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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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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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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 和 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 更是“傲”得嚣张。 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也是 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 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我失望! /看 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 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 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 《英汉大词 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 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 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 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 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 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 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 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 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 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 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 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 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 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 在华英侨���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 作。 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 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 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 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 的求职竞争。 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 有些人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 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 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 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 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 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 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 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 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 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 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 当然 ,也有个 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 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 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 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 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 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 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 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 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 中国通。 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 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 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 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 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 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 个地道的“上海人”。 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 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 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 酒吧餐厅里 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 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 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 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 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 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 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 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 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 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 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 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 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 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 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 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 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 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 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 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 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 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 传教士 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 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 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 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 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 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 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 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 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 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 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 希望 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 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 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 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 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 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 教会组织也从事 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 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 故乡之感。 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 橄榄球、曲 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 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 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 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 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 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 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 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 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 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 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 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 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 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 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 在 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 特色。 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 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 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 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 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 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 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 会、舞厅和剧院。 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 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 样”。 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 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 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 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 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 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 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 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 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 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 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 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 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 的雇员的教化着手。 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 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 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 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 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 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 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 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 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 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 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 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 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 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 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 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 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 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 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 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 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 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 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 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 队的利益”。 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 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 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 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 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 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 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 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洲白人的形 象。 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 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 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 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 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 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 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 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 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 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 侨所难以接受的。 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 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 国流行。 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 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 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 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 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 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 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 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 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 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 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 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 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 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 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 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 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 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 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 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 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 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 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 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 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 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 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 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 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 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 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 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 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 十分隆重。 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 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 他们 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 对于 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 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 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 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 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 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 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 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 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 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 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 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 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 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 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 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 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 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 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 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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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真相:朝廷控制力不足,故民间商业文化发达 | 短史记
原创:班布尔汗 2018-11-05
人们在谈起元朝之时,更多在意其武功,若以文学化色彩描写,便总有“铁血”之类加之其上。
若不看战场,而观察内政,虽有商业繁盛,文学绚烂,却也免不了“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朱元璋语)的评价,再加上所谓“人分四等”、“九儒十丐”等传说,也就有只能归之于黑暗、混乱,无所称道了。
(图:元代画家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见题图)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且在统一中国前先接触和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制度成果,因此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另类,人们总是强调其特殊性,而对其在中国历史上该处什么样位置而予以忽略,似乎仅是以武力造成了一大变局,没有承上,更无启下。
其实,元朝的特殊,是因为其处在一个“调试时代”,其盛其衰,其成其败,其兴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的结果。
这种调适时代,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例如人们通常将“秦皇汉武”并称,而两位帝王之间的时代,便是调试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权皇权,将周制变为秦制,何尝不是空前的大变局,即使以当时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极为特殊了。
可这步子迈得太大,并不能短时间便能完成。
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继起,虽然要坚持集权皇权,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还是要保留封建,而最后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的威胁集权,则是汉武帝时代最终完成。
而另外并称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兴科举,是将选官的权力完全收归皇帝,而不再如之前一般皇帝只有任命权,而察举权却在世族。
但毕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举并未完全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设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体系。
直到宋朝,经过黄巢之乱与五代十国,世族彻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孙才真正用科举做到选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于在最终完成之前,调适时代总免不了混乱。
秦朝短命而亡,汉初异姓王之乱,七国之乱便是封建走向集权的代价,而唐朝科举难以真正公平,关陇、山东、江南亲疏有别,乃至藩镇之乱、宦官乱政,也都不能不说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权进一步加强过程中的代价。
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首先是疆域极为广大,各种文化与民族都囊括入直接统治。其次是虽然立足于中原,但根基在漠北,这与唐朝将皇帝与天可汗并称的情况差相类似。
只不过,唐朝是以中原驭草原,而元朝是以草原驭中原。
同时,元朝是从大蒙古国脱胎出来,而大蒙古国虽然经过成吉思汗的集权化努力,但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贵族封建制度,“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①

(图:元朝疆域示意图)
这与中原王朝历来的集权制皇权有所冲突,皇室要在扩展皇权和维护贵族权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按照皇权运转的逻辑,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统治的稳固与权力施展的顺畅与否,在维护固有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施政方针并不会单一,而是以务实的方式杂糅各法。就如汉宣帝那句著名的施政格言:“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加之统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达到的区域,内部多种文化并存,更需要杂糅各法,元朝的所谓行汉法和维持漠北旧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为空前,所以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在调适。元朝的政策被后世称为“多变”,有朝令夕改之弊,便是因为总是在调适。
元代的士人,因为科举不盛,难有当官的机会,总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的惆怅,有着深重的无力感。
而实际上,元朝的皇帝在其煌煌威仪,赫赫武功之后,也有着无力感,因为他们确实算得走一步看一步,并无现成的治国方法一劳永逸。
元朝从世祖忽必烈建立开始,便在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之间进行调和,以适应空前的大一统形式。
而汉法所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統儒家思想等等,元朝皇帝必然要予以吸收,但无法完全照搬。
这种杂糅性的统治方式,不仅在于元朝是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原因,也不仅是空前大一统多民族王朝所必须的选择,也是集权制皇权的必然选择。
即使中原王朝,对于儒家学说也不是完全接受,儒家学说有维持秩序的一面,也有制约权力的一面,皇权是往往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
元朝是调试时代,而这种调试是到了清朝,吸收了元、明两代经验,才产生了地域广大、文明众多而又集权稳固的王朝。
而在元代,调适便意味着动与乱,而动与乱之间,便有巨大的自由空间。
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空间太大。
在政权上层,因为要坚持贵族封建制,任官选官便有着明显的贵族制特征,也就是所谓“重跟脚”,看出身,而对于世族衰落后,以科举之士为官僚主体的情形便无法全盘接受。
再加上宋金之后,科举已经实行六百多年,弊端丛生,大量有识之士都予以批判,比如朱熹便慨叹“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②
南宋遗民赵文,宋亡后隐居不仕,但对于元朝一直没有举行科举却抱有赞同:
“四海一,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③
于是,元朝初期不开科举,即使日后复举,规模也不大。
但元代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
科举制对于皇帝的好处,除了将选官任官之权都操之于己之外,还可借此将士人都纳入统治秩序之中,使其不能超脱于外,从而借助士人实现全国的经济掌控。
中国是农业大国,经济掌控便是农业税的收取。
而元朝因为科举不盛,要想收取农业税就会事倍功半,因此有元一代,农业税不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谈迁在《北游路·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中便写道:
“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以苦宋公田之累,以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有以招徕而深结矣。”
潘耒的《切问斋文抄》卷十五《宋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中也指出: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
这“轻徭薄赋”,自然有笼络士绅的用意,但更重要的原因便是能力不足。
既然农业税不能成为主要财源,元朝便只能依靠盐税和商税。盐税占大头,“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④
可对于盐的专卖,虽然财源滚滚却难以实现对全国经济的掌控,元朝便因此大兴商业。

(图:元朝海外交通示意图)
对于经商,元朝讲究“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在市场上交易成功才纳税,沿途运输过程不纳税。
在北方,丝绸之路重新开辟。通道的西半段,经过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到达东欧与西亚,而东段分为三条干道: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怜道,都以蒙古帝国的故都哈剌和林为起点,经过诸多城镇,到达元朝的首都上都和大都。
一个商队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仅需要二百七十天或者二百七十五天,这其中要包括货物在旱路水路来回装卸的时间。
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而且“不需为马匹携带饲料,也不需为跟随商队同行的人们携带粮食。此外,商队不带向导,因为草原与农业地区有着人烟稠密的畜牧业和农业居民点,只须付出若干报酬即可获得一切必需物资”。⑤
而在南方,因为海运比陆运更为便利,“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情形成为常态,宋代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五十一个,而元代达到一百四十多个;宋代海外贸易最发达时,进口商品品种有二百多种,元代达二百五十种以上。
元朝是历朝历代中,唯一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这一方面是继承宋代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业大兴,而政府意图以纸币发行来掌控经济的目的。
可毕竟上层政权杂糅各法,集权与分封并存,控制力实在不足。
而商业又本身是制造流动,促进自由的,从而使得元代社会呈现一派宽纵气象。很多作为管控的措施,都形同虚设。

(图:元朝纸币及模子)
比如著名的“人分四等”,看似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其实这仅是在任官上的亲疏有别,若��放在整个社会,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汉人、南人富甲一方,权势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色目平民因为穷苦卖身为奴者也比比皆是,元朝廷还需要经常拨钱赎买蒙古人为奴者。
正如蒙思明所言,因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汉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财富之数量日增,潜在之势力日大”。⑥
还如户计制度,元朝无论什么职业都要编户,比如读书人编为儒户,军人编为军户,工匠编为匠户,猎人编为猎户等等,规定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户计。
这本是为加强朝廷对百姓的管控和役使,可是因为管理粗疏,商业兴盛,户计之间随意转换都是常态。
例如著名的诗人萨都剌,他是色目人,户计为军户,几代人居住在雁门(今山西代县)。但因为家境衰落,其年轻时却奔走吴、楚等地经商来贴补家用,虽是军户却干起了商户的生意。而在二十六岁后,积攒了钱财的萨都剌回到家乡,读书作文,广交文士并准备科考,这又是儒户的权利。
还有如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本是儒户,却并不到书院任职,也不参加科考,反而出海经商,周游列国,写成《岛夷志略》。

(图:民国版《岛夷志略》)
因为重商政策,人们都对商业趋之若鹜,“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原本对商业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认为“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大加赞赏从事商业,认为是“具四德”的事业,“曰仁、曰智、曰勇、曰断”⑦。
南人北上经商,北人���下行贾,乃至出国经商航行万里,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巨大,上层的管控就更无法实现。
元朝首开海运漕粮,但漕粮仅能满足皇室官府驻军的粮食供应,而普通百姓的粮食还需要民间的大宗粮食贸易。
在元代,城市居民食粮“全籍客旅兴贩供给”⑧。
江浙地区“黍稌及亿秭,仓箱累万千,折偿依市直,输纳带速悬,岁计仍余羡,牙商许愚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⑨。扬州“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⑩,商人将此地稻米等特产“舟揖溯江,远及长沙”⑪,并多运销大都,“衣食京师亿万口”⑫。所谓“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滋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
而在元代承平之时,粮食供应从未短缺,甚至有因为粮食过多而使得贩粮者被迫贱卖的事情。
至元七年十二月,商人运粮到上都,“永盈、万盈两仓下卸中纳,其两仓见百姓搬载米粮数多,推称元乘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价贱粜。”⑬

(图:元代画家赵孟頫所绘《斗茶图》)
口粮问题可以依赖于贸易,于是很多农业区不再以种植粮食,而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蚕丝、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花。
宋代种棉较之唐代虽然有所推广,“然种棉之区域仍以闽广为限,尚未及于江东”。⑭而元代棉花的种植不仅普及江南,而且扩展到江北,出现了“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和“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的发展态势,种棉已推广到全国。
上层管控不力,商业兴盛,“贱商”观念���淡化,使社会阶层的流动便不再仅以读书做官为唯一途径,改变社会地位,完全可以依靠经商赚钱来实现,从而出现“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僭攘夺之风”。⑮
在元代,虽然也有如泉州蒲氏家族、澉浦杨氏家族这样的世代官商“显贵冠天下”,但民间人士靠着经商“草根逆袭”的例子不胜枚举。
泉州的孙天富、陈宝生,结为异性兄弟,轮番出海外经商,均成巨富。而且二人虽经常行程数十万里,却互相“不私一钱”,连异国人都赞叹:“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何如”,将他们称为“泉州两义士”。⑯
浙江宁波的夏荣达,本是赤贫之人,迁徙到定海后开始从事海外贸易,由小到大,数年后家财万贯,“定海之言富室者归夏氏”。⑰
扬州人张文盛“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惫迁络绎,资用丰沛”。
定海人韩常,“由商贾致富,徙居郡城。”
河南人姚仲实,元初迁居大都,去各地经商,“累资巨万”。
当然,这种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对于本就因科举不盛而上进之路狭窄的士人阶层是更强烈的刺激。
尤其是经历了宋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更有一种“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沉痛。
不过,也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士人也获得了从没有过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条条框框已经名存实亡,还在于自己心中的很多规矩和羁绊也可放下。
王国维先生评价元曲的特色,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⑱
为什么“最自然”?
因为那时是文人最“没人管”的时代,不仅是现实中用官爵名利来进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国平天下”的自我期许,于是便彻底“自然”了。

(图: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大量对仕途失望的文人从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曲家井喷出现。
以“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和郑光祖,还有一种算法是用王实甫代替郑光祖)为首,元曲名家灿若星辰,张养浩、贯云石、陈草庵、卢挚、张可久、阿鲁威、孛罗、薛昂夫等二百余人。
甚至,留下名字和作品的女性曲家也有十九人之多,她们是珠帘秀、梁园秀、樊香歌、般般丑、西夏秀、王氏、真氏、刘燕歌、陈凤仪、罗爱爱、张氏、王氏、贾云华、管夫人、张怡云、张玉莲、一分儿、刘婆惜和伟芳华。
这些女曲家虽然大多���落风尘,地位低下,但其曲文辞清丽,情感真实,受到时人很高赞誉,常有“南北令词,即席成赋,通晓音律,时人莫及”的评价。
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元曲作家群,一起缔造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元曲时代。
而与唐诗时代和宋词时代不同的是,唐朝长达二百八十九年,两宋长达三百一十九年,而元朝则只有一百零八年,如此短的时间,有如此成就,“没人管”的环境促成“放飞自我”的创作,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
而对于不愿如此“放纵”,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宗旨的士人,也大可去坚持自己的理想。
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人,有的著书立说,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农学、天文、数学都有划时代的成就,让陈垣先生发出感慨:
“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⑲
有的开办书院,授徒讲学,使得元代“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⑳
完全不用担心后世的文字狱和查禁书院的惨祸。
自由放任,让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自然也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回升。
一般认为,元代人口高峰期有一千四百余万户,五千余万口㉑。而宋、金时期,南北方人口则是二千余万户,九千余万口。且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于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余下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于中原地区,而陕川、辽东、岭北等行省人口稀少。
也就是说,元代鼎盛时期的人口也仅有宋代的68.8%,北方人口尤其未能恢复。
不过,元代官方户口的统计记载是有大量缺失的。
惟一具体记载元代户口的《元史·地理志》就存在极大缺陷。其对户口统计的范围很不完整,在全国十一个行省中,仅记有八个行省的户口数字,其中辽阳、陕西、甘肃及四川四行省,以及中书省多残缺,不足以反映全貌。
按照王育民先生《元代人口考实》一文的考证,元代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当有二千三百三十五万户,一万零四百八十三万口,原南宋统治地区河南行省南部、江浙、江西、湖广、四川诸行省,元代户口最盛时,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万户。而中书省除去北方蒙古部民所在的德宁等七路一府外,当在二百七十万户,辽阳行省约在十五万户左右,陕西全省盛时五十万户,甘肃四万户,河南行省淮河以北地区二十万户。
人口已经超过了金宋时期一千余万。
放任有很多弊端,比如法令不行,制度缺失,政府的众多责任,如赈灾等都难以完美,可也极大激发了民间的活力,可以迅速治愈战争创伤和改朝换代带来的心理不适。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宋朝灭亡,留下了以郑思肖、谢枋得为代表,多达七百人的宋遗民群体,但因为这种自由放任,前后不过二十年时间,便已经“绝不构成一个分隔而可见的社会群体”,不再作为“一个重要在政治、社会及文化现象而存在”了㉒。
调适时代,只能算得一个过度阶段,将来该如何走,并非当时人所能预判。
而遗憾的是,后世总结元朝教训,对“宽纵”痛心疾首,代之以严刑峻法和思想管控。
元朝灭亡后,出现了超过宋遗民群体人数和存在时间的元遗民。
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一书,其中存录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而且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洋洋大观。
虽然有忠君观念,但元遗民更多地未必是怀念元朝,而是面对管控严密的现实,怀念曾经那个自由放任,“最自然”的时代。
元朝之后,终帝制结束,这样的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图:蒙古骑兵)
注释:
①(伊朗)费志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45页;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243页;
③(元)赵文:《学蜕记》,《全元文》第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6页;
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盐法》,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版,第2368页;
⑤(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21页;
⑥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82页;
⑦(元)杨维桢:《铁崖文集》卷五;
⑧(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⑨(元)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围田》;
⑩(元)孙大雅:《送淮南省椽梅择之序》,《沦漯集》卷二;
⑪(元)姚隧:《吕郁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⑫(元)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围田》;
⑬(元)魏初:《奏章》,《全元文》卷二六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⑭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
⑯(元)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⑰(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⑱ 王国维:《宋元戏剧史》十二·元剧���文章;
⑲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3页;
⑳ 钱穆:《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㉑《元史》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全国为14002760户,后世史家多采用此说法;
㉒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 —— 蒙元史研究》,《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中华书局2007年版,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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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牛逼的投资人——引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鹰眼牛写道:
大恩不言谢,美国创投七十年
【引子】 欲专一行,先通其史。拿破仑建议军人们反复研读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达夫等名将的战史,并效法他们,他说:“这是成为伟大统帅和寻求兵法奥秘的唯一途径!”研究美国创投史,对中国创业创新,能有哪些启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上篇: 乔治,特曼 和 罗克 ― 风投破茧三教父
1972年,瓦伦丁(Don Valentine)离开国民半导体公司,在沙丘路上安营扎寨。此前,他小试牛刀,顺着半导体业上下游,投了几个小项目,赚到一些钱。瓦伦丁自感摸到了投资的门道,决心投身这一行,以度余生。于是他加盟Capital Group,创建了风险投资分部,也就是今天的“红杉资本”。
为了搞到钱,瓦伦丁敲开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大门。年轻的银行家翘着二郎腿,扫了一眼瓦伦丁的简历,轻蔑地说:“抱歉,我们只投哈佛商学院(HBS)毕业的!” 就把瓦伦丁打发了。
瓦伦丁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相当于美国“二本”。在所罗门的耻辱遭遇,他记恨了一辈子。他对哈佛商学院有了特殊的印象,在他主政那些年,红杉不招HBS毕业生。
所罗门银行家并非矫情。那个年代,风投的确是哈佛人的天下。
一、女王与捕鲸:风险资本的原始形态
风险资本,顾名思义,就是冒着极高的风险,投资股权的资本形态。这是愿打愿挨的游戏,投资人付出资本,创业者获得之,双方遵守严苛的约定,你情我愿。即便失败,也两相无怨。一旦成功,双方彼此成就,大恩不言谢
这种模式极其简单,却威力无比。
风险投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彼时商人雇用船只,开展海外交易,船长和船员分得部分利润作为酬劳。Carried Interests即来源于此,意指船只“承载之收益”。
1.西班牙女王:伟大的“风险投资家”
史上首个重大风险投资事件,乃国家意志的产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美艳惊人,才思敏捷。她经由联姻和军事手段,于1492年统一了西班牙。同年,女王同意哥伦布的再三请求,命他奉船出海探险。经年的战争,国库空空如也,女王毅然变卖首饰,拿出私房钱,慷慨资助哥伦布。
这一英明的决定,回报无比丰厚:哥伦布竟然发现新大陆,满载而归,极大地拓展了西班牙领地,带来源源不断的黄金收入,西班牙一跃成为欧洲霸主,女王由是成为伟大的“风险投资家”!
但系统化采用类风险投资模式的,当数美国捕鲸业。
2.捕鲸业的风险模式
独立战争后,美国内需旺盛,人们将目光投向海上。鲸鱼浑身皆为宝,捕鲸回报惊人,但风险巨大:捕鲸船与给养需要投入巨资,往往出行二三年才能往返,海上天灾人祸频发,一不小心就会葬身大海。根据文献,19世纪从麻省新贝福出发的787艘船,三分之一沉没或损毁。
捕鲸船发现鲸群后,船员分乘几只小艇,全速靠近目标,艇员高举铮亮的标枪,瞄准大鲸,使出浑身力气,狠狠掷去,十数投方中。中枪的鲸鱼又惊又痛,拖着标枪与绳索,拽着小艇,玩命狂奔,庞大的身躯在巨浪里翻滚挣扎。满载船员的小艇左冲右撞、上下颠簸,直到鲸鱼精疲力竭,不再反抗。追捕过程持续数十分钟到数小时,小艇再划数海里,将大鲸拖回大船,伴随血油、腥臭、熏火和浓烟,作业数日乃至一周,才能完成切割、炼油、取皮、割须等工作,收获战果。
影片《海洋深处》改编自小说《白鲸》与同名获奖作品,叙述惊心动魄的海洋悲剧。1819年,Essex号捕鲸船航行了一年,捕猎一条硕大无比的抹香鲸,愤怒的大鲸强力反击,摧毁了主船,二十一名船员弃船逃亡。他们历经艰险,忍受数月的饥饿、病痛和残杀相食,最终仅八人生还。
既然捕鲸如此凶险,共担风险才是好办法:多位投资者合作提供绝大��分资金,船长也投入少量资本。捕鲸业的激励机制与今天VC业相若,投资者拿走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利润,剩余利润由船长和船员支配。捕鲸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居各行之冠,年化高达15%,最高甚至60%。
捕鲸业可观的回报,吸引了无数资金进入,成为十九世纪美国五大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期美国捕鲸船只数量占全球八成之多。
捕鲸业的资本大冒险,奠定了美国风险模式的经验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风险资本开始活跃,从大修铁路,到卡内基建立钢铁帝国,到Charles Flint成立IBM前身CTR,再到爱迪生的电气革命,都有风险资本的影子。进入二十世纪,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Whitney)、范德堡(Vanderbilts)和菲普斯(Phipps)等美国富有家族,尝试投资新兴科技企业,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有钱人的业余爱好(hobbies)和玩票性质。
二、哈佛与ARD:风投的摇篮
系统化的风险投资是从美国东部开始的。人们习惯将VC与硅谷画上等号,这不过是错觉! 哈佛大学商学院(HBS)才是名副其实的“风投黄埔军校”,“校长”则是乔治(GeorgeDoriot)教授,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共同导师。
乔治生于法国,22岁来到美国求学,本要入读麻省理工学院(MIT),却阴差阳错去了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他先在华尔街厮混,1924年荣归哈佛,在商学院(HBS)讲授《制造学》。乔治教授特立独行,摒弃案例教学法,课堂上总是从头讲到尾,但他长于研究产业,很受学生的欢迎,很快蹿升为大牌教授。
“大萧条”摧毁了新英格兰的传统经济,纺织和服装业开工严重不足,和我国传统产业今天的处境极为相似。以MIT校长康普顿(Karl Compton)为首的名流,希望以新技术改造当地产业,推动经济转型。乔治积极参与其中,他还和一位物理学家以“企业协会”(Enterprise Associate)名义,募了30万美元资金,探索以全新金融形式扶持科技企业的可行性。
二战爆发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乔治教授入伍,负责美国陆军的补给规划工作,官居军需部计划局司令,陆军准将。战争甫一结束,他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
1946年,以康普顿为首,波士顿名流们重拾计划,发起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ARD,推选乔治为公司总裁。乔治战前为“企业协会”效力时,学到一个教训: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有足够的掌控力。
因此ARD采取了新做法,通过发行股票,公开筹集到350万美元,再投给初创科技企业。受到ARD眷顾的公司,最为出名的要数DEC(DigitalEquipment Corporation)。ARD在1957年向DEC投资10万美元,1963年公司上市,到ARD最终退出的时候,回报高达700倍。
ARD的创举,历史意义何在?
ARD的建立,可以说是VC行业的起点,发明了全新的金融模式,其成功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为初创企业寻求股权资金的支持开辟了新路,标志风险投资的真正诞生。
乔治经营ARD的同时,继续在HBS讲授《制造学》,布道产业与创新理念,培养了一大批风险投资新秀。教授的的门生成千上万,很多人成为大型企业高管,也有人从事金融和投资。其中,罗克(Arthur Rock)和珀金斯(Tom Perkins)等不少人日后将继承衣钵,成为风投巨擘,大放光芒。
几乎ARD创立的同时,先锋影业老板惠特尼(Whitney)家族,也脱离原有的业余玩法,设立惠特尼公司 (J.H. Whitney & Company),注资500万美元,开展更为系统化的风险投资。他们将这个新玩法,定义为“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这是VC一词的正式由来。
虽然创业土壤日渐肥沃,风险投资业的成型尚需两大基础条件:钱和人。乔治教授在东岸的实践,培养了一批风险投资人士。但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此前依赖个人和家族,难以规模化,直到政府的介入才由个人为主,转向了机构为主。
三、政府初次介入VC
美苏争霸是横亘上个世纪的持久事件,“冷战”对美国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影响,非常之大。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了美国。为了夺取科技和军事优势,全美从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业,举国推动创新。
国会于1958年通过《小企业投资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Companies Act),联邦政府核准设立一批小企业投资公司 (SBIC),提供杠杆资金:SBIC每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企业每投1美元,政府即予配套3美元贷款。
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大力扶持民间科技创新,以解决军需,主要面向大型企业与著名高校。SBIC���制是政策第一次大规模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标志美国政府创新政策的重大调整。
其结果是SBIC数量剧增,到1961年有500多家之多。SBIC带来不少创新成果,佼佼者如乔治的哈佛学生钱伯斯(Frank Chambers),他创办 Continental,利用这个政策,投资了ROLM, American Microsystems和KLA三家公司,取得佳绩。
SBIC机制,解决了风险资本的来源,但存在争议。SBIC的决策极其保守,政府主导的政策落地不顺。在1966年至1967年间,就有200多家SBIC公司夭折。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今日重新检讨SBIC政策的得失,人们已较为从容。持正而论,SIBC的负面效果当为事实,然而其好处也很明显:SBIC普及了创业和投资理念,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
这个政策其后不断修订,已和当初相去甚远。其衍生的“中小企业政策”,作为美国政府刺激创新的手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仍在发挥作用。
硅谷的诞生,是个意外 ― 布什, 特曼与斯坦福
湾区拥有温暖的气候,包容的文化,随着铁路和港口兴起,人才接踵而至。周边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林立,科技日渐发达,30代湾区无线电产业群初步成形。
但硅谷自由创新氛围的形成,要归功于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从小在斯坦福校园长大,父亲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有浓厚的斯坦福情结,曾在这里长期执教,并打造了斯坦福科技带,被称为“硅谷之父”,使斯坦福成为美国西部的创新策源地。
特曼少年时体弱多病,生病期间整日与无线电为伍,成为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本科就近入读斯坦福大学,学习化学,读研时遵从内心,改学无线电,在MIT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特曼博士毕业后,本想留在MIT任教,不料回斯坦福校园探亲时患上肺结核,被迫在加州修养一年,MIT教授梦成为泡影。考虑到加州气候温暖,适宜养病,特曼决定留在斯坦福,1925年成为其"无线电工程学"教授。 若非此变,特曼就不可能日后成为“硅谷之父”了,也许硅谷根本不会存在。
对特曼影响至深的,是他的博士导师、MIT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和布什总统无亲戚关系)。布什教授是模拟计算机及美国科技管理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布什热衷政治,长期担任政策制定和智囊工作,小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美国史上首个总统科学顾问。二战期间,布什教授担任美国研发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简称OSRD)局长,统领美国战时几乎所有的军事研究项目,管理6000多名美国顶级科学家,在无线电、雷达、计算机等前沿科技的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为“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究项目代号)。
布什教授提倡大学不要只做象牙塔,更要成为产品研究与开发中心。他建议美国政府提供经费,大力支持科学研究,让大学和私营企业依照实力竞争科研经费。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军方和高校的关系,受布什的推动,OSRD将大量课题交由高校研究。
布什导师可不讲情面,特曼和斯坦福大学在竞争研究课题中失利。OSRD拨款给高效的4亿5千万美元经费中,MIT、加州理工、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大头,斯坦福研究水准欠佳,因此只分得区区5万美元的零头。特曼只好离开斯坦福,到波士顿去领导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帮助盟军进行电子对抗。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他决心扭转斯坦福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改变政府的偏见。特曼首先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多位顶尖人才聘到斯坦福,创建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工程学院的水准。实验室成立不久就赢得军方源源不断的合同。从1955年到1965年,特曼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大幅扩充科学与工程科系,获得美国国防部来的重金资助,帮助斯坦福大学进一步提升了学术和研究地位。
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简化学校科研成功的转让。与波士顿周边的大学传统不同,特曼鼓励斯坦福工程学院的学生创业。由此,斯坦福大学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惠普。
惠普由特曼的学生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于1939年在车库里创办。二人平分公司股份,命名公司时,Hewlett和Packard谁该放在名字的前面呢? 这可难不倒他们两!通过扔硬币这一古老的方式,休利特赢得优先命名权,公司于是命名为HewlettPackard,中文译为惠普。特曼教授帮助惠普获得启动资金贷款,还介绍客户。公司从电子振荡器起家,很快发展成首屈一指的新兴测试仪表巨头。
1951年,特曼还创建了斯坦福科技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占地约600英亩。科技园吸引了许多高科技企业入住,包括惠普、柯达和洛克希德等,到1980年代云集了数千家科技企业。这里成为产学研结合的试验田,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以此为中心,硅谷逐渐形成全球瞩目的科技产业区。
近二十年,中国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进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成功转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响力同斯坦福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糟糕的是有些地方走了样,搞成了房地产。
受军事和新兴技术的带动,电力、电子、半导体工业、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在湾区特别是硅谷地带陆续崛起,风险投资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ArthurRock:风险投资第一人
称罗克(Arthur Rock,1926年- )是VC第一人���应无异议。他是最早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984年)的风险投资家,投资成果包括仙童半导体、SDS、英特尔、苹果,他在这些公司的创办中极为关键。
罗克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短暂从军后,在雪城大学修读政治学和金融,后来入读哈佛商学院,是乔治教授的学生。罗克1951年从HBS毕业,前往纽约海登石投行(Hayden Stone)工作,凭借热情、悟性和专注,成为科技领域的投行家。犹太人在创业与投资史上,比较活跃,占有独特的地位,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
1957年,是风险投资史上的一个大年!此年发生了两件大事:(1)在美国东部,乔治推动ARD投资了DEC;(2)在美国西部,他的学生罗克撮合仙童家族资助八个科学家,创办仙童半导体。
有了仙童半导体,硅谷才能成为真正的“硅谷”(Silicon Valley)。在仙童半导体之前,硅谷其实只是“微波之谷”(MicrowaveValley),电子管和无线电才是当地核心科技产业。仙童半导体的重要性,在于其为“硅谷人才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顶尖的技术、管理和投资人才,奠定了硅谷的日后产业和投资的基础。
1.仙童半导体的接生婆
仙童半导体的诞生是个传奇,它是罗克投资生涯的起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海登石投行收到一位客户儿子的求职信,请求帮助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实验室的七个科学家集体找份工作。写信者名叫克莱纳(Eugene Kleiner),来自加州,是七个科学家之一。
肖克利博士是晶体管发明人,1956年荣膺诺贝尔物理奖之前,这个大孝子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离开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组建肖克利实验室,网罗一批科学家,专门研究晶体管。可惜肖克利是个学阀,难以相处,实验室的七位核心人员忍无可忍,决定集体跳槽,希望找到栖身之所,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大约需要150万美元。 投行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由擅长科技领域的罗克完成。
对客户儿子的请求,罗克可不敢怠慢。他苦思冥想,蹦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找人出钱,与几位科学家设立全新的公司,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海登石还能从中赚取一笔佣金。找钱并不���易,他求了35家大公司,全吃了闭门羹。陷入绝望之际,第36个投资人买了单,照相机厂商仙童家族早年资助过IBM的创建,是IBM的最大个人股东,对科技投资有兴趣。双方一拍即合,仙童家族投入150万美元,包括克莱纳在内的七个科学家,连同半路加盟的诺伊斯(Robert Noyce),八人一起逃离肖克利实验室,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双方约定,仙童家族占股20%,科学家们每人占股10%,仙童未来有权以300万美金价格将公司整体收购。
羞愤之余,肖克利将八人称作“叛逆八人帮”(The Traitorous Eight)。诺伊斯成为八人的头儿,负责仙童半导体的经营管理。他很崇拜肖克利博士,本来没想着要背叛,但其他七个科学家认为他具有管理才能,威逼利诱,差不多是裹挟他出走的。
仙童半导体一帆风顺,那个年代芯片用量少,需要定制,美国军方成为仙童的大客户,公司很快就盈利了。随后,仙童执行了全资收购协议,八个科学家每人分得一笔钱,从股东变成公司雇员,纯为仙童家族打工。
仙童半导体和母公司分别位于加州和纽约,沟通不畅,加上母公司控制欲日渐增强,双方隔阂与冲突不断。自由惯了科学家们,本已财务自由,于是纷纷再度走上逃离之路。
1961年,霍尼(Jean Hoerni)、拉斯特(Jay Last), 罗伯茨(Sheldon Roberts)三人出走,创办了Amelco,就是后来的Teledyne,从事半导体测试技术。罗克瞅准了这个机会,投了Teledyne一小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62年,克莱纳也出走,创办了Edex,转行教育科技事业,在套现出售之后,创立KP,打造了硅谷最顶尖的创投基金。
公司总裁诺伊斯(Robert Noyce)与研发主管摩尔(Gordon Moore)坚持到1968年,终究一起离开,顺道带走了工艺专家格鲁夫(Andy Grove),创办英特尔。
不久,格林奇(Victor Grinich)和额布兰克(Julius Blank),也相继离开。
既然创始人都已溜走,仙童的其他人也无意久留。1967年,仙童半导体销售副总裁瓦伦丁(Don Valentine)追随仙童半导体运营总经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跳槽到国民半导体(NationalSemiconductor),随后创办红杉资本。瓦伦丁的手下人马库拉(Mike Markkula),日后成为苹果投资人和联合创始人。
两年后,瓦伦丁的继任者、仙童销售主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离职,带着七位同事创办AMD,成为前老板诺伊斯和摩尔创立的英特尔的长期对手。AMD和英特尔的复杂关系,我们后来再谈。
随着仙童半导体的人才不断溢出,湾区半导体创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硅谷有一半的半导体公司,直接或间接源自仙童。据说1969年半导体工程师大会400位与会者中,只有6%来自仙童之外!
罗克作为“叛逆八人帮”的伯乐,敏锐地意识到,加州的科技创新大有作为。他决心搬到加州,大展拳脚。
2.创办Davis& Rock,投资SDS
罗克在纽约时,和加州地产商Kern County Land接洽,结识了其副总裁戴维斯(Thomas Davis)。戴维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二战中因公负伤,在旧金山治疗康复并留在湾区。
二人此后维持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无奈Kern County Land非常保守,戴维斯于是离开,转而和罗克合伙创办Davis& Rock公司,全力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募资工作并不难,罗克在东部的人脉帮了大忙,Davis& Rock一共募集了500万美元。
这期基金实际只投出300万美金,总回报却高达基金总额的20倍,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科学数据系统公司)贡献了绝大部分收益。基金对SDS的原始投入不到30万美元(亦说100万美金),占80%股份,罗克担任SDS董事长。8年后施乐以10亿美金天价收购SDS, Davis &Rock收益竟有两百多倍。
SDS由派里维斯基(Max Palevsky)为首的十多位计算机科学家创建,在全球最先采用集成电路和硅晶体管,开发出大型计算机,产品性能优良,价格便宜。在美苏太空竞赛期间,SDS向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等军事机构出售了高性能计算机。罗克在董事会上,多听少说。派里维斯基对罗克言听计从,他将SDS的成功,归于罗克“坚定的意志”(implacable will)和“必胜的信念”(a will that wont conceive of not winning)。
SDS有个特殊之处,它是首个给高管之外的普通员工发放期权的初创公司。
作为SDS的投资人,Davis & Rock公司也有个特别之处,他们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为酬劳,这个比例成为VC行业标准,直到KP出现后才有所改变(KP收取30%)。1968年基金到期清盘,罗克和戴维斯分得的利润高达1600万美金之巨!
罗克和戴维斯二人性格相反,戴维斯开放,热情,健谈;罗克安静,忧郁,沉默寡言。二人只合作了一期基金,就分道扬镳了。发财后,两人都想“休息一下”,却也彼此都没闲着。戴维斯与人合作创办Mayfield基金。 罗克短暂和他人合伙创办了Arthur &Associates,但回报一般,干脆成为投资“个体户”。接下来他投资了英特尔和苹果,声名大振,成为西海岸VC翘楚。
3.轻松投中英特尔
半导体和微处理器改变了世界,英特尔是此中先锋。投资英特尔,是罗克的大手笔。
诺伊斯和摩尔在仙童半导体渐感厌烦,想要创办自己的事业。他们认定半导体存储大有可为,于是找到罗克,请他再次帮助筹集资金。罗克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他撰写的商业计划书堪称经典,只有一页半。罗克仅用一下午就从15个投资者手中募得250万美金,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万美元,Venrock也参与了投资。
罗克的Davis & Rock基金有个投资者,是磁存储器专家,认为“半导体存储没有前途”,极力阻止罗克投资英特尔。罗克权当耳边风,不加理会。罗克后来回忆说,出于对诺伊斯和摩尔伙伴的绝对信任,这是他投资生涯中,唯一在最初就有成功把握的项目!
英特尔的英文名称Intel,取意“集成电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这是摩尔想到的,符合他“好名字不超过5个英文字符”的标准,易记,响亮!英特尔是硅谷宠儿,其创新能力和精益求精成为硅谷象征。
诺伊斯和摩尔都是科学家,生产不是他们的特长。格鲁夫成为英特尔第一个雇员,从仙童半导体跳槽英特尔。格鲁夫原本是仙童半导体生产负责人,精通流片和生产工艺。多年后他继任英特尔CEO,将公司转型为处理器霸主。
与SDS派里维斯基一样,格鲁夫总是将英特尔的成功,归功于罗克。
4.完美错过AMD
罗克错过AMD,是他看走了眼。
AMD桑德斯创建AMD完全是白手起家。诺伊斯原本希望拉上桑德斯(Jerry Sanders)一起创办英特尔,但不知为何遭摩尔反对而作罢。桑德斯很快在仙童半导体呆不下去了,新来的总裁将其解雇。失魂落魄的桑德斯,只好带着七个兄弟自寻出路,创办了AMD。
AMD团队远没有英特尔那般闪亮,融资谈何容易?他们为投资人准备的70页详细商业计划书,几乎无人问津。桑德斯拜访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是罗克,罗克不看好这个强销售、弱技术的团队,拒绝帮助。
英特尔的诺伊斯这时善心大发,他和几位仙童及英特尔同事们一起,帮助桑德斯勉强凑足150万美金,AMD终于成立了!这些信任他的人没有失望,十多年后AMD上市,他们回报高达数十倍。
罗克投资的项目不多,却很少失手。他的方法论很简单,就是只投人。罗克对技术一窍不通,他的口号是“投对人”(Back theright people):注重创始人的人品、动机、市场能力、经验技巧、财务能力和领导力。
在评价罗克的辉煌成就时,红杉创始人、相当孤傲的瓦伦丁露出了尊敬:“他就是很牛,在我看来,无人能及!”
五、第一代其他风险投资家
乔治教授开创了现代风险投资业。美国第一代风险投资家,主要是乔治教授的哈佛门生、ARD职业经理人,及美国的富有家族组成,其中包括罗克。这些人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5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东岸先后成立了灰锁基金(Greylock)、Venrock、TA、茶思河(CharlesRiver)等新基金,多数创始人来自ARD和哈佛商学院,和乔治教授有密切的联系。
以灰锁基金(Greylock)为例。灰锁成立于1965年,由三个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创办,其中二人在ARD为乔治工作过。 领头的艾法思(William Elfers),在很长时间内是ARD第二交椅,负责日常决策,活在乔治教授的阴影下。他很希望发出自己的光辉,因此创办灰锁。灰锁基金创立至今,始终是首屈一指的VC,有近200个IPO退出和100多个并购退出。
1969年,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成立Venrock,步Whitney家族的后尘,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展系统化投资。Venrock取名于Venture & Rockefeller的缩写,意思是洛克菲勒家族VC基金。基金由奎思普(Peter Crisp)担纲大任,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和Arthur一样也是乔治教授的学生。
Venrock业绩辉煌,先后领投过英特尔、苹果等。我国富有家族正在经历第二代传承,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权投资经验,值得国内有钱人学习和借鉴。
西海岸的风险投资,起步虽比东部晚,活跃度却远超东部。活跃在西岸的,除了罗克和戴维斯,还有德雷珀(Bill Draper)父子、约翰逊(Pitch Johnson)、丹尼斯(Reid Dennis)、卢卡斯(Don Lucas)、布莱恩(John Bryan)、爱德华兹(Bill Edwards)等等,好几位也是乔治的学生。
美国西岸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是DGA(Draper, Gaither & Anderson),1959年创立,三个创始人都有军方背景,分别是华尔街银行家、二战军官德雷珀(WilliamDraper, Jr.),兰德智库创始人罗恩·盖瑟(RowanGaither),以及退役的空军将领安德逊(Frederick Anderson, Jr.),都在加州工作过,熟悉湾区的经济环境。DGA的主要出资人事洛克菲勒家族。DGA三个大人物实在太忙,无暇顾及项目,不能在一线亲力亲为,运作几年就清盘了。
DGA业绩平平,历史地位却极为重要。DGA不仅开创了美国西海岸风险投资活动的,更是史上第一家有限合伙制的VC基金。罗克的Rock & Davis是第二家采用有限合伙制的VC基金。两家公司奠定了今日风险投资的法律架构基础。
公司解体后,DGA几个年轻人自寻出路,创立各自的VC基金,包括德雷珀的儿子德雷珀三世,以及甲骨文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卢卡斯(Don Lucas), 在DGA卢卡斯投了国民半导体。
德雷珀家族三代人都是风险投资家。DGA创办人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 )的儿子德雷珀三世,和老布什总统是耶鲁大学同学,参加过朝鲜战争,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钢铁行业,1959年起跟随老爹在DGA学习投资。其后辗转多次,成立赛特-希尔基金(Sutter Hill),开创了不少新玩法。德雷珀三世投资过Hotmail和百度等项目,他对Skype的250万美元投资回报高达25亿美元。
德雷珀三世年老后,喜欢拓展海外业务,他的儿子德雷珀四世(Tim Draper)则在1985年成立了德丰杰基金(DFJ)。DFJ和德雷珀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分号,外界也分不清楚,容易产生混乱。
离开DGA后,卢卡斯也变成了单干户,投了芯片设计EDA工具企业Candence和Macromedia的前身Authorware。但他最出名的投资有两个,一是幸运地在1977年投了甲骨文软件(Oracle),捧红了埃里森(Larry Ellison),赢得盛名。埃里森在节制、低调的硅谷,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不断搞出桃色新闻,甲骨文业务却蒸蒸日上,独霸数据库领域数十年,但是最近中国的裁员风波动静极大,外资在华越来越不适应。
卢卡斯另一件出名的案子,是步德雷珀四世的后尘,投了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竭力为其背书,卷入硅谷近年最大的创业神话丑闻,颜面扫尽!这起丑闻,被写成新书《坏血》(Bad Blood)。
Theranos创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从斯坦福本科辍学,创办了Theranos。她宣称找到一种黑科技,仅用指尖血就能完成无数项化验。霍姆斯高鼻深眼,身着黑色高领衫,魅力四射,有“下一个乔布斯”的美誉,荣登《福布斯》和《财富》的封面。在骗局被揭穿之前,公司融得数亿美金,估值高达90亿美元,获得了大量政、商、学名流的追捧,投资人包括学术权威罗伯逊(ChanningRobertson)、 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传媒大亨默多克,以及硅谷如雷贯耳的投资家们。纸包不住火,Theranos的骗局终于被捅破,卢卡斯作为公司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十分难堪。
戴维斯和罗克分开之后,1969年和另一个“戴维斯”(Wally Davis,二人同姓但并无亲戚关系)合作创建Mayfield基金,首期基金表现一般。但他坚持了下来,围绕斯坦福大学投资科技企业,其辉煌的投资业绩包括3Com、Amgen、雅达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Genentech)和闪迪(SanDisk)。
关于Mayfield基金,有必要多写几句,国内的金沙江创投(GSR)最早就是和Mayfield合作成立的,最初主要是丁健、林仁俊、伍伸俊和潘晓峰四位。
仔细分析,早年国内的美元系VC基金,多由海外“干爹”撑。IDG、赛富、红杉、GGV、DCM、光速、红点、晨兴,无一例外。今天国内第二代VC,起家方法有所不同,很多靠自身努力募集基金,已有几匹“黑马”跑成了“白马”,更多人还在努力追赶中。
美国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群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Arthur & Davis投了SDS, 罗克自己投了英特尔和苹果;Draper & Johnson投了天腾(Tandem);卢卡斯再造了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后来投了SDA(Cadence)和 Oracle;Venrock投了英特尔,苹果和3Com;Mayfield也投了天腾,3Com和康柏电脑,等等。
相比今天的芸芸众生,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数量极少,个个都是精英。1969年美国VC界在旧金山MarkHopkins酒店举办行业聚会,差不多全美主要风险投资人士都到了场,也就20人上下。
进入1970年代,以KP和红杉为代表,第二代风险投资家开始崛起。相比第一代投资家,KP和红杉这些后来者更为机构化,相互之间合作少,竞争多,还更加重视投后管理工作。
投资需要时代的机遇。第一代风险投资者,赶上了半导体和大型计算机的发展。天赐良机,KP和红杉这一代人,遇到个人电脑时代和互联网的崛起,取得了更为骄人的业绩。
中篇:创投骄子第二代:KP与红杉的PK
相比今天的芸芸众生,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数量极少,个个都是精英。1969年美国VC界在旧金山Mark Hopkins酒店举办行业聚会,差不多全美主要风险投资人士都到了场,合计不过20人。
进入1970年代,第二代风险投资家开始崛起。后来者更为机构化,合作少,竞争多。其最大的看点,是KP与红杉的竞争。同在沙丘路上的这对邻居,较量了数十载。
一、1972:KP创立
大名鼎鼎的KP(也叫KPCB),办公室就在红杉的隔壁,紧挨着硅谷银行。KP创立于1972年,应比红杉早数月,创始人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仙童半导体的老将、八个创始人之一, 另一创始人珀金斯(Tom Perkins)是惠普电脑业务的创办人,也是乔治教授在哈佛商学院的高徒。
克莱纳是个犹太人,出生在奥地利,随父母逃到美国纽约。硕士一毕业,他便不顾父母反对,追随肖克利博士(WilliamShockley)。但是很快他和肖克利实验室的其余6个科学家无法忍受肖克利的坏脾气,于是他写信给和父亲有生意往来的海登石投行,杜尔帮助他们完成集体跳槽,创办了仙童半导体。
克莱纳在1962年离开仙童,捣鼓了爱德思(Edex),研发教学仪器,在1965年作价500万美元卖给雷神(Raytheon),彻底财务自由了。受限于锁定期,他在雷神工作了几年,业余参与一些早期投资,1968年英特尔成立时他是罗克(Arthur Rock)搞定的15个初始投资人之一。同时他也是Davis & Rock基金的个人LP,常常帮助基金评估技术企业,对风险投资行业兴趣日增。
1972年,克莱纳希望成为全职的风险投资家。最早他想和Davis & Rock基金的老将戴维斯合作,但戴维斯已名花有主,创办了Mayfield Fund,不想再揽新的事。
与克莱纳不谋而合,惠普老将珀金斯此时也想加入风险投资行业。投资银行家罗伯逊(Sandy Robertson)极力撮合二人联手。克莱纳与珀金斯对此议毫无兴趣,然碍于情面,硬着头皮见了面,居然发现彼此非常欣赏,有点相见恨晚之感。不久,他们就正式成立了Kleiner Perkins基金,简称KP(后来又多了两个合伙人Caufield和Byers,就变成了KPCB)。
珀金斯本科就读MIT,在军工企业工作几年,去哈佛商学院进修,是乔治教授的得意弟子。珀金斯受到乔治的赏识的缘由,充满神奇色彩。开学讲授第一课,乔治举着《纽约时报》说,阅读一份报纸最多只需四分钟,他问全班学生们,读报应该先看哪儿?答案五花八门,“头条”、“标题”、“股市”和“社论”者皆有。只有珀金斯不慌不忙地举手回答:“讣告!”全班发出一阵讪笑。这个回答令乔治惊奇不已,他当场宣布珀金斯为全班最精明的同学,“讣告很少能撒谎,无疑是整个报纸最真实的板块!”
珀金斯读完哈佛MBA,加入初创不久的惠普,不满待遇太低,遂转到咨询业。喜新厌旧的珀金斯,很快感到咨询工作很无聊,想杀回马枪,就向惠普两位创始人坦白认了错,被安排去他们和DGA合作的一家光学公司工作,直至IPO。此番历练之后,他得以重回惠普,组建了惠普研发中心,稍后便掌管新辟的计算机业务。两位创始人对珀金斯格外宽厚,默许他在惠普任职的同时,还与他人合伙经营ULI激光公司,珀金斯拥有ULI三分之一股份,几年后公司被并购,珀金斯成功套现,晋身百万富翁。
珀金斯再度离开惠普,纯属无奈。早在二战期间,惠普创始人休利特应征入伍,另一创始人帕卡德独自支撑公司,业务发展很快,帕卡德并未调高自己的股份,休利特甚为感激。到了1969年,轮到帕卡德开小差。他一时兴起,对政治产生兴趣,获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惠普这时业务极为庞大,珀金斯难以独撑,遂提升珀金斯做搭档,分担经营管理之责。
谁知帕卡德做了两年官,深感宦海凶险,缩回到惠普。珀金斯的“搭档”地位顿时很尴尬,他于是二度离开惠普,腾出原本就属于帕卡德的位子。
珀金斯不想再打工,但又希望与科技创新沾点边,不断尝试新事物,VC这一行正好符合他,就在他人撮合下,和克莱纳合创了KP(Kleiner Perkins)。
珀金斯一直心系惠普,曾两次重返惠普担任董事。惠普董事会内斗严重,珀金斯在其中举足轻重,2006年,惠普闹出“董事会电话门”丑闻,珀金斯愤而辞职,从此和惠普断绝了关系。
珀金斯花边新闻不断。他兴趣广泛,生活奢侈,超级爱玩,投资之余写小说、藏名车,资助芭蕾舞。他还是全球帆船界的大名人,在法国赛事中意外撞死了一名选手,坐了几天班房,出来后以钱消灾。
珀金斯于2007年撰写回忆录,名为《硅谷巨人》(Valley Boy),对自己的经历直言不讳。他不幸于2016年因病去世。
KP的第一期基金800万美金,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基金。戴维斯介绍的亿万富翁希曼(Henry Hillman)出资400万,洛克菲勒家族出资100万,其余主要由保险公司出资。
募易投难! KP最初出师不利,投资的前几个项目皆不尽人意。遇到这等邪门事儿,克莱纳和珀金斯赶紧复了盘,结论是这些公司的产品方向和创始人能力,都不大行。
既然投别人不行,何不干脆投自己?在从事VC职业之前,二人本是成功的创业者和管理人。 KP遂调整策略,不再坐等项目上门,而是自己找方向、办企业。
KP的转型过程,天腾电脑和Genentech两个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二者均由KP参与创办的,CEO都是KP的职员。
1 .KP投资天腾电脑(Tandem)
投天腾电脑(Tandem)的成功,完全归功KP对计算机业的深刻认知。
崔必格(Jim Treybig)之前曾负责惠普电脑的营销工作,是珀金斯的手下。珀金斯将其聘到KP,希望他来搞营销。奇怪的是,崔必格不务正业,成天琢磨如何创业。他希望开发一种永不宕机的强悍电脑,服务银行、券商、电信业。精通电脑的珀金斯喜欢上这个主意,亲自撰写了商业计划书,到处推销。出乎二人的预料,除了约翰逊(Pitch Johnson)和Mayfield基金有意投资,项目到处碰壁。
关键时刻,KP决定自己上!KP拿出基金五分之一现金,支持崔必格创办了天腾电脑。珀金斯亲任公司董事长,崔必格任职CEO。 1977年公司IPO时,这笔钱为基金拿回了1.5亿美金的回报,是整个基金总额的20倍,KP借此一炮打响。1997年康柏收购了天腾电脑(其后又为惠普所收购),崔必格试图阻止并购,珀金斯只能强行废掉崔必格,二人结怨。
天腾电脑之可靠,至今仍在起作用。
2 .KP投资金泰克(Genentech)
金泰克(Genentech)是风险投资史上第一个生物科技类项目,源自KP另一个失败的投资,却取得巨大成功。。
KP投了Cetus公司,研发生物实验设备,创始人是两个医学博士,缺乏商业头脑,公司步履蹒跚。万般无奈之下,KP招募史万森(Robert Swanson)作为KP基金合伙人,管理Cetus项目。史万森是个天才,毕业于MIT,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化学学士和斯隆商学院MBA两个学位。加入KP前,他在花旗风险投资基金工作。
史万森发狂地研究生物技术这个新兴领域,愈发感觉前景无限。为了启发Cetus的两个创始人,史万森带二人和珀金斯拜访Cetus的天使投资人格拉泽(Donald Glaser),请求指点。
格拉泽是1960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生物领域也有造诣。交谈中格拉泽提到DNA开创性研究,由加州旧金山大学博耶(Herb Boyer)和斯坦福大学科恩(Stanley Cohen)合作完成,该技术可以实现基因重组。
史万森天生敏锐,立即意识到其潜在的巨大价值。他试图说服Cetus朝这个方向转型,竟遭到两个创始人拒绝。史万森不死心,他电话里缠着博耶教授,要求当面探究DNA技术的商业前景。博耶同意在周五下班之际,给史万森5分钟时间。然而二人会面相谈甚欢,交流持续数小时,从办公室一直谈到酒吧。讨论的焦点是商业化路径与时间,博耶认为尚需10年,史万森却认为要不了那么久,并终于说服了博耶教授,一起创办企业,将其尽快投入商业化。
史万森迅速行动,他撰写了详细商业计划书,交给珀金斯。KP踌躇再三,还是决定试一下,投入一小笔资金,启动了项目。公司命名为Genentech(金泰克),1978年成功合成了人工胰岛素,带来糖尿病治疗的革命。金泰克1980年顺利上市,KP的回报已逾上亿美金,如果持有股票到今天,则有百亿回报!
KP一期基金业绩异常出色,是个优秀基金的典型样本:一共投了17个项目,4个彻底死掉,3个不死不活,3个保本,4个取得相当不错的回报,还有3个回报惊人:Qume回报30多倍,是个本垒打(Homerun),天腾电脑和Genentech两个项目回报分别为100倍和数百倍,贡献��基金90%以上的利润。
与第一代投资人罗克(Arthur Rock)一脉相承,KP坚定地相信“人”的力量,无比重视CEO和创始人的个人能力。但这并不表示KP忽视其它要素,理解业务是必须的!珀金斯阅读商业计划书的方式尤其特别,“从后往前看,如果数字很大,我们再到前面看看这是什么好生意。”
随着KP的创立,越来越多的新兴投资机构来到沙丘路。KP的名气很大,其看中的项目有时会被其他人撬走。为掩人耳目,KP搬至旧金山办公,多年后才重回沙丘路。
虽比红杉晚了两年,2007年KP还是进入了国内,组建了豪华的投资团队,原本要大展拳脚,但其团队的机制似存缺陷,引起后遗症,出现水土不服问题。KP中国团队后来业绩回升,可惜品牌创伤太深,不易恢复。同时期,KP美国也犯下大错,重仓清洁技术,错失互联网下半场和移动互联网。这和红杉的发展,有着天壤之别。
二、1972:红杉之立
红杉同样创立于1972年,较KP略晚数月。
和KP一样,红杉也发端于仙童半导体,创始人瓦伦丁是硅谷早期的名人。瓦伦丁早年家境贫寒,1954年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然后入伍,成为海军专职水球运动员。瓦伦丁退役后在纽约电子企业干销售,但他目光远大,认为加州前途无量,便想方设法回到加州,寻机加入仙童半导体,继续从事销售工作。
那时仙童半导体创立不久,八个创始人销售五方,公司销量不大。瓦伦丁加盟仙童后,他一方面提高售价,另一方面建立渠道,让利给中间商,从而打开局面,销售额短短几年从百万美金直增至上亿美金!到了1967年,瓦伦丁不再满足单纯的销售岗位,他跳槽到国民半导体,从事更为全面的工作。
多年来,瓦伦丁参与众多早期科技项目的评估。彼时芯片多需定制,公司资源有限,瓦伦丁只得开发出一套方法,决定优先承接哪些定单。他还据此投了几家初创公司,小有所成,积累了投资经验。业余时间,他也去投行和金融企业讲课,传授科技知识,帮助分析科技产业和各类公司。
仰慕瓦伦丁的大名,Capital Group找上门,力邀他加盟,创办风险投资部门,1975年他从Capital Group独立出来,成为今天的红杉资本。
在精英云集的资本界,福特汉姆毕业生瓦伦丁开局不顺。第一期基金,募集工作花了一年半。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基金如何运作。到他投出第一个项目的时候,距离红杉创立已有三年。红杉的第一个案子,是向游戏商Atari投资60万美元,Mayfield和另外两个投资者跟投,一年后卖给时代华纳公司,获得4倍回报,瓦伦丁好歹是开了胡。
早年的风投项目,都是纯科技类,很多投资人是银行家出身,技术上很外行,他们时常求助瓦伦丁评估初创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因此红杉具有独特的优势。
自古英雄不拘一格,瓦伦丁脾气暴躁,不讲情面,其严厉的风格与国内一位创投大佬十分相似,创业者对其是既爱又怕!
瓦伦丁在硅谷也以驱逐CEO而闻名,投资思科之后,便将创始人夫妇边缘化,却一手缔造了思科此后的新辉煌。
1 、投资苹果
红杉瓦伦丁差点儿就错过苹果公司。他在苹果项目上赚得大名,却没挣到大钱。
乔布斯(Steve Jobs)曾在Atari短暂工作过。创办苹果电脑时,乔布斯亟需找到风险投资人,因此求助Atari老板布什内尔。 布什内尔将他推荐给Atari的投资人瓦伦丁。瓦伦丁开着豪华奔驰轿车,前往苹果公司所在的车库,但他同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却不欢而散。瓦伦丁憎恶乔布斯不修边幅、浑身怪味的模样,形容此人的邋遢如同胡志明,看着像是“人类的变种”。他尤其不满乔布斯对市场需求缺乏想象力,营销经验也不足。但他还是经不住乔布斯的再三请求,于是把他介绍给马库拉(MikeMarkkula)。
马库拉起初在仙童半导从事营销,是瓦伦丁的手下干将。离开仙童后,他追随诺伊斯在英特尔负责营销。英特尔上市后,马库拉凭借股票发了财,却在竞争副总裁职务中落败,年纪轻轻就退休了,成为天使投资人。
马库拉开着敞篷车,造访乔布斯的车库工作室,立刻被乔布斯和苹果电脑打动。他不解瓦伦丁缘何不积极,瓦伦丁回复说:个人电脑前景还不错,但是团队的营销能力有待加强,可以继续跟踪这个项目。马库拉听后大受鼓舞,他一向相信瓦伦丁对市场潜力的判断,他还可以在营销上助苹果一臂之力,遂向苹果投资25万美元,占1/3股份。作为义务,他答应全职加入公司,全面负责营销和运营。
一想到马库拉个人真金白银要投钱,沃兹尼亚克就替他捏把汗,盘算着马库拉的信任可能放错了地方,投资苹果八成会打水漂。
沃兹尼亚克没料到的是,苹果电脑销量惊人。公司发展太快,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为了筹到钱,马库拉发挥了营销天才,他先敲定Venrock领投近30万美金,接着从罗克和格鲁夫手中融得六七万。
投资英特尔和苹果,大概是Venrock最引以为傲的案例了。Venrock的合伙人史密斯(Hank Simith)原是马库拉在英特尔的同事,跟踪苹果公司半年多,1977年秋天才下了投资决心。
罗克最初也不为所动,马库拉忽悠他去计算机展会开开眼界。罗克发现苹果展台人山人海,是展会最拥挤的地儿,精明的罗克立马明确了投资意向。为了搞定格鲁夫,马库拉用心良苦,请他来给苹果员工授课,格鲁夫很快上了勾,后来他后悔投太少。
就在投资快要确定的时候,瓦伦丁在餐厅偶遇乔布斯、马库拉和史密斯三人在密谈。瓦伦丁立即猜出他们在做什么,遂给三人送了一瓶酒,附上条子写道:“请别忘了,我正要投资苹果呢!”关键时候,红杉插了一杠子,跟投15万美元,好歹算是赶上了苹果的趟儿。这次融资6个月后,又有新的投资人进入,价格是此前的3倍,Venrock追加投资,持有7.9%股份。瓦伦丁埋怨价格太贵,拒绝追加投资。
两年后,苹果公司上市,成为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后最大的IPO,其员工期权计划造就了300个百万富翁,空前绝后!
苹果投资人的最初投资,回报高达数百倍,唯独瓦伦丁懊恼不已。原来,自始至终,瓦伦丁对苹果都不上心,未及苹果IPO,他就卖掉了所持的苹果股份,获利数倍将其了断,因此错失大赚良机,真是运气不佳。
马库拉和罗克,是苹果最早的投资人,二人之于乔布斯就像他的父亲般重要,尤其马库拉从最早起就全身心投入,是乔布斯的事业导师和精神支柱。多年后,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扫地出门,马库拉和罗克双双站在另一边,乔布斯陷入绝境,极度沮丧,影片《乔布斯》刻画了这一幕。1997年,乔布斯重掌苹果大权,驱逐了马库拉。
2 、投资思科
思科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
斯坦福大学IT管理员莱恩(Len Bosack)和桑迪(Sandy Lerner)是伴侣,他们最为烦恼的事情是,各系之间的计算机局域网不能相互通信,二人无法互诉衷肠。为此他们想到了开发路由器,以之为基础,创立了思科,Cisco的名字取自Francisco(旧金山),其logo正是该市金门大桥。
公司创立后,订单滚滚而来。为了更好管理公司,夫妇二人聘请格雷夫斯(Bill Graves)担任CEO。此时业务发展飞速,需要补充更多资金,公司找了75个投资人,均遭拒绝,投资人普遍认为这个市场太狭窄。
瓦伦丁的看法截然相反!他是夫妇两接触的第76个投资人。红杉此前投过3Com,对网络发展有一些认知,瓦伦丁推断路由器需求很大。不过,桑迪非常情绪化,莱恩也完全不懂沟通,瓦伦丁见到桑迪的第一面,就直言不讳地敲打说:“我听说你就是公司问题的根源。”看在产品和市场的份上,红杉投资250 万美元,得到思科29%股份。
对创始人夫妇的能力,瓦伦丁一直不放心,一心想要由红杉来控制思科。恰在此时,夫妇二人和CEO格雷夫斯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促使瓦伦丁同意解雇格雷夫斯, 桑迪和莱恩将他们的股份投票权委托给瓦伦丁,红杉由此掌握思科64%的表决权,瓦伦丁没费吹灰之力,就任思科董事长。他聘请了一位出色的销售代表,又连续更换了格雷夫斯和另一个短暂的硅谷沙场老将萨特克利夫(Chuck Sutcliffe),直到选中摩格里奇(John Morgridge)担任供公司CEO。
在摩格里奇领导下,思科快速发展,从1988年35人的小公司,到1989年底 170人、收入近3000万美元的新兴科技企业。1990年2月,思科上市。创始人与管理层的矛盾无法调和,瓦伦丁和董事会只好开除桑迪,随后莱恩辞职,二人抛售了所有的思科股票,成为瓦伦丁永世的仇敌。
1995年1月,钱伯斯继任CEO,带领公司登上互联网之巅,市值5500亿美元。红杉当初的投资,已价值连城,瓦伦丁成为大赢家。
说来奇怪,乔治教授在VC行业地位尊崇,贵为第一,瓦伦丁却完全不认同。瓦伦丁声称对这位哈佛教授闻所未闻,他认为罗克、珀金斯和自己,才是风险投资的原创者。
红杉与罗克、KP的投资哲学大不相同。KP和罗克观点接近,坚决投人,用罗克的话说就是“投对人”(Back the right people)。
红杉瓦伦丁曾多年从事营销,擅长分析市场需求,对行业趋势形成独特的看法,遂以“赌赛道”为拿手好戏。瓦伦丁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解释了他的赛道哲学:“我们从不(赌人),我们始终聚焦在市场,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动态、竞争格局”,他认为只有伟大的市场,才能诞生伟大的公司。
除去投资思想的不同,KP与红杉也气质迥异。KP创始人克莱纳和珀金斯均出身���校,举止优雅,推崇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瓦伦丁完全是另一个形象,他搞销售出身,凡事讲究实用主义。他对名校背景不屑一顾,接地气是他对所有人的核心要求。评估是否接地气,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抓住市场的需求痛点。
瓦伦丁是风投界的英雄,他和罗克、珀金斯等人将创投行业带到一个新高度,如果没有他,很难想象今天VC行业什么样。
三、1974-1984:雨后春笋的创投业
比KP和红杉略晚的,是IVA基金,由丹尼斯(Reid Dennis)和麦莫垂(Burton McMurtry)在1974创办。
两人不大合拍,两年后便一分为二。丹尼斯离开IVA独自创办IVP基金,他后来招募了华人杨卣铭(Geoffrey Yang)。麦莫垂和同事马奎特(David Marquardt)则出来创办TVI,英特尔托马斯(Pete Thomas)、天腾 电脑卡茨曼(James Katzman)以及BCG凯格尔(Robert Kagle)等人,日后陆续加入TVI。
继承了IVA的优良基因,IVP和TVI都取得了辉煌成就。IVP投资了Juniper,希捷,奈飞(Netflix)等。TVI是微软IPO前唯一的投资机构,还投了SUN和康柏电脑,一度拥有25个“独角兽”项目。
TVI能投中微软的机缘,惟因皮厚!盖茨是个营销天才,微软产品不愁卖,公司现金很充裕,对于资本很冷淡,婉拒所有橄榄枝。到了1981年,微软上市提上日程,TVI马奎特嗅出了商机,他找到斯坦福商学院的同窗、盖茨的伙伴鲍尔默,软磨硬泡投了100万美金,占了5%股份,挤进微软的股东名册。微软1986年上市,一年后市值高达25亿美金,TVI的账面回报高达上亿美金。
进入互联网时代,IVP和TVI两家机构都再度分裂。1995年,TVI两个同事马奎特(DavidMarquardt)和约翰逊(John Johnston)发起AugustCapital。1999年,IVP杨卣铭联合其他人创办了红点资本(Redpoint)。然而硅谷时变境迁,他们没能超越原有的高度。
回顾1974~1984这十年,美国新设的风险投资公司竟有上百家之多,比较出名的有Matrix,Accel,NEA等。
二十多年后,邵亦波卖掉易趣、创办经纬中国之时,所选的合作方就是Matrix。邵亦波搭建了Matrix中国的早期团队,张颖正是他引入经纬的。
Accel一直都是头部VC,尤在投资Facebook之后到达顶峰,思虑如何进入中国。IDG是中国互联网的布道者,但前十年募资不顺,直到2005年与Accel合作,以IDG-Accel名义募得数亿美金,才算从根本上解决了募资与生存难题。
NEA(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创办于1978年,现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之一。公司投资的科技企业包括3com,Juniper Networks,MongoDB, Salesforce,Snapchat,Uber等。令人费解的是,NEA名头如此之大,却在华虎头蛇尾,游离于中国市场。
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日益震荡,从1985年到1992年间,美国VC进入萧条期。期间鲜有新的创投机构成立。美国的科技创新,在这一时期有所放慢,资本也严重过剩。
著名投资家、标杆基金(Benchmark Capital)的创始人凯格尔(Bob Kagle)回忆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说:“太多行业被过度融资,市面上到处是千篇一律(me-too)的公司,以至于会有数十家硬盘企业同时获得融资。”
你们从中,看到今天中国VC的影子了吗? VC是舶来品,我们是美国的学生。
在这个灰暗的时期,风险投资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已悄然入行。
四、中生代:JohnDoerr,Michael Moritz
KP第二期基金增加库费德(Frank J. Caufield)和拜尔斯(Brook Byers)为新的合伙人,名号变成KPCB。
四个老合伙人隐退后,KP交给杜尔掌管,老合伙人们已准备好KP名号的再次更改,这事儿却没发生。杜尔保留了KP的名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几位前辈的敬意。
杜尔(John Doerr)是1980年由拜尔斯招进KP的。杜尔拥有电子工程本硕学位,对VC一直有兴趣。哈佛MBA一毕业,他就尝试加入KP,拜尔斯建议他先去工业界锻炼,杜尔遂于1974年加入英特尔,在芯片、软件和销售部门之间轮岗,最终成为公司的超级销售员。
听闻杜尔要离开离开英特尔,转行风险投资界,英特尔负责人格鲁夫很是舍不得,他劝诫杜尔说:“VC那活儿,就和地产经纪差不多。 ”杜尔也有点犹豫,直到KP允诺将来可按天腾电脑模式支持他创业,这才说服了他。
杜尔加入KP后,成天泡在斯坦福和各类会议上。有一次,他在芯片行业峰会遇到加州理工米德教授(CarverMead),此公极力鼓吹EDA工具,可以辅助芯片设计。杜尔找到米德教授,创办了Silicon Compiler公司,打造这一软件。克莱纳和珀金斯兑现承诺,KP投了这个项目。公司做得还凑合,1991年以1亿美金出售给战略投资人。
杜尔在KP干得很起劲,其投资风格师承KP两个创始人,看重创始人和团队这个因素。他一加入KP就投了康柏电脑和SUN。
康柏电脑创于1982年,几个创始人最初想做新硬盘,配给IBM台式机,IBM和KP认为没前途。他们换了个新方向,要创造一种便捷式的个人电脑,这和杜尔早先在英特尔的想法很吻合,此前确实没人尝试过。杜尔不仅投了资,还帮助组团队。公司经营第一年,就卖出1.1亿台康柏电脑,收入和利润直线飙升,几年内就成为财富500强企业。
投资康柏一年后,杜尔又投资了SUN(斯坦福校园网络)。从他在英特尔起,就密切关注该项目,这里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创新发源地。四位创始人都年仅27岁,却和杜尔一起缔造了的斯坦福大学产学研的新神话!
杜尔目光敏锐,是最早投资互联网的投资人之一。互联网到来之际,他先是1994年出手支持克拉克(Jim Clark )和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投资网景(Netscape)浏览器。这种浏览器使网络变得简单,技术不再是学院派主宰,用户只需要傻瓜式点击,就可以浏览天下,浏览器对表格和加密文件也很友好,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1995年网景IPO,让他声名大噪,在和美国在线(AOL)合并后,网景的市值竟达170多亿美元。网景注定是互联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大笔!
二年后,他又投了亚马逊,此为杜尔的经典之作。一发而不可收,他还投了Symantec, drugstore.com,Intuit,Macromedia,Google等明星企业。1990年代,杜尔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中生代中,最有魅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一格的风险投资家。
杜尔乐观,豁达,精力充沛,激情四射。他对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深富洞见,因此杜尔的业绩远超同行。杜尔能力很强,但也自负。
杜尔后来出现两个失误。一是过早以为互联网已经见顶,KP遂在2000年后调整策略,重仓清洁技术,从而完美错过互联网的下半场以及移动互联网。杜尔的另一大失误,是未能建立传承机制。在他之后KP出现人才断层,青黄不接。他本来声望很隆,前几年又因涉嫌骚扰女下属,遭到控告,变得灰头土脸。
杜尔为KP引入了不少合伙人,包括SUN创始人柯世纳(Vinod Khosla)和摩根斯坦利的著名分析师米克尔(Mary Meeker),但都结局不佳。杜尔投资过SUN,对柯世纳有知遇之恩。但是柯世纳非常富有,和杜尔理念不尽相合,最后离开KP,创办Khosla Ventures,专注纯技术领域,很有名气。
杜尔也曾于2010年着力引进米克尔,其素有“互联网女皇”之称。女皇的特长和兴趣是中后期项目,和KP传统强项不吻合,如今也离开KP,自立门户,专注成长型企业。
红杉没有出现KP这类问题。瓦伦丁始终很活跃,他不仅业绩出众,且善于发现人才, 正是瓦伦丁培养和提携了红杉第二代联合掌门列昂力(Doug Leone)和莫里茨(Michael Moritz)。
红杉这二位接班人都是移民,个性互补,���合默契。考察创业者时,二人适时演双簧。列昂力总是一如瓦伦丁般的犀利,反复诘问、挑战创业者,测试其内心是否足够强大,观察其品格是否足够坚毅。
列昂力来自意大利,在康内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MIT三所藤校读过书,是个学霸,并在SUN、惠普工作过。他是红杉第二代的灵魂人物,但其投资业绩,不如莫里茨出色。
莫里茨则更有迷惑性,他略显温和,却极具洞察力,他会出其不意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非常深刻,创业者稍不留神就会露馅。莫里茨的深邃和成就,与其记者生涯有关。他是犹太人,生于英国。莫里茨本科在牛津大学学历史,硕士在沃顿商学院完成,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并未立即从事直接的商业活动,而加入《时代周刊》成为记者,驻扎旧金山。
莫里茨也十分敏锐,很早就追踪报道苹果公司,被乔布斯引为知己,一度几乎为老乔御用— 他可以自由出入苹果,甚至能接近乔布斯的私生活,乔布斯希望他能记录自己的成功。但很快莫里茨身上的英国佬毛病犯了,他看不惯乔布斯抛弃私生女,《时代》周刊将1982年的“年度人物”,由乔布斯更换为苹果电脑。乔布斯和莫里茨彻底绝交,自此再也不相信任何媒体。
为了缓和与乔布斯的关系,莫里茨随后出版《小王国》一书,详尽、深入地透析苹果公司前十年的轨迹,是有关乔布斯生平和苹果历史的奠基之作。2009年,莫里茨希望以更成熟的视角看待乔布斯的成就,重新修订此书,命名为《重返小王国》,其增补的内容回顾和分析乔布斯被驱逐、流放、回归、复兴的整个历程。莫里茨的努力没有见效,乔布斯至死未能与之修好。
莫里茨的才华,及他和苹果的恩恩怨怨,引起了瓦伦丁的注意。莫里茨离开《时代周刊》,短暂创业后,1984年加入红杉,开始了耀眼的投资生涯。瓦伦丁悉心调教,两年后将他提升为合伙人。莫里茨投出的项目包括Google、Yahoo!、PayPal、YouTube、eToys、Zappos、LinkedIn、英伟达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笔者眼中他是迄今硅谷互联网领域最为高产的投资人。鉴于其骄人业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2013年册封他为大英帝国爵士。
莫里茨也有失手的时候,他投资的送货上门的生鲜电商Webvan,是臭名昭著的投资案例。公司成立于1996年,一度是全美最火的生鲜杂货电商,超豪华投资人包括Benchmark、红杉、软银、高盛、雅虎等,成立三年就完成IPO。烧掉8亿美元巨资之后,Webvan于2001年倒闭,迄今让莫里茨难以释怀。Webvan业务模式和时下国内部分直营生鲜电商十分相似,运营和履约成本极高,生鲜业务在传统商超是用于导流的赔本买卖,一旦成为主营业务,成本问题就很突出。
莫里茨反思过这个教训,几年前又投了另一个跑腿业务,叫做Instacart。Instacart与区域性杂货连锁店合作,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其平台模式可有效控制履约成本,发展的比较顺利,已先后融得16亿美元,覆盖北美广大区域。
同为第二代传人,莫里茨和杜尔一直暗里在较劲。在互联网投资领域,二人不分伯仲。
1994 :红杉投资雅虎
投资雅虎奠定了莫里茨的江湖地位。
1994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费罗(David Filo),厌倦芯片设计课题,业余时间捣鼓出黄页网站,叫做雅虎(Yahoo!)。Yahoo!野蛮生长,短短几周日访问量就达17万,网站占用了学校大量带宽,斯坦福忍无可忍,迫其迁出校园。
权衡再三,无依无靠的杨致远和费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决心把网站做成事业。雅虎遂四处寻找合意的投资人。
红杉合伙人莫里茨对此他们产生了兴趣,一想到两位创始人毫无企业管理经验,莫里茨就有些发怵。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赌运气,投给雅虎100万美金。不久,软银也加入了投资人的行列。
网站红遍天下,有了庞大的流量,1995年雅虎开始销售广告,1996年实现上市。到了2000年之后,雅虎更成为首屈一指的互联网公司。
2000年,雅虎市值曾一度超过上千亿美金,激励了无数中外互联网创业者。不过,在互联网时代,竞争异常激烈,模式日新月异,不进则退。雅虎的模式太笨重,最近二十年,公司接连在产品方向和资本收购上出现失误,先后错失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的投资与并购机遇,没能实现大转型,最终只能落得出售的命运。
然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作为网络1.0时代的奠基者,雅虎改变了硅谷的创业版图,是雅虎带领人类步入了互联网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雅虎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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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A站官网和App恢复正常访问和使用;天佑等主播被全网禁播;北京推全国首家网络游戏内容审核监管平台
大公司 A站官网和App恢复正常访问和使用,员工被拖欠工资开始发放 A站今日在官方微博宣布,目前官网和App可以正常访问和使用了。另据腾讯财经报道,A站拖欠离职和在职员工的薪资现正逐步发放。有离职员工在2月12日上午和下午分别收到了被拖欠的2017年11月和12月的工资。 天佑等主播被全网禁播,日进百万、只住五星级酒店或成梦 2月12日,有媒体向直播平台求证,知名网络主播MC天佑已被有关部门要求全网禁播。据了解,有关部门联合多部门,在昨晚(2月11日)连夜召集各头部直播平台在京开会,要求各平台对多位主播禁播,其中包括MC天佑在内。据悉,还有斗鱼主播五五开。这些被禁播的主播,后续将不能在各平台直播,包括短视频。 微信:打击违规春节线上活动,明确禁止诱导等行为 微信发布打击违规春节线上活动的公告称,微信明确禁止诱导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腾讯体育、拼多多、今日头条、京东、饿了么等网络平台通过发红包、会员、优惠券等方式,诱导用户转发分享,严重影响朋友圈、群聊等功能的用户体验。目前,微信对违规线上活动在朋友圈的传播进行了限制。部分活动被处理后,仍继续违规,或变换域名逃避朋友圈限制,微信则进行了更严格的处理。 错过了中国的今日头条,腾讯不想再错过“印度版的今日头条”了 2月12日,据印媒livemint援引三位知情人士消息,印度新闻资讯聚合平台NewsDog正在与腾讯等投资方洽谈3500万美元-4000万美元的融资。36氪就此事向腾讯求证,对方表示“不予置评”。 据介绍,NewsDog创办于2016年初,创始人及CEO为前友盟联合创始人陈彧堃——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目前,在印度和香港,公司共有40位员工。该应用如今提供10种当地语言,拥有超过4000万名用户,每天由2000多家媒体和15000名作者提供超过40000篇文章。 贝佐斯身家上周缩水52.6亿美元 相当于457万台顶配iPhone X 据外媒报道,上周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两次下跌超过1000点,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都曾出现大幅下滑。美股波动也导致一众富豪的身家在上周明显缩水,当前的全球首富、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身家减少了52.6亿美元,相当于457万台顶配iPhone X。 滴滴顺风车:2018年春节前10日运送758万人、接近去年整个春运人数 36氪获悉,滴滴顺风车公布了今年春运首个10天(2月1日-2月10日)的数据。数据透露,已经有758万人乘坐顺风车返家,占到同期铁路发送旅客数(9000万)的8.42%,民航发送旅客数(1601.91万)的47.3%。 阿里大文娱签下迪士尼千集动画,《唐老鸭》、《花木兰》等将登陆优酷 今日,阿里大文娱宣布与迪士尼旗下的博伟国际达成多年期的内容授权合作,迪士尼有超过一千集动画系列剧集将会在优酷,以及部分与阿里有合作的OTT平台(电视盒子、一体机)播出。本次内容授权涵盖《唐老鸭俱乐部》、《小熊维尼与跳跳虎》等经典动画系列剧集,以及《加勒比海盗》、《美女与野兽》、《花木兰》、《冰雪奇缘》等上百部的迪士尼电影。 网易星球回应伪区块链与数据授权机制质疑:基于联盟链,不会存储用户数据 网易星球回应称:网易星球采用的国内比较有权威性的联盟链,在网易星球上,用户可以分享个人的消费、社交、娱乐、出行等各个维度的数据,但这些数据网易星球并不会存储,用户是在区块链上进行信息记录行为,所有的用户数据仅用户个人使用私钥才能使用。 康卡斯特或重启竞购21世纪福克斯资产,出价将比迪士尼高 据外电报道,消息人士周日透露,美国有线电视巨头康卡斯特可能重启对21世纪福克斯(21st Century Fox)的收购努力,后者在去年12月拒绝了康卡斯特的收购要约,并与迪士尼达成价值524亿美元的并购交易。 苹果入股OLED小屏制造商 为AR头戴设备做准备? 据外媒最新消息,苹果、LG等公司日前向一家生产小尺寸有机屏的公司进行了投资,苹果极有可能是为未来生产的增强现实头盔提前进行原材料布局。和传统的液晶屏相比,有机屏(OLED)画质更佳、更加省电,在去年的iPhone X手机中,苹果第一次采用了有机屏。苹果还准备继续扩大有机屏的应用。 降低iPhone代工依赖 郭台铭带领富士康向AI、物联网转型 据彭博社北京时间2月12日报道,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计划在未来几年加大对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的发展力度,寻求把这家iPhone代工商转变成一股在全球科技行业更具影响力的力量。 博通“野心膨胀”:为收购高通,已获1000亿美元债务融资,2天后双方进行谈判 据新浪财经报道,高通(NASDAQ:QCOM)与博通(NASDAQ:AVGO)计划于2月14日(本周三),就博通再次提高的1210亿美元收购价码举行会谈。这是两家公司首次坐下来,就这一潜在交易进行谈判。 消息发布后不久,华尔街日报又爆出,博通获得1000亿美元债务融资用于收购高通,并招募两家大型私募股权公司来加强自己在收购战中的实力,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投融资 「蓝星漫」获得千万元级融资,用AI+培训进入星座市场 36氪获悉,占星(星座)大数据+咨询服务+OMO教育平台蓝星漫近期获得一轮千万元级的融资。此次融资之前,蓝星漫还于2017年2月份获得了千万元级的融资,由东方富海领投。 印尼打车公司Go-Jek再获1.5亿美元融资 据路透社报道,印尼产业集团Astra International日前宣布,将向印尼打车公司Go-Jek投资1.5亿美元,此前,腾讯、Alphabet旗下的谷歌都曾向这家打车公司注资。新融资将帮助Go-Jek与财力雄厚的竞争对手如Uber、Grab等展开竞争。 好汽配完成A+轮融资,SIG投资千万美金 36氪独家获悉,汽车配件B2B撮合交易平台好汽配完成A+轮融资,SIG海纳亚洲投资千万美金。好汽配成立于2016年,是一个汽配B2B交易平台,主打全车件汽车配件撮合交易,由汽修厂发布采购需求,供应商自主在平台报价,通过比价比服务等手段自主成交,通过派单和动态加价赚取差价和佣金,不囤货、不自营、不提供物流配送或仓储服务。 「一七闪店」获两江创投A轮融资,已在川渝开了3家无人店 36 氪获悉,无人便利店品牌近日宣布获得两江创投 A 轮融资,融资金额未透露。本轮融资将用于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一七闪店采用实名认证进店、自助扫码支付及监控+图像识别防盗的模式来经营,店面选址多写字楼酒店等,以尽量规避丢货事件;面积在 20 平米以内。自 2017 年 6 月第一个店面落地后,截至到现在已经开出 3 家门店,拥有 10 万用户。 为医患提供慢病管理工具,「华康中泰」获3000万元Pre-A轮融资 36氪获悉,健康管理服务公司华康中泰今日宣布完成 3000 万元 Pre-A轮融资,投资方为福瑞至控股投资。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华康中泰主要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AI 算法,为合作医疗机构及其患者提供慢性病管理数字化防控解决方案。 黑岛科技获儒者创投数百万天使轮投资,结合IP打造精致类手游 据猎云网报道,黑岛科技于近期完成数百万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儒者创投。黑岛科技成立于2016年年底,专注于手机游戏的研发制作。在手游市场,黑岛科技走的是休闲类的精致游戏路线。旗下游戏产品《月神宝藏》,是一款放置类游戏,结合了韩国知名游戏IP——LUNA。 酷产品 HomePod上Siri正确回应率仅52%,落后亚马逊和谷歌 据9to5Mac报道,苹果智能音箱HomePod终于上市了,但它现在正经历一系列测试。专注于科技研究的风投公司Loup Ventures分享了各种详细的测试结果,并将它们与其他智能音箱进行对比。 揭开Uber飞行汽车神秘面纱:直升机和飞机的混合体 Uber的飞行汽车UberAir不是飞行的汽车,直升机或飞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直升机和飞机的混合体。它们将有固定的机翼来帮助滑翔,类似飞机,以帮助它更高效,更快。它们也将有多个旋翼,而直升机只有一个大的固定旋翼。 今日声音 对话吴恩达: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发展有何差异,创业机会在哪? 中美两国都对挖掘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充满兴趣,而在印度等其他国家人工智能也在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是很全球化的,它的兴起给所有人创造下一个代企业的机会。不过,目前还处在发展变革的早期阶段。” 《吐槽大会》李诞:综艺节目从做得第一天开始就是等死 《吐槽大会》会一直火下去么?这是所有综艺节目都不得不面对的宿命和终局。李诞称,“综艺节目从做得第一天开始就是等死,没关系,做综艺的人,早就心里有准备了,我们再做新的节目。” 姬十三:2018年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来临,知识经济是千亿万亿级的机会 姬十三判断,2018年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来临,背后的两个红利在于:知识交易基础框架已经成熟,终身学习成为千万人群的习惯,“知识经济这个市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千亿到万亿级的机会。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内容行业你很难想象垄断在几家公司手里,这里面一定是5到10家以上公司的机会。” 其他值得关注的新闻 北京推出全国首家网络游戏内容审核监管平台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建设的全国首家网络游戏内容审核监管平台目前已通过试运营,春节后将正式投入使用。该平台除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内容审核效率外,还将对每款经北京市局审核的游戏“留痕”,即保留每款游戏送审的版本,从根本上解决游戏出版过程中送审版本上线后“变脸”擅自添加违规内容的问题。 中国地面机器人首次投入极地科考冰盖探路应用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今日发布消息称,由该所自主研发的探冰机器人在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中成功执行了“南极埃默里冰架地形勘测”项目地面勘察试验任务,这是中国地面机器人首次投入极地考察冰盖探路应用。 去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36.1亿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近日, 2017 年的《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摘要版)》发布,去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2036.1亿元(折合美元 309 亿)。它足以让中国在全球游戏市场吸金榜单上继续保持第一,比第二名美国多5亿美元。 中宣部等部委部署开展网络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和儿童“邪典”动漫游戏视频集中整治行动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近日作出部署,2月上旬至4月下旬进一步开展针对网络直播平台传播低俗色情暴力等违法有害信息和儿童“邪典”动漫游戏视频的集中整治行动。 http://dlvr.it/QG17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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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牛逼的投资人——引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鹰眼牛写道:
大恩不言谢,美国创投七十年
【引子】 欲专一行,先通其史。拿破仑建议军人们反复研读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达夫等名将的战史,并效法他们,他说:“这是成为伟大统帅和寻求兵法奥秘的唯一途径!”研究美国创投史,对中国创业创新,能有哪些启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上篇: 乔治,特曼 和 罗克 ― 风投破茧三教父
1972年,瓦伦丁(Don Valentine)离开国民半导体公司,在沙丘路上安营扎寨。此前,他小试牛刀,顺着半导体业上下游,投了几个小项目,赚到一些钱。瓦伦丁自感摸到了投资的门道,决心投身这一行,以度余生。于是他加盟Capital Group,创建了风险投资分部,也就是今天的“红杉资本”。
为了搞到钱,瓦伦丁敲开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大门。年轻的银行家翘着二郎腿,扫了一眼瓦伦丁的简历,轻蔑地说:“抱歉,我们只投哈佛商学院(HBS)毕业的!” 就把瓦伦丁打发了。
瓦伦丁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相当于美国“二本”。在所罗门的耻辱遭遇,他记恨了一辈子。他对哈佛商学院有了特殊的印象,在他主政那些年,红杉不招HBS毕业生。
所罗门银行家并非矫情。那个年代,风投的确是哈佛人的天下。
一、女王与捕鲸:风险资本的原始形态
风险资本,顾名思义,就是冒着极高的风险,投资股权的资本形态。这是愿打愿挨的游戏,投资人付出资本,创业者获得之,双方遵守严苛的约定,你情我愿。即便失败,也两相无怨。一旦成功,双方彼此成就,大恩不言谢
这种模式极其简单,却威力无比。
风险投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彼时商人雇用船只,开展海外交易,船长和船员分得部分利润作为酬劳。Carried Interests即来源于此,意指船只“承载之收益”。
1.西班牙女王:伟大的“风险投资家”
史上首个重大风险投资事件,乃国家意志的产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美艳惊人,才思敏捷。她经由联姻和军事手段,于1492年统一了西班牙。同年,女王同意哥伦布的再三请求,命他奉船出海探险。经年的战争,国库空空如也,女王毅然变卖首饰,拿出私房钱,慷慨资助哥伦布。
这一英明的决定,回报无比丰厚:哥伦布竟然发现新大陆,满载而归,极大地拓展了西班牙领地,带来源源不断的黄金收入,西班牙一跃成为欧洲霸主,女王由是成为伟大的“风险投资家”!
但系统化采用类风险投资模式的,当数美国捕鲸业。
2.捕鲸业的风险模式
独立战争后,美国内需旺盛,人们将目光投向海上。鲸鱼浑身皆为宝,捕鲸回报惊人,但风险巨大:捕鲸船与给养需要投入巨资,往往出行二三年才能往返,海上天灾人祸频发,一不小心就会葬身大海。根据文献,19世纪从麻省新贝福出发的787艘船,三分之一沉没或损毁。
捕鲸船发现鲸群后,船员分乘几只小艇,全速靠近目标,艇员高举铮亮的标枪,瞄准大鲸,使出浑身力气,狠狠掷去,十数投方中。中枪的鲸鱼又惊又痛,拖着标枪与绳索,拽着小艇,玩命狂奔,庞大的身躯在巨浪里翻滚挣扎。满载船员的小艇左冲右撞、上下颠簸,直到鲸鱼精疲力竭,不再反抗。追捕过程持续数十分钟到数小时,小艇再划数海里,将大鲸拖回大船,伴随血油、腥臭、熏火和浓烟,作业数日乃至一周,才能完成切割、炼油、取皮、割须等工作,收获战果。
影片《海洋深处》改编自小说《白鲸》与同名获奖作品,叙述惊心动魄的海洋悲剧。1819年,Essex号捕鲸船航行了一年,捕猎一条硕大无比的抹香鲸,愤怒的大鲸强力反击,摧毁了主船,二十一名船员弃船逃亡。他们历经艰险,忍受数月的饥饿、病痛和残杀相食,最终仅八人生还。
既然捕鲸如此凶险,共担风险才是好办法:多位投资者合作提供绝大部分资金,船长也投入少量资本。捕鲸业的激励机制与今天VC业相若,投资者拿走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利润,剩余利润由船长和船员支配。捕鲸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居各行之冠,年化高达15%,最高甚至60%。
捕鲸业可观的回报,吸引了无数资金进入,成为十九世纪美国五大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期美国捕鲸船只数量占全球八成之多。
捕鲸业的资本大冒险,奠定了美国风险模式的经验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风险资本开始活跃,从大修铁路,到卡内基建立钢铁帝国,到Charles Flint成立IBM前身CTR,再到爱迪生的电气革命,都有风险资本的影子。进入二十世纪,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Whitney)、范德堡(Vanderbilts)和菲普斯(Phipps)等美国富有家族,尝试投资新兴科技企业,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有钱人的业余爱好(hobbies)和玩票性质。
二、哈佛与ARD:风投的摇篮
系统化的风险投资是从美国东部开始的。人们习惯将VC与硅谷画上等号,这不过是错觉! 哈佛大学商学院(HBS)才是名副其实的“风投黄埔军校”,“校长”则是乔治(GeorgeDoriot)教授,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共同导师。
乔治生于法国,22岁来到美国求学,本要入读麻省理工学院(MIT),却阴差阳错去了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他先在华尔街厮混,1924年荣归哈佛,在商学院(HBS)讲授《制造学》。乔治教授特立独行,摒弃案例教学法,课堂上总是从头讲到尾,但他长于研究产业,很受学生的欢迎,很快蹿升为大牌教授。
“大萧条”摧毁了新英格兰的传统经济,纺织和服装业开工严重不足,和我国传统产业今天的处境极为相似。以MIT校长康普顿(Karl Compton)为首的名流,希望以新技术改造当地产业,推动经济转型。乔治积极参与其中,他还和一位物理学家以“企业协会”(Enterprise Associate)名义,募了30万美元资金,探索以全新金融形式扶持科技企业的可行性。
二战爆发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乔治教授入伍,负责美国陆军的补给规划工作,官居军需部计划局司令,陆军准将。战争甫一结束,他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
1946年,以康普顿为首,波士顿名流们重拾计划,发起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ARD,推选乔治为公司总裁。乔治战前为“企业协会”效力时,学到一个教训: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有足够的掌控力。
因此ARD采取了新做法,通过发行股票,公开筹集到350万美元,再投给初创科技企业。受到ARD眷顾的公司,最为出名的要数DEC(DigitalEquipment Corporation)。ARD在1957年向DEC投资10万美元,1963年公司上市,到ARD最终退出的时候,回报高达700倍。
ARD的创举,历史意义何在?
ARD的建立,可以说是VC行业的起点,发明了全新的金融模式,其成功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为初创企业寻求股权资金的支持开辟了新路,标志风险投资的真正诞生。
乔治经营ARD的同时,继续在HBS讲授《制造学》,布道产业与创新理念,培养了一大批风险投资新秀。教授的的门生成千上万,很多人成为大型企业高管,也有人从事金融和投资。其中,罗克(Arthur Rock)和珀金斯(Tom Perkins)等不少人日后将继承衣钵,成为风投巨擘,大放光芒。
几乎ARD创立的同时,先锋影业老板惠特尼(Whitney)家族,也脱离原有的业余玩法,设立惠特尼公司 (J.H. Whitney & Company),注资500万美元,开展更为系统化的风险投资。他们将这个新玩法,定义为“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这是VC一词的正式由来。
虽然创业土壤日渐肥沃,风险投资业的成型尚需两大基础条件:钱和人。乔治教授在东岸的实践,培养了一批风险投资人士。但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此前依赖个人和家族,难以规模化,直到政府的介入才由个人为主,转向了机构为主。
三、政府初次介入VC
美苏争霸是横亘上个世纪的持久事件,“冷战”对美国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影响,非常之大。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了美国。为了夺取科技和军事优势,全美从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业,举国推动创新。
国会于1958年通过《小企业投资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Companies Act),联邦政府核准设立一批小企业投资公司 (SBIC),提供杠杆资金:SBIC每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企业每投1美元,政府即予配套3美元贷款。
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大力扶持民间科技创新,以解决军需,主要面向大型企业与著名高校。SBIC机制是政策第一次大规模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标志美国政府创新政策的重大调整。
其结果是SBIC数量剧增,到1961年有500多家之多。SBIC带来不少创新成果,佼佼者如乔治的哈佛学生钱伯斯(Frank Chambers),他创办 Continental,利用这个政策,投资了ROLM, American Microsystems和KLA三家公司,取得佳绩。
SBIC机制,解决了风险资本的来源,但存在争议。SBIC的决策极其保守,政府主导的政策落地不顺。在1966年至1967年间,就有200多家SBIC公司夭折。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今日重新检讨SBIC政策的得失,人们已较为从容。持正而论,SIBC的负面效果当为事实,然而其好处也很明显:SBIC普及了创业和投资理念,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
这个政策其后不断修订,已和当初相去甚远。其衍生的“中小企业政策”,作为美国政府刺激创新的手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仍在发挥作用。
硅谷的诞生,是个意外 ― 布什, 特曼与斯坦福
湾区拥有温暖的气候,包容的文化,随着铁路和港口兴起,人才接踵而至。周边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林立,科技日渐发达,30代湾区无线电产业群初步成形。
但硅谷自由创新氛围的形成,要归功于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从小在斯坦福校园长大,父亲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有浓厚的斯坦福情结,曾在这里长期执教,并打造了斯坦福科技带,被称为“硅谷之父”,使斯坦福成为美国西部的创新策源地。
特曼少年时体弱多病,生病期间整日与无线电为伍,成为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本科就近入读斯坦福大学,学习化学,读研时遵从内心,改学无线电,在MIT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特曼博士毕业后,本想留在MIT任教,不料回斯坦福校园探亲时患上肺结核,被迫在加州修养一年,MIT教授梦成为泡影。考虑到加州气候温暖,适宜养病,特曼决定留在斯坦福,1925年成为其"无线电工程学"教授。 若非此变,特曼就不可能日后成为“硅谷之父”了,也许硅谷根本不会存在。
对特曼影响至深的,是他的博士导师、MIT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和布什总统无亲戚关系)。布什教授是模拟计算机及美国科技管理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布什热衷政治,长期担任政策制定和智囊工作,小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美国史上首个总统科学顾问。二战期间,布什教授担任美国研发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简称OSRD)局长,统领美国战时几乎所有的军事研究项目,管理6000多名美国顶级科学家,在无线电、雷达、计算机等前沿科技的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为“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究项目代号)。
布什教授提倡大学不要只做象牙塔,更要成为产品研究与开发中心。他建议美国政府提供经费,大力支持科学研究,让大学和私营企业依照实力竞争科研经费。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军方和高校的关系,受布什的推动,OSRD将大量课题交由高校研究。
布什导师可不讲情面,特曼和斯坦福大学在竞争研究课题中失利。OSRD拨款给高效的4亿5千万美元经费中,MIT、加州理工、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大头,斯坦福研究水准欠佳,因此只分得区区5万美元的零头。特曼只好离开斯坦福,到波士顿去领导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帮助盟军进行电子对抗。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他决心扭转斯坦福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改变政府的偏见。特曼首先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多位顶尖人才聘到斯坦福,创建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工程学院的水准。实验室成立不久就赢得军方源源不断的合同。从1955年到1965年,特曼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大幅扩充科学与工程科系,获得美国国防部来的重金资助,帮助斯坦福大学进一步提升了学术和研究地位。
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简化学校科研成功的转让。与波士顿周边的大学传统不同,特曼鼓励斯坦福工程学院的学生创业。由此,斯坦福大学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惠普。
惠普由特曼的学生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于1939年在车库里创办。二人平分公司股份,命名公司时,Hewlett和Packard谁该放在名字的前面呢? 这可难不倒他们两!通过扔硬币这一古老的方式,休利特赢得优先命名权,公司于是命名为HewlettPackard,中文译为惠普。特曼教授帮助惠普获得启动资金贷款,还介绍客户。公司从电子振荡器起家,很快发展成首屈一指的新兴测试仪表巨头。
1951年,特曼还创建了斯坦福科技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占地约600英亩。科技园吸引了许多高科技企业入住,包括惠普、柯达和洛克希德等,到1980年代云集了数千家科技企业。这里成为产学研结合的试验田,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以此为中心,硅谷逐渐形成全球瞩目的科技产业区。
近二十年,中国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进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成功转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响力同斯坦福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糟糕的是有些地方走了样,搞成了房地产。
受军事和新兴技术的带动,电力、电子、半导体工业、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在湾区特别是硅谷地带陆续崛起,风险投资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ArthurRock:风险投资第一人
称罗克(Arthur Rock,1926年- )是VC第一人,应无异议。他��最早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984年)的风险投资家,投资成果包括仙童半导体、SDS、英特尔、苹果,他在这些公司的创办中极为关键。
罗克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短暂从军后,在雪城大学修读政治学和金融,后来入读哈佛商学院,是乔治教授的学生。罗克1951年从HBS毕业,前往纽约海登石投行(Hayden Stone)工作,凭借热情、悟性和专注,成为科技领域的投行家。犹太人在创业与投资史上,比较活跃,占有独特的地位,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
1957年,是风险投资史上的一个大年!此年发生了两件大事:(1)在美国东部,乔治推动ARD投资了DEC;(2)在美国西部,他的学生罗克撮合仙童家族资助八个科学家,创办仙童半导体。
有了仙童半导体,硅谷才能成为真正的“硅谷”(Silicon Valley)。在仙童半导体之前,硅谷其实只是“微波之谷”(MicrowaveValley),电子管和无线电才是当地核心科技产业。仙童半导体的重要性,在于其为“硅谷人才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顶尖的技术、管理和投资人才,奠定了硅谷的日后产业和投资的基础。
1.仙童半导体的接生婆
仙童半导体的诞生是个传奇,它是罗克投资生涯的起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海登石投行收到一位客户儿子的求职信,请求帮助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实验室的七个科学家集体找份工作。写信者名叫克莱纳(Eugene Kleiner),来自加州,是七个科学家之一。
肖克利博士是晶体管发明人,1956年荣膺诺贝尔物理奖之前,这个大孝子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离开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组建肖克利实验室,网罗一批科学家,专门研究晶体管。可惜肖克利是个学阀,难以相处,实验室的七位核心人员忍无可忍,决定集体跳槽,希望找到栖身之所,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大约需要150万美元。 投行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由擅长科技领域的罗克完成。
对客户儿子的请求,罗克可不敢怠慢。他苦思冥想,蹦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找人出钱,与几位科学家设立全新的公司,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海登石还能从中赚取一笔佣金。找钱并不容易,他求了35家大公司,全吃了闭门羹。陷入绝望之际,第36个投资人买了单,照相机厂商仙童家族早年资助过IBM的创建,是IBM的最大个人股东,对科技投资有兴趣。双方一拍即合,仙童家族投入150万美元,包括克莱纳在内的七个科学家,连同半路加盟的诺伊斯(Robert Noyce),八人一起逃离肖克利实验室,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双方约定,仙童家族占股20%,科学家们每人占股10%,仙童未来有权以300万美金价格将公司整体收购。
羞愤之余,肖克利将八人称作“叛逆八人帮”(The Traitorous Eight)。诺伊斯成为八人的头儿,负责仙童半导体的经营管理。他很崇拜肖克利博士,本来没想着要背叛,但其他七个科学家认为他具有管理才能,威逼利诱,差不多是裹挟他出走的。
仙童半导体一帆风顺,那个年代芯片用量少,需要定制,美国军方成为仙童的大客户,公司很快就盈利了。随后,仙童执行了全资收购协议,八个科学家每人分得一笔钱,从股东变成公司雇员,纯为仙童家族打工。
仙童半导体和母公司分别位于加州和纽约,沟通不畅,加上母公司控制欲日渐增强,双方隔阂与冲突不断。自由惯了科学家们,本已财务自由,于是纷纷再度走上逃离之路。
1961年,霍尼(Jean Hoerni)、拉斯特(Jay Last), 罗伯茨(Sheldon Roberts)三人出走,创办了Amelco,就是后来的Teledyne,从事半导体测试技术。罗克瞅准了这个机会,投了Teledyne一小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62年,克莱纳也出走,创办了Edex,转行教育科技事业,在套现出售之后,创立KP,打造了硅谷最顶尖的创投基金。
公司总裁诺伊斯(Robert Noyce)与研发主管摩尔(Gordon Moore)坚持到1968年,终究一起离开,顺道带走了工艺专家格鲁夫(Andy Grove),创办英特尔。
不久,格林奇(Victor Grinich)和额布兰克(Julius Blank),也相继离开。
既然创始人都已溜走,仙童的其他人也无意久留。1967年,仙童半导体销售副总裁瓦伦丁(Don Valentine)追随仙童半导体运营总经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跳槽到国民半导体(NationalSemiconductor),随后创办红杉资本。瓦伦丁的手下人马库拉(Mike Markkula),日后成为苹果投资人和联合创始人。
两年后,瓦伦丁的继任者、仙童销售主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离职,带着七位同事创办AMD,成为前老板诺伊斯和摩尔创立的英特尔的长期对手。AMD和英特尔的复杂关系,我们后来再谈。
随着仙童半导体的人才不断溢出,湾区半导体创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硅谷有一半的半导体公司,直接或间接源自仙童。据说1969年半导体工程师大会400位与会者中,只有6%来自仙童之外!
罗克作为“叛逆八人帮”的伯乐,敏锐地意识到,加州的科技创新大有作为。他决心搬到加州,大展拳脚。
2.创办Davis& Rock,投资SDS
罗克在纽约时,和加州地产商Kern County Land接洽,结识了其副总裁戴维斯(Thomas Davis)。戴维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二战中因公负伤,在旧金山治疗康复并留在湾区。
二人此后维持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无奈Kern County Land非常保守,戴维斯于是离开,转而和罗克合伙创办Davis& Rock公司,全力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募资工作并不难,罗克在东部的人脉帮了大忙,Davis& Rock一共募集了500万美元。
这期基金实际只投出300万美金,总回报却高达基金总额的20倍,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科学数据系统公司)贡献了绝大部分收益。基金对SDS的原始投入不到30万美元(亦说100万美金),占80%股份,罗克担任SDS董事长。8年后施乐以10亿美金天价收购SDS, Davis &Rock收益竟有两百多倍。
SDS由派里维斯基(Max Palevsky)为首的十多位计算机科学家创建,在全球最先采用集成电路和硅晶体管,开发出大型计算机,产品性能优良,价格便宜。在美苏太空竞赛期间,SDS向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等军事机构出售了高性能计算机。罗克在董事会上,多听少说。派里维斯基对罗克言听计从,他将SDS的成功,归于罗克“坚定的意志”(implacable will)和“必胜的信念”(a will that wont conceive of not winning)。
SDS有个特殊之处,它是首个给高管之外的普通员工发放期权的初创公司。
作为SDS的投资人,Davis & Rock公司也有个特别之处,他们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为酬劳,这个比例成为VC行业标准,直到KP出现后才有所改变(KP收取30%)。1968年基金到期清盘,罗克和戴维斯分得的利润高达1600万美金之巨!
罗克和戴维斯二人性格相反,戴维斯开放,热情,健谈;罗克安静,忧郁,沉默寡言。二人只合作了一期基金,就分道扬镳了。发财后,两人都想“休息一下”,却也彼此都没闲着。戴维斯与人合作创办Mayfield基金。 罗克短暂和他人合伙创办了Arthur &Associates,但回报一般,干脆成为投资“个体户”。接下来他投资了英特尔和苹果,声名大振,成为西海岸VC翘楚。
3.轻松投中英特尔
半导体和微处理器改变了世界,英特尔是此中先锋。投资英特尔,是罗克的大手笔。
诺伊斯和摩尔在仙童半导体渐感厌烦,想要创办自己的事业。他们认定半导体存储大有可为,于是找到罗克,请他再次帮助筹集资金。罗克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他撰写的商业计划书堪称经典,只有一页半。罗克仅用一下午就从15个投资者手中募得250万美金,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万美元,Venrock也参与了投资。
罗克的Davis & Rock基金有个投资者,是磁存储器专家,认为“半导体存储没有前途”,极力阻止罗克投资英特尔。罗克权当耳边风,不加理会。罗克后来回忆说,出于对诺伊斯和摩尔伙伴的绝对信任,这是他投资生涯中,唯一在最初就有成功把握的项目!
英特尔的英文名称Intel,取意“集成电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这是摩尔想到的,符合他“好名字不超过5个英文字符”的标准,易记,响亮!英特尔是硅谷宠儿,其创新能力和精益求精成为硅谷象征。
诺伊斯和摩尔都是科学家,生产不是他们的特长。格鲁夫成为英特尔第一个雇员,从仙童半导体跳槽英特尔。格鲁夫原本是仙童半导体生产负责人,精通流片和生产工艺。多年后他继任英特尔CEO,将公司转型为处理器霸主。
与SDS派里维斯基一样,格鲁夫总是将英特尔的成功,归功于罗克。
4.完美错过AMD
罗克错过AMD,是他看走了眼。
AMD桑德斯创建AMD完全是白手起家。诺伊斯原本希望拉上桑德斯(Jerry Sanders)一起创办英特尔,但不知为何遭摩尔反对而作罢。桑德斯很快在仙童半导体呆不下去了,新来的总裁将其解雇。失魂落魄的桑德斯,只好带着七个兄弟自寻出路,创办了AMD。
AMD团队远没有英特尔那般闪亮,融资谈何容易?他们为投资人准备的70页详细商业计划书,几乎无人问津。桑德斯拜访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是罗克,罗克不看好这个强销售、弱技术的团队,拒绝帮助。
英特尔的诺伊斯这时善心大发,他和几位仙童及英特尔同事们一起,帮助桑德斯勉强凑足150万美金,AMD终于成立了!这些信任他的人没有失望,十多年后AMD上市,他们回报高达数十倍。
罗克投资的项目不多,却很少失手。他的方法论很简单,就是只投人。罗克对技术一窍不通,他的口号是“投对人”(Back theright people):注重创始人的人品、动机、市场能力、经验技巧、财务能力和领导力。
在评价罗克的辉煌成就时,红杉创始人、相当孤傲的瓦伦丁露出了尊敬:“他就是很牛,在我看来,无人能及!”
五、第一代其他风险投资家
乔治教授开创了现代风险投资业。美国第一代风险投资家,主要是乔治教授的哈佛门生、ARD职业经理人,及美国的富有家族组成,其中包括罗克。这些人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5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东岸先后成立了灰锁基金(Greylock)、Venrock、TA、茶思河(CharlesRiver)等新基金,多数创始人来自ARD和哈佛商学院,和乔治教授有密切的联系。
以灰锁基金(Greylock)为例。灰锁成立于1965年,由三个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创办,其中二人在ARD为乔治工作过。 领头的艾法思(William Elfers),在很长时间内是ARD第二交椅,负责日常决策,活在乔治教授的阴影下。他很希望发出自己的光辉,因此创办灰锁。灰锁基金创立至今,始终是首屈一指的VC,有近200个IPO退出和100多个并购退出。
1969年,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成立Venrock,步Whitney家族的后尘,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展系统化投资。Venrock取名于Venture & Rockefeller的缩写,意思是洛克菲勒家族VC基金。基金由奎思普(Peter Crisp)担纲大任,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和Arthur一样也是乔治教授的学生。
Venrock业绩辉煌,先后领投过英特尔、苹果等。我国富有家族正在经历第二代传承,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权投资经验,值得国内有钱人学习和借鉴。
西海岸的风险投资,起步虽比东部晚,活跃度却远超东部。活跃在西岸的,除了罗克和戴维斯,还有德雷珀(Bill Draper)父子、约翰逊(Pitch Johnson)、丹尼斯(Reid Dennis)、卢卡斯(Don Lucas)、布莱恩(John Bryan)、爱德华兹(Bill Edwards)等等,好几位也是乔治的学生。
美国西岸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是DGA(Draper, Gaither & Anderson),1959年创立,三个创始人都有军方背景,分别是华尔街银行家、二战军官德雷珀(WilliamDraper, Jr.),兰德智库创始人罗恩·盖瑟(RowanGaither),以及退役的空军将领安德逊(Frederick Anderson, Jr.),都在加州工作过,熟悉湾区的经济环境。DGA的主要出资人事洛克菲勒家族。DGA三个大人物实在太忙,无暇顾及项目,不能在一线亲力亲为,运作几年就清盘了。
DGA业绩平平,历史地位却极为重要。DGA不仅开创了美国西海岸风险投资活动的,更是史上第一家有限合伙制的VC基金。罗克的Rock & Davis是第二家采用有限合伙制的VC基金。两家公司奠定了今日风险投资的法律架构基础。
公司解体后,DGA几个年轻人自寻出路,创立各自的VC基金,包括德雷珀的儿子德雷珀三世,以及甲骨文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卢卡斯(Don Lucas), 在DGA卢卡斯投了国民半导体。
德雷珀家族三代人都是风险投资家。DGA创办人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 )的儿子德雷珀三世,和老布什总统是耶鲁大学同学,参加过朝鲜战争,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钢铁行业,1959年起跟随老爹在DGA学习投资。其后辗转多次,成立赛特-希尔基金(Sutter Hill),开创了不少新玩法。德雷珀三世投资过Hotmail和百度等项目,他对Skype的250万美元投资回报高达25亿美元。
德雷珀三世年老后,喜欢拓展海外业务,他的儿子德雷珀四世(Tim Draper)则在1985年成立了德丰杰基金(DFJ)。DFJ和德雷珀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分号,外界也分不清楚,容易产生混乱。
离开DGA后,卢卡斯也变成了单干户,投了芯片设计EDA工具企业Candence和Macromedia的前身Authorware。但他最出名的投资有两个,一是幸运地在1977年投了甲骨文软件(Oracle),捧红了埃里森(Larry Ellison),赢得盛名。埃里森在节制、低调的硅谷,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不断搞出桃色新闻,甲骨文业务却蒸蒸日上,独霸数据库领域数十年,但是最近中国的裁员风波动静极大,外资在华越来越不适应。
卢卡斯另一件出名的案子,是步德雷珀四世的后尘,投了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竭力为其背书,卷入硅谷近年最大的创业神话丑闻,颜面扫尽!这起丑闻,被写成新书《坏血》(Bad Blood)。
Theranos创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从斯坦福本科辍学,创办了Theranos。她宣称找到一种黑科技,仅用指尖血就能完成无数项化验。霍姆斯高鼻深眼,身着黑色高领衫,魅力四射,有“下一个乔布斯”的美誉,荣登《福布斯》和《财富》的封面。在骗局被揭穿之前,公司融得数亿美金,估值高达90亿美元,获得了大量政、商、学名流的追捧,投资人包括学术权威罗伯逊(ChanningRobertson)、 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传媒大亨默多克,以及硅谷如雷贯耳的投资家们。纸包不住火,Theranos的骗局终于被捅破,卢卡斯作为公司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十分难堪。
戴维斯和罗克分开之后,1969年和另一个“戴维斯”(Wally Davis,二人同姓但并无亲戚关系)合作创建Mayfield基金,首期基金表现一般。但他坚持了下来,围绕斯坦福大学投资科技企业,其辉煌的投资业绩包括3Com、Amgen、雅达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Genentech)和闪迪(SanDisk)。
关于Mayfield基金,有必要多写几句,国内的金沙江创投(GSR)最早就是和Mayfield合作成立的,最初主要是丁健、林仁俊、伍伸俊和潘晓峰四位。
仔细分析,早年国内的美元系VC基金,多由海外“干爹”撑。IDG、赛富、红杉、GGV、DCM、光速、红点、晨兴,无一例外。今天国内第二代VC,起家方法有所不同,很多靠自身努力募集基金,已有几匹“黑马”跑成了“白马”,更多人还在努力追赶中。
美国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群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Arthur & Davis投了SDS, 罗克自己投了英特尔和苹果;Draper & Johnson投了天腾(Tandem);卢卡斯再造了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后来投了SDA(Cadence)和 Oracle;Venrock投了英特尔,苹果和3Com;Mayfield也投了天腾,3Com和康柏电脑,等等。
相比今天的芸芸众生,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数量极少,个个都是精英。1969年美国VC界在旧金山MarkHopkins酒店举办行业聚会,差不多全美主要风险投资人士都到了场,也就20人上下。
进入1970年代,以KP和红杉为代表,第二代风险投资家开始崛起。相比第一代投资家,KP和红杉这些后来者更为机构化,相互之间合作少,竞争多,还更加重视投后管理工作。
投资需要时代的机遇。第一代风险投资者,赶上了半导体和大型计算机的发展。天赐良机,KP和红杉这一代人,遇到个人电脑时代和互联网的崛起,取得了更为骄人的业绩。
中篇:创投骄子第二代:KP与红杉的PK
相比今天的芸芸众生,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数量极少,个个都是精英。1969年美国VC界在旧金山Mark Hopkins酒店举办行业聚会,差不多全美主要风险投资人士都到了场,合计不过20人。
进入1970年代,第二代风险投资家开始崛起。后来者更为机构化,合作少,竞争多。其最大的看点,是KP与红杉的竞争。同在沙丘路上的这对邻居,较量了数十载。
一、1972:KP创立
大名鼎鼎的KP(也叫KPCB),办公室就在红杉的隔壁,紧挨着硅谷银行。KP创立于1972年,应比红杉早数月,创始人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仙童半导体的老将、八个创始人之一, 另一创始人珀金斯(Tom Perkins)是惠普电脑业务的创办人,也是乔治教授在哈佛商学院的高徒。
克莱纳是个犹太人,出生在奥地利,随父母逃到美国纽约。硕士一毕业,他便不顾父母反对,追随肖克利博士(WilliamShockley)。但是很快他和肖克利实验室的其余6个科学家无法忍受肖克利的坏脾气,于是他写信给和父亲有生意往来的海登石投行,杜尔帮助他们完成集体跳槽,创办了仙童半导体。
克莱纳在1962年离开仙童,捣鼓了爱德思(Edex),研发教学仪器,在1965年作价500万美元卖给雷神(Raytheon),彻底财务自由了。受限于锁定期,他在雷神工作了几年,业余参与一些早期投资,1968年英特尔成立时他是罗克(Arthur Rock)搞定的15个初始投资人之一。同时他也是Davis & Rock基金的个人LP,常常帮助基金评估技术企业,对风险投资行业兴趣日增。
1972年,克莱纳希望成为全职的风险投资家。最早他想和Davis & Rock基金的老将戴维斯合作,但戴维斯已名花有主,创办了Mayfield Fund,不想再揽新的事。
与克莱纳不谋而合,惠普老将珀金斯此时也想加入风险投资行业。投资银行家罗伯逊(Sandy Robertson)极力撮合二人联手。克莱纳与珀金斯对此议毫无兴趣,然碍于情面,硬着头皮见了面,居然发现彼此非常欣赏,有点相见恨晚之感。不久,他们就正式成立了Kleiner Perkins基金,简称KP(后来又多了两个合伙人Caufield和Byers,就变成了KPCB)。
珀金斯本科就读MIT,在军工企业工作几年,去哈佛商学院进修,是乔治教授的得意弟子。珀金斯受到乔治的赏识的缘由,充满神奇色彩。开学讲授第一课,乔治举着《纽约时报》说,阅读一份报纸最多只需四分钟,他问全班学生们,读报应该先看哪儿?答案五花八门,“头条”、“标题”、“股市”和“社论”者皆有。只有珀金斯不慌不忙地举手回答:“讣告!”全班发出一阵讪笑。这个回答令乔治惊奇不已,他当场宣布珀金斯为全班最精明的同学,“讣告很少能撒谎,无疑是整个报纸最真实的板块!”
珀金斯读完哈佛MBA,加入初创不久的惠普,不满待遇太低,遂转到咨询业。喜新厌旧的珀金斯,很快感到咨询工作很无聊,想杀回马枪,就向惠普两位创始人坦白认了错,被安排去他们和DGA合作的一家光学公司工作,直至IPO。此番历练之后,他得以重回惠普,组建了惠普研发中心,稍后便掌管新辟的计算机业务。两位创始人对珀金斯格外宽厚,默许他在惠普任职的同时,还与他人合伙经营ULI激光公司,珀金斯拥有ULI三分之一股份,几年后公司被并购,珀金斯成功套现,晋身百万富翁。
珀金斯再度离开惠普,纯属无奈。早在二战期间,惠普创始人休利特应征入伍,另一创始人帕卡德独自支撑公司,业务发展很快,帕卡德并未调高自己的股份,休利特甚为感激。到了1969年,轮到帕卡德开小差。他一时兴起,对政治产生兴趣,获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惠普这时业务极为庞大,珀金斯难以独撑,遂提升珀金斯做搭档,分担经营管理之责。
谁知帕卡德做了两年官,深感宦海凶险,缩回到惠普。珀金斯的“搭档”地位顿时很尴尬,他于是二度离开惠普,腾出原本就属于帕卡德的位子。
珀金斯不想再打工,但又希望与科技创新沾点边,不断尝试新事物,VC这一行正好符合他,就在他人撮合下,和克莱纳合创了KP(Kleiner Perkins)。
珀金斯一直心系惠普,曾两次重返惠普担任董事。惠普董事会内斗严重,珀金斯在其中举足轻重,2006年,惠普闹出“董事会电话门”丑闻,珀金斯愤而辞职,从此和惠普断绝了关系。
珀金斯花边新闻不断。他兴趣广泛,生活奢侈,超级爱玩,投资之余写小说、藏名车,资助芭蕾舞。他还是全球帆船界的大名人,在法国赛事中意外撞死了一名选手,坐了几天班房,出来后以钱消灾。
珀金斯于2007年撰写回忆录,名为《硅谷巨人》(Valley Boy),对自己的经历直言不讳。他不幸于2016年因病去世。
KP的第一期基金800万美金,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基金。戴维斯介绍的亿万富翁希曼(Henry Hillman)出资400万,洛克菲勒家族出资100万,其余主要由保险公司出资。
募易投难! KP最初出师不利,投资的前几个项目皆不尽人意。遇到这等邪门事儿,克莱纳和珀金斯赶紧复了盘,结论是这些公司的产品方向和创始人能力,都不大行。
既然投别人不行,何不干脆投自己?在从事VC职业之前,二人本是成功的创业者和管理人。 KP遂调整策略,不再坐等项目上门,而是自己找方向、办企业。
KP的转型过程,天腾电脑和Genentech两个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二者均由KP参与创办的,CEO都是KP的职员。
1 .KP投资天腾电脑(Tandem)
投天腾电脑(Tandem)的成功,完全归功KP对计算机业的深刻认知。
崔必格(Jim Treybig)之前曾负责惠普电脑的营销工作,是珀金斯的手下。珀金斯将其聘到KP,希望他来搞营销。奇怪的是,崔必格不务正业,成天琢磨如何创业。他希望开发一种永不宕机的强悍电脑,服务银行、券商、电信业。精通电脑的珀金斯喜欢上这个主意,亲自撰写了商业计划书,到处推销。出乎二人的预料,除了约翰逊(Pitch Johnson)和Mayfield基金有意投资,项目到处碰壁。
关键时刻,KP决定自己上!KP拿出基金五分之一现金,支持崔必格创办了天腾电脑。珀金斯亲任公司董事长,崔必格任职CEO。 1977年公司IPO时,这笔钱为基金拿回了1.5亿美金的回报,是整个基金总额的20倍,KP借此一炮打响。1997年康柏收购了天腾电脑(其后又为惠普所收购),崔必格试图阻止并购,珀金斯只能强行废掉崔必格,二人结怨。
天腾电脑之可靠,至今仍在起作用。
2 .KP投资金泰克(Genentech)
金泰克(Genentech)是风险投资史上第一个生物科技类项目,源自KP另一个失败的投资,却取得巨大成功。。
KP投了Cetus公司,研发生物实验设备,创始人是两个医学博士,缺乏商业头脑,公司步履蹒跚。万般无奈之下,KP招募史万森(Robert Swanson)作为KP基金合伙人,管理Cetus项目。史万森是个天才,毕业于MIT,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化学学士和斯隆商学院MBA两个学位。加入KP前,他在花旗风险投资基金工作。
史万森发狂地研究生物技术这个新兴领域,愈发感觉前景无限。为了启发Cetus的两个创始人,史万森带二人和珀金斯拜访Cetus的天使投资人格拉泽(Donald Glaser),请求指点。
格拉泽是1960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生物领域也有造诣。交谈中格拉泽提到DNA开创性研究,由加州旧金山大学博耶(Herb Boyer)和斯坦福大学科恩(Stanley Cohen)合作完成,该技术可以实现基因重组。
史万森天生敏锐,立即意识到其潜在的巨大价值。他试图说服Cetus朝这个方向转型,竟遭到两个创始人拒绝。史万森不死心,他电话里缠着博耶教授,要求当面探究DNA技术的商业前景。博耶同意在周五下班之际,给史万森5分钟时间。然而二人会面相谈甚欢,交流持续数小时,从办公室一直谈到酒吧。讨论的焦点是商业化路径与时间,博耶认为尚需10年,史万森却认为要不了那么久,并终于说服了博耶教授,一起创办企业,将其尽快投入商业化。
史万森迅速行动,他撰写了详细商业计划书,交给珀金斯。KP踌躇再三,还是决定试一下,投入一小笔资金,启动了项目。公司命名为Genentech(金泰克),1978年成功合成了人工胰岛素,带来糖尿病治疗的革命。金泰克1980年顺利上市,KP的回报已逾上亿美金,如果持有股票到今天,则有百亿回报!
KP一期基金业绩异常出色,是个优秀基金的典型样本:一共投了17个项目,4个彻底死掉,3个不死不活,3个保本,4个取得相当不错的回报,还有3个回报惊人:Qume回报30多倍,是个本垒打(Homerun),天腾电脑和Genentech两个项目回报分别为100倍和数百倍,贡献了基金90%以上的利润。
与第一代投资人罗克(Arthur Rock)一脉相承,KP坚定地相信“人”的力量,无比重视CEO和创始人的个人能力。但这并不表示KP忽视其它要素,理解业务是必须的!珀金斯阅读商业计划书的方式尤其特别,“从后往前看,如果数字很大,我们再到前面看看这是什么好生意。”
随着KP的创立,越来越多的新兴投资机构来到沙丘路。KP的名气很大,其看中的项目有时会被其他人撬走。为掩人耳目,KP搬至旧金山办公,多年后才重回沙丘路。
虽比红杉晚了两年,2007年KP还是进入了国内,组建了豪华的投资团队,原本要大展拳脚,但其团队的机制似存缺陷,引起后遗症,出现水土不服问题。KP中国团队后来业绩回升,可惜品牌创伤太深,不易恢复。同时期,KP美国也犯下大错,重仓清洁技术,错失互联网下半场和移动互联网。这和红杉的发展,有着天壤之别。
二、1972:红杉之立
红杉同样创立于1972年,较KP略晚数月。
和KP一样,红杉也发端于仙童半导体,创始人瓦伦丁是硅谷早期的名人。瓦伦丁早年家境贫寒,1954年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然后入伍,成为海军专职水球运动员。瓦伦丁退役后在纽约电子企业干销售,但他目光远大,认为加州前途无量,便想方设法回到加州,寻机加入仙童半导体,继续从事销售工作。
那时仙童半导体创立不久,八个创始人销售五方,公司销量不大。瓦伦丁加盟仙童后,他一方面提高售价,另一方面建立渠道,让利给中间商,从而打开局面,销售额短短几年从百万美金直增至上亿美金!到了1967年,瓦伦丁不再满足单纯的销售岗位,他跳槽到国民半导体,从事更为全面的工作。
多年来,瓦伦丁参与众多早期科技项目的评估。彼时芯片多需定制,公司资源有限,瓦伦丁只得开发出一套方法,决定优先承接哪些定单。他还据此投了几家初创公司,小有所成,积累了投资经验。业余时间,他也去投行和金融企业讲课,传授科技知识,帮助分析科技产业和各类公司。
仰慕瓦伦丁的大名,Capital Group找上门,力邀他加盟,创办风险投资部门,1975年他从Capital Group独立出来,成为今天的红杉资本。
在精英云集的资本界,福特汉姆毕业生瓦伦丁开局不顺。第一期基金,募集工作花了一年半。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基金如何运作。到他投出第一个项目的时候,距离红杉创立已有三年。红杉的第一个案子,是向游戏商Atari投资60万美元,Mayfield和另外两个投资者跟投,一年后卖给时代华纳公司,获得4倍回报,瓦伦丁好歹是开了胡。
早年的风投项目,都是纯科技类,很多投资人是银行家出身,技术上很外行,他们时常求助瓦伦丁评估初创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因此红杉具有独特的优势。
自古英雄不拘一格,瓦伦丁脾气暴躁,不讲情面,其严厉的风格与国内一位创投大佬十分相似,创业者对其是既爱又怕!
瓦伦丁在硅谷也以驱逐CEO而闻名,投资思科之后,便将创始人夫妇边缘化,却一手缔造了思科此后的新辉煌。
1 、投资苹果
红杉瓦伦丁差点儿就错过苹果公司。他在苹果项目上赚得大名,却没挣到大钱。
乔布斯(Steve Jobs)曾在Atari短暂工作过。创办苹果电脑时,乔布斯亟需找到风险投资人,因此求助Atari老板布什内尔。 布什内尔将他推荐给Atari的投资人瓦伦丁。瓦伦丁开着豪华奔驰轿车,前往苹果公司所在的车库,但他同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却不欢而散。瓦伦丁憎恶乔布斯不修边幅、浑身怪味的模样,形容此人的邋遢如同胡志明,看着像是“人类的变种”。他尤其不满乔布斯对市场需求缺乏想象力,营销经验也不足。但他还是经不住乔布斯的再三请求,于是把他介绍给马库拉(MikeMarkkula)。
马库拉起初在仙童半导从事营销,是瓦伦丁的手下干将。离开仙童后,他追随诺伊斯在英特尔负责营销。英特尔上市后,马库拉凭借股票发了财,却在竞争副总裁职务中落败,年纪轻轻就退休了,成为天使投资人。
马库拉开着敞篷车,造访乔布斯的车库工作室,立刻被乔布斯和苹果电脑打动。他不解瓦伦丁缘何不积极,瓦伦丁回复说:个人电脑前景还不错,但是团队的营销能力有待加强,可以继续跟踪这个项目。马库拉听后大受鼓舞,他一向相信瓦伦丁对市场潜力的判断,他还可以在营销上助苹果一臂之力,遂向苹果投资25万美元,占1/3股份。作为义务,他答应全职加入公司,全面负责营销和运营。
一想到马库拉个人真金白银要投钱,沃兹尼亚克就替他捏把汗,盘算着马库拉的信任可能放错了地方,投资苹果八成会打水漂。
沃兹尼亚克没料到的是,苹果电脑销量惊人。公司发展太快,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为了筹到钱,马库拉发挥了营销天才,他先敲定Venrock领投近30万美金,接着从罗克和格鲁夫手中融得六七万。
投资英特尔和苹果,大概是Venrock最引以为傲的案例了。Venrock的合伙人史密斯(Hank Simith)原是马库拉在英特尔的同事,跟踪苹果公司半年多,1977年秋天才下了投资决心。
罗克最初也不为所动,马库拉忽悠他去计算机展会开开眼界。罗克发现苹果展台人山人海,是展会最拥挤的地儿,精明的罗克立马明确了投资意向。为了搞定格鲁夫,马库拉用心良苦,请他来给苹果员工授课,格鲁夫很快上了勾,后来他后悔投太少。
就在投资快要确定的时候,瓦伦丁在餐厅偶遇乔布斯、马库拉和史密斯三人在密谈。瓦伦丁立即猜出他们在做什么,遂给三人送了一瓶酒,附上条子写道:“请别忘了,我正要投资苹果呢!”关键时候,红杉插了一杠子,跟投15万美元,好歹算是赶上了苹果的趟儿。这次融资6个月后,又有新的投资人进入,价格是此前的3倍,Venrock追加投资,持有7.9%股份。瓦伦丁埋怨价格太贵,拒绝追加投资。
两年后,苹果公司上市,成为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后最大的IPO,其员工期权计划造就了300个百万富翁,空前绝后!
苹果投资人的最初投资,回报高达数百倍,唯独瓦伦丁懊恼不已。原来,自始至终,瓦伦丁对苹果都不上心,未及苹果IPO,他就卖掉了所持的苹果股份,获利数倍将其了断,因此错失大赚良机,真是运气不佳。
马库拉和罗克,是苹果最早的投资人,二人之于乔布斯就像他的父亲般重要,尤其马库拉从最早起就全身心投入,是乔布斯的事业导师和精神支柱。多年后,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扫地出门,马库拉和罗克双双站在另一边,乔布斯陷入绝境,极度沮丧,影片《乔布斯》刻画了这一幕。1997年,乔布斯重掌苹果大权,驱逐了马库拉。
2 、投资思科
思科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
斯坦福大学IT管理员莱恩(Len Bosack)和桑迪(Sandy Lerner)是伴侣,他们最为烦恼的事情是,各系之间的计算机局域网不能相互通信,二人无法互诉衷肠。为此他们想到了开发路由器,以之为基础,创立了思科,Cisco的名字取自Francisco(旧金山),其logo正是该市金门大桥。
公司创立后,订单滚滚而来。为了更好管理公司,夫妇二人聘请格雷夫斯(Bill Graves)担任CEO。此时业务发展飞速,需要补充更多资金,公司找了75个投资人,均遭拒绝,投资人普遍认为这个市场太狭窄。
瓦伦丁的看法截然相反!他是夫妇两接触的第76个投资人。红杉此前投过3Com,对网络发展有一些认知,瓦伦丁推断路由器需求很大。不过,桑迪非常情绪化,莱恩也完全不懂沟通,瓦伦丁见到桑迪的第一面,就直言不讳地敲打说:“我听说你就是公司问题的根源。”看在产品和市场的份上,红杉投资250 万美元,得到思科29%股份。
对创始人夫妇的能力,瓦伦丁一直不放心,一心想要由红杉来控制思科。恰在此时,夫妇二人和CEO格雷夫斯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促使瓦伦丁同意解雇格雷夫斯, 桑迪和莱恩将他们的股份投票权委托给瓦伦丁,红杉由此掌握思科64%的表决权,瓦伦丁没费吹灰之力,就任思科董事长。他聘请了一位出色的销售代表,又连续更换了格雷夫斯和另一个短暂的硅谷沙场老将萨特克利夫(Chuck Sutcliffe),直到选中摩格里奇(John Morgridge)担任供公司CEO。
在摩格里奇领导下,思科快速发展,从1988年35人的小公司,到1989年底 170人、收入近3000万美元的新兴科技企业。1990年2月,思科上市。创始人与管理层的矛盾无法调和,瓦伦丁和董事会只好开除桑迪,随后莱恩辞职,二人抛售了所有的思科股票,成为瓦伦丁永世的仇敌。
1995年1月,钱伯斯继任CEO,带领公司登上互联网之巅,市值5500亿美元。红杉当初的投资,已价值连城,瓦伦丁成为大赢家。
说来奇怪,乔治教授在VC行业地位尊崇,贵为第一,瓦伦丁却完全不认同。瓦伦丁声称对这位哈佛教授闻所未闻,他认为罗克、珀金斯和自己,才是风险投资的原创者。
红杉与罗克、KP的投资哲学大不相同。KP和罗克观点接近,坚决投人,用罗克的话说就是“投对人”(Back the right people)。
红杉瓦伦丁曾多年从事营销,擅长分析市场需求,对行业趋势形成独特的看法,遂以“赌赛道”为拿手好戏。瓦伦丁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解释了他的赛道哲学:“我们从不(赌人),我们始终聚焦在市场,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动态、竞争格局”,他认为只有伟大的市场,才能诞生伟大的公司。
除去投资思想的不同,KP与红杉也气质迥异。KP创始人克莱纳和珀金斯均出身名校,举止优雅,推崇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瓦伦丁完全是另一个形象,他搞销售出身,凡事讲究实用主义。他对名校背景不屑一顾,接地气是他对所有人的核心要求。评估是否接地气,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抓住市场的需求痛点。
瓦伦丁是风投界的英雄,他和罗克、珀金斯等人将创投行业带到一个新高度,如果没有他,很难想象今天VC行业什么样。
三、1974-1984:雨后春笋的创投业
比KP和红杉略晚的,是IVA基金,由丹尼斯(Reid Dennis)和麦莫垂(Burton McMurtry)在1974创办。
两人不大合拍,两年后便一分为二。丹尼斯离开IVA独自创办IVP基金,他后来招募了华人杨卣铭(Geoffrey Yang)。麦莫垂和同事马奎特(David Marquardt)则出来创办TVI,英特尔托马斯(Pete Thomas)、天腾 电脑卡茨曼(James Katzman)以及BCG凯格尔(Robert Kagle)等人,日后陆续加入TVI。
继承了IVA的优良基因,IVP和TVI都取得了辉煌成就。IVP投资了Juniper,希捷,奈飞(Netflix)等。TVI是微软IPO前唯一的投资机构,还投了SUN和康柏电脑,一度拥有25个“独角兽”项目。
TVI能投中微软的机缘,惟因皮厚!盖茨是个营销天才,微软产品不愁卖,公司现金很充裕,对于资本很冷淡,婉拒所有橄榄枝。到了1981年,微软上市提上日程,TVI马奎特嗅出了商机,他找到斯坦福商学院的同窗、盖茨的伙伴鲍尔默,软磨硬泡投了100万美金,占了5%股份,挤进微软的股东名册。微软1986年上市,一年后市值高达25亿美金,TVI的账面回报高达上亿美金。
进入互联网时代,IVP和TVI两家机构都再度分裂。1995年,TVI两个同事马奎特(DavidMarquardt)和约翰逊(John Johnston)发起AugustCapital。1999年,IVP杨卣铭联合其他人创办了红点资本(Redpoint)。然而硅谷时变境迁,他们没能超越原有的高度。
回顾1974~1984这十年,美国新设的风险投资公司竟有上百家之多,比较出名的有Matrix,Accel,NEA等。
二十多年后,邵亦波卖掉易趣、创办经纬中国之时,所选的合作方就是Matrix。邵亦波搭建了Matrix中国的早期团队,张颖正是他引入经纬的。
Accel一直都是头部VC,尤在投资Facebook之后到达顶峰,思虑如何进入中国。IDG是中国互联网的布道者,但前十年募资不顺,直到2005年与Accel合作,以IDG-Accel名义募得数亿美金,才算从根本上解决了募资与生存难题。
NEA(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创办于1978年,现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之一。公司投资的科技企业包括3com,Juniper Networks,MongoDB, Salesforce,Snapchat,Uber等。令人费解的是,NEA名头如此之大,却在华虎头蛇尾,游离于中国市场。
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日益震荡,从1985年到1992年间,美国VC进入萧条期。期间鲜有新的创投机构成立。美国的科技创新,在这一时期有所放慢,资本也严重过剩。
著名投资家、标杆基金(Benchmark Capital)的创始人凯格尔(Bob Kagle)回忆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说:“太多行业被过度融资,市面上到处是千篇一律(me-too)的公司,以至于会有数十家硬盘企业同时获得融资。”
你们从中,看到今天中国VC的影子了吗? VC是舶来品,我们是美国的学生。
在这个灰暗的时期,风险投资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已悄然入行。
四、中生代:JohnDoerr,Michael Moritz
KP第二期基金增加库费德(Frank J. Caufield)和拜尔斯(Brook Byers)为新的合伙人,名号变成KPCB。
四个老合伙人隐退后,KP交给杜尔掌管,老合伙人们已准备好KP名号的再次更改,这事儿却没发生。杜尔保留了KP的名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几位前辈的敬意。
杜尔(John Doerr)是1980年由拜尔斯招进KP的。杜尔拥有电子工程本硕学位,对VC一直有兴趣。哈佛MBA一毕业,他就尝试加入KP,拜尔斯建议他先去工业界锻炼,杜尔遂于1974年加入英特尔,在芯片、软件和销售部门之间轮岗,最终成为公司的超级销售员。
听闻杜尔要离开离开英特尔,转行风险投资界,英特尔负责人格鲁夫很是舍不得,他劝诫杜尔说:“VC那活儿,就和地产经纪差不多。 ”杜尔也有点犹豫,直到KP允诺将来可按天腾电脑模式支持他创业,这才说服了他。
杜尔加入KP后,成天泡在斯坦福和各类会议上。有一次,他在芯片行业峰会遇到加州理工米德教授(CarverMead),此公极力鼓吹EDA工具,可以辅助芯片设计。杜尔找到米德教授,创办了Silicon Compiler公司,打造这一软件。克莱纳和珀金斯兑现承诺,KP投了这个项目。公司做得还凑合,1991年以1亿美金出售给战略投资人。
杜尔在KP干得很起劲,其投资风格师承KP两个创始人,看重创始人和团队这个因素。他一加入KP就投了康柏电脑和SUN。
康柏电脑创于1982年,几个创始人最初想做新硬盘,配给IBM台式机,IBM和KP认为没前途。他们换了个新方向,要创造一种便捷式的个人电脑,这和杜尔早先在英特尔的想法很吻合,此前确实没人尝试过。杜尔不仅投了资,还帮助组团队。公司经营第一年,就卖出1.1亿台康柏电脑,收入和利润直线飙升,几年内就成为财富500强企业。
投资康柏一年后,杜尔又投资了SUN(斯坦福校园网络)。从他在英特尔起,就密切关注该项目,这里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创新发源地。四位创始人都年仅27岁,却和杜尔一起缔造了的斯坦福大学产学研的新神话!
杜尔目光敏锐,是最早投资互联网的投资人之一。互联网到来之际,他先是1994年出手支持克拉克(Jim Clark )和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投资网景(Netscape)浏览器。这种浏览器使网络变得简单,技术不再是学院派主宰,用户只需要傻瓜式点击,就可以浏览天下,浏览器对表格和加密文件也很友好,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1995年网景IPO,让他声名大噪,在和美国在线(AOL)合并后,网景的市值竟达170多亿美元。网景注定是互联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大笔!
二年后,他又投了亚马逊,此为杜尔的经典之作。一发而不可收,他还投了Symantec, drugstore.com,Intuit,Macromedia,Google等明星企业。1990年代,杜尔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中生代中,最有魅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一格的风险投资家。
杜尔乐观,豁达,精力充沛,激情四射。他对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深富洞见,因此杜尔的业绩远超同行。杜尔能力很强,但也自负。
杜尔后来出现两个失误。一是过早以为互联网已经见顶,KP遂在2000年后调整策略,重仓清洁技术,从而完美错过互联网的下半场以及移动互联网。杜尔的另一大失误,是未能建立传承机制。在他之后KP出现人才断层,青黄不接。他本来声望很隆,前几年又因涉嫌骚扰女下属,遭到控告,变得灰头土脸。
杜尔为KP引入了不少合伙人,包括SUN创始人柯世纳(Vinod Khosla)和摩根斯坦利的著名分析师米克尔(Mary Meeker),但都结局不佳。杜尔投资过SUN,对柯世纳有知遇之恩。但是柯世纳非常富有,和杜尔理念不尽相合,最后离开KP,创办Khosla Ventures,专注纯技术领域,很有名气。
杜尔也曾于2010年着力引进米克尔,其素有“互联网女皇”之称。女皇的特长和兴趣是中后期项目,和KP传统强项不吻合,如今也离开KP,自立门户,专注成长型企业。
红杉没有出现KP这类问题。瓦伦丁始终很活跃,他不仅业绩出众,且善于发现人才, 正是瓦伦丁培养和提携了红杉第二代联合掌门列昂力(Doug Leone)和莫里茨(Michael Moritz)。
红杉这二位接班人都是移民,个性互补,配合默契。考察创业者时,二人适时演双簧。列昂力总是一如瓦伦丁般的犀利,反复诘问、挑战创业者,测试其内心是否足够强大,观察其品格是否足够坚毅。
列昂力来自意大利,在康内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MIT三所藤校读过书,是个学霸,并在SUN、惠普工作过。他是红杉第二代的灵魂人物,但其投资业绩,不如莫里茨出色。
莫里茨则更有迷惑性,他略显温和,却极具洞察力,他会出其不意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非常深刻,创业者稍不留神就会露馅。莫里茨的深邃和成就,与其记者生涯有关。他是犹太人,生于英国。莫里茨本科在牛津大学学历史,硕士在沃顿商学院完成,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并未立即从事直接的商业活动,而加入《时代周刊》成为记者,驻扎旧金山。
莫里茨也十分敏锐,很早就追踪报道苹果公司,被乔布斯引为知己,一度几乎为老乔御用— 他可以自由出入苹果,甚至能接近乔布斯的私生活,乔布斯希望他能记录自己的成功。但很快莫里茨身上的英国佬毛病犯了,他看不惯乔布斯抛弃私生女,《时代》周刊将1982年的“年度人物”,由乔布斯更换为苹果电脑。乔布斯和莫里茨彻底绝交,自此再也不相信任何媒体。
为了缓和与乔布斯的关系,莫里茨随后出版《小王国》一书,详尽、深入地透析苹果公司前十年的轨迹,是有关乔布斯生平和苹果历史的奠基之作。2009年,莫里茨希望以更成熟的视角看待乔布斯的成就,重新修订此书,命名为《重返小王国》,其增补的内容回顾和分析乔布斯被驱逐、流放、回归、复兴的整个历程。莫里茨的努力没有见效,乔布斯至死未能与之修好。
莫里茨的才华,及他和苹果的恩恩怨怨,引起了瓦伦丁的注意。莫里茨离开《时代周刊》,短暂创业后,1984年加入红杉,开始了耀眼的投资生涯。瓦伦丁悉心调教,两年后将他提升为合伙人。莫里茨投出的项目包括Google、Yahoo!、PayPal、YouTube、eToys、Zappos、LinkedIn、英伟达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笔者眼中他是迄今硅谷互联网领域最为高产的投资人。鉴于其骄人业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2013年册封他为大英帝国爵士。
莫里茨也有失手的时候,他投资的送货上门的生鲜电商Webvan,是臭名昭著的投资案例。公司成立于1996年,一度是全美最火的生鲜杂货电商,超豪华投资人包括Benchmark、红杉、软银、高盛、雅虎等,成立三年就完成IPO。烧掉8亿美元巨资之后,Webvan于2001年倒闭,迄今让莫里茨难以释怀。Webvan业务模式和时下国内部分直营生鲜电商十分相似,运营和履约成本极高,生鲜业务在传统商超是用于导流的赔本买卖,一旦成为主营业务,成本问题就很突出。
莫里茨反思过这个教训,几年前又投了另一个跑腿业务,叫做Instacart。Instacart与区域性杂货连锁店合作,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其平台模式可有效控制履约成本,发展的比较顺利,已先后融得16亿美元,覆盖北美广大区域。
同为第二代传人,莫里茨和杜尔一直暗里在较劲。在互联网投资领域,二人不分伯仲。
1994 :红杉投资雅虎
投资雅虎奠定了莫里茨的江湖地位。
1994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费罗(David Filo),厌倦芯片设计课题,业余时间捣鼓出黄页网站,叫做雅虎(Yahoo!)。Yahoo!野蛮生长,短短几周日访问量就达17万,网站占用了学校大量带宽,斯坦福忍无可忍,迫其迁出校园。
权衡再三,无依无靠的杨致远和费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决心把网站做成事业。雅虎遂四处寻找合意的投资人。
红杉合伙人莫里茨对此他们产生了兴趣,一想到两位创始人毫无企业管理经验,莫里茨就有些发怵。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赌运气,投给雅虎100万美金。不久,软银也加入了投资人的行列。
网站红遍天下,有了庞大的流量,1995年雅虎开始销售广告,1996年实现上市。到了2000年之后,雅虎更成为首屈一指的互联网公司。
2000年,雅虎市值曾一度超过上千亿美金,激励了无数中外互联网创业者。不过,在互联网时代,竞争异常激烈,模式日新月异,不进则退。雅虎的模式太笨重,最近二十年,公司接连在产品方向和资本收购上出现失误,先后错失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的投资与并购机遇,没能实现大转型,最终只能落得出售的命运。
然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作为网络1.0时代的奠基者,雅虎改变了硅谷的创业版图,是雅虎带领人类步入了互联网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雅虎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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