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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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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青年希特勒，如何逆袭成为纳粹一哥？| 短史记

作者：段宇宏 2018-10-08

回望历史，希特勒毫无疑问给德国和欧洲带来深重灾难，称为“魔头”当之无愧。

后世闲谈者得出这个看法不足为奇，但身处当年的历史迷雾中，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知，甚至热情参予了希特勒崛起的事业。

对希特勒的教科书式简单化定性，我们耳熟能详，他是德国金融寡头、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扶值起来压迫广大人民的代理人。

但这个定性并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不妨先跳脱简单刻板的结论，回到那个时间节点，梳理个人与环境因素，还原希特勒崛起之际的世情，以便深刻理解德国那段历史进程。

迷茫的底层文艺青年

1918年10月中旬，士兵希特勒在前线遭到芥子气攻击，他被人从战场上救下来，眼睛短暂失明，不得不回到后方医院治疗。

希特勒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由于表现英勇两次获得战斗勋章。前线期间，他很少收到家人和朋友来信，闲时也不打牌聊天，抽空就买书和读书。同样吃了很多苦，希特勒是少数既不抱怨并始终保持战争热情的人。不管在前线还是医院，听到别人传播悲观情绪就与人吵架，甚至拳脚相加，尽管只有挨揍份儿。

孰料住一场院就像做了场梦，外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希特勒痴爱的帝国消失了，皇帝没有了，“德意志精神”荡然无存，他悲痛欲绝。

一次世界大战令德意志从团结到撕裂，只用了四年时间。

欧亚两洲“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四大帝国轰然倒塌，彻底改写了全球政治和思想版图。

（图：一战时在前线服役的希特勒，左排第一）

11月3日突发基尔港水兵哗变，掀起德国激进左翼的十一月革命风潮，罢工席卷全国，到处爆发“苏维埃革命”，仿法苏俄建立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包括德皇在内的王公贵族纷纷出逃。

见局势震荡，留守的巴登亲王和军方将领把烂摊子甩给德国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温和中左翼，以下简称社民党）。

1918年11月9日下午两点，社民党在国会大厦主持会议，正讨论未来的政府结构。突然传来消息，德共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宫宣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了”。为应对紧急情况，社民党领导人谢德曼冲到阳台对着群众大喊：“共和国建立了”。

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一生下来就背负着沉重包袱。

两天后，社民党看守政府与协约国签定了停战协定，但如何惩处德国还得等第二年巴黎和会。

战败消息传开，德国大众倍感震惊，一战期间德军都在境外作战，本土未发生战事。

军队在德国历来有祟高的地位和荣誉，将领们为了面子从不告诉大众真相，战败是国力难以为继，军队已丧失作战能力。一些将领和激进右翼团体散布谎言说，德国之所以战败，不是军队不行，是被犹太人和赤色分子背后“捅刀子”。

11月19日，30岁的希特勒怀着凄凉的心情出院，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对国家和个人前途都感到迷茫。

希特勒有些文艺特长，但动荡时代文艺值不了几个钱；他对赚钱不太感兴趣，商业上难有作为；缺乏学历和人脉，他也不可能谋到更好的差事；身体比较文弱，无法选择体力劳动方面的工作。

对希特勒来说，当务之急是谋个生计，他选择先回到部队在巴伐利亚的驻地。

希特勒出身于奥地利（当时为奥匈帝国）公务员小中产家庭，父亲病逝后，从小喜欢艺术的他前往维也纳追逐文艺理想，准备投考美术学院。

初期的维也纳文艺生活令希特勒如痴如醉，紧接着母亲病逝，两次被美院拒之门外，钱花光之后希特勒穷困潦倒，一度搬进了慈善机构的收容所，靠售卖自己创作的风景画糊口，变成坠入底层的边缘文艺青年。

（图：希特勒1912年的风景画作之一）

虽然身为奥地利人，希特勒跟同时代多数奥地利的德意志族青年一样，深受民族主义影响，是“精神德国人”。

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德意志人居于主导地位，但人口上只占微弱多数，文化相对多元。

希特勒认为，只有民族和文化成分更单一，日尔曼武德充沛的德意志帝国才是本民族希望所在。

1913年希特勒迁居到幕尼黑，继续过着拮据的文艺生活。

相较多族群杂居的维也纳，慕尼黑更加浓厚和纯粹的“德意志气息”让希特勒格外着迷。

文艺理想之外希特勒的人生目标是当一位“德意志战士”驰骋沙场，他曾向奥匈帝国申请入伍，军医官认为他体格文弱，不适合服役，令他大失所望。正当前途灰暗之际，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实现了从军梦想，申请参加德军如愿以偿，被编入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步兵团。

从团结到撕裂的德意志

听闻开战欣喜若狂，不是希特勒个人独有的情绪。

1914年8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宣战之后，德奥两个帝国结成同盟，消息传出去，整个国家一片欢腾。

除社民党的少数工会组��有点焦虑，激进左翼团体反对之外，从贵族、精英到广大各届群众皆处于“喜大普奔”状态。

军人们热血沸腾高呼万岁，文艺家和学者纷纷创造作品歌颂战争，各界群众涌向街头高唱爱国歌曲响彻云霄，青年们满怀激情排队报名参军，家庭主妇热泪盈眶慰问军人，商家和餐馆打折酬宾显示拥战决心。所有报刊杂志的专栏，只向痛骂敌人，鼓吹“德意志必胜”的文章开放。

无论精英还是群众，左翼宣称要为保卫祖国尽力，右翼认为建立德意志民族统一大帝国的机会到来。议会里左中右各党派空前团结，社民党一向反对战争，但领导人们看到举国狂热情景也被震撼了，首次在议会对战争拨款投了赞成票。

（图：听说德皇威廉二世宣战之后，德国人民喜大普奔，涌向街头欢呼）

战争是恐怖的烧钱机器，开战之前帝国财政年收入约23亿马克，战争期间开支暴涨到平均每年300亿马克。

德军最高峰扩充到近千万规模，青壮劳力大量上前线导致工农商业急剧萎缩。纺织品的产量滑落到战前的20%，房地产业萎缩了近100%；德国航运公司损失船舶639艘，占总吨位的44%；商贸最繁盛的汉堡市，进口萎缩到战前的2.4%；著名的汉堡美洲公司，年收入下滑84%。

工资下降，物价暴涨，食品药品短缺，店铺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不��攀升，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德国普罗大众的战争热情逐渐冷却，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反战的激进左翼越来越活跃。1914年发生24起罢工，仅千余人参加，至1917年有600次罢工，60多万人参加。

连社民党也被战争撕裂成了三部分：党内支持过战争又反对革命的占大多数，是为右派；反对战争也反对革命的占少数，是为中间派，分离出去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反战又支持革命的左派，分裂出去组建了“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底改名为德国共产党。

帝制解体后的1919年2月，共和国举行议会大选，最大亮点是妇女获得投票权，比法国还提早了26年。

得票率如下：

中左翼社民党得票37.86%；中右翼中央党得票19.67%；中间派的德国民主党得票18.56；共有76%的选民投票给了三个拥戴共和制的温和政党。中右翼的温和君主主义政党德国人民党得票4.43%；激进右翼的君主主义政党德国民族人民党得票10.27%，这是得票最多的激进右翼政党。左翼中略激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7.62%；其余十几个党派得票无一超过1%。

结果表明，终战之初大多数德国人最关心恢复秩序，重振民生，未对君主制崩塌如丧考妣，也没把“捅刀子”太当回事儿，最终承认战败现实，接受了共和国。

（图：1918年11月9日下千，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冲到国会大厦阳台上高呼“共和国建立了”）

德共抵制大选，响应列宁号召发起武装革命，但是被退役军人组织“自由兵团”镇压下去，血腥街头巷战持续一周之久。

因首都柏林局势动荡，议会挪到小城魏玛召开，通��了新宪法，后世也称这个共和国为“魏玛德国”。

希特勒生活的巴伐利亚，动荡局面持续时间比柏林还长，慕尼黑乱成一锅粥，而且短短5个多月时间，局势发展令人啼笑皆非。

先是巴伐利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斯纳宣布建立共和国，大选中他的政党败北，他前去辞职时被一位民族主义者军官刺杀，当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委任艾斯纳政府的教育部长霍夫曼继续拼凑了一个左翼联合政府。

受1919年3月份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刺激，无政府主义的诗人托勒与一群性格怪诞的激进左翼文艺人士领导了一场革命，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霍夫曼政府见慕尼黑局势混乱，内阁和议员们逃到班贝格与托勒形成对峙。托勒政府的部长们推出一堆奇形怪状的法令，比如今后住房不得超过三间屋，客厅必须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

数天后德共派来的尤金·列文（俄罗斯彼得堡犹太人）显得更为职业，他领导的革命将托勒政府推翻，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诞生。

直到1919年5月，柏林的中央政府调来军队，在自由兵团帮助下，才将慕尼黑的激进左翼革命弹压下去，巴伐利亚政府落入右翼阵营之手。

凭特长抓住第一次机会

鉴于之前动乱的教训，巴伐利亚的国防军5月份组建一支“教育突训队”，用以防控“极端主义”组织渗透军队，在军中实施“反布尔什维克”培训。

打这以后希特勒不断遭遇“贵人”，侦察队负责人梅尔上尉是第一位。不过前提是希特勒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抓住机会。

希特勒性格内向，不抽烟不喝酒，对追逐美女兴趣淡漠。从维也纳到慕尼黑，与希特勒打过交道的房东、掌柜、舍友、邻居对他最突出的印象是读书，虽然生活穷困，但出门夹着两三本书，在家时常抱着大部头的书阅读。

希特勒曾拥有过1.6万册藏书，纳粹德国灭亡以后残存1200本，如今保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书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政论四大类别。

文艺方面希特勒最钟爱剧作家兼作曲家瓦格纳，哲学方面他最推祟尼采和叔本华，早就把《叔本华文集》翻烂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叔本华和��希特，希特勒很多词汇和概念都深受费希特启蒙，费希特同时是反犹主义者。

相较一般文艺青年，希特勒有几项特质。

第一：做事偏执，认准方向一根筋走下去，执行能力很强，有股“憨愣劲”；

第二：演说才能出众，极富有煽动性，他平时很安静，但谈到政治话题时口若悬河；

第三：对宣传和组织工作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四：体格文弱却相当推祟语言和肢体暴力，敢于跟人掐架。

巴伐利亚动荡期间，希特勒未参予任何激进行动，局势稳下来后，德国开始裁军，他因表现“理性克制”，得以留在军中复员处工作。

梅尔上尉考察了希特勒的履历和能力，觉得希特勒正是自己需要的人，将他作为未来的教官人选招幕进突训队。

正式上岗前，梅尔上尉把队员们送到慕尼黑大学做短期政治培训，这是希特勒人生中唯一一段短暂的大学时光。

激进右翼的历史和法律教授卡尔·冯·米勒是主要授课老师，他给大家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同时大力推荐自己妹夫，经济学者费德尔的著作，如《怎样消灭资本主义利息奴役》。

学员讨论时米勒见识过希特勒的口才，对梅尔上尉惊呼：“你知道吗，他是个天才演说家啊”。

培训结束后，希特勒等人巡回各军营里给士兵做演讲，他那段时间的工作让梅尔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就在这个当口，协约国惩处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6月份出台，社民党领导的政府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条约。

处罚之严厉令全德哗然，无论左中右派的政治立场有何区别，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民族主义情绪，人们感觉遭到羞辱，愤怒和绝望之情弥漫全国，“捅刀子”说法再度甚上尘上。

仇恨魏玛德国的激进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社民党成了他们的靶子。激左批评社民党放弃红色革命，充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走狗；激右痛斥社民党是德奸，向英美法列强妥协，出卖民族利益，也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

不过激进力量的略微增长不怎么影响德国局势，德国人整体偏保守，对秩序和纪律有着强烈偏好，极端观念对多数人缺乏吸引力。

德国与其它三个因一战崩溃的帝国不同，��式的贵族和精英保守派在俄国已经消亡，但在德国依然存在，只是影响力大幅度衰弱，其中很多人像兴登堡、鲁登道夫在民间还拥有祟高声望，被视为英雄。

帝制德国最重要基石以及高度组织化的军官团得以保留，仍然是共和国军队的领导阶层，警察队伍也属类似情况。

魏玛时期，军队就像一个独立王国，跟共和国同床异梦。军队与警察虽然在民族主义上与激进右翼有观念交集，其中也不乏激进分子，但整体上偏传统的德式保守主义，对各种新兴的和底层的激进右翼观念他们也难以接受。

旧贵族和军官团其实有实力颠覆魏玛共和国，但是他们有软肋，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明确表态只愿意跟“民主的文官政府”打交道，他们不能出头；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左翼现代群众性政党如社民党渗透基层，动员大众的能力，尤其在人数众多的工人阶层中缺乏组织基础，这种能力在帝制时代无需修炼，受身份和思维限制他们也无法直接进入民间。

当时民间激进右翼整体数量比激进左翼要多，但处于涣散纷乱的状态，没有龙头型人物与组织。

退役军人的组织如自由兵团和钢盔团颇有战斗力，与国防军和警察有千丝万缕联系，但缺乏工人与市民的组织基础，难成气候。他们曾在1920年进军柏林，试图武装政变推翻魏玛德国，因为得到军队和警察同情，没遭到抵抗，但社民党政府只是发动工人大罢工，瘫痪整个社会，就轻松粉粹了政变。

草根激进右翼组织，由于没有中产知识精英参加，缺乏文化和资金，宣传与组织同样一塌糊涂。中产精英的激进右翼组织，倒是有文化也有资金，但他们的缺点是不接地气。

在激进右翼阵营中，对草根阶层来说希特勒很有文化，对精英阶层来说希特勒很接地气，他的机遇即将来临。

希特勒当时也想不到，正是他所热爱的帝国消逝了，厌恶的共和国诞生了，旧式贵族与精英失去主导权，整个政治游戏规则改变，他这样来自底层的青年才有了逆袭的机会。

加入工人党

全国性激进右翼社团“泛日耳曼同盟”在慕尼黑有个成员组织名叫“图勒协会”，图勒是传说中古代雅利安帝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首都，协会的宗旨是雅利安神秘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反犹种族主义。

体育记者哈勒是图勒协会的创始人，由于协会成员都属中产精英，哈勒想接点地气，决��去联络蓝领工人阶层。

1919年元月哈勒与铁路技工德雷克斯莱牵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小微政党，哈勒的头衔是“帝国主席”，德雷克斯莱当副手，设立一个七人的管理委员会。

考虑到初创之时只有30个成员，哈勒的头衔显得十分自大和滑稽。

（图：图勒协会的标志，是纳粹党徽的起源）

最初德雷克斯莱把党名取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哈勒建议去掉“社会主义”这个词，说怕吓到中产阶级，最终定名为“德国工人党”。

工人党的观点是一堆新老激进右翼大杂烩——反资本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反凡尔赛和约、反犹主义、反魏玛共和国、激进民族主义。

工人党采用了图勒协会的标志“卐”字，这是纳粹党徽的来历。

“卐”字标其实自古在亚欧两洲被很多宗教、军事组织使用过，既可以向左旋也可以向右旋，纳粹的“卐”字标向右旋并通常呈45度倾斜。

来自老派中产阶层的哈勒并无组织才能，连观念都相当老套，把工人党办成了封闭性的茶话小沙龙，采用的组织活动方式是小组讨论会。实际上多数时候开会，只有六七人到场，点上煤油灯围坐在桌边，每次讨论前哈勒都要发表冗长无聊的讲话。

创党半年多，工人党还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小微团体。

德雷克斯莱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纯粹扯蛋”的组织活动，建议举办小型讲座，邀请更多人来参加讨论以扩大影响力，由于多数成员赞成德雷克斯莱的主张，哈勒只得勉强应允。

德雷克斯莱提议下，还选出两名财务主管，搞讲座时一个负责收集捐款，另一个负责账单支出。经过这番小微改革，收到一点成效��8月份时工人党在激进右翼圈子开始小有名气，吸引几位名流前来讲课并参加了组织。

希特勒9月份首次来到小酒馆旁听工人党讲座，主讲者正好是培训希特勒的米勒教授的妹夫费德尔，题目为“如何摆脱资本主义剥削”。

根据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说法：他接到上司的命令，前来调查社团状况。等费德尔讲完，进入讨论阶段，一位教授提议巴伐利亚应分离出来跟奥地利合并成一国。听说要分裂德国，他跳起一顿劈头盖脸痛斥，赢得满堂鼓掌，教授满头大汗溜出房间。

希特勒的回忆并非事实，他其实是接到邀请前来旁听，席间也没有他跟这位教授对峙的大戏。

但希特勒确实发了言，德雷克斯莱为他的口才所震撼，上前主动结识，赠送自己写的政治小册子。

回到军营不久，希特勒再次收到德雷克斯莱寄来的参加下次讲座的邀请函，并通知他已成为工人党一员，可出席委员会会议。

（图：引领希特勒走向政治道路的两位教父，纳粹党的主要创始人。左为埃卡特，右为德雷克斯勒）

德雷克斯莱是希特勒政治生涯起步阶段第二个贵人。

希特勒读了他的小册子《我的政治觉醒：一个德国社会主义工人的日记摘录》，被里面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所吸引，感觉大受启发，但他还是觉得就这么加入一个芝麻大的党派略显唐突，抱着再看看的心态二次参会。

第二次参会，希特勒结识了起步阶段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贵人 —— 埃卡特。

埃卡特是激进右翼作家，也是工人党的重要成员，他将易卜生的名作《培尔·金特》改编成戏剧在德国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把大笔收入用于资助图勒协会等团体，自己主编了一份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刊物，名叫《德话德说》。

埃卡特一直在寻觅好苗子调教成“民族运动领袖”，他曾在作品中给这样的人使用了“元首”的称谓。“要习惯听机关枪的声音”，“不要军官和贵族，要懂得工人和农民的语言”，“不要一看见流血和打斗，就吓得尿裤子，坐在那里拿着论文瑟瑟发抖的教授”，“必须是单身汉，没有时间找女人”……

埃卡特一认识希特勒，就像掘金人突然发现了金矿，欣喜若狂，这就是他要的苗子。

希特勒混迹于底层太久，埃卡特算是他真正结识的第一个上层社会人士，而且是文化名流，他对埃卡特相当尊重。

自此之后，埃卡特为希特勒拓展中上层社会资源，向他推荐读物，灌输反犹观念；希特勒为埃卡特去接地气，向群众发表演说。

希特勒在维也纳生活时就读过很多反犹主义的政论报刊和图书，这类读物充满着荒诞不经的阴谋论以及小道消息，但他在加入突训队之前其实并无强烈的反犹情绪。

社民党在俾斯麦时代曾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一直自称为“中间派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正是犹太人，长期以来德国犹太人也普遍支持社民党。德国和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也有高比例的犹太人，领导设计共和国宪法和体制的胡戈·普罗伊斯教授，恰好也是犹太人。

希特勒本来就反对“革命”，他亲历了魏玛初期的震荡，再加上受米勒、德雷克斯莱，他的反犹主义正式发酵，结识埃卡特之后则走向了癫狂。

希特勒越来越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证明犹太人有统治世界和毁灭德国的野心，共和国是民族耻辱的产物，英美法强加给德意志的体制。他不仅深信“捅刀子”论，而且还成为这个说法的狂热鼓吹者。

希特勒加入工人党对双方都是一次大转折。

按照他后来的说法，他是该党第七名委员，但这不是事实，而是第七号委员德雷克斯莱邀请他作为军方顾问入党，试图利用他的演说才能扩大影响。

希特勒小试牛刀

既然入了伙就不客气了，希特勒对工人党的组织和宣传缺陷做出猛烈批评，提出改革建议。

他的建议中只有大力改进宣传这一条得到除哈勒外全体成员支持，具体做法是举办捐款性的大型群众集会，并在报纸上投放广告。

其它建议超出老党员们脑洞，一时难以接受，希特勒也很聪明，知道自己尚无羽翼，并不强制推行。

捐款性的大型群众集会在德国还是新事物，希特勒不知疲倦地一场接一场开演讲会，规模从百余人，几百人到上千人不断扩大，每次都能成功吸粉，获得政治捐助，有了钱之后又能办更大的演讲会。

他认真研究自己和他人演讲的优缺点，从手势到语调，从遣词造句到内容结构，每个细节不断改进。

引经据典风格不要，吊书袋学究范儿不要，理中客路线不要。希特勒“不懂女人”，但对身边人传授演讲经验时却说，“群众就像女性”，讲话要“果断、坚决、简明”，让她们觉得你“有决断力，有力量”。

说白了就是不要讲道理摆事实，直接诉诸于情绪，把复杂的事情简化为易懂好记的概念。

（图：希特勒演说眉飞色舞，极富煽动性）

哈勒的思维已跟不上时代，他始终沉迷于图勒协会封闭式的秘密组织活动，对大型群众集会惴惴不安。

党内已经见证了希特勒演说能力起到的效果，1919年12月，德雷克斯莱与希特勒联手剥夺了哈勒的一切权力，1920年元月劝哈勒辞职，德雷克斯莱接替主席之位，希特勒获得宣传部长职位。

最大的绊脚石被踢开，希特勒继续提议改革，在德雷克斯莱、埃卡特的支持下得以分批实施。

措施大致有：更改党名和制订党纲；设立有专职人员的中央党部办公室，采购打字机和印刷机等办公设备；编订党员名册，刻制图章；收购《人民观察家报》作为机关报；制作统一的徽章与旗帜，旗帜与海报用鲜红色作为底色……

1920年2月工人党的幕尼黑演讲大会到场2000多人，是该党建立以来首次最大规模集会。

工人党正式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英文缩写为纳粹党）”，颁布了由德雷克斯莱、埃卡特��希特勒共同打磨的“二十五条党纲”。

希特勒与此同时得到了党员编号 —— 555，这并不代表他是第555位纳粹党员，只是想给外人造成该党人员众多的印象，编号其实以501开头。

希特勒加入后不到一年时间，纳粹党员扩充至3000多人，成为幕尼黑地区小有名气的激进右翼党派，并开始在巴伐利亚其它地方建立支部。

（图：冲锋队行走在街头）

希特勒的演讲也吸引来了众多激进右翼的“奇人异士”，例如性格粗野的军官罗姆，在现役和退役军人中人脉深厚，听完演讲就把希特勒当“民族之星”膜拜了。

风度翩翩的贵族子弟戈林，富商家庭的大学生赫斯，海德堡大学博士戈培尔……都是在演讲会上被希特勒征服。

当时德国社会意识形态撕裂，从政党集会可见一斑：德共举的是镰锤红旗，中左中右共和主义党派举的是共和国黑红金三色旗，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党派举的是黑白红帝国旗，纳粹举的是卐字旗。

街头党派冲突司空见惯，到对方会场捣乱属于家常便饭。

起初，党派冲突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德共，谁都惹不起，但德共很快就排不上号了，纳粹党专业碰瓷德共，让对方头疼不已。

罗姆率领大群退役军人投奔希特勒，组建了统一着装，纪律严明的冲锋队，成为纳粹的准军事武装。

冲锋队在希特勒演讲时维持秩序，如果敌对党派前来捣乱，立即涌上去将对方乱棍打跑。

罗姆有时候也奉希特勒命令带冲锋队去对方会场碰瓷，他们是军人出身，基本上没打输过。

初期，希特勒的演讲会上经常酒瓶与杯子齐飞，喝彩与咒骂共响，但希特勒照样眉飞色舞地演说，下面虽然打成一团，他丝毫不受影响。

化解危机坐上头把交椅

时至1921年，随着大量“希粉”入党，希特勒已经成为纳粹党实质领袖，真正的党主席德雷克斯莱反倒被边缘化了，希特勒与老党员的冲突日益白热化。

当时激进右翼组织虽然仇视魏玛德国，但通常对“魏玛民主”采用了一种含糊态度，在各自组织内部还坚持民主机制。

德雷克斯莱与领导层保持了创党以来的作风，遇事还要交流讨论，付诸票决；地方支部与慕尼黑中央党部处于平行地位而非上下级关系。

希特勒不仅激烈批判魏玛德国“虚伪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对纳粹党内民主机制与氛围亦多次责备，认为这套流程繁冗，效率低下，充满了形式主义。

唯独革除“民主陋习”这项改革举措，希特勒始终很难推行，遭到包括德雷克斯莱在内的老党员们共同抵制。

希特勒不着急采取措施，只是不断向大家施压，他因为获得实质性领袖地位，做事越来越专断。

老党员们终于无法忍受希特勒的专横，他们开始筹划跟巴伐利亚北部的一个同类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党”合并，并要求把总部迁出慕尼黑，可以设在柏林。

这个建议一直被希特勒否决，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其实老党员们不是想分裂纳粹党，而是不愿舍弃创党以来的传统，想限制希特勒不断扩张的权力；通过党派合并稀释希特勒派日益强大的力量，把总部迁出希特勒人气最旺的巴伐利亚南部与幕尼黑，有助于达到目的。

1921年7月，老党员们趁着埃卡特带着希特勒去柏林筹款之机，开会通过合并决定并限制希特勒权力，这是纳粹党史上的“七月危机”。

希特勒听说消息后以退为攻，返回慕尼黑递交辞呈，要挟退出纳粹党，这下可把老党员们僵住了。

德雷克斯莱政治观点偏激，但生活中是个老好人，把这个党当作自己生养的娃看待，又认为这个娃承载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事业的大任。

他深知纳粹党发展到这一步几乎都是希特勒的功劳，如果希特勒退出，完全可以带着人马出去另外组党，纳粹党将立刻解体。

在德雷克斯莱说服下，老党员们愿意退让，同意跟希特勒和解，但希特勒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反攻，提出条件说，除非他接替德雷克斯莱的党主席职务，他才考虑重返纳粹党。

纳粹党重要赞助者埃卡特施压之下，德雷克斯莱继续退让，7月29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老党员们全面溃败。

希特勒以553票对1票当上党主席，对纳粹党高层权力结构全面改组。

原有的委员会被虚化，成立一个希特勒领导的三人执委会作为决策机构，下面分设“宣传、财政、青年、体育、调查、调解”六个委员会，负责人都由希特勒任命，他把最有才干的铁杆“希粉”都提拔到领导岗位。

至此，希特勒派彻底控制了纳粹党，他正式变身纳粹一哥。

德雷克斯莱和老党员们没想到有这一天，引进希特勒的结果，是自己全部靠边站了。

希特勒领导之下，纳粹党逐渐打通激进右翼阵营“草根、中产、高帅富”三个人群的隔阂，将他们笼络于麾下，互补三者的缺陷。

六成草根党员负责散发传单和拉选票，从事游行集会，甚至组成战斗方阵参予街头斗殴；三成中产党员提供组织与宣传方面的智力支持，如制作海报，出书办刊，拍摄电影；一成高帅富党员负责对接高层资源，筹集大笔经费。

设立青年委员会之后，希特勒将争取年轻人列为工作重点，推动“大德意志青年运动”，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后来庞大的纳粹青少年组织 ——“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少女同盟”、“德意志少年团”。

希特勒为纳粹党集会设计了罗马旗帜和军团礼，这种整齐划一，旗海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对荷尔蒙旺盛的民族主义青少年颇有杀伤力。

1925年至1932年，纳粹党员平均年龄的中间值是27.6岁，成员结构不仅比其它政党年轻，也大大低于魏玛德国的人口平均年龄。

（图：希特勒为纳粹设计了罗马式旗帜和军团礼）

20年代初，纳粹党在巴伐利亚等成长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以致于希特勒有点膨胀，铤而走险发起啤酒馆暴动，试图夺取国家政权。

不像策划暴动的鲁登道夫处处洗刷自己，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个人全面承担责任服刑，并借助庭审在全国扩大了影响力，在狱中写出《我的奋斗》吸粉无数，被全国激进右翼推祟为“民族英雄”，反而强化他在阵营中的共主地位，纳粹党因而走出巴伐利亚，成长为全国性政党。

希特勒在狱中经过反思，改变了政治策略，不再用愚蠢的暴动夺取权力，决定改用符合魏玛宪制的手段颠覆魏玛德国。

纳粹党大举进入议会之后，把议会生态打乱，经常瘫痪议事程序，其实也加速了魏玛的政局动荡。

纳粹议员们穿戴统一的制服和袖章，齐刷刷列队进入议会大厅，点名点到某人名字，他就站起来行军团礼高喊“嗨，希特勒”。

随之而来的是其它党派议员发出一阵阵笑骂声，这种情景在欧洲议会史上实属罕见。

经济危机是希特勒最大外挂

后面的故事超出了本文范畴，就不再详述，但可以做个总结 —— 大环境的剧变才是希特勒最大的外挂，那就是持续而深重的经济危机，严重撼动了魏玛的民主根基。

大多数德国人正常情况下并不糊涂，虽然德国人普遍有民族主义情绪，但民族主义者不一定是沙文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

很多德国人欣赏希特勒提倡的“德意志精神”，但不赞同他对这个精神的极端化解释；很多德国人不一定喜欢犹太人，但不赞同希特勒的极端排犹主义。一战时的陆军元帅和参谋总长兴登堡，基于血统和身份的自豪感，内心始终瞧不上希特勒这位来自草根的“波西米亚下士”。

尽管纳粹党在希特勒指导下迅猛发展，到20年代中期，跟百万党员的社民党比起来仍显得弱小。但是，纳粹党员数量及支持率，跟经济危机呈正比关系。

1921年魏玛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月份1美元可以兑换64.8马克，发展至1923年末，马克已经疯狂贬值到4200亿兑换1美元。

1924年5月的大选中，社民党虽然还是第一大党，但得票率萎缩到20.5%；纳粹党得票6.5%，获190多万张选票，成为第六大党；而德国共产党得票12.6%，获360多万张选票，是第四大党。

1926年经济情况好转，1928年的大选纳粹党得票跌到2.6%。

1929年10月以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为标志，一场持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一直获得美国投资和援助的德国惨不忍睹，企业海量倒闭，最严重时有一半家庭衣食无着，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更换。

1930年大选，纳粹党得票升到18.25%，成为第二大党，德共也跃升为第三大党。随着经济危机加��，1932年7月大选，纳粹得票狂飙至37.3%，成为全德第一大党。

（图：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

纳粹党得票最高纪录是1933年3月大选，达到43.9%，斩获1720多万张选票；社民党位居第二，得票却萎缩到18.25%，仅比第三的德共多6个百分点。

因为这年年初德国失业率创下纪录，劳动力人口三分之一，约600多万人丢掉饭碗，由于官方统计口径的偏差，真实失业人数更为庞大。

以宗教划分，纳粹在新教徒中的得票率比天主教选民中高两倍。

以性别划分，纳粹对女性选民缺乏吸引力，大部分女性喜欢投票给温和中右翼政党，1930年前纳粹的女性得票率不超过13%，女性党员不超过6%。

以地域划分，纳粹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的支持率远高过大都市，冲锋队成员很少来自大城市。

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小企业家、公司雇员、公务员、工程师、医生等职业中，纳粹支持率偏高。

希特勒经常痛批“大资本家”和“大公司”，在大企业主大金融家等社会高层中，纳粹的支持率极低，他们甚至希望一觉醒来纳粹从地球上消失。

二三十年代历次大选数据显示，每次经济危机持续爆发，各党派的成员和选民都不同程度流失到纳粹一方，但社民党和中央党两大党的选民基本盘相当忠诚，前者的票仓以大都市产业工人为主，平均票数保持在750万张左右，后者票仓以天主教徒为主，平均票数保持在480万张左右，纳粹对这两党的基本盘没有多大吸引力。

但经济危机持续到1932年，纳粹党选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投票给纳粹的产业工人首次超过了投票给社民党、德共的数量，同时有650万妇女投票给了纳粹。

社民党选票总数波动不大，但在经济危机滋润下，纳粹党以独特的组织形式和铺天盖地的宣传方式野蛮生长，使得社民党得票占比不断萎缩。除了天主教背景的中央党选民保持淡定之外，其它各党派在纳粹冲击下溃不成军。

困境与��望之中，人们才容易选择极端主义，那怕他们不喜欢，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可能觉得是根“救命稻草”。

（完）

（图：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袭来，德国到处都是排成长龙等待工作的失业人口）

主要参考资料：

《Hitler: Ascent, 1889-1939》, Volker Ullrich; 《The Nazi Party 1919-1945: A Complete History》, Dietrich Orlow;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Hans Mommsen; 《Who Voted for the Nazis?》, Dick Geary; 《Mein Kampf》, Adolf Hitler;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里昂耐尔·理查尔；《纸与铁》，尼尔·弗格森；《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提摩西·赖贝克；《德国史：1918-2008》，玛丽·弗尔布鲁克；《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米切尔。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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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r1031-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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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勇士：极权之殇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最后一篇长文。本文完结之后，我不会再就中国经济发表任何长篇论述。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天涯发两篇长文，篇幅都在两万字左右，每次写得呕心沥血。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无非是等待丧钟敲响而已。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最后记忆只可能是这一种：饥饿的邻居挥舞着菜刀向他的脖子斩下来。

我上世纪末走出校门，经历过最为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在本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曾经对变革有着超乎想象的期盼。我曾经在07年一手主持了这个国家第一宗旧村自行改造，这个案例发生在佛山，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村集体与地产商直接合作，将村属土地改变功能，变为国有商住用地，然后直接开发和销售。村集体可获得其中约四成的销售收入。这种做法将政府排斥在外，政府不作为征地主体出现，土地无法集中到政府手里，当然就收不到多少地价，不能在旧村地的改造中分享到太多利益。然而佛山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认可了这种改造模式。广东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个做法提炼和推广开来，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这类三旧改造项目。政府当时的治理逻辑是不与民争利，将利益留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收敛的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来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变了。我们的政府不再收敛，不再藏富于民，不再容忍民众与政府分享利益。在这个国家走向横征暴敛的同时，权贵资本开始成型，并轻易的扼杀了原本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这种治国逻辑的变化，迅速带来了恶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最高接近20%下降到10%，现在已经不足7%。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完全丧失增长性，坠崖就在眼前。而在广东，三旧改造已经只剩下深圳还能勉强推进，广州三年没有成功过一宗，佛山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三两宗罢了。地方政府禁锢三旧改造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容忍分享不到土地收益的局面。将收益留给村集体？笑话！

在本文之前，我发表了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史一文，用了一万来字阐述了隐藏在土地制度变迁背后的治国逻辑的变化。治国是有逻辑的。你出台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纸决定，都在宣示你的逻辑。如果你的治理逻辑可以成立，那这个国家将会会顺理成章的走向发展之路。如果你的逻辑荒谬无稽，那这个国家只能走向崩塌。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采取的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治理逻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末日的殇曲，将会怎样敲响？请期待序章–他山之石。

序章他山之石（之一）

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整体信奉天主教之后，基本上就陷入文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公元1500左右，欧洲都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状态，无孔不入的宗教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维护教皇的无上权威，所有平民都必须循规蹈矩，活得像行尸走肉。你要是没事研究研究天体运行规律，论证一下世界的起源和上帝没啥关系，纯属物理和化学范畴的事，教廷能直接把你丫烧死。一手结束这黑暗中世纪的是英国。当然，英国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地理上，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大陆上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势力以及欧洲各皇室势力对它的影响力很弱。英国本身又是由多民族构成，凯尔特民族、日耳曼民族再加上桀骜不驯的维京族人，整天相互看着就不顺眼，各族人就跟原始部落似的划分领地，彼此敌视，没事就大打出手。英国国王要在这一堆野蛮人里实现统治，就必须妥协，要按照部落联盟的规则治国。所谓部落联盟之主，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治权，没事绝对不能干涉各部落的内部事务，更不能随便向各部落收税。如果有个英国国王不识好歹，要刷存在感，大家伙立刻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到1215年，就弄出来一个《自由大宪章》，把英国国王部落联盟长的身份以法律形式给定了下来。此后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国王想反抗，次次都被打脸打成猪头。

就这么过了三百年，到1500年代初，英国又出了一个奇葩的君主，亨利八世，这哥们直接就不把当时权倾天下的教皇看在眼里，对于当时宗教禁止离婚的规定嗤之以鼻，没事就找个新老婆，一辈子结了六次婚。罗马教皇气得够呛，宣布取消这哥们的英皇加冕认证。亨利八世对此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在国内玩起另外一套宗教体系“圣公会”，自己给自己认证。本来英皇也就是个部落联盟长，统治权来自于各部落的认可，和你罗马教皇没啥关系。现在大英部落联盟宣布脱离你教皇体系，还不用再给罗马教廷交税了，高兴得很。教皇的权威受到挑战，火冒三丈，立刻就开始惹是生非，挑动当时的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去攻打英国，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20年，双方互有胜负，一直打到1604年，西班牙财政不堪重负，被迫和英国议和。欧洲大陆就此捏着鼻子认可了英国皇室背弃天主教廷的行为。整体说来，就是黑暗的天主教体系居然对英国这么个部落联盟国家无可奈何。黑暗的中世纪就这么出现了一线曙光，大家一看你这个没事就叫嚣我要代表上帝惩罚你的教皇，也就这两把刷子，堪称弱智与无能的代表人物，谁还服从你啊。宗教改革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派的基督教，在英国境内则出现了清教，这俩的教义出发点，都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再被教廷随意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大词对面的，其实就是天主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对主教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对民众自由的剥夺，对平等的践踏。平民百姓必须要从黑暗的宗教手中争夺权利，让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牲口。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千年禁锢一旦打开，欧洲人民立刻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陆续到来，欧洲经济为之一振。而英国作为禁锢的突破口，当然就享受了最大的回报。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英国国王从来没享受过一个真正的君王的待遇。英王没有征税权，和欧洲大陆上的君王相比就是个乞丐；他手上也没有军队，当然也不能随意的发起战争；他甚至不能随意的将国人投入监狱，因为这个人隶属的部落长（也就是贵族）一定会就此提起抗议，而英王在他的抗议面前只能屈辱的让步。到1680年代，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廷的挑唆之下，雄起了一把，打算把自己弄成权力大一统的欧洲大陆式的帝王，还杀了一批贵族。英国贵族一怒之下，直接了当的就把国王给推翻了，然后从荷兰随便找了个小贵族回来当国王，再弄出一个“权力法案“，把国王当成傀儡，搞起了君主立宪制。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议会选举正式就任，国王自此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民当然享有最大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勇敢的英国船长们满世界的开拓航线寻找财富，而学者们则一会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一会儿发明蒸汽机，真是活力勃发生机无限。就这么发展下来，到1860年代，英国就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霸主，把天主教大国西班牙掀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号称日不落帝国，威风凛凛唯我独尊。

在英国发展的历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很有趣的支线，而这条支线到两百年后竟然异军突起，变成了人类历史��线。1500年代初期亨利八世跟玩似的搞出的新教组织圣公会，到了1600年代早期，俨然成为英国国教，居然学了天主教的那一套，开始迫害清教徒。当然了，英国人的玩法和血腥残忍的天主教没法比。按罗马天主教皇的习惯做法，对于异教徒，那是要杀之而后快的。英国的部落贵族们相互制衡，对于宗教屠杀这种需要高度动员才能完成的组织大事，严重缺乏执行力，最后只能是把清教徒赶走了事。于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大成果美洲大陆，就成为流放异教徒的首选之地。

清教徒们到了北美洲，基本上复制了英国部落联盟制的那一套。都是漂洋过海死后余生的亡命之徒，大家谁也不服谁，有事也只能是商量着来办，没人能一言九鼎。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北美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1770年代，就因为不肯向英国交税，开始要求独立了。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中，北美洲这种不毛之地就跟鸡肋似的，丢了也不可惜，根本没有为之大规模流血牺牲的必要。派出大军把北美独立联军给灭了，也只能收到一点鸡零狗碎的税钱，对英国贵族来说，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要知道当时富饶的亚洲刚刚被征服下来，腐朽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的国库里堆满了黄金，街头田间挤满了愚昧无知的平民，这家伙要是占领下来，又能抢到钱，又能抢到可供工业品倾销的市场，真是一举两得，贵族们都要挣得盆满钵满，赶紧把手头的军队都派过去抢地盘就对了，美洲大陆要不要的，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北美那帮子连队列都站不齐的民兵，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赢了所谓的独立战争。这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将军英勇善战，实在是英国贵族们对占领北美没兴趣，从来没真正的以举国之兵和北美联军打一场货真价实的国战。

美国建国之后，同样延续了之前的部落联盟体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各州在财政、行政和司法上相互独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指挥权，恨不得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没有。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由于林肯的努力，总统的权力才有了一定的扩张。这种弱势中央政府体制与美国的建国史有关。华盛顿将军能吃几两干饭，一起闹独立的领袖们都清楚得很，那可真是和英明神武扯不上关系。仗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说了，治国理政更是一坨浆糊。总之，开国领袖们相互之间就看不上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政府，将治国大权统统授予美国大总统，只能是相互制衡相互��协，在立宪会议上相互吐口水挥拳头，最后弄出来的总统角色，就是个救火队长，哪里出了毛病，就由这厮累死累活的去背黑锅。至于大权独揽乾纲独断，那是想都不要想。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英美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弱势中央政府体系，和欧洲大陆源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大政府体系之间的竞争。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算不上有多大的权利。就算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政府，其松散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苏格兰地区算是英国的传统组成部分了，都有上千年历史了，到2014年还在闹独立公投，说不给英国政府面子，那就不给面子。投票结果还要非常接近，55%反对独立，45%同意独立。这要是英国政府不好好干活，不给大家好日子过，人家再闹一出独立公投，那是分分钟的事。这种事放在欧洲大陆的大政府身上，那简直不可想象。德国的鲁尔郡要是敢闹独立，立刻就是一支军队过去，把你独立叛国分子揍得哭爹叫娘那都是轻的，随时都是机关枪一阵扫射，不管你主犯从犯胁从犯，一律杀光了事。

当然，对于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竞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国王权势最弱的英国在工业时代的早期成为了日不落大帝国，这种威势一直维持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衰落下去。而建立在松散的联邦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则赢得了下半场，接替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可撼动。美联储在12月17日加个0.25%的利息，全世界都得绷着神经熬夜等消息，不敢有丝毫怨言。欧洲和日本的大政府，包括中国的极权政府，相对于松松垮垮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竟然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场百年竞赛之中，为何越是松散开放的政府，就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为何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成绩就越差；而极权政府，则基本上都是被直接淘汰的命，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再次回过头来，审阅��下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

序章他山之石（下篇）

美国建国之初，社会秩序那是根本没有的，整体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对于广袤的北美洲而言，美国一开始的那300来万人口，基本上就像是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必须的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福利救助，那都根本谈不上。一来是没人手，二来你也根本管不上。东部的“新约克郡”还稍微好一点，人口相对集中一点，中西部地区的常态就是走上一星期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孤独的牛仔们看不到异性，被逼得只能��断背山。这真要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违法犯罪，想要找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黄花菜都要凉成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还真的只能做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1783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央政府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期盼各个州在收到税钱之后，拿出那么一丁点打赏给可怜的中央政府，让政府雇员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在当时做美国总统，就是拿来挨骂用的。反正无论你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平民百姓来说，那都是啥用处都没用，除了偶尔出现收点税钱，平时根本就见不到，那当然一见到就要逮着骂。你拿来吹嘘的那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是日不落帝国没打算和你们这帮土老帽较真，让你们丫捡了个便宜罢了。华盛顿在任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堪称一事无成，最后灰溜溜的下台，然后被美国人民彻底遗忘，三年之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结束了自己背黑锅的一生。这厮的总统生涯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帮中央政府争取到了分享部分关税的权力，政府雇员们好歹能领到工资了，算是没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给坑死。至于想干点事业出来，一没钱二没人，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里顺带说一句，由于收税堪称是美政府建国之初的唯一职能，税吏们恨不得同时承担起了人口统计、财产纠纷处断和社会治安维持的重任，这种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税务局的规模一直极为庞大，权力也一贯大得吓人。到了今时今日，对美国人口的基础资料掌握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税局了，能详尽到你丫一顿饭花多少钱平均多少天看一场电影的份上去。

虚弱的美国中央政府当然谈不上搞什么统一的经济规划，这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的宏图伟业，只能是看着美国各个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北部各州的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南部各州就搞农奴制，要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门道，也谈不上有啥激烈冲突。关键是大家都有扩张的欲望，广袤的西部平原，谁都想去占领。整个美国的国家体制又十分松散，各州州长执掌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宝贵的人力资源，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纷纷都想往西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发生冲突，于是南部各州就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自己建国了。这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坎，真要认可南部各州独立建国，也不是啥了不得的事，本来联邦就是个松散架构，分了也就分了，没啥大不了，关键是抢地盘的冲突还在，那可是本质冲突，你南部各州建国也就算了，居然继续和我北方抢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是为黑社会抢地盘的最高级形态。美国总统林肯借着这场战争，好歹给中央政府抢了点收税权，算是扩张了一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先是临时征收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战后虽然废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00年代初期又恢复征收。然后，中央政府还有权针对一些特定商品比如烟酒之类征收消费税。这么一弄，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能挺起胸膛做人，不用再低声下气的看各州脸色。自此之后，阔起来了的美国总统总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权威，不再是个纯背黑锅的倒霉蛋形象。所以林肯总统是美国此后历任总统的偶像，无非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开拓了钱源而已。

这之后，总算获得了财权的美国政府终于能干点实事，于是第一时间启动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把铁路铺到西部平原的几乎每个角落。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安管理体系，着手打击黑帮，联邦警察在西部抛头颅洒热血，为日后好莱坞拍摄西部枪战电影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的生存环境大幅度改善，不再是犯罪者和嗜血狂徒的天堂，变得能够吸引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移民。1860年美国只有3100万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东部各州；到1900年就增加到了7600万，约有一半生活在西部。

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始终都极其有限，对比欧洲诸国的大政府，美国政府堪称穷得一文不名。修几条铁路养几个警察，就把美国政府手里那点钱花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指望打造世界级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抢地盘。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就是内敛，“门罗主义”主导了整个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义的精神很简单：你们别来美洲来侵犯我的利益，而对于你们那些个的国际事务，美国统统采取中立态度，绝不掺和到你们的利益争端里面去。就让我自个在这里好好打理这面积广袤的北美大陆就完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政府都会时不时的冒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倾向，只不过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实在找不到别人出来替天行道，只能逼着这位性格内向的爷出来抱打不平充当世界警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1800年代的美国，那可真是充满了生机。西部大片大片的空地，向联邦政府交个几百美元意思意思，就能获得数百亩地的永久产权，作为百年基业传给子孙后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起每年再交点财产税完事。各路怀着梦想漂洋过海的猛人挖空了脑袋挣钱。今天的深圳算是山寨大户，大肆剽窃各种国际高精尖技术，其实当年的美国才是山寨界的祖宗，无论英国和西班牙弄出啥新产品，纽约人民立刻就能复制出来，然后卖得全世界都是，让英西政府恨得牙痒痒。而美国政府，则是一以贯之的穷得要命，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妥协弄出来的跛脚汉，就算想干点与民争利的坏事，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靠发行债券度日，还得整天看着债权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一不高兴跑上门来逼债，那政府官员都要失业去喝西北风。这种政府高度收敛的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不可触犯的基本政治伦理。让美国政府去开办垄断型的国有石油冶炼企业，然后再把所有加油站都收归国有，最后再规定个天价般的油价，其中还有一半是税钱，每年能从老百姓手里收刮走5000多亿的钱，这种事美国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内部就是否参战爆发了巨大的争论。如果真要去打这一把，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扩张权力，尤其是扩张收税权。如果不去打，那就是自绝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一仗打完，就要重新划分地盘，如果美国打赢了，那就能真正进入此前无从着手的亚洲地区，好歹也试试做殖民地主的味道。最后争议的结果，支持打仗的占了上风，美国中央政府借势恢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快这两种所得税收入就取代之前的消费税和关税，成为美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逐渐变成房产税。美国的财税体制自此成型，并延续至今。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终于可以不用再过苦逼的穷日子，也能在接下来的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把收税权抵押出来，大规模的发行美债，实施凯恩斯主义来挽救国家经济。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美国政府只有那么一点儿消费税征收权，就算抵押出去也不值钱，面对经济危机，那可真是只有等死的份。

一战打完，美国人其实并没有获得啥实惠，《凡尔赛条约》基本上无视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是英法两国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根本插不进手去。所以这份条约因为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划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骂声。最后中国没签，美国也没签。中国参战固然没捞着好处，看起来好像美国同样白打了一场仗。但是这场战争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具备了全面动员能力。这为它日后承担起真正的大国责任打下了基础。到二战初期，美国人民因为一战没捞着好处的教训，打算维持其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根本就不打算参战，也不做战争准备，常备军才33万人，就算是本土��御都很勉强。后来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火冒三丈，立刻宣战。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已经是财大气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战争总动员，到战争后期，美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这种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反法西斯同盟能赢得二战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美国政府自此成长为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同样没有之一。

我们今天审视美国政府的成长史，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傲慢和肆意扩张的特性。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收敛的、权力边界非常清晰的组织。它成立之初算是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此后也就这么忍饥挨饿的过日子，一直熬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消费税征收权，终于算是能吃饱饭。到了一战期间，拿到所得税征收权，然后在二战期间被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百年来的历程，基本上谈不上主动，勉强算得上是因时成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收敛状态，大规模解散军队，将1200万常备军裁撤到只剩两百来万人。和苏联搞冷战对抗搞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增兵。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同样严格执行自我禁锢的原则，今天的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有很多算是军队的专利，美国政府也没有拿来垄断挣钱的打算，统统都拿出来民用，让老百姓开公司挣钱。如果是中国政府强大到美国政府的份上，估计连街头理发店都会是国有垄断经营了，人家美国政府偏偏就是没有这种觉悟，偏偏就是要收敛，死活不与民争利。这他山之石，真是让我中华上国为之汗颜。

然而，这整个序章只是阐述了现象，没有揭示出规律。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相对最为收敛的政府，能创造出最为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政府的权力边界越清晰，就越能在工业时代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政府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侵占民众的产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恶果？

第一章工业的本质

这一章很简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生产史。早期人类处于游猎状态，捕猎是主流，加上一些有意无意的种植和驯养。随着种植和驯养技术慢慢提升，欧亚大陆逐渐发展成农业社会。请注意，我这里所称的农业是大农业，农林牧渔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了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对羊马骆驼的驯养行为。

农业和原始游猎的区别是什么？原始游猎的技术含量低得要命，大不了掌握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完事。最高级的游猎状态，也就是掌握动物群的行动路线，判断出猛兽群的动向以提前躲避，然后跑到鹿群的迁徙路线前面设埋伏，这就是最原始的趋吉避祸。所谓游猎文化，只不过是对自然环境的迎合，而农业已经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农民和牧民都已经懂得寻找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精心育种，有意识的改良生物品性，刻意��造合适的自然环境，改善水土结构，以获得好收成。一旦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纷纷开始尝试主动改造世界，真正的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欧洲和亚洲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欧洲农民种小麦出来磨面粉，东南亚农民种水稻出来煮米饭，这两者谈不上有啥优劣之分。绝对没有吃面包比吃米饭高贵的道理。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放羊的那帮牧民，掌握的生产技术无非是挑选出更强壮的公羊出来作为种羊，然后往更肥美的草地迁徙，并且掌握放牧的分寸，不让羊群把草根都吃光，以便来年草地能恢复元气。这与农民精心育种挑水施肥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往东把汉族王朝打得叫苦连天，没事就中原陆沉一把；往西则把欧洲诸国打得愁眉苦脸，谈黄祸而色变。但要说这是因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基本上就是扯淡。总结起来，无非是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相对农耕民族更低。牧民们长期追逐水草而居，全副身家都放在马背上，大汗们的战争动员令下来，草原汉子们操着弓骑着马就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跟着大汗烧杀掠夺去。农耕民族相对起来就很吃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改良成本，开荒挖井，修筑水渠，松土施肥，把生地逐步改良成熟地，花个3、5年精心伺候一块地，才能让它获得好收成。但是只要弃荒个一年半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以农耕为主的汉族王朝和欧洲诸国要发布战争动员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坚壁四野以获得战略纵深，根本就做不到，农民们根本就不可能轻易舍弃辛辛苦苦对抗大自然改造出来的田地。所以汉族王朝和欧洲诸国都只能是沿着边界修满城堡，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全部放在守土有责之上，完全没有机动能力。大家的生产技术水平都差不多，战争资源都相差不大。但是我农耕民族只能死守一地，而你游牧民族能够相机而动，那当然充满了主动性和侵略性。按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无论防御方怎么严防死守，总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一旦被马军破口入寇，四处机动劫掠，农耕王朝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够了再回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耕王朝发生内乱，自己人也趁机开始杀自己人，那立刻就会亡国，让游牧民族过一过短期占领的瘾。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本身并不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西欧和东亚河网密布，没有大规模的草场，也不合适放牧，游牧民族长期待着，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游牧民族总是会很快被农耕民族反击回去。想要长期占领，除非游牧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技术，转而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就好像匈奴融入欧洲成为匈牙利人，而满族融入汉族，生活习俗已经彻底汉化，连满语都已经失传。

农业文明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欧洲陷入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而东方则迎来了大一统的儒教王朝。东西两方的文明，一起落入了极权的桎梏之中。偶尔会有中间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冲进来抢掠一把，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文明的停滞状态。改造大自然的技术，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啥值得一提的进步。农业文明无非就是两件事：选育良种、改善水土。比起游猎的不确定性来说，农业文明固然有了提升，但本质上依然是看天吃饭。有趣的是，东西两方的极权势力，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西方的教廷烧死了布鲁诺，严厉禁止天文和物理学研究。而东方的皇帝则把技术工人定义为贱民，世世代代不能置办田地，更不能读书当官。北宋的儒官里面好不容易出了个科学家沈括，在天文水利上颇有研究，立刻就被整个儒教官僚体系视为另类，被编了无数怕老婆的段子，还被泼了很多忘恩负义的脏水，名声臭大街。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技术官僚存在，大家都以不通实务为荣。你要是能懂得计算土木工程量，你在官僚群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如果你丫居然连账本都能看懂，那不好意思，你立刻就成为全体官僚眼中的贱民，沦落成师爷那一流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了升迁的机会。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何极权一定要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

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改造手段非常有限，本质上依然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四时寒暑，只要节气不调，颗粒无收的结果，就是饿死。想要掘深井以抗旱灾，筑坚堤以抗水患，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无论农民还是牧民，对上天的敬畏是不可遏制的。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廷还是东方的儒教王朝，统治权都是建立在平民对上天的敬畏之上。天主教皇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而东方的皇帝，则是上天之子，两者在本质上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拿了老天爷的名义出来吓人，以获得大义的名号。然后拿点资源出来，干点灾难救济的事，设几个灾棚派粥，再借点高利贷给灾民买种子，就足以让面对天灾手足无措的平民百姓感恩戴德。这要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天不足畏，天灾不足惧，那帝皇就没有了统治依据。所以极权统治，需要绝对保持平民的敬畏之心。一旦民智开启，老百姓真正掌握了世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得心应手的应对自然灾害，对上天没有了敬畏之心，当然也不会对极权统治者抱有好感。

在序章我们阐述了英国的崛起之路。孤悬于外的地理位��，复杂的民族构成，部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奇葩国王，让英国花了三百年的时间，逐步从天主教廷的黑暗禁锢中挣脱出来，并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人类自此迈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段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没有之一。可惜的是，在东方大一统的儒教王朝统治之下，则没能成长出一个这样的特例。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历史的主线先是英国，后是继往开来的美国。而东方，则沦为彻彻底底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所谓工业的本质，是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日行千里，移山填海，点石成金，乃至连全新的物种，都能被创造出来。欧洲人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各种笑话段子里的主角。今时今日发生了自然灾害，基本上都不会饿死人，汽车火车飞机，一夜之间，就能运送以万吨计算的救灾物资。哪里用得着像农业时代的古人那样，看着破败的家园泪流满脸，然后打好包裹，走了几百里路去寻求贵族的救济。中间要是饿死在半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工业文明一旦发动就势不可挡。从蒸汽机开始，就能像揉面粉一样的揉钢铁，没过几年，就能牵引几十节车厢在铁路上跑得飞快。你在伦敦遭了灾，了不起跑到曼彻斯特去找碗饭吃。大家都满世界的跑，见多识广，对世界也就当然没有了敬畏之心，一心就要征服大自然，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一个痴肥呆傻的帝皇。

正因为这个理由，在工业时代，极权统治者就是个笑话，统治基础都不知道在哪里。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极权，西方的天主教廷和东方的儒教王朝，都维持了上千年，也是今天还存在的那些个极权统治者的样本。今天的独裁者们，要不就是模仿天主教廷搞政教合一型的教皇式专制，要不就是模仿东方王朝搞大一统的帝王式专制，没别的模式。如果要别出心裁的玩其他花样，没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模式都不成熟，很容易就系统崩溃，统统都玩不长久。当然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我们隔壁的三胖子，作为成功的极权统治者，都必须对工业文明严防死守，维持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极权政府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越强，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不依赖于大权独揽的政权。而只要极权统治者放开对工业的限制，开启工业化之路，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他都走上了自毁之路。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

第二章极权之殇（上篇）

中国经济在2015年爆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饰的地步。前三季度的GDP绝对值为48.78万亿，较去年同期的45.74万亿，绝对值增长率只有区区6.65%。这GDP增速难看的事儿也就算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灾。去年年中沪指也就是2000来点，结果国家突然开始在股市吹泡沫，央行陆陆续续的印了上万亿的钱，借给券商，然后券商以配资的形式借给股民，就这么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依靠资金杠杆，强行引爆一轮牛市。各路民间资金立刻跟进，纷纷的配资炒股，杠杆率3倍那是起点，5倍6倍是常态，恨不得直奔10倍而去。只可惜这种杠杆型的牛市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大家轮流往里砸钱，砸到没钱可砸的时候，泡沫瞬间就会破灭。这轮人造牛市没维持多久，到今年6月份沪指涨到5000点之后就到了极限，DUANG的一声，泡沫破了，接下来连续一个月都是千股跌停，把不少股民吓成了神经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显示器电源关了，然后笑呵呵的庆祝自己逃过跌停。可怜这次股灾最惨的其实是银行，上万亿的配资资金全部被套，这可是要闹出金融危机的。没法子，国家只能启动救市，于是央行又印了一万多亿去救市，为了不让其他大户借机出逃，还同时规定基金、券商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统统不能借机减持，只能让前期被套的银行资金跑路。结果大家都不理这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万多亿的救市资金投进去，也就是把沪指维持在3600点左右。救市资金又被套得死死的，如果想解套，那就要继续印钱往里投。

可惜的是，印钱也到了极限。这个国家一贯标榜的是以美元为锚印钞，也就是收到一块钱美元，就相应的按汇率印出6块多钱人民币。但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美元就在逃出中国，回流美国。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人的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借债印钞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执行货币收缩政策的政府，中国政府再想轻轻松松的挣美元，等于是白日做梦。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又要整天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不把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资制造业都整死，不足以显示我国的王霸之气。这么一通恶整下来，去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最高达到3.99万亿美元，到今年11月份，已经只剩3.44万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外储减少了5500来亿，月均减少300多亿美元。麻烦的是，12月份美联储又加了0.25%的息，大力引导美元回流。这意味着接下来美元出逃的速度还会加快。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一方面美元在出逃，另一方面，我国的基础货币数据居然还在大规模的增长！去年6月份外储最高点时，M1（略等于基础货币）为34.15万亿人民币，此后5500亿美元出逃，按理央行应该每流出一美元，就相应注销6块多人民币,所以M1数据起码应该缩减个3.3万亿左右，就算存在统计误差，好歹你M1数据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增长。但是被股市绑架了的央行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一开始是要在股市吹泡沫需要印钱，接下来救市还是要依靠印钱，这钱还不能印少了，起码是万亿起印。这么弄下来，到今年11月份，M1竟然升到了38.76万亿人民币，新增了足足4.61万亿。一年半下来，你不注销3.3万亿的人民币也就算了，你还凭空加印了4.61万亿的基础货币！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要凭空印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的汇率就别想再保得住，所以8月11号开始，在汹涌出逃的美元面前束手无策的央行终于宣布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调到6.4，到今天12月28号，在岸汇率（国内汇率）勉强维持在6.47左右，而离岸汇率（国外汇率）已经是6.54了。如果不是央行每天都砸出大笔美元干预市场，随时都能直奔7而去。但是这么干预市场死守汇率，完全是得不偿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你守住汇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元出逃，结果为了达到目的你就主动把美元砸出去，这不是神经病吗？守着现在这个6.5左右的汇率，也不知道有啥用。中国梦的逻辑，反正老蛮我理解不来，只能当笑话看，每天看每天笑，没事就能笑出眼泪。

说了一通股市汇市，再来看看凄凉的实体经济，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朋友感受还不明显，但是只要往周边走一走，萧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河北的钢铁工人，山西和内蒙的煤矿工人，长三角的电子工人，珠三角的鞋厂工人，大规模破产裁员的案例不绝于耳，就连当代文艺青年的装逼神器“锤子手机”的代工厂，也是说破产就破产。就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公开宣布要全员降薪15-20%，以应对危局。按正常的流程，下一步三桶油就要启动大裁员了。要知道石油石化行业，那可是垄断型的铁饭碗，富得流油，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经济萧条需求下降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每桶油从去年6月份的最高110美元跌到现在不足40美元，跌幅高达64%；倒是国内其实也没跌多少，从8块钱一升降到6块钱，也就降了25%，相比国际油价降幅，那真是只能算微调。发改委整天瞎找不降价的理由，给三桶油的暴利保驾护航。但哪怕这样，三桶油都保不住利润，铁饭碗都要锈蚀成渣了。老蛮我有个习惯，每个季度都要去佛山和东莞的传统工业区溜达溜达，到路边的大排档吃顿宵夜，和下夜班的工人聊天扯淡。但是这两个季度，不要说多少间厂门上贴着招租的白纸，曾经熟悉的大排档居然都做不下去，纷纷关门了，可见厂区工人的数量下降得多么厉害。

至于宏观经济数据，那真是一塌糊涂。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就业数据。“制造业��购经理指数”中的分项数据从业人员指数（月度抽样调查数据，高于50%为扩张，低于50%为萎缩），从2012年6月开始，就一直低于50%，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7.6%。这表明就业一直处于持续萎缩之中，已经持续萎缩了三年半了。从目前此起彼伏的破产事件来看，制造业的就业没有任何改善的征象。再看商贸服务业方面，“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样是惨不忍睹。从2014年7月份开始跌到50%以下，基本上没有再上去过，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8.4%。关于就业方面，再给一组数据：2012年三季度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总数为1.687亿；到2013年三季度民工总数上升到1.739亿，较2012年增加了520万。这说明当年度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520个就业岗位；2014年三季度民工总数微弱上升到1.756亿，较2013年仅仅增加了17万人。这个时候，城市已经难以再为数以亿计的农村隐性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到今年第三季度，民工总数为1.755亿，较去年还下降了10万人。城市不仅无法再创造就业岗位，还缩减了10万个岗位。照这么下去，不仅是中国农村那一亿多的隐形失业群体找不到活干，原来还能勉强有碗饭吃的民工都得失业。而这帮身强体壮又经历过基本的生产纪律训练的壮汉，要想不饿死自己，在这个零福利的国家，就只能选择作奸犯科，最方便的就是砍死邻居全家，喝血吃肉。而如果他们能实现自我组织，集结为流民，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噩梦。

再来看企业的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6万亿，2013年增加到6.28万亿，增长率还有个13%；2014年6.47万亿，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区区3%。而今年的1-11月份，利润总额只有区区5.54万亿，利润额呈现清晰的逐月递减之势，预计全年撑死了也就是个6万亿，比较2014年，足足萎缩了7%。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之后，终于走上了萎缩之路。但是随着今年企业利润额的下降，纳税额倒是维持稳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44万亿，增值税2.65万亿，合计4.09万亿；2013年合计为4.46万亿，增长率为9%。对应前面13%的当年度利率增长率的数据，这种税负增长也可以承受。2014年这两个主要税种合计为4.71万亿，微弱增长了5.6%。比较当年度企业利润只有3%的增长率，这种税负增长幅度虽然偏高，但也不算离谱。然而到今年1-10月，营业税及附加为1.47万亿，增值税2.44万亿，合计3.91万亿，预计2015年全年税负基本稳定在4.7万亿的规模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然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7%！就这样工业企业的税负依然没有下调，依然按照2014年的征缴水平纳税。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企业要是不大规模的死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现在的世界经济背景。在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矛盾就是消费力不足。工业生产没有节制，机器哼哧哼哧的日夜开动，又不会喊累，总是会生产出超出需求总量的产品。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靠向东方各国殖民，由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向西方输出购买力才得到了缓解；而第二次经济危机则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能够缓解，是靠1970年代全世界进入纸币时代，美国政府借债印美元，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超过了17万亿，已经到了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美国国会对增加债务规模深恶痛绝，美国人民上下一心，就是要缩减债务规模，停止向全球输出购买力��在数据上，美国201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水平仅仅只有4390亿美元，是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4年度的4830亿美元下降了440亿。要知道在2012年美国政府借债的巅峰时期，财政赤字是有1万亿规模的。美联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加息，以回收美元，达到缩减债务规模的效果。我们在序章里已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传统，就是收敛和中立。现在很明显，美国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救世主的责任，他们要关起门来过日子，随便你全世界怎么经济危机，那都是你们的事，和美国人没关系了。反正美国资源丰富生产稳定，美国政府还在不停的想办法给企业减负，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就是由国家承担穷人的医疗保险支出，降低企业的负担，这还不够，12月17号，就在美联储加息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总规模高达6220亿的永久性减税案。这要是还不能促使美元和产业回流，那真是见鬼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世界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在第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谁会先死。在森林中遇到了熊，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行了。美国现在势头大好，基本没有死掉的可能性。非洲、南美洲和俄罗斯这种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死了也没用。只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无论谁先熬不过死了，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崩塌，其他国家就能冲进来实施殖民统治，在重建秩序的同时掠夺财富，为其国内输出购买力，从而逃过危机。而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经济上颓势尽显，在政治上全面左倾的极权国家，会死在第一个吗？

在现在这个工业时代，一个极权政府，能带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出危机吗？

极权之殇（下篇）

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按人口数据来说，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而农村人口高达48402万，当时的城镇人口还不到农村人口的一个零头，占全国人口的比值只有11%。考虑到工业这种需要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快捷的交通运输的产业，在地理位置上就一定位于城镇而不是荒僻的农村，因此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工业化。这个时代中国的工业基本还是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打下的那点底子，民国政府就没在工业化方面进行过啥投入，也没取得过啥成绩。抗战时期国军人手一支的汉阳造，是由汉阳兵工厂在1904年满清统治时期定型，这种过时的玩意竟然还能为1930年代的举国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汉阳兵工厂的创立者，还是著名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民国时代在工业方面的虚弱不堪，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时期，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长江流域的“进口关税”，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进口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正被欧美这些工业大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外国进口。至于出口，以中国当时基本不存在的工业实力来说，根本就无从说起。所以中国当时处于极端的贸易逆差状态。想想中国在当时穷得一文不名，水深火热，战乱频繁，居然还要向欧美输出购买力，让它们的工业企业挣大钱，这真是太扯淡了。所以现在的文艺青年和民主小清新，没事就怀念一把民国精神，声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的有情怀有格调，这基本上要么就表示这帮货在历史修养上等同于弱智，要么就意味着这帮货内心深处有着被经济殖民的奴化倾向。除此之外，没别的解释。

相对民国政府而言，共产党人占据了广大的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动员起来，然后向农民征收农税，其实就是农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源可比民国政府的那点可怜的进口关税要多得多。随着共产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共产党人的农税税源越来越宽，而交通要道都被隔断之后，民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国共两边在抗战之后打了没几年，国民党弹尽粮绝，财政破产，金圆券贬值都贬成了渣。而共产党人则越来越财大气粗，没几年就问鼎中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起了新中国。

建国之初，靠征收农税起家的共产党人与民国政府一样，没有在促进工业生产上投入什么心思。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业领域。先是搞了5年土改，挑动全国的老百姓斗地主分田地。然后摇身一变，又把老百姓刚分到手的田地都收拢起来，搞农民公社化，一搞就搞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期间也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搞了一个工业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起了3000多间厂，勉强算是有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布匹火柴这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去找，大概也能找到那么一两家。但要说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工业时代，那就纯属扯淡。在就业人口数据上，1952年总就业人口20729万，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17317万，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才1531万，这点子工人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到1979年文革结束，即将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建设的当口，全国总就业人口41024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可怜的7707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只有18.8%，连农业人口的零头都比不上。这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多少成就，中国政府在工业建设上多有经验和诚意，纯粹就是自欺欺人。而在总人口数据上，1979年城镇人口只有区区18495万，乡村人口高达79047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同样只有19%。相对1949年，30年过去了，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是从11%提升到了19%而已。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整体上依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此对应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以及一个东方帝王式的开国太祖，这也是理所理当，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9年之后，中国在高层政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出现。整个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层决策机制都是“九老治国”，若干元老聚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然后用投票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由此处于分散状态。而此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帝王式的领袖手里，由领袖一言而决的体制，被视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被反复检讨。元老们经历了三十年朝不保夕的内乱，对生杀予夺的帝王制度充满警惕，内心深处就不放心权力集中一个身上。而每位元老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范围，建国战争时期的五路野战军系，加上一直独立运作的地下党系，这六大派系，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原始也是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此后中国的政治领袖大都出身于这六大派系，代表各自派系的利益，而各个派系之间只能是依靠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任一方都无法有效压制另一方。这个时刻的中国，居然形成了类似于英国早期的“贵族共和”机制。出身于二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90年代初期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议，除了跑到南方巡视一把发表讲话争取舆论支持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更不要想着剥夺政治对手的自由乃至生命了。

这种奇特的“贵族共和制”是中国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走上工业化之路的内部因素。而在外部，人类进入纸币时代，美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借债印钞计划，向全世界投资，并带来了第一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基础制造业离开欧美，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而中国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场。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巧合得过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完美的契合，令这个国家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人的运气好得简直是令天地失色，除了用天佑中华来形容，没别的形容词。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共和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只是政治派系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相互制衡只可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派各系不会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总会有人衰弱下去，也总会有人强大起来。第三任领导核心结合了三野系和从地下党系中分立出来的沪浙系的力量，已经隐隐有了大权独揽的迹象，只不过时任的总理是个强人，同样是出身从地下党系分立出来的计委系统，资历深厚，而且能力超群，性情又坚毅果敢，第三代核心根本压制不住，于是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平衡，由此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等到第四任核心上任，惊讶的发现，第三代核心的势力已经大成，五大军区都被整肃了一次，浙沪系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资金渠道，四代核心自己几乎被架空成了傀儡。好在三代核心已经退位，只能在台后发挥影响力，明面上的事，还真没法干预。于是整个四代核心的任期，就是台前与台后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比三代核心时期的制衡更加有效，台前和台后的两位核心都没法大动拳脚，于是政治上几乎毫无作为，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乱作为。这也给了中国民间资本最大的发展空间，民间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在数据上，2002年四代核心上任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为3.66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57亿，农业的就业人口显著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四代核心退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2.58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了2.32亿。

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高层政治体制开始逆转，贵族制衡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亡。三代核心隐藏在台后与四代核心相互制衡了整整十年，但到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对于新上任的第五代核心，想要尝试制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一辈的贵族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而新上来的这位五代核心，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贵族继承者，轻易整合起了其他红色贵族继承者的力量，将聚集在三代核心身边的新兴贵族群体清扫了一次。而这一任的总理又远远比不上三代核心时期的总理，根本谈不上对核心的制衡。自此，中国的治国大权再次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制衡和分权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再次成为了典型的极权式政府。

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工业与极权的对立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得更加深入。工业时代，一个工业制成品要走出车间，走上货架，再走到消费者手里，需要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条。维持这条链条运作的铆钉，是契约。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人订立契约。你购买原材料需要契约，运输需要契约，销售更加需要契约。作为消费者，你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契约。而契约能够得以履行的关键，就是信用。在工业生产链条之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守契约精神，保证信用。而在国家层面上，更加需要信用。司法需要信用，你公布的法律必须确保执行，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执政需要信用，政府官员不能出尔反尔，承诺的招商引资条件，到最后必须要予以执行；印钞，更加需要信用。滥发货币，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直接崩溃。

信用，就是工业文明的根基。

然而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用。对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权架构而言，它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有规律可循的。政治派系之间妥协和谈判，得出一个结论，这本身就是契约。各政治派系捏着鼻子履行契约的行为，就是建立信用的过程。即便是对你这一派势力的利益有损，但只要你妥协了，你就得执行。而你真的执行了，就表明你有信用，是个可以长期交易的对象。由此自上而下，整个国家就建立起了信用。这是贵族共和型的信用模式，也是中国在2010年代之前的信用模式。然而2012年之后，这种模式被逐步打破，权力失去了制衡，五代核心大权独揽，其行为就变得无法预测，信用更是无从谈起。2014年年中，五代核心突然启动股市牛市，并在今年引发股灾，产生的连锁反应令人民币汇率失守，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休。要说这两年中国最大的决策错误，非此莫属。然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行为在事先根本就无从预料，在事后也无从追责。股灾之后，各路机构在救市方面的表现，更是拙劣不堪。手忙脚乱的证监会系统就不说了，表现最不堪就是央行，先是公开声明拒绝印钱救市，然而在半个月之后，又顶不住权力的一纸命令，转身疯狂的启动印钞机，印出来一万亿的救市资金，然后被套得死死的。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哪里能谈得上什么信用？至于司法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以言入罪是清朝文字狱的玩法，现在为了迎合核心的个人喜好，倒成了司法常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最基本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工业文明当然就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企业家们今天还是政府的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根本不再有任何保障，反正要找个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容易得很。所以企业家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民，逃往国外，甚至出现了“富人移民潮”的说法。现实惨淡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一个谈不上信用的极权政府，能够聚拢人心，对抗大势，在最后这场最后的危机狂奔中，跑在欧洲和日本的前面？极权的殇曲，已经在这片国土敲响。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静待末日的审判。

人类世界发展到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政治学上唯一称得上成果的只有一条：唯有权力分立式的政府，才能够建立信用，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越是权力分散的小政府，其行为越容易预测，其信用越有保障，就越能促使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倘若天不生大英，则万古如长夜。而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国，则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我们所定居的这个极权国家走向悬崖，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我在接下来的终章里，会集中阐述，这悬崖底下，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

最终章众生之死（上篇）

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中国人其实就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前三十年就不多说了，我在《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一文中，已经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也是在不停的折腾。

1980年代开放外资进入工商领域，在外资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之路，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己开办工商企业，居然还是违法行为，这崇洋媚外也算是上了境界，最终引发了80年代末的一场举国动乱。1990年代，动乱的余声差点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也幸亏出了个铁腕总理，向民资开放工商领域，把小国企都卖了，才让这个国家死地求生，活到了新世纪。2002到2012年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新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最滋润的十年，除了一开始闹了一出非典把大家吓得够呛，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08年南方闹了一把雪灾，西边又来了一次地震，中国人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我动员万众救灾，那场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也是中国人当时连续过了6年好日子，心里有啥怨气都被平复了，对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社会凝聚力强得令人发指。国民同心，其利断金，一点自然灾害，根本就不在话下。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多得政府拦都拦不住。要按这势头过下去，经济下行算得了什么，13亿人热情似火，就足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你美国人不再印钱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不再承担全球央行印钱之锚的责任，我13亿中国人转身忍受中国人民银行凭空增发人民币，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不起大家一起勒紧裤袋过苦日子，人民币要贬值就贬值好了，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只要还有口吃的，也不会闹出社会动荡以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天不佑中华，好日子过到2012年，也就是短短的10年时间，竟然就到了头。在当时美联储还在大肆借债印美元，国际经济背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惨淡，纸币时代现在当然是很明确的走向终结，但是在当时，2012年的金融学家们，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借不起债的那一天，也绝对不会相信美联储居然会选择收缩政策，引导美元回流。要是当时大家说制造业会逃离中国回流美国，那更是神经病。成本优势明明白白的摆着，甩老美几条街呢。然而就在2012年，中国高层的贵族共和机制玩完，极权模式确立，政治风向彻底转向，“国进民退”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响彻大江南北。红色权贵资本此前还处于收敛状态，吃相不算特别难看。相互制衡的年代，你要是做得太过分，保不准就有另外一派在背后给你下刀子。2012年之后，红色权贵彻底没有了顾忌，看到有啥盈利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一哄而上，吃干抹净，根本不考虑给民资留条活路。当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狙击民营加油站。你要是纯粹的民营加油站，你连油都进不到，三桶油直接就拒绝卖油给你，要么你就一边骂娘一边低价把你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加油站转给权贵，要么你就眼睁睁的饿死。说起来，如果不是开淘宝店这种事太过草根，权贵们还看不上眼，按现在这玩法，简直恨不得一打开天猫，所有的店都是权贵开的，你只要浏览了你就必须买，直接就从你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你要胆敢抗议，那就是寻衅滋事颠覆政权，当场就要抓到新疆去挖煤。当然现在煤价大跌，据说处理良心犯的方法不再是挖煤了，而是好吃好喝的喂结实了，然后活体摘器官，供权贵移植之用。各位注意了，我这虽然是在编段子，但也没歪曲到哪里去。按官方说法，中国现在平均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四年时间，累计的器官捐献数量，只有不到8千。这多出来的人体器官都哪里来的？真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要说极权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全跟中国似的，一心一意就要与人民为敌，不把老百姓手里那点余粮吃光抢光烧光，就满脑门子的不高兴。放眼全世界，还真能找到几个特例，不吃不占，为人民谋福利。最典型的是韩国军政府。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搞总统终身制，执政长达18年。这厮在任上大搞特务政治，大权独揽，1979年被暗杀之后，接任的全斗焕将军和卢泰愚将军，也都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从1961年到1993年，这32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历次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选，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连竞选对手都没有，除了台上的这位将军，你啥其他选择都没有，恨不得连弃权都不行，必须要在将军的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才能平安回家。军政府把韩国上下把持得严严实实的，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了，你要抗个议游个行争取民主，人家直接就敢开枪。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聚集起来抗议军队篡权，被当场枪杀200多人，史称光州惨案。然而这三十二年里，韩国连续三任军人总统，都在忠实的执行了一项经济政策：在各项重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扶持起一到两家民营企业。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多年，穷韩国全国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居然成功的搞出了五大民间工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SK）。除了大宇集团没能扛过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它四个现在算是越过越好，撑起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财团，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资本。韩国这三位军人总统，竟然统统没有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开企业，搞权贵资本。虽然受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让自家的权贵资本肆意妄为与民争利的事，那真是突破了韩国极权统治者的底线，人家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回头一看，这三位爷为了维持权位，连开枪搞大屠杀的事都干得出来，算是极权的典型了，但是在产业领域亲自下场与民争利的事，人家竟然干不出来。可见与民争利这种事，比杀人还不如，执意与民争利的极权统治者，也得算是极权者中的人渣了。卢泰愚现在还在世，80多岁了，估计这位爷偶尔向西边看看，瞧着红色大国那帮痴肥呆傻的红色贵族满嘴流油的吃相，能恶心得睡不着觉。

最终章众生之死（中篇）

有了韩国做对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极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一码事，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我们今天回顾东西方的历史，能够看出显著的区别。西方的王国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现在，虽然中间也屡有王位更替的战乱，但整体上居然能保持稳定，今天欧洲各王国的国王要往上追溯，血缘能追溯上千年。而东方王国，时不时就要陷入灭世级别的动乱，一省的平民百姓都被杀光的惨事，更是举不胜举，连帝王都要被种族灭绝。今天要刻意去找的话，爱新觉罗氏可能还有几个后人，朱元璋的后人肯定是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在DNA的层面上被消灭。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东方的极权官僚贵族总是会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与民争利，大规模土地兼最终会摧毁农业生产秩序，产生流民与暴乱。这种事在西方诸国就不常见。法国与德国之间整天都是虎视眈眈，荷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贵族领主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边境的仇敌冲过来砍死，所以必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相互制衡的结果，就是贵族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总得有底线。领主们了不起就是向农民征收重税。至于直接介入农业生产领域，亲自下场抢田霸地，摧毁社会生产秩序的事，那还真干不太不出来。所以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是收税方面的矛盾。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起因都是征税。由于税收的问题闹起的民变，了不起也就是经济纠纷范畴的事，杀几个人头震慑一下，再减减税怀柔一下，民愤就平息下去了。大家回去该种地种地，该磨面磨面，生产秩序没有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容易。社会大乱举国上下死掉三分之二的事，欧洲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东方的大一统国家，除了中亚草原上过个百把几十年就会出现的敌人，内部就是一团和气。官僚贵族们整天歌舞升平，没有制衡的力量，很自然的就习惯向田地下手，与民争利，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王朝承平了几十百把年之后，总是会出现，因此也总是会以一场空前的全国大屠杀，作为旧王朝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开始。社会生产秩序一旦被彻底打破，要重建必须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即便是大乱前期，田地的总出产其实也足以养活全国的老百姓。然而只需要分配不均，有个1成的人吃不饱饭，愤而暴乱，席卷全国，就能让所有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任何生产活动都是有周期的。暴乱之下，田地只要有个十天八天没人打理，庄稼就会成片死亡，想要补种，那就是下一年的事。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全国性的饥荒，最后饿殍遍野，以人相食，两脚羊的烹饪手法，在史书里俯仰可见。而所谓易子而食，那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每隔个百把来年，中国人就要享受一下的。

照这样看来，最恶劣的极权统治者，在农业时代，当然就是直接介入农业领域与民争利大搞土地兼并的那帮末代王孙。而在工业时代，道理是相通的，贵族直接与民争利，最后一定导致生产秩序的彻底崩溃。权贵资本直接介入工业生产领域，开办垄断企业，霸占优质资源，抢夺低息资金，走权贵的路，让民资无路可走。这么弄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农业时代王朝更替时的惨剧：两脚羊时代将会因此到来。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进入极权状态已经没有了疑问。然而总有这么一批人，会对极权抱有幻想，期待极权者能善心大发，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经济危机，然后再交出权力，立地成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族王朝的官僚贵族们依然大肆的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秩序，直至整个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与此前王朝灭亡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外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步步紧逼，而在国内，权贵资本们却在加紧侵吞民脂民膏，直接下场在工商业领域抢夺优质资产。以前这种侵吞行为还会掩饰一下，现在干脆就不掩饰了，光明正大的在股票二级市场开抢。一堆红色继承人创办的金融企业，纷纷的对优质民企下手，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除非第五代领导核心，能够力挽狂澜。首先就要阻止红色贵族继续在工商领域与民争利，然后彻底开放工商，解除对民资的产业禁锢，将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完全改变；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贵族干预生产侵吞民财的风气，彻底扭转。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领大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

然而，以上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红色贵族已经达成了联合体，内部制衡模式荡然无存。而原本可以制衡红色贵族的新兴贵族，也已经被清洗干净。今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再启用另外的力量，来制衡红色贵族的力量。他的权威全部来源于红色贵族，当然也就无法再侵犯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红色贵族的利益，恰恰就是继续大规模的与民争利，在工商领域抢夺资源。这么下去的结果，当然会造成生产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崩溃，伴随着连续的破产潮，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如同我们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一般，已经无从改变。而接下来的问题，无非是这场灭世级的灾难，将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发生。而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惨烈的两脚羊时代。

众生之死（下篇）

中国官僚贵族群体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大规模侵占生产资料，起源于汉武帝。这厮北征匈奴，穷兵黩武，把国库清光了之后，气急败坏，直接下令充公富人的财产。这算是给权力侵占民财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口子。官僚贵族们一看，哎呦，原来还能这么玩，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老百姓的田就是我的田，老百姓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那还不简单，直接上去抢啊。汉武帝的一纸告缗令，打开了魔盒，中原王朝自此进入了治乱循环之路，哪怕后来这厮发罪己诏，收回告缗令，试图回归正途，也没能把魔盒重新合上。西代末年，田土产业完全集中到少数官僚贵族手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黄巾为乱秩序崩塌，中华大地流血漂橹，所有的官僚贵族都被愤怒的流民大军清洗一个遍，直到新的贵族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掌握统治权，重建秩序，等着迎接下一次的崩乱。帝王们当然都不愿意面对民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抗官僚贵族群体侵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欲望。汉武帝打开了丑恶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官僚贵族群体入侵生产领域的欲望。这种欲望绵亘了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封侯拜相之后，不弄个几万亩地，把控住全城的大小店铺，那简直丢人能丢死。连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陷入衰落的二等贵族，也是把金陵的典当业给垄断了的。这种直接入侵产业领域的事要放在欧洲贵族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人司空见惯。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扩张皇权，与整个官僚群体的贪婪对抗，青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禁止官僚群体侵夺民地，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们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打下江山后你控制上海的十里洋场，我霸占广州的十八洋行，大家兴高采烈的瓜分各种挣钱的产业，让子孙后代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人性的贪婪根本就禁止不了，帝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有这两千多年的厚重的历史传统，除非能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否则这治乱循环的圈子，中国人根本就逃不出去，只能是隔个百把几十年，就收割一次两脚羊。举国上下死掉至少一半人，饿殍遍野，残存的国人在血泪中期待下一次盛世的到来。

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无非就是这新一轮的大乱而已。权贵资本入侵实体经济领域，在所有挣钱的领域上下其手。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向权贵资本倾斜，银行的钱情愿烂在账上，也不会贷款给民企。民营资本除了开个餐饮店，真不知道还能干啥。这简直就和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官僚贵族手里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将会发生的事，也无非是历史的重演：如同王朝末期的农户破产一样（当然2015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也确实已经让农户处于破产边缘），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各种资源越会远离制造业，令其死得更快。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失业潮。

与古代王朝末年的失地农民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动乱群体，是工人，而工人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纪律。化工厂的工人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路，就能自制火药，而模具厂的工人则能��易的制造刀枪。而且他们能够轻易的组织起来，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古代的失地农民必须要被逼上绝境，成千上万的饿死之后，才会在少数领袖的带领之下走上暴乱之路。这之后还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在不停的战斗和逃亡中学会战斗技巧，学会遵守纪律，学会制造武器，学会团结与协作。暴乱的成本太高，因此古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完全全的瘫痪之后，才会愤而起义。明朝末年的陕西连续大旱了5年，全省饿死了超过一半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朝政府还连续加征辽饷，连安安静静的饿死自己都不行，这才引发了流民起义。

然而现代的工人阶层天生就是战士。朝九晚五的组织生活，团结协作的流水线作业，对工长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这基本上拉上街头，直接就能组成战斗队列了。更关键的是，当代工人们骨子里充满着物资欲望，平时看的都是韩剧，脑子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连穷酸港剧都不看，你要说现代工人能忍受到成批饿死的地步，工人们一人一口浓痰淹死你。两天拿不到工资，工人们就要去围攻市政府了。北上广深的政府门口还稍微干净点，那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比如佛山东莞政府门口，每天都站满了讨薪的民工。以前市政府还有办法可想，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市政府解决民工围攻的办法，就是给安排另外一家雇主。现在眼看着就是失业潮，工矿企业挨着个倒闭，民工们没有饭吃，想找个下家也没有着落，这要再次联合起来围攻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可想，只能是驱散了事。要知道现在地方政府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超过2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法还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2015年，在各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竟然还出现了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地方政府总收入（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及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共10.55万亿，预计全年的收入也就是11.5万亿左右，而2014年的地方政府总收入为11.83万亿。当然，主要来源于税收的一般预算收入当然依然继续增长，增长幅度高达9.3%，远远超过了6.5%的经济增长率。总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了29%。顺带说一句，这也是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所有文件最终都落到了如何振兴房地产业上的原因。这件事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保证政府的收入和既得利益。至于产业经济下行本身，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考虑之列。

正因为此，在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爆发的过程中，一定会爆发剧烈的冲突。民众的死活，与官僚权贵的利益毫无关联。即使遍地都是破产的企业，该收的税也是一分钱都不能减。明朝末年陕西的饥民民变由此而来，这事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治理逻辑之下来看，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佛山东莞和温州的民资企业倒闭了多少，失业的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谋划去哪里的垃圾桶能找到食物，总之，政府的收入是必须确保的，而且还要实现增长，涨幅还不能低，必须显著超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治理逻辑之下，全国661个城市，只要一个城市无法压制平民的怒火，没有处理好失业潮问题，就能酿成民变。或许这种小范围的民变在2016年还能被及时压制住，不至于扩散开来，让整个城市陷入暴乱。但是到2017年，一定会有黑天鹅出现。民愤没有出口，就一定要以大肆破坏作为发泄途径。就在这几天，甘肃一个小县城，一个小女孩和超市发生纠纷自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民变的边缘，城市处于瘫痪状态。归结起来，无非是愤怒的国人借机发泄怒火罢了。

2016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会是大量的平民聚会请愿事件，伴随着一些独狼式的暴力事件。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普遍，只要有一颗火星，一个合适的借口，就能引发平民的山呼海啸，聚会请愿变成聚众抢掠，独狼变成群狼。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极权政府的另一个硬伤，将会暴露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动员能力，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平息民愤。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极权发展得越厉害，权贵资本对产业的侵害程度越深，就越是会丧失民心，社会动员能力就丧失得越彻底。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一次应对民变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首先上演的，将是暴民对当地官僚权贵的大屠杀。接下来社会秩序崩乱，红色权贵可以短时间的守护住个别城市的秩序，但是基层士兵的家乡将会陆续陷入暴乱，军心因此很快就会溃散。这时候要么就是士兵强迫军官暴乱，要不就是士兵携枪逃回老家，去守护自己的家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大大加剧社会动乱的程度。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燃料传输等物流链条都会停滞。而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外向型的，对于物流链条有着巨大的依赖。一旦水电气等生存要素供应不上，整个城市都会陷入黑暗和混乱。这无疑将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市民将会陷入彻底的恐慌，断水断电的高楼大厦的生存环境将会极其恶劣。这种混乱情况只要维持一周，饥寒交迫的居民走投无路，就只能是向邻居挥起菜刀。城市将会迅速变成人间地狱。能逃出去的权贵还好，逃不出去的官僚，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举家死无全尸。这种事说起来很凄惨，但在中国历史上，那是过上个百把来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在史书上司空见惯，现在也就是再来一次罢了。而这些，就是我们注定的将来。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次的问题，不是金融层面的问题。股市、汇市和钱市的所谓剧烈震荡，并不是危机的成因。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全球制造业都面临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而为全世界输出消费力的美国，也不愿意再承担借债印钞的责任。这事再闹下去，生产链条一断，那全世界都面临失业潮的威胁。所以现在美欧日中这四方，日子都算不得好过。美国稍微好点，欧日中都在地狱边缘熬着，等别人先死。日本人民艰苦奋斗惯了，二战之前大家连裤子都不穿，也要支持军队建设，二战打输了，大家照样连裤子都不穿，支持经济建设。中国人加班加到猝死，算是负面新闻，大家都会痛骂这企业太黑，压榨员工。日本人加班加到猝死，那可是企业的英雄和典范，大家都要纷纷表示向他学习的崇敬之情。大和民族的苦难耐受力强得超出中国人想象，指望日本人死在中国前面，这根本就不现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养尊处优的欧洲人，能因为越来越严重的中东伊斯兰教暴乱问题和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社会福利陷阱，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死在中国前面。

2015年，希腊经济差点就崩塌了，政府直接就宣布不还债了。也就是最后德国放了它一马，不然的话，连锁反应一上来，说不定就能让整个欧洲经济坍塌。不过现在欧洲人也意识到了危机近在眼前，人家再怎么积累民愤，在民主体制下也有出口，了不起换一任政府元首就是了。欧洲人在政治博弈的环境下生活了上千年，又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成熟民主体制的训练，全社会很容易就能通过博弈达成过苦日子的共识。麻烦的是中国，全社会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毫无共识可言，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连沟通渠道都谈不上，连博弈的规则都不存在。哪怕是大学里睡在上铺的兄弟，有个三五年没有见面，世界观都能天差地别，吵起来恨不得挥拳相向。至于红二代对上民工二代，除了直接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根本就没别的交流方式。想要中国人聚在一起正常的讨论一下如何同心协力熬过难关，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这么一看，中国一定会死在前面，成为被美欧日猎食的尸体。

当然了，中国死后的事，也可以继续推演。这次与历次王朝更替的历史不同，失业的产业工人这次会成为暴乱的主力。此前的暴民主要是农民，而这次是愤怒的工人，熟悉城市的工人。工人的主要攻击方向当然是城市，越大的城市，承受的攻击将会越剧烈。古代的农民起义源于农村，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扫荡，在裹挟了大量的农民后，间或才会围攻城市，但不会毁灭所有的大城市，也不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储存在城市之中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恰恰是政权能实施统治的根基。不要说赋税征收必须以此为基础，治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最根本的国家治理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资料之上。而这一次，愤怒的工人将会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摧毁一切产业经济基础，并将城市本身焚为灰烬。可以预料到的是，所有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都会被毁灭，这个国家统治根基将会被彻底摧毁。到暴乱平息，这个国家将会是一片废墟，根本无从依靠自身的力量重建秩序。到这个时刻，必须指望美欧日能伸出援手，派出军警，为这个国家提供秩序。从头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户籍和工商档案，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暴乱的程度越狠，重建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成本就越高。可以确定的是，在废墟之上新建的政权，一定承受不起重建秩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而要重建整个工业产业链，需要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一个新兴的政体毫无信用可言，当然不可能承担货币发行的重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金融和产业体系就是个笑话。因此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成长为香港这样的殖民体。这个汉族国家将如同香港一样，不再拥有自己的央行，而是依赖外资银行发行“汉币”，以外资银行的信用和外汇储备，为“汉币”的购买力做担保。当然，反过来，这其实是给美欧日手里庞大的存量纸币找到了出路：拿到中国来作为印刷汉币的担保就行。另一方面，这个废墟之上的国家要重建，路桥楼港，灯油火蜡，必然要消耗海量的商品，这也为美欧日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么一想，让中国死掉，真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大好事。所以TPP（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在2015年顺利突破了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眼看也要达成，大家伙一心一意，把中国排除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举世排华，无非就等是中国赶紧死掉罢了。这么一看，中国动乱之后，在死掉一半人以前，根本就不用指望美欧日会善心大发，前来救援。恨不得人家立刻就会封锁边境，为了耳根清净，还要把境内的中国人都关进集中营，就等着你中国乱到不可收拾，再来经济殖民，在你中国的废墟和尸堆之上开盛宴。

说到这里，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无论是看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有必亡之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然，按照这两年的写作惯例，我不能只给出对末日的预期，我总得拿出个药方。现在这个必死的局面要改变，有两件事势在必行。第一，是减税。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斩断红色权贵伸向产业的手。减税这事就不多说了，政府必须精兵简政。精兵这事正在干，说是要裁减百万兵员，目前来说也就是口号，还没落到实处。至于简政，裁撤政府机构缩减政府权力，这事儿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人干成过。至于要能做到第二件事，就必须建立对红色权贵的制衡机制。在没有了其他新兴权贵进行制衡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政改，赋予老百姓监督权贵的权力。执政党一党制可以保留，政府层面的官员任免权都可以继续由执政党掌控。但至少人大代表这一块，要实现普选，以实现真正的监督。立法权要由人大真正的掌控，执政党随意立法随意征税的权力要被剥夺。当然，同时也可以赋予执政党对于所有立法案的最终否决权，避免人大代表们瞎胡闹。这两件事要是能实现，起码老百姓还有个盼头，税负减轻了，心情起码能好点；人大也能成为分裂的各阶层的博弈通道，各种怒火可以在人大会议里发泄出来，不至于酿成最后举国暴乱的惨剧。然而，这两点要实现，说可能性为零都是轻的，恨不得低到负值。降个油价都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的政府说减税��直接就是在骗鬼。至于政改，那是提一句都能触犯刑律的事，动不动就要以寻衅滋事论处的。各位看老蛮我的政改建议，已经做了绝大的让步，对执政党的地位做了最大的保护，可行性总比国内那帮生活不能自理的民主小清新要高得多，但就这种程度的改革，也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权贵资本持续入侵实体产业，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涌起，政改的时间窗口，到现在这一刻已经算是关上了。

当然，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讲，平时岁月静好人生如歌，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从不理会城中村的民工的死活，听到别人说政治，立刻就要起身走人的。现在突然就要迎接一个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这也太过残忍。所以，我姑且在这里最后一次呼吁：抬起你们的头来吧，中国人，你们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死路上。恰恰是你们的纵容，你们的苟且，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必死无疑的惨境。你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向极权发出你们的怒吼吧。你们固然将面临生死困境，但你们的团结和怒吼，会是降低未来暴乱程度的唯一指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活不过这场劫难，但你们的子孙，你们的血脉，这片大地上幸存的黄皮肤的国人，将有可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度。而那个国度，将会听到你们在生死关头发出的最后的怒吼。他们将会因此而思考，内省，并因此有可能抛弃这个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权糟粕。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国家：凡哭泣总能得到抚慰，凡冤屈总能得到平复；凡饥寒必有衣食，凡阴暗必有光明。在文明重建的漫漫长夜，人性之光将照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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