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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ybittyhuac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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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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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ven less accurate because these are just modern simplified characters 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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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year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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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大先生——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

一

共识沙龙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群��和群委们好！我要特别问候君主和群委们，因为看到他们很辛苦；还有制作音频的朋友们，辛苦了！很荣幸与大家在这里交流。不过我想说明一下，我很保守，而且胆小，本来就不大善于讲，又加上不大愿意讲，所以请朋友们对我的讲座别抱多大希望。因为只有不抱希望，最后才不至于太失望。

20年前，南京大学一个青年跑到各大学去听课，在南京听过高华的课，听过董健先生的课，到上海听了姜义华先生的课，又听了王晓明、许纪霖的课，到北京听了钱理群的课，好像还听了张维迎的课。然后跑到吉林大学，到中文系听了我的课，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拿我与钱理群做了比较，他说：钱先生讲课开拳就打，一开始就充满激情；而李新宇则是走上讲台先叹气，似乎一切都无从说起。他说得很对。到如今20年过去了，我的状态没有变好，反而更糟。因为能说的话似乎越来越少，寻找语言的难度越来越大。当代中国的学者与世界上那些现代国家的学者不同，人家只要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够了；而我们却要花很长的精力去寻找语言，寻找表达方式，研究庖丁之术。有人说带着镣铐跳舞更见水平，我承认。但如果把一个高个子舞者关进一个矮笼子，那舞姿会是什么样呢？奇迹或许会有的，但他的艺术才华更可能表现在跪着舞或者坐着舞。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是不愿跪着舞的，但天长日久，却也习惯了坐着舞，或者躺着舞。我是很喜欢坐着的，而且是双手合十的那种姿态。大家想，双手合十盘腿坐在笼子里，那舞姿能好看吗？这是我首先要请大家谅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这样对着手机讲过课，看不到听众，没有表情和目光的鼓励，大概很难找到感觉。所以，如果讲得像面无表情的新闻联播播音员，或者像乡村大喇叭里的村支书，也请大家原谅！同时��还担心，讲着讲着也许会忘了60秒内要动一下手指，又担心老是盯着手指头，也许就忘了要讲什么。没办法，试试吧！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但就在刚才，我忽然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太好。虽然“本来面目”是中性的，不含褒贬，但在这里，却似乎是我有点不怀好意，要揭穿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想改一改，给它加上一个正标题“还原大先生”；原来的题目改为副标题，也就是《还原大先生——说说鲁迅的本来面目》。

说到鲁迅的本来面目，需要澄清的问题很多。原因大家都清楚，因为鲁迅曾经被捧上神坛，脸上被贴过金，被刷过漆，也被抹过污泥。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贴金者以为是在贴金，看的人却可能觉得是在泼粪。这是不是另一种“低级红”和“高级黑”？全面清理鲁迅形象，不是一次讲座能够完成的，所以今天只是从头说起，略谈几点。

二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鲁迅的家庭出身。

朋友们大概都会承认，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出身和教养是有关的。尽管人们常说“英雄不问来路”，或者是“英雄不问出处”。但在事实上，英雄、俊杰，都有出处。流氓、恶棍，也有出处。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而这个环境首先就是家庭。

鲁迅出身于怎样的家庭呢？过去的教科书，因为要打造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旗手的伟大形象，又因为狭隘的阶级论观点，所以对鲁迅的出身往往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即使说到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强调的也是“败落”：比如常年跑当铺，上不起交学费的学校，去南京求学时只带了8块大洋，等等，然后是强调他因家境败落而接触了底层社会，与劳动人民建立了联系，于是才对社会有了深刻认识。

按照过去那种思路，似乎鲁迅不穷就无法成就他的伟大。因此，人们对周家未败落之前，也就是鲁迅13岁之前的情况，进行的是淡化和模糊处理。那么，鲁迅到底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按照1949年前后，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鲁迅家应该属于官僚地主阶级。官僚地主阶级是最反动的一个阶级，是应该被消灭的。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却偏偏来自这个阶级。

需要说明的是，官僚地主家庭有两种不同情况：

一种是有权有势的土豪。中国历史上那些新兴的王朝在初建时都会带来一批这样的新贵。他们因为参与打江山，胜利后自然要参与分红，于是就拥有了权力，占有了土地，成了官僚地主。不过，这种家庭，往往是有权、有钱、没文化，所以最容易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加上朝代更替，所以这样的家族一般都不能长久。

另一种官僚地主家庭却不是这样。同样是有权、有势、有地位，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不是来自打天下，而是来自“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那些能够温饱的家庭，有能力供孩子读书，于是他们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甚至中状元，攀宫折桂，一路进入上层。做官之后，经济情况自然更好，就更有条件让儿孙读书，几代下来，就成了官僚地主，同时又是书香世家。鲁迅就出生在这样的书香世家。

从他的六世祖中举人到鲁迅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鲁迅出生时，他家里有秀才举人一大帮，有的还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也就是抵达了国家文化宝塔的最高峰。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是翰林。鲁迅形容人喜欢用“阔”这个词。他不说人家怎么富裕，也不说人家官多么大，地位多么高。他就喜欢说这人很“阔”，是“阔人”。其实，他家就很阔，而且不是一般的阔。根据他祖父周福清的记述，周家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很富。最富的时候，曾经拥有土地一万多亩，光是当铺就开了十多家，还有许多店铺和珠宝行。

鲁迅出生时，周家已经没有那么阔。但我们仅从他家的住宅看，就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比的。去过绍兴的朋友肯定记得新台门和老台门，也就是鲁迅故居和鲁迅祖居，那是两所大宅院。其实还有一个过桥台门，现在没有了，也是鲁迅家的。鲁迅出生在新台门，那是一种五进院落。宅院的所谓一“进”，简单的说就是一道门加上一个院子。现在的人们大多住在共有的楼房，没有自己的宅院，所以没有“进”这个概念，但实物仍然能够看到：乡间的农家院，进门后四面是房屋，中间是院子，那就是一进。皇家的宅院，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北京的故宫，是九进。曲阜的孔家也是九进。除了这两家，没有哪一家敢把宅院修成九进。有个说法大家都知道，“深宅大院”，“深”，说的就是进数多。纵向的进数多，横向的宽度也就大。五进的院子是什么样子呢？北京的一些王府就是五进的院落。大家读过《红楼梦》，荣国府也是五进院落。鲁迅家的院子跟荣国府一样的，是五进院落。

我喜欢看名人故居，走到一个地方，喜欢看那里的名人故居和墓地。中国近代以来的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一直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甚至包括徐志摩的，都去过了。经过比较，我的结论是：论家庭的阔气程度，还是鲁迅第一。除了他之外，没有哪一家有五进院落和一个那么大的后花园。新台门在1919年卖给朱家之后就被拆掉了，现在看不到了，现在的鲁迅故居只是当年的一小部分，不仅小，而且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但根据一百年前周家卖房的时候画的那个图纸，我们可以看到，他家坐北朝南，临街是大门，大门里面是仪门，仪门里面是大厅，大厅后面是大堂，大堂后面是后堂，后堂后面是后楼，后楼后面是杂屋……再往后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是他们家的后花园，占地2000多平米。

周家有1万多亩土地的鼎盛时期鲁迅没赶上，到鲁迅出生时，因为经历了太平军之乱，周家已经衰弱了。太平军到过鲁迅家，杀过人，烧过房屋，也拿他家当过指挥部。这一折腾，家就败了。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最穷的时候也没有跌落到劳苦大众的行列。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家最贫困时的情况：

鲁迅和周作人到南京和东京求学的时候，家里只有祖母、母亲和周建人三口，却仍然有男女佣人好几个。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那时候在杭州坐牢。他坐的那个牢哇！坐牢，还带着一个小妾，带着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租了一套楼上楼下的房子住着。大家知道，佣人要付工资，租房要交房租，那么一群人都要吃饭，那时候周家没有一个挣钱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从日本回家结婚，家中竟然把太平军时期毁掉了的房子重修了起来。

鲁迅从来不夸富，1949年之后的回忆材料，都在拼命说周家穷。不过，我曾根据鲁迅签字画押的一张分单算过一笔账，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在鲁迅名下的土地是105亩还多一点。江南，是寸土寸金的地方，绍兴的人均土地只有几分，鲁迅有100多亩土地，如果到1949年，改划成什么成分？

鲁迅一辈子没有受过穷，他是地地道道的阔公子，尤其是童年，简直是王子。他自己说过，他的童年像王子。在家里被佣人保姆簇拥着，走在街上被邻里另眼相看，即使到外婆家，也得高接远送。朋友们可能记得《社戏》里面鲁迅和那群孩子一起，划着船，去看戏，偷豆子，那种情景是写实的。那是周家少爷来了，村里的孩子不用去上学，不用去放牛，被安排来陪周家少爷玩。考察鲁迅的家庭出身，可以发现过去对鲁迅的一些解释很勉强。

鲁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并不源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一般人也许会“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但伟大的头脑能够超越阶级地位。对于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性别，都有大悲悯，才是真正的伟大。同时，鲁迅又是真正的贵族，有贵族精神，所以才能看到阿Q们的可笑、可憎与可怜。

三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周家的家庭文化。

周家的文化怎么说呢？简单地为其命名的话，是一种复合文化。周家的男性家长都是读书人。那个时代，以科举为目标的读书人，应该都是儒家信徒，而且多有理学色彩。不过周家的男人理学气不重，女人就更加复杂。鲁迅儿时面对的三代女人，也就是他的曾祖母，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都信佛。但是她们又都算不上佛教徒。因为不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一点儿排他性也没有，能够接纳民间文化当中各种复杂的成分，包括各种神灵和鬼怪。读过《朝花夕拾》的朋友们一定记得，鲁迅的祖母和他的保姆阿长讲的那些故事，美女蛇，等等。

在这里，我只讲几件朋友们不一定关注的事儿。

第一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个和尚。他一岁多就做了和尚，终生未脱僧籍。原因是他出生的那一天，正是某位菩萨生日。出生时又是蓑衣包，大概就是把脐带、胎盘披在身上那样出生了。按传统的说法，这样的孩子是被鬼神锁着的，很难养活。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就是让鬼神找不到他，或者是不屑于理睬他。比如，明明是个男孩子，偏给他取个女孩名，甚至给他扎上耳朵眼儿，这都是过去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再就是给他取个贱名，比如叫猪叫狗。在我的家乡，有的孩子甚至叫狗剩——狗吃剩下的，狗都不吃了，神鬼自然不屑于去理他。

进一步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家当和尚。周家为鲁迅做的安排，就是让他当和尚。长房长孙当然不能真出家，可是形式是必需的。找一个庙，拜一个师傅，把名字写进和尚名单，就算是出家了。所以，鲁迅就有了一个法名“长庚”，有了一个师傅——龙师傅。鲁迅临死的时候还写过一篇很动情的文章，题目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

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很迷信，周家很迷信。

周家那样的大家族，规矩多、禁忌多、仪式多，一年到头说不清有多少祭祀活动。这种文化，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懂了，尤其是城市人，甚至真的是连“年”也不会过。鲁迅却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因为他是长房长孙，因为在他十几岁就失去了父亲，爷爷又在狱中，过年过节，上坟祭祖，许多场合都需要他来主持，怎么摆供、怎么烧香、怎么跪拜、怎么祝祷，这一切鲁迅都是内行。而且，鲁迅是读书人，所以过年的时候不但要与全家人一起祭拜天地，祭拜祖宗，自己还要祭书神。就像做生意的人必须敬财神一样，读书人当然要敬书神。我和周海婴、还有全国四十多位专家教授编的那套《鲁迅大全集》，就收了鲁迅在大年夜祭书神时写的祭文。我说这些，想说明的意思是，鲁迅是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泡透了的。同时想说明，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是唯物的。

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以鬼神为怪的，所以，周家就常常出现一些怪事儿。比如，周作人出生时就出了一件怪事儿，一个老和尚进了周家，长驱直入到了少奶奶房前，转眼不见了，然后，周作人就出生了。晚年的周作人曾经在文章中纠正那些传说，说是他的那个叔叔看花了眼，然后以讹传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周作人在经历了种种破除迷信的运动之后写的，年轻时却从来没说过他叔叔眼花，而是多次写诗说自己就是那个老和尚。二是周作人在回忆录当中所说的，他和他的妹妹一起生天花，本来妹妹已经好了，而他奄奄一息，全家人都无能为力。但是，静静的房间里突然大叫一声，全家人都知道那不是周作人的妹妹在叫，也不是周作人在叫。人们闻声跑来，却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奄奄一息��周作人好了，而已经好了的妹妹死掉了。

还有一件事，是鲁迅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朦胧中看到一个女人来到他的床头，在他喝水的碗里倒了一点什么。他以为是妻子鲁瑞，就没睁眼，也没出声。可是那女人刚转身出去，鲁瑞就进来了，往他的碗里倒藕汁。鲁迅的父亲觉得奇怪：你不是刚刚才倒过吗？鲁瑞说她没来过。那么刚才进来的女人是谁？最后阿长讲道，那是鲁迅的父亲曾经订婚的一个姑娘，但是他们没等结婚，那姑娘就去世了，所以才另聘的鲁瑞。那姑娘现在来，就是他们情缘未了，找他来了。于是，家里人也就知道，少爷的病好不了了。老和尚的身影也罢，天花鬼的叫声也罢，鲁迅的父亲是被早已死去的未婚妻领走了也罢，是否可信并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文化，是周家人相信的一种文化，周家人曾侵润其中的一种文化。鲁迅是在这种文化当中长大的。过去的教科书和主流著作，都在努力把鲁迅打造成共产主义者的同时，总是在努力把他打造成唯物主义者。大家想，这种家庭文化，能培养出唯物主义者吗？

那么，周家的这种文化奇怪吗？应该说不奇怪。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感觉到奇怪，但在那个时代它是某种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大师，但他一辈子信鬼神。遇到事儿，必去占卜。梁启超也是现代思想家，传播过一系列的科学思想。但是他自己说从十几岁就与鬼神打交道，而且他的妻子李蕙仙死后三年，竟然一直没有离开梁家。三年当中，梁思成生了病，都不是先上医院，而是先去找他妈，而他妈是已经死了的。三年之后，李蕙仙的灵魂才离开梁家。这话听起来很玄，但这不是别人说的，是梁启超自己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的。他没理由欺骗他的女儿。

还有章太炎到阴间去做判官的事，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当下的文化当中，这一切都感到很离奇，不可思议，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觉得奇怪。

接下来的问题是，周家的这种文化，包括梁启超和严复家的那种文化，好还是不好，很难简单回答。但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对儿童来说，是给他一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世界好呢？还是让他面对一个有点神秘的世界好？这同样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后者大概更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一切都清清楚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人的思考能力肯定是会退化的。

四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鲁迅的学历。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鲁迅是自然长成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绿色的，他们家没给他施过化肥，也没给他施过农药，更没有用过激素或者助长剂。他上学是玩着上的，读书是玩着读的，完全凭兴趣。这甚至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鲁迅饱读诗书，却有学历而没学位。说到学历和学位，新学的学历和学位，大家都知道，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这是学历。学位呢，有学士、硕士、博士。那么旧学呢？旧学的学位倒是有自己的体系，那就是秀才、举人、进士等，所以容易说清，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不少人都有旧学的学位，蔡元培是翰林，吴稚晖是举人，陈独秀、蒋梦麟等都是秀才，而鲁迅、胡适、钱玄同等，连最低的学位也没有。

但要说他们的旧学学历，却有点困难。因为旧学没有小学、中学、大学之分，也没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种区别。怎么说呢？只能说我读过《孟子》，你读过《四书》，他读过《九经》，旧学的学历只能这么去说。鲁迅读到哪里呢？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几乎读过十三经”。朋友们大概知道，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需要读��十三经”。而是只要读过《四书》，再读过《五经》，有这“九经”就够了。而且《四书》《五经》加起来的，虽然俗称“九经”，但这“九经”在“十三经”当中并不是九经，而是七经。因为《大学》和《中庸》都是从《礼记》中抽出来的。

也就是说，鲁迅多读了好多书。需要说明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所说的“读过”。不是我们现在说“我读过《红楼梦》”“我读过《鲁迅全集》”这个意思，它不是浏览，说“读过”，就是能句读、能理解、能记住。那时候人们说读过《论语》，就是能把《论语》一字不错的背下来，说读过《四书》，就是能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都背下来。

鲁迅几乎读过十三经，却连秀才也不是。但是读书多少、根底怎么样，是骗不了人的。内行一接触就知道。鲁迅的顶头上司蔡元培、夏曾佑都是进士，翰林。他们都不曾低估过鲁迅，认定他有学问。但考察鲁迅读书的情况，却很有意思，也很怪，从中也许能够得到某种启发。

从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二年，这五年，鲁迅先后在三个书房就读，

却没有走出他自家的大门。三位先生都是他本家的爷爷。不过用今天的目光看，那三位先生都不称职。第一位是朋友们大都熟知的蓝爷爷，他培养了鲁迅对花花草草以及各种奇怪事物的兴趣，却没有教鲁迅多少“正业”。后面两个，一个是鸦片鬼，一个是精神病。教书，完全是瞎对付，读错字，写错字，讲解更是信口开河。奇怪的是，鲁迅的父亲和祖父，竟然让鲁迅跟着他们过了五年。书香世家，对孩子的学业能这样不关心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周家对孩子的管法真的很特别。鲁迅的祖父对孩子的学习很关心，亲自选课本，可是这本身也有点怪，他不用全国的“通用教材”。那时候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先读“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开始读“四书”，读完“四书”读“五经”。周家的开蒙第一书却是《鉴略》，一种简明历史读本。

从七岁到十二岁，五年，鲁迅读了什么书？除了那本《鉴略》，就是读了《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读了一半，没读完。也就是说，用了五年的时间，鲁迅没有读完“四书”，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大家知道，“四书”虽然是四本书，但量很小：《大学》只有一千七百来字；《中庸》只有三千五百来字；《论语》也只有一万三千七百字；《孟子》最长也不过三万五千字。“四书”加起来，总共是五万三千字。五万三千字，读了五年只读了三万六千字！

那时候没有数理化，除了拿出少量的时间，写字，对对子，别的时间都是读书。鲁迅竟然就读了这么一点书，这速度也的确是太慢了。

从七岁开蒙到十二岁，如果读得快，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梁启超是十二岁就中了秀才。蔡锷，也就是蔡锷将军，也是十二岁中了秀才。当时不少人，都是十二岁就能中秀才。能中秀才，意味着读完了“四书”，又读完了“五经”，而且学会了做八股文和试帖诗。鲁迅比人家慢了多少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四书五经”的具体情况。我是给他算过帐的。前面说过了，“学庸孟论”“四书”加起来是五万三千字。而“诗书易礼”和《左传》，加起来是三十八万五千字。“四书”和“五经”加在一起是四十三万八千字。

梁启超、蔡锷等都是十二岁就把四十三万八千字全都读过了，而且学会了做八股文，学会了做试帖诗。而鲁迅到十二岁的时候，却只读了三万八千字，也就是一个零头，学业只完成了人家的十分之一。是鲁迅太笨吗？显然不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家长和老师对他没有要求。鲁迅上学上得太自在了，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在百草园里尽情的玩儿，玩植物、玩昆虫、捉蟋蟀、养老鼠、描图画画、学捉鸟。他当然也读书，不过读的主要是闲书，与功课无关。这又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家长竟然是不管他。

书香世家，翰林门弟，对孩子的学业怎么会放任不管？鲁迅的祖父整天盼着能在门上挂一块匾，上面写上“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门第”。他是希望他的儿子、孙子都进翰林的，尤其是对长孙，寄予厚望，当然不会不管。但是，周家的教育真的是自有一套，看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等小的时候，家里就是放飞，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不急于套上笼头，更不急于把功名这样的目标过早地压在孩子身上。

说到这里，我想到今天的许多的家长，都那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种种办法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看看当年周家，完全没有这样的焦灼感。别人家的孩子早就“入场”跑了好几圈，已经中了秀才，他们家却还在让孩子尽情玩儿，不让他们进入跑道。怎么会这样呢？从另一方面想，敢于这么做，基础显然是一种文化自信，是一种家族的文化自信。因为家长自身的文化层次，因为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愚，就敢于让孩子自由发展，而不是像一般人家那样随大流、抢时间、赶速度，你们报什么班，我就给孩子报什么班，把孩子弄得疲惫不堪。鲁迅的童年读书是玩儿着读的。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教育的特别个案，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孩子主要是玩儿。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都没有苦读的经历，都不曾为学习而受折磨。但结果呢？周氏兄弟个个成才，取得的成就远非那些苦读者能够相比。这其中的奥妙是不是很值得研究？

五

我想讲的第四点，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官职。

简单地说，鲁迅是民国时期的高干，按照那时的称谓是高等文官。他很有权力，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和宣传教育、新闻出版、图书市场等等这些事业的掌控者。这是教科书和研究鲁迅的著作一般都不讲的，但我们只要��到历史现场，就会看到，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的夏天，十四年的时间，鲁迅在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过去的教科书和主流著作说到这一节，都是说鲁迅在教育部做过下层小官吏，这个小官吏是什么呢？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现在的人们一看是科长，觉得这官职真的微不足道。其实，那时候的科长和现在的科长不一样。现在的科长当然是最小的官，那时候却不是这样。部下面是司，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但那时候司下面就是科，没有处。所以，那时候的科长与县长同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正处级。同时，鲁迅又不只是科长，他是佥事兼科长。大家知道，兼职都是高兼低，而没有低兼高的，部长可以兼司长、司长可以兼处长，而没听说哪个县长可以去兼省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科长职务，是由教育总长委任的。他的佥事职务是由大总统袁世凯亲自任命的。按照当时的规定，科长是中等文官，佥事是高等文官。也就是说，鲁迅是那个时候的高干。

根据当时的《中央行政官官等法》，中央行政官员除特任官之外分为九等。第一二是兼任官，三四五是荐任官，六七八九是委任官。科长是委任官，佥事是荐任官。在荐任官当中，鲁迅的情况又有些特别，他一开始是五等，但是在很短的一年多就晋升为四等，又过了不到两年，到一九一六年的二月就晋升为三等。他就抵达了荐任官的最高等——月工资三百大洋。

在九等官制当中位居三等，这个官位还能说是下层小官吏吗？可是我们一直就说他是教育部的一个下层小官吏，好像微不足道。既然谈到了工资，我们就看看他的工资，当时是高还是低。从1916年二月开始，鲁迅每月拿300大洋。300大洋，是高还是低呢？当然不能与总长相比，更不能与总统、总理相比，我们也不去把他和下层工人相比，因为那时候的保姆月薪才两元（鲁迅的日记里，他雇的女工就是两元）。我们把他跟北京大学的那些教授们比一比，应该更有可比性。按照当时的规定，教授工资是280元至180元。教授当中最低的拿180元，最高的拿280元。预科教授工资是240元至140元。胡适回国到北大去做教授，蔡元培给他的是教授的最高工资月薪280元。而当时的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都比鲁迅低得多，李大钊的月薪是180元。

这是鲁迅的工资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地位是不低的，官不算大，但是也不算小，工资至少比胡适等这些北大的最高级的教授还要高一级。更重要的是鲁迅所处的岗位非常重要。那时候没有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等，这些部门的事谁来管呢？主要由教育部来管，教育部又由社会司来管。因为教育部一共就三个司，那两个司一个管大学教育，一个管中小学教育，第三司是社会教育司。

社会教育司有司长一人，没有副司长，下面就是两个科，鲁迅是第一科的科长。因为他分管的事情多，同时他又为司长所倚重，所以他就成为了社会教育司地地道道的二把手。也就是说，他是当时中央��理思想文化和新闻出版事业的二把手，这个地位不重要吗？因为重要，所以才出现了好像是不好理解的一些事儿，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一些事儿，都是鲁迅干的，比如，中华民国的国徽应该由谁来设计？是鲁迅领着两个人设计的；再比如，中华民国的国歌由谁来选定？还是在鲁迅的领导下选定的。什么样的小说应该被查禁？什么样的戏剧应该被提倡？标准由谁来定？仍然是鲁迅领着人去做决定。所以，《新青年》是不会被查禁的，因为权力就在鲁迅手里。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北京，一些学校就请他演讲。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被看作危险思想，所以被人举报了，警察局要来管，怎么办？鲁迅陪着去，鲁迅往那里一坐，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因为他正是管这方面事务的最高官员。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很卖力。后来人们总是要让他跟“北洋军阀政府”对立，甚至连周作人在后来的文章当中都说鲁迅去上班不过是去点个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鲁迅很卖力，每次考核成绩都很好。所以教育部一次次大裁员，从来也裁不到鲁迅。他不但不会被裁，而且屡次受奖，而且得过袁世凯授予的勋章。顺便说一下，鲁迅对袁世凯、徐世昌等那些总统，都很有感情。袁世凯因为称帝失败，在去世的时候，虽然是国葬，但名声已经不好，所以，政府要求文武官员去祭奠，不少人就以种种理由拒绝，但是鲁迅不但不拒绝，而且很主动。他没有大礼服，从朋友那里借来了大礼服，穿戴整齐，到总统府去��鞠躬上香，祭奠了袁世凯。

六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鲁迅的政治选择与国家归属问题。这可以算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吧！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鲁迅属于哪一个国家？他应该归属哪个国家？有朋友可能会说，他没有加入过外国籍，当然属于中国。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从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国家这个概念，却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存在吗？在历史上，有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大宋，直到大清国。在现实中，所谓中国人，有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有人持中华民国的护照。国名，一个是七个字，一个是四个字，谁的护照上是两个字的“中国”？

同时，人的国家归属感，常常不是现实的，而是想象的。大家知道，明遗民生活在大清国却不承认大清，清遗民生活在民国却不承认民国。郑孝胥曾经说过，他与民国乃敌国也。严复逝世于一九二一年，自己拟好的墓碑却是“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志上写的，不是中华民国北京大学校长，也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而是“清资政大夫”和“清海军协统”。也就是说，严复死后又回到大清帝国去了。他虽然做过民国的官，但最终归属于大清国。

他曾经置身于三个不同的国家。首先是大清国，他曾是大清国的子民，但从他加入光复会开始，他就已经背叛了大清。辛亥革命之后，他属于中华民国，从1912年到1926年十四年的时间，他一直是中华民国的官，直到1926年带着失望离京南下。

他曾经对南方抱有希望，但到广州亲历过国民革命之后就失望了。所以当国民党人北伐成功建立党国之后，他没有到政府做官，而是选择了不合作。甚至因为不合作而被通缉。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晚年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他失掉了自己的国家，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国家。他无国可归，只好在租界度过晚年。他之所以成为左翼，与反抗政府的力量走在一起，成为同路人，与这种处境和心态有关。

换句话说，鲁迅一生经历的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帝国，一个是民国，一个是党国。他背叛了爱新觉罗家的帝国，拒绝了国民党的党国，唯一亲近的并且为之服务长达14年的是摇篮里的那个共和国，也就是五色旗下的那个民国，也就是被我们的教科书涂抹的一片昏暗的所谓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那个民国。

今天我们就讲这些吧，时间也差不多了。若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若有疑问也请提出来，我们继续讨论。谢谢大家！

七

回答提问：

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鲁迅是权力的敌人还是庸众的敌人？

我想，他既是权力的敌人，又是庸众的敌人，但首先是权力的敌人，然后才是庸众的敌人。因为在强者与弱者、阔人与不阔的人之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鲁迅总是选择站在后者一边，站在弱者一边，站在被压迫、被欺凌的一边。关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说那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人。能够中进士，点翰林，的确不是吃白饭的。不过，他的确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儿，当然，放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话，已经很普遍，也就不算多么不光彩了，

自己的儿子，已经中了秀才好多年，却就是考不上举人。正好，同年做主考了，于是就想走走后门，结果事情没办好，败露了，然后被判刑。周福清这个人，有一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和鲁迅的感情关系，他很爱鲁迅，很关心鲁迅，但是鲁迅对他的感情很复杂，因为祖父的案件使鲁迅心理上受过伤害，所以对父没感情。真的是没感情，但受祖父的影响却很大。鲁迅性格当中好多方面很像他的祖父，包括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对权势者的态度。根据周作人等人的回忆，周福清是很喜欢骂人的，但是他可以骂太后，骂皇上，骂他的上司；却从来不骂下层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鲁迅对他祖父的感情，其实也很矛盾，他在好多方面应该说对不起他的祖父，这是我的看法。尤其是在他从绍兴往北京搬家的时候，把他祖父的日记给烧了。他祖父写了一辈子的日记，他给烧了。但在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周福清的诗集，周福清写的家训，都是鲁迅亲手抄的。图书馆存的也是鲁迅的抄本。从他对鲁迅的教育，对周作人的教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确很了不起。所以，鲁迅把他的日记烧了，是很遗憾的事，如果不烧的话，那是研究那个年代的官场、那个年代的文人、以及周家文化的很好的材料。

有朋友提出：鲁迅生活那么富贵，如何变得那样不宽容？点我想与他的祖父真的有关，与他的祖母也有关，那的确是他们家人的一种性格，包括鲁迅的父亲也是那样。鲁迅和周作人在外面跟人打了架回家去，父亲首先要问是谁先欺负的谁？周家从来就不会无原则的宽容，先问是谁欺负的谁？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欺负了人家，那是绝对不行的。可是如果人家先欺负了自己的孩子，那是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也是一种家风。

关于鲁迅的文学地位？好像没必要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的那些作家，没人可以与他相比。虽然是鲁郭茅巴老曹，但后面五位是没法跟鲁迅相比的。当然，这看上去有点怪，鲁迅总共就写了那么点点东西，《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个小说集编成一本也不厚，可是他的地位，却没人能比。这里的关键，一是思想的深度，一是艺术的才华。一些人虽然是作家，其实并不适宜当作家，或者不配当作家。

关于鲁迅和他的原配夫人朱安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20多年前，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说鲁迅对朱安太无情的，是我的一个学生。用我们今天的目光去看，一个女人被悬置在那里，那样过了一辈子，鲁迅对朱安太无情了。但是，如果回到那个年代去看，可能我们能够理解鲁迅。这个前提就是，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的包办婚姻，新婚第一夜，两人就分开了，真的是没有爱情。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去看，你不爱人家，跟人家结婚干什么？你结了婚发现没有爱情，你可以离婚呵！这种看法，只能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看法，放在100多年前，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女人无法接受的。重要的还是女人无法接受。因为朱安从嫁到周家的那一天开始，就打定了主意，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而我对此不大理解的倒是鲁迅为什么那么坚决地不喜欢。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考察当时那种包办婚姻，好多人都是在结婚的时候还没见过，但后来也过得很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慢慢的可能会产生感情，照样会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朱安当年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但是鲁迅却让她失望了。到底为什么鲁迅那么不喜欢朱安，这是一个迷，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解决。

不过，鲁迅研究界关于鲁迅和朱安关系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两口子从来没吵过架，朱安总是很好地伺候鲁迅，而鲁迅对朱安也并非漠不关心。在这里，我��讲一个很小的例子，大家看一看：鲁迅很喜欢吃甜食，所以在上班、下班的时候顺便到甜食店买一些甜食，比如什么江米条啊，蜜三刀啊，等等，买一大包捧着回去。回到家，鲁迅总是先捧着到母亲那里，让母亲挑一些留下，然后又捧着到朱安那里，让朱安挑，然后他才把点心拿回自己的房间。就从这样的一种关系看，鲁迅和朱安的这种两口子的关系，是能够和平共处的。

如果我们把鲁迅跟朱安的这种关系放在那个时代去看的话，大家可能很容易发现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咱们可以拿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为代表，他们就是借着那种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时代潮流，喜欢谁就去追谁。有了新的爱情，就为这新的爱情去结婚，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对不爱了的妻子不负责任。这是社会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表现。第二种是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那种情况。包办婚姻，妻子识不了多少字、小脚，但是照样生活下去，维持着那种旧的婚姻。可是，大家可能知道，那种维持有时候也是很难的。胡适事实上也有过若干次的婚外情，只是维持了那个婚姻。第三种就是鲁迅这样的，他对朱安的确缺少爱情。可是又离不开，他要是把朱安给休了，朱安就没法活下去。那个年代，女孩子嫁出去了，如果她被休掉，是没办法回到娘家去的。如果朱安是一个职业女性，有自己的工作，能够独立生存，那一切都好办。可是朱安能干什么呢？他毕竟是阔小姐，让他去给人当佣人当保姆，一切都不大可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鲁迅是想就这样跟朱安过一辈子的。他四十多岁了，写下的文章还是决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因为他不想害另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另一个人是无罪的，不应该承担那种悲剧性的后果。但是，人有时候又管不住自己。所以后来遇到许广平，在强大攻势之下，这个中年男人，终于坚持不住了！

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爱情。他有了与许广平的这种关系，家里却有一个朱安，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北京。这是一个转型时期很特殊的情况。鲁迅已经无力抗拒与许广平的爱，但他又不能不要朱安。所以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都一直承担着朱安的生活费。

事实上，鲁迅对这两个女人都有着对不起。对朱安，他不能给感情，而只是提供生存保障。对许广平，他有感情，却又不能给名分。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一直是同居的关系，没有像别人那样正式结婚。这是鲁迅当时的一种尴尬境地。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这种分裂，好多人都很关心，关心的是兄弟失和的原因。兄弟为什么失和？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推测。因为这里面有很神秘的一点，就是鲁迅从来不说，周作人也从来不说。而且，这种失和，就是周作人从此不想见鲁迅了，却对鲁迅没有怨恨，就是不见他了。鲁迅想约他谈一谈，他也不谈。有一次在后院两个动手打过一架，那是因为鲁迅回去拿书，进了后院。那么亲密的两兄弟，从此成为路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站在鲁迅一边的人，总喜欢拿周作人的妻子说事。我觉得这样做也不大公道。还有种种说法，尤其是现在网上，常常很不负责任地那样炒作各种说法，比如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或者听房，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不能成立呢？因为对于日本女人来说，偷看洗澡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儿。那个年代的日本，还存在着男女同浴，洗澡被人看，算什么呢！对于鲁迅听房，有人说过，那个窗子外面是没法站人的。所以，这两种说法都可以排除。但是，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值得考虑。当然，我们没法做结论，只是值得考虑。那就是：是鲁迅先熟悉羽太信子的，周作人晚，周作人到日本留学，很快就喜欢上了羽太信子，两人开始恋爱，然后结婚。所以有人做出这样的推测，认为鲁迅在周作人到日本之前，就和羽太信子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如果真是那样，鲁迅本来就和羽太信子关系暧昧，那么到了北京之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两人就比较难处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谈到的一个情况。鲁迅研究界对周丰一的说法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但我觉得或许存在着某种可能。周丰一说，他的舅舅，也就是羽太信子的弟弟，曾经看到鲁迅与羽太信子有亲密接触。如果真是那样，兄弟两个的确不好再在一起生活了。作为弟弟，当他知道哥哥与妻子的关系，当然会非常尴尬，恨却没有足够的理由。与此同时，羽太信子倒是真的对鲁迅充满怨恨。从她的那种怨恨，倒是可以体会到点儿什么。羽太信子竟然不让她的孩子到前院去，要让鲁迅和朱安孤独，以此惩罚鲁迅，报复鲁迅。这样的一些表现，体现着一种被抛弃者的怨恨，让人觉得他们两个好像真的曾经有什么关系。

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很多，原谅我不能一一的回答。我只能是看到哪一个，就先回答哪一个。书虫在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他看到了一本《鲁迅传》，里面说鲁迅是个悲观主义者，问是否属实。我想，这种说法应该基本是对的。鲁迅的确很悲观，别看他在批判国民性，在揭露社会问题，等等，但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抱多大希望。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呐喊》自序就可以看到，关于铁屋子的那种议论，可以看到他的悲观。

有朋友问：鲁迅是否真的爱钱？鲁迅爱钱，这是一个事实。咱们看他的日记，别的事可以不记，哪一个月拿了多少工资，却是都要记的。对稿费等等，他都很在乎，还为此打过官司。我想，这与他从非常阔到后来没钱花，大有关系。我刚才说他即使最穷的时候仍然比别人富，但是这里有一个落差，他原先太阔，一下子跌落下来，心理感受就特别的强烈。没钱了，才知道钱很重要，才特别重视钱。这个问题提得正好，可以跟前面接上。鲁迅在十三岁之前，是地地道道的阔公子，什么都不缺。后来从小康到困顿，只能说困顿。其实，鲁迅说小康是谦词，他本来那么阔，何止是小康？后来的困顿，主要也是一种感觉。阔公子一下子跌落下来，有一个心理承受的问题。

鲁迅的心理上的确受了一些委屈。但是如果用咱们一般人的情况来看，那种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你再穷也没有穷到社会底层。你最穷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地，还是年年秋天去收租。但是，因为他小时候生活太优越，所以家庭突然出现变故，真是一点委屈也受不了。比方说，他在舅舅家，那个妗子说话伤害了他。如果放到咱们一般人身上，那种伤害算什么？她是对邻居们悄悄说的，把他称作“要饭的”。家里出了事，到舅舅家去住，当然像“要饭的”一样。如果真是一个要饭的，你说他是要饭的，他肯定不敏感。可是一个阔公子突然被人看作“要饭的”，这刺激就非常大。如果当年鲁迅年长一些，就应该明白妗子与外甥的关系。舅舅、姥姥跟外甥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而妗子，也就是舅母，本来就比较远。你住在舅舅家里，舅母要安排你的生活，给你做饭，大概还要好好招待，等等，这个舅母有点抱怨，不是很��常的嘛？可是因为鲁迅当年太小，十二三岁，听到了就再也忘不掉，记了一辈子。鲁迅真的很敏感啊，对他好或对他不好，他都能记一辈子。

关于鲁迅的人格是否有缺陷？关于这一点，我想这么说——人格上没有缺陷的人不是太多。鲁迅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计较的做法，如果说他是一种缺陷，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如果明白一点的话，对这些就不会大惊小怪。因为凡是大艺术家，无论是作家还是画家，性格上、心理上没有点问题的不多。

关于鲁迅与胡适等一些知识界人的关系，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我想，您关心的大概主要是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想说明的是，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等关系非常好，是后来变得不好了。关于这种不好了，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个人心理上讲，两人后来的疏远有某种必然性。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尤其是在一九二二年、二三年、二四年，鲁迅和胡适非常密切。但是，他们的密切存在障碍，所以好不到什么时候。原因是这里有个问题：鲁迅比胡适年龄大，大九岁。“五四”时期，鲁迅写出什么作品，胡适就说好。胡适关心什么问题，鲁迅也马上去关心什么问题。他们二人配合得很好。但是这种配合注定长不了。如果翻过来，胡适比鲁迅大十岁，那就没问题了；可是恰恰是鲁迅比胡适大了近十岁，这就决定了鲁迅不可能长久地追随胡适。

人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让一个比你年龄小的，很年轻的，资历很浅的人，排在你前面，做领袖，而你是一个追随者，这种情况长得了吗？一般长不了。而鲁迅的情况恰恰是这样。胡适二十七岁从美国回来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文学的倡导者。而鲁迅尽管作品写得好，但只能是新文学界的主将之一，不是领袖。这种秩序随着鲁迅影响的增大，必然要重新调整。

关于鲁迅与胡适的分歧，关心这个问题朋友都能够注意到，胡适从来不攻击鲁迅，而鲁迅屡屡攻击胡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这个政治原因还不在于鲁迅与胡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左，一个右，而在于他们对当权者的一种不同态度。现在大多数人都比较赞赏胡适，包括我也比较赞赏胡适。因为那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比较重视效果的做法。对于一九二八年之后出现在中国的那个党国，那个政权，鲁迅根本不承认，所以不合作，宁愿被通缉也不合作。那么胡适是不是就能接受呢？胡适也不能接受。如果他完成能接受，他就不会要在一九二九年发起一场人权运动。他要反抗，他要向那个新生的国家要人权。只是这里两人在认识上和态度上有所不同。胡适是明明知道民国已经变成了党国，但是有一点希望也要去争取，去努力。一旦跟蒋介石这样的高层统治者能说上话了，他就会很温和地走上去，试图挎着人家的膀子，拍着人家的肩膀，一块往前走，试图把人家拉向民主宪政这条路。鲁迅却不是这种性格。鲁迅更像他的老师章太炎。民国易帜后，章太炎就不承认这个国家了，自称“中华民国遗民”，不与党国合作。鲁迅没有自称民国遗民，但也拒绝与党国合作。当他看到胡适等人那样去跟新政权套近乎的时候，心里真的有一种看不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鲁迅的傲骨，是骨子里的一种贵族气。胡适对他的态度，不还击，原因也在这里。他把胡适等人看作焦大，觉得胡适你怎么这个样子，国家已经变了，民国变成了党国，你还那样不把自己当外人？鲁迅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成为奴隶，而一些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偏偏要管主子的事，替主子操心。鲁迅是不同情焦大的。焦大被塞一嘴马粪，在鲁迅看来，是活该。

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太清楚自己的地位：我已经是奴隶，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我说话的地方，我只能在旁边冷嘲热讽，绝对不去找你们提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这是鲁迅对党国的态度。

这种态度决定了他的后来。鲁迅的确是与所谓“北洋政府”更接近，今天我们说的那个北洋政府，应该说这称谓本身就是错的，不应该用“北洋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因为那个政府是当时中华民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什么被称为北洋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呢？那是因为孙文到广州建立了另一个政府，要否定这个政府，是他们把北京的民国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

今天回头看，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得更舒适，言论更自由，文化发展更健康，还要数那个所谓“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因为那时候司法是独立的，新闻出版、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方方面面，都是自由的。你只要高兴，想组党就组党，想办报就办报，一切都是自由的。因为那是公民的权利，因为“约法”里头规定着，“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这个规定到了1928年之后，就没有了，成为国民党代替公民行使国家主权。为什么由国民党代行主权？有一个理由，就是中国人民素质太低，所以还不能实行民主，所以，由国民党代行主权。要经过一段训政时期，人民有了行使民主的能力了，那时候再还政于民。最后这一点应该很重要，这意味着国民党人当时虽然剥夺了全体国民的主权，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永久合法的，所以还有一个还政于民的承诺。胡适之所以对那个政府寄予希望，原因大概也在这里。否则，他的态度就无法解释了。因为在“训政”结束之后就要实行“宪政”，所以还有希望。鲁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华民国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这一点，而不相信那个遥远的希望。

关于这些年鲁迅的作品不断地被从中学语文课本里删除，可以说这是必然的。原因即使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简单概括，可以称作维稳的时代。稳定高于一切。鲁迅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不利于稳定的。早在90年代中期，前文化部长王蒙就曾经说，我们的作家当中有一个鲁迅那太好了，可是如果有好多鲁迅，我的天啊，那会引发地震的。正因为这样的认识，鲁迅那些斗争性的文章，那些太尖锐的文章，在教材里基本上没法生存下了。前几天，我给一家出版社编了一个鲁迅作品散文集，编辑就特别说，李老师，能不能选一点柔软的、轻的作品。我说，好，专门选轻的。可是在序言里头，我说了，有一些作家，你从他最重的作品里选，也仍然是轻的；有一些作家，你选他最轻的作品，可能还是很重。中学语文课本里减少鲁迅作品，这是很正常的。过去鲁迅作品选得太多，应该说不正常。我觉得，即使中学语文课本里只留下几篇鲁迅的作品，也不影响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这种地位已经是没法撼动的。有些人想依靠捧起金庸来，或者捧起张爱玲来，等等，其实都没法取代鲁迅。

好，我就说这些吧！往回翻了一下，看到还有好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对不起！时间不早了，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后面一些问题咱们可以放在别的时间再来继续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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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4168-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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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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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之谜

本文写于1994年9月首发于《电脑报》。

(一)

WPS是一团谜。

WPS是一个未经中国官方正式鉴定、推广，也未被中国新闻媒介宣传的中文文字处理软件。然而，1989年问世以来，它却不胫而走，在中国大地上得到空前普及。

说不清有多少中国人正在使用WPS。迄今为止，以WPS为核心的方正Super汉卡，销量就超过了20万套，执汉卡销售量之牛耳。这还不过是一座庞大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小小尖顶，据估计，实际流传并被使用的版本繁多的WPS软件，数量达数百万套之多。是唯一能与西文DOS、Windows等量齐观的中文软件。

更说不清有多少中国人正学习和了解WPS。随便走进一家电脑书店，关于WPS的书籍，种类总有几种、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WPS的内容，不但被编入各种培训教材、自学读本，进而还堂而皇之地进入高等学府，被编入高校教材。各类电脑考试，WPS也往往成为题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从1994年起，上海举办了中国计算机史上规模空前的电脑考试，第一次应试者有五万之众。这次考试的三项内容中，WPS赫然在列。WPS实实在在地主导了中国90年代文字处理潮流。

面对WPS这种无处不在的普及潮流，中国电脑世界进入一种很微妙的境地。一向自卖自夸，各不相让的汉卡生产厂商，却一齐伸臂与WPS握手，设法使自己的系统与WPS兼容。连雄心万丈，想一脚就踢开中国文字处理市场大门的世界软件业霸主Microsoft公司对WPS也不得不格外重视。Microsoft公司在汉化MS-DOS6.0时，再三派员与WPS所有权拥有者磋商，希望解决与WPS的兼容问题。他们绕不开WPS，因为WPS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文字处理行业的标准。

WPS在中国这种蔚为奇观的大普及，可称之为WPS现象。WPS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这是疑惑许多人的不解之谜。

WPS这一名词本身，也有不少令人费解之处。WPS(Word Processing System)即“文字处理系统”的缩写。今天看来，这几个字自然而平凡。可是，查查英汉计算机词典就会知道，包括很新的词典在内，也没收进这一词条。WPS的作者，也许是不经意之间，创造了一个新词。

与WPS关连的一些名称，扑溯迷离，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支撑WPS的汉字操作系统SPDOS，最早的名称为西山DOS。为什么叫西山DOS，这又是一个谜。以WPS为核心的汉卡，名称更是五花八门。正式的名称现已统一，叫方正Super汉卡。不过，这种汉卡又有许多别号，如金山汉卡、PUC汉卡、Super汉卡等等。有人干脆把方正Super汉卡称为WPS系统。与WPS相关的名称如此错综复杂，隐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WPS的作者求伯君，其经历也如一部含谜小说，一波三折，读来令人迥肠荡气。

坊间关于求伯君的传说很多，波谲云诡，让人不辨真伪。例如，由于WPS体系博大精深，有人认为此系统的开发定非一人之功，所以断定求伯君是一个开发小组的笔名。又如有人从求伯君名字前有香港金山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等职衔，认定他是香港专家、海外博士。还有人从WPS撰写构思严谨，编程娴熟老到，推断作者求伯君是编程老手；再从他当年的另一职衔——北大方正公司副总工程师推想：北大人才济济，能领衔“总”者，即便不是老夫子，也该是千锤百炼功底深厚的中年学者……如此等等。

这些传说，各有道理，但都是闭门造车、想当然而已。

笔者初遇求伯君时，第一感觉是吃惊：这位软件专家这样年轻!第二感觉是情不自禁地拿他与另一位软件专家比尔·盖茨相比较，两人相似之处太多了——同样的高大、英俊，谈吐同样爽直、诚恳，对电脑软件同样有深深的迷恋和开阔的视野。不同的是，求伯君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软件奇才，是中国软件业的希望之星。

(二)

要解开WPS之谜，要从求伯君的传奇经历谈起。求伯君的老家在浙江绍兴新昌县。

人道江南鱼米之乡，美景如画。可是，如果你认为求伯君家也在富庶温柔之乡，那你就错了。求伯君家在一个至今不通汽车的偏僻山村——新昌县城南公社(乡)西山大队(村)，那里信息闭塞，谋生艰难。

绍兴一带自古多俊才，名门比比皆是。一代人杰周恩来、蔡元培、秋瑾、鲁迅等，均出于绍兴。不过，如果你猜想求伯君也出自山高水远的书香门弟之家，那你又错了。笔者曾询问求伯君：祖上可出过名仕鸿儒?他摇头。求家祖辈都是普通农户。天才与门弟，并无必然联系。

求伯君生于1964年11月26日。两年之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文化革命开始了。

“文革”对于本不富裕的山村，无疑是雪上加霜，求伯君家陷入无奈的穷困。因为穷，求伯君从记事起就要帮助家里干农活，放牛、喂猪、下田，样样都干。农忙时，求伯君也和大人一样从凌晨三点一直干到傍晚八点以后。因为穷，求伯君家从未买过衣服、鞋袜，只能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制作衣鞋。求伯君一年四季单衣单裤，在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严冬，他也这样走好几里山路去上学。

还有更窘迫的时候。春荒时节，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小求伯君去挖野菜，甚至于和母亲一起去讨饭……

那是令人心酸、不堪回首的一幕。是否披露于众，我曾征求求伯君的意见。他说，如实地写吧。他直面人生，那是历史上真实的一页。苦难生活是一笔财富，它确实磨砺出一代人的钢筋铁骨。后来，求伯君在开发WPS中那种百折不回的毅力和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童年的这段苦难生活。

山村虽穷，倒不失灵气。事实上，求伯君家乡的西山，距蒋介石故里溪口的雪窦山，不过几十里，同是浙东名山四明山的支脉。

求伯君对养育他的山水很有感情。在国防科大念书时，他自号“西山居士”。后来，他把自己开发第一个打印驱动程序称为“西山超级文字打印系统”；把他开发的第一个中文磁盘操作系统称为“西山DOS”。这样，解开了WPS谜团中的第一个谜。

穷山村中长大的求伯君聪颖好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求伯君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他在新昌县中学念高一时，参加了绍兴地区举办的高中数学竞赛，他很轻松地就夺取了全县第一名，而且，在分数上与第二名拉开了二十多分。1980年又很轻松地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所谓轻松，是指考前一点不紧张，不感到压力。考前，他居然还看小说呢。

校址在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国著名学府。这所军事院校，学风严谨，为军内外培养出无数尖端人材。

求伯君就读于该校数学系的信息系统工程专业。这个专业，是我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建议开设的，他还亲任顾问和客座教授，常从北京赶到长沙给该专业学生授课。来授课的还有大数学家华罗庚等。求伯君能在这样的学府、这样的专业求学，实在��有幸。

不过，也许是班上的同学都太聪明了，求伯君在班上似乎没有脱颖而出，成绩只是中等或中等偏上，不象尖子学生那样耀眼。如果说他在班上小有名气的话，一是他曾在1982年参加了长沙市的魔方比赛并获奖；二是他很迷恋计算机，计算机专业课成绩很好。

国防科技大学在计算机领域也很有名，代表我国巨型计算机最高水平的银河机就诞生于该校。在这样的氛围中，求伯君无疑会对计算机的巨大威力产生深刻印象，他爱好计算机是很自然的。

和其他爱好者有些不同，求伯君一爱就迷进去了，十分专一、执着，甚至敢于为自己迷恋之物作出有悖常规的事。例如，为了能昼夜到系上计算机房上机，他居然敢私自配制计算机房的钥匙，做出军校校规严禁的事。

由于这种执着，到毕业时，他在计算机软、硬件方面已有很高水平。专业课老师很想他留校，但是，其他老师却认为他总的成绩不够拔尖，于是，他被分配到北方的一个工厂。

(三)

事情总是阴差阳错，如果求伯君当时留校，也许根本不会有WPS的念头；而当他去了北方，WPS很快开始孕育了。1984年夏天，求伯君从国防科大毕业分配到河北徐水县石油部物探局仪器厂。

很难说这样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因为石油部门搞地球物理勘探(简称“物探”)，有数量极大的地震勘探数据，需要用计算机进行处理。石油物探局，是中国最早拥有大型计算机的少数单位之一，的确需要计算机人材。

同时，又很难说求伯君分配在这里是合理的。因为这里已有很多人材，各届大学生堆积这里，常常人浮于事。

很快，求伯君发现在这个厂难有作为了。他对计算机很迷恋，但上班却找不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软件开发工作，干活提不起精神。而下班则只能与同事聊天、打桥牌。他的桥牌技艺不错，正是这段平庸生活的产物。

静夜独处，求伯君常常痛心疾首，他不甘心最富有创造力的青春年华如此逝去。

当求��君在困境中难以自拔的时候，1986年月，他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自费去了深圳一趟。去深圳的原因，据说是去与他当时的女友——一位曾在他单位实习过的深圳大学女生相聚。但笔者认为，这次远游的结果对求伯君更为重要。求伯君第一次到深圳的心境，很象贾平凹在《浮躁》中描述的当代农村青年改革中受到的巨大的心灵冲击和观念巨变。深圳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令人激动。尤其是，当他第一次在深圳这座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中感到计算机应用非常之广，似乎无处不用，无所不能。

深圳之行，给求伯君很大刺激。打开了南风窗，使他看到了天地原本这样宽阔。他觉得，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实在可怜。他决定回单位就辞职，他想去闯荡世界。

求伯君毕竟是毕业于名牌学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不想无把握地去闯。他觉得，要把自己投入当时还未充分开放的人才市场，重要的是拥有可证明自己是人材的成果。可是，他手中当时并没有成果。这难不倒求伯君，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迅速开发一个象样的软件。这个软件，他已经构思很久了。

求伯君想开发的软件，是打印机的高级驱动程序。在当时，供各种打印机用的驱动程序功能很弱，兼容性更差。求伯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想一举突破。

求伯君是个热血青年，说干就干。开发软件需要的PC机他无法借到，他干脆从徐水到了涿州，物探局科技处一位浙江老乡的办公室有一台PC-XT机空闲，他就用这台机器开发软件。

1986年12月，在物探局科技处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求伯君奋力撰写他的处女作——高级打印驱动程序。这个软件工作量不小，编成后有5万行汇编程序。求伯君不能长时间占用那台PC-XT机，于是就拼命赶进度。在那间小屋里，求伯君觉得白昼和黑夜没有区别了。实在困了，求伯君就在机器边打个盹，可是在短暂的睡梦中，求伯君也没有停止思考。一次，编程中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求伯君百思不得其解，在睡梦中他却突然悟到解决的方法，醒来赶紧在机器一试，果然把问题解决了。这样的事情，据说比尔·盖茨在编BASIC解释程序时也曾经历过。两位软件大师，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过9昼夜的奋战，打印程序编写完成并调试通过。求伯君把自己的处女作命名为“西山超级文字打印系统”。

西山打印系统虽是求伯君的处女作，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软件开发者的才华和实力，却从中一目了然地显示出。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编写处女作——第一个BASIC解释程序时，程序也是用汇编语言编制，整个程序不到4千行，他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而求伯君的这一系统有5万行汇编程序，他只用了9天!

西山打印系统开发成功，使求伯君信心大增。1986年12月底，即西山打印系统刚一完成，他就毅然辞去公职，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他身无分文，怀中只揣有自己心血的结晶——西山超级文字打印系统。这时，他刚满22岁。

求伯君原来的打算是先到北京探望老同学，然后南下深圳去求发展。可是，当他把自己开发的软件给同学演示后，对方大为称赞，认为这个打印系统相当不错，并建议他不必去深圳，因为当时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已经兴起，大有发展成为中国硅谷的趋势。

至于去中关村哪家公司，求伯君他们几乎连想都不想就选定了四通公司。当年，四通公司是中国民办高科技企业的旗手，对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Stone(四通)这名字，是吸引力异常强大的磁场。

四通是识货的，求伯君的西山高级文字打印系统在四通的专家那里受到好评。四通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求伯君的处女作，直接作为商品软件进行销售，唯一的改动是加上四通的标记，改为四通西山高级文字打印系统(有趣的是，这个软件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时，使用者不认那名牌，只称为西山打印系统)。这样，在1986年12月底，四通接纳了求伯君的软件，同时也接纳了求伯君这个人。

四通公司当时规模并不大，只有200多人，但名气远远地超过它的经营规模。所以，初进四通，求伯君有一种兴奋和满足感。对物质待遇，他看得很淡。例如，他的西山高级打印系统，四通付给他的，总共才2000元，而且是分十个月付清。他到四通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50元，并不比他在原单位高多少。这些，他都不计较，对金钱，他不大看重，他看重的是事业成功。

求伯君工作很努力，而且，应该说他在四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除了西山高级打印系统外，他还干过一些其他工作并受到好评。总之，他在四通肯定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否则，后来当他提出离开四通时，四通就不会执意挽留他，并由总部领导人专门对他写下了“人才难得”的评价。

尽管如此，时间稍长，求伯君在四通却感到不能尽兴施展。四通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按新体制运行的民办企业，照理说是求贤若渴，事实上，四通曾先后吸纳象王辑志(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四通打字机主研人员)、殷步九(4S排版系统开发者)、严援朝(CCDOS开发者)、王志东(中文之星开发者)这些出类拔萃的技术人材。但同时，四通也令人遗憾地失掉了象求伯君这样的软件奇才。求伯君也许是太年青了，在四通他虽然干得不错，但毕竟人微言轻。求伯君曾参与四通的拳头产品2401中英文打字机的开发工作，他编制显示驱动程序。他对自己完成的这一软件自我感觉不错，达到了速度快、内存占用小的设计要求。可是他的程序最后没有被采纳。论资排辈，是世界性的通病，连四通这样的新派企业大概也未能完全脱俗。

求伯君最终离开四通的最重要、最直接原因，却是为了WPS。

由于参与了四通2401中英文打字机的开发工作，求伯君对其优缺点了若指掌。四通打字机优点是易学易用、操作方便，使中国人第一次圆了使用电子式中文打字机之梦。所以一问世就受到国人无比热烈的欢迎。但是，在求伯君看来，四通打字机的缺点也十分明显。最致命的缺点是，它虽然��格说来也是一台PC机(2401的CPU是8088，采用固化的DOS3.1操作系统)，但却只能完成打字这一项工作，功能单一，甚至大材小用。此外，四通打字机的屏幕太小，只能显示三行汉字，速度也较慢。求伯君想按国外通常的方法开发一个在通用电脑上使用的、符合中国特点的文字处理软件(即WPS)，由于当时的西文汉化的字处理软件WS使用不太方便，求伯君相信自己设想的这一软件很有市场潜力。

求伯君兴冲冲地向四通的一位部门负责人汇报了WPS的方案设想，结果是石沉大海。其中的原因，求伯君过了很久才悟出来：四通打字机当时正如日中天，占据了中国文字处理机80%的市场。从企业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四通怎么愿意有一个WPS之类开放性通用软件出来，侵占四通打字机获利丰厚的市场呢?

想明白了这一点，求伯君很苦恼：自己在四通将会无所作为了。他更担心他的WPS方案会付之东流。

(四)

求伯君此时不知道，在他身旁，有一个人早已在悄悄地关注着他了。关注着求伯君的是香港金山电脑公司总经理(正任香港方正电子公司总载)张旋龙。金山公司和张氏家族的经历，也颇有些传奇色彩。

一般人想象不到，香港金山公司的创始人张铠卿老先生原是大陆人；更想象不到他原是上海地下党成员。只因张老先生是归国华侨，在文革中就难免受冲击，只好于1967年移居到香港。老先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多面手，一位业余发明家。他儿子形容他：一天有五六个主意。他学过医、养过鸡、搞过摄影、办过牛仔裤作坊和纺织厂。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在香港白手起家创业。

张铠卿是一个老资格的Ham(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看准了电脑是很有前途的事业，于是创办了金山电脑公司。

提起金山公司，也许还有人不知道。但提起Super电脑，中国电脑用户，则是家喻户晓，它几乎已成了PC兼容机的代名词。Super原是一家日本兼容机厂商的品牌，这家公司是原IBM公司的几位技术人员办起来的。Super电脑在日本并没有红火起来，因为IBM公司控告他们侵权，在漫长的诉讼后，IBM的叛逆者们胜诉了，但同时也精疲力尽了，再也无心经营这一品牌，张铠卿看准时机，买下了Super这一品牌。金山电脑公司的Super电脑在80年代中后期潮水般向大陆涌来，最多时一年要向大陆发货5万台。现在金山公司早已不做兼容机了，但人们还习惯地把众多PC兼容机厂商的机器统称为Super电脑。金山公司的汉卡仍然称为Super汉卡。读到这里，人们不难破解第二个谜，猜想到金山Super与WPS该有难以割断的关系了。

事情正是如此。当求伯君的WPS设想在四通难以实现的时候，金山公司的张旋龙正好在与四通大做其生意，他们在工作上有接触。见过张旋龙的人，都说他有儒雅之气。简单说，他是个儒商。他原是学旅游的，曾被旅游界评为东南亚第一导游。可见，他是位人物。张旋龙的公关能力实在太强了。举例说吧，四通当时有八个分支机构，都是中国电脑界具有影响的机构，在经营上有很大的独立性，甚至互相间有竞争。在四通被戏称为“八大军区”。某年，八大机构首脑易人，被戏称为“八大军区司令换防”。可见这些机构权重一时。但是张旋龙居然与四通的八大机构打交道全都是游刃有余，它们居然都愿卖金山公司的货。这种公关和组织能力，使四通的老总们佩服不已。张旋龙于是以一种很特殊的身份在四通内部随意行走，人们称他是半个四通人。张旋龙钻在四通内部仔细观察四通的人和事，他发现了求伯君。

张旋龙很看重求伯君的人品和才能，他俩岁数相差不大，张旋龙稍长几岁，关键在于他俩都是事业心很强的年青人。张旋龙对求伯君，可以说是惺惺惜惺惺。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张旋龙不止一次告诉笔者，他与求伯君的关系如同亲兄弟一般。

张旋龙了解求伯君，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之中。1987年春季的一天，张旋龙的一批PC兼容机出了问题。兼容性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张旋龙十分着急。因为这批机器第二天必须交货。他赶紧到四通求援。这时已是下午了，对能否解决问题，连四通的技术专家也没有把握。无奈之中，他只好请求伯君试试。求伯君当时在四通内部处理软硬件难题方面已小有名气。

求伯君知道这是一道难题，因为涉及到要改写ROM中的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而改写BIOS在当时是高难度的技术，因为当时鲜有参考资料，要求改写者对PC机硬件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难度，可以形象地举个例：生产某种PC兼容机的厂商，最核心的问题是破译该原型机的BIOS；而一旦破译并改写成功了，生产这种兼容机的最难的一关就算渡过了。

求伯君靠他的才华和经验，果然在一个晚上解决了BIOS的改写问题。第二天一早，张旋龙再见到求伯君时，放在他面前的是完全没有故障的机器了。张旋龙既感激又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事后，他在香港金山公司内部宣传，说四通公司有个神人叫求伯君。从这时起，他就生下了把求伯君从四通公司挖出来的念头。

于是，张旋龙常找机会与求伯君叙谈，慢慢地，俩人关系热了起来。到后来，张旋龙找求伯君已不是为了两家公司的公务，他们开始单线联系。求伯君为WPS而跳槽到金山公司，已经水到渠成了?。在求伯君从四通��金山公司之前，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1987年9月四通派求伯君到深圳管一个经营部。与他对口做生意的，恰是张旋龙的弟弟张小龙。即使同好朋友做生意，求伯君也赚不了钱。若干年后，他和张小龙闲聊中提到自己那段商人生涯，张小龙透露那笔生意他赚了多少多少。求伯君大笑：难怪我赚不到钱，钱都被你赚跑了。让求伯君去经商，那是缘木求鱼。而给他一个环境，让他去潜心开发软件，则是如鱼得水了。

(五)

金山公司答应提供条件让他专心致志地开发出WPS，不用优薪高职，这已足够了。求伯君对他梦中WPS的追求，很象纯情少年追求心中的恋人那般痴迷，那怕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后来的事实证明，WPS的开发过程异常艰难，求伯君为WPS吃尽苦头，可以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WPS是一个很大的程序，包括一个支撑环境——汉字操作系统在内，共有几十万行汇编程序。这样的软件，一般是由几个到几十个人组成的开发小组开发，而求伯君却是单枪匹马。

金山公司提供的条件是：一间房子——深圳蔡屋围酒店501房间和一台PC机。蔡屋围酒店位于车水马龙的闹市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发软件也许还没有先例，一些著名的软件开发工作，往往选择十分幽静的环境，如美国克雷巨型机研制小组，是封闭在远离城市的森林中开发软件；中国的银河巨型机更绝，部分软件开发工作是在当时极端保密的毛泽东在家乡的一处密宅——韶山滴水洞进行。WPS的开发，太与众不同了。

求伯君干起活来十分专注，环境差异对他来说很次要。他一旦投入工作，窗外的灯红酒绿，气候的阴晴雨雪，对他基本上没有影响。他又象在涿县一样，把自己关在蔡屋围酒店501房里。不同的是这次自封闭不是九天，而是长达数百天!在这段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两三点。张小龙说他简直是个工作狂。

求伯君挤出的是血，那么他吃的又是什么呢?求伯君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饭，也不大愿意去餐厅多破费，他最主要的食品是方便面和开水。他为开发WPS，吃了一年多的方便面，不知道这项纪录能否记入吉尼斯世界大全。1988年11月，正当WPS的开发进入最紧张��阶段，求伯君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经检查是肝炎复发，一年前，他第一次得肝炎；一年后，他第三次得肝炎。这三次重病，都是在WPS1.0从孕育到完成的过程中，而WPS1.0完成后，求伯君却再也没有复发过这种病。求伯君仿佛注定要为他的WPS1.0受尽磨难。

求伯君住进了深圳人民医院，这时，WPS1.0的软件开发工作进行了一大半，已经到了快定型的阶段。这个阶段，好比一篇长篇小说正入高潮，作家正写到得意之处，文思泉涌，妙绪联翩，要是突然在外力迫使下止笔，恐怕那灵感全飞跑了。此时的求伯君重病在身却不敢休息，他怕软件创作的灵感失去。他叫人把电脑抱进病房，一边治病，一边编制他的WPS程序。

1989年上半年，求伯君的WPS1.0开发完成，随同完成的还有西山DOS4.03。我请求伯君回忆他是某月某日完成了WPS1.0版，他认真回忆，却很抱歉地摇头，说是实在说不准。因为WPS1.0不象后来的版本那样堂而皇之地在某月某日隆重推出，伴随一次盛大的新闻发布会。WPS1.0以软件版的形式，毫不张扬在小范围内散发、试用。而且，WPS没有经过任何一个机构的评审、鉴定(同样，世界上的许多著名软件如DOS、Windows——即视窗也没经过鉴定)。总之，WPS1.0版自认为象一只丑小鸭，于1989年悄悄地就出现了。

(六)

但是，丑小鸭实际上是一只美丽高贵的白天鹅。WPS1.0作为求伯君呕心沥血开发的软件，是一篇名著。它是中国文字处理软件的一块里程碑。说WPS是中国文字处理软件的里程碑，是因为它是通用微机上第一个专为中国用户开发的文字处理软件，在技术上有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

WPS的出现，立刻使人耳目一新。求伯君开发WPS，就是刻意要做到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他立志要开发出中国化的文字处理软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成功了。WPS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简单易学。求伯君的《WPS轻松学习》一书的第二章标题是：一天学会WPS。那决不是哗众取宠。一般是，自己翻翻书，不一会儿功夫就可以试着使用WPS了。求伯君自己也很欣赏WPS的这种简洁，他认为WPS没有什么花里胡梢的东西，讲究“简单实用，可靠安全”。WPS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普及，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不过，WPS的外表朴实简单，掩盖不住内在异常强大的功能。从内行的眼光看去，WPS更有许多创新，使人不能不佩服开发者求伯君的才华。

求伯君在WPS应用了窗口技术，这是美国80年代中期以后才流行的技术，在求伯君开发WPS的8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窗口技术的报道很少。而求伯君的WPS中可以进行多窗口操作，用户可以同时编辑多个文件。问及求伯君WPS中的窗口技术的构思来源，他同样也是记不清了。

WPS支持鼠标，自适应并支持任何类型的显示器和打印机，这些都跟上了当时国外文字处理软件的潮流而在国内堪称一流。更令人叫绝的是求伯君在WPS中独创了模拟显示功能，使用者可在打印之前看到和调整打印效果。这种模拟显示功能，构思上与国外后来流行的“所见即所得”异曲同工，但求伯君是独立设计并完成的。

求伯群当时构思和开发WPS的环境相对而言是比较封闭的；他当时仅24岁，无论从学识上和经验上都不能与国内外的专家相比。但偏偏是他开发出了划时代的WPS。WPS的设计思想与国外的发展潮流不谋而合，使中国的文字处理软件前进了一大步。

WPS成名后，曾有解密专家对其解密并仔细分析过。他们惊讶地发现，WPS源程序虽然长达数十万行，但却编制得十分巧妙，结构十分严密。连求伯君本人也说，WPS编制时并没有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原则，也许有不规范之处，但其结构比较合理，后来新增的功能都没有动其内核和格局。求伯君自己曾几次想对WPS动大手术改造，却难以下手。换句话说，WPS虽是一气呵成，但却设计得几乎天衣无缝。对WPS的创造者求伯君，人们除了用“天才”或“软件奇才”来形容，实在找不出更贴切的字眼? 求伯君呕心沥血开发出的WPS1.0推入市场，还费了一番周折。这是划时代的优秀中文文字处理软件，可怎么让中国的广大用户迅速用上它呢?在1989年春天，这是求伯君他们很操心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软件保护条例还未出台，拷贝软件之风盛行。为了保护WPS的著作权，求伯君只好把软件制成汉卡。这个软件和汉卡在中国销售，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金山公司是外资公司，产品在中国销售必须按进出口的程序办理。中国人在中国开发的、为中国人用的软件，要绕一个大圈从海关进口，在我们看来实在是太繁琐了。但从法律上讲，却唯此才是合法的。为了合法在中国销售，金山公司必须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资生产WPS和相应的汉卡。

这个合作伙伴太难找了。求伯君他们先后找过一些著名企业，如首都钢铁公司和陕西电子公司(即现在的长安集团)等谈合作事宜，但均未谈成。今天看来，这些著名企业谢绝WPS是很失策的，因为从此放弃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大市场。但在当初，谁又能看出WPS是正起于青萍的一支狂飚呢?就连求伯君本人，虽对WPS的市场颇为自信，但这种自信，也不过是认为基于WPS的汉卡有可能卖上1000套，这样，就不亏本而略有盈利了。求伯君的“野心”实在是太小了!

倒是北大人有眼光。当求伯君他们找到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时，对方欣然答应合作。1989年春季的一天，在北京大学的一幢简易楼里，一纸合约签成。从此，以WPS为核心的汉卡就以北大_金山汉卡的名义销售并一举成名。进入90年代后，北大新技术公司成为明星企业并发展成方正集团。这种汉卡又顺理成章地改名为方正-Super汉卡。由于这种合作关系，求伯君还担任了方正集团的副总工程师。到这里，又揭开关于WPS的另一个谜了。

(七)

把WPS推向辉煌的是广大用户。中国的用户是很实在的，他们看到小范围流传的WPS1.0版本，惊喜地发现有这么美妙的一个中文文字处理软件问世。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使WPS不胫而走，广为传播。WPS的大普及，是在WPS2.0版推出之后。这时，大规模的非法拷贝现象出现了。

求伯君历来不主张对商品软件进行加密，因为那样显得小家子气。而且，从理论上讲，没有不能解密的软件。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对软件解密比加密更简单。所以，美国微软公司等著名软件厂商，其软件一般是不加密的。对软件的著作权保护主要靠法律、靠行业内公认的道德规范。可惜，这样的环境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而求伯君偏偏又讲究“大家风范、承诺永恒”，他处处为用户作想，连汉卡上关键的集成电路型号也不愿抹去。于是WPS非法拷贝盗版者蜂起。

1993年，成都一名盗贼明火执杖地盗版WPS并制成汉卡销售，结果失风进了牢房。在中国，因盗版WPS而自投监狱的已不止这一例了，WPS竟意外为电脑犯罪史提供了案例。至于说拷贝WPS作为自用的或教育培训用的，那简直数不胜数。中国的数百万台个人电脑，几乎每一台都配有WPS，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拷贝版。

面对WPS的非法拷贝狂潮，求伯君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非法拷贝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损害了WPS的名誉，因为向他反映WPS使用中的问题，都是非法拷贝软件中才出现的，使他常常有苦难言。另一方面，非法拷贝又使WPS达到几百万个人电脑用户几乎家喻户晓、人手一套的普及程度。无可奈何中，他常常自嘲：也许这会促进方正_Super汉卡的推广吧。

尽管有无数的非法拷贝，以WPS为核心的方正_Super汉卡仍然销售了20万套，形成数亿元的产值。WPS创下了汉卡销售量全国第一、软件普及率第一的惊人业绩。这与求伯君当初销售1000套的期望值相比，简直有宵壤之别。中国的电脑用户，热情地回报了求伯君为WPS付出的辛劳。? 求伯君并未沉醉于WPS 1.0的成功，他前进的步履依然强劲，WPS的新版本不断推出。1990年9月，他的WPS 2.0推出，同时SuperⅡ型汉卡(也称金山Ⅱ型汉卡)也问世。原来的中文操作系统也由Super-CCDOS 4.03升级为SPDOS 5.00。

1991年8月，他的WPS 2.2F及SPDOS 5.2F推出，Super PUC Ⅱ+型汉卡问世。这种汉卡又称金山Ⅱ+(增强型)和PUC Ⅱ+汉卡。

1992年5月，他的WPS 3.0F推出，方正SuperⅢ型和Ⅴ型汉卡问世。中文操作系统升级为SPDOS 6.0F。

1993年8月，他的WPS NT V1.0推出，方正Super Ⅵ型汉卡问世。中文操作系统也升级为DOS NT V1.0。

所有这些WPS版本都未经过鉴定，当然也就从未评上过一次奖。与其他软件及开发者捧回一个又一个的奖杯相比，WPS和他的开发者显得有些寂寞。但求伯君耐得住这种寂寞，他默默地工作，为中国的文字处理事业不断地作出贡献。

也许是作为对求伯君辛勤工作的肯定，WPS后来版本的推出都是异常的隆重，享受了一般软件难以相比的殊荣。WPS 3.0F及相应汉卡的发布会是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而WPS NT及相应汉卡的发布会在珠海举行时，电子��业部副部长曲维枝等从北京亲赴珠海祝贺，部长胡启立还发来贺电。这种高规格的甚至于是“豪华版”的发布会及祝贺，把WPS NT及相应汉卡推上了荣誉的高峰。

更幸运的是：求伯君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心和重视。当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很长时间内，他的户口、迁移证揣在口袋里却无法在哪个城市落地，早已过了户籍管理的有效期。原单位自然也不同意他再把户口落回去。于是，他实际上成了建国以来在科技人员中罕见的“黑人”(未入户籍的人)，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科技流浪汉。1991年，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和特殊情况，广东梅州市政府解决了他的户口问题。WPS NT的鉴定会在1994年11月17日隆重地在珠海举行。WPS成为火炬计划项目。虽是迟到的鉴定会，却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殷殷期望。1995年8月18日，求伯君获得珠海市科技成果奖的特等奖。这是全国瞩目的每年一度的大奖，因为奖品为一辆奥迪汽车再加一套高规格的住宅。其奖之重，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越了地方科技奖的范畴。求伯君此时登上了成功的高峰。

(八)

WPS正在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时候，求伯君不曾预料到的挫折也一步一步降临了。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Microsoft(微软)向中国市场推销他们的王牌字处理软件Word和办公软件Office的中文版。求伯君设计了一个叫盘古的软件与之抗衡。盘古是求伯君的伤心之作。

这个软件的正式名称是PANGO(盘古) Office。盘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辟地者。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很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集成办公软件，是求伯君立志要与比尔·盖茨一争高低的力作。

把PANGO软件包与微软的Office软件包作一对比，求伯君的战略意图再清楚不过了。

PANGO软件包中的第一部分是“金山浩月”中文平台，是中文Windows平台。是与Office中的Windows对应的。

PANGO中的第二部分是WPS，这相当于Office中的Word软件。为了满足Windows用户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增强与Office的竞争力，求伯君首次推出了WPS for Windows这一新版本。

PANGO的第三部分是双城电子表格，这是与Office中的Excel对应的软件。至于“双城”二字，则是由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提议，取张旋龙女儿之名而成。据金庸说，“双城”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仙女之名。

PANGO的第四部分是英汉电子双向字典，与双城电子表格一样，也是for Windows了。

求伯君要在微软向中国的大进军中出奇兵阻击。

微软公司的Office软件包是非常优秀的软件。1994年3月，比尔·盖茨亲自来华推广Office 4.0的汉化版。当时，微软公司还邀请一些记者在北京香山饭店试用这一软件。笔者试用后认为Office 4.0功能的确强大，叹息中国难有类似软件与之匹敌。才半年多，求伯君就跳上擂台向Office出拳回击了，真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家真心希望PANGO在与Office的较量中能迅速取胜。正象当年WPS一出山就击败WordStar并斥退了Word一样。可惜，这没有成为事实，盘古软件并没有战胜Office。

盘古软件失利的原因很多，诸如软件的功能设计、市场策划等等，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微软件公司也的确太强大了。微软件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是一位传奇式人物，1997年下半年，他的个人资产接近400亿美元，遥居全美富翁之首。比尔·盖茨的财富来源于他的软件，这些软件在全世界PC机软件市场上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尤其是进入90年代，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软件Windows(视窗)方面的垄断地位，迅速地把一大堆应用软件推销到世界上的每一角落。Office和Word软件，都是微软大船泊来中国的产品。

正象WPS是盘古软件的核心一样，Word是Office软件的核心。求伯君向比尔·盖茨挑战，主要是靠WPS与WORD竞争。求伯君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是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

Word软件的开发，依靠庞大的软件开发队伍，可以说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支软件大军。Word开发人员数不量得而知，但仅仅是在日本把英文版汉化为中文版的一个小组，人数就达200人之众。阵营之强，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软件公司。而求伯君开发WPS的小组，最多时也不过10来条枪。难怪当时有人评论，求伯君与比尔·盖茨和微软的竞争，有些象唐·吉珂德向风车挑战。

WPS Windows版的开发，果然异常艰苦卓绝，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悲壮。求伯君原来的计划是整个开发工作一年内完成。但是，从1994年开始的WPS的Windows版，一年之后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版本。这样，在1995年��出的盘古组件，不可挽回地失利了。市场反映很差。投进的数百万巨资很少收回。一时间，求伯君陷入困境。

求伯君告诉我，从盘古失利到WPS 97上市之前，是他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我懂他这话的含义，全世界的软件厂商，都受到微软公司的巨大压力。有人形象地说，是生活在微软公司的阴影之下。求伯君说，在那些日子，他经常想到海边大喊大叫，向大海倾诉他在软件开发工作中的寂寞和无数的苦恼。

在公司，求伯君却把苦恼深藏在心里，依然一脸平静地继续指挥WPS的开发。他相信WPS这个中国土生土长软件的强大生命力，他相信WPS开发组那一群堪称世界一流的软件天才的创造力，他相信失败之后还会有新的辉煌。

一个优秀软件的诞生伴随着难以诉说的辛苦。求伯君已是过来人，他理解这一切。他知道WPS新版本的开发将旷日持久，为了鼓舞士气，他在1996年春天推出了《中关村启示录》和《中国民航》两个智益性游戏软件。于是，中国电脑界吹出风，说求伯君改行搞游戏软件了。其实，此时在珠海金山公司大楼，每晚灯火通明，WPS新版本的开发正紧锣密鼓进行。

1996年底，WPS新版本的开发进入决战的阶段，公司的资金也日渐短缺。求伯君毅然卖掉了自己的别墅，把家安进公司大楼，此举颇有破釜沉舟的气概，求伯君前面只有一条独路了。

1997年春天来了，春风带来了关于WPS的一个又一个好消息。试用过WPS新版本测试版的用户都交口称赞，使求伯君和WPS开发小组信心倍增。

春华秋实，1997年秋天又来了，在这收获的季节，WPS的新版本WPS 97隆重上市了。从1994到1997，开发工作进行了整整四年!

市场更热烈地拥抱了WPS 97。各地纷纷抢购WPS 97，形成中国软件业的新时髦。而与WPS同时推出的微软公司的WORD 97却反应冷淡，在许多软件商店，WPS 97和WORD 97的销售量相差上百倍。WPS再一次以漂亮的一拳把最强大的对手击倒。

中国的媒体给予求伯君此举以热情支持。1997年12月中旬，比尔·盖茨再度来华。这次，中央电视台没有象往常一样把镜头对准这位世界名人，转而对向求伯君。著名主持人水均益与求伯君在“面对面”节目里交谈。事后，中央电视台领导人为之叫好，说以后要多宣传中国自己的软件明星。

求伯君开始在全国巡回讲演，推广WPS 97。每到一处，都受到鲜花和掌声的热烈欢迎。

1997年底，我在求伯君的母校——国防科技大学亲眼目睹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讲演完毕后被要求鉴名、合影人群包围几十分钟不能退场。

那些军人大学生满腔热血，他们钦佩学长求伯君(他已是母校的兼职教授了)，因为他为中国软件业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他们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求伯君。

WPS 成功了，但求伯君的路还很长，中国软件业的路还很长。

1998年春节，我在彩云之南的昆阳滇池畔与求伯君和WPS开发小组的精英们见面。出自上海交大少年班的沈红宇硕士告诉我，他们第二天要去丽江玉龙雪山。望着这位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女程序员和她的年轻同事们，我觉得，WPS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WPS之谜要由求伯君和他的伙伴们来破解。

来源：《电脑报》

作者：陈宗周

版权：本文由作者陈宗周授权刘韧号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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