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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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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夫·班农（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在访谈节目上与凯尔·巴斯探讨美国当前针对中国的政治方略

巴斯：你我来到此地，就是为了谈一个我们都认真研究过的问题——中国。首先，容我请教，你觉得，中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总战略又是什么？

班农：他们的总战略显而易见，就是“支配世界”。此意图，得见于“一带一路”，得见于“中国制造2025”，得见于他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搞了个中国版的“东印度公司”，得见于他们在加勒比海的一举一动，以及眼下在拉美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的作为，中国政府用尽手段对美国发动经济战，同时增强他们的军事。他们正在封锁南海，如此野心勃勃的地缘政治战略，前所未见。让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在地缘政治领域，有三大理论：麦金德（Halford Machinder）的理论，关于亚洲大陆的部分；马翰（Alfred Thayer Mahan）的理论，关于切断各大洋之间的交通枢纽；还有斯皮克曼（Speakman）的理论，主张迫使自己的敌人远离亚洲大陆。在世界史上，只有现在的中国，企图同时践行此三样理论。拿破仑、希特勒，还有其他一些人，只想称霸欧亚大陆；大英帝国、美国，执行的是马翰提出的“海权论”。至于斯皮克曼的理论，是20世纪早期才出现的。

中国的“一带一路”，基本上是要把“丝绸之路”一路开到意大利。在今天的报纸上写着，那个新的意大利政府，五星党的人，那个 Di Maio，从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他们要搞个大动静，“让我们意大利成为一带一路的终点吧，这可是马可波罗东游的起点”。本周我们在马尔代夫有一个投票，结果是坚定反对中国建设海军基地、掐断海运枢纽以扩张海上势力的作为。

再看看中国如何实践斯皮克曼的理论。美国本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是中国却企图逼迫美国退出太平洋，所用手段就是他们在南海和台湾兴风作浪。他们竟然要我们退守关岛。

其实中国的问题，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年。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法兰克福，那些人都是这么个论调，“其实没什么，他们没有野心。他们从来��想过成为一股扩张势力”。其实，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他们就是一股扩张势力。他们现在的举动极不寻常。而且多管齐下。

巴斯：那么，你又如何看待他们的经济成绩呢，或者说“看起来很了不起”的那些东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一直自以为是第二大金融势力。逐渐的，这个世界好像也相信了，从2009到2018，中国是全球经济引擎。在你看来，他们在地缘政治上蛮横的底气，是否基于这一轮经济增长呢？

班农：其实已经很久了。“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秘境”这些说辞在西方一直很受宠，从英国人进入中国开始，到东印度公司，再到现在的中国贸易，大家都围着中国转。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让我相信，中国经济只是沙滩上的一个小城堡。

进一步说，我相信，这些熙熙攘攘，即将造成比2008更惨烈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是同一批人：那些投行、商业银行、对冲基金，还有政府机构。又是那些个“精英”，他们制造了2008的金融危机，全身而退，没有被追究。现在又来了，正是他们，恶化了中国问题。

还有那些“世界级精英” — “达沃斯党”的同志们，华尔街的那些人；另有一些人，我称他们为“中国关系户”，就是那些投行，特别是高盛；还有一些商业银行，还有一些为中国跑腿的说客，其实他们是一些大企业的游说团队。有25到30家和中国合作规模最大的企业，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团队，天天为中国跑腿磨嘴。还有那些大股东，比如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黑石主席）。所有这些人，都会因为中国问题，被追究到底。

中国和西方“精英人士”的合作，其本质，就是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从欧洲到美国，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脱欧和美国的2016年大选是紧密相关的。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不断的出口自己过剩的产能，转移通货紧缩压力，出口基本工业产品。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切妙不可言。

中国的确做到了，让三亿五千万劳工变成了中产，让四亿贫困人口变成了劳工。这已经覆盖了他们三分之二的人口，他们的真实人口数，我相信是十三亿或者十四亿，而不是他们自己说的十一亿。切实做到的这些事情，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了不起的战略成就。其实，是在西方的资助下完成的。

我��为，川普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他说过，“这个世界不必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而不是像今天这样 — 我们资助了中国崛起，我们建设了中国”。然而，这么多年了，我们听到的却是，“不，就像热力学第二定律，中国崛起是注定的”。川普说，“不，这些都是某些人的作为而已，是那些商业银行、投行、大企业对中国当局屈服的结果”。

有件事我必须申明，凯尔，我不是针对中国民众。70年代中期，我在西太平洋第七舰队服役，76年到77年之间，我第一次去中国。我这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中国事务。我还在上海生活过，是在过去的法租界。对于中国人，我不仅尊重他们，我深爱着中国人。在中国那里，有一个说法，“老百姓”，意思是所有普通人，因为中国至少有一百个姓氏。老百姓们，其实过得很凄惨。

“老百姓”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包含了社会礼仪，包含了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他们的坚忍不拔。回看中国人经历过的种种，不可谓不悲壮。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极权者。坦率的说，中国共产党的头头们，和“达沃斯党”有着密切来往，甚至勾搭上了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科学界的、工程界的、管理界的、金融界的，文化界的。我把这称之为“达沃斯辐射”。这一幅射的影响力，真实地体现在伦敦，纽约，华盛顿，硅谷，等等。

巴斯：那么，他们控制“达沃斯党”的手段，是经济胁迫？他们投资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智库，给说客塞钱，如你所说，对付我们的企业，让美国人去中国赚钱。这就是他们的操纵手段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班农：让我们回看2017年1月，在同一周里，发生了两场非同小可的演说。在达沃斯论坛，习主席的演说，可以说是对全球化的礼赞。而我对此很排斥，让我感到厌恶的还有那些主流媒体，那些“达沃斯党”，他们就坐在那里，对习的演说照单全收，“多么伟大的领袖啊，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他要站在全世界的高度领导我们，他还要对全球化事业，对我们的经济，做许多许多事情”。

紧接着，我记得是三天以后，川普的就职演说，“让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美国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其他国家也应该开始照顾好自己。全球化，还有达沃斯搞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实在掏空我们的国家。我们要重新对待全球化。”

两年过去了，本周，彭斯的演说表明了美国的新战略。

巴斯：就在昨晚。

班农：其实一切都在进行中，现在要与中国直接交锋了。事态不会像基辛格说的那样，也不会是“修昔底德陷阱”。我知道你对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主张用修昔底德陷阱解释美中关系）做了很精彩的访谈，他的意思是我们和中国还会在一起，磕磕绊绊地走下去。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正面抗击中国，不会再有丝毫妥协退让。中国已经对我们发动了经济战，我们要坚定自己的立场。

回到刚才的问题，关于中国人如何收买别人。他们出手阔绰，开大张的支票。他们给各个大学送支票，几乎买下了整个伦敦金融城，整个华尔街，还有那些企业。对此，我很愤怒。伦敦和纽约的那些大投行，已经变成了中共下属的“投资部”。

巴斯：他们眼里只有钱。

班农：他们只认得钱，全变成了中共的说客。刘鹤，习的特使，大约四周前来到纽约的时候，当时是最后一轮贸易谈判，他想再争取些什么。其实已经定局了。但是，他派了自己的副手，还有一队小跟班，去见了史蒂芬·美努卿（Steven Mnuchin，现任财政部长），还有财政部的其他人。此前一天，他们还另搞了一个小动作。他们召集了15至20家企业的事务官开会，没有请到CEO，因为那个召集人自己位阶不够。他们对这些企业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办事不行啊。现在你们出力解决问题。

还有一件事，王岐山搞了个什么金融顾问小组。就是为了破坏川普的战略，但是中共在找人时会这么说，“我们需要一些金融顾问，让我们了解美国想要什么”。然后鲍尔森（Paulson，高盛CEO兼主席），苏世民（Schwarzman，黑石主席)，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找去了。有意思的是，当中共需要找人帮衬的时候，就会来找这批人，因为这批人已经得了好处。据我所知，这批人也会找藉口推托，什么联合国开大会啦，纽约正好有很多歌剧要听啦，很忙啦。这时候，王岐山就对他们不客气了，“你们这些人，没听见我说话么？要开会了，都给我过来！”。简直就像指挥小偻罗。

当我们回头看看这些事情，西方各民主国家的，还有美国的，精英人士，长期和中国厮混，甚至当中国对我们发起经济战时，他们也和中国站在一起，助纣为虐。当人们看到，一定会震惊，会被惊得哑口无言。

巴斯：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足以说明企业受到的影响。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些公司，他们分别想从中国撤出超过十亿美元的资金，就在2016年11月。当时，中国突然间关闭了所有资本帐户，他们一分钱都撤不出来。当时你还在白宫，你有没有收到过这些公司的求救信？当时他们被中国死磨硬缠，一分钱都撤不出来，有来找你求助吗？

班农：有的。我相信这件事情给人们的震撼，比之前的那些还要大。我们都记得，川普如何以力挽狂澜之势当选总统。那时候，还没有人看到这一切，可是这一切就是发生了，就发生在讲究自由、民主、秩序的战后时代。中国其实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特别会钻空子，只要有规则，就有漏洞，他们就去钻。换句话说，不尽完美的规则体系，造就了现在的中国。没有人去找中国算帐，因为每个人都以为中国还很弱。

巴斯：可是，那些被欺负的企业是否因为害怕，而不敢找中国算帐？

班农：就是如此。

巴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还说出来，把自己不能从中国撤资的事情说出来，他们就会被中国封杀。

班农：他们都会遭此厄运。

巴斯：那么，潜规则就得势了？

班农：中国威胁封杀企业，因为中国害怕他们说出真相。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贸易战究竟是怎么回事。贸易战无涉关税，更无涉保护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可以做到如此地步。看看之前，川普动手之前，人们谈论关税，觉得250亿美元或者300亿美元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其实呢，川普的目标是5000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川普知道，中国肯定无力还手。

为什么中国无力还手呢？美国人要明白一件事，在中国人看来，我们是他们的“朝贡者”。请允许我进一步解释。中国有大约四千年的历史。有时候挺好，有时候很糟。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存在4000年，因为他们擅于结交盟友，也擅于应付对手。

现在搞的这一套，他们称之为“治蛮”，就是如何对付蛮族。他们的伎俩，就是邀请蛮族首领，去他们那里糜腐享乐。然后呢，首领就堕落了。至于你这个堕落的首领，如何回去面对自己的族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在美国，近25到30年来，中国人来这里，玩的就是这套把戏：收买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精英就这么堕落了，甘愿让自己国家工业空心化，在北半个美国，中西部，尤其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能当选总统。

观众们还需要明白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就是JD Vance，一个很厉害的家伙，从耶鲁毕业的，写了《白垃圾挽歌》（英文书名：Hillbilly Allergies ），这本书是对川普支持者的最佳社会学研究。就是这个JD Vance，对我介绍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研究。那些研究显示，工厂都��到中国去了，就业机会也到中国去了。这一切，和美国现在的“鸦片危机”，是直接相关的。

这已经不是什么关税的问题了。

巴斯：有道理！

班农：这不是关税的问题。这是生而为人的尊严问题，生而为人的价值问题。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华尔街赚了大钱，大企业也赚了钱，因为成本降低了。一无所有的工人，被魔鬼叼了去。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能扭转乾坤，赢得民心。

在中国眼里，美国就应该给他们“进贡”。我们给了他们自然资源、大豆、牛肉、波音飞机、苹果产品。稍等，对不起，我们没有给他们波音飞机和苹果产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强行把波音变成了合资企业，强迫苹果公司在他们那里生产。我们只是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是宗主国。但是，这一切，反而使得他们对贸易战无能为力。

巴斯：即便贸易战火力全开，我们对5200亿产品，全都徵税25%，也就1000亿美元。这是一笔大钱，但是，我们有十九万亿的GDP，所以，关税收入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没什么。但是的确能印证你的观点。从2001年开始，他们已经对我们发起贸易攻击了，相比较，我们还没发力呢。

班农 :是的。从1946年开始，也就是二战结束，一直到2000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3.5%。这也是我们成为超级大国的真正原因。美国的经济引擎恣意奔腾，经济年年增长3.5%，年景好坏也就波动半个百分点。中国加入WTO之后，他们大受优待。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只剩下1.9%。

造成美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核心因素，就是中国。因为去工业化，我们的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是的，关税额度不高，无论是名义数字，还是实际数字，都不高。但我们可以看出趋势。川普已经在做的事情，就是直面经济战。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运用301法案，抵御中国强迫我们的企业对他们转让技术。

我们会把关税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很有必要的话，对中兴那样的公司，我们会清算他们的海外分公司，斩断他们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触角。他们的经营会被连续冻结90天。还有，就是投资限制……

巴斯：重组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班农：是的，重组CFIUS，正是热门话题，如此一来，政府就能够集中力量保护智慧型资产。这就是为甚么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如此重要。再来看看那些嘲弄川普的人。现在出了本书——《恐惧》，里面写到，那个Gary Cohn，高盛的董事长，真是“伟大的高盛”啊，以前我还在那里工作过。

Gary Cohn竟然直接从川普的办公桌上偷文件。在书里写着，他为了保护NAFTA，所以偷走了一份与关于对韩贸易的文件，因为在他看来，总统不够聪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很好，我们来看看川普的实际行动：他创建了新的NAFTA，从地缘战略的意义上看，用来制约东亚，可操作性极佳。很快的，日本就参与进来了。

这是一个双边协定，不是TPP那样的东西，让美国委身于众多参与者之一。我们和日本的协定，很直接，就是两个合作夥伴之间的协定。我们和韩国，也已经签署了一个这样的协定。在欧盟，Juncker（欧盟委员会主席）已经告诉川普，也想来一份这样的协定。

这就是川普已有的作为，才用了不到两年。在世人眼中，“中国崛起”就像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不可抗拒。但是川普，他把全球供应链，从中国身上，硬生生的扯了下来。

这将给我们的经济成长带来难以名状的机遇。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川普单枪匹马，面对企业游说团，华尔街关系网，等等，周旋厮杀。川普是真正的英雄。

巴斯：这一切行动，时机抓得很好。在我们反击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弱了。我们选择了用关税作为反击的起手式，其实用别的也可以。还有一件事，就是废除了边境调节税，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

班农：我本人支持边境调节税。

巴斯：我也是。

班农：我双手赞成边境调节税。Paul Ryan（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和我有过分歧，但是他向我说明了究竟何谓边境调节税之后，我马上就说，“这肯定管用”。

巴斯：是一个公平的方案。

班农：其实我们都知道，边境调节税为何没有被通过。我相信，在未来几年，这个方案会被认可。

巴斯：如果有了边境调节税，我们就不需要关税了。

班农：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涉及关税的。记得G7峰会吧，开会第一天，就关税的问题，那些自视比川普更早从政的人，默克尔、马克龙，竟然给川普“上课”。第二天早餐，川普回应他们，“昨晚我想明白了，这样吧，我们都搞零关税，不能有关税，但是，也不能有补贴，如何？”

大家需要了解，就在两个多月前，白宫发出了文件，包含了50条内容，列出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战”行为。美国要中国停止那些行为。这就是交易，你停止战争行为，我们一切都好说。关税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对国营工业的投资……

巴斯：自由市场，自由电价。

班农：是的，自由市场。看看他们对全球钢铁业和铝业的影响，看看他们的造船工业是怎么回事，中国所有重工业，都拿着国家补贴。他们已经摧毁了西欧的工业，摧毁了美国的工业。还在得寸进尺。

巴斯：他们是故意的。

班农：的确是故意的。我们再看看中兴。可以看出，他们不得不，每年创造出一千一百万个就业岗位。其实他们的内部经济压力非常大。中兴包含了一万五千个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即便只是这一小撮就业岗位的减少，他们都承受不起。钢铁产业也是如此。

他们好像掉进了死循环。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像他们那样不堪：官方不断增加投资，只为了让人们不停劳作。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会让西方人如此着迷，如果你能看清它的真相……

我知道你是少数几个已经看清真相的专家之一，你们没有自欺欺人地人云亦云，也没有被中国的假数据蒙骗。对于我来说，中国发布的所有数据，都要怀疑。只有自己验证过的，反覆验证过的，才能相信。我们都要给自己系好安全带。

这一切，迫使我相信，我们正在朝着一个被中国模式造成的金融危机狂奔，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不能自立更生。下一场金融危机，已近在眼前，危机制造者，正是空虚脆弱的“中国模式”。

巴斯：暂且假设我们对中国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他们不计后果地堆积债务，同时伴随着经济减速，和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过高……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的银行系统和我们的银行系统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在上次金融危机时我们和欧洲的、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那么紧密，这算不算一个好消息呢？

班农：姑且算是。你用到了一个词，“不计后果”。这让我想到了整个世界的精英群体，是何等的不可信任，何等的不负责任，他们让我愤怒。

看看不久之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CEO被送进监狱，没有一个富人放弃资产。人们应该记得，2008年9月18日，伯南克（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尔森（高盛主席，时任财政部部长）、小布什（时任美国总统），一起走进总统办公室（紧急会议）。随后，布什让他们去国会山（提交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当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只有8800亿美元。2017年1月20日，川普总统上任，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四万五千亿美元。所有人，包括英国央行，日本央行，都在做同一件事……

巴斯：还有中国央行。

班农：是的，中国央行。这些央行，只做了一件事 —— 释放流动性。如果你拥有各种资产，比如房地产、股票，或者智慧型资产，你就拥有了最美好的十年。如果你只是工薪阶层，很遗憾，过去十年薪水零增长。这是不公平的，由此催生了愤怒，愤怒点燃了“国民意识”。

那些卑劣的银行家，用纳税人的钱消解自己闯下的大祸，又派自己的徒子徒孙到世界各地为自己辩解。这一切都必须被终止。

我们来看你说的这个词 ——“不计后果”。如果我们这次又漠视了那些“精英”做下的恶，我们也是在“不计后果”。美国银行系统总共有十九万亿美元的资产，你��这个问题上比我聪明十倍。就我看来，这些全都是不良资产。也许，我们保守点好了，10%或者更多的部分，应该被注销。

至于中国的银行系统，有四十九万亿美元的资产，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觉得，其中四十五万亿美元，是2008年之后产生的。这就是“不计后果”。不幸之万幸，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银行，已不再由SWIFT系统相互连接。

巴斯：衍生品市场也隔绝了。

班农：说到衍生品，这里面也有故事。那些银行家，他们嘴上不说，但行动上，都拒绝和中国的银行在衍生品市场相连接。他们不希望在中国的银行系统崩溃时，被拖进去一起死。也就是说，那些银行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行系统会崩溃。

他们都很清楚，没有哪个银行系统，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恶劣资产。有意掩饰这一切的经济学家，都是可耻的，例如伦敦的金融时报，还有那些“精英”们，包括各种经济会议的参与者，对这一切的掩饰，是他们永远的耻辱。你看看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在 Morning Joe（晨间政论节目）都说了些什么，从头到尾，都在对彭斯的演讲挑刺，打击彭斯和川普。

你应该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吧？“哦，我所有的中国同事，还有我在中国的朋友，都对我倾诉，不知道美国到底要什么。他们来到美国，想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想成为我们夥伴。但是呢，我们不断提更多的要求。”

他的这番言论就是“不计后果”。他完全清楚事实是怎样的。可是他就敢坐在那里，在公共频道的新闻节目亮相，他知道选民都会看这档节目，他就是要把那套谎言塞进选民的脑子里。

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可以告诉你，凯尔，你在这里，做着这些事情，其实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们现在想要，是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如果那些“精英”们以为自己又可以逃过一劫，告诉他们，不可能。为什么川普能够成为总统？为什么那些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党派能胜选？看看意大利、德国、法国，都是这样。还有在本周末，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阿根廷和巴基斯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卑鄙小人，知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和任何人沆瀣一气。

巴斯：的确如此。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银行系统，我们不妨假设，他们会重组，他们其实很聪明。

班农：我们就来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们的聪明是这么用的：当川普总统去访问的时候，他们不做任何改变，什么都不开放，唯独开放了金融市场（允许外资持股超过50%）。

巴斯：蛛网已经张开了。

班农：就是这样。

巴斯：他们把自己的金融系统搞坏了，再让你投钱进去。

班农：是的，��你垫背。

巴斯：为什么，全世界对此都视而不见呢？

班农：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巴斯：人们才刚刚发现……

班农：等等，凯尔。

巴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是才刚刚发现……

班农：不，凯尔，你真是善良的可以。你是个好人，所以你这么想。但这么想蠢透了。难道你真的认为，那些人，华尔街日报的，伦敦金融时报的，经济学人的，那些个聪明人，还有那些智库，你真以为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连我这样的笨蛋都能看清，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是一个个定时炸弹，那些聪明人会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

巴斯：你也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中国不一样”，这句话我听了很久了。“我同意你说的，但是中国不一样，所以报导还得这么写”。

班农：是的，但是这一切，必须终止。在九十年代末期，我们和中国有过一个交易。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各色人等是如何表现的：直接跳出来给中国当啦啦队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协派，还有所谓的“鹰派”。在1999年达成的交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是“绥靖政策”的产物。大家要明白，“绥靖政策”两党都有份，��关党派意识。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只要一谈到中国，就想着怎么捞钱。所以那些“啦啦队长”们总是说：“那可是中国呀，只要给他们最惠国待遇，让他们加入WTO，他们也会走上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也会民主投票……”

巴斯：他们会开放，他们会民主化，会允许我们投资任何领域……

班农：嗯，他们还会进入中产社会……

巴斯：没准儿还会有法治……

班农：呵，法治，然后中国就是天堂了呢。十七年后我们终于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呢？这个政权，不仅是独裁者，还是重商主义者。他们已经造就了一整套系统，为他们自己，为那些所谓的“精英”，当然，也为了他们的政权。这套系统运作良好。

现在，之前提到了三种人（啦啦队，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协派，鹰派），还剩下两种。“啦啦队”已经没戏了。还剩下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协派，还有，鹰派。妥协派，现在有了一套新的说辞，“修昔底德陷阱”。你采访过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美国哈佛约翰·F·甘乃迪政府学院教授、首任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家，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提出人），还有基辛格，都喜欢这套把戏。

他们好不容易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个宝贝，添油加醋：“美国正在衰弱，中国正在崛起；就好像古希腊在衰弱，斯巴达在崛起；若想避免全球冲突，看看历史吧，这样的局面，历史上发生了十六次，其中十二次，处理失当。正在衰弱的一方，应该做的，就是如何引导崛起的一方，融入自己的体系。新来的夥伴也许会惹麻烦，没关系，他很有实力，能做很多事情。一切都会好的。”

这两个人，格雷厄姆·艾利森和基辛格，在六十年代末，关于尼克松的对苏政策，就用过这一套胡扯。看看那时候他们怎么说的，“苏联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弱，我们要对他们谦和，对他们友善，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年放过的屁，现在又拿出来放。

里根来了，他问到，“苏联经济规模究竟几何？”回答是，加州般大小。里根说，“那他们有什么可怕的？”里根做的第一件事，授命在五角大楼之净评估小组（Net Assessment Group）任职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以及在CIA任职的比尔·凯西（Bill Casey）对苏联经济做一个完整的分析。分析的结论是，苏联经济规模只有之前估计的一半。对不起，我说错了，还要多15%（当时加州经济的65%）。

巴斯：而且他们急缺美元。

班农：是的，急缺美元。专制政权总是落入此番窘境。

巴斯：中国现在也是。

班农：苏联当时的作为，与今天的中国别无二致。他们在军事上投入巨大，拖累了经济。我们的问题是，当年胡扯混吃的狗头军师，过了四五十年又来了，“美国正在衰弱，中国正在崛起……”。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处境和当时的苏联没区别——破败的经济，急缺美元。

对那些狗头军师，我这么说，“这样如何，我们停止衰弱，驱使我们衰弱的不是什么物理学定律，只是人为决策，这样的决策，我拒绝”。我们需要一个带领我们重新振作起来的领袖，让美国再次伟大 — — 这恰好就是川普的政治基调。后来呢？不过两年时间，我们就证明了，中国是头“纸老虎”。

巴斯：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的总战略，谈到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在当今世界的位置。那么，你认为，中国下一步会怎么走呢？假设我们继续在经济层面进行果决的反击，进一步提升关税，重申我们的权益，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有行动纲领吗？

班农：首先，他们希望美国发生政权更迭。他们自信有八成把握可以干掉川普，办法就是影响众议院选举，用心理战术，用金钱收买，用尽各种手段，让川普失去众议院，然后看着他今年被弹劾。即便不成功，他们自信有十成把握，让川普在2020年败选。这就是他们的“计画一”，让川普丢掉总统职位。因为他们内部在说，“川普是我们的瘟神，我们要一个全球主义者当总统”。

巴斯：他们就等着川普出局。

班农：不只是“等他出局”，而是出手干预。彭斯昨天演讲时说到，一些媒体，比如Axios，也有报导：有情报显示，中国人正在干涉美国中期选举。这不是什么俄国人在Facebook上耍花招，这是中国人在玩命。

以上就是中国的“计画一”。

他们的“计画二”，意大利人今天刚说，中国是我们的重要夥伴（意大利支持��一带一路”）。我相信还会有更过份的“一带一路”，更多的“中国制造2025”，更多的“东印度项目”。再看看非洲南部、加勒比海地区、委内瑞拉、拉丁美洲，中国还有更多的动作。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拿到了大把的人民币。只要一个人拿了人民币……

巴斯：可是没人真的想要人民币啊。

班农：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一个大问题。

巴斯：这可是关键问题。

班农：中国的势力，已经遍布波斯湾、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甚至卡塔尔。全世界所有资源密集地区，从阿根廷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南非，都布满了他们的触角和爪牙。这就是他们在做的。

接着是“计画三”。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出版的一本教科书，很不简单，在九十年代就出了英文版，是中国国防大学的两位将官写的，书名《超限战》……

巴斯：刘姓上将？

班农：好像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因为它写出了中国的战略思想。他们认为有三种战争：信息战、经济战，最后才是热兵器战争。“我们要避免的是热兵器战争，因为美国可以轻易打败我们，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焦点就在于信息战和经济战了。他们已经赢了一路了。就那本书，如果你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再对照书里写的，你会发现，书里怎么写，他们怎么做。我认为，我深信，在川普集中行政力量应对经济战之后，他们开始节节败退，他们的政权也岌岌可危，因为我相信，“邓派”的人，还有其他崇尚集体领导的高官，都会以现行的个人崇拜为藉口，纷纷抱怨。

巴斯：那些人只是暂时还没有被监禁或者杀掉吧。

班农：正是那些还没有被监禁或者杀掉的人，已经开始坐在那里唠叨了，“邓坚持与西方合作，邓坚持改革，邓坚持开放，邓是务实的合作者，喜欢低调行事，邓从不为难别人”。他们都把习看成“毛二代目”，习现在顶着巨大的内部压力。

我在自己的广播节目里做过一个预测，已经被许多人引用了，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当时我预测，在五年之内，我们和中国会在南海开战。我22岁那年，在南海的一艘驱逐舰上服役，我当时大声惊呼，“我到底在哪儿？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每一艘从波斯湾出来的油轮，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还有无尽的集装箱货轮。南海就是高速车道。

巴斯：中国进口能源的40%，从马六甲海峡输入。

班农：我觉得三分之一的全球贸易，价值五万亿美元，都要经过那里。

巴斯：是的。

班农：当我们谈论南海问题的时候，必须明白，那里是全球贸易的高速通道。最大型的轮船，全天候的航行于南海。在2015年，中国高官来到白宫玫瑰园，当着美国人民和美国总统的面，公然撒谎。他们当时已经在南海建造了七到八个��场。他们声称那只是暗礁。其实已经建成了机场，在美济礁和斯卡伯勒礁，所有暗礁几乎都成了机场，他们还设置了火炮控制雷达，搜索雷达，还有战斗机停在那里。这些竟然都发生了。

巴斯：那里有一万英尺长的跑道。在奥巴马时期，中国专程来对我们说，他们不会在南海搞军事，“我们不会前往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区）。我们在南海的建设，都是为了科研。”我们怎么可以允许他们做到这些？无论是永暑礁，还是美济礁，还是其他那些建成了一万英尺跑道的暗礁，他们说没有设置武器，可是现在连核弹都有了。我们竟然都答应了？或者是，我们表明上不答应，实际上纵容他们这么做？

班农：在我成为首席战略师以后，第一次走进白宫，我就和麦克·福林（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去国家安全理事会接手工作。当时我就对他说，头三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把所有的战斗火力交给指挥官，当时白宫正在处理对ISIS的战争行动。

巴斯：交给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四星上将，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班农：不，交给中央司令部，让他们消灭ISIS。战斗火力必须由指挥官全权掌控。第二件，针对国家安全理事会，我们要想办法，把奥巴马任命的人，换成我们的人。

第三件，我当时说，我们要搞清楚过去几年发生了什么，找出所有和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相关的文件。只要在他们眼前经过的文件，我都要读到。人民应该知道真相。

当时在白宫，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十八到二十个小时。其中一半的时间，都用来调查奥马巴的“重返亚洲”。我要搞清楚，奥马巴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们要起诉他。

巴斯：关键人是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时任亚太助理国务卿）。

班农：是他，库尔特·坎贝尔。

巴斯：他还写了本书。

班农：后来我找到了什么呢？我本来以为会有一屋子的文件等着我。可是，只有薄薄一叠，没几张纸。再后来我发现，当时美国完全没有建立和中国对抗的机制。当时白宫有一些出色的人，但是没有人考虑“因应中国挑起的经济战，我们来制定一个经济计画如何？或者是一个战争方案？”实际上，整个“重返亚洲”战略，在我看来，就是派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到澳洲的达尔文地区，蹲着别出来。

当时，每个人都告诉我，哈里·哈里斯知道真相。我就去把哈里·哈里斯找来，向他请教了很多，在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仅一件事，就让我大为震惊。

当年我们在南海航行，荷枪实弹，雷达嘟嘟转，一切自如，无愧于“自由航行”。我们在国际水域都这样，我们如此行事，因为我们是美国海军，我们是海上自由的捍卫者。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能在所谓的“安全线路”航行，必须关掉雷达，关掉所有武器控制设备，像个乖小孩一样，��悄地把船开过去。可以说是求着他们让我们过去。

巴斯：这些我都不知道……

班农：他们在国际法庭上输掉官司以后，中国，竟然想把南海变成他们的内海。

巴斯：这个我知道。他们在1949年提出来的“九段线”就是个笑话。

班农：他们认为南海是自己的，可是他们欠准备。他们一看到人就会念叨，“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不容置疑的”。然后，人们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写进某些文件里，放在电视节目里，就像一句咒语一样被反覆念。这就是中国想要的，他们相信可以用“反覆说”的方式把假的变成真的。

你刚才问我，将会发生什么。我在自己的广播节目里就说过，会有战争。引爆全球冲突的火药桶就两个，一个在卡塔尔和波斯湾，另一个就在南海。别想着朝鲜了，朝鲜就是中国的跟班，所有的朝鲜问题，都是中国的把戏。川普总统对朝鲜问题的手段很高明。南海才是大问题，战事一触即发。就这几天，某个晚上，作为一个前海军军官，看到那两艘船……

巴斯：相隔仅50英尺。

班农：德凯特号驱逐舰正在巡逻，中国的驱逐舰就直接过来挑衅。就隔着五十英尺。如果两艘船真的撞上了，200到300名船员当场毙命。绝对如此。如果那两艘船以当时的航速相撞，灾难就爆发了。

我虽然不确定船上装载的武器和燃料在冲撞发生后会如何，但是，我可以确定，在那个航速下，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是“不计后果”，更是对我们的挑战。

记住这点，德凯特号当时在巡逻，在某一块暗礁方圆十二海里的范围内，是十二海里喔。中国声称那块暗礁方圆十五海里都是中国的领海。他们接着说，美国海军进入了那块暗礁，那块中国已经改建过的暗礁，方圆十二海里的范围，侵犯了中国领海。

在我看来，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J·川普，一直对中国很公正，也在努力构建良好的美中关系。事到如今，我认为川普总统应该给中国一个“七十二小时大限”，中国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从南海撤走所有雷达，所有军事设施，所有战斗机，那些跑道上的东西，岛礁上的东西，全部清理乾净。中国只有七十二小时的清理时间，七十二小时一到，美国海军亲自出击，拿下所有暗礁，卸掉所有装置，一切重回国际海域。

美国海军重回南海，捍卫航线开放，他们竟说美国在挑起事端。

我越来越相信南海问题会如此发展：正因为中国在南海没碰过钉子，所以他们会越来越放肆，终于招来大祸。我认为总统应该先发制人，给他们“七十二小时大限”，告诉他们，“你不做，我来做”。看他们敢不敢阻挡美国海军。

巴斯：你是说，七十二小时一过，立即开打？

班农：我没说要打仗，我说的是“清理”……

巴斯：可是，我们要去“清理”，他们也不会同意……

班农：国际法庭已经判决他们离开南海。为什么不执行呢？看看那些“达沃斯党”（意指热衷于达沃斯论坛的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得天花乱坠，一群人欢天喜地，他们从来不会像你这样看问题。他们只会像中国官员一样，中国官员可以站在美国人民面前，看着你们的眼睛，对你们说谎。这事就发生在2015年，就在白宫玫瑰园，美国总统就在边上站着。

巴斯：没人追究当时总统（奥巴马）的责任。

班农：没人追究。后来，如你所见，国际法庭来主持正义了，告诉中国，他们在南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判中国败诉，且不可再申诉。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在南海赖着不走，还说那里是中国的领海。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有许多人在对我说，“班农，你真是疯了，我们都不觉得南海要打仗。”

大家要理解，到底什么是全球经济。虽然我是国家主义者，但我知道，美国经济健康的基础是贸易。无论是国民主义者，还是经济保守派，都不反对贸易。他们激烈的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利用重商主义的专制者，竟然也享受了“贸易自由”。

川普想要的，其实他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就是公平对等的贸易。现在，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有个了断。中国必须明白，川普绝不妥协。他是一个讲究公平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还在尝试与中国继续合作。但是，美国被耍弄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巴斯：让我来问一个有点惊悚的问题……

班农：我们还有更惊悚的没聊？刚刚我才说了我们会在南海打仗（笑）。

巴斯：算是从这个点上衍生出来的问题。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很惊悚，那就是，如果我们不管南海了，叫上第七舰队一起回家，会如何？

班农：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认为，大家不能忘了，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整个美国的发展，联动全国的铁路，整个西海岸……美国的各方面，都和亚洲经济的健康息息相关。

巴斯：根据宪法第五章，保护日本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我想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只能在战争和撤退之间二选一？

班农：撤退是不可能的。

巴斯：想都别想？

班农：想都别想。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凶险。可能有所缓和，也可能再出现一个“慕尼黑”（意指纳粹兴起）。的确有不少人会说：“我们就退一步吧，他们已经建成了那些海岛，他们是新兴的海军力量”。

巴斯：“所以还是别打仗了……”

班农：川普有几个核心原则，其中一个就是“不干涉主义”。同时，“美国第一”包含了“国家安全”，美国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同盟国的安全，这就是“美国第一”的真正含义。

川普全球到处跑，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事实上，他缓和了俄罗斯问题，缓和了叙利亚问题，他寻求解决阿富汗问题，寻求解决朝鲜问题，还有委内瑞拉。观众们要明白，上述问题，没有一个是川普制造的。始作俑者，恰恰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还有那些骡子干的“达沃斯天��”们。

他们制造了朝鲜问题，制造了阿富汗问题，委内瑞拉问题，中国问题，搞了一堆烂摊子，然后让川普来收拾。川普反覆说的是，“同盟国的安全，和美国自己的一样重要”。

如果你问问新加坡，问问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问问他们，与美国海军为邻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他们会告诉你，“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是必要之事。我们需要美国在这里，需要美国海军在这里，如果我们失去了南海，我们的贸易就完了。中国会一手遮天。”

这一切中国都明白，所以，想尽办法让我们离开南海。其实他们已经行动了，在搞所谓的“心理战”，也就是碎碎念：“一万两千海里之内都是亚洲…….再这么下去就完啦，南海要战火纷飞啦……”

巴斯：他们一直这么说……

班农：还有，“南海要变成伊拉克啦，变成叙利亚啦”。听我说，我是“美国第一”最高调的倡导者。在南海遏制中国，刻不容缓。

巴斯：这很有意思。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美国不实行“人员管理流程”呢？我想你也读过了DIUX出的报告（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实验室出的一份报告，关于中国的间谍活动），据说这是一份“解密报告”，但我没发现这份报告曾经被“加密”。国防部的这份报告说，中国间谍进入了我们的大学研究部门，还有其他机构的实验室……

班农：还有武器实验室。

巴斯：武器实验室是由DAPRA（国防高等研究计画署）和美国空军赞助的。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些地方实行“人员管理流程”呢？

班农：我们先纠正一下。那些报告的确是“解密报告”。报告里涉及到三十万中国留学生，一万名承包商。至于那些武器实验室，我想有三分之二都是美国的智慧型资产。在那些留学生和承包商里，有一定比例的中国间谍。

巴斯：他们都在我们的武器实验室工作。而我们的武器研究，都是政府赞助的。

班农：你的问题，剑指虚伪的“政治正确”和毫不掩饰的“贪婪”。那些承包商，比如博兹·阿伦（Booz Allen，面向美国政府的资讯公司），还有公司，还有政府项目管理者，他们怎么能够为我们的武器实验室雇用那么多中国国籍的人？武器实验室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命门所在。这么荒唐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如何恶化至此的，但是，管理层一定有内鬼。他们很擅长利用“政治正确”掩饰罪恶。伦敦的金融时报最近就泄漏了我们的信息：我的一位同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川普移民政策主管），很了不起的年轻人，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要驱逐三十万中国留学生，办法是吊销他们的留学签证。我们没有决定要那么做，只是考虑过。

这一切就那么泄漏出去了。读金融时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绥靖派。比如那个董云棠（Stephen Miller，前亚洲助理国务卿），我很高兴她已经离开了，她为“理性妥协派”出工出力，在缅因州捞到了一个农场。“理性妥协派”在我们的国防部、国务院、甚至情报部门，看似尽职尽责，其实天天为中国卖命，又想着给自己找退路。

巴斯：我不赞成驱逐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有三十四万人。

班农：我也不赞成。我赞成的是：如果有留学生是间谍，全部查出来。而米勒制定的方案是：如果我们能证明他们是间谍，就送他们回中国。

巴斯：国家安全问题，我首先关注的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保护国家安全？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要求，只有美国公民，甚至，只有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能参与触武器研究项目？

班农：你的问题抓住了本质。

巴斯：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班农：其实有明文规定支持你的主张，只是这些规定被绕开了。我相信在技术上，如果我们细究法律，一定可以发现他们的问题，只是管理层视而不见。

巴斯：还有一个更恶劣的问题，孔子学院，进驻了很多美国大学。孔子学院是中国军方赞助的。我们怎么能允许孔子学院进入我们的校园？

班农：这的确不可接受。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个CIA赞助的机构……

巴斯：或者就一个天主教堂。

班农：天主教堂，这个例子不好。这涉及到另一件大事，教宗方济各已经和中国达成了协议，允许北京的无神论专制者自己挑选主教。所以天主教堂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教宗已经向中国屈服了。恰当的例子是，让CIA或者DNI（国家情报总监）成立一个学生会，在中国宣传CIA文化。

这完全不可能发生，你也知道，完全不可能。中国肯定会说，“这不行，因为有损于我们的国家主权”。

巴斯：对孔子学院，我们该怎么……

班农：解散它们。

巴斯：怎么做呢？

班农：让他们关门走人。

巴斯：依据哪条法律呢？

班农：等等，你又被绕进去了。就像有些人总是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传播文化，他们在教普通话”。听着，他们是中国军方赞助的。

巴斯：他们甚至在孔子学院里设置“接待室”，这到底怎么回事？

班农：这一切都会震惊所有美国人。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没人报导。那档节目，60分钟，怎么不去报导孔子学院呢？

巴斯：他们会的。

班农：他们在20年前就该这么做了。这一切今天才发生，是因为人们终于受够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如此得人心。看看他刚上任的时候是怎样的，现在完全不同了，人们站出来发声了。这是一场精彩的逆转。

再来看看我们的大学……我就直说了，为什么总是哈德逊智库，之前有郭文贵事件，昨天彭斯的演讲也在那里，还有白邦瑞博士，为什么总是哈德逊呢？为什么其他智库都不参与呢？

巴斯：因为他们都被中国收买了。

班农：最后，我们不妨用这个话题来收尾。刘鹤，习主席的经济顾问。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他，也有一点点的相互了解。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今年六月，中美举行近一年以来最重要的一场会谈，刘鹤来了。一到美国，他��去白宫，不去财政部，而是直奔国会山，去找那些自我标榜“自由贸易者”的共和党人。我们要记住，在贸易问题上，那些共和党人才是川普最大的麻烦。当时那些共和党人都疯了，一起对着川普嚷嚷，“自由贸易好，自由贸易好……”

所有概念（例如：“自由贸易”），只要涉及到中国，都会被加一条，“中国不一样”。久而久之，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就被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站出来，郭文贵会站出来，白邦瑞博士会站出来，因为人们质疑这一切。整个趋势，就是人们现在说的“从绥靖到反击”。

有些人把我们看成与“宽大包容”势不两立的强硬派，甚至给我们贴标签 ——“战争派”，说我们是一群战争狂人。不，我们不是，我们要的恰恰是终止战争，终止对美国的经济战。如果你仔细看看那些“绥靖派”，就会知道，其实他们都被中国坑了。近25年到30年，中国搞了一大堆战略经济对话，其实呢，一句话都没有落实。他们真正在做的，就是夺走我们的工业，他们是一个“强盗政权”。中国的真面目，就是强盗资本主义。川普总统的行动，让我极为感佩。

昨天彭斯的演讲，必定载入史册，因为那标志着历史的拐点。彭斯直言不讳，“闹剧结束了，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用心险恶，我们知道你们有一个全能神政府，一直在伤害我们。我们即将反打，打到赢为止。”

巴斯：感谢你接受采访。就在美国商务部的入口处，可以看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唯公平对等，方可贸易”，这句话说出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想惩罚谁，更不想和谁打仗，我们要的，只是公平。即便我们还没有得到公平，我们也深信，公平是存在的。好消息是，过去半年到一年，中国问题一直暗流汹涌，在昨天，随着彭斯的演讲，大势已定。谢谢你能来到这里。

班农：感谢邀请。这一切真的很棒。

巴斯：是的，非常棒。

班农：看看这里，我们就在这个开放空间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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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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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疯狂IPO：想象中的一夜暴富现实中的流血上市

@巴伦写道：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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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潜望》作者：王潘

编辑：高宇雷

图片制作、校对审核：腾讯科技孙实

2017年10月17日上午，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投行摩根士丹利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摩根士丹利一位负责承销的老板正当着众人的面驱逐另外两家投行高管离开。

“你们两家投行的人，都给我滚出去！像你们这样的小机构，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和我们这样的核心投行一起讨论定��？”

一位当时在场的投行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听到这样的话，现场的几十人都惊呆了，被驱逐的人更是一脸错愕——所有人都知道投行在同一个IPO项目上会暗地里掐架，这次实在是太明显了。

当然，在巨大利益面前，不会有人真的离场，发生争执的投行人士还是很容易被“劝和”，大家还是坐在一起开始讨论趣店的发行价。趣店CEO罗敏推门进来，在几家投行的建议下，只用了几分钟讨论，很爽快地敲定了定价24美元，然后转身离开，让CFO杨家康负责各大机构的额度分配。

接下来，为了争抢趣店的投资份额，5家投行差点在会议室里打起来。其中一家中资投行没有为自己的客户要到太多份额，指着一家外资投行的鼻子骂，问对方凭什么要那么多，是不是歧视中国人。

过去两年，类似的疯狂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演，“导演”不同，但“剧本”却是出奇的相似。

2018年7月9日上午，在中国香港中环的香港联交所敲钟大厅内，凡客创始人陈年从人群之中笑着向我走来。雷军是凡客的主要投资人，以“情怀”营销而为人所知的陈年在现场当然不会吝惜对于“老板”的溢美之词。但是当听到我问他“怎么看小米IPO当天跌破发行价”时，陈年脸色大变，扭头就走。

陈年作为雷军好友，曾深度参与了小米的发展。有小米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5年是小米上市前压力最大的一年，雷军在当年11月的小米发布会上一度哽咽，满怀深情地说出那句“我所有的向往”，作为文青的陈年就是幕后的主导者之一，但是此次策划随后被指太过煽情，小米此后的发布会没有再走类似的路线。

小米上市现场火爆异常

在陈年的身后，是小米的股东、员工、亲友、合作伙伴和媒体记者。大厅内人满为患，快门声此起彼伏，几乎是一个大型人类排列组合的合影现场。“请大家尽快离场，不要逗留，港交所接下来还将举行其他公司的上市仪式。”这已经是港交所发出的第四次催促了，但是并不管用。

小米带几百人出入上市仪式，让港交所很慌乱。有了前车之鉴，比小米晚几天上市的公司，则被严格限制了人数，比小米晚4天IPO的51信用卡，在敲钟前一天还在担心是否能把所有人带进去。

7月12日，映客比小米晚3天上市，当天一共有8家公司同时在港交所上市。映客CEO奉佑生告诉腾讯《潜望》，映客原本计划是在6月底之前就完成IPO的，但是由于小米一路插队，被开绿灯，导致同时期赴港IPO的其他企业被延后了两周左右。“我们是3月交表，小米是5月交表，最后他们比我们先上。”

当很多公司选择去港交所IPO时，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也不甘落后，他们包揽了绝大多数金融科技企业和电商企业的IPO。而中国大陆的A股市场，也成了很多新经济企业IPO的新选择，尤其是科创板的推出，更让不少企业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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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下半年至今的两年时间内，中国近百家新经济公司完成IPO，这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资本的狂欢，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造富行动，它所创造的身家超1亿元的富翁数成千上万。有投行人士打趣说，2018年在北京、上海、香港和纽约这几座城市的上空，飘着的都是钱。

回到小米上市的现场，这家公司当天邀请了几百人到现场，上市仪式结束半小时后，大家依然不肯离开，全都在合影留念，港交所催促也无用。最后，港交所只好将室内灯光渐渐调暗直到熄灭，才看到一群人从漆黑的屋内走出来。

他们不会知道，背后是这家公司未来一年以内仅有的光亮。不同于之前科技公司的上市，最近两年上市的公司，大多经历了上市前的暗礁险滩，上市后的股价低潮。

互金闯关

2017年，由P2P平台信而富在纽交所IPO开始，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去美国IPO的序幕正式拉开。可以说这是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IPO大年，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完成上市的中国新经济公司中，大多数都是金融科技公司，包括趣店、和信贷、拍拍贷、简普科技、乐信等。

2016年9月9日，即将出任趣店CFO的杨家康从前东家所在的城市广州飞到北京，参加趣店的IPO启动仪式。不得不说，从一年以后正式IPO时资本市场的反馈来看，这被证明是一次成功得不能再成功的IPO。

一位投行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在趣店IPO前一天，5家投行聚集在纽约摩根士丹利总部，各家投行为了自己的客户争夺趣店的投资份额，用于现场登记的Excel表格改了又改，因为超额认购太多倍，300亿美元认购一个只有10亿美元的案子，大家都想买到趣店的股票，趣店CFO杨家康不得不在现场劝说各家的客户都少要一点额度，不停地说抱歉。

趣店能够获得美国各大基金看好的重要原因在于，有阿里巴巴的加持。原本趣店希望投行不要向客户兜售趣店背靠阿里的故事，但是讲这个故事既简单直接又很管用，各家投行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个故事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是真的一样，以至于万一哪天出现瑕疵的事，就会被无限放大。

2017年10月18日晚，趣店在美国纽约包下一家酒店的顶层，一百多人一边俯瞰曼哈顿的夜景，一边观看舞蹈表演，举杯同庆趣店于当天上午在纽交所成功上市。只用了3年就做到市值超过110亿美元，这几乎已经创下中概股公司IPO的新纪录，他们没有理由不开心。

不过，在大家觥筹交错之间，却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场主角是趣店的关注和讨论即将登场。时年34岁的罗敏，因为这场IPO身家上百亿，却也同样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每天都面临铺天盖地的质疑。如果只是媒体的声音，罗敏或许还可以不在意，但是如果这样的讨论引起整个行业环境的变化，这将直接影响趣店的业务。

更早前，由于北京监管层出台文件，叫停行业内校园市场相关业务，罗敏迅速砍掉这部分业务，相应裁撤了1000多地推人员。一位趣店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7年1月23日，趣店在三亚举办年会，罗敏在台上演讲时没忍住掩面痛哭，那些曾经他亲自招来的应届生们，如今早已不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兄弟。

2017年12月1日夜间，在趣店IPO之后的第43天，《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正式下发，趣店股价应声下跌。尽管当时就有短线投资者向趣店表达不满，但是也有很多长线投资者表示不关注当前股价，看好趣店的长期发展。

上述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了五六家公司的IPO计划泡汤。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能怪趣店，监管出台是早晚的事，趣店只是促使监管政策早些出台了而已，但是这对正在准备IPO的公司而言，却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一位互金投资人告诉腾讯《潜望》，当时一家对外号称是技术输出，实际依靠现金贷超高年化利息赚钱的创业公司，已经在和投资人商量去纽约IPO时顺道带大家去附近哪些地方游玩，但在上述通知出台后，再也没有了下文。

12月1日晚上，乐信CEO肖文杰在深圳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当飞机落地，他的手机被铺天盖地的微信和未接来电轰炸了。

肖文杰告诉腾讯《潜望》，就在前一天，自己还和投行开完会，决定下周一正式开始启动路演。不过乐信和投行判断，监管政策有可能在周五（12月1日）下班前出来，到了下班时间还没出来，自己就放心去北京了，但一下飞机，自己彻底傻了，怎么也没想到监管层会这么拼，竟然连夜加班出台这项政策。

马上就临门一脚完成IPO了，却不想发生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因为上述政策的出台，投行要求乐信必须清楚评估该政策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原定于下周一的IPO��演不得不取消。眼看着圣诞节就要来了，乐信聘请的投行、会所和律所大家都想着节前可能已经无法完成IPO，甚至已经开始商量要去哪里度假。所有人都在释放一个信号，乐信IPO可能要黄了。

肖文杰一度有些绝望，但是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他只好拽着内外部团队拼命赶进度。最终，几个团队一起，几乎一直通宵熬夜，花了近两周时间才完成评估。

这两周，乐信负责IPO的团队成员即便完成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待在香港不能回来，害怕被其他同事问“不是去上市了吗？你们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没戏了？”这样的问题。乐信首席风控官刘华年从深圳去香港办完事以后，肖文杰叮嘱他干脆回家歇息几天，不要去公司了，以免被同事问起来不知如何回答。

接下来，肖文杰团队还要与时间赛跑，必须在圣诞节前一周赶到香港、旧金山、纽约等多地完成路演，说服投资者下单，在节前完成IPO。

12月21日上午，乐信终于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日股价最高涨幅一度达到65%。经纬创投合伙人肖敏告诉腾讯《潜望》，乐信IPO那天，整个敲钟现场气氛压抑极了，完全没有富途上市时那么轻松，尽管两家公司都是开盘之后暴涨。

敲钟当天，肖文杰没有丝毫的兴奋，他太过疲惫，只想一切结束早点回酒店睡一觉。就在上市前一天，他还在投行的引荐下，在纽约见了7家机构。其中最后一场是去见一家大基金，对方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风险官见了肖文杰团队，简单聊完几个问题就走了，肖文杰没有抱任何希望。他甚至抱怨这个会安排得有些多余，还不如不见。结果见完刚回到自己住的酒店，这家基金打电话给投行，他们要下单。

参与乐信IPO的华兴资本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Claire Yeh告诉腾讯《潜望》，乐信原定于12月8日上市，但是由于月初的监管新规，导致节奏被打乱，最后拖到了圣诞节前才完成IPO，几乎可以说是大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分钟”。要是再晚一天，美国就进入圣诞周，美股开始休市，投行和律所四处休假，IPO一事只会被束之高阁。

“围猎”美团、小米、拼多多

如果说2017年是互金企业的IPO大年，那么2018年则是百花齐放的一年。小米、美团、拼多多、蔚来汽车等数十家企业都在这一年完成了IPO。其中，小米、美团、拼多多、腾讯音乐、爱奇艺这5家估值均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同一年IPO，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从未有过。

2018年4月，雷军就在想如何为小米IPO造势。一位小米联合创始人告诉腾讯《潜望》，在小米董事会的讨论中，雷军打算将小米硬件综合净利润率定为永远不超过3%，但是遭到投资人的反对，他们认为3%太低，因为哪怕汇率波动一下就可能使公司亏损，这才建议改到5%。

上述小米联合创始人告诉腾讯《潜望》，这一决定被小米的承销商们得知后，大家又一致向小米建议，公布这个消息对小米IPO不利，最好能够低调处理，但是雷军比较坚持对外公开，承销商也不好再做劝阻。

这段时间，眼看着小米就要前往香港上市了，全世界的资本都在关注，而自己却与这件事没有关系，富途创始人李华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但是李华也知道，小米参与投资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老虎证券，并且是第二大股东，所以对与小米的合作并不抱有希望。

不过，李华得知富途的一位设计总监曾在小米工作，与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关系很好，是后者的得意弟子之一。李华希望借助这层关系参与小米IPO，就让这位总监给自己和黎万强拉了个微信群。

5月的一个下午，李华与富途控股金融及企业服务总裁邬必伟从深圳飞到北京，直接前往小米五彩城总部，去见黎万强。结束之后，二人又被介绍去见了小米CFO周受资，周受资当时正忙于小米CDR的事宜，只留出了15分钟，但是在简单交流后，他当即表示同意富途加入小米IPO承销团。由于当时小米绝大多数承销商已经确定，富途算是赶上了末班车。

邬必伟告诉腾讯《潜望》，实际上，当时小米完全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拒绝富途，但是后来却证明，选择富途是无比正确的决定。在小米IPO认购中，通过富途一家的认购额就覆盖了小米全球公开认购的份额。

当然，小米投资的老虎证券虽然不是承销商，但也参与了小米股票打新。这两家互联网证券公司，此后还在多个IPO项目上狭路相逢。2019年上半年，这两家互联网证券公司也先后在美股上市。

在美团点评IPO过程中，尽管美团和富途有共同的股东腾讯和��杉资本，但是当时双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论私人关系，老虎与美团也更有渊源，因为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与美团点评CEO王兴是清华的师兄弟。

8月一个周五的晚上，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和他的投资人一起，与王兴夫妇在北京共进晚餐，与其说这是一场业务合作交流，还不如说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的创业心得交流。因为在整个美团IPO过程中，王兴很少亲自参与事无巨细的事，通常只会在一些大事上出面拍板。在此之前，巫天华通常会通过微信把老虎证券为美团打新做的很多宣传发给王兴，后者一般会很客气地表示感谢。

第二天周六一早，巫天华又与美团负责具体业务的人见了面，随后又去见了美团负责运营、商务、法务、产品、技术、市场等各个部门的人。要与美团走完整个过程，需要进行不少的沟通和对接，首先就要拉不少的群。在腾讯《潜望》的追问下，巫天华现场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到近20个与美团打新相关的微信群。

邬必伟向腾讯《潜望》透露，富途有了做小米IPO的成功案例，美团到香港路演时，就通过红杉资本介绍找到美团的高层，希望能成为其承销商，原本顾虑可能会被拒，但是谈下来发现很顺利。最终，美团上市时，富途平台的认购数据比此前的小米还要好。

拼多多的IPO，从时间上来讲是夹在小米和美团之间完成的。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告诉腾讯《潜望》，拼多多从当时超过3亿的用户量来看，事实上已是一家公众公司，上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早日让公司面对公众的监督，这样拼多多或许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忽然有一天公司管理层决定上市”。

2018年6月，拼多多负责上市的团队正与投行等几家中介机构对首版招股书进行结案，却突然传来公司被“围堵”。6月13日，拼多多上海总部大楼被14名商家围堵大堂，他们以“维权”为名，试图冲撞、击打大楼保安人员，强行翻越闸机，抢占电梯，部分商家身着“非法冻结钱款”字样的服饰，并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据拼多多当时的披露，现场聚集的14名问题商家中，7家存在售假情况，6家存在商品描述不符情况，1家存在虚假发货情况。

达达告诉腾讯《潜望》，拼多多内部讨论认为，应将“新加坡治理模式”引入至平台整理规则中，对于真正的假货应该进行根绝、歼灭式的打击，所以当时除了聘请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之外，还制定了整个行业最严格的规则。“这触动了制假、售假商家的利益，这些商家的反弹是非常厉害的。有商家纠集人员跑到拼多多来打牌，阻止员工上班，还有员工自己住的家里也被人上门威胁，泼上红油漆，写下‘欠债还钱’的大字。”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拼多多的IPO进程。

参与了拼多多打新的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告诉腾讯《潜望》，过去一年自己参与了众多IPO案子，发现CEO全程参与的很少，有些CEO也很少出来见投行，但是黄峥却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不但自己全程不参与，还不去美国敲钟，这在以往从来都没有过。

而王兴尽管同样是第一次敲钟，也和黄峥一样低调。一位美团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尽管美团和小米上市时体量差不多，但是美团的舆论声量明显不如小米，因为王兴偏向低调，不想出风头，但是雷军几乎拉来整个圈子的朋友为自己造势。

一位雷军的好友向腾讯《潜望》透露，2018年5月3日，小米向港交所递交IPO招股书，雷军这天却在做着一件重复而低效的工作：他亲自出面，挨个给自己的圈内好友、被投项目的创始人发微信、打电话，希望对方能够回应他那封公开信《小米是谁，小米为什么而奋斗》，也以自己的角度写一篇《XX是谁，XX为什么而奋斗》的文章。

5月4 日，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暴风集团CEO冯鑫、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华米科技CEO黄汪、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猎豹移动CEO傅盛等数十位雷军好友都发文回应雷军的公开信。雷军应该很享受这些人的回应，他喜欢被人众星捧月。

7月7日晚，小米上市前两天，雷军与几位小米高管一起围坐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家露天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回看当天凌晨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1/4决赛巴西对阵比利时。不过，雷军的心思却不在世界杯。

据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当晚雷军自比“苦心人”越王勾践，亲自在沔商总会（注：雷军家乡湖北省仙桃市原名为“沔阳”）、王峰十问智库群等多个微信群发布了蒲松龄描写“项羽灭秦”和“勾践灭吴”对联的下半句：“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一家企业IPO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往往都是企业和投行想让你看到的。实际上，光鲜与华丽背后，往往暗潮涌动，诸多环节都会存在竞争与博弈。

在2018年这波IPO大戏中，连交易所都站到了台前来拉客户。为了拉拢小米、美团等去香港上市，港交所总裁李小加不顾众多反对声音，很坚定地推动了“同股不同权”制度的产生；拼多多创始人黄峥不想去美国敲钟，纳斯达克为了吸引拼多多前来IPO，历史上首次采用了中美两地同时敲钟的方式；最特别的是纽交所，为了IPO早餐会能够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他们在西餐之外还加入了蒸饺、扬州炒饭等中式菜品，味道也很正宗。

一位参与蔚来IPO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蔚来（英文名“NIO”）上市前，股票名称“NIO”原本已经被一家美国公司先预留了，但是为了说服蔚来到纽交所来上市，纽交所找到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多轮游说，终于劝对方放弃了这个名字。

然而，最精彩的博弈通常都来自投行。在企业IPO过程中，企业需要聘请投行、会计师团队和律师团队辅助公司完成上市，其中投行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等工作。通俗地说，就是帮企业在IPO过程中把股票卖给各大基金客户。

投行与投行之间通常会因为分工、承销费分配以及投资额度分配起争执。投行与企业之间，也会在定价方面诉求不一致，投行希望定价低，以便基金客户赚到钱，以后对方才愿意跟自己继续合作，但企业通常希望定价高，这样募资同样的额度稀释的股份就更少。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业内称“大摩”）是全球最强势的两家投行，但与此同时确实也拥有其他家比不了的资源优势。如果一家小企业聘请了高盛或大摩，往往自己就容易丧失话语权，最终可能成为“待宰的羔羊”。如果企业体量足够大，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承销费也将很可观，这样谁也不想丢单，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话语权相对要强，比如小米、美团、拼多多这样的公司。

投行圈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2017年，有一家规模较小的中国公司赴美IPO，因为聘请了强势的大摩，导致公司几乎丧失了话语权，这家公司感觉到事态不对，赶紧想办法半路聘请几家新的投行参与到项目中，大家一起抗衡大摩，不然在定价环节，可能只有被对方通知的份。

但如果是大项目，供需关系可能发生逆转。一位接近拼多多IPO项目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8年6月，有报道称拼多多将向SEC（美国证监会）递交招股书，文中提及了几家承销商的名字，其中一家并没有参与该项目的国际大投行也被错误地写了进去，这家投行看到报道后主动找到拼多多，说既然写错了不如把我们也加上，但囿于份额以及具体操作时间限制，拼多多只好婉拒了对方。

一家全球顶级投行既是小米又是美团的承销商，该投行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小米的定价区间当时被几家承销商认为偏高了，所以当时雷军做决策面临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是美团的价格并没有很高，加上自身话语权很强，承销商也就很少出现反对的声音。

上述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在香港讨论小米定价区间的过程中，当时有投行想压价，建议雷军把价格定低一些，雷军就在现场给对方讲了一遍“新物种”的故事——“小米是全球罕见的同时能做电商、硬件、互联网的全能型公司，是独一无二的新物种”。听完后这家投行仍然表示，定价还是有些高了，于是雷军在现场又把“新物种”的故事讲了一遍，对方有些无语，只好选择沉默。

这是一个戏精出没的行业，投行经常会在企业管理层面前“争宠”。一位投行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8年秋天，在中国香港一家投行的会议室内，某中国大陆公司聘请的几家投行人员齐聚，该公司CEO走进来，其中一家投行的负责人赶紧上去迎接，赞扬对方穿得帅，让座、端茶倒水、“这是我们做的，这也是我们做的，这家机构答应下单1000万美元也是我们拉来的”，其他投行的人看到这副阿谀奉承的样子，心中暗自开骂。

而在私下里，一家投行见到了企业的管理层，就可能偷偷跑去告状，说其他的投行哪里做得不好，做事拖延，对接投资方没有尽全力等等。所有的“演技”背后，都打着利益的算盘，那就是希望在金主面前能够有个好印象，以便最终能分到足够多的份额。

趣店IPO前一天，五大投行几十人聚集在大摩纽约总部办公室，CFO杨家康开始与投行讨论承销费分配，当听完杨家康的分配决定后，有两家投行表达了强��不满，其中一家投行的负责人向杨家康抱怨分到太少，“这么少，竟然这么少，我真的很失望”，然后在现场咬着牙用单手一瞬间将一支笔折成了两段，现场的人都心跳急剧加速，害怕他站起来打人。

最严峻的时刻

2018年6月27日凌晨一点半，在投行的带领下，雷军、小米联合创始人王川、小米CFO周受资一行抵达波士顿进行投资路演，向波士顿当地投资者推介小米股票。早上7点半开始，雷军团队一共参与了七个路演会。

一位参与了小米波士顿路演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不少美国投资者都知道小米，会问及小米如何与苹果竞争，但是也有投资者没有提前做好功课。其中一场路演，小米CFO周受资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小米，介绍完之后一位投资者上来就问小米手机系统和安卓系统是否能够共生，一旁的雷军略显无语。

而一周前小米在香港的路演更加备受瞩目。6月21日中午，香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5层的一间会议室门口挤满了人，现场进行严格的邀请准入制，每家想进去的基金都需要在门口先登记，两三百人陆续步入会场，未被邀请的机构却只能被挡在门外，有人上前去说明情况，希望临时被放行，但还是被拒。这样的热闹盛况，很多香港投资者都是第一次见到。

12点45分，一身西装的雷军准时出现在现场，小米IPO香港路演正式开始。他走到台前演讲，频频爆出他“发明”的小米概念词：“小米全球独一无二”、“小米应该是腾讯乘苹果的估值”、“小米是新物种”……惹得现场投资人大笑不止。有机构表示小米的定价高了，雷军略带苦情的回了一句：“总不至于连550亿美元都不值吧？”

虽然路演现场热闹空前，但真正到了要掏钱下单的时候，各家却畏首畏尾，盘算着自己的利益得失。一家参与了小米认购的基金总裁告诉腾讯《潜望》，虽然小米对外宣称近10倍的超额认购，但是实际上是个人投资者较为踊跃，机构投资者并没有那么踊跃，很容易就认购到额度。小米IPO前公开募集最后一天，现场的机构认购刚刚满额，而他管理的机构拿到了100%的配额。“要是3月份的时候，你跟雷军说17港元，估计他理都不想理你，人家那时候觉得自己要25港元。但真正大家要认购的时候，他确实比较被动。”

这家机构还参与了美团的认购，上述总裁告诉腾讯《潜望》，美团虽然没有像小米那样造势，但是美团是一家纯正的互联网公司，更容易获得基金认可，下单认购比小米要火热很多，王兴相对也要强势，基金下单他主要选择了长线基金。

这家机构还希望参与拼多多、富途等企业在美股的认购，但是发现额度都很难抢，拼多多还认购到一部分，富途直接没分到额度。

IPO前，拼多多受资本追捧程度远超想象，各家机构抢着要买入拼多多，一家证券公司更是先斩后奏，先在自家App上宣传用户可以参与拼多多打新，然后再去问拼多多要份额。

黄峥很少参与IPO过程，他只在香港参加了两三场路演。上述接近拼多多IPO项目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比起台面上的路演问答，大家问着重复而无趣的问题，一家国际知名基金负责人私下说的一番话更让黄峥印象深刻。对方说自己看到阿里在自身一些项目的部分投资条款里，拼多多被单独列为一条——“禁止投资”，比如你要投资蚂蚁金服，就不能投资拼多多，这反而坚定了自己投资拼多多的兴趣和信心，“说明阿里担心搞不定你们”。

拼多多路演完，连投行都傻眼了，想不到会超过20倍认购。由于超额倍数太多，拼多多当时有权在区间最高价基础上提价20%。一位拼多多IPO团队成员跑去问黄峥，提价可以多募超过1亿美元，黄峥直接回复“不提价”。

“公司文化里有一条叫做本分，本分的意思就是当你有能力‘占人便宜’时，出于本分的价值观你不去这样做。“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向腾讯《潜望》解释不提价的原因，“本分对我们就应该是从头到脚的贯穿，每个细节都该去执行，不能说你制定这个文化自己都不遵循”。

高光过后

上市，对很多公司而言，有了更多的融资通道，创始团队和老股东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适时退出，看起来是一件好事。

映客是少有的IPO市值较一年前预期更高的企业，2017年映客准备以60亿人民币估值装入宣亚国际，但是最终失败，于是只好去香港独立上市，IPO首日市值就突破100亿港币。上市那天，映客CEO奉佑生非常开心。奉佑生告诉腾讯《潜望》，自己之所以没有面临来自投资人的压力，是IPO让他们都赚到钱了。

拼多多IPO，也超出了投资人的预期。拼多多投资人、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宓群告诉腾讯《潜望》，自己投资拼多多（当时叫拼好货）时，已经与黄峥认识十年了，知道黄峥这个人有能量，但当初不会想到这家公司能在3年间快速发展做到如此之大的规模，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去IPO。

由于光速中国投资的拼多多、美团点评、中际旭创等多个明星项目相继IPO，也使得此前的LP们有了很好的回报。宓群向腾讯《潜望》透露，正是因为LP们对光速中国此前取得的业绩满意，所以有LP还提前向自己打了招呼，希望光速中国下一支基金募资时能保证他们的额度。

谈及拼多多IPO，MFund魔量资本创始人胡泽民告诉腾讯《潜望》，自己当初投了黄峥这个项目，最后这一切就像梦幻一般，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投少了。

不少企业完成IPO以后，创始团队变得很有钱。洪锋是小米的联合创始人，小米IPO后他个人身家近百亿。一位熟悉洪锋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有人在小米IPO之后恭喜洪锋，但是洪锋自己却很苦恼，他说现在这么有钱了，接下来该去哪里寻找新的兴奋点。

实际上，对于过去两年IPO的绝大多数公司创始人而言，他们的苦恼远比洪锋要多，因为IPO只是他们全新压力的开始。上市之后遇到的压力也许反而更大，要解决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上市前要少。

拼多多上市，全员期权锁定3年。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告诉腾讯《潜望》，IPO完成后，压力并没有减少，最大的挑战来自某竞争对手对拼多多的围剿力度明显加大了，从去年的双十节、双11到今年的“618”，逼迫商家“二选一”的力度有增无减。

“他们不仅逼迫商家‘二选一’，还要求商家发微博骂拼多多平台上卖的不是正品且产品有问题。其中有一家我们去交涉，就问对方‘你们为什么说我们平台上在卖假货呀？这不是你们品牌自己在卖的货吗？’他们回应说‘哎呀没办法，我们也是被逼的呀！’ ”达达说。

51信用卡CEO孙海涛告诉腾讯《潜望》，自己以前以为，上市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是一个收获很多光荣与梦想的时刻。“但是实际上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困难、焦虑甚至是挑战，再去挂个牌，对自己的感觉就像完成了一个任务，谈不上开心，反而是担子更重了。”

孙海涛说，一年前启动IPO时，各方面行情都很好，所以自己很开心，预期也很高，但是最后IPO的时候，行情已经大变，与自己的预期落差挺大，甚至一度担心被投资人撤单，导致发行失败。“选择区间最低价定价，是因为有些机构也是咬着牙下单的，比如对方说在你最低价时下1000万美元，那就意味着我们哪怕要涨一分钱也要跟对方电话确认，但是如果不涨价，你就不用确认了，而你涨价对方就可能不买了。”

但51信用卡已经足够幸运，由于当时的资本市场环境很差，有一家公司原本要与51信用卡同一天IPO，孙海涛还想着敲钟当天互相道贺一下，哪知道IPO当天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从名单上消失，后来才知道是这家公司有投资人临时撤资，挂牌不得不取消。

另一家2018年赴港IPO公司的CEO告诉腾讯《潜望》，在上市前，自己号召身边好友来买亲友股，公司只定了一个比较低的价，“很便宜，你们看要不要买点”。当时有很多朋友响应，少则买了几百万港币，多则上亿港币。但是两周后公司定价出来，公司估值只有原本预期的60%，他就向好友打趣说，你们看我这是在给亲友股放水，大家听了很高兴，觉得定价这么低应该能赚更多。哪知IPO以后，股价竟然暴跌不止，直接遭遇腰斩，他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被坑了”的朋友。

“敲钟前一天晚上12点多，我和老股东在香港一家酒吧喝酒，他们就像训小学生一样问我为什么这次搞砸了，是不是哪家合作伙伴没找好，哪家机构没有拉来，哪个环节没有做好。我知道如果我们IPO不是这个价格，这个局面，我完全没有任何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由于过去的投资人有那么高的期望，而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就算他们的问题再傻，想骂那就让他们骂一下好了，我就假装喝醉了没听见。”上述CEO说。

一家中国公司赴美IPO完成后，几天之内股价暴跌，单日跌幅就曾超过10%。这家公司的资本市场总监告诉腾讯《潜望》，那段时间自己压力很大，由于美股是北京时间晚上才开市，到了晚上自己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非常多愤怒的电话打进来，甚至有些一上来就直接谩骂，自己只能耐心去跟人解释。

后来，这家公司的CFO去美国见到了一家参与IPO认购的机构，该机构的负责人在一个会议室里指着这位CFO的鼻子骂：“你知道我们亏了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被你坑了多少吗？”

2018年9月13日，蔚来顶着中国电动汽车第一股的光环登陆纽交所，目标直指特斯拉。上市第二日，蔚来股价一度暴涨90%，市值达到130亿美元，一家可比肩小米、拼多多的新巨头仿佛就要呼之欲出。

然而，现实的魔幻之处总是难以想象。一位蔚来北美员工告诉腾讯《潜望》，2019年3月底的一天，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飞到美国加州硅谷，来到蔚来北美总部，在现场宣布“要进行组织优化，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并宣布了要裁员40人的决定，5月还将进行第二轮裁员，两轮裁员完成后，北美总部员工数还有600多人。与之同时进行的，是蔚来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裁员，累计缩减4.5%的员工数。

蔚来裁员的背后，是其首款量产车ES8今年第一季度的交付量被认为不及预期。这背后深层次的体现，是“两个蔚来”的博弈：一个是挑剔的媒体眼中问题频出的蔚来，另一个是绝大多数车主心中无比喜爱的蔚来。批评它的人觉得它一文不值，喜欢它的人又对它爱不释手。

2019年4月21日，一位知名车评人在微博对所有蔚来车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一些蔚来车主看不下去，一哄而上到微博下方评论，双方展开一场隔空骂战，一向比较“佛系”的李斌看到这一幕也怒了，他连夜要求这位车评人道歉。

李斌告诉腾讯《潜望》：“我们自己其实不是很在意别人质疑，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但是车主会觉得不爽，甚至会跑去跟人撕，我每次看到都很不是滋味。而且往往负面的谣言更容易传播，这已经对我们的销量产生影响。”

上述几幕，在过去一年IPO的美股公司中时有发生，但对在港股IPO的公司而言几乎是普遍写照。小米上市当晚，雷军在香港君悦酒店的IPO庆功宴上放出豪言，要让IPO首日买入小米股票的人赚到一倍的钱，但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力。

2018年7月18日，一架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落地广州白云机场，衣着平常的雷军从经济舱走出来。一周以前，他带领自己创办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市值超过500亿美元。

一小时后，雷军来到广州小鹏汽车产业园参观，正式开启他的广州IPO答谢之旅。在小米上市过程中，雷军的一帮兄弟都参与为公司护盘。在小米上市第二天，何小鹏耗资1亿美元买入小米股票，以实际行动支持小米。同在广州��欢聚时代（YY）创始人李学凌也买入了小米股票。

小米上市第二天，也就是何小鹏宣布1亿美元买入小米股票的当天，其股价表现一扫上市首日破发的“尴尬”，收盘报收于19港元，较开盘价17港元上涨13.1%。这天雷军特别开心，他当即就在多个微信群发了单个金额上千元的红包。

一位小米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抵达广州当晚，雷军请了七八位朋友在广州一家餐厅聚会，大家把酒言欢，结束后还觉得没喝尽兴，于是又到李学凌家喝第二轮，几个人喝完了三四瓶红酒，直到深夜才散去。第二天一早，雷军又从广州飞到武汉进行IPO答谢，与湖北首富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一起，戴着安全帽走访了汉口北的工厂。

雷军在忙于IPO全国答谢的时候，也许没有预感到，小米的手机业务就要遭遇增长瓶颈了。通常来讲，第四季度是一年之中手机销量最好的时候，但是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出货量2500万台，相比上一季度的3330万台，同比减少24.9%，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

尤其在中国大陆市场，小米被华为和荣耀两大品牌双双完败，市场份额严重被挤压，这才导致雷军在发布会上一反常态怒怼华为。随后，一篇《雷军失态，小米失势》的文章传到他那里，他看到后勃然大怒。

实际上，在雷军自比“苦心人”越王勾践那天晚上，在众人的吆喝声下，他后来还在群里发了蒲松龄对联的上半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是描写西楚霸王项羽灭秦的故事。项羽当年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个曾经完全不如自己的手下败将刘邦，有一天竟会让自己陷入麻烦。

业绩压力加上市场行情普遍不好，小米股价一跌再跌。2019年1月9日，小米很多员工几乎是倒数着这个日子的到来，到这天小米上市半年，意味着员工可以套现，很多百万千万富翁都将诞生，想着至少可以去公司旁边的橡树湾小区买套房。然而真的到了这一天，小米跌至历史最低价10.5港元，比发行价下跌38%。

雷军为拯救小米股价，在今年进行了多达11次的回购（截止到6月17日），总金额超过8亿港元。但如此频繁的回购，无法逆转大势。尤其是在6月3日，小米股价更是跌至9港元以下，相比发行价17港元接近腰斩。

当天，一位雪球网友的调侃截图在朋友圈疯传：“雷军曾说过，要让上市首日买入小米股票的投资人赚到一倍。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四倍。”

比起上市之后遭遇的各种挑战，有公司甚至直接在上市当天就泪洒华尔街。P2P平台信而富成功登陆纽交所那天，本应是高兴的日子，但几乎所有人脸上都挂着沮丧。当天上午，信而富CEO王征宇在纽交所大厅敲完钟后，搭乘电梯回到七层与中外媒体见面，采访中说到投资人投了信而富十几年都没有退出，公司却没有让他们赚到钱，一度哽咽。

腾讯《潜望》在现场看到，眼见老板情绪有些低落，信而富的同事们相互鼓励，他们多次提到腾讯、搜狐和唯品会，说这几家公司当年也以很低的市值上市，但后来都实现了很多倍的增长。

当晚，信而富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包下一家西餐厅，举办上市庆功晚宴，CFO沈筠卿更是没控制住情绪当场哭了出来。他辛辛苦苦一年操盘信而富上市，最后IPO市值竟远低于上一轮融资时的10亿美元估值。“我对不起大家，这当然不是我想接受的价格，公司被贱卖，我比谁都心痛。”

腾讯《潜望》在现场看到，十几分钟后，王征宇接过话筒，也没控制住情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发狠地说了好几个“不容易”以及为什么不容易，他再三强调“要挣钱”，每个字都近乎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

“我们做路演面对投资人无穷多的问题挑战时，多么希望背后的数字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撑，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腰板挺直点。所有参与过这个过程的人，在过去48小时所经历的痛苦，你们无法想象。打铁得靠自身硬，最终要实力说话，你如果软弱，资本市场就是嗜血的性格，吃你不吐骨头。”王征宇说。

如今两年过去了，信而富非但没有复制腾讯、搜狐和唯品会当年股价暴涨的神话，还面临被强制退市的风险。那个曾经泪洒华尔街的CFO沈筠卿，也已经离开他所在的岗位。

就在昨日，信而富宣布将停止P2P业务，由香港OET公司投资1亿元人民币，转型做助贷，利用流量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

IPO“门外人”

与上市之后遭遇更大压力的企业相比，还有更多的公司甚至无缘敲钟，它们有些已经被彻底挡在了IPO的大门之外，有些还在等待新的窗口期来临。

2018年9月19日，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火箭队来了四个中国人，他们分别代表自己的公司专程来这里赞助火箭队。其中三家公司的名字分别是腾讯、比特大陆和你我贷。这三家企业中，除了腾讯一直是NBA的合作伙伴以外，另外两家都是即将准备IPO的企业，其中比特大陆是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矿机生产商，你我贷是P2P网贷平台。

一位比特大陆前员工向腾讯《潜望》透露，火箭队老板莫雷对区块链技术很感兴趣，派他的90后小儿子代表火箭队与比特大陆旗下蚂蚁矿池洽谈了合作，并最终同意后者用比特币现金进行支付。

一周后的9月26日，比特大陆于港交所披露IPO招股书，正式启动赴港上市计划。如果你看看比特大陆的业��，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轻而易举就能赞助NBA球队了。根据招股书，比特大陆营收从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5.17亿美元，并由2017年上半年的2.76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上半年的28.46亿美元，其营收增速堪比火箭速度。

比特大陆的净利润从2017年上半年的8300万美元增长至2018年上半年的7.4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8倍。这样的业绩是什么概念？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净利润已经超过了同期的小米和京东，仅次于百度。而同样于2018年上市的美团和拼多多，还在巨额亏损之中。

好消息接踵而至，10月10日，胡润百富榜出炉，中国最富有的1200人中，比特大陆占据5席，完败其他同行企业，其中有两人更是包揽了“85后”首富和“90后”首富。当天，比特大陆多名员工转发榜单链接，恭喜同事入围富豪榜，一度在行业刷屏。

12月19日，在比特大陆公开招股书近3个月后，你我贷母公司嘉银集团也正式向美国SEC递交了IPO招股书，申请在纳斯达克上市。相比而言，你我贷所处的P2P行业一直处于强监管之中，其IPO与比特大陆相比更艰难，行业里另外两家P2P平台更早前在香港递交招股书，但都上市失败。但随着嘉银集团递交招股书，比特大陆和你我贷这两家公司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形势如同过山车一般逆转。

腾讯《潜望》获悉，2019年1月25日，北京雁栖湖会议中心，比特大陆创始人吴忌寒在公司年会上与另一位创始人詹克团抱头痛哭，二人早已是身家几十亿的创业者，但此刻他们就像孩子一般互相哭诉和安慰，一旁的同事被这一幕惊到了，有人赶紧上前递上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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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陆创始人詹克团（左）与吴忌寒（右）年会现场抱头痛哭

一位比特大陆前员工向腾讯《潜望》透露，过去一年，比特大陆遇到了诸多麻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申请上市失败。

此外，2018年下半年，由于币价暴跌，比特大陆最大的营收来源矿机销售遇阻，公司业绩急转直下。两位创始人又被曝出在公司发展方向上产生严重分歧，公司的人工智能转型之路也不顺。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选择裁员，大多数同事都被HR约谈，最终从3000人裁到只剩1000余人。

吴忌寒和詹克团十分难过，曾经用区块链梦想招揽的一批批同事，如今不得不请他们离开公司了。在比特大陆，哥白尼团队主要做BCH（虚拟数字货币）开发，曾在公司内部如日中天，但在这一轮裁员风暴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被“一锅端”。

真正堵死比特大陆上市之路的是港交所。今年初，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瑞士达沃斯向腾讯《潜望》谈及比特大陆等三家矿机企业的IPO时说：“你过去通过A业务赚了几十亿美元，但突然说将来要做B业务，但还没有任何业绩。那我就觉得当初你拿来上市的A业务模式就没有持续性了。那你还能做这个业务，还能赚这个钱吗？”

对比特大陆而言，李小加所指的A业务是矿机销售，而B业务则是人工智能芯片业务。稍晚递交招股书的你我贷母公司嘉银集团于2019年5月10日上市成功，但比特大陆的赴港上市计划已经彻底泡汤。

腾讯《潜望》获悉，比特大陆为提升团队士气，今年3月又给员工重新分配了期权，港交所IPO失7利之后，他们本有意前往科创板IPO，但也明白很难获批通过，接下来很可能选择去纽交所或纳斯达克IPO。

实际上，2018年上市失败的新经济公司远不止嘉楠耘智、亿邦国际、比特大陆这三家矿机企业，其他上市失败的新经济企业还有凡普金科、我来贷母公司Welab、沪江、找钢网、土巴兔、正奇金融等，其中有公司只差临门一脚了。

2018年6月23日中午，一身休闲打扮的马云满面笑容地从香港四季酒店匆匆走出，在他的身后，是一名身着西装革履、眼神犀利的保镖。几乎同一时间，雷军也在同一地点结束了小米IPO发售全球新闻发布会。

他们二人不会想到，一年以后，各自的公司又会在港股再次相遇。

就在上周，已在纽交所IPO的阿里巴巴决定在香港二次上市。特殊的时间点和形势，阿里巴巴此次上市将美国投行高盛和大摩排除在外，中金和瑞信将牵头此次上市。

如你所见，2019年，仍将是新经济公司的IPO大年。除了阿里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字节跳动、滴滴、快手们的IPO大幕什么时候拉开，IPO的钟声不会就此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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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r1031-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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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勇士：极权之殇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最后一篇长文。本文完结之后，我不会再就中国经济发表任何长篇论述。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天涯发两篇长文，篇幅都在两万字左右，每次写得呕心沥血。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无非是等待丧钟敲响而已。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最后记忆只可能是这一种：饥饿的邻居挥舞着菜刀向他的脖子斩下来。

我上世纪末走出校门，经历过最为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在本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曾经对变革有着超乎想象的期盼。我曾经在07年一手主持了这个国家第一宗旧村自行改造，这个案例发生在佛山，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村集体与地产商直接合作，将村属土地改变功能，变为国有商住用地，然后直接开发和销售。村集体可获得其中约四成的销售收入。这种做法将政府排斥在外，政府不作为征地主体出现，土地无法集中到政府手里，当然就收不到多少地价，不能在旧村地的改造中分享到太多利益。然而佛山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认可了这种改造模式。广东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个做法提炼和推广开来，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这类三旧改造项目。政府当时的治理逻辑是不与民争利，将利益留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收敛的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来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变了。我们的政府不再收敛，不再藏富于民，不再容忍民众与政府分享利益。在这个国家走向横征暴敛的同时，权贵资本开始成型，并轻易的扼杀了原本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这种治国逻辑的变化，迅速带来了恶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最高接近20%下降到10%，现在已经不足7%。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完全丧失增长性，坠崖就在眼前。而在广东，三旧改造已经只剩下深圳还能勉强推进，广州三年没有成功过一宗，佛山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三两宗罢了。地方政府禁锢三旧改造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容忍分享不到土地收益的局面。将收益留给村集体？笑话！

在本文之前，我发表了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史一文，用了一万来字阐述了隐藏在土地制度变迁背后的治国逻辑的变化。治国是有逻辑的。你出台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纸决定，都在宣示你的逻辑。如果你的治理逻辑可以成立，那这个国家将会会顺理成章的走向发展之路。如果你的逻辑荒谬无稽，那这个国家只能走向崩塌。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采取的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治理逻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末日的殇曲，将会怎样敲响？请期待序章–他山之石。

序章他山之石（之一）

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整体信奉天主教之后，基本上就陷入文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公元1500左右，欧洲都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状态，无孔不入的宗教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维护教皇的无上权威，所有平民都必须循规蹈矩，活得像行尸走肉。你要是没事研究研究天体运行规律，论证一下世界的起源和上帝没啥关系，纯属物理和化学范畴的事，教廷能直接把你丫烧死。一手结束这黑暗中世纪的是英国。当然，英国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地理上，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大陆上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势力以及欧洲各皇室势力对它的影响力很弱。英国本身又是由多民族构成，凯尔特民族、日耳曼民族再加上桀骜不驯的维京族人，整天相互看着就不顺眼，各族人就跟原始部落似的划分领地，彼此敌视，��事就大打出手。英国国王要在这一堆野蛮人里实现统治，就必须妥协，要按照部落联盟的规则治国。所谓部落联盟之主，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治权，没事绝对不能干涉各部落的内部事务，更不能随便向各部落收税。如果有个英国国王不识好歹，要刷存在感，大家伙立刻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到1215年，就弄出来一个《自由大宪章》，把英国国王部落联盟长的身份以法律形式给定了下来。此后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国王想反抗，次次都被打脸打成猪头。

就这么过了三百年，到1500年代初，英国又出了一个奇葩的君主，亨利八世，这哥们直接就不把当时权倾天下的教皇看在眼里，对于当时宗教禁止离婚的规定嗤之以鼻，没事就找个新老婆，一辈子结了六次婚。罗马教皇气得够呛，宣布取消这哥们的英皇加冕认证。亨利八世对此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在国内玩起另外一套宗教体系“圣公会”，自己给自己认证。本来英皇也就是个部落联盟长，统治权来自于各部落的认可，和你罗马教皇没啥关系。现在大英部落联盟宣布脱离你教皇体系，还不用再给罗马教廷交税了，高兴得很。教皇的权威受到挑战，火冒三丈，立刻就开始惹是生非，挑动当时的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去攻打英国，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20年，双方互有胜负，一直打到1604年，西班牙财政不堪重负，被迫和英国议和。欧洲大陆就此捏着鼻子认可了英国皇室背弃天主教廷的行为。整体说来，就是黑暗的天主教体系居然对英国这么个部落联盟国家无可奈何。黑暗的中世纪就这么出现了一线曙光，大家一看你这个没事就叫嚣我要代表上帝惩罚你的教皇，也就这两把刷子，堪称弱智与无能的代表人物，谁还服从你啊。宗教改革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派的基督教，在英国境内则出现了清教，这俩的教义出发点，都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再被教廷随意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大词对面的，其实就是天主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对主教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对民众自由的剥夺，对平等的践踏。平民百姓必须要从黑暗的宗教手中争夺权利，让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牲口。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千年禁锢一旦打开，欧洲人民立刻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陆续到来，欧洲经济为之一振。而英国作为禁锢的突破口，当然就享受了最大的回报。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英国国王从来没享受过一个真正的君王的待遇。英王没有��税权，和欧洲大陆上的君王相比就是个乞丐；他手上也没有军队，当然也不能随意的发起战争；他甚至不能随意的将国人投入监狱，因为这个人隶属的部落长（也就是贵族）一定会就此提起抗议，而英王在他的抗议面前只能屈辱的让步。到1680年代，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廷的挑唆之下，雄起了一把，打算把自己弄成权力大一统的欧洲大陆式的帝王，还杀了一批贵族。英国贵族一怒之下，直接了当的就把国王给推翻了，然后从荷兰随便找了个小贵族回来当国王，再弄出一个“权力法案“，把国王当成傀儡，搞起了君主立宪制。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议会选举正式就任，国王自此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民当然享有最大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勇敢的英国船长们满世界的开拓航线寻找财富，而学者们则一会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一会儿发明蒸汽机，真是活力勃发生机无限。就这么发展下来，到1860年代，英国就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霸主，把天主教大国西班牙掀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号称日不落帝国，威风凛凛唯我独尊。

在英国发展的历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很有趣的支线，而这条支线到两百年后竟然异军突起，变成了人类历史主线。1500年代初期亨利八世跟玩似的搞出的新教组织圣公会，到了1600年代早期，俨然成为英国国教，居然学了天主教的那一套，开始迫害清教徒。当然了，英国人的玩法和血腥残忍的天主教没法比。按罗马天主教皇的习惯做法，对于异教徒，那是要杀之而后快的。英国的部落贵族们相互制衡，对于宗教屠杀这种需要高度动员才能完成的组织大事，严重缺乏执行力，最后只能是把清教徒赶走了事。于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大成果美洲大陆，就成为流放异教徒的首选之地。

清教徒们到了北美洲，基本上复制了英国部落联盟制的那一套。都是漂洋过海死后余生的亡命之徒，大家谁也不服谁，有事也只能是商量着来办，没人能一言九鼎。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北美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1770年代，就因为不肯向英国交税，开始要求独立了。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中，北美洲这种不毛之地就跟鸡肋似的，丢了也不可惜，根本没有为之大规模流血牺牲的必要。派出大军把北美独立联军给灭了，也只能收到一点鸡零狗碎的税钱，对英国贵族来说，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要知道当时富饶的亚洲刚刚被征服下来，腐朽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的国库里堆满了黄金，街头田间挤满了愚昧无知的平民，这家伙要是占领下来，又能抢到钱，又能抢到可供工业品倾销的市场，真是一举两得，贵族们都要挣得盆满钵满，赶紧把手头的军队都派过去抢地盘就对了，美洲大陆要不要的，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北美那帮子连队列都站不齐的民兵，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赢了所谓的独立战争。这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将军英勇善战，实在是英国贵族们对占领北美没兴趣，从来没真正的以举国之兵和北美联军打一场货真价实的国战。

美国建国之后，同样延续了之前的部落联盟体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各州在财政、行政和司法上相互独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指挥权，恨不得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没有。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由于林肯的努力，总统的权力才有了一定的扩张。这种弱势中央政府体制与美国的建国史有关。华盛顿将军能吃几两干饭，一起闹独立的领袖们都清楚得很，那可真是和英明神武扯不上关系。仗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说了，治国理政更是一坨浆糊。总之，开国领袖们相互之间就看不上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政府，将治国大权统统授予美国大总统，只能是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在立宪会议上相互吐口水挥拳头，最后弄出来的总统角色，就是个救火队长，哪里出了毛病，就由这厮累死累活的去背黑锅。至于大权独揽乾纲独断，那是想都不要想。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英美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弱势中央政府体系，和欧洲大陆源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大政府体系之间的竞争。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算不上有多大的权利。就算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政府，其松散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苏格兰地区算是英国的传统组成部分了，都有上千年历史了，到2014年还在闹独立公投，说不给英国政府面子，那就不给面子。投票结果还要非常接近，55%反对独立，45%同意独立。这要是英国政府不好好干活，不给大家好日子过，人家再闹一出独立公投，那是分分钟的事。这种事放在欧洲大陆的大政府身上，那简直不可想象。德国的鲁尔郡要是敢闹独立，立刻就是一支军队过去，把你独立叛国分子揍得哭爹叫娘那都是轻的，随时都是机关枪一阵扫射，不管你主犯从犯胁从犯，一律杀光了事。

当然，对于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竞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国王权势最弱的英国在工业时代的早期成为了日不落大帝国，这种威势一直维持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衰落下去。而建立在松散的联邦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则赢得了下半场，接替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可撼动。美联储在12月17日加个0.25%的利息，全世界都得绷着神经熬夜等消息，不敢有丝毫怨言。欧洲和日本的大政府，包��中国的极权政府，相对于松松垮垮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竟然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场百年竞赛之中，为何越是松散开放的政府，就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为何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成绩就越差；而极权政府，则基本上都是被直接淘汰的命，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再次回过头来，审阅一下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

序章他山之石（下篇）

美国建国之初，社会秩序那是根本没有的，整体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对于广袤的北美洲而言，美国一开始的那300来万人口，基本上就像是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必须的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福利救助，那都根本谈不上。一来是没人手，二来你也根本管不上。东部的“新约克郡”还稍微好一点，人口相对集中一点，中西部地区的常态就是走上一星期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孤独的牛仔们看不到异性，被逼得只能搞断背山。这真要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违法犯罪，想要找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黄花菜都要凉成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还真的只能做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1783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央政府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期盼各个州在收到税钱之后，拿出那么一丁点打赏给可怜的中央政府，让政府雇员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在当时做美国总统，就是拿来挨骂用的。反正无论你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平民百姓来说，那都是啥用处都没用，除了偶尔出现收点税钱，平时根本就见不到，那当然一见到就要逮着骂。你拿来吹嘘的那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是日不落帝国没打算和你们这帮土老帽较真，让你们丫捡了个便宜罢了。华盛顿在任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堪称一事无成，最后灰溜溜的下台，然后被美国人民彻底遗忘，三年之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结束了自己背黑锅的一生。这厮的总统生涯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帮中央政府争取到了分享部分关税的权力，政府雇员们好歹能领到工资了，算是没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给坑死。至于想干点事业出来，一没钱二没人，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里顺带说一句，由于收税堪称是美政府建国之初的唯一职能，税吏们恨不得同时承担起了人口统计、财产纠纷处断和社会治安维持的重任，这种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税务局的规模一直极为庞大，权力也一贯大得吓人。到了今时今日，对美国人口的基础资料掌握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税局了，能详尽到你丫一顿饭花多少钱平均多少天看一场电影的份上去。

虚弱的美国中央政府当然谈不上搞什么统一的经济规划，这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的宏图伟业，只能是看着美国各个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北部各州的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南部各州就搞农奴制，要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门道，也谈不上有啥激烈冲突。关键是大家都有扩张的欲望，广袤的西部平原，谁都想去占领。整个美国的国家体制又十分松散，各州州长执掌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宝贵的人力资源，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纷纷都想往西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发生冲突，于是南部各州就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自己建国了。这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坎，真要认可南部各州独立建国，也不是啥了不得的事，本来联邦就是个松散架构，分了也就分了，没啥大不了，关键是抢地盘的冲突还在，那可是本质冲突，你南部各州建国也就算了，居然继续和我北方抢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是为黑社会抢地盘的最高级形态。美国总统林肯借着这场战争，好歹给中央政府抢了点收税权，算是扩张了一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先是临时征收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战后虽然废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00年代初期又恢复征收。然后，中央政府还有权针对一些特定商品比如烟酒之类征收消费税。这么一弄，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能挺起胸膛做人，不用再低声下气的看各州脸色。自此之后，阔起来了的美国总统总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权威，不再是个纯背黑锅的倒霉蛋形象。所以林肯总统是美国此后历任总统的偶像，无非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开拓了钱源而已。

这之后，总算获得了财权的美国政府终于能干点实事，于是第一时间启动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把铁路铺到西部平原的几乎每个角落。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安管理体系，着手打击黑帮，联邦警察在西部抛头颅洒热血，为日后好莱坞拍摄西部枪战电影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的生存环境大幅度改善，不再是犯罪者和嗜血狂徒的天堂，变得能够吸引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移民。1860年美国只有3100万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东部各州；到1900年就增加到了7600万，约有一半生活在西部。

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始终都极其有限，对比欧洲诸国的大政府，美国政府堪称穷得一文不名。修几条铁路养几个警察，就把美国政府手里那点钱花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指望打造世界级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抢地盘。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就是内敛，“门罗主义”主导了整个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义的精神很简单：你们别来美洲来侵犯我的利益，而对于你们那些个的国际事务，美国统统采取中立态度，绝不掺和到你们的利益争端里面去。就让我自个在这里好好打理这面积广袤的北美大陆就完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政府都会时不时的冒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倾向，只不过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实在找不到别人出来替天行道，只能逼着这位性格内向的爷出来抱打不平充当世界警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1800年代的美国，那可真是充满了生机。西部大片大片的空地，向联邦政府交个几百美元意思意思，就能获得数百亩地的永久产权，作为百年基业传给子孙后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起每年再交点财产税完事。各路怀着梦想漂洋过海的猛人挖空了脑袋挣钱。今天的深圳算是山寨大户，大肆剽窃各种国际高精尖技术，其实当年的美国才是山寨界的祖宗，无论英国和西班牙弄出啥新产品，纽约人民立刻就能复制出来，然后卖得全世界都是，让英西政府恨得牙痒痒。而美国政府，则是一以贯之的穷得要命，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妥协弄出来的跛脚汉，就算想干点与民争利的坏事，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靠发行债券度日，还得整天看着债权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一不高兴跑上门来逼债，那政府官员都要失业去喝西北风。这种政府高度收敛的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不可触犯的基本政治伦理。让美国政府去开办垄断型的国有石油冶炼企业，然后再把所有加油站都收归国有，最后再规定个天价般的油价，其中还有一半是税钱，每年能从老百姓手里收刮走5000多亿的钱，这种事美国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内部就是否参战爆发了巨大的争论。如果真要去打这一把，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扩张权力，尤其是扩张收税权。如果不去打，那就是自绝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一仗打完，就要重新划分地盘，如果美国打赢了，那就能真正进入此前无从着手的亚洲地区，好歹也试试做殖民地主的味道。最后争议的结果，支持打仗的占了上风，美国中央政府借势恢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快这两种所得税收入就取代之前的消费税和关税，成为美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逐渐变成房产税。美国的财税体制自此成型，并延续至今。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终于可以不用再过苦逼的穷日子，也能在接下来的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把收税权抵押出来，大规模的发行美债，实施凯恩斯主义来挽救国家经济。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美国政府只有那么一点儿消费税征收权，就算抵押出去也不值钱，面对经济危机，那可真是只有等死的份。

一战打完，美国人其实并没有获得啥实惠，《凡尔��条约》基本上无视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是英法两国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根本插不进手去。所以这份条约因为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划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骂声。最后中国没签，美国也没签。中国参战固然没捞着好处，看起来好像美国同样白打了一场仗。但是这场战争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具备了全面动员能力。这为它日后承担起真正的大国责任打下了基础。到二战初期，美国人民因为一战没捞着好处的教训，打算维持其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根本就不打算参战，也不做战争准备，常备军才33万人，就算是本土防御都很勉强。后来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火冒三丈，立刻宣战。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已经是财大气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战争总动员，到战争后期，美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这种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反法西斯同盟能赢得二战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美国政府自此成长为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同样没有之一。

我们今天审视美国政府的成长史，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傲慢和肆意扩张的特性。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收敛的、权力边界非常清晰的组织。它成立之初算是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此后也就这么忍饥挨饿的过日子，一直熬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消费税征收权，终于算是能吃饱饭。到了一战期间，拿到所得税征收权，然后在二战期间被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百年来的历程，基本上谈不上主动，勉强算得上是因时成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收敛状态，大规模解散军队，将1200万常备军裁撤到只剩两百来万人。和苏联搞冷战对抗搞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增兵。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同样严格执行自我禁锢的原则，今天的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有很多算是军队的专利，美国政府也没有拿来垄断挣钱的打算，统统都拿出来民用，让老百姓开公司挣钱。如果是中国政府强大到美国政府的份上，估计连街头理发店都会是国有垄断经营了，人家美国政府偏偏就是没有这种觉悟，偏偏就是要收敛，死活不与民争利。这他山之石，真是让我中华上国为之汗颜。

然而，这整个序章只是阐述了现象，没有揭示出规律。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相对最为收敛的政府，能创造出最为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政府的权力边界越清晰，就越能在工业时代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政府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侵占民众的产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恶果？

第一章工业的本质

这一章很简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生产史。早期人类处于游猎状态，捕猎是主流，加上一些有意无意的种植和驯养。随着种植和驯养技术慢慢提升，欧亚大陆逐渐发展成农业社会。请注意，我这里所称的农业是大农业，农林牧渔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了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对羊马骆驼的驯养行为。

农业和原始游猎的区别是什么？原始游猎的技术含量低得要命，大不了掌握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完事。最高级的游猎状态，也就是掌握动物群的行动路线，判断出猛兽群的动向以提前躲避，然后跑到鹿群的迁徙路线前面设埋伏，这就是最原始的趋吉避祸。所谓游猎文化，只不过是对自然环境的迎合，而农业已经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农民和牧民都已经懂得寻找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精心育种，有意识的改良生物品性，刻意打造合适的自然环境，改善水土结构，以获得好收成。一旦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纷纷开始尝试主动改造世界，真正的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欧洲和亚洲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欧洲农民种小麦出来磨面粉，东南亚农民种水稻出来煮米饭，这两者谈不上有啥优劣之分。绝对没有吃面包比吃米饭高贵的道理。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放羊的那帮牧民，掌握的生产技术无非是挑选出更强壮的公羊出来作为种羊，然后往更肥美的草地迁徙，并且掌握放牧的分寸，不让羊群把草根都吃光，以便来年草地能恢复元气。这与农民精心育种挑水施肥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往东把汉族王朝打得叫苦连天，没事就中原陆沉一把；往西则把欧洲诸国打得愁眉苦脸，谈黄祸而色变。但要说这是因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基本上就是扯淡。总结起来，无非是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相对农耕民族更低。牧民们长期追逐水草而居，全副身家都放在马背上，大汗们的战争动员令下来，草原汉子们操着弓骑着马就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跟着大汗烧杀掠夺去。农耕民族相对起来就很吃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改良成本，开荒挖井，修筑水渠，松土施肥，把生地逐步改良成熟地，花个3、5年精心伺候一块地，才能让它获得好收成。但是只要弃荒个一年半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以农耕为主的汉族王朝和欧洲诸国要发布战争动员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坚壁四野以获得战略纵深，根本就做不到，农民们根本就不可能轻易舍弃辛辛苦苦对抗大自然改造出来的田地。所以汉族王朝和欧洲诸国都只能是沿着边界修满城堡，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全部放在守土有责之上，完全没有机动能力。大家的生产技术水平都差不多，战争资源都相差不大。但是我农耕民族只能死守一地，而你游牧民族能够相机而动，那当然充满了主动性和侵略性。按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无论防御方怎么严防死守，总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一旦被马军破口入寇，四处机动劫掠，农耕王朝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够了再回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耕王朝发生内乱，自己人也趁机开始杀自己人，那立刻就会亡国，让游牧民族过一过短期占领的瘾。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本身并不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西欧和东亚河网密布，没有大规模的草场，也不合适放牧，游牧民族长期待着，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游牧民族总是会很快被农耕民族反击回去。想要长期占领，除非游牧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技术，转而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就好像匈奴融入欧洲成为匈牙利人，而满族融入汉族，生活习俗已经彻底汉化，连满语都已经失传。

农业文明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欧洲陷入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而东方则迎来了大一统的儒教王朝。东西两方的文明，一起落入了极权的桎梏之中。偶尔会有中间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冲进来抢掠一把，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文明的停滞状态。改造大自然的技术，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啥值得一提的进步。农业文明无非就是两件事：选育良种、改善水土。比起游猎的不确定性来说，农业文明固然有了提升，但本质上依然是看天吃饭。有趣的是，东西两方的极权势力，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西方的教廷烧死了布鲁诺，严厉禁止天文和物理学研究。而东方的皇帝则把技术工人定义为贱民，世世代代不能置办田地，更不能读书当官。北宋的儒官里面好不容易出了个科学家沈括，在天文水利上颇有研究，立刻就被整个儒教官僚体系视为另类，被编了无数怕老婆的段子，还被泼了很多忘恩负义的脏水，名声臭大街。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技术官僚存在，大家都以不通实务为荣。你要是能懂得计算土木工程量，你在官僚群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如果你丫居然连账本都能看懂，那不好意思，你立刻就成为全体官僚眼中的贱民，沦落成师爷那一流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了升迁的机会。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何极权一定要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

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改造手段非常有限，本质上依然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四时寒暑，只要节气不调，颗粒无收的结果，就是饿死。想要掘深井以抗旱灾，筑坚堤以抗水患，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无论农民还是牧民，对上天的敬畏是不可遏制的。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廷还是东方的儒教王朝，统治权都是建立在平民对上天的敬畏之上。天主教皇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而东方的皇帝，则是上天之子，两者在本质上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拿了老天爷的名义出来吓人，以获得大义的名号。然后拿点资源出来，干点灾难救济的事，设几个灾棚派粥，再借点高利贷给灾民买种子，就足以让面对天灾手足无措的平民百姓感恩戴德。这要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天不足畏，天灾不足惧，那帝皇就没有了统治依据。所以极权统治，需要绝对保持平民的敬畏之心。一旦民智开启，老百姓真正掌握了世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得心应手的应对自然灾害，对上天没有了敬畏之心，当然也不会对极权统治者抱有好感。

在序章我们阐述了英国的崛起之路。孤悬于外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部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奇葩国王，让英国花了三百年的时间，逐步从天主教廷的黑暗禁锢中挣脱出来，并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人类自此迈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段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没有之一。可惜的是，在东方大一统的儒教王朝统治之下，则没能成长出一个这样的特例。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历史的主线先是英国，后是继往开来的美国。而东方，则沦为彻彻底底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所谓工业的本质，是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日行千里，移山填海，点石成金，乃至连全新的物种，都能被创造出来。欧洲人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各种笑话段子里的主角。今时今日发生了自然灾害，基本上都不会饿死人，汽车火车飞机，一夜之间，就能运送以万吨计算的救灾物资。哪里用得着像农业时代的古人那样，看着破败的家园泪流满脸，然后打好包裹，走了几百里路去寻求贵族的救济。中间要是饿死在半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工业文明一旦发动就势不可挡。从蒸汽机开始，就能像揉面粉一样的揉钢铁，没过几年，就能牵引几十节车厢在铁路上跑得飞快。你在伦敦遭了灾，了不起跑到曼彻斯特去找碗饭吃。大家都满世界的跑，见多识广，对世界也就当然没有了敬畏之心，一心就要征服大自然，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一个痴肥呆傻的帝皇。

正因为这个理由，在工业时代，极权统治者就是个笑话，统治基础都不知道在哪里。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极权，西方的天主教廷和东方的儒教王朝，都维持了上千年，也是今天还存在的那些个极权统治者的样本。今天的独裁者们，要不就是模仿天主教廷搞政教合一型的教皇式专制，要不就是模仿东方王朝搞大一统的帝王式专制，没别的模式。如果要别出心裁的玩其他花样，没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模式都不成熟，很容易就系统崩溃，统统都玩不长久。当然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我们隔壁的三胖子，作为成功的极权统治者，都必须对工业文明严防死守，维持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极权政府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越强，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不依赖于大权独揽的政权。而只要极权统治者放开对工业的限制，开启工业化之路，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他都走上了自毁之路。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

第二章极权之殇（上篇）

中国经济在2015年爆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饰的地步。前三季度的GDP绝对值为48.78万亿，较去年同期的45.74万亿，绝对值增长率只有区区6.65%。这GDP增速难看的事儿也就算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灾。去年年中沪指也就是2000来点，结果国家突然开始在股市吹泡沫，央行陆陆续续的印了上万亿的钱，借给券商，然后券商以配资的形式借给股民，就这么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依靠资金杠杆，强行引爆一轮牛市。各路民间资金立刻跟进，纷纷的配资炒股，杠杆率3倍那是起点，5倍6倍是常态，恨不得直奔10倍而去。只可惜这种杠杆型的牛市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大家轮流往里砸钱，砸到没钱可砸的时候，泡沫瞬间就会破灭。这轮人造牛市没维持多久，到今年6月份沪指涨到5000点之后就到了极限，DUANG的一声，泡沫破了，接下来连续一个月都是千股跌停，把不少股民吓成了神经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显示器电源关了，然后笑呵呵的庆祝自己逃过跌停。可怜这次股灾最惨的其实是银行，上万亿的配资资金全部被套，这可是要闹出金融危机的。没法子，国家只能启动救市，于是央行又印了一万多亿去救市，为了不让其他大户借机出逃，还同时规定基金、券商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统统不能借机减持，只能让前期被套的银行资金跑路。结果大家都不理这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万多亿的救市资金投进去，也就是把沪指维持在3600点左右。救市资金又被套得死死的，如果想解套，那就要继续印钱往里投。

可惜的是，印钱也到了极限。这个国家一贯标榜的是以美元为锚印钞，也就是收到一块钱美元，就相应的按汇率印出6块多钱人民币。但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美元就在逃出中国，回流美国。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人的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借债印钞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执行货币收缩政策的政府，中国政府再想轻轻松松的挣美元，等于是白日做梦。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又要整天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不把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资制造业都整死，不足以显示我国的王霸之气。这么一通恶整下来，去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最高达到3.99万亿美元，到今年11月份，已经只剩3.44万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外储减少了5500来亿，月均减少300多亿美元。麻烦的是，12月份美联储又加了0.25%的息，大力引导美元回流。这意味着接下来美元出逃的速度还会加快。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一方面美元在出逃，另一方面，我国的基础货币数据居然还在大规模的增长！去年6月份外储最高点时，M1（略等于基础货币）为34.15万亿人民币，此后5500亿美元出逃，按理央行应该每流出一美元，就相应注销6块多人民币,所以M1数据起码应该缩减个3.3万亿左右，就算存在统计误差，好歹你M1数据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增长。但是被股市绑架了的央行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一开始是要在股市吹泡沫需要印钱，接下来救市还是要依靠印钱，这钱还不能印少了，起码是万亿起印。这么弄下来，到今年11月份，M1竟然升到了38.76万亿人民币，新增了足足4.61万亿。一年半下来，你不注销3.3万亿的人民币也就算了，你还凭空加印了4.61万亿的基础货币！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要凭空印钱也不��不可以，但是你的汇率就别想再保得住，所以8月11号开始，在汹涌出逃的美元面前束手无策的央行终于宣布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调到6.4，到今天12月28号，在岸汇率（国内汇率）勉强维持在6.47左右，而离岸汇率（国外汇率）已经是6.54了。如果不是央行每天都砸出大笔美元干预市场，随时都能直奔7而去。但是这么干预市场死守汇率，完全是得不偿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你守住汇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元出逃，结果为了达到目的你就主动把美元砸出去，这不是神经病吗？守着现在这个6.5左右的汇率，也不知道有啥用。中国梦的逻辑，反正老蛮我理解不来，只能当笑话看，每天看每天笑，没事就能笑出眼泪。

说了一通股市汇市，再来看看凄凉的实体经济，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朋友感受还不明显，但是只要往周边走一走，萧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河北的钢铁工人，山西和内蒙的煤矿工人，长三角的电子工人，珠三角的鞋厂工人，大规模破产裁员的案例不绝于耳，就连当代文艺青年的装逼神器“锤子手机”的代工厂，也是说破产就破产。就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公开宣布要全员降薪15-20%，以应对危局。按正常的流程，下一步三桶油就要启动大裁员了。要知道石油石化行业，那可是垄断型的铁饭碗，富得流油，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经济萧条需求下降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每桶油从去年6月份的最高110美元跌到现在不足40美元，跌幅高达64%；倒是国内其实也没跌多少，从8块钱一升降到6块钱，也就降了25%，相比国际油价降幅，那真是只能算微调。发改委整天瞎找不降价的理由，给三桶油的暴利保驾护航。但哪怕这样，三桶油都保不住利润，铁饭碗都要锈蚀成渣了。老蛮我有个习惯，每个季度都要去佛山和东莞的传统工业区溜达溜达，到路边的大排档吃顿宵夜，和下夜班的工人聊天扯淡。但是这两个季度，不要说多少间厂门上贴着招租的��纸，曾经熟悉的大排档居然都做不下去，纷纷关门了，可见厂区工人的数量下降得多么厉害。

至于宏观经济数据，那真是一塌糊涂。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就业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分项数据从业人员指数（月度抽样调查数据，高于50%为扩张，低于50%为萎缩），从2012年6月开始，就一直低于50%，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7.6%。这表明就业一直处于持续萎缩之中，已经持续萎缩了三年半了。从目前此起彼伏的破产事件来看，制造业的就业没有任何改善的征象。再看商贸服务业方面，“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样是惨不忍睹。从2014年7月份开始跌到50%以下，基本上没有再上去过，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8.4%。关于就业方面，再给一组数据：2012年三季度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总数为1.687亿；到2013年三季度民工总数上升到1.739亿，较2012年增加了520万。这说明当年度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520个就业岗位；2014年三季度民工总数微弱上升到1.756亿，较2013年仅仅增加了17万人。这个时候，城市已经难以再为数以亿计的农村隐性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到今年第三季度，民工总数为1.755亿，较去年还下降了10万人。城市不仅无法再创造就业岗位，还缩减了10万个岗位。照这么下去，不仅是中国农村那一亿多的隐形失业群体找不到活干，原来还能勉强有碗饭吃的民工都得失业。而这帮身强体壮又经历过基本的生产纪律训练的壮汉，要想不饿死自己，在这个零福利的国家，就只能选择作奸犯科，最方便的就是砍死邻居全家，喝血吃肉。而如果他们能实现自我组织，集结为流民，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噩梦。

再来看企业的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6万亿，2013年增加到6.28万亿，增长率还有个13%；2014年6.47万亿，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区区3%。而今年的1-11月份，利润总额只有区区5.54万亿，利润额呈现清晰的逐月递减之势，预计全年撑死了也就是个6万亿，比较2014年，足足萎缩了7%。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之后，终于走上了萎缩之路。但是随着今年企业利润额的下降，纳税额倒是维持稳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44万亿，增值税2.65万亿，合计4.09万亿；2013年合计为4.46万亿，增长率为9%。对应前面13%的当年度利率增长率的数据，这种税负增长也可以承受。2014年这两个主要税种合计为4.71万亿，微弱增长了5.6%。比较当年度企业利润只有3%的增长率，这种税负增长幅度虽然偏高，但也不算离谱。然而到今年1-10月，营业税及附加为1.47万亿，增值税2.44万亿，合计3.91万亿，预计2015年全年税负基本稳定在4.7万亿的规模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然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7%！就这样工业企业的税负依然没有下调，依然按照2014年的征缴水平纳税。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企业要是不大规模的死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现在的世界经济背景。在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矛盾就是消费力不足。工业生产没有节制，机器哼哧哼哧的日夜开动，又不会喊累，总是会生产出超出需求总量的产品。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靠向东方各国殖民，由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向西方输出购买力才得到了缓解；而第二次经济危机则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能够缓解，是靠1970年代全世界进入纸币时代，美国政府借债印美元，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超过了17万亿，已经到了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美国国会对增加债务规模深恶痛绝，美国人民上下一心，就是要缩减债务规模，停止向全球输出购买力。在数据上，美国201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水平仅仅只有4390亿美元，是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4年度的4830亿美元下降了440亿。要知道在2012年美国政府借债的巅峰时期，财政赤字是有1万亿规模的。美联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加息，以回收美元，达到缩减债务规模的效果。我们在序章里已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传统，就是收敛和中立。现在很明显，美国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救世主的责任，他们要关起门来过日子，随便你全世界怎么经济危机，那都是你们的事，和美国人没关系了。反正美国资源丰富生产稳定，美国政府还在不停的想办法给企业减负，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就是由国家承担穷人的医疗保险支出，降低企业的负担，这还不够，12月17号，就在美联储加息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总规模高达6220亿的永久性减税案。这要是还不能促使美元和产业回流，那真是见鬼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世界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在第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谁会先死。在森林中遇到了熊，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行了。美国现在势头大好，基本没有死掉的可能性。非洲、南美洲和俄罗斯这种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死了也没用。只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无论谁先熬不过死了，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崩塌，其他国家就能冲进来实施殖民统治，在重建秩序的同时掠夺财富，为其国内输出购买力，从而逃过危机。而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经济上颓势尽显，在政治上全面左倾的极权国家，会死在第一个吗？

在现在这个工业时代，一个极权政府，能带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出危机吗？

极权之殇（下篇）

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按人口数据来说，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而农村人口高达48402万，当时的城镇人口还不到农村人口的一个零头，占全国人口的比值只有11%。考虑到工业这种需要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快捷的交通运输的产业，在地理位置上就一定位于城镇而不是荒僻的农村，因此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工业化。这个时代中国的工业基本还是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打下的那点底子，民国政府就没在工业化方面进行过啥投入，也没取得过啥成绩。抗战时期国军人手一支的汉阳造，是由汉阳兵工厂在1904年满清统治时期定型，这种过时的玩意竟然还能为1930年代的举国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汉阳兵工厂的创立者，还是著名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民国时代在工业方面的虚弱不堪，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时期，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长江流域的“进口关税”，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进口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正被欧美这些工业大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外国进口。至于出口，以中国当时基本不存在的工业实力来说，根本就无从说起。所以中国当时处于极端的贸易逆差状态。想想中国在当时穷得一文不名，水深火热，战乱频繁，居然还要向欧美输出购买力，让它们的工业企业挣大钱，这真是太扯淡了。所以现在的文艺青年和民主小清新，没事就怀念一把民国精神，声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的有情怀有格调，这基本上要么就表示这帮货在历史修养上等同于弱智，要么就意味着这帮货内心深处有着被经济殖民的奴化倾向。除此之外，没别的解释。

相对民国政府而言，共产党人占据了广大的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动员起来，然后向农民征收农税，其实就是农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源可比民国政府的那点可怜的进口关税要多得多。随着共产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共产党人的农税税源越来越宽，而交通要道都被隔断之后，民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国共两边在抗战之后打了没几年，国民党弹尽粮绝，财政破产，金圆券贬值都贬成了渣。而共产党人则越来越财大气粗，没几年就问鼎中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起了新中国。

建国之初，靠征收农税起家的共产党人与民国政府一样，没有在促进工业生产上投入什么心思。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业领域。先是搞了5年土改，挑动全国的老百姓斗地主分田地。然后摇身一变，又把老百姓刚分到手的田地都收拢起来，搞农民公社化，一搞就搞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期间也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搞了一个工业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起了3000多间厂，勉强算是有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布匹火柴这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去找，大概也能找到那么一两家。但要说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工业时代，那就纯属扯淡。在就业人口数据上，1952年总就业人口20729万，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17317万，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才1531万，这点子工人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到1979年文革结束，即将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建设的当口，��国总就业人口41024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可怜的7707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只有18.8%，连农业人口的零头都比不上。这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多少成就，中国政府在工业建设上多有经验和诚意，纯粹就是自欺欺人。而在总人口数据上，1979年城镇人口只有区区18495万，乡村人口高达79047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同样只有19%。相对1949年，30年过去了，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是从11%提升到了19%而已。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整体上依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此对应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以及一个东方帝王式的开国太祖，这也是理所理当，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9年之后，中国在高层政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出现。整个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层决策机制都是“九老治国”，若干元老聚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然后用投票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由此处于分散状态。而此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帝王式的领袖手里，由领袖一言而决的体制，被视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被反复检讨。元老们经历了三十年朝不保夕的内乱，对生杀予夺的帝王制度充满警惕，内心深处就不放心权力集中一个身上。而每位元老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范围，建国战争时期的五路野战军系，加上一直独立运作的地下党系，这六大派系，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原始也是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此后中国的政治领袖大都出身于这六大派系，代表各自派系的利益，而各个派系之间只能是依靠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任一方都无法有效压制另一方。这个时刻的中国，居然形成了类似于英国早期的“贵族共和”机制。出身于二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90年代初期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议，除了跑到南方巡视一把发表讲话争取舆论支持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更不要想着剥夺政治对手的自由乃至生命了。

这种奇特的“贵族共和制”是中国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走上工业化之路的内部因素。而在外部，人类进入纸币时代，美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借债印钞计划，向全世界投资，并带来了第一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基础制造业离开欧美，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而中国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场。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巧合得过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完美的契合，令这个国家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人的运气好得简直是令天地失色，除了用天佑中华来形容，没别的形容词。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共和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只是政治派系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相互制衡只可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派各系不会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总会有人衰弱下去，也总会有人强大起来。第三任领导核心结合了三野系和从地下党系中分立出来的沪浙系的力量，已经隐隐有了大权独揽的迹象，只不过时任的总理是个强人，同样是出身从地下党系分立出来的计委系统，资历深厚，而且能力超群，性情又坚毅果敢，第三代核心根本压制不住，于是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平衡，由此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等到第四任核心上任，惊讶的发现，第三代核心的势力已经大成，五大军区都被整肃了一次，浙沪系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资金渠道，四代��心自己几乎被架空成了傀儡。好在三代核心已经退位，只能在台后发挥影响力，明面上的事，还真没法干预。于是整个四代核心的任期，就是台前与台后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比三代核心时期的制衡更加有效，台前和台后的两位核心都没法大动拳脚，于是政治上几乎毫无作为，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乱作为。这也给了中国民间资本最大的发展空间，民间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在数据上，2002年四代核心上任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为3.66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57亿，农业的就业人口显著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四代核心退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2.58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了2.32亿。

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高层政治体制开始逆转，贵族制衡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亡。三代核心隐藏在台后与四代核心相互制衡了整整十年，但到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对于新上任的第五代核心，想要尝试制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一辈的贵族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而新上来的这位五代核心，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贵族继承者，轻易整合起了其他红色贵族继承者的力量，将聚集在三代核心身边的新兴贵族群体清扫了一次。而这一任的总理又远远比不上三代核心时期的总理，根本谈不上对核心的制衡。自此，中国的治国大权再次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制衡和分权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再次成为了典型的极权式政府。

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工业与极权的对立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得更加深入。工业时代，一个工业制成品要走出车间，走上货架，再走到消费者手里，需要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条。维持这条链条运作的铆钉，是契约。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人订立契约。你购买原材料需要契约，运输需要契约，销售更加需要契约。作为消费者，你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契约。而契约能够得以履行的关键，就是信用。在工业生产链条之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守契约精神，保证信用。而在国家层面上，更加需要信用。司法需要信用，你公布的法律必须确保执行，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执政需要信用，政府官员不能出尔反尔，承诺的招商引资条件，到最后必须要予以执行；印钞，更加需要信用。滥发货币，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直接崩溃。

信用，就是工业文明的根基。

然而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用。对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权架构而言，它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有规律可循的。政治派系之间妥协和谈判，得出一个结论，这本身就是契约。各政治派系捏着鼻子履行契约的行为，就是建立信用的过程。即便是对你这一派势力的利益有损，但只要你妥协了，你就得执行。而你真的执行了，就表明你有信用，是个可以长期交易的对象。由此自上而下，整个国家就建立起了信用。这是贵族共和型的信用模式，也是中国在2010年代之前的信用模式。然而2012年之后，这种模式被逐步打破，权力失去了制衡，五代核心大权独揽，其行为就变得无法预测，信用更是无从谈起。2014年年中，五代核心突然启动股市牛市，并在今年引发股灾，产生的连锁反应令人民币汇率失守，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休。要说这两年中国最大的决策错误，非此莫属。然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行为在事先根本就无从预料，在事后也无从追责。股灾之后，各路机构在救市方面的表现，更是拙劣不堪。手忙脚乱的证监会系统就不说了，表现最不堪就是央行，先是公开声明拒绝印钱救市，然而在半个月之后，又顶不住权力的一纸命令，转身疯狂的启动印钞机，印出来一万亿的救市资金，然后被套得死死的。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哪里能谈得上什么信用？至于司法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以言入罪是清朝文字狱的玩法，现在为了迎合核心的个人喜好，倒成了司法常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最基本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工业文明当然就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企业家们今天还是政府的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根本不再有任何保障，反正要找个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容易得很。所以企业家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民，逃往国外，甚至出现了“富人移民潮”的说法。现实惨淡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一个谈不上信用的极权政府，能够聚拢人心，对抗大势，在最后这场最后的危机狂奔中，跑在欧洲和日本的前面？极权的殇曲，已经在这片国土敲响。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静待末日的审判。

人类世界发展到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政治学上唯一称得上成果的只有一条：唯有权力分立式的政府，才能够建立信用，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越是权力分散的小政府，其行为越容易预测，其信用越有保障，就越能促使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倘若天不生大英，则万古如长夜。而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国，则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我们所定居的这个极权国家走向悬崖，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我在接下来的终章里，会集中阐述，这悬崖底下，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

最终章众生之死（上篇）

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中国人其实就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前三十年就不多说了，我在《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一文中，已经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也是在不停的折腾。

1980年代开放外资进入工商领域，在外资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之路，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己开办工商企业，居然还是违法行为，这崇洋媚外也算是上了境界，最终引发了80年代末的一场举国动乱。1990年代，动乱的余声差点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也幸亏出了个铁腕总理，向民资开放工商领域，把小国企都卖了，才让这个国家死地求生，活到了新世纪。2002到2012年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新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最滋润的十年，除了一开始闹了一出非典把大家吓得够呛，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08年南方闹了一把雪灾，西边又来了一次地震，中国人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我动员万众救灾，那场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也是中国人当时连续过了6年好日子，心里有啥怨气都被平复了，对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社会凝聚力强得令人发指。国民同心，其利断金，一点自然灾害，根本就不在话下。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多得政府拦都拦不住。要按这势头过下去，经济下行算得了什么，13亿人热情似火，就足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你美国人不再印钱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不再承担全球央行印钱之锚的责任，我13亿中国人转身忍受中国人民银行凭空增发人民币，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不起大家一起勒紧裤袋过苦日子，人民币要贬值就贬值好了，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只要还有口吃的，也不会闹出社会动荡以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天不佑中华，好日子过到2012年，也就是短短的10年时间，竟然就到了头。在当时美联储还在大肆借债印美元，国际经济背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惨淡，纸币时代现在当然是很明确的走向终结，但是在当时，2012年的金融学家们，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借不起债的那一天，也绝对不会相信美联储居然会选择收缩政策，引导美元回流。要是当时大家说制造业会逃离中国回流美国，那更是神经病。成本优势明明白白的摆着，甩老美几条街呢。然而就在2012年，中国高层的贵族共和机制玩完，极权模式确立，政治风向彻底转向，“国进民退”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响彻大江南北。红色权贵资本此前还处于收敛状态，吃相不算特别难看。相互制衡的年代，你要是做得太过分，保不准就有另外一派在背后给你下刀子。2012年之后，红色权贵彻底没有了顾忌，看到有啥盈利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一哄而上，吃干抹净，根本不考虑给民资留条活路。当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狙击民营加油站。你要是纯粹的民营加油站，你连油都进不到，三桶油直接就拒绝卖油给你，要么你就一边骂娘一边低价把你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加油站转给权贵，要么你就眼睁睁的饿死。说起来，如果不是开淘宝店这种事太过草根，权贵们还看不上眼，按现在这玩法，简直恨不得一打开天猫，所有的店都是权贵开的，你只要浏览了你就必须买，直接就从你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你要胆敢抗议，那就是寻衅滋事颠覆政权，当场就要抓到新疆去挖煤。当然现在煤价大跌，据说处理良心犯的方法不再是挖煤了，而是好吃好喝的喂结实了，然后活体摘器官，供权贵移植之用。各位注意了，我这虽然是在编段子，但也没歪曲到哪里去。按官方说法，中国现在平均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四年时间，累计的器官捐献数量，只有不到8千。这多出来的人体器官都哪里来的？真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要说极权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全跟中国似的，一心一意就要与人民为敌，不把老百姓手里那点余粮吃光抢光烧光，就满脑门子的不高兴。放眼全世界，还真能找到几个特例，不吃不占，为人民谋福利。最典型的是韩国军政府。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搞总统终身制，执政长达18年。这厮在任上大搞特务政治，大权独揽，1979年被暗杀之后，接任的全斗焕将军和卢泰愚将军，也都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从1961年到1993年，这32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历次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选，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连竞选对手都没有，除了台上的这位将军，你啥其他选择都没有，恨不得连弃权都不行，必须要在将军的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才能平安回家。军政府把韩国上下把持得严严实实的，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了，你要抗个议游个行争取民主，人家直接就敢开枪。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聚集起来抗议军队篡权，被当场枪杀200多人，史称光州惨案。然而这三十二年里，韩国连续三任军人总统，都在忠实的执行了一项经济政策：在各项重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扶持起一到两家民营企业。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多年，穷韩国全国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居然成功的搞出了五大民间工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SK）。除了大宇集团没能扛过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它四个现在算是越过越好，撑起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财团，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资本。韩国这三位军人总统，竟然统统没有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开企业，搞权贵资本。虽然受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让自家的权贵资本肆意妄为与民争利的事，那真是突破了韩国极权统治者的底线，人家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回头一看，这三位爷为了维持权位，连开枪搞大屠杀的事都干得出来，算是极权的典型了，但是在产业领域亲自下场与民争利的事，人家竟然干不出来。可见与民争利这种事，比杀人还不如，执意与民争利的极权统治者，也得算是极权者中的人渣了。卢泰愚现在还在世，80多岁了，估计这位爷偶尔向西边看看，瞧着红色大国那帮痴肥呆傻的红色贵族满嘴流油的吃相，能恶心得睡不着觉。

最终章众生之死（中篇）

有了韩国做对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极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一码事，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我们今天回顾东西方的历史，能够看出显著的区别。西方的王国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现在，虽然中间也屡有王位更替的战乱，但整体上居然能保持稳定，今天欧洲各王国的国王要往上追溯，血缘能追溯上千年。而东方王国，时不时就要陷入灭世级别的动乱，一省的平民百姓都被杀光的惨事，更是举不胜举，连帝王都要被种族灭绝。今天要刻意去找的话，爱新觉罗氏可能还有几个后人，朱元璋的后人肯定是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在DNA的层面上被消灭。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东方的极权官僚贵族总是会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与民争利，大规模土地兼最终会摧毁农业生产秩序，产生流民与暴乱。这种事在西方诸国就不常见。法国与德国之间整天都是虎视眈眈，荷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贵族领主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边境的仇敌冲过来砍死，所以必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相互制衡的结果，就是贵族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总得有底线。领主们了不起就是向农民征收重税。至于直接介入农业生产领域，亲自下场抢田霸地，摧毁社会生产秩序的事，那还真干不太不出来。所以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是收税方面的矛盾。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起因都是征税。由于税收的问题闹起的民变，了不起也就是经济纠纷范畴的事，杀几个人头震慑一下，再减减税怀柔一下，民愤就平息下去了。大家回去该种地种地，该磨面磨面，生产秩序没有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容易。社会大乱举国上下死掉三分之二的事，欧洲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东方的大一统国家，除了中亚草原上过个百把几十年就会出现的敌人，内部就是一团和气。官僚贵族们整天歌舞升平，没有制衡的力量，很自然的就习惯向田地下手，与民争利，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王朝承平了几十百把年之后，总是会出现，因此也总是会以一场空前的全国大屠杀，作为旧王朝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开始。社会生产秩序一旦被彻底打破，要重建必须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即便是大乱前期，田地的总出产其实也足以养活全国的老百姓。然而只需要分配不均，有个1成的人吃不饱饭，愤而暴乱，席卷全国，就能让所有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任何生产活动都是有周期的。暴乱之下，田地只要有个十天八天没人打理，庄稼就会成片死亡，想要补种，那就是下一年的事。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全国性的饥荒，最后饿殍遍野，以人相食，两脚羊的烹饪手法，在史书里俯仰可见。而所谓易子而食，那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每隔个百把来年，中国人就要享受一下的。

照这样看来，最恶劣的极权统治者，在农业时代，当然就是直接介入农业��域与民争利大搞土地兼并的那帮末代王孙。而在工业时代，道理是相通的，贵族直接��民争利，最后一定导致生产秩序的彻底崩溃。权贵资本直接介入工业生产领域，开办垄断企业，霸占优质资源，抢夺低息资金，走权贵的路，让民资无路可走。这么弄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农业时代王朝更替时的惨剧：两脚羊时代将会因此到来。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进入极权状态已经没有了疑问。然而总有这么一批人，会对极权抱有幻想，期待极权者能善心大发，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经济危机，然后再交出权力，立地成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族王朝的官僚贵族们依然大肆的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秩序，直至整个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与此前王朝灭亡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外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步步紧逼，而在国内，权贵资本们却在加紧侵吞民脂民膏，直接下场在工商业领域抢夺优质资产。以前这种侵吞行为还会掩饰一下，现在干脆就不掩饰了，光明正大的在股票二级市场开抢。一堆红色继承人创办的金融企业，纷纷的对优质民企下手，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除非第五代领导核心，能够力挽狂澜。首先就要阻止红色贵族继续在工商领域与民争利，然后彻底开放工商，解除对民资的产业禁锢，将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完全改变；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贵族干预生产侵吞民财的风气，彻底扭转。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领大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

然而，以上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红色贵族已经达成了联合体，内部制衡模式荡然无存。而原本可以制衡红色贵族的新兴贵族，也已经被清洗干净。今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再启用另外的力量，来制衡红色贵族的力量。他的权威全部来源于红色贵族，当然也就无法再侵犯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红色贵族的利益，恰恰就是继续大规模的与民争利，在工商领域抢夺资源。这么下去的结果，当然会造成生产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崩溃，伴随着连续的破产潮，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如同我们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一般，已经无从改变。而接下来的问题，无非是这场灭世级的灾难，将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发生。而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惨烈的两脚羊时代。

众生之死（下篇）

中国官僚贵族群体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大规模侵占生产资料，起源于汉武帝。这厮北征匈奴，穷兵黩武，把国库清光了之后，气急败坏，直接下令充公富人的财产。这算是给权力侵占民财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口子。官僚贵族们一看，哎呦，原来还能这么玩，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老百姓的田就是我的田，老百姓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那还不简单，直接上去抢啊。汉武帝的一纸告缗令，打开了魔盒，中原王朝自此进入了治乱循环之路，哪怕后来这厮发罪己诏，收回告缗令，试图回归正途，也没能把魔盒重新合上。西代末年，田土产业完全集中到少数官僚贵族手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黄巾为乱秩序崩塌，中华大地流血漂橹，所有的官僚贵族都被愤怒的流民大军清洗一个遍，直到新的贵族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掌握统治权，重建秩序，等着迎接下一次的崩乱。帝王们当然都不愿意面对民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抗官僚贵族群体侵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欲望。汉武帝打开了丑恶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官僚贵族群体入侵生产领域的欲望。这种欲望绵亘了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封侯拜相之后，不弄个几万亩地，把控住全城的大小店铺，那简直丢人能丢死。连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陷入衰落的二等贵族，也是把金陵的典当业给垄断了的。这种直接入侵产业领域的事要放在欧洲贵族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人司空见惯。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扩张皇权，与整个官僚群体的贪婪对抗，青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禁止官僚群体侵夺民地，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们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打下江山后你控制上海的十里洋场，我霸占广州的十八洋行，大家兴高采烈的瓜分各种挣钱的产业，让子孙后代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人性的贪婪根本就禁止不了，帝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有这两千多年的厚重的历史传统，除非能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否则这治乱循环的圈子，中国人根本就逃不出去，只能是隔个百把几十年，就收割一次两脚羊。举国上下死掉至少一半人，饿殍遍野，残存的国人在血泪中期待下一次盛世的到来。

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无非就是这新一轮的大乱而已。权贵资本入侵实体经济领域，在所有挣钱的领域上下其手。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向权贵资本倾斜，银行的钱情愿烂在账上，也不会贷款给民企。民营资本除了开个餐饮店，真不知道还能干啥。这简直就和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官僚贵族手里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将会发生的事，也无非是历史的重演：如同王朝末期的农户破产一样（当然2015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也确实已经让农户处于破产边缘），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各种资源越会远离制造业，令其死得更快。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失业潮。

与古代王朝末年的失地农民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动乱群体，是工人，而工人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纪律。化工厂的工人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路，就能自制火药，而模具厂的工人则能轻易的制造刀枪。而且他们能够轻易的组织起来，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古代的失地农民必须要被逼上绝境，成千上万的饿死之后，才会在少数领袖的带领之下走上暴乱之路。这之后还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在不停的战斗和逃亡中学会战斗技巧，学会遵守纪律，学会制造武器，学会团结与协作。暴乱的成本太高，因此古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完全全的瘫痪之后，才会愤而起义。明朝末年的陕西连续大旱了5年，全省饿死了超过一半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朝政府还连续加征辽饷，连安安静静的饿死自己都不行，这才引发了流民起义。

然而现代的工人阶层天生就是战士。朝九晚五的组织生活，团结协作的流水线作业，对工长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这基本上拉上街头，直接就能组成战斗队列了。更关键的是，当代工人们骨子里充满着物资欲望，平时看的都是韩剧，脑子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连穷酸港剧都不看，你要说现代工人能忍受到成批饿死的地步，工人们一人一口浓痰淹死你。两天拿不到工资，工人们就要去围攻市政府了。北上广深的政府门口还稍微干净点，那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比如佛山东莞政府门口，每天都站满了讨薪的民工。以前市政府还有办法可想，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市政府解决民工围攻的办法，就是给安排另外一家雇主。现在眼看着就是失业潮，工矿企业挨着个倒闭，民工们没有饭吃，想找个下家也没有着落，这要再次联合起来围攻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可想，只能是驱散了事。要知道现在地方政府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超过2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法还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2015年，在各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竟然还出现了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地方政府总收入（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及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共10.55万亿，预计全年的收入也就是11.5万亿左右，而2014年的地方政府总收入为11.83万亿。当然，主要来源于税收的一般预算收入当然依然继续增长，增长幅度高达9.3%，远远超过了6.5%的经济增长率。总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了29%。顺带说一句，这也是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所有文件最终都落到了如何振兴房地产业上的原因。这件事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保证政府的收入和既得利益。至于产业经济下行本身，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考虑之列。

正因为此，在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爆发的过程中，一定会爆发剧烈的冲突。民众的死活，与官僚权贵的利益毫无关联。即使遍地都是破产的企业，该收的税也是一分钱都不能减。明朝末年陕西的饥民民变由此而来，这事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治理逻辑之下来看，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佛山东莞和温州的民资企业倒闭了多少，失业的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谋划去哪里的垃圾桶能找到食物，总之，政府的收入是必须确保的，而且还要实现增长，涨幅还不能低，必须显著超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治理逻辑之下，全国661个城市，只要一个城市无法压制平民的怒火，没有处理好失业潮问题，就能酿成民变。或许这种小范围的民变在2016年还能被及时压制住，不至于扩散开来，让整个城市陷入暴乱。但是到2017年，一定会有黑天鹅出现。民愤没有出口，就一定要以大肆破坏作为发��途径。就在这几天，甘肃一个小县城，一个小女孩和超市发生纠纷自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民变的边缘，城市处于瘫痪状态。归结起来，无非是愤怒的国人借机发泄怒火罢了。

2016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会是大量的平民聚会请愿事件，伴随着一些独狼式的暴力事件。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普遍，只要有一颗火星，一个合适的借口，就能引发平民的山呼海啸，聚会请愿变成聚众抢掠，独狼变成群狼。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极权政府的另一个硬伤，将会暴露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动员能力，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平息民愤。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极权发展得越厉害，权贵资本对产业的侵害程度越深，就越是会丧失民心，社会动员能力就丧失得越彻底。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一次应对民变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首先上演的，将是暴民对当地官僚权贵的大屠杀。接下来社会秩序崩乱，红色权贵可以短时间的守护住个别城市的秩序，但是基层士兵的家乡将会陆续陷入暴乱，军心因此很快就会溃散。这时候要么就是士兵强迫军官暴乱，要不就是士兵携枪逃回老家，去守护自己的家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大大加剧社会动乱的程度。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燃料传输等物流链条都会停滞。而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外向型的，对于物流链条有着巨大的依赖。一旦水电气等生存要素供应不上，整个城市都会陷入黑暗和混乱。这无疑将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市民将会陷入彻底的恐慌，断水断电的高楼大厦的生存环境将会极其恶劣。这种混乱情况只要维持一周，饥寒交迫的居民走投无路，就只能是向邻居挥起菜刀。城市将会迅速变成人间地狱。能逃出去的权贵还好，逃不出去的官僚，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举家死无全尸。这种事说起来很凄惨，但在中国历史上，那是过上个百把来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在史书上司空见惯，现在也就是再来一次罢了。而这些，就是我们注定的将来。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次的问题，不是金融层面的问题。股市、汇市和钱市的所谓剧烈震荡，并不是危机的成因。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全球制造业都面临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而为全世界输出消费力的美国，也不愿意再承担借债印钞的责任。这事再闹下去，生产链条一断，那全世界都面临失业潮的威胁。所以现在美欧日中这四方，日子都算不得好过。美国稍微好点，欧日中都在地狱边缘熬着，等别人先死。日本人民艰苦奋斗惯了，二战之前大家连裤子都不穿，也要支持军队建设，二战打输了，大家照样连裤子都不穿，支持经济建设。中国人加班加到猝死，算是负面新闻，大家都会痛骂这企业太黑，压榨员工。日本人加班加到猝死，那可是企业的英雄和典范，大家都要纷纷表示向他学习的崇敬之情。大和民族的苦难耐受力强得超出中国人想象，指望日本人死在中国前面，这根本就不现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养尊处优的欧洲人，能因为越来越严重的中东伊斯兰教暴乱问题和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社会福利陷阱，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死在中国前面。

2015年，希腊经济差点就崩塌了，政府直接就宣布不还债了。也就是最后德国放了它一马，不然的话，连锁反应一上来，说不定就能让整个欧洲经济坍塌。不过现在欧洲人也意识到了危机近在眼前，人家再怎么积累民愤，在民主体制下也有出口，了不起换一任政府元首就是了。欧洲人在政治博弈的环境下生活了上千年，又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成熟民主体制的训练，全社会很容易就能通过博弈达成过苦日子的共识。麻烦的是中国，全社会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毫无共识可言，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连沟通渠道都谈不上，连博弈的规则都不存在。哪怕是大学里睡在上铺的兄弟，有个三五年没有见面，世界观都能天差地别，吵起来恨不得挥拳相向。至于红二代对上民工二代，除了直接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根本就没别的交流方式。想要中国人聚在一起正常的讨论一下如何同心协力熬过难关，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这么一看，中国一定会死在前面，成为被美欧日猎食的尸体。

当然了，中国死后的事，也可以继续推演。这次与历次王朝更替的历史不同，失业的产业工人这次会成为暴乱的主力。此前的暴民主要是农民，而这次是愤怒的工人，熟悉城市的工人。工人的主要攻击方向当然是城市，越大的城市，承受的攻击将会越剧烈。古代的农民起义源于农村，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扫荡，在裹挟了大量的农民后，间或才会围攻城市，但不会毁灭所有的大城市，也不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储存在城市之中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恰恰是政权能实施统治的根基。不要说赋税征收必须以此为基础，治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最根本的国家治理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资料之上。而这一次，愤怒的工人将会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摧毁一切产业经济基础，并将城市本身焚为灰烬。可以预料到的是，所有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都会被毁灭，这个国家统治根基将会被彻底摧毁。到暴乱平息，这个国家将会是一片废墟，根本无从依靠自身的力量重建秩序。到这个时刻，必须指望美欧日能伸出援手，派出军警，为这个国家提供秩序。从头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户籍和工商档案，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暴乱的程度越狠，重建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成本就越高。可以确定的是，在废墟之上新建的政权，一定承受不起重建秩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而要重建整个工业产业链，需要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一个新兴的政体毫无信用可言，当然不可能承担货币发行的重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金融和产业体系就是个笑话。因此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成长为香港这样的殖民体。这个汉族国家将如同香港一样，不再拥有自己的央行，而是依赖外资银行发行“汉币”，以外资银行的信用和外汇储备，为“汉币”的购买力做担保。当然，反过来，这其实是给美欧日手里庞大的存量纸币找到了出路：拿到中国来作为印刷汉币的担保就行。另一方面，这个废墟之上的国家要重建，路桥楼港，灯油火蜡，必然要消耗海量的商品，这也为美欧日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么一想，让中国死掉，真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大好事。所以TPP（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在2015年顺利突破了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眼看也要达成，大家伙一心一意，把中国排除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举世排华，无非就等是中国赶紧死掉罢了。这么一看，中国动乱之后，在死掉一半人以前，根本就不用指望美欧日会善心大发，前来救援。恨不得人家立刻就会封锁边境，为了耳根清净，还要把境内的中国人都关进集中营，就等着你中国乱到不可收拾，再来经济殖民，在你中国的废墟和尸堆之上开盛宴。

说到这里，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无论是看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有必亡之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然，按照这两年的写作惯例，我不能只给出对末日的预期，我总得拿出个药方。现在这个必死的局面要改变，有两件事势在必行。第一，是减税。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斩断红色权贵伸向产业的手。减税这事就不多说了，政府必须精兵简政。精兵这事正在干，说是要裁减百万兵员，目前来说也就是口号，还没落到实处。至于简政，裁撤政府机构缩减政府权力，这事儿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人干成过。至于要能做到第二件事，就必须建立对红色权贵的制衡机制。在没有了其他新兴权贵进行制衡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政改，赋予老百姓监督权贵的权力。执政党一党制可以保留，政府层面的官员任免权都可以继续由执政党掌控。但至少人大代表这一块，要实现普选，以实现真正的监督。立法权要由人大真正的掌控，执政党随意立法随意征税的权力要被剥夺。当然，同时也可以赋予执政党对于所有立法案的最终否决权，避免人大代表们瞎胡闹。这两件事要是能实现，起码老百姓还有个盼头，税负减轻了，心情起码能好点；人大也能成为分裂的各阶层的博弈通道，各种怒火可以在人大会议里发泄出来，不至于酿成最后举国暴乱的惨剧。然而，这两点要实现，说可能性为零都是轻的，恨不得低到负值。降个油价都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的政府说减税，直接就是在骗鬼。至于政改，那是提一句都能触犯刑律的事，动不动就要以寻衅滋事论处的。各位看老蛮我的政改建议，已经做了绝大的让步，对执政党的地位做了最大的保护，可行性总比国内那帮生活不能自理的民主小清新要高得多，但就这种程度的改革，也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权贵资本持续入侵实体产业，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涌起，政改的时间窗口，到现在这一刻已经算是关上了。

当然，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讲，平时岁月静好人生如歌，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从不理会城中村的民工的死活，听到别人说政治，立刻就要起身走人的。现在突然就要迎接一个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这也太过残忍。所以，我姑且在这里最后一次呼吁：抬起你们的头来吧，中国人，你们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死路上。恰恰是你们的纵容，你们的苟且，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必死无疑的惨境。你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向极权发出你们的怒吼吧。你们固然将面临生死困境，但你们的团结和怒吼，会是降低未来暴乱程度的唯一指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活不过这场劫难，但你们的子孙，你们的血脉，这片大地上幸存的黄皮肤的国人，将有可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度。而那个国度，将会听到你们在生死关头发出的最后的怒吼。他们将会因此而思考，内省，并因此有可能抛弃这个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权糟粕。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国家：凡哭泣总能得到抚慰，凡冤屈总能得到平复；凡饥寒必有衣食，凡阴暗必有光明。在文明重建的漫漫长夜，人性之光将照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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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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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疯狂IPO：想象中的一夜暴富现实中的流血上市

@巴伦写道：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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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潜望》作者：王潘

编辑：高宇雷

图片制作、校对审核：腾讯科技孙实

“你们两家投行的人，都给我滚出去！像你们这样的小机构，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和我们这样的核心投行一起讨论定价？”

过去两年，类似的疯狂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演，“导演”不同，但“剧本”却是出奇的相似。

小米上市现场火爆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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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金闯关

趣店能够获得美国各大基金看好的重要原因在于，有阿里巴巴的加持。原本趣店希望投行不要向客户兜售趣店背靠阿里的故事，但是讲这个故事既简单直接又很��用，各家投行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个故事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是真的一样，以至于万一哪天出现瑕疵的事，就会被无限放大。

12月1日晚上，乐信CEO肖文杰在深圳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当飞机落地，他的手机被铺天盖地的微信和未接来电轰炸了。

马上就临门一脚完成IPO了，却不想发生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因为上述政策的出台，投行要求乐信必须清楚评估该政策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原定于下周一的IPO路演不得不取消。眼看着圣诞节就要来了，乐信聘请的投行、会所和律所大家都想着节前可能已经无法完成IPO，甚至已经开始商量要去哪里度假。所有人都在释放一个信号，乐信IPO可能要黄了。

接下来，肖文杰团队还要与时间赛跑，必须在圣诞节前一周赶到香港、旧金山、纽约等多地完成路演，说服投资者下单，在节前完成IPO。

“围猎”美团、小米、拼多多

在美团点评IPO过程中，尽管美团和富途有共同的股东腾讯和红杉资本，但是当时双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论私人关系，老虎与美团也更有渊源，因为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与美团点评CEO王兴是清华的师兄弟。

在一家企业IPO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往往都是企业和投行想让你看到的。实际上，光鲜与华丽背后，往往暗潮涌动，诸多环节都会存在竞争与博弈。

然而，最精彩的博弈通常都来自投行。在企业IPO过程中，企业需要聘请投行、会计师团队和律师团队辅助公司完成上市，其中投行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等工作。通俗地说��就是帮企业在IPO过程中把股票卖给各大基金客户。

趣店IPO前一天，五大投行几十人聚集在大摩纽约总部办公室，CFO杨家康开始与投行讨论承销费分配，当听完杨家康的分配决定后，有两家投行表达了强烈不满，其中一家投行的负责人向杨家康抱怨分到太少，“这么少，竟然这么少，我真的很失望”，然后在现场咬着牙用单手一瞬间将一支笔折成了两段，现场的人都心跳急剧加速，害怕他站起来打人。

最严峻的时刻

这家机构还希望参与拼多多、富途等企业在美股的认购，但是发现额度都很难抢，拼多多还认购到一部分，富途直接没分到额度。

高光过后

上市，对很多公司而言，有了更多的融资通道，创始团队和老股东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适时退出，看起来是一件好事。

谈及拼多多IPO，MFund魔量资本创始人胡泽民告诉腾讯《潜望》，自己当初投了黄峥这个项目，最后这一切就像梦幻一般，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投少了。

然而，现实的魔幻之处总是难以想象。一位蔚来北美员工告诉腾讯《潜望》，2019年3月底的一天，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飞到美国加州硅谷，来到蔚来北美总部，在现场宣布“要进行组织优化，一��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并宣布了要裁员40人的决定，5月还将进行第二轮裁员，两轮裁员完成后，北美总部员工数还有600多人。与之同时进行的，是蔚来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裁员，累计缩减4.5%的员工数。

一小时后，雷军来到广州小鹏汽车产业园参观，正式开启他的广州IPO答谢之旅。在小米上市过程中，雷军的一帮兄弟都参与为公司护盘。在小米上市第二天，何小鹏耗资1亿美元买入小米股票，以实际行动支持小米。同在广州的欢聚时代（YY）创始人李学凌也买入了小米股票。

当天，一位雪球网友的调侃截图在朋友圈疯传：“雷军曾说过，要让上市首日买入小米股票的投资人赚到一倍。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四倍。”

就在昨日，信而富宣布将停止P2P业务，由香港OET公司投资1亿元人民币，转型做助贷，利用流量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

IPO“门外人”

与上市之后遭遇更大压力的企业相比，还有更多的公司甚至无缘敲钟，它们有些已经被彻底挡在了IPO的大门之外，有些还在等待新的窗口期来临。

一周后的9月26日，比特大陆于港交所披露IPO招股书，正式启动赴港上市计划。如果你看看比特大陆的业绩，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轻而易举就能赞助NBA球队了。根据招股书，比特大陆营收从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5.17亿美元，并由2017年上半年的2.76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上半年的28.46亿美元，其营收增速堪比火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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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陆创始人詹克团（左）与吴忌寒（右）年会现场抱头痛哭

一位比特大陆前员工向腾讯《潜望》透露，过去一年，比特大陆遇到了诸多麻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申请上市失败。

他们二人不会想到，一年以后，各自的公司又会在港股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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