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亞總理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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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諾貝爾和平獎揭曉 埃塞俄比亞總理獲獎

2010年起先後擔任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中央委員、埃塞俄比亞人民代表院議員、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科技部部長、奧羅米亞州城市發展與規劃局局長、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書記處書記等職務。 2018年2月當選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主席，3月當選執政黨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主席，4月就任聯邦政府總理。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介紹，諾貝爾和平獎創立於1901年，是根據瑞典著名化學家阿爾弗雷德•伯恩哈德•諾貝爾的遺囑而設立的，旨在獎勵“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舉行和平會議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與其他幾項諾貝爾獎不同，和平獎的頒發地點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而是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獲獎者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機構。獲獎者將獲得證書、金質獎章和獎金支票。獎章正面是諾貝爾的頭像，背面刻有銘文，意為“為了人類的和平與情誼”。

據諾獎官網介紹，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已頒發100次。截至2018年，最年輕的獲獎者為時年17歲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優素福·扎伊，最年長者為時年87歲的英國著名原子物理學家、反核人士約瑟夫·羅特布拉特。共有17名女性曾獲獎。

以下為近幾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2018年，授予剛果（金）婦科醫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權活動人士納迪婭·穆拉德，以表彰他們為反對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2017年，授予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以表彰該組織致力於普及核武器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相關知識以及爭取徹底消除核武器的努力。

2016年的獲得者為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獲獎理由是，他持久的努力結束了該國超過50年之久的內戰。

2019年諾貝爾獎從10月7日起陸續揭曉。 7日當天公佈了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美國醫學家威廉·凱林、格雷格·塞門扎以及英國醫學家彼得·拉特克利夫，他們憑藉革命性地發現讓人們理解了細胞在分子水平上感受氧氣的基本原理而獲獎。

8日，20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則頒發給了美國科學家詹姆斯·皮布爾斯，以及兩位瑞士科學家米歇爾·馬約爾和迪迪埃·奎洛茲，以表彰他們在天體物理領域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9日，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揭曉，美國科學家約翰·古迪納夫、英裔美國科學家斯坦利·惠廷厄姆與日本科學家吉野彰共同獲得此獎，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

10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授予波蘭女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獲獎理由為：託卡爾丘克“充滿激情的敘事想像力代表了一種跨越邊界的生活形式”，而漢德克用其“富有語言學才能的、有影響力的著作探索了人類經驗的外圍及特異性”。

另據諾獎官網消息，14日將公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海外網 吳倩 王珊寧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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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獎於2011年頒發最高榮譽獎給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

2011年6月，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在美國國會接受了世界和平獎最高榮譽獎的頒獎。這個獎是由“世界和平使團”頒發的一個聲望卓著的獎。自從1989年成立以來，世界和平獎的獲獎人皆曾致力於調解政治糾紛、國際及經濟等事宜，為人類社會帶來安全穩定。世界和平使團是一個國際福音宣教組織，工作指標在於推動和平，維護平等精神，以及促進宗教間的合作。

世界和平獎最高榮譽獎的獲獎者，包括美國第四十任總統雷根，印度聖雄甘地，菲律賓第十二任總統拉莫斯，印度尼西亞第四任總統瓦希德，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帕勞前總統中村國雄，蒙古首任總統彭薩勒瑪 · 奧其爾巴特，南韓首任總統李承晚，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尼日利亞前總統雅庫布· 勾文，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 · 澤納維等。世界和平獎是由前美國國會議員羅伯特 · 萊格特先生，以及福音宗教家韓敏洙博士共同創辦。他們本著利益他人的原則，推動宗教合作，維護人類和平。世界和平獎頒獎委員會是由多位出色的評審委員組成。他們來自不同國家，背景，種族和信仰，展示了人類的團結精神。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受到世界和平獎頒獎委員會的肯定，表揚祂在世界範圍內無私地奉獻，拯救他人； 祂的智慧和慈悲包容了所有的種族、民族、文化和宗教，為所有人帶來善良、和平、和平等。無論祂走到哪裡，祂的謙遜和慈悲帶給人們團結；祂對人類社會不可窮盡的貢獻真正展現了佛陀的慈悲，成為所有人學習的楷模。祂崇高的品格，���祂的教導、治病、和慈善等工作中彰顯出來，帶領世人，走上道德和慈善的道路。同時，祂也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通過祂的教導與實踐、藝術與詩歌，為人們指出了一條非暴力、慈善、愛護人類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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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MAX停飛已損失92億美元 波音白領年終獎告吹

“在今年僅剩下一個季度之際，自3月份以來737 MAX的停飛以及���關的財務影響限制了飛機交付以及與客戶間的合同，從而嚴重影響了公司業績”。公告還指出，將不會在明年2月向其管理人員、執行主管、工會工程師和白領員工發放年終獎。

波音公司人力資源高級副總裁海蒂·卡波齊（Heidi Capozzi）承認，年終獎告吹的消息“會令人感到失望”。該公司的內部信息承認，停發獎金“可能會引起員工對波音公司長期財務狀況的擔憂”。

波音公司表示，到目前為止，737MAX停飛的損失為92億美元。截至9月底，該公司的前9個月收入僅為586億美元。美媒介紹稱，在737MAX停飛前，2018年2月，波音公司在華盛頓州的僱員共獲得了近4.29億美元的激勵獎金，2017年2月，華盛頓州僱員們的獎金總額達到了創紀錄的6億美元，平均每位僱員可以拿到超過9000美元。

2018年10月，印尼獅航的一架波音737MAX8飛機從雅加達飛往邦加檳港，於起飛後不久失聯，隨後被發現在印度尼西亞海岸墜毀，造成189人死亡。就在僅半年後的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8客機也發生墜機事故，造成機上157人死亡。在第二起墜機事故發生後，監管機構停飛了世界各地的這一機型。

波音公司在9月23日宣布，將從7月宣布的一項50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基金中撥款，賠償在此前兩起737MAX墜機事故中的346名遇難者，他們的家屬將獲得14.45萬美元（約103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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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朝鮮更專制的厄立特里亞：網路普及率1% 分11個月提款才夠買車 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埃塞俄比亞總理阿哈邁德（Abiy Ahmed），獲獎原因是阿哈邁德去年和鄰國厄立特里亞簽訂和平協議結束多年的邊界衝突。 https://ift.tt/2MPpy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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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亞總理獲得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

[閱讀全文: http://bit.ly/2nID91W]

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由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阿里（Abiy Ahmed Ali)獲得殊榮，得獎理由是「他為和平與國際合作���做的努力，特別是他為解決與鄰國厄立特里亞長達20年的血腥邊界衝突而採取的果斷舉措」。除了阿比之外，此獎項也表彰致力於東非地區和平的其他相關工作者，他們將獲得9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

[aggartpra]

權威發佈：吃得飽還要吃得好--生意買賣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切實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提升國傢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國新辦11月25日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農業農村部等有關部門��責人介紹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高標準農田建設要數量、質量雙豐收

　　“《意見》註重系統總結以往經驗，堅持問題導向，貫徹新發展理念，具有顯著特點。”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餘欣榮說，《意見》既強調瞭數量目標，提出到2022年，全國要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以此穩定保障1萬億斤以上的糧食產能；到2035年，通過持續改造提升，全國高標準農田保有量進一步提高。同時，又重視明確質量目標，《意見》提出瞭土壤質量、環境標準的整體要求。

　　建設高標準農田，對保障我國糧食安全來說意味著什麼？餘欣榮說，保障糧食安全，關鍵是要保障糧食生產能力，確保需要的時候能夠產得出、供得上。建設高標準農田，不僅能夠新增糧食產能，而且能夠提升農田的抗災能力。據評估，建成以後項目區的耕地質量一般提升1到2個等級，糧食產能平均提高10%到20%，畝均糧食產量提高100公斤。在嚴重氣象災害年份，項目區糧食產能穩定性水平要明顯高於非項目區。

　　據測算，到2022年全國建成高標準農田10億畝，以此可以穩定保障糧食產能在1萬億斤以上，約占我國糧食總產量的80%，在保障國傢糧食安全方面將起到基礎支撐作用。《意見》從強化建後管護和嚴格管控利用等方面，提出瞭進一步保護和調動糧食生產積極性的政策要求，支持建成後的高標準農田集中用於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生產。

　　“建設高標準農田，不僅要以保障糧食產能為首要任務，確保‘吃得飽’，而且要為提供高品質的農產品奠定良好的資源環境基礎，實現‘吃得好、吃得健康’，從而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餘欣榮說，部分地區由於農業資源長期透支導致地力下降、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加大等問題，迫切需要在高標準農田建設中更加突出耕地質量的保護與提升，加強科學研究及措施。

　　下一步，將按照《意見》的要求，突出抓好耕地保護、地力提升和高效節水灌溉，註重土壤改良，嚴格落實耕地質量標準，通過一系列措施，使高標準農田建設不僅在數量而且在質量上都能夠獲得雙豐收。

　　●構建集中統一高效的管理新體制

　　“從各地實踐看，高標準農田建設取得瞭明顯成效，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薄弱、防災抗災減災能力不強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現階段高標準農田建設工作還存在著底數不清、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餘欣榮說，“高標準農田建設亟須加強頂層設計，構建集中統一高效的管理新體制，凝聚各方���量加快推進。”

　　據介紹，2018年中央機構改革把原來多個部門分別實施的農田建設管理職能整合歸並到農業農村部。根據中央要求，農業農村部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瞭《意見》，並征求瞭相關部門和各省（區、市）的意見。

　　截至去年年底，全國建成高標準農田有6.4億畝。餘欣榮說，過去因為是多個部門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底數不清、面積重疊的問題。農業農村部針對這方面的問題正在進行專項清查，在嚴肅認真地摸清數量的前提下，還要把質量擺在突出位置。同時，對高標準農田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其他問題進行認真梳理，逐一解決。

　　農業農村部新聞發言人、辦公廳主任廣德福說，農田建設需要各級各部門形成合力，同時還要積極調動項目區群眾的積極性，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效益。

　　《意見》明確“五個統一”，即統一規劃佈局、統一建設標準、統一組織實施、統一驗收考核、統一上圖入庫的具體要求。允許地方因地制宜制定不同標準。明確強化資金投入和機制創新，建立健全農田建設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群眾參與的農田建設工作機制。

　　●新一輪規劃總體框架已經確定

　　《意見》提出要修編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修編情況進展如何？國傢發改委農村經濟司負責人邱天朝說，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是部署未來一段時期高標準農田建設的目標任務、項目佈局、建設重點、資金安排等內容的總體考慮和設計，發揮著龍頭引領作用。

　　按照機構改革之後部門的職責分工，新一輪的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編制工作是由農業農村部牽頭組織，有關部門配合。邱天朝說，目前農業農村部會同有關部門正在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情況評估，進一步摸清底數，在此基礎上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高質量地編制新一輪規劃。現在規劃的總體框架基本上已經確定。

　　目前，國傢發展改革委正在組織開展“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各類專項規劃的前期工作，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是其中已經初步明確的重要專項規劃之一。邱天朝說，下一步，將推動形成國傢、省、市、縣四級農田建設規劃體系，集中力量在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高標準農田，優先支持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建設高標準農田。

　　“做好資金保障，對於高標準農田建設至關重要。”財政部農業農村司負責人許留慶說，2019年，中央安排高標準農田建設資金859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安排農田建設補助資金694億元。今年10月，中央財政已提前下達2020年農田建設補助資金預算616億元。

　　近年來人工和材料費用的增長，高標準農田建設成本不斷升高，迫切需要多渠道籌集資金。許留慶說，《意見》明確要建立健全農田建設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各地要通過優化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合理保障財政資金的投入；發揮政府投入引導和撬動作用，采取投資補助、以獎代補、財政貼息等多種方式，支持高標準農田建設等。（常 欽）

[ 責編：張慕琛 ] 閱讀剩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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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洋垃圾說不後，以美國為首的“垃圾大戶”們開始自食其果了

以往美國電子垃圾的流向：

 全球每年產生的城市生活固體垃圾達20億噸。如果把這個數字形象化，可以填滿80萬個���林匹克標準游泳池。

20億噸固體垃圾分攤到全球每個人頭上，平均每人每天要製造0.74公斤垃圾。

哪個國家製造的垃圾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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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平均垃圾顯然是不公平的。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只佔世界人口16%高收入國家人口，製造了全球34%的垃圾。相比之下，佔全球人口9%的低收入國家，只產生了全球5%的垃圾。

全球生活垃圾的最大製造者是美國人。如果按人頭平均，美國人產生的垃圾是全球平均數的三倍。

美國人均年產生垃圾773公斤，佔了全球垃圾總量的12%。一個美國人一年產生的垃圾是一個中國人的三倍，是一個埃塞俄比亞人的七倍。

而如果從垃圾回收再利用來衡量，美國的老大地位一下子就掉下來了。美國的固體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只有約35%， 只達到回收率最高的德國的一半（68%）。

實際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唯一一個垃圾製造超過垃圾回收的國家。

 全球生活垃圾的最大製造者是美國人。如果按人頭平均，美國人產生的垃圾是全球平均數的三倍。

過去20多年裡，垃圾處理對於美國人，也包括英國等在內的西方國家的人，似乎並不特別在意。垃圾處理不了，打包送到海外。“洋垃圾”是一宗國際大生意。中國曾經是洋垃圾進口大戶。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但是，這個行當從2018年以來發生了根本變化。

曾經是“塑料王國”

2017年1月，在聖丹斯電影節上首映了一部專題片，《塑料王國》。紀錄片的鏡頭錄下了中國大江南北成千上萬個小作坊在分類清理從外國進口的塑料廢品。兒童在骯髒不堪的垃圾堆中長大，村民在焚燒垃圾的黑煙中窒息。

中國導演王久良拍攝的這部紀錄片還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電影節上獲新人大獎。

王久良說：“從東北到華北到華東，到華南，整個東北沿海地區幾乎每省份都有一些大型的、相對集中的廢塑料產區，更何況還有數不清的分散小廠。所以我就感受到首先這不單單是一個環境問題，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產業的問題。”在國內一個沿海地區，王久良拍攝到一個廢塑料園區，當地的一位塑料分揀廠的老闆老郁說，全乾得是洋垃圾，全國各地都有塑料市場，誰也滅絕不了它。雖然說是垃圾，它能利用上，它能讓農民創造了財富，你也不能說它不好。

由於長期人工分揀廢塑料，很多工人成為識別塑料種類的行家。一個工人說：“這個東西很雜，有幾十種，幾百種，甚至上千種。什麼是聚酯，什麼是聚氯，什麼是S(塑料)，什麼是苯，什麼是聚甲醛，經過點火看煙，聞味辨別出來。比如聚氯，你看一點火它就發黑了，離開火就滅了，一種不好聞的氣味。”

儘管這個產業有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沒過多久，中國開始了積極的改變，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文件稱，出於公共健康和生態環境的考慮，中國將禁止進口"洋垃圾"，包括廢舊塑料和未分揀廢紙等廢料。

過去2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生活垃圾最大的進口商，也就實際上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海外垃圾處理中心。

美國的“洋垃圾”以前有三分之一運到中國，而現在不同了...

過去20多年來，美國每天回收的固體生活垃圾中，大約三分之一被運往中國。2017年，美國出口中國的垃圾價值56億美元，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第六大類商品。

美國行業團體廢物回收工業協會（The Institute of Scrap Recycling Industries）統計的數據顯示，從1993年到2017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所有固體廢料達2.78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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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生活垃圾最大的進口商，也就實際上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海外垃圾處理中心。

在中國宣布垃圾禁令之前的2017年，中國購買了美國49%的出口廢塑料，55%的廢鋁，53%的廢紙。

中國將洋垃圾拒之門外後，美國垃圾立刻“爆倉”。美國維吉尼亞州一家垃圾回收公司的經理憂心忡忡對媒體表示，過去未分揀廢紙一噸可以賣到150多美元，現在是負19美元，也就是要倒貼錢讓人把垃圾運走。這樣下去，生意沒法做，只能關張。

在失去了全球最大垃圾市場之後，中國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就成了“洋垃圾”的首選去處。

 菲律賓甚至把已經抵達口岸的69個洋垃圾集裝箱重新裝船，"遣返原籍"加拿大。

綠色和平組織根據美國普查機構的數據統計發現，中國宣布禁止垃圾進口後，2018年上半年，美國有一半的塑料垃圾轉而出口到了泰國，總量超過了9.15萬噸，是2017年全年的20倍。

但是，洋垃圾湧到這些國家的口岸，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彈。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越南也都相繼宣布了禁止進口垃圾。菲律賓甚至把已經抵達口岸的69個洋垃圾集裝箱重新裝船，“遣返原籍”加拿大。

今年5月末，裝有加拿大垃圾的集裝箱船離開菲律賓蘇比克港，起航前往溫哥華。而現在，印度尼西亞也要把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和幾個歐洲國家的“毒垃圾”送回去。

 據《雅加達郵報》介紹，環境和森林部早些時候表示，已將5個集裝箱的垃圾運回美國。

中國的“洋垃圾禁令”被西方國家視為是警鈴（Wake-up call），迫使出口垃圾的國家重新思考垃圾處理的戰略。

2018年10月，歐洲議會通過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製品的立法。到2021年，歐洲市場上塑料吸管、餐具等一次性塑料產品將完全消失。

 美國的草原上堆砌的廢舊汽車。

與它的歐洲盟國相比，無論是政治意願還是基礎設施投資，在垃圾的回收再利用上，美國都相形見絀。

全球風險評公司Verisk Maplecroft 環境研究部的負責人尼克斯（Will Nichols）說，調查一再顯示，美國缺乏垃圾回收再利用的基礎設施。現在中國不收美國的垃圾了，美國祇好就地焚燒垃圾。

Verisk Maplecroft 的評估報告警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已經不願再做世界的垃圾場。發達國家必須重新制定處理自己的垃圾的新戰略。

垃圾成堆，英國暫時找不到解決之道

英國也曾是向中國銷售洋垃圾的出口大戶，隨著中國洋垃圾禁運令的實施，英國塑料廢棄物的出口量開始大幅下滑，截至2017年10月底，出口量降到了10萬噸以下。由於長期依賴中國的英國，“洋垃圾”禁運令的實施，令英國感到在塑料垃圾處理上的壓力不斷增大。

英國回收協會（UK Recycling Association）表示，目前英國無法處理大部分廢物。其首席執行官西蒙·埃林（Simon Ellin）表示：“這對我們是個巨大的打擊，是垃圾回收業的規則改變者。我們在垃圾處理上一直依賴中國。我們在英國根本沒有回收市場，所以只能出口到其他國家。”

英國回收公司正在聯繫馬來西亞、越南等製造業國家，希望他們能接收廢棄塑料。不過，目前這些國家的承載能力並不足以彌補中國市場。英國回收塑料的機構Recoup表示，該項進口禁令將導致塑料廢料堆積，並向焚化和填埋發展。

而現在美國的垃圾送不到海外，只好就地焚燒，下面是美國的大貨車在焚燒爐外卸垃圾。

 中國正變得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並將於7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也就是說，自7月1日起，垃圾分類已步入強制實施的時代，上海居民任性倒垃圾最高可罰200元。另外，上海市旅遊住宿業也不再主動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

繼上海開展強制垃圾分類之後，北京的垃圾分類立法工作也提上日程，可以感受到其它大城市也正在躍躍欲試，積極準備加入“強制垃圾分類”這一環保趨勢。

[jekyll-hong]

摘自《俄國人》——特權階級

有這樣一個完整的商店網，為蘇聯社會的上層服務。這些商店使蘇聯貴族們免受社會上長期匱乏之苦，不用排長隊，不去受那惡劣的服務態度的氣，免除了每天折磨著普通公民的一切煩惱。政治權貴們可以在這裡買到俄國稀有的精美食品，象魚子醬、熏鮭魚、上等的鱘魚罐頭、出口的伏特加酒、罕見的格魯吉亞葡萄佳酿酒和摩爾達維亞葡萄酒、上好的肉類以及在其他地方很難買到的冬令的新鮮水果和蔬菜。

某些商店還以低價和免稅價格向權貴們出售無產階級從未見過的外國貨：法國白蘭地酒、蘇格蘭威士忌酒、美國香菸、進口巧克力糖、義大利領帶、奧地利毛裡長筒靴、英國毛織品、法國香水、德國短波收音機、日本磁帶錄音機和立體聲收音機。還有些商店甚至向這些大人物提供由克里姆林宮廚師烹調的熱飯菜。這些食品的質量比起國營商店的一般食品要好得多。

蘇聯的特權制度有它自己的規矩：依職銜的高低決定特權的大小。最上層是共產黨政治局的最高領導人、權力很大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內閣部長、最高蘇維埃少數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員，他們享受「克里姆林宮津貼」，每月足以供其一家人免費大吃大喝。最高領導人享受送貨上門，或者可以直接在克里姆林宮和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商店內領取。副部長和最高蘇維埃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在政府公寓大廈裡有專爲他們服務的商店。1930年以前入黨現在領退休金過活的老布爾什維克，在共青團街的一座三層樓裡的專門商店裡領取他們的「克里姆林宮津貼」。物品的數量和質量，又按地位的高低分為若干等。

許多政府機關還發給高級官員所謂「特殊配給卡」，這實際上是到設在各機關的特殊商店裡買東西的出入證。每一個官員在這種商店裡可以購買東西的金額，都按級別有一定的規定，並且標明在卡上。購買的金額是不讓下級知道的。秘密為特殊顧客服務的商店在莫斯科周圍星羅棋布，有裁縫店、理髮店、洗衣店、乾洗店、鏡框店和其他零售商店。

蘇聯社會還有另一種特權：莫斯科設有八家硬通貨「小白樺樹」商店，持有「盧布證券」的俄國人可以在這裡購買的廉價的進口貨或本國的稀罕商品。盧布證券是一種特殊的貨幣，通常發給那些在國外掙了錢又把外匯換成盧布的人，例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記者和詩人等。一個盧布證券在黑市上可換八個普通盧布。許多蘇聯人對這些特殊商店的存在怒目以視，這些商店實際上成了不接受蘇聯貨幣的消費品流通部門。

上述商店是蘇聯制度的縮影：這就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利益。這些特權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因為這是一種紅利，只發給那些有政治地位或對國家作出個人貢獻的人。這種制度保證把一切美好的東西留給如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米洛夫·德熱拉斯所稱的「新階級」享用，這個新階級「就是那些因獨佔了政治領導權而享有特權和經濟優惠待遇的人」。

特權階級是蘇聯社會中相當大的一個集團，人數約有一百多萬，如果算上他們的親屬，大概有數百萬人。蘇聯人不承認存在這一批人，照官方的說法，蘇聯現在只有兩個階級：工人、農民，還有一個僱員「階層」（包括職員和知識分子）。正是這個知識界的上層構成了名副其實的特權階級。其核心是黨政的上層領導，即管理國家的政治官僚，再加上高級的經濟管理人員、科技方面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員、黨報和宣傳系統的主管人。

這種制度的神經中樞就是「名冊」，就是被黨的頭頭選來掌管最重要職位的人的秘密名單。這種「名冊」存在於蘇聯生活中的各級機構，從鄉村到克里姆林宮都有。「名冊」制度之所以發揮其作用，象一個永世長存、挑選自己親信的行幫，象一個秘密的團體。普通黨員不得分享這個團體的紅利，只有那些高居黨的領導崗位或在黨的機關裡有官職的人——即機關權勢分子，才能享受。

在蘇聯，還有另外一條通向上層社會的途徑，也是衡量蘇維埃制度下的地位和特權的一個標準，就是要看個人在增強蘇聯國力和為國增光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才能。大科學家、芭蕾舞主要演員、宇宙航行員、奧林匹克冠軍、著名小提琴家和有名望的軍事指揮官等對國家做了卓越的工作，也能在上層佔有地位，當然僅僅是地位，而不是權力；政治上的權貴們是有權的，這是他們同其他一切人物根本的區別。

雖然文化和科學界的著名人士對展示蘇聯的力量和成就效力不少，但是要保持他們的地位和特權，還必須顯示忠誠。黨獨攬獎賞大權，既可以發給他們大量的獎金，又可以授予他們保證過舒適生活的勳章和頭銜，或者決定發表他們的作品，使之賺一筆錢。黨還行使懲罰之權，可以撤銷官方的承認；或者在黨受到觸犯時，取消某人的特權。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為了表示所取得的成就並收買那些已經成��的人，黨的官僚機構就授予文化和科學界的名人以「人民藝術家」、列寧獎金獲得者的桂冠，並賜予他們擁有鄉間舒適住宅這類的特權。

黨中央委員會有個名稱不顯眼的部門，叫做「總務部」，它有自己秘密的經費，專爲權勢集團管理和提供各種特權設施，如上等公寓、鄉間別墅、政府賓館、特別療養院、汽車隊以及以安全為藉口提供的僕役。這些僕役事前都簽署了保證書，決不議論權貴們的私生活。

地位與特權最突出的標誌，就是這些頭頭們擁有配備司機的小轎車，車上的灰色窗簾小心翼翼地遮住要人們，以免受到好奇眼光的窺視。這些小轎車在馬路中央開足馬力飛馳而過，而警察就得馬上示意其他車輛讓路。

然而，配有專職司機的小轎車還不是炫耀地位和特權的最典型的標誌。總的來說，蘇聯政界的上層人士過著一種與外界隔絕的、不露痕跡地盡情享樂的特權生活，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他們住在單獨划出來的居住區裡；在自己的休假地或按級別開放的俱樂部裡娛樂消遣。當他們離開莫斯科到外地旅行時，有專用的機場供他們使用。

高級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蘇聯領導人及其家屬在外地有許多僻靜的別墅區。

在蘇聯幾乎所有大城市和許多小地方都有權貴們和高級來賓的特殊公家賓館，它們座落在道路的盡頭、籬笆的後面、松樹或白樺林的深處，在人們所看不到的地方。

黨的領導人佔有的別墅，一般佔地面積達數畝，一律是國家免費供給的。別墅的周圍有高高的綠色柵欄，凡是通往這些權貴們的別墅區的岔路上，都插著「禁止入內」的松木牌子，防止好奇的人闖進去。在最高級人物的別墅周圍，不僅在樹林深處有便衣警衛，而且為了防止汽車司機無意中把車開到裡面去，一些主要路口還有武裝警察把守。

聚居在莫斯科郊外隱蔽的別墅區或全國其他的特別領地內的蘇聯權貴們，不光是比其他居民吃得好、穿著講究、住房和醫療條件優渥，而且還為自己創立了一套龐大的特權制度。他們的生活條件同社會上其他人有著天壤之別，他們享受著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舒適生活；他們可以隨心所慾地在國內或去國外旅行，享受聽西方音樂和看西方電影的樂趣，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所好的學校或好的工作，也可以乾脆上館子吃喝。權貴們把這些特權都視為天經地義的事，他們極端鄙視普通人，那種驕橫的態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來，常常有過之而無不及。

顯貴們和普通的俄國人在生活方式上最引人注目的不平等待遇，莫過於特權階級能夠得到西方的東西：看西方的雜誌、書籍和電影，以及坐西方的汽車，到西方去旅行。據說，特權階級可以看到審查官禁止普通蘇聯人看的西方電影。這些禁片放映的秘密地點是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各專業俱樂部或電影界的俱樂部——電影之家。能看到這些電影，成了知識分子非常珍視的一種權利。甚至，蘇聯文化部有時秘密邀請前來蘇聯訪問的外國劇團演一些內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節目，專供藝術界和文化部的官員觀看，儘管文化部不准給一般公眾演這些所謂腐朽不堪的資產階級藝術。

「我們這兒是種姓等級制度。軍人子女跟軍人子女結婚，科學家子女跟科學家子女結婚，黨的幹部、作家、演員子女的婚姻也是門當戶對的。兒子盼著父親或岳父通過走後門使自己飛黃騰達，父親也認為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事。」

某些大專院校已被人們認為是黨、政、軍高級人物培養自己子女的領地。黨和政府的某些最高領導人，就把自己的子女或孫子孫女送進這些學校，他們經常通過走後門使入學考試不及格的分數變為成績優秀。這些學生有一種優越感，喜歡搞小圈子。

馬克思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預言的情況——經濟大權越來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蘇聯發生。

蘇聯統治集團似乎有一條不成文法，即他們不得把自己的後代硬塞進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崗位；同時，在蘇聯現領導的孩子中表現出願意或確有能力從事政治生涯的人寥寥無幾。這種對移交政治權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繼承公家別墅和其他公開的官方特權的作法，被一些蘇聯人——其中包括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持不同政見者——引為證據，認為蘇聯社會實際上並沒有產生一個新的特權階級。

蘇聯權貴們的一個突出特徵恰恰就是他們穩定地和長期地把持著職位。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行政人員的更迭極其緩慢。這就使得黨和國家的最高官僚機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牢固。

米洛萬·德熱拉斯提出的，共產主義已經產生了一個「新階級」的論點，指的不是個別官員，而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存在的整個政治經濟官僚結構，它獨攬大權、獨享特權，而且團結一致，引為個人的特權有賴於集體的生存��

一般蘇聯人對高官顯貴們享受種種特權的反應只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而已。俄國人說，俄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權，大家都聽天由命，「人們不想改變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們不說蘇聯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點。」

[amenhotepilianaus]

埃塞俄比亞總理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獎

新華社巴黎5月2日電(記者陳晨)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日宣布，決定授予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2019年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以表彰他為地區和平作出的貢獻。

本年度和平獎評審委員會肯定阿比為鞏固民主和社會凝聚力而進行的改革，特別是他在推動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達成和平協議方面所作的突出貢獻。評委會希望，該獎項將鼓勵阿比繼續致力於在地區和非洲大陸推動和平文化。

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9年創立，以生前致力於非洲和世界和平事業的科特迪瓦前總統的名字命名，專門獎勵為促進、尋求、維護和平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團體。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巴勒斯坦前領導人阿拉法特、美國前總統卡特等獲得過這一獎項。

厄立特里亞1993年脫離埃塞俄比亞獨立。兩國1998年因邊界爭端發生軍事衝突，2000年12月簽署和平協議，但緊張關係並未解除，衝突時有發生。兩國2018年7月宣布結束敵對狀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於當年9月再次簽署和平協議。

from http://bit.ly/2ZPelDA

[linksports]

Kevin Durant一個胯下變向 大步邁向商業投資的戰場

“你不可能僅僅依靠冷靜的心態就可以到處投資”，KD說道，他的投資組合五花八門，從商業服務到無人機。擁有一家新成立的媒體公司，投資組合逐漸增值，這位金州勇士隊明星前鋒現在正邁向一片不熟悉的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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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過去的這個夏天，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洛杉磯的YouTube攝影棚裡的一個黑暗角落裡，金州勇士隊球員、上賽季NBA總決賽MVP、這個星球上最好的或者第二好的球員（取決於你的標準）KD正站在一個臨時搭建的球場上瀟灑地胯下運球，此時距離NBA新賽季開幕還有八週。從電視上看，KD很高。而在現場，特別是他站在一群普通人中間，就像一座高山一樣：6英尺9英寸，四肢修長，帶著拍照時特意表現出來的笑容。

他穿著High Grunge風格的衣服：褪色的演唱會T-shirt，鼓起的法蘭絨衣服，設計師製作的價格昂貴的工裝褲。這套衣服並不適合球場穿著，但是卻一點也沒有給KD拖後腿。現場的技術人員盡量不盯著他看，這時KD跑向籃筐，在籃網附近起跳，將籃球準確投入籃筐，籃網幾乎都沒有震動。

“輪到我了”，KD的對手，一位毛髮蓬鬆的中學生喊道。 “但是我得說明一下，我需要用兩隻手才能把球投出去。”

KD笑著說，“沒問題啊，有時候我也會用雙手投球。”

這位11歲的孩子隨後扔出三不沾。如果他覺得這位兩屆奧運會冠軍得主的話聽起來很和藹，那是因為杜蘭特知道這孩子可不是普通的中學生。他叫Lincoln Markham，是YouTube上一位紅人，他跟父親Dan Markham一起共同做了一檔叫作“What's Inside”的節目，節目的內容就是父子倆使用工具切開一些家裡常見的東西，比如硬糖和玩具。杜蘭特是來跟他們父子倆合作一起拍影片的，這檔節目將會同時在KD新開的YouTube頻道和Markham的頻道播放，這樣可以把���邊的粉絲聚集起來，也可以吸引新用戶。Markham最擅長的就是吸引粉絲：作為從一個二流的科學項目開始的視頻節目，Markham目前大約有500萬訂閱用戶，影片總瀏覽量在6.65億次以上。

相比之下，Kevin Durant的YouTube頻道目前有41.8萬訂閱用戶，其中觀看次數最多的一個影片也在300萬左右。這個頻道的影片是由杜蘭特的影片公司Thirty Five Media製作的，2017年4月才開始上線。 （Thirty Five Media這個名字寓意是KD小時候的教練查爾斯·克雷格，他在35歲時遭到謀殺。）KD這個視頻欄目仍然需要好好運作：頻道內的影片節目寥寥無幾，只有幾則關於KD暑假在比弗利山莊租的公寓的影片、不久前的印度之旅的影片，以及Nike為他製作的35分鐘的紀錄片：《Still KD: Through the Noise（初心不改：無視喧囂）》，這部紀錄片為2016年夏天KD離開俄克拉荷馬雷霆轉投金州勇士的大膽決定做了辯護。

所以，KD放下身段來到YouTube的攝影棚，是為了學習如何快速專業地成為網紅。他參加的這檔節目由網絡明星阿丹德·索恩（網名sWooZie）主持，節目中除了有Markham父子，還有幾位YouTube頂級製作人。KD表示，“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一個漲粉的好方法”，因為目前YouTube的重點就是訂閱用戶，而這也可以帶來媒體商業信譽和潛在數百萬的廣告收入。

而負責今天影片的導演在舞台中央走來走去，他大聲喊著，“大伙們，位置感！記著，我們是來玩耍的。”

開始拍攝後，KD先是在4500平方英尺的舞台上跟主持人一起觀看Markham父子切開他的Nike KD 10球鞋，隨後他參與了一項科學實驗，實驗主持人是一位叫賴恩的六歲孩子，他的玩具評論頻道現在已經有900萬左右的粉絲。KD整場都表現得勤奮好學，謙虛有禮，即使在參加Hot Ones這檔節目的錄製時也是如此。 Hot Ones的噱頭就是明星大口的吃掉拌著各種牌子辣椒醬的雞翅，同時主持人在一邊採訪。

前兩個雞翅吃起來不太費勁。但是當KD吃到第五支雞翅，並戲謔地回答一系列問題時，他臉上的汗水就越來越多了。他吃完最後一支抹著最辣的超越瘋狂牌辣醬的雞翅，這個牌子比墨西哥青辣椒還要辣27倍，他說道，“這時候感覺就好像是，我自己幹嘛來這裡啊”。他問主持人，“你們一周有幾場演出啊，你的胃能撐得住���？”

場記板“咔”的一聲，節目錄製終於結束了。KD沒有馬上離開舞台，他到處給人簽名，與員工合影留念，然後才開著自己的SUV離開了。車上後排的空調吹著，他和自己的商業夥伴也是最好的朋友里奇·克萊曼打開手機，看著收視結果：剛才的影片超過10萬人收看，當其他YouTube用戶在自己的頁面上上傳了自己的拍攝片段後，收看人數還會增長。 （視頻開播不到一周後，Hot Ones這期節目的收看量達到兩百萬）。克萊曼在車裡喊著，“咱們成功了。”KD這時候沒有立即回應，他正在大口喝著一瓶34盎司的智慧水牌礦泉水。

對KD來說，這次雜耍般的表演只是個開始。對於自己的YouTube頻道，他跟克萊曼有一個更大的計劃：他們發現不同的節目可以慢慢聚合成一個影片中心，內容涵蓋娛樂、食物、電子遊戲和體育。以前，KD需要傳統媒體來發聲，需要參加深夜脫口秀和體育電台的採訪，現在KD希望通過YouTube這個平台繞過傳統媒體，“通過這個管道，我可以直接在主頁上直播，這樣權力就集中在我的手裡。”最終平台上會推出一系列短片或是紀錄片。

Neal Mohan是YouTube首席產品官，他說，“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KD對技術的直覺。”KD不僅快速上傳新內容，他還花了大量的時間跟粉絲互動。 “當你建立了這種聯繫之後，就會產生異常強大的東西。”

影響力是目前KD所尋找的，他希望的是，在球場外或當職業生涯結束後，他還能享有像現在一樣的尊重和地位。包括他選擇轉會勇士，也是為以後向商業決策方面的轉型奠定基礎。KD沒有僅僅依賴那些唾手可得的代言合約（對於一名臂長7英尺5英寸的NBA超級球星來說，這非常容易），2016年，他就開始在矽谷利用自己球星的身份籠絡了一批商業夥伴：有天使投資人，有科技企業的執行長，有無人機製造商，也有APP開發者以及一小批的YouTube內容作者。

KD嶄新的商業帝國現在包括Thirty Five Media，以及通過成立兩年的Durant Company（杜蘭特公司），他跟經紀人克萊曼掌握的大量的投資組合。如今，關注科技和商業資產的運動員越來越多，KD在商業上的努力讓他成為了這個群體的一員。這些努力也標誌著KD個人形象的轉型，人們過去認為他是“NBA最善良老實的人”，或是軟軟的“紙杯蛋糕”，這個綽號是對KD不滿的俄克拉荷馬球迷給他取的。現在他已經從一個NBA球星轉變為一名堅韌的球員企業家，他通過各種讓人吃驚的方式來運營自己巨額的財富和名聲。對於習慣於贏球的杜蘭特來說，這也意味著他要在全新的領域再次打拼。

如果十年前問新秀KD，未來他會不會成為嶄露頭角的企業家、他的名字會不會在科技博客網站上提及並被《紐約時報》冠以“矽谷最火熱的初創公司” ，他肯定會哈哈大笑。

“事實是，我不認為我是在投錢，我只是想讓我的收入情況清楚明了一點，就像是給我的後代和家人留出足夠的錢，這就夠了，”今年夏天的一個午後，KD這樣說道。當時他坐在他在貝弗利山莊家裡的後院，他租的這套房子是玻璃幕牆結構，赫然聳立在洛杉磯市內，許多建築的尖頂直插空中，就像在一片安靜的霧區，一根根長針垂直而上。克萊曼和他的一個朋友在附近玩賽馬，一局1000美元。 “哎呀！”投到籃筐上的籃球彈到了周圍的游泳池裡，KD喊道。 “這是我訓練用球”，他自己撿起來然後繼續投籃，“我所關心的一切都在球場上，你懂嗎？”

KD的一生充滿了傳奇。他是四肢異於常人的神童，他是當郵政工人的媽媽一手艱難地帶大的，他們一家來自華盛頓特區市郊喬治王子郡的一個貧窮的地方。 2006年他離開家鄉去奧斯丁的德克薩斯大學上學，一年後在2007年選秀中成為榜眼。Nike跟他簽訂了一份6000萬美元的代言合約，並額外給了他1000萬美元獎金；他還拿到了最佳新秀球員。

而突然降臨的天價廣告代言並沒有嚇到KD，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竟然讓他變得更優秀了。這份代言好像不斷激勵著他：他拿到奧運會金牌，成為全明星球員，代表俄克拉荷馬雷霆隊出現在NBA總決賽賽場上。他多才多藝，活力四射，鬥志旺盛，每場比賽貢獻35分。那個曾經由母親一手拉扯大的孩子，現在淨資產已經達到了2億美元左右。

KD對商業的興趣起源於2013年。當時他跟之前的經紀人解約，與Jay-Z的經紀公司Roc Nation Sports旗下的克萊曼簽約。KD和克萊曼成長經歷完全不同：克萊曼是紐約曼哈頓本地人，他發跡於音樂行業，管理著一些藝人。 35歲的克萊曼就這樣跟KD走到了一塊。克萊曼不光健談，他說話還愛爆粗口，他就是一個成長中的伊曼紐爾。KD立即就喜歡上了克萊曼，當克萊曼建議他對自己的財富要更上心時，KD開始真正關注商業。

KD回憶道，“我開始閱讀，是真的沉下心閱讀那些籃球圈外的成功人士的事蹟”。他貪婪的閱讀關於傑夫·貝佐斯和史蒂夫·喬布斯的書——“我一直讀到尼古拉·特斯拉和世紀之交航運大亨科爾內留斯·范德比爾特的故事。這些人雄心勃勃，他們打破了同時代的人所認為的一切可能的壁壘。”

或許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KD和克萊曼選擇在科技領域投資試水，而不是房地產或者是傳統領域，比如汽車清洗或汽車經銷商領域。兩人的第一次投資始於2014年，當時克萊曼在紐約，他特別想吃曼哈頓市中心一家叫Mr. Chow的中餐，但是這家餐廳拒絕送餐，也不接受克萊曼要求用Uber送餐的提議。但是這家餐廳建議克萊曼下載一個叫Postmates的軟體。這款App會安排一個騎自行車的外賣送餐員讓他來餐廳取餐，然後送到顧客的公寓。

克萊曼跟KD說了這件事，KD很感興趣。下一次KD去灣區的時候，他跟克萊曼恰好開車經過Postmates的辦公室，KD建議他們直接給創始人打電話。雙方提前安排了見面。不久後，KD以六位數的投資金額加入到Postmates的D輪融資中，其他投資方包括Tiger Global Management、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Slow Ventures和Spark Capital。KD的投資還包括小額理財App“Acorns”和德里克·傑特為運動員創建的信息發布平台《球員論壇網》。

“有了這麼多名人投資，我們聊天的內容就變成了你想來電影首映看看嗎？”Postmates 執行長巴斯蒂安·萊曼說道。 “這些是為了找樂子，但是KD想要了解更多：他想知道商業知識，他有不錯的點子。”萊曼說，他跟KD一起吃過晚飯後就取消了重新設計公司logo的計劃。

杜蘭特2016年七月宣布轉會勇士，每個人都堅信他選擇了一條通往冠軍的最快捷的道路。 2016年這支超級明星球隊輸掉了總決賽，他們非常渴望再次奪冠。就像KD在《球員論壇》上寫的那樣，勇士隊可以“讓我的個人貢獻和自我成長進行到極致。”沒有人會否認勇士隊的地理位置離科技世界有多近。克萊曼說，“科技方面不是KD轉隊的原因，但是這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

2016年9月，傳奇投資人、慈善家羅恩·康威去加州阿瑟頓赴宴，聚會就在他的朋友本和費利西亞·霍洛維茨的家中，本是風險投資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也是勇士季票持有者，鐵桿球迷——而聚會就是為了KD 28歲的生日。KD和其他球員很晚才出現，而身為Google和PayPal早期投資人的康威不久發現他不得不跟一個有些禿頂、綠色眼睛的30歲多歲的男子聊天。康威回憶起克萊曼時說道，“克萊曼時當時我唯一能說上話的人。”

克萊曼說起他是KD的經紀人，KD非常想擴大自己的投資領域，這時康威建議他們三個人一起吃個飯。幾週後，三人就坐在康威家客廳的餐桌旁了。在兩個多小時的聊天中，三人討論了風險投資圈，討論了KD的基金會，這家機構現在正為全世界殘疾兒童建立籃球場。康威說：“我想說的是杜蘭特真的想回饋世界。”康威同意在其他慈善項目上給KD一些建議，隨後康威就聯繫到KD，給他介紹了一個非盈利項目College Track。

康威也分享給KD他自己最近的一些投資項目。康威說，“我大吃一驚，因為KD了解其中半數公司，都不需要我解釋。他知道公司的名字、公司的業務。”KD已經投了康威名單的上的幾家初創公司，包括機器人玩具公司Polly。

在灣區，KD不缺資源：他跟康威一起定期找本·霍洛維茨聊天，他還跟勇士隊老闆之一卡馬斯·帕里哈畢提亞一起打牌，卡馬斯現在有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公司Social Capital。KD還會聽取他兩位勇士隊友的建議：Stephen Curry和Andre Iguodala，他們創辦了每年舉行的球員科技峰會。KD說，“這兩個人知道怎麼管理收入，我們經常會交流各自的觀點。”

KD也從其他NBA球星的案例中獲得經驗。Carmelo Anthony和Kobe Bryant都利用風險資本公司來管理他們的科技投資。LeBron James已經與HBO在內的主要電視網簽署合約。 “很不幸，過去一些球員退役之後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辦，”卡爾·張說道，他現在是一家私募基金的CEO，也是前職業網球運動員邁克爾·張的兄弟。

卡爾認為，“今天的球員在視野和職業準備方面比以前更成熟了。”

KD已經培養起自己的投資理念。克萊曼兩年前以全職的身份與KD合作，他說，“他還是小孩的時候，總是盯著在他後面的人，現在他以這種心態關注創業者。他想讓創業者跟他一樣偏執。”不久前KD要求無人駕駛的初創企業SKydio的合夥人之一給他往奧克蘭的家中送一份產品模型，KD拿起這份模型親自試驗，其中一位公司創始人“高興地得跳出10英尺高”，克萊曼回憶道。 “而KD喜歡這種本能，這種以所有者自居的本能。“Skydio執行長亞當·布里談到，KD“能立即理解一項科技，事實上，我認為他比許多其他的職業科技人士都理解得深刻”。KD也以投資人的身份簽約投資SKydio。

對於長期的押寶，KD也依靠自己的直覺判斷。 Social Capital公司的帕里哈畢提亞說道，“KD愛鑽研，又聰明。他要保證自己完全理解事物運轉的規律，什麼東西有特殊意義，什麼東西沒那麼重要。”帕里哈畢提亞認為，KD選擇與YouTube合作，而放棄比如Snapchat和Twitter這樣的平台就是有力的證明。 “YouTube的全球影響力更強，這個平台給他更多的機會來壯大自己的品牌。”

克萊曼在洛杉磯就住在比弗利山莊酒店，一天早上吃過早飯後，他打開蘋果手機，查看規劃KD投資項目的筆記文件。總共有30項，涉及金額從5萬美元到200萬美元。其中有些不是科技領域，KD的持股公司有：一家西瓜汁公司；一家曼哈頓頂級餐館Grill；以及Pieology公司，這是KD和卡爾·張共同持股的一家披薩連鎖店。克萊曼說：“難以置信，這樣的起點前途光明。”他跟KD一直在詳細討論一個想法：組建他們自己的風投公司。

當然，科技投資是一項普遍認為危機四伏的遊戲。即使最狡猾、最老成的風投人士也會在自己的投資項目上賠錢。大衛·阿布魯京是一家叫Bruin Sports Capital的投資公司的合夥人，他說，“進入科技投資領域，你需要思維開放，你需要明白，你如果投了十個項目，可能只有兩個成功。 ”每場比賽KD雖然在球場上無所不能，但是對於這種失敗的比例他的經驗並不充足。

“這得冒風險，”KD承認，“但是這種風險在可控範圍內。”

一天下午，當KD和克萊曼一起乘車經過好萊塢，這時候爆出了一條重磅交易，克利夫蘭騎士��Kyrie Irving送到塞爾提克，換來2018選秀權和Isaiah Thomas。Thomas2017年領導球隊大戰東部決賽，深受球迷喜愛，這看起來不太現實。在交易曝出前，KD和克萊曼對此一無所知，過了幾分鐘，他們開始交流，嗓門越來越高，他們質疑這對NBA的權力平衡得造成多大影響。

最終，克萊曼說：“你知道嗎，這就是生意。”

KD之前開玩笑說，自從離開雷霆之後，他一直被人多次比做成蛇，他“可能得在手臂上紋一個這個東西。”此時他立刻贊同克萊曼的話，“忠誠太不值錢了，”他說道。

這就是我跟KD在一起的各種場合中看到的各種形象：他在商業現實面前是個學生，他也是名球員，對籃球和自己的籃球地位保持冷靜。換句話說，這位球員會對自己以前的俄城球迷反擊：九月份，他發布了自己限量版球鞋Nike KD 10，鞋墊上鑲嵌著一些曾經辱罵他的話（侍從、軟、蛇）。鞋墊的頂部潦草地塗上了他在17年總決賽的數據，下方還有“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的字樣。

半小時後，我們到了KD租的公寓。屋內到處是敲敲打打的活動聲：廚房裡，KD的私人廚師正在準備晚飯，客廳，他的時裝設計師正在安排馬上準備拍照工作所需要的衣服。KD脫下一件黑色的連帽衫，對其表示讚賞。這時克萊曼的手機響了，是KD的營養師打來了，他打電話說要審核一份維生素補充物的推薦目錄。

KD問，“什麼時候訓練？”

克萊曼看了看表，說道，“還有幾分鐘呢。”

我們很難誇大接下來的這個賽季對KD的重要性。埃里克·馬利諾夫斯基是《小球測試》一書的作者，這本新書內容與勇士隊有關。埃里克認為如果2016-17賽季是KD“進化為球員和隊友”的一年，那麼接下來的這個賽季將會是將傳統發揚光大的一年，是證明他擔得起過去十年所得到的榮譽的一年。KD的壓力因此會倍增。

同時，KD在商業方面也加倍努力。我離開洛杉磯的幾天後，他計劃去拉斯維加斯跟他之前投資的雲端計算管理平台的創始人一起參加一場科技會議。他也計劃跟阿拉斯加航空的市場部安排幾次會面，在完成維珍航空的兼併後，該航空公司擁有了新的舊金山中心，公司指定KD到中心去，增加人氣。KD在阿拉斯加航空有股份，阿拉斯加航空會跟35媒體一起在KD YouTube頻道的內容方面合作。

2017年，KD很清楚他肯定不是唯一有副業的籃球遠動員，Anthony、Kobe和James也在不斷擴大自己在科技和媒體領域的勢力。但是他的生活充滿了競爭。

克萊曼解釋道：“���託，他們都很好勝，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克萊曼也很好勝。 “有時候我聽到這樣的消息'看，Kobe剛這麼做了'或者'Carmelo參與到這個項目裡'，我就變得好勝，或者我聽到'LeBron的商業夥伴馬弗里克·卡特剛跟誰吃飯了'，我就會想，'呵呵，看來我也得跟這些混蛋一起吃飯了。'”

KD站了起來，他要去樓下，穿上幾件衣服去投籃。 “我將這種情況稱之為良性競爭”，他下樓之前說道，他笑了笑，又補充道，“這可沒有壞處。”

聲明：本文為懶熊體育編譯自Fast Company，原文作者為Matthew Shaer。

[liyangxu14-blog]

外媒盤點全球7大神秘寶藏：埃及艷後墓穴在列

http://kingsaquar.com/wp

納粹寶藏為眾多傳說、陰謀論和所謂的轟動事件提供瞭素材。（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3月11日報道 西班牙《趣味》月刊12月號刊發題為《你在哪裡，我的寶藏？》的文章稱，從埃及的金色石棺，到沉入海底的古代商船，還有皇室的藝術品，全世界有很多當年被藏起來或失竊的寶藏，至今未被發現。

　　文章稱，好運從天而降，讓你發現瞭一筆寶藏，這恐怕是最值得想象和期待的一種幸福感。在經歷瞭幾個世紀的戰爭和各種災難、沉船事故後，世界各地一定隱藏著數不清的大量寶藏。在西班牙的各個博物館的玻璃櫃裡，展示著各種羅馬人和西哥特人留下的寶藏。但是，到底還有多少有待人們去發現？

　　尋寶者一直在苦苦尋覓這些傳說中的寶藏：聖杯、所羅門王的寶藏、黃金國、瓜塔維塔湖……到底還有多少寶藏沒有被發現？根據某些史料可以計算出這些一夜之間蒸發掉的寶藏的數量。僅沉沒在全世界海底的寶藏估計就相當於全球已經被開采出來的黃金和白銀總量的1/4，總價值約為1600億歐元。對於尋寶者來說這絕對是最好的刺激，盡管這是一項關乎很多國傢，甚至也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的活動。

　　文章稱，借助各種先進技術，印第安納·瓊斯的職業在今天已經更加高效和不再具有風險性。如果是以一筆從天而降的寶藏作為補償，在貪婪之心的驅動下，各種尋寶設備變得越來越尖端：地質雷達、激光、金屬探測器、全球定位系統、水下攝像機、潛水器、掃描儀、放射性測年法，甚至還有衛星。美國奧德賽海洋勘探公司足以證明現代尋寶的排場，該公司擁有一艘“奧德賽”號勘探船。這傢公司因卷入與西班牙之間爭奪“梅賽德斯”號沉艦寶藏的官司而聞名。這種類型的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員都是各方面的專業人士，他們通常都來自於各種國際機構，能夠提供對尋寶有利的各種信息和法律支持。

　　歷史上出現過眾多尋寶者，他們大多憑借自己的大膽冒險精神和靠自學獲得的各種知識。他們當中包括海因裡希·施利曼、喬瓦尼·巴蒂斯塔·貝爾佐尼、H·查理·拜耳、梅爾·費舍爾、羅伯特·F·馬克思等。像這些前輩們一樣，還有很多人奮戰在尋找以下這些失蹤的寶藏的道路上。

　　沒有被法老帶到另一個世界的寶貝

　　文章稱，古埃及法老們的墓穴還沒有被盜取的已經所剩無幾瞭。在這裡是最值得任你的想象自由馳騁的地方：如果找到瞭圖坦卡蒙的墓，在這個奢華陵墓當中還愁找不到寶貝嗎？尼羅河谷歷來都是尋寶者們的“麥加”聖地，也是隱藏著各種珍貴物品的源頭。盡管自2002年以來，埃及文物部文物追索局就一直致力於文物追討工作，但面對強大的大英博物館和像索斯比拍賣行這樣的大企業，在很多文物的追討上他們依然無能為力，因此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館中還能看到屬於埃及的很多珍貴文物。

　　在一些主要法老的墓穴中，珍貴的物品已經不剩多少瞭，但尋寶仍在繼續，而來自官方的控制並沒能阻止尋寶者繼續去探索那些尚未被發現的墓穴。最為熱門的當屬埃及法老阿肯納頓的王後娜芙蒂蒂和“埃及艷後”克婁巴特拉七世的墓穴。關於她們二人的墓穴迄今為止所知甚少，人們推測裡面埋藏著大量珠寶。甚至娜芙蒂蒂的墓穴到底在哪都不無從知曉，因為這位美麗的王後的死至今都是一個迷。2005年埃及著名的考古學傢、曾任埃及文物部部長的紮希·哈瓦斯證實，在帝王谷一個小墓穴旁邊發現的一具女性木乃伊並不屬於娜芙蒂蒂王後。

　　文章稱，2015年2月，在距離亞歷山大港45公裡的塔波西裡斯馬格納神廟發掘遺址發現的一段刻有文字的遺跡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有關“埃及艷後”及其愛人馬克·安東尼最後歸宿的最可信的線索。經過10年的苦苦尋覓，多米尼加女考古學傢凱瑟琳·馬丁內斯發現瞭這一線索。這位考古學傢一直在苦苦探究從亞歷山大港海底挖掘出來的一切屬於克婁巴特拉七世的宏偉宮殿遺址的文物。

　　這對於其他尋寶者和考古學傢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推動力，帶動著他們去繼續尋覓其他遺失的著名陵墓，比如成吉思汗、亞拉裡克一世和阿提拉等。

　　聖殿騎士團：最早的銀行傢們的遺產

　　文章稱，根據法國歷史學傢朱爾·米舍萊的講述，在1291年標志著十字軍東征結束的以色列古城阿卡被完全摧毀後，聖殿騎士團“便來到瞭法國，身上帶著數額龐大的財寶，包括15萬枚弗羅林金幣和滿載銀幣騾子”。為瞭保護財產，聖殿騎士團創建瞭一個貿易和騎士團成員網絡，他們成為自羅馬帝國淪陷以來歐洲出現的第一批銀行傢。他們以比猶太人更低的利息借貸，以及出售聖徒遺物都獲得瞭成功。

　　雄厚的實力給聖殿騎士團招來瞭歐洲王室的猜疑和嫉妒。14世紀初，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和教皇克雷芒五世開始瞭取締聖殿騎士團的行動，最終聖殿騎士團在整個歐洲消失得無影無蹤。

　　最後一位騎士團首領雅克·德莫萊在被逮住之前藏起瞭所有的文件。被捕成員之一讓·德沙隆在遭受酷刑之後透露，聖殿騎士團的財寶已經被50匹馬運往瞭法國西部港口城市拉羅歇爾，準備裝上19艘帆船運出法國。但這可能隻是聖殿騎士團的緩兵之計，或許他們的財寶從未離開過法國，因為他們認為有朝一日聖殿騎士團還能東山再起。

　　文章稱，在法國境內的一些發現重新燃起瞭人們對於尋找聖殿騎士團財寶的熱情，據說財寶中包括聖杯、約櫃和所羅門王的一張桌子。

　　“無地王”約翰的收藏品

　　文章稱，從兄長“獅心王”查理一世手中繼承王位的英格蘭國王約翰因為沒有被封領地，所以得瞭“無地王”的綽號。作為傳說人物羅賓漢的敵人，約翰看上去是一個怯懦、狡詐、脾氣暴躁和極其貪婪的人。那些被稱之為他的“收藏品”的東西不過就是一些靠剝削民脂民膏得來的硬幣和珠寶。他靠這種方法積累瞭大量財寶，據說頻繁外出的他要隨身攜帶這些財寶。

　　1216年諸侯戰爭中，王室隨從人員已經轉移到瞭諾福克郡，此時約翰開始感覺自己已經患瞭痢疾，因此他決定返回紐瓦克城堡。紐瓦克城堡當時所在的地區低於海平面，遍佈沼澤地，這讓交通十分不便利。因為海水漲潮，有人建議他沿著近路走，他照辦瞭。

　　但是，約翰想讓他的那些財寶沿著更近的路直接進入城堡，因為他覺得天氣情況似乎還沒有那麼糟糕。於是，他登上瞭紐瓦克城堡，而3000多名士兵和拉著財寶的馬車卻沒有出現，貌似是被沼澤地吞沒瞭。

　　難道是約翰的護衛耍瞭他？這永遠也不會知道瞭，但是王室“收藏品”確實都找不到瞭，特別是在這片地區變得幹燥，成為一塊肥沃的耕地之後，之前不曾有過村莊和農場相繼出現。幾經勘察，用盡所有方法，在財寶消失的地方什麼也沒找到。

　　文章稱，在最近的幾次嘗試中，激光技術幫助人們基本確定瞭這片區域在13世紀時的大體樣子。一切似乎才剛剛開始。

　　悲痛之夜的記憶

　　文章稱，對於那些追隨埃爾南·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阿茲特克帝國的人來說，發生在1520年6月30日的這場戰役充滿瞭悲痛的回憶，然而對於阿茲特克帝國來說這卻是雪恥的一夜。

　　1520年6月30日，之前發生的各種血腥事件已經讓科爾特斯的軍隊發現自己已經被困在特諾奇蒂特蘭，他們的身上帶著大量剛剛從阿茲特克君主蒙特祖瑪二世那裡掠奪來的大量財寶。阿茲特克人的報復隨時有可能到來，西班牙人無論如何都要離開特諾奇蒂特蘭。

　　文章稱，雖然西班牙人想瞭各種辦法想要把財寶帶走，但還是被發現，一場激戰在所難免。西班牙人折損瞭大半，而他們身上帶的那些財寶則沉入瞭湖底。

　　這些沉睡在湖底的財寶後來怎麼樣瞭？迄今為止無人知曉。也許在當時就已經被墨西哥人自己撿走瞭，也或許是在湖水幹涸，在特諾奇蒂特蘭市的基礎上建起現在的墨西哥城的時候。不管怎樣，尋寶一直都沒有停止。

　　海底寶藏

　　文章稱，那些帶著無數財寶被汪洋吞沒的船隻成為尋寶者堅持下去的最好理由，尤其是那些在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海上沉沒的船隻。僅僅是在1530年至1560年間，從海上運抵塞維利亞港的財寶就包括101噸黃金，還有大量白銀。

　　1985年，在美國佛羅裡達州基韋斯特發現瞭當年的西班牙大帆船“阿托查聖母”號的殘骸。1622年這艘大型帆船在一場風暴中沉沒。但是，從殘骸中隻找回瞭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各種珠寶。這艘船所搭載的財寶數目與1708年在卡塔赫納附近海域被英軍艦艇擊沉的“聖何塞”號差不多。但是，“聖何塞”號上的財寶至今下落不明，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1601年在維拉克魯斯附近海域被一場巨大風暴摧毀的14艘大帆船、1631年在尤卡坦半島附近海域沉沒的“洪卡爾聖母”號大帆船，以及1711年在哈瓦那附近沉沒的“三位一體”號大帆船等。所有這些西班牙帆船都載滿各種從美洲殖民地搜刮來的金銀珠寶。

　　然而，並非隻有西班牙的艦隊遭到過大海的掠奪。16世紀葡萄牙大帆船“弗洛倫西婭”號在蘇格蘭西海岸被海盜擊沉，尋找船上財寶的努力已經嘗試過多次，但都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對1783年在好望角附近觸礁沉沒的英國“��羅夫納”號的搜尋工作還在進行，據稱這艘船上裝載著價值300萬英鎊的各種財寶，但可惜的是到現在它們還都無影無蹤。

　　文章稱，兩次世界大戰也留下瞭大批沉沒的財寶，比如英國巡洋艦“勞倫提克”號裝著40噸黃金和白銀，1917年被德國潛艇在愛爾蘭以北海域擊沉。

　　當然，世界著名沉船中還不能忘記“泰坦尼克”號。

　　消失的戰利品

　　文章稱，就像在人類永久的文明沖突中，戰爭成為最合法的權益一樣，獲勝方得到的戰利品不但不能算是掠奪，而且還要成為他們應得的獎勵。幾個世紀以來，在無休止的各種戰爭中，從敵人那裡掠奪的各種財產不計其數，其中大部分下落不明的財寶吸引來瞭大批尋寶者的關註。

　　1863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聯邦別動隊領導人約翰·辛格爾頓·莫斯比似乎將所得戰利品埋在瞭弗吉尼亞州的一處森林裡。因制服顏色和擅長的遊擊戰術而得名“灰色精靈”的莫斯比抓住瞭聯邦軍準將埃德溫·斯托頓及其42名士兵。當時這些人身上攜帶著弗吉尼亞州有錢人傢庭上繳給他們的一大袋子黃金和珠寶。莫斯比把這部分財寶拿走，之後和自己的一個士官埋在瞭附近森林裡，並在埋藏地以“X”作為記號。

　　據說，後來在他們準備回去拿回財寶的時候，這名士官和其他幾名士兵都被處決瞭。而莫斯比本人，盡管戰爭後他身居高位，但對此閉口不談。從此以後，很多人都熱衷於找到那個標記著“X”的藏寶地。

　　文章稱，關於保羅·克魯格在1900年隱藏起來的國庫黃金的下落，至今也沒有找到任何線索。克魯格當時是南非總統，1899年至1902年第二次佈爾戰爭期間，英軍馬上就要占領比勒陀利亞，政府成員交給他大量國庫黃金和硬幣。克魯格帶著這筆國傢財產前往莫桑比克，並從那裡離開去瞭歐洲，至於這筆財寶現在在哪，已經無人知曉。

　　被納粹掠奪後下落不明的財寶

　　文章稱，納粹擴張及可怕的二戰讓歐洲經歷瞭一場大災難。納粹從猶太人傢庭大肆掠奪金錢和珠寶，尤其是藝術品。其中一些如今已經重見天日，但很多仍舊下落不明。

　　其中最耀眼的當屬琥珀宮。這座由黃金和琥珀裝飾成的建築是18世紀腓特烈·威廉一世送給彼得一世的禮物，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附近凱瑟琳宮內。其造價比黃金還要昂貴。

　　文章稱，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聯人想要將琥珀宮轉移，因為此前他們已經把聖彼得堡的大量珍貴藝術品和珠寶都轉移到瞭其他地方，但並未成功。最終德國專傢花瞭36個小時，將琥珀宮拆裝後運抵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在那裡琥珀宮最後一次被看到是在1944年，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琥珀宮則是復制品。

　　在各種下落不明的財寶中，德國要為之承擔責任的還有69枚法貝熱彩蛋中的8個。這些蛋雕由黃金和白銀或是堅硬的石頭混合琺瑯與寶石來裝飾，是由珠寶首飾工匠卡爾·法貝熱在1885年至1917年之間為沙皇和私人收藏傢打造的珍貴藝術品。俄國革命後，這些藏品被存放在克裡姆林宮內，德國入侵後下落不明。

　　文章稱，之後其中一些彩蛋重新出現在市場上，但目前還有8隻彩蛋毫無線索。（編譯/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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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斷苦練，運氣也會站在你這邊！ ～王貞治

王貞治_圖／徐銘宏

八六八支世界全壘打紀錄，獲得日本職棒最高榮譽：正力松太郎賞，入選日本棒球名人堂。二次打擊三冠王、十五次全壘打王，第一屆世界棒球經典賽冠軍監督。

想寫王貞治的棒球語錄，心想這應該不會是太難的事。這麼一位偉大的球員，數不清的打擊獎項、年度最佳球員的榮耀，生涯八六八支世界全壘打紀錄，還有第一屆經典大賽冠軍教頭的戰功……

這麼一位偉大的人物，要挑一則足以成為後進學習典範的名言，應是信手拈來之事。隨便翻他的傳記，或者在他多年征戰的比賽前後的新聞報導，甚至二○○八年當他引退時，所發行的紀念專輯「謝謝你！王監督」的DVD中都隨處可見王貞治先生的睿智話語。

本想從這當中挑一句來寫，但腦海中卻重複浮現：「如果不斷苦練，運氣也會站在你這邊！」這句話。也許是親耳聽見，而不是眼睛掃視而過，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吧。那是多年以前，確切的時間已經忘了，但地點卻記得清清楚楚，那是在台北新生公園棒球場，一場專為王貞治辦的少棒訓練營。

其實我很懷疑這樣的「訓練營」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畢竟要學和要教的人，有一大段的距離，不僅是年齡而已，還存在著對棒球技術認知上的差距，有點讓我想到諾貝爾獎得主在幫小學生上物理課的感覺。

但王貞治顯然並沒有這麼認為。這倒讓我先想提一件事：王貞治、漢克阿倫，這兩位美日的職棒球星，共同的特色除了都是全壘打好手、各自創下驚人的全壘打數量之外，兩人還共同發起了WCBF（world children baseball fair），那是一個推展兒童棒球運動的組織，讓不懂，或完全沒有接觸過棒球的世界各地小朋友，經由夏令營的形式，使所有參與的孩子能由衷喜歡這項運動。

第一屆WCBF大會於一九九○年八月在美國洛杉磯揭開序幕，到二○○八年為止，WCBF在日本各大城市、美國、加拿大，甚至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各都曾舉辦過，參加過的小朋友人數更是超過三千人以上，除日本、美國、台灣、韓國、加拿大、多明尼加等棒球開發國家外，非洲的烏干達、卡麥隆、辛巴威；歐洲的瑞典、捷克、俄羅斯、克羅埃西亞；以及關島、塞班、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近一百個國家或地區的小朋友，也都曾經參與過WCBF棒球教室。

然而以WCBF的組織讓全世界小朋友都能享受棒球樂趣同時，身為創辦人的王貞治卻也得負起積極奔走於日本各大企業、尋求財力贊助的責任。王貞治在自傳裡提到，身為日本名將、名監督的他卻得為活動順利不斷跟別人低頭說拜託，箇中辛苦只有自己能深刻體會。也從此處可以看出王貞治有多麼在意棒球紮根的工作。

正因如此吧，當年在新生公園棒球場上見到的王貞治，面對一群群台灣少棒的小朋友，他並不是只在訓練營現場露露面、講講話就了事，而是很仔細很仔細地一個個看小朋友的動作後，然後再一一示範正確的技術。末了他總是會集合大家講講話，鼓勵大家一番，然後當中說了句：「如果不斷苦練，運氣也會站在你這邊！」

王貞治想和小朋友強調的應該是苦練這一部份吧，因為講起苦練，沒人比王貞治更有資格說這句話。當年為了練就金雞獨立打法，王貞治和打擊教練荒川博展開了一對一的特訓，及每日不間斷地進行揮棒練習，這一段故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而更能將王貞治苦練過程體切說明的則是陳大豐。二○○一年世界杯期間，有一天和陳大豐聊起他拿下日本職棒全壘打王，靠的就是學習王貞治的金雞獨立打法，他說在那段改變打擊姿勢、苦練的日子時，除了每天在球場訓練之外，即使回到家，即便抱著孩子，也無時無刻不採用單腳站立的姿勢，就是希望能早日適應、打出好成績，對於這麼一段艱辛的練習過程，陳大豐竟然說：「和王貞治比起來，我可能連一半都不到吧！」

所以對於運動選手不斷苦練能打出好成績這件事，王貞治恐怕比誰都更身體力行，所以會希望小朋友在未來棒球路努力練習也就不奇怪了。也或許是怕老生常談地說苦練，小朋友聽不進去，所以加了句，「運氣也會站在你這邊！」然後面帶慈祥的笑容對小朋友說他這一生打了數不清的安打，其中有不少所謂的德州安打，這就表示，如果一直練習再練習，老天終究會看得到，也會多給你一些運氣的。

其實小朋友應該不懂什麼是或然率吧，一位生涯安打總數高達二七八六支的人，德州安打出現的機會自然也高於其他球員，但我相信王貞治想對小朋友強調的重點，應該是苦練對運動員極其重要，這是在新生公園棒球場當下我的想法。

十餘年過去。二○○六年第一屆世界棒球經典賽開打，集合鈴木一朗、松氣大輔、上原浩治、岩村明憲、渡邊俊介、川崎宗則等名將的日本國家代表隊由王貞治擔任監督一職，最後在冠軍戰以十比六擊敗古巴隊而奪冠，一舉取得「世界一」的榮耀。事實上在冠軍戰之前，日本隊是差一點要被淘汰的隊伍，真正的叫做「差一點」，在分區賽時，日本隊和美國隊戰績相同，結果在比較得失分率時，日本是零點二八，美國是零點二九，就這麼零點零一的差距讓原本打算打包回家的日本隊有向前一步、進而拿下冠軍的機會。這小到不能再小的零點零一差距，對領軍的王貞治而言，或許老天真的站在他這一邊也說不定。

「如果不斷苦練，運氣也會站在你這邊！」對一輩子奉行苦練定律的王貞治來說，應該也是另一種真理吧！（本篇作者／曾文誠）

 ＊本文精選自《棒球驚嘆句【全新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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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又獲獎了 BBC稱她為“史上最偉大科學家之一”

10月2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赤道幾內亞國際生命科學研究獎獲獎名單揭曉，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獎。

諾貝爾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共和國勳章，還有這次的國際生命科學研究獎，屠呦呦先生為什麼如此優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公告中說，中國中醫科學院教授、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因其在寄生蟲疾病方面的研究獲獎。她發現的全新抗瘧疾藥物青蒿素在20世紀80年代治癒了許多中國病人。

本世紀初，世界衛生組織推薦將基於青蒿素的複合療法作為一線抗瘧治療方案，拯救了620萬人的生命，使非洲瘧疾致死率下降66%，5歲以下兒童患瘧疾死亡率下降71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網稱，該獎項旨在獎勵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傑出生命科學研究。今年是該獎項的第五屆。

另外兩名獲獎者分別是來自美國的凱托·洛朗森（ Cato Laurencin）教授，以及來自愛爾蘭的凱文·麥圭根（Kevin McGuigan）教授。

凱托·洛朗森教授由於在生物材料再生工程的臨床應用、幹細胞科學等方面的創新工作獲獎。凱文·麥圭根教授研發的太陽能消毒技術幫助非洲和亞洲等地的人們獲得了乾淨飲用水。

據悉，頒獎儀式將於2020年2月在位於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非洲聯盟總部舉行。

網友紛紛表示：國之棟樑，當之無愧！

微博網友評論截圖

外媒稱她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BBC曾將屠呦呦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候選人之一，與居里夫人、愛因斯坦和圖靈並列。

她入選的三大理由分別是：艱難時刻仍秉持科學理想，砥礪前行亦不忘回望過去，她的成就跨越了東方和西方。

BBC的一部紀錄短片更是高度評價屠呦呦，“如果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來衡量偉大程度，那麼屠呦呦無疑是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當我們提及傑出科學人物時，毫無疑問，屠呦呦一定會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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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屠呦呦又獲獎了 BBC稱她為“史上最偉大科學家之一” via K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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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茨筆記：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可以預測未來

I’ve always admired Stephen Hawking. He was a brilliant physicist—and an equally brilliant science communicator. His ability to make the universe accessible inspired millions to get interested in the sciences.

我一直很欣賞史蒂芬·霍金。他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也是一位同樣傑出的科學傳播者。他能夠讓整個宇宙變得簡單易懂，激發數百萬人對科學產生興趣。

That’s why I was honored to be chosen to be this year’s recipient of the 2019 Professor Hawking Fellowship. As part of the fellowship, I got to deliver a lecture in the historic Cambridge Union debate hall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因此我十分榮幸被選為2019年霍金獎學金的獲得者。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我在劍橋大學歷史悠久的聯合辯論廳發表了演講。

When I was deciding what to talk about, I knew I wanted to try and live up to Hawking's legacy of making the sciences interesting. I picked a topic that's close to my heart—global health—and opted to do something that I hope would' ve delighted Professor Hawking: predict the future.

當我在考慮講什麼時，我知道我想要嘗試和踐行霍金讓科學變得有趣的精神。我挑了一個我非常關注的話題“全球健康”，並且選擇做一件我希望能讓霍金教授欣慰的事情：預測未來。

You can read my remarks below. I’m grateful to the Cambridge Union Society for inviting me to give this lecture.

下面是我的演講稿。感謝劍橋聯合會邀請我來進行這次演講。

Remarks as prepared

2019 Professor Hawking Fellowship Le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October 7, 2019

2019年霍金獎學金演講

劍橋大學，英國

2019年10月7日

Thank you, Lucy (Hawking). I was lucky to have spent time with your father over the years, and it was wonderful to meet you this morning.

謝謝你，露西·霍金。這些年來，我有幸與你父親為伴，今天早上能見到你真是太好了。

I am deeply honored to be selected as this year’s Hawking fellow. I want to thank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the Cambridge Union, and the entire Hawking family for this tremendous distinction.

我很榮幸被選為今年的霍金獎學金獲得者。我要感謝評選委員會、劍橋聯合會和整個霍金家族給我帶來的巨大榮譽。

I first met Professor Hawking in 1997, when I was here to announce a new research lab that Microsoft opened with Cambridge. We saw each other several times over the years—both here in Cambridge, and in Seattle for some particularly memorable dinners. I wish I could tell you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our conversations, but we mostly talked about physics.

我第一次見到霍金教授是在1997年，當時我就在這裡，宣布微軟與劍橋大學合作建立一個新的研究實驗室。這些年來，我們見過好幾次面，在劍橋和西雅圖共進了幾次特別難忘的晚餐。我很希望能告訴你們一些關於我們所談令人驚訝的事情，但其實我們主要談論的是物理。

Trust me: if you’re as interested in physics as I am and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Professor Hawking about his work, you take it. He was as exceptional in person as you imagined he was. He not only had a brilliant mind for physics, but he was also a remarkably gifted communicator.

相信我：如果你和我一樣對物理學感興趣，並且有機會和霍金教授聊聊他的研究，你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他的個性和你想像中的一樣特別。他不僅在物理方面很有天賦，還是一個非常有天份的溝通者。

Hawking wanted the public to think about and engage with science. He devoted his career to making it accessible and interesting. He urged people to be curious—to learn the facts and ask questions.

霍金希望公眾思考並參與科學。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致力於使它變得通俗易懂且有趣。他鼓勵人們保持好奇心——了解事實並提出問題。

In fact, Hawking’s last book was all about asking big questions. One of those questions was, can we predict the future?

事實上，霍金的最後一本書通篇都是關於提出大問題的。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們能預測未來嗎?

Today, I want to use this platform created by Professor Hawking and his family to try and answer that question. Can we predict the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he future of health, I believe the answer is yes—we can.

霍金希望公眾思考並參與科學。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致力於使它變得通俗易懂且有趣。他鼓勵人們保持好奇心——了解事實並提出問題。

Why do I think we can predict the future? Because of three facts that explain how we got to where we are today.

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可以預測未來呢？因為有三個事實可以解釋我們是如何達成今天的成就的。

Fact #1: Global health has seen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recent decades.

事實一：近幾十年來，全球健康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

The country with the worst health outcomes today is better off than the best country a century ago. The world has seen remarkable drops in childhood mortality and amazing increases in life expectancy.

如今健康狀況最差的國家比一個世紀前健康狀況最好的國家都要好。世界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預期壽命漲幅驚人。

I love this chart, because it shows just how much progress we've made. Each line shows how many people died in each age group, with the youngest at the top and the oldest at the bottom. The left side is 1990, and the right side is 2017.

我喜歡這個圖表，因為它展示了我們已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每一行顯示了各個年齡段的死亡人數，最年輕的人群在最上面，最年老的人群在最下面。左邊是1990年，右邊是2017年。

Look at that top line on the left. In 1990, the age group with the highest mortality rate was, by far, kids under five. 12 million children died that year. Now look at the same line on the right… 6 million. By 2017, under 5 deaths had been cut in half. The age group with the highest mortality rate was 80 to 84. That means that more people are the world are living to see old age.

看左邊頂部的那一行。 1990年，死亡率最高的年齡組是五歲以下的兒童。那一年有1200萬兒童死亡。再看右邊同一行：600萬。到2017年，五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減少了一半。死亡率最高的年齡組為80-84歲。這意味著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活到了老年。

But despite these improvements, we’re still seeing huge inequities in health.

儘管我們已取得了這些進展，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健康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

Let’s look at a map of under 5 mortality today:

讓我們看一下如今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分佈圖：

Look at where the deaths are: They're mostly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ese kids are often dying from diseases that are preventable and treatable, like diarrhea. That's because the breakthroughs that save lives in places like Cambridge and Seattle have been slow to reach them. Which brings me to fact number two…

看看死亡都發生在哪裡：大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這些孩子通常死於可以預防和治療的疾病，比如腹瀉。這是因為在劍橋和西雅圖等地挽救生命的突破進展緩慢。這讓我想到了第二個事實……

Fact #2: Improvements are made possible by innovation.

事實二：進步是通過創新實現的。

When most people picture health innovation, they think of big medical breakthroughs—like when Salk developed the first polio vaccine. But innovation isn’t limited to new treatments. Sometimes the biggest impacts come from improved systems, which allow us to reach more people.

當大多數人設想健康領域的創新時，他們想到的是醫學上的重大突破，比如索爾克研製出第一支脊髓灰質炎疫苗。但創新並不局限於新療法，有時最大的影響來自於優化的系統，它使我們得以觸達更多的人。

For example, the oral polio vaccine that's pushed polio to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available since 1961. But for decades, it wasn't accessible to all children everywhere. That changed in 1988, with the creation of a new partnership called the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例如，近年來將脊髓灰質炎推向滅絕邊緣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自1961年就已問世，但幾十年來，並非世界各地所有的孩子都能獲得該疫苗。 1988年，隨著一個名為“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GPEI）的新機構的建立，這種情況發生了轉變。

GPEI developed innovative strategies to reach every last child with the vaccine and conduc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to trace the viru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anks to tireless efforts of partners and country governments, as well a massive volunteer effort from Rotary International, GPEI has driven down polio cases by over 99.9% globally.

GPEI制定了創新性戰略，目標是觸達並為每一個兒童��種疫苗。它還開展了疾病監測，以便在全球各地追踪病毒。由於合作夥伴和各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以及扶輪國際的大規模志願工作，GPEI已在全球範圍內將脊髓灰質炎病例減少了99.9%以上。

The innovations that enable progress also include new methods of understanding.

推動進步的創新還包括新的認知方法。

When Melinda and I first started this work, we were stunned by how little the world knew about how human health works—and especially about what health looked like in the poorest places. Today, our understanding is a lot deeper and more precise.

When I first got interested in global health, this is all we knew about who suffered from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killers: diarrhea.

當我和梅琳達第一次開始這項工作時，我們震驚地發現世界對衛生工作知之甚少，特別是對最貧困地區的健康狀況知之甚少。而我們今天的認識要深刻和準確得多。

當我一開始對全球健康感興趣時，面對世界上最大的健康殺手之一——腹瀉，我們對遭受這種疾病的患者所了解的全部內容都包含在這張表裡。

What does this tell us? Aside from the fact that a lot of people had diarrhea in 1990, not a lot. It tells you what big categories are killing kids in various regions, but not even which country they're in or what's causing their diarrhea.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but it's not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coming up with a plan.

它告訴我們什麼？除了在1990年有很多人得了腹瀉這一事實之外，這張表顯示的內容並不是很多。它告訴你在不同的地區有哪些疾病大類造成了兒童死亡，但甚至並沒有告訴你他們在哪個國家或什麼使他們患上了腹瀉。它能讓你體會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但對於提出計劃來說並不是特別有用。

This is what the data we have on diarrhea looks like today:

這是今天我們有的關於腹瀉的數據：

We can break down diarrhea deaths by country and more than a dozen causes.

Better data helps us use our resources better. For example, by looking at this chart, we know it makes sens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rotavirus vaccines for Chad—with its high percentage of deaths—than for Ethiopia, which has a relatively low percentage of rotavirus deaths.

我們可以按國家和十幾種原因來細分腹瀉死亡人數。

更好的數據幫助我們更好地利用資源。例如，通過觀察這張圖表，我們知道，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乍得的輪狀病毒疫苗比投入到埃塞俄比亞更有意義，因為乍得的輪狀病毒死亡率相對高於埃塞俄比亞。

This chart is from an incredible tool called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If you work in global health, it's invaluable. It can tell you almost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about who gets what diseases where. If you don't work in global health , it's a great way to track the amazing progress we've made—and the progress still to come. And there's a lot still to come, because…

這張圖表來自一個非常棒的工具，叫做“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如果你在全球健康領域工作，這個工具是極有價值的。關於哪些人在哪裡患上哪種疾病的相關信息，它可以告訴你幾乎所有你想知道的內容。如果你不在全球健康領域工作，它也是跟踪我們已取得的驚人進展的好方法——而且進展還將繼續。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因為……

Fact #3: Innovation is a long game.

事實三：創新是一場持久戰。

There’s a reason we talk about the R&D pipeline: innovation often requires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rotavirus vaccine I just mentioned took decades to reach the people who needed it and was even pulled from the market at one point.

我們談論研發進度是有原因的：創新往往需要多年的發展和積累。我之前提到的輪狀病毒疫苗花了幾十年才得以被需要的人接種，甚至還一度被撤出市場。

Many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will shape human health two decades from now are already in development. And recent breakthroughs in understanding about how the body works are setting us up for huge improvements.

未來20年內將影響人類健康的許多技術已經處於研發過程中。最近，在理解身體如何運作方面的突破正為我們帶來巨大的進步。

I'm lucky that my work gives me a view of all the amazing discoveries in the works right now. That's why I'm able to predict the future. Based on what I see coming down the pipeline, I predict that human health will be dramatically altered by two major developments over the next 20 years.

幸運的是，我的工作讓我得以一覽如今領域內所有的驚人發現。這就是為什麼我能預測未來。基於我看到的研發進度，我預測在未來20年裡，人類健康將因兩項重大進展而發生巨大變化。

My first prediction is, we will solve malnutrition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nutrition-related deaths.

我的第一個預測是，我們將解決營養不良問題，並顯著減少與營養相關的死亡人數。

I get asked a lot what I would choose if I could only solve one problem. My answer is always malnutrition.

很多人問我，如果我只能解決一個問題，我會選擇什麼。我的回答總是營養不良問題。

Remember that map of childhood mortality? The one that told us kids are way more likely to die in sub-Saharan Africa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Malnutri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bout half of those deaths.

還記得那張兒童死亡率地圖嗎？就是那張告訴我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孩子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孩子更有可能死亡的地圖。這些死亡中約一半是營養不良造成的。

It’s the greatest health inequity in the world. By solving malnutrition, we can fix one of the biggest contributors to inequity.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健康不平等問題。通過解決營養不良問題，我們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最大因素之一。

When most people think of malnutrition, they picture a starving kid whose bones are sticking out. That’s wasting, when you have a low weight for your height. Wasting often kills you. But wasting isn’t the only problem that comes from malnutrition.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句號。通過解決營養不良問題，我們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最大因素之一。

There's also stunting. It happens when you have a low height for your weight, and it's irreversible. Most kids who survive wasting end up stunted. If you don't get enough nutrition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life, you don't develop properly—physically or mentally.

大多數人一想到營養不良，就會聯想到一個飢餓的、瘦骨嶙峋的孩子。當相對於身高，你的體重偏低時，就屬於消瘦。消瘦經常會造成死亡。但消瘦並不是營養不良帶來的唯一問題。

還有發育遲緩的問題。當你的身高相對於體重偏低且不可逆轉時，就屬於發育遲緩。大多數在消瘦中倖存的孩子最終都會發育遲緩。如果你在生命的前三年內沒有獲得足夠的營養，你的身體和智力都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

Even if you survive to adulthood, your chances of dying are much higher, and your quality of life is greatly reduced.

即使���活到成年，你的死亡機率也會高得多，生活質量也會大大降低。

This picture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stunting:

這張照片很好地說明了發育不良的長期影響：

All of these kids are 9 years old. The three on the left are well below the average height for their age.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miss that key window of growth, the first couple years of your life. You can't make it up.

這些孩子都是9歲。左邊的三個孩子遠遠低於他們這個年齡的平均身高。這就是當你錯過成長的關鍵窗口期（也就是你生命的前幾年）會發生的事情。你將無法彌補。

It’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stunting holds back entire nations. And here’s the most shocking part: despite all of the amazing progress we’ve made on health, one out of every five kids under 5 today is stunted.

毫不誇張地說，發育遲緩阻礙了整個國家的發展。最令人震驚的是：儘管我們在健康方面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如今仍有五分之一的五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

Saving these kids isn’t as simple as making sure they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Stunting can happen even if you’re getting enough calories. To understand why you need to understand how children grow.

拯救這些孩子並不像確保他們有足夠的食物吃那樣簡單。即使你攝入了充足的卡路里，也有可能發生髮育遲緩。要了解原因，你需要理解孩子是如何成長的。

When you eat food, your body takes in energy. That energy is used for lots of things, like powering the brain, fueling physical activity, and supporting your immune system.

吃東西時，你的身體會吸收能量。這些能量被用來做很多事情，比如為大腦提供能量，為體力活動提供燃料，支持你的免疫系統。

For the first couple years of your life, any energy that's left over is used for growing your brain and your muscles and your bones. Infants need to double their birth weight within 6 months. But if you don't have energy left over, that growth doesn't happen as it should. You become stunted.

在生命的前幾年裡，你所剩餘的任何能量都被用來滋養你的大腦、肌肉和骨骼。嬰兒需要在6個月內將出生體重增加一倍。但如果沒有能量富餘，你就得不到應有的生長發育。你成為了發育遲緩的人。

The most obvious reason why is because you don’t get enough of the right foo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there are a few less intuitive causes of stunting.

最明顯的原因是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能攝入足量且適合的食物。但發育遲緩還有一些不那麼直觀的原因。

You aren't getting the right micronutrients—vitamins or minerals. You've got an infection that puts your body into a state of inflammation. Your microbiome—the community of good bacteria that live in your body—isn't robust enough. Or your mother suffered from these stresses while you were in the womb or relying on her for breastmilk.

比如：你沒有攝入適合的微量營養素（維生素或礦物質）、感染使你的身體處於炎症狀態、你體內的有益菌群不夠強大，或者你的母親在你還在子宮里或者哺乳的時候遭受了這些。

All of these can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your body to get the nutrients it needs.

所有這些都會使你的身體更難獲得所需的營養素。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 have solutions to three of them. You can fix a micronutrient imbalance with fortified foods or supplements. An infection can be treated with medicine or prevented with vaccines. And there are many ways we can improve poor maternal health, including by boos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supplementing maternal nutrition maternal nutrition.

好消息是，我們有其中三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你可以通過強化食物或補劑來修復微量營養素的不平衡；感染可以用藥物治療或用疫苗預防；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方式改善孕產婦的不良健康狀況，包括促進性別平等和補充孕期營養。

But until recently, fixing the microbiome has been a complete mystery to us. We’ve learned a lot about it in recent years, and will continue to learn more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之前，修復微生物群落對我們來說還完全是一個謎。近年來，我們已對這方面了解了很多，並將在未來20年裡繼續了解更多。

That deeper understanding is why I predict we’re going to solve malnutrition.

這些深入的認識就是我預測我們將解決營養不良的原因。

All of us rely on our body's microbiome to function properly. We have more microbial cells living inside our bodies than human cells. These bacteria protect us from infection and are particularly essential to digestion. For example, your body literally cannot break down certain types of plant fibers without an assist from the bacteria in your gut.

要讓身體正常工作，我們所有人都要依賴體內的微生物群。我們體內的微生物細胞比人體細胞還多，這些細菌保護我們免受感染，對消化尤其重要。例如，如果沒有腸道細菌的幫助，你的身體就無法分解某些類型的植物纖維。

In the early 2000s, molecular sequencing techniques let us see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species and strains live in each person’s microbiome.

在21世紀初，分子測序技術讓我們首次看到哪些物種和菌株生活在人體微生物群中。

Then, in 2013, an American biologist named Jeff Gordon published a landmark study. He and his team studied how the microbiomes of infant twins in Malawi developed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 They were mostly interested in the twin pairs where only one twin developed a particularly bad form of malnutrition.

隨後在2013年，美國生物學家傑夫·戈登 (Jeff Gordon) 發表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他和他的團隊研究了馬拉維雙胞胎嬰兒的微生物群落在三年內是如何發展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有些雙胞胎中只有一個出現了特別嚴重的營養不良。

By analyzing stool samples over time, they found that the microbiome of a twin with the bad form of malnutrition developed way more slowly than one without it—even though they were eating the same food and living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When Jeff's team transplanted a sick twin's microbiome into mice, the mice had trouble absorbing nutrients and lost weight.

通過對長期糞便樣本的分析，他們發現儘管這些雙胞胎吃著同樣的食物，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患有嚴重營養不良的那個雙胞胎的微生物群落比沒有營養不良的那個發展得更慢。當傑夫的團隊把一個患病雙胞胎的微生物組移植到老鼠體內時，這些老鼠開始變得很難吸收營養，體重也下降了。

The twin study indicated that your microbiome is not just a byproduct of your health but can also influence it. It was the first big clue that we might be able to fix malnutrition by changing the gut microbiome.

這項雙胞胎研究表明，微生物群落不僅是健康的副產品，而且能影響你的健康。我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重大線索，證明我們可能通過改變腸道微生物群來解決營養不良問題。

We're still in the relatively early stages of this research. Over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we're going to learn more about each individual microbial species and how they work with the food you eat to impact health. That knowledge will allow us to smartly engineer interventions that “correct” the microbiome when it's out of whack.

我們仍處於這項研究的相對早期階段。在接下來的10到20年裡，我們將進一步了解每一種微生物，以及它們如何與攝入的食物一起影響人類健康。這些知識將使我們能夠巧妙地設計干預措施，以便在微生物發生紊亂時“糾正”它們。

You’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one of these interventions: probiotics. In the future, we’ll be able to create next-generation probiotic pills that contain ideal combinations of bacteria—even ones that are tailored to your specific gut.

你可能熟悉其中一種干預措施：益生菌。未來我們將能夠創造出下一代益生菌藥丸，其中包含搭配好的細菌組合，甚至是為你的腸道量身定做的細菌。

Another intervention could be what’s called “microbiota directed complementary foods.” Think of them like fertilizer for the microbiome. Eating them encourages healthy bacteria—the ones that help digest food and protect us from infection—to flourish.

另一個乾預措施可能是所謂的“微生物導向的輔助食品”。你可以把它們想像成微生物的肥料。食用它們能促進健康的細菌（幫助消化食物和保護我們不受感染的那種）的生長。

These microbiome targeted therapie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If we find a way to make them work and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I'm optimistic we can prevent stunting. That would be as big a breakthrough as anything else we could do in health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這些針對微生物的治療方法仍處於初級階段。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方法讓它們發揮作用並廣泛應用，那麼我樂觀地相信，我們可以防止營養不良。這將是我們未來20年內在健康方面所能達到的最大突破。

Although I'm most excited about the impact this will have in the poor world, the basic insights we're gaining into how nutrition works will also have huge benefits for the rich world. Over- and under-nutrition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Figuring out how to improve one might also help us improve the other.

儘管這將對貧窮世界產生的影響令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們對營養如何發揮作用的一些基本見解也將為富裕世界帶來巨大的好處。營養過剩和營養不足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找出如何改進其中一個也可能有助於我們改進另一個。

Now that we're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how the gut gets messed up, we're figuring out how to change it. And that is going to not only help prevent malnutrition and obesity, but lots of other diseases—like asthma, allergies, and some autoimmune diseases, which may be triggered by an unbalanced microbiome.

既然我們已經對腸道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們便可以開始想辦法改變它。這不僅有助於防止營養不良和肥胖，還能防止許多其他疾病，如哮喘、過敏和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這些疾病可能是由微生物群落失衡引發的。

If we can figure nutrition out—and I believe we will within the next two decades—we’ll save millions of lives and improve even more. Which brings me to my second prediction that will change the future of health…

如果我們能搞清楚營養問題，我相信在未來20年內，我們將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甚至改善更多人的生活。這讓我想到我的第二個預言，它將改變健康的未來……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 predict that every nation on the planet will have broadened its healthcare focus from just saving lives to also improving lives.

在接下來的20年裡，我預測地球上每個國家都將把醫療保健的重點從僅僅是拯救生命擴展到改善生活。

This transition marks the singl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n how a country thinks about healthcare.

Think about the last time you went to the doctor for a check-up. What were you and your doctor most worried about?

這一轉變標誌著一個國家對醫療保健的看法發生了最重大的變化。

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醫生那裡檢查的情景。你和醫生最擔心的是什麼？

If you're like the average Brit, your heart health is a safe bet. You might've discussed your risk factors for things like cancer and Alzheimer's. If you were showing any warning signs, your doctor probably helped you create a plan to stay on the right track.

如果你和普通英國人一樣，那麼你們很有可能會擔心你的心臟健康。你可能已經討論過你患癌症和老年癡呆症的危險因素。如果你出現了任何徵兆，你的醫生可能會幫助你制定計劃，讓你的健康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

Now imagine that you live in Chad, the country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preventable deaths.

You likely don’t have a regular check-up, because your local health clinic is too busy treating people who are really sick. You might never see a doctor, only a nurse or another health worker.

現在想像一下你生活在乍得，這個國家可預防性死亡的比例最高。你可能並不會進行定期檢查，因為你們當地的健康診所忙於治療真正生病的人。你可能永遠見不到醫生，只有護士或其他衛生工作者。

When you do see them, it’s probably because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 like you have a high fever or persistent diarrhea, and you need treatment.

當你的身體出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比如發高燒或者持續腹瀉）急需治療的時候，你才可能真的見到他們。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In the UK, the goal of healthcare is to keep you healthy. In Chad, the goal of healthcare is to keep you alive.

這兩種醫保系統有什麼區別？在英國，醫療保健的目標是保持健康。在乍得，醫療保健的目標是保住生命。

It seems like a subtle difference, but it has a huge impact on how you approach healthcare. Within two decades, I believe every country on earth will be able to focus on not just keeping you alive but healthy and well.

這個區別聽起來很微妙，但它對你如何獲得醫療保健服務有著巨大的影響。在二十年內，我相信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將能不只關註生存，而是關註生活的健康和質量。

The easiest way to track this transition is to look at what percentage of people die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versus infectious, maternal, neonatal, and nutritional diseases—disease deaths that we think of as largely “preventable” here in the rich world.

跟踪這一轉變最簡單的方法是，看看在發達國家中，非傳染性疾病與我們認為基本上可以“預防”的傳染病、孕產婦疾病、新生兒疾病和營養性疾病的死亡數比例。

The countries in deep red and orange have a high percentage of preventable deaths—more than 50 percent.

深紅色和橙色國家的可預防死亡比例高達50%以上。

For many of us in this room, preventable deaths in the countries we grew up in fell below 50 percent long before we were born. In other places, it happened more recently. Pakistan crossed the threshold in 1997. South Africa finally made the transition in 2016.

對我們在座的許多人來說，在我們的國家，可預防死亡人數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就降到了50%以下。在其他地方，這種情況最近才發生。巴基斯坦在1997年跨過了門檻。南非終於在2016年實現了轉變。

Right now, all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majority of deaths come from these preventable causes are in Africa. Two decades from now, those countries will have crossed the 50 percent threshold.

目前，大多數由這些可預防的原因所造成的死亡都來自於非洲。20年後，這些國家將跨過50%的門檻。

How do I know this will happen? A couple reasons.

我為什麼這麼說？有幾個原因。

To start, as I just explained, we’ll have solved nutrition. That’ll make the single biggest improvement.

首先，正如我剛才解釋的，我們將解決營養問題。這將是最大的改善。

I believe we'll also have virtually eliminated malaria by 2040. Many of the countries still above the 50 percent preventable deaths threshold are also the places where malaria kills the most people every year. For example, in Niger, it's responsible for 17 percent of all deaths.

我相信到2040年，我們也將幾乎消滅瘧疾。許多仍高於50%可預防死亡門檻的國家，也是每年瘧疾致死人數最多的地方。例如在尼日爾，瘧疾死亡佔所有死亡的17%。

For a long time, we thought treatment was the best approach. It makes sense, right? Malaria is a curable disease. If you get drugs to enough people—or if you could develop a simple vaccine—you should be able to knock it out .

長期以來，我們認為治療��最好的方法。有道理吧？瘧疾是一種可治癒的疾病。如果你給足夠多的人以藥物，或者開發出一種簡單的疫苗，你就應該能夠把它消滅掉。

The reality is a lot more complicated. What we’ve learned in recent years is that the key to stopping malaria is vector control—and for malaria, the vector is mosquitoes.

現實要復雜得多。近年來我們了解到，控制瘧疾的關鍵是控制傳播媒介，而瘧疾的傳播媒介是蚊子。

We need to stop the mosquitoes that carry malaria if we’re going to stop the disease. There are several promising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works that give me hope. For one thing, we finally know where the mosquitoes are.

如果我們要阻止瘧疾，就必須消滅攜帶瘧疾的蚊子。這項工作有幾項有潛力的新進展給了我希望。首先，我們終於知道蚊子在哪裡了。

Look at these two maps of Haiti:

看看這兩張海地地圖：

The one on the left shows the malaria rate with a 5×5 km resolution. Believe it or not, even this amount of detail is a huge improvement over what we had 10 years ago. The one on the right uses data from individual health facilities to create pixels that are just 1×1 km square. See how much more detailed it is?

左邊是一個以5×5公里的分辨率顯示瘧疾發病率的地圖。信不信由你，即便只有這點細節，比起10年前也是巨大的進步。右邊的地圖使用來自各個醫療機構的數據，像素只精確到了1×1公里。能看清左邊的清楚多少嗎？

This level of detail means that, instead of blanketing entire regions with bed nets and other anti-malaria measures, health officials can target efforts where they will do the most good.

這種清晰度意味著，衛生官員不必遊走整個地區分發蚊帳和採取其他抗瘧疾的措施，而可以針對重點疫區最大化抗瘧效果。

I'm also excited about the potential of gene editing. Eliminating all the mosquitoes in an area is the quickest way to stop malaria, but it's risky. Most mosquitoes can't carry the malaria parasite. If you got rid of them, you could disrupt the local ecosystem.

我對基因編輯的潛力也感到興奮。消滅一個地區的所有蚊子是阻止瘧疾的最快方法，但這是有風險的。大多數蚊子無法攜帶瘧原蟲。如果你把它們也除掉，就可能會破壞當地的生態系統。

Gene editing lets us target only the bad malaria-carrying mosquitoes. Inserting a gene that prevents these bad mosquitoes from reproducing would buy us time to cure all the people in an area of​​ malaria. Then we could let the mosquito population return without the parasite.

基因編輯讓我們把目標放在攜帶瘧疾的蚊子上。插入一種阻止這些壞蚊子繁殖的基因，將為我們贏得時間治愈瘧疾肆虐地區的所有人。然後我們就可以讓蚊子種群在沒有瘧原蟲的情況下回歸。

This technology is still in the testing phas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ings like: What's the impact on the food chain if even one species of mosquito starts dying off? How many altered insects would we need to introduce? How long do we need the mosquitoes to be gone? And what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al hurdles do we need to clear?

這項技術仍處於測試階段。我們首先需要理解一些事情：如果其中一種蚊子開始死亡，對食物鏈會有什麼影響？我們需要引進多少種變異昆蟲？我們需要蚊子消失多長時間？有哪些政治及政府方面的阻力需要我們去克服？

Of course, Malaria isn’t the only big killer we’ll make huge progress against.

We’ll also finally turn the tide of the HIV epidemic, thanks in large part to a new generation of highly potent and super long acting HIV drugs.

當然，瘧疾這一致命殺手並不是我們唯一能取得巨大進展的疾病。

我們還將最終扭轉艾滋病毒流行的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新一代高效長效艾滋病毒藥物。

Today, if you get diagnosed with HIV, you can manage the disease us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Thanks to ART, an HIV-positive person now has the same expected lifespan as someone without HIV.

今天，如果你被診斷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你可以通過抗逆轉錄病毒療法來控制這種疾病。多虧了這種療法，感染者現在可以和普通人有同樣的預期壽命。

Since I'm here in Cambridge, I should mention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is a big reason why we've made as much progress on HIV as we hav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the second largest funder of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Global Fund—which , among other things, supports more than 17.5 million people who use ART to manage their HIV. I'm actually headed to Lyon later this week for the Global Fund's replenishment conference.

既然我在劍橋，我就應該提到，英國是我們在艾滋病病毒問題上取得如此大進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政府是一個名為“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的組織的第二大資助者。先不提其他貢獻，該組織已支持超過1,750萬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控制艾滋病病毒的人。實際上，我本週晚些時候也要去里昂參加全球基金的籌資會議。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s amazing, but you have to take a treatment regimen every day an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f you aren't consistent with taking it, you can develop drug resistance—and even spread a drug resistant strain of the virus to other people.

抗逆轉錄病毒療法雖然很神奇，但你必須在你餘生中的每一天都堅持吃藥。如果你不堅持服用，就可能會產生耐藥性，甚至將一種抗藥性的病毒株傳播給其他人。

The HIV treatments of the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 are miraculous by modern standards. Imagine if, instead of having to take a pill every day, you could get one injection every couple months, maybe even once a year. Or you could get an implant in your arm.

HIV prevention is going to improve, too. Today, you can take a daily pill to reduce your risk of getting infected. In the future, those pills could last longer, so you could take them less frequently.

另一方面，用現代標準來看，未來的艾滋病療法堪稱奇蹟。想像一下，你不必每天都要吃藥，而是每隔幾個月注射一次，甚至一年註射一次。你也可以在手臂上進行植入。

艾滋病的預防也將得到改善。今天，你可以每天吃一片藥來降低感染的風險。在未來，這些藥片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於是你可以減少服用的頻率。

I’m also optimistic about that we’ll one day develop an effective HIV vaccine—which could remove your risk of contracting the virus entirely.

我也很樂觀地認為，有一天我們會開發出一種有效的艾滋病疫苗，可以消除你完全感染病毒的風險。

Fitting lifesaving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ptions into your life is a lot easier when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them every day. We’re still years away from that reality. But when we get there, it’ll change the game.

當你不必每天考慮挽救生命的治療方法和預防措施時，把它們融入生活會變得容易得多。我們離那樣的世界還有好多年。但當那天到來時，遊戲規則就會被改變。

So,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crosses the preventable death threshold?

那麼，當一個國家跨過可預防死亡的門檻時會發生什麼？

As preventable diseases become less common, chronic conditions become more prevalent. That includes things that can kill you, like Alzheimer's and diabetes—or diseases that just make your life miserable, like arthritis. You're also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a mental illness , like depression or anxiety.

隨著可預防的疾病變得越來越不常見，慢性病會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包括一些可以殺死你的東西，比如老年癡呆症和糖尿病，或者一些讓你活得很痛苦的疾病，比如關節炎。你也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比如抑鬱症或焦慮症。

It seems counter-intuitive to view the fact that we’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essed or have a stroke as a sign of progress. But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human health isn’t measured on a binary scale.

把更容易抑鬱或中風看作進步的標誌似乎很奇怪。但重要的是要記住，人類的健康不是用二進制的標準來衡量的。

Innovation is shrinking the gap between perfect and not perfect health for everyone. And the smaller it gets, the better the world becomes.

創新正在縮小每個人健康和不健康之間的差距。它越小，世界就越美好。

That’s because the shift from longevity to wellness doesn’t just change how we approach healthcare. It unlocks all sorts of amazing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and societies to thrive.

這是因為從長壽到健康的轉變不僅僅改變了我們對待醫療保健的方式。它還為人類及社會繁榮打開了各種各樣令人驚奇的機遇。

When we think about how to keep someone well, what we’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is their happiness.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we can ensure they do well at school and are able to provide for their families and contribute to society.

當我們考慮如何讓一個人保持健康，我們真正考慮的是他們的幸福。我們思考如何確保他們在學校表現良好，能夠養家糊口，為社會做出貢獻。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preventable deaths also have some of the lowest GDP per capita in the world.

可預防死亡比例最高的國家，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處於世界最低水平，這並非巧合。

Improvements in health are fundamental to lifting people out of poverty. When you improve health, people are more productive. And when more children survive to adulthood, families decide to have fewer children—which can lead to a burst of economic growth.

改善健康是脫貧的基礎。健康水平被改善，人們就會更有效率。而當更多的孩子活到成年，家庭就會決定少生孩子，這可能導致經濟的爆發式增長。

In other words, when people thrive physically, economies grow. Poverty goes down. The world gets better.

換句話說，當人們身體健康時，經濟就會增長，貧窮將會減少，世界將會變得更好。

It can be daunting to look at the health inequities that still exist in the world. But if we continue to fund innovation, we can close those gaps. We can solve nutrition, and we can make sure the entire world broadens its focus to include improving lives.

看到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現象，可能會令人洩氣。但如果我們繼續資助創新，我們就能縮小這些差距。我們可以解決營養問題，我們可以確保全世界都將關注點擴大到改善生活上去。

There’s a catch, though: technology is easy to predict. But progress doesn’t just depend on technology. It also depends on people—who are very hard to predict.

但還是有陷阱存在：技術很容易預測。但進步不僅僅取決於技術。這也取決於那些很難預測的人。

Will we continue to decide that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is worthwhile? And will we do what it takes to make sure these innovations reach everyone who needs them?

我們是否會繼續相信投資於創新是值得的？我們是否會盡一切努力確保這些創新惠及所有需要它們的人？

The world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for global health. There are a number of key programs that need to be funded. Nations are deciding right now whether those investments are worth making.

世界正處於全球健康的關鍵時刻，有許多重點項目需要資金支持。現在，各國正在決定是否值得進行這些投資。

One of the other questions Stephen Hawking asked in his last book was, “How do we shape the future?” Investing in global health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we can do that. The future is ours to shape—if we choose to make innovation a priority.

史蒂芬·霍金在他上一本書中問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塑造未來？”投資於全球健康是我們能做到的最好方式之一。如果我們選擇把創新放在首位，那麼未來就是可以被我們塑造的。

Professor Hawking believed in the magic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He help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lieve in it, too. As remarkable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physics were, I believe this is his biggest accomplishment.

霍金教授堅信科學和研究的魔力。他也幫助了全世界相信這一點。儘管他在物理學領域的貢獻非同尋常，但我仍然相信，這才是他最大的成就。

He reminded us to “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not down at our feet.” He taught us all that, if humanity remains focused on expanding what is possible, progress will come.

他提醒我們：“俯視腳下，不如仰望星空。”他教導我們，如果人類繼續專注於擴大潛在的領域，進步就會到來。

Thank you for this tremendous honor.

謝謝你們給予我這項巨大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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