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略历

[fateandloveentwined]

zhou zishu

太喜欢周子舒了。喜欢剧絮的温柔，书絮的刚强。他心怀大义，���江湖的逍遥是他的归宿。十多年的官场打滚已然让他失去人生的方向，只能余生求个无愧于心，也是让人遗憾。��长苏出生贵胄而少年万千宠爱于一生，终生贯彻儒家之道，君臣之义，未免活得拘谨。魏无羡侠义且有狂妄之气，可这稍微的放肆并非我最喜爱的，且他略为典型，通透侠义那种模样。周子舒出身簪缨而成长于江湖，合二者之优胜于一身，因众生江山而受约束，又嚮往着温客行给予他的一丝洒脱。当真，挺美的。

看了这么多本书，或多或少也会有些感想。不知是何种经历造就了周子舒的温柔，其中有zzh对角色的理解，有编剧对角色无限隐忍的不理解，也有少量源自于周子舒本身吧。历尽千帆后的梅长苏如岁寒之松梅傲然自立皑皑白雪之中，魏无羡清醒着过活，不以他人毁誉而改之，可他俩或许不是骨子里温柔的人吧。通透而有慈悯，谦谦君子的温润如玉莫属谢怜，千锤百炼罢的柔情侠骨非子舒莫属。这不容易练就，或许梦溪石有意叫沈峤为之，可书中我尽见晏无师的“傲”，而非沈峤的“柔”啊。是周子舒那种将黑暗尽揽身后，以余烬燃亮他人坦途般的飞蛾扑火。

真真好喜欢他啊。

n.b. apologies for it being chinese i'm just upset that lofter has apparently restricted posting without phone number verification so I've got nowhere to post now. i just need somewhere XD.

hmm might also be interesting figuring ou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ads chinese on the blog

[togekiss4ss]

(中译) SNOOZER 1998 4 Bernard Butler

translated in Chinese by ME(´-ω-`)

by Soichiro Tanaka photograph by Midori Tsukagoshi

毫无疑问，1998年的第一张可被称之为“杰作”的作品已经问世。专辑《People Move On》——Bernard Butler罕见的才能终于绽放出了一朵奇葩，毫不粗犷，毫不激烈。当然，专辑中也有一些情绪高昂的快节奏歌曲，但总体上，这是一部洋溢着温软、柔和与悠闲时光的，极深情的作品集。

精心制作的四人乐队演奏，搭配上效果极好的华美弦乐——然而在这华丽的制作中，却蕴藏着一种亲切感，仿佛能听到Bernard自己细声的呼吸，如同走进阳光洒满的厨房，享用一杯新冲泡的热可可一般温暖。在这种距离感下，你仿佛被邀入一间有壁炉的温暖客厅，耳边只有薪柴开裂的声音，倾听他与家人的种种回忆。同时，歌词用平实的笔触，写出了围绕着Bernard本人与他身边的众人——妻子、亡故的父亲、兄长们和诸多朋友们的，大大小小的插曲。这就是Bernard邀请我们参观的，他自己的世界。

“我要告诉你为何我如此闷闷不乐吗？/我度过的日子里充满了相同的疑惑/好吧，我将梦想告诉过你，但是你漠不关心” “好吧，我觉得你能明白的/我的朋友们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因为我对其他人一无所知”“但这些日子里我并不孤单”——在专辑先发的第二首单曲“Not Alone”中，Bernard坦然地唱道。然而，被唱响的却是梦想、失落、孤独、离别、误解、逞强、喜悦——所有这些平凡的事物。这不正是我们这些终日被日常生活和自身情感摆布的“小人物”的主题曲吗？

Bernard Butler从自己半径2米内的寻常小事中创造出了“普遍性”——但是，这些随处可见的、寻常的失落和欢喜，对他本人来说，又是多么深刻的故事？当它们被精心地、激情四射地奏响时，又将会是多么崇高的叙事诗？——专辑《People Move On》给出了证明。Bernard在邀请我们谈论我们自己。是的，《People Move On》就是在歌颂着这些寻常又渺小的喜怒哀乐。

这张专辑将我对父亲的缅怀公之于众，让我有点悲伤。但是，这么做也是我自己存在的证明。我不会浪费我人生的一分一秒。对父亲的缅怀支持着我这样的想法。 被平凡地生活着的普通人所爱的“瘦小孩”创作的，亲密无间的“最幸福的灵魂之声”—— 远离了大男子主义，远离了没有同性恋经历的双性恋，这就是奇迹的首秀个人专辑《People Move On》如此柔和的秘密

·您做了一张美妙又深情的专辑。 ·非常感谢。

·听了这张专辑，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您在Suede时代看起来那么不自在了。是因为—— ·呼（他边说着边扶着桌子。不顾被汤浸入的头发，他忽地一下起身，激烈地摇着头）

·您不愿再聊Suede了吗？ ·不，我可没那么说。我不介意的。我不介意……但是关于Suede的事情已经谈过太多了。我们不说说专辑吗？

·嗯，当然。我们今天是来谈论你的个人作品的，不是Suede。 ·那就好。嗯，我已经不再想聊Suede了。我真的为我在Suede的生涯感到骄傲，但是呢……那不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吗？但欧洲的媒体……尤其是英国媒体，他们老是揪着那些以前的事情不放。还不仅仅是以前的那些事。他们还说Suede卖了几百万张唱片这种话！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我想问的其实是—— ·（打断）就是说，这张专辑不是什么对Suede的唱片的反击或是其他什么东西……。这张专辑显然和我至今为止做过的东西都不同。它称得上是我的人生中崭新时代的里程碑。歌词的立意也不尽相同，有的非常贴近个人，有的是要断舍离，有的是基于一些非常普遍的东西。是的，这些全部都是“我”。这是一张非常“我”的唱片，里面从大量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我”。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东西。嗯……但是，其实我也好像明白你为什么说与这张专辑中的我相比，麂皮时代的我看起来不太自在。可能确实是那样吧（笑）。

·嗯，是啊。换言之，我说“明白了为什么你好像不自在”，是因为听着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哇，这就是Bernard一直想要做的音乐呢”。 ·啊，正是如此，说得实在太对了。但是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说的人哦。

·什么？真的吗？ ·哎，你知道什么是“压箱底”吗？它是一个女孩子准备结婚时用来放嫁妆的抽屉柜。爸爸妈妈也会在里面存放想让女儿出嫁的时候带走的东西。这张唱片就是这样的感觉（笑）。里面满是我一直以来小心翼翼存放着的东西。抽屉之前怎么都拉不开，但现在机会绝佳，它们终于能重见天日了（笑）。

·（笑）是这样啊。所以说，我听这张专辑的第一感觉，就像我开头说的一样，这是一张深情的作品。并且还有一点，这部作品就像70年代的作曲家所做的那样，传递着浓厚的“个人气息”。 ·欸，我明白。不错呢。

·但是，要毫不掩饰地歌唱自己的脆弱和恐惧，在一开始是不是有些让人无措呢？ ·不，我不会遮掩什么，我���有什么要隐藏的东西呀。我觉得人不如为了不去遮掩自己而努力。你看，去年出的一堆专辑不都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侵略性的吉他音乐吗？“我很伟大！我跟你们可不一样！”那样，有点自视甚高、瞧不起别人了。我可不会那样想自己。相比之下，我想表现更加细腻的东西。像是人际关系、离别、失去某人、亲情等等。我不喜欢把这些东西全都闷在自己心里。我不想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如果它们积攒起来，我就必须要发泄出来，拥抱这一切积极或是消极的东西。必须要鼓起勇气，弄清楚“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就会意识到，“也许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事情不好的一面，一定有能看到好的一面的思考方式，我却不愿意看到……”不知道能不能改变，所以必须要承担风险。这就是我在这张唱片中表现的情感，或者说感受。总之，这是一张非常私人的唱片。所以我不想说哪首歌是为具体的什么人所作，我只能这么说：“这张专辑和我的人生息息相关。或许，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些关联吧。“

·原来如此。实际上，至今为止您对自己的描述是“一个只会弹吉他的瘦子”。但是有了这部作品，您就不会为这种自嘲的话尴尬，可以自豪地说出“我能感动其他人了！”，对吗？ ·是啊，我对这张唱片很期待。然而，特别是最近十年，男性暴露出自己的恐惧和脆弱之处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吧？其实，我觉得男性通常不会在唱片中表现这样的情绪。是个男人就得一直一直大呼小叫，意思就是，时时刻刻都得保持强大、粗犷，像个男人样。但是，我自始至终都对那种口口声声说“我很牛！我伟大！我写的每首歌都很棒！我就是本世代最伟大的作曲家！”的人不感冒（笑）。我就径直沿着自己的道路，只向前看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坚强的生活方式。其实，我并不觉得暴露恐惧和脆弱有什么消极和悲观的地方，这其实是更加积极向上的状态。因为，你不是在积极地面对着你自己吗？这只是探索未来的第一步。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没有要强迫别人的意思。不过，我的唱片也可能会对他人的思维产生影响吧，我还是相信有这个可能的……。所以说，做出这张专辑的人，不是���男子主义的咄咄逼人之人，而是一名坚强又柔软的人。这是一张关于径直向前，勇往直前的专辑。

·既然说到了您并非大男子主义，在人声这方面，Neil Young的“低语式演唱”是否给了您歌唱的勇气呢？ ·唔～不能说是在“低语”吧。但是，像Neil Young这种，不是主唱却将人声作为表达的一部分而演唱的伟大人物们，确实不会讲究技巧。要是不会使用颤音的话，甚至连音阶都掌握不了。但是，他们的歌曲之所以那么好，是因为为它们都诞生于这里（敲了敲胸口）。要是再加上美妙的音符，就是说有一段好的旋律的话，就足够了。但要说我被鼓舞的部分是什么，应该还是他的态度吧。

·刚刚谈到了70年代作曲家式的个人气息。另一方面，对您来说，许多英国作曲家在写歌词时设定角色或故事，是否让您觉得很可疑？ ·在立人设这一点上，我觉得大英帝国才是最恶劣的存在。这个国家已经浪费了几千年的时间了，国民一直就那么歌舞着“大英帝国万岁！”，即使在现在的时代，这种思想还是一直滞留在国民的脑海中。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国，一有什么乐队去美国演出，一下子就觉得像征服了大陆一样，觉得“我们太厉害了！”。当然了，这只是英国人普遍的思维，我可不会这么想。我是反对这种思维的。我的父母都是爱尔兰人，所以这种大英帝国式思想与我格格不入。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侵略性思维的根基。我不想让听我的唱片的人追随什么人设，也不想给他们灌输任何东西。我更想要和聆听这张专辑的人手牵着手，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的氛围。我应该要变成一团火去温暖别人（笑）。确实吧，那种英式的歌曲创作是一种犬儒主义。而且，人们可能从中找���了一种幻想吧。因为大家都蛮无聊的。很多人都是从平平无奇的生活、平平无奇的背景来到伦敦的，尤其是从伦敦郊外。在萨里郡、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等地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将伦敦视为大城市的幻影，觉得“去了伦敦，就有令人激动的事情等着我们”。但我这种在伦敦市内长大的人，不会抱有这种幻觉。但是从郊区来到伦敦的人却这么幻想着。我对挖掘伦敦奇妙的地下世界很着迷。我宁愿在我的专辑中原封不动地展现那种寡淡无味，也不想描绘拙劣的幻想。其实这种事也不仅限于伦敦啦，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有这种通病一样的东西（笑）。

·原来是这样。 ·万恶之源就是那个英伦摇滚。虽然是有一些好唱片，但比起那些不起眼���好听的唱片，只有那些无聊又华丽的唱片才好卖，也只有那些家伙才能赚大钱。像Verve、Radiohead这样的好乐队只能坐冷板凳，我也是一样。但最近市场和质量终于开始趋于一致了。不过那一阵子我总是很失望。就好像伦敦的形象=联合杰克和红色双层巴士（笑），那种刻板印象被一直延续进伦敦的音乐界了。

·那么，刚刚说到的像Radiohead的Thom Yorke这样的人，像是在审视只有自己意识到的、内心和世界的问题，为了克服它们而创作着。 ·我真的特喜欢他。他很值得尊敬。每次听Radiohead的时候我都要看歌词。他们是我为数不多会去看歌词卡的乐队之一（笑）。但是像他们那样歌词低沉、曲子又极其优秀的乐队，我觉得真的很少。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曲子非常动听，又和歌词相得益彰，使歌词本身听起来就如同诗歌一般。毫无疑问，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乐队之一。他们很有意思，曲子很精彩，声音也动听，而且歌词也真的不错。忘记自己的过去，从最开始就没摆出一副大乐队的样子这一点也很好。他们最开始发行专辑的时候，国内根本没人对他们感兴趣。甚至他们发行《The Bends》的时候都是那样。但过了半年，人们终于意识到那是一张好专辑，甚至开始说它很时髦。最开始无人问津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了10年来最伟大的唱片。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伦敦音乐界就是垃圾。

·话说回来，想问问您有关于创作的情况。本次收录的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否也是一个直面自己内心的弱点和黑暗面并克服它们的过程呢？ ·嗯，是这样吧。“面对”这一点确实如此，但和“克服”还是有点不一样。与其说是“克服”，不如说“我是在以积极的方式表达自我”更恰当一些。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拿着纸和铅笔，好好坐下来写歌的人。我只是转动着录音机，把我想到的词句随便放进去，把各种散乱着的想法先这么记录下来。我的脑海里总是一片混沌，各种想法和情绪都乱成一团。这些都应该无法用简洁的语言解释出来。然而，一旦唱片做成，它们的意义就会被简洁而精准地概括了。我自己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笑）。然后，再仔细听一遍唱片，就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想什么。写歌真的是那种顺其自然的事情，做不了提前计划。我还觉得要是真能提前做好计划就好了（笑），但是做不到啊。

·那么，请说说在这次的创作过程中，面对真实的自我时最令人痛苦的具体部分。 ·这个啊……应该是我写有关于我父亲的歌词的时候。整张专辑都有很多关于我的家人的描写，有时会令人心碎。这些标题和词句所引用的，都是我与妻子的对话，或是多年前我与家人的对话。其中也有一些是电视上看来的对话啦（笑）。我不想起政治的标题，所以我基本上喜欢引用这些具体的对话。因为我不怎么看书，比起知识，我更关心自己的想象、头脑中的想法和感知。总之，写和家事有关的歌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正是我最容易动情之处，也赋予流行唱片更深沉的情感。父亲、祖父和祖先的记忆就是留给我的遗产，所以我也想留下这样的遗产。这就像一种命运呢，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它也很让我兴奋。

·其实，听着这部作品，让我想起了您曾经说过的关于您父亲的一段美言。“我认识一个非常普通、非常了不起的人。或许他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他对我非常重要。他过着非常平凡、幸福的生活，然后死去。” ·啊，是吗……嗯……他呀，确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过着极其平凡的人生。他的一生当中并没做过任何特别的事情——在一个无聊的地方朝九晚九地上着班，每天晚上看着电视，赚着钱，然后体面地死去。虽然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但他就在月光下……在临死之前，还算快乐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发行这张专辑，将我对父亲的缅怀公之于众，这让我有点难过。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公开对父亲的缅怀，也是我自己存在的证明，是我存在于这里的事实和理由。我不会浪费自己人生的一分一秒，对父亲的缅怀支撑着我的这种想法。父亲是一个非常博学、机灵而风趣幽默的人。但没有人大声告诉他，他有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像你我一样的好工作。这可能也是一代人的问题吧，仅此而已。

·嗯。不过有了这张专辑，您就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继承了他的遗志的、了不起的孩子。 ·（笑）是啊。真希望父亲能这么想。

·我觉得先行单曲“Stay”中有些地方像是献给您父亲的。 不……。倒也不是。但可能潜意识里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这首歌是有关于“改变”的。我一看到有人对别人说“你该做出改变了”“你必须要前进”就会焦躁。因为我觉得被这样说的人，他们自己就十分明白自己必须要改变，也真的很想前进。与此同时，他们也清楚这有多难。但到了最后，人们也总是想“我终究要做出改变”。这是一种非常绝望的景象。改变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恐惧和失望，要到达不同的境界，就会一直被挫败折磨。情绪的不稳定是非常伤人的。其实，这首歌的词是我进录音室之前，认识的一名女生对我说的话。她明知道我必须要前进，但还是一直那么对我说话……���且，我自己虽然也明白必须要前进，但却不想向前看。这些和“Stay”之前的歌……是什么来着，专辑的第九首歌。

·嗯～是“You‘ve Got What It Takes”。 ·那首歌也是关于这些的。

·原来是这样。所以，专辑名“People Move On”是反映了您对生活的改变的认识吗？ ·这个标题原本也是出自于日常对话。但有些不一样的是，这是我与自己的对话。它是从“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中诞生的。这是在我的脑海中翻腾的一个关于生活本身的问题。这句话第一次在我脑海中闪现时，我正在西区（伦敦市中心）卖报纸。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人潮只是流动着，流动着，渐行渐远。那是一个周六的夜晚，人们涌动着去夜总会找乐子。我就只是盯着他们观察，随心所欲地审视着他们。去俱乐部的时候人们都盛装打扮，全是一副很潇洒的样子，对吧？但他们回家的时候口红掉了，头发乱七八糟，衣服都不成样子了（笑）。你甚至可以审视这些人流的言行举止，并将其作为自己经历的一部分，不管是对路人还是你在乎的人，都一样。对过去与我合作过的音乐家、共事过的人，以及和我有过关系的人都是如此。也许在我内心深处觉得，他人都只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当然，他们当中有的人拯救了我，有的人启发了我的想象，有的人则再也不会见到了。我觉得“People Move On”这句话能让人联想到，人们在你周身流动着，来来往往，好似旅行。这张唱片也像是一场这样的旅程。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经历，从这张唱片中穿过。

·原来如此。我认为整张专辑都弥漫着“宽恕”的气息。通过制作这张专辑，您也从憎恨和愤怒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感到神清气爽了吗？ ·不。怎么说呢……与其说一开始就在“宽恕”，不如说是先有了“评价/判断”，才给了你这样的感觉吧。当然也是有负面的评价的。我可以积累这些人际关系，当成自己的经验总结，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标题“People Move On”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求你了！赶紧动起来吧！”（笑）。“动起来吧！脑洞全开！把音乐知识利用起来！动起来吧，前进吧！”这样。意思就是，我们来做一张唱片吧（笑）。我觉得Spiritualized和Radiohead等乐队真的很擅长做这方面的事。人们既要对国家的音乐遗产给予应有的尊重，又对做相同的音乐感到压力。这感觉可不太舒服。“啊，这个好！我要了”，他们能够像这样熟练地结合过去的音乐风格，写出最新型的原创作品呢！真的特别有创意。我认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艺术创作。我们被那么多人影响着，现在又在影响着我们的听众和观众，这是绵延不断的。

·嗯嗯。那么，还剩下一点点。“You Light The Fire”中平稳的情绪，是否反映了您家庭本身的气氛呢？ ·不，确切地说，这是一首关于我自己现在的状态的歌曲。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间，我与哥哥们完全没有联系。但就在录制专辑最后一首歌的人声音轨的时候，他们来录音室看我了。虽然看起来好像老了很多，但是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就是说，我的录音刚告一段落的时候，哥哥们就来鼓励我了。那个时候我感觉特别温暖。从那以后，我有了孩子，我的哥哥们也有了孩子，母亲又来看望孩子的孩子，美好的时光就这么延续着。我歌唱的是非常温暖、美好而积极的时光。

·嗯嗯。那么我还有一点在意的地方。就只是这张专辑而言，您是不是有点太爱吃醋了？我是说…… ·吃醋？不，我不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啊。我没太明白这个问题。

·OK。在这几年的活动当中，我以为最焦虑的会是您的妻子—— ·呃，什么意思？是她不喜欢我的音乐事业？还是气我根本不去上班？

·不不不！在过去的几年里，您的音乐生涯不是很坎坷曲折吗？ ·啊，我懂了。是这个意思啊。嗯，我老婆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呢。哈哈哈……总之，不仅是音乐，我觉得她还担心着很多事。我并不能总是把话说到点子上，但她不知怎么就能懂我意思，并帮我努力解决问题。

·那么，“You Just Know”是一首源于您和她的关系的歌曲吗？ ·是的，因为我想要了解她的一切，就像小孩子一样（笑）。不如说是我想要知道她是否懂我。你看，小孩子们不都爱刨根问底吗？“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谁都会一直问“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圣诞老人会来？”折磨爸爸妈妈。他们当然回答不上来了（笑）

·但这也和您爱吃醋有关系吧？ ·噢噢，我懂了。这是个不错的观点呢（笑）这样啊，可能真的是吧，哈哈哈……

[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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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rikacousland]

CC字幕｜以伊開戰川普當實境秀放話？ 德國總理感謝以色列為西方做「骯髒事」！【Yahoo TV#風向龍鳳�� 】 - YouTube

來賓：前立法委員 #郭正亮 、台大政治系教授#楊永明 議題： 01:40｜以伊開戰川普當實境秀放話？ 德國總理感謝以色列為西方做「骯髒事」！ 35:58｜日美倡建「單一戰區」圍堵中國成形？ 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 53:44｜金正恩拒收川普親筆信 北韓力挺普丁再派六千人��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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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我是马来西亚华裔。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曾在马来半岛和马共枪战，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没好印象。1998年我来到中国做移动网络，在这26年期间，见证了中国奇迹般的发展，不管是经济、基建、治安、环境、科技，我亲眼目睹共产党给人民做的一切。除了发展，像蚂蚁金服这样想收割未来钱的资本，人民还没发现，政府就控制下来了。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政府大力补贴电车厂，现在中国是拥有最多电车的国家。过去30年，全球种植的树，25%在中国。现在的中国安全、现代化、方便、有序、自由、平等。 许多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你民我主」，在中国，我看到了「以人民为主」。民选制度的实效有个先决条件：无金钱政治。政客代表人民的利益才叫民主，而事实上大部分候选人是由资本利益集团内定的，投票实际上是选主人。美国有个调查很有趣：在美落地的法案，与资本集团的诉求关系大，与民众诉求关系几乎为零。美国说是Democracy，实际上是Plutocracy。另外，笨人永远比聪明人多，不要觉得自己一票很“神圣”，因为笨蛋的票数更多。心态决定一切，在中国政府像父亲，而许多民主政府像承包商。父亲不会讨好你，不跟你废话，但会带你上正轨。民主选举，想发财的承包商出来花言巧语，当选了把上一届的项目取消，做新项目抽油水。民主政府成立第一天，国民就是分裂的。印度莫迪还不惜破坏国家团结，玩种族课题博取支持率。民主极其消极，你的成就是我的不利，最好你一事无成，下一届我就有机会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其它国家像中国和新加坡那样，人民那么信任政府。中国人不在乎意识形态，只看结果，支持共产党是因为这三十年共产党实实在在做了很多事情。反观我们，吃饭聊天就是骂政府，骂了也没用，一旦当选即使第二天支持率掉到零，它依然合法。民主每五年营业一天，过后人民只能当观众。 民主政府，很少会为人民做长远打算。任期五年，他们不会做六年才见到成果的计划，因为五年内选民看不到结果就跟他们说拜拜了。结构性的问题，不大刀阔斧的去做是���变不了的，所以竞选承诺的事就不了了之，做点门面功夫忽悠人民。人民像温水煮青蛙，难受了跳另一党，继续被煮。在中国，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当政者让人受苦，失去人民的信任，无一例外都被连根拔起。 民主竞选的时候，只凭印象投票，谁投入宣传多，机会就越大。特朗普，连一个村都没有管理过，就当总统了。中国像一家正常的公司，选贤任能由HR来决定。民主选举就像一家没有HR的怪公司，让全体员工，包括扫地阿姨来投票选CEO，极不合理。 有人说在美国可以骂总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低层次的人为「物理需求」而努力，最高层次的人为「自我实现」而努力。总统又不是为三餐的人，值得你骂的人根本不配当总统。儒家思想中，国家领导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人，就像家庭里的长辈。 美式体制下，人是个体，崇尚个人自由。在中国，人是群体，求和谐共赢。限制了某些个人自由，换来的是群体的自由：凌晨三点可以安全的逛公园，民众没有枪械、毒品、暴乱困扰。在中国，该有的个人自由都有。实际上，现在中国最大的不自由，来自爱指手画脚的西方。目前中国确实是言论自由有限，但要是不控制早就被美国颜色革命了。西方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美国反战学生要被锁起、阿桑奇要被关起？如果西方比中国更有新闻自由，为什么北溪被炸，德国人还不知真相？ 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在集权的环境下达到鼎盛的，比如汉、唐。因为集权才会和平，和平才能发展。每当出现多于一股势力，就会出现斗争，没例外。比如：三国、国民党v共产党、战国时代、楚v汉。所以多党民主不适合中国，没办法。美国搞政变就是用钱扶持一党上台，之后整个国家就听命于它了。 有人认为一党制就是独裁。集权和独裁是两码事。我的民主国家马来西亚，曾经有个在位22年的贪污独裁者马哈迪。印尼也是民主，苏哈多独裁、贪污了30年。他们每届大选都赢，因为买选票，控制媒体。新加坡一党独大，但是有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众所周知，李光耀不相信民主。民主是统治阶级转移社会矛盾的伎俩，政府无为就怪选民，让两边相互耗着。不是说独裁好，但一党制不一定独裁，多党制不一定不独裁。西方人说一党制没有合法性，共产党93%支持率，G7国家一般只有40%～60%，共产党没合法性？中国政府就是像消防队这样的功能组织，有火患就把它灭了，不能有任何借口，水压不够就换水泵，梯子不够高就换梯子，不需要每四年把人换掉。 意识形态就是思想封锁，邓小平认识了这一点，放弃意识形态，务实起来，中国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长期计划，是参考各个研究院的数据，以科学的方式拟定，公开透明，接下来分五年去完成任务，如果换了领导班子，计划延续下去。这是独裁吗？以实情、结果为导向、科学的来拟定政策，就是反独裁的最好方式。 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贤能治国meritocracy+儒家价值观」。经济体制是：「混合式市场经济(国有资本+私人资本)」。资本只逐利，不管社会福利，但是资本厉害的是经济动力和创造力。美国的体制，资本至上，所以富豪很多，在街头露宿的人也不少。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用市场经济，既照顾了穷人，也让资本带动经济。中国有类似古代科举制度，提拔贤能。总体来说，整个体系遵循了儒家文化：爱护子民、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角色等等。中国的体系有传统的一面，也有适应需求的一面。中国政府也犯错，但鲜少重复犯错。在中国，人民不能换政府，但体制一直在自我修正；在美国，人民可以换政府，但体制一成不变。 中国的制度是否世界最好的呢？只能说它最适合中国。它和新加坡制度相似，也许这套适合中华民族。北欧的体系叫social democracy，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上实施民主，相当成功，因为适合那的工会型社会。其它如美、英、法、印的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很明显不行了：无整体规划、施政难、内斗、示威罢工。世上没有完美的体系，人们最大的错误是，当国家不前进的时候，还坚守意识形态，不愿改变。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在世界意识形态那么大的压力下，依然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忍辱负重，不求别人理解，努力搞经济。香港暴乱之后，越来越多人发现当年天安门事件如出一辙，就是颜色革命，真为共产党感到不公。美国经常推翻别国的民选政权，不就是反民主吗？证明美国自己都不相信民主。 美国传奇谋略家Brzezinski说：“美国绝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挑战者”，因为美国只占全球4%人口，地球另一边的欧亚占了70%，欧亚崛起威胁美元霸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被美国逼迫���广场协议，进入失落的三十年。北溪被美炸掉以消灭德国科技+俄罗斯能源的威胁。中国快速崛起也被美国围堵了。美国所谓的Rules BasedOrder就是个金字塔，美国在顶尖，盟友其次，南方世界只做衣服、种香蕉、装手机。所以中国高科技被打压。过去两千年，中国多次是世界最强国，近两百年因为鸦片、贪污和自我封锁，中国错过了工业大革命导致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均IQ是105，不比西方人的95低，有体制优势，又勤奋，很快就追上美国。西方在400年前的殖民时代，掠夺全世界资源来开启工业革命，50年代进入新殖民neo-colonialism时期，比如法国通过CFA法郎的铸币权把非洲14国的收入转移到法国国库，美国更是用美元、IMF和世界银行薅全球羊毛。近年，随着一带一路和金砖的发展，有多个非洲和南美国家已经不听西方的话，逐渐摆脱新殖民统治，所以中国的崛起不只是中国的事，也是南方世界的事。曾经让中国经历百年之耻的英美日澳等国家，160年之后的今天，品德一点没改进，又来围剿中国了。千百年来，盎撒人最擅长一招：分而治之，让敌人自己打自己。无外就是打台湾牌、菲律宾牌。反中的人就是助纣为虐。 人类历史上，历代强国的崛起，不管是古希腊、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还是美帝，都是伴随着战争、杀戮、殖民、掠夺、奴役。1984年，中国人均GDP比印度还要低一点，现在是印度的六倍，中国崛起的速度比任何帝国都快，但中国四十年来未向别国放一颗炸弹。作为华夏子孙我们不应该觉得自豪吗？所谓霸者以武降人，王者以德服人，谁才是真正的文明？西方踩在别人头上把自己打造成花园，然后吹嘘西方文明，让世人崇拜，进而巩固他们的统治。实际上西方爱双标就是因为有阶级观念。现在西方人占全球人口只有14%，却占了全球56%的财富。所以，当西方人不喜欢我们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做对了。华夏子孙们，加油吧！

[dabiang]

《资治通鉴》中的统御四术和权力游戏

《资治通鉴》是一部古代权力游戏的巨著，由司马光于公元1085年书写完成。一经面世，便让帝王们爱不释手，宋神宗评价它“有资于治道”，也就是对于他的统治很有帮助。

九百年后，柏杨先生耗时十年把他翻译成了白话文，并批注了自己的观点，让这部帝王将相的家学，终于可以让现代的普通人一窥其中的隐秘。

《资治通鉴》专攻帝王统治，因此被批评为“训马术”，梁启超称之为“帝王教科书”。

但是，我们也不能苛责司马光，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资治通鉴》虽然讲了1300多年的历史，洋洋洒洒很多案例，但归纳下来，核心命题其实只有四个：一是如何用谎言编织天命，二是如何用暴力维持秩序，三是如何用仇恨转移矛盾，四是如何用希望凝聚人心，合称帝王统御四术。

第一、谎言。《资治通鉴》的开篇，讲了日食三足乌的异象。这种将自然现象和天命相勾连的统治叙事，便是权力合法性的原始来源。

《资治通鉴》中那些被谎言编织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为帝王统治背书。比如刘邦的赤帝斩白蛇，便开创了君权神授的叙事传统。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将皇权的合法性提升到了宇宙元规则的高度，并通过科举制度和礼教等级，塑造成了古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人默认皇帝就是天子，是天命所归。

统治谎言的高级形态是编织天命，一般形态是愚民。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应该归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较典型的操作就是修书焚书，比如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废黜百家，以至于诸子百家大部分都只剩下了只言片语。

第二、暴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兵器熔铸成了十二个金人，这个举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它揭示了暴力在统治秩序中的双重属性，既是破坏旧秩序的工具，也是维持新秩序的基石。

暴力往往披着法律的外衣，先秦商鞅的连坐之罪，汉代张汤的腹诽之法，唐代来俊臣的《罗织经》等等，都有法律作为支撑，并以此将暴力威慑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样的暴力逻辑，实质是权力仪式的展演。恰好印证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洞见：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

暴力的运用在明代达到了巅峰，帝王的爪牙遍布街巷，百姓的窃窃私语都能成为罪证。

但暴力从来都是双刃剑，无论是秦帝国，还是隋王朝，最终都引发了全国性的暴动。这些历史教训，恰好印证了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警告：再强大的暴力，也无法永久压制被统治者的怨恨。

第三、仇恨。矛盾转移的案例，在《资治通鉴》中屡见不鲜，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内部之间的转移，一种是向外部转移。

内部转移方面，比如桑弘羊为顺利推行盐铁官营，他刻意激化商贾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成功的将各大盐场和矿场收归官有。

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主张改革吏治和监察，王安石主张改革经济和财政，但司马光却被刻意描述成了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从而成功转移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社会阵痛，比如《青苗法》的层层摊派和强制贷款。

这种制造内部仇恨的策略，印证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断：统治者必须防��被统治者形成共同的意志。

制造外部的群体性仇恨，才是统治艺术的关键一招。《资治通鉴》中那些和亲故事和边境战争，常常被用来转移内部的危机，正如霍布斯所说：共同的仇恨是维持团结最有效的粘合剂。

《治治通鉴》之后，南宋便诞生了最经典的案例，以至于百姓的集体记忆里只有靖康之耻，以及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党争，从而忽略了根本矛盾。

靖康之耻和党争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是南宋内部夸张的土地兼并和通货膨胀。为缓解土地兼并，南宋末年贾似道进行了公田改革，也就是设置了各级官员拥有田地的上限，超出限额部分的三分之一要卖给朝廷，朝廷再租给百姓，仅镇江就收回田地17万亩，也就是镇江官员至少拥有田地51万亩，占了彼时镇江耕地总数的29%，而彼时镇江的人口总数约25万，官员占比约0.03%。可以想象，南宋末年的土地兼并有多么猛烈。但夺人钱财有如杀人父母，所以元军一来，那些官员便纷纷献城投降，留下文天祥在零丁洋里叹零丁。

第四、希望。从《礼记》的天下为公，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儒家大同社会的精神想象，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希望源泉，成功的把现实的苦难包装成了美好的愿景。

比如汉武帝元狩三年，黄河决口，朝廷赈灾时，首先要宣读汉武帝的诏书，这样的仪式展演，便成功的将灾难转化成了朝廷仁政的表演。类似的表演，在《资治通鉴》中反复上演。

科举是希望管理的巅峰之作，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希望机制，让读书人不停的进行自我规训，从而成了维护皇权统治最忠实的附庸。

但实际上，这个希望渺小的可怕，科举录取人数最多的南宋，平均每年仅有180人，其余朝代少则仅有10余人，因为大部分官员走的并不是科举之路，而是恩荫之路。而且，科举这条底层百姓的希望之路，不但异常狭窄，还被人把持，屡屡发生科举舞弊。

《资治通鉴》揭示的统御四术，环环相扣，如同四季更迭，是帝王统治最隐秘的法则。但历史也一再昭示：任何依赖统御四术的统治终将被反噬，当谎言透支了公信，当暴力迎来了反抗，当仇恨瓦解了共识，当希望走向了幻灭，《资治通鉴》中循环上演的权力游戏，便会迎来大结局。

[yduuou]

Antoine Vitkine崛起之三合传

在遥远而神秘的北欧，有一个名字如雷贯耳——Antoine Vitkine。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却以一己之力，在江湖的波涛中书写了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竟与三合会Triades的隐秘力量、华人黑帮的错综复杂，以及一位名叫 维特金的智者紧密相连。

Antoine Vitkine，一个出身贫寒却心怀壮志的青年，自幼便对武术与谋略有着超乎常人的痴迷。在九十年代，他偶然间得知了华人黑社会的庞大与影响力，那是一个据说能左右国际局势、渗透各行各业的神秘组织。

Antoine Vitkine心中燃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情，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加入华人黑帮，不仅为了权力与财富，更为了满足那份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征服欲。 随着年岁和见识的不断增长，Antoine Vitkine逐渐踏入了江湖的门槛。他发现，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华人黑帮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它们或明或暗，影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

三合会Triades，作为华人黑帮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分支，其历史悠久，组织严密，更是成为了Antoine Vitkine心中的一座高峰。他渴望攀登这座高峰，从内部窥视那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 江湖之路从不平坦。Antoine Vitkine在追求过程中遭遇了无数次的挫折与背叛，每一次跌倒都几乎让他万劫不复。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过人的智谋。他学会了如何在刀光剑影中保持冷静，如何在尔虞我诈中寻找生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Antoine Vitkine听到了维特金这个名字。这位智者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在江湖中享有极高的声誉。Antoine Vitkine意识到，要想真正了解并征服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仅凭武力与勇气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智慧，需要像维特金那样的指引。

经过一番周折，Antoine Vitkine终于得以见到这位传说中的智者。维特金没有直接给予他力量或地位，而是传授给了他一种更为宝贵的财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策略的精妙运用。他告诉Antoine Vitkine，真正的征服不在于消灭对手，而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站到你这边，或者至少，如何让他们的存在为你的目标服务。 在维特金的指导下，Antoine Vitkine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他不再盲目地追求权力与地位，而是更加注重于构建自己的势力网络，利用华人黑帮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纠葛，巧妙地借力打力，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他也不忘学习中国文化的精髓，将儒家思想中的“和为贵”与道家哲学中的“无为而治”融入到自己的管理之道中，使得他的势力范围在和谐与稳定中不断扩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Antoine Vitkine的名字逐渐响亮起来。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渴望征服的热血青年，而是成为了连接不同势力、平衡各方利益的桥梁。在他的努力下，原本四分五裂、相互争斗的华人黑帮开始有了合作的迹象，共同抵御外来威胁，甚至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而Antoine Vitkine，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他不再是单纯地想要征服世界，而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有序的江湖环境，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同守护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

当然，Antoine Vitkine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新的挑战与机遇总是接踵而至。但无论未来如何，Antoine Vitkine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与能力。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领袖风范，什么是在复杂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智慧。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他对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好奇与向往，以及那份永不言败的热情与决心。

[rsauke0509]

山樱之落 叁 写给鸢的—— 6

伊万君随我们前往犬舞见正是我们与伊万君的关系产生本质上的变化的契机，当然，假如站在更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质变仅是我和樱的个人感受。事实上，我从未询问、也就无从获知伊万君是否了解我与樱对牠抱有怎样的情感，又是否及时察觉到我们的情感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类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变化。而我不曾询问伊万君的原因，一在于我心怀胆怯，畏惧听见伊万君仅将我看作普通友人的回答，二在于若我真的将“我对伊万君怀有性欲，想与伊万君性交，也想与伊万君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类话说出口，除非伊万君与我拥有相同的欲望和想法，否则我的坦白只会破坏我与伊万君之间现有的友谊。

因此，我唯一能做的便是一面小心翼翼掩藏、压抑自身那些超出了人们对友谊的定义的情感和行为，一面忐忑的猜测、试探伊万君究竟对我有着怎样的情感。然而大约是日本与俄罗斯的文化太过不同，导致日本人与俄罗斯人对情感的认知、定义以及表现也非常不同的缘故，我难以通过伊万君的言行判断伊万君的想法。有时我觉得伊万君在婉拒我，例如牠谈及对未来的打算与对恋爱、婚姻的看法时。伊万君总带着玩笑意味自贬说牠会是家族里一生都依靠母辈遗产度日的、游手好闲的无用之辈，而既然牠决定只依靠母辈的遗产过活，自然也就没有与他人恋爱并建立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想法。有时我又感到伊万君对我的欲念一无所知，因伊万君总以一种称不上频繁但高于偶尔的频率向我和樱说出些直白的夸赞之辞。

“不是说我认为别的日本人很糟糕，”伊万君曾认真地注视着我和樱说，“只是大部分日本人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认知与俄罗斯人极为不同，我尊重这种不同，可我不喜欢日本人的那些认知。而你们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认知与我们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认知较为相似，故我很庆幸能与你们相识并成为朋友。”

每当伊万君说出以上这类话时，都让我生出股被以直接的、浓烈的情感铸造成的刀刃从背后突袭的错觉，毫不夸张地说，我甚至能捕捉到刀刃划破我的皮肉、掠过我的肋骨再刺穿我的心脏的触感。因此，欣喜又无措的我想不出恰当的回应，只能作出呐呐无言的模样。樱比我更从容些，某几次她能伪装为若无其事的模样告诉伊万君我们也庆幸能与伊万君相识再立即转移话题，避免伊万君说出更多的、震动我们心神的话。

不过返回犬舞见的路途并不顺利，地震翌日，护送我们前往埼玉县的人传达了裕仁亲王的新命令。昨日深夜，裕仁亲王收到了紧急报告说神奈川县的沿海铁道发生了泥石流与火车脱轨的事故，据说有几节车厢脱离轨道落入了相模湾中，另有火车的车厢被滑落的土石埋没。虽未能统计出具体的伤亡人数，想来沉入相模湾中的以及被土石埋没的车厢内的乘客和火车工作人员皆凶多吉少。因此，尽管尚未接收到高崎线出事故的报道，浦和市至前桥市内铁轨途径之处也大多是平原，可皇室与内阁仍不敢以我们、主要是樱的性命为赌注赌我们能平安穿过埼玉县、群马县、新潟县平安抵达犬舞见县。

如此，皇室、内阁经商讨后，规划出一条更为繁琐但也更让他们感到安全的新路线。我们将被护送至东京港，乘船前往浜松市在浜松站乘坐东海道本线，通过东海道本线前往入江村并在米原站转乘北陆本线前往郭贺町，再从郭贺港乘船前往新潟港，换乘一艘于近海与内河航行的小船沿新潟海岸进入阿贺野川，沿阿贺野川进入藏田川后抵达藏田川町，最后自藏田川町行山路前往犬舞见之里。

要求更改返回犬舞见的路线未果后，樱冷笑着嘲讽皇室、内阁道：“我看他们倒并不真的急着让我回犬舞见。”大约是见樱极为不悦的缘故，护送我们的人在发现我们决定带上伊万君后不曾阻拦。伊万君自始自终都安静地站在一旁，仅在我们登上船后悄悄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日本的贵族，现在看来你们并非是普通的子爵？我可想象不出我们那儿的子爵敢于以这种态度对陛下遣来的人说话。”

促使我们与伊万君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也可以说我们对伊万君的情感和想法发生质的变化的因素，主要在于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物理层面上同伊万君拉近了距离。东京大学复课前，无论是待在犬舞见还是于新潟、长野、群马三县旅行，伊万君都与我们同吃同住。当然，世间也有原本要好的朋友生活在一起或一同旅游后因双方的生活习惯不合而交恶的情况，所幸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我们与伊万君之间。非但如此，一同生活后我和樱在伊万君身上挖掘出了不少出乎我们意料的可爱之处。

例如伊万君竟会烹饪，于某些俄式菜肴上甚至可用擅长来形容。伊万君的知识面也极为宽广，丝毫不像一名尚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闲聊时伊万君对以欧洲为主的国家的历史、经济、政体乃至时事信手拈来。同时伊万君完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感到自傲，如此要么伊万君是一个极度谦虚的人，要么伊万君视此等年龄拥有此等数量的知识为一件正常的、没什么可惊叹的事。根据伊万君的性格来看，显然是后者，而我切身体会到了樱推测的“俄罗斯帝国对年轻的俄罗斯公民进行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系统性教育”的成果。

而谈及伊万君的性格，我能说出的仅有可爱一词。此处的可爱不是指人们在瞧见某些毛茸茸的动物幼崽或小巧精致的摆件后产生的情绪和感受，而是指伊万君身上具有我和樱可以去爱的地方，我们想要以慎重的方式对待伊万君，愿向伊万君付出深厚的情感。伊万君的性格与日本人相比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樱过去提到以及我先前描写的那样，伊万君不惮于承认自己的优点，也能坦然接受旁人的夸赞。相对的，伊万君也能以自然、随意的态度夸赞别人，不知是语气、用词还是伊万君的神态的缘故，此类夸赞从不会让接受夸赞的我们感到被奉承，只能让我们感知到伊万君的真诚，进而被伊万君的真诚触动。

虽伊万君具有西洋人的率直，然而在不少琐碎的事上，又显现出细心、敏锐的性格特点。例如不需我们介绍，观看过祈福仪式后伊万君就瞧出樱所跳的犬舞见神乐舞不是单人舞。在前往草津町的旅途中，伊万君能快速找出流传于人们口中的怪谈的不合理之处，更可爱的是，伊万君会情不自禁纠结于怪谈中无法以常理推断、说通的地方并反复提出各类猜想。于是，在旅程后半期，我和樱发现尽管伊万君���自经历过科学无法解释的事，脖颈上留存着那事的痕迹，且伊万君的确对怪谈、民俗非常感兴趣，然而伊万君不但对神明缺乏敬畏，还认为神秘在大多数时候并不真正存在，听见奇闻异事之时，首要的反应也是用刨除神秘的常理去推测、解释那些事。

不提我和樱不是虔诚的信徒，我想即便我和樱如我们见过的西洋人那般信仰神明、将神明的话奉为圭臬，我们也不会被伊万君的态度冒犯。因为伊万君从不会评判旁人的信仰或是否有信仰，或者说不止是信仰，在我的记忆中，伊万君似乎从未去评判旁人。牠会说牠认为某些人的某些行为很奇怪，坦言自己不喜欢某些做法。例如伊万君曾不止一次向我们抱怨日本人的说话方式，认为日本人总不愿直白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喜爱在话中藏着需要旁人再作解读的暗示的习惯既让人与人间的交流变得效率低下，又令作为非日本人的牠感到无比苦恼。但伊万君不会评判说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一定优于委婉的、饱含言下之意的说话方式。

可要说旅行期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自然是与伊万君一同泡温泉。对于已对伊万君产生性欲的我而言，看见伊万君赤裸的身体、坐在赤裸的伊万君身边浸泡在同一个温泉池里是一件令我欣喜又考验我意志力的事。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我到底是怎么成功压制自己的勃起的，又是怎么管住自己的目光避免我的视线像被磁铁吸引的金属般贴在伊万君的身体上的。最困难的一次考验是在草津町的一井酒店内同伊万君一起泡温泉之时，与伊万君以赤裸的状态在室外的温泉池内独��已令我心神荡漾了，全靠我偷偷在心里背诵各类医学专用名词再强行让剩下的注意力���集中于我和伊万君正聊着的话题才使我的阴茎保持未充血的软垂状态，偏偏伊万君还说起牠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的事。

好吧，其实那仅是一种俄罗斯风俗，经由伊万君介绍后，我也完全能从情感上理解生活在高纬度的、寒冷地带的人们对温暖的阳光覆盖在皮肤上的触感的追求。加之俄罗斯帝国与犬舞见一样并不将人的身体看作需避讳的、象征着羞耻或肮脏故需遮盖住的事物，从伊万君对牠的母国的描述来看，俄罗斯人也缺乏日本人与其它国籍的西洋人的那种一瞧见异性的肢体就联想到性交的发散性思维，因此在公园等场所脱掉所有衣服晒太阳只是俄罗斯人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罢了。

只是无论我用理智作出怎样的分析，我都无法自控的对我根本不认识的、甚至想象不出其具体面容的那群瞧见过伊万君身体的人们生出强烈的嫉妒。唯一令我庆幸的，是那股嫉妒来的足够迟，而在刚听见伊万君介绍那种俄罗斯风俗以及牠晒太阳的经历时，脑子被震惊占据的我仅能作出副目瞪口呆的蠢样，其后我又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笑个不停的伊万君身上以及伊万君讲述的牠与朋友们晒太阳时经历的趣事上，因此我成功的在伊万君面前掩饰了我的负面情绪。

东京大学复课后，受我和樱的邀请，没能找到土田太太一家的、也未能在尚未完成重建的东京都内找到合适住所的伊万君住进了本田上屋敷。此后直到翌年五月以前都不曾发生过任何极其特殊的、从客观角度来判断值得记载的事。但若从主观角度来判断，我却觉得与伊万君一同度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载。

好吧，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夸张，事实上，我也未能记住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之间与伊万君同居的每一日具体发生了何事、我们与伊万君有何言行。现下回想，我也仅记得几件不特殊但也与日常有所区别的经历。其一是因俄罗斯使用儒略历且新年对欧洲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故伊万君向学校请假以前往俄罗斯与牠的家人同庆新年，而我和樱皆暗自期待伊万君能快些返回日本，同时尽管只与伊万君同居了一个多月，我们却已对伊万君的存在习以为常，以至于伊万君离开后我们难以摆脱萦绕着我们的怅然若失之感，那股怅然若失随着伊万君归期将近而逐渐转变成期待和喜悦。当返回日本的伊万君踏入本田上屋敷并给了我和樱一个西洋式的拥抱后，积累了近一个月的情感猛然爆发又被我强行压下，我用上了所有的自制力才得以控制住自己，阻止自己用过重的、仿佛想要把伊万君揉进我体内的力度回抱伊万君或因���浸在伊万君的拥抱中以至于不小心错过了恰当的放开伊万君的时机。

其二则是与伊万君一同度过纪円节。我和樱对这一节日没什么好感，阿母乃至姥姥亦然。据阿母回忆说，明治天皇下令将神武天皇即位日定为法定节日并要求全日本施行遥拜式[1]之初，姥姥就不曾遵从明治天皇的命令，待姥姥被明治天皇以谋杀丈夫的罪名召往东京受审归来后，对此节日就只剩厌恶鄙夷之情，不但拒绝行遥拜式，还会在相同时间举行纪念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间所有自然灾害的的仪式，并向皇居寄去此次仪式的情况报告与以仪式上使用的符箓制作的御守。坦白说，得知姥姥为维持犬舞见的自治做了哪些违反明治天皇命令的事后，我完全理解了为何明治天皇在收到姥姥逝世的消息后独酌至深夜以作庆祝。

虽然我和樱讨厌纪円节，但是能与伊万君一同外出玩耍却令我们喜悦，我们带伊万君游览日枝神社并旁观了遥拜式，其后在附近的山之茶屋吃了午餐。对此，伊万君的评价是：“仿若身处山林中，能让人彻底忽视十米外不断有学生、行人、人力车通过的道路，建筑风格与布局同我在犬舞见见到的完全不同。只是食物的份量一如既往使人失望。”

在讲述作为这一切的起点与改变——假如追溯我们的情感变化、动机产生的时间，虽我和樱都说不出具体的日期，但能笃定其早于一九二四年——的五月发生了什么，我打算写一写本田家。尽管我确信历代家主的日记、自传能更详尽的描述本田家的人以常理为标准所显现的怪异之处，也知道于此处提及本田家先代们的事迹有以本田家的血统为借口替我们的行为狡辩的嫌疑。但我依旧想这样写，也不惮于承认我的确认为如果我和樱不是本田家的子嗣，那么我们与伊万君很可能拥有另一种未来。

当然，若我和樱真不是本田家的人，那么更可能发生的是一开始我们就不会与伊万君相遇，相遇后成为朋友的概率也极低。因此我虽会设想倘若我不是以本田菊的身份认识伊万君，我与伊万君之间会有怎样的发展，却并不会因已发生的事怪罪我的血统。

说回本田家。有关本田家第一代家主臣籍降下被赐姓本田前的生活，《古事记》、《国记》、《日本书记》[2]中的记载反比本田家家史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据那些史书所录，本田家初代家主曾名户羽，加上那时对皇室成员的尊称后被称为户羽比壳命，或以避讳皇室成员姓名以其居住的宫殿名为代称，也可称其为坂北部皇女。��户羽比壳命的讳名可推测出坂北宫是一座坐落于山坡北处的、面向南方的宫殿。

户羽比壳命幼时就显现出与常人相比的不同之处，据说初次见到还未成为天皇的炊屋姫尊时，年仅四岁的户羽比壳命就抬手指向未来的小墾田宮问炊屋姫尊准备什么时候搬迁过去。炊屋姫尊与宫人皆大为惊诧，不明白户羽比壳命为什么问那般奇怪的问题，因那时小墾田宮未来的建地尚还是一片耕田。

待炊屋姫尊仔细询问后，户羽比壳命告诉炊屋姫尊她不但会有新的称号，还有住进新的宫殿里。而依照那时的律法，唯有发生重大事件皇室才会获得新的称号，例如成年、婚配、皈依仏教等。而炊屋姫尊的配偶敏达天皇已逝世一年有余，依照常理，除去再次婚配或皈依仏教外，不会有别的事让炊屋姫尊获得新的称号。然而户羽比壳命否认了炊屋姫尊的推测，其后似乎对自己的未来有所猜测的炊屋姫尊停止询问户羽比壳命并命周围的宫人不得将那日的事外传。此后炊屋姫尊表现出极为喜爱户羽比壳命的态度，时常邀请户羽比壳命来自己的宫殿额田部，将户羽比壳命抱进怀里再将自己拥有的摆件、扇、头饰等放在户羽比壳命面前任由户羽比壳命把玩。待炊屋姫尊登基后，在下令修建小墾田宮的同时也命人在附近为户羽比壳命修建新的、后来成为户羽比壳命讳称的坂北宫。

尽管坂北宫为户羽比壳命修建，可户羽比壳命居住在坂北宫的时间极其短暂。户羽比壳命十四岁时曾与已成为推古天皇的炊屋姫尊详谈，说倭国之所以频繁遭遇自然灾害，乃因倭人的先辈所选择的定居地不幸是一个被诅咒的、充满了灾难的岛屿，自出生以来，她就看见无边无际的、望不见尽头的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笼罩着倭国的领土，烟雾浓密之处就会发生大型自然灾害，烟雾疏薄之处则人们少病长寿，种植的作物常能丰收，饲养的家畜也健壮多产。为了让倭国变得更加强大，户羽比壳命自请臣籍降下后离开奈良——那时奈良还被称为乃乐——寻找清除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的方法，推古天皇同意了户羽比壳命的请求，赐户羽比壳命‘本田’为姓，户羽比壳命取自己名字的读音组合为一单字‘宏’为新的名字。同时，推古天皇因对户羽比壳命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同意户羽比壳命可在国境内随意挑选一地作为自己的食邑并保留内亲王的待遇不变，据说在宏姬出发时，推古天皇将宏姬送至奈良郊野，握着宏姬的手叮嘱说坂北宫快修建好了，希望宏姬能早日返回奈良移居进新的宫殿里。

宏姬的日记中甚少提及她幼时的生活，对她离开奈良后的经历倒记载得颇为详细。宏姬自叙她观象征的不幸的烟雾如真实的云雾那般会流动，又发觉浓雾总往无雾的地方蔓���，便循着烟雾流动的方向前进，如此一路北上。宏姬察觉到越是靠近北边蝦夷人——或按照那时的称呼是毛人——的领土烟雾越是疏薄，在行至倭国与蝦夷人领地的交界处时，她看见四周的烟雾似被什么吸引般呈涡流状旋转着流向附近地面上的某处，她登上山顶寻找引动烟雾的‘涡核’，看见了与她遥遥相对的、一只穿着袍且披着领巾[3]的、正在跳舞的生物。

最初，受过于遥远的距离影响，宏姬分辨不出那生物究竟是狼、是狗还是披着狼皮或狗皮且在皮外又穿着件袍的人。不过在那生物停止跳舞以四肢着地的方式快速在山林间奔跑后，宏姬认为不提人类不会使用那种姿势奔跑，即便人类改用四肢着地的姿势也绝不可能奔跑得那般流畅快速，故她确认了跳舞的不是人类，而是某种具有神秘能力的存在。宏姬没有立即同能引动烟雾的存在接触，因虽然她自小能看见许多常人无法看见的事物、使用常人无法使用的力量，却从未遇见各类史书中记载的神明，甚至未找到任何能证明那些神明存在的证据，也不曾遇见过如因幡白兔那般身具神异能口吐人言的动物。

宏姬不曾写下她对那生物的情感的变化，只记载了她与那生物结识，辨认出对方大约是狗且人们未见过与那生物相同的品种，那生物可化作人形，化作人形后会说人类的语言，说话时有着奇怪的、很可能是受蝦夷人影响而产生的口音，其名为犮踊媛命。其实在我看来，犮踊媛命这名字更像是宏姬根据与那生物初见时的场景而取出，不像是那生物本来的名字，除去我以外，不少本田家的先代也有此推测，大家都倾向于相信在同宏姬相遇前，犮踊媛命没有遇见过其他人类，或至少没有与其他人类进行近距离接触，因此也没有用来让人类称呼的名字。

宏姬与犮踊媛命相识不久便决定在犮踊媛命居住的山域中修建御所，翌年又上报推古天皇说自己或许找到了遏制日本岛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的方法，并选择附近的山域作为自己的食邑，又将福作为自己食邑的名字，按照那时倭国对行政区域划分的称呼的习惯，宏姬的食邑被称为福州。推古天皇本想将越后平原北部也封为宏姬的食邑，但被宏姬以自己需要专心研究消除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的方法、无力管理过多的领土为由拒绝。获封食邑的同年，宏姬下令在与正在修建的三嘉原御所相对的山上修建充作犮踊媛命的神社，御所和神社皆于推古天皇移居小墾田宮的翌年修建完毕，而早在犮踊媛命的神社建成前，宏姬与犮踊媛命的感情就日益深厚，宏姬不但给犮踊媛命起了个昵称‘阿钤’——顺带一提，这就是犮踊媛命的别称‘钤姬’的由来——还时常邀钤姬与自己���吃同住，宏姬的女儿錆姬出生后更是把钤姬当作另一位母亲，将钤姬唤作‘钤阿母’。

不管把宏姬和钤姬之间的感情归类于哪一种，她们的感情都可用情深意笃来形容。然而錆姬年满五岁后的某一日，宏姬突然在犬舞见神社里杀掉了钤姬，随后以钤姬的尸体为基底制作了将大部分象征着不幸的烟雾吸收进神社地下并封印烟雾的阵。此阵有两个名字，面对自己的家臣、领民乃至推古天皇，宏姬称其为益阵，然而在宏姬的日记中，此阵被记载为厄阵。关于宏姬为何对封印阵起了两个名字，本田家的后人有着许多猜测。支持度最高的一种说法是宏姬本意将封印阵取名为厄阵，然而世人对灾厄以及会令人联想到灾厄的言语多有避讳之处，同时宏姬知道自己的做法无论是从弑神的角度还是从杀掉了与自己情感深厚的人的角度来看都会招来人们的恐惧、厌恶，故宏姬在所有音读读音也是やく的汉字中根据含义选择了益字。

设下益阵的五年后，宏姬启程返回奈良向推古天皇报告与厄阵有关的事宜。宏姬对推古天皇坦言，虽然设下益阵后日本岛岛内与岛周海域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大幅下降，各地也出现了农作物增产、新生儿存活率提高、人们较少患病的现象，可益阵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笼罩着整个日本岛的不详，仅是将烟雾吸入地下并封印起来。也因此，假如某日益阵被破坏，那么积累在地下的烟雾会立即喷涌爆发，大量的烟雾会给日本岛带来更密集的、更大的灾难，最坏的可能性是整个日本岛都会被灾难摧毁。

尽管有着‘厄阵存在越久、一朝被破坏后给日本岛带来的灾难就越大’的风险，然而推古天皇等人无法放弃过去五年里烟雾被封印进厄阵后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益处。加之宏姬其后又解释说烟雾被吸入地下后并非被储存在地底不变，她所设下的封印阵能以远低于吸入烟雾的速度将烟雾转变成能让日本岛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的能量，烟雾自身也会缓慢消融，故最终推古天皇决定保留下益阵，并因本田家承担了维护、保护益阵的职责而下令本田家的家主可世代享有与内亲王相等的待遇。同时，宏姬还告诉推古天皇，她信赖推古天皇，但无法信赖推古天皇的继任者，而即使推古天皇的继任者值得信赖，更久之后的天皇也可能受贪婪的驱使做出些强娶本田家家主并将其囚禁于后宫一类的蠢事。

因此，为了保护厄阵不被破坏，宏姬提议同推古天皇结下契约，约定她、她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后代们将一直保卫兼维护厄阵，且不会参与任何权力争斗或通过任何手段扩大现有的封地范围。与之对应的，���一任天皇也将承担保护本田家免于被其他豪族打压、攻击乃至入侵。这样的条款看起来断绝了本田家凭借独特的地位获得更多权力或背叛天皇的可能性，对天皇则几乎没有限制，对其他豪族而言还减少了一个竞争者。故当时的苏我马子、中臣勝海等权臣皆赞同推古天皇与宏姬结下契约，仅对本田家未来继承人的性别限制提出了些许异议。在宏姬解释说男性不可能拥有媲美女性的咒术天赋，且维护益阵的运转必须拥有能使用咒术的能力，即是说不能使用将近亲乃至远亲过继以继承家族的礼法继承制度后，诸位权臣也就不再对本田家限制继承人的性别而表达不满。

不过宏姬在日记中写明，真正与本田家结下契约的不是日本的天皇，而是真正统治了日本岛的人。以整个日本史为例，十四世纪中后期，日本被分作了受光明天皇统治的北朝与受后醍醐天皇统治的南朝，而日本分裂的初期，感应到与本田家之间的契约的是后醍醐天皇以及支持光明天皇登基的、拥有北朝真正统治权的足利尊氏。等到了战国时代，实力强大的战国大名皆能感应到这份契约，这也是战国时期包围了犬舞见的山内上杉、长尾、伊达等先后出现的战国大名非但没有入侵本田家掌管的裕福国，还警告周围实力较弱的大名不得入侵裕福国的原因。

仅看史书，人们恐怕会认为在结契一事上，宏姬不但对推古天皇实话实说，还替推古天皇分析利弊并主动限制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能获得的权力，主动替皇室消除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稳因素。然而本田家的人们却大多认为，宏姬之所以在创造厄阵五年后才返回奈良，其目的就在于用厄阵吸入并镇压烟雾后日本岛整体发生的正面改变诱使推古天皇与其他豪族同意厄阵继续存在，毕竟面对尚未发生的、听起来还有预防和解决办法的风险，肉眼可见的利益总是更能牵动人们的内心。

可要说宏姬只对推古天皇抱着利用的、欺瞒的心态也是不正确的。宏姬虽甚少在日记中提及自己居住在奈良时的生活，却在离开奈良后时常写下想念推古天皇、回忆自己同推古天皇在一起的时光的和歌。且直到推古天皇逝世前，宏姬一直与推古天皇保持着一季度至少一次的通信频率——考虑到那时的道路状况、交通方式、人力成本以及奈良与犬舞见之间的距离，一季度一次是非常高的、堪称奢侈的频率了——还发生过宏姬在信中抱怨说自己想念母乡的食物风味、想念推古天皇，于是推古天皇遣人将酒、渍物、一种现在被人们称为飞鸟之苏的和菓子[4]以及自己的画像从奈良运送至犬舞见的事。

宏姬与钤姬之间的关系也同理。若让非本田家的人们来评判，大概他们认定宏姬一开始就抱着利用钤姬与弄清钤姬是如何吸收、消除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的想法刻意结识钤姬的，毕竟作为昵称的‘钤’也有着‘封印’的含义。至少当时随宏姬一同定居于犬舞见的、侍奉钤姬的巫女们就是这样想的。彼时就巫女们离开犬舞见北上一事，面对推古天皇，宏姬给出的理由是她派遣巫女们前往倭国与蝦夷之间的边界建立阻碍蝦夷人南下的屏障；面对家臣与领民，宏姬则说大部分巫女因钤姬的凡世肉体死亡、灵魂前往高天原而过于难过，无法留在能使她们时刻想起钤姬的犬舞见生活，只得北上寻找其它的定居处。

宏姬以及北上的巫女们的日记中则写到，巫女们皆不知宏姬会杀掉钤姬，故当宏姬杀掉钤姬后请巫女们协助她将钤姬的尸体制作成封印阵时，巫女们皆又惊又悲，其后巫女们分作不认可且不接受宏姬做法与虽感悲痛但认为这是为了日本岛所必要作出的牺牲的两派。前者无力改变已发生的事，为了犬舞见的安定与日本岛的未来，也做不到大肆宣扬钤姬为宏姬所杀或摧毁厄阵，本做好了以性命殉钤姬以示对宏姬的抗议的准备，可宏姬制止了那些巫女，告诉她们可离开犬舞见北上，并说鹤能指引她们的前路与归处。留下来的那小部分巫女则担负起协助本田家家主保卫、维护厄阵的职责。

然而观宏姬的日记，假如以三嘉原御所和犬舞见神社建成、钤姬死亡为两道分界线，那么可明显看出在御所与神社建成前，宏姬既对钤姬充满好奇，好奇钤姬如何诞生、究竟是人还是拥有特殊能力的狗、为何钤姬能消除烟雾等，又因钤姬是她认识的第一个与她相似的独特存在而对钤姬怀有异类对另一名异类的亲昵。御所、神社建成后，随着宏姬与钤姬同居并增进了对钤姬的了解，日记中逐渐出现对钤姬的性格、身形的赞赏式描写，例如将化作如一座小山般大小的、在群山间奔跑的钤姬比作从唐土而来的最精美的、被太阳照射后会反射出银光的绢，或用有着透明质感的翡翠比喻钤姬的性格坚定纯真。

此外，宏姬在日记中坦言钤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她的心神。她一瞧见钤姬，无论是待在母屋内眺望如白云般在山间流动的巨犬，还是同附近一面游戏一面等待她处理完政务的钤姬对视，都令她心生喜悦并情不自禁露出笑容。即便钤姬在母屋前的庭院中同家臣们踢蹴鞠都不会让宏姬感到吵闹，因思念推古天皇和奈良而落泪、结果钤姬化作比人略大的白犬圈绕住她并提议说可载她前往奈良时，更是让她感动不已。

錆姬出生后，不止錆姬将钤姬视作另一个阿母，宏姬也将钤姬视作自己的伴侣，甚至谱系图中宏姬的伴侣的位置上填写着钤姬而非錆姬生父的名字。顺带一提，錆姬生父、即小墾田皇女之孙的名仅以一列小字被写于宏姬旁边充作錆姬出身的注解，此外并无其它的、关于錆姬生父的记载。大约是因对那个男人的记载过少，同时犬舞见的史书和稗史里充满了宏姬与钤姬间的感情有多么亲密浓烈的感慨，故犬舞见人大多认为錆姬是宏姬同钤姬交合后感应神力孕育并生出的、身赋神明血脉的孩子。

杀掉钤姬至死亡的二十多年里，宏姬则时常怀念钤姬，自叙尽管是自己亲手杀掉了钤姬，然而最初几年总产生钤姬还待在自己身边的错觉，于母屋里处理政务时，也常常听见钤姬将独乐甩至地面上或玩儿一面扔手玉[5]一面唱歌的声音。每次回过神来后，宏姬都不禁潸然泪下，非半刻不能止泪。或有时宏姬睡醒后发现自己眼角皮肤略干涩紧绷，便知道自己又在梦里见到了钤姬。厄阵结成的第三年，宏姬就在犬舞见神社后方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栋简单的竖穴居并偶尔在竖穴居内小住。推古天皇逝世翌年，宏姬将福州的统治权移交给了錆姬，之后直至死亡，宏姬都一直住在原本作为钤姬住所的犬舞见神社本殿后方山坡上的竖穴居中。宏姬死后錆姬不曾拆除那栋竖穴居，而是将其改建成介于当时的民屋和宫殿之间的、风格接近现存古建筑文化遗产的古井家住宅的房屋，此后的本田家家主皆不曾拆除房屋而是将其改建的更便于居住，逐渐那栋房屋就变成了祭祀期间本田家家主的住所。

宏姬的死亡方式非常奇特，或在常人看来，大约能用残忍、病态来形容。宏姬并非是自然死亡或病逝的，接近六十岁时的某日，宏姬突然将錆姬与家臣们唤来神社后的竖穴居，宣告了一句模糊不清的“时已至”后屏退众人与錆姬长谈。三日后，宏姬举行了加固厄阵的仪式，此仪式仅有錆姬及当时最年长的巫女参与，留下来的史料也仅有錆姬的日记。錆姬的日记记载道，宏姬拿着自己多年来写给钤姬的书信、和歌绕阵右行——即沿着顺时针方向绕阵前进——一面行走一面将书信、和歌掷向厄阵中心。虽然厄阵内没有任何助燃物也没有点燃任何火焰，但被扔至厄阵上空的书信、和歌依旧如遇见了无形的火焰般开始燃烧并快速变成了灰烬。

扔完所有的书信、和歌后，宏姬反身绕阵左行并脱掉了自己的衣物，其后右手握住怀刃，唱着祭辞从左手开始一片片削去自己的皮肉并将削下来的皮肉扔进厄阵中。那些皮肉并未如书信、和歌那般被烧尽，而是直直落至刻着阵法的石板表面，接着像落入沼泽中那般缓缓陷入石板内。随着抛进厄阵的宏姬的皮肉增多，厄阵开始泛出某种介于黑色的烟雾与似乎能吞没一切的黑光之间的物质，那物质牵动了某种錆姬、宏姬能看见而其他人看不见的存在，錆姬心生恐惧，觉得那种存在似在拉扯、吞噬宏姬，可宏姬却说那代表着厄阵得到了加固。

宏姬削掉了自己左手、左侧身体的皮肉后就因失血、脏器暴露于空气中并顺着重力下坠而失去了行走的能力。錆姬按照宏姬在仪式举行前给出的指示拿过宏姬的怀刃继续削下宏姬的皮肉扔进厄阵。待削掉宏姬四肢与躯体的皮肉后，錆姬将仅保留完整的头颅、四散的内脏与表面残留着筋膜等物的骨架的宏姬抱起放于厄阵上。沿阵法纹路而生的那种介于烟雾与光之间的物质涌向并包裹住宏姬残缺的尸体，将宏姬的尸体吞入石板内后突兀消失了。

宏姬自始自终不曾写明她最初是抱着何种心态结识钤姬，与钤姬相识后何时产生了杀害钤姬并将钤姬的尸体制作成厄阵的想法，在产生此等想法后以及杀害钤姬的过程中她又有着怎样的心情。宏姬也不曾写明她同推古天皇结契并欺瞒推古天皇时的想法与情绪。常人应会认定宏姬是一个狡诈的、擅行欺骗与话术的、对他人仅怀利用之心而不付出真情的女人，作为本田家血脉的我却能肯定，无论是与钤姬相恋，还是面对推古天皇时表现出爱撒娇的孩子的模样，宏姬都未将其当作达成自己最终目的的手段。宏姬的确恋慕着钤姬，也发自内心将推古天皇视作自己的阿母，然而在宏姬看来，恋慕钤姬、视推古天皇为阿母并不与解决笼罩着日本岛的烟雾、防止日本的统治者因愚蠢和贪婪破坏厄阵以及守卫厄阵的本田家矛盾。

对人们而言，这种行事准则恐怕难以理解吧。常人总将情感与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可说倾向于用情感来限制自己的行为，对某人心怀喜爱，便不愿伤害对方，对某人心怀厌恶，便恨不得对方能饱受折磨。其实大多数时候本田家的人也遵守着这条法则，仅在某些时候，我们会看似突兀、细想却早有征兆地做出不受常理限制的事。

[1]宮城遥拝

[2]古事記 国記 日本書紀

[3]飞鸟时代女性着装 古坟时代女性着装

[4]奈良漬 飛鳥の蘇

[5]独楽 お手玉

[clementine-lominsan]

关于托勒的主张

2024/09/12

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的认知和主张，非常错误。他所谓的“痛苦之身”（painbody），根据加拿大心理学家Gabor Mate（马泰·加博尔）和中国精神科医生何日辉的说法，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往往有代代相传的特征。我作为阿斯伯格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怀疑这与神经多样性和表观遗传学密切相关。痛苦来自于身心不协调，身心不协调来自创伤没有得到修复。学习传统哲学神学宗教甚至劳动人民的智慧，就在于利用主观能动性进行“精神修行”，在心理层面修复内隐记忆层面的创伤——特别是童年的创伤和当下不断承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构建良好的边界和采取针对压力的更好的应对措施，不是消灭自我的存在感，而是通过深入了解本我、矫正对于超我的错误认知，重塑一个真正的自我。

否则，没有一个稳定而自恰的自我，就会出现各种人格障碍；最典型的，就是托勒本人这种反社会人格和他不少女学徒的讨好型人格：错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这套理念。他所谓活在当下，那不过是享乐主义，这是心理创伤的来源，也是现代性的一大问题。身心相连，如果代际叠加性心理创伤——往往以记忆和神经回路的形式存在——得不到有效修复，那么身体也会因为心理创伤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自免疫疾病、物质滥用和癌症。我博士主导师就是笃信并实践托勒理论的人，基本就是依赖高剂量咖啡因和尼古丁口香糖的工作狂，记性极差、脾气暴躁、言语迟缓、手部震颤，黑暗人格点满。我认为，他并非本质坏人，但是因为接受了托勒的理念——特别是讲话的姿态都和托勒类似——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很大问题，而且最后导致我在内的学生和雇员也受害，长期处于焦虑高压状态。

我现在通过综合不同来源的理论，包括马泰·加博尔、何日辉、佛家、道家、基督教、儒家、荣格心理学、主流心理学，以及作为物理学家的分析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以及作为女性的直觉，逐渐重塑自我，能够通过自我的痛苦感知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改变和危险信号。这一点，托勒那套东西是永远做不到的。

对于托勒的“活在当下”主张，《金刚经》三句话可以直接破解：“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其中“现在心不可得”直指要害。托勒所言“要忽略自我”，其实是佛家所言“空我执”，也就是“我执”的反面，同时属于“空执”和“我执”。

神性对应超我，兽性对应本我，人性对应自我。一个没有自我的人，还只考虑“活在当下”，会是什么样的人格呢？大概灵修大师们算是一种。因为很多灵修大师，与禅师不同，喜欢广收门徒，对门徒要求极多，颇多物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控制。与此同时，对于自己基本没什么控制，缺乏自我反思。

我当初在陷入躁狂的时候，被博士主导师推荐读了托勒的书，导致潜意识遭受操纵，去年遭受很大的磨难。后来，在家乡的精神病院，再次读它，发现里面很多东西理性上挑不出问题，但是直觉上特别反常。现在，我明白了他的思想的错误之处。托勒这个人缺乏正规教育，也对传统的哲学神学和灵修没有知识基础，更没有任何生产生活实践。这种人是不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用劳动人民的话说，叫做“短练”。

我曾观察过，如同哈耶克、贝洛克（Hilaire Belloc）、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和维特根斯坦等人这种经历过战争或者经历过正规工程学等实践训练的知识分子，提出理论的时候，起码会很大程度地考虑常识，而不至于与现实脱节。托勒其人，白人中产出身，没上过学，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闭门造车，和社会现实与人类数万年智慧传承脱节；他很多学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都比他多，所以他这属于外行指挥内行瞎指挥、帮倒忙。因为他讲的东西新奇特、符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求甚解的口味，所以才书卖的很好、人没帮几个。

[yjhpgcom]

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网上不时可见评价先秦古籍《商君书》的网文，读罢当即结合商鞅变法的措施，查阅了《商君书》原文。不看则罢，一看猛然觉醒，这本被历朝专制君主垄断密读、并传之皇储的数千年古董，怎么就跟当代党魁毛泽东的言谈、行文与举止，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思想不就是一套现代版的《商君书》吗？谓予不信，就让我们首先共同来体味一下《商君书》的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再把商君与毛君之说教行事，细细地比较一下吧。

《商君书》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大体上可归纳为弱民贫民、弃毁商业、灭智愚民与野蛮战争观四个方面：

弱民贫民。

商君把民众划分为三类：强民、弱民、奸民。强民大都是富豪、乡绅，人数很少，但能量很大。他们有材力，有高智，有远见卓识。弱民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芸芸众生，没有文化，愚昧无知，除了耕田种地，以衣食供养当政者外，还要替国君打仗。奸民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奸邪小人。除了偷鸡摸狗好赌，当梁上君子，别无能事。为了蝇头小利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乡间谓为痞子、惰农，现曰流氓无产者。

商鞅提出了一个反常的理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的办法：

一是“以弱去强”，利用弱民去消灭强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实行流氓小人政治。“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二是统一思想，全民只准存在一个思想——人人都为国君而耕战。游说之士凭油嘴滑舌获得禄位，无补于耕战。故应“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旨在把人们的思想按照君主的意志统一起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三是疲民，大兴土木，令民疲于奔命，无瑕顾及他事。

四是“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以此控制民众，大行告密之风。甚至连夫妻兄弟子侄、亲朋好邻居，也不能互相包庇，都要向政府检举揭发 。致使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人人生活在恐怖中。

五是剥夺个人资产，使民贫穷化。除了生存必须，剥夺剩余钱粮。否则，老的强民消灭了，新的强民又出现了。

六是如果还有强民的残渣余孽存在，就发动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七是“重刑”，轻罪重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

八是取缔农耕以外的各行各业，只准农业一行存在。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即农民。农民只做一件事，即农战：平时耕田，提供军粮；战时入伍，上战场杀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士人”、“利民(吃利息或投资者) ”，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决不容许他们存在。

   弃毁商业。

在灭绝的百业中，商业首当其冲。办法是：加重关市商品税，税额比成本高十倍，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取消劳动力市场。禁止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人不能买米，只好自己种田；农民不能卖米，就没有粮食市场。农民卖米，由国家统一收购，而价钱则永远定在成本价上，多收了三五斗，就多收三五斗的税。农民给公家送粮食时，还不得雇别人的车；自己的车在回程空着时，也不准揽载。商鞅灭绝商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于是，全民皆农，都被禁锢在土地上耕种，无法获得知识，也不需要什么知识。全民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灭智愚民。

韩非子写有一段《商君书》没有写的内容：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商鞅乃始作俑者，秦始皇效法而扩大化了。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故将儒家典籍焚烧之。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谓为危害“国家”的 “六虱”。以文化专制主义方针来愚化平民百姓。

野蛮战争观。

商鞅认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是个对国外唯武统、对国内唯暴政论者，二者相互为用。

在对外战争中，商鞅独创了一套军法，按斩首多少计功授爵 。即：“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授爵，”“斩一人者，赐爵一级。”最低级别是“公士”，只要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就可获得这个爵位，这不止是一个虚名，能得到1公顷耕地，9亩宅地。所以，秦军每次攻城略地，斩首数少则一万，多则24万，可以想见秦军杀人时，伤者、降者、死者都要斩首。甚至老弱妇女皆死。军士皆在腰上围挂着人头而战，敌军见之吓得不战而逃。总计秦对各国的十几次大战，斩首总数达到150万以上。因而史称秦军“追亡逐北，伏尸百万 ，流血漂橹”。

如果完不成杀头指标，就提人头来见，或在城下接受刺面、割鼻的羞辱性惩罚。那就只有当逃兵了。可是 ，秦军五人为一伍，一人临阵脱逃，同伍的四人都斩首，彼此都互相监督了。对于消极作战，或贪生怕死的士兵，不仅本人被治罪，全家都会株连遭罪。故士兵必须奋不顾身，杀敌取首，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也要保家人的平安啦，这可真是保家为国了。

为了秦王一己之私，凡能残害民生的手段都用尽了。偏寓西北的秦国，本来就被中国诸侯视为夷狄落后而拒之会盟 ，但秦国不思进步 ，一味行商殃法，把愚昧发展为野蛮。秦国社会成了个人间监狱。东方六国皆称秦为“弃礼义上首之国”。“礼义”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上首功”是按斩首多少奖赏，哪讲一丝一毫的人道。秦王嬴政的重臣李斯并不讳言秦国攻战不讲仁义 ，他公然对其老师旬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这个“便”，就是便宜行事，只要能战胜敌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最残忍的“上首功” ，自然也该用了。

总之，《商君书》就是一部去华夏化的书 ，一部去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的书。

春秋时齐国管仲首创法家。管仲相齐，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法家本是个进步学派 ，但到了战国时期，法家走向“极左”，沦为旁门左道，背离了华夏文化发展的正道 。《商君书》堪称集变种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是一部“极左”的法家思想的书 。

《商君书》是以商鞅为首的法家人物写的。我们一直都把商鞅变法评价为进步的事功，现经具有公知精神的史学家的研读，我们才明白《商君书》是一本祸害、毁灭先秦中华文明的反动透顶的书籍，而其祸害最深的则是帝王的治国驭民之术，把个古代中国的老百姓践踏得命如草芥，修理得服首贴耳。但在秦夭亡后的两千年间，却被历朝君主作为治国驭民、巩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

因而从古代的司马迁、贾宜、班固、朱熹，到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但凡维护中华文明的史学家、思想家，无不痛斥商鞅的为行帝王驭民之术，而不惜“违礼义 ，弃伦理”，不惜牺牲民生、草芥人命。

那么，一生喜欢评点古籍的毛泽东，是怎么评点《商君书》的呢?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读了《史记·商鞅列传》后，写了一篇作文：《商鞅移木立信论》。毛赞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但毛只是在年少时评点了商鞅，此后虽对《商君书》读之再三，应是心领神会，有感而发之于文的。但毛却一反常态，未加任何评点,，不亦怪哉!

非怪也!毛泽东的不加评点，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评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毛泽东是言必称秦始皇的 ，而秦始皇践行的就是《商君书》的说教。因此，毛对秦始皇的至高无上的评价，他的自比秦始皇的系列言行，就是对《商君书》的绝妙评价。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当然是极端反动的!秦始皇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有哪一场不是灭绝先进的华夏文明及其载体华夏诸族的反人类战争。其“特别军事行动”中的“特别”就在“弃礼义，尚首功”上。它使得战国时期军民的死亡的人数达到以百万计，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青壮主力军 。而且，秦灭六国后，又以秦国版的“法西斯”方式来治理国家。“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 ，就是铁证。这就为两千年来的中国立下了极端专制皇权制度的立国之本 。而由于先秦民本思想的夭折，还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先进文明的祸种。因而，古往今来的人们无不异口同声唾骂秦始皇，历代皇朝的帝王无论明君昏主，都没有一人敢把个人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那怕是当今的共产党领袖们，都没有一人敢于自比秦始皇。

可是毛得中国天下之后，竟然得意忘形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藏匿于城府的野心公然宣讲了出来。如：

1950年中宣部初拟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擅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针对人们对残暴镇反与阳谋反右的批评，毛泽东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到兴奋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到痛快处还伴以大笑。

在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因毛泽东下达的指标远远没有完成。毛感到他的威望大损而受到了挑战。于是，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毛把马克思的民主与秦始皇的专制，竟然“焊结”上了，把个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一语道破了。其实质是为的打着马克思与秦始皇的招牌，要大家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完成他规定的指标。

毛泽东连在几次接见外宾时，也没有忘记把秦始皇称道一番，说什秦始皇是第一个开创中国大统一局面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点事的是秦始皇 ，孔子只说空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就是在1973年与埃及副总统沙非会见时说的。因而，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 ”；“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成了毛泽东在党内高层讲话的口头禅。

我们把毛泽东的言必称秦始皇，自称秦始皇，视同对《商君书》的认同与好评。但若把毛泽东搞的诸多政治运与《商君书》的内容对照一下，就更会感到其间的相似惟妙惟肖，如出一辙。

其一，分裂族群，按人们的贫富划分阶级－－在农村，毛把乡民分成相当于《商君书》强民的地主、富农，相当于《商君书》弱民的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后二者包括流氓无产者。接着就发动如今的“弱民”来斗争的如今的“强民”，剥夺彼等的土地，没收其房屋、钱财，有的当场杀掉，其余的则在“群弱”的管制下沦为现代农奴。

其二，为巩固中共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毛彻底废除了德高望重的乡绅掌管的族权，代之以惰农、痞子掌权的流氓政治 。根据就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农村社会流行有一个段子：“懒惰好吃，落个好阶级；勤巴苦做，落得挨斗。”毛把《商君书》的“以奸民治善民”的办法，真是学到家了。其实，毛早在1927年大搞农运时，就盛赞了“痞子运动”的革命性。甚至说：“打仗靠流氓”、“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其三，国共内战伊始，毛在其解放区大搞暴力土改，把地主“强民”的土地剥夺分给农民“弱民”。旋即以“蒋介石的秋后算账”来吓唬农民， 以“保卫胜利果实”来号召农民支前与参军。于是，就把分到土地的几百万农民调到了前线 ，有的随军运粮，有的组成民兵冲锋陷阵。几百万农民就这样地替正规的解放军当了消耗国军子弹的炮灰 。对这般残忍的人海战术，上海《大公报》报导：“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我们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丧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开战……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当时的《大公报》是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报纸，甚至还发表过赞扬中共的文章，可见中共驱使百姓当炮灰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当今世界，文明军队开仗，开辟人道主义通道，把百姓转移至安全区域；而毛却让百姓为他的军队挡子弹，还美其名曰“人民战争”。秦始皇以“尚首功”调动农民上战场，农民固有战死的可能，但也有以立“首功”免死而获得土地的可能；而在毛的人海战术的驱动下，几百万农民一上战场 ，是不可能生还的，只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土地。

那么，支前农民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吧 。据官方统计，支前农民达到了543万人。试问：支前农民还剩多少？有多少还四肢健全？有多少全家老少还能团聚？有哪一家的房屋还完好无损？粮食献出去了，棉布献出去了，家里能用得上的东西都献出去了，连门板都卸下来拿去架桥了。战争过后，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亲历了淮海战役的有儒将之称的陈毅，没有勇气回答。但在其《记淮海前线见闻》中却津津乐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不是跟毛泽东的赞美人海战术别无二致吗。陈毅还写了一首诗——“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可贵，疼痛可减退？”哪管生灵涂炭不涂炭!

1949年以后 ，毛泽东在全国大陆全力推行暴力土改 ，还制定了枪杀地主的指标 。农民分到了土地了，翻身得解放了 。可是转眼之间，就把农民斗地主分得的土地，以实现农业合作化为由，强行收归集体所有了。再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施行，使广大农民终年被束缚在田地上 ，世代耕田种地。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连在三年大饥荒年间，竟派民兵把守村口，不准饥民进城乞讨，在家活活饿死。在平日里，连进城当个叫卖或摆地摊 ，也严加禁止，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可见当今的农民，跟秦代的农民一样，不过是毛泽东的耕战工具。

其四，毛泽东认为，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滋生着资本主义。于是，就把城乡的私营商店全盘取缔，代之以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 。   在废除商品经济的同时 ，首先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计划收购、粮食计划供应。我国行之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时期开始了。

从此，各种票证铺天盖地地进入了社会，到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种。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什么样的商品就要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如果外出没有全国粮票，寸步难行。如果得到了一张自行车票，就像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林妹妹。最为可笑的还有“觉悟票”，这是一种带有奖励性质的换领粮食或粮票的凭证，意在希望大家讲“觉悟”。毛的毁商灭商，可比《商君书》的办法高明啦，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其五，为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全国各地农村大办“五七”干校。广大干部与各行各业的人，特别是“��识分子成堆”地方，都要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参加农副业劳动。因是个“绝好机会” ，能“滚得一身黑泥，炼成一棵红心”，焉得不去!

作为城市人口的知识青年，则要求他们整体“上山下乡”，向文盲的贫下中农学习。于是，一场牵动亿万人家的未成年的城市小青年 ，身不由及地向“广阔的天地”大转移的运动 ，席卷了全国。这不也是《商君书》的全民皆农的翻版吗?

其六，以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1955年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是。这三大文字狱与贯穿中共治国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不就是《商君书》的灭智、灭智、再灭智吗?!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大放厥词：“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在文革中 ，“知识越多越反动” ，“不学abc，照样闹革命” ，“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 ，“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废除高考考试制度，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凡此奇谈怪论，都被称为最高指示。

其七，对从朝鲜战场放归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接待的政工干部首先就问：“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认为当上战俘是有罪的，应该战斗到死不投降。于是，就把回归的战俘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审查。其下场就是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农村当终生遭到岐视的下等公民，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批斗，成为“下饭菜”。这种处理回归战俘的方式，较之商鞅的对无功回归的秦兵的处理 ，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其八，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倡导揭发批斗。往昔商鞅的告密与连坐，大行其道。左派当道的小人政治之风成为常态。致使获罪者数不胜数。而且一人有“罪”，全家遭殃，亲友都得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以致夫妻反目离异，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斗争老师，亲友断绝来往，道路以目。中华传统美德糟蹋无存。那怕在平日里，只要一句话不慎，都会被左派小人上纲上线定罪。于是，在运动中，在平日里 ，都会制造一系列新的阶级敌人。因不够判刑条件，就被遣送到农村社会大监狱中管制。

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而是“画地为狱”.。其间的地富反坏右，以及文革中打出的臭老九、走资派，概被辱呼为牛鬼蛇神。如把被株连的家属算在内 ，人数以亿万计。堪比秦朝的那个人间监狱也。

社会大监狱是以所谓“群众专政”名义来管制牛鬼蛇神的。其实， 群众并未当家作主 ，其中的农民被剥夺了进城谋生的权利。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并加以管制，使之成为了农奴。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困绑在一起劳动，使之开始成为了农奴；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的名义 ，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严格控制下，使之完全沦为了农奴——国家的农奴。

市民地位虽比农民高一些 ，但没有居住自由 ，动辄强行下放农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更谈��上出国的自由；连说了一句想到香港去看一下，如被人告发了，就会以“叛国投敌”罪论处；剪集报纸 ，没留意把报纸背面的红太阳剪断了 ，被人告发了，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 。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践踏宪法、践踏人权、践踏人道的犯罪。毛打造的社会大监狱，比秦朝社会的那个人间监狱，是毫不逊色的。

其九，毛泽东最为祸害人类的 ，莫过于草芥人命的生命观。在由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之际 ，“苏修”首脑赫鲁晓夫要向中国提供粮援。毛泽东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是小，失节事大。中国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这真是，人命如草芥，薅之复再生。

在应付核大战上，毛泽东的高谈阔论，让人听之惊出一身冷汗。据《毛泽东选集·内部》记载`：1955年，毛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多次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假装败退，……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明确地说：“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 ，这不是坏事。”

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衝突，蘇聯在邊境屯兵百萬，揚言要打大戰，打核大戰。而毛澤東却說：中國有六憶人口，留下三憶，照樣在廢墟上建設我們的家園。嚇得勃烈日涅夫搖頭歎息：我真想不到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要知道，當時的蘇聯總共才不足兩憶人。

商君与历代秦王的草芥人名，以千百万计；毛泽东的草芥人命则是祸及全人类。也许这就是毛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吧。

毛泽东的核大战观，不仅吓倒了当年的勃烈日涅夫，哪怕在当下正在打俄乌大战，动辄则拿核武说事的“普京大帝”，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难怪普京曾说，他就崇拜毛泽东的。

一言以蔽之 ，经上述对比 ，毛泽东的那一套思想，可真是其祖师爷商鞅都自愧不如、望尘莫及的；毛泽东对《商君书》的践行，是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可是，中共却把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毛选五卷作为打天下、治天下的指导思想，说它是马克思与中国革命事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毛泽东思想远非这个公开发表了的修修补补的大杂会所能包含的。毛泽东一生在党政高层秘密发表的讲话，在国际共运首脑会议上的耸人听闻的讲话，才是毛的思想的全部与真谛。但我们至今在国内尚未看到毛的全集的公开问世，因为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妖魔鬼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实践的，绝非马克思的理论，他实践的不过是秦始皇奉行的《商君书》的悖论。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加《商君书》，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商君书》。如果说，谭嗣同批判的儒学是披着孔子的外衣，施行商鞅的秦制的话，毛泽东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践行秦始皇的专制独裁的暴政。

1976年8月9日，毛泽东在病床上口述了给汪东兴的遗嘱：《我的自我评价》。张玉凤记录，章含之整理成文。其中有一段话：

“世界有个中国，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秦始皇。世界有如今，也是因为有一个人：马克思。中国能够在世界有如今，就是因为有我毛泽东，我毛泽东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不是机密，我多次公开讲过。”这个绝密文稿，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不管是否杜撰，都可被视为毛泽东自负而骄狂的“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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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国家内外斗争和战争.走向和平美好

中国现在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和老百姓的苦难，都是共产党最高官员对全国人民的愚弄奴役所导致，其中毛泽东习近平就使用了商鞅驭民五术治理国家，《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和《习近平对中国人民的驭民术和种种恶行》这2篇文章完整展示了毛泽东习近平的恶略行为。为什么毛泽东习近平始终不渝的坚持给全国人民洗脑，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共产党领导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习近平思想，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他本人可以霸占支配享用挥霍全国人民的一切财富资源，《乱世魔王毛泽东罪恶的一生》和《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鱼肉百姓一目了然》这2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毛泽东习近平坚持公有制的原因。你直接看看朝鲜金正恩为什么坚持公有制，因为金正恩霸占着全国人民一切的财富资源，供自己家族享用挥霍，而全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都在为金正恩政权当牛做马的劳作。再看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坚持公有制的原因，本来就贫穷的伊朗哈梅内伊却拥有1000亿美元的财富，十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当自己的妻子，最小的妻子只有9岁，而全国的老百姓还贫穷的吃不上饭。朝鲜的金家王朝和伊朗哈梅内伊王朝，只不过是照搬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政治道路，毛泽东和习近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为了自己享有这些一切上帝才能拥有的美好东西而已。只有在和平政权里面坚持公有制才能让全国人民真正拥有享有国家的一切财富资源，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商鞅变法中这一套“驭民五术”被记录在了《商君书》里，《商君书》有曰：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商鞅的驭民五术中包括：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这是在后世帝王们都愿意去阅读学习的一套方法。

一、壹民，即指统一民众的思想，对民众进行强制性洗脑，“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做法都是帝王为了方便奴役天下之民，于是进行了思想禁锢。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奴役中国所有百姓，凡是不能让毛泽东霸占享用挥霍奴役国家和人民一切财富资源人员的制度思想，凡是阻碍毛泽东成为至高无上神权的人和思想，凡事不是和质疑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反革命被清算打倒打死。习近平时代的习近平思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凡是不能让习近平霸占享用挥霍奴役国家和人民一切财富资源人员的制度思想，凡是阻碍习近平成为至高无上皇权的人和思想，通通都要被整惨甚至整死。

二、弱民，即指从客观条件上让百姓没有反抗能力，没有威胁帝王奴役统治的能力，例如“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毛泽东时代的相互检举、父母子女亲属反目成仇、利用工人农民打倒打死官员知识分子等、利用官员工人农民逼迫军人上战场战死、利用官员军人镇压农民工人做奴隶、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反正就是让中国所有人互相残杀毛泽东自己在旁边看戏，中国所有人到最后都是输家，毛泽东成为那个最大的赢家。习近平时代的建设无死角的海陆空全方位监控设备（摄像头，大智慧网络、卫星等等），聘用大量的人员监视人民（农管、城管、警察、国安、网格员等等），不听话的监视人员就用反贪腐败等手段利用工人农民的支持铲除他，让听话的监视人员镇压工人农民商贩企业家等等，反正就是要让中国人的底层人互相残杀，习近平坐在旁边看戏，不管中国全体人民如何争斗，最后的利益习近平永远是那个最大的赢家。

三、疲民，即指从自由上、时间上禁锢百姓，让他们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想、去做其他的事，例如筑长城、修运河、修阿房宫等等。毛泽东时代就搞了个义务修水库、成为集体劳改犯挣工分等，反正就是要让老百姓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劳作。习近平时代大搞基建、民间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打几份工才能达到普通生活标准等，这些都是将整个天下的劳动力征集起来，为毛泽东习近平皇权服役。

四、辱民，即指从思想上、主观条件上去奴化百姓，让他们从内心上就不敢去反抗，害怕官府、害怕仕人，从而服从统治，例如严苛的刑法、残酷的刑具等等。 毛泽东时代的官员轻轻松松不干活就享用特供特权、毛泽东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对国外进行大量的粮食物资等援助，一边限制的老百姓种植养殖谋生，一边又命令下面的官员搜刮掠夺老百姓仅剩的保命粮食，老百姓累死累活当牛做马却一贫如洗，毛泽东的贫下中农光荣的洗脑宣传，是要让老百姓精神上高人一等实际上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习近平时代的城管农管交警各官员随意的愚弄老百姓，大量外国留学生来中国领钱领女人读书羞辱中国人，当官的贪污腐败不惩罚甚至轻惩罚，老百姓随便干一点什么事都是重罚，连老百姓自己谋生对习近平来说都是罪恶，所有这些都是配合习近平命令下的政策。

五、贫民，即在金钱、财务方面对百姓进行严加管制，让他们没有多余的钱粮去满足其他的需要，例如苛捐杂税、重农抑商、排斥商人等等。毛泽东时代的严格限制种植养殖数量，甚至禁止个人种植养殖归集体，老百姓所有的辛苦劳作都要换成公分进行凭粮票领取，禁止老百姓有剩余财富资源积累，用反贪污腐败威胁官员配合毛泽东的政策。习近平时代的限制农民种植养殖等等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取得财富资源的老百姓，习近平就用反贪污腐败、政府罚款、税收罚没、存款消失、理财诈骗、股票期货洗劫、房产医疗养老养子女丧葬等高昂费用来制造习近平的贫穷老百姓政策。

后来的驭民五术一直为帝王所学习，目的就是更好地统治整个国家奴役所有人民，加强皇权的统治。这套驭民五术是作为法家的商鞅向秦孝公晋献的，它深刻地展示了整个封建王朝统治民众的核心思想。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一边说要为人民服务、一边说人民越穷越光荣、一边说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全体人民为毛泽东服务，毛泽东提倡的越穷越光荣变成了毛泽东成为了掌控国家一切财富资源最富的那个人，毛泽东提倡的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却把毛泽东自己无法无天至高无上的那个阶级斗争成为最后赢家。而习近平只是复刻了毛泽东的这一切，现在习近平还只使用了毛泽东的三成功力，就已经民不聊生死伤无数，如果等习近平使用到毛泽东的10成功力就要生灵涂炭亡国灭种。具体毛泽东是怎样以一人之力让中国十分之一几千万中国人死亡的，习近平也不过是照搬这种方法而已。和平现在要对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一个忠告，也是对统治阶层的警告，如何破除这种一人杀千万人的魔咒？

和平对毛泽东、习近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最高统治者的警告：当你追求神权皇权至高无上的时候，当你追求自己可以掌控任意人民的生死权，让国家的一切财富资源人力全部可以让你霸占挥霍享用支配，当你希望全天下的美女任你挑选享用，当你妄想用医疗技术更换器官实现永生，当你霸占这所有人类一切好处企图成为上帝，然后利用控制的媒体给自己疯狂歌功颂德扬名千秋万代的时候，就是你欲望无止境的时候，就是你末日的时候。如果你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你以上的人生目标，而不是为了人民赋予你的权力，放下身段，放下特权，放下权力让人民监督你约束你。当你以为你掌控武力军权可以镇压威胁一切人民，当你以为你掌控媒体可以颠倒黑白铲除一切异己，你以为你霸占国家财富资源可以收买一切你认为能为你所用的人。不顾一切满足你个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欲望，而致所有老百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话，我相信只要愤怒的老百姓联合起来造反，你一定是被处以极刑或者灭九族。

当我和平让你交接权力的时候，给你机会让你重生，不用再被斩首被灭九族，你就要拼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历史上所有朝代的君王没有一个好下场全部都是被灭九族，只有我和平建立的政权才能让你安然无恙，这是你唯一一次机会。

如果你认为你不能霸占享用挥霍支配全国人民的财富资源了，你认为你不能再随意控制中国人民的生死大权了，你认为你不能再用皇权玩弄各种各样老百姓的女人了，你认为你不能再偷偷用权力杀害老百姓的孩子割器官给自己延长寿命了，你认为本国人民、外国人民不会再对你歌功颂德了，所以你绝对不交接权力，你只是要霸占以上的一切享用一天算一天，反正自己也年龄大了活不了多久了，活着就要尽享一切最好的，哪管死后的洪水滔天民不聊生。我习近平掌握着全国军政大权威胁所有老百姓官员军人、我控制着媒体随意颠倒黑白为自己歌功颂德并且给学生军人洗脑效忠于我、我控制着全国人民的财富可以聘用任意效忠于我的人去镇压老百姓企业家军人官员等等，所以我拥有所有的一切我为什么要放弃权力，我可以决定所有中国人的生杀大权，所有中国人都要为我所用成为我习近平的奴隶。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坐在权力的位置上，那和平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包括你的子女家庭亲属等等。我们每个中国人就要永远铭记，习近平这个卖国贼，每一个人中国人都要斩杀这个狗贼，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灭掉习近平的九族。来报复习近平在位时给我们全国人民带来的苦难灾难死亡。

和平对正副处级、正副厅级、正副部级、正副国级官员的警告：当你们在拥护恶魔毛泽东习近平等人的时候，帮助习近平鱼肉全体中国人民，你自以为习近平给你权力，让你霸占一些从老百姓这里收刮掠夺的财产供自己享用，须不知你已经中了毛泽东习近平的奸计了，毛泽东习近平这些人不过是借你们的手从老百姓这里搜刮掠夺财富资源，然后再以反贪腐败的手段把你的财富资源掠夺走占为己有，顺便还把你判刑坐牢死刑等，这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历代皇帝常用的手段，这样毛泽东习近平就不用直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资源，毛泽东习近平间接掠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资源占为己有，却能获得被毛泽东习近平奴役的老百姓支持，这确实是中国老百姓天大的愚昧和悲哀。习近平毛泽东必定会斩杀你们企图拉拢老百姓，然后换一批官员继续压迫奴役老百姓，就这样毛泽东习近平拥有杀不尽的贪官和一直奴役着老百姓，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习近平提出的“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奸计，中国人民最需要斩杀的贪官就是毛泽东习近平等人最大的贪官。如果习近平毛泽东不斩杀你们，选择和你们同流合污并且保护你们，那老百姓就一定会斩杀毛泽东习近平和你们，就像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所以习近平，毛泽东一定会斩杀你们，因为你们人少保护你们打不赢全体老百姓，老百姓的人多斩杀你们还可以获得拥戴，所以不管你们是被毛泽东习近平斩杀，还是被全体老百姓起义斩杀，永远都是输家。

只有效忠和平政权是你们唯一赢的机会，虽然不能让你们贪污受贿，但是你们的生活在和平政权比任何其他政权���期一定过得好10倍以上，并且是安全的享受，安全的颐养天年，还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并且可以用和平公民身份名留青史。

如果你说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现在能够霸占这么多钱我享受知足，习近平毛泽东之流肯定不一定会打到我头上来，我听他们的命令就可以了，我相信只要我对他们俯首称臣，他们应该可以赦免我。如果你们这些高官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那还是我上面说的那样，你不是被习近平毛泽东等人反腐败斩杀用于示好全体公民，就是被全体公民起义斩杀。

和平对其他公务员群体的忠告：当你们享受体制内供养的时候，你们要想到你们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全国人民上缴的结果，上面的领导层他并不创造任何收入，都是借助你们的手从各个老百姓手里搜刮而来，所以并不要因为你们现在能够搜刮老百姓的财富资源占有小部分上交大部分，就觉得生活很优越，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老百姓的群体中。你要明白你们不过是上层领导的白手套，当然最高统治者肯定是最上层的领导了，你们只是上层领导用于奴役全体老百姓的工具和棋子，也是上层领导随时可以更换的人，当你被撤换了也同样成为了老百姓之中的一员。当老百姓被逼迫无奈造反的时候，上层领导肯定是拿你们开刀以反腐败的名义判刑来讨好老百姓，如果不判刑你们讨好老百姓的话，上层领导肯定是逼迫你们第一线要冲锋陷阵和老百姓拼杀的人，来保护上层的特权贪官阶层，所以当你现在坚决拥护共产党恶魔政权的时候，就是在给你自己自寻死路和自断前程。

只有效忠和平政权，成为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公民，才能让你们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和平政权比共产党政权对你们好50倍以上，效忠和平政权对你们来说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我和平发布命令的时候，你们就要配合和平的命令来执行，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抛弃旧的共产党腐烂政权，接受新的和平美好政权。共产党政权的坏是因为上层领袖阶层贪得无厌，对权力、对金钱、对女人、对享受、对物质、对长寿等贪婪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比喻不了的。

和平对军人、武警、警察、国安人员的忠告：当上级领导和最高领袖，给你们更大权力和利益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得意忘形认为很威风，所有给予你们的都只是为了让你们奉献牺牲而已。比如给军人武警很大权力利益的时候，就是让军人武警上战场牺牲的时候;给警察很大权力利益的时候，就是让警察和全国人民做斗争的时候，前几天的公安会议，习近平明确指出公安姓党，习近平这个卖国贼，中国警察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警察，不是姓苏联共产党和效忠习近平这个汉奸卖国贼的？所以现在习近平只是要你们镇压全国人民的时候，让你们警察和底层老百姓互相残杀，共同成为习近平的奴隶而已;给国安警察很大权力的时候，就是因为军人不愿意替领袖上战场牺牲，警察不愿意替领袖镇压全国人民，所以需要国安成为间谍部门监视和威胁军人武警警察要效忠领袖，军人武警要上战场，警察要镇压全国人民，来保护领袖主宰、控制、占有、挥霍国家和人民一切财富资源生命的权力，前段时间就把国安的权力分别任命了各省市的一把手，习近平就是要国安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去威胁军人武警上战场，去威胁警察镇压全国人民。

当你们被利用完了，军人武警在战场上牺牲的差不多了，换了一批新的军人武警了，就开始没收军人武警的权力，并发动人民群众搞阶级斗争打倒没战死的元老级军人武警，最后领袖又收回了军权又打倒了有战功的竞争对手。警察镇压人民死伤差不多了，然后换一批新的警察，就开始发动人民群众搞阶级斗争，斗死斗倒一批元老级的警察，领袖又收回了权力，又把镇压人民的责任推给官员，毛泽东时代上更是打出了砸烂公检法的阶级革命，直接让无知无脑的工人学生接管公检法完全受控制于领袖一人。国安在监控威胁军人武警警察以及全国人民的时候，必定会受到军人武警警察及全国人民的仇恨而反杀，当国安人员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领袖又打着阶级斗争的名义，让警察军人成为武力威慑发动人民群众，把国安人员全部斗倒斗死，并把领袖发动监控威胁督战军人武警警察的责任推给国安的各领导人员。那你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军人武警战死了一批，打倒斗死了一批，警察镇压人民群众的时候死了一批，打倒斗死了一批，国安在威胁监控督战军人武警警察人民群众的时候，肯定也要被军人武警，警察，人民群众反杀一批，然后再打倒斗死一批，人民群众在被警察军队人武警国安人员控制威胁镇压的时候，肯定也是死伤很多。军人、武警、警察、国安、人民群众全部都死伤了无数，没有一个人是赢家，而领袖却成了真正的赢家，不仅打倒打死了竞争对手铲除异己，打倒打死了不听话只剩当牛做马的人，领袖成为了人人歌颂和效忠的人，领袖霸占了国家和人民的一切财富资源人力，领袖巩固了自己无法撼动至高无上的皇权，领袖拥有了生杀一切中国人民的权力，所有的一切阶级斗争都只是为了领袖他自己的肉欲、精神欲、物质欲最大化，中国人民最应该阶级斗争打倒打死的就是那个领袖。

只有效忠和平的政权，成为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公民，军人武警警察国安才能成为那个真正的赢家，军人武警不用打仗牺牲，警察不用镇压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仇恨伤害杀害，国安不用监督威胁监控督战军人武警警察和人民群众被反杀，让自己成为全民的公敌。而和平政权比共产党政权对军人武警警察国安人员来说好10倍以上，不仅从此以后会受到人民的爱戴，还可以获得和平公民身份名留青史。所以当和平发布夺权命令的时候，军人武警警察国安就要毫不犹豫的执行和平的命令，毕竟夺权对你们来说犹如探囊取物信手拈来毫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共产党高层官员自认为手里的武器就是你们，而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武器。如果你们不执行和平的夺权命令，到时你们就得听从共产党高层的命令，军人武警被逼迫去参与战争战死，警察被逼迫去镇压人民群众被打死杀死，国安去监控威胁督战军人武警警察以及全国人民被反杀。或者直接被领袖发动人民群众搞阶级斗争帮忙打倒斗死，用来巩固领袖自己本人的绝对权力。

和平对企业家、资本、名人的忠告：当你们还在拥护和宣传共产党政权的时候，你们也不过是共产党高层官员利用的棋子而已，让你们帮助中央政府奴役其他百姓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得意忘形认为自己很了不起高人一等，你们不过是共产党高层官员随时可弃的棋子、随时可以没收你们的财产、随时可以毁灭的对象，杀了你们祭旗来向无知的老百姓示好，实际只不过是高层官员为了掠夺你们的财富资源占为己有，跟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只要中国还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思想、共产党领导，那你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安全，随时被共产党中央高层官员铲除，因为这所有的思想精髓就是限制资本和贫穷老百姓，让权力贪官霸占挥霍享用支配国家的一切财富资源。共产党一边宣传让民营经济有尊严的经营，一边找各种理由随时对民营经济进行处罚甚至没收财产，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鱼长大然后让高层权贵官员宰杀吃肉。

只有拥护和平的政权，成为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公民，你们才能安全的经营生产幸福生活，因为和平的政权是全民参与的政治，主讲的就是全部法治化，权力会完全掌控在全国人民的手里不会被权力拥有者滥用，虽然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经济损失，但是和平政权的老百姓都是富有的，都有钱消费。所以，虽然暂时是有一些损失，但是长期社会经济非常繁荣的，你们每个人都有好的发展机会。并且你们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跟当官的一样平起平坐，和平公民里面你们也可以用经营企业或者捐款来参与评选，来实现在经济上的名留青史。

如果你们说那我管不了那么多，现在有利益我就赚，没利益就跑出国，让贪官权力阶层霸占不了我的资产。我告诉你你这样就天真了，首先你们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不让共产党贪官霸占的话，其他的国家肯定也会想办法在你们的资产上捞一笔甚至全部捞掉，你们没有政府背景肯定无法安全保障自己的财产。然后现在你跑不掉的，共产党中央政府都在限制你们的财产支出，一定会慢慢的让贪官阶层把你们的财富全部占为己有，共产党高层一定会打着为老百姓服务的幌子，没收你们的全部资产。所以与其东躲西藏的被各方瓜分资产，不如一劳永逸的拥护和平政权，成为拥有安全财富、被人尊敬、拥有尊严、名留青史的企业家名人。

和平对知识分子、教育人员、媒体人员的忠告：当你们被共产党和领袖要求对全国人民进行宣传、洗脑、歌颂、美化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的这些歌颂美化宣传洗脑对统治阶层意味着助纣为虐，对全国人民来说意味着无限伤害，昧着自己的良心领点赏钱颠倒黑白无脑吹捧，是对于知识分子教育家媒体人员的一种侮辱，实事求是的讲真话，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教育家媒体人员的一种基本素养。当知识分子只对党政府官员进行歌颂赞扬，当教育人员只帮助党政府官员对学生进行奴役洗脑，当媒体人员只对党政府官员进行美化报道，对党政府官员假丑恶犯罪的事实遮遮掩掩甚至直接颠倒黑白美化，我们中国的教育媒体文化都将是假丑恶的存在。现在虽然你们是领钱成为了赢的一方，但是当阶级斗争开始的时候，你们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媒体人员肯定是会被先打倒的一批人，因为你们有思想知道分辨真相，而毛泽东习近平等人就需要老百姓是没有自己想法的，只能无脑崇拜领袖，任何其他真理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现在你们知识分子不要再歌颂赞美党政府领袖，教育工作者不要再帮党政府领袖对学生进行洗脑，媒体人员都要对党政府领袖的假丑恶进行真实的报道，否则下一个被打倒打死惩罚的就会是你们。

只有效忠和平政权，成为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公民，才能够让你们安心的追求真理，知识分子追求先进的知识真理，教育工作者追求美好的思想文化，媒体从业者对任意真善美假丑恶都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并且和平政权比共产党政权对你们也好50倍以上，和平公民也是你们可以参与评选的，让自己可以名留青史。

和平对自由职业者、开店者、小商贩、工人、农民、无业游民的忠告：当你看到这里抓了多少贪官？那里罚款没收了多少资本的财富？这里突破了什么高科技的技术？国家实现了多大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那里实现了多少国家gdp财富的增长？什么卫星上天航母下海，跟你���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贪官本来就是最高领袖默认来收刮你们财产的，最高领袖只不过是用反贪污手段把搜刮你们的钱财收回囊中而已。没收罚款资本也只是打着各种名义搜刮掠夺过得比较好的老百姓财富而已。不管是抓贪官没收的钱，还是对资本进行罚款没收的钱，罚款没收的钱是花在你们身上了吗？你们被抢的钱都被毛泽东习近平等人拿了，有分给你们一分钱吗？你们的所有苦难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习近平等人制定的政策导致，这些国家管理者各个中央高层毛泽东习近平等人霸占着那么多财富，有想过分配给你们吗？习近平贪污了近万亿人民币，挥霍了几十万亿人民币，这些国家财富资源都是我们全国人民共同所有的，毛泽东习近平本人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凭什么霸占挥霍？难道你们都认为他霸占挥霍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更是霸占挥霍了无数老百姓的救命粮食，导致了中国几千万人的饿死牺牲。高科技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Gdp的增长、卫星上天航母下海等等，都只是毛泽东习近平等人更好的奴役全国人民的工具而已。如果一个党政府领袖只为统治阶层服务，榨取全国人民的一切利益为自己所用，只在乎毛泽东习近平自己的特权、肉欲、精神欲、荣耀与辉煌，从不在意人民生活的疾苦并且真正解决问题，那这个政权再怎么歌颂美化都只是一个土匪强盗政权，跟封建皇权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全国人民要把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才是王道，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定会失望的，尤其是交给毛泽东习近平这样的恶魔更是苦难的开始。

只有拥护和平的政权，成为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公民，才能让你们真真正正的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和平政权你们享有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官员和政府财产公开、对官员进行罢免、赦免被审判的人、参与宪法法律的修改、参与国家财政支出、参与发动战争投票等等，在共产党政权想都不敢想的人民权力，在和平政权都可以实现，在和平政权生活比共产党政权生活好了100倍以上，真正做到了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掌控国家的命运，主宰着自己的未来。

和平对大学中学小学读书孩子的忠告：当学校里面教你们要爱党爱领袖的时候、当学校里面对你们进行对美国日本等国仇恨教育的时候、当学校里面教导你们要监督家长的时候，当学校里面组织你们献血捐器官的时候，不要怀疑学校里面一定不是为了你好，只是共产党中央政府官员为了巩固他们千秋万代的奢华生活，需要牺牲你们为他们所用。让你们爱党爱领袖是希望你们长大后成为他们的炮灰，对你们仇恨教育是让你们仇视美国日本等，从而忘记共产党中央政府是仇人，让你们监督自己的家长，是因为你们的家长被共产党官员压迫压榨的比较厉害，再加上一把屎一把尿的抚养你们长大受了太多苦，当你父母有抱怨有记恨的时候，共产党官员希望你们举报自己的父母继续承受压迫压榨。让你们献血捐器官是因为那些共产党政府高层官员需要你们的血液器官来延年益寿。没有你们的父母你们早就饿死了，父母就是你们的天你们的地，你们长大后要承受的所有苦难，你父母现在都帮你承受着，你现在生活很开心无忧无虑，是因为父母承担了一切苦难，只有你们长大后走入社会才知道社会的险恶。共产党毛泽东习近平等他们没有抚养照顾过你们，并且还在不断的压迫压榨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亲戚等，所有的压榨剥削人民的规则都是毛泽东习近平等人制定的，你们要搞清楚，如同一个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带着一帮小弟（官员）对老百姓进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在老百姓受不了要反抗的时候，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又站出来说一切都是这个小弟（官员）的责任，然后把小弟（官员）推出来杀了，换一个小弟（官员）继续对老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老百姓受不了又要反抗的时候，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又站出来说一切都是这个小弟（官员）的责任，然后把小弟（官员）又推出来杀了，再换一个小弟（官员）继续对老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永远在带着小弟（官员）对老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永远在杀小弟（官员）永远在换小弟（官员），老百姓永远在被打家劫舍被杀害，老百姓最应该杀死的就是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因为小弟（官员）打家劫舍老百姓的钱财女人都被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拿走了，杀了土匪头子（毛泽东习近平）就再也没有一帮土匪对老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了。和平政权就是让每个老百姓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主权，国家的一切由老百姓自己说了算，不再有土匪（毛泽东习近平）。共产党毛泽东习近平等土匪头子根本就没有资格让你们对他们进行感恩，所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是根本不存在的歪理邪说。共产党毛泽东习近平等所有的宣传，都是为他们自私自利的极致奢靡的生活而已，让你们成为牺牲奉献的牛马奴隶。

只有你们成为和平政权的公民，你们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美好，你们的父母将会过得很开心快乐，不用再为抚养你们操心操劳，一把屎一把尿一把血一把泪了，你们也将会受到国家免费教育、国家免费抚养的待遇，并且你们在读书期间再也不用担心学校欺骗你们献血捐器官，从而让官员占有你们的血液器官？

和平对所有监狱服刑人员的忠告：当共产党的官员要求你们充当正能量发表和评论的时候，来赞美歌颂毛泽东、习近平、共产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强大等等视频新闻评论内容时，然后说对你们立功进行减刑来要求你们睁着眼睛说瞎话，按照共产党官员们提供的发表内容和评论内容，或者你们自己想出发表内容和评论内容发布，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减刑立功来为他们颠倒黑白误导人民群众。你要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犯罪进到监狱，就是因为共产党这个腐朽的政权逼着我们人民走投无路时，你们选择犯罪或者是被迫犯罪或者是冤假错案导致你们进来监狱的，你们所受的苦难都是共产党高层官员导致的，不仅不应该帮这些中央高层的官员颠倒黑白来奴役我们中国人民，还应该对待这些中央高层官员同仇敌忾恨之入骨。就算给你现在减刑了，你还不是在肮脏的国家牢笼里继续挣扎，只要和平政权的中华永久和平国夺回了国家控制权，和平就会进行一次大赦天下，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可以进行统一的一次赦免来融入新的美好国家。所以不要在乎眼前的一些蝇头小利被给你们带来苦难灾难的共产党高层官员中央所利用，你只要不参与他们拿你没办法。你们完全可以等着和平政权接管国家之后被赦免。

和平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忠告：当你们这些香港澳门台湾充当共产党中央马前卒的人士，在对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对共产党政权进行歌功颂德，对香港澳门台湾的人民也像共产党一样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也就是香港澳门台湾社会慢慢走向奴隶制社会的时候，像目前的中国大陆一样。权贵官员阶层控制一切，老百姓当牛做马的为权贵阶层奉献牺牲一切，我想香港澳门台湾的老百姓一定不会答应。所以现在正在蒙在鼓里的香港澳门台湾的老百姓。不关你是官员、资本、老百姓等，你们都将会成为大陆中央权贵，具体可以参考和平上面对各个阶层的忠告，香港澳门台湾的全体人民可以对号入座。不要再对共产党中央抱有任何希望，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在和平政权里面生活比在共产党政权里面生活至少好20倍以上，所以你们要想真真正正的过好日子幸福日子，就一定要共同拥护和平的政权尽快接管中国，让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所有同胞都生活在民主/廉政/法治/福利/富裕全体人民的美好国家。

如果你们不拥护和平政权，就大概率被共产党中央政府所控制，到时候香港澳门台湾的人民，官员就像大陆的官员一样是领袖掠夺人民财富资源的工具想杀就杀，资本是中央政府借力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想没收就没收，人民是中央政府利用的工具，借被奴役的人民力量打倒打死官员资本知识分子等阶层。官员资本知识分子老百姓都将成为输的一方，只有共产党中央政府是赢的一方。

综上所述中国所有人民的一切苦难，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毛泽东/习近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个人家族的私欲贪欲所导致。具体每个最高管理者都实现了什么肉欲/精神欲/物质欲等等，可以参考《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鱼肉百姓一目了然》这篇文章，已经清楚描述了每个最高管理者所满足的个人家族欲望和享受。

要想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各个阶层成为赢家，就必须听从和平的命令对号入座，每个人做好自己的那份事。如何打倒那个对肉欲/精神欲/物质欲贪得无厌的最高管理者，成为我们全国人民能否成为赢家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最高管理者为什么可以打倒打死我们所有人让自己成为赢家，他所有的权力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最高管理者要调用武力、调用金钱、调用媒体为自己所用，武力是威慑一切官员资本媒体老百姓人民的工具，金钱是收买一切武力官员媒体人民的工具，媒体是颠倒黑白为最高管理者歌颂和洗脑武力官员人民的工具。只有最高管理者无法调用武力、无法调用金钱、无法调用媒体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中国进入和平政权的美好开始。当习近平要发表一篇或多篇给自己歌颂的文章视频时，首先肯定要直接指使正国级或者副国级的官员吩咐下去命令文化部对各个媒体进行下命令强制发表，甚至会划拨一些财政支出给媒体好处，其背后是武力的威胁和金钱的加持。当习近平要对外援助、收买人心、转移资产到家族名下等，就一定先命令正副国级官员，要财政部或税务部对习近平提出的任务划拨款项，其背后是武力的威胁、反腐威胁、金钱回扣等的加持。当习近平要发动对外战争、打击竞争对手、镇压人民群众等，就一定会先命令军事委员会对军队武警下命令，命令公安部对警察下命令，命令国安部对国安警察下命令，其背后是反腐败威胁、职权任免、金钱收买的加持。

当然，让习近平无法调用行政权力、无法调用金钱，无法调用武力，无法调用媒体。也只是被动的方法，拖着也不是办法无法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会有时间找到突破口突破人员。最主要是听从和平的命令，直接拿下习近平及其同党，中国直接进入和平政权，直接对所有的国家规则进行重新整理，中国全体人民才能够真真正正的逆转未来。

 和平对中国军人、武警、警察、国安局人员成为带头人，效忠和平政权的文章有《和平对中国所有的军人、武警、退伍军人要说的话》《和平移交权力奖励钱和荣誉的说明》《永久和平党建国八部曲》《中国人民夺回国家政权当家作主的3个方法》

和平政权有什么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思想，具体的文章有《和平主义治国思想》《永久和平党政治纲领》《中华永久和平国党政军国家架构》《中华永久和平国公民收入分配方案》《中华永久和平国和平公民特权阶层》《中华永久和平国免费社会福利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公务员财产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政府收入支出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民主投票罢免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司法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制度》

和平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区别，相关文章有《中国共产党、永久和平党分别管理统治国家的区别》《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鱼肉百姓一目了然》

中国共产党具体怎么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怎么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的文章有《细数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各大罪状》《乱世魔王毛泽东罪恶的一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急需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的那点本事》《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习近平对中国人民的驭民术和种种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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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ping]

听党话  做人事   真的只能二选一

听党话  做人事   真的只能二选一

       不知您是否听说过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有一百多个情妇，我听说过，听说之后最大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人是否是他母亲养大的，如果是他母亲养大的，他母亲不管是活着的还是过世了，我都想问问他母亲是否对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不知您是否听说过一个共产党的法官判定了等待嫖娼罪，我听说过，听说之后最大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人是否有老婆（假定它是公的），如果有老婆，他老婆不管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我都想问问他老婆是否会因为他躺在床上等过自己就认可他已经交过“公粮”；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共产党的警官在处理强奸案件时能给出“反抗不明显”说辞，我听说过，听说过之后最大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人是否有儿女（也假定它是公的），如果有儿女，不管是他儿女成年没成年，我都想问问他他会怎样在他儿女成年之后向他的儿女解释怎么算反抗不明显。当然，不管怎样我都不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甚至我也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闲心，因为我明白做出这种不是人事的事情在共产党这一组织的优秀人才里可以说多如牛毛，遍地都是，想问根本问不过来，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了，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可以这个样子。

           是因为这片大地的风水不好吗？我想应该不是吧，这片大地曾经真的有过灿烂的文明；是因为这片大地的人种不好吗？我想应该也不是吧，跟我们同种的其他不直接受共产党荼毒的地方也不是这个样子啊；是因为这片大地中毒了吗？我想是的，这个毒就是共产主义或者说鼓吹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这种毒真的很毒很毒，更为特别的是这种毒先毒害的是它们所谓的自己人也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然后才去毒害其他的一切，有点像“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意思，谁要不信，慢慢听我解释“听党话和做人事 真的只能二选一”。

          首先来说要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第一要素当然就是听党话，那么什么是党话或者说党话有什么特征呐？我想对于这一问题最有发言权的铁定是以胡锡进、金灿荣、司马南、张维为为代表爱国贼们的杰出代表们，因为它们爱党爱得足够深，但是也正因为它们爱党爱得太深了以至于失去了人性，它们的话不听也罢，还是将就着听我这个外人粗略地总结总结吧，因为是外人，我大概只能总结出三点。

        第一点：党的话很多很多，却都含混不清。

        要想弄清楚党的话有多少，就得先弄明白什么算是党的话。党章算吗？党章一定得算，我不知道一部党章具体有多少字数或者说有多少话，我只知道党章改过很多次，大概过些年就会改一次，我想把所有的党章里的话都统计起来的话就算把里面重复的给它去掉应该也不少吧。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所说的话算吗？我想应该也得算吧，比较高层次的党组织的领导人的话得算，最起码领导人里的一把手所说的话应该算党的话，这得有多少人，这得有多少话，我想就算是杂七杂八的一扣也不会比所有党章里党的话少，只能大概说海量，海量。 除此之外以胡锡进、金灿荣、司马南、张维为为代表爱国贼们的杰出代表们所说的话可以算作党的话吗？这个确实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在我这里铁定是不能算的，但是对于这些爱国贼的代表们所能代表的那些爱国贼们，它们的话应该也得算党的话，要不然会伤它们这些代表们的脏心烂肺的，得算，得算，这样算来算去就算是去掉其中重复的党的话在数量上去计数应该是个天文数字吧，是不是很多很多，至于含混不清也是一定的，党是做什么的，党是统治和控制人的，党的话更是去统治、控制最少是去玷污人的思想的，而人的思想这东西又不像人每天吃几次饭拉几次屎那样直观，思想是缥缈的，为了应对这种缥缈，在整体上去看党的话都是含混不清的，不然达到不达到统治、控制和影响人的思想效果先不说，党的话本身就不成形了。比如镶在党头上的那句“为人民服务”就含混不清，什么算人民，怎么叫服务，如果不含混就只能说“为党自己认可过的属于“人民”的人提供党所做的事情之中可以称之为“服务”的行为”，您看是吧，已经这样了也没把人民和服务解释清楚，您说党的话含混不含混吧。     

第二点：党的话很杂很杂，又在不断变化。

也许真的是党太过于伟大，也许真的是党太过于自信，只要是党所统治的范围内，甚至应该也包括不受它所统治的世界，只要与它有关的吧，关于政治党有话说，关于经济党有话说，关于文化党有话说，关于历史党有话说，关于宗教党有话说，关于环境党有话说，关于人性交不性交生不生孩子党都有话说，它妈的人类世界的一切的一切党都有话说，有了党世界才有意义，只有党的话能给世界指明方向，在这里先不讨论党的话的正确与否了，只说党的话这样无死角的去覆盖一切它能不杂吗？不杂才怪呐。当然如果说党的话能像法律条文一样严谨的话从某种层面来说无所不包大概也可以说无可厚非，但是不管党把它的话吹嘘到天上去它毕竟不是法律，高于法律也不是法律，如果说党的话能像良善的宗教条文一样稳定守恒的话从个别视角去看大概也可以接受，但怎么可能，党章变来变去，各级党的领导人变来变去，就连那些爱国贼们的代表们也像浇了大粪的杂草一样一茬又一茬，都是它妈的缺德丧良心，但是各有各的坏法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是对同一件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党的话也可以来回横跳，比如前些天很火的鼠头鸭脖子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今天党说了那是鸭脖就是鸭脖，谁说是鼠头在党看来就应该把谁抓起来，第二天党说鼠头就是鼠头，谁要再敢提鸭脖在党眼里一定居心叵测，如果第三天党改口说是鸭脖那就是鸭脖，谁要是不服气或者说胆敢揪住鸭脖鼠头这件事不放，完全可以把谁抓起来，虽然这是件小事但却完全可以说明党的话很杂很杂，杂到连鸭脖或鼠头都不会放过，而它的变化也许就在几天甚至几分钟之内。

第三点：党的话很美很美，只是臭不可闻。

前面已经提到过党的话是用来统治、控制最少是去玷污人的思想用的，更进一步的说就是党的话就是用来骗人的，骗自己或者说骗它们自己人，更骗别人或者说骗所有不是它们自己人的所有其他人，一般情况下，骗人的话都比较美，从这个方向说下去，党的话绝对是骗人话里最美的那一大坨，党的话里有几乎没有错误的过去，哪怕它真的直接害死了最少几千万人，党的话里有几乎没有问题的现在，哪怕现在在它的统治范围之内真的是民生凋敝、自杀泛滥，党的话里有绝对完美的未来，哪怕那真的只是虚空之中的大旗，就是这么美，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党的话不管怎样绝对能让傻子听着开心，党的话不管怎样绝对能让骗子听着舒心，党的话不管怎样绝对能让那些爱国贼的代表们嗨到直接高潮，就是这么美，再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于党来说关于它的话它根本不关心也不在意任何人包括它们自己人在内的人信不信，只在意服不服，服的就不说了，不服的能抓就抓，抓不住把他或她屏蔽掉甚至扭曲掉不就不就好了吗？如此这般下来党的话能不美吗，就是这么美。但党的话就是再美也不能改变它是骗人的这一属性啊，或者说不管怎样美都没变法改变它臭不可闻的本质啊，比如说共产党党章里那句“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屁话，谁要能用人话给我解释出或者论证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实现那一天还有什么意义，说句过分的话我天天为他或她或它祷告，如果没有任何人或垃圾（爱国贼的代表们）能够用人话解释出或者论证出来合理的意义只能说明这句话本身真的臭不可闻。紧接着您就可以想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都臭不可闻了，它的其他话能有香味吗？

大概总结了党话的三个特点，接着就该说做人事了，我想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关于做人事我应该也算个门外汉，我做过的事情太少，我犯过的错误太多，我甚至不确定我现在算不算在做人事，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接着往下说的，因为最起码我对于自己辨别或者说判断什么是做人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在我的粗浅认识里做人事其实跟做人应该是同一个意思，而关于做人怎样才好我想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仁、智、礼、仪、信”五个字总结的最为精炼和透彻，我不确定在共产党统治之前的传统文化中这五个字是对做人所提的最低要求还是最高标准，但我很确定在共产党的统治世界里，这五个字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宛若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一样遥远而模糊，对我起码是这样，更为残酷的现实是把这五个字喊的越响亮的人离这五个字或者说离这五个字的意境越遥远，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本质中的虚伪和奸诈所必然造就的，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在这样的现实中幻想着党的人以“仁、智、礼、仪、信”为参照去束缚它们自己人，我想就如要求“母猪上树、公猪下崽”一样过分或者说不公允，所以得完全抛开“仁、智、礼、仪、信”来谈听党话之后的做人或者说做人事，我想不管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一个人如果要做人事最起码应该在思想上真诚，在逻辑上如一，在行为上有底线，这真的是最低而不能再低的标准了，但结合前面所说党的话的三个特点和众所周知的现实，如果真正的听党话，就真的不可能做人事了。

您想啊，党的话很多很多，却都含混不清。一个人如果真听了的话，不管是全听（不可能全听），还是选择性的去听，这个人不会真诚，最起码不可能在思想上真诚，反而基本上就是一个骗自己也骗别人的骗子，最起码是个思想上的骗子；您想啊，党的话很杂很杂，又在不断变化。一个人如果真听的话，不管是听大面的（不可能听大面的），还是听细微处的，这个人不会如一，最起码不可能在逻辑上如一，反而基本上就是一个听声变性的变色龙，最起码是个逻辑上的变色龙；您想啊，党的话很美很美，只是臭不可闻。一个人如果真听了的话，不管是真信（不可能真信），还是假信，这个人不会有太多底线，最起码不可能在行为上有太多底线，屎都能闻出香味来，什么善与恶，是与非，甚至是人性都得抛到九霄云外，而真的少了善与恶，是与非，还有人性的牵绊，还需要底线做什么，这个世界又会成为什么样子，也许就是现在的鬼样子吧，当然我相信在以胡锡进、金灿荣、司马南、张维为等爱国贼们的代表们的引领下，情况可以更坏，或者说已经在更坏的路上。

这篇文小文章写到这里，基本上算是写完了吧，论证了听党话和做人事真的只能二选一这个小论点，论来论去却又感觉自己好像在论证一个伪命题，或者说这个论点有两个大的漏洞，第一个漏洞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论点在夹枪带棒这方面确实有点过了，我所想反对的真的是共产党这一整体和那些爱国贼的代表们，而不想把所有听党话的党的人都包含在内。第二个漏洞就是严格来说关于听党话更像一个范围概念，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概念，也就是说对于党的人来说，不存在完全不听党话的人，也不存在完全听党话的人（那些爱国贼的代表们虽然它们很想也称不上完全），所以说这个论点的更好的说法应该是对于党的人来说，有多大程度上的听党话，就会有多大程度的不做人事更为合适。不过我又想只要是正常人仅仅只是想一想“恶意返乡、恶意讨薪、软肋”等等数不尽的党的时代名词的意境，大概也能理解我所说的听党话和做人事，真的只能二选一也并不太过分吧。

文章的最后我还想再做另外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就是我认为党是知道哪怕是对于它们自己人来说是不存在完全不听党话的人，也不存在完全听党话的人的，但党为什么又要把听党话举得那么高呐，我想这是因为党更知道听党话是一把悬在外人更是悬在所有它们自己人头上的一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想砍谁就能砍谁的屠刀。言尽于此吧。

                                               2023年7月18日星期二

[moonshine-utopia]

世界上的水都相通——评电影《最后的贵族》

读罢白先勇先生的《纽约客》中《谪仙记》，《最后的贵族》这样一个看似十分接地气的电影标题在我心里却有些难以接受。“谪仙”一词，指神仙被贬入凡间的一种状态，中国古代的谪仙李白，是超凡脱俗的化身。小说中的“谪仙”，便是女主人公李彤，她的人生，是从优渥的富家千金身份向放浪自我的转变，她从上海到纽约，最后到威尼斯的这段经历，便是“谪仙记”。《最后的贵族》这个题目虽看似不如《谪仙记》般“文艺”，但电影终究是大众化的产物，观众的观影兴趣往往会被电影标题所影响，如若观众不了解“谪仙”的来历，自然无法提味白先勇先生的匠心所在；但《最后的贵族》中，“最后”与“贵族”两个限定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观众的窥探欲：为什么是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贵族生活又是怎样的？

《谪仙记》这一故事本身不复杂，李彤、黄慧芬、张嘉行和雷芷苓是四个好姐妹，她们都出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但在1946年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她们被父母一同送到纽约。李彤在父母因“太平轮”事件去世后，便开始自我堕落：赌马、酗酒，她的三个朋友陆续结婚，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唯有她始终不肯安定，小说的结局是她在威尼斯投水自尽。《最后的贵族》整部电影的节奏在我看来略微有些拖沓，真正的高潮是在李彤前往威尼斯，也就是电影最后的十分钟。文学改编电影本身为电影提供了许多的留白之处，但《最后的贵族》中对于《谪仙记》留白部分的处理在我看来褒贬不一。

首先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改编。《谪仙记》中是以黄慧芬的丈夫陈寅的视角来展开整个故事，“陈寅”是在和黄慧芬结婚后才了解李彤，从他的叙述中体现出偏爱与怜悯的复杂情感；但电影中，濮存昕饰演的陈寅从一开场便于潘虹饰演的李彤有所交集，二人甚至有情感纠葛，以至于会给观众一种错觉，李彤最后的自我堕落是否与陈寅有关？这与白先勇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完全相悖的。二是导演总有生硬制造前后对应之嫌，李彤作为富家小姐，在小说中本身就带有些许轻浮与骄纵，但电影改编将她前期塑造成一个拥有远大抱负（“我要进联合国，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外交官”）的Honor Roll Student,在遭受父母双亡的打击后便自我堕落，离开朋友去自我闯荡，结识各色人等，最后做了富商的情妇，这样刻意生造的前后对比其实对深化人物形象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三是导演强行添加了一个李彤因袭警而入狱的情节，陈寅作为律师前去搭救，最后二人在酒吧彻夜长谈，虽然导演意在突出李彤在陈寅面前的“朴素”，即李彤将陈寅视作知己，但这一情节却体现了李彤的“作”与陈寅的“渣”，这样的情节设置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些累赘。

再来谈谈我比较喜欢的改动。《谪仙记》中，姐妹四人只有李彤一人未婚，但在电影中，导演将雷芷苓塑造成为一个苦苦等待男友，努力进行科研工作的女性形象，在我看来，这一人物设定是有其深意的。我们常规意义上所认为的“贵族”，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但当飘零至异国他乡，“贵族”的身份不复存在，像雷芷苓这般踏实学习工作，努力融入他乡才是导演心目中“谪仙”真正的形象。

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改动，或者说是对情节的扩充，是李彤在威尼斯的经历。当她到达威尼斯时，整部电影从美国纽约浓烈明亮的阳光向一种黄调的荒凉转变，她一个人裹着头巾在广场喂鸽子，走过父母曾经走过的地方，最后在咖啡馆和一名俄罗斯籍小提琴手相遇。小提琴悠扬的琴声使她思绪万千，在与小提琴手的交谈中，导演顺理成章地引出了“homesick”这一主题，自她作别中国那一日起，她无时无刻不在homesick，但父母的故去、政党的覆灭却使她无家可归，异国他乡的纽约无法使她留恋，作为出生地的威尼斯就成为了她最后魂归的“故乡”。

《谪仙记》中所塑造的李彤，“身材十分高挑，五官轮廓都异常飞扬显突，一双炯炯露光的眼睛……她那一头大卷蓬松的乌发……”无论是事故之前或是之后，白先勇先生笔下的李彤是风情万种的，是自带一种“贵族”气质的，前期的李彤生活条件优渥，被父母捧在手心，青春靓丽、热情洋溢；后期虽然堕落，却也是美得张扬。电影选择潘虹作为女主角，她的整体形象与李彤比较符合，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潘虹在拍摄《最后的贵族》时已经三十多岁，而前期的李彤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女，相对而言比较违和。但是潘虹对后期堕落李彤的塑造是深得我心的，一个人默默承受世事变迁的沧桑感与无力感被潘虹很好地呈现。如果我能够向导演推荐李彤的扮演者，陈数着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她所饰演的陈白露至今都称得上经典。

再说回濮存昕饰演的陈寅。小说中陈寅是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存在，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温柔、多情的高知分子。濮存昕能够将陈寅身上儒雅、多情的特征表现出来，但是由于整个剧本的局限性，陈寅这个角色并不讨喜，甚至有些做作。在陈寅与黄慧芬的婚礼这一场景中，当李彤突然出现，陈寅的目光便定格在李彤身上，后期深夜搭救李彤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有些“越过道德的边界”，说“渣”也不为过。

我最喜欢的配角形象是卢燕所饰演的李母。李母作为清末的格格，她优雅的言谈举止是与贵族身份相匹配的。她所展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中意的女性形象：恬淡、优雅、富有学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最后的贵族”，诸如李母一类配角的出现为电影增色许多。

《最后的贵族》整部电影最让我认为惊艳的是电影的配乐。姐妹四人在美国大学新年夜所表演的歌曲，是依据白居易《花非花》改编的：

花非花

白居易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花非花》整首诗着重突出的是“梦”，花与雾本身都是极易消逝的，歌曲的曲调显然是悲伤的，配合姐妹四人略带伤感的表情，开启了即将到来的悲剧。在纽约的快乐时光本身就像“花”、“雾”的春梦一般短暂，不幸的到来是猝不及防的。通过音乐将悲剧引出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情节的单调乏味与生硬转折，音乐所能够带给观众更多共感，从而深入剧情中。

当陈寅将李彤从袭警事件后搭救出来后，二人来到酒吧彻夜长谈，此时的背景音乐是美国歌手Billie Holiday所演唱的Solitude：

In my solitude在我的孤独中You haunt me你萦绕我脑际

With dreadful ease让我沉湎 of days gone by往日的回忆

In my solitude在我的孤独中 You taunt me你萦绕我脑际

With memories因为回忆 that never die永不消逝

I sit in my chair我坐在椅子上 and filled with despair充满绝望

There’s no one could be so sad没有人会如此可悲

With gloom everywhere处处是悲哀

I sit and I stare我坐着，我眼睛发直

I know that I’ll soon go mad我知道我快要疯了

In my solitude在我的孤独中 I’m afraid我害怕

Dear lord above亲爱的上帝 Send back my love把我的爱人送回来

李彤在悠扬的歌声说向陈寅讲述自己多年来东飘西荡的历程，二人都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作为独立于原著小说的新情节，歌曲Solitude仿佛是在向观众娓娓道来李彤多年孤独的生活。她在失去双亲后的生活虽然看似光鲜亮丽，在深处却是腐朽堕落的，所以她的内心也总被绝望与悲哀填满。

最后是在威尼斯与小提琴手的相遇，当李彤来到自己遥远的出生地时，却丝毫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我注意到当李彤在聆听琴声时，眼中是湿润的，此时小提琴手悠扬的琴声将她的思绪拉到很远的地方，或许是曾经在纽约的欢声笑语，或者是曾经在上海的无忧无虑。一曲过后，她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位俄罗斯小提琴手曾在上海居住过三十年，对于他而言，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从前我怕彼得堡的冬天，现在我连彼得堡的大雪也想念起来，俄罗斯的雪都是温暖的。”我相信，当李彤听到这句话时，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不适感与怀念故乡的思归感相互交织。当她问出，“世界上的水都是相同的吗？”并且将自己的所有钱都给小提琴手的时候，她已经选择了自己想要走的路。正因世界上的水都是相同的，顺着威尼斯的水流，她能够漂流回远方的上海，回到她心心念念的故乡。

在主题方面，由于《台北人》与《纽约客》都是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华人深刻的不适感与思乡怀旧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先勇总是写“堕落”的故事，但又有多少角色时自甘堕落？大多不过是在时代变迁与家庭剧变中迷失了自我，寻求麻将、酒精的安慰。《谪仙记》中以陈寅的视角描写李彤，更多的是体现时代变迁背景下诸如李彤这样的“贵族”少女生命的无力沉浮，是一种特定时代下人无法自主选择命运的痛苦与迷茫。作为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一贯在作品中体现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李彤作为一个上海的贵族少女，却因为政党原因与家庭原因不能回归故土，只能客居他乡。我相信白先勇在此处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刻画，因为政治原因去往台湾，最后在美国求学，但何处是他的故乡？他到底是谁？大陆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虽然整篇小说的基调是悲凉的，白先勇先生在《谪仙记》中也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四姐妹分别是“中英美苏”，李彤正是代表中国，她最具有活力，又身世显赫且富裕，或许这是白先生在写作时对未来的畅想，如今这样的愿景正在实现中。

由于改编电影的局限性，白先勇先生在《谪仙记》中所传达的主题在《最后的贵族》中只是单一地体现为“homesick”或是“nostalgia”。小说中的留白与结尾的意犹未尽是为读者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间，电影则相对更为直白地向观众陈述一个人的故事。电影中李彤的堕落和“nostalgia”离不开关系，十来岁的少女，不曾想到与父母的分别竟是永别，在成为模特的过程中只有空虚，她的放荡是一种对内心深处不安与恐惧的伪装。我们中国人总是强调“落叶归根”，这正是她在最后问“世界上的水都相通”的原因，不管通过怎样的方式，她都想回到那个让她无忧无虑的上海。出生在威尼斯，成长于上海，生活在纽约，但最终，她还是孑然一身在世界行走着，无处安身。

曾在美国居住过两年的我对李彤的处境能够共感，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语言习俗上，我们总是“格格不入”的异乡人，只有在自己最初的文化圈才有熟悉的安定感。我相信，威尼斯的水一定将她带回了上海，带回了父母的身旁。

[qingdaosanlipianzi]

傅仁轨是傅斯年和夫人俞大䌽的爱子，1935年9月生于北京。傅仁轨本来是傅氏家族“乐”字辈，出生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之时，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傅斯年为表达誓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借古时在朝鲜对第一个日本打歼灭战的唐代大将刘仁轨的名字，为爱子取名——傅仁轨。

1936年傅仁轨随全家迁至南京。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战乱，随母亲到江西庐山牯岭外公外婆家暂避。之后，随着父亲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路南行，迁往昆明。 1941年由昆明辗转至重庆。父亲傅斯年高血压病重，住医院几个月，后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籍以养病。1942年初，傅斯年身体初愈，携妻儿迁往李庄。在李庄，傅仁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童年，母亲亲自教他和其他孩子学习功课包括英语，后来索性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小学，傅仁轨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此校就读，直至抗战胜利。

1947年，傅仁轨与母亲陪伴父亲到美国治病，期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港一家私立小学免费就读。1948年8月，父亲傅斯年病已愈十之八九，出院后，因放不下国内工作，他辞去美国几所大学的聘请，决定与母亲返回中国，此时傅仁轨还差一年小学卒业，在母亲俞大䌽的力争下，留在了美国继续就读，由父亲的朋友，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夫妇代为照看。此后，傅仁轨经常与父母通信交流，学习十分努力，甚至还把勤工俭学赚来的钱寄回家里，傅仁轨那时虽然年少，却极为懂事孝顺。

傅仁轨13岁留学美国，15岁时父亲在台湾去世，仁轨那时由于经济原因没能赶回台湾为父亲送葬，给母亲写了一封饱含情感安慰的信—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

此后，孤身海外的傅仁轨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学业上，学习成绩突飞猛进。7年之后，1957年，年仅22岁的傅仁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理科专业，之后，进入美国科技领域。傅仁轨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做科学研究编辑、工程师。当大多中国人对“微软”（Microsoft）的名字还不熟悉的时候，傅仁轨已经是该公司科技精英中的一员了。为此，母亲俞大䌽非常满意。

傅仁轨英俊潇洒，有着父亲傅斯年和母亲俞大彩两位学者很好的遗传基因，除了优秀的专业之外，他爱好广泛，喜爱音乐，喜爱户外运动，传承了父母酷爱学习的精神，读书更是傅仁轨的生平最爱。

傅仁轨与母亲母子情深。退休后，俞大䌽曾到美国与爱子傅仁轨共同生活多年。1990年，母亲俞大䌽在台湾病世，傅仁轨回台湾为母亲送别，期间，与叔父傅斯岩之子叔伯兄弟傅乐治在一起有过较多的交流，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正派、仁慈、孝顺、极有教养、儒雅的学者。

[manifesto-fact]

Sequel- Log-blog of Some Reality fr. manifesto-fact.blogspot.com

2024-3-14 Post Updated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历史的先声往往被忽略，历史的后声会层出不穷且会检视出满目疮痍的厚黑于留下之痕迹。

2024-2-7 自古以来，要成事者不能短缺一分/一份钱，否则就是泡汤事务。我是三代血汗钱的大债主，包括H.H. Kung签发的中国财政部债券，要装成要饭的，那是over-euphemism, 去上海问，那是什么个中滋味; 按照国际公法，清朝盛宣怀签发的政府债券，由H.H.Kung出面承担偿债，依此类推；只要后任财政部长（e.g. 王部长建煊先生）坚决表态反对ROC宪法- 反对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反对主权疆域涵盖整个秋海棠地图，那就没有什么偿债的责任。 前述庚子赔款换学费的变通没有达成共识，有人明知故犯地在我fund-raising中与民贼国贼联手，连个其中的5万美元都要抢，做成人权拆白犯。 掠夺了可以救我人生的前后一些小钱的无耻之尤就是属于最大的人权恶棍类，这鲜廉寡耻的发展变成了人们的耳语- 要不是这丧尽天良的人权恶棍给桑副委员长国卫先生挖坑，怎么会过早过世- 加上主动不处理人权拆白犯/民贼国贼=积累天上人间的点数，殊为遗憾。这个黑水沟中有些人就是要摧毁我的人生（比方说 2 decades+ 前，他们没有一天不在prying what I surfed, 明知已有U.London, business sch. 提供online MBA，差不多时辰的20万美元（cf. 1/27/2024 blog）就是被人权拆白犯做“分身”，本来我可以完成在洛杉矶辍学的MBA 未竞事业 ），这些金光党拆白党来的目的，就是让死亡得胜利，有人还有一些特别身份，却喜欢stumbling他人，摧毁他人人生，搞砸为耶稣作正面的见证=blasphemy toward Jesus Christ.

几年前年在台湾长老教会高俊明牧师逝世时发了唁电，那是对于高牧师(高贵人格者)坚决抵制CCP从中国大陆人民身上掠劫的民脂民膏血汗钱的每一分进入台湾去买通开通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同时也是让那些要此类钱的伪类（e.g.基辛格是伪西方，还有伪台独,伪国民党etc.）相形见绌。 让我大开眼界的是Mr.Samuel Cooper寄给我的newsletter-见到杨恒均在伪民运伪人权活动家伪西方伪基督教徒中混饭吃。

鄙人乃一介布衣，一仆一主于大英帝国，绝非台独事业受益者，也绝非利益冲突者。前述桑大委员长固然是我几年血汗钱的收益者- 在杭州WHO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中-棉酚党就是进行断子绝孙绝精，可是海外的伪民运/伪台独/伪法轮功/伪基督徒联手起来抢钱（cf.2/7/2024, 11/30/2023, 12/11/2023 blog）的后果是远猛于虎的苛政/刻毒-大行金光拆白欺上瞒下之礼后成为变本加厉的断子绝孙绝精事业=最高black magic arts邪术典型，让年久失修的王老五变成他们的禁庾佳肴。 前述黎鸣教授100篇系列檄文也见教过丧尽天良的无良知、良能、良心之徒/害人、害己、害子孙之族。

P.S. 另一个高贵人格表达的例子是：当年蒋家大家长蒋宋美龄女士回应中共廖承志橄榄枝（1982-8-17 disclaimer）- 吾儿经国主政，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此乃国民党（中华民族传统堂堂正正）浩然正气之所在。

2024-2-16Log 在《中国时报》及《世界日报》《联合报》等发表过无数有深度高度反共论文的前《中国时报》总编辑余英时教授在他的人生要收官时发出哀鸿的声音-在伪国民党将《中国时报》卖给了红色势力后，等于将他的一生一世基业毁盘，哀叹那些人的前世今生/今生前世何不在1949年的南京签字投降共产党；如今台海两岸被星云教育大的占多数-拥有佛学儒学头脑，不妨请考虑n个叶常棣先生白白地去中国大陆送死-牺牲大命/小命- 岂不是给他们的如来佛造孽?

P.P.S. 这个浩然之气代表有青天白日（蒋经国先生蒋宋美龄女士把舵时），后来黎智英先生说“没有青天白日，只有满地红（为不熟悉中国事务者诠释：中华民国国旗何在？）”- 完全与余英时教授哀鸿一致（cf. 2/16/2024 Blog）, 只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29/2024）进一步证明只有满地红（还有这个星期美国《时代》周刊文-中共就是不退红色包，台湾前国民党大长老星云先生及其门派怎么没有把他们归正？）：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的案件本周一继续开庭。奇葩的是：香港检察官向法庭提交的“罪证”中，竟有已被迫关闭的《苹果日报》于2020年8月发布的消息，消息中提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称赞当时已被拘捕的黎智英是“勇敢的人”。

有关余英时教授哀鸿及我的comment on 2/16/2024，还是不离这个pattern，Eli 的后代彻底摧毁了Eli的一生一世基业，亚伦的两个后代让亚伦难堪=1 Samuel 2:12-36 + Leviticus 10:1-2， 周联华牧师在天之灵会不胜唏嘘他们居然忘了凯歌堂主日学/证道。

2024-3-11

一则网文： 俄罗斯纪念珍宝岛武装冲突五十五周年 tunmarvinworld.blogspot.com/2024/03/blog-post_27.html 这真是需要普天同庆，大快人心地向掌握宇宙真理的江氏中央政权当年与苏俄谈判时对中国国土之cession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thanks to the nature of Yangzhou master=最英明，在CCP光辉历程中留下最光彩的点数。

2024-3-14

Sequel to 3/11/2024,  对于皇上最英明的事务， 我记得在上小学1-2年级时，在电影院看正片前有一小段纪录片-播放对苏联的自卫反击战的最新战况（当年电视不普及时，还像二战时知会人民），印象深刻的是有个战斗英雄孙玉国在保卫珍宝岛中执行毛皇帝的旨意-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地打倒苏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最危险的敌人。

In order to prevent financial organized crime such as listed in the BBB Scam Tracker Risk Report HIGHLIGHTS  bbbfoundation.images.worldnow.com/library/14d187f0-b1c7-45a0-b88c-d45f4123864a.pdf 2024  and Top FTC List of Scams and Frauds https://www.consumerfraudreporting.org/current_top_10_scam_list.php    PLUS such as Banking Trojan Harvests Facial Biometrics for AI Deepfakes bankinfosecurity.com/banking-trojan-goldpickaxe-harvests-facial-biometrics-a-24370 , moreover,  Moving First-Party Fraud Out of the Bank's Blind Spot  bankinfosecurity.com/moving-first-party-fraud-out-banks-blind-spot-a-24397  ,  hence,  for accounts in my debit bank card, I'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I never do online banking- i.e. never transfer funds to any other identity's financial accounts over the internet-  even never do transferring funds to my own accounts at different banks over the internet, never do online shopping with my debit card .  

As for statements issued on Oct.2, 2014 and May 13/2015+June 16/2015(cf. my previous blogging), I 'd like to reiterate hereby that they are still valid, just a reminder.

[clementine-lominsan]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独裁与双重标准，1979

文/Jeane Kirkpatrick, 1979 译/Borgare；校/冬川豆，2015

共和党女英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经典文章，有助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理解新保守主义的现实性和正确性。

卡特政府（民主党）外交政策的失败现实，现在除了其制定者以外的所有人都看得很明白了。哪怕是他们本人私下也必定会时不时怀疑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几乎把巴拿马运河从美国手里转交给一个卡斯特罗倾向的、狂妄自负的拉美独裁者（尼加拉瓜桑解阵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在卡特总统宣誓就职的三十多个月里，苏联的军力疯狂增长，对索马里半岛、阿富汗、南非和加勒比海的影响力戏剧性扩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军力的停滞和对所有这些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说，美国在与第三世界的外交史上从未如此努力却又失败的如此悲惨。

这还不是最糟的，眼下这一年美国遭受了另外两次沉重的打击——在伊朗（1979年国王礼萨·巴列维流亡，伊斯兰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掌权，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巴列维王朝覆亡）和尼加拉瓜（1978年初尼加拉瓜因抗议索摩查家族政权杀害反对派领导人莫罗，爆发了全国性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浪潮。1979年受苏联和古巴的支持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的部队攻入首都马那瓜推翻索摩查政权，并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的重大战略失败。在这两个国家，卡特政府不仅未能阻止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还积极同持有极端主义信仰的独裁者合作，以取代亲善美国利益的温和独裁者。它太早确信什么样的政权会最终在伊朗和尼加拉瓜诞生，但日渐累积的证据却表明，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与变得更好一样高。尼加拉瓜的桑地诺 民族解放阵线党在巩固权力方面体现出高超的能力，与霍梅尼表现出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这两个革命的领导者展现出来的不宽容和自我膨胀，并没有预示着对权力的和平分享和宪政的建立，特别是在两个革命的领导人都表明他们并没有追求这两种理念的打算的情况下。

这场苦涩的争论可能激发新一轮针对国家战略和防卫政策的审视，但似乎并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美国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形势发展中的角色——尽管美国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摩洛哥、扎伊尔和其他地方遭遇着类似的局面和抉择。然而在美国外交问题上，构建一个道德和战略上可以接受，并且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对非民主政权的政策非常紧迫，以防止其被苏联支持的颠覆势力所威胁。在没有这种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的反应模式，会同样发生在韩国和墨西哥——并给美国战略地位带来同样灾难性的影响。（卡特政府宣称其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的政策并非失败——事实上它也许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这种姿态不但丝毫未能改变问题性质，反倒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美国在与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是有显着不同的。石油、面积和与苏联为邻的特性，给予了伊朗在经济和战略上比任何中美洲的“共和国”更大的重要性；而且美国与巴列维国王、参谋及其家族发展了比与索摩查总统、他的顾问和家庭的更为紧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赞许巴列维国王使伊朗迈向现代化的坚定决心，甚至不顾现代化对传统社会文化模式的影响（包含那些强化了他的权威和法统的模式），这进一步改善了美伊关系。当然，国王比索摩查帅气得多且时尚，他的私人生活更为浪漫，对媒体来说更有报道价值等等。因此，美国人对伊朗国王要比对索摩查了解更多。

但尽管伊朗曾富有，有幸拥有美国与其盟友急需的产品——石油，还由一位帅气的国王领导；尼加拉瓜既穷且乱，由一位有着不那么出众长相的总统长期治理，这两个国家以及我们与他们各自的关系仍然具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从自由选举中产生，并且也都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寻求接受大众满意度的考验。 两者都确实容忍了有限程度的反对派，包括反对派的报纸和政党，但是两者都遭遇了倾向於社会政治革命的激进暴力的反对派。因此，这两个统治者有时采取了戒严、逮捕、监禁、放逐，以及反对派声称的“折磨”手段。两者都把公共治安寄希望于据称是太严厉、太武断并且太强势的警察力量。两者都有美国媒体所称的“私人武装”，亦即，对统治者而不是对“宪法”或“国家”或其他非人实体效忠的武装。

简而言之，索摩查和巴列维国王都是在中间道路上的半传统社会的传统统治者。 尽管巴列维非常想要创造一个技术上现代化的强大国家，索摩查努力尝试引进现代农业工艺，两者都没有试图以任何社会公正和政治美德为指引寻求改革社会。 两者都没有试图改变商品、身份、或者权力的分配（尽管在伊朗，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技术进步，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上金钱和权力再分配的效果）。

索摩查和伊朗国王都曾享受着长任期、大量的个人财富（其中的许多毫无疑问地挪用自一般税（general tax revenues，一般税，又称“普通税”。指用于国家一般性的支出，即非特定用途而课征的税收。区别于特殊税）），以及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伊朗国王和索摩查不仅反垬，并且与美国积极交好，把他们的儿子等派遣到我们的大学受教育，与我们一起在联合国投票，并且规律地支持美国的利益和地位，哪怕当这些牵涉个人和政治成本的时候。两个政府的大使馆在华盛顿社交场上活跃，并频频被占据美国外交、军事和政治显耀地位的美国名流造访。而且，伊朗国王和索摩查自身在华盛顿也受到欢迎，也拥有很多美国朋友。

尽管这两位中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曾因违反公民权和人权而被美国官员时时批评着，伊朗和尼加拉瓜人民仅仅间歇性的享有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的权利这一事实并未阻止历届美国政府给予他们——由历届美国国会许可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於伊朗和尼加拉瓜来说，来自美国有形和无形的支持表态一直持续到两个政权成为明显敌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止。

可是，一旦倾向於毁灭的反对者开始攻击，事情就都起了变化。令人担忧和暴力的反对派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崛起，成为了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之间带有令人产生联想的相似性，使我们联想到在天朝蒋中正垮台、古巴卡斯特罗胜利前、越战特定关键时期以及更为晚近的安哥拉等情况中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上述每个国家里，美国在一个面临着内部的暴力反对者的政府之上强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不仅仅失败了，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该国任何一个普通人比在之前独裁者的统治下享有更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新政权的掌权，而且这个新政权还对美国利益和政策抱有敌意。

这种模式足够令人熟悉了：一个与美国有着交好记录的既有独裁者被暴乱势力攻击，这其中一些反对势力的领导人与垬运有长期联系，其中多数的武器装备来自苏联，天朝和捷克斯洛伐克。因美国对这个独裁者的支持使暴乱者没有多少选择因而只能从“别处”寻找帮助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马主义者”的存在被美国官员和菁英媒体忽略和/或最小化。暴力蔓延，并且美国官员质疑一个“缺少他们自己人民支持”的政权的存续能力。“缺乏反对党”被谴责，公民权利的侵犯被回顾和渲染。力薄儒（“Liberal”音译，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者”标签的白左）专栏作家质疑，持续援助一个“右翼独裁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此外他们还断言，暴乱领袖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温和品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自己的“希望”，提醒美国不要忘记自己因何而生——革命。来自被围攻的独裁者的援助请求被忽视，“在事情变得太迟”之前应与反对派建立联系 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总统先生推迟了美国的援助，派遣特别使者“确认”政府地位的降低和控制局面能力的丧失，并推荐了“巩固”和“自由化”这一政权的各种措施，其中所有提案都指向冲淡现政府权力。

使者的建议被发表在日益增长的要求美国抽身的抗议背景之下，这一抗议是基於此种假设的：进一步的支持旧政权会坐实我们作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动派的代理人身份、与我们支持人权的立场不一致、把我们孤立於“民主力量”之外并且会使美国又一次被置於历史的“失败者”一方。这种舆论每一天都在被返回美国的特派员和他描述中“通情达理”的暴乱分子所填补。

随着形势的恶化，总统先生向世界保证美国只不过想要“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他断绝了对现政府的一切武器援助，并且承担起同现政权的“温和”批评者牵头，旨在建立“有更广泛基础”的联合的协商义务。事实上那些家伙一旦上台就要迅速开展“政治”清算。只要现任独裁者胆敢对美国要求他保持克制的要求有所抵触，他就会因失去美国支持而迅速被反对者的军力所压倒，而这些反对者的背后力量，会在美国减少对现任独裁者军售的同时继续提供久经沙场的武装力量和顾问。一旦现任独裁者丧失信心以至於同意交出权力，他就会被一个美国选择的“温和派”取代。只有当这些暴乱者拒绝了别人提交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且无政府扩散到整个国度，这个政府的新领导人缺乏明显的追随者、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领导天赋这一点才会被人注意到。届时，不再被国家领导人约束的军队司令们，会罢黜这位拙劣的“温和派”而转为支持他们选择的狂热分子。

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因为错估局势而主动罢黜一位往昔的朋友和盟友并且建立一个对美国的世界利益和政策抱有敌意的政府。如此发展下去，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失去了进入一片友好土地的机会，最坏的情况是，苏联将会获得新的基地和跳板。并且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的朋友们会意识到，在情势危急的时候美国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会观察到，在对抗“历史的进步”方面，美国的支持提供不了任何安全保障。

没有任何特定的危机完全符合以上所描述事件的发生次序，但就像变奏曲一样不离主旋律的基调。比如说在伊朗，卡特政府——以及总统自己——给统治者更久的支持，尽管到1978年12月总统承认他不知道国王能否挺得住，以及声明美国不会“直接涉入”的情况下，美国也从没公开要求国王下台。然而，总统特使Geroge Ball“据报导得出国王不能指望继续独揽大权并且必须现在与反对派中温和势力妥协的结论……”并且“据称业已讨论不同替代方案以有效协助国王放下大权”（华盛顿邮报，1978年12月15日）。毫无疑问美国协助了国王的去职和安排权力交接给巴赫蒂亚尔。在伊朗，卡特政府对於不干涉承诺的遵守被证明强过战略考虑和国家自尊。世界其他部分把这当作一场美国的惨烈失败，美国政府却把它当成伊朗人自行解决的事端。“我们个人更喜欢伊朗国王在政府占据主要地位”，总统承认，“但那是一个应由伊朗人民自己自己做出的决定”（展现了白左的民主主义���值观，认为民主为目的而非手段，无视民主政权可能比独裁政权更严重地侵害自由）。

尼加拉瓜的事件也与之前描述的剧情有所不同，因为古巴和苏联扮演的角色显眼得多，而且美国官员也在更为密集公开地反对索摩查。在索摩查政权击退了桑地诺的第一波暴力行为之後，美国停止了支援，强加了制裁，并且采取了其他削弱当时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地位和信誉的举措。在六月初一名索莫查国民卫队队员枪杀ABC特派记者Bill Stewart和七月末桑地诺胜利之间，美国国务院指派了一名拒绝把国书递交给索摩查的大使，尽管当时索摩查仍然是国家领袖；并且号召以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包含桑地诺游击队代表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美国国务卿Viron Vaky向美国人民保证，“尼加拉瓜人和我们在拉美的民主朋友不想看到尼加拉瓜变成第二个古巴”，尽管国务院知道，桑地诺高级干部与哈瓦那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并且与哈瓦那持续接触，并且，更为确切的说，一名古巴秘密警察，Julian Lopez，频繁进出桑地诺总部而且古巴军事参谋直接加入桑地诺的武装建设之中。

卡特政府通常看起来似乎乐意与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协商任何事情，却在同索摩查打交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不妥协姿态。“这场危机也许不会结束，”国务卿Vaky说，“如果不以索摩查下台和他的政权倒台开始。我们对索摩查政府不会再有任何协商、斡旋或者妥协。解决方案只能以一个与过去的镇痛告别开始。”说到做到义无返顾，我们不仅禁止了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所有武器交易，而且施压要求以色列、危地马拉以及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全都是为了保证一个“民主”的结果。 最终，随着桑地诺领导人巩固了对武器和通讯的控制，禁止了反对派，并交由古巴掌控，卡特总统警告我们不要把这场“进步的变革”归咎於“古巴的阴谋”，并且向世界保证美国只不过想要“尼加拉瓜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

尽管这些略微的差异，卡特政府带给伊朗和尼加拉瓜危机几个共通的假设，其中每一个都在加速着比旧政权更加暴虐的新政权的胜利上起着重大作用。这些假设是：首先，相信当危机发生之时，现政权的民主替代品是存在的；其次，相信现状的延续是不可能的；再次，相信包含由自封马主义革命者领导的政府建立在内的任何变化，相对於当前政府都是更可取的。上述每一条理念，大体上曾经并且正在力薄儒群体内被分享。这些理念，没有一条能经得住考验。

尽管现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如同他们一直以来一样，是一种或者另一种专制政府，但在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心里，没有什么观点能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情势下都可以使政府民主化是这一信仰更有分量了。这一信念，早已被许多国家试图从专制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的努力中大量的失败经验所证伪（虽然有少许成功案例）。许多本世纪以及以前的、最明智的政治科学家赞同，民主体制非常难以建立和维护——因为它对人口的每一个阶层都作出严格的要求，还因为它依赖於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二三十年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享有最高声誉的那个时期，社会科学家们着重强调着民主政治在经济上的先决条件——只有当该国具有发达的经济体、大量的中产阶级与受教育人口时，民主制度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沦为马主义革命式的多数暴政）。他们期盼着当这些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民主制度就会自然出现。今天看来，这个图景是被过分简化了。虽然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以给大多数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并鼓励积极进取——这些因素的确对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有所帮助，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与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还有时间的积累本身——甚至更为重要。

在《代议制政府》一文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确立了三条民主政治基本条件，卡特当局（1977-1981，民主党）应当对照着好好反思一番。它们是：“第一，人们了解并接受代议制政府形式；第二，他们乐意并且有能力做必要的工作来维护它；第三，他们必须乐意并有能力履行义务，并执行它授予给他们的职责。（事实上1979年取代伊朗和尼加拉瓜旧政权的红绿革命者完全不符合这三点）”

履行义务并执行代议制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对领导人和公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参与和限制，共识与妥协。虽然让每个公民都热衷政治或对公共事务博闻强识并没有必要，但与独裁国家的人民相比，公民广泛得多的政治兴趣和流动性还是需要的。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认为他们自己是社会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法律束缚的主体，这一点很重要。而且社会各部门的领导者必须认同该理念：只能通过合法手段追求权力，（至少原则上）必须避免暴力、偷盗和舞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接受失败。他们也必须擅长在多样化的观点和利益中寻找和创造共同点，准备好在基本价值之外的一切方面进行妥协。

除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外，民主政府需要强大到足以引导和容纳矛盾的机构。自发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也是表达和收集不同利益和观点所需要的。否则，正规的政府机构就不会有能力把大众的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

回顾民主业已存在的少数国家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民主的诞生和成熟过程非常之缓慢。它是一个逐渐扩展有限政治参与形式的过程——统治者逐渐勉强地适应和容忍异议；反对派接受了他们可以击败当权者，而不是彻底消灭当权者这一理念；公民对政府施加在他们生活上的影响和他们对政府可能施加的影响有所醒觉——种种经验之累积。人们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数个世纪的话——来习得相关原则和习惯。在不列颠，从大宪章（the Magna Carta）到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到伟大的1832、1876和1885改革法令，横跨了七个世纪。美国历史的经验同样证明，民主实现的过程不是轻松的、一蹴而就的，或者招之即来的。一场独立战争，一部不成功的宪法，一场内战……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解放”历程。至于法国的路径则更加艰辛——恐怖、独裁、皇权、动荡和无能出现在本该开启千年之兄弟友爱的大革命之后。直到二十世纪，民主原则才最终在法国获得广泛认同。甚至直到二战结束，法国才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机构以融汇、包容和缓冲激烈冲突的观点洪流，使民意与命令、大众与权威最终实现妥协。

哪种专制政府更容易民主化呢？事实上，完全不存在依靠革命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或者垬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先例，但右翼专制政权的的确确有时会进化为民主政体——只需足够长的时间、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到位、有自由化思想的领导人出现，以及本土民众对於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强烈需求。这样的转变过程正在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大将军病死，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恢复君主制。1976年7月1日，任命原国民运动秘书长阿·苏亚雷斯为首相，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1978年12月新宪法正式出台。这篇文章面世后的三年，即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葡萄牙——1974年4月25日，发生康乃馨革命，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了持续42年的萨拉查政权，开始民主化进程） ，并且巴西也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加拉瓜和伊朗内部的政治争论和实践，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逐步扩展，和平的民主化本来也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但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对如何鼓励专制政权自由化没有什么了解。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他们两次都没能认识到，把旧独裁者替换为“温和”批评者或“有着广泛基础的联合”后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动摇旧政权社会控制力的同时却没向民主政体的方向挪动寸分。

其实这种结局完全可以预料。传统专制社会中的权威是通过个人关系传递的：从统治者传递到他亲近的副手们（亲戚、家庭成员、个人朋友），然後从副手们传递到他们的下级……当位於顶端的人的权力被颠覆后，社会结构会从核心开始迅速解离。这些大家长在位越久，他们的影响越深入，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就会越加依赖於他。没了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会崩塌，正如柱石被移除了的拱门。一旦核心大家长被移除，军队崩溃、官僚机构停摆和社会结构解体的速度，常常使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力薄儒记者们大为惊奇，因为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美国这种基于普世原则而非特权关系的公共机构文化和行为模式，take it for granted。

拎不清这些关系，是卡特及之前美国政府类似失败政策的根源之一。然而还有其他的根源。

在伊朗和尼加拉瓜，正如之前在越南、古巴和天朝一样，华盛顿犯下了如下错误：一、高估了反对派的政治多样性——特别是高估“温和派”和“民主派”在反对运动中的比重，低估了极端派的实力和意志力；二、完全错误地认识了反对运动的本质；三、错误评估了美国对旧政权和反对派所能施加的影响力的程度。

对反对派的性格，特别是他们的蛮横与权力欲缺乏认识，常导致华盛顿对克制反对派暴力倾向所需力量的轻视。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卡特两次未能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旧政权在面对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反对派时，保持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问题。尽管极端分子的存在广为人知。国务院1977年的人权报告描述：

“伊朗面临着少量左翼和右翼恐怖分子在这个国家内的活动。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接受大量国外支持与训练……[并]对针对伊朗政府官员和美国人的谋杀负有责任……”

同一份报告用如下的措辞描述索摩查的反对者：

“一个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游击队组织寻求暴力推翻政府，并且它从古巴接受了大量外国支援。FSLN在1974年12月进行了一次袭击，杀了四个人，抓了一些官员作人质……自那时起，它持续在一些孤立地区挑战行政当局。”

1978年，国务院报告说，索摩查政府军解除对桑地诺的包围之後，暴乱活动仍在持续。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大批力薄儒（liberal, 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标签的左派）媒体，把这种暴乱解释成民间对政府的广泛不满和民主意愿之后，事情的发展就注定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同意极端分子的武装斗争反映着大众对民主的渴求这一解释，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该国，一个被“自由化”的政府会更倾向于听取“民意”。

因此，本着希望旧政权能够的继续执政的卡特政府，在这一理念的引导着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把几乎肯定会削弱当局的措施强加给它。仓促地强迫一个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的社会，去接受复杂而陌生的政治实践的努力，不仅没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反而助了暴乱者一臂之力。如果这些帮倒忙的措施是在旧政权被攻击的时候施行的，效果会更加显著。

越南的教训也许在教导我们说，美国当不了世界警察；但它也同时提醒着我们，尝试当民主的世界助产士是很危险的，如果所谓的民主诞生于极端分子游击战的炼狱之中。

如果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行为反映着一个深入人心却错误的假设——即“可以轻松的把民主定位并强加给某个当权的专制政府”的话，那这些行为也同样反映出另一个同样深入人心而错误的信念，即——在这样的专制国家，变革本身是不可不免、可欲且符合美国利益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诱导着卡特政府积极参与倾覆非垬产专制政权的同时却回避赤色阵营扩张的现实。

在卡特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曾有广泛报道声称：总统先生组织了一个智囊团，他们具有全新的外交政策思路和国家利益的概念。新在何处？据称有两点：深信冷战已然结束，以及深信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应该更优先考虑南北问题，并帮助欠发达国家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些变化事实上牵涉了远比我们最初看到的更多渊源。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像可能看起来那样简单，它事实上被一套“完美”的历史哲学引导着，像历史哲学一样包含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以及一个指向“现代化”的信条。如同其他十八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多数历史哲学一样，卡特政府的信条寓言着进步（以地球上的所有社会完成现代化的形式出现）和美好结局（一个世界共同体，由发达的、自治的国家构成）。

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方案，可以从1970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著《两个时代之间》一书看到预示。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在书中，布热津斯基展现了他的想像力——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个基于全球政治和相互依赖的美丽新世界将会出现。为应对那个新世界，新的方案正在“进化”中，布热津斯基将其命名为“理性人文主义”。在这个新的方案里，带有“国家优越感”的“成见”会让步於“全球”视野，并且国际问题应当被看作“人类议题”，而不是“政治对峙”。应对外交政策的传统知识框架必须被抛弃：

“时值今日，旧的国际政治框架……连同他们的影响范围，国家间的军事联盟，主权的幻想，产生於19世纪危机的教条性冲突——显然不再与现实相容。”

只有苏联的“被耽误了的发展”，“一个存在性的，但并非规范性的经历了现代��的古老宗教共同体，”阻止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已然终结这一事实的更为广泛的认知。对美国，布热津斯基推荐“大量的耐心”，一个对世界革命进程更加超然的态度，以及对苏联更少的成见。与参与古典式的外交消遣相比，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努力，去包容走向混乱的全球趋势，”同时为世界朝向“发达国家联合体”转变的过程贡献力量。

布热津斯基这本书的关注核心，如同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样，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从一开始，本届政府就表现出对所谓第三世界问题的浓厚兴趣。但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未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发展，而是从自启蒙时代以来创伤西方想像力的同样“进步”观之当代版的角度来看待。

就其目前的形式来说，这种“现代化”的概念所牵涉的多过工业化，多过“政治发展”（不管它是何所指）。相反地，它被用来指代“一个传统的、前科技时代的社会在转型为一个以机械科技、理性而世俗的态度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为特徵的社会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孔多塞（孔多塞侯爵 1743-1794，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之一，数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主张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后被雅各宾派弄死）、孔德（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韦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 1864-1920，小名马克斯·韦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得出现代性观点的时候都抱有这一对历史的看法。这一现代化概念的关键元素已被塞缪尔·亨廷顿（尽管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却的确不是政府政策的肇始者）清晰地阐述出来。这种“现代化”的范式假定了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包含以下元素：一、它是复杂的，因为它牵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它是系统的，因为其元素以可预知的、必要的方式相互作用；三、它是全球的，因为所有社会都必然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四、它是漫长的，因为需要时间 来使得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征和文化逐渐现代化；五、它是分阶段的，因为每个现代化中的社会必须经过本质上相同的若干阶段；六、它是趋同的，因为它倾向于社会的融合与互赖；七、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变化的方向是“给定的”，这个方向在其于发展中各相关元素的关系中被确定；八、它是进步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欲的，并且长远来看给牵涉其中的人们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尽管现代化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已被证明是一个偶尔有用，且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工具，但它早已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其中心假设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被挑战和质疑。现代化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是存在缺陷的，作为思考外交政策的框架时是不合格的。它的主要影响是鼓励这样一种观念：事情是不可控的深邃历史力量的外在表现，政府能够做的顶多是扮演一个历史的“助产士”，帮助事件朝向他们既定的方向前进。

这种观点乐观的预测人类社会会持续进步；它非常确信，历史事件的发展是某人和某一国政策几乎不能施加什么影响的注定过程；说教性地认为，历史和美国国家政策必须具备道德目的；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尝试着不从美国的利益或意图，却从正在发生着“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革命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基于这样的理论体系构筑的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同时包含着以上的三个方面。

每当政府发言人阐述和解释政策的时候，是“（历史）力量”而不是人们本身决定着事件发展这一观点都会反复出现。例如，总统先生今年二月向我们保证：

“伊朗的革命，是伊朗自身历史催生的，是深刻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的产物。”

关於亚洲他则说：

“此时此刻，在从印度洋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里正在发生着混乱和变革；一些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混乱是积年仇恨的产物，它们被相互矛盾的力量支配的仇雠激化着。另一些国家的稳定逐渐被人民对下列价值的追求所动摇，它们是：现代化、国家地位、人类希望和抱负。”

Harold Saunders，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秘书，对伊朗和索马里半岛的“不稳定”做了如下评论：

“我们当然认识了到西亚和东北非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变革、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大众对政治生活更广泛之参与的诉求。这些变革是每个国家内部的力量所催生的。”

或者看看这位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国务院政策计划人员主席，对南非的评价：

“变革会降临在南非。那里的人们福祉与美国的益，会被它们降临的方式深刻地影响。问题仅仅在於，这一过程是否和平。”

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他在发言中向我们保证，亚非国家围绕权力的斗争确实只是沿着现代化道路而行的事件：

“……在东北亚到南非的广阔天空之下，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寻找着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

简直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入目所见的入侵、哗变、内战以及不那么暴力的政治斗争，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在集体追寻一个能带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救世主。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在从东北亚到南非的政治参与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真实人类动机和企图与现代化范式相关的程度，正如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程度一样小。如果从这个水平的抽象概念上看，那确实只有“（历史）力量”是有用的，而人没有用。

然而，当决定着伊朗、索马里半岛、东南亚、中美洲，以及联合国事态发展的“深邃的历史力量”，看起来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和古巴人，我们又当如何呢？卡特总统教导我们说，在经历过“对垬产主义的过分恐惧”（译者注：何其类似今日之“Islamophobia”（恐伊斯兰症）！）和冷战之后，我们应当有能力区别苏联或古巴的“阴谋”（这一罪恶的概念主要存在于冷战战士，和过分简单化看待世界的人们的头脑中）和前述的“进化性的变革”，而只有后者才是事实上正在发生的。

面对着如此复杂、无情、非人性化的“深邃历史过程”，美国总统能做什麽呢？答案一次又一次地被卡特先生和他的幕僚们给出——是的，没多少。既然事情不是由人类本身的决定所引起，那麽也就无法被人类本身阻止或者改变。比如说布热津斯基曾言：“我们认识到，世界正在任何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曾警告：“我们不能使变革停止，正如克努特大帝（克努特Knud II den Store 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4-1035年在位，丹麦国王，1018-1035年在位，挪威国王，1028-1035年在位。丹麦历代王者所发展起来的海盗帝国，终于在克努特手里达到了顶峰）无法使大海静止。”

卡特政府对当代历史本质的宿命性、非政治性的理解，阻碍了美国对事态发展积极回应，鼓励了人性的消极被动。美国对伊朗局势的无所作为成为了卡特政府的主旋律：

“那些争辩美国应该，或可能直接干预以阻挠[伊朗革命]的人，对于伊朗现实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鼓励了对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支持……[巴列维国王]多久会离开伊朗，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这由事态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应对所决定……任何人希望参与未来的所有政治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哪怕我们有能力参与即将在伊朗或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但显然我们决定这些事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重点 强调]。”

万斯重复了同样观点：

“在伊朗，我们在整个危机期间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伊朗人能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

曾几何时，当美国总统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来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之时，根本没有留给这个世界任何想要推动所谓“进步与自决”之力量的余地。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的毕业演讲中告诉我们，武力不会起作用——那是他从越南学到的教训。武力只提供“肤浅的”解决方案。关於伊朗，他说：

“我们当然没有愿望或者能力把大量部队遣入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来决定当地政治事务的结果。我们也从没有企图在另一个国家做这种事。我们曾经在越南尝试了一次，证明它根本行不通，你们懂的。”

伊朗并无独特之处。虽然尼加拉瓜的气候与语言的确于伊朗不同，但卡特政府的“历史力量”神逻辑和“甩手大掌柜”的政策应对是别无二致的——军事干涉“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助理国务卿Varon Vaky把“使用美国军力来干涉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描述为“不堪设想的”。万斯为非洲提供了类似的保证，宣称我们不会与古巴或者苏联在那里的活动展开攀比。

在这类情境下，外交政策的作用到底是什麽？是理解变革的过程，然后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仅仅在这个过程中稍微帮忙维持一下秩序？如同政府发言人向我们保证的一样——这正是我们在做的。卡特政府把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等同为现代化进程所假定的目标。万斯在最近的陈述中坦言，美国关于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基于一个确定的信念，即我们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和保留政治独立性，才能最大化服务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对全世界建设性变革推广的责任”（语出布热津斯基）在每一个能够设想的背景中都已经被卡特政府所承诺。

然而存在一个问题。能够设想的背景，在现实中原来就是处于革命游击队威胁之下的非垬产专制政权。因为莫斯科是今日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力量，暴乱分子因而通常被苏联煽动和武装起来挑战现状。美国在抽象意义上承担“变革”的责任，实际效果就是让我们跟苏联代理人或霍梅尼，甚至阿拉法特这种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默默地站在了一起。

迄今为止，卡特政府对右翼独裁国家里正在发生的“变革”所进行的协助，并未同等地给予垬产国家。因此，所谓的“自决”和“不干预”原则，其实是一种双重标准。我们似乎接受了垬产国家的现状（以“多元化”和民族自治为名义）。在天朝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观察到：“我们认识到天朝跟我们有着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与政经制度……对于通过频繁接触以便把这个国家重塑为美国式形象，我们完全不抱希望。的确，我们接受差异。”关於东南亚，总统在二月指出：

“我们的利益是呼吁和平和撤回外部力量，以及在亚洲国家的彼此冲突中不受牵连。”

但政府的立场在南非问题上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比如，1978年末安东尼·雷克断言：

“……我们已向南非政府提出警告，若它不向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取得显著的进步，它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包括美国）注定会恶化。”

还有卡特对拉美专制政权的评论：

“我的政府会毫不迟疑地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任何方式保护人权，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我们更倾向於采取积极行动，但在坚持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我们会继续表明公然无视国际标准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此问题上，某些事情显得尤为奇怪。一个想要让第三世界的人民通过思考选择自己命运的美国政府，怎麽会高调地、毅然决然地卷入发生在南非、扎伊尔、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及其他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呢？一个致力於对越南、柬埔寨执行不干涉政策的政府，怎么可以宣称它“会毫不迟疑地”纠正南非的错误呢？一个视美国利益等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独立，但却毫无在意地把台湾——这样一个在亚洲唯一成功进行了经济现代化和财富合理分配的国家置于危险境地的政府，究竟是用什么炼成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卡特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既不适合，也不能解释现实，并且这个双重标准包含着政府对其自身原则解释的大量矛盾。对于多数社会来说，矛盾在政治中并不罕见。但是通常只有当政府原则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政府才会表现得虚伪。卡特政府前后不一致之处如下：首先，卡特政府的道德准则，使其在面临虚伪指控的时候变得尤其虚弱无力；其次，这届政府的政策偏好有悖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这届政府的国家利益概念近乎双重思想（doublethink）：它视亲美独裁政权为罪恶现状的代表，而视敌视美国团体的胜利为有利于美国的“真正利 益”。

这个逻辑被这届政府的许多官员的世界观所强化。传统的专制政体深深地冒犯当代美国人的情感。传统的专制政体中，公共事务基于亲缘、友谊和其他个人关系而非客观“理性”的标准，与我们对公正和效率的认知有悖。亲美的独裁旧政权宁要稳定不要变革的偏好，对于许多把美国成功经验理解为变革、增长与进步的美国人来说，也是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安的。传统社会的贫富分化悬殊也会冒犯我们的良知，特别是穷人通常特别穷，而且被其世袭的社会角色束缚在贫困之中。此外，富人及统治者们很少关心贫困、无知和被疾病困扰的被统治人民，这一现象被美国人解读为完全属道德上的玩忽职守。的确，美国人几乎不能容忍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统治者。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自诩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翼而飞，而且我们变得如同面对新英格兰的罪恶的柯顿·马瑟（1663-1728，新英格兰清教牧师，多产作家和小册子撰写者，以萨勒姆审巫案（冤案）中积极宣扬巫婆的罪恶著名，杂交学和医学接种领域也有贡献）一样吹毛求疵。

相比传统专制来说，进步主义革命的华丽辞藻对我们来讲就好听得多了；它们的象征性意义更令人满意。一些现代美国人更偏爱“射秽主义”专制政体的一��原因是，后者拥抱了“现代性”并接受了其概念体系与视角，包括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文化和个人事务上的工具性、操作性，作用性的思维导向，普适性规范的声明，对理性、科学、教育和进步的推重，对神性的贬低，以及“理智的”官僚机构。他们使用和我们同一套话语。因为苏联/天朝/古巴那种射秽主义，是一种植根於引发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民主革命的同样价值的一种意识形态变体。因为它所代表的价值是现代的而非传统的，它许诺的一些目标，同时吸引着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比如人类的手足之情，消灭权力的渴望），它在象征性层面的高度与很多美国人意气相投。左翼革命者假借民主的象征和价值——推崇平均主义而非阶级与特权，自由而非秩序，主动而非被动——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错误地视为为自由与民主奋斗的理想主义者。

力薄儒/Liberal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解放者们”所愚弄，那帮孙子最终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原形。吉米·卡特是那种会把革命与理想主义、变革与进步、乐观主义与美德混为一谈的力薄儒中的翘楚。

华盛顿邮报的Stephen Rosenfeld把卡特政府的责任描述为这样一种“进步自由主义”：

“卡特政府正式掌权后的作为，归根结底是精确地致力于削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冷战思维，撤销与莫斯科进行战略角逐的手段，扩展美国与全世界符合历史潮流的未来大众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在越南胜利了的运动的联系。”

Rosenfeld告诉我们，卡特政府掌权之後，下定决心不再以“冷战”思维为纲评估国际发展，而是接受代表“大众”愿景和“进步”力量的革命团体的一面之词——不管这些革命分子背后是不是站着苏联。为了这个目的，卡特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与越南，古巴和天朝人民共和国修好，同时却冷落了与韩国、南非、尼加拉瓜、菲律宾和其他自由国家老朋友。这些举动正是因卡特害怕美国会因支持维持现状反对革命而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有人可能会想，红色高棉一类的灾难或许会给这类力薄儒上一课。在此引用Rosenfeld所言：

“在本届政府任内，对於大量美国公共意见而言，越南已然完成转型，从一个被美国所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到一个展现出其自身残酷本质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卡特的拥护者们（正如对所有力薄儒们而言）的一个不起眼但却重大的精神创伤，给他们的自信和公共信任一类的宣称留下了阴影。然而，柬埔寨和越南“进步”政府的暴行对总统先生和他的主要参谋们似乎影响不大。卡特的举动一如往常——并不像一个痛恶专制的人，而像一个仅仅痛恶右翼专制的人。

事实上，卡特政府的高官比他们看起来更理解当代苏联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印度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侵略性的、扩张性的特点。但尽管苏联/古巴在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英联邦成员国，首都圣乔治。1979年3月13日左派人民革命党发动政变，废止宪法，解散国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上方，靠太平洋。1979年，美国支持的政府和古巴支持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内战）的角色（包括对古巴的米格-23交易）业已暗示了古巴监控的重启（这一点反过来确认了一个苏联战斗旅的存在），总统先生希望不要炒热舆论的心态，仍然比他向美国人民讲出真相的责任更强烈。他对尼加拉瓜的声明清晰的反映了这种优先级：

“在我们美国人中常见的阴谋论是错误的，并不是每一次发生在西半球进化性的变革都是古巴大规模秘密干涉的结果。尼加拉瓜的事实是，索摩查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为了带来一场有秩序的转变，我们的努力应该是让尼加拉瓜人最终决定谁来当领导人——他们应该拥有什麽样的政府形式。”

这条声明想来代表了总统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最终思考，很有启发性。卡特为打消国民头脑中古巴阴谋论的努力，事实上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歪曲事实的效果。在尼加拉瓜，把“进化性的变革”归咎于卡斯特罗的特工并没有什么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发生着军事动荡的国家，因其位置而具有与其面积和影响力不成比例的战略重要性，因此美国应当作出合理的回应。

但这并非全部。总统声明的其余部分，形象地暴露了其意识形态的盲目力量。当他讲到“索摩查政权丧失了人民的信心”，总统先生暗示，这个政权曾经仰赖“人民”的信心。事实上，索摩查政权从未依赖于大众的意愿（却是依赖于操纵、强迫和习惯），也并不是被大众所罢黜，它不过是屈服於反对武装之下。然而，桑地诺分子和索摩查分子之间的武装冲突等价于国民公投这一假设，给予总统先生这样一种想像，即它可以且应该由尼加拉瓜人民自己解决。甚至为了令这种虔诚的情感看上去是真实的，总统先生完全回避了暴乱分子从境外接受大批武器装备的事实；以及美国在解除索摩查政权的武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总统、万斯或者布热津斯基并不想苏联支持的政权发展壮大，他们明确表态反对苏联对任何国家的“干预”。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对“动摇”友善或者中立的专制政权喜闻乐见，却在无法确保它们不会被极权神权政体、极权苏联代理国，或者最糟糕的波尔布特式杀人狂式变种所取代。

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缺乏良好的企图，但对传统派与革命派专制本质上的认识错误，对美国利益关系的现实主义认知上的扭曲却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失败。粉红色知识分子天真幼稚的风气与左/右思维的专横再也无法阻止聪明和善良的人承认如下现实：传统威权政府不如革命专制政体那样具有镇压性，它们对自由化更包容，以及它们与美国利益更加兼容。关於这些观点的证据已然足够明显。

当然，如下这些描述已然毋庸置疑：当前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政府比之前被鄙夷的统治者更有镇压性；天朝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比台湾更有镇压性，北韩比南韩更有镇压性，等等。这才是越南和柬埔寨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训。这并不新奇，但却是对残酷现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提醒。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个真正凶残的统治者可以以这两种专制形式的任一种掌权——伊迪·阿明（伊迪·阿明·达达（1920-2003）东非国家乌干达1970年代独裁者，自封“苏格兰王”。统治期间驱逐8万名亚洲人出境，屠杀和迫害国内的阿乔利族、兰吉族和其他部族达10-30万人）、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07-1971，海地前总统，独裁者。1957当选总统，至1971年去世，任职达14年，期间估计30000人死于其手）、约瑟夫·史达林、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头号领导人，红色高棉1975年至1979年统治柬埔寨期间，约40-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1997年，柬埔寨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2003年柬政府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立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就是例子。然而，在传统与革命专政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使得我们对两种专政的镇压度之不同可以预估。总体来讲，传统专制容忍社会不公、残忍和贫困而革命专制创造它们。

传统独裁者维护既存的财富、权力、身份和其他资源的分配，这在传统社会中会有利于富裕的少数，并把民众维持在贫困状态。但他们崇拜传统神灵并谨守传统禁忌，不干扰社会习以为常的工作与休憩节奏，不干扰人们稳定的居住地，不干扰传统的家庭和个人关系模式。正因为传统生活的可悲司空见惯，传统独裁者的轻度压迫对於成长在这个社会，并学会适应他的普通人群来说是可以忍受的，正如生为印度贱民的孩子们世世代代学习这种可悲角色生存所必需的技艺与态度。这样的社会不创造难民。

对於革命垬产政权来说，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们创造上百万的难民，因为它们声称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管辖权，并要求进行有悖於内化了的价值和习惯的变革，这导致了居民成万地逃离。对他们的态度、价值的赞许和目标的期许，会在外国找到比本土更多的共鸣。

从1976年到1979年8月叛逃前，一直担任越南国会前副主席的黄文欢，最近如此描述越南正在进行的革命，对这个国家的一百多万天朝居民的影响：

“他们已经从居住了数代的地方被赶走。他们的财产全都被霸占——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房屋。他们被赶到被称作新经济区的地带，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他们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垦荒维持生计？他们因为一系列原因渐渐死亡——疾病、艰难的生活。他们也死於羞辱。”

自“解放”以来，不仅仅是天朝人在东南亚受难，而且天朝人也不仅仅在越南一地受难。到1978年底为止，六百多万难民从马主义政府统治的国家逃离。尽管有围墙、篱笆、枪支和鲨鱼阻挠，人们逃离革命乌托邦的稳流仍在持续。

在马主义政权和其他专制政体创造的难民的数字之间，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对比：从卡斯特罗崛起以来，一百万以上的古巴人背井离乡（每九位居民中就有一位难民），与大约来自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三万五千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非洲，逃离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的难民是离开津巴布韦·罗德西亚的五倍还多，昭示着内战和种族歧视对多数人来说比马主义式的“解放”更容易接受。

而且，本世纪的历史已证明，极左激进革命建立的极权政权不会自我民主化。此时此刻（1979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政府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要远比古巴政府大得多；在台湾比在天朝大得多；在南韩比在北韩大得多；在扎伊尔（即刚果）比在安哥拉大得多；等等。

既然许多传统专制容许有限程度的论争和参与，美国政策实际上是很有可能有效鼓励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的。前提是，这种帮忙不该在旧政权与敌对力量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添乱，且提出的改革旨在产生渐变而非一夜间就要完美的民主。为了达成这一点，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懂得现实中的民主作为一个整体工程是如何在事实上诞生的。历史是比良好企图更好的向导。

无论看起来多不可思议，马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写下独立宣言的美国人的当代化身，而且他们也不会满足于建立一个自身在其中毫无存在感的政府，即：如果革命元老到头来只是新政府中为数众多的发言者的一员，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拿起枪。

区分变革的民主和极权代言人并不太困难。正宗的民主革命者本着这样的信念：政府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自愿，平凡的人有能力使用自由、知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选择统治者。他们并不会如同当下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一样，认为把选举推迟三到五年以赢得足够时间来“纠正”几乎每个人的错误意识。

而且，若革命领导人把美国形容为20世纪的祸害、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屠杀、战争的凶手，那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或者温和一点讲，朋友。自我定义为敌人的团体就当被视作敌人。美国在事实上并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它并不实践屠杀，它不用扩张性行为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上个十年间，我们到处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克制并承担起由布热津斯基推荐的、适应这个电子科技时代的、“针对国防开支的单边约束”。我们也比世界或历史上任何多种族国家向着消除国内种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得更远、更快。

鉴於包含上述理由在内的原因，对第三世界持续的自我贬低和致歉，既在道德上不必要，也在政治上不适当。因为他们假借大众解放的名义支持美国的明面上的敌人，这种行为才是真正不必要和可耻的。我们的领导人也不应当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对抗武力。自由理想主义没必要沦落成自虐主义，也没必要与捍卫自由和国家利益不兼容。

[puppykittybnuuy]

苏菲•刘易斯：女权主义常在。回应Caitlín Doherty和Becca Rothfeld

原文链接：Sophie Lewis: Feminism Lives. A response to Caitlín Doherty and Becca Rothfeld. 16 Aug 2023

翻译：bnuuy

近期，新左翼评论的博客SideCar刊登了两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Caitlín Doherty和Becca Rothfeld——有关女权主义的一番交流。新左评论联系我进行回应，我因此写下这番文字。（博客的编辑部门决定不予出版。）感谢Emma Heaney和Rosie Warren鼓励我写下这篇回应，感谢Grace Lavery鼓励我仍把这篇文章发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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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tlín Doherty的“一种女权主义风格”和Becca Rothfeld的“一种行动主义实践”重复了一种并不新奇的姿态：批评者将视野狭隘地对准那些最为反动的成分，便可以将女权主义的现状斥责为糟糕的。当前，女权主义政治思想对Doherty而言“极为无趣”，“毫不令人激动”；对Rothfeld来说“乏善可陈”，“枯燥和缺乏想象力”。在Rothfeld不乏感叹的描述中，挺身而进式女权主义在Sheryl Sandberg的同名书出版十年后仍然占据主流。或许如此。但即便是Michelle Obama也在2018年批评了“女强人教义”的精英主义。就像Rothfeld去年在漂流杂志感叹的那样，毫无疑问，“Pussy Hats令人���尬”。但如果一个人只着眼于资产阶级主流，又同时与这一主流进行认同，为一种疏离、犬儒的自我安慰式姿态寻找攻击对象是很容易的。

我认同Doherty对一种或可被称为“女性悲观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受：这是一种聚焦痛苦、伪装成激进女权主义、被Alice Echols称为“文化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催生了近期Andrea Dworkin的重新流行）。但我还想更进一步说，写下《替罪羊》和《交媾》的Dworkin以她的卓越风格试图（但未能成功）“恐吓到无声屈服”的并非只有女权主义的敌人。她的目标还包括其它女权主义者：像犹太裔女同性恋社会主义者Joan Nestle，她在1981年美国作家大会为一场“关于色情制品和情欲”的专家会谈录影，并对Dowrkin“反对阴茎的一连串布道”感到恼火至极，会后径直回家打出了一篇标题为“我的母亲喜欢做爱”的声明，为自己阶级的女性辩护。“我的母亲在67岁的年纪仍然想要性，并对自己没有牙齿之后能做的事情大开玩笑。我的母亲 … 是一个喜欢做爱的工人妇女，她相信若自己愿意，便有权在身体里放一个阴茎。”

相比而言，Doherty对自己同代“30岁上下的女性”感到“尴尬”，因为她们在2010年后的十年间将女权主义作为自己“主要的政治身份”，但这种女权主义（哪种女权主义？）事后证明极易被笼络。她描述自己抛弃“妇女运动”，转而追寻一种“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驱使的行动主义方案”，而女权主义近似几何式地与其“交叉”。在20多岁的时候捍卫一种非反资本主义的“妇女运动”无疑是令人尴尬的，但这真的是那时候唯一存在的女权主义吗？在我的记忆中，事情并非如此。与现在一样，那时有聚焦性工作和妊娠去罪化的英语系女权主义，她们呼喊“面包，玫瑰，也要【替代疗法用的】荷尔蒙”，占领无人的房屋，要求为所有人提供性别肯定医疗保健，起诉警察，并与那些为逃离核心家庭的人提供庇护的收容所和公共项目一同对抗财政缩减。

#MeToo的支持者并非像Doherty说的那样只有职业女性。Madeline Lane-McKinley在2018年指出，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自下而上的MeToo运动”，这一运动由草莓采摘工，洗碗工，医护工，以及酒店保洁工的集体诉讼驱动。哪些人的强奸得以写入新闻头条，这背后的阶级政治必须被指出，且已经被指出过。但是，演员不论富裕与否，也不应在一个强奸是默许劳动条件一环的产业工作。同理，Rothfeld在她对Doherty的回应中正确地坚称，多布斯案后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需要加倍努力争夺生育自由，“通过地下网络分发避孕药”以及跨过州境将需要晚期堕胎的人偷运到诊所。但是，跨性别女权主义在两篇文章中均未受提及，这让我感到担忧。

近几年，英国和美国爆发了一阵试图掐灭跨女气质——以及青少年跨男气质——的厌女症（包括女权主义的厌女症），这显然是今日女权主义政治对抗的焦点之一，并与对终止妊娠劳动权的攻击密不可分。针对二者的反抗式动员规模壮观。在我居住的费城，多布斯案的判决提前流出后，一个跨性别女性占显著多数的队伍立刻投入行动，不意外地借助常年在法外创造集体身体主权的经验，与怀孕的兄弟姐妹们一同强化生殖正义的政治网络，而后者中的许多人现在正在以行动回报这一团结。

从我的位置看去，马克思女权主义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特别是因为它激发了大量自称的“跨性别马克思主义者”，藉此机会复兴围绕家务劳动价值形式的停滞辩论，同时扩展和变革由Silvia Federici等人普及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家庭废除”的性别解放前景重回讨论桌，与此同时还有（来此Verónica Gago和同伴们）对“女权主义罢工”的策略性讨论。我们正在见证围绕“女权主义国际体”的理论对话（Gago, Ewa Majewska），围绕“反顺性别的女权主义”（Emma Heaney, Cameron Awkward-Rich），“家庭废除”（Tiffany Lethabo King, M.E. O’Brien），“去殖民女权主义”（Françoise Vergès, Thenmozhi Soundararajan），以及“【监狱】废除女权主义”（Angela Davis, Beth Richie）。

如她们自己所言，Doherty和Rothfeld共享的愿景是看到“与女人作为女人的整体性经验进行的理论互动”。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呼唤我们果断接受的恰恰是：有些女人（women）压根就不是女人（Women）。换言之，女性化和去性别化等种种历史过程，与通过殖民强加的顺性别指向，共同生产了多元的女性身份，其中一些常常是非白人的女性身份永远不可能成为“母亲”——这里，“母亲”是一个私有权意义上的亲属关系机构。这些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的整体中同时、并列存在。“今日女权主义描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Doherty问道。其中一个问题便是顺性别劳动分工——把本可以是愉悦的性别差异（differences）转换为可以让价值流动的性别差分（differentials）。谈到女权主义，杀死、嘲弄或打击一个目标永远是容易的。但是，不论是在文字里还是在街头上，一个令人惊异的政治联盟正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去自然化，并寻找将照料共产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