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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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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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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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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是华语娱乐圈多事之秋，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情歌王子”张信哲，成为2021年收官前翻车的艺人。与之前的诸多失德明星不同，向来作风低调、鲜少绯闻的张信哲，因代言的公司被指涉嫌网络赌博而摊上大事，30多年维护的美好形象一夕之间被抵制声浪冲刷殆尽。 虽说张信哲自己并未犯下难以饶恕的罪过，看似“躺枪”被坑，但明星与哪方签约代言，以自己的形象为何种企业背书，是自己的抉择，惹出大祸总是难辞其咎。
张信哲代言欧宝娱乐的宣传海报。（互联网）
被网民实名举报
综合媒体报道，一名网民本月16日实名举报张信哲，指他公开代言菲律宾网络赌博诈骗平台，并涉及在大陆推广。 举报人说自己接到自称欧宝娱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说公司旗下代言人是张信哲，随后推荐了承办业务，包括客户能通过存款赚取收益，还能参加网络游戏获得高档奖金与礼品。他声称，自己最终被诈骗损失150万元（人民币，下同，31万新元）。 举报人指张信哲是“严重劣迹艺人”，在中国到处“走穴”、上节目、开演唱会赚钱，背地里还帮助境外网络信息犯罪活动做推广，他要求封杀张信哲。 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话题昨天冲上热搜，不少网民也嚷着要抵制张信哲。
这位中国网民自录视频，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张信哲。（新浪网）
张信哲公司与本人回应 处在风头浪尖的张信哲经纪公司北京潮水音乐昨天回应，称与代言方在绝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下进行合作，期限为一年，今年3月到期即终止一切合作。合约也仅限于菲律宾，绝无安排张信哲在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宣传。 张信哲同日在个人微博发声明解释，事件所涉代言合约系经纪公司与欧宝娱乐菲律宾公司于2020年3月签署，符合当地法律，也仅限于合约期间在当地使用。 他称，代言之事“不断被不实描述放大，严重误导大众并造成负面舆论和公共资源浪费”，让他深感困扰。他接着表示自己也在深刻反思检讨，身为公众熟知的歌手，守法只是底线，在道德层面更需做出表率，谨言慎行，以身作则，“对这个事件给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
张信哲在微博发声明致歉。（微博截图）
察客探究：欧宝娱乐究竟是什么平台？ 引发轩然大波的欧宝娱乐究竟是什么平台？ 在一些明显带有软文性质的文章中，欧宝娱乐被形容为“深潜亚洲娱乐市场���领军品牌”“国际娱乐平台权威品牌”。油管（YouTube）频道“博彩侦察队”今年7月也上传了一段欧宝娱乐自家的宣传片，片中称欧宝娱乐是成立于2015年的国际综合娱乐平台，除了拿下各大足球联赛转播权，还赞助各种演唱会及娱乐活动，同时涉足信息安全板块，自主研发云支付系统等。 在天眼查APP上搜索“欧宝娱乐”，发现只有一家名为“广东欧宝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叫甯顺万，成立于2020年1月10日，目前该公司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网媒香港01称，欧宝娱乐是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知名博彩公司，并在英国、欧洲、菲律宾拥有合法牌照。公司主打体育领域，在2019-2020年赛季是西甲华伦西亚足球会的官方赞助商。 察客在网上搜索“欧宝娱乐”或“OB娱乐”，看到多个引入该平台的网址，内容涉及体育赛事转播、真人直播秀、电竞游戏、彩票投注等。
察客向线上客服咨询该平台是否能赌博，对方表示可以关注网站上的“盘口”，即足球博彩业中庄家让球的意思。（网络截图）
向该平台线上客服咨询后证实，平台的体育赛事可下注。察客随即注册了账户，登陆后可以在观看现场赛事转播时投注；而所谓的真人秀板块其实就是线上赌场，有荷官发牌，用户可以观看或下注。
在注册登录前，欧宝平台会显示提供真人秀直播，但注册进入直播间后，才发现所谓真人秀，是荷官发牌，在线赌博。（网络截图）
延伸阅读张信哲回应代言赌博网站：合约仅限菲律宾且已终止张信哲被爆代言赌博网站遭检举
有的直播间还综合了网红直播元素，一名美女主播坐在荷官旁边，陪伴线上的网民（赌民）闲聊。
察客在平台上另一个直播间看到，平台也融入网红直播元素，让一位美女主播坐在荷官身旁，与网民闲聊。（网络截图）
北青网称，有网民反映自己在欧宝娱乐上输光自己的积蓄，身无分文。还有人指控在平台上赚的钱取不出来，除非继续投钱进去。 毋庸讳言，欧宝娱乐这家公司涉及体育博彩、线上赌博行业，并不难看出。如果张信哲本人或其经纪公司在与欧宝娱乐签约前做了尽责查证（due diligence），应该就能知道该公司的业务方向。
体育赛事方面，平台提供转播的当儿也让会员投注。涉及的比赛包括中国的球赛。（网络截图）
网民抵制与声援的声浪 被实名举报后，有不少网民号���抵制张信哲，还有人呼吁当局查税，看张信哲是否也有逃税。不过，声援张信哲者也不乏其人。 “挺张派”网民说，与欧宝一年的短期合作，不能与宣扬赌博划等号。微信用户“封跃平律师”质问：“周星驰和刘德华早年也拍过赌博相关电影，难道也要抵制他们吗？” 该用户还说，虽然在中国大陆严禁赌博相关的一切行为，但在香港澳门等地方赌博暂时还属于合法的存在，“如果因为张信哲代言国外赌博平台就被封杀，那么我们就等于对自身认可的一国两制发起了质疑，这将本末倒置！” 但无论网民发起的抵制是否成事，张信哲已蒙受损失。今晚东方卫视的跨年盛典，张信哲已经确定不会参加。名誉扫地后，张信哲未来很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
抵制与声援张信哲的声音都有，但他的事业无疑已经受到损失。（互联网）
与洗米华有关？ 网络赌博一直是中国大陆打压的对象，就在本月21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当局破获一特大网络赌博案，涉及赌博资金流水逾3亿元，查明涉及全国的参赌人员2000余人。 本月27日，湖北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孝感市公安局成功破获“9·17涉嫌新型网络犯罪系列案”相关情况，抓获犯罪嫌疑人115人，查证涉案赌博、色情、洗钱流水总金额达318亿元。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正式实施，跨境赌博首次写进刑法，网络赌博就包括在跨境赌博内。
澳门博彩业中介大佬周焯华（绰号“洗米华”）据报已被羁押在澳门路环监狱。（互联网）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博彩大亨、“小赌王”周焯华（绰号洗米华）上个月被捕，他所涉的罪名包括在菲律宾等地开设网络赌博平台、组织中国公民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 自媒体“老资料网”认为，周焯华被捕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他的理据是周焯华的赌场和张信哲所代言的平台都在菲律宾；搜狐新闻则称，洗米华被捕后，据说也供出了一些大人物，暗示张信哲与此有关，但这些传言目前无法证实。 代言即代表个人立场与价值观 回看今年诸多失德艺人，都是艺人本身犯了错或传出丑闻，被品牌方割席解约，而张信哲此次是所代言的对象本身出了问题。 不过，“代言”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代替别人表达意见或传达信息，代言人首先要认同这个意见或信息。因此，代言行为除了商业属性外，也涉及了艺人的立场与价值观，艺人以个人形象为企业代言，就是用自己的声誉为企业加持，由此赚取代言费。
张信哲代言欧宝娱乐的宣传画面截图。（互联网）
因此，明星与所代言的企业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明星为企业与产品背书，向社会大众推广商业产品或服务，负有道义责任，若不谨慎行事很可能名誉崩塌，断送事业。可叹张信哲的形象一向亲切良善，他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父亲是一名牧师，如今竟摊上“为赌博网站代言”之事，反差之大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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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球付万事达虚拟卡申请流程
Global Cash的服务让你们多了一个有效的支付渠道，但根据以前海淘妹子年前的调研，其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但愿你们积极讨论。 1.充值的时候收取手续费的透明度有待提升。2.若是使用该帐户支付后仍然被砍单等遇到的各类状况退款，退回款项只能存在Global Cash帐户中，不能提现。做者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退款提现成功了，是否有针对某些服务项目不能体现还需商榷。3.对于不支持中国信用卡支付的部分商家来讲，可否承认该虚拟信用卡还须要网友的验证和反馈。4.虽然是虚拟信用卡，可是不具有预付款的功能，只能经过先充值后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 前言： 首先介绍一下虚拟信用卡（Virtual Credit Card），顾名思义，虚拟就是没有实体卡，通常都是在提供服务的网站上注册后由服务商生成提供卡号、有效期、安全码之类的信息，此类平台是由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受权及监管，而且有相关银行组织发的执照，因此在安全性上是有必定保障的！虚拟信用卡通常有VISA（4开头）与MASTERCARD（5开头）。网络 注：app 我要介绍的虚拟信用卡的申请门榄低，速度快，几乎不须要审核，很是方便，特别适用于没有双币卡的人！而它和支付宝和京东试水的“虚拟信用卡”是不一样的，这两家推出的虚拟信用卡有信用额度，旨在为当下不方便付款或者资金紧张的人提供短时间借款服务，文中的虚拟信用卡没有信用额度，须要使用必须先向其充值而后再支付，算是一张双币预付卡。jsp 应该有许多人知道，以前企鹅财付通推出了“境外支付”一项服务，这就属于要介绍的虚拟信用卡，它由财付通与American Express（AE官网连接）合做推出！只是如今这卡不能申请了，去年中旬的时候央行叫停了境外卡组织人民币虚拟信用卡业务，目前财付通相关���面提示“运通国际帐号目前因为第一批国际帐号资源发放完毕，已暂停新用户开通功能。点击添加提醒，可在恢复开通后通知您。”具体恢复开通的时间不得而知，不过我搜了搜网上的信息有反映财付通的境外支付过程较麻烦，也有些许支付失败的案例。工具 说到央行叫停境外卡组织人民币虚拟信用卡业务，理由是不符合目前监管要求。测试 此处又涉及一个大背景，中国银联近年来不断推广在线跨境支付业务，包括非洲地区、澳大利亚地区，都可实现经过中国银联发行的人民币卡在网上到境外商户消费。而境外支付组织要进入国内市场则困难重重，因而在12年7月，WTO就美诉中国电子支付垄断案发布了专家组报告，根据中美的协议，在13年7月31日之前，中国将执行相关裁决。中国当时并未上诉。此背景下，央行叫停此业务无疑十分引人关注。微信支付 由此可说国内在开放人民币清算市场和人民币支付卡发行方面依然十分谨慎，具体表现就是像Visa、MasterCard、AE之类是不被容许单独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帐户的，可是中国市场又是大伙眼红的肥肉，因此采用“曲线救国”，各个组织都有与国内银行合做推出产品，这就是你们手中持有的双币卡或者多币种卡了，那么对于虚拟信用卡，因为采用“预付”的方式，因此对于卡自己的金额来源是没有风险的，而文中要介绍的易票联（内地的公司名称）并未直接与万事达公司合做，而是经过香港的Global Cash（香港的公司名称，中文“全球付”）开展业务，支付流程是：万事达虚拟卡支付，而后易票联用其境外离岸人民币来完成购汇还款，说白了就是在打擦边球。 而另外一边如今不能注册的财付通“境外支付”业务，据我猜想以前申请到帐户的人应该还能继续使用（仅我的对下面的抓图中画圈的部分的猜想！）
既然财付通还有直到6月的优惠，是否是意味该业务还…… 总之，对于担忧相关政策引发的风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确是须要各位看官本身斟酌了。 立马就喜欢上了啊！！在官网各类舔，可是呢！！做为穷逼的学生党，我只有一张建行JCB的美圆人民币双币信用卡！SPIbelt官网不支持JCB卡支付！！吐血———————— 因而各类想办法，终于在网上找到了这玩意儿的存在！立马研究各类查询，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打这段文字之前，我已经成功下单了！！（我从去年开始上值得买的，这是个人第一单海淘！！！，如今都还有点小激动~）。 以后又在SMZDM搜了一下，没有发现相关的经验，也不知道值得买未采用此类经验仍是没人发，因此寻思着也许能发出来给你们分享一下，对没有信用卡或者没有双币信用卡的客官们绝对是大大的福利，而持有双币信用卡也推荐使用，由于此卡属不可透支信用卡，使用此卡在境外网站支付不会发生因信用卡信息提交他人若遭泄露或者盗取后被盗刷、恶意透支的风险，同时，使用此卡时能够有效地避免私人信息泄漏。 好了，唠叨这么多废话（我是同时被七大姑八大姨附身了），如今来介绍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接地气最方便国内用户的方式——Global Cash全球付。 Global Cash全球付 全球付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支付帐号，可实如今MasterCard表示的支付网络的安全支付服务，用户只需使用该帐号便可在万事达卡全部境内外商户中直接购买外币或人民币标示商品，轻松享受境外消费。（介绍来自Global Cash全球付官网Q&A） 这个公司是易票联支付技术（香港）有限公司，在内地也有实体公司，取得了央行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应该是央行的政策缘由，Global Cash（全球付）服务由香港负责，但内地网站也能够添加。 1、注册步骤： 首先：香港官网：中文——全球付 内地官网：中文——易票联 我首选的是香港官网注册，
Global Cash官网首页 在首页上点击“免費獲取全球付”，
开通帐户后分配的MasterCard卡号都是5319 48开头的 "下一步"，
若是收不到验证短信，我只能建议多试几回在这里我遇到了问题，试了N次手机都没接收到验证码短信，联系了客服跟我解释会跟技术部门反映，让我换移动的号码试试，可是我只有一个联通的号码，并且此类事关银行卡之类的固然必需要绑定本身的手机号啊！因而问客服能邮箱注册吗？客服GG说不建议用邮箱注册（过后我在香港官网上也没有找到邮箱注册的入口），因而只有去了内地官网注册了帐户（内地帐户也能开通全球付，不过多了一步人工验证，这是后话，待会再说），再而后我在网上搜相关的问题发现有许多人都接收不到短信，因而猜想应该是那啥那啥缘由，可能只有用内地的了。 但是又来了转折。不久后我再次尝试注册时手机居然收到了验证码短信了！不知道是RP爆发呢仍是怎么的，立快马加鞭的注册了帐户，因而到"下一步"（因此这里收不到手机验证码的话，我只能建议多尝试几回，或者过一下子继续试）
这卡号后原本有虚拟卡的背景图案，存下来缺了 在香港官网注册Global Cash帐户后必定要记住MasterCard的卡号（5319 48开头），由于香港官网只支持此卡号登陆！ 注册成功后的页面能够看到这虚拟信用卡和普通讯用卡同样有有效期和安全码信息。进入"管理个人全球付"，虚拟卡面上有提示：仅用于网上支付。
帐户首页 2、充值： 点"充值"进入充值页面，输入金额（充值无手续费，充多少帐户里面就是多少），
输入充值金额 充值支持渠道：我的网银支持的银行不算多，可是有支付宝（很接地气！），还有易票联自身的支付。
支付界面注意：充值时要等页面跳转完成。 充值成功后跳转页面，刷新就显示在全球付的帐户余额中了，如今就能直接在国外购物网站上支付了！ 3、关于费用 充值后我立马在SPIbelt下单，帐单页面填入了Global Cash提供的信息，点”OK“，支付成功彻底无障碍。收到邮件成功扣款，Global Cash帐户中的余额也相应的减小了，同时收到了扣款短信。 （小编叫我详写支付遇到的问题之类的，但是我一次经过，一点问题都没有！因此真是写不出来啊，要是其余网友在使用支付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请提出来让你们都知晓以免之后遇到相同的问题。） 另外充值在Global Cash帐户中是人民币，结算是美圆，腕包$9.99，实时汇率折合下来约￥61.21，Global Cash帐户扣除了￥62.44，多了￥1.23。
SPIbelt支付成功后的提示界面
这是Global Cash帐户页面的最近交易记录而后我查了费用问题，Global Cash官网上没有相关内容，但在其官方手机客户端上有介绍。
这里看到官方说：全球任意外币消费，0货币兑换手续费，有效期内（个人卡号有效期到2017年）无附加条件，免收万事达卡年费。 好了，既然没有货币兑换手续费，充值也没有手续费，那多扣的这一块钱是干吗的呢？我联系了Global Cash客服，客服GG解释说这是按照MasterCard的汇率计算的，我提出查询MasterCard的汇率，客服说他查不了，让我去MasterCard官网查询，而后在MasterCard官网上我查到这个MasterCard Currency Conversion Tool（MaterCard汇率转换工具），表格显示3月6号的美圆对人民币汇率是1:6.118300（我是7号下午下的单，当时美国中央时区时间是7号凌晨1点多，所以表中没有7号的汇率），这么计算起来$9.99应该是￥61.12，仍是不对，但在页面上看到这么一段话：Please note that due to possible rounding differences, the displayed rates may not precisely reflect the actual rate applied to the transaction amount when converting to the cardholder billing amount. 大意是说因为可能的舍入差别，表格上显示的汇率可能不能准确映射到持卡人的帐单金额上，要以交易时实际汇率为准。我没查到MaterCard的美圆对人民币的详细日汇率数据，联系了官网的美国电话，在输入帐户卡号后转到了Global Cash的客服！（不过从这一点也能够肯定Global Cash通过MasterCard认证合做的） 后：在网上也能找到使用全球付成功支付购买Nexus之类的设备的经验，没被砍单。 4、其余功能：Global Cash帐户能够转帐到国内银行卡（未实名认证月限额500元；实名认证月限额2000元，转帐手续费1%，最低1元起）、境外银行卡（手续费未知，没有数据，我也没有境外卡测试）、付款给其余Global Cash帐户，而且能绑定iTunes帐户和Amazon帐户（这几项功能我都没用，因此不能给出更详细的状况，有须要的能够本身去试试）
关于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须要2-3个工做日，手机客户端里有这样一个介绍，要经过高级认证需上传手拿身份证的上半身照。
至此，以上就是香港官网注册使用的所有了！下面继续说说内地的官网。 内地官网直接叫“易票联”，我在注册帐户的时候选用手机验证一样是没有接收到验证码，不过我就没有继续尝试了，由于内地可以使用邮箱注册，注册部分就再也不累述，邮箱注册后激活，在我的帐户界面左边看到“全球付”。
点击后进入
不过到下一步，就提示须要实名认证后才能添加了！
这里我提交了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后进行审核，内地官网上没有看到提交半身相的选项，因此有须要仍是联系下客服吧。 附：内地服务还多了些便民服务，还有与微信支付合做实现了更多功能，其余的和香港帐户的大同小异。 须要注意一个手机号码最多绑定三个帐户，超过三个就不能获取帐户了 总结下Global Cash： 优势：1、Global Cash充值方便，支持支付宝及国内网银，而且充值及时到帐，充值无手续费，消费无货币转换费 二、是国内领先的第三方零售支付服务提供商，也是万事达卡在国内惟一的具备发卡权利的非银行合做机构 三、官网有”刷卡“优惠活动及奖励，这里有连接能够关注一下 四、支持绑定iTunes、Amazon帐户 五、支持官方手机客户端，支持iPhone和Android （以上几条是Global Cash的优势，如下是几乎全部虚拟信用卡都有的优势） 六、申请门榄低，方便快捷，流程简单（Global Cash为零门槛，无须审核我的财务信息，只需实名填写我的身份信息及提交手机号码，学生也能够申请使用） 七、使用安全放心，充值后再消费，即便卡信息泄露也没法刷卡（无信用额度），避免信用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信息泄露致使的损失（Global Cash在消费时有即时短信提醒） 八、是标准国际信用卡，包含16位卡号、有效日期和3位CSC/CVV2码。其中姓名、电话、地址等我的信息在使用时可根据客户须要填写 九、几乎全球通用，在任何一个支持Visa、MasterCard的网站上购物支付，由于是预存款国际信用卡，相对于普通实物信用卡来讲，商家会更喜欢此类付款，由于它没有信用安全问题，商家能够100%收到付款 十、虚拟信用卡加入了国际银行组织，一样遵照国际银行组织的规则和章程，使用安全有保障 缺点：一、注册页面手机验证码接收有问题，需多尝试 二、内地官网须要2-3个工做日进行实名验证，急需付款的（秒杀、限时优惠之类）可能会错过期机 三、虽然我没有尝试，可是有网友发帖说用Global Cash认证Paypal帐户未经过 四、對于出售機票、門票等票務商戶請在支付前注意商家說明，若商家注明到現場取票時须要出示信用卡否則不予出票，這種情況請勿使用全球付賬号付款，付款後無法取票须要聯系商家進行退款。（此为官网说明） 五、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全球付帐户仅能充值消费，不能够转帐 Read the ful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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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资本
法照法师
我一直信奉以下做事的三原则：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度量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分辨两者的不同。只有经常总结自己的得失，才有可能更快地进步。
自卑对人的心理发展有很大影响。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每个人都有先天的生理或心理欠缺，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自卑感存在。但处理得好，会使自己超越自卑去寻求优越感，而处理不好就将演化成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另外，自卑容易消蚀人的斗志，就像一把潮湿的火柴，再也燃不起火花。而长期被自卑笼罩的人，不仅心理活动失去平衡，而且也会诱发生理失调和病变。最明显的是自卑对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有不良影响。
自卑的人，总哀叹事事不如意，老拿自己的弱点比别人的强处，越比越气馁，甚至比到自己无立足之地。有的人在旁人面前就脸红耳赤，说不出话；有的人遇上重要的会面就口吃结巴；有的人认为大家都欺负自己，因而厌恶他人。因此，若对自卑感处置不妥，无法解脱，将会使人消沉，甚至走上邪路，堕入犯罪的深渊，又或步向自杀的道路。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有人说：人生有三态，悲观、乐观与达观。悲观的人在山脚看世界，看到幽冥小径；乐观的人在山腰看世界，看到柳暗花明；达观的人在山顶看世界，看到地广天清。悲观的人看到花谢的悲伤；乐观的人看到花开的灿烂；达观的人看到花果的希望。悲观的人见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乐观的人见到人生的甘甜喜乐；达观的人见到人生的春夏秋冬。悲观的人叹人生步步走向死亡；乐观的人赞人生步步迈上尖端；达观的人悟人生步步回归自然。
悲观的人居处阴暗一隅；乐观的人迎向光明一面；达观的人横跨阴阳二界。悲观的人埋怨风向；乐观的人等待风向；达观的人适应风相。悲观的人用加法生活，平添劳苦；乐观的人用减法生活，减少劳累；达观的人用除法生活，喜乐劳苦。如果暗夜不能映现星光，我宁可趋向太阳。如果等待不能看见海洋，我宁可面对穹苍。如果埋怨不能唤回春天，我情愿化身春燕。同样的人生，却有不同的命运。虽然有些是不能改变，但心态是可以调好的。所以人生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应该多往善法中去熏习、思维，相信命运是能改变的。
病痛与贫富无关
生命的长短，我们无法决定，但生活的品质，却是可以改善的。医学研究指出人类一切病痛的来源是“心”，所以，想要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必须先把“心”调好。身体的健康要靠食物的均衡营养和定期运动，而心灵的健康则倚赖正法的净化和心念的转化运动。健康要靠自己，有人或许觉得那些成功的商人和手握大权的官员是幸福的，但曾经有一个千万富翁向医生哭述说：“我有几千万资产啊，我怎么能得病呢？”从旁人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是没有关联的，毕竟，病痛并不因你的贫穷或富有而降临。
大富豪摩根临死前说：“我宁愿没有财富，但却希望过一个有目标的人生。”对于很多不富裕的人来说，财富让他们有了人生目标，许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体验到充实快乐的人生，但也有许多人因追求财富而过了一个紧张疲惫的人生。如何选择对待财富的态度其实只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是被环境所迫。
一切需要智慧分辨
有句话说：“身体健康，心里平静，就与道相应。”这话虽是简单，却是至理名言。古代高僧大德在劝人修学佛法时，智慧与信心要双管齐下。事实上，不只是佛教，现代医学也强调智慧与信心并重，认为当一个人左右脑平衡时，脑中就会产生一种脑内吗啡，脑内吗啡就像吗啡一样，让人有幸福感，可以安定神经、放松身心紧张、增加自信心。其中左脑是掌管思维，是逻辑，而感动、信心则是来自于右脑，是非逻辑的。同样的，一个健全的学佛者，信与智都是必备的。诚如《大涅盘经》与《大毗婆沙论》所说的：“有信无智，增长愚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在修行的道路上，感应只是信仰过程中的副产品，一切仍需要智慧来分辨与观照，正信、正行，加上自己不断努力才行。
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人与事的考验，往往要等到付出了苦痛的代价后，才发现自己会有愿意尝试改变的勇气，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行真善要调适自己的身心，道业才能日有所增。这是一条长远的路，如果身心不能调适，很难在这条路上走得长久。西方有句谚语：“经验是优良的老师，只是学费很贵。”经验所得来的道理，往往胜过光靠想象所得来的理论。所以，要多请教于有经验的人，因为他们拥有一盏经验的明灯，可以指引我们的航程。
别让生命打草稿
日常生活中，我们老是在犯这样的错误：总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不珍惜生命；对人生就像写字一样，往往不注重字写得怎样，而只是看花费了多少纸张。生命不应该打草稿，而现实的生活其实也不会给我们打草稿的机会，因为我们所认为的草稿，其实就已经是我们人生的答卷——无法更改，亦无法重绘，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机会，认真对待每一天。别让生命再打草稿，用行动奉献一份爱意给你周围的人，你的生命价值便得到了延伸；用你的目光呵护道旁的每一株无名小花，你的生命就是原野上的一棵大树；用你的心灵去感应树上的每一片绿叶，你的生命从此便获得了安宁与清静。生命因被珍视而美丽。
为自己“定位”
每一个要让自己在未来成为卓越人士的人，首先要明白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里。要让自己成功，首先要学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子，必须养成自省的习惯。认识自己是让自己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把真实的自我拿来面对社会，就是“形象定位”。尤其是现在，强调专业高于一切，所以“形象定位”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工作需求。首先是作合适的装扮。了解自己的身材、脸型、个性特质以及工作需求，再参考专家的意见，设计出既具个人风格又符合工作场合的造型，就能给人留下更加得体的印象。掌握机会、用适当方法表现自己的才能，能让上司、部门同事迅速认识自己。
自省才能更快进步
同时，应掌握不躁进、不矫情的大度思想，更应把持“胜不骄、败不馁”的原则。虽然在一个有制度、有规模的大公司工作，不适合展现自己的个性；但是一味地压抑、曲迎也不是长久之计，其实，公司本意也并非如此。可以用适当方式，把自己的个性做合理的伸张。
修养的好坏，可以表现出一个人智慧的大小、气度的深浅。特别是在别人急躁、慌乱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能用个人修养圆融化解，最能树立良好的形象。礼仪是“发乎中形于外”的肢体语言，也是人与人沟通良好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职场上，一个具礼仪风范的人，往往能摒除情绪干扰，就事论事，化戾气为祥和，特别能建立个人良好形象。我一直信奉以下做事的三原则：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度量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分辨两者的不同。只有经常总结自己的得失，才有可能更快地进步。
背后的镜子
古人没有明镜，便叫人以“历史”为鉴，作为我们现代人四处都有镜子可照，可是我们的镜子只照到我们的正面。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做得圆满得体，可是我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结果让众人在背后讪笑，而且大部分的人为了保持礼貌，或因为事不关己而保持沉默。
谁可以做我们“背后的镜子”？这要看自已“照镜子的诚意”有多少。许多人根本不愿照镜子，别人的评语全被他当作恶意挡回去；有些人只能照使自己显得美丽的镜子，只接受别人赞美他的讯息。只有极少数的人明白，背后的镜子才是最重要的一面镜子！一个幸福的人，是有着许多“背后的镜子”，这些背后的镜子不停地帮助他成长发展。
从修行人变成嫌犯
有间庙宇，被盖在一座大湖中央，大湖一望无际，庙中供奉着传说中菩萨戴过的佛珠链子，庙里只有一艘小舟供和尚出外补给用，外人无路接近，把佛珠链子放在湖中庙，更显现佛珠链子的珍贵与安全。庙里住着一位老和尚，带着另外几位年纪较��的僧众修行，僧众们都期望能在这个山清水秀的灵境中，加上菩萨链子的庇佑下，早日完成修道。
这几位僧众潜心修行，直到有一天老和尚召集他们说：“菩萨链子不见了！”僧众们都不敢置信，因为入寺唯一的门二十四小时都会由这几位僧众轮流看守，外人根本进不来，佛珠链子不可能不见，僧众们议论纷纷，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从修行人变成嫌犯。老和尚安慰这群僧众，说他并不在意这件事情，只要拿的人能够承认犯错，然后好好珍惜这串佛珠链子，老和尚愿意将链子送给喜欢的人。所以老和尚给他们七天静思。
只有你学会了承担
第一天没有人承认，第二天也没有，但是原来互敬共处的僧众们，因为多了猜疑，彼此间已不再交谈，令人窒息的气氛一直持续到第七天，还是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老和尚见没有人承认便说：“很高兴各位都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表示你们的定力已够，佛珠链子不曾诱惑得了你，明天早上你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修行可以告一段落了。”
隔天早上，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僧众们一大早就背着行囊，准备搭舟离开，只剩一个双眼失明的瞎僧依然在菩萨面前念经，僧众们心中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有人承认拿了链子，让冤情大白。老和尚一一向无辜的僧众道别后，转身询问瞎僧：“你为什么不离开？链子是你拿的吗？”瞎僧回答：“佛珠掉了，佛心还在，我为修养佛心而来！”“既然没拿，为何留下来承担所有的怀疑，让别人误会是你拿的？”老和尚问到。瞎僧回答：“过去七天中，怀疑很伤人心，自己的心，还有别人的心，需要有人先承担才能化解怀疑。”老和尚从袈裟中拿出传说中的佛珠链子，戴在瞎僧的颈子上：“链子还在，只有你学会了承担！”
对于人生的痛苦，只有承担、化解与宽容。承担痛苦，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化解痛苦，是因为不能脆弱地被击倒。宽容痛苦，是因为悲悯的定力衍生了大智慧。
稳定与风险是相对的
虽然是虚构的情节，但似乎也是现代生活的写照。许多人喜欢说某某企业很稳定，但也应当看到稳定中蕴含着风险，风险中也包含着稳定。要想使自己生活的幸福、快乐，那只有追求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利益，勿将自己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群体利益之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是一味地追求完美，而是平衡自己本性中的特点，调节自身的矛盾，让你自身支配你，导引你生活、处事的特性，以符合社群的利益。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就战胜了自我。
在一个大企业或许会形成一种养尊处优的心态，也不会有动力去进修充电，即使技能老化也总以“企业稳定”来安抚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面临裁员才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相反的，许多人在一些有风险的小企业里拼搏，他们能锻炼独当一面的能力，而且越战越勇，最后甚至自己创办企业。所以，人生中没有绝对的稳定，也没有绝对的风险。要想有不同的结果，就得有不同的做事方式；要想有不同的生活世界，就得有不同的自己。
千金难买的快乐
世上没有比快乐更可贵、更为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了。我们的问题是，常常不知道如何认识及把握快乐，又有时不知道如何从不快乐之中去发现或提炼快乐。合群是一种快乐，无论自己以为多么喜欢孤独的人，当与许多人携手并肩，用同一节奏奔赴同一目标时，也会觉得心情振奋。
人们也常说，童年最快乐。通常我们只想到，那是由于童年无忧无虑。事实上，童年的快乐更是来自对环境由衷的欣赏和对人间的信心。能克服困难，超越痛苦，由困难中取得经验，由痛苦中了解人生，这都是生活上的成功。凡事能够大公无私，无愧于心，就是光明的行为。心情也会觉得光明正大，高贵堂皇。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就是千金难买的快乐。做事避免徘徊瞻顾，犹豫不决。有信心与决心勇往直前，不但成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心情也会觉得振奋，生活自然就充满了希望与快乐。
快乐是一种美德
荣誉的得来，乃是由于所做的事公正无私，对众人有好处。否则即使成功，也不光荣。不光荣，就不会享受到成功的真正快乐。唯有心地光明，做起事来才会理直气壮。唯有能够理直气壮的做事，才可以不怕任何阻力，积极、坚定、勇往直前。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堂堂正正，受人尊重。堂堂正正就是守礼、守法、不自私，心地光明，行为正直。快乐换个说法，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生活中是没有一点痛苦而只有欢乐的。但是有人能始终对人生有着乐观和赞美的心情，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但人间万事都有它苦和乐的两面，而且由苦中提炼出来的欢乐才更是胜利的凯歌。
实力是成功的保证
认真说来，个人遭遇的痛苦是局限的，而人间的希望和生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要能够不着眼在狭小与局限的个人遭遇，而看到广大的空间与丰富多彩的世界，即可知道，许多我们自己引为大事的，都只不过是一些毫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应该着力培养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不是靠运气来决定成功。
运气只是给那些不相信自己，而是在等待机遇的人准备的。而那些追求成功的人，却不是在等待运气，而是创造机会，制造运气。因为运气带来的成功只是暂时的，就像肥皂产生的泡沫那样，很容易破裂。只有保持相信自己的心态，才坚持得下去。一个人要成功，意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控潜意识。一旦有效控制了潜意识，你就可以把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输入到潜意识中。文凭只是一张纸，只有能力才能伴你一生。因此，在重视文凭的同时，更应把眼光关注于对自己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只有实力才是一辈子的成功的保证。
爱是最神奇的力量
在人类生活中，爱的潜力就和原子能一样巨大。它每天都在出现，它能温暖一颗冰冷的心，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能让我们体味久违的感动，而且不断地创造奇迹。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最伟大的力量。爱可以创造力量，这力量能使平庸变得杰出。
许多时候，能让我们超越极限的力量，不是名利，不是财富，甚至也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内心潜伏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有超越平时的潜能，这种潜能平时就隐藏在我们体内。爱可以激发出人的潜能，更能创造奇迹。曾为真爱打动过的人都知道，真爱在人心目中留下的深刻痕迹。爱的影响力挥之不去，真心爱人者不会毫无收获的。爱可以带领人攀登创造力的阶梯至高至远。
爱是精神最好的食粮，所有人的精神都依靠它生存和成长，一个人如果没有爱情，他的道德心就会扭曲，发生变化。在佛法中，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称之为“慈”。如果富有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两字，有人可能会觉得它有些苍老和陈腐，实际上它却是穿越时代，凝注苍生的大境界。与今天流行的关爱和温馨，内涵相符。
爱是人类的一种高尚的情感，爱心不管在哪里开花，终究有一天会在那里结出果实。带着爱去做事，不但会得到更多的爱，也会心想事成。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爱总是永恒不败的。爱本身是无价的，也不需要任何回报，它需要的是心心相传，用爱心引发爱心，如此，我们就会生活在爱的世界里。
拥有爱并能付出爱
纪伯伦曾说过，在花中采蜜，是蜜蜂的娱乐；但将蜜汁送给蜜蜂，也是花的快乐。平淡的生活中，哪怕是极细微、极渺小的一点爱，也许薄如轻烟，也许细如游丝，但对于一个需要爱并懂得感知爱的人来说，你就给了他心灵的全部。爱是自我的彻底忘却，是无限的宽容，只有当你认识到爱的真正含义时才能更接近爱。生活常常就是这样，当你在举手投足之间撒下一颗关爱的种子，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并为你带来丰硕的果实。
其实赋予他人的慈爱和真诚并不需要付出很昂贵的代价，有时是那样的简单。真正的爱不是体现在物质上的，真正的爱发自于我们内心，是心与心的交流。永远要记住，爱是人一生取之不竭的宝藏，谁拥有爱并能付出爱，谁就会拥有一个最美的世界！
法照衷心祝福您：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有朝一日，他们都可能成为与你共创基业的勇士。不要夸耀自己的聪明才智，更不可嘲笑他人的愚蠢或迟钝。成功的资本是拥���一颗慈悲的心灵，有了它，你生命中所期望的一切也会随之而来。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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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春节大偷袭 有微信支付偷袭在先，抖音逆袭在后，互联网公司里不差钱的金主们这几年总是想在春节期间搞个大偷袭。 今年的红包大战更热闹了，百度进场，再加上头条、快手等近10家互联网公司，春节7天假期发钱近50亿，顶得上互联网的一个风口。 同样是7天长假，为什么国庆期间就没有谁发红包集五福？春节假期的商业价值到底在哪里？到底提供了哪些独有的氛围，有如此高的商业价值？ 一、春晚红包这个敲门砖 一切还是要从春节红包说起。 在微信红包之前，春晚其实一直有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互动的环节。但是说到互动，春晚可能对这个词有误解，其实观众和春晚或者节目组是没有互动需求的，如果不算吐槽的话。这就导致了过往的大部分互动都是一厢情愿地“尬互动”。 另一方面，春晚多年来采用的短信互动和微博互动，由于操作麻烦，观众参与互动也没有反馈机制，导致互动一直停留在单向地表演输出。用互联网的词来说，就是用户体验很差。 直到2015年春晚微信摇红包出现，这一切才变得不同。一方面微信的摇红包形式非常简单，没有理解成本，没有复杂的参与方式，这是全国数亿人同时参与进来的一个使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红包本身老少咸宜、通俗易懂的特性，也刺激观众让互动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互联网产品讲究的是互动，只有互动起来信息才可以流通。微信抢红包一定是所有人摇起来，集五福抢红包就要满大街的去扫，摔手机、戳破屏的故事越多，谈资就越多。 微信红包的出现无意间打开了另一个层面上的互动需求：观众的互动跳出了春晚本身，把这种互动延伸到了和家人、好友之间。过年轰炸短信变成了红包问候，春节商业的一盘棋慢慢地活了起来。 二、“圈层穿透”大背景带来的大机会 在春节假期的商业渗透中，春晚产生的互动还只是场景之一。红包做好了敲门砖的第一步，春节假期的商业价值，根本在于圈层的穿透。 春节期间国人的大型迁徙，表面上是人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而在人的背后，是以人为单位的其所携带的来自一线城市信息和价值观的流动。什么是圈层穿透？就是杰克、露丝们，变身成狗蛋、翠花，从奋斗一年的一线城市，回到了三四线县城、乡、镇、村。 不同城市、不同消费观念、不同行业，这些不同圈层的人，被飞机、高铁和客车拉回到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圈层糅合在一起，不同的理念互相交织，不同圈层的人之间固有的地理隔阂被穿透。就像是夜航船，在谈话和交心之间，在吹牛和拆穿之间，大家的信息在不断地交叉、互换、信任和怀疑。春节期间的三四线城市，其实属于一种一线和三四线城市结合体的临时状态。不同圈层短期内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差异性得到充分的融合，为互联网产品的传播和推广，产生了新的条件。 抖音网红大表姐和快手网红小老弟交流短视频心得，戴眼镜的小王费劲地给戴金链子的老王解释什么叫2B和产业互联网，小方和高中同学一起录了一段短视频，回家后惊奇的发现对方出现在“可能认识的人”列表里。 每个人都长时间活在自己所处的圈层，无论是因为年龄、行业，或者是城市，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产品都在不断地固化。当春节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圈层被打穿，不同圈层之间的信息开始交流，新产品的价值就会产生。 这种圈层穿透的场景并非春节独有，比如大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带来的职场和学生习惯的冲突，比如职场社交中不同行业人的信息隔阂，比如知乎。只不过春节是更大范围的圈层穿透的场景，冲突感更加的强烈，商业价值也更大。 三、强制型的线下社交广场 圈层穿透带来了产品流动的基础，而线下的社交场景，是以多闪、快手甚至是百度这些瞄准春节经济的产品最终要把握的机会，也是真正展示实力与手腕的环节。 1月15日，多闪、聊天宝、马桶MT三款社交产品同时发布，却都没挨过半日就被微信相继封杀。罗永浩在聊天宝的发布会上感慨“社交软件做的再好，社交关系的导入都是千难万难的啊”。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不过也是现实。 春节期间，这种情况有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对于一款社交产品来说，微信对关系链的保护，线上关系是封死了，但是春节期间线下的社交关系链突然打开了。 春节假期特殊的节日氛围和习俗，提供了很多的好友线下见面的场景，比如家庭场景、朋友场景、同学场景、亲戚场景，这些场景都并非互联网传统意义上的兴趣和圈层的聚集，而是基于本身就存在的社交关系的跨圈层的强制性的线下集合。 张小龙把微信的朋友圈比作一个社交广场，每个人在广场中都有不同的社交人设和需求。春节的“聚会”场景，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交广场。现在这个场景满足张小龙的社交广场的定义，每一个身处春节社交环境下的人，都有动力或者说压力去和社交场中的其他人进行点赞和交流。 线下聚会场景打破了线上社交封锁，如果说在微信的体系内去导入社交关系链困难的话，如今社交关系就已经摆在眼前。春节一个长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通讯录里的好友基本上在线下都可以见到面。这是做熟人社交、亲密好友社交、半陌生人半熟人社交的最好的机会，如果还都不能成功引导添加好友和关注，那就真的不是微信的问题了。 头条在春节前夕发布多闪想要复制抖音的成功，机会还是很大的。在多闪发布后不久，就打通了抖音。抖音的红包版本，更是添加了面对面添加关注等功能，更方便用户在线下场景去添加好友。多闪的口号是亲密的社交关系，在春节这样的社交场景下，指向性很明显了。 抖音这样一个拥有3亿国内用户的超级短视频应用，用内容生态覆盖家庭、好友之间的互动，近几个月不断地用地理位置信息、通讯录、微信好友关系等，各种可能存在的关系试探好友推荐，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春节的天时、线下见面的地利、亲戚好友的人和，头条能不能在春节凭借如此“阳谋”完成社交链的破窗效应，起码对于头条来说不会有更好的时机了。 四、科普队下乡 当圈层被穿透，当线下社交广场形成，大型互联网推介会就出现在每一个场景中。 互联网产品的用户的使用，一直以来都是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再到三四线城市这样的一个传播途径。但是春节时期，由于用户本身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互联网产品有机会直接从一线城市这样所谓的精英群体，直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从原来的单线传播，变成了全面开花，大大缩短了市场、产品对用户的教育成本。 就像传教士一样，一线城市的用户不仅把先进的理念、超前的产品带到家乡，自己本身也会变成一个活的产品说明书，破解了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门槛带来的传播困难。这些家庭互联网KOL、科普队的返乡，让五福金卡大大提前了2亿人合成的时间进度。 2018年的春晚，淘宝红包大力推广亲情账号，春晚的威力被释放，瞬间冲垮淘宝登录系统，这里面有多少是这批“科普队”的功劳？而2019年微信公开课，张小龙提到的微信亲属卡，微信过年前夕又再次推亲属卡。 微信和抖音的成功，验证了春节的商业价值，在这样的一个传播的黄金窗口期，每一款产品都有被放大的可能。 红包变成了春节的必备节目，今年尤甚，但是被几块钱洗反复礼过的互联网民们，面对的还是集福卡活动，只不过多了几款产品。我们看到今年红包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创意和变化，依然以摇、集为主。长此以往下去，春节红包很快就会被玩烂，用户只会变得越来越冷淡。而百度和头条的多产品矩阵的红包玩法，也是企业在大撒钱面前变得越来越理性。用户们期待更新鲜的玩法，而企业也有越来越多的诉求，通过发钱获得更高的回报。 很多人觉得把年味儿冲淡了。但是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人们娱乐消费的媒介也变了，春节的商业价值就在那儿，没有红包没有五福，也总会有其他的来填补。 春节的商业追逐不会停，总会有谁想来个大偷袭。 文章出处：猎云网 纠错 WorldTech-科技新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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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小米宣布最新高管任命；网易裁员事件双方和解；华为向银行寻求15亿美元贷款；滴滴将在26个城市拼车打1折
大公司 小米：周受资出任国际部总裁，卢伟冰出任中国区总裁 36氪获悉，小米集团通过内部邮件宣布最新高管任命：周受资、卢伟冰进行轮岗，周受资出任国际部总裁，向CEO汇报，董事会已成立专项小组，近期选聘新的CFO，在新的CFO到岗前周受资继续兼任CFO；卢伟冰出任中国区总裁，继续兼任Redmi品牌总经理，向CEO汇报；小米集团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因个人原因离职，改任高级顾问。另外，林斌担任集团副董事长，并继续聚焦手机部业务管理；王翔晋升集团总裁，负责集团职能平台，并协助CEO负责集团运营，向CEO汇报。 网易裁员事件双方和解，将内部改进并协助员工治疗 36氪获悉，网易公布《关于网易前同事离职事件的处理结果》，其中提到，双方目前已达成和解，网易将协助该员工寻求妥善治疗方案。此外，网易已对涉事的4名主管和1名员工进行了不同层级处分。同时还提到，将在一年一度的员工满意度调查中，新增离职员工抽样访谈，将员工集中反映的问题列入年度重点改进计划，并对改进进度与结果予以公示。 天猫与百果园达成战略合作，将实现天猫水果生鲜全国1小时达 36氪获悉，11月28日，天猫与百果园宣布共同孵化生鲜首个旗舰店2.0项目。用户在旗舰店下单后，可享受到1小时送达的新鲜及时服务。未来，还可提供定时送、门店自提等差异化服务。天猫表示，双方将在春节前于全国80多个城市正式推出这项服务。 华为据称向银行寻求金额相当于15亿美元的贷款 继7月份向五家中资银行筹集了117亿港元资金之后，华为正在与中外银行磋商，寻求相当于15亿美元的离岸贷款，所得款项用途为一般企业目的和营运资金。（彭博） 滴滴宣布将在26个城市推出拼车打1折，最高减100元的活动 36氪获悉，11月29日，在滴滴拼车上线四周年之际，滴滴举办媒体开放日发布全新拼车产品，此外，滴滴宣布12月3日将在26个城市推出拼成打1折，最高减100元的活动，打造首个“全民拼车日”。 腾讯以85.2亿元成功竞拍深圳西乡街道大铲湾地块 今日下午3点，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两宗地A002-0076、A002-0074，其中A002-0076由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85.2亿元人民币价格竞拍获得。A002-0076位于西乡街道大铲湾，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准入行业类别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A03互联网产业）。（乐居） 拼多多上线“企业内购” 项目，亚马逊为供应商 据消息人士透露，昨日拼多多已上线“企业内购”项目，该项目基于微信生态以小程序方式运行，仅面向入驻企业内部员工开放，并开通其他企业申请入驻通道。首批已有腾讯、华为、携程、哔哩哔哩等九家上线公司。目前，“企业内购”开售商品主打高客单价的3C数码、美妆和高复购率的快消品，由亚马逊独家提供，供应商目前并无其他第三方商家店铺。（网经社） 长城宝马合资公司光束汽车今日奠基 11月29日，长城汽车和宝马各持股50%的合资公司光束汽车正式在张家港市举办了奠基仪式。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表示，光束汽车将实现联合研发、中国制造、服务全球的崭新业态。根据长城汽车22日晚间公告，张家港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51亿元人民币，建设规模为年产16万辆燃油乘用车全出口制造及纯电动乘用车研制，建设周期为24个月。（上证报） 支付宝区块链首用于地铁，长三角互通刷票城市已达9个 据上海地铁方面透露，支付宝区块链技术已经应用于“长三角主要城市扫码互联互通”项目中，全国11城居民去对方城市时，只需打开自己所在城市的地铁App，在其余10城也能扫码坐车。其中，长三角互通城市已达9个，分别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温州、苏州、无锡、徐州（12月1日起）。（IT之家） 投融资 人造肉公司“v2food”获投3500万美元A轮融资 36氪获悉，澳大利亚植物性肉类替代品研发生产商“v2food”获投3500万美元A轮融资，该轮融资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创新基金的资本部门Main Sequence Ventures和私人投资公司维港投资领投，Marinya Capital和红杉资本中国共同投资。本轮融资将用于研发，以及在澳大利亚地区建造新的生产设施 长安汽车计划以16.3亿元底价出售长安PSA合资公司50%股份 11月29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官网信息显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转让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长安PSA）50%股权，转让底价163000万元。信息显示，2018年长安PSA营收人民币9.12亿元，净亏损约8.74亿元。（未来汽车日报） 心动网络申请港交所挂牌上市，获得2300万美元基石投资 36氪获悉，心动网络日前申请港交所挂牌上市，获得2300万美元基石投资，其中字节跳动（香港）有限公司、米哈游有限公司、Lilith Mobile Company Limited及叠纸香港有限公司认购金额分别为1000万美元、500万美元、500万美元及300万美元。 认知智能公司“渊亭科技”已完成亿元A轮融资 36氪获悉，认知智能公司“渊亭科技”已完成亿元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中电中金基金领投，厦门创投跟投。渊亭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聚焦认知智能领域，提供“AI+行业”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目前渊亭科技自主研发的数据智能产品包括：通用知识图谱技术工具、自动化AI中台、DataExa-Maya 智能问答平台、DataExa-Kamala 自然语言处理平台等。 新产品 网易云游戏平台上线：号称免安装、跨平台、省资源 网易云游戏BETA平台近日上线，其主要特点是在网页云端就可以玩众多的游戏。网易云游戏平台网站显示，将不断更新游戏。11月28日上线1款游戏《战舰少女》，后续将上线更多的新游戏。网易云游戏BETA平台有三大特点，即免安装、跨平台、省资源。（格隆汇） 微信正在灰度测试“相关阅读”功能 36氪获悉，关于微信灰度测试“相关阅读”的消息，腾讯官方表示，目前，微信正在灰度测试“相关阅读”功能。部分灰度测试到的公众号所群发的部分文章底部会出现“相关阅读”模块，推荐该文章相关的延伸阅读内容，帮助用户更好了解相关事件或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而在灰度测试中被选中的优质文章，可能会出现在其他文章底部的“相关阅读”模块。 今日观点 IDC：2020年全球个人掌机、PC或移动设备的云游戏付费用户不会超过1000万 36氪获悉，IDC发布的2020全球智能终端趋势预测显示，尽管对云游戏领域的投资和市场关注度都很高，但到2020年，全球个人掌机、PC或移动设备的云游戏付费玩家用户数量不会超过1000万；到2023年，5%的商用智能手机将能够接入卫星语音服务，10%将运用AI技术以更好地利用稀缺的无线频谱资源，25%将会运用5G连接技术。 其他重要新闻 李国庆俞渝离婚案今日开庭：李国庆希望快些出结果，诉求是股权平分 11月29日早晨9点零7分，李国庆出现在北京市某法院，此次法院审理是李国庆和俞渝离婚案的第一次开庭。李国庆称，他希望离婚案快些有结果，希望开始新生活。对于此次离婚诉讼，李国庆的诉求是希望夫妻双方境外和境内股权平分，离婚。（腾讯深网） ofo创始人戴威已收到34条限制消费令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11月27日，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戴威发布限制消费令。目前，戴威已经收到34条限制消费令。（中新网） 36氪每日商业精选 http://dlvr.it/RKM2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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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电商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究竟毁于谁手？
@Kaoyan123写道：
如果不是“退出”传言四起，亚马逊电商都快被人们遗忘了——入华15年，从中国第二大电商，变成不足1%的小众生意，它的存在感实在太微弱！
与美国总部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亚马逊中国愈发缄默无闻。
有传言，由于效益太差，中国区年会被取消；在西雅图的年度汇报会，中国区的高管也总是最后发言，且时间最短。
昨日，久未发声的亚马逊中国确认，将于今年7月18日停止为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贸易业务。
面对模式多变、打法草莽的本土竞争对手，它的掉队似乎成为了必然，退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亚马逊中国电商，到底毁于谁手？
懊恼的经历
“在中国，亚马逊没戏！”
一次堪比惨痛的购物经历，让某媒体的研究总监Eastland很是懊恼。2018年7月，他在亚马逊订购了四件商品。
其中一件是某品牌冲牙器，属于“海外自营”的人气商品。但收货后才发现，使用的电压竟是110伏。询问亚马逊客服，对方让用户自行购买变压器，但无产品链接提供，“既然销往中国，为什么不使用220伏电压的产品？天猫上卖的这品牌，就是配的220伏市电”。
更悲催的是，当从本土电商购买变压器后，发现产品无法使用。想退货，客服让将图片发送到某指定邮箱，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
Eastland认为，中国用户已经被本土电商的高效“惯坏”，亚马逊竟然还用邮件，其售后服务，实在令人堪忧。
故事还没完。
另一件货物是高尔夫GPS腕表，属于“海外自营”的畅销商品，含税价比本土电商贵了300元。其最大卖点是，可以提供4万多个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地图及技术数据。
收货后搜索，发现北京的几家球场并无显示，其中还包含中国全运会赛场。“原来所谓全球4万家，恐怕四分之三在北美，‘美国畅销商品’不一定适合中国用户，亚马逊心中没数吗？”
选择退货，竟让用户自行快递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某处，而国内快递公司又因内置锂电池而无法空运……“既然电商业务已经进入中国，就不能在中国设个中转站，便于接受退货？”
还有一件商品，虽未送达，订单状态却显示“开始退货”。
这或许是一次极端的购物的经历，但不难看出问题所在：
第一，亚马逊中国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欠缺。售前无用户评价，售后服务形同虚设。
第二，亚马逊中国对国内消费者缺乏基本研究，更缺乏本土化的内容。
第三，产品依旧存在质量问题，且价格无明显优势。
“亚马逊，拿什么吸引中国消费者在此购物？”，他反问道。
实际上，吐槽亚马逊者绝非少数。据新浪黑猫投诉显示，在亚马逊中国电商平台上，单方面取消订单、出售二手或过期商品等问题时有发生，大量用户不满其服务态度和低效率反馈。
相较而言，中国本土电商的客服体系相对完善，至少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发送图片，更不会有“货品自行寄回美国”的奇葩案例出现。
更重要的是，技术与生态对于购物体验的优化和改善：本土电商中，无论是短视频内容的详细页，还是基于智能算法的AI客服都已十分普遍，加之新兴的直播生态等，进一步促进消费潜能。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算法推荐等已成为电商“标配”。
这一切，都将亚马逊中国甩在了后面。
自暴自弃？
买家吐槽不断，卖家亦不爽。
“现在即使参与活动，销量也一般。给我的感觉是，在这里饿不死，但绝对吃不饱”，美国某户外品牌在华电商主管王女士告诉新浪科技，2012年，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亚马逊是第一选择， “老板是美国人，不了解国内现状，点名在亚马逊开店，这种情况对于国外中小品牌来说，十分普遍”。
在2013年前后，该品牌持重金运营亚马逊中国店铺。
王女士回忆，起初亚马逊中国的活动多为免费，无论是“秒杀”还是“镇店之宝”，销售方面都有良好效果。后来，亚马逊更改了商业模式，施行付费制，“当时2万元一个套餐，包含N次秒杀”。
奇怪的是，付费参与活动后，销量反而下降了。
“我印象很深，当时还为这事单独开过会”，王女士说，团队研究发现，小品牌在付费后以次充好，导致数量激增，秒杀活动页面也增至数十个，“很多好的商品，被系统排到了很多页以后，曝光量自然就低了”。
她透露，自2018年4月起，亚马逊中国突然停止第三方商家入仓，且没有过多解释；同年8月，发布通知不再为第三方商家提供物流卖家服务。“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退出中国’的开端，是酝酿已久的”。
“一切都不是偶然，是必然”，在她看来，亚马逊之所以退败，原因集中为三点：
第一， 亚马逊的顾客相对高端，有一定比例是留学生，这些人习惯在亚马逊购物。但是，随着本土跨境电商的兴起，无论是天猫、京东，还是新涌现出的网易考拉、小红书，内容都愈发丰富、打法也多样化，相较而言，亚马逊失去优势，用户难以留存。
第二， 亚马逊有些“自暴自弃”。本土电商搞活动，都会去其他网站做引流，同时重金砸广告，加大活动声势。这方面亚马逊十分欠缺，活动如同“闭门造车”，声量不大。
第三， 自第三方商家不能入仓后，失去了送货速度的优势，又缺乏价格优势，买家和访客必然减少。
“你现在看App，首页的活动商品销量都很少，更别提普通产品了，哪里还有竞争力？”王女士抱怨地说道。
同时她也有些焦虑，毕竟团队在亚马逊运营多年，在入驻本土平台后，“如何面临多元化竞争”是当下的必修课。
从努力到麻木
在亚马逊中国内部人士看来，这些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些细节反映了企业的生存状态。
“以前我们开年会时，是在国贸大酒店，后来换成了大学体育场，最后所幸直接取消了。年会的奖品也是，以前最差也是一瓶红酒，后来换成了橄榄油，再后来就是充电宝充电线，最后连阳光普照都没了”，知乎上，一名已离职的亚马逊中国前员工Kim告诉新浪科技，2018年，亚马逊中国全面收缩，运营团队直接砍半，总体人员下降超过了五成，团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同时，仓库面积砍半，最终到只剩北京、昆山和广州三个城市。
Kim透露，亚马逊内部倡导简洁风，比如前几年的部门会议，很多人习惯不做PPT，用Word简单阐述。同样，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网站上，“你看页面就知道，和淘宝、京东那些琳琅满目的产品页面，差距有多大”。
一些亚马逊员工也为此努力过。
Kim坦言，对于相对朴素的UI（用户界面），内部员工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但每次总部的回复流程都很慢，一个细节要用邮件反复沟通，加上中美时差，效率极低， “总部的意思很明确，要各国家各地区的页面风格统一”， 换言之，不太支持本地化和个性化修改，久而久之，员工们也变得十分麻木。
离开亚马逊后，Kim曾在一家本土电商短期任职，“主管经常让我们加班加点改UI，迎合用户需求，这差别（和亚马逊）太大了”。
更有意思的是，网上还曾曝光过一道亚马逊的面试题目。问某品牌进入中国，如何说服它首选入驻亚马逊？很多网友的回应直截了当：不会选择。他们反问， 不为中国人习惯而改变，为何还要选择？
如今，亚马逊将迎来新一轮裁员潮。
昨天上午，中国区召集各部门员工开会，简短的会议中，公司对所有员工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正式宣布了公司将进行业务调整和裁员的消息。有高管透露，亚马逊中国区总裁张文翊也将离职。
亚马逊的回应也颇为简洁，称因业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会涉及部分岗位的变化，但相关具体细节无法披露。 数据来源：Analysys易观
谁是罪魁祸首？
报告显示，在中国市场上，如今亚马逊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辉煌时的20%，降到0.6%。
为何会“堕落”至此？京东CEO刘强东在节目中坦言，当年京东跟亚马逊竞争的过程中， 最核心的感觉就是亚马逊对其中国团队缺乏信任 ，“这就像士兵在前面打仗，打一枪就问子弹还够不够，再打一枪还给不给我子弹。这样根本没法打仗，中国区市场变化快，如果前线没有大规模授权的话，是会出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亚马逊中国的总经理都是外国人，而且是缺乏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从2005年起，王汉华开始负责亚马逊中国，随后又经历了两名外国高管，女将张文翊于2016年才上任。
长期由国外人掌舵，战略偏差在所难免。 回看电商发展的黄金十年，2012年可谓分水岭。
这一年的8·15，阿里、京东、苏宁、国美在价格战上激战正酣。刘强东在微博上突然宣布，“京东未来三年内大家电产品零利润”，并将微博作为通报降价的出口。苏宁不甘示弱，随即宣布参战。
然而，亚马逊给出的策略是：不参加价格战，因为价格战是忽悠，非持续经营之道。当时总部认为，低价促销不符合长期利益，不喜欢只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
于是乎，亚马逊中国在这场战役中，置身事外。待“硝烟”散去，京东开始逐步确立了家电电商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价格战还促成了电商节，无论是阿里的双11、京东6·18等，建立和推广的基础就是价格优势。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开始接受并熟知这些电商，最终奠定了阿里和京东的地位。
决策判断失误、两国文化差异，导致亚马逊在与本土电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
同样，这一劣势在跨境电商中再次延续。与阿里、京东主推“低价爆款”不同，亚马逊始终走“偏贵品质”路线，这也不符合早期市场现状，最终导致市场份额下滑。
这一切，时任卓越网副总裁的陈年看得很透彻。
他在创办凡客诚品后，简单点评了亚马逊的“弊端”。他说， “美国人基本上不听你的，想做一份符合你理解的中国市场规划，真的太难了”。
“断臂”后能走多远？
当然，中国区电商的退败并不意味着满盘皆输，它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
2018年，亚马逊全年营收2329亿美元，同比增长31%，全职员工的平均年薪甚至高达10万美元。其中，亚马逊AWS云服务收入为256.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成为运营收入最高的部门。
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易业务。“断臂”后的亚马逊能走多远？
首先是AWS。根据Syergy Research公布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数据，2018Q4的中国市场中，阿里云以40.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腾讯紧追其后份额达到16.5%，AWS排名第三，市场份额为9.7%。
虽然领跑全球云计算市场，但在国内，AWS仍与阿里云有着较大差距，后者的本地化服务与生态，已在国内建起壁垒，其他厂商短期内难以攻克。
其次是Kindle，其聚焦数字阅读，是亚马逊的另一张王牌。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成为Kindle设备销售的全球第一大市场，同时Kindle还和���百家国内出版机构合作，电子书选品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目前可提供70多万本Kindle电子书，并先后推出了KU包月服务和Prime阅读。
尽管在国内面对来自掌阅手机阅读等竞争，目前来看，Kindle仍是一家独大。
最后是跨境电商业务。亚马逊虽然具备天然优势，但依旧面临本土电商的挑战。根据易观监测数据，2018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交易规模达7.9万亿元。在国内第三方数据中，天猫国际和网易考拉，在跨境电商中的占据份额十分靠前。
近些年，本土电商开始逐步发力跨境业务，必将进一步“蚕食”亚马逊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机遇、压力和挑战，三者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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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是华语娱乐圈多事之秋，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情歌王子”张信哲，成为2021年收官前翻车的艺人。与之前的诸多失德明星不同，向来作风低调、鲜少绯闻的张信哲，因代言的公司被指涉嫌网络赌博而摊上大事，30多年维护的美好形象一夕之间被抵制声浪冲刷殆尽。 虽说张信哲自己并未犯下难以饶恕的罪过，看似“躺枪”被坑，但明星与哪方签约代言，以自己的形象为何种企业背书，是自己的抉择，惹出大祸总是难辞其咎。
张信哲代言欧宝娱乐的宣传海报。（互联网）
被网民实名举报
综合媒体报道，一名网民本月16日实名举报张信哲，指他公开代言菲律宾网络赌博诈骗平台，并涉及在大陆推广。 举报人说自己接到自称欧宝娱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说公司旗下代言人是张信哲，随后推荐了承办业务，包括客户能通过存款赚取收益，还能参加网络游戏获得高档奖金与礼品。他声称，自己最终被诈骗损失150万元（人民币，下同，31万新元）。 举报人指张信哲是“严重劣迹艺人”，在中国到处“走穴”、上节目、开演唱会赚钱，背地里还帮助境外网络信息犯罪活动做推广，他要求封杀张信哲。 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话题昨天冲上热搜，不少网民也嚷着要抵制张信哲。
这位中国网民自录视频，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张信哲。（新浪网）
张信哲公司与本人回应 处在风头浪尖的张信哲经纪公司北京潮水音乐昨天回应，称与代言方在绝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下进行合作，期限为一年，今年3月到期即终止一切合作。合约也仅限于菲律宾，绝无安排张信哲在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宣传。 张信哲同日在个人微博发声明解释，事件所涉代言合约系经纪公司与欧宝娱乐菲律宾公司于2020年3月签署，符合当地法律，也仅限于合约期间在当地使用。 他称，代言之事“不断被不实描述放大，严重误导大众并造成负面舆论和公共资源浪费”，让他深感困扰。他接着表示自己也在深刻反思检讨，身为公众熟知的歌手，守法只是底线，在道德层面更需做出表率，谨言慎行，以身作则，“对这个事件给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
张信哲在微博发声明致歉。（微博截图）
察客探究：欧宝娱乐究竟是什么平台？ 引发轩然大波的欧宝娱乐究竟是什么平台？ 在一些明显带有软文性质的文章中，欧宝娱乐被形容为“深潜亚洲娱乐市���的领军品牌”“国际娱乐平台权威品牌”。油管（YouTube）频道“博彩侦察队”今年7月也上传了一段欧宝娱乐自家的宣传片，片中称欧宝娱乐是成立于2015年的国际综合娱乐平台，除了拿下各大足球联赛转播权，还赞助各种演唱会及娱乐活动，同时涉足信息安全板块，自主研发云支付系统等。 在天眼查APP上搜索“欧宝娱乐”，发现只有一家名为“广东欧宝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叫甯顺万，成立于2020年1月10日，目前该公司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网媒香港01称，欧宝娱乐是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知名博彩公司，并在英国、欧洲、菲律宾拥有合法牌照。公司主打体育领域，在2019-2020年赛季是西甲华伦西亚足球会的官方赞助商。 察客在网上搜索“欧宝娱乐”或“OB娱乐”，看到多个引入该平台的网址，内容涉及体育赛事转播、真人直播秀、电竞游戏、彩票投注等。
察客向线上客服咨询该平台是否能赌博，对方表示可以关注网站上的“盘口”，即足球博彩业中庄家让球的意思。（网络截图）
向该平台线上客服咨询后证实，平台的体育赛事可下注。察客随即注册了账户，登陆后可以在观看现场赛事转播时投注；而所谓的真人秀板块其实就是线上赌场，有荷官发牌，用户可以观看或下注。
在注册登录前，欧宝平台会显示提供真人秀直播，但注册进入直播间后，才发现所谓真人秀，是荷官发牌，在线赌博。（网络截图）
延伸阅读张信哲回应代言赌博网站：合约仅限菲律宾且已终止张信哲被爆代言赌博网站遭检举
有的直播间还综合了网红直播元素，一名美女主播坐在荷官旁边，陪伴线上的网民（赌民）闲聊。
察客在平台上另一个直播间看到，平台也融入网红直播元素，让一位美女主播坐在荷官身旁，与网民闲聊。（网络截图）
北青网称，有网民反映自己在欧宝娱乐上输光自己的积蓄，身无分文。还有人指控在平台上赚的钱取不出来，除非继续投钱进去。 毋庸讳言，欧宝娱乐这家公司涉及体育博彩、线上赌博行业，并不难看出。如果张信哲本人或其经纪公司在与欧宝娱乐签约前做了尽责查证（due diligence），应该就能知道该公司的业务方向。
体育赛事方面，平台提供转播的当儿也让会员投注。涉及的比赛包括中国的球赛。（网络截图）
网民抵制与声援的声浪 被实名举报后，有不少网民号召抵制张信哲，还有人呼吁当局查税，看张信哲是否也有逃税。不过，声援张信哲者也不乏其人。 “挺张派”网民说，与欧宝一年的短期合作，不能与宣扬赌博划等号。微信用户“封跃平律师”质问：“周星驰和刘德华早年也拍过赌博相关电影，难道也要抵制他们吗？” 该用户还说，虽然在中国大陆严禁赌博相关的一切行为，但在香港澳门等地方赌博暂时还属于合法的存在，“如果因为张信哲代言国外赌博平台就被封杀，那么我们就等于对自身认可的一国两制发起了质疑，这将本末倒置！” 但无论网民发起的抵制是否成事，张信哲已蒙受损失。今晚东方卫视的跨年盛典，张信哲已经确定不会参加。名誉扫地后，张信哲未来很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
抵制与声援张信哲的声音都有，但他的事业无疑已经受到损失。（互联网）
与洗米华有关？ 网络赌博一直是中国大陆打压的对象，就在本月21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当局破获一特大网络赌博案，涉及赌博资金流水逾3亿元，查明涉及全国的参赌人员2000余人。 本月27日，湖北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孝感市公安局成功破获“9·17涉嫌新型网络犯罪系列案”相关情况，抓获犯罪嫌疑人115人，查证涉案赌博、色情、洗钱流水总金额达318亿元。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正式实施，跨境赌博首次写进刑法，网络赌博就包括在跨境赌博内。
澳门博彩业中介大佬周焯华（绰号“洗米华”）据报已被羁押在澳门路环监狱。（互联网）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博彩大亨、“小赌王”周焯华（绰号洗米华）上个月被捕，他所涉的罪名包括在菲律宾等地开设网络赌博平台、组织中国公民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 自媒体“老资料网”认为，周焯华被捕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他的理据是周焯华的赌场和张信哲所代言的平台都在菲律宾；搜狐新闻则称，洗米华被捕后，据说也供出了一些大人物，暗示张信哲与此有关，但这些传言目前无法证实。 代言即代表个人立场与价值观 回看今年诸多失德艺人，都是艺人本身犯了错或传出丑闻，被品牌方割席解约，而张信哲此次是所代言的对象本身出了问题。 不过，“代言”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代替别人表达意见或传达信息，代言人首先要认同这个意见或信息。因此，代言行为除了商业属性外，也涉及了艺人的立场与价值观，艺人以个人形象为企业代言，就是用自己的声誉为企业加持，由此赚取代言费。
张信哲代言欧宝娱乐的宣传画面截图。（互联网）
因此，明星与所代言的企业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明星为企业与产品背书，向社会大众推广商业产品或服务，负有道义责任，若不谨慎行事很可能名誉崩塌，断送事业。可叹张信哲的形象一向亲切良善，他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父亲是一名牧师，如今竟摊上“为赌博网站代言”之事，反差之大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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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电商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究竟毁于谁手？
@Kaoyan123写道：
如果不是“退出”传言四起，亚马逊电商都快被人们遗忘了——入华15年，从中国第二大电商，变成不足1%的小众生意，它的存在感实在太微弱！
与美国总部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亚马逊中国愈发缄默无闻。
有传言，由于效益太差，中国区年会被取消；在西雅图的年度汇报会，中国区的高管也总是最后发言，且时间最短。
昨日，久未发声的亚马逊中国确认，将于今年7月18日停止为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贸易业务。
面对模式多变、打法草莽的本土竞争对手，它的掉队似乎成为了必然，退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亚马逊中国电商，到底毁于谁手？
懊恼的经历
“在中国，亚马逊没戏！”
一次堪比惨痛的购物经历，让某媒体的研究总监Eastland很是懊恼。2018年7月，他在亚马逊订购了四件商品。
其中一件是某品牌冲牙器，属于“海外自营”的人气商品。但收货后才发现，使用的电压竟是110伏。询问亚马逊客服，对方让用户自行购买变压器，但无产品链接提供，“既然销往中国，为什么不使用220伏电压的产品？天猫上卖的这品牌，就是配的220伏市电”。
更悲催的是，当从本土电商购买变压器后，发现产品无法使用。想退货，客服让将图片发送到某指定邮箱，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
Eastland认为，中国用户已经被本土电商的高效“惯坏”，亚马逊竟然还用邮件，其售后服务，实在令人堪忧。
故事还没完。
另一件货物是高尔夫GPS腕表，属于“海外自营”的畅销商品，含税价比本土电商贵了300元。其最大卖点是，可以提供4万多个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地图及技术数据。
收货后搜索，发现北京的几家球场并无显示，其中还包含中国全运会赛场。“原来所谓全球4万家，恐怕四分之三在北美，‘美国畅销商品’不一定适合中国用户，亚马逊心中没数吗？”
选择退货，竟让用户自行快递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某处，而国内快递公司又因内置锂电池而无法空运……“既然电商业务已经进入中国，就不能在中国设个中转站，便于接受退货？”
还有一件商品，虽未送达，订单状态却显示“开始退货”。
这或许是一次极端的购物的经历，但不难看出问题所在：
第一，亚马逊中国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欠缺。售前无用户评价，售后服务形同虚设。
第二，亚马逊中国对国内消费者缺乏基本研究，更缺乏本土化的内容。
第三，产品依旧存在质量问题，且价格无明显优势。
“亚马逊，拿什么吸引中国消费者在此购物？”，他反问道。
实际上，吐槽亚马逊者绝非少数。据新浪黑猫投诉显示，在亚马逊中国电商平台上，单方面取消订单、出售二手或过期商品等问题时有发生，大量用户不满其服务态度和低效率反馈。
相较而言，中国本土电商的客服体系相对完善，至少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发送图片，更不会有“货品自行寄回美国”的奇葩案例出现。
更重要的是，技术与生态对于购物体验的优化和改善：本土电商中，无论是短视频内容的详细页，还是基于智能算法的AI客服都已十分普遍，加之新兴的直播生态等，进一步促进消费潜能。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算法推荐等已成为电商“标配”。
这一切，都将亚马逊中国甩在了后面。
自暴自弃？
买家吐槽不断，卖家亦不爽。
“现在即使参与活动，销量也一般。给我的感觉是，在这里饿不死，但绝对吃不饱”，美国某户外品牌在华电商主管王女士告诉新浪科技，2012年，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亚马逊是第一选择， “老板是美国人，不了解国内现状，点名在亚马逊开店，这种情况对于国外中小品牌来说，十分普遍”。
在2013年前后，该品牌持重金运营亚马逊中国店铺。
王女士回忆，起初亚马逊中国的活动多为免费，无论是“秒杀”还是“镇店之宝”，销售方面都有良好效果。后来，亚马逊更改了商业模式，施行付费制，“当时2万元一个套餐，包含N次秒杀”。
奇怪的是，付费参与活动后，销量反而下降了。
“我印象很深，当时还为这事单独开过会”，王女士说，团队研究发现，小品牌在付费后以次充好，导致数量激增，秒杀活动页面也增至数十个，“很多好的商品，被系统排到了很多页以后，曝光量自然就低了”。
她透露，自2018年4月起，亚马逊中国突然停止第三方商家入仓，且没有过多解释；同年8月，发布通知不再为第三方商家提供物流卖家服务。“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退出中国’的开端，是酝酿已久的”。
“一切都不是偶然，是必然”，在她看来，亚马逊之所以退败，原因集中为三点：
第一， 亚马逊的顾客相对高端，有一定比例是留学生，这些人习惯在亚马逊购物。但是，随着本土跨境电商的兴起，无论是天猫、京东，还是新涌现出的网易考拉、小红书，内容都愈发丰富、打法也多样化，相较而言，亚马逊失去优势，用户难以留存。
第二， 亚马逊有些“自暴自弃”。本土电商搞活动，都会去其他网站做引流，同时重金砸广告，加大活动声势。这方面亚马逊十分欠缺，活动如同“闭门造车”，声量不大。
第三， 自第三方商家不能入仓后，失去了送货速度的优势，又缺乏价格优势，买家和访客必然减少。
“你现在看App，首页的活动商品销量都很少，更别提普通产品了，哪里还有竞争力？”王女士抱怨地说道。
同时她也有些焦虑，毕竟团队在亚马逊运营多年，在入驻本土平台后，“如何面临多元化竞争”是当下的必修课。
从努力到麻木
在亚马逊中国内部人士看来，这些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些细节反映了企业的生存状态。
“以前我们开年会时，是在国贸大酒店，后来换成了大学体育场，最后所幸直接取消了。年会的奖品也是，以前最差也是一瓶红酒，后来换成了橄榄油，再后来就是充电宝充电线，最后连阳光普照都没了”，知乎上，一名已离职的亚马逊中国前员工Kim告诉新浪科技，2018年，亚马逊中国全面收缩，运营团队直接砍半，总体人员下降超过了五成，团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同时，仓库面积砍半，最终到只剩北京、昆山和广州三个城市。
Kim透露，亚马逊内部倡导简洁风，比如前几年的部门会议，很多人习惯不做PPT，用Word简单阐述。同样，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网站上，“你看页面就知道，和淘宝、京东那些琳琅满目的产品页面，差距有多大”。
一些亚马逊员工也为此努力过。
Kim坦言，对于相对朴素的UI（用户界面），内部员工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但每次总部的回复流程都很慢，一个细节要用邮件反复沟通，加上中美时差，效率极低， “总部的意思很明确，要各国家各地区的页面风格统一”， 换言之，不太支持本地化和个性化修改，久而久之，员工们也变得十分麻木。
离开亚马逊后，Kim曾在一家本土电商短期任职，“主管经常让我们加班加点改UI，迎合用户需求，这差别（和亚马逊）太大了”。
更有意思的是，网上还曾曝光过一道亚马逊的面试题目。问某品牌进入中国，如何说服它首选入驻亚马逊？很多网友的回应直截了当：不会选择。他们反问， 不为中国人习惯而改变，为何还要选择？
如今，亚马逊将迎来新一轮裁员潮。
昨天上午，中国区召集各部门员工开会，简短的会议中，公司对所有员工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正式宣布了公司将进行业务调整和裁员的消息。有高管透露，亚马逊中国区总裁张文翊也将离职。
亚马逊的回应也颇为简洁，称因业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会涉及部分岗位的变化，但相关具体细节无法披露。 数据来源：Analysys易观
谁是罪魁祸首？
报告显示，在中国市场上，如今亚马逊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辉煌时的20%，降到0.6%。
为何会“堕落”至此？京东CEO刘强东在节目中坦言，当年京东跟亚马逊竞争的过程中， 最核心的感觉就是亚马逊对其中国团队缺乏信任 ，“这就像士兵在前面打仗，打一枪就问子弹还够不够，再打一枪还给不给我子弹。这样根本没法打仗，中国区市场变化快，如果前线没有大规模授权的话，是会出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亚马逊中国的总经理都是外国人，而且是缺乏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从2005年起，王汉华开始负责亚马逊中国，随后又经历了两名外国高管，女将张文翊于2016年才上任。
长期由国外人掌舵，战略偏差在所难免。 回看电商发展的黄金十年，2012年可谓分水岭。
这一年的8·15，阿里、京东、苏宁、国美在价格战上激战正酣。刘强东在微博上突然宣布，“京东未来三年内大家电产品零利润”，并将微博作为通报降价的出口。苏宁不甘示弱，随即宣布参战。
然而，亚马逊给出的策略是：不参加价格战，因为价格战是忽悠，非持续经营之道。当时总部认为，低价促销不符合长期利益，不喜欢只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
于是乎，亚马逊中国在这场战役中，置身事外。待“硝烟”散去，京东开始逐步确立了家电电商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价格战还促成了电商节，无论是阿里的双11、京东6·18等，建立和推广的基础就是价格优势。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开始接受并熟知这些电商，最终奠定了阿里和京东的地位。
决策判断失误、两国文化差异，导致亚马逊在与本土电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
同样，这一劣势在跨境电商中再次延续。与阿里、京东主推“低价爆款”不同，亚马逊始终走“偏贵品质”路线，这也不符合早期市场现状，最终导致市场份额下滑。
这一切，时任卓越网副总裁的陈年看得很透彻。
他在创办凡客诚品后，简单点评了亚马逊的“弊端”。他说， “美国人基本上不听你的，想做一份符合你理解的中国市场规划，真的太难了”。
“断臂”后能走多远？
当然，中国区电商的退败并不意味着满盘皆输，它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
2018年，亚马逊全年营收2329亿美元，同比增长31%，全职员工的平均年薪甚至高达10万美元。其中，亚马逊AWS云服务收入为256.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成为运营收入最高的部门。
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易业务。“断臂”后的亚马逊能走多远？
首先是AWS。根据Syergy Research公布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数据，2018Q4的中国市场中，阿里云以40.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腾讯紧追其后份额达到16.5%，AWS排名第三，市场份额为9.7%。
虽然领跑全球云计算市场，但在国内，AWS仍与阿里云有着较大差距，后者的本地化服务与生态，已在国内建起壁垒，其他厂商短期内难以攻克。
其次是Kindle，其聚焦数字阅读，是亚马逊的另一张王牌。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成为Kindle设备销售的全球第一大市场，同时Kindle还和数百家国内出版机构合作，电子书选品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目前可提供70多万本Kindle电子书，并先后推出了KU包月服务和Prime阅读。
尽管在国内面对来自掌阅手机阅读等竞争，目前来看，Kindle仍是一家独大。
最后是跨境电商业务。亚马逊虽然具备天然优势，但依旧面临本土电商的挑战。根据易观监测数据，2018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交易规模达7.9万亿元。在国内第三方数据中，天猫国际和网易考拉，在跨境电商中的占据份额十分靠前。
近些年，本土电商开始逐步发力跨境业务，必将进一步“蚕食”亚马逊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机遇、压力和挑战，三者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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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电商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究竟毁于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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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退出”传言四起，亚马逊电商都快被人们遗忘了——入华15年，从中国第二大电商，变成不足1%的小众生意，它的存在感实在太微弱！
与美国总部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亚马逊中国愈发缄默无闻。
有传言，由于效益太差，中国区年会被取消；在西雅图的年度汇报会，中国区的高管也总是最后发言，且时间最短。
昨日，久未发声的亚马逊中国确认，将于今年7月18日停止为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贸易业务。
面对模式多变、打法草莽的本土竞争对手，它的掉队似乎成为了必然，退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亚马逊中国电商，到底毁于谁手？
懊恼的经历
“在中国，亚马逊没戏！”
一次堪比惨痛的购物经历，让某媒体的研究总监Eastland很是懊恼。2018年7月，他在亚马逊订购了四件商品。
其中一件是某品牌冲牙器，属于“海外自营”的人气商品。但收货后才发现，使用的电压竟是110伏。询问亚马逊客服，对方让用户自行购买变压器，但无产品链接提供，“既然销往中国，为什么不使用220伏电压的产品？天猫上卖的这品牌，就是配的220伏市电”。
更悲催的是，当从本土电商购买变压器后，发现产品无法使用。想退货，客服让将图片发送到某指定邮箱，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
Eastland认为，中国用户已经被本土电商的高效“惯坏”，亚马逊竟然还用邮件，其售后服务，实在令人堪忧。
故事还没完。
另一件货物是高尔夫GPS腕表，属于“海外自营”的畅销商品，含税价比本土电商贵了300元。其最大卖点是，可以提供4万多个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地图及技术数据。
收货后搜索，发现北京的几家球场并无显示，其中还包含中国全运会赛场。“原来所谓全球4万家，恐怕四分之三在北美，‘美国畅销商品’不一定适合中国用户，亚马逊心中没数吗？”
选择退货，竟让用户自行快递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某处，而国内快递公司又因内置锂电池而无法空运……“既然电商业务已经进入中国，就不能在中国设个中转站，便于接受退货？”
还有一件商品，虽未送达，订单状态却显示“开始退货”。
这或许是一次极端的购物的经历，但不难看出问题所在：
第一，亚马逊中国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欠缺。售前无用户评价，售后服务形同虚设。
第二，亚马逊中国对国内消费者缺乏基本研究，更缺乏本土化的内容。
第三，产品依旧存在质量问题，且价格无明显优势。
“亚马逊，拿什么吸引中国消费者在此购物？”，他反问道。
实际上，吐槽亚马逊者绝非少数。据新浪黑猫投诉显示，在亚马逊中国电商平台上，单方面取消订单、出售二手或过期商品等问题时有发生，大量用户不满其服务态度和低效率反馈。
相较而言，中国本土电商的客服体系相对完善，至少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发送图片，更不会有“货品自行寄回美国”的奇葩案例出现。
更重要的是，技术与生态对于购物体验的优化和改善：本土电商中，无论是短视频内容的详细页，还是基于智能算法的AI客服都已十分普遍，加之新兴的直播生态等，进一步促进消费潜能。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算法推荐等已成为电商“标配”。
这一切，都将亚马逊中国甩在了后面。
自暴自弃？
买家吐槽不断，卖家亦不爽。
“现在即使参与活动，销量也一般。给我的感觉是，在这里饿不死，但绝对吃不饱”，美国某户外品牌在华电商主管王女士告诉新浪科技，2012年，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亚马逊是第一选择， “老板是美国人，不了解国内现状，点名在亚马逊开店，这种情况对于国外中小品牌来说，十分普遍”。
在2013年前后，该品牌持重金运营亚马逊中国店铺。
王女士回忆，起初亚马逊中国的活动多为免费，无论是“秒杀”还是“镇店之宝”，销售方面都有良好效果。后来，亚马逊更改了商业模式，施行付费制，“当时2万元一个套餐，包含N次秒杀”。
奇怪的是，付费参与活动后，销量反而下降了。
“我印象很深，当时还为这事单独开过会”，王女士说，团队研究发现，小品牌在付费后以次充好，导致数量激增，秒杀活动页面也增至数十个，“很多好的商品，被系统排到了很多页以后，曝光量自然就低了”。
她透露，自2018年4月起，亚马逊中国突然停止第三方商家入仓，且没有过多解释；同年8月，发布通知不再为第三方商家提供物流卖家服务。“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退出中国’的开端，是酝酿已久的”。
“一切都不是偶然，是必然”，在她看来，亚马逊之所以退败，原因集中为三点：
第一， 亚马逊的顾客相对高端，有一定比例是留学生，这些人习惯在亚马逊购物。但是，随着本土跨境电商的兴起，无论是天猫、京东，还是新涌现出的网易考拉、小红书，内容都愈发丰富、打法也多样化，相较而言，亚马逊失去优势，用户难以留存。
第二， 亚马逊有些“自暴自弃”。本土电商搞活动，都会去其他网站做引流，同时重金砸广告，加大活动声势。这方面亚马逊十分欠缺，活动如同“闭门造车”，声量不大。
第三， 自第三方商家不能入仓后，失去了送货速度的优势，又缺乏价格优势，买家和访客必然减少。
“你现在看App，首页的活动商品销量都很少，更别提普通产品了，哪里还有竞争力？”王女士抱怨地说道。
同时她也有些焦虑，毕竟团队在亚马逊运营多年，在入驻本土平台后，“如何面临多元化竞争”是当下的必修课。
从努力到麻木
在亚马逊中国内部人士看来，这些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些细节反映了企业的生存状态。
“以前我们开年会时，是在国贸大酒店，后来换成了大学体育场，最后所幸直接取消了。年会的奖品也是，以前最差也是一瓶红酒，后来换成了橄榄油，再后来就是充电宝充电线，最后连阳光普照都没了”，知乎上，一名已离职的亚马逊中国前员工Kim告诉新浪科技，2018年，亚马逊中国全面收缩，运营团队直接砍半，总体人员下降超过了五成，团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同时，仓库面积砍半，最终到只剩北京、昆山和广州三个城市。
Kim透露，亚马逊内部倡导简洁风，比如前几年的部门会议，很多人习惯不做PPT，用Word简单阐述。同样，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网站上，“你看页面就知道，和淘宝、京东那些琳琅满目的产品页面，差距有多大”。
一些亚马逊员工也为此努力过。
Kim坦言，对于相对朴素的UI（用户界面），内部员工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但每次总部的回复流程都很慢，一个细节要用邮件反复沟通，加上中美时差，效率极低， “总部的意思很明确，要各国家各地区的页面风格统一”， 换言之，不太支持本地化和个性化修改，久而久之，员工们也变得十分麻木。
离开亚马逊后，Kim曾在一家本土电商短期任职，“主管经常让我们加班加点改UI，迎合用户需求，这差别（和亚马逊）太大了”。
更有意思的是，网上还曾曝光过一道亚马逊的面试题目。问某品牌进入中国，如何说服它首选入驻亚马逊？很多网友的回应直截了当：不会选择。他们反问， 不为中国人习惯而改变，为何还要选择？
如今，亚马逊将迎来新一轮裁员潮。
昨天上午，中国区召集各部门员工开会，简短的会议中，公司对所有员工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正式宣布了公司将进行业务调整和裁员的消息。有高管透露，亚马逊中国区总裁张文翊也将离职。
亚马逊的回应也颇为简洁，称因业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会涉及部分岗位的变化，但相关具体细节无法披露。 数据来源：Analysys易观
谁是罪魁祸首？
报告显示，在中国市场上，如今亚马逊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辉煌时的20%，降到0.6%。
为何会“堕落”至此？京东CEO刘强东在节目中坦言，当年京东跟亚马逊竞争的过程中， 最核心的感觉就是亚马逊对其中国团队缺乏信任 ，“这就像士兵在前面打仗，打一枪就问子弹还够不够，再打一枪还给不给我子弹。这样根本没法打仗，中国区市场变化快，如果前线没有大规模授权的话，是会出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亚马逊中国的总经理都是外国人，而且是缺乏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从2005年起，王汉华开始负责亚马逊中国，随后又经历了两名外国高管，女将张文翊于2016年才上任。
长期由国外人掌舵，战略偏差在所难免。 回看电商发展的黄金十年，2012年可谓分水岭。
这一年的8·15，阿里、京东、苏宁、国美在价格战上激战正酣。刘强东在微博上突然宣布，“京东未来三年内大家电产品零利润”，并将微博作为通报降价的出口。苏宁不甘示弱，随即宣布参战。
然而，亚马逊给出的策略是：不参加价格战，因为价格战是忽悠，非持续经营之道。当时总部认为，低价促销不符合长期利益，不喜欢只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
于是乎，亚马逊中国在这场战役中，置身事外。待“硝烟”散去，京东开始逐步确立了家电电商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价格战还促成了电商节，无论是阿里的双11、京东6·18等，建立和推广的基础就是价格优势。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开始接受并熟知这些电商，最终奠定了阿里和京东的地位。
决策判断失误、两国文化差异，导致亚马逊在与本土电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
同样，这一劣势在跨境电商中再次延续。与阿里、京东主推“低价爆款”不同，亚马逊始终走“偏贵品质”路线，这也不符合早期市场现状，最终导致市场份额下滑。
这一切，时任卓越网副总裁的陈年看得很透彻。
他在创办凡客诚品后，简单点评了亚马逊的“弊端”。他说， “美国人基本上不听你的，想做一份符合你理解的中国市场规划，真的太难了”。
“断臂”后能走多远？
当然，中国区电商的退败并不意味着满盘皆输，它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
2018年，亚马逊全年营收2329亿美元，同比增长31%，全职员工的平均年薪甚至高达10万美元。其中，亚马逊AWS云服务收入为256.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成为运营收入最高的部门。
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易业务。“断臂”后的亚马逊能走多远？
首先是AWS。根据Syergy Research公布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数据，2018Q4的中国市场中，阿里云以40.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腾讯紧追其后份额达到16.5%，AWS排名第三，市场份额为9.7%。
虽然领跑全球云计算市场，但在国内，AWS仍与阿里云有着较大差距，后者的本地化服务与生态，已在国内建起壁垒，其他厂商短期内难以攻克。
其次是Kindle，其聚焦数字阅读，是亚马逊的另一张王牌。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成为Kindle设备销售的全球第一大市场，同时Kindle还和数百家国内出版机构合作，电子书选品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目前可提供70多万本Kindle电子书，并先后推出了KU包月服务和Prime阅读。
尽管在国内面对来自掌阅手机阅读等竞争，目前来看，Kindle仍是一家独大。
最后是跨境电商业务。亚马逊虽然具备天然优势，但依旧面临本土电商的挑战。根据易观监测数据，2018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交易规模达7.9万亿元。在国内第三方数据中，天猫国际和网易考拉，在跨境电商中的占据份额十分靠前。
近些年，本土电商开始逐步发力跨境业务，必将进一步“蚕食”亚马逊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机遇、压力和挑战，三者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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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电商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究竟毁于谁手？
@Kaoyan123写道：
如果不是“退出”传言四起，亚马逊电商都快被人们遗忘了——入华15年，从中国第二大电商，变成不足1%的小众生意，它的存在感实在太微弱！
与美国总部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亚马逊中国愈发缄默无闻。
有传言，由于效益太差，中国区年会被取消；在西雅图的年度汇报会，中国区的高管也总是最后发言，且时间最短。
昨日，久未发声的亚马逊中国确认，将于今年7月18日停止为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贸易业务。
面对模式多变、打法草莽的本土竞争对手，它的掉队似乎成为了必然，退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亚马逊中国电商，到底毁于谁手？
懊恼的经历
“在中国，亚马逊没戏！”
一次堪比惨痛的购物经历，让某媒体的研究总监Eastland很是懊恼。2018年7月，他在亚马逊订购了四件商品。
其中一件是某品牌冲牙器，属于“海外自营”的人气商品。但收货后才发现，使用的电压竟是110伏。询问亚马逊客服，对方让用户自行购买变压器，但无产品链接提供，“既然销往中国，为什么不使用220伏电压的产品？天猫上卖的这品牌，就是配的220伏市电”。
更悲催的是，当从本土电商购买变压器后，发现产品无法使用。想退货，客服让将图片发送到某指定邮箱，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
Eastland认为，中国用户已经被本土电商的高效“惯坏”，亚马逊竟然还用邮件，其售后服务，实在令人堪忧。
故事还没完。
另一件货物是高尔夫GPS腕表，属于“海外自营”的畅销商品，含税价比本土电商贵了300元。其最大卖点是，可以提供4万多个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地图及技术数据。
收货后搜索，发现北京的几家球场并无显示，其中还包含中国全运会赛场。“原来所谓全球4万家，恐怕四分之三在北美，‘美国畅销商品’不一定适合中国用户，亚马逊心中没数吗？”
选择退货，竟让用户自行快递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某处，而国内快递公司又因内置锂电池而无法空运……“既然电商业务已经进入中国，就不能在中国设个中转站，便于接受退货？”
还有一件商品，虽未送达，订单状态却显示“开始退货”。
这或许是一次极端的购物的经历，但不难看出问题所在：
第一，亚马逊中国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欠缺。售前无用户评价，售后服务形同虚设。
第二，亚马逊中国对国内消费者缺乏基本研究，更缺乏本土化的内容。
第三，产品依旧存在质量问题，且价格无明显优势。
“亚马逊，拿什么吸引中国消费者在此购物？”，他反问道。
实际上，吐槽亚马逊者绝非少数。据新浪黑猫投诉显示，在亚马逊中国电商平台上，单方面取消订单、出售二手或过期商品等问题时有发生，大量用户不满其服务态度和低效率反馈。
相较而言，中国本土电商的客服体系相对完善，至少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发送图片，更不会有“货品自行寄回美国”的奇葩案例出现。
更重要的是，技术与生态对于购物体验的优化和改善：本土电商中，无论是短视频内容的详细页，还是基于智能算法的AI客服都已十分普遍，加之新兴的直播生态等，进一步促进消费潜能。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算法推荐等已成为电商“标配”。
这一切，都将亚马逊中国甩在了后面。
自暴自弃？
买家吐槽不断，卖家亦不爽。
“现在即使参与活动，销量也一般。给我的感觉是，在这里饿不死，但绝对吃不饱”，美国某户外品牌在华电商主管王女士告诉新浪科技，2012年，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亚马逊是第一选择， “老板是美国人，不了解国内现状，点名在亚马逊开店，这种情况对于国外中小品牌来说，十分普遍”。
在2013年前后，该品牌持重金运营亚马逊中国店铺。
王女士回忆，起初亚马逊中国的活动多为免费，无论是“秒杀”还是“镇店之宝”，销售方面都有良好效果。后来，亚马逊更改了商业模式，施行付费制，“当时2万元一个套餐，包含N次秒杀”。
奇怪的是，付费参与活动后，销量反而下降了。
“我印象很深，当时还为这事单独开过会”，王女士说，团队研究发现，小品牌在付费后以次充好，导致数量激增，秒杀活动页面也增至数十个，“很多好的商品，被系统排到了很多页以后，曝光量自然就低了”。
她透露，自2018年4月起，亚马逊中国突然停止第三方商家入仓，且没有过多解释；同年8月，发布通知不再为第三方商家提供物流卖家服务。“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退出中国’的开端，是酝酿已久的”。
“一切都不是偶然，是必然”，在她看来，亚马逊之所以退败，原因集中为三点：
第一， 亚马逊的顾客相对高端，有一定比例是留学生，这些人习惯在亚马逊购物。但是，随着本土跨境电商的兴起，无论是天猫、京东，还是新涌现出的网易考拉、小红书，内容都愈发丰富、打法也多样化，相较而言，亚马逊失去优势，用户难以留存。
第二， 亚马逊有些“自暴自弃”。本土电商搞活动，都会去其他网站做引流，同时重金砸广告，加大活动声势。这方面亚马逊十分欠缺，活动如同“闭门造车”，声量不大。
第三， 自第三方商家不能入仓后，失去了送货速度的优势，又缺乏价格优势，买家和访客必然减少。
“你现在看App，首页的活动商品销量都很少，更别提普通产品了，哪里还有竞争力？”王女士抱怨地说道。
同时她也有些焦虑，毕竟团队在亚马逊运营多年，在入驻本土平台后，“如何面临多元化竞争”是当下的必修课。
从努力到麻木
在亚马逊中国内部人士看来，这些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些细节反映了企业的生存状态。
“以前我们开年会时，是在国贸大酒店，后来换成了大学体育场，最后所幸直接取消了。年会的奖品也是，以前最差也是一瓶红酒，后来换成了橄榄油，再后来就是充电宝充电线，最后连阳光普照都没了”，知乎上，一名已离职的亚马逊中国前员工Kim告诉新浪科技，2018年，亚马逊中国全面收缩，运营团队直接砍半，总体人员下降超过了五成，团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同时，仓库面积砍半，最终到只剩北京、昆山和广州三个城市。
Kim透露，亚马逊内部倡导简洁风，比如前几年的部门会议，很多人习惯不做PPT，用Word简单阐述。同样，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网站上，“你看页面就知道，和淘宝、京东那些琳琅满目的产品页面，差距有多大”。
一些亚马逊员工也为此努力过。
Kim坦言，对于相对朴素的UI（用户界面），内部员工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但每次总部的回复流程都很慢，一个细节要用邮件反复沟通，加上中美时差，效率极低， “总部的意思很明确，要各国家各地区的页面风格统一”， 换言之，不太支持本地化和个性化修改，久而久之，员工们也变得十分麻木。
离开亚马逊后，Kim曾在一家本土电商短期任职，“主管经常让我们加班加点改UI，迎合用户需求，这差别（和亚马逊）太大了”。
更有意思的是，网上还曾曝光过一道亚马逊的面试题目。问某品牌进入中国，如何说服它首选入驻亚马逊？很多网友的回应直截了当：不会选择。他们反问， 不为中国人习惯而改变，为何还要选择？
如今，亚马逊将迎来新一轮裁员潮。
昨天上午，中国区召集各部门员工开会，简短的会议中，公司对所有员工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正式宣布了公司将进行业务调整和裁员的消息。有高管透露，亚马逊中国区总裁张文翊也将离职。
亚马逊的回应也颇为简洁，称因业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会涉及部分岗位的变化，但相关具体细节无法披露。 数据来源：Analysys易观
谁是罪魁祸首？
报告显示，在中国市场上，如今亚马逊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辉煌时的20%，降到0.6%。
为何会“堕落”至此？京东CEO刘强东在节目中坦言，当年京东跟亚马逊竞争的过程中， 最核心的感觉就是亚马逊对其中国团队缺乏信任 ，“这就像士兵在前面打仗，打一枪就问子弹还够不够，再打一枪还给不给我子弹。这样根本没法打仗，中国区市场变化快，如果前线没有大规模授权的话，是会出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亚马逊中国的总经理都是外国人，而且是缺乏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从2005年起，王汉华开始负责亚马逊中国，随后又经历了两名外国高管，女将张文翊于2016年才上任。
长期由国外人掌舵，战略偏差在所难免。 回看电商发展的黄金十年，2012年可谓分水岭。
这一年的8·15，阿里、京东、��宁、国美在价格战上激战正酣。刘强东在微博上突然宣布，“京东未来三年内大家电产品零利润”，并将微博作为通报降价的出口。苏宁不甘示弱，随即宣布参战。
然而，亚马逊给出的策略是：不参加价格战，因为价格战是忽悠，非持续经营之道。当时总部认为，低价促销不符合长期利益，不喜欢只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
于是乎，亚马逊中国在这场战役中，置身事外。待“硝烟”散去，京东开始逐步确立了家电电商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价格战还促成了电商节，无论是阿里的双11、京东6·18等，建立和推广的基础就是价格优势。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开始接受并熟知这些电商，最终奠定了阿里和京东的地位。
决策判断失误、两国文化差异，导致亚马逊在与本土电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
同样，这一劣势在跨境电商中再次延续。与阿里、京东主推“低价爆款”不同，亚马逊始终走“偏贵品质”路线，这也不符合早期市场现状，最终导致市场份额下滑。
这一切，时任卓越网副总裁的陈年看得很透彻。
他在创办凡客诚品后，简单点评了亚马逊的“弊端”。他说， “美国人基本上不听你的，想做一份符合你理解的中国市场规划，真的太难了”。
“断臂”后能走多远？
当然，中国区电商的退败并不意味着满盘皆输，它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电商企业。
2018年，亚马逊全年营收2329亿美元，同比增长31%，全职员工的平均年薪甚至高达10万美元。其中，亚马逊AWS云服务收入为256.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成为运营收入最高的部门。
未来将保留云计算、Kindle与跨境易业务。“断臂”后的亚马逊能走多远？
首先是AWS。根据Syergy Research公布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数据，2018Q4的中国市场中，阿里云以40.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腾讯紧追其后份额达到16.5%，AWS排名第三，市场份额为9.7%。
虽然领跑全球云计算市场，但在国内，AWS仍与阿里云有着较大差距，后者的本地化服务与生态，已在国内建起壁垒，其他厂商短期内难以攻克。
其次是Kindle，其聚焦数字阅读，是亚马逊的另一张王牌。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成为Kindle设备销售的全球第一大市场，同时Kindle还和数百家国内出版机构合作，电子书选品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目前可提供70多万本Kindle电子书，并先后推出了KU包月服务和Prime阅读。
尽管在国内面对来自掌阅手机阅读等竞争，目前来看，Kindle仍是一家独大。
最后是跨境电商业务。亚马逊虽然具备天然优势，但依旧面临本土电商的挑战。根据易观监测数据，2018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交易规模达7.9万亿元。在国内第三方数据中，天猫国际和网易考拉，在跨境电商中的占据份额十分靠前。
近些年，本土电商开始逐步发力跨境业务，必将进一步“蚕食”亚马逊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机遇、压力和挑战，三者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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