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纳公司点击英国赌场开户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Photo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原文链接

#china politics #土改 #地主 #富农 #浮财 #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 #杨奎松

0 notes

liurenbcf · 7 years ago

Text

《知识经济》：2002十大知识英雄

本文写于2003年01月。

吴鹰

吴鹰，是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获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

1987—1991年，他加入美国贝尔实验室。1988—1991年，在Bellcore实验室工作。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吴鹰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负责个人通信服务、多媒体通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斯达康）公司。1992年，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1年1月的那个下午，吴鹰同意和薛村禾一起创办斯达康顾问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股份是50%对50%；1992年，吴鹰回到中国成立斯达康公司，吴鹰和薛村禾的股份比例依然是50%对50%；1995年10月，斯达康和Unitech合并成立UT斯达康，吴鹰和Unitech总裁陆弘亮关于股份的事情谈得最省事，双方没进行太多商量，就决定50%对50%。

吴鹰对股份、股票之类的事情总是不太敏感，2002年9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本刊记者问他股票怎么样？吴鹰说：“Nasdaq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还能好到哪去。”其实，此时将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一起也不过UT斯达康一个公司的一半。

但吴鹰不想这样比，吴鹰的志向是将UT斯达康的销售收入尽快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3.68亿美元，2001年销售收入达6.27亿美元。与此同时，吴鹰的个人财富也从2001年0.9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1.48亿美元，位列福布斯2002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47位。吴鹰惹人瞩目的不是第47位的排名，而是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当媒体就此问及吴鹰感受时，吴鹰说：“照章纳税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吴鹰没觉得给中国交1.5亿美元税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志向是为中国建造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公司。

据美国金融业巨头美林预估，中国2003年的小灵通用户将达到2,500万（2002年为1,000万），吴鹰说：“UT斯达康已经获得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所有大城市建立该系统的许可。”

不仅在中国，UT斯达康正在积极向海外发展，其产品业已销售到了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北美及南美等国家。其基于IP的DSLAM系统支持了日本YahooBB宽带服务的大规模应用，说明UT斯达康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998年6月1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变化的风云人物，吴鹰与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时当选，而且与朱钅容基同时成为《商业周刊》封面人物。该刊在对吴鹰的评价中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跟随着吴鹰的脚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走上成功之路。”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2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吴鹰希望大家将他看作中国人，所以，他在2002年8月，成为了“全国工商联理事会”理事，所以，2002年11月，UT斯达康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纳税先进单位”。

周寰

1944年4月出生在山东。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9年、1982到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IRI集团、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历任安徽省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邮政科研所副所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总工、总工、局长，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等职。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国家S-863核心工作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邮电科技委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邮电企业协会理事和中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

周寰终于在2002年10月笑出了声，但他是否能继续笑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信息产业部正式决定给大唐的3G标准TD-SCDMA预留155M的频段，给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高通CDMA2000标准各预留了60M频段。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强硬支持。欧盟此前在欧洲只给TD-SCDMA预留了35M频段。

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全世界只有三个，大唐TD-SCDMA是其中之一。1999年10月为避免TD-SCDMA被欧美电信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周寰曾说服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大电信公司驻华机构，提醒他们封杀TD-SCDMA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周寰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素以强悍著称。

中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周寰干，是因为中国运营商一旦采用TD-SCDMA标准，就可在中国带动一个上万亿产值的产业。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中国花了2500亿购买国外设备，GSM时代还没有完，中国已经又搭进去了数千亿元人民币。

标准不在手中，发展就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谁都能想得明白，但同样受政府控制的联通于2001年开通CDMA服务时依然选用了高通CDMA2000标准，原因是TD-SCDMA还只是个标准，还不能用。

从1999年标准确立到2002年8月，投入TD-SCDMA研发的厂家只有大唐电信和西门子，研发总投资仅有10亿人民币，研发人员500余人，而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则多达27家，资金投入达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就达30－50亿美元，此外还有诺基亚、NEC、NTTDoCoMo等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研发人员多达5万名。在CDMA2000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其技术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不逊于WCDMA。

苦苦支撑数年之后，周寰于2002年初对外发出警告说：“再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大唐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由于TD-SCDMA标准提出较晚，所以，相比其他两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但技术出身的周寰明白，标准即便有再多优势，不产业化，也都是废纸一张。

TD-SCDMA提出之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会议上被别人讥笑为3S代表：见面smile，开会silence，最后sleep。那时中国人外语不好，话说不清楚，方案是别人写的，技术上插不上嘴，除了睡觉别无选择。周寰很自豪：“现在不同了。中国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你不服，咱们坐下来论论，看看谁比谁强？”

但被欧美厂商控制的业界并不买周寰的帐，TD-SCDMA一直孤立无援，即便是国内的华为、中兴也是在WCDMA、CDMA2000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而不愿意对TD-SCDMA投一个子。

中国政府在3G政策上的表态，才使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愿意在2002年10月30日和大唐电信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这些企业在表态时，依然强调他们只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而不会偏向哪个标准。

周寰的路还正长，但那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必由之路。

李焜耀

李焜耀，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其父是碾米厂老板，家中八个子女。他和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一样，自小吃蕃薯长大，从读小学开始，就要帮助父亲舂米，即使是考入台大电机系后，李焜耀依然要在寒、暑假回家舂米。

李焜耀1976年加入宏基电脑，经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行销策略规划等工作，并晋升为宏基电脑副总经理，1991年转任明基电通总经理。明基电通于1984年成立，初期代工生产计算机主机与系统相关产品。1991年李焜耀先生接掌明基电通后，带领明基的发展方向由专业的电脑外设产品公司（Peripherals Expert）转型为通信与电子多媒体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的专业定位。

2002年6月17日，李焜耀在上海看到《商业周刊》全球“InfoTech100”排名将明基排在第十三时，他笑笑说：“把我们评得这么高。”

明基2002年的营业额将超过60亿美元，2001年为32亿美元，成长100%。这些数字被依然处于调整之中的宏基的旧同事们看到，个中滋味一定难以言表。

58岁的施振荣本来有三个接班人可选，最后落得分家接班的局面，是因为“林宪铭是老大，背负很大期望，但包袱也多。李焜耀是不听话的老二，上面管不动。王振堂则是没声音、功课好的老三，最后继承家业。”

李焜耀这个不听话的老二，于2001年12月5日苏州自创Benq品牌彻底单飞之始，就抱有超过Acer（宏基）之志。

那天的单飞仪式以紫色蝴蝶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开始，那天的深夜，李焜耀坐在喜来登酒店的茶馆里，抒叹了一口气：“以前再好，都在蛹里面，现在总算化成蝴蝶，可以见世面了。”

了不起的施振荣知道李焜耀的志向，还帮助李焜耀实现了他的志向。2002年5月24日，施振荣将明基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李焜耀，并决定逐渐将宏基所持有明基股票降至三成，为的是，李焜耀的未来不会受宏基接班人王振堂的牵制。

施振荣深知李焜耀的脾气的“火爆”，1989年，李焜耀曾经因为看不惯施振荣大量使用从IBM、HP来的空降兵，出走过一次。1990年，施振荣从瑞士将李焜耀请回来的时候，李焜耀提出和宏基划清界限，自己单干明基。

李焜耀明白他能化蛹成蝶，全靠施振荣宽宏大量，但他又不能忍受施振荣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无法发展。

当李焜耀这样想施振荣的时候，施振荣却为李焜耀的未来担心。但此时的李焜耀已不再是13年前的李焜耀，他不再会受谁的气，不再会出走，他只会再加速度地往前闯。

当上明基董事长6天之后，李焜耀就出现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友达董事长的身份敲响了友达光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钟。友达是全球第三大TFT-LCD制造商，明基是友达第一股东，李焜耀于1996年的那次豪赌，使得它现在的营业额有1/3来自友达光电。

李焜耀加速与宏基帝国分离的第二个举措是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过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1994年转到了手机上，辛苦耕耘5年，获得100多项专利，成为台湾唯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以产量而言，明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商，营业额占明基总收入的35%。

明基已经度过了同宏基“一荣共荣，一损共损”阶段。除了明基和友达董事长之外，李焜耀还是达方电子、达信科技、达宙系统通信、络达科技、达利投资等五个公司的董事长。在宏基的体系之外，李焜耀正在构造自己的企业帝国。

杨元庆

杨元庆生于1964年11月，祖籍浙江。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及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应聘到联想集团，1991年出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1994年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1995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2001年4月，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2001年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了272亿营业额8.6亿利润的联想，同时也接过了“贸工技”的“帽子”。

“贸工技”的提法源于1996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决裂之后，据倪光南说，从创建计算所公司到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直到1995年为止，联想历来的口号都是“技工贸”，而非“贸工技”。

从中关村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生态链的地位看，“贸工技”的提法的确符合联想当年发展壮大的实情。既符合实情又能否定倪光南，“贸工技”就被当作“发展战略”写进了柳传志的联想，但是在杨元庆的联想中，“贸工技”三个字已经不见了，改成了“高科技的联想”。

就企业形象而言，“技工贸”的联想显然要比“贸工技”的联想要好，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极力树立倪光南的形象，也是为了联想高科技形象考虑。“贸工技”是句实话，一语道破了中关村企业起家的玄机，但这句话现在却成为树立“高科技联想”形象的障碍。

2002年，杨元庆向研发投了8亿人民币，并保证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35—40亿。但无论是2002年8月29日推出的联想万亿次计算机，还是以每年150多件速度在增加的技术专利，一时都无法改变联想“无技术，只会做贸易”的形象。

就现在而言，无论比研发投入还比业已具备的技术实力，联想在国内计算机公司之中都是最高的，其技术含量业已超过方正，但大家还是在说“方正有技术，可惜管理不行；联想没技术，管理很好。”惯性和对称思维极难纠正。

2002年12月3日召开的“联想技术创新大会”是杨元庆一系列摘掉“贸工技”帽子的举措之一。他那天信誓旦旦：“业内可以怀疑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不应该怀疑我们坚持技术发展的决心。联想已经将创新写在大旗上，就要让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杨元庆敢这样执着地赌是因为，联想一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利润很好的健康企业。据其2002年11月12日公布的半年财报，其半年利润业已达到5.242亿港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6%。挣了钱，当然想好怎样花。在杨元庆看来，大笔资金投入研发恰恰是为了不冒风险。2002年7月，杨元庆告诉本刊：“将钱投在技术和新业务开拓上，联想将来的业绩才有保障，否则，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市场好，一个产品打天下增长很多年，这不现实。”

有人劝杨元庆学DELL，只做PC，杨元庆不敢。没有核心技术在手，只做一个产品太危险了。2002年是联想“多元化”元年：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发布联想手机；3月21日，在香港宣布收购汉普进入IT管理咨询业务��5月18日，在上海宣布联想消费IT战略，决心用五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数码帝国；6月7日，发布了联想服务品牌——“阳光服务”；12月18日，斥资2.2亿港元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这是联想继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之后在IT服务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未来看过来，联想在柳传志手中只是完成了草创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杨元庆正在将联想做厚、做强。

所以，在2002年12月12日举行的联想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高兴地当着600多名各界来宾的面夸赞“元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间的推移，当新煮熟的喷香米饭从锅里盛到碗里，并端到桌上的时候，投资人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

郭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CEO。负责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整体运营和内部管理工作。

1988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加入联想集团。在联想工作的12年间，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后，郭为担任神州数码的总裁，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重新创业，努力打造中国IT服务的第一流品牌。

曾获中国科学院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首届“ 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第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多项荣誉。

2002年12月14日，香港会展中心。站在两天前联想举办圣诞晚会的同一处地方，郭为在向前来参加神州数码圣诞晚会的宾客们举杯。

既然全国人大周光召副委员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两天前出席了联想的圣诞晚会，郭为就有办法让他们同样光临神州数码的圣诞晚会。

进联想比杨元庆早，离柳传志比杨元庆近，提升比杨元庆快的郭为，在1996年联想PC取得中国市场第一之后，就一直在与杨元庆赛跑。赛到2000年，郭为的一个副总劝郭为：“咱们自己和自己比，挺好的，干嘛一定要和那边比？”看着杨元庆连年翻番，郭为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2001年8月，和联想彻底分家之后，郭为依然对本刊说：“三五年后见分晓。” 郭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联想和杨元庆情结，除非有一天，神州数码超过了联想，他超过了杨元庆。

但这一天在看得见三五年内不会出现，因为神州数码现在和联想之间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从最新公布的财报看，联想2002年半年营业额达104亿港币，纯利润5.242亿港币；神州数码半年营业额为57.9亿港币，纯利润只有0.895亿港币；从最新的市值看，2002年12月21日联想市值202.8亿港币，神州数码市值只有21.47亿港币；从所持有的现金看，联想也是神州数码的近10倍。

在中国IT企业还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郭为看到了多元化的必然性，杨元庆当然也看到了。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郭为告诉本刊：“台湾IT企业多元化有基础，他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可投资方向很多，但是在国内，就那几个挣钱的地方，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在200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兄弟”之争。联想买汉普挺进ERP实施市场，神州数码联手台湾鼎新，不仅实施，连开发都做。杨、郭分家之前，柳传志将主板给了杨元庆，将系统集成给了郭为，所以，在以系统集成为基础的IT服务业上，郭为本应占有先机，郭为也正想通过这张好牌将神州数码从分销公司顺利转型为IT服务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神州数码分校营业额占84%、IT服务占14%、网络产品占2%），但是，杨元庆一样看好这块市场，“服务的联想”已被写进了联想发展的远景，所以，联想愿意斥资2.2亿港币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此前，联想业已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郭为不全是守势，神州数码于2002年11月4日推出的网络PC，虽然无法与联想PC形成正面竞争，但也算是对联想频频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个还击。

不是郭、杨喜欢兄弟阋墙，而是他们都要发展，而对中国IT企业而言，能做的事情就看得见的那几样，一来二去，就撞车了。

分家之时，为安抚股东，柳传志曾经主持郭、杨立下了一年之内不竞争的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时限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舒缓。这是因为在中国IT企业中，像神州数码这样年营业额过百亿、利润一两个亿，并保持持续盈利的健康企业并不多。在中国IT企业家中，像郭为这样有勇、有谋的帅才也不多。无庸讳言，神州数码在未来将是联想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杨元庆自1994年接手联想PC之后，其发展像用计算器一样算得精确，没有任何大的闪失，即便在最近两年的IT寒冬之中，杨元庆也将他的发展布局保护的很好，使得郭为不仅在分家之前，没有任何机会，在分家之后，也鲜有机会。杨元庆手上的资源是郭为手上的10倍，而且拥有联想的品牌。郭为的战略即便再优化，但品牌总要积累、队伍总要培养。至少在看得见的三五年内，有杨元庆，郭为只能称第二。

张旋龙

张旋龙46岁,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方正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是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信息产业发展, 协助父亲成立并经营香港金山公司, 出任总经理。后来成为到中关村去经营计算机生意的第一位香港商人。

2002年7月26日，当上方正控股董事会主席的张旋龙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本来也没有什么，突然间有100多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使我压力特别大。大家都把我和王选比较，其实是不能比的！我1992年进方正，一直跟着王选，直接对他负责，可能时间比较久，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同事开玩笑，轮也要轮到我了！”

张旋龙为人之圆润是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关村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张旋龙另外一个优势是审时度势。在四通最高潮的时候，他和万润南合作Super PC；在求伯君最能干的时候，他投资求伯君做WSP；在方正最鼎盛的时候，他融入了方正，帮助方正在香港上市；在联想走强的时候，他将金山卖给了联想。

但是这一次，从王选手中接过方正，并非审时度势之举。方正控股2002年上半年又亏了5450万元港币，这已经是第四次报出亏损的消息了，此前的2001年亏了3.83亿港币，1999年亏了2.23亿港币，1998年亏了1.65亿港币。

局面于斯，以张旋龙惯常的做法，他早应该抽身而去了。早在1999年6月，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坚持收购奥德的时候，张旋龙就卖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正股票。那天，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

王选加张旋龙最终驱逐了张玉峰加渠万春，但是，张旋龙从此也在方正的关系图中越陷越深，当初坚决反对渠万春，原因之一是为了保住自己请来的给方正治病的李汉生，那时，渠万春以方正第二大股东身份要做李汉生领导，李汉生坚决不服。

但是，在张旋龙接班之后的2002年8月，李汉生终于从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此前，李汉生已经从方正电子总裁的位置上被王选的得意门生肖建国取代。

现在的张旋龙已经不再是中关村第一商人，他已经不能再以商人的精明逻辑做事情了，他已经和太多的是是非非捆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和方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他手中已经没有了方正股票。

张旋龙将希望寄托在将方正控股分拆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上市。2002年4月于马来西亚股市进行的200万股首次公开认购中获5.5倍超额认购, 创下马来西亚股市新上市公司IPO最高超额认购记录。2000年，在张旋龙的运作之下，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

张旋龙对方正的第一个贡献是使方正在香港顺利上市，第二个贡献是开拓了方正的海外市场，所以，张旋龙时代的方正必将是国际化加资本运作的方正。

代表北大利益的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称为北大校园内的“资本家”，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在资本运作的方向上，他和张旋龙不会有分歧。

但是，2002年9月传出的方正申请2亿元贷款被中国银行拒绝的消息，让业界更加担心方正的前途。据报道，拒绝给方正集团继续贷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方正人事变动过于频繁，二是方正最近的一些收购明显偏离主业。

但是方正毕竟是北大的方正，尽管经历了多次变故与亏损，它依然有着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优势。北大和国家依然会给它很多起死回生的运作空间，这大约也是张旋龙愿意执掌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冬，走到中关村的土路上闯世界的28岁的张旋龙不见了，2002年冬，46岁的张旋龙一脸疲倦。18年过去，比从前，他多出了许多金钱与地位，也失去了很多自由与快乐。他还搏，用的依然是他的人品、为人、关系、圆润、胸怀。他相信，只要他人好，他还会成功。

唐骏　　

唐骏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和运作。唐骏同时兼任位于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一职，继续负责管理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和微软公司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过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他所领导的部门成功地设计，开发并发布了远东版（包括日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Windows NT 3.51，NT 4.0和Windows 2000。

2002年4月22日，上海，微软第一届亚洲MVP峰会。40岁的唐骏一跃跳上中心舞台，铿锵有力展开他的演讲。他演讲的表情和姿势和此前演讲的二十多岁的微软技术人员没什么不同，都充满了微软式的激情与夸张。

从2002年3月26日走马上任到现在，只用几个月时间，唐骏就已成为业界最知名的CEO之一。这当然和他外露的性格有关。他总喜欢用他的情感去感染别人，他认为他能做到。

唐骏肯定会比他痛苦的前任们好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们更韬光养晦、更老谋深算，而在于唐骏发展的基础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好。

2002年6月27，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微软承诺在软件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方面帮助中国，所帮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62 亿人民币，其中仅软件外包合同就达7亿美元之多。

尽管标新立异者此时又在煞有介事地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微软阴谋”，但中国政府始终清楚中国软件企业离和微软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阴谋消灭”的对手也不在中国，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市场换技术”，先赶上印度再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位负责软件产业政策规划的官员告诉本刊：“微软花1000万美元请麦肯锡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除措辞上有问题外，其实说的都对。”微软的确是垄断企业，但这和中国没太大关系，中国尚不存在一个软件企业具备挑战微软的实力，现在没有，可以预计的三五年内也不会有。WTO之后的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跨国企业，而不会仅仅将他们当作来抢夺中国市场的对手。

唐骏的前任们一个个黯然而去，都与业绩有关。不是微软产品大家不愿意用，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正版。唐骏的前任们为此“怒发冲冠”，亲自领衔去打盗版，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正版的销量。但聪明的唐骏知道，盗版率的下降和整个气候有关，微软一家急也没用。

唐骏的策略是合资。在上海合资微创之后，微软又在北京合资了中关村软件。唐骏明确表示，微软不擅长做合资企业，微软看好一个企业会直接买过来。“但在中国不同，投资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合资一定是与政府来做，不会与私营企业来做。”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微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最多。

唐骏的另外一手是合作。2002年7月开始实施的“春耕计划”将招募经销商2000家。唐骏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微软渠道有钱赚，微软就有钱赚。唐骏不愿意亲自带着工商局到中关村去查盗版，但他的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那样干。唐骏告诉本刊，在他的任期间不会“过分”地打击盗版，他认为，“过分地强调盗版并没有什么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反感。”

唐骏的“功夫在诗外”，他不用必担心中国用户是否喜欢微软的产品，他只担心中国业界是否喜欢微软。

周鸿祎　　

周鸿祎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方正集团，先后担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创建3721公司并在同年推出了3721网络实名的前身——中文网址。周鸿祎现任3721公司总裁。现在，3721公司首创并推广的网络实名覆盖了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日平均使用次数超过3000万次，3721网络实名同时致力于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础服务，目前拥有25万家企业客户。

2002年10月31日，微软于北京宣布与3721结成战略联盟，在IE中直接支持3721网络实名，以便使中国用户今后无需下载任何软件，就可以使用中文访问互联网。这之前，微软透过Realnames支持以官商自居的CNNIC实现这项服务。微软称，这次改弦易辙是因为它在全球只会选择最强大的厂商作为合作伙伴。

至今无法忘记，1998年周鸿祎说起3721计划时的惶恐，他怕CNNIC将他“灭了”，CNNIC此前已经将做中文域名的中西公司，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3721网络实名的想法很好，但在传统的思维里，这样的事情只由政府或者微软来做，无论如何1998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3721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让全国用户都下载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客户端，谈何容易？

在那时，即便周鸿祎自己也不能自信，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本刊说：“实在干不成，3721还是一家有技术的公司，去干系统集成，也能挣钱。”尽管这样想、这样说，但周鸿祎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周鸿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3721好不容易积累够了足够多的用户量，可以向企业用户收取注册费时，CNNIC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周鸿祎避免将自己产品叫“中文域名”，就是怕和CNNIC的中文域名冲突。CNNIC自己的“中文域名”没有做起来，反观3721的网络实名大有钱赚，就要来分一杯羹。

连以官商自居的CNNIC都看好3721网络实名，周鸿祎暗自得意，但CNNIC在合作之中的出尔反尔，最终让周鸿祎出离愤怒了，CNNIC最终弃3721，和微软支持的Realnames合作“通用网址”更让周鸿祎怒不可遏。没有任何背景的周鸿祎和官商自居的CNNIC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出手”之后，又和CNNIC到信息产业部“评理”。得罪并“打翻”CNNIC之后，周鸿祎开始问自己：“以前为何要那么怕CNNIC？”CNNIC想借助Realnames的IE直接支持打败3721的梦想，随着Realnames 于2002年6月28日破产而破灭。

对内“剿杀”CNNIC“通用网址”的同时，周鸿祎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在IETF第53次大会上，根据3721的提议，第一次采用中文汉语拼音——“CENG2”命名了网络实名标准内部工作组。这个内部工作组的成立，反映出3721在网络实名领域的领先地位。2002年12月16日，3721又与雅虎达成重要合作，在雅虎中国网站的搜索引擎中集成“网络实名”技术，使得3721的国际化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3721已经开始盈利，这之前，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中国公司靠标准盈利，3721是第一个，这也是2002年4月22日日本JAFCO向3721投资近一千万美元的原因。3721接受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当然不全是为了钱，3721看中的是JAFCO能将3721带进广阔的日本网络寻址市场。

CNNIC去了，周鸿祎下面的敌人是百度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另外，他还要防着微软“釜底抽薪”，谁让周鸿祎要做那么大。要做大事，腹背受敌的时候就多。

丁磊

1971年10月生于宁波。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到 1995年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5年到1996年，服务于 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到1997年在广州飞捷公司任职。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至今。现任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

整个2002年，丁磊和2001年一样，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广州。北京对他而言，早已失去了1999年的温情脉脉。假账、摘牌、高层动荡、被收购传闻以及更多的同行间的相互诋毁，使得丁磊实在有些烦了，用他学的一句北京话概括，就是“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躲在广州的丁磊深入简出，埋头做短信和网络游戏，这两项业务的成功使得网易于2002年6月底，率先实现盈利。股票从长期的一美元以下的垃圾股飙升至现在的每股12美元，市值冲至3.719亿美元，超过了新浪的2.916亿和搜狐的2.150亿（2002年12月24日数据）。丁磊的个人财富也升至16.29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可排福布斯2002富豪排行榜第27位。

两年前，丁磊走进Fishman 只有12平方米“天下”小屋的时候，Fishman他们还在拨号上网，那时没人觉得“天下”游戏会对网易有什么用，但丁磊立即决定100%地收购“天下”。尽管后来的《大话西游》基本上没用“天下”基础，尽管“天下”的人后来大多追随Fishman创业去了，但丁磊依然认为收购“天下”很值。“多多少少有些帮助。网易在此之前根本不是游戏公司，能在18个月中，做出大家喜欢的《大话西游Ⅱ》，网易还是消化吸收了‘天下’的很多经验和基础。”

2002年底的丁磊能够如此评价他人，是一大进步。从四年前，他成名的那天起，他开始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生于70年代的丁磊的确有资格看不起与他同辈的人以及他的长辈，但是他这样做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更多人对网易的帮助。

丁磊是个聪明人，骄傲的他现在骨子里可能依然看不起人，但他已经学会了掩饰。他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媒体接触，他知道，自己太嫩了，远不及久于江湖的记者老谋深算；他清楚，网易根基还很脆弱，经不住媒体将网易缺点放大摆在众人面前看。

丁磊已经将雷军推荐给他的《非常营销》看了三遍，并买了20本分发给管理层，让他们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得太晚了一点，但它也是2002年9月才出版啊。”丁磊称，他最认同书中第三章第一页所说的“诚实”二字。丁磊称，他以前办网易将创新摆在最前面，现在，他将诚信摆第一位，务实摆在第二。《非常营销》讲的是杭州娃哈哈卖水的故事，深受这本书影响，丁磊现在觉得做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都能成功，关键要看怎么做，关键要看是否诚实。

但是，在诚信问题上，周卓林的股份问题却一直是广州同行诟病丁磊的一个重要题材。周卓林是网易创始人之一，丁磊曾经答应给周卓林30%网易股份，后来周卓林离开了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回到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离开了网易。这进进出出之间，周卓林也就丢失了他在网易的股票。

至于网易“假账事件”是“空降部队”干的。“上市成功，我觉得自己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回家做股东就行了，所以，放松了监管。”“用‘空降部队’是想走捷径，我们吃了亏，付出了代价。”2002年，丁磊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CEO，但“我将网易reset了一次。”

当丁磊知道网易短信在有意无意地欺骗用户之后，就要求部下将多收费的“陷阱”全部取消。有投诉的，就处理，并给用户一些补偿。

基于这些，丁磊认定网易是做长线的。丁磊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使网易长治久安，正在学MBA的丁磊认为，策略之下是结构，结构之下是员工。对于短信的成功，他认为只有他前面30%的功劳，后面70%是员工在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下完成的。

丁磊在认真地学怎样当一名企业家，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决不在于企业管理。他是个Internet小子。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免费邮箱、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第一个网上拍卖平台都和他相关。丁磊对Internet技术与市场的感悟能力中国第一，他的这个优势掩盖了他青春的稚嫩与不足。Internet感悟能力不仅在中国稀缺，在世界也稀缺，所以，市场给了丁磊很高的回报。这是公平的市场法则在起支配作用，并非丁磊一直在走运。

丁磊不仅不可能卖好水，就是做个普通技术人员，都未必出色。没有Internet，他什么都不是，有了Internet，他就是丁磊。

陈天桥

陈天桥，盛大网络总裁。1999年9月，陈天桥投资建立了STAME.COM和当时中国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归谷”（Home Valley），并获得注册用户数百万，每日平均浏览量600万人次的卓越成绩。2001年，盛大网络宣布正式进入互动娱乐企业。在陈天桥的带领下，盛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同时在线用户数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目前的注册用户近六千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实现月平均销售额数千万元，在中国拥有6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领军者，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三大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专业媒体《电子报》称陈天桥“改变了历史”，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大会东京GAMESHOW专门邀请陈天桥作为大陆游戏产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陈天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互动娱乐产业的创业者之一。

1973年5月出生的陈天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都是现金。1993年，他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上海陆家嘴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正当他多年追随的上司将要进入政府大展宏图时，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离开了。

1999年9月，“门户”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候，陈天桥投资50万元创办了专事网络动画社区的盛大。盛大很快得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像所有追求访问量的网站一样，盛大发展到2001年六七月份处在了半死不活状态。就在此时，陈天桥在上海动画协会见到了韩国游戏协会代表团，其中的ACTOZ公司问陈天桥是否有意花30万美元拿下《传奇》在中国的独家运营权。陈天桥看不懂韩文，他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英文版，品评这款游戏。尽管网络速度很慢，一步一顿，但陈天桥还是当即判定《传奇》尽管外面“烂”，但实质是杯“美酒”，越玩到后来，越欲罢不能。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中华网不同意，让陈天桥继续做访问量，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请求中华网撤资，给他留30万美元，让他继续运营《传奇》。此时的中华网对陈天桥也失望了，正想少损失一些，就同意给陈天桥留30万美元算是购回了他在公司所持的股份。

陈天桥在中国运营网络游戏并不算早，此前华义的《石器时代》已经占了整个网络游戏市场的50%。所以，当陈天桥杀入网络游戏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陈天桥不会成功。陈天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不愿意销售《传奇》的渠道证明“即便《传奇》是款烂游戏，盛大也是一个好公司”。

陈天桥所使用方法在别的行业看来并不先进，但是当他将“海尔式的服务”引入将网络游戏业之后，那些将网络游戏当项目做，整天想着挣笔钱就走的竞争对手，就没办法再和他竞争了。

截止2002年10月，《传奇》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65万，2002年6月新引进的《疯狂坦克II》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10万。盛大每日进账百万元。

2002年11月20日，10多家韩国游戏厂商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中国的盛大。原因是盛大太大了，占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60%到70%。如果盛大压韩国游戏的价，它在中国就很难卖上个好价钱，即便有别的运营商愿意高价购买，但在盛大的市场壁垒面前，也很难出好的业绩。总之，过于强大的盛大有损韩方的利益，所以，韩国网络游戏公司要专门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用以协调盛大问题，防止盛大对他们各个击破。

惹得陈天桥和韩国人翻脸，不按时上缴运营费的原因是，2002年9月，由于韩方管理不善导致《传奇》源码泄漏，使得在中国出现2500家网吧非法架设服务器，每月给盛大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陈天桥第一要求韩方道歉，第二要求韩方赔偿，第三要求新版本。韩方说：“泄漏，我损失也很大，我凭什么要赔你？”正当陈天桥等着韩方尽快提供升级版解决“私服”问题时，《传奇》的升级版又泄漏了。征得韩方同意后，盛大在最新的泄漏版本之上，进行加工，于2003年1月1日，推出了所谓的《传奇》升级版。

陈天桥对本刊说：“他不能让韩国人骑在头上拉屎。盛大一定自己开发游戏。”韩方警告陈天桥：“盛大要做游戏，是典型的霸道表现。” 陈天桥明确地告诉韩方：“盛大一定会做，如果因为盛大自己做游戏，韩方联合起来不给盛大游戏，我倒要看看，最后，是我离不开你们，还是你们离不开我？”陈天桥称，他都想好了：“引擎可以到海外买，韩国的很多引擎也是从海外买的；中国美工不错��游戏对编剧要求不高，能玩起来就可以，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足够的题材。”

陈天桥感觉最难的是游戏的整体策划，就是游戏的配平问题，但陈天桥自信盛大业已积累的65万人在线经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尚不到30岁的陈天桥不打算赚了钱就走，所以，尽管盛大每月的进项几千万元，他依然积极地在同香港汇丰银行谈融资。陈天桥的目标不是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而是网上迪斯尼。陈天桥敢于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他选对了行业：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互联网是世界最具变数的行业，这两个时势造就了今天的英雄陈天桥。

陈天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不能分清楚，是网络游戏造就了他，还是他造就了网络游戏。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传奇》，网吧和软件分销渠道就没办法赚钱的地步，但陈天桥依然不能认为他能主宰什么，谁也无法主宰时事。

来源：DoNews

作者：刘韧

from 公众号「刘韧」 https://ift.tt/2KMEZ7a via IFTTT

#IFTTT #公众号「刘韧」

0 notes

inmatts-blog-blog · 7 years ago

Text

黑客、神奇少女、90后矿主、二线VC……关于币圈的5个谎言 | 深氪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乔治·索罗斯文 | yanyan 编辑 | 杨轩（感谢36氪作者Mandy、彬萌对此文的帮助）区块链的世界是个参与者不算多的封闭小世界，但是又集中了最跌宕的人生故事，违反了最多的普世常识。 36氪采访了作为老币圈人的前黑客、90后数字货币矿厂主兼代投受害者、希望币圈大哥带路的二线VC、原职翻译的交易所CEO、曾在一线媒体工作过的现币圈媒体人，希望他们的5段人生故事，能让你更理解这个小世界里的人生、真相和谎言。前黑客/区块链创业者：匿名性和去中性化？呵呵陆丰在我面前打开以太坊钱包，转了6353个以太币（当时大约4千万）到另外一个钱包，随即登录网站Etherscan，输入钱包地址，网站页面赫然显示6353这四个数字。此举，他只是为了向我证明，任何人只要获知他人钱包地址皆可查询该地址上数字货币的数量。除此以外，还有技术手段知晓拥有钱包者姓甚名谁。 “比特币的匿名性是扯淡的，你不知道吧？”他举例，两人点对点的交易需要通过网络进行，除了个别用户会使用多重代理外，若在国家网络管理局设置一个监听地址，过滤网上的所有信息，便能在两点之间截取的网络分包中获取转账的比特币地址以及IP地址。通过IP，基本就能定位钱包的所有人。 “你也不想想，为什么那些用数字货币洗钱的大部分都被抓了？” 几分钟不到，陆丰把众人鼓吹的比特币之匿名性抨得粉碎。陆丰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不经意间，他幽幽地说，”我们传统币圈内其实已经达成共识，中本聪已经死了。2013年死的。”中本聪的钱包地址公开可查，创世地址上的比特币有转移的记录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而斯诺登于近期的曝光文件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直在密切监视全球比特币用户，在NSA内部，比特币监视项目名为“Oakstar”。中本聪钱包地址当我提出质疑时，陆丰摆摆手，“你的问题里带有情绪，分析问题必须隔离情绪。如果我走路上有人朝我脸上吐痰，我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十多年前，陆丰还是华夏黑客联盟的一名成员。2007年后，这个联盟因为某些原因消失了，按他的说法，中国自此之后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黑客。陆丰还是个连续创业者，4次创业失败，败而再战，第5次盈亏持平，现在他第7次创业，与区块链相关。 “我在币圈的阶层算是个二等吧。一等的是那些开交易所和卖矿机的大佬们。” 在他眼里，前些日子被炒得火热的、聊天记录四处流传的三点钟无眠区块链群，和币圈没有任何关系，窥其成员（徐小平、陈伟星等）无外乎是互联网大佬们加上个别币圈人士，都是外行。在表达对三点钟群的略微不屑之后，他旋即向36氪展示何为真正的传统币圈。这是一个500人的群，没有一个互联网人的名字。群组成员有莱比特矿池的创始人江卓尔；有比特大陆创始人吴忌寒；有90后创世资本创始人孙泽宇、朱怀阳；有金色财经创始人，刚在全网火了一把的“庄家杜均”；甚至还有坚持不懈四处布道的Roger Ver，人称比特耶稣，作为第一个比特币的天使投资人，最多时拥有30万枚比特币。群组成员需要验资入群。所谓验资，即将钱包地址交给群主审核，拥有100个比特币以上资产者才能获批入群。每人需缴纳群费1个比特币。在这个500人群中的诸位，有一个更符合他们资产的头衔，“神户”。神户的资产等级以亿为单位，互相之间的信任度极高 —— 用他的原话是，“神户之间根本不屑于骗，骗来骗去只是韭菜之间的把戏。群里有人一天损失了1000多万，也就说算了算了。”“在这群里，几百万算钱吗？” 在这个币圈群，大家讨论石油币的发行对中国的影响、比特币的使用场景是否可能替代visa、如何改良区块链的技术等等。“我们根本不讨论钱，太Low了。” 就在三点钟群火起来的这个春节，这个币圈群并没有落得清闲 —— 群主自己有个交易所，神户们私下参与。群主呼吁大家在自愿的前提下，存一定数量的数字货币到其交易所，所筹集的钱将会被用于投资优质的项目。他存了等值150万的量，过年收到了一个10万的红包。至此，陆丰开始讽刺比特币的另一被神话的特性：去中心化。“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中心化的。” 这个500人的神户群，群持有比特币数量不可估量。在此种情况下，若有人提议拉盘，众人附和在同一时段大量买入，可以想象大盘将是何种画面。这个资金盘游戏，他玩的心安理得。 “我自己知道，我是炒币的既得利益者。这里面除了运气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陆丰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晚上打车回家和司机闲聊，对方问，你是干嘛的？他会坦白地说，我做比特币交易的。你现在也买几个比特币吧，不会亏。他先后和多个司机做了相同的建议，其中有3个加了他的微信，但没有一个与他后续产生过任何联系。 “大部分人对财富积累的认识还停留在买车买房。很多人说我穷屌丝买不起房，无所谓，房价翻倍也没关系，我的财富比你的房价涨的快。”不过，陆丰的助理倒是在他的指导下，买了车，也全款入了一套房。陆丰依旧每天凌晨3点睡觉，7点起床，床上躺四个小时，写代码10个小时。他坚称，在财富半自由状态下，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他出差住200元一晚的七天，”我觉得省下那点钱可以给别人发工资。” 陆丰常年工作，从不运动，有一身的病：肩周炎、颈椎炎，腰间盘突出，慢性胃炎等等，但对于健康，他有很明确的观点，他觉得工作比健康重要，生死有命，要赶紧工作。在陆丰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而目前他个人的资产状态还不足以给他提供“买到想要的一切”，只能购买一些日常用品 —— 比如，一栋住宅单元楼。“其实很多人想买梵蒂冈你不知道吧？” 在很多人眼里，财富是权力和阶层流动的象征。陆丰认为这是个谎言：大家其实只是富了一点的蝼蚁罢了。电话响了，他起身，“什么？现在上个币要这么多钱了？火币现在吃相太难看了。”上币，也就是被政府勒令禁止的ICO（首次代币发行），还在光明正大地进行中。火币网有个上币机制，以“民主”投票的方式排名。所谓投票，实则项目方找了一堆账号和人，自掏腰包买火币发行的，总量为50亿的HT（火币全球通用积分），然后进行投票，此所谓上币费。通常情况下，一期50个项目，每期只有前10名才能割尽韭菜。火币网鼓励大家自由竞争，众人头破血流。火币官网有对HT价值有一行解释：“持有HT用户的建议对火币上币有重大影响，只针对评级达到火币全球专业站上线要求的项目”而火币在1月24日-2月7日期间，限时每日10:00抢购，表面上HT“只送不卖”，实际上，用户若需要投票，则“购买火币网的点卡套餐以获赠HT”方可为之。他的手机挂着火币网的界面，逐一查看排名前十的项目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全是空气。”随后，他拿起计算器开始算排名第一的项目彼时的投票数所耗费的资金：31951548票，一票需要0.1个HT，一个HT大约15块，“为了排第一，他们花了4790万。这还只是个排名，还没开始割呢。” 而他电话里的朋友，3500万的代价换得15名的席位。钱打了水漂。陆丰话锋一转，“币圈有个别手握实权的人，哪怕在朋友圈发一张吃剩的饭菜图，你会看到平日里那些所谓的大佬都在下面疯狂地点赞，包括我。” 90后矿主遭遇神奇少女：公众人物不会跑路？呵呵 “王凯歆觉得她跑得了？她死定了，现在很多人要抓她。”石佳楠对36氪絮絮叨叨，“我要让她上那个什么，纳斯达克那个主屏幕，反正才4-5万块钱，我要告诉大家，她是个骗子！” 90后矿主石佳楠在一个90后大咖群结识王凯歆，群内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90后连续创业者。王凯歆作为神奇百货的创始人，因为一篇GQ的报道《17岁CEO王凯歆：风口少女的神通与孤独》站上风口浪尖。而这个昔日的神奇少女，如今已经摇身变为代投少女。石佳楠认为王好歹是个公众人物，“根本不可能跑路。”抱着这样的心态，石佳楠与代投少女聊项目，牵线朋友认识她，直至将朋友的700个以太坊打到王凯歆的钱包，一共不到5天时间。王凯歆正遭遇维权。不少投资者通过王凯歆，投资了另一个名为SAY的项目 —— 有东南亚支付宝之称的SpherePay发行的代币SAY，在投资人将手中的SAY换成了新的代币SPH后，SPH上线后价值归零。而截止至昨日，她已是“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状态。据石佳楠所知，一场连续剧上演了：有人被雇佣于连云港机场堵截打算飞往海外的王凯歆，然而却眼睁睁看着一个身着风衣，面戴口罩及帽子的人从面前走过。根据最新的消息，王凯歆已达香港。36氪未能联系到王凯歆证实或证伪相关信息。王凯歆不止代投SpherePay项目。OKCoin创始人徐明星曾透过朋友圈，声称其平台旗下OKB 并未进行私募，没有任何人能拿到OKB 额度，而王凯歆则在朋友圈公开称“OKB 有货”。至少，石佳楠查到她的两个钱包地址分别有3万和4万个以太坊（1个以太坊现价3000人民币），共计2亿多人民币。王凯歆钱包地址石佳楠对36氪说自己打算赔偿朋友700个以太坊，“但一想到啥钱没赚，就是搭了个线…” 本来要跟表哥说这件事，却无意把消息发到了家庭微信群，不及撤回，“亏了200万”的事情被父母看到。父亲连夜问他事情的来龙去脉， - "我睡不着，心急心痛，发生了什么事情?" - "就是亏了，大不了再挣。" - "我的佳楠啊，你这样，生活又会回到贫困线下。" 父亲口中的“贫困线”下的日子，是10年前。 2008年，石佳楠一家四口人，一天的支出是十块钱。他们住在一间年租1000块的房子里。而在此之前，石佳楠一周的开销是400多。石佳楠的父亲破产了，他评价他经商的父亲，“心太软了”。 “16岁的时候，有个亲戚骂过我是乞丐，我印象太深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而这个他口中的亲戚，曾跟着石佳楠的父亲一起做生意。石佳楠必须要赚很多很多钱。“你必须要让自己更强大，要对自己足够狠，这样你才有价值。”石佳楠对36氪说。他先是跟着表哥去了一家和电网相关的公司做工程结算，这段经历，他熟悉了电，熟悉了做各种线路预算，熟知电厂高压运转时，用什么样的变压器更合算。这个阴差阳错的经历，为他后续开矿场埋下了伏笔。石佳楠真正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做微商 —— 他卖印度神油类的保健品给大叔们。他没日没夜地，四个手机不间断地摇一摇，搜索附近的人，刷百度首页，学SEO技术。很快，石佳楠的5个微信号，每个都加满至5000人。买家络绎不绝。成本几十块的保健品，石佳楠卖400块。他持之以恒地卖，每天工作18个小时，投资数字货币的启动资金有了。然而，石佳楠很快被人忽悠去做了资金盘，亏了20多万。石佳楠的第一反应是，我要赶紧赚回来！2015-2016年，石佳楠发现比特币这个东西从2000涨到了4000块，他嗅到了一丝赚钱的机会 —— 他在比特币3000块的时候，入手100多个，并且在那过程中，读各种各样的白皮书。2017年的1月2日，以太坊68元，石佳楠买了4000多个。这个历史时刻，石佳楠记在了朋友圈里。没过多久，石佳楠又转而开始做矿场。他心里很清楚，矿机是重资产，投入太大，他应该做场地，让别人买机器，他赚托管费。而矿场所有的成本都需要计算，在电网工作的经历，他比普通人更清楚矿机背后的能耗：一台矿机1小时用1600瓦，加上散热，算1700瓦，也就是1.7度电。高压、低压、通风性、防火措施等等，他都需要计算清楚。赚到托管费之后，石佳楠就拿钱去盖厂房，去和当地人压电价，从5毛多砍到3毛多。矿场这边的生意顺利运作起来了。而他最近的一笔即将要谈妥的单子，客户预计订3万-5万台矿机，托管到他的矿场。一台矿机售价1.5万。想认识更多的人，石佳楠加入了李笑来为群主的一个Telegram群 —— 年费600个以太坊��他老老实实付了钱， “我现在的公司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大家最多叫我土老板。我想做一个真正的投资公司，把Path孵化好，我想做事情，我真的想做事情。”而他口中的这个Path项目，与全网络安全节点监控有关，李笑来的硬币资本也有投资。以上这所有的一切，石佳楠的家人都一无所知，他给家人买保险，给自己买保险，妹妹只有十岁，“我要带她出山沟沟啊”。有时候他也想，“去那些欺负我爸的人面前逛一逛，该笑就笑么。” 石佳楠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赚钱，至少，他要先把这700个以太坊迅速地赚回来。交易所主：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呵呵郑荣树在东南亚考察了一圈，跟36氪通电话时，他正锁定泰国，想要搞一张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牌照。交易所，那可是币圈权力的核心。虽然，据Coinmarketcap显示，全球交易所数量已经超过9500家。郑荣树本来是做留学翻译的，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因为帮投资海外项目的币圈投资人做身份认证资料翻译，他结识了圈中人，进入币圈。去年一年，他在币圈所获得的财富，比之前工作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而他认为自己做交易所的重要资本，是从老外手里购得Top.one这样的域名 —— 每当团队成员觉得累了苦了，郑荣树认为，这样的域名会指引他们前进。币圈人熟知，带.one后缀的素有李笑来系之意，或至少有蹭李笑来热点之心。 “我们有一些投资人是因为这个名字当下就决定投我们。我们的很多努力最后也会沉淀到这个域名里面。”郑荣树对36氪说。“Top.one这个域名确实很屌嘛，top是第一，one是第一，加起来还是第一，英文的流行榜单里面这个也是最好的意思嘛。发音也朗朗上口。” 在此之前，有一家名为初贝资本的基金原打算投资Top.one 1000个以太坊（目前$523），在telegram上咨询李笑来是否有投资Top.one，李回应，“那是骗子公司。”从而影响了投资合作。郑荣树团队写了一篇《“骗子”致笑来老师的一封信》。郑荣树的文章通过朋友转发给了李笑来，据说，李笑来给出一句“不要装傻充愣”的回复后，李便拉黑了郑的朋友。 “当然了，我们用这个方式去澄清，如果无意间造成市场的热度也不是坏事。” 在郑荣树看来，如今做数字货币交易所，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而是宣传第一。 “一定不能在交易所上线后再去推广，我们要运营先行！”郑荣树用运营的角度分析三大交易所，他最欣赏币安，而币安的强运营体现在率先搞直播交易，高交易量的用户获得奖品等，甚至安排直播人员在交易过程中加油鼓劲。何一在直播 2017年8月22日，赵长鹏和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连线直播波场项目，并发起了首场波场币抢购活动。53秒后，5亿个波场币售空。波场项目之后，币安选择累计波场币交易量（买入+卖出）排名前一二名的用户，送出保时捷、奔驰、兰博基尼等。2018年1月10日，币安单日交易量突破100亿美金。在郑荣树看来，火币初始以大佬姿态，不屑于掺和，尔后没忍住，“币安做什么火币就做什么，HT点卡啊之类制造市场热度，甚至主动去孵化项目。OKCoin更不用说了，你应该也看到报道了，交易量都是机器人造出来的么。” （备注：OKCoin交易量造假一事，早在2015年赵长鹏与徐明星“OKCoin公司合同造假争议”之中有所披露：赵长鹏发表申明， OKCoin冷钱包由徐明星老婆和岳母保管，徐明星鼓励员工在OKCoin交易。而徐明星反击，赵长鹏欺骗公司，学历造假、出卖公司利益等。）总而言之，大交易所使出浑身招数营销自己，郑荣树自然要学习，他去千聊做交易所相关的答疑解惑，也撰文回应被李笑来贴骗子标签的文章系列。打开Top.one的官网，在其创始团队介绍一栏里，所有的成员均以英文名及卡通形象示人，郑荣树对36氪解释道，“这个做法我们并不是原创，币圈很多都这么干，IOST, DATA也都是卡通形象，主要我们是考虑保护团队的隐私，不想影响团队成员的日常生活。” 追问之下，做交易所的第一梯队光环所致，“人身安全”被纳入创始团队考虑范围。郑荣树提到一个圈子内流传的故事：有小交易所的主创人员被威胁，要求拿大量的数字货币去换回其老婆孩子的裸照… 谈到火币网，以及火币创始人李林说2019年不管火币发展成怎样自己都会放手的表态，郑荣树觉得完全能理解。经历了诸多系统安全上的事故（盗币的风险、黑客的袭击），对于一个人心理上的磨练和打击很大。而他则表示依然计划将做交易所作为“终身的事业” —— 他判断，价值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所致，交易所一定会基业长青，因而做交易所将会成为他一生的事业。不过，现在郑荣树的交易所还没有上线。有用户质疑其交易所的打币地址不完全使用大家熟知的智能合约的方式 —— 即用户将以太坊或比特币打过去，Top.one不会立即返回相应代币。郑荣树解释道，“如果以智能合约编写，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很大。而对投资人的风险在于，以后的每一次转账所要付出的手续费都很高，这样对后续代币的流通也不利。” 在千聊的答疑过程中，还有用户问及郑荣树代币的销毁。一般情况下，交易所会向用户承诺其会以季度利润的20%回购市场价的代币，并将这些代币打到一个无人拥有私钥的地址，通常以OX000开头，从而稳定代币价值。不过，此地址是否果真无人拥有私钥，也有人存疑。郑荣树则在千聊中回复，“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搞一搞仪式，找一个发布会，做个路演，项目结束后销毁代币。音乐响起来，Top币在Led屏幕上熊熊燃烧，OK, 销毁。” 风险投资人：ICO革命VC？呵呵徐志略带不甘心地向36氪描述了币圈的层层杀戮，旋风过境，韭菜不剩，二线VC也无人生还。这得从他作某个项目的私募阶段，但险些被坑说起。按正常的”科普”教程，韭菜们心照不宣地默认，私募的韭菜可以收割二级市场的韭菜，然而，韭菜们天真了。最早的时候，币圈的ICO只有一个比例，2017年10月开始有了三档的说法：基石档、机构档、私募档（面向韭菜）。基石档比例比较好，举例而言，1个以太坊能买5000个代币（1：5000），通常面向那些对你项目有恩情的人；机构档，一般面向币圈基金，诸如创世资本、分布式资本、硬币资本等，1：4000；最后一档，也就是所谓的私募档，则会在微信大群里面喊一句，xx项目，预约可领取明日私募份额，比例在1：3000，点击名片添加微信咨询。上面两档会限定数额，一般第一档控制在1000个以太坊，第二档控制在2000个，以防比例失调，进而影响整个大盘价格。而第三档，会募20000个。但事实上头两档是被隐藏的，只有参与私募的韭菜不知情。徐志提醒36氪，上述的三档比例，5：4：3还属于一个正常、有操守的比例。随着一线VC们加入币圈，这些金融老手们嫌不过瘾，险峰长青率先决定在私募阶段开割，开创了翻倍的三档（此处仅表明比例关系）：私募档1：7800；机构档1：13000；基石档1：26000。基石档4倍于私募档！某些其他一线VC迅速跟进，半死不活的互联网项目包装一下套上区块链概念，在项目上交易所之前，将基石份额以4倍价格卖给私募档人，轻松套现，万无一失。徐志强调，他自认为属于VC大军中的一员，未曾料到自己被孤立了，“大家默认三档的存在，都是高一点点，没想到是4倍，我惊呆了。” 千树万树梨花开，VC们的玩法传遍了币圈。项目方、币圈基金也从VC那学会了新玩法。但作为二流VC，徐志哪怕清楚具体的玩法，也苦于无资源、无人带路。关于ICO有个论调： ICO在革VC们的命，即项目方通过“众筹”的方式融到项目资金，VC们被冷落。听到这，“二线VC”徐志对36氪惨然一笑：“你们真的不懂”。 “在互联网界，他们是大佬，在币圈，他们不得不跪舔币圈基金。”徐志暗指一线VC们需要币圈基金的帮助，以走完整个ICO流程。整个ICO过程通常耗时1-2个月，需要各方资源、社区配合、准备合法材料、基金会材料，在此期间就会消耗几十万美金：公关费，美国或新加坡的机构交涉费等等，最后通过BVI架构以控制国内公司，必要时还需注册开曼群岛公司。“哪怕是空气币，也全部走完了这些程序。”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媒体配合，宣传发行，大佬访谈、线下活动。徐志特地指出，那些上市的币种，背后都会有新加坡基金会。在新加坡建基金，光注册即需要1万美金，准备非证券化合法的法律文书，需5万美金左右。币圈机构选择新加坡与其具有的全亚洲最宽松的金融政策分不开。2017年11月，新加坡央行推出《新加坡关于ICO及加密指南》，此指南规范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出售数字货币的ICO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币圈很多人都有新加坡国籍。” 徐志一个朋友在新加坡注册基金，找律师的时候，问及律师结算方式的问题。律师回答，只收ETH。仔细一琢磨，无手续费，省去其外汇购买份额，外加避税，一举三得。而最终项目上线后的流动性管理，是项目方自掏腰包交给交易所的几千万资金，交易所会用一种”自动交易的机器人”进行自买自卖，保证币价的浮动。在这整个流程中，VC们的角色均依附于币圈基金之下，他们不懂币圈的玩法：矿厂在哪里做？东北还是西伯利亚还是柬埔寨？矿机去哪买？黑市价格如何？要宣发造势，去哪里办路演比较好？西安还是武汉？如果是西安，具体哪个地方办？徐志眯了眯眼睛，“我告诉你，西安的传销窝点在哪里，就在哪里办路演。” 币圈基金和VC们是合作的关系。币圈机构门儿清各种门道，而作为回馈，VC也会给币圈基金机构档的份额。渐渐的，一线VC们也掌握了一些权力。比如，Hadax是Huobi Pro的子品牌，火币用户可以直接登录Hadax进行投票，得票位居前列的币种有机会上线交易。按其投票规则显示，火币作为交易平台的属性正在隐去，而业内的一线VC，如真格基金们正在成为超级节点，掌握项目的初审权利。巧合的是，这些超级节点均投资了区块链项目。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一线VC们除了姿态上略有调整，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依然如鱼得水。徐志有些无奈，这些一线VC才不会焦虑，焦虑的是我们。他没有说出的话其实是，他也想求大哥带路，但求告无门。币圈媒体：公平公正利益不相关？呵呵币圈媒体的水有多深，邦女郎不愿多做评价。邦女郎自称是个风险偏好者，如果有人给她钱，让她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她二话不说就会去。她一直想创业，现在找到了机会。而做这个风口上的区块链媒体，反而不是她本意，“我原先就想做个挣钱更快的事情，我也开过玩笑说要么我们也发ICO或者开交易所吧。” 当过5年记者，也在一线媒体工作过的邦女郎，三个月前随手写了些她自称“恶心到自己也不愿意看”的文章，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300多的阅读量转化成了100多的粉，对比之前费劲认真写的十几篇文章以及勉强增长到100多的粉，她立马意识到，做区块链媒体可能是个风口。邦女郎有个朋友，股龄自高中始，算是A股老韭菜，能把波浪理论说的头头是道。有一天阿蔷建议他入手比特币，对方骂她，“你这是投机倒把。”骂完，他就充钱入币市了。2个月内，老韭菜做超短线，资金翻了50多倍。两三万进去，100多万收场。其实币圈媒体也可以来钱很快。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乏听说一些证券xx报，要求记者去炒股，因为这样写出来的稿件才能抓住股民痛点等，她说她能理解币圈媒体炒币的做法。币圈媒体盈利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代投群，邦女郎也证实了这一点。代投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过去做传销的人，邦女郎透露，有一种玩法是拉200个群，在100个群中放涨的消息，另外的群里放跌的消息，同时剩1到2个群，收一笔很高的费用，去预测明天的股市行情。这类人把股市操作基本复制黏贴到了币圈中。邦女郎说，目前这类诈骗群在币圈会自称媒体。另一种盈利方式便是发软文，也称为“市值管理”，即在代币价格下跌时，媒体方发布看涨信息带动市场情绪。这和区块链媒体的读者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潜在身份：代币购买者，息息相关。当邦女郎的合伙人丢给她一篇文章，附带说，“这个明显是个假消息，为什么比你写的文章阅读量多那么多？”她回复道，“废话，大家情绪这么差，当然要看利好的消息。” 在币圈做媒体，邦女郎很清楚怎样才能引来流量，诸如P张图，造谣火币网李林被抓之类的文章，一定会被疯狂转发，再安排几个人埋伏在四五十个微信群中做推广，舆论对于币价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有更多的动机去造假了。“致富的方式就是去把刑法里面写的那些罪名都操作一遍，大家都知道啊。” 赚钱的、来流量的方法她都懂，但曾经在一线媒体工作过的她，对于自己在做的区块链媒体又有本能的、磨不开面子的期待：不是靠堆积假新闻去炒作，她想做重磅独家、快消息，以及深度。邦女郎嫌弃币圈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比如，一次高西庆在三点钟群里说话，她当时安排了小朋友去盯整个过程，如果有别家媒体出了这个稿件，她们的号就转载过来。没想到这个事儿没了下文。邦女郎很纳闷，怎么会没有人跟这件事呢？查了查，发现各家媒体的标题清一色“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直觉告诉她，大家完全没意识到高西庆的分量，或者根本不知道高西庆原先的身份，于是她修改标题为，“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在三点钟讲话…文章火了，以及不出所料地，全网纷纷改标题。但她自己的稿件被读者指出上下重复出现的段落，“因为我做的太快了，没有顾及新闻的一些守则，保证大方向不错就发掉了。”她很坦诚，有些细节她没有核实，有些数据可能也会有差池。她用区块链速度来解释这些失误，“币圈不在乎这个，你只需要提供好的料就好。” 区块链跟外面是两个世界。在连轴转的币圈生活中，她没有时间打包她的家 —— 她做区块链媒体，需要从北京搬到上海。妈妈代劳之后，她才意识到，“原来我家有这么漂亮的飘窗啊！我的棕榈床垫挡在飘窗面前，窗帘我也不拉开，我都不知道外面绿树成荫，小鸟啾啾…” 三个月的区块链媒体生涯，邦女郎眼中的世界已经跟平常人很不一样。越来越多的媒体加入了“打假”的事情之中，邦女郎不以为然，“大家都知道99%的项目都是不靠谱的，打假简直是个太容易做的事情了，你拿个鱼叉去戳好了，一大把。” 浸泡在币圈的种种疯狂之中，邦女郎已经无法分清什么是刺激、什么是平常。币圈里的人们，每天都有��赚上亿有人亏几千万。“在外界看来很新鲜的事情，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文中部分人名应要求化名处理。币圈有风险，36氪不为文中任何一家公司和项目的可靠性背书） http://dlvr.it/QMlpX1

0 notes

liyapeng · 7 years ago

Text

“寻找汤兰兰”事件引争议

　　2018年1月30日，年仅二十出头的澎湃新闻的一名女记者王乐发布的一篇名为《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的报道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用春秋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14岁的少女处心积虑将自己的亲友送进监狱，然后自己却溜之大吉的故事。之后，澎湃新闻高举正义大旗向大家发起了寻找汤兰兰的号召。　　然而，随着网民的深入发掘，却发现了十年前一个少女汤兰兰曾经遭受的触目惊心的非人待遇和残酷经历，她从7岁到14岁的7年间，被其父亲、姑父、姨夫、村主任、小学班主任等人强奸。2010年10月，一审法院判决9人构成强奸罪，1人构成嫖宿幼女罪，其父母汤继海、万秀玲构成强迫卖淫罪。　　而如今，已经改名迁户，打算在中国某个地方开始新生活的汤兰兰，却再次被澎湃新闻的这篇报道推至风口浪尖，该报道不但曝光汤兰兰的户籍信息，还对原案进行歪曲炒作，企图翻案，并呼吁寻找汤兰兰。　　2018年2月1日，黑龙江五大连池市政府办通过微信公众号对此案进行回应：其母借助少数媒体肆意炒作，企图翻案，请停止呼吁寻找汤兰兰。　　愤怒网民对于对于澎湃新闻的当事女记者王乐展开了“人肉搜索”，网民自发的举行了“寻找王乐”的活动，有网友在“中国记者网”找到王乐的记者证，并发布了她的相片和身份证号码，在公众愤怒的质疑下，这位被全网“寻找”的记者率先“失联”。　　以下是相关报道：　　澎湃新闻王乐：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 　　14岁那年，正在读初一的汤兰兰（化名）把全家人送进了监狱。　　2008年10月3日，她向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龙镇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称其从7岁开始被父亲、爷爷、叔叔、姑父、老师、村主任、乡邻等十余人强奸、轮奸，前后已有7年。　　当月底，3天内村里16人被抓。4年后，包括其父母在内的11人获刑，罪涉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其父母还被判强迫卖淫罪。　　2017年6月，其母万秀玲出狱。她说自己很想找到女儿，还原当年事态。而汤兰兰却“人间蒸发”——户口本上，汤兰兰消失了。直到今年1月，万秀玲才查询到，女儿已经改名迁户。　　早在2010年10月一审判决下达时，11名被告人就曾集体上诉，他们均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二审法院在2012年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年过去，在仅有60多户人家的大旺村（化名），10个涉案家庭申诉了10年，至今未果，而被告人中已有5人刑满释放。　　事发时，汤兰兰的父母、爷奶等8名亲属被警方带走，家中仅剩4岁的小弟弟。被拘45天后，爷爷在看守所内死亡，尸检鉴定书中的案情摘要载明，他大量吐血，送医抢救无效。随后，奶奶被取保候审，而小叔、表哥在被羁押320天后，转为监视居住。8年过去，对他们的处理再无下文。　　该案申诉代理律师付建称，2018年1月30日下午，最高检两位工作人员约见了该案律师及两位当事人，双方就申诉一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面谈。律师随后将会提交进一步的证据材料。　　今年，汤兰兰23岁了。而她在哪呢？　　消失的户头：母亲服刑8年出狱，女儿户口消失　　出狱后，万秀玲去兴安乡派出所办理落户，却发现“户口本上少了一口人”。　　万秀玲拿到的新户口本上只有三口人，夫妻俩加上小儿子，却没有大女儿汤兰兰。今年1月21日，万秀玲打电话询问乡派出女儿的户头，对方问“你女儿户口上哪，你不知道？” 　　服刑8年零8个月出狱的万秀玲称，她对此一无所知。她2008年10月被抓，后被判强迫卖淫罪，于2017年6月29日刑满释放。　　当年的判决认定，2006年春的一天，两村民来到汤家看黄色录像，万秀玲的丈夫汤继海提出，“让我姑娘陪你俩玩玩”。其后两村民均与其女汤兰兰发生了性关系，万秀玲向两人一人收了50元钱。　　那年，汤兰兰11岁。在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中，汤兰兰指控，她7岁时第一次被父亲强奸，两人的性关系一直保持到她14岁。这7年间，汤兰兰曾4次在家中被3至5人轮奸，情节均为聚众看黄色录像后模仿，参与者有其父亲、姑父、村主任及其他两名村民。　　此外，判决书认定，汤兰兰还曾被其姨夫及小学班主任性侵。　　2012年12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该案二审裁定，11名被告人全部获刑。9人被判强奸罪，1人被判嫖宿幼女罪，汤继海夫妻还被判强迫卖淫罪。汤继海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0人获刑5至15年不等。　　至今，该案已有5人出狱，万秀玲是最近一个，她称自己急切地想找到女儿，还原当年事态。对于所判案情，万秀玲全盘否认，“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　　服刑期间，万秀玲的电话只打给孩子姑姑汤玉梅。汤玉梅的丈夫刘长海罪涉“轮奸”，被判15年。　　该案被告人中有两人系“零口供”定罪，刘长海是其中之一。他至今拒绝减刑，坚持申诉。为此，其妻汤玉梅已经奔波了10年。　　事发后，汤玉梅不断往返于哈尔滨、沈阳、北京申诉，涉案家属们与她结伴出行。2014年及2016年，黑龙江省高院及省检察院曾两度驳回刘长海的申诉。　　2018年1月26日，汤玉梅、万秀玲与申诉代理律师付建一同上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书。　　付建称，2018年1月30日下午，最高检两位工作人员约见了该案律师及两位当事人，双方就申诉一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面谈。律师随后将会提交进一步的证据材料。　　少女的控诉：被亲生父母性侵，请干爸干妈申冤　　案发在2008年10月27日。　　当时，14岁的汤兰兰正在龙镇上初一，寄宿在校门口的王凤朝、李忠云夫妻家，判决书中，汤兰兰称他们干爸、干妈。　　在当地，由于村屯散落，人口稀疏，基层学校条件差，不少孩子从小寄宿读书。汤兰兰从学前班开始，就离家上学，六年级转学到龙镇后，便住在了王凤朝家。同时住宿的学生不到10人。　　这已经是汤兰兰第6次转学。万秀玲说，这次转学是因为前一个学校“没有英语”。为供其上学，家里每年要花五六千元。　　由于路远，家属说，平时汤兰兰和当地的学生们一样，只有“五一”、“十一”、寒暑假才会回家。　　而2008年的“十一”，汤兰兰没有回家。万秀玲称，刚放假不久，她就接到了女儿电话，“妈，我怀孕了，是我爸的”。　　万秀玲称她当时不信，怕女儿是“处对象了”。随后，万秀玲叫上孩子大姑汤玉英一起，到王凤朝家想把孩子接回来。汤玉英的儿子丁福开车送她们。　　可她们并未接走汤兰兰。　　判决书显示，证人王凤朝说，当日，三人来接汤兰兰，万秀玲打了孩子，其打电话报警。当年10月27日，夫妻二人领着汤兰兰报案。　　接孩子这天，王凤朝称是10月1日。而据汤兰兰所记，这天是10月3日。当日，汤兰兰给公安机关写了一份举报信，称被家中十几位亲友强奸多年。信的开头即是，“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能让我干妈、干爸为我申冤。” 　　这封控告信亦被法院采纳。　　“王凤朝和李忠云何时得知被害人被强奸，二人说法不一。” 汤家的申诉律师付建说。在他看来，“到底是如何引发的报案？这正是此案的要点��在。” 　　判决书显示，干爸王凤朝作证称，接孩子那天，“三人走后，汤兰兰诉说了被强奸的事”。而干妈李忠云却给出另一种说法：报案次日，李忠云对警方称，自己早在9月底就知道了。　　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9月底汤兰兰与母亲通电话时说，“你又想整老爷们上咱家”，随后生气地挂了电话。经李忠云询问，汤兰兰才说了被强奸一事，“干妈你得救我，我给你磕头”。　　而到了次年3月，李忠云的说法又变了。在接受检方询问时，她称自己是接孩子那天晚饭时，才知道了强奸一事。　　“前后矛盾，显然有人撒谎。”付建说。　　“怀孕”疑云：真假B超单，已产型宫颈口　　1月21日，万秀玲对记者称，2008年10月初去王凤朝家接孩子，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　　多名亲友称，“十一”前的那个暑假，汤兰兰没有回家。“她说要留着补英语。”万秀玲回忆，自己还去王凤朝家给孩子送了六七百元的学费和住宿费。　　万秀玲称，接孩子那天，李忠云塞给她一张B超单，“说已经带兰兰做过流产了”。　　“卷宗里有两张B超单，一张显示怀孕，一张显示没怀孕。”1月23日，万秀玲此前的辩护律师王丹阳对记者称。家属提供的案卷材料显示，这两份B超单均为龙镇农场职工医院出具，报告日期均为2008年3月31日，检查医师也是同一人。而结果却截然相反。　　而这两份B超单上的姓名都是“王兰兰”，年龄“17岁”。　　据警方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没填真实姓名和年龄，“是怕万一单子被其他同学发现，真是检查出问题，对汤兰兰不好”。但李忠云否认查出了怀孕，也否认带汤兰兰做过流产。　　物证提取笔录显示，报案后的第19天，警方在万秀玲家中，从她衣服口袋里提取到一份B超单，姓名、日期、医院与上述相同。但诊断结果为，“子宫内有胎儿症状。” 　　王丹阳称，在该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对抗非常激烈，多位辩护律师都对“怀孕”一事提出质疑。“‘怀孕’是重大案情，这直接指向女孩报案的起因。”王丹阳说。　　该案的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中，均未提及“怀孕”情节。两审法院均采纳了一份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判决中载入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有过多次性行为”。　　而该鉴定意见书上，还有另一条鉴定意见，“不能排除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鉴定记载，“检见的宫颈横裂，说明为已产型宫口形态，为有过流产、引产、诊刮等使宫颈扩张经过”。　　据判决书显示，法院最终认定了8笔犯罪事实，3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的一天”，其余5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春（夏、秋、冬）的一天”。　　定罪：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刑警出庭证明无刑讯　　万秀玲和孩子大姑汤玉英均称，10年前去接孩子那天，汤兰兰不走，问她什么都不说，就是哭。　　临走前，万秀玲记得女儿站在窗口突然说了一句，“我把你们都送进去”。干妈李忠云也曾向警方描述过类似情节，她称汤兰兰在后屋把窗户打开，对万秀玲说，“妈你回家告诉他们，这都是你们把我逼的，我到公安局都把他们告进去”。　　最终，包括汤兰兰父母在内的5名亲属被判刑。　　早在2010年10月，该案一审宣判后，涉案的11名被告人就曾集体上诉称自己无罪，并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付建认为，该案“主要依据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定罪量刑”。　　判决书显示，侦查期间有9名被告人供述了犯罪事实。而庭审时，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诱供。此外，其余2名被告人始终“零口供”，但因“被害人指控、同案人供述相互认印证”，最终亦被定罪。　　庭上，4名侦查人员出庭证实，在审讯时没有刑讯逼供、诱供，另有12名侦查人员出具了同类证言。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均未受到刑讯逼供。　　2018年1月28日，记者联系到了当年该案的侦办人员之一贾德春以核实上述说法，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要钱电话：“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了” 　　2018年1月21日晚，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记者随万秀玲踏着积雪来到王凤朝家，她想打听女儿的下落。　　院门久敲不应，屋里的灯却一直亮着。万秀玲在黑暗中拨通了王凤朝的电话。　　王凤朝不愿见面，他在电话中说，汤兰兰住在他家念完了初一初二，“后来上学就让公安局整走了”，去的学校是黑龙江理工学院。王凤朝最后一次见到汤兰兰是在2015年的春节，“她放了7天假，回来待了4天，后来再也没回来”。　　后来汤兰兰换了号码，一直失联。该案开庭时，现五大连池市妇联主席韩晶做过监护人。1月22日，万秀玲给韩晶打电话询问孩子下落，韩晶��，2016年夏天汤兰兰来过一次，后来再也联系不上了，换号了。　　那天，王凤朝最终没有开门，“说要等明天公安局在场，他们知道咋回事”。次日，万秀玲再去，仍没人应门。之后，王凤朝夫妻二人的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10年前案发时，汤兰兰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那年10月底，雪已开始下，几近农闲的大旺村突然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恐慌。汤兰兰报案后，3天内，村里16人被警方带走。几日后，村里才渐渐传开，“汤兰兰把人告了”。　　汤兰兰的老姑刘桂英称，到了事发后的第9天，汤兰兰突然在电话中对她说，“我老姑父给我祸害了”，“你要不承认，明天他就进去”。刘桂英又气又急，她跑到村里的小卖铺，想找丈夫。　　当时，汤家的男性亲戚基本都被警方带走了，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还未被波及。　　在小卖部里，刘桂英和汤兰兰又通了几次话，通话过程开启免提，村民纪广付用手机录了下来——其时，纪广付的哥哥纪广才已被警方带走数日。　　刘桂英提供的录音中，她数次追问汤兰兰，“搁哪祸害的你啊？”“多咱啊？　　（什么时候）”。汤兰兰只说“去年冬天”，便不再接话，只是不断地向刘桂英索要“学费”，“一把拿齐一万块”，“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老姑父）了”。　　汤兰兰还说，“还有你老弟，也就是我老叔。” 　　“小姑娘到处咬人。”10年过去，小卖铺老板老董仍对这个电话记忆犹新，“又害怕，又气愤”。老董记得，当时小卖铺陆续聚集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他们打电话。　　多位亲友称，事后，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并没有受到追究。　　“她（汤兰兰）那种语气，很玩笑。”王丹阳说，这段录音开庭时并未准许播放。　　王丹阳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汤兰兰笔录中的“监护人”是其干妈。　　报案当日，警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落款处有“监护人：李忠云”的签名。报案次日及报案后第五日的询问笔录上，同样有李忠云的签名。直到次年2009年5月，检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依然有李忠云的签名。　　改名后“失踪”：户政科特批，农业户变城镇户　　2008年案发后，家人就找不到汤兰兰了。　　头几年，大姑汤玉梅去学校、市妇联找过汤兰兰，但都没见着。1月22日，万秀玲又去龙镇公安分局询问，民警白云泽告诉她，当年汤兰兰是龙镇公安分局安排保护的。　　那时，村里与汤兰兰一同寄宿的王晓雪和李金歌均未察觉出任何异常。直到放寒假回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被抓走两个多月，罪涉“强奸汤兰兰”。　　在家人的追问下，王晓雪才回忆起，那个时期，王凤朝突然开始接送她和同校的汤兰兰上下学，但走的却是另一条土路，“可能是怕人找到汤兰兰”。　　李金歌记得，当时女生住东厢，男生住西厢，都睡通铺。而汤兰兰晚上有时会回来得很晚，“我们都睡了，还不见她”。　　学生里，只有汤兰兰叫王凤朝夫妻干爸、干妈。王晓雪记得，事发前的那个夏天，王凤朝的儿子回来了，“汤兰兰跟他们一家三口都很好”。李金歌说，王凤朝夫妻“总领她去沾河（林业局）吃供果、吃斋饭”。　　龙镇离沾河林业局7公里多，车程十余分钟。而龙镇到大旺村，也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过去，万秀玲一两个月才会去镇上看女儿一次。万秀玲只念过两年书，读写困难，而汤兰兰很争气，从小成绩中上。　　事发那年，除了暑假没回家，万秀玲称她想不起孩子有任何异常。　　万秀玲说，母女二人已近10年未见。　　2018年1月22日，万秀玲来到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查询女儿下落。身份号一检索，出现的人却是“汤玉（化名）”，曾用名，汤兰兰。　　女儿改名了，万秀玲看起来十分诧异。　　户籍资料显示，汤玉于2014年3月迁移户籍至五大连池市公安局青山派出所，个人独立一户。迁户原因为，其他。　　万秀玲又到青山派出所查询，当值的王警官表示，其对案情有所了解，他还在2016年夏天见过汤玉，“她来办身份证”。　　现在汤玉的户口已从农业户变为城镇户，“这是户政科特批的”，王警官说，“为什么要改名字？为什么要从小兴安迁这来？她的一切都是她找户政科安排的。” 　　汤玉户籍上的住址为青山街21居民委��如今居民委的划分早已撤销，该片区已划入天鹅社区。而天鹅社区的常住人口系统中，却查无汤玉其人。　　派出所为万秀玲打印了一份女儿的户籍信息。看着女儿的照片，她轻轻皱了下眉头，“没变，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胖了些”。　　家中，汤兰兰的最后一张相片定格在2007年4月，那是在表哥丁福的婚礼上，新娘在喂丁福吃饺子，汤兰兰站在一旁笑，露出一口白牙。　　婚礼一年半后，汤兰兰控告丁福对其多次强奸。丁福在被拘320天后转为“监视居住”，8年来再无下文。汤兰兰的小叔汤继彬亦是如此。　　在案发后的第45天，汤兰兰的爷爷汤瑞景死亡，《尸体检验鉴定书》中的“案情摘要”载明：2008年12月13日6时许，五大连池市看守所在押嫌疑人汤瑞景大量呕血，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奶奶被取保候审。汤兰兰曾对警方称，爷爷多次对其强奸。她还称，奶奶曾用小擀面杖往其阴道里塞。但这些情节并未被法院认定。　　裁判文书显示，汤兰兰的父亲汤继海量刑最重，被判了无期。减刑后，他离出狱还有17年。如今，该案已有5人出狱，6人仍在服刑。　　“孩子造下这么大祸，我永远欠他们的。”万秀玲说。　　涉案家属们仍在申诉，他们等待着汤兰兰的出现。　　而汤玉（汤兰兰）去哪了呢？　　五大连池市政法委关于汤某秋案情的回应　　2008年，五大连池市兴安乡龙山村发生了一起系列轮奸案。几年间，被害人汤某秋（有网文称“汤兰兰”，时不满14周岁）先后多次遭到了十余个亲属和村民强奸（以下简称：汤案）。　　一、案件办理情况　　2008年10月27日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接到举报，于10月28日立案。经过近两年的依法侦查，查清汤案全部违法犯罪事实，将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移送审查起诉，交付审判。　　2010年10月22日黑河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决了汤案，审判机关分别以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判处犯罪嫌疑人汤某海无期徒刑，判处万某玲、刘某海、纪某才、梁某权、王某军、李某才、刘某友、徐某生、陈某付、于某军10人5--15年有期徒刑不等。　　黑河中院判决后，汤案犯罪嫌疑人以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为由，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10月26日省高院经审理，依法做出维持原判的判决。　　二、刑满后个别涉案人员违法情况　　2017年6月29日汤某秋的母亲万某玲释放后，相互串联陈某付、于某军等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连续到非指定场所上访，并且借助少数媒体肆意炒作，向当地政法部门施压，企图翻案。　　2018年1月28日，五大连池市公安局在开展的打击“黄赌毒”专项行动中，在龙镇抓获了四名卖淫嫖娼人员，其中，两名嫖娼人员正是汤案涉案人员。　　五大连池市政法机关提醒广大网友，不要听信、传播网络上别有用心之人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不实炒作，同时我们将支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诉，并依法依规处理相关诉求。　　五大连池市委政法委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评论《“寻找汤兰兰”事件引争议》的内容... 相关文章: * 中国社会热点新闻十年回顾 * 中国2017社会热点大事记 * 2017年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 中兴42岁程序员跳楼自杀，妻子讲述其跳楼始末 * 谷歌华裔女工程师赤裸浮尸旧金山微博：新浪微博 - 微信号：williamlong Created by William Long www.williamlong.info http://dlvr.it/QF6Q8f

#业界动态

0 notes

readonline · 8 years ago

Link

内容提要：

l 我认为，未来三到五年，拉动和支撑中国娱乐产业高速增长的引擎只有一个，就是付费视频用户的高速增长。这个时期中国娱乐产业虽然会有很多商业机会，但最大最主流最成气候的商业机会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精品网剧。能与这一波机会在规模、速率、持续性和影响力方面相媲美的只有过去1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l 所谓“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精品网剧，指的就是像电影那样从C端内容消费者获得收入，而不是依赖于B端广告客户或者视频网站掏钱买单。这也就要求网剧的制作方需要有本事用你的内容吸引用户为内容本身付费或者因为你的内容而成为内容播出平台的付费会员。

l 我相信今年年内，这种过度依靠版权售卖、利益割裂的利益分配模式一定会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将是“版权费保底+拉新分账+观看分账”这种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模式。

l 为什么新模式有机会被视频网站接受？简单来说就是大势使然。当下中国视频市场只有一个战役要打，就是付费用户。在中国付费视频用户从6000万增长到2.5亿的过程中，尽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获取他们并从他们身上攫取尽可能高的商业价值、继而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规模盈利能力，成为所有视频行业玩家朝思暮想的唯一念想。

l 新模式让网剧公司有机会重走中国电影公司过去十年走过的荣耀之路。但对内容方而言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在大的机会面前要敢于取舍。其次，要钻研美剧的成功经验，未来中国的网剧会以美剧模式为主。第三，目标受众群要精准。第四，要有纪律地控制成本。第五，要充分利用谈判拉新分成条件的最佳时间窗口。第六，未来两到三年不仅是网剧制造的黄金期，也是艺人经纪和偶像制造的黄金期。

正文

我先把结论抛出来，再慢慢解释。

我认为，未来三到五年，拉动和支撑中国娱乐产业高速增长的引擎只有一个，就是付费视频用户的高速增长。这个时期中国娱乐产业虽然会有很多商业机会，但最大最主流最成气候的商业机会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精品网剧。说得再具体一点，是借鉴美剧的模式做可以帮助视频网站获取更多付费用户的季播精品网剧，并借鉴电影票房分账的商业模式主要通过视频网站付费用户的观看分成和拉新收入分成（而非一次性播放权售卖的模式）获得商业回报。

未来三到五年，谁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谁的价值就会快速膨胀。虽然靠这个机会想成为BAT量级的公司可能性还是不大，但跻身华谊、光线这样的娱乐业产业第一梯队、坐拥三五百亿的市值还是完全��可能的。

能与这一波机会在规模、速率、持续性和影响力方面相媲美的只有过去1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十年前的2006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仅为26亿元。这一数字到2016年增长到457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3.2%。中国电影绚烂的黄金十年也成就了中影、上影、万达、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等一批中国娱乐产业的领军企业，上述几家公司的总市场价值也已超过2000亿元。

然而到了2016年，黄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国电影票房增速一下子从2015年的48.7%掉到了3.7%。刚刚过去的2017年春节档，中国电影票房虽然表面上大幅回暖，但我并不认为它预示着一个新的爆发期的开始，很有可能是票补作用下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如果剔除了票补的因素，今年春节档的总票房与去年春节档很可��基本持平甚至稳中有降。

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电影票房的增长在电影产业相对成熟之后应该与该国的长期的GDP增长大致同步。以电影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市场为例，过去十年美国电影票房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3%，这个增长率甚至低于同期美国GDP 3.9%的复合增长率。如果未来十年中国GDP的年复合增长率可以维持在4-6%之间，那么考虑到中国电影产业距离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银屏渗透比例和人均观影次数还有提升空间等因素，我们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年复合增长率应该不会低于GDP的增长率，但也很难超过10%，大致会在5-10%之间。

这样一个长期增长率显然不足以带动和支撑中国娱乐产业的高速发展。因此，未来十年，中国娱乐产业要想有超过5-10%的大盘增长，势必需要一个新的引擎。

易凯资本今年1月16日发布的中国娱乐产业年度观察，题目就叫《更换新引擎》。我们在那篇报告里提出--我这里再次强调--未来三到五年，支撑中国娱乐产业高速增长的原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付费视频用户的高速增长。我在这里进一步明确，可以在规模、速率、持续性和影响力方面与黄金十年的中国电影产业相媲美的浪潮型的商业机会也只有一个，就是 “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可以拉动付费用户的精品网剧”。

接下来我将回答四个问题：1，什么叫“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精品网剧？2，为什么“版权费+拉新分账”的模式有机会被视频网站接受？3，新模式对影视制作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4，彩蛋部分，哪些公司最有机会抓住这一波网剧浪潮成为下一代的光线华谊？

1，什么叫“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精品网剧？

我们知道，一部电影的商业成败主要依赖于票房分账，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所谓“用电影的商业模式”做精品网剧，指的就是像电影那样从C端内容消费者获得收入，而不是依赖于B端广告客户或者视频网站掏钱买单。这也就要求网剧的制作方需要有能力用你的内容吸引用户为内容本身付费或者因为你的内容而成为内容播出平台的付费会员。

传统的头部电视剧或者台网联动剧制作流程是这样的：独立制作方先自己投资把一个项目开发出来（譬如说几十万到几百万买版权再几十万到几百万做剧本），然后把导演和主要演员码好（这往往是最难最费精力的一个环节），主创人员一旦确定就可以开始向播出平台预售，预售完成后开始拍摄。在这种情况下，对可以预售的头部大戏来说，虽然一部剧的最终利润有可能被乐观预估（成本有可能超支），利润实现的时间也有可能被乐观预估（由于片审和播出平台排片等原因导致延期播放），但项目总体的利润率开机前是能够大致看出个轮廓的。

台网联动剧如此，纯网剧过去基本也是大同小异，只是由于少了电视台的买单，投资规模比台网联动剧会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台网联动剧的制作成本超过500万一集才算大剧，而纯网剧超过300万一集就算绝对大剧了，大多数网剧的制作成本都在50-200万一集。

对台网联动剧来说，播放权销售以前一直是以电视台为主、视频网站为辅，网站的购片收入只是卫视的一个零头，后来发展成为卫视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再后来又变为各占一半，直到去年开始一些头部大剧彻底把关系颠倒过来，形成视频网站购片收入（600-1000万一集）为主、卫视购片收入（300-500万一集）为辅的新格局。譬如《孤芳不自赏》的互联网单集售价超过700万元，卫视单集售价近400万元；《择天记》的互联网单集售价约600万元，卫视单集售价约400万元；而《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互联网独播权单集售价更是高达1,000万元，卫视首轮独播单集价格却还不到500万元。从上面的数字不难看出，今天对头部内容来说，视频网站已经反客为主，取代卫视成为它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作为购片方，电视台出于卖广告的考虑对播出的剧往往有收视率要求，所以大规模的收视率造假才愈演愈烈。而视频网站对一部剧的点击率虽然也有追踪和考核，但购片完成之后视频网站的利益与制作方基本是割裂的。一方面，视频网站在不知道一部剧可能带来的观看量和付费用户规模的情况下就需要付出一大笔版权费；另一方面，一部剧给视频网站带来再多的新增付费用户，制片方除了已经获得的版权收入和少量的观看分成之外并不会因此而多挣一分钱。

我相信今年年内，这种过度依靠版权售卖、利益割裂的利益分配模式一定会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将是“版权费保底+拉新分账+观看分账”这种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模式。（当然，这种新模式也只是在一个时期内会成为主流，并不是永久适用，后面再讲为什么。）

在新的模式下，一家制作公司可以独立投资、也可以组剧投资一部网剧。根据制作方对这部剧在播出平台上“拉新能力”的预判，这部剧将收取一个大幅缩减的版权费（在真实制作成本的0%到100%之间）就交给视频网站播出，播出期间除了常规的“观看分账”（含广告和原有用户付费分成）之外，每拉动一个新的付费用户（评判标准很简单，用户充值后观看的第一个内容），根据该用户购买的会员期限，制作方获得不同比例的“拉新分账”。

长期来看，单片付费的模式未来在一些大电影和超级网剧上有可能成立，对大多数网剧来说还是会以期限付费（会员费）为主。理论上被拉新的用户购买期限越短，拉新内容方获得的分成比例应该越高；购买期限越长，比例应该越低。

不妨先看下天花板和地板这两个极端情形。如果是单片付费，我认为内容方和平台方比较可持续的分账比例应该大致为片方50-60%（假设单片收费为5-10元，对应分成金额为2.5-6元），平台方40-50%。这一比例参考了苹果应用商店30%的分成比例，但是考虑到带宽成本等因素让视频网站比应用商店多拿一些。如果是拉新用户的年费分成，片方的分成比例应该降到10-15%左右（假设年费为200元，对应金额为20-30元）。

因此，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拉新付费用户选择的付费期限是月费、季度或者半年，则对应的内容方分成比例应该在10%和60%之间，譬如月费分成比例为40%（假设月费20元，对应分成金额为8元），季度分成比例30%（假设季度会员费60元，对应分成金额为18元），半年分成比例为20%（假设半年会员费为110元，则分成金额为22元）。

我们假设一部20集的网剧，制作成本为4,000万元，每集200万元。在传统的模式下，制片方会加价把独家播放权卖给某家视频网站，譬如350万一集，总共获得7000万元的回款，利润率为75%左右。

在新模式下，制片方只获得4,000万的版权费保底以及上述比例的拉新分账。假设该剧帮助视频网站拉动了300万的新增付费用户（目前头部网剧可以帮助视频网站拉新的规模大致在100-350万之间），并且这300万新增付费用户中有60%是月度会员，20%是季度会员，10%是半年度会员，10%是年度会员，则片方获得的拉新分成金额可以达到3,930万，加上之前收到的4,000万版权费保底，总共可以拿到7,930万，利润率从原来的75%提高到98%。

对播出平台来说，虽然最终付出了更多，但上来的版权采购成本降低了43%，而额外的拉新分账费用换来的是300万的新增付费用户。这个结果他们一定也非常欢迎。

当然，这只是一个十分粗略的算法，很多因素（诸如后续售卖电视版权的可能性、视频网站正常的点击分成或者点击奖励等）都没有考虑进去。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部具有拉新能力的网剧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此外，前面假设的情形只是一个模板，这种“版权费+拉新分账+观看分帐”的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组合空间，可以由内容方和播出平台通过谈判找到最能满足双方诉求的平衡点。譬如，对于制作方来说，第一季出于安全考虑可以多要点版权费少要点分账，一旦第一季火了，到了第二季、第三季就可以更加激进地放弃版权收入调高拉新分账和观看分账的比例。

2，为什么“版权费保底+拉新分账+观看分账”的模式有机会被视频网站接受？

简单来说，这是大势使然。

从2005年中国第一家视频网站土豆网正式上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12年后，中国视频广告市场已经从零长到了400-500亿元，把二三线电视台打得七零八落，但整个视频行业仍然处于亏损烧钱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BAT主导的互联网格局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视频网站单一依靠广告的商业模式存在先天缺陷。

就在视频公司被不断攀升的版权费折腾得疲于奔命的时候，2016年中国付费视频用户已经悄然接近了6000万的规模。根据易凯资本的预测，这一规模有望在2017年底达到1亿并且在2020年达到2.2-2.5亿（详见《更换新引擎》）。比这组数字更为重要的是，每家视频网站都有个别自制网剧在考虑到该剧直接产生的广告收入和付费会员后实现了单剧盈利。于是，一个12年没有能够证明自己商业模式的行业一夜之间忽然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业模式呼之欲出。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视频网站在今天要想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只有一个故事可讲，就是付费用户的崛起。爱奇艺香港IPO也罢，未来优土回A股也罢，腾讯视频分拆融资也罢，它们未来自身的商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获取并留存付费用户以及持续不断地提升每个付费用户ARPU的能力。也因此，所有的注意力和所有的资源都会砸向这几乎正在变得比DAU、MAU、用户观看时长等所有运营指标都更有含金量的指标：付费用户数、续费率和付费金额。

当下中国视频市场只有一个战役要打，就是付费用户。在中国付费视频用户从6000万增长到2.5亿的过程中，尽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获取他们并从他们身上攫取尽可能高的商业价值、继而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规模盈利能力，成为所有视频行业玩家朝思暮想的唯一念想。任何有助于视频网站获取和留存付费用户、提升ARPU值的事情都会受到它们的大力欢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还能降低他们上来需要支付的版权成本让他们的报表和现金流看起来更健康，它们几乎没有理由不去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2016年5月，爱奇艺公布了网剧合作的创新分账模式，对每一部网剧进行分级，根据制作质量、剧情、以及是否符合爱奇艺的内容价值观等把网剧分为ABCD四个级别。每一级的分成定价不同，A级10元/季（部），B级8元/季（部），C级6元/季（部），D级4元/季（部）。总分账期分为会员付费期分账金额和广告分账期分账金额两部分，爱奇艺与合作方按照50%:50%进行分成。虽然这一做法让内容方和爱奇艺的利益共享更为紧密，但从本质上说他还是属于“观看分帐”的范畴。

就在今年除夕前的最后一天，搜狐视频公布了全新的网大分账模式，在全行业首次针对网络大电影在常规的“观看分帐”之外增加了“会员开通分成”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拉新分账”。虽然目前这一分账模式还仅限于网大，但它显然起着投石问路的试水作用。一旦数据反馈支持，未来把这种模式普及到网剧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3，新模式对影视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新模式让网剧公司有机会重走中国电影公司过去十年走过的荣耀之路。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付费视频用户将从2016年底的不到6,000万增长到2020年底的2.2-2.5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视频付费市场将从2016年底的100亿元增长到2020年底的500-600亿元的市场规模。要知道，100亿元相当于2010年的中国电影票房，而500-600亿元则比2016年的中国电影票房还要大不少。在此期间，我们预计中国电影票房的年复合增长率将只有5-10%。因此，网剧的机会是一波可以与过去十年中国电影比肩的机会，这种量级的机会可能5到10年才会出现一次。

要想抓住这个机会，内容制作公司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在大的机会面前要敢于取舍。就制作能力而言，虽然很多新创立的专注网剧的公司也有成功的机会，但最有基础捕捉到这波机会的除了视频网站自己衍生出来的制作公司，还是那些拥有精品电视剧制作经验的传统影视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因为惯性已经在项目管道里码好了一批传统的台网联动剧，这个时候他们会因为身上的包袱而陷入两难的境地。在剧目选择上，扔掉那些传统的电视剧吧，每部看起来都能赚钱，自然心有不舍；不扔吧，资源有限，又很难全情投入网剧，自然也无法快速形成网剧上的核心竞争力。在商业模式上，不降低版权费吧，很难获得好的拉新分成条件；降低吧，又很可能会影响当期的利润。这时候他们最自然的倾向是第一季沿用老模式收版权费降低风险，万一项目火了第二季和第三季再尝试放弃部分版权费以博取高比例的拉新分账。这当然也是一种策略，但问题是世上没有完美的赌博，被你放弃的第一季可能恰恰是拉新效果最好的那一季。对于中国一线影视公司来说，今天最大的挑战在于敢不敢放下包袱专心致志地赌一把这波大机会，有没有丢掉过去、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些转型坚决的公司会脱颖而出，有机会打造出中国影视行业的二代巨舰；而那些不敢舍弃旧模式的公司，很可能会在表面平稳的运行中江河日下，逐渐沦落到“众多影视公司之一”的悲苦境地。

其次，要钻研美剧的成功经验，未来中国的网剧会以美剧模式为主。相较于国产剧，美剧的工业化运作模式更为成熟，培育了大量优质的经典剧集。虽然在题材空间方面中美两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其它方面中国网剧的制作者们完全可以充分借鉴美剧业已形成的成熟模式，在播出方式、剧集长度、故事结构和节奏、人设等方面从美剧中吸取经验和营养。概括起来，美剧模式的核心主要是以下几点：（1）工业化生产，依靠团队而非单一个人；（2）题材和叙事角度新颖，往往有宏大主题和哲学思考在背后；（3）人物个性鲜明，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但好人坏人并不一定非黑即白；（4）季播模式，每季13-22集；（5）借鉴电影拍摄手法，必要时会有感官刺激；（6）大胆启用不知名艺人。

第三，目标受众群要精准。以前传统电视剧的要求是要老少咸宜，因为电视机和电视台都分不清谁是谁。现在慢慢能分清楚一点了，那就是电视机前基本都是老的，少的都不看电视。相比之下，网剧天生就是针对某个特定人群的，是宅男还是腐女，是鬼吹灯迷还是盗墓粉儿，上来就得一清二楚。虽然网剧的题材空间比电视剧还要大一些，但它不可能出现“老少咸宜”的情形。在我们前面描述的拉新分账模式下，你瞄准1亿人只能让其中1%的人掏钱付费和你瞄准1000万人但能让其中10%的人掏钱付费商业效果是一样的，但把握1000万人的喜好要比把握1亿人的喜好容易得多。因此，网剧对创作者和出品方在精准定义受众人群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开拍之前你必须清楚地知道你的受众群是谁，粉丝群在哪儿，形成粉丝经济和续季能力的点是什么。

第四，要有纪律地控制成本。在今天全国几千万付费用户的基数上，不能过高地估计一部剧的拉新能力，小马暂时还拉不动大车。根据我们的初步测算，网剧成本控制在三四千万以内比较有机会通过拉新分账提高片方的收益，而超过五千万投资的大剧则需要对拉新分账的作用保持谨慎。因此，对于制作方来说，每年做一两部五千万以上的头部网剧打品牌是可以的，但它们是招牌不是黄油面包。真正的黄油面包还是有纪律地批量生产成本在4000万以内的网剧并以拉新分账的模式提高自己的投资回报。

第五，要充分利用谈判拉新分成条件的最佳时间窗口。这个窗口不会是无限期的。一旦中国付费用户走过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市场格局基本确定，各家视频网站给予拉新网剧的激励都会收敛，并最终进入用“观看奖励”替代“拉新奖励”的阶段。因此，作为内容方，应该趁今天各家视频网站拉新欲望最为强烈的时候谈判出尽可能好的拉新分成比例，并用协议把这个比例锁定尽可能长的期限。

第六，未来两到三年不仅是网剧制造的黄金期，也是艺人经纪和偶像制造的黄金期。同电视剧相比，网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一定非用大咖，因此网剧会给新人更多的出头机会。这一点和美剧很像，只不过美剧更多依靠年龄偏大、演技成熟的好演员，而中国的网剧会更多启动颜值高的小鲜肉和小花旦。2016年，中国的网剧在造星能力方面已经全面超越传统电影和电视剧，成为最重要的造星媒介。前有《太子妃升职记》的张天爱盛一伦、《老九门》的张艺兴陈伟霆以及《余罪》的张一山凭借网剧快速崛起跻身一线或准一线艺人阵营，后有《无心法师》的韩东君、《匆匆那年》的白敬亭以及《我的奇妙男友》的吴倩依靠网剧让自己的片酬在一年之内从百万量级步入千万量级。未来两三年，网剧会批量造就新人，把他们的片酬从一部戏一两百万元直接打到两三千万的量级，对经纪公司来说这也是最甜的一段增值曲线，因为在这个阶段经纪公司的提成比例可以非常高，甚至超过50%（而成熟一线艺人的提成比例通常只有10-15%）。因此，网剧公司的收入来源在保底和拉新分账之外还可以增加一个艺人经纪的选项。

4，（彩蛋部分）哪些公司最有机会抓住这一波网剧浪潮成为下一代的光线华谊？

这个...（下拉空屏）...（下拉空屏）...（下拉空屏）...就不具体回答了。艺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秘密，更何况商人。

但我知道这么说会被打，所以还是列出几个基本方向，大家可以自己去对号入座：（1）几大视频网站分拆出来的网剧公司（初期主要服务于自己的网站，未来逐步独立面向全市场）；（2）有数据优势的内容公司（如互联网电影票务平台衍生出的内容公司）；（3）有传统精品影视制作经验、能力和资源，同时又敢于在影视剧上做减法重注赌网剧的公司；（4）专注网剧、拥有美剧制作经验的新生代网剧公司。

（谢谢观看彩蛋）

From 王冉

#Feedly

0 notes

dddaming · 8 years ago

Text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

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

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

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

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

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

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

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

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

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

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

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

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

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

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

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

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

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

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

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

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

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

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

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

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

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

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

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

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

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

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

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0 notes

liurenbcf · 7 years ago

Text

良币雷军，良币小米

本文写于2018年6月，首发于猎云网。

愧疚曾经纠缠了雷军很久，一个金山上市搞了这么多年。

很多次，柏彦大厦整栋楼灯灭得差不多了，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掐灭手里的烟，中南海最便宜的那种，觉得自己对不起金山的弟兄，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沉默半响，然后用食指把不小心掉落在桌上的灰轻拂在一起，扫进烟灰缸里。

2009年的冷夜，雷军梦醒。离金山上市的那天，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求伯君拿着酒杯对他说了些什么，包括西装领口的花，是紫色还是红色，他都记得不太清了，除了辞去金山CEO职务那天，对金山人的三个鞠躬，和那一句“我终于把债还完了”。

憋屈一股脑全涌上来了，他才发觉这些年来，最对不起的人是自己。

40岁了，已经40岁了，他在黑夜里睁着眼，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好不甘心呐。一大半人生了都要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好像只是跑来跑去，只是为了上市这件事情，什么都没有做。

其实，了解雷军的人知道。事实并非他所说的那样。相反，这四十年来他几乎没休息过，就快要把自己累死了的那种。

1992年，22岁的雷军追随求伯君，成为金山的第6名员工，一路从北京开发部经理到珠海公司副总经理，最后升至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总经理。

周鸿祎评价雷军——

“在我们这一拨人里，他出道的时候，也许丁磊、马化腾都刚参加工作，没准儿陈天桥还在学校呢，我也刚毕业参加工作。按世俗的标准，他更早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实话说，从江湖辈分来说，他比我们（要高），他应该可以赶上算求伯君那一代，和杨元庆，和中关村的这些人是齐名的，我们互联网这一拨人只能算第二拨。”

看上去平步青云，其实雷军是极其少数的几个，爬楼梯登顶的人。他的每个机会，都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甚至有几分实业家的味道。

仙桃老表回忆起这个熟得早的男孩——“不善于到外去游玩，他只搞学习，从小学习的时候他爸爸都把饭递到他手上”。

“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上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这个不轻易放纵自己的人，也十足地认可靠努力挣来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至今他还保有这种踏实的纯粹。

后来，雷军拿着清华北大的高考分，选择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他比很多人懂得早，本来可以靠努力得到的东西，从来不愿意因为懈怠而失去了机会。

“相当勤奋”，身边人大多这样评价雷军。

不少金山管理人，都有过和雷军熬夜工作的体验。他习惯在下班之后，约高层在办公室谈工作。原金山高级副总裁王峰回忆，一谈就到半夜。

在金山工作的16年，雷军一如既往地，近乎7×16小时地工作。

他历来这样。早在武大的时候，雷军还曾因为大学室友不午睡在那看书，咬牙一改自己十几年的午睡习惯，把中午也抽出来念功课，困了用凉水抹把脸，就怕比别人落后。

电影是他在大学少有的几项娱乐。

尽管如此，只有到了每周六，他才允许自己去放映室，看的是晚上的第二场。因为九、十点前，他一定要在自习室学习。

他聪明，又保持着多年来自律性的勤奋，在很多既定的成功轨迹里一路狂奔。

这么多年来，他基本是领先的那个，从独木桥挤过来的人，笃定着金字塔筛选理论。如果不拼尽全力，就会成为筛子里被过滤出去的细小渣滓。在小学升初中全校第二名，初中升高中全校第三四名，高考前10名进入第一梯队大学，毕业后，同学背后议论雷军会是十年内混得最好的那个。

5840天里，金山的很多事情，雷军都亲历亲为，甚至曾经负责过全公司的盒饭。他每天就睡一小会，很多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面对巅峰状态下的微软，雷军表达过这样的决心，“不做里程牌就做铺路石”，就算WPS不盈利，研发很花钱，也要坚持把WPS做下去。至今快30年过去，WPS一如既往地支持个人免费版。

不可否认，雷军把金山打造成一家擅研发、高产出、高效率的软件公司。但更多时间里，金山在搏命追赶微软，疲于狙击盗版，苦于上市受挫中苦苦挣扎，总是差了那么一口气。

听闻在最累的时候，雷军曾在一次拓展训练中对着大伙说，自己不容易，大家不容易，活得太窝囊了。说着说着，这个大男人哭了。

“20几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拥上去，把雷军团团围住，大家抱头痛哭。”

金山从第一次提出上市，换了A股、斯纳达克和港股，IPO了足足五次，花了八年时间，才换来了港交所一声钟响。对此，雷军曾开过一个玩笑，“我的经验甚至多到可以给别的公司做IPO咨询了”。

2007年10月16日，雷军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看着香港联交所上金山股票的数字开始跳动，才舒了一口气，心想，自己终于可以不用再回答金山什么时候上市这个烂问题。

他原以为自己会紧张，却发觉整个人特别平静，在平静底下，触发着一种遍及全身的疲倦和失落。

这一切对于雷军来说，似乎都离他踏上北京这块地的那天，看上去近了一些，似乎也更远了一些。

毕业的那一年，雷军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决定去首都。13个小时的铁皮火车，颠簸，他一路没怎么睡。

他还记得，“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什么高楼，但走在北京站广场，就不由得四顾茫然。”

哪怕雷军是武大计算机系公认的，最好的那个，两年内修完了别人四年才能读完的所有课程。学校各类奖学金，他几乎拿了个遍，还包括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

武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这门课程开课20多年来，只有两个同学拿过满分。雷军是其中之一。

他也曾在武汉一条街修过电脑装过软件，创过业卖过汉卡。

尽管如此，火车靠站的时候，这个被同学预测为十年内会混得最好的年轻人，仍然感到无措，北京真大，说不清自己究竟要去哪里，直到他接到了求伯君递来的名片，名片上印着“香港金山副总裁”。

一身名牌，黑呢子大衣，呢子质地很好，雷军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求伯君的样子，“我当时真是有些被震撼了，我当时就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

在当时的雷军眼中，“求伯君因为写程序，在金山成功了，而且是打工成功的。金山如果能够造就一个求伯君，就会造就出第二个、第三个。”

早在2004年，雷军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他创办的卓越网以7500万美元卖给了亚马逊，保守估计分得上亿元。

成为金山总经理，带领金山上市，声名甚至超过了求伯君。

该有的都有了。

而当他真的实现入京时的目标，成为第二个求伯君，这一刻说不出��味的成功，反倒他让他体验到了一种叫做落寞的情绪。就好像站在一片塑料制成的大地上，分不清什么是真实。追逐了这么久，却发觉也不过如此。

他曾经形容金山“就像带着手铐脚镣跳舞”。这一比喻，何尝不是在说雷军自己。

陪跑金山上市长达八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赏识他的求伯君，以及金山这帮优秀的兄弟。

跟着自己这么多年，辛苦了这么多年，雷军不想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金山上市后，员工分到的期权价值1.08亿元，是当年预计利润的一半。雷军一直说，“真的要感谢股东们……还要感谢求伯君和创始人张旋龙。”

丝毫没有提及自己。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让兄弟们等太久了。这些没说出口的歉意，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2000位金山人鞠的三个躬里，也是一场告别。

在金山哭过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男人，在上市的第二个月，辞去了金山CEO的职位。

他觉得责任尽完了。

财富自由，每天睡到自然醒，约人约事只约到第二天，决不想第三天要做什么。雷军半隐退的生活状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功成身退。

但对于雷军来说，这却是一件不太愿意开口的故事，“IPO之后，很落寞，迷失了，每天早上起床不知道要干嘛”。路过柏彦大厦，到了金山办公室也不愿意多呆会，雷军就带黎万强到楼下的胖胖烧烤吃饭，扒拉两口后说，我怎么活成了退休老干部呢。

黎万强察觉到不太对劲，认识了七年，他第一次看到雷军这个样子。

多年后，雷军才肯多说两句。“离开金山对我是一次重创，心理上的创伤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我这个人很努力，很勤奋，带着一帮和我一样的人，打了这么多年江山，整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服气。要是我没努力也认了，但是我非常努力。二十多年，这么多的机会，一个都没捞着，我问自己为什么，问题肯定出在我身上了，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服输。”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雷军保持着非常标准的中国优秀学生的节奏，进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第一梯队的大学。工作也不例外。

当一个有上进心又肯吃苦的年轻人想追求点什么，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坐在体面的位置上赚到体面的大钱，这样的成功往往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也是中国式的成功。

而当雷军按着既定方向走到顶，却发现这种众人眼里的成功对他来说，如同投石入海，扑通一声，接着就没声没息了。

“很多人都说我是成功者，但我感受不到。”这不是雷军自己想要的成功和人生。

雷军偶尔会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四十多年来，活在一个谎言中。

“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如此笃信并践行着所接受的东西。你想想，一个想法单纯、积极向上、非常热情的青年人，他的信仰一点一点被现实无情击碎。他在社会上打拼了一二十年以后，遍体鳞伤，为什么？他发现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是行不通的，你知道这多可怕吗？多可悲吗？”雷军开始刻意不要司机，每天背个包去徒步，花了很长时间反思。

2009年，北京入冬了，一到夜里，没声没响的。过了几年投资人生活的雷军突然梦醒，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如18岁那年，雷军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硅谷之火》和乔布斯。他激动地绕着武大操场那个400米的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一遍一遍问自己：

——“我要怎样才能让我的人生与众不同？”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办一个世界级的伟大的公司？”

20年后，雷军已经是当代企业家勤勉成功的上限典范。，他再一次叩问自己：

——“你还有没有勇气去追寻小时候的梦想？”

勇气的代价，他心知肚明。

“这么试下去风险很高，有可能身败名裂，有可能倾家荡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成功者，我需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我真的犹豫了半年时间，”雷军坦白，“最后我觉得这一种梦想激励我自己一定要去赌一把，我说只有这样做，我的人生才是圆满的，至少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还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曾经有过梦想，我曾经去试过，哪怕输了。所以我最后下定了决心，办了小米”

在燕山酒店对面的咖啡酒廊里，雷军宣布创业。那天也是他的生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雷军重生的时刻。他决定坦诚面对内心的向往。

“办小米刚开始，我认为我100%会输，我想的全部是我怎么死。”别人创业是想着怎么赢，雷军创业是想清楚了怎么输。他经常开玩笑：“我跟自己说，偷偷干个小米，干成了咱就干，干不成，咱就不承认。”

其实不是怕丢份，更多的是低调。他辞退了司机，雪天里打车等了两小时，出差不住五星级酒店，定的都是快捷连锁。

有人在动车二等座遇见过他。有人搭乘飞机，看到雷军坐在经济舱紧急出口位。

从做小米的那天起，他就以一个普通创业者的身份重新出发了。

雷军说过，创业者应该把90%的时间用来找人。

林斌，是他能懂他的朋友，也是他找到了第一个搭档——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前副院长、Google全球技术总监。俩人都笃定移动互联网是大势所趋，道同，自然相为谋。

随后林斌给雷军推荐了不少谷歌的同事。

来面试的人问雷军，“你要做手机啊，那你认识郭台铭吗？”

他老实回答，“我认识郭台铭，但是郭台铭不认识我。”

“那谁帮你手机呢？好吧，那你认识中国移动的老大吗？”

雷军连忙摆手说：“哎呦对不起，我也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

为了招募英才，雷军不断地和受邀面试的人讲他的商业模式、公司前景。有些时候，雷军觉得自己更像是被面试的那一个。大部人都觉得雷军不懂得怎么做手机，也没办法跟运营商卖手机。这事不靠谱。几乎没人相信他能把手机做成。

尽管如此，这个不善言谈的男人依然耐着性子，拉住对方聊上4、5个小时，不厌其烦。

后来他提到“反正前十个跟我谈下来的，一个都没来”。质疑一直充斥在这段创业初期。

招人花了雷军很长时间，最后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一群聪明人，才慢慢聚了起来，有金山在线、金山词霸的黎万强、谷歌3D街景项目参与人高级产品经理洪锋、前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以及原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刘德。

这支6人团队，一人干了一碗小米粥，跟着雷军悄咪咪地做起手机。

除了招人时面对的不解，更难的是，雷军得打消供应商对新成立的手机公司根深蒂固的警惕。

因为手机的零件具有定制性，供应商需要花钱研发开模。一旦手机公司倒闭了不做了，对于供应商来说，浪费是很严重的。

对此，雷军姿态摆得很低。——“我去找每一个供应商，反正大部分供应商都不相信我们，我们都是一趟一趟地拜访。”

夏普显示屏被公认为最好的显示屏之一。雷军曾多次到日本总部谈合作，但是无一成功。

2011年，他和团队决定再次拜访。

当时正值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故期，那架前往日本的飞机上，除了雷军一行，空无一人。

到了办公室，雷军发现，他们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访客。

一遍一遍地讲述小米的未来，一轮一轮的商业谈判，一次次的当面交流。

夏普终被打动，决定为这个诚恳又坚定的男人和没做过手机的小米公司，破例一次。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小米成为了夏普显示屏业务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户，这是后话。

一起负责供应商谈判的刘徳，回忆起那段奔走的日子，“五个月，见了1000多人，瘦了20斤。

2011年8月16日，小米举办发布会，距离干下那碗小米粥，已经过去四百多天了。

雷军和大家打了招呼，搓着双手，向还在排队无法进场的粉丝道了个歉，说话的时候轻轻摇晃着身子。

他身上的黑色POLO衫和牛仔裤，凡客诚品的，是好兄弟陈年做的牌子。帆布鞋是另一个好兄弟，乐淘网毕胜的产品。

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今天晚上的小米，就像早升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他双臂搭在身前，抑扬顿挫又一板一眼地念出了这句话，像初次参加演讲比赛。

一如1992年的那次登台。那时他大四，和同学冯志宏研发了免费杀毒软件《免疫90》，解决了电脑病毒肆虐武大计算机全线瘫痪的问题，意外斩获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

雷军因此受湖北公安厅邀请，客串了反病毒课程的讲师。

楞青小伙，一上台，刷刷地把提前写好的稿，一口气念完了。抬头一看，说好的2小时的演讲，只过去了15分钟。雷军只好站在那，强装镇定地把稿子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20多年之后，雷军仍然不太会说，站在大舞台上，人一多，还是会有几分害羞。

而当他讲起小米的配置小米的性能时，说到激动处，还会不经意地振臂。

雷军已经记不得做小米的四百多天里，弯腰递出多少张名片，多少次讲到口干舌燥，才换来了小米1的豪华供应链团队和高性能的软硬件：

手机ID设计，全部由小米内部来自摩托罗拉的硬件团队完成。

手机生产，由富士康和英华达代工（均为苹果手机代工厂）。

手机电容式触摸组，也是由专为iPhone供货的台湾TPK生产的。

手机CPU采用当时高通最新版本的芯片，也是2011年处理速度最快的——1.5GHz双核的处理器。 当时的苹果公司最新款的手机iPhone4，采用的也不过才单核1G。而小米是当时国内首家使用该芯片的手机，也是全球第一家。

手机操作系统，采用小米根据google开源android系统源码修改后的MIUI操作系统。

“在摩托诺基亚时代，做操作系统的版本要三到五年，进入苹果时代，一个IOS需要一年时间，进入了人Android时代，一个季度发一个新版。”

雷军想说，如果觉得系统不好用，有一个新想法，能不能现在就改，为什么要等，为什么不能改。

研发人员告诉他，这个实现不了，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没这样玩过，和他讲了无数困难。

雷军还是决定试一下，每周更新一个系统版本。

从计划开始到小米1发布会那天，MIUI操作系统已经持续更新了52周。

这也是全球首个向用户开放的操作系统，粉丝可以在论坛上，提出自己的需求和BUG。截至发布会那天，全球共有50万用户参与了开发。

当他宣布，小米1定价1999元时，全场人都站起来，用力鼓掌高声喊道“好”。

这些配置，这个价位，如今看上去可能已经稀疏平常了。但在2011年，却是一记响雷。

当时整个中国手机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拿北京中关村来说，手机店玻璃柜里，摆的全是山寨机，把HTC、诺基亚、摩托罗拉全部山寨一遍。

就这样，用户都至少得花2000元以上，才能买个勉为其难像模像样的手机，保证屏幕点得动，运行不死机，有信号电话拨得出去。

国产品牌呢，更是剑走偏锋。有的呢，贴个牌就开始吆喝叫卖了。有的呢，价格高得令人乍舌。

2010年，酷派主打的一款智能手机N930，售价5980元。同年，主打音乐手机的OPPO 非触屏非智能翻盖机U529，售价2399元。这一年，OPPO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能听音乐的滑盖机。

甚至有人这样说过“小米出来之前，随便做个垃圾手机都能卖，现在你做个垃圾试试？”

发布会的二十多天后，小米在网上开放预定，34小时，预订数量达到30万台。小米，一个创业不到两年的公司，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实现了8亿元的销售额。

对于小米取得的成绩，华为余承东曾经公开表示：“祝贺小米，祝贺雷军。从小米1开始我就看好其商业模式，我们当时荣耀1工艺和质量领先情况下，也没敢迈出走互联网销售的步子，内部反对声音和制约因素很多。”

雷军则回复——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产手机。大家一起加油！”

也是在小米登场的这一年，华为决定放弃FOLLOW运营商做定制机的路子，建立自己的手机品牌。

前华为人曾说过，复制小米的成功，建立了电商品牌和互联网品牌，是华为手机的关键一跳。

2013年，用了不到两年半时间，小米成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2014年，小米营业额超过100亿美金，这基本上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快突破10亿美金和最快突破100亿美金营业额记录的公司。

中国手机市场也开始变了。

智能手机变得便宜了，很多人都买得起了。

国产手机甩掉了山寨的骂名，有了很多专利。

手机不再��黑盒子。它变得透明，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各家手机厂商上一款新手机，都开始把自己的配置，一一解剖出来给用户看。

某个层面上来说，小米让国产手机商发现，原来不靠山寨机也是可以的，原来我们也能做出好手机，然后手机竟然可以这样卖，利润压得这么低竟然也能赚得到钱。

小米让国人发现，国产手机也可以是好手机，千元机也可以是高性价比的手机。

雷军谈过小米手机的初心。“我在初期做小米的时候提到，零广告预算，也几乎是零渠道预算，成本定价，生产材料多少钱就定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硬件研发还必须要做零售。

就是因为这样的高效率，我们迅速挤走了中国所有的山寨机，而且反过来逼着国产手机厂商进步，如果不能改善品质，不能改善效率，不能改善设计的公司就全部被淘汰了。”

他没有夸大。

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三名，均为外国品牌，市场份额高达80%。酷派是榜单上唯一出现的国产手机，市场份额为6.4%。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十名，除了苹果三星，已经没有国外品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高达56.6%。

小米这枚良币，倒逼手机市场变革。

但是，这从来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道长且艰。

不少受益于小米模式的手机厂商，倒打一耙，开始觉得，小米是规则的破坏者。他们质疑，原先智能手机的利润可以轻轻松松大几千，为什么现在得投入这么多成本研发，还赚这么少。

他们不想赚这些辛苦钱，更想躺着数钱。

友商开始集中火力，攻击这个异己，试图把它扼制在摇篮中。每每小米手机出新机，势必会有漫天盖地的黑稿。

后来，在小米note3发布会上，雷军调侃到：

“过去的5年是属于小米的5年，也是手机行业剧变的5年。有人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手机行业成了娱乐业，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没完没了的发布会。

在座所有的记者都感同身受，说这些发布会都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金光闪闪的五个字：“友商是傻逼”，其中首先是小米是傻逼。”

说完，发布会台下的人全笑了。

只有雷军知道，当时过着多么寂寞的日子。举目四望，应声者戚戚，知他者寥寥。

当年祝贺过小米的华为余承东，靠一场“像素级”学习小米，实现了华为荣耀的跳跃。然而不过短短数年时间，换了一副面孔。

余承东发微博称，“一个屌丝品牌，不甘心只做屌丝用户转去做高大上品牌，恐怕是行不通的。不再发烧，更不再有性价比，失去初心，失去自我，屌丝们会用脚投票的。忠言逆耳，善意提醒。”

当年华为学习小米的时候，雷军想的不是利益被瓜分了，而是高兴华为一起加入高性价比好手机的路子，近乎夹道欢迎这位竞争对手。

一旦华为高端手机的利益被“为发烧而生”的小米侵犯，便着急跳脚，指桑骂槐，直接侮辱追求性价比手机的用户为“屌丝”。

枉费这个天真少年，视华为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曾对华为说过一番真心话，说：“我意识到，仅仅靠小米一家公司是无法满足全中国用户对于高性价比好手机的全部需求的。

我向全行业呼吁，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像华为和小米一样，行动起来，把性能做上去，把体验做到精细，把价格降下来，让中国的消费者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轻松地用上高性能的好手机”

这是2014年初他在自己同名公众号里写的一篇文章，名为《单靠小米是不够的》。他还以为自己和华为是一类人，想激动地过去握个手，却被狠狠打了一拳，只能一声不吭地怪自己看走眼。

“屌丝机”“LOW”的言论在不断发酵，一度成为小米的负面标签。

雷军没有想到，自己用尽全力想要做出更便宜的好产品，却成为了小米最大的槽点。他说，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很孤独。

不久之后，华为手机被踢爆闪存硬件，鱼龙混珠。

售价高达4000元的手机，对外宣称使用高性能ufs，实则是质量差的emmc和ufs混用，欺骗消费者。并且试图靠狡辩、抵赖、请水军洗地，甚至拉拢消协背书。

到最后，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在下一代旗舰机的手机里，闪存全部换成了低性能的emmc。无话可说。

小米6的发布会紧接其后，本可以就事论事，来个漂亮反击，但雷军并没有借题发挥，甚至还跳过了闪存介绍。

罗永浩在创办锤子科技时，公开嘲讽小米是“手机期货”、“双卡设计”、“低价位手机”。

在2015年小米出货困难的时期，友商齐呼雷军“耍猴式营销”。

对此，雷军从未回正面反击过。只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解释，供应链跟不上销量，已经在改了，小米从来不做“饥饿营销”。

从始至终，雷军不曾黑过任何一个友商。

最后，他还能真诚的像没受过伤一样，笑着说：

“不管大家议论也罢，还是大家诋毁也罢，经过四五年的腥风血雨，在全体友商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产手机占到了市场的主流，我们整个行业都进步了。”

出货困难销量下滑，粉丝倒戈友商攻击。

2015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他极为少见地表现出了脆弱，“说实话，我不OK。过去的一年我们实在过得太不容易”。

对内，雷军在年会上穿着大红色的衣服，拿着麦克风对压力沉重士气低迷的员工安抚道：“2016，开心就好。”

对外，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雷军扛下一切，眼神坚定地笑称：“我都躺在地板上了，没有人能击败我”。

一句看似玩笑话的自白，更像是是他的心里话。

这个意志坚定的男人，从未食言。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产品，是他最大的弥补和反击。

2016年10月25日，小米发布了全面屏手机MIX。

这也是全球首款全面屏手机，比iPhone8的全面屏领先了近一年，一经发布便引起世界关注。并斩获了2017年IDEA设计金奖。

作为是全球三大设计奖项之一，奖项成立的三十七年里，获只有12款手机拿到过该奖项。

哪怕像Apple这样的公司，也只有第一代iPhone获得了这个殊荣。

而这个大胆的全面屏想法，来源于2014年初。

小米工程师凑在一起，觉得手机行业越做越无聊，真是没意思，大家手机做得越来越一样了。

“为什么会一样呢？是因为十年前iPhone定义成这个样子，所以iPhone左右了整个十年手机的设计方向。”

多没劲呀，他们开始想象，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桌子人大声地讨论说也许应该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手机一样，应该是一款透明的玻璃，就是手机的正面应该全部是屏。

突然，谁也没声了。大家觉得，这像白日做梦，有太多技术问题要解决了，这不现实。

雷军想了一会，拍板了——“咱们做一款概念手机，没有时间表，没有预算，我们就是要试一试。”

重重压力之下，熬了2年多，MIX惊艳上线。6.4英寸屏幕，占屏比超过91%。

推出全面屏的，小米是全世界第一个。

由于极大的占屏比，小米MIX没有采用常规的前置听筒、光线感应器。

那怎么打电话呢？小米采用了全陶瓷机身，利用陶瓷导电技术解决听筒问题。

这也是全球首款量产全陶瓷材质手机，对于精密陶瓷在手机上的应用，起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

那怎么解决光感呢？小米运用了超声波技术，顺利实现了光线感应器的功能。

把超声波运用在手机里的，小米也是全球第一个。

如今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跟进了全面屏手机，正如2017年9月1日，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收藏小米MIX宣布的理由：

“小米MIX指明了未来手机设计的方向，就是全面屏。”

可能小米不是第一个想到全面屏的，但却是第一个做出来的。雷军说过，创新要么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么做别人做过但没做成的事。

在他的字典里，几乎没有“ 不可能”三个字。

后来，拿到小米MIX手机的锤子创始人罗永浩说了这样一段话：

“总要有一些有追求、有实力的公司领先走出‘尝试消灭屏幕外的所有正面部分’这一步，向小米致敬。”

对于这个当年以诋毁小米为乐的竞对，雷军回复说，“谢谢！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公开赞扬一个同行，没有胸怀是做不到的！”

随后又发了一条微博，@了罗永浩。

“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共同的梦想：做感动人心的产品，让中国人为自己的产品骄傲！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在雷军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敌人可言，他们共同的名字是“国产手机”。

有一种说法是，“小米成功让国产手机厂商开始了向世界顶尖水平的追逐。”

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如约而至。

米note的3D玻璃、小米1nit亮度的暗光屏、MIX2具备的全球频段达226个国家是目前支持频段数最多的手机，以及独立制造屏幕掌握核心技术的小米实验室……

而雷军和小米的贡献，远远不止手机这么简单。

雷军提到，我们的梦想要做价格厚道的产品，要做到世界顶级的品质，还只卖一半以内的价钱。

当他创办小米后，第一次去了美国，走出金山旧机场，他想到的一句话是《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里姜文说的：美国，我来了。

而这次出行，更多的是一种冲击。他发现在美国买东西可能也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无论是质量还是价钱都比中国好很多。

然后飘洋过海到了美国，还只有中国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这很让他很崩溃，也让他想通了很多东西。

雷军说，“中国商业的核心问题是商业效率低下。就是任何一件东西要经过很多层卖到消费者手上，价格都非常高。”

甚至是一种常态，大家在这个怪圈里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雷军觉得不对劲，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就在想，怎么能改变商业效率呢？

“我不认为中国人缺少工匠精神，我也不认为我们缺少创新精神，我更不认为我们不能把东西做好。”对此，雷军坚信不疑。

他要打破，跳出这个烂泥塘。“改善商业效率才有机会改善产品品质”，这是他找到的唯一出口。

冗余渠道，大刀阔斧地砍掉。

把所有的过程最大限度的压缩，压缩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用来做产品研发，做产品本身，然后雷军严格地限制自己的毛利率，“我们希望毛利率越低越好，只有这样这个公司才是长期可持续的一家伟大的公司。”

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搅动市场的鲇鱼，早已钻进入不同的池子里了。

很多行业，活起来了。

拿小米电池来说，三四年前在互联网上买一个充电宝平均均价200块。绝大部分还是用笔记本回收的废旧电池粗制滥造的，甚至有很大的爆炸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飞机对充电宝查得很严，也跟充电宝质量不好、危险很大有关。

小米进军移动电源行业后，推出了10000mAh、全金属工艺、顶级的电芯的超薄电池，最后零售价钱只要69块，行业定价的三分之一。

随后一年时间，小米电池创造了2000万个充电宝的销量，直接登上中国第一，然后顺手拿下世界第一。

再拿小米手环来说，当时国外的手环价格是1400元，充电只能用5天时间，而且一洗澡很容易进水。

小米做出来第一代手环，不充电能够用七八十天时间，而且防水，价钱是国外同行的5%，只需要79元，一下子做到了世界第一。

然后拿小米电视来说。2013年小米杀入智能电视行业，依然是更低的价格，靠谱的质量。短短四年时间，小米电视在9.19促销、6.18促销中，成为京东彩电品类销量第一的同时，取得了天猫彩电品类销量和销售额双第一。不仅如此，小米电视包揽多项尺寸电视的销量第一。

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7年1-7月互联网电视品牌线上整体销量同比下降6.9%。其中，乐视电视同比下降55.5%，酷开同比下降47.1%。

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小米电视逆势上升，电视线上销量同比大涨91.2%。

除此之外，

小米空气净化器销量全球第一。

小米扫地机器人销量全球第四。

小米平衡车销量全球第一。

小米插线板销量千万个。

小米智能插座年销量过亿只。

包括好用便宜的音响，好用便宜的小米电饭，好用便宜的小米滑板车……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这是小米的口号。也是小米，让人们发现，原来科技不是奢侈品，原来好的生活其实不贵。

尽管外界仍然存在着对小米的误解，雷军不做争辩，他只说他们不了解而已：

“对于很多精英阶层来说，卖的这么便宜一定很Low，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变化快。”

��多时候，他仍然像个有梦的孩子：

“我还相信美好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发生的更多一点，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更多人的生活中。”

当前，小米拿到手的专利达到4800项，其中一半是国际专利。

仅仅2016年，小米申请的专利就有7071项。专利的审批往往需要两至三年，预计2017年到2020年，小米还将会迎来授权专利的高峰期。

除了供应链，雷军深知，小米要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

而芯片正是手机科技的制高点。差不多指甲盖大小，却几乎是这个星球上集成度最高的元器件，有10亿余个晶体管。

雷军想要拿下这个山头。他问专家，小米能自己研发芯片，有这种可能吗？

“这些专家跟我讲得还是很中肯的，说你要做手机芯片，十亿人民币起跑，只是起跑线，说估计得投个十亿美金以上，就准备花十年时间才有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内，小米使用的都是高通的芯片。成也高通，败也高通。曾经因为其处理器的交付问题，小米手机一再无法如期出货，雷军甚至因此背上了“耍猴大师”的恶名。

“不是一投入就有产出，不是今天投后明天就有产出，甚至大后天都没有产出，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投入。”

芯片的研发，很有可能是个无底洞，雷军心里清楚。但是，就算再难，也要有自己的“芯”，不能让自己的命，捏在别人手里。

“2014年10月16号，小米就悄悄开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叫松果电子，甚至连开业庆典都没办。这么一票人像特种部队一样，冲向了手机芯片的迷雾。”

2015年9月24日，芯片第一次拨通电话，这意味着Modem所有相关模块基本调通。

研发人员难掩激动，跑到雷军办公室，想看看他还在不在。

不出所料，这个夜猫子果然还在加班。得知消息的雷军连忙到研发室，屏住呼吸亲自试拨了一下。随后响起的手机铃声就像婴儿初啼，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为人父母的兴奋中，拍手拥抱。

那时，正值凌晨1点43分。

两天后，小米松果芯片第一次点亮屏幕。这代表着第一次流片获成功，也意味着硬件基础研发基本完成。

雷军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心澎湃。”

澎湃S1名字来源于此。

“这不是一个PPT芯片，我们已经量产了。”2017年2月28日，小米自制中高端芯片澎湃S1发布会上，他食指和拇指间捏着一枚极小的芯片，数度哽咽，恳请政府多一点支持。

也是在这一天，小米成为全球仅有的4家，能够独立研发生产手机处理器的手机厂商。其余三家分别是三星、华为和苹果。

曾与求伯君、雷军并称“金山三杰”的王峰，也是蓝港互动创始人评价道：

“我说雷军是我们金山系的骄傲，小米员工回复说也是小米人的骄傲，他同学说雷军是武大的骄傲。

其实，雷军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成就，是个人奋斗者的榜样，是属于时代的，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时代骄傲。”

有人问，涉猎如此广泛的小米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雷军给出了答案。

——“我认为小米是一家手机公司，也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更是一家新零售的公司。

小米是一家硬件公司，做手机、做电视，我在创办小米的时候要改变整个中国制造业，改变整个中国对国货的印象，怎么利用中国强劲的制造能力做出世界的顶级作品，来造福于世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办小米的梦想。”

这个想要让世界更好一点的男人，除了徒步骑车，最大的嗜好是滑雪。

他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就翻出滑雪的照片，嘴里开始念叨，上瘾了上瘾了，现在就开始想着滑雪了。

如果你计划偶遇他，北京南山滑雪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人在这里碰到过他，冲着他喊，你是雷军吗。

他转过身来不疾不徐地走到那人跟前，说：“你好，我是雷军。”没等对方晃过神来，他又笑着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他是抽中南海的程序员中，健怡可乐喝得最多的CEO，一天开的会，十个起步。

每天吃盒饭，吃一顿饭只要3分钟，公司开会错过了饭点，他请大伙吃饭，拿出一摞外卖订单，说：“想吃什么自己选。”

还曾经因为忘带门卡，被新到的保安拦在公司外，背着双肩包的他讪笑说：“我姓雷”。保安回他：“姓什么都不管用，有门卡才能进。”

最后让助理送了下来，才得以进去。

2013年，在清华大学学堂，他和刘德华进行现场分享对话，全程紧张得没有换过坐姿。雷军说，面对偶像，我太紧张了。

会后，雷军想找刘德华合影，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后来只请刘德华签了名。到了晚上才拜托同事找记者要了几张现场照片。

雷军特地写了一篇公众号。

“我觉得他相当于中华民族的典型代表，勤奋、上进、不怕失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谦和正直，在两小时内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递给他（米兔）但实在没想到他会单膝下跪来接，那一刹那间，我被深深打动了。

就为人处世、提携后进，我觉得他做得都非常出色。我感受到的是他的好人品和用心。”

他会被刘德华的品质吸引，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是同类人，皆为良币。

不善言辞的木讷理工男，重感情重朋友。炒股赚了60万，全捐给了母校，是武汉大学第一个毕业不到10年，回学校捐款的学生，后来又捐了1亿5000万。

金山上市那年，董事会给他400万股奖励股，在十年前已经价值8000万元，一分没要，全分给了员工。

雷军的第一次男模经历，献给了好哥们陈年。这个容易害羞的人，硬是当了凡客诚品的第一期海报模特。

在凡客滑铁卢时，作为陈年投资人以及朋友，雷军义无��顾为其站台，甚至花了一些时间考察，给了陈年不少供应链、产品的建议。他的微博，有43条提到了陈年，一半以上在夸陈年，一半是为凡客打广告。

成立近8年，小米开了这么多场发布会，雷军穿的几乎是凡客全套——凡客POLO衫、凡客牛仔裤、凡客帆布鞋、凡客长袖白衬衫、凡客短袖蓝衬衫、凡客T恤换着穿。

2017年，雷军祝福凡客十周年。陈年回复“谢谢你一路陪伴18年。”

猎豹创始人傅盛一直记得雷军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一个比你自己认为的要强的人”，那时正值他离开360，被周鸿祎“逼上绝路”。雷军给了一度不自信的他莫大的肯定。

这个知世故而不世故的天真人，不吝付出真情，始终相信真心，甚至仍保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纯粹理想主义。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雷军给自己的一款产品打了广告，也是他在节目中唯一安利的一款，他说“漂亮得一塌糊涂，绝对颠覆你的想象”。

这个1989年出道在商业浑水里摸爬滚打近三十年的人，让助手找来一盒5号彩虹电池，非常自豪地介绍小米生态链公司做的干电池——全碱性的环保电池，可以随便仍，不会污染土地。

他拿着这盒售价仅为9.9元的电池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

尽管当时主持人说出了一句可能所有人都有过的想法——这句话听起来好空。

雷军笑答：

“在今天能有勇气讲这么空的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四五年前手机行业谁用国产机，国产机等于山寨机，对吗。

我们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这样的困难，他们不仅仅是用苹果，你看他们家里的电视，都是索尼三星夏普，同意吗。

这个时候我们去批判消费者，是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问题出在产业界，出在我们自己没做好。我再办小米不是为了成就感，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怎么怎么着。也不是为了满足什么虚荣心。

我就是想干一件我喜欢的事，我希望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帮助。”

这八年来，他带着小米不疾不徐地走到舞台中间，说了一句，“你好，我是雷军。”

让中国人听到了他的声音，让世界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让所有人知道，中国也有良币。

参考资料：

[1]《雷军，何以留名？》，刘韧，1997年

[2]《小米1发布会演讲实录》，雷军，2010年

[3]《雷军40岁低潮岁月》，雷晓宇，2011年

[4]《杨澜访谈录雷军站在风口上》，雷军，2014年

[5]《雷军豹变》，吴达，2014年

[6]《CCTV2 遇见大咖》，雷军，2015年

[7]《红米Note3发布会演讲实录我所有的向往》，雷军，2015年

[8]《雷军耶鲁北京中心演讲实录》，雷军，2017年

[9]《小米松果芯片发布会演讲实录》，雷军，2017年

来源：猎云网

作者：林红瑜

版权：本文由猎云网授权刘韧刊发

from 公众号「刘韧」 https://ift.tt/2vjvM1D via IFTTT

#IFTTT #公众号「刘韧」

0 notes

inmatts-blog-blog · 7 years ago

Text

氪星晚报 | 马化腾身家攀至全球第11；乐视网或明日复牌；新款iPhone被曝在测试

大公司永辉超市：联合腾讯与家乐福达成股权投资意向 1月23日下午，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腾讯”）就对 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 （一家荷兰公司）的或有投资与 Carrefour SA 达成股权投资意向书。上述三方将协作共赢，在供应链整合、科技应用和业务赋能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乐视网或明日复牌，孙宏斌：人有时候也要愿赌服输今日下午证券时报·e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称，乐视网股票将于明日（1月24日）复牌交易。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乐视集团董事长孙宏斌、乐视网总经理刘淑清、乐视网财务总监张巍、董秘赵凯等。今天的会议上，有一位投资者问孙宏斌，现在还觉得搞不好新乐视是一辈子的遗憾吗？孙宏斌说道：“我会尽力，希望不留遗憾。但如果仍然没有办法，那也只能遗憾了。人生有很多遗憾～”有投资者问道，如果复牌后公司股价下跌，击穿贾跃亭股票质押平仓线，会有什么影响？乐视网回复称，如果公司股价持续下跌，贾跃亭需按照协议条款向质押机构补足保证金。如果未能按时补足保证金，质押机构有权对所质押的股权进行处置。贾跃亭未向乐视网提供其质押股权处置计划。腾讯股价再创新高，马化腾身家攀升至全球第11 23日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数据显示，中国首富马化腾身家达到521亿美元，已超过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美国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在全球富豪榜排名中攀升至第11位。腾讯今日股价再创新高，站上470港元，市值突破4.5万亿港元。阿里巴巴：2017年日均纳税超1亿，创造就业3300万 1月23日��午消息，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17年社会责任相关数据，在上一年里，阿里巴巴日均纳税超1亿，带动上下游纳税超2900亿，创造就业3300万。阿里方面透露，税收数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猫和淘宝共同助力打动新增内需带来的上游制造业税收增长，这部分税收大约为2600亿元左右。另一部分则是天猫和淘宝的包裹拉动的下游快递业税收增长，约为300亿元。此外，脱贫已成为阿里巴巴的战略性业务。2017年，阿里巴巴成立脱贫基金，计划5年投入100亿，探索“互联网+脱贫”的新模式，“让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百度新增两座人工智能实验室：布局长期战略据外媒The Drum报道，百度研究院新增两座实验室，引进三位AI科学家，创有史以来“最强阵容”。百度研究院新增商业智能实验室和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新成立的商业智能实验室将聚焦用于新兴数据密集型应用的高效数据分析技术，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则重点关注机器人技术和自动驾驶领域基础技术。京东金融推出“京银计划”，交通银行成首个合作伙伴近日，京东金融推出面向银行业合作伙伴的“京银计划”，与银行联手打造无界营销新玩法，交通银行成为首个“京银计划”合作伙伴。“京银计划”，首次通过京东支付将京东核心大促资源向银行业合作伙伴开放，整合了整个京东的无界零售优势资源，将京东内部的商城、金融、物流、线上线下等大生态打通，实现京东与银行的无界营销、跨界互动和用户分享。邬学斌：离开百度还是想造车，下一站宝能 1月23日下午，百度副总裁、百度IDG智能驾驶事业群重要高层邬学斌今日确认从百度离职。百度总裁兼COO陆奇在内部会议上“感谢学斌在百度的工作”。得到消息后，车东西第一时间联系了邬学斌。邬学斌向车东西证实了将从百度离职的消息，确认下一站将会前往宝能汽车工作并解释了选择宝能的原因。对从百度离职一事，邬学斌称自己对这个时间点离职“也感到意外”。蚂蚁金服上线首家无人体验店WithAnt，主要售卖蚂蚁金服周边衍生产品 1月21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上线了首家无人体验店WithAnt，主要售卖蚂蚁金服周边衍生产品，地点就在其新办公大楼Z空间。在WithAnt无人体验店里，顾客用支付宝扫个码后就能进店随便逛。想了解商品详情，放在交互货架上就能在墙上的LED屏看到相关信息。挑中的商品可以放到一个盒子里，通过传感器自动识别价格后，顾客可以拿了就走，通过支付宝进行扣款。脑白金试水区块链送礼业务据了解，脑白金团队将率先在2018春节市场大促中，引入“区块链”应用。以往提及脑白金的市场大促，更多人会条件反射出那句“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区块链的尝试在于，脑白金将通过去中心化的微信社区等互联网工具，鼓励更多人参与春节给父母送孝心的“区块”中来，参与的用户通过“亲友链”把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多的扩散、同步给亲友们，满足相应条件的用户将获得脑白金奖励的新春大礼包。另据了解，脑白金正和某互联网巨头合作秘密开发区块链新应用，有望在近期推向市场。资本涌入区块链概念受追捧，风险不断积聚监管面临挑战在专家看来，虚拟货币的快速发展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危害：一方面，价格大幅涨跌带来的泡沫存在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虚拟货币存在被用来进行非法交易的风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出，虚拟货币并不具有完备的货币属性，与股票、债券等大类资产相比，几乎没有内在价值。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永利建议，尽快建立国际统一的监管规则，避免监管漏洞和跨境套利。文化部门严查网游违法违规内容强化价值导向据新华社报道，以网络游戏含有禁止内容、网络游戏宣传推广含有禁止内容等违规经营活动为监管执法重点，文化部近期指导北京、天津、安徽、湖南等地文化执法部门查办宣扬色情、赌博、违背社会公德等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案件20件。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文化部将在持续打击网络游戏禁止内容的同时，推进网络游戏转型升级，引导网络游戏行业加强自律管理，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积极提升网络游戏内容品质，丰富文化内涵，丰富游戏功能。马斯克薪酬计划立下军令状：公司市值必须达千亿美元 1月23日下午，特斯拉计划于本周二公布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新的薪酬计划，这或许将是企业史上最激进的一份薪酬计划：只有在达到一系列惊人的目标之后，马斯克才能获得报酬，否则他的收入就是零。特斯拉设定了12个市值目标，每个目标比前一个多500亿美元，起步为1000亿美元。此外，特斯拉还设定了12个营收和调整后利润目标。只有在同时达到这两大目标之后，马斯克才能获得168万股，即公司1%的股份。目前，特斯拉的市值只有约590亿美元。默多克喊话Facebook：应向可信赖的新闻媒体付费据彭博社1月22日报道，默多克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Facebook希望分辨‘可信赖’的新闻出版者，那么他就应该按照有线电视的商业模式，向新闻出版商支付转载费。”默多克所称的转载费意指有线电视模式下，受众在收看免费的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时，转播台要向电视集团网络支付的费用。英国金融时报1月23日的报道中介绍，默多克此份声明是针对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的发帖。未来5年家乐福计划在全球主要城市开2000家便利店未来5年，家乐福计划在全球主要城市开2000家便利店；2022年前，在数字化改造上投入28亿欧元；提振食品电商业务，2022年，食品电子商务营业额要达到50亿欧元；提升食物品质，注重生鲜食物和有机食物。2022年，生鲜食物销售额增长要是普通品类的三倍，家乐福自有品牌的营业额要达到整体三分之一。 Waymo宣布在亚特兰大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据路透社报道，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公司Waymo周一通过Twitter宣布，其将开始在亚特兰大测试自动驾驶汽车。Waymo在Twitter上表示：“亚特兰大是主要的技术和创新中心，也是Waymo测试项目的理想选择。”经过历时八年多的测试，Waymo公司俨然已经是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先驱，已经在加州凤凰城，密歇根州，硅谷和旧金山郊区等地区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投融资传哔哩哔哩计划在美国IPO，筹资规模4亿美元 1月23日下午消息，据IFR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流行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计划在第一季度末或第二季度初从美国IPO（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约4亿美元。自动驾驶初创企业图森未来寻求再次融资据彭博报道，开发自动驾驶卡车的图森未来表示，继去年以4.55亿美元的估值募集资金之后，现在将寻求募集更多资金以扩大业务。“我们不难找到投资者，下一轮融资将很快开始，”图森未来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侯晓迪表示。“自动驾驶市场现在非常火爆。”图森未来去年11月份的C轮融资募集5,500万美元。丰巢最新融资20亿，开启新一轮快递柜大战 1月23号，韵达股份（002120）和申通快递（002468）双双发布公告宣布增资丰巢科技，丰巢新一轮融资达20.7亿元，是去年5亿融资的四倍，意味着丰巢快递柜的下一轮迅猛扩张。其中韵达增资2.7亿元，新增股份2.9927%，共计持有丰巢科技13.4673%的股权。申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通有限增资1.8亿元，共计持股占比为 9.0948%。照最新一轮增资来算，丰巢的估值已达90亿。消息称瓜子二手车母公司车好多集团完成10亿美元C轮融资某投资公司高层今日透露：“车好多集团已经完成新一轮十亿美元的融资，浩涌一直在清扫战场，融资消息不日将公布。”至此，车好多数轮融资后，募集资金总量已经超18亿美元。车好多集团前身为杨浩涌创立的瓜子二手车。去年11月，瓜子二手车宣布对现有业务整合，并正式更名为车好多集团。同时推出基于融资租赁模式的汽车新零售平台“毛豆新车网”，主打0到1成首付购新车。（凤凰科技）注：向瓜子公关求证上述消息，对方称不知情。金蝶5000万美元战略投资纷享销客，成为其单一大股东据投资界消息，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宣布战略投资中国CRM第一品牌纷享销客，成为其单一大股东，投资金额5000万美元。纷享销客的服务开始于2011年，是一款面向公司销售团队的管理工具，曾经是微软创投加速器的孵化项目。此前曾获6轮融资。经过本次融资，纷享销客不仅有了更充足的现金储备，金蝶在管理、品牌、产品、技术、客户和渠道上的优势，也将有利于其在CRM市场的快速扩张。 SEE小电铺获逾千万美元C轮融资，腾讯参投 SEE小电铺今日正式宣布，获得腾讯参与C轮融资，投资逾千万美元。目前已经与超过1000个品牌建立稳定合作，覆盖美妆、家居、零食、时尚、课程类目，SKU超过4000个，同时SEE小电铺已经成为数十个品牌微信的独家合作。小电铺也在今日正式发布“千媒万店”计划，让再小的自媒体都有自己的小程序商店，融资后将在2018年重点扶持10000家自媒体小电铺，加快构建去中心化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创业工场将发起一只专门投资区块链项目的基金今日，创业工场对外宣布，将发起一只专门投资区块链项目的基金。该基金将瞄准区块链产业中的优秀项目，用资本的力量和行业资源助推项目获得成功。创业工场曾在2013年投资创办了过现全世界最大的数字资产交易所：OKEx（前OKCoin）。OKEx在业内被誉为区块链技术的“黄埔军校”，从中走出过很多在区块链领域的优秀团队，遍布区块链产业的各个环节。车载零售公司 Cargo 获得 550万美元融资，出租车卖零食的新风口能吹起来吗？车载零售公司 Cargo 22 日宣布获得 550 万美元种子轮后续融资，投资方包括 CRCM Ventures，Eighteen94 Capital， Techstars Ventures 等风投公司。此前，Cargo 已获得约 200 万美元融资。Cargo 成立于 2016 年，与糖果、化妆品、电子消费品等零售品牌合作，为乘客提供零食和 USB 线等商品，打造一个移动版“7-11”。新产品新款iPhone正在测试，摄像头的体积更大据微博知名爆料博主@i冰宇宙爆料称，有一款新的iPhone正在测试中。这款iPhone采用的是常规的单颗摄像头，不过摄像头的体积更大。从这一描述来看，似乎跟之前媒体爆料的第二代iPhone SE非常接近。据消息称，新的iPhone SE将会同样采用Face ID，并且使用全面屏设计，不过该机将会采用后置单摄像头，拍照配置会比iPhone X略逊一筹，并且手机的尺寸将会在4英寸-5英寸之间。根据时间来看，这款手机将不会在MWC 2018上亮相，或许要等到3-4月份左右。黑莓KEYone精英版开卖：4.5寸屏/骁龙625，售价3699元 1月23日，黑莓官方宣布，黑莓KEYone精英版正式开卖，售价3699元。外观方面，黑莓KEYone精英版为全新的棕榈金配色，机身采用6系航空金属，官方表示历经38道工序，耐用更持久。后盖采用经典皮质格纹防滑设计，拥有亲肤纹理质感。配置方面，黑莓KEYone精英版采用了4.5英寸1620×1080显示屏，屏幕纵横比为3:2，搭载高通骁龙625，配备4GB内存+64GB存储，拥有前置800万+后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电池容量为3505mAh。该机最大的亮点是安全，黑莓KEYone在出厂时在手机中设置了强化安全系统，其专有的DTEK技术能够实时监控并保护操作系统。专注年轻人的视频社交，腾讯QQ推出视频社交应用DOV 腾讯QQ在2018年伊始上线全新视频社交应用DOV。“DOV”一词源于QQfamily的成员北极熊DOV，围绕拍摄、编辑等强大的摄像头能力，DOV为年轻用户提供分享当下、极具创意的即时视频沟通能力，用更潮的方式增强年轻人间沟通的陪伴感。DOV功能集中在视频社交，包含从录制到分享的环节。DOV界面简洁直接，进入应用直接开启“相机”功能，通过点击左右的图标，可以切换选择“日迹”和“信息”功能。今日言论美国车界老炮：特斯拉可能会破产，快买辆收藏吧据Mashable中文站报道，现在的美国电动车市场依然是占有先发优势的特斯拉的天下，不过车界老炮鲍勃-鲁兹却警告称，马斯克的公司有可能很快就会破产。鲁兹已经85岁了，在退休前他是通用汽车副主席。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自己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的经验，鲁兹还参考了许多汽车收藏家的看法。在鲁兹看来，如果特斯拉最终倒掉，它们的电动车很快就会成为收藏家们追逐的目标。这位车界老炮认为马斯克一直没有找到帮特斯拉挣钱的方式，它们的花费总是大于收入。“如果你总是把手上的现金烧光，那这家公司肯定不是家合格的汽车公司。”鲁兹解释道。他建议收藏家们赶紧行动，趁Model S还在生产赶紧买一辆收藏。 http://dlvr.it/QCNxpC

0 notes

inmatts-blog-blog · 7 years ago

Text

深氪｜携程在手，先搞定3万员工的价值观再走

上海凌空SOHO携程总部，一场以“重塑文化、找回初心”为主旨的中高层会议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考虑到半年内这家在线旅游业巨头遭遇的数次挫折，2017年11月下旬的这场会议，现场气氛严肃，这并不令人意外。交锋出现在第三个环节。当携程董事会主席梁建章、携程CEO孙洁先后发言，回顾了携程创业史，并总结了亲子园虐童事件、机票搭售事件后，有人起身当众提问——问题之直接、尖锐，是事后许多携程员工的一致评价。 “携程是不是对短期利润过分看重，而忽视了企业文化和长期价值？”这位员工问。这个问题直指核心。几个接连发生、引起公众轩然大波的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又有着一定内在关联。一家成立近20年的大公司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何在长短期利益中平衡，又应以何种姿态自处？梁建章承认，自己”没时间过问价值观的事情“，对此“负有责任“。他强调，追求KPI要建立在用户体验的基础上。参加这次会议的携程中高层骨干超过200人。紧接着，会议内容以视频录像的形式，在这家超过三万人的公司逐级学习、循环播放，几乎覆盖了每一个角落。 “开会经常让你感觉浪费时间，但这个会上，你看到一个部门领导可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截了当地讲话，会鼓舞到下面的人。你就是可以这样跟老板说话。”一位携程员工对36氪说。虽然机票搭售和亲子园虐童事件从本质上相去甚远，但汹涌的舆论并没有耐心分辨其中的差异。社交网络上，一些用户呼吁卸载携程，另一些则意味深长地指出，没关系，“反正过段时间你们就忘了”。自2012年跌至谷底、2013年梁建章回归后，携程在过去五年上演了一场神奇的绝地反击：股价增长6.5倍，总市值达到242亿美元，净营收增长3.6倍，利润接近翻番。2015年，携程接连投资艺龙，合并去哪儿后，构筑起OTA（Online Travel Agency，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半壁江山。2017年底的同程艺龙合并，也堪称“携程系”一统在线旅游流量入口的收官之举。这原本应该是创始人梁建章和新任CEO孙洁春风得意的时刻，但却成了他们的反思之年。携程股价携程业绩表这个冬天，梁建章和孙洁取消了许多原定的公开活动和访问。一位携程中层员工称，连他在朋友圈发一条招聘信息时都感到了外界咄咄逼人的压力，有人留言反问，“你现在还敢招人？”一位此前和携程关系破裂的供应商表示，“用户第一、供应商第二、携程第三”的口号在很多时候就是个笑话。在一些投资人会议里，已经有人在探讨：是否有机会再造一个携程，既满足实用性，又兼得用户的信任和忠诚。我们无意仅仅指责一家公司道德失当，携程的故事有更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价值：一家掌控行业话语权的大公司如何利用其支配地位？一个老牌大公司如何摆脱路径依赖、重拾创新之力？对于携程来说这些问题非常严峻。就像3Q大战中的腾讯、魏则西事件中的百度，此类危机也正是一个公司自我反思的绝佳契机。 “不得已”的搭售 2017年国庆期间，一篇名为《一年100亿？揭秘“携程”坑人“陷阱”》、原本在同年4月已经传播过一轮的旧文在社交网络上再次广泛传播。文章称，携程在机票、火车票等预订环节，会默认捆绑保险、酒店优惠券、接送机、VIP休息室等各种费用，且交互设计隐蔽，很难发现和取消。随后，艺人韩雪“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的微博声讨，把舆论推向高潮。 “搭售”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商业模式，营销学中称作交叉销售或关联销售。电商公司们都已学会基于用户数据和过往行为激发关联购买。一位携程员工告诉36氪，在设计这些机＋X，酒＋X的产品时，携程是根据数据做过测算的，比如上海的客人可能更喜欢华泰的保险，北京的客人则不然。这个X除了保险，还包括城市卡、wifi等“你能想到的一切”。 “谈这些资源很不容易，还要跟其他家比价，业务经理会欣喜若狂地加进产品，希望客人喜欢。”这位员工为携程辩解说。但满足用户需求和钻用户空子却只有一线之隔。“交叉销售没问题，但设置成为默认勾选，让你一不小心就付款，就有问题了。”一位旅游行业分析人士说。这也代表了外界对携程最主要的诟病。国内OTA平台都有或轻或重的默认搭售行为，携程之所以遭到最猛烈的抨击，源于它在机票领域的高市占率，以及通过交叉销售获取的高额收入和利润。根据Analysys易观的数据，2016年，在机票份额超过9成的中国在线交通预订市场中，携程占比35%，去哪儿20.7%，考虑到2015年底携程合并去哪儿完成，两者合计超过了一半——这是“店大欺客”印象的根源。这种印象不只来自捆绑销售。在线旅游业大并购刚刚完成的2015年底到2016年初，携程的“机票猫腻”密集遭到曝光，作家蒋方舟、旅游圈人士李淼和ttdz，先后发声投诉其国际机票存在联程票、假机票、积分票漏洞，指向携程对平台上机票代理商的管控不力。 “日本航空在中国相当大比例的机票是携程系卖出去的，携程对于这些航司是肆无忌惮的，航司被卖积分票也无可奈何，它成了弱势群体。”ttdz说。2016年元旦，他因携程的一张归属于他人名下的“积分票”（只有本人和直系亲属才可使用），在东京值机时被尴尬阻拦，沟通携程客服无果，最后不得不当场重新卖下一万多元的机票回国。更早之前，央视新闻频道还曾曝光携程的“旅行套餐”收取高达60%-80%的退改签费——而实际上航空公司并不收这么多。由于“低买高卖”，携程还拒绝向用户提供行程单。这类用户投诉不时爆发。此番捆绑销售风波后，携程的整改方案上线，并列的两个预订通道中，“极速预定”仍含默认的车酒券等，但“普通预定”在观看5秒广告的前提下不再有任何默认选项。为什么携程在类似改革上表现得如此缓慢而痛苦？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告诉36氪，单是上述这项改动就让携程票务版块的营收损失一度高达70%。交通业务的营收如此依赖搭售——据《财经》此前报道，交叉销售在2016 年为携程贡献了总营收的15%，净利润的40%。携程的机票来自三种渠道：航空公司官方旗舰店直销、携程作为代理商自营、第三方代理商销售。自2015年“提直降代”（中国国资委要求航空公司提升直销比例，降低代理费用）政策落地，航司旗舰店部分不再向携程支付佣金，而第三方代理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客观上造成价格敏感型用户的流失，而这一切都可能最终影响携程的收入。根据携程内部测算，非航司旗舰店部分，平均每卖出一张票，携程获得的佣金收入在10元上下，这还未算上营销、技术等成本。一旦发生退改签，携程需要倒贴28元。与此相反，机票搭售的产品虽然客单价不高，但利润可观。专车酒店券、旅游券等自营产品携程本就拥有采购优势，而搭售中占比最高的保险类产品，毛利更是高达90%以上。“一些保险公司为了达成业绩，会对携程说，利润的95%甚至98%都给你。”一位旅游行业人士对36氪说。 “提直降代使得携程捆绑销售的意愿更加强烈，金额也越绑越高。”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他看来，这等同于一种路径依赖——携程过分倚重交通业务，国内和国际机票营收占比80%左右、其余为火车票汽车票等——而令该版块收入快速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默认搭售做得更积极、更凶狠。而积分票、联程票、赌退改签概率等繁多花样，目的也都一样——从机票业务上赚钱。 “巨无霸对行业的压榨，大家都是有怨气的。这次就爆发了。”一名接近携程高层的人士对36氪说，“老板心里知道，也没有办法。” 换句话说，携程只有找到新路径才能摆脱这些“泥潭”。交通是唯一营收占比显著上升的版块，2017年三季度前占比也稳定在40%以上 KPI焦虑机票很难赚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是国际OTA巨头Priceline更为明智地将其商业模式构筑于酒店业务的原因——比起只有几家大公司的航空业，酒店业的集中度低，更适于OTA发挥其平台撮合价值——机票收入甚至不足其总收入的10%。而携程以机票为核心的交通收入，则是其第一大收入，占比超过40%。来源：Priceline2016年财报；参考海择资本以机票为核心的交通票务对于携程，本来更应该是一种流量型业务——就像滴滴虽然从出租车上赚不到钱，但能靠出租车业务起家积累用户、带动快车专车等其他盈利业务那样。流量型业务本不该承担过多的盈利压力，但在携程，情况却并非如此——其采取的事业部（Business Unit，简称BU）制，以及维度单一的KPI考核体系，客观上阻断了体量庞大的交通部门仅仅用作引流的可能性。在BU考评体制下，携程只能容忍一些不太赚钱的流量型小业务——比如内容化的攻略、尚在成长期的美食林——处于被养着的状态。“你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有几千人的交通部门可以不承担营收职责。”一位携程员工对36氪说。 2013年，当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结束六年学术生活，临危受命重新执掌公司时，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行事业部制，即把公司的组织架构按业务线划分成一个个独立的BU，如大交通、大住宿、度假，BU之下还有SBU（Strategic）、EU（Entrepreneur）等次级的业务单元。 BU制的核心在于放权和激励，由每个BU的CEO对成本和收益全权负责，而携程考核BU的方式，是一条严格的估值公式：四倍收入（revenue）+20倍净利润（profit），再除以二。这个公式相当于携程扮演股票交易所，为各BU定价，价格高低直接和人员奖金挂钩。当一个新业务成长壮大时，同样要服从于这一规定，它决定了公司为之分配资源的多寡。“就像外部公司拿A轮、B轮融资需要估值一样，携程大老板就像你的投资人。”一位携程中层员工说。他认为，这套计算方法甚至比外部更严苛，难就难在，“又要增长又不能亏钱”。 “估值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部门在携程的话语权。”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告诉36氪。它的好处是各部门能动性更强，坏处是协同性变差。“要营收还是要利润，对业务线行为会有直接影响，但对于跨部门的合作，它是无法体现的。” 这意味着，每一个BU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商业化之路，并将之最大化。为了移动化战役中取胜，2014、2015年是携程不计亏损、大打价格战的两年，2014年第四季度，携程迎来了自己十几年来的首次亏损（2.24亿人民币）。“携程之所以买去哪儿，主要是为了结束战争、提高利润。”不只一位旅游行业人士称。“去哪儿是成功的资本游戏，但并不能反映模式的成功，因为不可持续。”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告诉36氪。追求利润、降低运营成本成了收购和整合完成后，携程近两年的首要目标。对重叠版块、地推业务进行裁员，严格控制各部门人头数，打通“携程系”间流量，将酒店采购权收归一处等做法，均属此��。携程CFO王肖璠曾在2016年年报电话会上表示，携程的利润率，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业务，都有很大上升空间，未来2到3年，利润率可以达到20%-30%的水平——这是上市公司对于二级市场投资人的承诺。一位旅游创业公司CEO认为，携程作为公众公司，所有财务数据和部分核心运营数据是公开的，它必须强调自己的利润增长来让投资者欢呼，而诸如美团这样一级市场私募基金投资下的公司，只需要强调市场份额的持续攀升就好了，“以什么为核心往往和公司阶段紧密相关”。这也是梁建章和董事会成员任命孙洁做CEO的原因。这位前携程COO和CFO被认为具有严密的执行力，同时对数字有清晰判断。对数字敏感且高度依赖，是这家上海公司行事的准则之一。在梁建章和孙洁跟各个BU的业务讨论会上，一个核心流程就是逐个过数字。一位携程前员工称，梁建章的提问会细致到某个百分数的分子是什么，分母是什么。有时他看似在打瞌睡，但会突然眼睛一亮站起来，说出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并通常直指要害。携程甚至在内部针对中层员工系统地培训“统计学”，并组织考试，而这并非一个轻松的任务。“老板希望事业部的CEO能有方法论，不要拍脑袋做判断，还是以数据、概率为依据。”一位携程中层人士告诉36氪。高度理性、崇尚技术是外界对梁建章的一致评价，这多少来自和去哪儿一役的教训，也深刻影响了携程的文化。不只一位携程员工表示，在携程，技术、研发出身的中高层更容易得到提拔。2013年回归后，梁建章率先将研发人员的待遇从13薪调高到15薪。 “梁建章绝不会任人唯亲，谁有本事谁来，绝对的KPI导向。”一位前去哪儿员工称。携程如今的技术高管悉数来自去哪儿。从商业伦理的角度，KPI导向并不直接等同于作恶，它甚至为携程赢得了一些赞赏。“要知道它背负着一个超过一万人的call center还能挣钱，从经营层面应该尊重人家，并且佩服人家。”一位酒店创业公司CEO对36氪说。但过分追逐KPI可能导致一家公司本能地轻视一些无法用数据衡量的东西，比如价值观。“梁建章是天才，不是生意人。他对于企业文化不太在意，也不太喜欢跟人沟通。”一位接近携程高层的人士说。去年11月的反思大会后，携程将“客户价值”作为新增指标纳入到KPI体系中，由独立于业务线之外的质量监控（QA）部门评分。质量监控这个上千人的部门一直以“定期发邮件者”的姿态存在着，监督各业务线的流程和服务，考核诸如搜索无结果率、电话接起率、到店无房率、到场无车率等具体而微的指标。 “每项业务都会被量化，十几种大缺陷，大缺陷下面还有小缺陷，每种缺陷从最不严重到最严重划分成不同的分值。每记一个缺陷，就扣分、扣钱。”一位携程员工称。但此前，对于默认搭售一类关乎用户体验、但性质模糊的地带，QA却一直缺乏干预。“QA并没有直接的权利，更多是提出质疑”，一位携程前员工称，“但如果BU更重视自己的营收，就会不那么重视意见，QA的监督就会被削弱。” 2亿间夜量的宣战但2015年底互联网大并购迄今过去两年多，当时诞生的巨头无一不迎��了新的竞争。滴滴如此、美团如此，在2015年接连投资艺龙、合并去哪儿后，奠定了霸主地位的携程也是如此。这不禁使人要再思考，并购是否真能结束竞争？ “当美团宣布间夜量并寻求独立融资时，旅游行业的ACM（阿里飞猪、携程、美团旅行）时代就正式到来了。”一位旅游行业人士称。如果说飞猪的平台模式在机票上打破了携程的独大格局，那么在携程利润最丰厚的大住宿版块，美团成了最应该忌惮的对手。一度，梁建章试图像对付去哪儿那样，靠合并来结束跟美团酒旅的战争。2016年夏天，业界曾传出美团酒旅和携程合并的消息，但被双方严辞否认。但据一名接近交易的人士告诉36氪，双方确实有过接触，不过由于美团主张同等地位而未谈拢。因为，“虽然美团的间夜量是携程2－3倍，但客单价只有携程的1/4到1/3。”上述人士称。但此数据未得到两家公司的官方确认。总之，竞争还在继续。就像滴滴26%的丰厚佣金抽成比例，使得它在花费不菲代价合并了Uber后，依然吸引来了美团、摩拜等新对手一样，携程也因此遭遇了美团的竞争。虽然携程长久以来建立了完善的酒店供应链，但它10％－25%的高佣金遭遇了从高星酒店到客栈老板的反弹。一家单价接近1000元的精品民宿对36氪表示，携程向自己收取15%佣金抽成，这意味着每间房每晚抽近150元。正因如此，这家民宿在试图用微信号等各种方式揽客。这也是华住等酒店集团花费大力气自建会员体系、万豪和阿里成立合资公司的原因。这也给了追赶者以机会，酒店人士称，美团的佣金抽成一度低至3%。 “携程一直很有竞争意识，对手起来就会非常紧张，绝对不放松。做法就是他们有的我们必须有，然后每天比价，跟资源方谈低价。”一位携程酒店业务员工告诉36氪，“因为中国市场的特点是，不管几星客人，对价格都比较敏感。” “在市场投放上也会更有针对性，某个城市里美团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我们也要营销到。”主管市场营销的携程高级副总裁孙波2017年7月接受36氪采访时称。在策略上，携程和美团都在朝对方的优势领域进击——美团希望突破携程高星酒店、高消费人群的牢固防线，赚取更多利润。而携程则瞄准三四线市场下沉，在商旅之外扩充用户群体。一位接近腾讯广点通的人士告诉36氪，携程每年在腾讯的广告投放额过亿，而转化率最好的产品是100元左右的小时房。“这说明携程有意向低消费人群渗透，而且已经看到成果了。”该人士称。另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称，去年携程在底线城市知名度上升很快，部分县级城市的预订量增长了六成以上。对于低线城市和年轻群体，携程更重要的武器是去哪儿。尽管这看起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安排，但这一仗投入不低，难挣钱甚至影响利润，是以携程在执行上不够坚决。一位去哪儿酒店部门城市经理称，庄辰超时代，他们的主要策略就是紧盯美团，某二线城市美团上排名前十的酒店，其预订量、退房量、商家数据等，每天会被做成表格，以邮件形式下发。但从2016年下半年起，这种邮件渐渐收不到了。“说白了，携程还是不看重低星。”这位城市经理说。 “去哪儿的策略收缩很正常，收购前是为了把酒店的量做起来，在切客、补贴上很有进攻性。但收购后就没必要了，携程无心为了中低星跟美团消耗。”一位接近美团的人士称。这一时期，美团却保持了凶猛势头，其官方公布的间夜量从2016年1.3亿跃升到2017年的2亿。“我们会通过大数据精准营销，帮商家把营销ROI提升3至4倍，同时我们的‘酒＋餐’模式，每个月能给高星酒店带来1.5亿餐饮消费额。”美团点评住宿事业部总经理郭庆告诉36氪。有人认为，携程无需重金投入，等着这些年轻人消费升级时会自动变成携程的客户。但也有酒店行业人士认为，“美团的增速会成为一种势能，逐渐威胁到现有垄断者的生命线。” 业界的普遍看法是，美团点评以餐饮这一高频需求切入，获客成本极低——美团官方曾表示，其获客成本只要几元钱，不足传统OTA的1/10——即使客单价和佣金都不高，也有微利可图。加之推荐完吃的，再推荐玩的、住的，场景匹配。而周边游、一日游等本地消费的崛起，给了它更多机会。 2017年12月，携程高级副总裁陈刚出任去哪儿网CEO，被认为是携程大刀阔斧改造去哪儿、为之梳理业务，重建目标的开端。这位在携程内部将火车票、汽车票业务一手带起来的明星CEO，被外界寄予不小的期望。紧随陈刚之后，携程高级副总裁孙波同时出任去哪儿CMO，宣布重组去哪儿营销团队。“与传统市场部不同，这个团队更侧重高效快捷的增长驱动职能。”孙波在朋友圈中直言。他还在履新后晒出和陈刚一同吃饭的照片，并表示未来将“常战中关村”。 “陈刚对去哪儿会做战略上的大调整，跟美团的竞争应该会更直接，更短兵相接。”一位接近携程和去哪儿的人士称。“该打的仗躲不掉。” 从结果上看，携程是国内唯一一个盈利的OTA，但盈利也不算太多——Priceline的净利润率接近30%，携程为10%。不过，除了在老业务上打仗外，更应该关心的问题应该是，携程还有什么新的增长点和机会。没有机票，只有住宿业务的创业��贵Airbnb，去年那轮融资时估值已经达到310亿美元。而做了18年的携程，如今市值为240亿美元。低于Airbnb。受困的next big thing 梁建章经常会问下属的一句话是，最近有什么新项目？ 2016年起，携程引入内部创业机制，借助流量优势，孵化出火车票、汽车票等Baby Tiger，还推出了“空铁联运”、微领队等创新业务，指标好的就会在携程App宫格中上升，不好的就被去掉。但在用户看来，这些创新都过于细微。另一方面，在大交通和大住宿之外，一些理应担纲重任、有平台级机会的版块，其发展尚未达到预期。携程财报显示，2013年到2016年，携程的第三大业务版块“度假”虽然保持了3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但营收占比从16%下滑到12%，低于公司整体增速。而休闲度假市场，作为OTA业务中线上渗透率最低、标准程度最低的一块，原本潜力也最大。 2010年，时任携程CEO的范敏曾公开表示，未来十年，携程进入“第二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是把休闲市场份额做得更大”。一位前携程度假业务员工告诉36氪，在梁建章回归之前，携程一度将度假版块的独立上市列为公司战略之一，但其后不了了之。休闲度假难做是业界共识，它涉及机票、酒店、当地玩乐等诸多产品，链条漫长、消费有随机性、获客成本高昂。“一个休闲旅游订单，拉新客的成本在400到500元之间。”一位旅游业分析师称。而以“机＋酒”这个经典的自由行打包产品为例，搭配组合的可能性极其复杂，用户的比价习惯也令其不易转化。携程曾经试图把度假拆为小BU的方式，激活这个业务。2013年，杨涛跟随梁建章重返携程，接替现华远国旅CEO郭东杰担任度假业务CEO，随后主导了长达两年的“解耦计划”，即从技术和系统层面将度假版块由一个大的体系，拆解为独立的细分业务单元，这涉及到供应链、运营、营销资源的重新分配。但团队游、自由行、邮轮等细分单元拆解难度极大，只有门票这一个清晰简单的业务版块受益于该计划，独立成长起来，其它版块则表现平平。到2015年底，团队游、自由行、邮轮三个SBU重新合并，成为新的度假BU。 “这件事花了两年时间，提需求时优先级最高，抽调人力最多，但本身不产生收益，业务效率也受到影响。”上述前携程员工称。正是在这段时间，主打休闲度假游的途牛（出境跟团游为主）、同程（门票、邮轮为主）快速崛起。有业内人士认为携程度假的发展策略总体偏于保守、步子没踏对，也有人认为，携程在度假领域对手途牛的策略是“以亏损换增长”，但携程很难在市场营销上如此激进。途牛CEO于敦德曾表示，休闲度假从来不是携程的重心业务，“在核心业务机票酒店预定与度假旅游之间，携程需要做出选择。” 相比难做的度假业务，再造一个Airbnb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携程之前以大股东身份扶持途家，但2017年以来，随着Airbnb、小猪等竞争对手发力，携程对途家的期望也更加殷切。到2017年10月，途家宣布线上平台获得由携程领投的E轮融资时，这家成立五年的创业公司命运已经改变。多位接近途家的人士向36氪证实，途家创始人罗军已失去对途家线上业务的控制权，公司实际由携程和梁建章接管。此番变动源于梁建章在内的途家投资人对其业务增速的不满。早在2016年10月，去哪儿网前副总裁杨昌乐就空降途家担任COO，此举被视为携程改造途家的第一步。 2017年6月，梁建章又前所未有地和途家高管开了一次业务会，其间他面色低沉，提问尖锐，对各版块汇报的数字都不太满意。36氪从一名核心人士处获悉，这次会议之后，途家开始一轮减员增效，到8月时，各个业务部门都执行了30％-40%的裁员，大部分管理岗位进行换血，由不少携程和去哪儿员工进驻。与此同时，携程将途家的非标房源接入其核心的酒店频道，这对于途家的交易量有接近翻倍的巨大拉动。梁建章此前公开表示，提升供给量是非标领域一段时间内的努力方向，为途家导入流量的意图很可能是以需求倒逼供给。但这带来一些潜在风险，比如携程的大住宿终究由酒店品牌方提供服务，而在非标市场，平台在用户心中的认知度更深，运营也更重。 “这个阶段把途家整合进携程还太早了，创业公司应该是针对行业问题去做，而不是过早为大集团服务。关系过分紧密，就会纠缠不清。”一位接近途家和携程的人士对36氪表示。押注国际化 2017年年中，梁建章曾就公司的专业化和多元化议题撰文，反驳美团CEO王兴。他说，很多美国公司取得了本土市场成功后，往往想到全球化，而中国公司却首先考虑多元化，去投资或进入新的业务，“这可能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不强，或者公司本身的优势就不是来自于创新有关。” 这番发言既是竞争者之间的针锋相对，也是携程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注脚。国内OTA的垄断地位和增长瓶颈令携程的国际化成为必然，它的目标除了把国人带到海外，还要成为境外用户旅行时的选择。而这意味着和Priceline、Expedia等国际OTA巨头的竞争，后两者的国际收入占比分别达到80%和40%。2016年，携程的这一指标是27%。 2016年，携程入股印度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MakeMytrip，战略投资美国纵横、海鸥两大地接社，并以14亿英镑收购欧洲最大的机票搜索平台天巡（Skyscanner）。这三个标的分别带给携程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一个重要目的地的上游控制力，以及一个优质的全球化流量入口。投资并购是国际化的捷径，也是携程的强项。此前它的策略是沿着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布局，既并购、又参股（以占大股为主），逐渐形成垄断者的势能。 2011年后携程入股收购案例不完全统计，来源：公开资料收购天巡是携程出手精准的典型案例。“携程购买时的价格相当于它上一轮估值溢价不超过10%，而且正值英国脱欧、汇率下降。”一位旅游行业分析师称。这家成立于英国的在线机票代理商不仅增速可观，还能在国际机票上对携程形成补充。2016年，天巡给携程贡献的营收占比为5％－10％。 “但这样的好标的不多了，携程可能需要转变思路才能继续出手，比如买一些亏损的公司，或者流量型公司。“上述分析师称。携程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是韩国、日本、香港等亚洲市场——当地人和中国人去相似的地方旅游，但其酒店和航空公司在投入和能力上相对薄弱，而这给了携程机会。但在全球范围内，要打破OTA的割据局面并非易事。“OTA的成功都是借助了特定土壤，Expedia在美国，booking在欧洲，agoda在东南亚，携程在中国，但携程想成功复制到海外，就像其他几家复制来中国一样困难。”一位旅游行业人士说。同样尝试走出国门的还有获得Priceline战略投资的美团。不久前美团旅行在新加坡低调举办了境外代理商大会，意图在热门的海外目的地弯道超车。为服务国际化，2016年底接任CEO后，孙洁在携程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她鼓励员工用英语汇报PPT、完成托业考试，一些办公室被贴上了“英语作战室”的名牌。尽管推行方式之强硬在反思大会上招致了一些老员工的批评，但这家成立18年的公司还是试图保持自我更新的动力。今冬某日，在携程位于北京酒仙桥的办公楼前台，两台电视屏交叉播放着同一段视频——2017年7月梁建章在母校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主题是携程国际化以及招募更多海外人才。视频中身穿浅色衬衫的他看起来非常自信。 “携程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在线旅行公司。”梁建章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去全世界旅行，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家已经有3万人、十几个BU、两百多亿美元市值的大公司，“最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可否视为是一个愿景？在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已经接连发生红黄蓝幼儿园扩张加盟和管理不善，导致的虐童事件；Boss直聘为追求职位数量放宽招人公司审核，致使求职者落入传销组织的“李文星事件”；360追求直播业绩，侵犯隐私的“水滴直播事件”。再往前追溯，还有百度为追求业绩做莆田系医疗广告，引发的“魏则西事件”。企业如何兼顾自身发展和社会责任，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在“重塑文化、找回初心”的那场会议后，携程将“客户价值”作为新增指标纳入到KPI体系中之后，“现在大家不敢不重视，如果客户价值低的话，做的再多也没用。”一位携程内部人士说，“从上至下，Jane（CEO孙洁）在盯着QA（质量管控）。” “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老板怎么想，”该人士说。这是携程这种人数众多的大公司的管理难点。梁建章曾经提到，携程旨在满足人们“唯一昂贵的精神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点，它需要重新凝聚信念、走出阴影。延伸阅读：王兴的边界和梁建章的ROI 演员韩雪：给大家介绍一下，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途家完成3亿美元E轮融资，大股东携程再增持 http://dlvr.it/QCC0G4

0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