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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罗斯福是“臭狗屎现实主义” | 短史记

作者：钱锁桥 2019-01-20

林语堂的生活轨迹似乎有一个定律：在美国碰到财务危机，便去欧洲。

他在一战后在哈佛读研时碰到困难，便去了欧洲，现在二战结束后又在美国陷入经济窘境，于1948年又赴欧洲。这次是赴巴黎，担任新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1）。

林语堂于1948年7月21日乘毛里塔尼亚号邮轮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此以后，法国（特别是海滨小城戛纳）将成为林语堂另一个常住之地。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后，马上发现生活消费比纽约便宜多了，他告诉华尔希，每月花五百多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2）。

但他马上又发现，教科文组织是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要想真干点事太难了。许多人来到这个新机构，满怀理想，结果碰一鼻子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约瑟，林语堂到巴黎后和他结交上了（3）。李约瑟来时带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最终发现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撤了。

用林语堂的话说，教科文组织是这样运行的：船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不是船长说了算，而是由（管财务的）事务长说了算。那这些“事务长”是谁呢？——“教科文组织有一帮刚退伍的美国小年轻，由他们来为专家评分管理，真是太滑稽可笑了。”（4）

林语堂开头尽量想干好本职工作，但干了一两个月，他已经肯定他得离开，最终在联合国仅做了一年。

林语堂做决定离开时，正好华尔希写信商讨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1948年12月，他告诉华尔希他已经决定赌一下���他在教科文组织拿的年薪还不到一万美元，他觉得他可以靠写作来挣够这笔钱，所以决定尽早辞职。

他写的下一本书叫《美国的智慧》（5）。

1948年下半年，正当林语堂在踯躅考虑是否从教科文组织脱身重获个人自由之时，中国的内战打得正凶，而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林语堂离开纽约，他和华尔希之间的来往通信增加不少，但信中基本上避谈政治。华尔希还在考虑编一本他和林语堂的通信集。

林语堂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要编这样一本书，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他对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愚蠢时不时地爆发”（6）。

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没提，这时他又公开露面谈政治 —— 他在巴黎接受《纽约世界》电报的专访，猛批所谓的“客厅自由主义者”，误导美国公众舆论以及美国政府决策。

他对美国不应该干预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美国早就插手了，正如当年美国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英国，也可以同样“拯救”中国。不然，“总有一天，战争来时，美国人民便要付出代价”（7）。

策划《美国的智慧》一书本来没有政治考量。相反，它就是要让林语堂远离中美时局政治议题。

林语堂在兰登书屋的“智慧”系列很成功，华尔希和林语堂已经谈了好长时间，打算请林语堂写“西方的智慧”。林语堂现居巴黎，华尔希又重提旧事。

林语堂还是想重回写作，并提议写一本《美国的智慧》可能更合适。华尔希问了一下朋友和同事，看有没有市场，反应非常积极。林语堂很受鼓舞，1949年2月开始做系统准备，借了好多书来读，于5月15日正式辞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于1949年底完稿。

《美国的智慧》是林语堂眼中的美国文化名著精选，选有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爱默生、梭罗、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法官以及爱因斯坦的作品，并附有林语堂的评注，而且评注占了整个文本的五分之二。

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林语堂最为看重的是杰弗逊和霍尔姆斯法官，华尔希做营销时也是这么��的。

林语堂构思该书时，从结构、语调乃至整个趣味上欲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的美国版。

他发现“美国梦”曾经是很有活力的愿景，到了现代却逐渐式微了。

“现代人太繁复了。我要做的是从美国智圣的作品中找到平和中庸的思想，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要做成真正的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8）

华尔希和赛珍珠都非常赞同，认为《美国的智慧》写得越接近《生活的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们只是再次提醒林语堂在文中尽早表明其“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这一点，林语堂这次婉拒了。反而他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在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思想之旅程中，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深明现代人的问题，共享发现的喜悦。文中但凡说‘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9）

然而，林语堂在写《美国的智慧》的同时，看着中国变成红色。如果该书里没有任何林语堂对政治的看法，那就奇怪了。

事实上，这正是林语堂和他的出版商朋友间主要的争执点。

华尔希收到林语堂写完的书稿后，十分吃惊。“赛珍珠和我都强烈质疑你对美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他告诉林语堂。

他提醒林语堂《枕戈待旦》一书的遭遇：“我早就预料到，假如你不删掉那些有关美国政策和美国作家的段落，肯定给你带来很多损害。但你不听，一定要坚持保留。”

他再次警告林语堂，如果美国读者觉得“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蒋介石，你就要贬损人家，他们就会掉头不再理睬你，说你已经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盲目维护一党之私的���棍”（10）。

这引来林语堂满满一页的爆发：“美国的自由主义！好吧，我把整个问题重新组织了一下，这样该问题读起来是绝对相关的了。美国那么多‘自由派思想家’，他们为了意念中的好社会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因而稀里糊涂成为真正的杰弗逊式自由的叛徒 —— 你真的确定没这回事？”

林语堂当然没有忘记《枕戈待旦》的遭遇，但他丝毫没有让步：“我现在仍然感到很自豪，我没有为了取悦于大众而写一句违心的话。”（11）

另外，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的往来书信言辞更为激烈。赛珍珠读完书稿后给庄台公司写了一份备忘录，然后转寄给了林语堂。

赛珍珠认为，林语堂在此重提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问题完全不合适，多半会遭到无情攻击，对书的销量危害甚大，林语堂和庄台公司都会遭受损失。

接着赛珍珠就美国人到底对中国一事怎么想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国民政府的普遍腐败夺走了美国人的同情心，是蒋政权让美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中国人（他们不是……！）曾跟我们讲，要是美国出面帮蒋，中国人自己也会反对我们。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中国人，除了国民党官员，持有语堂的观点。”

至于编辑方针，赛珍珠说：“我们施压有个极限，必须给作家写作自由，风暴来临时做好防范措施。好心的评论者会不理这一段。可悲的是，现在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对中国人展现善意了。”（12）

林语堂给赛珍珠的回复也表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他谢过赛珍珠的评语，并称“谁要为塌方负责，这话可能说不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双方都有责任”。

林语堂说，现在好多事实还没有曝光，并打赌说即使很多年以后，美国人看到的这段历史肯定还会是雾里看花。

“国民政府的坍塌对我来讲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溃败；蒋的失败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败，包括像王云五、张嘉璈、翁文灏，以及一大批受西式教育训练的，差不多到了五十岁，而要是换在日本，应该可以让中国复兴起来，就像伊藤博文手下的人使日本走向维新之路一样。我以为我们也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有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人，五十岁以上的工业家，诸如此类。蒋是失败了，没错，但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失败吗？那些腐败的官员，从上至下，包括最高层的（宋子文和孔家），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传统在和蒋作对，蒋自己当然也有局限。”（13）

林语堂坚持称，该章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当下的思想是相关的，“它不会冒犯谁……（要当一位哲学家就不能对政治充满激情，西人这种观念真是很奇怪）”。

华尔希和林语堂来往信函中一个主要争执点，��绕林语堂把美国总统罗斯福名字的缩写F. D. R.，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

其实书稿写完前，华尔希应该已经得到警告了。

当林语堂决定不写“西方的智慧”而写《美国的智慧》时，他曾告诉华尔希：“我们可以忘掉F. D. R.，正是这个奸商带给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超级自私鬼梦想长生不老，和丘吉尔、斯大林把世界瓜分后想永远统治下去。”（14）

一年以后，林语堂把写完的书稿寄给华尔希，又有另一次警告：“我觉得整本书还可以。我对F. D. R.没有吝啬我的笔。论世界政府一章有一段，我写得挺狠的，但我觉得写得挺好，读者要到书的收尾处才读到这一段。”（15）

读完书稿后，华尔希的回复很简洁：“严重质疑F. D. R.被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这会被认为带有严重的侮辱性。请让我删掉。”（16）

林语堂做了一点让步，同时又有一次爆发：“难道你们的自由派总统没有和斯大林把国家当作买卖一样做交易，就像盗贼交易马匹一样？可就这样还是受到人们的拥戴。为什么？因为他把成千上万的蒙古人卖作奴隶，从而确保了几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这算什么角度？……不要动Foul Dog Realism，删掉F. D. R.，行了吧？哎哟，哎哟，多么了不起的美国英雄！”（17）

读完最后校样后，华尔希还是觉得很受冒犯：“我仍然觉得Foul Dog Realism很具侮辱意味，即使没有直接和F. D. R.联系起来。”（18）但书中保留了“foul dog realism”，虽然改成了小写，也没有用F. D. R.：

“威尔逊宣布一战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当时多么鼓舞人心；而臭狗屎现实主义则宣布二战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和平，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胜利，无条件的胜利 —— 这种胜利为人类的福祉吹响了汉尼拔或成吉思汗式的杀戮声，而不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19）

《美国的智慧》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销售量最终达到一万册），但和林语堂的期望（重回《生活的艺术》那种火爆场景）相差甚远。

他很灰心，特别对“纽约知识分子”越发感到隔膜：“纽约对我来说太高贵了，我在纽约眼里就是个乡巴佬。美国思想和情感的中坚地域在内陆。”

他希望书的销量可以从西部多起来，再反馈到东部，就像《生活的艺术》那样（20）。

在纽约，那些自认为是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者，“你一讲到美、祥和之类的东西，他们一概嗤之以鼻，认为幼稚、乏味”，但林语堂说，“我很高��我还没有得这种现代病，和‘现代脾气’不沾边，也没有同情。”

无论如何，他尽力写了，其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21）。

正当《美国的智慧》出版、在各地书店上架之时，麦卡锡议员指责国务院遭间谍渗透，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而对拉铁摩尔的聆讯更是成为焦点新闻。

现在看来，听证会并没有澄清“隐秘的事实”，反而强化了美国政治的对峙，其遗产留传至今。

林语堂当时居住在法国，当然十分留意事态的进程。他1950年4月6日写信给华尔希称：“你们的麦卡锡只是在清账，看谁要对错误负责；但遭罪的是我们。”

对林语堂来说，美国国务院的问题不是能挖出几个“非美国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尤其体现于对待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态度上 —— 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一种“催眠术”（22）。

“对蒋介石一直都是用一种催眠术。有人安排胡适去见艾奇逊，艾奇逊说，‘胡适已经卖给蒋介石了’。这就够了。一种催眠。可是，有成千上万名中国人在上半世纪崇尚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算什么？他们去哪里？迪克，珍珠，你们认识的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中，……举一个名字出来。张伯苓，陈光甫，等等。他们都卖给蒋了 —— 起码都是蒋政权的合伙人。把这些人都列出来，质疑他们、怀疑他们？再把反蒋的人列一边，比如罗隆基，马歇尔在中国时把他当作英雄。可现在罗隆基在哪儿？真是可悲，就是不愿意信任留美的中国人，对他们玩催眠术。”

林语堂曾给华尔希的儿子阿尔伯特（也是庄台公司的员工）写过一封信，不经意间又一次爆发：

“国务院的政策明显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思想状态，把所有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成是事实上的卫星国，可以被任意拿捏、把玩。我想美国官员和军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状态，因而他们在远东的政策必定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这些，只知道一讲到这些，我就停不下来。”（23）

1950年底，华尔希给在法国戛纳居住的林语堂寄了一个圣诞礼物：牛皮精装本《美国的智慧》。

林语堂回信致谢—附带政治酷评：“非常感谢你寄来《美国的智慧》牛皮精装本，写于美国愚蠢至极之时，其总统如果是一位作家肯定会威胁不喜欢他作品的书评家，要把他们统统揍一顿。想想看，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合作？这真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24）

林语堂这些政治酷评和爆发，华尔希和赛珍珠都没有回应（除了上文列出的对书稿的反馈意见）。

那是一段段既满怀激情，又充满孤寂的政治独白。

注释：

（1） 据林太乙披露，给林语堂推荐这份工作的是陈源，他于1946年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首任代表，常驻巴黎。参见林太乙《林语堂传》，第204页。二十年代陈源和林语堂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他和鲁迅笔战时，林语堂可是站在鲁迅一边，写了好几篇攻击陈源的文章；

（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ugust 6, 1948)；

（3） 假如要为《苏东坡传》物色忠实的读者，李约瑟可算一个。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询问书中提到的宋代的科学发明。参见Joseph Needham, “Letter to Lin Yutang” (April 10, 1953)；

（4）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October 31, 1948)；

（5）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林语堂的“智慧”系列（《孔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老子的智慧》）是由兰登书屋出版的。兰登书屋得知庄台公司要出版林语堂的《美国的智慧》后非常不悦，因为林语堂的“智慧”系列非常成功，于是他们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着手撰写一本《美国的智慧》。林语堂建议将书名改为“On the Wisdom of America”（《论美国的智慧》）作为妥协办法；

（6）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September 27, 1948)；

（7） William H. Newton, “Lin Yutang Blasts Parlor Liberals, Calls for All-Out China Aid Now, New York World-Telegram, November 9, 1948”. 林语堂的预言不幸言中，美国接着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8）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September 2, 1949)；

（9）Lin Yutang, “Preface” to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0), p. xv；

（10）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950年1月至3月，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林语堂信件上方打出的年份是1949，很奇怪；

（12） Pearl S. Buck, Memorandum on Y. T.’s manuscript, 23 January 1950；

（1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31, 1950)；

（1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15）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49)；

（16）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7）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8）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February 10, 1950)；

（19） Lin Yutang,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 p. 428；

（20）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uly 17, 1950)；

（2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2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罗隆基三十年代曾是胡适领导的“平社”一员，抗战时猛烈批蒋。1949年后出任中共政府的高官；

（2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r.” (August 19, 1950)；

（2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50).“混蛋”原文用的是s. o. b.，应是英文son of bitch的缩写，意为“混蛋、杂种”。

（注：本文摘自钱锁桥所著《林语堂传》第十章，广西师���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已获授权，编辑时略有删节。）

（题图：1966年，林语堂夫妇返回台湾）

https://chuansongme.com/n/2774245552022

[maryyeblog]

曲终人不见：中国零售史不为所知的故事

                                                                    1

一座城，千万人，百世事。

2016年9月30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开馆。

业内有云：读懂了十三行，就读懂了广州这座千年商都。一时游客如织。

馆藏文物全由热心人士无偿捐赠，有只价值连城的玉碗出自叶国富，他此举既为感恩，酬答让其事业有成的广州；亦算祈盼，能在千年商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年，叶国富费心三载打造的名创优品开店超2000家，营收过100亿，在传统零售关店潮中逆势崛起。

13天后，马云在云栖大会上首次提出“新零售”。线上与线下之争趋于白热化。

又过10天，一位名为“广州阿富”的神秘人士花重金包下《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整版，要为“杭州老马”与“北京老王”的亿元约定买单。

4年前，CCTV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王健林与马云双双出席。马云直言，到2020年，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将超过50%。王健林不甘示弱，他表示，如果真如马云所言，他愿意输给马云一个亿，反之，马云就输给他一个亿。这就是著名的“马王亿元对赌”。

王马两人分别代表传统零售和电商，亿元对赌被视为零售业的未来之战。

2014年，万达联手腾讯和百度投资50亿组建飞凡网，打造全新电商平台，迎战淘宝，但两年后，腾讯和百度退出飞凡网。

看起来，王建林胜算渺茫。

线下店真被判了“死刑”？叶国富不服气，遂用“广州阿富”之名喊话。

实体零售向来关系国计民生。

改革开放伊始，商品市场活跃，物资渐趋丰富，长期实行的票证制度有所松动。

1979年，国务院以国发“98号”文把《关于进一步办好友谊商店的若干意见》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1981年4月12日，中国内地第一个超级商场——广州友谊商店开业，连续几日，媒体云集，对这种无柜台、无售货员、顾客自选商品、最后在电脑收款台结账的购物形式作了详细报道。

广州友谊商店的开业因此被载入“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大事记”和“零售百年史”。

但该店需持外汇券结算，且受欢迎的商品是上海产的熊猫牌炼奶、金稻牌丝苗米、梅林牌午餐肉，均为出口食品，远非普通市民可以消费。

此类新式卖场更多是作为有象征意义的窗口，呈点状分布，不具普遍性。全国范围内，还是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占主流。

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一年后，深圳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

等到中国第一家平民超市的出现，才算敲开了现代零售业的大门。

超市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入华后，被叫做自选商场。1984年9月28日，北京京华自选商场开业，引起轰动。

经历过短暂的“水土不服”后，超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铁板终于凿开，阳光照射进来。

                                                      2

于中国零售业而言，1998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代表人物悉数亮相。

黄明端临危受命，被老板尹衍梁派赴大陆，接管大润发上海公司。尹衍梁是台湾润泰集团少东家，鉴于纺织业在走下坡路，1996年创办大润发。次年，他遣人前往上海，申请开业。

同期另一个台商也看上了内地市场。台湾诚达集团董事长于曰江在广州开了第一家好又多超市。

大润发上海店，模仿万客隆的仓储式销售，但反响并不好。黄明端果断叫停，以家乐福为标杆，转换经营模式。

1995年，国家允许外资进入食品及连锁经营领域，这样继1992年放开服装和百货后，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家乐福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门店。

在台湾对岸的福建，张轩松跟在海外做生���的二表哥借来200万，还清债务，用余钱在福州火车站边永辉大厦下开了一家超市，名为永辉超市。

8年前，他受老乡“忽悠”，高中辍学到福州打工，搬了三个月砖，无法忍受，凑钱盘下店铺，做啤酒批发，送货上门，生意超好，后利令智昏，承包啤酒厂，赔了个底朝天，痛定思痛，觉得还是开店拿手。

还清债务，重新出发的还有刘强东，工作两年后，他终于离职，带着不到2万块的积蓄，创办京东多媒体，在北京中关村租下了一个3平米的柜台，卖光盘刻录机。

谁能想到，相隔2000公里的京东和永辉日后会发生关联。

张文中更没想到，自己摊上了一件“大事”。当得知石景山古城菜市场要被物美“托管”后，180多个员工爬上楼顶，打出“坚决不去物美”的横幅，还有人扬言要跳楼。

张文中承诺工资不低于过去，危机才解除。他正带领物美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京城编制零售大网。

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后，掀起创业高潮，大约10万党政干部“下海”，后来这批人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远在美国留学的张文中深受鼓舞，他信奉“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回国在京创办物美，通过租赁、托管、合资与被冲击的国有商企合作，双方按股权分红。

一个月后，沃尔玛第一家中国门店在深圳开业。随后，家乐福也杀入特区。

黄光裕和张近东还没有交手，在黄河南北，各自扩张。

国美调整门店分布格局，关闭市中心的小型店面，在北京三环线附近开设了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黄光裕这匹来自“南方的狼”把北方家电零售市场搅得翻天覆地，人称“价格杀手”。

苏宁实施二次创业，向综合电器连锁经营转型。张近东能打硬仗，先是鏖战三年，好不容易击溃了南京本地八家国有商场组成的“联军”，元气尚未恢复，又遭厂家“封杀”，业务重心不得不从批发转为零售。

对于商业冒险家而言，黄河不是天堑，时机一到，必定大兵压境。

华润超市就已经越过黄河，进军华北，这家香港超市自从1991年入驻深圳后，一路攻城拔寨。

万科持股的万佳百货则牢牢“守卫”深圳本土市场。万佳，英文Vanguard的谐音，意为“先锋、前卫”。

湖南湘潭人王填终于拿到“步步高”的注册商标，把步步高食品公司改名为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公司。3年前，他还是当地一家食品厂的业务科长，觉得自己干更带劲，与老婆一道自愿下岗，开起夫妻店。

马云和外经贸部的“蜜月”到底是走到尽头了，他带着杭州跟随而来的“心腹们”搭建了一家技术公司，外经贸部希望这家公司为国企服务，但马云觉得更应该支持中小私企。理念不同，双方分道扬镳。

叶国富也与过往挥手作别。这个农家小子要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个夏日的黄昏，他从湖北十堰跳上了去广东的列车，投奔在佛山打工的老乡们。

                                               3

一年不到，福州大卖场就突破10家，好又多、麦德龙、沃尔玛相继进入。张轩松心急如焚，弱不禁风的永辉超市如何应对？

人在福州的叶国富同样焦虑，他去佛山后，先做五金销售，业绩突出，提成多，攒了一些钱后，与人合伙去福建做起陶瓷生意。事实上，这是个失败的举动。一年多后，他果断放弃，返回广东，寻找新的商机。

张轩松的机会来了。2000年，福建做出“杜绝餐桌污染，改善社区生活，建设放心市场”的决定。永辉开出第一家生鲜超市，放弃服装、日用品、家电等主流业务，像卖快消品一样卖生鲜，但价格却低于农贸市场。永辉开创的“生鲜食品超市”模式，抢占了洋超市的空白点。

黄明端认为中国零售业的空白点在二三线城市，大润发要去占领那些消费潜力巨大但又不为巨头所注意的地方。结果是对的，大润发赫赫有名的全国店王，就来自昆山。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并承诺三年内放开国内零售市场，不限地域、股权和数量。

狼真要来了。

万科召开股东大会，把万佳百货的股份全部转给华润，议案通过时，王石长舒一口气，“总算把万佳卖掉了。”一年后，华润超市和万佳超市合并。

2003年是个分水岭，电商元年开启。

阿里巴巴B2B的模式跑通后，马云决定开建C2C的淘宝，很多老员工表示反对或迟疑，孙彤宇挺身而出，出任淘宝网首任CEO。

京东多媒体已经有了6家店面，形势喜人，刘强东正要大展拳脚，SARS爆发，无人��街购物，12天亏损800万，刘强东不得不转向线上，京东多媒体改为京东商城。

相比较，另外一件事的意义更大，从2003年开始，中国GDP连续5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飙涨，内需极大释放。

2003年11月，物美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零售企业。

上市后，物美开启资本运作，张文中与黄光裕一起被评为北京两大“并购狂人”。短短几年，物美控制或参股了北京超市发、京北大世界、天津大荣等20多家企业的400多个网点，占据了北京1/3的零售市场份额。

WTO规则生效后，跨国零售巨头在中国加快向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扩张，家乐福与沃尔玛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设新门店。

中国零售企业也在拼速度，跑马圈地。苏宁已有门店近100家，国美门店则超过200家。2004年6月，国美在香港借壳上市，一个月后，苏宁在A股挂牌上市。

两大家电零售巨头迎来正面交锋。国美2005年，先后收编了深圳易好家、常州金太阳、哈尔滨黑天鹅、武汉中商，2006年，更是豪掷52.7亿港元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永乐电器90%的股权，势头凶猛。继而，黄光裕找到张近东，想收购苏宁，被一口拒绝。

张近东说，“苏宁做事虽然低调，但不是无能，即使想买他也买不起。”

不过，若非2年后，行事高调的黄光裕锒铛入狱，胜负还真难说。

从2004年到2008年，黄光裕三登内地首富。在规格空前的“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200多位顶级品牌商到场站台，黄光裕扬言，到2008年，国美将实现1200亿的年销售目标，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他这个目标实现了一半。2008年，国美销售额真的达到1200亿，不过奥运会开完，他就进去了，因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获刑14年。国美就此止步世界500强。

有多风光，就终会有多狼狈。这个教训张文中比黄光裕更早体会。

2005年，物美营收达39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流通企业之一。在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张文中比马云耀眼，很多政府部门都找他合作，去物美考察的领导人络绎不绝。政商过从甚密，必埋隐患。

物美被誉为“明日沃尔玛”。2006年，《财富》杂志这样推荐物美——“如果你想看一下零售业的未来，建议阁下省却造访沃尔玛的时间，为您自己买一张前往北京的机票，去看看物美。”

可惜，好奇者尚未来得及订机票，物美就从��点坠落。2006年11月，张文中被中纪委带走，要求协助调查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贪腐案。尽管两者并无利益输送，但两年后，张文中还是被判18年。

被中纪委带走的那天，张文中就和物美让出了中国零售业舞台的C位，取而代之的黄明端及大润发。

在大润发内部，有一套所谓的“葵花宝典”——SOP标准作业程序，即“营运人员规范手册”，打印出来的厚度超过字典，每年都会修订。

严格按照标准作业，大润发仅以100多家门店，就称霸中国实体零售业，并一举夺得“最受顾客欢迎、最受供应商欢迎，单店业绩最高的（年均2.4亿）”三个行业第一名。

紧随其后的是永辉超市。2010年，张轩松带领拥有140多家分店的永辉上市，被誉为“生鲜第一股”。

华润继续“买买买”。2004年收购苏果超市，2005年收购天津月坛集团旗下28家门店，2007年收购天津家世界超市，2011年收购江西洪客隆。

叶国富则在“卖卖卖”，他成为中国饰品连锁开创者，折戟福建后，他介入实体零售，2005年在广州创办“哎呀呀”连锁品牌，他坚信小饰品是门大生意，短短几年，就有3000家加盟店。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力，嗅觉灵敏，擅长在零售领域以小博大。

一切看似美好，但风起于清萍之末，颠覆的钟声隐约可闻。

                                                       4

2008年，当国美销售额达到匪夷所思的1200亿时，阿里巴巴的销售额才30亿，而刘强东正为京东突破10亿销售而欣喜流泪。

那是传统零售业最后的辉煌。

2009年11月11日，淘宝商城（后改天猫）举办促销，尽管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有限，但当天营业额超过5000万，这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不过依照惯性，传统零售业还在高速滑行，等他们意识到电商的暴袭已是2年之后了。

2011年，大润发背后的润泰集团和股东法国欧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叉股权设置，成立高鑫零售，在香港上市。

稍早，京东刚拿到15亿美元的投资，正式向阿里巴巴宣战。

降维打击开始。

突然之间，黄明端发现连自己的助理都在淘宝、京东购物，他意识到电商已成海啸之势，但那时他对电商的认知，还处于“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来不及”的状态。

仿佛进入“灯下黑”的不止黄明端一人。2012年，家乐福、沃尔玛、乐购和麦德龙等外资零售巨头中国区集体换帅，以挽颓势。

可变化是实实在在的。2011到2015年，中国消费者网购规模同比增幅基本位于30%以上，2012年甚至达到80%。

改变求生，抑或坐等消亡，传统零售业不得不做出选择。

于曰江选择“卖身”，把好又多卖给了沃尔玛。除他之外，太平洋百货、乐购、乐客多以及灿坤，这些早年来大陆掘金的台资零售企业也都纷纷易主。

尹衍梁选择放手一搏。2013年，他力挺黄明端推出独立电商平台——飞牛网。在宣布进军电商的当天，黄明端扬言：“要玩就玩大，小玩不是个人风格。”

黄明端少年时代差点加入黑社会，胆子大，叶国富就谨慎许多，电商兴起后，线下店大批倒闭，他没有盲动，决定先出去看看到底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出人意料的是，欧美日韩等国实体零售店一派兴旺，商品价格普遍很低，但质量非常好，绝大部分还是中国生产。叶国富从中看到了机会，想把这种又好又便宜的模式搬到中国来。

当传统零售业都跟风布局电商时，叶国富反其道而行，深耕线下店，2013年创立名创优品。这种主打“优质低价”的模式能走多远，没人说得清，因为更大体量的巨头在成批死亡。

2015年，上海老牌高端商场太平洋百货淮海店结束营业，拉响了实体店关门的警报。那年，百货关店潮席卷了17个省市自治区、14个品牌、63家百货门店，包括万达百货、王府井百货、百盛、华堂商场（伊藤）、玛莎百货等中外品牌。

2016年年初，沃尔玛宣布关闭全球269家实体店；万达百货位于宁波、青岛、沈阳、芜湖等地近40家店关闭；乐购山东6家店全部关闭；天虹百货、阳光百货等也皆沦陷。

人人乐、新一佳、华润并称广东超市三大巨头，曾近距离抗衡过沃尔玛、家乐福，亦难逃厄运，因为关店太多，人人乐一度戴上ST的帽子，2016年勉强摘帽。同年，华润万家的自营门店减少800多家。新一佳更惨，整体进入破产清算。

永辉超市不得不“委身”京东。2017年，京东入股永辉，以43.1亿元持股10%。两者联合采购、加强供应链管理，探索O2O等领域的发展机遇。　

探索机遇的还有国美。2017年，成立30周年的国美发布公告称，拟将中文名由“国美电器”更为“国美零售”。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国美正从单一的电器零售商，向家庭生活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杜鹃说：“等老公（黄光裕）出来时，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国美。”

无独有偶，���在2013年，“苏宁电器”改名“苏宁云商”。

只是，江湖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江湖了。

运行三年半的飞牛网仍旧亏损，大润发的时代该翻篇了。2017年底，高鑫零售公告将出售总价值224亿港元的的股份，买家是阿里巴巴。

大润发用20年的时间做到了中国零售业第一，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终还是徒做嫁衣。

黄明端离职时说：

我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败给了时代。

                                                      5

跨界“打劫”的生存法则就是：我消灭你，但与你无关。

外资式微、台资抽身、内资崛起，互联网巨头们开始用新零售重塑造传统零售业。零售业走进新时代。

商超企业不得不选择站队：沃尔玛、家乐福、步步高等加入腾讯系，欧尚、大润发、银泰、百联、新华都等牵手阿里系。他们将融入互联网巨头的新零售版图。

当然也有不甘心者。

2018年2月，亚布力论坛，张文中朗读了《给40年的信》。这是他出狱后首次公开发声。5月31日，最高院改判他无罪。

张文中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迟来的正义依然无比珍贵。可在新零售的征程中，他和物美已经迟到了好多年。

至于能不能“追回失去的时间”，还需等待。不是所有转型，都能成功。

2018年6月，张近东牵手许家印，合资200亿拓展苏宁易购广场。8月，国美零售发布盈利预警公告称，上半年巨亏3.8亿元，新零售之路依然艰辛。

但更大的变动来自电商，格局陡然生变：拼多多上市，马云宣布退休，京东股价腰斩。

消费降级和消费分级的论调弥漫网络空间。

叶国富撬动的生活消费品领域成为新零售的热土。品质生活电商的跟进者越来越多。在名创优品和网易严选的带动下，善抓“风口”的雷军推出了小米有品。

线上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线下门店场景价值被逐渐放大。

2018年9月30日，名创优品宣布获得腾讯和高瓴资本共10亿的战略投资。借此，腾讯直接将名创优品这一模式的零售品牌纳入自己“智慧零售”下。

2018年名创优品销售额预计将达180亿，叶国富的目标是，到2022年进入100个国家，开10000家店，销售额突破1000亿。

“互联网女皇”、硅谷投资人Mary Meeker在早前发布的年度《互联网趋势》中，特意用“创造者”、“引领者”来描述新零售，称其正在快速成为中国零售业的基础设施，并向全球输出。

                                               6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位于西堤路，不远处就是赫赫有名的���堤路。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革命青年导师瞿恩有一句话：“在这个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广州，广州就有一个黄埔军校。”

百年前，广州开风气之先，军政仅是一端，商贸益炽。

辛亥一役既成，孙中山号召实业救国，华侨分外热烈，办厂、修路、开银行等，其中广州是集大成者，尤以百货公司为著。

1907年至1918年，广州四大百货公司（光商、真光、先施和大新）先后在长堤路周遭开业，引入“环球百货”的概念，是为中国近代零售业的先驱。

1949年后，公私合营，百货公司改造为国营商店。民众衣食住行都依赖票证，各类商品仰仗计划部门统购统销。所谓零售，无从谈起。特别是1976年，原广州先施公司五层大楼离奇着火，夷为平地，这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完结。

香江潮涌，岁月悠长。

如今，名创优品代表广州零售业，开疆辟土，但光芒能否延续，尚需要时间检验。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瞿恩还有一句话，振聋发聩，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失去了我的生命。”

弹指廿年，检视中国零售史，中资与外资反复博弈，商业模式推陈出新，走过了落后、学习、赶超，直至现今引领的进程，提高了14亿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功莫大焉。

期间，能人辈出，他们初登舞台唱念做打时，都高呼理想，几番浮沉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重新琢磨，谁是第一种人，谁又是第二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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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2002十大知识英雄

本文写于2003年01月。

吴 鹰

　　

吴鹰，是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获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

　　

1987—1991年，他加入美国贝尔实验室。1988—1991年，在Bellcore实验室工作。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吴鹰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负责个人通信服务、多媒体通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斯达康）公司。1992年，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1年1月的那个下午，吴鹰同意和薛村禾一起创办斯达康顾问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股份是50%对50%；1992年，吴鹰回到中国成立斯达康公司，吴鹰和薛村禾的股份比例依然是50%对50%；1995年10月，斯达康和Unitech合并成立UT斯达康，吴鹰和Unitech总裁陆弘亮关于股份的事情谈得最省事，双方没进行太多商量，就决定50%对50%。

　　

吴鹰对股份、股票之类的事情总是不太敏感，2002年9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本刊记者问他股票怎么样？吴鹰说：“Nasdaq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还能好到哪去。”其实，此时将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一起也不过UT斯达康一个���司的一半。

　　

但吴鹰不想这样比，吴鹰的志向是将UT斯达康的销售收入尽快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3.68亿美元，2001年销售收入达6.27亿美元。与此同时，吴鹰的个人财富也从2001年0.9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1.48亿美元，位列福布斯2002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47位。吴鹰惹人瞩目的不是第47位的排名，而是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当媒体就此问及吴鹰感受时，吴鹰说：“照章纳税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吴鹰没觉得给中国交1.5亿美元税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志向是为中国建造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公司。

　　

据美国金融业巨头美林预估，中国2003年的小灵通用户将达到2,500万（2002年为1,000万），吴鹰说：“UT斯达康已经获得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所有大城市建立该系统的许可。”

　　

不仅在中国，UT斯达康正在积极向海外发展，其产品业已销售到了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北美及南美等国家。其基于IP的DSLAM系统支持了日本YahooBB宽带服务的大规模应用，说明UT斯达康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998年6月1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变化的风云人物，吴鹰与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时当选，而且与朱钅容基同时成为《商业周刊》封面人物。该刊在对吴鹰的评价中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跟随着吴鹰的脚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走上成功之路。”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2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吴鹰希望大家将他看作中国人，所以，他在2002年8月，成为了“全国工商联理事会”理事，所以，2002年11月，UT斯达康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纳税先进单位”。

　　

周 寰

　　　　

1944年4月出生在山东。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9年、1982到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IRI集团、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历任安徽省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邮政科研所副所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总工、总工、局长，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等职。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国家S-863核心工作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邮电科技委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邮电企业协会理事和中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

　　

周寰终于在2002年10月笑出了声，但他是否能继续笑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信息产业部正式决定给大唐的3G标准TD-SCDMA预留155M的频段，给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高通CDMA2000标准各预留了60M频段。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强硬支持。欧盟此前在欧洲只给TD-SCDMA预留了35M频段。

　　

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全世界只有三个，大唐TD-SCDMA是其中之一。1999年10月为避免TD-SCDMA被欧美电信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周寰曾说服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大电信公司驻华机构，提醒他们封杀TD-SCDMA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周寰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素以强悍著称。

　　

中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周寰干，是因为中国运营商一旦采用TD-SCDMA标准，就可在中国带动一个上万亿产值的产业。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中国花了2500亿购买国外设备，GSM时代还没有完，中国已经又搭进去了数千亿元人民币。

　　

标准不在手中，发展就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谁都能想得明白，但同样受政府控制的联通于2001年开通CDMA服务时依然选用了高通CDMA2000标准，原因是TD-SCDMA还只是个标准，还不能用。

　　

从1999年标准确立到2002年8月，投入TD-SCDMA研发的厂家只有大唐电信和西门子，研发总投资仅有10亿人民币，研发人员500余人，而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则多达27家，资金投入达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就达30－50亿美元，此外还有诺基亚、NEC、NTTDoCoMo等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研发人员多达5万名。在CDMA2000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其技术积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不逊于WCDMA。

　　

苦苦支撑数年之后，周寰于2002年初对外发出警告说：“再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大唐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由于TD-SCDMA标准提出较晚，所以，相比其他两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但技术出身的周寰��白，标准即便有再多优势，不产业化，也都是废纸一张。

　　

TD-SCDMA提出之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会议上被别人讥笑为3S代表：见面smile，开会silence，最后sleep。那时中国人外语不好，话说不清楚，方案是别人写的，技术上插不上嘴，除了睡觉别无选择。周寰很自豪：“现在不同了。中国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你不服，咱们坐下来论论，看看谁比谁强？”

　　

但被欧美厂商控制的业界并不买周寰的帐，TD-SCDMA一直孤立无援，即便是国内的华为、中兴也是在WCDMA、CDMA2000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而不愿意对TD-SCDMA投一个子。

　　

中国政府在3G政策上的表态，才使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愿意在2002年10月30日和大唐电信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这些企业在表态时，依然强调他们只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而不会偏向哪个标准。

　　

周寰的路还正长，但那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必由之路。

　　

李焜耀

　　　　

李焜耀，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其父是碾米厂老板，家中八个子女。他和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一样，自小吃蕃薯长大，从读小学开始，就要帮助父亲舂米，即使是考入台大电机系后，李焜耀依然要在寒、暑假回家舂米。

　　

李焜耀1976年加入宏基电脑，经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行销策略规划等工作，并晋升为宏基电脑副总经理，1991年转任明基电通总经理。明基电通于1984年成立，初期代工生产计算机主机与系统相关产品。1991年李焜耀先生接掌明基电通后，带领明基的发展方向由专业的电脑外设产品公司（Peripherals Expert）转型为通信与电子多媒体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的专业定位。

　　

2002年6月17日，李焜耀在上海看到《商业周刊》全球“InfoTech100”排名将明基排在第十三时，他笑笑说：“把我们评得这么高。”

　　

明基2002年的营业额将超过60亿美元，2001年为32亿美元，成长100%。这些数字被依然处于调整之中的宏基的旧同事们看到，个中滋味一定难以言表。

　　

58岁的施振荣本来有三个接班人可选，最后落得分家接班的局面，是因为“林宪铭是老大，背负很大期望，但包袱也多。李焜耀是不听话的老二，上面管不动。王振堂则是没声音、功课好的老三，最后继承家业。” 

　　

李焜耀这个不听话的老二，���2001年12月5日苏州自创Benq品牌彻底单飞之始，就抱有超过Acer（宏基）之志。

　　

那天的单飞仪式以紫色蝴蝶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开始，那天的深夜，李焜耀坐在喜来登酒店的茶馆里，抒叹了一口气：“以前再好，都在蛹里面，现在总算化成蝴蝶，可以见世面了。”

　　

了不起的施振荣知道李焜耀的志向，还帮助李焜耀实现了他的志向。2002年5月24日，施振荣将明基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李焜耀，并决定逐渐将宏基所持有明基股票降至三成，为的是，李焜耀的未来不会受宏基接班人王振堂的牵制。

　　

施振荣深知李焜耀的脾气的“火爆”，1989年，李焜耀曾经因为看不惯施振荣大量使用从IBM、HP来的空降兵，出走过一次。1990年，施振荣从瑞士将李焜耀请回来的时候，李焜耀提出和宏基划清界限，自己单干明基。

　　

李焜耀明白他能化蛹成蝶，全靠施振荣宽宏大量，但他又不能忍受施振荣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无法发展。

　　

当李焜耀这样想施振荣的时候，施振荣却为李焜耀的未来担心。但此时的李焜耀已不再是13年前的李焜耀，他不再会受谁的气，不再会出走，他只会再加速度地往前闯。

　　

当上明基董事长6天之后，李焜耀就出现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友达董事长的身份敲响了友达光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钟。友达是全球第三大TFT-LCD制造商，明基是友达第一股东，李焜耀于1996年的那次豪赌，使得它现在的营业额有1/3来自友达光电。

　　

李焜耀加速与宏基帝国分离的第二个举措是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过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1994年转到了手机上，辛苦耕耘5年，获得100多项专利，成为台湾唯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以产量而言，明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商，营业额占明基总收入的35%。

　　

明基已经度过了同宏基“一荣共荣，一损共损”阶段。除了明基和友达董事长之外，李焜耀还是达方电子、达信科技、达宙系统通信、络达科技、达利投资等五个公司的董事长。在宏基的体系之外，李焜耀正在构造自己的企业帝国。

杨元庆

　　

杨元庆生于1964年11月，祖籍浙江。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及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应聘到联想集团，1991年出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1994年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1995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2001年4月，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裁兼CEO。

　　

2001年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了272亿营业额8.6亿利润的联想，同时也接过了“贸工技”的“帽子”。

　　

“贸工技”的提法源于1996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决裂之后，据倪光南说，从创建计算所公司到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直到1995年为止，联想历来的口号都是“技工贸”，而非“贸工技”。

　　

从中关村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生态链的地位看，“贸工技”的提法的确符合联想当年发展壮大的实情。既符合实情又能否定倪光南，“贸工技”就被当作“发展战略”写进了柳传志的联想，但是在杨元庆的联想中，“贸工技”三个字已经不见了，改成了“高科技的联想”。

　　

就企业形象而言，“技工贸”的联想显然要比“贸工技”的联想要好，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极力树立倪光南的形象，也是为了联想高科技形象考虑。“贸工技”是句实话，一语道破了中关村企业起家的玄机，但这句话现在却成为树立“高科技联想”形象的障碍。

　　

2002年，杨元庆向研发投了8亿人民币，并保证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35—40亿。但无论是2002年8月29日推出的联想万亿次计算机，还是以每年150多件速度在增加的技术专利，一时都无法改变联想“无技术，只会做贸易”的形象。

　　

就现在而言，无论比研发投入还比业已具备的技术实力，联想在国内计算机公司之中都是最高的，其技术含量业已超过方正，但大家还是在说“方正有技术，可惜管理不行；联想没技术，管理很好。”惯性和对称思维极难纠正。 

　　

2002年12月3日召开的“联想技术创新大会”是杨元庆一系列摘掉“贸工技”帽子的举措之一。他那天信誓旦旦：“业内可以怀疑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不应该怀疑我们坚持技术发展的决心。联想已经将创新写在大旗上，就要让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杨元庆敢这样执着地赌是因为，联想一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利润很好的健康企业。据其2002年11月12日公布的半年财报，其半年利润业已达到5.242亿港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6%。挣了钱，当然想好怎样花。在杨元庆看来，大笔资金投入研发恰恰是为了不冒风险。2002年7月，杨元庆告诉本刊：“将钱投在技术和新业务开拓上，联想将来的业绩才有保障，否则，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市场好，一个产品打天下增长很多年，这不现实。”

　　

有人劝杨元庆学DELL，只做PC，杨元庆不敢。没有核心技术在手，只做一个产品太危险了。2002年是联想“多元化”元年：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发布联想手机；3月21日，在香港宣布收购汉普进入IT管理咨询业务；5月18日，在上海宣布联想消费IT战略，决心用五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数码帝国；6月7日，发布了联想服务品牌——“阳光服务”；12月18日，斥资2.2亿港元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这是联想继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之后在IT服务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未来看过来，联想在柳传志手中只是完成了草创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杨元庆正在将联想做厚、做强。

　　

所以，在2002年12月12日举行的联想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高兴地当着600多名各界来宾的面夸赞“元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间的推移，当新煮熟的喷香米饭从锅里盛到碗里，并端到桌上的时候，投资人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

　　

郭 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CEO。负责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整体运营和内部管理工作。

　　

1988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加入联想集团。在联想工作的12年间，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后，郭为担任神州数码的总裁，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重新创业，努力打造中国IT服务的第一流品牌。

　　

曾获中国科学院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首届“ 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第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多项荣誉。

　　

2002年12月14日，香港会展中心。站在两天前联想举办圣诞晚会的同一处地方，郭为在向前来参加神州数码圣诞晚会的宾客们举杯。

　　

既然全国人大周光召副委员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两天前出席了联想的圣诞晚会，郭为就有办法让他们同样光临神州数码的圣诞晚会。

　　

进联想比杨元庆早，离柳传志比杨元庆近，提升比杨元庆快的郭为，在1996年联想PC取得中国市场第一之后，就一直在与杨元庆赛跑。赛到2000年，郭为的一个副总劝郭为：“咱们自己和自己比，挺好的，干嘛一定要和那边比？”看着杨元庆连年翻番，郭为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2001年8月，和联想彻底分家之后，郭为依然对本刊说：“三五年后见分晓。” 郭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联想和杨元庆情结，除非有一天，神州数码超过了联想，他超过了杨元庆。

　　

但这一天在看得见三五年内不会出现，因为神州数码现在和联想之间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从最新公布的财报看，联想2002年半年营业额达104亿港币，纯利润5.242亿港币；神州数码半年营业额为57.9亿港币，纯利润只有0.895亿港币；从最新的市值看，2002年12月21日联想市值202.8亿港币，神州数码市值只有21.47亿港币；从所持有的现金看，联想也是神州数码的近10倍。

　　

在中国IT企业还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郭为看到了多元化的必然性，杨元庆当然也看到了。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郭为告诉本刊：“台湾IT企业多元化有基础，他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可投资方向很多，但是在国内，就那几个挣钱的地方，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在200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兄弟”之争。联想买汉普挺进ERP实施市场，神州数码联手台湾鼎新，不仅实施，连开发都做。杨、郭分家之前，柳传志将主板给了杨元庆，将系统集成给了郭为，所以，在以系统集成为基础的IT服务业上，郭为本应占有先机，郭为也正想通过这张好牌将神州数码从分销公司顺利转型为IT服务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神州数码分校营业额占84%、IT服务占14%、网络产品占2%），但是，杨元庆一样看好这块市场，“服务的联想”已被写进了联想发展的远景，所以，联想愿意斥资2.2亿港币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此前，联想业已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郭为不全是守势，神州数码于2002年11月4日推出的网络PC，虽然无法与联想PC形成正面竞争，但也算是对联想频频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个还击。

　　

不是郭、杨喜欢兄弟阋墙，而是他们都要发展，而对中国IT企业而言，能做的事情就看得见的那几样，一来二去，就撞车了。

　　

分家之时，为安抚股东，柳传志曾经主持郭、杨立下了一年之内不竞争的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时限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舒缓。这是因为在中国IT企业中，像神州数码这样年营业额过百亿、利润一两个亿，并保持持续盈利的健康企业并不多。在中国IT企业家中，像郭为这样有勇、有谋的帅才也不多。无庸讳言，神州数码在未来将是联想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杨元庆自1994年接手联想PC之后，其发展像用计算器一样算得精确，没有任何大的闪失，即便在最近两年的IT寒冬之中，杨元庆也将他的发展布局保护的很好，使得郭为不仅在分家之前，没有任何机会，在分家之后，也鲜有机会。杨元庆手上的资源是郭为手上的10倍，而且拥有联想的品牌。郭为的战略即便再优化，但品牌总要积累、队伍总要培养。至少在看得见的三五年内，有杨元庆，郭为只能称第二。

　

　

张旋龙

　　

张旋龙46岁,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方正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是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信息产业发展, 协助父亲成立并经营香港金山公司, 出任总经理。 后来成为到中关村去经营计算机生意的第一位香港商人。

　　

2002年7月26日，当上方正控股董事会主席的张旋龙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本来也没有什么，突然��有100多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使我压力特别大。大家都把我和王选比较，其实是不能比的！我1992年进方正，一直跟着王选，直接对他负责，可能时间比较久，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同事开玩笑，轮也要轮到我了！”

　　

张旋龙为人之圆润是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关村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张旋龙另外一个优势是审时度势。在四通最高潮的时候，他和万润南合作Super PC；在求伯君最能干的时候，他投资求伯君做WSP；在方正最鼎盛的时候，他融入了方正，帮助方正在香港上市；在联想走强的时候，他将金山卖给了联想。

　　

但是这一次，从王选手中接过方正，并非审时度势之举。方正控股2002年上半年又亏了5450万元港币，这已经是第四次报出亏损的消息了，此前的2001年亏了3.83亿港币，1999年亏了2.23亿港币，1998年亏了1.65亿港币。

　　

局面于斯，以张旋龙惯常的做法，他早应该抽身而去了。早在1999年6月，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坚持收购奥德的时候，张旋龙就卖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正股票。那天，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

　　

王选加张旋龙最终驱逐了张玉峰加渠万春，但是，张旋龙从此也在方正的关系图中越陷越深，当初坚决反对渠万春，原因之一是为了保住自己请来的给方正治病的李汉生，那时，渠万春以方正第二大股东身份要做李汉生领导，李汉生坚决不服。

　　

但是，在张旋龙接班之后的2002年8月，李汉生终于从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此前，李汉生已经从方正电子总裁的位置上被王选的得意门生肖建国取代。

　　

现在的张旋龙已经不再是中关村第一商人，他已经不能再以商人的精明逻辑做事情了，他已经和太多的是是非非捆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和方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他手中已经没有了方正股票。

　　

张旋龙将希望寄托在将方正控股分拆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上市。2002年4月于马来西亚股市进行的200万股首次公开认购中获5.5倍超额认购, 创下马来西亚股市新上市公司IPO最高超额认购记录。2000年，在张旋龙的运作之下，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

　　

张旋龙对方正的第一个贡献是使方正在香港顺利上市，第二个贡献是开拓了方正的海外市场，所以，张旋龙时代的方正必将是国际化加资本运作的方正。

　　

代表北大利益的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称为北大校园内的“资本家”，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在资本运作的方向上，他和张旋龙不会有分歧。

　　

但是，2002年9月传出的方正申请2亿元贷款被中国银行拒绝的消息，让业界更加担心方正的前途。据报道，拒绝给方正集团继续贷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方正人事变动过于频繁，二是方正最近的一些收购明显偏离主业。

　　

但是方正毕竟是北大的方正，尽管经历了多次变故与亏损，它依然有着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优势。北大和国家依然会给它很多起死回生的运作空间，这大约也是张旋龙愿意执掌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冬，走到中关村的土路上闯世界的28岁的张旋龙不见了，2002年冬，46岁的张旋龙一脸疲倦。18年过去，比从前，他多出了许多金钱与地位，也失去了很多自由与快乐。他还搏，用的依然是他的人品、为人、关系、圆润、胸怀。他相信，只要他人好，他还会成功。

唐 骏　　

　　

唐骏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和运作。唐骏同时兼任位于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一职，继续负责管理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和微软公司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过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他所领导的部门成功地设计，开发并发布了远东版（包括日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Windows NT 3.51，NT 4.0和Windows 2000。

　　

2002年4月22日，上海，微软第一届亚洲MVP峰会。40岁的唐骏一跃跳上中心舞台，铿锵有力展开他的演讲。他演讲的表情和姿势和此前演讲的二十多岁的微软技术人员没什么不同，都充满了微软式的激情与夸张。

　　

从2002年3月26日走马上任到现在，只用几个月时间，唐骏就已成为业界最知名的CEO之一。这当然和他外露的性格有关。他总喜欢用他的情感去感染别人，他认为他能做到。

　　

唐骏肯定会比他痛苦的前任们好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们更韬光养晦、更老谋深算，而在于唐骏发展的基础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好。

　　

2002年6月27，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微软承诺在软件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方面帮助中国，所帮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62 亿人民币，其中仅软件外包合同就达7亿美元之多。

　　

尽管标新立异者此时又在煞有介事地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微软阴谋”，但中国政府始终清楚中国软件企业离和微软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阴谋消灭”的对手也不���中国，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市场换技术”，先赶上印度再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位负责软件产业政策规划的官员告诉本刊：“微软花1000万美元请麦肯锡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除措辞上有问题外，其实说的都对。”微软的确是垄断企业，但这和中国没太大关系，中国尚不存在一个软件企业具备挑战微软的实力，现在没有，可以预计的三五年内也不会有。WTO之后的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跨国企业，而不会仅仅将他们当作来抢夺中国市场的对手。

　　

唐骏的前任们一个个黯然而去，都与业绩有关。不是微软产品大家不愿意用，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正版。唐骏的前任们为此“怒发冲冠”，亲自领衔去打盗版，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正版的销量。但聪明的唐骏知道，盗版率的下降和整个气候有关，微软一家急也没用。

　　

唐骏的策略是合资。在上海合资微创之后，微软又在北京合资了中关村软件。唐骏明确表示，微软不擅长做合资企业，微软看好一个企业会直接买过来。“但在中国不同，投资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合资一定是与政府来做，不会与私营企业来做。”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微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最多。

　　

唐骏的另外一手是合作。2002年7月开始实施的“春耕计划”将招募经销商2000家。唐骏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微软渠道有钱赚，微软就有钱赚。唐骏不愿意亲自带着工商局到中关村去查盗版，但他的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那样干。唐骏告诉本刊，在他的任期间不会“过分”地打击盗版，他认为，“过分地强调盗版并没有什么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反感。” 

　　

唐骏的“功夫在诗外”，他不用必担心中国用户是否喜欢微软的产品，他只担心中国业界是否喜欢微软。

周鸿祎　　

　　

周鸿祎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方正集团，先后担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创建3721公司并在同年推出了3721网络实名的前身——中文网址。周鸿祎现任3721公司总裁。现在，3721公司首创并推广的网络实名覆盖了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日平均使用次数超过3000万次，3721网络实名同时致力于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础服务，目前拥有25万家企业客户。

　　

2002年10月31日，微软于北京宣布与3721结成战略联盟，在IE中直接支持3721网络实名，以便使中国用户今后无需下载任何软件，就可以使用中文访问互联网。这之前，微软透过Realnames支持以官商自居的CNNIC实现这项服务。微软称，这次改弦易辙是因为它在全球只会选择最强大的厂商作为合作伙伴。

　　

至今无法忘记，1998年周鸿祎说起3721计划时的惶恐，他怕CNNIC将他“灭了”，CNNIC此前已经将做中文域名的中西公司，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3721网络实名的想法很好，但在传统的思维里，这样的事情只由政府或者微软来做，无论如何1998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3721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让全国用户都下载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客户端，谈何容易？

　　

在那时，即便周鸿祎自己也不能自信，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本刊说：“实在干不成，3721还是一家有技术的公司，去干系统集成，也能挣钱。”尽管这样想、这样说，但周鸿祎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周鸿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3721好不容易积累够了足够多的用户量，可以向企业用户收取注册费时，CNNIC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周鸿祎避免将自己产品叫“中文域名”，就是怕和CNNIC的中文域名冲突。CNNIC自己的“中文域名”没有做起来，反观3721的网络实名大有钱赚，就要来分一杯羹。

　　

连以官商自居的CNNIC都看好3721网络实名，周鸿祎暗自得意，但CNNIC在合作之中的出尔反尔，最终让周鸿祎出离愤怒了，CNNIC最终弃3721，和微软支持的Realnames合作“通用网址”更让周鸿祎怒不可遏。没有任何背景的周鸿祎和官商自居的CNNIC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出手”之后，又和CNNIC到信息产业部“评理”。得罪并“打翻”CNNIC之后，周鸿祎开始问自己：“以前为何要那么怕CNNIC？”CNNIC想借助Realnames的IE直接支持打败3721的梦想，随着Realnames 于2002年6月28日破产而破灭。

　　

对内“剿杀”CNNIC“通用网址”的同时，周鸿祎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在IETF第53次大会上，根据3721的提议，第一次采用中文汉语拼音——“CENG2”命名了网络实名标准内部工作组。这个内部工作组的成立，反映出3721在网络实名领域的领先地位。2002年12月16日，3721又与雅虎达成重要合作，在雅虎中国网站的搜索引擎中集成“网络实名”技术，使得3721的国际化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3721已经开始盈利，这之前，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中国公司靠标准盈利，3721是第一个，这也是2002年4月22日日本JAFCO向3721投资近一千万美元的原因。3721接受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当然不全是为了钱，3721看中的是JAFCO能将3721带进广阔的日本网络寻址市场。

　　

CNNIC去了，周鸿祎下面的敌人是百度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另外，他还要防着微软“釜底抽薪”，谁让周鸿祎要做那么大。要做大事，腹背受敌的时候就多。

　　

丁 磊

　　　　

1971年10月生于宁波。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到 1995年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5年到1996年，服务于 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到1997年在广州飞捷公司任职。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至今。现任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

　　

整个2002年，丁磊和2001年一样，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广州。北京对他而言，早已失去了1999年的温情脉脉。假账、摘牌、高层动荡、被收购传闻以及更多的同行间的相互诋毁，使得丁磊实在有些烦了，用他学的一句北京话概括，就是“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躲在广州的丁磊深入简出，埋头做短信和网络游戏，这两项业务的成功使得网易于2002年6月底，率先实现盈利。股票从长期的一美元以下的垃圾股飙升至现在的每股12美元，市值冲至3.719亿美元，超过了新浪的2.916亿和搜狐的2.150亿（2002年12月24日数据）。丁磊的个人财富也升至16.29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可排福布斯2002富豪排行榜第27位。

　　

两年前，丁磊走进Fishman 只有12平方米“天下”小屋的时候，Fishman他们还在拨号上网，那时没人觉得“天下”游戏会对网易有什么用，但丁磊立即决定100%地收购“天下”。尽管后来的《大话西游》基本上没用“天下”基础，尽管“天下”的人后来大多追随Fishman创业去了，但丁磊依然认为收购“天下”很值。“多多少少有些帮助。网易在此之前根本不是游戏公司，能在18个月中，做出大家喜欢的《大话西游Ⅱ》，网易还是消化吸收了‘天下’的很多经验和基础。”

　　

2002年底的丁磊能够如此评价他人，是一大进步。从四年前，他成名的那天起，他开始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生于70年代的丁磊的确有资格看不起与他同辈的人以及他的长辈，但是他这样做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更多人对网易的帮助。

　　

丁磊是个聪明人，骄傲的他现在骨子里可能依然看不起人，但他已经学会了掩饰。他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媒体接触，他知道，自己太嫩了，远不及久于江湖的记者老谋深算；他清楚，网易根基还很脆弱，经不住媒体将网易缺点放大摆在众人面前看。

　　

丁磊已经将雷军推荐给他的《非常营销》看了三遍，并买了20本分发给管理层，让他们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得太晚了一点，但它也是2002年9月才出版啊。”丁磊称，他最认同书中第三章第一页所说的“诚实”二字。丁磊称，他以前办网易将创新摆在最前面，现在，他将诚信摆第一位，务实摆在第二。《非常营销》讲的是杭州娃哈哈卖水的故事，深受这本书影响，丁磊现在觉得做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都能成功，关键要看怎么做，关键要看是否诚实。

　　

但是，在诚信问题上，周卓林的股份问题却一直是广州同行诟病丁磊的一个重要题材。周卓林是网易创始人之一，丁磊曾经答应给周卓林30%网易股份，后来周卓林离开了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回到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离开了网易。这进进出出之间，周卓林也就丢失了他在网易的股票。

　　

至于网易“假账事件”是“空降部队”干的。“上市成功，我觉得自己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回家做股东就行了，所以，放松了监管。”“用‘空降部队’是想走捷径，我们吃了亏，付出了代价。”2002年，丁磊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CEO，但“我将网易reset了一次。” 

　　

当丁磊知道网易短信在有意无意地欺骗用户之后，就要求部下将多收费的“陷阱”全部取消。有投诉的，就处理，并给用户一些补偿。

　　

基于这些，丁磊认定网易是做长线的。丁磊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使网易长治久安，正在学MBA的丁磊认为，策略之下是结构，结构之下是员工。对于短信的成功，他认为只有他前面30%的功劳，后面70%是员工在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下完成的。

　　

丁磊在认真地学怎样当一名企业家，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决不在于企业管理。他是个Internet小子。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免费邮箱、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第一个网上拍卖平台都和他相关。丁磊对Internet技术与市场的感悟能力中国第一，他的这个优势掩盖了他青春的稚嫩与不足。Internet感悟能力不仅在中国稀缺，在世界也稀缺，所以，市场给了丁磊很高的回报。这是公平的市场法则在起支配作用，并非丁磊一直在走运。

　　

丁磊不仅不可能卖好水，就是做个普通技术人员，都未必出色。没有Internet，他什么都不是，有了Internet，他就是丁磊。

　　

陈天桥

　　　　

陈天桥，盛大网络总裁。1999年9月，陈天桥投资建立了STAME.COM和当时中国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归谷”（Home Valley），并获得注册用户数百万，每日平均浏览量600万人次的卓越成绩。2001年，盛大网络宣布正式进入互动娱乐企业。在陈天桥的带领下，盛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同时在线用户数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目前的注册用户近六千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实现月平均销售额数千万元，在中国拥有6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领军者，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三大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专业媒体《电子报》称陈天桥“改变了历史”，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大会东京GAMESHOW专门邀请陈天桥作为大陆游戏产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陈天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互动娱乐产业的创业者之一。

　　

1973年5月出生的陈天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都是现金。1993年，他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上海陆家嘴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正当他多年追随的上司将要进入政府大展宏图时，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离开了。

　　

1999年9月，“门户”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候，陈天桥投资50万元创办了专事网络动画社区的盛大。盛大很快得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像所有追求访问量的网站一样，盛大发展到2001年六七月份处在了半死不活状态。就在此时，陈天桥在上海动画协会见到了韩国游戏协会代表团，其中的ACTOZ公司问陈天桥是否有意花30万美元拿下《传奇》在中国的独家运营权。陈天桥看不懂韩文，他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英文版，品评这款游戏。尽管网络速度很慢，一步一顿，但陈天桥还是当即判定《传奇》尽管外面“烂”，但实质是杯“美酒”，越玩到后来，越欲罢不能。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中华网不同意，让陈天桥继续做访问量，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请求中华网撤资，给他留30万美元，让他继续运营《传奇》。此时的中华网对陈天桥也失望了，正想少损失一些，就同意给陈天桥留30万美元算是购回了他在公司所持的股份。

　　

陈天桥在中国运营网络游戏并不算早，此前华义的《石器时代》已经占了整个网络游戏市场的50%。所以，当陈天桥杀入网络游戏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陈天桥不会成功。陈天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不愿意销售《传奇》的渠道证明“即便《传奇》是款烂游戏，盛大也是一个好公司”。

　　

陈天桥所使用方法在别的行业看来并不先进，但是当他将“海尔式的服务”引入将网络游戏业之后，那些将网络游戏当项目做，整天想着挣笔钱就走的竞争对手，就没办法再和他竞争了。

　　

截止2002年10月，《传奇》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65万，2002年6月新引进的《疯狂坦克II》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10万。盛大每日进账百万元。

　　

2002年11月20日，10多家韩国游戏厂商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中国的盛大。原因是盛大太大了，占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60%到70%。如果盛大压韩国游戏的价，它在中国就很难卖上个好价钱，即便有别的运营商愿意高价购买，但在盛大的市场壁垒面前，也很难出好的业绩。总之，过于强大的盛大有损韩方的利益，所以，韩国网络游戏公司要专门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用以协调盛大问题，防止盛大对他们各个击破。

　　

惹得陈天桥和韩国人翻脸，不按时上缴运营费的原因是，2002年9月，由于韩方管理不善导致《传奇》源码泄漏，使得在中国出现2500家网吧非法架设服务器，每月给盛大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陈天桥第一要求韩方道歉，第二要求韩方赔偿，第三要求新版本。韩方说：“泄漏，我损失也很大，我凭什么要赔你？”正当陈天桥等着韩方尽快提供升级版解决“私服”问题时，《传奇》的升级版又泄漏了。征得韩方同意后，盛大在最新的泄漏版本之上，进行加工，于2003年1月1日，推出了所谓的《传奇》升级版。

　　

陈天桥对本刊说：“他不能让韩国人骑在头上拉屎。盛大一定自己开发游戏。”韩方警告陈天桥：“盛大要做游戏，是典型���霸道表现。” 陈天桥明确地告诉韩方：“盛大一定会做，如果因为盛大自己做游戏，韩方联合起来不给盛大游戏，我倒要看看，最后，是我离不开你们，还是你们离不开我？”陈天桥称，他都想好了：“引擎可以到海外买，韩国的很多引擎也是从海外买的；中国美工不错；游戏对编剧要求不高，能玩起来就可以，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足够的题材。”

　　

陈天桥感觉最难的是游戏的整体策划，就是游戏的配平问题，但陈天桥自信盛大业已积累的65万人在线经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尚不到30岁的陈天桥不打算赚了钱就走，所以，尽管盛大每月的进项几千万元，他依然积极地在同香港汇丰银行谈融资。陈天桥的目标不是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而是网上迪斯尼。陈天桥敢于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他选对了行业：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互联网是世界最具变数的行业，这两个时势造就了今天的英雄陈天桥。

　　

陈天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不能分清楚，是网络游戏造就了他，还是他造就了网络游戏。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传奇》，网吧和软件分销渠道就没办法赚钱的地步，但陈天桥依然不能认为他能主宰什么，谁也无法主宰时事。

来源：DoNews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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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汤兰兰”事件引争议

　　2018年1月30日，年仅二十出头的澎湃新闻的一名女记者王乐发布的一篇名为《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的报道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用春秋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14岁的少女处心积虑将自己的亲友送进监狱，然后自己却溜之大吉的故事。之后，澎湃新闻高举正义大旗向大家发起了寻找汤兰兰的号召。 　　然而，随着网民的深入发掘，却发现了十年前一个少女汤兰兰曾经遭受的触目惊心的非人待遇和残酷经历，她从7岁到14岁的7年间，被其父亲、姑父、姨夫、村主任、小学班主任等人强奸。2010年10月，一审法院判决9人构成强奸罪，1人构成嫖宿幼女罪，其父母汤继海、万秀玲构成强迫卖淫罪。 　　而如今，已经改名迁户，打算在中国某个地方开始新生活的汤兰兰，却再次被澎湃新闻的这篇报道推至风口浪尖，该报道不但曝光汤兰兰的户籍信息，还对原案进行歪曲炒作，企图翻案，并呼吁寻找汤兰兰。 　　2018年2月1日，黑龙江五大连池市政府办通过微信公众号对此案进行回应：其母借助少数媒体肆意炒作，企图翻案，请停止呼吁寻找汤兰兰。 　　愤怒网民对于对于澎湃新闻的当事女记者王乐展开了“人肉搜索”，网民自发的举行了“寻找王乐”的活动，有网友在“中国记者网”找到王乐的记者证，并发布了她的相片和身份证号码，在公众愤怒的质疑下，这位被全网“寻找”的记者率先“失联”。 　　以下是相关报道： 　　澎湃新闻王乐：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 　　14岁那年，正在读初一的汤兰兰（化名）把全家人送进了监狱。 　　2008年10月3日，她向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龙镇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称其从7岁开始被父亲、爷爷、叔叔、姑父、老师、村主任、乡邻等十余人强奸、轮奸，前后已有7年。 　　当月底，3天内村里16人被抓。4年后，包括其父母在内的11人获刑，罪涉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其父母还被判强迫卖淫罪。 　　2017年6月，其母万秀玲出狱。她说自己很想找到女儿，还原当年事态。而汤兰兰却“人间蒸发”——户口本上，汤兰兰消失了。直到今年1月，万秀玲才查询到，女儿已经改名迁户。 　　早在2010年10月一审判决下达时，11名被告人就曾集体上诉，他们均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二审法院在2012年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年过去，在仅有60多户人家的大旺村（化名），10个涉案家庭申诉了10年，至今未果，而被告人中已有5人刑满释放。 　　事发时，汤兰兰的父母、爷奶等8名亲属被警方带走，家中仅剩4岁的小弟弟。被拘45天后，爷爷在看守所内死亡，尸检鉴定书中的案情摘要载明，他大量吐血，送医抢救无效。随后，奶奶被取保候审，而小叔、表哥在被羁押320天后，转为监视居住。8年过去，对他们的处理再无下文。 　　该案申诉代理律师付建称，2018年1月30日下午，最高检两位工作人员约见了该案律师及两位当事人，双方就申诉一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面谈。律师随后将会提交进一步的证据材料。 　　今年，汤兰兰23岁了。而她在哪呢？ 　　消失的户头：母亲服刑8年出狱，女儿户口消失 　　出狱后，万秀玲去兴安乡派出所办理落户，却发现“户口本上少了一口人”。 　　万秀玲拿到的新户口本上只有三口人，夫妻俩加上小儿子，却没有大女儿汤兰兰。今年1月21日，万秀玲打电话询问乡派出女儿的户头，对方问“你女儿户口上哪，你不知道？” 　　服刑8年零8个月出狱的万秀玲称，她对此一无所知。她2008年10月被抓，后被判强迫卖淫罪，于2017年6月29日刑满释放。 　　当年的判决认定，2006年春的一天，两村民来到汤家看黄色录像，万秀玲的丈夫汤继海提出，“让我姑娘陪你俩玩玩”。其后两村民均与其女汤兰兰发生了性关系，万秀玲向两人一人收了50元钱。 　　那年，汤兰兰11岁。在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中，汤兰兰指控，她7岁时第一次被父亲强奸，两人的性关系一直保持到她14岁。这7年间，汤兰兰曾4次在家中被3至5人轮奸，情节均为聚众看黄色录像后模仿，参与者有其父亲、姑父、村主任及其他两名村民。 　　此外，判决书认定，汤兰兰还曾被其姨夫及小学班主任性侵。 　　2012年12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该案二审裁定，11名被告人全部获刑。9人被判强奸罪，1人被判嫖宿幼女罪，汤继海夫妻还被判强迫卖淫罪。汤继海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0人获刑5至15年不等。 　　至今，该案已有5人出狱，万秀玲是最近一个，她称自己急切地想找到女儿，还原当年事态。对于所判案情，万秀玲全盘否认，“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 　　服刑期间，万秀玲的电话只打给孩子姑姑汤玉梅。汤玉梅的丈夫刘长海罪涉“轮奸”，被判15年。 　　该案被告人中有两人系“零口供”定罪，刘长海是其中之一。他至今拒绝减刑，坚持申诉。为此，其妻汤玉梅已经奔波了10年。 　　事发后，汤玉梅不断往返于哈尔滨、沈阳、北京申诉，涉案家属们与她结伴出行。2014年及2016年，黑龙江省高院及省检察院曾两度驳回刘长海的申诉。 　　2018年1月26日，汤玉梅、万秀玲与申诉代理律师付建一同上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书。 　　付建称，2018年1月30日下午，最高检两位工作人员约见了该案律师及两位当事人，双方就申诉一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面谈。律师随后将会提交进一步的证据材料。 　　少女的控诉：被亲生父母性侵，请干爸干妈申冤 　　案发在2008年10月27日。 　　当时，14岁的汤兰兰正在龙镇上初一，寄宿在校门口的王凤朝、李忠云夫妻家，判决书中，汤兰兰称他们干爸、干妈。 　　在当地，由于村屯散落，人口稀疏，基层学校条件差，不少孩子从小寄宿读书。汤兰兰从学前班开始，就离家上学，六年级转学到龙镇后，便住在了王凤朝家。同时住宿的学生不到10人。 　　这已经是汤兰兰第6次转学。万秀玲说，这次转学是因为前一个学校“没有英语”。为供其上学，家里每年要花五六千元。 　　由于路远，家属说，平时汤兰兰和当地的学生们一样，只有“五一”、“十一”、寒暑假才会回家。 　　而2008年的“十一”，汤兰兰没有回家。万秀玲称，刚放假不久，她就接到了女儿电话，“妈，我怀孕了，是我爸的”。 　　万秀玲称她当时不信，怕女儿是“处对象了”。随后，万秀玲叫上孩子大姑汤玉英一起，到王凤朝家想把孩子接回来。汤玉英的儿子丁福开车送她们。 　　可她们并未接走汤兰兰。 　　判决书显示，证人王凤朝说，当日，三人来接汤兰兰，万秀玲打了孩子，其打电话报警。当年10月27日，夫妻二人领着汤兰兰报案。 　　接孩子这天，王凤朝称是10月1日。而据汤兰兰所记，这天是10月3日。当日，汤兰兰给公安机关写了一份举报信，称被家中十几位亲友强奸多年。信的开头即是，“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能让我干妈、干爸为我申冤。” 　　这封控告信亦被法院采纳。 　　“王凤朝和李忠云何时得知被害人被强奸，二人说法不一。” 汤家的申诉律师付建说。在他看来，“到底是如何引发的报案？这正是此案的要点所在。” 　　判决书显示，干爸王凤朝作证称，接孩子那天，“三人走后，汤兰兰诉说了被强奸的事”。而干妈李忠云却给出另一种说法：报案次日，李忠云对警方称，自己早在9月底就知道了。 　　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9月底汤兰兰与母亲通电话时说，“你又想整老爷们上咱家”，随后生气地挂了电话。经李忠云询问，汤兰兰才说了被强奸一事，“干妈你得救我，我给你磕头”。 　　而到了次年3月，李忠云的说法又变了。在接受检方询问时，她称自己是接孩子那天晚饭时，才知道了强奸一事。 　　“前后矛盾，显然有人撒谎。”付建说。 　　“怀孕”疑云：真假B超单，已产型宫颈口 　　1月21日，万秀玲对记者称，2008年10月初去王凤朝家接孩子，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 　　多名亲友称，“十一”前的那个暑假，汤兰兰没有回家。“她说要留着补英语。”万秀玲回忆，自己还去王凤朝家给孩子送了六七百元的学费和住宿费。 　　万秀玲称，接孩子那天，李忠云塞给她一张B超单，“说已经带兰兰做过流产了”。 　　“卷宗里有两张B超单，一张显示怀孕，一张显示没怀孕。”1月23日，万秀玲此前的辩护律师王丹阳对记者称。家属提供的案卷材料显示，这两份B超单均为龙镇农场职工医院出具，报告日期均为2008年3月31日，检查医师也是同一人。而结果却截然相反。 　　而这两份B超单上的姓名都是“王兰兰”，年龄“17岁”。 　　据警方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没填真实姓名和年龄，“是怕万一单子被其他同学发现，真是检查出问题，对汤兰兰不好”。但李忠云否认查出了怀孕，也否认带汤兰兰做过流产。 　　物证提取笔录显示，报案后的第19天，警方在万秀玲家中，从她衣服口袋里提取到一份B超单，姓名、日期、医院与上述相同。但诊断结果为，“子宫内有胎儿症状。” 　　王丹阳称，在该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对抗非常激烈，多位辩护律师都对“怀孕”一事提出质疑。“‘怀孕’是重大案情，这直接指向女孩报案的起因。”王丹阳说。 　　该案的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中，均未提及“怀孕”情节。两审法院均采纳了一份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判决中载入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有过多次性行为”。 　　而该鉴定意见书上，还有另一条鉴定意见，“不能排除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鉴定记载，“检见的宫颈横裂，说明为已产型宫口形态，为有过流产、引产、诊刮等使宫颈扩张经过”。 　　据判决书显示，法院最终认定了8笔犯罪事实，3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的一天”，其余5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春（夏、秋、冬）的一天”。 　　定罪：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刑警出庭证明无刑讯 　　万秀玲和孩子大姑汤玉英均称，10年前去接孩子那天，汤兰兰不走，问她什么都不说，就是哭。 　　临走前，万秀玲记得女儿站在窗口突然说了一句，“我把你们都送进去”。干妈李忠云也曾向警方描述过类似情节，她称汤兰兰在后屋把窗户打开，对万秀玲说，“妈你回家告诉他们，这都是你们把我逼的，我到公安局都把他们告进去”。 　　最终，包括汤兰兰父母在内的5名亲属被判刑。 　　早在2010年10月，该案一审宣判后，涉案的11名��告人就曾集体上诉称自己无罪，并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付建认为，该案“主要依据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定罪量刑”。 　　判决书显示，侦查期间有9名被告人供述了犯罪事实。而庭审时，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诱供。此外，其余2名被告人始终“零口供”，但因“被害人指控、同案人供述相互认印证”，最终亦被定罪。 　　庭上，4名侦查人员出庭证实，在审讯时没有刑讯逼供、诱供，另有12名侦查人员出具了同类证言。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均未受到刑讯逼供。 　　2018年1月28日，记者联系到了当年该案的侦办人员之一贾德春以核实上述说法，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要钱电话：“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了” 　　2018年1月21日晚，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记者随万秀玲踏着积雪来到王凤朝家，她想打听女儿的下落。 　　院门久敲不应，屋里的灯却一直亮着。万秀玲在黑暗中拨通了王凤朝的电话。 　　王凤朝不愿见面，他在电话中说，汤兰兰住在他家念完了初一初二，“后来上学就让公安局整走了”，去的学校是黑龙江理工学院。王凤朝最后一次见到汤兰兰是在2015年的春节，“她放了7天假，回来待了4天，后来再也没回来”。 　　后来汤兰兰换了号码，一直失联。该案开庭时，现五大连池市妇联主席韩晶做过监护人。1月22日，万秀玲给韩晶打电话询问孩子下落，韩晶说，2016年夏天汤兰兰来过一次，后来再也联系不上了，换号了。 　　那天，王凤朝最终没有开门，“说要等明天公安局在场，他们知道咋回事”。次日，万秀玲再去，仍没人应门。之后，王凤朝夫妻二人的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10年前案发时，汤兰兰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那年10月底，雪已开始下，几近农闲的大旺村突然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恐慌。汤兰兰报案后，3天内，村里16人被警方带走。几日后，村里才渐渐传开，“汤兰兰把人告了”。 　　汤兰兰的老姑刘桂英称，到了事发后的第9天，汤兰兰突然在电话中对她说，“我老姑父给我祸害了”，“你要不承认，明天他就进去”。刘桂英又气又急，她跑到村里的小卖铺，想找丈夫。 　　当时，汤家的男性亲戚基本都被警方带走了，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还未被波及。 　　在小卖部里，刘桂英和汤兰兰又通了几次话，通话过程开启免提，村民纪广付用手机录了下来——其时，纪广付的哥哥纪广才已被警方带走数日。 　　刘桂英提供的录音中，她数次追问汤兰兰，“搁哪祸害的你啊？”“多咱啊？ 　　（什么时候）”。汤兰兰只说“去年冬天”，便不再接话，只是不断地向刘桂英索要“学费”，“一把拿齐一万块”，“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老姑父）了”。 　　汤兰兰还说，“还有你老弟，也就是我老叔。” 　　“小姑娘到处咬人。”10年过去，小卖铺老板老董仍对这个电话记忆犹新，“又害怕，又气愤”。老董记得，当时小卖铺陆续聚集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他们打电话。 　　多位亲友称，事后，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并没有受到追究。 　　“她（汤兰兰）那种语气，很玩笑。”王丹阳说，这段录音开庭时并未准许播放。 　　王丹阳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汤兰兰笔录中的“监护人”是其干妈。 　　报案当日，警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落款处有“监护人：李忠云”的签名。报案次日及报案后第五日的询问笔录上，同样有李忠云的签名。直到次年2009年5月，检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依然有李忠云的签名。 　　改名后“失踪”：户政科特批，农业户变城镇户 　　2008年案发后，家人就找不到汤兰兰了。 　　头几年，大姑汤玉梅去学校、市妇联找过汤兰兰，但都没见着。1月22日，万秀玲又去龙镇公安分局询问，民警白云泽告诉她，当年汤兰兰是龙镇公安分局安排保护的。 　　那时，村里与汤兰兰一同寄宿的王晓雪和李金歌均未察觉出任何异常。直到放寒假回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被抓走两个多月，罪涉“强奸汤兰兰”。 　　在家人的追问下，王晓雪才回忆起，那个时期，王凤朝突然开始接送她和同校的汤兰兰上下学，但走的却是另一条土路，“可能是怕人找到汤兰兰”。 　　李金歌记得，当时女生住东厢，男生住西厢，都睡通铺。而汤兰兰晚上有时会回来得很晚，“我们都睡了，还不见她”。 　　学生里，只有汤兰兰叫王凤朝夫妻干爸、干妈。王晓雪记得，事发前的那个夏天，王凤朝的儿子回来了，“汤兰兰跟他们一家三口都很好”。李金歌说，王凤朝夫妻“总领她去沾河（林业局）吃供果、吃斋饭”。 　　龙镇离沾河林业局7公里多，车程十余分钟。而龙镇到大旺村，也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过去，万秀玲一两个月才会去镇上看女儿一次。万秀玲只念过两年书，读写困难，而汤兰兰很争气，从小成绩中上 。 　　事发那年，除了暑假没回家，万秀玲称她想不起孩子有任何异常。 　　万秀玲说，母女二人已近10年未见。 　　2018年1月22日，万秀玲来到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查询女儿下落。身份号一检索，出现的人却是“汤玉（化名）”，曾用名，汤兰兰。 　　女儿改名了，万秀玲看起来十分诧异。 　　户籍资料显示，汤玉于2014年3月迁移户籍至五大连池市公安局青山派出所，个人独立一户。迁户原因为，其他。 　　万秀玲又到青山派出所查询，当值的王警官表示，其对案情有所了解，他还在2016年夏天见过汤玉，“她来办身份证”。 　　现在汤玉的户口已从农业户变为城镇户，“这是户政科特批的”，王警官说，“为什么要改名字？为什么要从小兴安迁这来？她的一切都是她找户政科安排的。” 　　汤玉户籍上的住址为青山街21居民委，如今居民委的划分早已撤销，该片区已划入天鹅社区。而天鹅社区的常住人口系统中，却查无汤玉其人。 　　派出所为万秀玲打印了一份女儿的户籍信息。看着女儿的照片，她轻轻皱了下眉头，“没变，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胖了些”。 　　家中，汤兰兰的最后一张相片定格在2007年4月，那是在表哥丁福的婚礼上，新娘在喂丁福吃饺子，汤兰兰站在一旁笑，露出一口白牙。 　　婚礼一年半后，汤兰兰控告丁福对其多次强奸。丁福在被拘320天后转为“监视居住”，8年来再无下文。汤兰兰的小叔汤继彬亦是如此。 　　在案发后的第45天，汤兰兰的爷爷汤瑞景死亡，《尸体检验鉴定书》中的“案情摘要”载明：2008年12月13日6时许，五大连池市看守所在押嫌疑人汤瑞景大量呕血，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奶奶被取保候审。汤兰兰曾对警方称，爷爷多次对其强奸。她还称，奶奶曾用小擀面杖往其阴道里塞。但这些情节并未被法院认定。 　　裁判文书显示，汤兰兰的父亲汤继海量刑最重，被判了无期。减刑后，他离出狱还有17年。如今，该案已有5人出狱，6人仍在服刑。 　　“孩子造下这么大祸，我永远欠他们的。”万秀玲说。 　　涉案家属们仍在申诉，他们等待着汤兰兰的出现。 　　而汤玉（汤兰兰）去哪了呢？ 　　五大连池市政法委关于汤某秋案情的回应 　　2008年，五大连池市兴安乡龙山村发生了一起系列轮奸案。几年间，被害人汤某秋（有网文称“汤兰兰”，时不满14周岁）先后多次遭到了十余个亲属和村民强奸（以下简称：汤案）。 　　一、案件办理情况 　　2008年10月27日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接到举报，于10月28日立案。经过近两年的依法侦查，查清汤案全部违法犯罪事实，将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移送审查起诉，交付审判。 　　2010年10月22日黑河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决了汤案，审判机关分别以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判处犯罪嫌疑人汤某海无期徒刑，判处万某玲、刘某海、纪某才、梁某权、王某军、李某才、刘某友、徐某生、陈某付、于某军10人5--15年有期徒刑不等。 　　黑河中院判决后，汤案犯罪嫌疑人以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为由，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10月26日省高院经审理，依法做出维持原判的判决。 　　二、刑满后个别涉案人员违法情况 　　2017年6月29日汤某秋的母亲万某玲释放后，相互串联陈某付、于某军等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连续到非指定场所上访，并且借助少数媒体肆意炒作，向当地政法部门施压，企图翻案。 　　2018年1月28日，五大连池市公安局在开展的打击“黄赌毒”专项行动中，在龙镇抓获了四名卖淫嫖娼人员，其中，两名嫖娼人员正是汤案涉案人员。 　　五大连池市政法机关提醒广大网友，不要听信、传播网络上别有用心之人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不实炒作，同时我们将支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诉，并依法依规处理相关诉求。 　　五大连池市委政法委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评论《“寻找汤兰兰”事件引争议》的内容... 相关文章: * 中国社会热点新闻十年回顾 * 中国2017社会热点大事记 * 2017年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 中兴42岁程序员跳楼自杀，妻子讲述其跳楼始末 * 谷歌华裔女工程师赤裸浮尸旧金山 微博：新浪微博 - 微信号：williamlong Created by William Long www.williamlon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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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4.9】明慧网记载了大陆7省约七千起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者的真实案例，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下至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乡镇人员和不明真相的民众。他们中有的车祸毙命，有的离奇猝死，有的自杀，有的暴病身亡，有的判刑入狱，还有的殃及家人……

这一桩桩不幸的案例不仅触目惊心，而且令人深思。明慧网表示遭到厄运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迫害法轮功的程度成惊人正比。而辽宁、黑龙江、河北都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案例分布在大陆23个省，北京、天津、重庆、上海4个直辖市，以及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4个自治区。

其中，截至2016年5月15日，辽宁省有1,049人参与迫害遭到厄运；截至2015年1月31日，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中至少有995名遭到了不同方式的厄运；截至2011年，湖北省的案例达850人。仅此3省，有2,894人遭厄运。

在明慧网上，截至2013年8月14日，河北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者的案例信息记录有1,368条；截至2013年9月28日，山东省有1,009条记录；截至2013年10月18日，吉林省有775条记录；截至2013年10月16日，四川省有558条记录。仅此4省，有3,710条厄运案例记录。这些案例信息记录中，有的涉及者超过2人。

按保守推算，以上7省遭厄运者约在七千人左右；若按大陆23省、外加4个直辖市和4个自治区来估算，全国遭厄运者人数则远超过这一数字。

一、辽宁省遭厄运近千例

明慧网2016年5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有详细统计数据的文章指出，辽宁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案有近千例，1,049名 参与迫害的责任人遭厄运，其中424人死亡，180人患各种重症，185人遭报落马或判刑。另外，厄运殃及家人的有198例，101人死亡。

在这些遭厄运案例中，公检法及监狱系统加起来，遭厄运人数为534人，死亡223人、殃及家人死亡45人，占总数的大约50%。

辽宁官场集体遭厄运

辽宁省长期被江泽民集团盘踞，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大连和沈阳是最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地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辽宁省已经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483人。从2013年到2015年，辽宁省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

从迫害一开始，厄运就如影相随。2001年，原辽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以受贿罪被判死缓，2002年患癌死亡，不到60岁；副市长马向东被判死刑；整个沈阳官场80余名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涉“慕马案”都受到惩罚。

近3年来，直接参与迫害的辽宁省政法系统至少有30余人遭厄运落马，包括原辽宁省司法厅长张家成（免职）、 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威（免职）、沈阳市检察长张东阳（判无期）等。锦州监狱副狱长王洪博2015年11月上吊自杀。

2016年3、4月，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省政法委书记苏宏章、省人大副主任王阳（原鞍山市长）接连落马。

2014年，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落马，2016年11月，被判刑13年9个月。陈铁新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

落马和入狱的部分辽宁高官

薄熙来，原辽宁省长，最先在大连搞尸体工厂，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犯之一，被判无期徒刑。

王珉，原辽宁省委书记，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陈铁新，省政协副主席，是这次反腐中落马的辽宁“首虎”。陈铁新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

张家成，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委，落马。张家成长期担任辽宁司法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省政法委副书记，是周永康在辽宁的忠实打手。

王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被调查。明慧网报导，王阳在鞍山、抚顺任职期间，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是辽宁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王庆国，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2014年9月患胰腺癌在痛苦中死去，年仅49岁。王庆国是2013年导致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大连安锅案”的主要指挥者。

刘和，原沈阳市公安局长，被判刑20年。刘和多次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包括震惊海内外的虐杀法轮功学员高蓉蓉一案。

宋勇，省人大副主任，原朝阳市委书记，2011年以受贿罪判死缓。宋勇迫害法轮功的搭档、朝阳市委副书记李忠武被判无期徒刑。

宋久林，凌海市委书记，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遭报，因受贿、涉黑被判刑18年。

朱长波，本溪市公安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的外甥，积极迫害法轮功，2009年端午节前后突发脑出血死亡，年仅47岁。

姜作勇、蔡哲夫，两人于2000年11月就任丹东市长和市委书记，不遗余力地迫害了近千名法轮功学员。2004年3月，60岁的蔡哲夫 “意外身亡”。2011年7月，59岁的姜作勇因胰腺癌死于沈阳。

王国强，凤城市委书记，携钜款潜逃后回国自首，2017年1月判刑8年。王国强任职期间，凤城市70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21人含冤离世。

杨亚洲，沈阳副市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被调查。

宋春山，原桓仁县委书记，遭厄运被判死缓。

于泉州，东港副市长，被判刑14年。

典型案例

国保队长谩骂法轮功当场猝死

辽宁普兰店市国保大队长李绍举，2015年2月9日在布置工作的内部会议上，大喊大叫，谩骂法轮功，企图发起再一次迫害。李绍举正起劲疯狂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栽在桌子上，当场脑出血猝死。

“先进典型”先进了地狱

潘石，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长，疯狂迫害法轮功，被朝阳市“610”树为“先进典型”。潘石在城乡演讲20场，他演讲时叫嚣：“我不怕报应，就打、就抓，共产党我跟定了！”两个月后，2010年11月19日，潘石在41岁生日那天暴死，“先进”了地狱。

刘忠波先后担任瓦房店复州城镇和驼山乡派出所所长，非法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2004年11月，在一次乘车途中，刘忠波从车窗探出头来向后望，被后面开来的一辆大货车撞到头部，当场死亡，身首异处。

郝建光，抚顺市国保支队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动辄实施“上大挂”、电击、“老虎凳”、“劈腿”等酷刑。郝建光于2011年以贪赃访民的钜款，被判无期徒刑，在执行判决的前3天，死于沈阳公安局看守所。

二、黑龙江近千起遭厄运案例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黑龙江至少有527人已被证实迫害致死，居全国之首。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中至少有995名遭到了不同方式的厄运， 其中388人死亡，179人被免职、查办或判刑。

黑龙江大批省级高官落马

原黑龙江省长田凤山、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女），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5年因腐败大案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死缓。当时5名副省级官员及一大批地厅级官员涉“田韩案”下台，这些人大多是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

在近两年的“打虎”反腐运动中，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在大庆残酷迫害法轮功，于2014年12月遭被免职。原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隋凤富2014年落马，隋是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建三江事件”的主谋。

遭厄运的部分高官如下：

韩桂芝（女）：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委工作，卖力迫害法轮功，2005年12月被判死缓。

田凤山：原黑龙江省长，卖力迫害法轮功，和韩桂芝一起被判无期徒刑。

韩学键：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在大庆残酷迫害法轮功，2014年12月被免职。

隋凤富：原省人大副主任、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2014年落马，2016年判刑11年。隋是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建三江事件”的主谋。

此外，省高等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都于2004年被免职。

鸡西市长、书记、公安局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厄运。前市长朱德义因涉嫌严重违纪2014年被免职。前市委书记丁乃今2006年以受贿罪等被判死缓，主管政法委、“610”的副书记曹国辉服毒自杀未遂，公安局长鲍华被免职。

原牡丹江市长张秋阳、市委书记董绍林、副市长高艳华及其下属30多人，积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于2004年11月被法办。

司家祥，大庆市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2005年7月遭厄运车祸身亡，当时司家祥在乘车中由于汽车轮胎自爆，他从车窗被弹了出去，当场死亡，而司机毫发无损。

王毓华，原同江市委书记，亲自发放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2003年送2名法轮功学员去哈尔滨劳教所，在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死亡。

三、湖北至少850人遭厄运

明慧网2011年发布一份名单，详细记录了湖北省及武汉市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案例，高达850人。其中各级政法委和“610”官员遭报应的320人，公安国保警察174人，公检法司人员135人，“610”42人，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和诽谤法轮功的不明真相者180人。湖北地区高校有近50名干部因参与迫害遭厄运被查处。

湖北遭厄运的部分高官

郭有明：原湖北副省长，周永康亲信，判刑15年。

吴永文：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信，已落马。

张国光：原湖北省长，之前在辽宁任职，在辽宁和湖北两地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4年涉沈阳慕、马特大贪污受贿案被判刑11年。

赵志飞：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因迫害法轮功，2001年访美时在收到法庭传票和起诉书，被美国法院判有罪。

杨世洪：原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三次自杀未遂。杨世洪曾硬性规定各洗脑班“转化率”必须达到85%以上，对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可以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进行折磨（只要不弄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被迫害致伤、致残，甚至回家后不久便死亡。在杨世洪担任江岸区委书记期间，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因所谓的“转化率” 高而被树为全市的典型，并受到中央“610”头子刘京的“夸奖”。

赵致真：原湖北省武汉电视台台长。曾利用电视及报刊等媒体，攻击和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积极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文字打手和急先锋。2004年7月，赵致真在美国被以“用媒体煽动仇恨”提出控告，并判有罪。

杨松：湖北省委副书记、原武汉市委书记兼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因迫害法轮功访台时遭控告。

蔡建明：先后担任武汉市武昌区区长、汉阳区书记、江汉区书记，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迫害，对武汉彭敏、李银秀和付晓云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负有一定责任。2004年蔡建明遭厄运，因涉嫌受贿被捕，2005年8月被判刑8年。他在法庭上提到2005年3月因煤气中毒去世的妻子以及还在读书的孩子时，放声痛哭，与当初发誓要严厉打击法轮功的嚣张气焰相比，判若两人。

彭永和：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镇长，当地赌博、偷盗成风，他不抓，唯迫害法轮功积极。2006年10月在开车途中，他坐的小车钻到大卡车底下，当场车毁人亡，年仅40多岁。

袁杰：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民政科科长（兼管街“610”），卖力迫害法轮功，汉中街先后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十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袁杰于2006年遭厄运，得绝症死亡，年仅46岁。

焦俊贤：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荆门市委书记，积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1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

曾祥国：2009年担任湖北省“610”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指挥对全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0年以腐败罪被“双规”。

林正兴：原武汉东西湖区“610”办公室主任，2002年1月23日外出时，在小车中被黑社会成员枪击，子弹击中腹部。

魏道章：原武汉市东西湖区“610”���目魏道章患肝癌。

四、北京高官和央视大腕遭厄运

明慧网曾报导北京地区70多起遭厄运实例，其中有10多起是高官遭厄运落马或判刑，14起是宣传、教育等部门的人遭厄运，47起案例来自“610”、政法委、国保、公安部门。

除了广为人知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610”头目、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外，2007年死在任上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也是参与迫害遭厄运。黄菊之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黄菊任副总理期间，主管国家政府财政，为迫害法轮功提供巨大财力支持和保证。

在北京西城区首先开办洗脑班、绑架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转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2015年11月遭厄运落马，2017年2月被判刑13年。

原北京门头沟区委书记王洪钟遭厄运被判刑14年。王洪钟任密云县县长期间，用金钱收买歹徒，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给1,000到3,000元。

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两位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上吊死亡）、许杰（判刑13年）遭厄运。1999年7月20日后，全国各地大量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结果信访办变成了抓人的公安局。参与打压迫害的徐业安、许杰遭厄运，以受贿罪等被追查。

迫害法轮功的无一不是腐败分子，在迫害政策没有结束前，这些人都是以“腐败受贿罪”被惩治。北京市劳教局局长周凯东，2001年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在人民大会堂“领功受奖”，其主编的迫害法轮功的“经验交流材料”在司法系统内部出笼。就在周凯东大红大紫之时，其两千多万元的经济腐败案败露，2003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另外，有多位央视大腕遭厄运身亡，死时都只有40多岁。他们被中共利用通过电视媒体煽动对法轮功仇恨，使无数世人深受其害，造下还不清的业债。

原央视新闻主播罗京播报大量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造下口舌罪业。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口腔咽喉部位病变，舌头溃烂，不能说话，2009年6月5日死于北京肿瘤医院，终年48岁。

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主要制片人陈虻，2008年12月23日患胃癌痛苦死亡，死时47岁。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最大最恶毒的谎言，对世人的欺骗毒害最为严重。

原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主持人方静，2015年11月死于癌症，年仅44岁。方静在2005年1月23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中，重复播报已经被国际舆论广泛谴责的“天安门自焚”谎言，并称去河南做了所谓“追踪采访”，再次诋毁法轮功，继续以谎言欺骗大陆民众，煽动仇恨。

五、其它各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高官

吉林多名副省长落马

吉林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55人。

吉林副省长谷春立2015年8月落马，谷曾任职的沈阳市铁西区、鞍山市和吉林省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

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副省长田学仁，2013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省人大副主任、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2010年以腐败罪被判死缓。另一名副省长杨庆才2007年落马。

河北省委书记等人落马

河北省至少有478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遭迫害致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是周永康的亲信，2015年7月在任上落马。近年河北其他遭厄运的高官还包 括：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免职）、河北省委常委景春华（免职，判刑18年）、省委常委梁滨（判刑8年 ）、省委常委丛福奎（死缓）。

广东多名江派高官判死缓

陈绍基：原广东省政协主席、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因迫害法轮功在海外被起诉，2010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死缓。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主席，2014年底被免职，2016年11月被判死缓。朱曾任重庆市、海南省、广东省三省市政法委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

许宗衡：原深圳市长，江派成员，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11年5月以受贿罪、买官卖官被判处死缓。

万庆良：原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2014年落马，一审被控受贿1亿余元，2016年9月30日被判无期。万庆良曾在学生中大搞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活动。

迫害法轮功的深圳市政法委书记蒋尊玉2016年4月被免职，原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周镇宏2014年2月被判死缓。

“610”头目6月10日身亡

2010年6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王广平突然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王广平于2001年至2006年任广州市“610”办公室副主 任，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395人，非法判刑16人，送洗脑班3310人次。“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下令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生前多次表示不信报应的王广平，猝死于6月10日当天，很多人都说是报应。

广州公安副局长自杀

王广平的上司、分管国保支队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2013年1月8日在自己办公室的洗手间自缢身亡，时年55岁。广州市公安局称，祁晓林生前患有“抑郁症”。广州市公安局这对迫害法轮功的搭档祁晓林、王广平相继不得好死，震惊公安系统。

福建省长等高官落马

苏树林：福建省长，2015年11月7日落马，成为中共第一个在位落马的在任省长。苏树林任大庆油田总经理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 ，欠下血债。福建省其他遭厄运的高官还包括：副省长徐钢（判13年），省委常委陈少勇（判无期），省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判无期）、副省长丘广钟（免职）。

山西正副“610”头目落马

金道铭：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维稳领导小组”组长，“610”系统头目，2014年2月27日落马，2016年10月14日，被判无期徒刑。

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维稳领导小组副组长”，“610”系统副头目，2014年6月19日落马，2016年12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侯伍杰：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2006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刑11年。

天津原政法书记自杀

宋平顺：原天津市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策划实施1999年4月“天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此事件直接引发“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2007年6月，宋平顺涉嫌犯罪被查，在办公室自杀。

宋平顺的同伙、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2007年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另一名同伙、原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2014年落马，2016年被提起公诉。

其它省市落马的高官

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被判刑15年、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

原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被判刑13年、副省长郭永祥判刑20年、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判刑12年。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判死缓，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

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原省长李嘉廷判死缓、副省长沈培平被判刑12年。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被判无期，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判死缓。

此外，甘肃省“首虎” 陆武成、陕西“首虎”祝作利（判刑11年）、内蒙古“首虎”王素毅（无期徒刑）、青海“首虎”毛小兵（开庭审理）、宁夏“首虎”白雪山（提起公诉）和 河南“首虎”秦玉海（判刑13年半）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腐败分子。

» 本文标题：迫害法轮功遭厄运 明慧网记载7省约7千例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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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70年腐败史，犹如附骨之疽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4-23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

“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 —— 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

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

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

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

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

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

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

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

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

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

“（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

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

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

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 —— 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

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

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

“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

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

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

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

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

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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