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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副总统的人生轨迹

　　卡玛拉·哈里斯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贺锦丽，这是她当初竞选旧金山地区检察官时，为了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中拉票，她的团队给她起的中文名字。她本人不懂中文，跟中国和华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贺锦丽”也起得莫名其妙，跟她的名字没有相似性。所以，没有必要把她叫做“贺锦丽”，直接叫她卡玛拉·哈里斯好了。

　　哈里斯的外祖父是印度公务员。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他当了一名速记员，后来一步一步往上爬。哈里斯的母亲从小就喜欢科学，想当科学家，但当时的印度歧视女性，女孩子没法学科学。她母亲上的是德里大学的女子学院，唯一一门科学的专业叫做“家政科学”，她学的就是那个专业。毕业之后没法在科学领域深造，她就自己申请去伯克利读研究生，居然被伯克利录取了。哈里斯妈妈的父母拿出了退休的积蓄，支付她的路费和第一年的学费。她于1958年到伯克利读研究生，读的是内分泌学。

　　到了伯克利，哈里斯的妈妈加入了一个黑人民权组织，投身于黑人民权运动。那个组织本来只允许黑人加入，但哈里斯的妈妈是印度人，肤色比较深，所以也把她接收进去。她在黑人民权组织认识了哈里斯的爸爸唐纳德·哈里斯。唐纳德·哈里斯是牙买加的黑人，牙买加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按惯例，他大学毕业后要深造就要去英国读研究生。但是唐纳德·哈里斯不愿意去殖民者国家，自己申请读伯克利的经济学博士。他比哈里斯妈妈晚两年，1960年才到伯克利，也参加了黑人的民权运动，两人因此认识。

　　他们于1962年结婚。哈里斯妈妈1964年先取得博士学位，同时生下了卡玛拉·哈里斯。唐纳德·哈里斯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比哈里斯的妈妈晚了两年，哈里斯的妈妈那两年就在伯克利做研究。唐纳德·哈里斯毕业后，先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做助理教授，然后又去威斯康星大学当副教授。哈里斯的妈妈跟着哈里斯的爸爸去UIUC、威斯康星大学做研究。在威斯康星，两个人闹翻了。哈里斯6岁时，她妈妈带着她和妹妹又回到了伯克利，第二年跟她爸爸离婚。她爸爸后来去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是斯坦福经济系的第一个黑人教授。

　　爸妈离婚之后，哈里斯和妹妹跟着她妈妈，跟他爸基本上没啥往来。她妈妈按照培养黑人小孩来培养哈里斯姐妹，住在黑人社区，让她们信黑人中流行的浸礼宗基督教。跟她们关系比较好的都是一些黑人，包括以前一起搞黑人民权运动的兄弟姐妹。

　　哈里斯12岁时，她妈妈在加拿大魁北克麦克吉尔大学附属医院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她��就搬去了魁北克。哈里斯的高中是在魁北克上的，她毕业后先在加拿大一个大学上了一年，转学霍华德大学。那是一个传统的黑人大学，是传统黑人大学中最好的，被叫做“黑人哈佛大学”。她毕业后回到旧金山，上加州大学的法学院。在这期间，她妈妈又回到伯克利，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研究。她一直研究乳腺癌，而且有开创性的贡献，2009年因结肠癌去世。哈里斯的妹妹比她小3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她读的是伯克利，之后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读法学博士，毕业后当了民权律师。她曾经当过美国民权同盟北加州分部的主任，现在是福特基金会的副主席。

　　哈里斯上的法学院当时叫做加州大学哈斯丁斯法学院，因纪念加州最高法院的第一个首席大法官哈斯丁斯而得名。但后来发现哈斯丁斯有劣迹，所以法学院2023年改了名字，现在叫做加州大学旧金山法学院。它本来是加州大学唯一的法学院，但由于伯克利后来也搞了法学院，而且一下子就变成了美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它就没法跟伯克利的法学院竞争了。所以旧金山法学院的培养目标就变成为加州培养公共服务法律人才为主，也就是培养加州的检察官、法官和公共辩护律师。加州很多州法官，包括加州最高法院的几个法官都是旧金山法学院毕业的。哈里斯上这个法学院的职业倾向很明确，就是毕业以后当检察官。

　　她于1989年获得了法学博士，1990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在旧金山当助理检察官，相当于当地检察官的助手，这是不需要选举的。2003年，她自己出来竞选旧金山的地区检察官并获胜。2010年，她参选加州检察长也赢了，2014年竞选连任成功。她当加州检察长期间办了不少大案，主要针对的都是大公司、大银行、野鸡大学、石油公司，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案子是起诉了几家大银行。这些大银行利用金融危机，通过非法手段把房主的房子收走。哈里斯起诉他们，最后达成协议，庭外和解，这些大银行取消了高达180多亿美元的房贷，还给出20亿美元的资助，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2016年，哈里斯竞选代表加州的参议员并获胜。当参议员期间，她在听证会上表现出色，全国闻名。参议员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主持听证会，她在听证会上盘问川普的两任检察长塞申斯和巴尔、卡瓦诺法官，用检察官咄咄逼人的风格，跟他们交锋，轰动一时。在2019年，她觉得自己具有全国性的名声，出来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名声很臭，很容易打败，所以民主党有一���批人出来竞选总统。不过没多久，哈里斯就宣布退出竞选总统，但她在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辩论上攻击拜登，是那次辩论会主要的亮点。后来拜登转败为胜，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尽弃前嫌，邀请哈里斯当他的竞选搭档。

　　上一次大选共和党就对哈里斯有很多人身攻击，现在又把这些翻出来，没有新意。对哈里斯的攻击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说她喜欢大笑，不得体，不像一个女人。这种攻击当然很可笑，完全属于性歧视，根本不值一驳。

　　第二点是说她靠“小三”上位。指的是她当助理检察官期间，曾经短暂地跟当时的加州众议院议长威利·布朗约会过。但布朗那时已经跟妻子分居12年了，分居后交女朋友、男朋友都很正常，既不违法也不违反道德。在公开场合比如晚会上，他们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网上会有哈里斯跟布朗的合影。她打扮得很妖艳，就是因为出席晚会。这种交往完全公开，不是私通，更不是当什么“小三”。

　　布朗有一个毛病，喜欢利用职权任命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当政府某个监管委员会委员。所以哈里斯在跟他交往期间，曾离职暂时不当助理检察官，先后当过两个监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的加州州长纽森当时也跟布朗关系很好，也当过这种监管委员会的委员。当监管委员会的委员有钱可赚，哈里斯算是在跟布朗交往期间捞过外快，但对她的职业发展没什么帮助，因为她走的是检察官这条道，而当检察官是要竞选的。她跟布朗的交往是1994、1995年的事，竞选旧金山的地区检察官是在2003年，他们已经分手很多年了。她竞选检察官时，布朗是旧金山的市长，虽然支持她，但最多也就是给她站站台。布朗喜欢吹嘘自己曾经帮助过很多现在的高官，比如现在的加州州长纽森，甚至佩罗西议长他也说帮助过。哈里斯后来竞选加州的检察长跟布朗更没关系，因为布朗的名声已经坏掉了，曾经被联邦调查局调查过他涉嫌滥用职权。

　　对哈里斯的另外一个攻击是，说她促成了加州一个法案，盗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就无罪，导致加州犯罪率上升。这纯粹是一个谣言。第一，加州通过的那个法案并不是说盗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就无罪，而是说低于950美元属于轻罪，超过950美元才是重罪。轻罪并不是无罪，最高也可以判半年刑、处罚金1000美元。这个法案是2014年通过的，在那之前也有一个以盗窃金额区分轻罪还是重罪的门槛。1982年定的门槛是400美元，经过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这个门槛本来就应该增加。不增加就会有很多盗窃犯变成重罪，导致监狱里人满为患。之所以要提高这个门槛，就是为了减少监狱里犯人的数量。并不是加州才有这样一个决定轻罪和重罪的金额门槛，其他州也有，而且很多州门槛比加州高。���高的是得克萨斯，门槛定在2500美元，比加州的950美元高多了。提高定重罪的门槛会不会导致犯罪率增加是有过研究的，研究认为没有导致犯罪率增加。第二，法律的制定跟哈里斯没关系，这个法律是选民们公投通过才变成法律的。哈里斯当时是州检察长，检察长是执法的，不是立法的，所以不能把法律的通过怪到她的头上。哈里斯当检察官和检察长的时候，由于执法很严厉，还遭到过批评。她在加州的政治立场只能算是中偏左，但在其他州看来就属于极左了。

　　川粉对哈里斯的这些人身攻击，体现出来的是他们的种族主义、性歧视。为什么中文网对哈里斯有那么多的攻击呢？因为哈里斯身上的三大标签：女人、印度后裔、黑人，都是很多中国人瞧不上的。他们如此鄙视哈里斯，就是因为种族主义、性歧视。相反的，川普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人：在妻子怀孕期间跟淫秽片的女星通奸，长期跟一个模特私通，性侵、强奸、造假账。但因为他是老白男人，所以川粉对他宽容得很，认为他大不了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对于哈里斯就极为苛刻。这是非常卑贱的。

　　2024.07.24录制

　　2024.08.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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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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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acinth20222024]

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如何利用宗教狂热赚取2.66亿美元

在过去的十年里，神韵艺术团赚钱的速度十分惊人。

2015年，该艺术团资产为6000万美元。

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44亿美元。

税务记录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团体的资产已超过2.5亿美元，财富积累速度之快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何况这只是一个来自纽约州奥兰治县的非营利舞蹈团体。

神韵由遭受迫害的中国宗教团体法轮功主办，它的成功部分归功于能够在全球各地吸引大量观众，与此同时剥削年轻、低薪的表演者，几乎不考虑他们的健康和福祉。

但这也体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对其追随者的强大影响力。他们以反共产主义和遵循李洪志神秘教义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全球网络，对其进行颂扬，并给其团体带来财富。

《纽约时报》调查发现，在李洪志的直接领导下，神韵已成为法轮功的一座金库，常常以牺牲忠实信徒的利益为代价来敛财。

该组织不仅通过门票销售筹集资金（仅2023年门票收益就达到了近3900万美元），还利用宗教忠诚来要求其信徒免费劳动。《纽约时报》发现，该组织还以可能越过了法律或道德界限的方式获得了数千万美元。

其中一案是神韵艺术团和一家培训其舞蹈演员的学校从《大纪元时报》获得了1600万美元的资助，这份报纸是法轮功信徒运营的，当时联邦检察官称其通过洗钱共谋得到了大笔资金。

神韵及其外围组织网络通过规避法规，从疫情期间的救济款中获取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从而增加了更多财富。

三名前神韵表演者告诉《纽约时报》，该组织利用他们将大量现金带到美国，这可能是为了规避有关报告美国货币交易的法律。

神韵通过从李洪志的追随者身上榨取大量志愿劳动，有时甚至还有个人积蓄，以达到降低自己成本的目的。李洪志声称他创造了宇宙，并教导信徒们，他们可以通过神韵演出来接触到他的教义，从而让他们可以免遭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折磨。

追随者们热切地听从李洪志的教诲，承担了在世界各地举办数以百计场神韵演出的大部分财务支出，包括自掏腰包预订场地、印刷传单、购买广告和出售门票——甚至为了支付前期费用而举债。

前法轮功修炼者高晓敏表示，追随者受到李洪志教义的影响，慷慨地为该运动捐款。 

“他们都认为——包括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这是得道之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媒体名人高晓敏说。“如果你为这个事业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么你得到回报的将是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东西所无法比拟的。”

目前尚不清楚神韵为何能积累如此多的资金，也不清楚为何其几乎所有资产（2023年为2.49亿美元）都以现金和其他流动工具的形式保存。专家表示，非营利组织不将如此多的资金用于投资的情况很不寻常，除非需要用于大额的短期开支，而神韵似乎没有过这样的开支。

神韵的代表拒绝回答有关其财务的问题。李洪志过去曾表示，需要大量资金来对抗中国共产党。自1990年代以来，中共一直禁止法轮功运动，并镇压其追随者。

“25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艰难地以和平的方式抵抗地球上最大极权政权的迫害，而神韵是这项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神韵发言人陈颖（音）在发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你们试图把神韵刻画成一个巨大的赚钱骗局，这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感冒犯。”

陈颖指责《纽约时报》“严重歪曲事实，犯下明显事实错误”，但她拒绝详细说明。

随着神韵积累巨额财富，其支持者为李洪志的法轮功购买了房地产，其中包括该团体的那座占地400英亩的总部，位于纽约市西北约60英里处的龙泉寺。

他们的钱还被现年70岁出头的李洪志和他的妻子、神韵总管李瑞用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名因癌症去世的追随者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捐给了该运动，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

近年来，李洪志和他的助手们又找到了另一种通过神韵赚钱的方法。他们成立了公司，直接向法轮功信徒销售产品，比如一条镶有锰铝榴石的唐丽风韵项链售价3850美元，一对凤舞天韵耳环售价925美元，一件神韵巡演巴士挂饰售价35美元，还有神韵品牌的运动休闲服饰。

法轮功修炼者被告知，他们应该购买最新款式的法轮功服装来参加公共活动，包括一件价值120美元的蓝黄色双面夹克。

商业记录显示，李洪志亲自创建了一个在线视频平台，观看神韵演出的订阅费为199.99美元/年。他的助手们还创建了另一个视频平台“干净世界”，YouTube本月起诉该平台窃取内容，其尚未对诉讼做出回应。

电子邮件显示，他们敦促修炼者订阅，以帮助“师父”李洪志拯救更多灵魂。前信徒说，许多人确实这么做了。

前法轮功修炼者罗布·格雷多年来一直协助神韵的宣传和营销，法轮功学员将此视为神圣使命的一部分。 

“人们拿出了一生的积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曾在伦敦从事法轮功相关项目15年的前修炼者罗布·格雷说。“现在，敲诈修炼者、骗取钱财是常有的事。这些利润都流向哪里了？”

 致胜策略

从一开始，神韵就奉行了一��获取巨额利润的制胜策略：让别人承担演出的成本。

尽管神韵艺术团宣称其使命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美的体验”，但它通常不会为世界各地城市随处可见的展示神韵舞蹈演员腾空表演的广告牌、电视广告或传单付费。该团体通常也不会承担场地、门票销售或表演者食宿的费用。

这个重担落到了李洪志及其助手鼓励其追随者在世界各地建立的、由较小外围组织组成的网络身上。

神韵艺术团本月再次开启最新一次世界巡演。上个巡演季，神韵艺术团在五大洲演出了800多场。 

这些被称为“主办方”的组织在美国是非营利组织，在亚特兰大、洛杉矶、费城和其他城市开展业务。

根据《纽约时报》审阅的一份合同，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是无偿志愿工作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同意“承担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并对在他们所在地区举办神韵演出的亏损、索赔和“各种名目的费用”负责。

每年，这些团体总共花费数百万美元，它们从票房中得到的分成仅够收回成本，每一分利润都返给了神韵。

税务记录显示，2018年，佐治亚州的外围组织亚特兰大法轮大法协会在广告、酒店客房、餐饮、交通、场地和其他费用上花费了1621011美元。该组织收入2077507美元，主要来自在亚特兰大的七场神韵演出。这家亚特兰大非营利组织留下了1621011美元，并将剩余的456496美元汇给了神韵。

如果某个外围组织花的钱比赚的多，它还是会把钱交给神韵——亏缺的部分就由管理这些组织的人来补上。

在印第安纳州法轮大法协会，当地信徒向该外围组织提供借款长达十年之久。税务文件显示，2018年，其中八人在没有任何借款协议的情况下，以零利率借出了总计37.5万美元。其中一名出借人，也就是该组织的主席，一个人就借出了13万美元。

记录显示，该外围组织向神韵支付了169233.39美元，用于在当年2月举办的三场演出，但神韵的收入不足以还清借款。这些借款似乎是几年后使用政府拨款才还清的。

在地方组织内部，信徒会感受到为李洪志完成任务的巨大压力，他曾教导说，从神韵门票销售的好坏能看出他们对神韵教义有多虔诚。

神韵的市场推广无处不在，其经费来自当地的信徒，他们作为志愿者为神韵演出做宣传。 

他还敦促弟子只在“富裕”地区做广告，并为法轮功舞蹈表演开出高价。

“不劳而获“，李洪志说，“不符合这个维度的原则”。

据一位只愿透露姓王（音）的前��徒称，在旧金山地区演出之前，追随者们会在周六晚上聚集在一起研究李洪志的著作，并分享他们卖出了多少张神韵门票。

她说，卖出尽可能多的门票被视为积累更多美德的一种方式。

在2023年3月的伦敦，一位名叫莎伦·徐（音）的信徒向该地区的其他追随者发送了一封“紧急”电子邮件，言语中流露出一丝恐慌。她在邮件中写道，因为演出临近，但仍有数千张门票未售出，她希望他们帮忙发传单。

“我们正处于神韵推广的关键阶段，”她写道。“成千上万师父希望拯救的有缘人还没有与我们联系上，而今年真的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她的钱已经用光了”

外围组织的经营者为法轮功运动和李洪志本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有些人的付出还远不止这些。

2006年，神韵的第一批舞者之一开始从马里兰州的家中前往法轮功总部，同行的还有他同是舞者的姐姐和他们的母亲，一名虔诚的信徒。不久，他们都搬到了被信徒称为“山上”的龙泉，专注于跳舞。

本文中只使用他的名字Liang，他和姐姐最终离开了神韵，搬到了别处。但他们的母亲仍留在山上，多年来一直无偿担任李洪志和李瑞的高级助手以及舞团的记账员。

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母亲只有少数情况下会离开那里，比如2014年参加Liang的婚礼。记录显示，同年，她和丈夫以48.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马里兰州拥有的房子。

神韵演员在纽约州卡德贝克维尔法轮功总部接受培训。 不久之后，她开始为神韵花钱，这是她的家人后来才知道的。根据她儿子发送的另一封电子邮件和时报查阅的其他记录，在李洪志表示神韵的乐团只能用最好的钢琴后，她安排购买了价值26万美元的上等钢琴。

根据记录、Liang的电子邮件和知情人士的说法，其他礼物和捐款也接踵而至，包括用于购买Wi-Fi热点和域名的数千美元，以及帮李洪志和李瑞结清Verizon公司的手机账单。

李洪志教导说，勤练禅功，多读他的经书，可以清除致病的恶业，保持身体健康。因此，当Liang的妈妈在2018年前后开始消瘦、日渐憔悴时，她没有去看医生。

到2019年秋天，66岁的她体重降到了70磅。家人在视频通话中对她的样子感到震惊，最终说服她接受治疗。

诊断结果很严重：肾癌已经扩散全身，存活几率很小，预计需要数万美元的���疗费用。她告诉儿子和女儿，她无力支付这些费用。

“我妈告诉我，她的钱已经用光了，都捐给山上了，”Liang在2019年10月15日给朋友的邮件中写道。“几十万美元。”

就在母亲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和姐姐又受到了一次打击。神韵办公室的一名员工无意中给他们邮寄了母亲信用卡的对账单，上面显示了萨克斯第五大道和其他商店的消费记录。他们查看了更多对账单，发现母亲的账户被用来购买数万美元的奢侈品，显然是为李洪志和他的妻子购买的。

对账单显示，在伦敦Watch Gallery消费了13029.70美元，在Hugo Boss支付10000美元购买初剪羊毛套装和其他服装。账单显示，在奥地利的爱马仕店花了2045.31美元，在瑞士的梵克雅宝珠宝店消费了1091.99美元。

一名法轮功学员的信用卡账单显示，数万美元的支付显然是在为法轮功创始人、他的妻子和神韵买单。

账单还显示，李洪志在海鲜和定制台球杆（他是一名狂热的台球玩家）上花费了数以千计美元，还有向菲拉格慕和蒂芙尼在内的高端品牌支付的各种费用。Liang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李瑞本人似乎在使用他母亲的信用卡。

记录显示，许多支付是在2018年和2019年做出的，当时Liang的母亲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他的母亲在看完医生后的几周内就去世了。

知情人士说，事后，她的家人收到了部分还款，但不清楚那些钱来自哪里。

神韵发言人陈女士称，时报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准确和有误导性的”。她说，这些细节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她称协议是“就一场误解进行了细致协商后的结果”。

这段经历让Liang坚信，法轮功运动是在掠夺像他母亲这样的人，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希望得到上天的奖赏。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事情的真面目，”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在我关心的人身上。”

现金信封

为了追踪神韵的资金流向，时报查阅了这家主要非营利组织及其数十家外围机构超过15年的纳税申报资料。

记者们还查阅了数以百计与神韵有关的内部记录和通信，并采访了解该组织财务交易的人，其中包括一些直接参与组织演出的人。

神韵和培训演员的学校还从《大纪元时报》获得了约1600万美元，联邦检察官称，在此期间，该新闻机构的银行账户汇入了大笔通过洗钱共谋得到的资金。这家右倾新闻机构是由李洪志的追随者创办的。

检察官指控《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和越南的一名雇员共谋利用加密货币洗钱至少6700万美元，其中涉及身份盗窃和预付银行卡。关伟东拒绝认罪。

该媒体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它将配合调查，且关伟东已��停职。它还表示，关伟东涉嫌的罪行违背了出版社的标准和法轮功的原则。

法轮功信徒创办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是神韵的赞助商。 

2020年大流行席卷全球，导致演出场所关闭，给表演艺术行业带来压力，但神韵的支持者们找到了另一个收入来源。

他们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利用了联邦大流行救济计划中的一个漏洞，该计划是为了让陷入困境的艺术项目继续生存下去而发起的，旨在向任何团体或最多五个“附属”组织提供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拨款，这样的规定是想确保不让某一个团体获得过多的援助。

神韵的非营利组织都是由李洪志的狂热追随者运作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各自的城市举办神韵演出，并向神韵捐款。但时报发现，从纸面上看，这些组织都没有共同的董事会成员，也没有与神韵或彼此之间的正式关系，因此它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利用联邦资金。

记录显示，总共至少有25个外围团体申请了所谓的“关闭场馆运营补助金”项目，总共获得了4800万美元。神韵尽管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演出，但资产在这两年里却激增了5000万美元。

戏剧制作人梅雷迪思·林赛·沙德称神韵的做法不道德，她曾与一些苦于难以得到援助的申请者合作。

“有很多组织因为无法达到门槛而倒闭，”她说。“可这么多钱却全被一个组织卷走。”

还有一些修炼者在艺术团的指使下，偷偷将一沓沓现金带入美国。

三位前神韵表演者告诉时报，他们在没有海关申报的情况下将钱带入美国。他们的说法与2009年的一起事件有些相似，当时一名神韵信徒被联邦检察官指控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偷带超过10万美元的现金，其中一些还用锡箔纸包裹。(法轮功的一名律师后来说服检察官撤销了此案）。

2015年，在从巴塞罗那飞回纽约的前一晚，表演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个塞满百元大钞的白色信封。

他们被要求把钱放在随身行李里，但要分开放。一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表演者回忆说，他拿到了1万美元——根据旨在打击洗钱和其他犯罪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在不申报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携带1万美元。这位表演者把其中一些钱放在日记本里，并回忆说感觉自己就像间谍电影中的人物。

“他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钱，”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表演者说。一名管理者告诉他，“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你身上有这笔钱。”

前神韵舞蹈演员孙赞（音）说，他在神韵巡回演出期间，上级指示他从巴塞罗那把现金带入美国。 

另一位携带现金的演员孙赞（音）说，下飞机后他必须在大巴车上将信封交给神韵工作人员。他说，有一位表演者把钱放在了一个无法马上拿到的包里，因此受到了责备。

孙赞对这个插曲并没有多想，他说，因为他跳舞时经常收到现金报酬，但有一个关键区别。

他从巴塞罗那带回的信封里装着的钱，是他一整年从神韵获得的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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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弗吉尼亚大学(Virginia)

南加州大学(USC)

密西根大学安娜堡校区(UMich–Ann Arbor)

波士顿学院(Boston)

纽约大学(New York)

威廉玛丽学院（WM）

罗切斯特大学（Rochester）

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佐治亚理工学院（Gatech）

加州大学（California）

凯斯西储大学（CASE）

波士顿大学（Boston）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伦斯勒理工学院（RPI）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UIUC）

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杜兰大学（Tulane） 麦吉尔大学（McGill）

多伦多大学（Toronto）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滑铁卢大学（Waterloo）

西安大略大学（Western）

渥太华大学（Ottawa）

蒙特利尔大学（Montreal）

圭尔夫大学（Guelph）

卡尔顿大学（Carleton）

劳瑞尔大学（Wilfrid Laurier）

新布伦瑞克大学（New Brunswick）

约克大学（York）

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瑞尔森大学（Ryerson）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

布鲁克大学（Brock）

里贾纳大学（Regina）

温莎大学（Windsor）

蒙特爱立森大学（Mount Allison）

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BC）

阿卡迪亚大学（Acadia）

莱斯布里奇大学（Lethbridge）

圣玛丽大学（St Mary’s）

湖首大学（Lakehead）

安大略省理工大学（UOIT）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UPEI）

劳伦森大学（Laurentian）

毕索大学（Bishop’s)

麦克敦大学(Moncton) 澳洲国立大学（ANU）

墨尔本大学（Melbourne）

悉尼大学（Sydney）

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昆士兰大学（Queensland）

蒙纳士大学（Monash）

西澳大学（UWA）

堪培拉大学（UC）

中央昆士兰大学（CQU)

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

悉尼科技大学（UTS)

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伍伦贡大学(UOW)

昆士兰科技大学(QUT）

科廷大学(Curtin)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迪肯大学(Deakin)

南澳大学（UniSA）

塔斯马尼亚大学（UTAS）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詹姆斯库克大学（JCU）

邦德大学（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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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还是联合？时代夹缝中的美国左翼组织

媒体链接

对美国左翼来说，2022年不啻为收缩、失速与退守的一年。在区域战争、通货膨胀、堕胎权倒退、中期选举等层层叠叠话题的笼罩下，美国政治重新撤退到了两党的激烈鏖战。

2016年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社会主义（DSA），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疫情后到达了瓶颈期。2021年初，DSA达到了全国正式成员数量94000多名的顶峰，之后开始了缓慢滑坡，直到现在停留在九万左右。这个规模和几年前每个小左翼组织几十到几百人，观点互相割据的状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左翼力量到达拐点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纽约作为绝对的左翼大本营，美国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显。即使成员数量缩水不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参与组织会议，更多的会员则只是交一个几十美金的年费。2017年，我曾对当时DSA一路暴涨的会员数提出了一些担忧，最终，这种忧虑也成为了事实。

进退失据下，美国左翼还反复栽在国际局势的立场上。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后，DSA的国际委员会于2022年2月中发表了一份声明，只谴责了北约的军事干预策略，却对入侵行为本身视而不见。可以想见，来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内部的各种批评纷至沓来，DSA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对其后续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然而，从成员数量和外交立场出发对美国左翼的发展进行定性，又是有失公允的。针对DSA为例的美国左翼，或是所谓“西方左翼”的批评，经常将之看成一个统一的圈层。但是，左翼立场不能和少数进步议员和左翼学者的推特发言划等号，DSA并不能代表美国左翼生态，对外发声和动员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组织标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也会发展出不同区域生态下多元的社群，复杂的矛盾。

本文希望借助个体经验和与运动参与者的对话，从另外的侧面描绘美国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国左翼社群被围困的现实背后，也折射出不���更普遍的组织动力学上的问题，这对思考群众运动走向和去中心动员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教训。

美国左翼网络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转学到纽约，其后又定居费城，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美国东北部正处在萌发期的左翼运动。当时大环境风云飘摇，民主党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主流政党外的左翼思潮处在绝对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个正式注册的激进左翼学生社团，这还不包括黑命攸关、左翼女权组织和更无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网络。2016年大选后的一年内，几乎所有学生活动中心的左翼公共例会都人满为患，闻讯而来的学生经常要站在门外旁听。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是这股年轻人热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点的“保守派”，成员以老白男居多，被讥笑是恶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挺苏左翼的崩坏而拉起了地盘。2016年前后，DSA因为帮助桑德斯竞选，其知名度一路蹿升，开始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这种媒体关注的倾斜也开始对其他更小，往往更激进的左翼社群构成了生存困境。于是2017-18年间，大量以前隶属于别的左翼组织的老成员开始纷纷加入DSA。还记得当年组织的内部邮件组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老成员心情复杂的“辞职信”，表示虽然不喜欢DSA的“温和”立场，但是后者的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工人运动和推举激进派进入竞选的资源。

同一时期，DSA在选举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强化这个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员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和市政厅。次年，这一数字暴涨到40个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选下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DSA旋即成为美国左翼在国际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传平台。2018-2021年，尽管遭遇疫情带来的动员困境，DSA还是保持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成员数量就翻了一倍。在选举政治层面，更多的DSA候选人进入地方政治场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员在地方选举获胜，内华达的民主党几乎全部被DSA推举的成员取代。

然而，进入2022年后，战争和接踵而至的恶性通货膨胀，推着摇摇欲坠的时代划向了别的轨道，左翼组织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至少在美国，加入左翼组织不再是进步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而反而背负了幼稚冲动暴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学，一所东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极为活跃的反法西斯网络不再有动静，跨越学系，连接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沟通渠道就这样销声匿迹。

疫情像山脉一样隔断了两代人，高年级左翼毕业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经的社运历史。今年学校政治社团公开辩论时，左翼组织经常缺席，即使在场的时候也很难获得台下观众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团人气渐旺，不仅资金雄厚，还总有一大帮学生后援团。出于好奇，我一度查阅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学校的正式注册人数，结果是三人。

绝望只有在特定的时点才会构成年轻人参与左翼政治的催化剂。当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以至于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生计，需要长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团并不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行动列表中。比起参与每周一次的政治例会讨论，大学生们忙于在职业展会上投递着改了几十遍的简历。

观念分层和去中心下的动员难题

大环境的衰败外，以DSA为代表的左翼组织面临的困境，还来自于快速发展期出现的组织协调和代表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运作期的副产品。

和任何大型组织类似，DSA同样是一个层级体系，地方分部下有区域分部，大的区域下还要继续细分。在年龄层上，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主要吸纳低收入的学生会员，其与总部之间就政党政治产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闻，前者不屑于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后者则还在积极介入地方选举。

除了区域地理上的划分，DSA在过去三年不断成立新的围绕具体进步议题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不同的入会规则。比如，各个区域都有的劳工工作组吸纳了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工会代表，此工作组下还有多个结合当下工运的平行项目，例如餐厅工和物流工项目。

不论立场左右，当一个缺乏资金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很容易出现分化、协调和对外发言的问题。在如今已成经典的“无架构的暴政”一文中，乔·弗里曼（Jo Freeman）描绘过自己所经历的女权社群的内部压迫。不论如何放权和去中心运作，进步社群内部总会有既定的结构和某种等级秩序，运动外的公众也经常期待运动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发言人。在这种情形下，总有成员会被推上发言人的位置，总有立场会成为所谓的官方立场。

对DSA而言，同时维持多个层级和平行实体不仅困难，更容易令外人误解。一些观察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DSA的国际委员会并不等同于DSA，它是DSA社群内的一个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员单独申请才可以加入。而很多进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本就是组织中对DSA与民主党合作，走选举策略不满的成员，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纯洁性的成员。同时，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国以外群众抗争运动的党团（Caucus），比如“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乌克兰的声明，更应该被理解成组织内部派系分歧的产物。

另外，在成功运作的选举背后，DSA却尚未探索出有效问责机制去制约当选左翼的后续言论和实践，这在去年发酵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争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鲍曼是DSA于2020年开始支持的纽约16区议员，被广泛认为是左翼立法者小队（The Squad）的一员。然而，其上任后立即表现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支持国会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拨款，还于当年在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J Street支持下会见了以色列总理。面对鲍曼的“反水”，DSA内部就是否要开除鲍曼的会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内爆，有人坚持划清界限，有成员则认为需要借此进行建设性改革。也有成员指出鲍曼已经是国会最激进的黑人议员，开除他会导致DSA进一步被“洗白”。

最终，DSA的领导层，也就是被称作全国政治委员会（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团���定不开除鲍曼，而这又遭致旗下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组的强烈反对。在3月一个公开决定中，DSA领导层以传播假消息等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组，其推特账户被即刻注销，所有工作组成员不被允许进入NPC。这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量DSA成员的抗议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组织对DSA的抵制。这场刮了大半��的组织旋风，不仅暴露出左翼内部协调共识的混乱，也加深了外界对其民主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不信任。

议题的争夺与对调

本年度美国两党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对左翼组织的动员也很不利。在罗诉韦德被推翻后不久，堕胎话题迅速被民主党操作成了一个本党必争的议题。这导致今年的美国左翼难以逃离非两党政治的绑架，对堕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阶级视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参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议题，却是过去的一年共和党面对堕胎议题反噬而主推的。换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议题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这使得前者更难直接从后者吸纳到新的成员和关注度，很多时候是在和保守派单打独斗。左翼在经济问题上和保守派的对位，也容易让其看上去与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为镜像。似乎激进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极端势力，道德纯洁、不懂妥协、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让意识形态轴线进一步模糊的还有右翼对工人阶级议题的介入。由于通货膨胀和各类工人罢工在美国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后对劳工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各种似是而非、极具混淆性的“挺劳工”言论层出不穷。比如在反无证移民的话题上，除了经典的“本国工人阶级遭受移民劳动力冲击”外，右翼还会提出诸如“反对移民工人，是保护TA们不被美国垄断大企业剥削”的迷惑性论断。而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中，对非正式和季节性移工的高度依赖和残酷剥削，又似乎确实在佐证右翼的一些意图不轨的批判。或者说，进步主义一方对移民和劳工议题的浮于表面的支持，给了右翼极大的可乘之机。

事实上，哪怕是在全盛时期，左翼组织在年轻人中的渗透力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左翼组织往往呈现区域上的聚集性，蓝州蓝城的组织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网络严重不足。数据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个学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仅极端保守社团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个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对标的左翼网络与之抗衡，更别说更多半地下的社团网络。

AOC中期选举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后组织性的劣势。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从草根到全国精英的人才和资金输送网络，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各种金钱暗流（Dark Money）的运用，左翼只在过去几年才拥有类似的动员模式，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当选的左翼候选人和之前支持TA们的左翼组织的互动，也不够频繁和密切。很多时候，左翼组织被迫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要去支持的激进派，而难以有资源维系之前的关系。

组织韧性和区域动员

然而，危机当下，左翼的工作也并未停滞。抛开DSA受损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还在进行不少有意义的区域建设和动员，可惜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常被全国性的议题所遮蔽。

今年来，DSA在很多区域和议题去中心运作上都颇有建树，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工作组也确实参与和推动了最基层的动员工作。比如，DSA餐饮工人的工作组过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和Chipotle门店的工会运动，很多成员直接进入了门店工作。DSA的劳工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用于帮助旗下各分部继续推动本地的劳权斗争，迄今为止已收到每年四万多刀的定额捐款。一些DSA成员也同时参与其他左翼行动网络，比如没有单一纲领的Tempest行动组。之所以这些动员工作很难被劳工运动网络外的社会成员关注，也是因为如今的服务业工人运动和制造业的大规模罢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别在组织咖啡厅和快餐店运动中，组织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线下门店，每个门店都有特殊的劳动雇佣情况和社区支持。而单独一个门店的运动，又往往被视为规模不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用于支持DSA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的义卖T恤

本次中期选举，DSA芝加哥分部联合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功推动了州宪法承认工会权，伊利诺伊也成为美国继纽约、新泽西和密苏里外，第四个州宪法保障集体协商权的州，这使得未来的劳工权相对独立于两党政治的波动和冲击，工人运动也得以有更多的余地发展新的议题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DSA的各个基层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多议题的动员。例如，普渡大学的YDSA分部面对疫情期间参与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动员方式。过去两三年，YDSA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会员，大力推行委员会制度，学生会员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组。这有效增加了会员数，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对特定议题感兴趣，而和其他左翼场域毫无互动的成员，一个环境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可能对女权工作组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时，打散后的小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终虎头蛇尾无法完成项目。从2021年夏天开始，普渡大学的YDSA选择了只同时介入一到两个有资源推动的运动，并按照组织分工来运作分部。这种基层组织上的探索、拉扯和实验，在许多分部都在默默进行着。

重重危机下，坚持在努力做事的个人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论人数多寡，每个组织总会有搭便车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数，参与的不平等似乎是个超越意识形态���困境。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浪漫主义的消退也未尝是坏事，它让人看到退潮后每个组织内谁在真正做事，谁在消费热点，谁的劳动、怎样的劳动在维持着日常的运作。

分化还是联合，美国左翼的选择和教训

疫情后，面对本地参与机会的减少，我降低了参与典型的左翼运动的频率。对我来说，和左翼运动保持一定的组织距离，也并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对组织化的左翼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内部差异、人际圈层、情感内耗和本土主义倾向表示更多的审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观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们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还可能存在极大差异。适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对话聊天，和看似价值观相近的群体这三者，并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与我分享过他内心的纠结：过去三年，他会经常参与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组织的拉美讨论。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义组织，以前抗议遇到举着PSL旗帜和穿着组织T恤的队伍，我总是出于本能绕道走。但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会经常关注巴西议题，经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动者的组织，这些活动帮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参与中，PSL的一些成员也总是会出现在抗议士绅化和环境种族主义运动的一线。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和这些成员站在一个阵线。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雇员都支持监控社会，也并非每个组织中的左翼都无条件支持组织的官方立场。

九月初，写作了无数劳工经典读物的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尽管投身劳工和性别运动，她对工人阶级复杂人生处境和选择的关心，使其很难被归入任何左翼激进主义传统和现实运动条线。她70年代提出的课题，特别是对美国职业管理阶层兴起的理论，过于超前于时代，以至于相关讨论直到2016年大选后才被人拾起并广泛传播。很多左翼并没有和时代同频的奢侈，这其中大量是拥有多重边缘身份的个体，TA们对左翼政治的关注常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难以被目前运动组织共情和消化的维度，这也使得TA们更多在组织外围以独立的身份介入社会议题。在美国中心的运动结构里，苦难之间不仅不相通，还得按照等级编排次序。

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左翼的问题。比如在巴西，左翼运动一样面临着无法容纳更多种族、性别、国别维度的困境。在被两党政治和高压政治所裹挟的地区，左翼要积蓄动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协，努力不割席和求同存异。那些不愿意妥协的边缘左翼，在这个过程中则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组织。在多重边缘中，个体总会面临更多的道德和实践困境：究竟是彻底斩断联系、独善其身，还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摆放自己，在不完美的运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动的，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状况。那些曾在左翼运动中获益、成长、燃尽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把这些并不美好的反思带到其他斗争场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组织做事，有人参与离散社群的活动，有人不依赖组织做行动，当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接触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这个伞式标签来巩固运动中的认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绑在一艘大部分成员并不决定航线的轮船上。2016年后，美国分散的左翼力量因为DSA而聚拢起来，而如今，运动中的少数群体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战术和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而TA们的选择才是决定未来激进政治的中轴线。

[diploma88]

45.#北弗吉尼亚大学##北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ofNorthernVirginia#加州管理大学##加州管理大学#CaliforniaUniversityofManagement#埃默里大学##埃默里大学#EmoryUniversityHill#NCSU#NCState#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罗利校区#NorthCarolinaStateUniversity （在 NC State University） https://www.instagram.com/p/CNqcTy2pxAX/?igshid=rn56dbci5asy

[aitastar]

80 位科学家 死了 都是微生物学家

回顾：80 位已故科学家的完整名单，附有照片和令人震惊的细节

作者：艾琳·伊丽莎白 健康坚果新闻

这个故事与我们意外的整体医生死亡系列完全不同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不，这是一个单独的列表——不是由我们编制，而是由勤奋的研究人员（底部链接）——我们感谢他们分享这些信息。

Foster Gamble 是第一个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的人；我们只希望对这两起死亡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因为我们认为这至少有必要对所有、部分或全部是否真的有关联进行调查。

2006 年去世

#80：  📷Lee Jong-woo ，61 岁。死于：2006 年 5 月 22 日， 因为脑部出现血栓。Lee 是该组织与禽流感、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全球威胁作斗争的先锋。自 2003 年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以来，李是该国的最高国际官员。据官员称，这位和蔼可亲的韩国人喜欢在新闻发布会上开个玩笑，他是一位热心的运动员，没有病史。

2005 年去世

＃79：  列昂尼德·斯特拉昆斯基。死于：2005 年 6 月 8 日 ，被香槟酒瓶击中头部。Strachunsky 专注于创造对生物武器有抵抗力的微生物。Strachunsky 被发现死在他位于莫斯科的酒店房间里，他从斯摩棱斯克前往美国。调查人员正在寻找这位领先的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被谋杀与俄罗斯特维尔肝炎爆发之间的联系。

#78:  📷 Robert J. Lull ，66 岁。卒于：2005 年 5 月 19 日 多处刺伤。尽管他的车不见了，而且信用卡明显被盗，但凶杀案督察霍莉·佩拉说，调查人员并不相信抢劫是勒尔被杀的唯一动机。她说，劫匪通常会从 Lull 的家中带走比凶手留下的更多的贵重物品。Lull 自 1990 年以来一直担任旧金山总医院核医学主任，并担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放射学教授。他曾任美国核医师学会和旧金山医学会主席，并于 1997 年至 1999 年担任医学会杂志《旧金山医学》的编辑。李·卢尔说，她的前夫是核电的支持者，热爱核电。与他人辩论他的政治立场。

#77：  托德·考皮拉，41 岁。卒于：2005 年 5 月 8 日 根据州法医办公室的说法，洛斯阿拉莫斯医院的出血性胰腺炎。由于他工作的秘密性质，无法获得他的照片。这是他的葬礼照片。在 Kauppila 公开为实验室主任离职的消息感到高兴两天后，他去世了。2004 年 9 月 23 日，由于安全丑闻，考皮拉被导演皮特·纳诺斯解雇。Kauppila 说他被解雇是因为他在实验室调查两个被认为丢失的机密计算机磁盘期间没有立即从家庭度假中回来。明显的安全漏洞迫使 Nanos 关闭实验室数周。Kauppila 声称他被当作磁盘的替罪羊，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认为磁盘根本不存在。这个错误被归咎于文书错误。他被解雇后，Kauppila 接受了 Bechtel Nevada Corp. 的一份承包商工作，这是一家与洛斯阿拉莫斯和其他国家实验室合作的研究公司。他还在 Megavolt 射线照相术中研究新的散射减少网格，专注于金属板或交叉网格，以阻止散射辐射，同时允许未散射或直接射线通过与其他科学家：斯科特·沃森（LANL，DX-3） , Chuck Lebeda (LANL, XTA), Alan Tubb (LANL, DX-8), 和 Mike Appleby (Tecomet Thermo Electron Corp.)

#76： 📷 大卫班克斯，55 岁。卒于：2005 年 5 月 8 日。 班克斯位于昆士兰北部，与其他 14 人一起死于飞机失事。他被称为农业天才，发明了用于牛的捕蚊器。班克斯是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检疫机构的首席科学家，并积极参与保护澳大利亚人免受有害疾病和害虫的侵害。班克斯博士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预防进入澳大利亚的潜在破坏性疾病。他曾去过印度尼西亚，研究口蹄疫通过群岛传播到澳大利亚的可能性。他为避免澳大利亚牲畜群和果园感染的其他疾病包括猪瘟、尼帕病毒和日本脑炎。

#75：  📷 Douglas James Passaro 博士，43 岁。2005 年 4 月 18 日 在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因不明原因去世。Passaro 博士是一位杰出的流行病学家，他想解开导致胃病的螺旋形细菌的秘密。他是一位教授，他用生物恐怖主义的现实生活练习挑战他的学生。他嫁给了 Sherry Nordstrom 博士。

#74：  📷 Geetha Angara ，43 岁。死亡时间：2005 年 2 月 8 日。 这位以前失踪的化学家在新泽西州托托瓦的一个水处理厂的水箱中被发现。来自霍尔姆德尔的 43 岁的安加拉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 2 月 8 日晚上，她在���托瓦的帕塞克河谷水务委员会工厂进行水质测试，她在那里工作了 12 年。潜水员在其中一个空水箱底部的一个 35 英尺深的水槽开口中发现了她的尸体。调查人员将安加拉之死视为可能的凶杀案。纽约大学博士高级化学家安加拉已婚，三个孩子的母亲

#73：  📷 Jeong H. Im ，72 岁。死亡时间：2005 年 1 月 7 日。 韩国人 Jeong H. Im 死于胸部多处刺伤，随后消防队员在三楼燃烧的汽车后备箱中发现他的尸体马里兰大道车库。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一名退休研究助理教授和主要蛋白质化学家，MUPD 在哥伦比亚警察局和哥伦比亚消防局的协助下，正在对该事件进行死亡调查。在马里兰大道车库区域看到了一个“感兴趣的人”，被描述为一名 6 英尺至 6 英尺 2 英寸的男性，戴着某种类型的面具，可能是画家面具或石膏板类型的面具。Im 博士主要是一名蛋白质化学家，他是该领域的研究员。

2004年去世

＃72： 📷 达尔文·肯尼斯·韦斯特（Darwin Kenneth Vest），1951年4月22日出生， 是国际知名的昆虫学家，是流浪蜘蛛和其他有毒蜘蛛和蛇的��家。达尔文于 1999 年 6 月 3 日凌晨在爱达荷州（美国）爱达荷福尔斯市中心散步时失踪。家人认为他的失踪与犯规有关。在达尔文失踪一周年之际，在爱达荷福尔斯和莫斯科举行了一场庆祝达尔文生平的活动。这些服务包括展示达尔文的作品以及来自学童和老师的感谢信。来自世界各地的至少十几位演讲者分享了达尔文的回忆，最后在蛇河中放置了玫瑰和纪念花圈。当天晚上，在蛇河岸边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

达尔文在 2004 年 3 月的第一周被宣布合法死亡，现在他的家人正在为几家公司申请限制令，这些公司认为未经许可就可以使用他的名字和照片。他的兄弟大卫是遗产的合法保护人，他的妹妹丽贝卡正在处理与鹰岩研究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相关的问题。

欢迎媒体帮助定位达尔文。继续努力解决这个谜团包括最近的 DNA 采样。关于他失踪的故事继续在世界各地出现。在 911 悲剧之后，围绕失踪成人调查的问题受到了新的关注。

#s70-71： 📷 汤姆·索恩，64 岁； 贝丝·威廉姆斯，53岁；死亡时间：2004 年 12 月 29 日。 两名野生动物科学家，夫妻野生动物兽医，他们是全国著名的慢性消耗性疾病和布鲁氏菌病专家，在美国 287 号科罗拉多州北部的一场雪天坠机事故中丧生。

＃69： Taleb Ibrahim al-Daher 。死亡时间：2004 年 12 月 21 日。 伊拉克核科学家在巴格达以北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枪杀。他正在前往迪亚拉大学工作的路上，在他的汽车在巴格达东北 57 公里处的巴古巴过一座桥时，武装人员向他开火。车辆从桥上急转弯，掉进了Khrisan河。Al-Daher 是当地大学的教授，他从被淹没的汽车中被救出并被送往 Baqouba 医院，在那里他被宣布死亡。📷

#68：  📷 John R. La Montagne ，61 岁。死亡时间：2004  年11 月 2 日。在墨西哥期间死亡，没有说明原因，后来被披露为肺栓塞。博士，Tommie Thompson 领导下的美国传染病部门负责人。曾任 NIAID 副主任。艾滋病项目工作和微生物学和传染病专家。

#67：   Matthew Allison ，32 岁。逝世日期：2004 年 10 月 13 日。 停在佛罗里达州奥西奥拉县沃尔玛商店的一辆汽车发生致命爆炸。Local 6 News 了解到，这绝非偶然。在一辆被烧毁的汽车内发现。目击者称，这名男子在晚上 11 点左右离开了商店，并在发生爆炸时进入了他的福特 Taurus 汽车。调查人员说，他们在前排乘客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 Duraflame 原木和丙烷罐。Allison 拥有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专业的大学学位。

#66：   Mohammed Toki Hussein al-Talakani ，40 岁。逝世日期：2004 年 9 月 5 日：伊拉克核科学家在巴格达以南的马赫穆迪亚被枪杀。自 1984 年以来，他一直是一名执业核物理学家。

#65：  约翰克拉克教授，52 岁，卒于：2004 年 8 月 12 日。  在他的度假屋中被发现上吊。动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家，他开发了家畜基因改造技术；这项工作为 1996 年羊多莉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是第一个从成年克隆出来的动物。创造羊多莉的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克拉克教授领导了位于中洛锡安的罗斯林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世界领先的动物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之一。他在培育使该研究所享誉全球的转基因绵羊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负责在羊奶中生产人类蛋白质（可用于治疗人类疾病）的项目。克拉克和他的团队将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蛋白质中 α-I-抗胰蛋白酶的产生上​​，该蛋白质用于治疗囊性纤维化。

#64： 📷 John Badwey 博士，54 岁。卒于：2004 年 7 月 21 日。  科学家和偶然的政治家，因为他反对将人类暴露于污泥的污水废物处理计划。突然出现肺炎样症状，然后在两周内死亡。哈佛医学院生物化学家，专攻传染病。

＃63：   Bassem al-Mudares博士。死亡时间：2004 年 7 月 21 日。  在伊拉克萨马拉市发现了残缺不全的尸体*。他是博士。化学家，在被杀之前受到了折磨。他是一名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的制药公司工人。

#62：  📷 Stephen Tabet 教授，42 岁。2004 年 7 月 6 日死于 不明疾病。他是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和流行病学家。一位世界知名的 HIV 医生和研究员，曾在 HIV 疫苗试验网络的疫苗临床试验中与 HIV 患者一起工作

#61：Larry Bustard 博士，53 岁。2004 年 7 月 2 日死于 不明原因。他是能源部的一名桑迪亚科学家，在 2001 年炭疽恐慌期间帮助开发了一种泡沫喷雾剂来清理国会建筑物和媒体网站。他在阿尔伯克基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工作。作为生物恐怖主义方面的专家，他的团队提出了一种用于对抗生物和化学制剂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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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dward Hoffman，62 岁。2004 年 7 月 1 日死于 不明原因。霍夫曼是一位教授和科学家，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界担任过领导职务。1973 年，他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致力于开发第一台人体 PET 扫描仪。

#59： 📷 John Mullen ，67 岁。卒于：2004 年 6 月 29 日。  一名核物理学家被大量砷中毒。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核研究科学家。调查中的警方不会说明马伦是如何接触到砷的，也不会说明砷的来源。在他去世时，他正在为波音公司做合同工。

#58：   Paul Norman 博士，52 岁。卒于：2004  年6 月 27 日。来自索尔兹伯里威尔特郡。当他驾驶的单引擎塞斯纳 206 在德文郡坠毁时丧生。生化武器专家。他周游世界，讲授如何抵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祸害。他已婚，有一个 14 岁的儿子和一个 20 岁的女儿，是威尔特郡波顿唐国防部实验室化学和生物防御的首席科学家。航空事故调查处的官员对坠机现场进行了检查，飞机残骸已从现场移至法恩伯勒的 AAIB 基地。

#57： 📷 Assefa Tulu 博士，45 岁。卒于：2004 年 6 月 24 日。Tulu  博士于 1997 年加入卫生部门并担任该县唯一的流行病学家五年。他负责跟踪该县的健康状况，包括梅毒、艾滋病和麻疹等疾病的传播。他还设计了一个系统来检测涉及病毒或细菌的生物恐怖主义攻击。图卢经常协调解决达拉斯县的重大健康问题，例如过去几年的西尼罗河病毒爆发，并与媒体合作向公众通报情况。被发现时面朝下，死在他的办公室里。达拉斯县的流行病学家死于出血性中风。

#56： 📷 Thomas Gold ，84 岁。卒于：2004 年 6 月 22 日。  奥地利出生的托马斯戈尔德多年来以各种大胆的理论而闻名，这些理论蔑视传统智慧，并在他 1998 年的著作“深热生物圈”中报道，这一想法挑战了公认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如何形成的智慧，沿着方式，提出了一种关于地球上和其他行星上可能存在生命起源的新理论。与心力衰竭的长期斗争。戈尔德关于深热生物圈的理论对其他行星上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包括我们太阳系内看似不适宜居住的行星。他是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名誉教授，是康奈尔放射物理和空间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并担任了 20 年的主任）。他还参与了航空事故调查。

#55：   Antonina Presnyakova ，46 岁。卒于：2004 年 5 月 25 日。  一名在西伯利亚前苏联生物武器实验室工作的俄罗斯科学家在一次意外中死于携带埃博拉病毒的针头。科学家和官员表示，这次事故引起了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称为 Vector）安全和保密的担忧，该中心在苏联时期专门将致命病毒转化为生物武器。Vector 一直是美国项目的主要援助接受者。

#54： 📷 尤金·马洛夫博士，56 岁。死亡时间：2004 年 5 月 14 日。 尸检证实马洛夫因头部和颈部多次钝器受伤而死亡。定为谋杀。在他的车道尽头找到。替代。致力于可行的能源替代计划和公告的能源专家。诺维奇自由学院毕业生。在涉嫌抢劫中被殴打致死。马洛夫因其对冷聚变的了解而备受尊敬。他刚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概述了他过去 15 年在“新能源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原因。马洛夫博士确信，世界上真正看到自由能源装置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53：William T. McGuire，39 岁。发现于 2004 年 5 月 5 日，最后一次出现于 2004 年 4 月下旬。 尸体在三个漂浮在切萨皮克湾的手提箱中发现。他是新泽西大学教授、高级程序员分析师和纽瓦克新泽西理工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成为世界领先的微生物学家之一，也是开发和监督多层生物防护设施的专家。

#52：  Ilsley Ingram ，84 岁。于 2004 年 4 月 12 日死于 不明原因。Ingram 是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超区域血友病参考中心和超区域出血性疾病诊断中心的主任。虽然他的年龄很可能是他死亡的原因，但为什么没有在新闻媒体上得到家人的证实？

#51：Mohammed Munim al-Izmerly，卒于：2004 年 4 月。  这位杰出的伊拉克化学教授在美国拘留期间因钝器外伤导致后脑勺突然击中死亡。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还不确定，但有人从背后打了他，可能是用棍子或手枪。他被殴打的尸体出现在巴格达的太平间，死因最初被记录为“脑干受压”。发现美国医生在他的头骨上做了一个20厘米的切口。

#50：Vadake Srinivasan，死亡时间：2004 年 3 月 13 日。 微生物学家在洛杉矶巴吞鲁日将汽车撞到护栏上。死亡被裁定为中风。他来自印度，是学术界最有成就和最受尊敬的工业生物学家之一，拥有两个博士学位。

#49：Michael Patrick Kiley 博士，62 岁。去世：2004 年1 月 24 日。死于大规模心脏病发作。埃博拉，疯牛专家，世界一流。有趣的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它“放弃了”。Shope 博士和 Kiley 博士正在 UTMB Galvaston 国土安全实验室致力于将实验室升级到 BSL 4。实验室必须安全，以容纳热带和新兴传染病以及生物武器化的一些最致命的病原体。

#48： 📷 Robert Shope，74 岁。卒于：2004 年 1 月 23 日。  警告流行病的病毒专家，死于肺移植并发症。后来据称死于特发性肺纤维化，这可能是由环境刺激或病毒引起的。使用一种会导致 Shope 博士的肺移植手术被排斥或导致移植手术并发症的药物并不难。Shope 博士领导的科学家小组获得了 1100 万美元的资助，以确保新实验室能够保留这些讨厌的虫子。Shope 博士还与 Mike Kiley 博士就 UTMB Galveston 实验室升级到 BSL 4 进行了会面和合作。升级完成后，该实验室将容纳人类已知的最危险的病原体，尤其是热带和新兴疾病以及生物武器。

#47：  Richard Stevens 博士，54 岁。卒于：2004 年1 月 6 日。他在 2003 年 7 月 21 日上班后失踪。一位医生的失踪引发了全国追捕，因为无法应对压力而自杀一个秘密事件，验尸官已经裁决。他是一名血液学家。（血液学家分析血液和造血组织的细胞成分，例如骨髓）。

2003 年去世

#46：Robert Aranosia，61 岁。去世：2003 年 12 月 18 日。 在 I-75 向南行驶时，他的皮卡车在 Kawkawlin 河上的一座桥附近驶离高速公路。车辆在降落在中间位置之前翻了几次。Aranosia 被从车上抛出并最终落在了北行车道的路肩上。他是奥克兰县的副法医。

#45：Robert Leslie Burghoff，45 岁。卒于：2003 年 11 月 20 日。  科学家。在德克萨斯州南布雷斯伍德的 1600 街区，被一名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死。司机被描述为一名 50 多岁的矮个西班牙裔男子，脸略圆。���正在研究困扰游轮的病毒。

#44： 📷 迈克尔佩里奇，46 岁。死亡时间：2003  年10 月 11 日。死于一辆车的车祸。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西尼罗河研究科学家系着安全带溺水身亡。他是帮助抗击西尼罗河病毒传播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佩里希被称为该国媒介传播疾病的专家之一，他最近领导了一场运动，以遏制西尼罗河病毒的影响，并使路易斯安那州的许多教区努力建立蚊子控制区。

#43： 📷 大卫·凯利，59 岁。卒于：2003 年 7 月 18 日。  据说英国生物武器专家在他家附近散步时割伤了自己的手腕。凯利曾任国防部首席科学官和防扩散和军备控制秘书处以及外交部防扩散部门的高级顾问。1994 年至 1999 年担任联合国生物武器检查组（Unscom）的生物武器高级顾问，在同行看来，他在他的领域不仅在这个国家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杰出的。

#42： 📷 Leland Rickman 博士，47 岁。卒于：2003 年 6 月 24 日  。Rickman 在莱索托的教学任务中去世，莱索托是一个四面与南非接壤的小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染病专家，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起担任生物恐怖主义顾问。他曾抱怨头痛，但死因尚不清楚。这位医生一直在莱索托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中心欧文诊所的主任克里斯·马修斯博士一起工作，向非洲医务人员传授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里克曼，传染病协会的新任主席。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多学科教授和从业者，在传染病、内科、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抗生素使用方面具有专长。

＃41：'博士。罗杰去世：2003 年夏天. “罗杰”是这位遗传学科学家的化名。当不明原因的物体坠毁时，他 17 岁，1947 年住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他告诉 1977 年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位名叫“凯特”的女士，当时他受雇于海军，他帮助清理了 1947 年 UFO 的坠机现场。随后，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去政府工作，最终成为一名在中国湖为海军工作的遗传学家。尽管他在向凯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后不久就生活在恐惧和躲藏中，但他在 1990 年代末或 2000 年代初退休，她于 2002 年初在圣地亚哥再次见到了他。他告诉她她有危险和他说话，然后他离开了商店。2003 年，她接到他“朋友”的电话，说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养老院被处决。尸体已被一辆看起来像政府的黑色车辆移走。房子已经被清理干净，尸体被移走，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死亡或存在的公开通知。他在那里和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在新郎湖附近的沙漠中发现了许多毁容和异常的动物。凯特认为他可能一直在做这项可怕的实验工作。

#40：  📷 Carlo Urbani，46 岁。去世：2003 年 4 月 在曼谷死于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这是他帮助识别的新疾病。由于他的迅速行动，疫情在越南得到控制。然而，由于每天与SARS患者密切接触，他感染了。3月11日，他被送往曼谷的一家医院并被隔离。不到三周后，他就去世了。他是一位敬业且在国际上受人尊敬的意大利流行病学家，他在世界各地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工作具有持久价值。

2002 年去世

＃39：罗马库兹敏。2002 年 12 月去世。  警方称，一名在康涅狄格州学习的 24 岁俄罗斯外科医生在带着三卷被盗胶卷逃离一家商店时被一辆汽车撞死。他正在学习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在沃特伯里医院与罗曼·库兹明一起工作的医生说，他们听到他周日晚上去世的消息感到震惊，许多人无法相信这种情况。Kuzmin 于 9 月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根据 Keggi 骨科基金会项目在沃特伯里医院学习骨科手术技术。组织该计划的 Kristaps Keggi 博士说，库兹敏“非常能干，非常聪明——一个优秀的学生和一个优秀的个人。”

#38B： 📷 David R. Knibbs 博士，49 岁。卒于：2002 年 8 月 5 日。  受人尊敬的电子显微镜病理生物学家。

#38： 📷 Steven Mostow，63 岁。卒于：2002 年 3 月 25 日。  该国领先的传染病和生物恐怖主义专家之一，曾任​​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副院长。他在百年机场附近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他被称为“博士。流感”，以表彰他在治疗流感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生物恐怖主义方面的专业知识。莫斯托是该国领先的传染病专家之一。

#37：  📷 David Wynn-Williams 博士，55 岁。去世：2002 年 3 月 24 日。  在他位于英国剑桥的家附近慢跑时被车撞了。他是南极天体生物学项目和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天体生物学家。他正在研究微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包括紫外线的轰击和全球变暖。

s #35-36：Tanya Holzmayer，46 岁，去世：2002 年 2 月 28 日： 旧金山的两名微生物学家死亡。Tanya Holzmayer 在送披萨时被同事Guyang “Mathew” Huang开枪打死 ，  38 岁，然后他显然开枪自杀了。Holzmayer 于 1989 年从俄罗斯移居美国。她的研究重点是人类分子结构中最受药物影响的部分。Holzmayer 专注于帮助创造干扰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复制的新药。一年前，Holzmayer 服从高层命令解雇黄。黄从送货员身后出现。他在胸部和头部近距离射击了霍尔兹迈尔几次。当 Holzmayer 跌倒在门口时，Huang 跑到一辆福特 Explorer 前开走了。据福斯特市警察局长克雷格·考廷 (Craig Courtin) 称，枪击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黄就给他的妻子打电话。他告诉她枪击事件，并说他要自杀，然后挂断了电话。黄的妻子打电话给紧急服务部门，福斯特市警方用搜查犬搜查了该地区。他们遇到了一个慢跑者，他看到黄的尸体躺在当地人称为“大堤”的人行道上。他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34： 📷 Ian Langford 博士，40 岁，卒于：2002 年 2 月 12 日。被  发现死在血迹斑斑且显然被洗劫一空的家中 一名俄罗斯人，曾是英国 CSERGE 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从事全球环境研究的领先大学研究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类健康与环境风险之间的联系。白血病和感染专家。

#33： 📷 Vladamir “Victor” Korshunov 博士，56 岁。死亡时间：2002 年 2 月 9 日。被  发现死在莫斯科街头。头部被击中。科尔舒诺夫是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微生物学子设施的负责人。他被发现死于家门口，头部受伤。2 月 9 日，俄罗斯《 真理报》 报道称，科尔舒诺夫很可能发明了一种疫苗，可以抵御任何生物武器。

#32：David W. Barry，58 岁，卒于：2002 年 1 月 28 日。 共同发现 AZT 的科学家，AZT 是一种抗病毒药物，被认为是治疗艾滋病的第一种有效药物。死因不明。

＃31：伊万·格列博夫博士。死亡时间：2002 年 1 月。 俄罗斯微生物学家。格列博夫死于强盗袭击。享誉世界，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30：  Alexi Brushlinski博士。死亡时间：2002 年 1 月。俄罗斯微生物学家。在莫斯科因强盗袭击而被谋杀。享誉世界，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2001 年去世

#29  📷 Dr. Benito Que ，52 岁。发现时间：2001 年 11 月 12 日。死亡时间：2001 年 12 月 6 日。从所谓的抢劫中发现昏迷。后来在医院去世。在他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实验室附近的街道上发现的。阙博士的朋友和家人坚信，阙博士遭到四名男子的袭击，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拿着棒球棒。Que 博士的死亡现在已被正式裁定为“自然”死亡，原因是心脏骤停。他是一名细胞生物学家，曾在血液科从事艾滋病、肿瘤学研究。

#28：  📷 Vladimer Pasechnik 博士，64 岁。卒于：2001 年 12 月 23 日. 被发现死在英格兰威尔特郡，他家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两个不同的日期被报道：11 月 21 日和 12 月 23 日。死亡统治了中风。他从俄罗斯叛逃到英国。他曾是 FSU 生物武器计划的第一名科学家。人们认为他参与挖掘了 1919 年 A 型流感大流行的 10 名伦敦受害者的尸体。Pasechnik 在计划的挖掘计划宣布六周后去世。2001 年 11 月 23 日，《纽约时报》报道了 Pasechnik 的死发生在两天前。Pasechnik 的死是由弗吉尼亚州的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博士在美国制造的，他说死因是中风。Davis 博士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成员，他在 Pasechnik 博士叛逃时对其进行了汇报。Pasechnik 积极参与 DNA 测序研究。他刚刚成立了一家公司，就像其他三位微生物学家一样，致力于提供强大的抗生素替代品。Vladimir Pasechnik 博士是 William C. Patrick III 的老板，他拥有美国使用的军用炭疽的 5 项专利。帕特里克现在是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私人生物战顾问。帕特里克开发了一种可以将炭疽孢子浓缩到每克 1 万亿个孢子的过程。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达到每克 5000 亿以上的浓度。去年秋天在美国东部传播的炭疽菌浓度为每克 1 万亿个孢子。帕特里克三世拥有美国使用的军用炭疽的 5 项专利。帕特里克现在是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私人生物战顾问。帕特里克开发了一种可以将炭疽孢子浓缩到每克 1 万亿个孢子的过程。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达到每克 5000 亿以上的浓度。去年秋天在美国东部传播的炭疽菌浓度为每克 1 万亿个孢子。帕特里克三世拥有美国使用的军用炭疽的 5 项专利。帕特里克现在是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私人生物战顾问。帕特里克开发了一种可以将炭疽孢子浓缩到每克 1 万亿个孢子的过程。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达到每克 5000 亿以上的浓度。去年秋天在美国东部传播的炭疽菌浓度为每克 1 万亿个孢子。

#27：  📷 Don Wiley 博士，57 岁。消失时间：2001 年 12 月 16 日. 哈佛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顶级致命传染性病毒专家，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郊外的 Hernando de Soto 桥上发现了废弃的租车。他积极参与 DNA 测序研究，最后一次露面是在 11 月 16 日午夜左右，离开田纳西州孟菲斯皮博迪酒店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咨询晚宴。参加晚宴的同事表示，他没有表现出醉酒的迹象，也没有人承认与他一起喝酒。一个月后发现尸体漂浮。周四，路易斯安那州一家水力发电厂的工人在距离分子生物学家最后一次出现地点以南约 300 英里处发现了唐威利的尸体，该地点是 11 月 18 日在孟菲斯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上。2002 年 1 月 14 日（将近两个月后）谢尔比县法医 OC 史密斯宣布他的部门已经裁定威利博士的死是“意外”；从 Hernando de Soto 桥上坠落导致重伤的结果。史密斯说，威利租来的汽车上有类似于桥上施工标志上使用的油漆的油漆痕迹，而且汽车的右前轮毂盖不见了。没有关于 Wiley 博士击中哪些建筑标志的报告。

#26：  📷 Set Van Nguyen 博士，44 岁。卒于：2001 年 12 月 14 日。被发现死在他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工作的实验室的步入式冰箱的气闸入口处。房间里充满了从液氮冷却系统泄漏的致命气体。房间通风。研究疫苗以防止生物武器或武器本身。2001 年 1 月，《自然》杂志  发表的信息称，两位科学家 Ron Jackson 博士和 Ian Ramshaw 博士使用基因操作和 DNA 测序，创造了一种毒性极强的鼠痘，这是天花的表亲，Nguyen 博士在同一家澳大利亚机构工作了 15 年. 现在是这个故事的有趣部分。11 月 2 日星期五，《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官员们现在正在争先恐后地确定一名安静的 61 岁越南移民，每天乘坐地铁往返于她在医院储藏室的工作，是如何接触到致命的本周杀死她的炭疽孢子。他们担心是因为与早期炭疽暴露和死亡的常见因素没有明显的联系：与邮件或媒体没有明确的联系。

#25：  📷 David Schwartz 博士 ，57 岁。卒于：2001 年 12 月 10 日。在弗吉尼亚州劳登县的农村家庭中，被似乎是一把剑的东西刺死。他的女儿自称为异教女祭司，她的三个异教徒同胞已被指控。他在生物物理学领域备受推崇，被认为是 DNA 测序领域的权威。三名进入神秘学的青少年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s22-24：Avishai  Berkman ，50 岁。 （不许拍照）

📷 阿米兰普艾尔多，59岁

📷 雅科夫·马茨纳，54 岁

所有人都死了：2001 年 11 月 24 日。另一起飞机失事导致 3 名科学家死亡。大约在黑海坠机事件发生时，以色列记者一直在敲响警报，称两名以色列微生物学家被谋杀，据称是被恐怖分子杀害；包括以色列伊奇洛夫医院血液科主任，以及特拉维夫公共卫生部和希伯来大学医学院的主任。世界血液学和凝血专家。这份名单中的前八名在飞机失事中神秘死亡的人中有五名微生物学家从事尖端微生物学研究；而且，五人中有四人在做几乎相同的研究；具有全球政治和金融意义的研究。

#21：   Jeffrey Paris Wall ，41 岁。卒于：2001 年 11 月 6 日。尸体被发现躺在他办公室附近的三层停车场旁边。沃尔先生曾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是一位拥有医学学位的生物医学专家，他还专注于专利和知识产权。 #16-#20： 五名未透露姓名的微生物学家。逝世日期：2001 年 10 月 4 日. 五名未透露姓名的微生物学家中的四名在俄罗斯边境黑海附近被导弹击落的飞机上。从以色列到俄罗斯旅行；业务未披露。3位科学家是医学研究或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以色列的许多人认为，这架飞机上有多达四五名微生物学家乘客。以色列和新西伯利亚都是尖端微生物研究的发源地。新西伯利亚被称为西伯利亚的科学之都。那里有 50 多个研究机构和 13 所完整的大学，人口只有 250 万。

#15：Janusz Jeljaszewicz 教授，去世：2001 年 5 月 7 日，原因未公开。他是葡萄球菌和葡萄球菌感染方面的专家。他的主要科学兴趣和成就是葡萄球菌毒素的作用机制和生物学特性，包括免疫调节特性和丙酸杆菌对肿瘤的实验治疗。

2000 年去世

#14：Linda Reese，52 岁。去世：2000 年 12 月 25 日， 她研究了来自新泽西州费尔菲尔德市 19 岁的 Tricia Zailo 的样本三天后，她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大二学生。Tricia Zailo 于 12 月 18 日去世，就在她回家度假几天后。Reese 博士是一名微生物学家，与脑膜炎患者一起工作。

#13：迈克·托马斯，35 岁。去世：2000 年 7 月 16 日， 在检查了从一名���诊断患有脑膜炎并幸存下来的 12 岁女孩身上采集的样本后几天。他是亨茨维尔克雷斯特伍德医疗中心的微生物学家。

#12：Walter W. Shervington，医学博士，62 岁。去世：2000 年 4 月 15 日 在杜兰医疗医院因癌症去世。他是非裔美国人社区心理健康和艾滋病的广泛作家/讲师/研究员。

1998 年去世

#11： 乔纳森曼，51 岁。1998 年 9 月在瑞士航空公司 111 航班在加拿大上空去世。他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项目的创始主任，并在扎伊尔创立了 SIDA 项目，这是当时非洲最全面的艾滋病研究工作，并于 1986 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全球应对艾滋病的工作。他成为世卫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的主管，该规划后来成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随后，他成为 1993 年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的 Francois-Xavier Bagnoud 健康与人权中心的主任。 1998 年早些时候，他指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违反了该中心的规定，在媒体上引起了争议。因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开发艾滋病疫苗而损害了人权。

#10：  Elizabeth A. Rich，医学博士，46 岁。1998 年 7 月 10 日，在田纳西州探望家人时死于交通事故。她是 CWRU 和克利夫兰大学医院医学系肺科的终身副教授。她还是艾滋病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领导了生物安全 3 级设施，这是一个专门处理 HIV、毒性结核菌和其他传染性病原体的实验室。.

1994 年 – 1996 年去世

#9：  Sidney Harshman ，67 岁。死于：1997 年 12 月 25 日， 死于糖尿病并发症。他是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他是世界领先的葡萄球菌α毒素专家。

#s6-8：  Mark Purdey 、他的律师和与 Purdey Die 一起工作的兽医：CJD 医生 Mark Purdey 对“异常脑蛋白”这个表达很熟悉。Purdey 的房子被烧毁，他在疯牛问题上的律师被赶下马路并死亡，英国疯牛病调查的兽医也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CJD 专家 C. Bruton 博士在发表新研究论文之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该案的兽医也死于车祸。Purdey 的新律师也出过车祸，但不是致命的。在 Purdey 博士去世之前，他推测 C. Bruton 博士（下面的#2）可能比他被杀之前的论文中透露的更多。

#4-5  📷 Tsunao Saitoh 博士，46 岁。卒于：1996 年 5 月 7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拉霍亚，他和他的小女儿一起被枪杀。他死在汽车的方向盘后面，侧窗被弹开了，车门是开着的。他的女儿似乎试图逃跑，她也被枪杀了。此次袭击与抢劫犯在该国杀害日本人的其他事件相提并论。阿尔茨海默病异常蛋白专家。

#3  Jawad Al Aubaidi 博士。1994 年去世。 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受雇领导支原体生物战研究项目。Aubaidi 博士的项目之一是用支原体菌株填充飞毛腿导弹的有效载荷。1995 年，奥拜迪博士被以色列人穆萨德杀害。他的死亡，或者说，无效化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他在自己的家乡伊拉克换轮胎时被卡车撞死。

#2  CJD 专家C. Bruton 博士——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 CJD 新菌株的论文——在他的工作向公众公布之前死于车祸。Purdey 推测 Bruton 可能比他的论文中透露的更多。

#1 📷 何塞·特里亚斯，卒于：1994 年 5 月 19 日。Trias 和他的妻子在他们位于马里兰州 Chevy Chase 的家中被谋杀。他们在谋杀前一天会见了他们的一位记者朋友，并告诉他他们计划揭露 HHMI（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对“特殊行动”研究的资助。用于 HHMI 的拨款实际上被转用于特殊的黑人行动研究项目。

[gravitysworm]

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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