛节，只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在这里被见证一世爱情。

“Harry, will you take Meghan to be your wife? Will you love her, comfort her, honour and protect her, and, forsaking all others, be faithful to he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I will.”

迫不及待的回答让宾客都笑了，这时候，美国也嬉皮笑脸地看着身旁的英国。

爱他，安慰他，尊敬他，保护他。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本能般与身俱来。

光从彩色玻璃穿过，流泻进教堂的每一寸地方，高悬两侧的嘉德骑士们的盔甲、佩剑和旗帜静静地伫立在此。修建这座教堂是五百年前的事，转眼间时过境迁，古老的贵族世家成为一种传统，王室成员也终于可以与心爱的人结合。

就连英国本人也沉浸在温暖的幸福中，有名为美国的存在出现在他的世界里，温暖了漫长的生命。

超大国把这幅画面看在眼里，唇角上扬，满足地笑了，眼睛里仿佛有明星闪烁。

美国显然对下午的婚宴招待很不满意，一条美式棉花糖，一个小汉堡，以及一杯以新人名字命名的鸡尾酒，哪里满足得了青年旺盛的食欲。

“我要饿死了，你们英国人胃口都这么小吗？”

英国想要笑话他，但还是绅士地抿了抿唇，将自己的那块汉堡分给他。

大多数人没吃饱是预料之中的情况，只不过看到美国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披萨时，英国无可奈何地笑了。不知是谁发起的提议，一大箱外卖披萨被送进温莎城堡。

这行事风格可真是十足的美式做派。

晚间的私人宴席在浮若阁摩尔宫举办，只有与王室极亲密的宾客受邀出席。换上奶白色晚宴礼服的英国穿梭在人群里，与他们握手寒暄。

美国就静静地靠在窗边，灯光给他的西装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树影摇曳，蔚蓝色眸子里倒影出富丽堂皇的景象。

不管怎样的荣华与宠辱，历经百年磨砺的超大国都不会在意，仅仅是英国的存在，令他着迷。

待到百年之后，连同骨头一同埋葬，只有历史记录着他们的功勋，而爱情流传在诗篇里。

人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你这身礼服很好看。”他轻轻地拉平英国肩上的褶皱，“我早说过你适合白色。”

“可是穿的机会又不多。”英国人小声嘟哝着，为他整理好那枚红色的蝴蝶结形状领结。

华丽的吊灯在两人身上投下阴影，装饰着条纹和花卉的壁纸因此熠熠生辉。

“如果结婚的话，我要选白西装，军服太老套啦。”

“笨蛋……”英国努力掩饰着难为情的样子。

“薄……薄荷绿的马甲也不错。”他飞快补充道。

“你在认真考虑？”

“住嘴。”心虚地要去捂对方的嘴，免得更多让人难堪的话语跑出来。美国一把抓住他的手，握紧，示意英国身后有人：“嘿，他们过来了。”

“夜安，先生们。”

今天婚礼的主角，苏塞克斯公爵和夫人满含微笑，向美国和英国走来。举起香槟，四支高脚杯碰在一起，欢乐的笑声回荡在房间中。

“愿你们的爱情一世长久。”美国认真地说。

“同样的祝福，赠与我们的祖国。”

新人莞尔一笑，英国不好意思地别过头，而美国温暖的手掌始终没松开过。

轻盈优雅的圆舞曲再次响起，刚结束共舞的两人在露台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美国自身后拥住他，宽厚的怀抱和熟悉的温暖都令人心安，收紧搁在腰间的手臂，他们的手交叉握在一起。

英国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

人类的爱情至死方休，而身为国家的他们——

“没关系哦，英国。”

“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彼此相伴。”

刻意拉长那个单词，美国在他耳畔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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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Henry Ⅷ）：英国都铎王朝第二任君主。在位期间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保障了英国的长期利益。年轻时是多才多艺的王子（懂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一些西班牙文、希腊文，能写诗、作曲、打猎、马术、射箭、摔跤和网球），称得上当时的国民偶像，民众都很喜欢他。后因子嗣问题多次结婚，一共有过六位王后，这对他的影响很大，晚年的亨利多疑易怒，无所建树。

*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亨利八世的第一人王后，原为西班牙公主，父母即支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双王陛下。最初嫁给亨利七世的长子——威尔士王子亚瑟，但婚后亚瑟病逝，出于政治原因，凯瑟琳和次子亨利八世结婚。当年亨利和她也有过热烈的爱情，但凯瑟琳只有一个女儿（后来的玛丽一世[血腥玛丽]），求子心切的亨利选择与她离婚。最后，凯瑟琳在1536年死在金博尔顿邸宅。

*安·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彭布罗克女侯爵。原为凯瑟琳王后的侍女，后成为亨利的情妇，二人相恋长达八年。为与安妮结婚，亨利不惜发动宗教改革，与罗马教廷彻底分家。安生下的孩子只有一个女儿存活（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处女女王]），因此被亨利冷落。1536年，安以通奸罪被斩首。

*很复杂，非常复杂。那时候英国并没有过女性君主，亨利自己要对付野心勃勃的贵族都很棘手，所以自然地：没有儿子=把英国拱手送人，虽然事实证明伊丽莎白一世不是一般的强（代价就是：防止英国不能中立所以不和国外联姻，防止自己倾向党派所以不和国内联姻）。亨利的确爱过凯瑟琳也爱过安，凯瑟琳对亨利的好自不必说，安在那个男女地位悬殊、不结婚等于异类的年代等了他八年，期间有无数优秀的追求者，如果只是为王后的地位，安不必做到这步。亨利后来的妻子：简·西摩，克利夫斯的安妮，凯瑟琳·霍华德，凯瑟琳·帕尔，只有简·西摩为他诞下健康的儿子。

这些故事里，我个人喜欢安·博林和简·西摩，她们都是那个时代最富才华和魅力的优秀女性，可惜遇上亨利，六位王后，一位难产而死，两位被流放，两位上了断头台，一位善终。亨利因此成为“杀妻狂”的代名词，而无论谁的命运，都是一种莫大悲哀。

*《Introit》—— Handel（韩德尔的《献祭文》）：本次婚礼上全体宾客起立合唱的赞美诗。

*“We’ll keep in love for a long——long time.”狡猾的美国人，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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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Wedding of my dearest USK.

没赶上大婚当日，迟了很久，so……un huh.

享用愉快

[simonshluo]

一场作秀？NBA三日罢赛背后的劳工政治

（原载澎湃，2020年8月29日）

因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在全美范围内爆发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在8月23日又迎来了新的波澜，黑人男子雅各布·布雷克（Jacob Blake）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Kenosha, WI）被警察从背后连开七枪击伤。视频显示，布雷克与三名警员发生争执之后，背对警员走向载有自己孩子的家用车。持枪的警员紧随其后，在他打开车门时向他的背后发射了七发子弹��布雷克被送往医院并接受手术之后，下身瘫痪。随后，基诺沙市爆发了大规模连续多日的抗议活动。本地支持警方的白人民兵组织也卷入其中。在激化的抗议活动中，8月26日，从邻州伊利诺伊驾车而来的17岁白人民兵成员凯尔·瑞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用半自动步枪击杀击伤了三名抗议者。

7月份以来在奥兰多以隔绝外界进入的“泡泡联盟”形式复赛的NBA对此事反应激烈。常规赛东部冠军密尔沃基雄鹿队首先拒绝在和奥兰多魔术队的季后赛中出场。随后，休斯顿火箭队对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洛杉矶湖人队对波特兰开拓者队的比赛也纷纷在罢赛中延迟。NBA官方随后宣布暂停8月26日的季后赛，球员召开临时会议。在投票中，湖人队和洛杉矶快船队投票支持罢赛，其他球队反对罢赛。在激烈的讨论中，一波罢工的势头仿佛正在形成。

一日之后，形势突变。在27日的球员会议中，反对罢赛的球员基本说服了支持罢赛方，球员们也基本形成了继续比赛、寻求其他方式来支持社会正义运动的共识。8月28日，NBA官方宣布季后赛将于29日继续进行。在一天的时间里，NBA短暂形成了罢工的动力，又迅速地自我消解了这个动力。在这短暂的三日罢工里，NBA这个劳资关系特殊的平台、NBA观众的政治倾向、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对罢工的理解以及“泡泡联盟”的复赛方式形成了奇特的互动，也形成了身份政治斗争形式和工人斗争形式的短暂对接，把罢工这一在美国政治中逐渐沉默的斗争形式重新呈现到了观众面前。

抵制与罢工

在比赛停止的消息传出的最初，记者圈并不是以“罢工”（strike）这个词来描述球员的行为的。篮球名记山姆斯·查拉尼亚（Shams Charania）的推特说的是，雄鹿队员正式决定“抵制”（boycott）与魔术队的第五场季后赛。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一批不同意见，指出这是一次罢工行为。

抵制通常指的是以拒绝购买的形式来表达立场，例如中国观众熟悉的2008年中国民众抵制家乐福事件，就是因奥运圣火在法国传递的过程中发生的纷争引发的中国民众拒绝从家乐福购买商品的运动。在抵制的行为中，行动者的身份往往是消费者。罢工则不同。罢工是在工作场合以拒绝付出劳动力的形式来表达立场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的身份是工人。因此，本次NBA球员的抗议活动，明显是罢工，而不是抵制。

球员的抗议被指为抵制而不是罢工，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行NBA劳资条款明确规定球员工会和球员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的罢工来干扰NBA联盟和球队的正常运营。在球员无权罢工的情况下，将抗议行为称为抵制，也是避免法律纠纷的一种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在美国，罢工这种斗争手段在80年代之后也有明显衰减的势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几乎每年都有200到400多起千人以上的罢工，到1982年首次跌倒两位数，如今则每年只有至多20余起工人罢工运动。在反社会主义为主流的美国政治文化里，罢工这种社会主义色彩强烈的斗争方式，更是往往被公共政治知识所拒斥。在没有足够的政治记忆作为基础的情况下，罢工这个词汇也无法形成足够的动力。可能正因如此，记者们也纷纷选择了抵制这个词汇来描述球员们的抗议。激进左翼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为罢工这一词汇正名。民主党进步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在推特上纠正了华盛顿邮报的看法，指出NBA球员的行为是罢工而不是抵制，他们的斗争身份是工人。

即便如此，以工人的身份罢赛来表达政治立场或争取经济待遇，在NBA历史上也绝非没有先例。1961年，由于在住宿的酒店遇到种族主义对待，“指环王”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和其他一些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球员拒绝出场比赛，电影《绿皮书》（2018）就提到了这一事件。1964年，后来成为篮球史巨星的杰里·韦斯特（Jerry West）、埃尔金·贝勒（Elgin Baylor）、奥斯卡·罗伯特森（Oscar Robertson）和其他球员一起在全明星赛前把自己锁在更衣室里拒绝出场，要求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使比赛延迟了15分钟开赛。这是NBA第一次电视直播全明星赛，对于当时挣扎中的NBA来说，这是翻身的良机。而明星球员们则抓住了这个良好的斗争机会，实现了自己的诉求。

当然，这两次罢工都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彼时的NBA还是一个白人主导的联盟，球队数量不到10支，联盟底薪是7500美元，经营状况也不太理想。今天，NBA有八成以上的黑人球员，拥有分布在北美各地的30支球队，联盟底薪接近90万美元，2018-19赛季营收达到77亿零7百万美元，成为北美第三大体育联盟，并且由于球迷群体年轻，上升势头极为猛烈。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环境里，在种族政治的驱动下，罢工这种劳工政治的核心武器却重返舞台，就显得尤其耐人寻味。

特殊的罢工条件

7月份复赛以来，NBA一直坚定地与BLM运动站在一起，向球迷群体传递BLM运动的精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提供了一系列包括“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e）、正义（Justice）、和平（Peace）在内的多语言口号，让球员自行选择印在球衣背后。NBA之所以会采取这一坚定的进步派立场，和它的球迷群体愈发自由派化有根本的关系。知名统计网站538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观众里，篮球观众中有59.7%支持民主党，只有40.3%支持共和党，民主党支持率在全美各项运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足球。考虑到足球大联盟（MLS）在美国影响力远不及橄榄球、棒球、篮球和冰球这四大职业联盟，NBA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主流运动中最支持民主党的联盟。近年来，NBA也一再向观众的政治立场靠拢。2013年，时任快船队老板的唐纳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由于在和拉丁裔女友V·史蒂维安诺（V. Stiviano）的争执中说出“我不希望你与黑人公开露面，更不希望你带他们去我的球场”以及“我养黑人，给他们薪水，他们的一切都是我赐予的”这样的话，被逐出NBA并处以250万美元罚款，成为NBA历史上因种族问题产生的最严苛的惩罚，就是NBA近年来在反种族歧视问题上做出的最著名的努力。在NBA受疫情影响停摆之后，球员们之所以同意聚集到奥兰多的酒店里，以“泡泡”的形式集体与外界隔离进行复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希望可以能通过NBA的平台来为正在进行的BLM事件提供传播的平台。这也使得“罢赛还是不罢赛，哪种方式更能支持BLM抗议活动”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被搬上了讨论的舞台。

也正是疫情环境下必须隔离的需求产生的特殊工作环境，使短期内形成罢工决定成为了可能。在正常赛季中，NBA比赛分散在各地，如果有某支球队决定罢赛，那也很难与其他城市正在进行的比赛形成联动。在“泡泡”的环境里，比赛只在迪士尼主题公园里的三块场地进行，球员之间面对面沟通的效率极高。当一队提出罢赛后，消息的传递很快，势头也才能迅速形成。更重要的是，“同为工人”、“同有工人的力量”这种劳工共同身份的塑造，往往需要在工作场合的面对面接触才能形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里，马克思正是因此才大力刻画了工人在工厂的工作状态，探讨为什么革命的意识会在工厂中产生。“泡泡联盟”的复赛环境固然不能称为工厂，一次短暂形成的罢工讨论也很难让NBA的政治染上工人运动的色彩，但其道理是近似的：它将劳动者放置在同一个工作空间里，使劳动者直面彼此相似的境况，使劳动者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更清晰地体现出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行动的可能性。

在这种环境下，密尔沃基雄鹿队率先拒绝在比赛中出场，这和布雷克枪击案发生在基诺沙有很大的关系。密尔沃基和基诺沙同是威斯康星州城市，相距只有40分钟车程。黑人是密尔沃基最大的种族群体，占到人口总数的37.6%。雄鹿队黑人球员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在2018年还曾因为停车纠纷，被密尔沃基警察按倒在地，用电枪电击。基诺沙则不同，白人人口占到近八成，黑人只有11.5%。在基诺沙发生的枪击，对于雄鹿队球员来说，无疑有切身的体会。在这次抗议中，正是一向关心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雄鹿队老将乔治·希尔（George Hill）成为了首先倡议罢赛的球员。

当然，罢赛能够进行，与NBA特殊的劳资关系不无关系。自1984年以后，NBA执行工资帽制度，现行的工资帽为软工资帽。软工资帽指的是各球队每年的薪金总额不得超过一个数字，超过之后，球队无法通过签约无合同在身的自由球员的方式来获得球员，只能通过交易和其他的工资特例的形式来补充战力。这一制度的引入是为了避免大球市球队一家独大，使小球市球队也有生存空间。在现行的劳资条款规定下，工资帽的计算方式是取前一年NBA的篮球收入的44.74%，再平均除以30支球队，就获得了每支球队的工资帽限额。除此之外，NBA球员能获得的顶薪也和工资帽挂钩，亦即间接地和NBA联盟的收入挂钩。这就使得球员、球队老板和联盟在盈利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利益上的一致，联盟官方和球队老板，比起一般的劳资关系，更能接受球员发动的提案和主张。相对宽松的劳资关系加上NBA球迷中有广泛的民主党支持者，使NBA比起其他各大体育联盟，都更有可能以罢工的形式对BLM发起支持。

在这些条件下，NBA球员在8月26日发动罢赛，中止了正在进行的NBA季后赛。8月27日的比赛也没有进行，但在球员内部的沟通中基本已经达成了复赛的协议。罢赛仅仅维持了两天，这一方面体现了在NBA这个平台上执行罢工的局限性，也不失为一种在现有条件下的策略选择。

得失、策略与意义

阻止NBA罢工继续进行、甚至形成剩余赛季完全罢赛的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当下的语境里球员的诉求无法进一步明确。成功的罢工诉求往往有一种中间性。一方面，它不能过于抽象和宏大，必须在政策和现实政治安排的层面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例如，如果纯粹以“社会正义”这种口号为核心来组织罢工活动，就很难设定议程，也很难确定在现实中如何判定罢工能否宣告成功。这不仅对于改善实际环境帮助有限，也很难使劳动者形成胜利的结论，对未来的工人斗争形成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罢工的诉求也不能过于具体和狭隘，否则就很容易被资方满足，使资方能轻易地打发掉劳动者的诉求，让不易形成的罢工力量白白浪费。

NBA球员的诉求正是无法在这两端间找到落脚点。本身自复赛以来，NBA已经进行了种种手段支持BLM的主张和口号。这种在公民社会政治意味上的支持和团结，是NBA复赛以来的主旋律。如果罢工的诉求不能超出这个层面，那就失去了罢工作为一种更激进的斗争手段的意义。但NBA球员们恰恰很难在这个层面之外提出切实的诉求。BLM一直主张的改革警察制度的口号，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到11月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方有可能有讨论的空间，短期内全面实现不太可能，在当下作为罢工的目的就显得过于模糊。对于其他形式的罢工而言，目的可以非常明确。例如，对于以反对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为诉求的政治性罢工而言，执政党和政府的下野就是胜利的终点。对于争取劳工经济权益的罢工这点就更为清晰：权益争取到手了，罢工就可以宣告成功。但在NBA这次罢工的环境下，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罢工能有底气地宣布胜利。胜利的终点一旦不能想象，罢工再进行下去，就很容易在拖沓中逐渐消耗掉动力，然后无疾而终。在这种条件下，NBA球员在此时宣布停止罢工，不失为取得了有限度的收获：它进一步明确了NBA的政治立场，使得球迷的支持更有政治性，也在平台的范围内为BLM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除了诉求难以明确之外，另一个阻止罢工持续进行的因素则是球员内部的不平等。顶级球员如球员工会主席���里斯·保罗（Chris Paul）、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等人年薪可达到近4千万美元。他们的话语权也更强势。詹姆斯效力的湖人队正是坚持罢赛的球队之一，詹姆斯本人据报道也曾在8月26日的第一次球员会议中直接离场。但各支球队都有拿着低薪的球员。例如犹他爵士队的新秀球员朱万·摩根（Juwan Morgan），今年的薪水就只有詹姆斯的百分之二左右。像这样的球员，他们不仅需要比赛继续进行来保障薪水，更需要比赛的机会来表现自己，为日后的生涯打好基础。因此，一部分球员明显比另一部分球员更有资本来选择罢赛。这在各种罢工行动内并不罕见，也未必一定影响团结的形成。在很多场景下，团结的形成取决于更有资本的劳动者能不能主动为更弱势、更危险的劳动者承担压力，主动挑起更有风险的任务，或者对弱势劳动者进行补偿。在NBA急促罢工的条件下，这些讨论难以形成，相对弱势的球员也就难以放心地加入罢工，团结也就更为困难。

这也从侧面体现了NBA作为一个高收入的休闲性产业，劳动者内部联结的缺乏。在日常的环境里，NBA球员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个人化的，以队友和私交等关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脉络。这种脉络在罢工中是有意义和效果的，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以劳工身份形成的人际关系。如果过于依赖这种关系，会限制信息的传递，也会让罢工的协作难以形成。而成功或者可持续的罢工，它的成功往往不是在有人喊出「我们要罢工」这声口号的时候决定的，而是远远在此之前——在组织建设里，在一对一的对谈里，在各种幕后的准备工作里。缺乏劳工式关系的一个体现就是在8月26日的第一次球员会议里，一些球队就对雄鹿队以及乔治·希尔的擅自行动表示了失望。雄鹿队在和魔术队的比赛开始之前，在自己的更衣室内决定拒绝出场，并没有提前通知魔术队。在媒体的报道下，一些读者形成了「雄鹿队想罢赛、魔术队想打比赛」的错误印象，使魔术队球员感到不满，这使得球队与球队、球员与球员之间的联动平添了许多障碍。

最终，作为娱乐休闲产业的NBA，要作为一种政治性罢工的平台，的确也有相当的局限性。以詹姆斯为代表的罢工支持者，希望进一步向资方提出诉求，促使资方变得更为主动，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坐看NBA球员支持BLM活动。但资方的支持，终究只能局限在NBA盈利模式的范畴之内，不会在破坏联盟形象、伤害基本盘的情况下支持球员的立场。球员与老板的沟通，依赖于NBA相对良好的劳资环境，而这一相对良好的劳资环境则依赖于NBA巨大的市场和上升潜力。没有这两点，劳方和资方就很难在利益上形成短暂模糊的一致立场。一旦资方认为球员的诉求超出了盈利模式许可的范畴，就势必会设法减弱运动的声势。这一短暂的劳资同盟能否持续，仍然要打上很大的问号。

结语

以上种种，都不能让我们简单认为NBA的罢工是一场纯粹的做秀。NBA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程度极高的联盟，其劳动者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殊有不同，其劳资关系也有明显的独特性。这些特殊性为罢工起到了辩证的作用，既为罢工提供了基础，也限制了罢工进一步发展下去。在这个时间点停止，有局限性的限制，在策略上来讲也未必是最差的。这个短暂的三日罢工实际上提供了很多视角，帮助我们理解罢工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斗争手段的复杂性、策略性和技巧性，也帮助我们理解了罢工所必须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它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批判性学习的对象。

尽管不少运动爱好者经常期待看一种纯粹的、脱离政治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政治终究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没有一种工种能真正地独立于政治之外。以体育运动为政治表达的形式，在各种运动门类、各类赛事中其实非常常见。毕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人首先是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人。一种与政治无涉的工作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观众们逃避政治的方法。在美国政治尤其是种族政治逐渐激烈化的当代，体育运动作为种族身份明显的场景，一定会随着时代大潮进一步政治化。而NBA这次三日罢工提供给我们的，���恰是一种种族政治与劳工政治对接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还很脆弱，哪怕它发生在了收入水平极高、劳资关系极其特殊的NBA，它也将罢工这种社会主义斗争手段重新呈现在了全国观众面前，使它重新成为了政治知识的一部分。这也让未来的种族政治有了一些可以依托的、高知名度的先例，来实现美国激进左翼设想已久的，种族与阶级政治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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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震撼了！！！四十四位博士谈佛教

    　1、复旦大学常德博士：

  有时一看周围之人那种根本不懂佛法，但却轻易地对我们佛教徒动辄翻以白眼的神态，我就感到…等将来他们真的因缘聚足迈进佛门了，当他们要想真正吃透一部佛经，真正把一种善行行持终生时，他们就会体会到佛法言行合一、超越有无、言语道断、究竟圆满的科学性、实践性、指导性了。

  2、曼彻斯特科技大学苏琪珑博士：

  这么些年的走南闯北、从东到西的经历，让我的感触与体会日渐良多，特别是在来到英国之后。在西方，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士都在接触、钻研、实修佛法，看来佛陀的智慧之光正在一点一点照亮西方的广阔天地。对于佛法的科学性、可行性、究竟性，我相信广大西方人士信受奉行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它们最可靠的佐证，这一点只需留待时间去证明。在这种日益高扬的全球学佛热的升温中，我更是希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段弯路会给同行者及后来人提供借鉴与帮助。我真诚希望每一个学佛人都能把佛法的无我观念深植自己的灵魂深处，在时时拂拭蒙蔽在自性光芒之上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障垢时，靠着精勤的自我观照、自我反省、自我改进、自我圆满之努力，早日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佛教徒。

  3、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石成荟：

  入得佛门，在初步了解了它的义理后，我越来越觉得佛法于人生的助益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当你把它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以后，你真的会体会到佛法不离世间觉的味道…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越发觉得佛法的确可以让一个人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中，保持住自己的身心平衡、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责任与权利的平衡、付出与得到的平衡……简单地说，佛法可以让一个人学会约束自己、尊重真理、敬畏因果；可以让一个社会充满和谐、互让、友爱，还有宽容。

  4、清华大学李明豪博士：

  我的父母曾经不解地问过我：“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学历好歹也是个博士了，为什么还要信佛呢？”以他们的观念来衡量，似乎学佛只应该是下里巴人经营的买卖。我的不少同学也有类似的疑问，在对佛法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误解和偏见以及排斥，总是挂在他们那随意就妄加评论的嘴边。在大多数我所接触过的普通民众中，他们似乎都认定佛教是一个坏东西（badthing），因而根本就没有了解它的必要。不仅如此，还应该避而远之，甚或大加讨伐。这种对佛教的态度让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我自己的接受佛教，是这么些年来不停地求知、思索、观察和体验的结果。但我最终捧若至宝的佛教，却被大多数的人们因不识而误解、甚至丢弃，这让我确实有种难以言述的悲哀。

  5、中医学博士刘立红：

  中医的原理及其药方，都可在佛典中找到根据，修学佛法可以更好地进行中医的研究与实践。

  6、北京师范大学吴铭博士：

  只有依释迦牟尼佛开示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才可能使人类冲破对现世实执的枷锁牢笼，从针眼大的世俗生存中超拔出来，去体悟本如虚空一般广阔的心性。

  7、南京中医药大学思桃博士：

  一边行医教学，一边学佛修心，我愈来愈明确，只要心地清净，一切又何得染污呢？还是再重复一遍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把心这个“系铃人”捉住，让它转无明为妙用，转烦恼为菩提，那人生哪种境遇不会转危为安、转烦恼为快乐呢？我们人人都想趋乐避苦，为这一目的，大多数人都造作不休。

  8、四川大学博士生满纪：

  无常世间，没有哪个因缘会与我们相伴永远，可在冷酷生命中，三宝却与我们紧紧相系；感谢三宝，没有嫌弃我这一样一个凡夫俗子，在佛法的无尽智海中，仍赐予我一瓢之饮。我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才算名为报佛恩！（注：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

  9、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林明博士：

  我在佛学院拜见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让我感觉是如此地平易与随和，他们的智慧、自在、慈爱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吸引不是来自口若悬河的说教，也不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称颂他们的神通奇迹，而是他们在日常举止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机智、从容，与处处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尊重与关爱，特别是他们对外境一切显现的随缘、自在、无碍和放得下的旷达胸怀。在与几位法师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对世间科学知识有着广博的了解。相比之下，那些没看过一本佛经却常常批判佛教为迷信、消极的��谓科学家们真是应该觉得脸红，而法师们倒是没对他们说过一句诽谤的话！

  10、田博士（法名慧贤）现为某高校信息工程专业副教授：

  我仔细看的第一本佛经是《楞严经》，读第一遍的时候几乎什么也没搞懂。但我不灰心，我又开始进行反复的阅读。也不知是在读到第几遍时，我的心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楞严经》中，有对困扰我多年的所有问题的全部答案，有对缘起性空这一佛教基本世界观的究竟描述，有对宇宙人生实相的全面阐释！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感激涕零。我深深感谢，并将生生世世铭记佛陀为愚痴而可怜的众生慈悲演说《楞严经》的功德。

  11、四川大学的博士圆梅：

  佛法是唯一可以让我真正快乐起来并走出困境的引路明灯！

  12、现在东南某大学就读的社会学博士齐思源：

  佛法教我在生活中历事炼心，教我能一点点放下自私自利之心态，并逐渐看淡以至消灭名闻利养心。现在，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已离自己越来越来遥远，我正用满腔的热血与信心加功用心，以求即生往生最向往的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13、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的琼杰措博士说：

  自小我就感觉人生无常，充满了苦空变异，当时就想找到心灵最后的皈依处。初中接触《六祖坛经》，似有所悟，而最终的全身心皈依佛教则在大学毕业之后。

  14、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博士生徐谨：

  《了凡四训》不仅改变了我对命运的看法，而且促使我由此真正进入佛法，开始寻求命运生命的真理，以前读研究生时对佛学也有接触，但是只限于一些玄妙的理论（如三谛圆融，一真法界，唯识无境），而根本不知道佛法与儒家学说一样，不只是学问研究的对象，而是实践的真理。直到读《了凡四训》之后，我才真正把佛法当作解决生死问题的我唯一钥匙，深入下去，也才真正了解佛法是圆满的，才开始生起正信。

  15、浙江大学无忌博士：

  现在，我感觉最欣慰的一点就是我有佛法相伴。因为有了它，生存于红尘之间，我才能时时提醒自己“志当存高远”、心系佛法上；因为有了它，我才可以放下一切对物欲的贪执，心情才得以变得更恬淡、更愉悦、更豁达；因为有了它，我才感到灵魂有了终极的归宿，人生自此多了一条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因佛法而重新感悟生命的我，真的是��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将生命打造成出入无碍、生死自在的从容而任运的状态。有一种心境总像是既壁立千仞般竖穷天际、横断学佛者升进之路，又似小桥流水一样亲切随意地召唤着我前去领略、安住，那就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16、兰州大学觉旻博士：

  学佛并且出家后，我的生活一点也没被局限，反而更加宽广起来。因为外在的执着被慢慢地放下，烦恼在不断的自我观照下日趋减少。也许表面的生活并不像过去那样五光十色，而心灵的世界却越发丰富且灿烂。学佛并不在神通感应的追求，而在于自我的深刻剖析，以及随之而来的心境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学佛的好处无法言尽，不过有一点却始终令我感念于怀：靠着佛法，我的新生命终于已毫无疑问地站在了迈向解脱的起跑线上……

  17、正在攻读博士后学位的妙方谈到了对她影响最大的几本佛教读物：

  读《地藏经》时，有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的感受；读《金刚经》时又有种通体畅快、轻安自在的感觉；读《米勒日巴传》、《虚云老和尚年谱暨法汇》时，则完全被前辈高僧大德们的行持所打动。如果你也想一探佛门的万千风采，并学会坚韧、学会抵御各种低级但却难以抵挡的诱惑、学会尊重并探求真理，那就不妨试着打开这几本书看看吧！

  18、四川师大的清心博士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学佛心得：

  “可让焦虑化为平静，可让身心活在自在、轻松之中。”

  19、正在某省社科院读博士的曙风女士：

  九七年六月偶遇一位老比丘尼，她的言谈举止与日常行持让我对佛教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与好感；其后为写硕士论文而认真拜读了《净土五经》、《圆觉经》、《法华经》、《华严经》、《中论》等诸大经论，这才对佛教真正生起了欲行了解与深入研究的兴趣。接下来，我想在一位上师的指导下展开实修，否则通过闻思而得到的信念很有可能衍变为单纯的纸上谈兵。既已从道理上了知了佛法的伟大，那就更应该将之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文人茶余饭后的风化雪月口头禅，根本不是我学佛的方向，因为在生死关头，那些破烂玩意儿绝对不可能抵御阎罗死主的催逼。所以我才要实修！

  20、林蕾博士：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钻研并实修净土宗，越深入进去，对它的信心也就越大。我曾经一度认为只有唯物论才是看待世界、宇宙唯一正确的方法、思想，但当用它来“验证”佛法时，感觉佛法才配堪当“唯一正确”这四个字，对它宣讲的道理简直无法找到一丝一毫的破绽。故而我才下定决心用这种真理与自己的贪、嗔、痴种种习气做最顽强的宣战，如果只是从口头上赞叹一种思想的伟大，却不愿把它用在改造自身与世界的实践当中，那你永远只能是佛法万种风情的陌路人而已。因此我才要每天持诵佛号，我相信借着净宗的修行，我一定可以亲见佛陀描述过的无尽风光。

  21、王博士曾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后又于四川社会科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他已成为博士生导师，且工作于美国。他说：

  我本人依靠种种因缘也了知了一些佛法的基本道理，我开始坚定地相信如果真能掌握佛陀教言的话，那真应��算是圆满的智者行为，怎么能谈得上精神有问题呢？在西方国家，很多具智之人都把佛学看成解决人类精神危机、人格缺陷的学问与实践手段，学佛者是充满生命力、活力的身心调适者、改造者，绝非消极避世的社会硕鼠与精神鸦片。把学佛之人当成无知、怪异、疯狂的看法，在西方并没有任何广大市场。。。佛教徒是为了活得更明白、更自在、更智慧，才踏上学佛这条阳光大道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信仰宗教的人士已越来越多，因宗教所欲解答的实为人类最关心、却一直无法用科学加以阐释、解决的命运归宿问题。在这种心态背景下，深奥、缜密、究竟的佛教才开始大兴于美国，并受到了美国智识界的广泛欢迎。通过深入研究，了解佛法教义之士在西方已日渐增多。

    22、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吴天义也曾专门谈论过有关佛法的唯物、唯心之争。这个今年只有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本科、硕士都是在清华完成的。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培养出的一名标准的科技工作者，我想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应该给人们带来一些别样的启迪：

  一般的唯物主义者都认为佛教是唯心（主观唯心）的，做出这一论断的原因，大概是看到佛经里有很多类似“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色即是空”、“觉者如虚空”、“诸行无常”等等的说法就望文生义地做出了这种结论。其实佛法分为证法和教法两大部分，世间学者大都依文解义，从未��亲证其境界就下判断，这本身就应该算是一种最标准的“唯心”行为。即就是单就教法而言，世间学者望佛教之文，也错解了佛法本义，他们又有谁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做过彻底、辩证、深入的思考呢？

  佛法是一门大科学，是古圣先贤依靠佛陀教言，也凭借自身努力对宇宙奥妙进行精进探索的结晶。同样，现代物理学也是在对宇宙进行探索，一个人想对现代物理学有个基本了解，也得从小学读到大学，至少花上十几年的时间。那么要想对佛法真正彻悟岂不更要猛下苦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对佛法的认识都难免主观臆断的嫌疑。

  23、某大学的博士智妙：

  在他们的指点及帮助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之类的浅显读物，并发觉书中所述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又开始看《无量寿经》、《地藏经》等经文，起先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觉得佛经真是“信、达、雅”的典范。佛经的文字精练朴实却又优雅动人，章法结构也严谨合理。再深入下去，我便不得不惊叹于佛经中所蕴含的深广智慧与慈悲了。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深入佛法、深入经藏了。毫不夸张地说，是三宝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一个虔诚信仰佛法的人，实在是太有福气了，就像一个很贫穷的人得到了无尽的宝藏一样，佛法可以让他受用终生。有了佛法的人生，才是赋予生命以最终目标与归宿的永恒解脱！

  24、林心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博士，他的本科教育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完成的他说：

  对我而言，佛教揭示出的关于宇宙、生命的正见，从未曾引起我片刻的怀疑。我总在想，如果佛陀都不能宣示真谛、解答我们关于人生的疑惑，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就没有谁能敲开真理的大门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翻开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史就可一目了然：在古今中外的剖析社会本质、试图提供社会发展指南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之中，有哪一个已被时间与实践证明为是唯一真理？有哪一个可以将我们从生死的迷茫中拯救过来？

  迄今为止，不论是医学还是哲学，它们有关死亡的描述都让人无法信服，我还怎么可能再相信它们对别的领域的阐释。既如此，为何不能把我们探寻的目光投向佛教呢？所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那就是假如我们从小就能在一种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人们对佛教普遍的无知与偏见肯定可以减少很多。而在过去的教育环境中，佛教已被先天地定名为封建思想的流毒、残余，它与迷信、自我麻醉早就被划上了��号。这种公众认识的误区是如此强大，以致佛教、佛教徒甚至没有发言的场合、机会去为自己挣得一席生存之地。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教育体制之下，情况就绝不会如此糟糕。（当然，现在的情况已比以往有所改善。）等我后来到了国外，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是好是坏最好留待事实本身来证明，对佛教也应该这样看待。

  25、曼石博士现任教于某中医药大学：

  我认定虔诚信仰、清净归命于三宝绝对是一条学佛正途。至于大乘精奥、显密玄门，我真的自愧不能探得堂奥。而且本人性不喜交游，故也难得一遇高僧大德。惟在次数不多的上庙礼拜之过程中，我常常能体会到心得以清净后的那种纯净、透明的感觉。至心叩拜时，曾于感恩之刹那感受到无可言说的清净感，当其时，对真空之理似亦若有所悟。在那个时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佛教如此强调自性清净，这既是一种我们本具的天真状态，又因被无明染污而成了众生心性再次回归的目的地与家园。一旦真的达到甚或只是稍稍接近这种清净无染的状态，一个人就一定可以感受到常人在常态下永远无法触摸到的存在本质与真实的生活内涵。

  26、北京大学在职博士生圆善：

  发自内心地奉劝一句，不管有没有人聆听：请把时间抽出来一部分投入到对佛法的研习中来吧！对我个人而言，佛法带给我的最大利益便是让我明白了打碎我执、树立空性正见的重要意义。这样，我就能一步一步走向自在、走向自由、走向解脱。总有一天，我会与《高僧传》里的那些先行者共游舞的，我坚信！

  27、如是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他说：

  皈依佛门后，在上师指导下修加行、念诵百字明和金刚萨垛心咒、吃长素、因缘具足时常在佛菩萨像前自誓受八关斋戒、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力感应真是不可思议，渐渐地我的身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与进步。确如《楞严经》所云：“情重斯幽，想明斯聪”，信佛之前，我对爱情是很执著的，那时的我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愚钝的人，学习成绩不好、心里整天晃晃悠悠不知所终……信佛实修之后，情执越来越淡泊，而智慧则大为增上，最关键的是，自己终于明白了从五蕴假合之身中诞生爱情的荒谬与无望。以前还有一个坏毛病，即骄慢心特重，而在修习五加行中的大礼拜后，对万事万物日渐生发出一种恭敬、慈悲、平等、清明而又欢喜的心态。

  28、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圆悲：

  第一次正面接触佛经，当时的唯一感觉就是震惊！原来佛法是这个样子！原来佛法是如此的伟大！我不断在脑海中把所学到的世间法与佛法进行对比，越对比越觉得佛法的不可思议！

  当时的感觉非常兴奋，佛法，这才是我要找寻的，冥冥中一直想要找寻的东西。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每读一遍都要不由自主地感叹道：“白活了三十年！以前是多么得孤陋寡闻啊，若是把学习世间法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佛法上，那该多好啊。”

  29、朱雪芳，哲学博士说：

  佛告诉我们，人都有福，或多或少，或前或后。福是不可以量化的，只能感觉，知足为福。

  30、陈延进博士说：

  西哲的唯心论，比佛所示的唯心，大有不同，约列如左：

  ⒈西哲所论的唯心，只限于人世间而已，佛说的唯心，则可通于六凡四圣。

  ⒉西哲所说的，大都顺著人欲的发展，就是佛所反对的劣欲，顺欲发展，很易流入杀、盗、淫、妄……等颠倒烦恼的苦海。

  ⒊西哲所说的，顺欲发展，便不能从浊世，做到人心净化，达致世界澈底和平的可能！

  ⒋西哲的唯心论所说的，没有脱离五浊恶世的办法，也没有修行的方针。想依西哲的唯心看法，来脱俗入圣，永断烦恼，究竟离苦，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佛法是可贵的！

  ⒌西哲的所谓神，是指造物者，这造物者，是一位万能万知的神，笛下见R.Descartes说，这神能创造天地万物。而他既是万能，乃是不必父母生的，是自己作为原因的SelfCause，换一句话说，就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解释，是很独断的，哪能令人置信？从论理学来说，是不通的！因为有果必定有因，绝没有无因之果的！佛解释世界现象，是共业所成，非任何人所造，自是一种合乎真实的言论。故西哲的唯心论，到底难免陷入独断论的毛病，独断论就是不合论理学的，也就是失去正理。

  31、北京大学地质系某博士感叹说：

  真正的学佛者实在是太自在了！

  32、艾泽生博士：

  通过修持佛法，不仅自己的性格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取舍善恶、净化自心的道理。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财富，不但能令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价值取向，而且还能令我们今生后世都得到暂时与究竟的安乐。可以这么说：学佛之路，就是通往幸福快乐之路。

  33、格雷厄姆·豪博士：

  只要去读一段佛经便会发现，远在2500年前，佛的弟子就懂得了比自己受称赞还要多的有关我们现代心理学上的问题。在这个时���，他们就开始研究这类问题并找出了它们的答案。

  34、斯里兰卡弗那多博士：

  佛教之生活法，能使人们得到安乐，并使生活成为合理，至诚和平；使人类确知战争是野蛮愚痴的最良方法，无过于宣传佛教之道理及见解。佛教不强人盲从，但凡有思想智慧之人，就佛教道理深思谛观，则未有不怡然焕然，心安理得者。

  35、荷兰弗朗基博士：

  世界战乱的根源，是由于某些国家贪婪心太重，权利心太浓，恃强凌弱，称王称霸，以致发展成残酷的战争。摩西十诫已经提及，但道理没谈透，故没能收弭兵之效。独有佛说非常究竟，特别是佛教戒律非常精粹。假使能使佛教普及，则世界大同就可拭目以待了。

  36、日本京都大学心理学教授佐滕幸治博士：

  坐禅学佛有十种心理方面的效果：1、忍耐心的增强，2、治疗各种过敏性疾患，3、意志力的坚固，4、思考力的增进，5、形成更圆满的人格，6、迅速地使头脑冷静，7、情绪的安定，8、提高行动的兴趣和效率，9、使肉体上的种种疾病消失，10、达到开悟的境地。

  37、英国汤恩比博士：

  能够拯救21世纪人类劫难，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大乘佛法。

  38、查亚苏里亚博士：

  所有现代科学都相信凡事必有因，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关系，佛教与科学都一样不能存。

  39、爱德华·康泽博士，《佛教》作者：

  佛就像一位医生，就像医生必须诊断和弄清不同疾病征兆，他们的起因，对治的方法药方一样；佛陀所展示的“四圣谛”也同样指出了苦的范围，苦的起因，苦的息止，以及通向息止痛苦的途径。

  40、拉达克里希南博士（1888—1975），印度政治家，哲学家：

  佛陀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过火，也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说过一句不仁慈的话。我们钦佩佛陀的明智而合理的思想。每当我们阅读佛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佛陀的明智而合理的思想所打动，他把伦理道德（戒）置于首位——正见或合理的见解。他尽力为人们刷净了所有那些妨得扰乱他们视野和命运的陈词滥调。（《乔达摩佛陀》）

    41、英国牛津大学鲍罗登博士：

  佛教为今日人类之救星！现今研究佛教学者渐多，只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虽科学、哲学有长足进步，然其发明最如理处和佛法相通，况佛法有其最深奥广大处、最真实适用处，决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可企及。现在只有佛法可以救世界。

  42、尊者W·罗睺罗博士：

  佛教是现实的，因为它对生活和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它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领向愚人的天堂，也决不用所有的那些虚构的恐惧和罪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残我们。它精确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平与安宁的幸福之路。

  43、韦尔斯博士英国史学家：

  佛陀之法音，佛陀之根本教义，由今研究其原本所得，乃知极简单明晰，且与近世观念最相合，其为自古迄今最锐利理智之成功，盖不待辩也。

  44、格雷厄姆·豪（美国心理学博士）：

  只要去读一段佛经便会发现，远在2500年前，佛的弟子们就懂得了有关我们现代心理学上的问题，其水平远远超出了世人对他们的信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研究这类问题并找出了它们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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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过管理关

本文写于1999年。

1998年方正利税总额比1997年下滑近一个亿，此种业绩不能不让消息和评论都非常发达的业界产生一些说法，说法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方正是大锅饭”、“方正机制不太行”、“方正管理有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和很多人痛感“人言可畏”不同，方正董事长张玉峰直言：“这些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反映了方正的实际情况，所讲的地方确实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改进、调整的方面。”“方正在管理方面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过去被排版技术在市场上的一枝独秀掩盖了。王选教授的技术掩盖了我们很多在管理方面的差距。”

“一白遮百丑”

方正���年一帆风顺，赢利的60％靠电子排版系统。王选教授十多年研究之积累，使方正一成立就在排版领域确立了第一的摊子铺得这么大，没有过硬的管理不行。张玉峰是方正的“主心骨”地位，在市场所向披靡，几乎没有逢上什么对手。

十年前，正好又赶上铅字印刷向计算机照排更新换代，再加上1989年之后，中央加强新闻导向，各大报社进入大规模投资阶段。

方正在此种内外因相互配合之下，倾刻之间辉煌了起来。

突然而至的辉煌当然让人欣喜，但它也容易让人因此放松管理。产品是主导性的产品，经过起初的爬坡阶段后，企业内部即使管理得好也不见得能多卖出几套，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去费尽心思琢磨管理？企业强化管理的举措通常都是在利润和外在竞争双重压力之下逼出来的。

1998年，外部状况急剧变化，国外的Adobe、IBM，国内的浙大快迅、清华紫光等很多公司都在倾尽全力打入中文出版市场，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已经习惯“打顺风球“的方正突然遭遇“逆风”，明显显得不太适应。

基于这些背景，张玉峰认为方正到今天仍然处于非常艰苦的创业阶段，而且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1999年、2000年是方正艰难的过渡期。” 而且，“这个过渡期是方正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方正只有将这些困难都克服了，才会有一个全新的前景。”

方正和联想不同

眼瞅着1998年好戏连台的联想，张玉峰悟出方正和联想所走过的路不同。“联想靠代理、服务起家，走的是‘贸、工、技’道路。代理、服务都是很苦的差使，怎样开拓市场？怎样规划销售渠道？全都要有一套严格严密的计划，这种生意必须精打细算才能挣钱。相反，方正过去所做的照排生意相对容易，方正没有经过太多的市场磨炼，今天让方正突然直面激烈竞争，当然有些不大适应。”

“联想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其在1995、1996年的调整过程中，大浪淘沙，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非常优秀。方正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大家都很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现在。” “我看，不是我们执行的班子不卖力，他们都在非常认真地做事，情况可能是方正的确需要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一个利润很薄的情况下，切身去体会如何搞好经营。”

“在方正分公司迅速发展的阶段，我就感到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故而提出了分公司要作为一个办事处来管理，财务垂直管理下去。另外，方正怎么样在一个有限的领域里，集中力量达到有限的目标，人员不能膨胀太快，效益不好要裁人，不能人浮于事，怎样建立一套好的激励制度等等，这些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没有十分重视，没有足够警觉。经营业绩好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吧？另外，公司管理方面的一些惯性也阻碍了方正早日在管理上警觉起来。”

联想PC的成功树立了联想作为大公司的形象，可是在方正，不同的人对销售PC理解不同，有些销售人员甚至会说：卖什么PC啊！你看我们签的报社合同，几百万的合同就有几十万的赢利。做PC不可能有这样的利润，一下子赚不到那么多钱，销售人员就觉得没劲。这种做大客户、赚高利润的心理已经不适应现代计算机业追求资金周转率的经营模式了。近两年，方正的代理产品做得很不尽人意。

方正PC总经理冯沛然客观地指出：照排系统形成的经营模式对方正PC初期的发展非常有帮助，为方正PC在初期赢得了维持生存的客户基础，使方正PC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很快突破了1个月1000台的销量，致使方正PC一上来就有利润。

方正照排以大客户为销售目标的经营模式能够形成扎实的客户基础，这些大客户都是方正产品的忠实用户，但大客户的数量毕竟有限，方正PC要上规模，仅靠照排系统形成的客户基础绝对不够，要想进一步快速膨胀就必须发展众多的代理，共享代理商的客户。

如此一来，原来很简单的直销大客户模式变成突然要和众多代理打交道；原来攻下“一单”是“一单”，每“单”利润都很丰厚变成了现在所做的“单”数都数不过来，变成了资金年周转率12次，每次利润在5％以下；原来方正照排系统主导市场，用户不买方正就会被认为是犯了错误，现在方正PC是市场的竞争者，市场第一早被联想占了。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再不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竞争力怎么能行？

但冯沛然并不就此觉得国内企业在管理上有天壤之别。对比联想PC，冯沛然承认，自己在运营的经验上比联想少一些。因为PC是每上一个批量后才能发现还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冯沛然自信，方正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一定会比联想当年快一些。

1998年，方正PC完成28万台销售，已经成为方正集团主业之一。方正PC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不仅仅在于每年为方正创造一定规模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肩负着将方正从一个专业型公司转变为一个大众化公司的使命。方正PC对于帮助方正进入以前不熟悉的领域，熟悉市场，锻炼队伍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一招致富可能会忽视管理

中国企业一直以来不注重加强管理的历史原因，按冯沛然的分析是：80年代初，知识分子“下海”备受社会歧视，以致出现过“亦官亦商”、“亦学亦商”等诸多角色的装饰。为最终排遣受歧视的心理，当时办企业的人朝思暮想超级速度致富的途径，追求出来干的时候，没有一分钱，一年以后变成100万，两年以后变成1个亿，三年以后变成4个亿，企图用这样的事实向社会证明“我做商人，我过得很好，我做商人很自豪，一点儿都不自卑”。

在那个充满各种暴发机会的年代，的确冒出了一批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牟其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渐渐地，大家从这些神话中得出了“一招可以致富，一招致富要靠神奇力量”的概念。

这个概念使后来办企业的人老是在想：如果我下海做生意，我一定要先想好一个办法，使我的生意年初一个子儿没有，年终腰缠万贯，否则就不要做。

这种生意经当然用不着管理，一招“拿下”完事。找到那一招需要的是直觉、勇气和机缘，绝对不会是管理。

现在的情况变了，原来IBM/AT机器2万元进货卖4万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成了低利润多运转。低利润多运转势必会产生大规模的物资、资金和人员流动，一个企业要保证自己能够承受大规模的物资、资金、人员流动，势必要有过硬的管理才行，否则，很容易因为负荷太重出现崩溃、失控的局面。到90年代，80年代一招致富的企业英雄们纷纷落马的事实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背 景

1975年5月，由王选教授主持、北大科研人员组成的课题组与合作单位一起开始进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

1980年10月，“北大748研究所”用我国第一台激光照排样机排出样书。

1987年，北达科技服务部成立。

1988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方正集团前身)开始经营北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于1987年和1996年两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于1985年和1996年两度被评为“国家十大科技成就”。

1989年，和香港金山公司联合投资开发方正SUPER汉卡，于1992年成立汉卡部，该产品占据同类产品50％以上的市场。

1990年，开始投资组建各地分支机构。

1992年，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方正(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目前方正集团在海外有5家分支机构。

1993年2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成立。

1995年7月，成立企业级技术中心——方正技术研究院，公司与研究所一体化进程宣告完成。

1995年10月，方正电脑、方正显示器问世。

1997年，北大方正入选国家120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并作为信息产业界惟一一家企业入选全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

1998年5月，方正成功入主“上海延中”，将“延中实业”更名为“方正科技”，并注入方正电脑、方正显示器等高科技优良资产。

1998年11月3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科委联合发出向王选同志学习的决定。

“死不瞑目”

1998年业绩不尽人意，着急的不仅是方正的管理层。前不久，方正创业者之一、方正软件前总负责人陈堃銶教授找到张玉峰，对他说：“张玉峰！方正是我们共同创出来的企业。如果我们在一两年内看到方正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死不瞑目！”

陈堃銶一番话说得张玉峰感慨万千：“方正是我们这班人共同的追求，是我们这班人的归宿。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不是一把手，我都把方正的事情当作我自己的事情。今天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仍然认认真真地帮助张兆东、赵威、周宁、蒋必金出主意、想办法。王选60了，我54，机会对我们都不多了。”

“无论是现任总裁还是我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要把方正办大。今天，当我遇到很多困难，心情特别坏的时候，过去一起做方正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张老师，你烦什么呀？谁让你当初要把公司办得那么大！如果办个小公司，现在不就特别舒服?’但我不后悔把方正办成一家大公司。”

方正此次面临的调整并非方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波折。1991、1992年，方正经历了由一家小公司向一家较大公司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员要由不到一百人增加到几百人，利润要由一两千万增加到几千万。这个转变过程具体表现为总裁换届和正确处理公司和研究所的关系。当时所犯的错误是想做的东西太多，没有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达到有限的目标上。今天在方正的组织结构图中还可以看到高尔夫球场的投资。

方正换过好几任总裁，此次调整张玉峰认为不会换总裁。“这是方正成熟的标志，不能公司一有困难，就有人事的更迭，就有很多是是非非。”但这次方正将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工资都降了下来，目的是想表示出：现在方正有问题，首先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管理层有信心把公司遇到的问题解决好。

方正如何改掉“大锅饭”

方正创业之初，有住房基金待遇并比业界平均高出很多。1995年方正在香港上市之后，取消了住房基金，因为住房基金这个概念在香港股市不被认可。方正在取消住房基金的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因此在1995年，方正的工资在业界仍然有竞争力。但最近两年，方正的待遇明显没有竞争力了。中关村尽人皆知联想的工资比方正高。

方正执行副总裁赵威认为这是“人员膨胀过快，管理体系不健全，‘大锅饭’味道越来越浓”造成的结果。

为了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方正原来在分配上一直以一个大的专业公司为核算单位，这种分��上“连坐”的方式当企业小的时候是一件好事情，能够使大家更团结，但当一个企业发展到很大的时候，“连坐”就成了“大锅饭”——一个专业公司下面可能会分成A、B、C、D若干个事业部，一年干下来，如果A、B事业部赚钱，C、D事业部赔钱，总体来说，这个专业公司没有完成总公司年初下达的目标，那么，整个专业公司就不会得到多少奖励。这种情况下，A、B事业部即使超额地完成任务也不能拿到一份合理的报酬，这就造成了做得好的“吃”了做得差的“大锅饭”。反之，则会出现，做得差的“吃”做得好的“大锅饭”。

1999年，方正在分配上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划小核算单位，直接对各专业公司的事业部考核。方正之所以以前没有划小核算单位是因为以往一个专业公司的各个事业部差不多都能完成任务，彼此差别不大，矛盾一直没有很突出地被暴露出来。到了1998年，由于竞争加剧，这个矛盾被激化了。在划小核算单位的同时，方正也注意到了当核算单位划到10人左右的时候，一般情况，就不能再细分，再细分下去，赵威担心“容易引起团队内部不适当的竞争和相互的不配合”。

企业家必须是现实主义者

张玉峰过去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每个礼拜有半天政治学习的时间。当时老师们都特别想过这半天，因为在这半天时间里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无忧无虑地发一通牢骚。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讲政府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议论完了，大家都特高兴，然后散会。

后来做了企业，张玉峰方才明白，真正做事情不能首先考虑“应该怎么做”，而是要考虑“能怎么做”。“企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该不该做’，而是做了‘合算不合算’，时间上做得起做不起？精力上做得起，做不起？一件事情如果我没有考虑好可实施的细则，我不会动手。”

1990年，张玉峰在中关村当时的香港美食城请国务院秘书局的一位局长吃饭。张玉峰回想当初，称自己一腔热血，滔滔不绝地对这位局长讲了许多国家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的道理。最后这位局长讲了一句话让张玉峰他们再也说不下去了，这位局长说：“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政府早就想到了，之所以没有做，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致使没法做。优化组合多好！20个人的事干吗非要200个人做，把180个人优化下去不就完了，但优化下去怎么办？很多人没有事做，就会惹事生非，引起社会不安定。”

听罢，张玉峰领悟到了，政协可以发牢骚，但国务院肯定有不敢随便做的原因——国务院要考虑“能怎么做”的问题。“做企业的思想方法也是‘能怎么做’的问题。我过去当教员主要任务是认识世界，做企业是改造世界，两者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

知识分子办企业成功的不多，张玉峰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还停留在原来的思维方式上，不肯身体力行地去做事情，在公司还没有办大的时候，就希望指挥别人干，自己不愿意干。“自己干过、懂了才能指挥别人，要不很容易被‘涮’了。”张玉峰自称从北大出来办公司的时候是最普通的教员、最基层的讲师，所以，能“比他们稍微脚踏实地一些。”

打破“大锅饭”的第二个举措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岗位制定不同的工资体系。方正原来3000多人只有一个工资体系。赵威承认，这种分配体制太简单了。“销售人员在公司里面这间公司承受压力最大，但销售人员的工资水平过去和全公司的平均工资水平差不多。方正销售人员的工资水平可能比同行大公司平均水平低，但是我们职能部门的工资可一点儿都不比别的公司低，可能比别的公司还要高。这种工资体系造成职能部门进来的人都不愿意走，而做销售、做技术的个别人去了其他企业。”

第三个举措是破除“官本位”。赵威现在很希望好的销售人员比他自己的领导工资高。“以往员工一定没有他的领导工资高。如果这个员工今年干得很好，怎么表示对他的承认呢？惟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升官，只有升了官，他的工资才能长上去。但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人员，让他做管理，可能就是一个很蹩脚的管理者。但不让他当官，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承认，他就会选择离开。”现在，方正新的评价体系可以让员工不当官也能比自己的领导拿得多。

以前方正在中关村很自豪自己比四通、比联想都更稳定，但稳定的同时也积淀下了一些不是太理想的员工。裁掉一部分冗员，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提高优秀员工的待遇是方正今年裁员的指导思想。赵威说：“裁员不是目的，裁员只是手段。没听说哪家公司靠裁员裁下来的钱使公司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在冯沛然眼里，一个企业激励机制不好不光是激励机制的问题，而往往是因为评价体制不好，评价体制不好往往是因为职责不清楚，职责不清楚往往是因为流程不好，流程不好，其实是架构的问题。“要打破大锅饭，真的不是解决了一个所有制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只解决了一个动因的问题。”

靠利益拢住人才

如果让张玉峰重新做一个企业，他会一开始就把这个企业的产权框架设计得很合理。没有钱，张玉峰会去贷款、融资或者合资，但不管采用哪种产权形式，他都要把产权理得很明晰，因为张玉峰现在已经明白了，只有产权明晰，利益才会明晰；利益明晰了，长远的激励动力才可能被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

张玉峰承认，方正在当年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产权关系，今天改起来非常难，但必须改。

一直到现在，包括张玉峰在内的方正所有骨干都没有方正的股票。张玉峰说他能做到，尽管方正不是他的，尽管在里面没有股份，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也能把方正当作自己的企业一样。方正赚了钱，感到就像自己赚了钱一样高兴。张玉峰和自己的家人讲，“我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只希望赚钱，不讲给谁赚钱。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老板。如果不是这种心境，我早就不做了，即使做，也肯定做不好。”

这种想法张玉峰自己可以有，但他不能要求今天的年青人都怀着他这样的心态面对利益。赵威认为今天的年青人在乎利益回报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原本的收入就低。

所谓成就感是精神上的自我激励，当责权利长期不对等的时候，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1999年，方正在利益激励上会认真做三件事情：

第一，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希望借此将方正改造成为一家股份制公司，希望通过公司员工持股，使公司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同员工的利益联系起来。张玉峰讲过去这样做的条件不成熟。“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做，容易引起方方面面的非议。在一个争论不清楚的问题上争论，会把方正当时的发展机会都失掉了，所以，过去一直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1999年，张玉峰认为是时候了。“无论从国家的环境，北大的心理，还是就方正内部的需求讲，都是做的时候了。”

第二，针对不同情况、不同部门、不同专业公司制定出相应的激励政策。将技术开发和专业公司的效益紧密地捆绑起来；把前瞻性研究和集团的整体效益挂起勾来；用新成立公司的前景同职工的未来挂起勾来。

方正希望未来成立的公司全部当作风险投资进行管理，希望将一部分股份让给风险基金，避免独立承担风险。新成立公司不但要和风险基金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而且，还将通过持有股份的低工资方式和新公司里的员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第三，将上市公司的认股权计划真正落实到骨干身上。张玉峰经常讲，留住人才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份有竞争力的待遇。有竞争力的待遇现阶段在张玉峰眼里是“老婆不工作，也能养得起；买菜的时候用不着讨价还价；老婆生孩子雇得起保姆；在公司里面是骨干，应该有房子住。”二是工作要具有挑战性。“搞科研工作的能在一流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前沿性的研究，做出的成果很有经济效益；如果做经营，则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显身手。”

国外有关管理规律的讨论更多地关注机制，很少提到人。赵威则认为，“在中国，人比机制更重要。”“原因是中国尚没有一支充足的经理人队伍，好的人才太少，不可能像国外那样可以比较自由地更换经理人。”柳传志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有两条和人有关可能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如果你是棒子面，你就蒸个好窝头

这是“文革”中北大“工宣队”里一位老师傅教导张玉峰的一句话，张玉峰至今记忆犹新。

张玉峰的女儿、女婿在国外，张玉峰每次给他们写信总是希望他们认认真真在公司里面做，过一份平静的生活。张玉峰在信中说：“做企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成功，失败的是大多数。我希望你们不要只看到成功的光环，还要看到那么多人都失败了。”

张玉峰不希望年青人一古脑儿全拥上创业的独木桥，以他的意见，中关村真的不需要五六千家企业，一两千家就足够了。“当中国企业数目越来越少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我们国家富强的时候，如果企业总是这么多，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是一盘散沙。在国外只要是唐人街的地方，就会有一排一排的个体户、小商贩，但很少见大企业。”

张玉峰不否认硅谷每年都有很多企业成长起来，但他认为那毕竟是少数。“国外很多人都希望在公司里面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认真打一份工。”“年青人是否经过大公司的培训对其一生的成长非常重要。如果一定要一出校门就创业，一个公司只有三五个人，还硬说自己是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未免太廉价了吧！”

张玉峰刚办公司的时候，经常到曾是中关村象征的科海楼上逛一逛。没过多久，张玉峰就感觉到像科海这么办企业办不起来，原因是“科海把企业办成了百货公司出租的柜台”。“同一样东西，这个柜台卖5块，到另一个柜台，挑明刚才柜台的报价，就会得到4块5的报价，最后这样东西可能会在3块钱的柜台上成交。”张玉峰认为年青人与其这样小打小闹的做生意，还不如到大公司里面做一名职业经理人有前途。

尽管流行的管理理论反复鼓吹要把企业做成汽车，谁上去都能开，但这只是愿望，真正实现起来非常有难度。即使像IBM这样管理非常规范的公司，一个卖饼干的郭士纳就能把原来亏得一塌糊涂的IBM调理得非常之好；假如微软没有盖茨，那么，有没有微软都还是个问题。《企业方法》之《不能申请专利的知识》刊出后，一位上海读者打电话来商榷，她认为，柳传志在文中所表达的“要让联想离开我也能做得很好”的愿望很难实现，她认为，一个企业做得如何，就看企业的一把手做得如何，企业做得好不好，就是一把手的问题。

王选留下的传统不能丢

离开方正进外企的人工资陡然增加了许多，可以断言，现在在方正工作的人中一定有不少比去了外企的人能力还强，这种情况下，方正靠什么留住他们不去外企？

方正研究院现在正在推行ISO9000的管理，要以科学化的管理取代个人色彩很强的管理。张玉峰十分肯定方正研究院在这方面的努力，但他同时又提醒研究院，无论如何不能丢掉王选老师过去管理研究院积累下的宝贵经验。“王选教授那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关心人才生活的传统不能丢；大家对王选老师非常敬重，王选老师和手下很有感情的氛围也不能丢。师傅带徒弟式的管理不行，但什么全在网上，人与人完全不接触也有问题。”

张玉峰这样说是因为他很清楚，方正吸引人才不仅要靠利益，还要靠事业心、民族荣誉感、各种机缘以及多年合作的感情。“研究院现在的管理必须将肖建国他们对现代管理的认识同王选老师留下的良好传统比较好地结合起来，研究院纯粹靠规范性的管理一定管不好。知识分子真不好管，而实践证明王选真的能够带队伍，能够团结一班人出产品。因此王选的传统和经验怎么能够不加以珍惜？”

利益是留住人才的基础，十分重要，但方正现在所能够给予员工的利益诱惑远没有达到让他们不考虑其他价值追求的地步。所以，一定利益基础之上的情感需求、事业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综合满足才是方正吸引人才的关键所在。

1992年，冯沛然从北大毕业进方正，第一年用了一半时间在公司扛箱子、卸集装箱、修机器，另一半时间则跑到中关村里推销ASTPC，冯沛然觉得这一年自己收获很大。可是，现如今刚进方正的年轻人干了几个月就开始向冯沛然提“感觉自己在公司做的事没什么意义，一点全局性都没有。”因此，希望到外企多挣钱或者自己开公司“统揽全局”。冯沛然第一次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心想你刚来，有什么资格谈这些？后来冯沛然逐渐意识到今天企业所面对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年轻人，企业必须尊重他们既成的想法，必须时刻想着怎样给他们更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荣誉感，必须时刻想着怎样提供给他们更多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因此，年轻人一进公司就要给他们职业培训使他们由社会人迅速转变为公司人，公司要为年轻人进行前程规划，给他们软硬件的良好环境，让年轻人觉得公司是帮助大家达到自我理想的桥梁，不是个人理想的坟墓。”

冯沛然认为，只有当企业足够尊重个体意见，不简单地用团体利益压倒个体利益，开始关注个体利益的时候，企业才可能会考虑自己的管理是不是太繁杂了，员工是否舒服？管理是不是太冷酷僵化，员工是否感到没有人情味？

整合分公司的工作早晚要做

很早以前，赵威和联想的人聊天，联想的人对赵威说，如果方���想把分销业务做大，那么，联想走过的路方正也要走一遍。审视一下，方正1999年在分销渠道上的举措，的确能看到一些联想的影子。

1999年，方正在分销体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突出“一体化”。“一体化”首先是专业公司和分公司的一体化。分公司一部分业务从原来对利润负责转变为只对销售额负责，不再担当利润中心角色。

对利润中心这个概念，赵威有着深刻的认识。“不是总公司给谁下利润任务，谁就是利润中心，是不是利润中心要看它是否能管理与利润产生有关的主要环节，这些环节包括：采购、市场、销售、开发等等。 分公司只是这些环节中的一个销售环节，所以，它不能是独立的利润中心。强行将分公司做成独立的利润中心，改变了分公司作为总公司在异地延伸的性质，使分公司和总部各专业公司的关系变成了代理关系，最后所有的方正分公司都成了方正在当地的独家总代理，这不是方正希望看到的。”张玉峰和王选合作，堪称中关村企业家与科学家合作的典范。

因为“两级利润中心的管理很难让方正将全国看成一盘棋，有的分公司局部很成功，但方正整体还是不会很成功。这有点儿像踢足球，大家都想射门，都想立功，都想做前锋，结果，球踢得一塌糊涂。”

专业公司和分公司一体化管理后，财务和商务就能自然而然地垂直管理下去。过去方正的财务和商务在北京总部很难及时清晰地看到全盘的情况，妨碍了方正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另外，财务和商务垂直管理下去以后，还可以做到收支两条线，避免一边“收”，一边“支”，即使赢利差，也把要花的费用都花了，最后剩多少是多少情况的发生。现在“收支”两条线，效益不好的时候，支出就会被严格控制限额。1999年，方正在财务上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发挥了财务监督的作用，财务总监不再对当地总经理负责，财务从此承担起了控制公司经营风险的作用。

第二个“一体化”是研发与经营一体化。方正研究院和公司的关系走过了“产品代理”、“技术转让”、“合并”三个阶段后，1999年，要做的是将方正研究院下面的部分研究所同方正的专业公司捆绑起来。现在方正研究院里的研发人员或者研发小组被不被肯定首先要看市场反应，这种机制容易激发出研发人员以市场为导向，时刻关心产品利润，想做出赚钱产品的动力。

方正将调整分公司架构叫作专业公司和分公司的“一体化”，联想管同样的事情叫作“建平台”；将研发推向市场，在方正被称为研发和经营的“一体化”，在联想，叫作“将研发从总部下放到事业部”，说法尽管不同，做法却一样。

联想副总裁杜建华曾担心大企业做到最后会殊途同归，方法都一样，那么，《企业方法》岂不是要重复记录下很多雷同方法?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即使在今天，很多已经被证明是很好的方法为什么还没有被很多企业采纳？“知”和“行”是两码事，一般知道和足够警觉是两码事，坚决要做和“嘴上说说”更是两码事。《企业方法》是具体的方法，同一种方法背景不同，实现的途径也不尽相同。

把权放给这样的年轻人

集纳人才是一切管理的基础。惠普信息产品事业部每一名员工都经过总经理李汉生的面试，联想高级副总裁郭为当年也是面试的时候，为柳传志个人魅力吸引，放弃别的机会加入联想。

张玉峰看中的人，第一要有思路。张玉峰经常说：思路就是出路，没有思路就是死路。“方正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经理，不是北大西角门外卖百货小铺子的老板。”“我上学的时候，那个铺子几个人，几十年之后，还是几个人。开那样的铺子不要思路，只要把账管好，不丢火柴，不丢糖果就行。但是，方正是一个需要快速发展的企业，没有思路，没有想法，如何发展？”

第二要会管理。“在方正曾经出现过管五个人管得很好，管十个人就管得一塌糊涂的经理。”

第三要能带队伍。“带队伍其实就是讲团结，讲团队精神的问题。当小组长，都要有两个人，不能自己给自己当小组长。一个人都管不好，肯定不能当组长；十个人管不好，肯定当不了经理。”

第四要和企业“一条心”。有人离开方正，张玉峰不会骂他“忘恩负义”，张玉峰知道在人才流动问题上不能持双重标准，不能一方面骂过去人才不能流动的体制；另一方面，自己企业走一个人才，就骂这个人没良心。

张玉峰能够接受员工离开方正，给他留一封信，讲清楚什么时间离开，离开后，谁接下面的工作。但张玉峰不能允许员工在为方正服务期间“三心二意”，不能允许员工一方面卖着方正的排版系统，一方面又在帮别人做生意。

张玉峰论办公司的四个阶段

1986年，张玉峰从北大物理系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懂怎么办企业。那时候，他所具有办企业的知识并不比现在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学生丰富多少。例证是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张玉峰甚至不知道办企业还需要有营业执照，以为刻个橡皮图章就可以开张营业了。

第一阶段，张玉峰牢记一位生意场上的仁兄对他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买进来的东西最便宜，卖出去的东西最贵，那么，你一定发大财。”在这个阶段张玉峰懂了财务，懂了税收，懂了处理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张玉峰很快成了一个精明的商人。

第二阶段，张玉峰认为关键在于要能够团结人，要能够带队伍，要有一批人心甘情愿与你一起做事情。张玉峰体会：要让别人对你死心塌地，就必须让手下感觉到“有了张玉峰，我赚到钱了，跟着张玉峰，我发财了。如果跟着张玉峰，张玉峰发财了，那下面肯定就散掉了。”

在开始的时候，将下面一批人拢起来，还要有人格的魅力才行。“一开始谁都不认识谁，况且，很多人也蛮有本事。要把大家都拢到自己身边来，你一定得是一个很忠厚的人，一个很能干的人，一个能把心放在中间的人。你必须要认认真真做事，吃苦在前面，享乐在后面，做事情为人师表。”

中关村很多公司到第二阶段就散了，三个人公司变成了三个公司，就是因为不能团结。“一个公司团结不团结关键在核心，如果公司最早的核很松散，就不可能把雪球越滚越大，而是，一个雪球滚成了好几个雪球。”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就到了培养干部挑起不同部门担子的第三阶段。张玉峰在公司经常讲：“主席老人家那句话，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制胜因素，和企业现在讲的‘以人为本’完全是一回事。”对待干部，“既要信任他，也要帮助他。我们过去讲使用干部要扬长避短，其实，当干部有问题的时候，适当地还要扬长护短。不能有一点儿问题，就把他拿下来，要能够帮助他。当然，这种信任不是放任自流，在一开始不太了解他的时候，要不断地定期检查他的工作。”

第四阶段是从执行者向决策者转变。在这个阶段上，张玉峰至今还感到力不从心。“我觉得我做这个转变始终都转变得不好。具体做一件事情，我会很认认真真地去做，也自信有能力去把它做好，但一到如何宏观地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宏观地规划企业政策，就非常力不从心了。”所以，张玉峰至今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企业家，他说他顶多算个经理。

虽然张玉峰希望人才“在方正一天，好好地干一天，离开方正大家还是朋友。”虽然张玉峰理解“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卖给哪家公司。”但张玉峰还是很害怕公司的事情做到一半，员工突然来找他，说美国的博士通知书下来了，要去美国念博士。“不让他去吧，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让他去，公司的事情怎么办？”

所以，方正现在委以年青人重任之前，先会把许多事情讲清楚，规定好几年之内不能出国，不能离开方正。“要保证把一件事情做到底，否则就不要做。”

在张玉峰眼中，方正一批中层干部还是很不错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去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把这批人带起来，队伍不带起来就会散掉。”

赵威现在很为方正缺乏企业策划人才着急。“多年以来，方正的执行和策划是合二为一的，我们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每天具体的事情千头万绪，不可能再集中精力去思考宏观的事情。而且，因为是行动者，就会陷到细节里去。有些问题一上来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打算向东走，但一具体执行，有人说向南，有人说向北，在说服别人的过程，自己也跳不出来了。因为从别人站的角度看，似乎向南、向北也都有道理。”所以，方正要“尽快建立起一个专门进行企业策划的部门，有一批人能站在一个综合的角度去看待管理。在方正的文化里过去对这方面重视不够。”

企业不是道德法庭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管理就是处理调和各种各样的矛盾。企业中不可能杜绝矛盾，但不能让矛盾和冲突太多，太多的纷争会导致混乱。矛盾总是产生在有歧义的地方，所以，企业一般会用ISO9000的方法将组织结构、工作流程、岗位责任、工作指导、评价办法，激励机制全都明确地规定出来，以消除基本的歧义。

方正电脑引入ISO9000的管理已经两年多了，照冯沛然的体会：ISO9000的思想方法无非就是把想到的事，写出来，写出来的事，坚决照着去做。

过去很多事情没有标准，怎么做都行的时候，就需要太多的权衡，太多的协调，造成太多的矛盾冲突需要解决，从而使组织内部沟通失调。管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指令的有效程度，ISO9000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组织从原初的无序沟通发展到有序沟通，从被动沟通发展到主动沟通。

技术层面的管理可以用ISO9000的方法解决，但管理不仅有其共性的一面，还有其个性的一面，冯沛然形容：没有ISO9000的时候，大家做事情犹如打篮球抢着去做，难免会有碰撞；有了ISO9000大家做事情就像打排球，互相托来托去。职责是明确了，但很多“中间地带“的事情就都没有人做了。

如此看来，虽然ISO9000能够解决管理的基本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问题。人的矛盾还要靠人具体地去解决。

张玉峰遇到这样矛盾，始终坚持公司就是公司，既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检察院，公司处理很多问题应该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

公司里面两个人发生了矛盾，张玉峰首先考虑的是这两个人中谁更有能力，谁更有能力就以谁为主解决问题。“公司不是政协，不是俱乐部，企业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企业的事情容不得长时间地讨论。假如我们一个软件有问题或者国外有一个订单，我们能不能有一帮人拉到一个旅馆去，白天晚上，不停地去干，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站起来拍一下，当机立断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这一拍是考验企业能不能打硬仗的一个重要标志。”

冯沛然处理矛盾之前总是要求自己先想清楚自己在这个矛盾中要的是什么，取舍是怎样的，否则，他怕自己陷进冲突中去，听哪一方的意见都有道理。冯沛然处理矛盾的另外一个原则是对事，不对人。这个原则容易建立公平的形象。

当有人在张玉峰耳边小声嘀咕的时候，张玉峰一般都会告诉他，“你大点声说，好话不背人。”张玉峰感受处理很多矛盾的时候坦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方正这个共同的事业，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坦荡地摆在桌面上谈，如果小家子气，勾心斗角，搞帮派，公司就会陷入非常麻烦的境地。”

赵威认为在方正处理矛盾，讲理第一重要，第二靠机制，最后才能靠权威。“北大的企业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民主有余，集中不足。”方正已经意识到学校的文化和企业文化不能一样，在统一张玉峰、张兆东、张旋龙人们常戏称他们是“三兄弟”思想上靠层层说理会很慢，容易丧失市场机会。但是，“在方正靠一个简单的行政命令真是不解决问题。”张玉峰对此有一句名言是：“说不清楚的问题，暂时不说，在发展中去解决。”

选中张旋龙是因为他人好

企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内涵式是指靠企业内部资源扩大再生产，外延式发展指的是选择合作伙伴，将外在资金、技术或者人才融入到企业的肌体之中，使企业获得发展。方正外延式发展道路最成功的典范当数选对了张旋龙。

将一个香港商人纳入方正这样一个国有校办企业的运行机制，在圈外面可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方正这个合作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张旋龙之于方正第一个重要意义体现在为方正在香港打开了一扇窗户。中关村的企业做到一定规模都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联想、四通都是这样，原因是计算机产品很多要从国外进口，需要在香港中转，需要有机构在香港开信用证到国外。

第二，张旋龙为方正排版系统销往海外立下了汗马功劳。1989年，方正和《澳门日报》签约，《澳门日报》买了机器，雇了工人，但方正的人却不能到澳门去给《澳门日报》安装。后来没办法，只好在海关通道上租了房子，每天，《澳门日报》的人把机器拉过来安装和培训。

曾经有一家报纸愿意用方正出版系统，这家报纸问假如技术上有了问题怎样解决?方正回答说，办签证需要三个月。三个月把这家报社吓坏了，报纸每天都要出，三个月才解决问题，如何了得。为此，方正下决心在香港和《大公报》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卖方正排版系统。但是，在两年的时间里面这间公司几乎一事无成。这个挫折让方正认识到，做本地人的生意不仅需要有一家本地的公司，更需要有一个很有能力的本地人来做。曾经是东南亚第一导游的张旋龙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又有一家经营电脑生意的金山公司。

第三，1995年方正在香港上市，张旋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方正要在香港上市，必需在香港有一家连续三年赢利的公司。方正要尽早上市，不可能从头注册培育一个三年赢利的公司。所以，方正决定购买香港金山50％的股份，把它改为香港方正，以香港方正为主体在香港上市。

1995年，在深圳新都饭店，张玉峰最后一次和张旋龙谈判。张旋龙将金山投资办的子公司、资产、应收账款、银行存款全打了出来，交给张玉峰看。张玉峰逐条看，不时地对张旋龙说：“这家子公司我不要；这个是别人欠你的钱，你自己收吧；这栋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值，又没有用，我不要。”整个谈判过程，张旋龙总是乐呵呵地说一句话：“不要就不要吧。”最后，张玉峰说：“行了，你这些东西，我打八折，一共八千万，我出四千万。你一半，我一半。”

张旋龙不是惟利是图的商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张玉峰说：“张老师，我有这么多钱，我自己花，肯定只能花上面几张，下面几张肯定花不着，我要这么多钱干吗?我就希望能把方正的事情开开心心做好。”

每当遇到难题，大家都很焦虑的时候，只有张旋龙始终是那么乐观。乐观容易传染，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张旋龙一起讨论问题。1997年我采访张旋龙的时候，张旋龙反复提到了他对调和方正和北大关系的重要作用。的确，有些话也只有张旋龙这种“外人”的身份才适合说出。

联想在香港最终用很多的利益把香港的合作者请出了香港联想，香港四通和四通也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惟独方正和张旋龙的合作堪称典范，除了当初合作的时候股份划分得比较合理，张旋龙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10％外，张玉峰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张旋龙人好。

张玉峰认为，方正最后能和王选领导的研究院合二为一，和王选老师人好也有很大的关系。张玉峰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王选的为人。张玉峰的夫人过去在医院工作，她对张玉峰讲，一个女的住院了，得了癌症，他丈夫对她怎么好怎么好，后来张玉峰才知道，那女的是陈堃銶，那男的就是王选。

在方正的发展轨迹中，王选领导的研究所并入方正，张旋龙开的金山并入方正都对方正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快乐和人分享会增加一倍，利益和人分享可能增加的不止一倍，只要你选对了人。

研发上要实事求是

谁要是���着张玉峰的面说“方正做软件能超过微软，搞大型机能够超过IBM”，张玉峰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在胡扯。

尽管方正是一家公认的技术型公司，但张玉峰还是清醒地认为方正只能结合具体情况做二次开发工作，发展应用软件，不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第一，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能够消化吸收国外的技术，洋为中用，服务国民经济，我觉得也是高科技。”“不仅是中国，欧洲、日本也全都要跟着美国跑，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我们还胡侃什么。”

1998年，方正研究院有50个软件通过鉴定，但这50个软件里面有多少个能形成规模效应却需要仔细研究。企业里的研发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不同，研究所之间比的是谁获奖多。你得了2个奖，我得了50个奖，我一定比你强。但是，企业最关心的不是获没获奖，而是能不能赢利。张玉峰很同意柳传志关于科学家和企业家关系中企业家占主导地位的论述：“一个好的成果和把一个好的成果推向市场完全是两码事；把一个成果推向市场和它有规模效应更是两码事。”

张玉峰这番话针对的是方正曾经盲目投资太多，IT之外的投资几乎都没太成功而言的。当好主意太多的时候，张玉峰认为就有必要不断地去枪毙那些好的主意。“主意太多了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方正就这么多钱，就这么多人，不能好高骛远，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企业一有些起色，都会膨胀多元化的欲望，但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大公司倒闭的原因，90％都是因为多元化，不恰当的投资把一个又一个的公司搞跨了。“在这一点上方正真得要向联想很好地去学习。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面不要乱投资，在没有人才的情况下，既使是一个好的项目，也不能涉足。项目是靠人做出来的。”

张玉峰眼中的柳传志

前不久在香港，张玉峰碰到柳传志，邀请柳传志到方正做一次关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报告，柳传志说：“还是开一个座谈会吧。”张玉峰认为柳传志这样说是谦虚了。

在张玉峰眼中，国内信息产业联想做得最好，有非常多的地方值得方正学习。尽管张玉峰清楚，“别人的经验是别人的经验，自己的体会是自己体会。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难处。”但他还是认为相互的学习非常重要。“中关村的企业需要互相交流，我们经常说要向国外企业学习，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太多学习的榜样。”

张玉峰想向柳传志取经，是因为他看到方正在1998年所面临的问题，联想在几年前就已经遇到过。“1995、1996年香港联想亏损，一直到1997年上半年的时候，还在亏损，但是经过1996、1997年的调整，联想大踏步地前进了。”张玉峰认为前面对柳传志来讲应该是坦途了。

张玉峰相信只有“人好”办企业才会成功。“要做一个企业家首先必须加强个人修养。”“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全世界没有哪家大公司是靠坑蒙拐骗做起来的。”张玉峰说：“柳传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过去，胡昭广主持中关村试验区工作的时候，中关村的公司每年都会有一些聚会。张玉峰当时就发现柳传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在很多人讲宏伟规划，讲国家政策的时候，柳传志每每不愿意清谈。所以，开会的时候，张玉峰总会在会场的最后面碰到柳传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老种不好，别人的事情管不了，也懒得管。”

张玉峰非常不赞同有些企业家当年在自己的企业里面建立“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做法。“那是国家的事，企业家必须有一个自己的行为规范，做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

张玉峰也不赞同企业做得好，企业领导人就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做法，认为真的没有必要，认为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企业做好了，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而且，实际上真的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因为要粉饰，所以，大家都要想怎样拔高自己，最可悲的是最后连自己都信了。本来一个很出色的企业领导人，结果可能就毁在了这上面。再说，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张玉峰觉得办企业就应当像柳传志那样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不去比在哪个汇报会上出出风头，多讲几句话。

张玉峰对于国内外大企业倒闭的事件非常敏感，每次采访张玉峰，他都会提及五六家新近倒闭的公司。企业办得越大风险越大，所以，一家企业有没有经历挫折后的康复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张玉峰最惧怕“像县官那样在三年任期内把地全卖了，把煤全挖了，下一届爱谁干谁干”的做法。所以，张玉峰十分在意方正存货是不是太多了，应收账款是不是太大了，公司现金流量多少的问题。另外，张玉峰认为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是可持续的赢利能力，不是外面怎么吹自己。“宣传可能能暂时地提高商誉，对销售会有一些影响，但宣传一定不是最重要的。”

在产品开发上，赵威认为要求研究院一夜之间再拿出来一个像排版那样赢利的产品不现实。因此，加强同国内国际更多的合作很有必要。“从历史上看，照排系统是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合作的产品、汉卡是和金山合作的产品、方正PC是先和DEC合作建设好渠道学会了运作之后才开始做的产品。”“现在方正和MapInfo合作，推广地理信息系统；与康柏合作成立迪成公司做系统集成；和北大信息中心合作做指纹识别系统。”“这些合作的前提都是认为方正自己在很多方面并不比别人有高超的本事，如果认为自己有过人的本事，当然也就用不着合作了。”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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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题的确定全在于张玉峰的引导。采访之前，我虽然也知道一些方正在过管理关的情况，但方正愿不愿意和外人谈这些问题，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因此，本文本来的主题是“歌功颂德”式的，打算讲的是张玉峰、王选、张兆东、赵威、冯沛然等一批从北大出来的知识分子怎样从一名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历程，目的是想让更多现在想办企业的知识分子看到希望、获得启发。

但一踏进张玉峰的办公室，张玉峰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他先说他看过《不能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方正的“工厂”》两篇文章，他认为联想写得更好一些。接着，他称赞了联想一番；接着，他对比出了方正的差距；接着，他翻开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长达好几页的“被采访提纲”，开始向我宣讲“方正怎样过管理关”。

其实，香港方正今年效益不理想，股票掉了很多和管理有关系，但不是直接和全部的原因，方正今年主要栽在DEC上。DEC被康柏兼并，用户一下子对这个品牌不认同了，往年方正在DEC上有几千万的利润，但是1998年，方正在DEC上亏了几千万，一反一正，五六千万就没有了；原来和DEC准备成立的迪成公司也因为DEC被康柏收购放慢了脚步。

在效益不好的时候，拿出最难“啃”，但总要“啃”的“管理骨头”说事是方正管理层的聪明，很多管理的积习、管理的惯性，在效益好的时候，很难改掉，因为，被改的人或者组织会抵触性地问：“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啊？”

2

一则半真半假的笑话，讲方正当年照排生意“火”到什么程度——“每天中午都有两辆大面包车从方正大楼出发拉刚刚签完合同的客户去饭店吃饭。因为，客户太多，方正的业务员谁也认不全所有的客户。所以，中午没有饭局的中关村‘混子’每每来到方正大楼前等着上面包车，只要上去，中午就可以吃上一餐佳肴。”

今天，方正的照排生意依然很好，但是，今天方正的人员已经比往昔膨胀了许多倍。如果方正始终只有200人，那么，仅靠照排这样一个产品，方正就可能比中关村哪家公司活得都好。但是，张玉峰、王选都想把方正办成大公司，因为要把方正办成大公司，方正的领导者们就必须要经受办大公司的艰难困苦，今天这样的调整在所难免。

方正的调整从公关部提供的组织结构图上就可以略见一斑。这张不久前刚刚印制的手册被修改了好几处，而且，“可能还有变化”。

从这张随时在变化的组织结构图上，可以看出变化最大的是分公司，原来32个分公司，将要关闭8个，分公司原来独立运行的状态也将被改编成6个大区，财务将被垂直管理下去。

联想历史上曾经整顿过分公司，今天方正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不久前，采访一家成长很迅速的公司，谈到渠道发展，其总经理讲他现在很多事情忙不过来，没有多少力量规范分公司，所以，只能先让分公司先发展起来了，今后腾出时间再去治理。难道在分公司问题上一定要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

和一位离开方正不久去外企做市场经理的朋友聊天，他觉得方正当前调整得越来越像外企的组织构架了。比如淡化行政管理，强化产品线上的管理；员工以产品为核心被组织起来，只对产品线的主管负责，不对不管这个产品的行政领导负责等等。他认为这样改得好，有利于“做事”。

这位朋友称方正渡过这一关应该没有问题，理由是方正毕竟是中关村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已经聚集了大批的人才。他说方正的人和小公司的人一坐在一起就能显出明显的差别，这一点是他身为外企市场经理对包括方正在内的代理商进行渠道培训时的切身感受。

来源：《企业方法》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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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23】不少人把无神论当成了真理，误导了世人，误导了世界，导致了世界的堕落，导致了人类一步步走向灭亡。无神论是真正的谬论，其实神是真实存在的。

本文从科学的角度论证：无神论是最大的迷信！

无神论是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等待被推翻的假设

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的不存在。

无神论者往往说：“神在哪里啊？我看不到，所以没有。”你看不到，就代表别人也看不到啦？就代表没有啦？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神，也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无神论是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等待被推翻的假设。其实，在世界上，看到神鬼的人很多很多，过去现在都有，只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而已。就如“飞碟”，在世界各地出现很多，有很多图片、视频在流传，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飞碟”存在，咬紧牙关不相信真的也没办法，随他去吧。但是“无飞碟论”者不能强迫别人相信“无飞碟”，那就是犯罪。

现在是网路时代，上网一查，神鬼之事都处都能查到，硬是有许多人不相信，真的奇怪。现在对于一些人，即使神在他的面前，放大光明停在半空，也未必能相信神的存在，就愚昧到这种程度。

所以，“无飞碟论者”和“无神论者”一样，是心智问题，不是事实问题。

爱因斯坦对“神”的看法发人深省：

在一次访谈中，爱因斯坦说：“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道理。我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知道，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并不能断定它就是不存在。”

爱因斯坦进一步举出发现“原子核”的例子说：“譬如若干年前，我们未能证明原子核的存在，假如当时我们贸然断定原子核不存在，则在今天看来，不就犯了天大的错误吗？”

访谈最后，爱因斯坦说到他相信“神”的存在：“因此，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总而言之，人的五种感觉是有限制的，无法感觉出神的存在，科学也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确信神的存在。”

科学无法证明“无神论”：

事实上，“无神论”从来都没有被科学证明过──“无神论”必须要证明全宇宙中都没有比人更高的生命──它证明不了。

1、“无神论”认为宇宙是无边的（如果有边，边外面是什么？那边有没有比人高级的生命？所以不能有边）。既然无边，又如何能探索完所有的宇宙从而得出宇宙中没有“神”呢？这是探索的广度问题。

2、随着科学进步，探索手段也越来越先进，过去探索过的地方要不要再用新的手段重新探索一遍呢？这肯定是需要的。而这种在新技术上的重复探索本身也是没有止境的。这是探索的深度问题。

3、如果存在比人高明的生命，那人家的技术水准完全可以不让你探测到（比如，社会上经常谈到的飞碟现象），他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他。这是低级生命探测高级生命的可能性问题。

4、科学研究的物件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这是科学本身的局限性问题。

可见，从探索宇宙的广度、深度、可能性和科学的局限性上讲，“无神论”不但没有科学性，也没有可操作性。连达尔文主义的先锋战士赫胥黎也承认：“从纯粹哲学立场上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

老子显神威——-日军13发炮弹不爆

在百度上用“13发炮弹”一查，查到一个戳破无神论的故事。

这个故事，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网站和解放军报都刊登过，他们也鼓吹无神论的，不可能为有神论作假。

河南省鹿邑县明道宫内的老君台，为老子修道成仙飞升之地，故初名“升仙台”、“拜仙台”。始建于汉代，盛于唐代，多次毁于兵乱，经过历代的修葺，已有2000多年历史。台高8.84米，台底面积765平方米。山门下青石台坠32层，加上正殿前一层，恰为33层，正符合老子升33层青天之说。

1938年农历五月初四上午9点多，侵华日军从安徽亳州向西进军，行至鹿邑县城东边，在离城墙三华里的地方停了下来。瞭望鹿邑县城，发现有两个高大的建筑。左边的是县城城墙的东南角楼——奎星楼，右边的是老子修道成仙飞升之地老君台。日军指挥官误以为它们是国民政府的抗战工事，就架起迫击炮攻击这两个高大的目标。

炮手梅川太郎第一炮就把整个奎星楼炸得粉碎，巨响之后是日军一阵欢呼声。梅川太郎掉转炮口，对准右侧那个更为高大的建筑，一炮打去，没有爆炸声，两炮打去，还是没有动静，一连打了十二发，一颗都没有爆炸。这时，指挥官气急败坏，一脚把梅川踹倒在地，自己操起炮筒，对着老君台又发射了第十三发炮弹，结果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指挥官及整个队伍惊呆了！个个吓得呆若木鸡。

日军又向县城的其它地方开炮，炮弹在其它地方很有威力，如南城门的城楼，遭到了日军彻底摧毁，唯有老君台岿然不动，不为所伤。

此时日军认为守卫工事的国军已逃，于是进了县城，径直朝老君台扑去。当这队日军走进明道宫，爬上老君台，看到台上大殿里供奉著“太上老君”，整个日军队伍哗然，一个个目瞪口呆，继而全体日军便齐刷刷地跪倒匍匐在大殿门前，磕头作揖，并口中念念有词，请求“老君爷”宽恕自己“向老君台开炮”的罪行，并保佑自己能平安回国。

老君台大殿东墙、东偏殿后墙和柏树上共中炮弹十二发，其中一发打在了老君台的西侧，两发炮弹穿透大殿山墙，一发卡在了大殿内西边的梁架上，一发落在了老君像前的神龛上。还有一发炮弹钻进老君台泥土里了，在2002年修缮时发现，引爆时威力强大。

当时大殿后边还有两间小殿，是老君炼丹房，房内存放了满满一屋子国军的黑色炸药，这些炮弹如果有一发爆炸，引起炸药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冥冥之中，老君在护佑著这一方水土。

梅川太郎战后多次来老君台请罪。1997年9月19日，梅川太郎最后一次来到鹿邑，和他的战友把从日本空运来的白色方柱日式和平碑恭恭敬敬地立在老君台前。并在老君像前长跪不起，虔诚谢罪，并祈祷和平。

老君台于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成为旅游胜地，哑炮弹陈列在玻璃罩里供人参观，哑炮里可能还有炸药。

有人说是巧合，那么我们就谈谈概率，概率是从科学角度上考察巧合的程度。我请教过炮弹专家，得知日式炮弹的哑炮率在1/10左右。那就是说，根据这个概率，在正常的情况下，要发10,000发炮弹才有一次连续4发不响的概率，如果头4发不响，就象买4位数的彩票，你买第1次就中奖；要发10^13发炮弹才有一次连续13发不响的概率，用日本的小炮发这些炮弹，10秒钟发一颗，24小时不停，那得用32万年才能发完，数量极其大；如果1发炮弹1公斤，世界有史以来到当时的钢产量都没有那么多。第1次就连续13发炮弹不响，就相当于买一个13位数的彩票，第一次买就中奖，就这么低的概率。1/10^13的概率是零概率，就是说，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神才能实现这种巧合。

没有神仙老子，能做得到吗？如果谁还强嘴，就把他和他的全家绑起来，用13发这种炮弹轰他，请他也巧合巧合，看他是否也有老子一样的本事。

13是中华文化里的吉祥数字，又是巧合？

三、个人经历

小镇游神：

我们的小镇，每年农历正月十五都游神，本地和被小镇管辖的村庄抬着他们神庙里的神位参与游行，人（多数是孩童）代替神坐在神椅上被抬着，游行一整天，队伍很长，围着小镇，几乎每条大路都走遍。

有的年份很神奇，坐在神椅上的人（神），用一种比筷子差不多大的、长度差不多的金属，好像叫“令筷”，穿过右脸，穿过舌头，从左脸穿出，留在左右脸部一样长，也不出血。一整天的游行就那样坐在神椅上。结束后，拔出“令筷”，脸上一点痕迹都没有。

有一个老乡小弟与我争辩无神论，我就用游神穿“令筷”的神迹来证明神的存在。他说，那是银的，不流血。我马上拿出一根绣花针拍在桌子上，让他像神童一样穿过脸部，他无语了，尴尬地坐着。说明这个老乡理智是清醒的，就算不出血，那么大的东西不痛吗？正常思维的人，谁肯往脸上穿？他连绣花针都不肯穿，筷子那么大的东西，谁能穿得过？又不出血，还不留痕迹，谁能做得到，只有神，不言而喻。

有人与我争辩无神论，让我证明神给他看。我说：“那你到神庙里撒尿，很快就体会到神的利害了。”他还强嘴说：“我不去破坏宗教”。我说：“神庙不是佛家和道家的庙，政府不承认是宗教、认为是迷信。你是去为老百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老百姓不会反对的。记住：你做这些与我无关，是你要证实神的存在，是你要与神‘斗法’，你所做的你自己全部负责。”这时他就无话可说了。他心底明白，那是与神斗法，那样干了，可能整个家族都被剿灭。他也做不了，去到半路就出事了。有的人就爱狡辩，非彻底堵他的嘴不可，看他还敢胡说八道。

请碟仙、请簸箕神：

毛泽东死后，中国突然流行请碟仙、请簸箕神，我们那里也开始流行。我虽然没有实际操作，身边许多人都参与过，见证碟仙、簸箕神的存在。

多年后（2008年），当我与众人辩论有无神论时，一个朋友讲了当年请簸箕神的经过，支持神仙是存在的。当年他与他人请簸箕神：在簸箕下绑着木笔，两个人相对双手托著簸箕，当请来簸箕神后，请求神仙指点迷津，簸箕自动摆动，在沙子上写出非常简单的回答，一般是一个字，写的都是繁体字。当时中国人懂得写繁体字的人已经很少，要让托簸箕的人自己托著簸箕（不请神）写出字来，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是繁体字！

写这篇文章时，我查了百度“碟仙”一词，得到非常详尽的解说，请读者自己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zXllhugZqJTBA5uwa697pUd9n6DV6h3EuTTkg7toghn93RWrDQU9gdlMSOlOd9xMm4J8obHnj4H4HfgituSFiS1ENskXN_-ZESpo_SpaHa

在这篇“碟仙”的说明里，看到1979年宝鸡卫生学校做的“请碟仙”科学实验，做了多组重复的实验，证明“请碟仙”有效。实验报告里可能是要回避“有神论”，他们把“请碟仙”叫做“催眠碟子”。他们测出“被催眠的碟子”失重0.0345克，得出实验者催眠碟子产生的资讯作用力是10350焦耳。

作者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实验，这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故事升华为东方科学的成功实验……我们应该向信任“指南针”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一样，信任‘扶乩’也是中国古代一种伟大的发明。”

我认为这篇“科学实验”很了不起，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从科学的角度证明“碟仙”的存在，可惜文章流传得不广。作者不小心，把“催眠碟子产生的资讯作用力”计算错了，应该是10350*300000000＝3.105*10^12（焦耳），等于739吨TNT当量，快赶上小型核爆炸了。

作者还让“被催眠的碟子”连续运算开根号，√2 ，√3 ，√5 ，√7 ，√9

结果是：只有√2 的计算结果正确，其它都错误，到运算√11 时，碟子开始拒绝回答，在桌上连续不停画圆圈。作者说“说明被催眠的碟子其智力有边界”。我认为，请来的是低灵，智慧有限，对人类没有大的好处，最好不接触它们，本文是为了说明有神论，才提起它们。

作者把“请碟仙”说成“催眠碟子”，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诸葛亮摆八卦阵也是把山川河流“催眠”，敌人入阵时，山川河流直接消灭敌人。其实诸葛亮是请来了各路神仙助阵。山川河流也是生命，如果摆阵者能力够、法力强，山川河流也会听从摆阵者指挥，消灭来犯之敌，有神仙助阵更了不得。

从“请碟仙”这个原理来看，古代的各种阵法都是真的，摆阵者是修道人，能力大，能请来各路神仙，为他助阵。“请碟仙”者并非修道之人，还处于半信半疑之中，也能请到一些所谓的“仙”。我估计是毛时代推行无神论���久、太泛滥、人民中毒太深，这是天像变化下允许一些“仙”出来帮助破除无神论的，现在不知是否还那么灵验。

四、唐山大地震调查　惊人结果震动科学界

参考《大众医学》1993年第5期p34-35：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大地震，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重伤。医务工作者曾对大地震中死而复生的幸存者作过调查。这是世界濒死体验研究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

幸存者当中半数以上的人回忆说，遇险时不但不害怕，反而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无任何恐慌感，思维特别清晰；甚至有的人在这危难之际，还有某种欢乐或愉快的感觉。此时，生活往事有如播放影视，一幕一幕快速地翻���浮现于脑际，飞逝而过，且内容多是令人愉快的情节，如童年嬉逗趣事、婚恋场面、工作佳绩、获奖喜悦等。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活回顾或“全景回忆”。

更有趣的是，近半数人有意识或灵魂从自身份离出去的感受，觉得自身形象脱离了自己躯体，有人将之比喻为“灵魂出壳”。他们强调自身功能的感觉是在身体之外的某处空间，而不是在大脑，并认为其肉体的身躯是无活力和无思维的。甚至有的报告者还称，在自己肉体身体之外的半空中或天花板上，“看到”自身的形象。这种躯体外的自身形象也具有某些生命指征，如脉搏、呼吸等，有时还可返回到自己肉体的身体中去，或同其以某种方式相连接，与自己肉体的身体相比重量轻，但身高和年龄相同。有调查者这样描述：“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个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有的见到过世的亲人。

医务工作者将濒死体验归纳为40种类型：回顾一生、意识与躯体分离、失重感、身体陌生感、身体异常感、世界毁灭感、同宇宙融为一体感、时间停止感，等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能体验到两种或两种以上感觉的并存。

在“死而复生”之后，60%的受访者从此改变了性格，濒死体验具有思维特别清晰感的人，性格多变得温顺；而“遇见”非尘世的人或灵魂、思维或行为不受意识控制而被审判感等体验的人，性格多变得盲目乐观或急躁。绝大多数人对当时得濒死体验记忆犹新，时隔一二十年仍刻骨铭心。这些来自中国的调查结果与世界其它国家学者的濒死调查惊人地相似。

这个报告震惊了全中国。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人真实地有灵魂，而且灵魂才是真正的生命，躯体只是载体，有了这个载体，才适合在人类这个“迷”的空间里生存，这个载体最终会被抛弃的。

西方对灵魂的研究很有深度，结论是灵魂也是物质，有重量，35克。

灵魂学研究者把附着于人体的物质称做“灵魂素粒子”，人死后，灵魂素粒子就会从人的体内跑出来。

1987年墨西哥的一位心灵学家胡力安-玛律撒斯在所公布的病人死亡前一刹那的照片上发现有一道白色的东西从身体内冲向上面。心灵学家解释说，这就是死者的“灵魂素粒子” 刚要离开。为了证实灵魂是否存在，一群由7个灵魂学权威的医师、心理学家、科学家组织的研究团体，制造了一套“灵魂测定器”。

1996年秋天，这群灵魂学权威测试了一百位死者的体重变化，得到以下结论：

当人类死亡的时候，赫然发现前后相差35克，而且没有胖瘦之分。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实验证实灵魂是附着于身体上，属于一种物质，既然是物质就会有一定的重量，他们相信灵魂的重量应该就是35克。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离开人体的灵魂素粒子通常如水中浮萍般，漂浮在空中，没有附着点，呈现微粒子状态。有时候，这些微粒子会集合成肉眼可看见的物体，这就是人们眼中的“幽灵”，有时幽灵在拍照过程中会出现。

这些研究与唐山濒死研究吻合。

五、太湖“鬼哭”　中共被迫平反冤案

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南部平龙山下的太湖附近，据当地农户描述，毛死后，每到半夜三更，平龙山脚下的水域都会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当时从事夜晚捕捞的太湖生产大队渔民，全部吓得半死，一律拒绝夜晚乘船下湖，当地中老年人惶惶不可终日，暗中到湖边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少数胆大的青年农民，则结伴乘船到湖心看热闹。

他们仔细辨别，声音有男有女，断断续续，混杂各种方言，所说内容大多不全，喊冤、叫苦、哭爹喊娘……等等都有。

太湖冤魂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发生的较为人知的灵异事件，冤案不破，冤魂不散，中共党内机密档资料曝光了一些被封锁的未解之谜。

1980年冬天，耶鲁大学退休教授张育明医生在郑州一位亲戚家，曾有机会和中共河南省委工业部的一位清华大学工学院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周公长谈。

周工程师给他讲述了两件中共高层都知道的事件，其中一件就是“太湖冤魂事件”。他说：“根据我手边的党内机密档资料显示，国内不少地方出现一些超自然事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毛泽东死后，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凌晨开始有全国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中共建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杀害的人呼喊冤枉。”

地方当局上报后，中央命令海军用炮艇在呼喊时从四面八方开向太湖呼喊中心，用轻重机枪扫射，用手雷轰炸。一切措施都无效，最后公安部用高度敏感的答录机录下来，把各省地方公安官员集中在北京分别收听，各自记录自己地方方言冤魂所申述的冤案。

据一窃听录音的人反映，当时大家都对申诉喊冤人的申述，如何受凌辱、毒打、酷刑、杀害冤死的情景，听得毛骨悚然。据查证落实，这些冤魂呼喊的案情完全属实，就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的案例经查证都是冤案。

太湖冤魂事件震惊中央，当时胡耀邦、赵紫阳、陈云、习仲勋、万里都表态说，党在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求下达档，平反冤假错案。

周工程师说，就在中南海内，多次发生明清两朝演过的旧戏曲重新在戏楼上出现，还竟有历朝皇上大臣出现的情景，使巡逻的警卫部队吓个半死，甚至不敢再值勤！

周工程师语重心长地对张育明医生说：“唯物论、进化论和无神论对我们民族人心的毒害非常深重。现在对意识和存在究竟谁先谁后，人是否从猿猴变来的，宇宙间是否有超自然的灵界存在等问题，党内高层和科学院已有很大争论，现在社会上发生许多事件都已经掩盖不住了，这些真实事件都充分说明有灵界存在！”

在许多古战场（如松山抗日战场），往往在风雨交加之夜，重现当时的战斗情形，战斗的双方呐喊冲杀声震天动地。我的理解是，当时的战斗情形已经记录在另外空间里了，在适当的时机又重新播放出来。人类的历史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史，历史不会白白地、轻易地消失，会长久地记忆著，会在某个时刻再给人看，重现人类的艰辛、苦难和辉煌，人类是真正的英雄。

六、科学研究从无神论出发向有神论回归

１、月亮、地球、太阳的奥秘

月亮的奥秘：

在地球上看，月亮与太阳一样大，这不是很奇怪吗？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的400倍左右，它们到地球的距离也是400倍左右。怎么这么巧？月球正好大到能造成日蚀，小到仍能让人看到日冕（如此精妙），在天文学上找不出理由解释此种现象，这真是巧合中的巧合！从概率上考察，这种概率小于1/10000。是什么力量把月亮放在如此巧妙的轨道上的？

卫星的轨迹一般都是椭圆形的，月亮的轨迹却是近似于圆形，是什么力量把月亮的轨迹弄成近似于圆形？从概率上考察，这种概率小于1/10000。

因为月亮的公转与自转严格同步，我们看到的月亮永远是一个面，是什么力量把月亮的一面永远对准地球？这种概率远远小于1/10000。

月亮的仅这三个特征它的概率是：1/10000*1/10000*1/10000＝1/10^12。这就相当于，买一个12位数的彩票，第一次买就中奖，这是神力所为，非人力所能为，1/10^12的概率是零概率，只有神才能实现。

月亮看起来不大不小，能给夜晚带来适量的光明，引起的潮汐对地球也有好处。如果月亮再靠近一点，看起来会更大，晚上更亮，造成地球上的生物改变日行夜宿规律，引发行为变异；也会引起地球上的潮汐变化更大，造成灾难。月亮离地球比现在远一点，看起来会小，也会暗，不能起到夜晚有效照明的作用。可能还有其他好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所以说，月亮的轨道是经过严密的科学计算的，是更高级的生命计算出来并放在那个位置的，绝对不是宇宙大爆炸那种无序情形下产生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很小，零概率。

地球的奥秘：

地球从外太空来看，是蓝色的星球，非常美丽，上面有液态水，温度适合细胞生存，在我们人类找到的所有星球中，据说银河系中就有2,000亿颗星星，地球是已知星星中的唯一有细胞类生命的星球，概率是1/2000亿，如此之小，惊天动地。地球的温度、水、空气等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准备的，也是2,000亿颗星星中的唯一。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5*10^8km，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地球才能获得足够的光和热，又不被烤焦，并以11km/秒的速度前进才不至于脱离轨道。这个距离是经过精确计算，还可能有多次试验得来的，这个速度也是经过精准计算得到的，谁有这个本事？神！

地球整体温度升高1度，对地球来说，就是灾难。如果地球往太阳方向靠近1/1000的距离，也就是再接近15万公里，热和阳光增加，地球将被烤热，地球温度不断升高，造成地球生态危机。如果地球背太阳方向远离1/1000的距离，热和阳光减少，地球不断变冷，地球寒冷，也造成地球生态危机。总之，1/1000的误差人类生存异常艰难，可能毁灭，很难创造出今天辉煌的文明。

大家知道，地球围着太阳、月亮围着地球在轨道上公转，需要非常准确的初速度和角度，如果这个速度快一点点，地球和月亮都会飞走，如果慢一点点，月亮就慢慢掉到地球上、地球掉在太阳上。这个速度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如此准确？是什么力量给地球和月亮加上这最合适的力和方向？神！

这个如此巧妙精准的轨道、初速度和角度，难道不是经过严密科学计算出来的吗？是什么生命有这个智慧？唯一的答案是“神”！是什么生命有能力做得了这一切？唯一的答案是“神”！

太阳的氢核聚变神乎其神：

太阳上每时每刻都发生著氢核聚变，这个核聚变控制得非常平稳，如果人类能掌握这项技术，人类的能源就不用愁了，连石油、天然气、煤炭、太阳能也用不上了。是什么生命使得太阳有如此高超的核反应呢？

当我们为人类利用核能而自豪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比我们高明亿倍的太阳氢核聚变呢？当我们为根据光学原理发明望远镜和照相机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怎么不想一想比望远镜和照相机精密亿倍的动物眼睛，是谁设计和制造的？难道是杂乱无章的宇宙大爆炸炸出来的？天文望远镜中的望远镜矩阵是根据苍蝇的眼睛原理制造出来的，人类的科学再发达，也看不到能制造出动物眼睛的可能。说明有更高明的生命，在我们之前的无数年，已经制造出比我们现在高明无数倍的产品了，并引领了科学的道路。没有仿生学，科学将停滞不前。

这些是常识，科学家们都知道。当了解这些之后，还能坚持无神论，这已经是不正常了。所以，为什么科学家中的有神论者如此之多，就这原因，有神论才是最正常的，无神论者很不正常、很无知。

科学是从无神论出发，正一步步向有神论回归。

２、科学家多数是有神论者

按理说，科学家知识最丰富，应该是最无神论者，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联合国曾经调查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结果发现信神者比例高达九成，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巨人：如物理学之父牛顿、发现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郎、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种牛痘的琴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林、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现代原子能大科学家普赖特……

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

范伯朗，美国太空研究所的总负责人, 被称为“美国太空火箭”之父。他深信神是万物的创造主, 也确信灵魂是不灭的。

科学家发现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切是那么精确而有序。一切自然常数如电子电量、质子的品质、相互作用力的耦合常数等等，若稍有一点不同，原子就不会聚在一起，恒星就不能燃烧，行星、地球、生命都无法存在。所以剑桥大学名物理学家John.polkinghorne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地精密地协调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如此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

自十���世纪分类科学发展以来，夸大个人理性，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一些知识份子，自囿于井底观天；一些无神论祖师面对宇宙现实，也只能弄巧成拙，无神论鼻祖尼采承认“永恒轮回是人生之肯定的最高公式”，成为羞答答的半个无神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却只有向遁词求援，拒绝回答宇宙与物质及运动之源，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的属性就是运动”，用同义反复的伎俩掩盖逻辑上的尴尬与荒疏。既不能自圆其说，对“神创论”也无法反驳。

科学研究是从无神论出发，现在正一步步地回归有神论。

中国出现气功和特异功能热，当时做了许多实验，证明许多小孩用耳朵识字等等奇迹，许多最高级的科学家和最高级的领导人，也参与到这场气功和特异功能热中，他们都亲历了许多特异功能现象，对这场运动起著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不是事实，谁敢在无神论的国度里搞特异功能？在事实面前，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由于恐惧而却步。中国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以巨大的热情和承担支持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

３、爱因斯坦的智慧

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说：“我相信上帝，他通过万有之间的秩序井然的和谐来显示自己。”他坚信宇宙不是随意、偶然的，而是存在“因果律”。

记者曾访问爱因斯坦，请他谈对神是否存在的看法，爱因斯坦刚送走一位朋友，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咖啡杯，对记者发问：

“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将咖啡杯等物安放在此处的？”

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

爱因斯坦接着便说：“小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

他又说：“也许阁下会说：‘我没看见过，也没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其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才能听到……”

视觉也是一样，人只能看到能发出可见光的物体，而可见光仅仅是电磁波大家族的一个小小波段。

爱因斯坦曾说：“有一个无限的高级智慧，通过我们脆弱无力的思维，可以感受到的细节，来显示他自己，对此谦卑的赞美，构成了我的宗教信仰。”

爱因斯坦还说：“如果将来有什么理论能代表科学的话，那一定是佛法，因为佛法太完美了，已经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４、牛顿对神的理解和虔诚

牛顿在科学领域里的杰出成就，在世上赢得了“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与“近代物理学之父”的尊称。有关牛顿的传记，多数都止于讲述牛顿的科学成就，却遗漏了牛顿的信仰。牛顿自己的手稿，展现了信仰在他科学生涯中的重要地位。牛顿从研究自然的奥秘开始，发现自然深不可测终，向世人证明了高级生命创造的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牛顿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视科学为业余事业。他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

教科书总是说，牛顿后来走进宗教里了。其实，牛顿从小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读大学时的零花钱，都用在买《圣经》送给别人。

牛顿在大二时，在笔记本上写下祷告：“上帝啊！若我心偏于邪恶，请勿成全我；/不是为得祝福来跟随你；/不是只在教会中渴慕你；/让我做个敬畏你的人，/且因着敬畏你，/而不畏惧邪恶的人。”

牛顿研究宇宙的奥秘，对“无神论主义”深不以为然，他指出：“当我观察太阳系时，看到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刚好使地球得到适量的光和热，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牛顿认为，这个世界如此绚丽多彩、井然有序，各种运动如此错综复杂，“只能是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神的自由意志。”他还说：“我愿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证明神的存在, 以便更好地事奉神。”他每日研读圣经，费心钻研圣经中的预言和炼金术，并写下了大量研究笔记，试图解开圣经中的秘密，以及基督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何日到来的预言。他写道：“我坚信圣经中所记载的，是由那些得到启示的人们所写下来的‘上帝之音’”。他晚年写了长达150万字的神学著作, 来证明神的存在。

论到天体的构造与运行，牛顿严正地表示：“从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全知全能的高级生命的作为。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事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祂是充满万有，全知全能的；祂在这无边无量、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宇宙的万物，必然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统治。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到了神的踪迹。”

牛顿曾说：“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万物为什么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使我们立刻明白万物的起源，但这些都引导我们归向万有的神面前。”在精密研究考察奇妙的宇宙结构后，牛顿更深深地感到创造宇宙者的伟大，真的是无可测度。

牛顿有一位朋友，就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他因推算出一颗彗星的轨道，这颗彗星后来被命名为哈雷慧星，他却不肯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天体是神创造的。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周对应着天体秩序排列著各大行星，一拉曲柄，各星立即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非常美妙。一天，哈雷来访，见到这模型，玩弄了很久，惊叹叫好，急着问这是谁造的。

牛顿回答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的，只不过是偶然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说，无论如何必定有创造它的人，无疑地是位天才。这时，牛顿拍著哈雷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太阳系，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制造它的人，那么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哈雷这才恍然大悟，也相信了有神存在。

牛顿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却自认为对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有如沧海一粟。牛顿临终前，面对仰慕他智慧和称颂他伟大科学成就的人，谦虚地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浩瀚如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

七、对另外空间的理解

另外空间，一般人一下子反映不过来，其实这也好理解。

我们人生存在一个三维空间，加上时间等于四维，时间其实不算，实际上人只生存在三维空间中。我们以一个二维空间来理解三维空间。二维空间，就相当于平面座标系，只有x与y两个参数，也叫二维座标系。三维空间，就相当于立体座标系，有x、y与z三个参数，也叫三维座标系。

一本书，其中的每一页都是二维空间，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生活在一个二维空间里，只有行列（x 、y）两个参数。那里的“字”这个生命，他无法理解三维空间，你告诉他还有另外的二维空间，或者告诉他有三维空间，他像听天书一样，无法理解。

咱们以这本书的第９页第７行第８列的一个“好”来举例，这个“好”出生和生存在二维空间中，他只有二维——行与列的概念，你告诉他说世界上还有其它“页”，与他的“页”平行，而且是同时同地存在，他看不到所以不相信。你再告诉他说，在你的下一页（10页）你的这个位置上，同时同地还有一个“坏”字，在你的上一页（８页）你的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明”字，他不相信，他往下一看，看到的是第８行第８列，一个“有”字，往上一看，看到的是第６行第８列，一个“无”字，根本看不到“坏”字与“明”字，他说你骗人。

生活在二维空间中的生命无法理解三维空间，也不相信还有其他的二维空间。一本书是三维空间，有页、行与列三个参数，其中的一页是二维空间，那个二维空间的“好”字无法理解，同时同地还存在其他二维空间（其他的页）。“好”字无法相信在相同的第７行第８列上，还有一个“坏”字与“明”字。当不小心水泼到书上时，这回“好”字就能看到在他相同的位置，还有一个“坏”字，这回他看到了，相信了；当水干之后，他又看不到“坏”字了，又怀疑了，是不是海市蜃楼？光反射的？这就是有时另外的二维空间显露出来了。

我这样比喻，读者能理解吧。你把你当成那个“好”字，趴在那里，你就能理解了。

一维空间是一条线，二维空间是一个面，三维是立体。无数个点串成一维空间（线），无数个一维空间叠加成二维空间，无数个二维空间叠加成三维空间，应该也有由许多三维空间叠加成的四维空间。一维空间只有前后的两个方向（概念），二维空间有前后左右的四个方向（概念），三维空间有前后左右上下的六个方向（概念），四维空间我们就无法理解了，因为我们是三维空间的生命，没有四维的概念。就像我们把三维座标系画在平面（二维）的纸上，那只是投影在平面上，我们三维空间的人通过想像把三维空间想像出来，而那张纸上二维空间的生命怎么能理解得了呢？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得了四维空间。

我们生存在这个三维空间中，是不是也有与我们同时存在的与我们平行的其他三维空间呢？是不是还有四维空间呢？我想肯定是存在的。我觉得，起码飞碟是在其他空间里飞来飞去的，它实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三维空间，我们看到了，又突然跑到另外的空间，我们看到突然没了，平白无故地出现，又平白无故地消失。就像上面讲的书，其他页的字突然跳到第9页上，于是“好”字这个生命就看到了，又突然跳回去了，而不是慢慢地从页的边沿爬过来的，当然速度就快了。

现在早已经发现了反物质，世界多国正在开展反物质武器研究，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反物质的世界呢？与我们这个空间的三维世界平行呢？我想应该是有的。

有人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说不可能只炸出一个空间来，有人推算说可以炸出40多维空间。四维空间我们都理解不了，40多维那是多么玄妙啊！

神生活在另外的空间，可能与我们这个三维空间平行。我从小在接近农村的地方长大，听了许多故事，是大人们的亲身经历，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世界存在神鬼，神鬼不存在我们这个三维的空间，只是偶尔出现而已。

八、无神论是堕落的最大动力

以前，多数中国人都相信神，“做事要讲良心”、“三尺头上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眼如电。”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有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无时无刻在看着你、记着你的行为；中国人还相信人不但有今生，还有来世，还有过去，有天堂，也有地狱；中国人知道生死轮回，知道善恶有报。这时，人还有敬畏，还有个依靠，还有盼头，还有希望；那么，人自然就不敢做大坏事，社会就能比较健康的运转。

１、相信无神论比相信邪神使人更堕落

没有了神，就没有了惩罚，人就会无所畏惧，什么都敢干；没有了神，就没有了天堂，人就没有了希望，不再向上；没有了神，就没有了善恶，人干了坏事都不知道；没有了神，人类就会自己堕落，直至自我毁灭。

当神、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善恶有报，这些解除之后，这样的人群还能不堕落吗？无神论是人类堕落的第一利器。一个堕落的人群，必然导致伤害社会，于是将社会一步步推向灭亡。

没有了神，无论什么学说都无法拯救得了人类。

所以说，相信无神论与相信邪神一样，是堕落的利器。但是无神论又是虚假的、错误的，无神论是弥天大谎，它比相信邪神多了一层虚假的外衣，比相信邪神更加荒谬。

无神论必然导致唯物主义。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用金钱来计价，也就是可以换成金钱，所以唯物主义就是唯金主义，唯金主义就是拜金主义，唯物主义实际就是“拜物教”，也称“拜金教”。人类的堕落是从拜金主义开始的，无神论打开了人类通向地狱的大门。

2、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

看看现在的中国，上梁不正下梁歪；豺狼当道，遍地狐狸。上面敢在一夜之间就把千万、亿万国企据为自己的赚钱工具乃至变为私有；上面敢把“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变为榨取“超大剩余价值”的场所；下面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弄虚作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土地面积、假人口数字、假经济指标、假刑事案件，等等，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谎言充斥的世界？！

在中国大地出现了瘦肉精猪肉、毒奶粉、地沟油、避孕药螃蟹、坑蒙拐骗、见死不救……真的不好意思再说了。

前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调查组组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回答记者“吃东西担心与否”时，坦言：“现在百姓有的讲，你看，一会儿火腿不行了，一会儿肉松不行了，一会儿又是韭菜不行了，不知道吃什么。我也是一个百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样有这样的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把持着十三亿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监督���长，因为受贿和怠忽职守被判处死刑。郑筱萸一案，显示中国的产品品质问题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最道德沦丧之时，也是无神论最大放异彩之时。

现在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上都被人烦，处处体现出素质低劣的秉性，其实是被无神论毒害的，看不到希望的生命才那么堕落，不知道有神的生命才敢那么堕落。所以信无神与信邪神是一样的，都是使人类一步步堕落、一步步走向灭亡。无神论是最大的迷信，它使中国人道德沦丧，而道德的沦丧比贫穷更可怕和危险。

中国是神传文化的国度，本来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神佛的信仰、对万物的珍惜、对正常生命的尊重；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平等意识、造反精神”，组成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构成中国人善良的本性，铸造了中国人的高素质，形成了我们的民族思想。无神论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压塌我们的灵魂，造成社会道德崩溃，我们的人民在无望当中，一步步堕落。孙中山先生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无神论已经把我们变成了亡国奴。

３、中国人原本素质很高

中国人本来素质很高，无论是民主素质与善良本性都很好，古代社会制度非常合理。

1939年至1943年，日本人仔细调查了华北地区的中国村庄，搜集到了无数的资料，包括家族、村落概况、水利、税收、买卖、租佃、金融、等等，写成《中国农民惯行调查》。报告中记载：当时中国北方农村的民主非常成熟，有选举和回避制度，也有监督机制，还有奉献精神，那里非常民主与公正，把北方农村治理得文明与和谐。日本人在调查中发现，很少可以在华北的村落里看到地主，这个阶级在村庄事务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他们甚至开始怀疑半封建这样的词是否可以用在中国村庄身上。（日本人讲话很客气，实际意思是：“封建、半封建这样的词不可以用在中国村庄的身上。”）

台湾学者许倬云先生的文章《延续千年的中国人情社会》，记载了一直到近代，南方农村非常仁义的情形。南方农村，同村人的血缘、宗亲关系更加紧密，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就是结合成亲缘或类亲缘关系的人群，以深度的合作，组织为一个同生死共荣辱的共同体。有公共财产，救助弱势群体——鳏寡孤独与贫残病者，还资助无力赶考求学者和嫁娶者，有着慈善机构的作用，发达者会用自己的能力增添公共财产。这种亲族圈内的“小共产”，在将近一千年左右，使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免于饥寒，而且还有发达的机会。许先生讲得非常肯定，中国的南方农村，大概都是如此。在这种共同体中，不可能存在“阶级斗争”这种东西，连封建社会的影子也看不到。

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只是到达县一级，下面的社会处于自治状态，也就是说，很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就是这么民主与仁义的。古人云：“礼失求诸野”，农村正是中国的礼仪守护所。二千余年来，中国能长盛不衰、中国人口能快速成长，就是中国人的文明与仁义促成的。当欧洲正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社会时，中国人已经非常民主与仁义了，中国人的素质非常之高。

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制度非常的先进，比同时代的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社会，甚至后来某些资本主义都美好。现在世界上很难看到有什么社会能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仁义水准。中国近代的贫穷落后是科学技术落后造成的，并不是社会制度落后造成的。

中国人的素质在一九八九年的那场民主诉求中也充分体现，那时不但党政机关、公检法机构人士上街要求民主，连不少地方的小偷，也宣布“罢偷”支持正义，这是世界小偷史上最伟大的创举，堪称世界小偷的光辉典范。在经过多年的马列主义、辩证法、进化论与无神论灌输之后，在三反五反、反右、各种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还有这样的表现，可见中国人的素质非常之高。

中国人本来非常的善良诚实，素质非常高，即使是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待了35年，写了不少关于中国人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花甲录》。中国人——从商人、知识份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真诚、善良、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地感染著内山完造，令他深深地震撼。

内山原本带着“中国人低”的偏见来到中国，他认为世界五寸高，他自己四寸五分，来到中国这个四寸高的地方，更容易生存与发展。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他从老百姓生活细节中发现，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并非像世界想像的那样愚昧，而是个有智慧的先进民族。

比如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著“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他还在书中提到，1914年，他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这家店在五六年前曾寄售他所代理的眼药水。他想了解一下售卖情况并回收货款。但万万没想到，这家店已经在四年前易主。货款多半是拿不回来了。正当他准备离开时，现任的店主却表示，前任店主当时跟他交接店铺时，还专门留下了一个纸包，里面是卖眼药水的所得货款。内山完造打开一看，里面分别包着写有明细的纸条和余剩的残品及货款，分毫不差。纸包外面严实密封的封蜡，还有里面大清银行的钞票，都表明这确系前任店主四年前所包

尽管店家易主，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在中国普遍存在。可以说，正是这种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构成了内山其人中国观的底色。

在内山书店，他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伟大。

那时，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宝良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他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宝良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要知道，王宝良只不过是一个13岁就进店当小伙计的普通中国人，他都能有这番见识，不计较个人得失。原来，普通中国人身上，也不乏伟大之处。

这也可以解释，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会有那么多中国人毅然毁家纾难，抗击侵略者。国军在抗战中，成营成团成师全部牺牲，一个人都没活的例子比比皆是。当时日本是现代化的军事强国（二战时日本航空母舰有十艘），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如果所有中国人都是贪图小利不顾大义的鼠辈、都是没有正义思维的无神论者，那中国还不知道会亡多少次。如果中国当时都相信鼓吹民族内部窝里斗的阶级斗争，中国能打得过日本吗？

我们都认为日本人手艺精致，器物皆有美感。内山却觉得这只是小聪明，而小聪明成不了大事业，“日本人之所以工作细致、擅长制作精巧的东西，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只重视手的动作，而非全身。”所以，日本人很擅长像园艺、盆栽、盆景这种手上的活计，但是人生的一些大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日本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他认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非常睿智，“懂得忍辱负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以他在书中告诫日本人说，中国人在历史中已经掌握了很多东西，“而我们只有2000年，是人家的一半而已。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步就要从这里开始：不要自杀，要坚强地活下去，用实际行动做到尽人事、听天命”。

他在另一本书《隔壁的中国人》中也提到，“日本人去别人家做客吃饭，第二天再见面时会说起昨天的事情并感谢对方。过几天再相遇的话，还会说前些日子多谢招待。甚至于一年之后还要为这件事道谢。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当场表达过谢意，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那么，日本人就是重情重义，中国人就是忘恩负义了？其实不然。内山完造为我们辩驳说：“将施助之类妄作恩德，方是大误。君子之交淡如水，岂仅指古圣人之言呢。若一言谢，何等减色。”

你看，连一个日本人都在为我们好说话，我们真没必要妄自菲薄。

古话说：“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善莫大焉。”我们中国人才是最珍贵的，日本人看到了，我们更不要辜负了自己。

中国自古被称为“中华上国”，道德与科技引领世界，让人羡慕。近代虽然科技落后了，道德还在，是无神论令我们的民族堕落，是无神论令我们的民族蒙羞。

九、神无处不在

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前，长沙街上的小孩唱儿歌“三次河东四次西”，由于当时国军的忽视，以致长沙失守。日军前三次进攻长沙，都是先进攻河东的长沙城，被河西岳麓山上的国军炮兵打得很惨。日军第四次进攻，改变进攻的策略，先进攻河西岳麓山上的国军炮兵阵地，而岳麓山上的国军守军少，以致国军在三战长沙胜利后，第四次守卫长沙轻易失败。忽视各种生命的提示，就会吃亏。

还有一个也是抗日的故事。一个国军，在一次战斗前，莫名其妙地掉队了，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号啕大哭，他上前询问，老太太说她卖猪，有人用一个假银元骗了她，她说着手里拿着假银元又伤心地大哭起来。这个国军想：“我要上前线打鬼子了，死活还不知，要钱也没有多大用，不如换给她好了，看她怪可怜的。”就说：“我这里有一块，是真的，跟你换了吧。”老太太兴高采烈地换了银元，走了。国军把假银元放在上衣口袋里，追上队伍参加战斗了。就在这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在假银元的正中心，却没有穿透，他拾回一条命。他后来去了台湾，一直活了许多年，讲出了这个故事。我想，可能是哪个神仙见他有难，变成老太太，试探他的善心，他善心够了就救了他。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只要我们保持善良，神不会把我们抛弃！”这歌词唱的是千真万确的。

有人可能会说是巧合，为什么总是就这么巧合？善恶有报，你说是巧合！我们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制造的，你也说是巧合！我们的神经系统是多么先进，你却说是巧合！我们的地球是根据人类的光和热需求放置在轨道上的，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我们不被冻死就被热死，或者飞走，或者掉到太阳上，你也说是巧合！月球正好大到能造成日蚀，小到仍能让人看到日冕，你也说是巧合！那你用概率来计算，这些“巧合”有多巧？你去买彩票，看看要得到这些“巧合”是多么困难的吧。生命是那么完美，你也说是巧合！我们世界中的任何东西是那么的有序、那么的配合我们的需求，你也说是巧合！按你的说词，科学不用发展了，任何事物用“巧合”都能解释了，还费那个劲干吗？我们转换成一种合情合理的思维：“所有这一切都是有高级生命给我们按排，并且一直掌控著、守护着的。”这些高级生命，我们称之为“神”。神无处不在，在卫护着世界，在保护着善良的人。

佛经上说“天龙八部”：在宇宙的八个方位上，有八部天龙，他们法力无边，守护着世界，守护着和平。

转载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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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自由主义危机，为何福山不是解方？

（原载端傳媒 Initium Media，2019年9月11日）

1989年见证了太多对当代社会影响深刻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这些事件写下脚注的一场讲座，则发生在彼时芝加哥寒风凛冽的2月。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应两位著名保守派学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和纳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之邀，到芝加哥大学主讲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的讲座。几个月之后，《国家利益》杂志以《历史的终结？》为题刊载了这场讲座的讲稿。

借黑格尔之名，福山在文中宣告，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获胜而告终。随着冷战大幕落下，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对峙将不复存在。即便���部的政治斗争仍然可能出现，但在宏观的历史层面上，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已不再有真正的对手，自由民主的价值会成为历史的共识。在此之后，人类将转向技术更新、环境保护和商品市场供需关系等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终点。”（注1）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幻灭的痛苦与胜利的满足相互映衬的时代背景里，“历史终结论”是一系列冷战自由主义颂歌中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它既代表了一种对政治现实的解释，也代表了一种对可能的政治未来的判断，更代表了一种在当时的自由派中广为存在的愿景。这份应时而生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30年之后，《历史的终结？》已有逾7000次学术引用，福山本人也已著作等身：他出版了10余本专著，主编了至少7部论文集，在学术刊物和公开刊物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文章。包括在“历史是否终结”这个问题上与论敌的多次直接交锋在内，福山在1989年之后的写作既延续了他当年做出的一些判断，也在不断修订一些明显经受不住历史挑战的结论。因此历史仿佛一直在终结，但这个终结也从未确切地到来。

在福山2018年的新书《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中，这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本酝酿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作里，福山试图探讨以宗教身份和种族身份为代表的“身份政治”，给自由民主制带来的挑战及相应的应对方案。福山认为，以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为基础的政治运动都立足于具体群体的局限经验，因此是“狭隘”的身份认同。相反，自由主义身份认同基于对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的追求，是“普世”的身份认同。他认为在狭隘身份认同的冲击下，自由民主制的根基受到了冲击。因此，自由民主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强调“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号召人们以推崇自由主义价值的方式来热爱国家。

福山对当代政治的这份诊断基本照搬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自由派在公共政治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紧张和忧惧。“自由民族主义”这个他开出来的药方，则并不是什么创举，而是学术界已经争论了20余年的一个问题。但福山的问题并不只是缺乏新意这么简单。它折射出了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一种在“冷战代表了自由民主取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终极胜利”这个幻觉中沾沾自喜的贫瘠史观。

在福山式冷战自由主义的框架下，意识形态斗争被草率地勾勒成理念之间的碰撞，民主参与的多样性被简化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新的历史动态笼罩在粗暴的敌我划分的阴影之下。这套诞生于苏东剧变之际的冷战史观，在为福山赢下知识界的立身之地的30年后，终于无路可走。

自由民主是终点，其他人是敌人？

对于在相对和平的世界里沉溺已久的一部分美国自由派知识人而言，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仿佛是当头棒喝。彼时，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两块讨论，已经基本消化了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政治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消化了一部分对自由民主制度稳定程度的担忧。在21世纪初的措手不及之后，自由派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们似乎正在镇定下来，直到特朗普的胜选让他们的忧患意识再度萌生。尽管哪怕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主义为意识形态旗帜的民粹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2002年荷兰大选的争议政客皮姆 ·富特恩（Pim Fortuyn），但美国的陷落则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

于是在2016年之后，以“自由民主的危机”或者“保卫自由民主”为重点的“短平快”小册子接二连三地涌现，这其中包括政治学家史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合著的《民主之死》、政治理论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等等，也包括一些来自非西方世界的解读，例如来自新加坡政治家、前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西方输掉了吗？》。（注2）福山的《身份》一书，同样是在这个应激性反应的大背景下成稿的。《身份》延续了上述著作对政治时局的判断，亦即“自由民主正在遭到冲击”，且这种冲击的主要来源是身份政治、宗教极端主义和民粹政治。但《身份》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福山努力地想用他30年前在学界赖以成名的框架——一套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为目的的庸俗版黑格尔史观——来处理热点政治议题。因此，要理解福山在《身份》中对当前政治的判断，我们就需要回到1989年的《历史的终结？》，去理解历史终结论的本来面貌。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里认为，马克思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理解错了经济基础和理念场域的关系。在福山看来，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宗教、艺术、文化和哲学都只是由经济基础单方向决定的上层建筑，因此受马克思影响，我们总是在面对历史和政治现象时诉诸经济因素，不相信意识和理念的巨大力量。作为一篇完成于上世纪末的写作，《历史的终结？》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解不仅没有触及上世纪上旬和中旬，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深入讨论，甚至无法解释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里，是如何捕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福山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观，与之前与齐泽克（Slavoj Žižek）公开辩论的“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理解别无二致。这种粗浅的理解也导致了福山同样粗浅的解法：他认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痼疾的方式是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倒置。于是他借助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黑格尔的阐释，切断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联系，主张人类社会的历史、经济与政治矛盾都应该在“理念”这个层面上找到答案。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福山又进一步把历史嵌套在“共产主义vs.自由民主”的思维框架之下。他把自由民主设定为人类历史的理念终点，其他理念和意识形态只能是“自由民主”的敌人，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敌人。

在冷战结束30年后，这种僵化的敌我区分在《身份》中仍然清晰可见。但如果说30年前，福山的世界观无非是种种自由主义颂歌中最宿命论的一种，因此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里显得情有可原的话，在时过境迁的2019年，这套框架的薄弱就一览无遗了。在《身份》里，福山用“狭隘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词语概括了太多主张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族裔政治、女性主义、威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狭隘的身份认同”相对的，则是自由民主的“普世的身份认同”。他声称当代政治的问题，是人们的身份认同机制从普世退化到了狭隘。但在这种简单的阵营划分里，我们既看不到某种政治潮流到底具体在哪些层面上对自由民主形成了挑战，也看不到这些潮流彼此之间的张力和相互制约。历史细节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毫无存在的空间。

诚然，上述这些问题并不全是福山独有的，而是所有简单扁平的宏大叙事都无法逃脱的困境。在这点上，福山和他激烈反对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无非是殊途同归。但福山这种因冷战的特殊背景而生成且流行的宏大叙事，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对历史细节和历史动态的忽视，更是一种自满的偏狭。

譬如，福山无法意识到，民主政治的实践模式从来就不只有制度化的自由民主一种模式。发达自由民主政治的制度和法律，本身也是其他各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性民主政治与权力中心相互博弈之后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被福山视为自由民主之敌的政治潮流，实际上恰恰和自由民主一样持有对民主的尊重。它们的出现，尽管无疑对自由民主的政治规范形成了挑战，但它们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对话和冲突，正是民主政治拓宽其范畴和形式的尝试。这一点，无论是自由派学者还是激进左翼学者，都早就指出过了。自由主义理论家朱迪斯·施克莱（Judith Shklar）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民主本身就带有“决定性的非历史因素”，因此民主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充满变化。（注3）在“自由主义政治规范受到冲击”这个兴起于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的热门讨论里，激进左派科瑞·罗宾（Corey Robin）也指出过，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规范的侵蚀。（注4）

而在福山的史观里，民主参与的多样、意识形态的流变和政治规范的起伏都没有容身之处。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福山先是将“理念”设置为一切社会历史变化的前提条件，然后又把“理念”具象化为文化和习俗，最后又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形势——冷战——的语境下，把文化和习俗具象化为制度化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习俗。

就像从北极点出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南方一样，当历史的时间线被福山推进到终点附近，所有的变化和挑战就都是后退，也就都是敌人。以宏大史观和历史主义著称的福山，最终把自己的视角钉在了历史的一隅。

历史终点的反复无常

与福山对其冷战史观的执着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他判断“历史终点”时的反复无常。 1989年的福山，在大胆宣布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之时，也曾指出如果自由民主还有可能的挑战者，那也许会是宗教和民族主义。只不过在当时的福山看来，伊斯兰教无法提供一个对非穆斯林有吸引力且和自由民主形成对抗的政治替代品，而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的大意识形态斗争都烟消云散之后，正好可以被自由主义吸纳进来，补足自由主义在集体身份动员方面的不足。（注5）10年之后的1999年，福山在回顾历史终结论面对的批评时，曾自信宣称历史终结论只犯了一个小错误，那就是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科技进步还没有走到终点，因此在技术层面上，人类社会还会继续向前演进，直到步入“后人类时代”。（注6）911以后，福山在21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第一次大恐慌的大氛围中仍然表示，伊斯兰恐怖主义无非是现代化大潮面对的绝望抵抗，早晚会被时代的大浪吞没。恐怖主义指出的实际上是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本身带来的问题。（注7）

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后，当一部分民主化国家面临结构性困局，另一部分原本被认为将会民主化的国家实现了威权政府的自我巩固，福山又把重心从后人类时代转向前人类时代，去寻找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他仍然从黑格尔哲学里寻求帮助，只不过这一次他倚重的是黑格尔的“承认”（recognition）概念，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争端。他把承认这个概念带到了2018年的《身份》里，同时又重拾自己30年前对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断言。但这次，他悄然隐去了30年前“宗教和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形成有效的政治冲击”的判断，将宗教和民族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大敌。他似乎早已不记得，30年前正是他自己信誓旦旦的表示，人类历史不会回到民族意识与民族意识对抗的时代里——因为在当时的福山眼里，这是19世纪的时代主题，而人类历史，绝不会逆流而上，走上与“自由民主的胜利”背道而驰的方向。

民主化、生命科技、威权政府的自我巩固、身份政治、政治极化……30年间，福山在历史终结论的框架里翩翩起舞，身轻如燕地踏遍了美国政治学界的种种热点话题，可那个他认为近在咫尺的历史终点却从未到来。于是我们看到福山在一部接一部的著作里反复调整姿态，尝试在不打破历史终结论大框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兼容崭新的历史现象。这个自相矛盾的任务给福山的论述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难免顾此失彼。

例如在《身份》中，福山认为当代左翼政治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不再把政治蓝图建立在“工人阶级”这样的普世身份之上，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建立在基于狭隘身份认同的小群体的具体困境之上。（注8）这个批评要是来自于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社会运动斗争方向的不同见解。 但由福山来做这个批评，就显得尤其吊诡：因为福山似乎完全忘了，正是他自己30年来反复断言，在“普世身份”层面上的政治斗争早已终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让步于自由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换句话说，“左翼运动逐渐远离阶级斗争纲领”这个本来被福山自豪地视为历史终结之证据的社会事实，到《身份》里又摇身一变成了过去30年里左翼行动犯下的错误。这无非说明，福山之所以能在众多热点议题中闪展腾挪，并不是因为他真诚地在检视自己在学术生涯中犯过的错误，而是因为他在面对每个热点议题时都在以投机的态度摘取那些有利于他当下论述的论点。一旦这些论点实际上与他之前在其他议题中的断言相互矛盾，他就隐去不提。

最能体现福山投机态度的大概是中国在其叙事中的位置。中国在福山的叙事里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只不过中国具体代表的内容，也随着热点议题的变迁而反反复复。在《历史的终结？》里，福山把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理解为政治自由化的前奏，改革开放在福山眼里是“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重要例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个判断可能不过是90年代初盛行于冷战自由主义者内部的一种判断的极端体现。21世纪初，福山随着政治学界内部批评民主化研究的大潮转向威权政府研究，开始关心“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这个议题。（注9）在这一时期，福山将中国看作“最早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国家制度”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称“理解亚洲民主国家的关键将威权中国设为参考系”。（注10）到了《身份》里，中国又和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同列，成了推崇“狭隘身份认同”和民粹政治的国家。

从被自由民主征服的对象到“亚洲模式”的践行者再到民粹政治的先锋，福山对30年间西方公共讨论里对中国的公式化理解基本上照单全收。可作为一名学者，他却极少深入探究这些公式化理解本身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知识社会学背景。例如，他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却从未像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那样去思考这个概念的模糊和空洞。（注11）他也称中国为“儒教国家”，却并未认真回答“当代中国在何种意义上是儒教国家”这个问题，也没有详细阐述过儒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任何一个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纳入研究范畴的学者来说，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福山从未拿出严肃的学术态度来处理它们。不仅如此，当叙事的效果和历史的准确性形成冲突时，福山似乎并不惧于选择前者。例如，为了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国家历来缺少强有力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个《身份》的中心论点，福山称“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历史上，强有力的国家身份认同早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成型”，完全无视晚清和民国时代的中国知识人在面对“国家”这个崭新概念时的困境，以及他们为逃离这个困境所做出的一系列尝试与努力。福山的历史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一旦进入历史和文明的细节，就变得无比稀薄，无法提供什么比公共讨论里的政治常识更有洞察力的见解。

因此，与其说中国、韩国、俄罗斯、匈牙利这些国家是福山研究的文明，倒不如说这些国家是福山的修辞手法。一旦历史的轮毂转动，自由世界的热点政治议题随之变化，福山就将这些国家梳粧打扮成市场所需要的模样。在《身份》里，福山的“世界历史”标签逐渐被剥离。暴露出来的，是一套以自由民主国家——或者更具体一点，以美国——的政治讨论为中心，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他者”的世界观。在这样的框架下，福山不必也没有动力去关心这些国家当前的历史。他只需一直编辑他所叙述的历史终点，使这个终点始终处于一个“将要到来却尚未到来”的状态里，并让其他国家为这一叙事服务即可。但这样片面单薄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不免让人质问，福山为当前政治困境所提供的解答有多少解释力和说服力。

自由民族主义有多可靠？

如上所述，弗朗西斯·福山的冷战史观，其中一面是僵化的敌我区分。他不仅执着于一套 “自由民主vs.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更将他认为在捍卫的自由与民主，教条地理解为在冷战和冷战后的特定历史环境里形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习惯。另一方面，福山却在这套僵化的体系下应时而变，竭力将种种崭新的历史现象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动态装扮成历史终结论里的一个环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福山在《身份》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困境开出的药方：重拾自由民族主义。

具体而言，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在当下遇到的种种挑战，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不够强调国家身份认同。因此，当今日的自由民主国家面对来自各种以“狭隘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挑战时，当务之急是将种族、民族、身份、性别、性取向等种种狭隘身份认同重新“引导”到自由民主的话语里。在福山眼里，自由民主的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对宪政、民主、个人自由等政治信条的推崇，这样的身份认同不是内向封闭的，可以有效吸纳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因此，福山主张通过同化移民、加强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式来“净化”狭隘身份认同，把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认同重新转化成普世的身份认同。

福山的这套主张学名叫“自由民族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由民族主义兴起于英国。这种主张本质上认为民族主义存在好坏之分，而自由主义对平等、自由、公平等价值的追求，可以“净化”坏民族主义中的暴力和侵略性，使之变成好的民族主义。在漫长的争论中，自由民族主义者始终难以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用自由主义来净化民族主义的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稳定可靠的。如果国际政治的大环境相对和平，自由民主国家受到的外来威胁较少，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也许不会遇到太大的冲击。但一旦国际形势从和平走向冲突，“威胁”变成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色调，我们就很难保证，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会让位于民族主义的激情与热血，“自由民族主义”不会变成赤裸裸的、富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注12）也就是说，越是到了需要自由主义发挥防范作用的关键时刻，自由主义就越要面对被民族主义“反噬”的危险。 反过来讲，近几年来发达自由民主国家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出现的衰退，本身就是全球政治趋于冲突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其原因。它是经济全球化加剧的全球结构性不平等，这一全球性疾病所带来的种种症状之一。在此时提出西方国家应该强调自由民族主义，无非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仅无助于理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新现象，更有进一步他者化非西方国家、进一步恶化已经日趋矛盾的族群矛盾的风险。

可深陷在历史终结论框架里的福山看不到这一点，因为在他的史观里，“理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任何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来解释理念的尝试，都是犯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大众仿佛只是“忘了”自由主义已经取得历史性胜利——这个在冷战结束时达成的理念共识——有多么重要，而以福山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精英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提醒。换句话说，在福山眼里，大众没有阐释和塑造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他们只能等待知识精英来引导他们脱离坏的意识形态，亦即脱离坏的理念，重回“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胜利”这一好的理念的正轨。

这种彻底的精英主义立场，倒是福山一以贯之的底色，毕竟他曾宣称，历史和政治的答案掌握在“统治国家的精英和领袖的意识手中”。（注13）可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会带领冷战自由主义走向何方呢？30年来不断修订着历史终点的福山，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明显的让步。从30年前的“自由主义的胜利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到三十年后的“我们必须提醒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上述共识的重要性”，福山手中的冷战自由主义从一种进取的、征服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妥协成了一种被动防御的教条。冷战自由主义所关切的问题域，也从“戴着世界历史面具的西方中心论”退化成了更直接彻底的“捍卫发达西欧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走到这一步的冷战自由主义，在崭新的历史动态面前仿佛失去了组织议程的能力，已经进入全面退守。

历史的嘲讽？

1989年的那个2月，在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上从未远走。在那个时刻，他似乎觉得自己站到了一个高耸入云的陡崖上，能俯视从他脚下流过的历史长河，眺望这条河流流向的终点。可惜他所立足的这个陡崖，只不过是历史的浪潮撞击河岸之后，淘刷出来的千万个峭壁之一。一旦浪头转过这个特殊的拐点·，他所引以为傲的视野就不复存在。在那个特定的陡崖上裹足不前，不仅看不到历史的终点，连要观察历史的进程恐怕也只不过是刻舟求剑而已。这大概是历史对历史终结论最彻底的嘲讽。历史也许并不总在匀速前进，在一些特定的时刻上，从一些特定的角度出发，它看起来甚至可能是静止的。但改变历史节奏的关头一旦到来，它就不再接受挽留，也不迁就任何一种乡愁。

在历史重启之际的动荡和变化里，各种约束人的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会逐渐松动，政治的可能性会蓬勃生长。在这种关头，自由主义者，或者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践行者，只能放下姿态，丢掉“用理念改变世界”的书斋幻想，主动地卷入到历史和现实的洪流中去，学习在震荡的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无论如何，下一个时代不会属于一种偏执的怀旧，更不会将这种偏执的怀旧当作指南针。在历史重启之后，历史终结论能欺骗的，只有那些心甘情愿被它欺骗的人。

注解：

1、5、13、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3-18. 2、Levitsky, Steven,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NY: Crown, 2018. Lilla, Mark.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NY: Harper, 2017. Mahbubani, Kishore. Has the West Lost It?: A Provocation. London, UK: Allen Lane, 2018. 3、Shklar, Judith N. "Learning without Knowing." Daedalus 109, no. 2 (1980): 53-72. Wolin, Sheldon S.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no. 4 (1969): 1062-82. 4、Robin, Corey. "Democracy Is Norm Erosion." 6、Fukuyama, Francis. "Second Thoughts: The End of History 10 Years Lat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16, no. 4 (1999): 40-42. 7、Fukuyama, Francis.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2. 8、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9、Fukuyama, Francis. "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no. 2 (2004): 17-31. 10、Fukuyama, Francis.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Fukuyama, Francis. "China and East Asian Democracy: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no. 1 (2012): 14-26. 11、Dirlik, Arif.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 China Information 26, no. 3 (2012): 277-302. 12、骆斯航. "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真的相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