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扑克秘籍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Text

纽约州长科莫性骚扰案：“有毒系统”与围绕男性气质的权力场

如果在当下寻找一个能够看到美国 Metoo 运动究竟带来了多大改变的窗口，那么围绕纽约民主党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风波无疑是其中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今年8月3日，纽约州检察总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在长达数月的调��后发布报告，证实至少有11名女性遭受了州长科莫的性骚扰。随后，从纽约州全部联邦议员到总统拜登，都表态称科莫已经“失去纽约民众的信任”，因此应该尽快辞职，州议会对州长的弹劾程序也随之启动；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压力下，科莫于10日宣布在自己会在两周内辞去州长职务，提前一年多结束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并在刚刚过去的周二（8月24日）零点正式离职。

所有对美国政治讨论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完全不是人们已经看过太多次的“丑闻-混乱-辞职”的循环：就在短短一年以前，科莫在无数美国人眼中还是带领纽约战胜艰难疫情的州长，他的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被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转播，用科学、清晰又动情的方式给面对着巨大不确定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安慰，更是和当时特朗普情绪化、反智、以自我为中心的疫情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因此赢得了一个艾美奖，并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在拜登胜选后，科莫一度成为可能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最终人选之一。所以，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失去全部支持、除请辞外别无选择的，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丑闻。事实上，许多人说，从科莫的行为、受害者的发声，到随之而来的调查，以及事件引发的更广义上“性别气质”、政治与权力间关系的探讨，都是“后 Metoo 时期”此类事件的标杆。2021年8月10日，美国纽约，民众在视频上观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辞职。身陷性骚扰丑闻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宣布辞职，将在14天内生效。

相继而来的性侵指控

第一个对科莫的指控，来自曾任州长顾问职位的琳赛·博伊伦（Lindsey Boylan）。2020年12月，在听说科莫可能被拜登提名为司法部长后，她在社交媒体上泛泛地讲出了为科莫工作的感受，称自己“永远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对自己优秀工作的无端指责还是有关外貌的骚扰性言语”，描述了一个“极其有毒（beyond toxic）”的工作环境。由于害怕受到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的公众质疑和科莫的报复，她在当时并没有指控科莫任何具体的言语或行为，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说自己讲出经历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希望“让侵害者获得更大的、更恐怖的权力”，防止更多人受到伤害，并请求拜登和哈里斯慎重考虑对提名科莫的决定。

科莫的发言人和他本人相继否认了博伊伦的指控，在当时围绕大选结果和严峻疫情的混乱中，媒体也没有给予此事太多关注。直到今年二月，第二名受害者在博伊伦发声的鼓舞下选择讲出自己在科莫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班尼特（Charlotte Bennett），直到去年年底曾任科莫的行政助理和卫生政策顾问。在交谈中，科莫频繁使用让她感到不适的言语，说自己因疫情封锁而“孤独”、“很久没有拥抱过人”，并询问班尼特“是否介意和年长男人发生关系”、她的性关系中“对方的年龄是否重要”——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班尼特能够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更糟糕的是，在得知班尼特是性侵幸存者后，科莫以对她的“关心”为名，多次用沉迷、享受��情绪要求她谈论受到侵害的经历甚至细节。这一切发生在去年的五月到七月，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科莫正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在战胜疫情的阶段中。在明确感到不适以后，班尼特先后向科莫的幕僚长和法律顾问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并随后被调职至另一个不会和州长有直接接触的岗位上。她最终选择离开纽约州政府。

可能是看到之前无数性侵指控者所受到的质疑，班尼特对自己当时的经历做了一切可能的记录，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就有向母亲、同事和朋友叙述，报道她经历的记者也逐一验证了这些消息，让她的指控显得空前有力，以至于科莫的发言人在回应中都没能否认对话发生的事实，仅仅是将他的出发点解释为“对班尼特受害者经历的关心”。班尼特的发声终于打破了一道裂缝，不仅有第三位女性讲出了在一次婚礼上被科莫带有骚扰色彩地触摸、亲吻的经历，第一位指控者博伊伦也发表了一篇长文，更加具体、详细地讲述了自己长达数年和科莫相处的经历：她的直接上级曾发邮件说认为州长对她有“心动”、“喜欢”，科莫的资深下属（senior staff）曾在他的授意下“时刻掌握她的位置”；科莫在得以和博伊伦独处时，曾多次骚扰性地触摸她的背部和腿，一次在州长的曼哈顿办公室中还强行亲吻她的嘴唇，2017年的一次飞行途中，科莫曾邀请她玩“脱衣扑克（strip poker）”......在她开始地对科莫的行为表现出不适后，她开始被州长资深员工中的几名女性刁难，曾被训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看到工作��境的愈发糟糕，博伊伦在2018年年底离开了纽约州政府。

让几名受害者犹豫的原因中，除注定会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惧怕科莫的权威和报复。而对于任何熟悉科莫数十年来行事风格的人来说，这种担心都并不多余，霸凌、羞辱、报复，是科莫对待政敌甚至同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他人常用的手段。他的父亲马里奥·科莫同样是纽约政界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在里根主义盛行时期依然被受爱戴的民主党籍州长，行事风格温和、友善，但曾为父亲担任竞选经理、顾问和助手的安德鲁·科莫，则负责在“阴暗面”完成了许多霸道、蛮横、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如在1970年代的一次竞选中，曾有传言父亲的竞选对手是一名同性恋，于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保守选区一度出现了“投票给科莫，不给同性恋（Vote for Cuomo, not the Homo，在英语中上下两句谐音）”的海报和传单，虽然最终没人能完全确认，但许多人都相信是安德鲁安排了这批极其糟糕的人身攻击。在为成功当选的父亲工作期间，安德鲁因类似的行事风格很快得到了“黑暗王子”这个绰号，翻查《纽约时报》的档案，早在1986年就有报道用“冷酷无情（ruthless）”来形容他。

在安德鲁·科莫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后，他霸道、蛮横的行事风格有增无减。从下属、议员到记者，许多在纽约政治界工作的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收到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因为科莫本人或他的资深下属往往会极其气愤、无理地在电话中羞辱对方，直到对方答应科莫的要求或放弃对科莫的做法、政策表达反对：一位众议员对 Politico 讲述了自己在驾车途中被迫停在路旁，接听科莫长达45分钟充满愤怒喊叫的电话的经历；长期对科莫政策不满的韩裔州议员罗恩·金（Ron Kim），年初时在公开批评了科莫新冠疫情期间对养老院的处理不当后，也在几天后毫无防备地接到了科莫的电话，科莫威胁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怒火”，并说自己能“毁掉他的政治前程”，要求他重新发布一份支持自己的声明。而当自己想要斥责的对象是女性时，科莫往往将出言威胁的工作交给资深女性下属来完成，常常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他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梅利莎·德罗萨（Melissa DeRosa）：一位州内工会的政治主管就曾因一条批评科莫政府的推特，接到了她愤怒要求自己将其删除的电话；在州政府内工作的多名女性员工也都描述过被德罗萨无理训斥的经历；去年五月，当另一位女性州议员亚历桑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科莫的疫情处置后，她收到了德罗萨的数条极其粗鲁的短信，斥责她“满口胡言（full of sh*t）”，是“一个糟糕的人（a pretty terrible person）”、“反复无常的骗子（a revisionist liar）”、“很恶心（disgusting）”。

而科莫也同样尝试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自己性骚扰的指控者。就在去年年底第一位女性博伊伦发出那条不算具体的指控推文后，科莫和德罗萨立刻召集了一些信任的顾问，商讨对策来降低博伊伦的可信度，所制定的“方案”中包括向媒体泄露博伊伦的个人信息，并一度起草了一封抹黑她“个人品格”的信，其中称是博伊琳主动表达了对科莫的“爱慕”、曾夸赞他“外表帅气”，并指责她“对待下属糟糕”等等。他们还有意提防、提前“扑灭”其他可能存在的指控：当发现一位还在政府内工作的女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印证博伊琳的发言时，德罗萨便要求她的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询问她是否有具体指控并录音，显然是用来提前打击可能指控的可信度。科莫的这一系列行为的确发挥了作用，后续调查发现，在他身边遭受过类似经历的数位受害者都因此打消了发声的念头，其中一位甚至说“会把（遭受骚扰的经历）带进坟墓”。

专横霸道与白男政客的“男性气质”迷思

显然，科莫蛮横、霸道的行事风格并不是一个秘密。但这几乎没有对科莫的支持率造成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白人男性政客往往可以将行事霸道的行为，塑造成一种中性甚至积极的“个性”，以此展现“男性气质（masculinity）”甚至会被视为是有魅力的。这也一直是科莫所采取的策略：他经常声称，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纽约州成功推动许多进步政策，就是因为这种“果断”的风格；当年初因指责他疫情处理而收到愤怒电话的州议员罗恩·金公布这段经历后，科莫的回应除了否定其中最无理的部分，更将自己的情绪解释为对“掺杂私利的无意义争执”没有耐心、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能回到为纽约做实事的轨道上来。

长期以来，纽约州选民对此也并没有过多质疑，毕竟在科莫的任期中，纽约州的确通过了许多大胆而进步的政策，如实现同性婚姻平权、控枪立法、完成一系列基建项目等等，于是，许多纽约选民就将这些成就视为科莫“果断”风格的成果。

但在经历了 Metoo 和数场种族正义运动后的美国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能够看出，管理者粗暴、蛮横的风格，往往是白人男性独具的特权，是他们对自己能够肆意使用这种特权的展示。而在仔细审视后，人们便不难发现，这些成就其实与科莫自我标榜的“果断”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多因为纽约州本来就有全美国最支持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的选民，推动这些政策所面临的阻力自然不能和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执政的紫��摇摆州相比；相反，科莫的“果断”手腕，则多用于巩固自己在州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尤其是当部分选民对更多、更大胆进步主义政策的期待威胁到了他的权力时。

在纽约州参议院的民主党党团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由保守派民主党人组成的团体，名叫“民主党独立会议（Independent Democratic Conference，常简写为IDC）”，他们在竞选时使用民主党籍，却在投票决定州参议院领袖时与共和党达成协议，投给了一位共和党人，从而有效地将州参议院的控制权在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交给了共和党；纽约州众议院（New York State Assembly）则同时由民主党控制。科莫一直是这个听起来略显迷惑的安排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任何法案的通过自然要需要两院同时批准，而这种两院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分散”就能让科莫在其中担当调和者的角色，主动决定在推动哪些政策上打破僵局，从而将决定纽约州政治前景的控制权留给自己，同时还可以将成功推动通过的政策归功于自己、将未能推动的责任推卸给分裂的两院。

所以，从科莫的第二个任期内开始，一批刚刚走入政坛但更加大胆的年轻人开始挑战科莫对权力的控制，希望在民主党内部选出更多支持更鲜明进步主义、少受“建制（establishment）”束缚的人选。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议会制，美国的两党制中，小党往往不直接在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通过参加两大党初选或背书方式影响政治。然而，在2018年纽约州长和议会的选举中，一个支持以进步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为中心价值的小党“职业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缩写WFP）”便集中在民主党初选中推出了一批多为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的年轻候选人，甚至成功招募了一位州长职位的挑战者，她名叫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并在竞选过程中十分直接地批评了他的行事风格，指责他“霸凌任何批评他的人”，称他是“恶霸安德鲁”，而自己“应对恶霸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勇敢面对他”。这样直接而刺耳的挑战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于是整个“职业家庭党”立刻成为了科莫穷尽各种手段霸凌和打击的对象。科莫首先也成立了一个小党，取名“女性平等党”（Women’s Equality Party，缩写为WEP），其缩写与“职业家庭党”的缩写WFP只有一字之差——鉴于科莫的挑战者尼克松是一名女性，而他��自成立的、名字中带有“女性”字眼的党自然会支持科莫，这个做法显然是为了迷惑选民，让选民在区分选票上不同党派、候选人的难度加大，从而稀释尼克松与WFP获胜的可能。

显然，尼克松对科莫的挑战失败了，但WFP在众议院中的候选人还是击败了足够多上文所说保守民主党团体IDC成员，让民主党成功拿到两院控制权，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莫的权力。在党内初选结束后，WFP起初发表的声明表示自己“虽然和科莫有诸多不同意见，但对他的认同远比共和党多”，其主席不久后就接到了科莫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科莫直接威胁到“如果你再说我‘仅仅是比共和党强’，我就会说你仅仅比儿童强奸犯强”；而在成功当选开始下一个任期以后，科莫甚至着手修改州选举规则，提高了小党被写进选票的门槛，希望以此彻底消除WFP等党派对他造成挑战的可能。

不难看出，科莫种种粗暴、霸道的行事方法，所服务的并非纽约州居民的福祉，而是自己手中愈发坚固的权力；甚至在去年的疫情处理中，他永远手握最终决定权的冲动，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后果：科莫的霸道作风让他长期以来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关系紧张，在去年三月疫情重创纽约的几个星期里，科莫多次驳回白思豪在纽约市内封锁、关闭餐厅和学校等场所的命令，原因是不满白思豪在作出决定前未经自己允许、这些措施未能由自己领导和宣布，最终结果往往仅是同样的措施被延迟数天重新实施；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实施封锁的延迟能够被避免，那么仅在纽约城区被新冠夺去生命的人就能减少一万七千多名。但这个教训不仅没有被两人吸取，同样因抢夺“主导权”而产生的混乱在秋季疫情再次恶化时重新上演了一遍。

而在对科莫性侵指控同时发酵的另一桩丑闻中，同样可以看到他的一贯作风是如何导致灾难性决策的。疫情初期，为了防止纽约医院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科莫要求州内养老院在确诊居民出院后，立刻将他们接回，这一决策在日后被证明使病毒在养老院内不受控制地扩散，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感染和死亡。鉴于疫情初期所有人都面临着恐慌、混乱、快速更新的信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类失误其实并不罕见，也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科莫由于过于惧怕自己“一切尽在掌握”的形象受损，命令总结此事的州卫生部门修改调查结果，从最终报告内的死亡人数��剔除了在转移到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经后续调查发现，被减去的人数高达3600人，隐瞒了近50%的养老院死亡病人。这个和特朗普政府几乎无异的做法让许多纽约选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曾经在全国电视台上安抚人心的州长实际所考虑的是不让人命攸关的失误抹黑自己的公众形象。

但科莫专横作风的有害属性，是在无数糟糕决策被成功粉饰和掩藏、无数此前挑战他权威的人失败甚至付出代价后才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而如果你横向对比一下少数族裔、女性在同样身份中受到的苛刻对待，就很容易看到这一切为什么是“主流身份”携带特权的体现：直到今天，乔布斯对待下属时常有的蛮横无理，直接被神话为他“天才”的一部分，成为被许多人学习的“独特管理者风格”，哈维·韦恩斯坦除身为性骚扰惯犯以外的另一个长期以来在行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就是他的粗鲁无礼和极其糟糕的脾气，但这也一度被人们相信是他在影视行业内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相比之下，少数族裔和女性即便往往竭力避免任何愤怒、情绪化的表达，却依然难以避免被贴上“愤怒女性/黑人”的标签从而招致反感：奥巴马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被以福克斯电视台为代表的右翼媒体歪曲为“攻击美国、攻击白人的愤怒黑人”给自己带来了多么大的困扰，以至于在种族正义的问题上他们很多时候会避免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观点，相反要考虑白人受众的感受会不会被“刺痛”、“冒犯”；去年大选中，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两个席位最后都落在了佐治亚州两名参议员的特别选举上，共和党对待民主党竞争对手的策略，是尽力“忽视”身为犹太人的奥索夫（Jon Ossoff）的存在、同时将攻击火力全部集中于另一位候选人拉斐尔·沃诺克（Rev. Raphael Warnock），一位黑人牧师和民权活动家，将他塑造成一个极端而愤怒的形象，说他对美国、佐治亚州、社区甚至代表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宠物狗都心怀仇恨和怒火，唤起选民对这样一个黑人刻板形象的恐惧；20年前，当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尽管克林顿已经是一个让保守派美国人并没有太大恶意的政治人物，希拉里仍然没能逃过被刻画为“愤怒女人”这种代表了自私、冷漠、野心和过盛权力欲的形象，以至于她在当选后，需要向参议院中的男性同事作出额外努力来表现自己的“谦��”、“随和”、“乐于合作”，如主动向攻击过自己的政治对手表达友好、向资历更高的男性同事请教自己可能已经知道的议事程序、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母亲等家人、在合影中主动空出中心位置......等等，可就算如此，愤怒、野心的形象依然伴随了她日后所有的竞选过程。2021年8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办公室外抗议，呼吁其辞职。

性侵惯犯背后的“有毒系统”

如果科莫的行为，展示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多么根深蒂固，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科莫接受的调查和最终承受的后果，也相应地展示了在一层层曾经坚固的结构性不公上第一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纹。

在经历了韦恩斯坦、特朗普、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福克斯电视台创始人艾尔斯（Roger Ailes）等众多案例后，无论是公众还是司法系统，都学习到了更多性暴力受害者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无法为自己遭到的侵害留下清晰证据，可能出于权力不平等而在事后依然无法远离侵害者，可能会不愿向身边亲近的人讲述这段经历，甚至可能无法回忆起他人觉得并不难以记住的现场情形......因此，哪怕看似存在“不完美”之处，每个指控都应该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和调查；另一方面，侵害者的行为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会存在横跨时间、地点的“行为模式（pattern）”，同时围绕着他的往往还有一个“有毒（toxic）”的环境、系统，来合理化、日常化侵害行为同时打压受害者的发声，因此在调查时，证实行为模式和有毒系统的存在是十分关键的突破口。

这一切也��是受害者对科莫作出指控之后所发生的。就连科莫本人也不敢断然轻视受害者的声音，像过往的侵害者一样将事情塑造成罗生门（“he said, she said”）的局面，而是在否定前表明自己“会严肃对待每一个指控”。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随后的调查，也准确聚焦在了“行为模式”上，并找到了至少1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上文所说本想“将指控带进坟墓”的行政助理；迄今为止所有指控中最严重的来自一名州警，她对调查员说，科莫因为自己的外貌将她招入州长的安保队伍，并在之后的多个场合对她实施了性骚扰，如在她为科莫扶住门时摸她的腹部、在电梯中用手顺着她的脊柱部位从上向下滑、未经同意的亲吻、和诸如询问她“为什么没有穿裙子”等语言骚扰，她的说法得到了目击者的验证——换句话说，一位工作是保护科莫安全的下属，自己的安全却在工作中被科莫多次侵犯。这次调查同时证实了“有毒系统”的存在：科莫本人和以德罗萨为代表的资深职员在构建了一整套糟糕的职场文化，一位调查人员称在这种文化下“你不能对州长或资深下属说‘不’”，否则就会“（让自己的成就）被抹除、被忽视或更糟”，且“忽视、常态化了（不适当的）‘调情行为’、身体接触和言语”——这样的打压的确打消了一部分受害者发声的念头，调查报告列举的11名受害者中绝大多数都出于恐惧而不愿透露身份，且若非被主动联系，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向外界讲述自己经历的任何可能。

科莫自然尽其所能地对抗了这个调查结果：称主导调查的詹乐霞存在“政治动机”、“只听取了指控者单方面的视角”、好像“同时担任了检方、法官和陪审团”；对于自己的不恰当行为全盘否定显然已经不再现实，科莫便选用了另一种十分常见的自我辩护方式：自己“身为意大利裔美国人”，因此习惯于以短暂的身体触摸表达对旁人的感谢、热情，同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前进、这些行为已不再恰当，自己从来没有实施骚扰或暴力的主观恶意。

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在“没有恶意”、没有恶性的骚扰或暴力、认识到曾经的习惯在今天的不适当以及有反思和进步的诚意这几个条件下，当事人也可以被理解和原谅，毕竟是时代的进步改变了同一种行为的性质，期待人们能在所处的时刻预见未来的进步显然并不现实。但人们是能对借口和现实做出区分的：比如早在拜登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初选前，就有一些曾经与他有所交��的女性表示，他在公开场合通过触摸肩膀、脸部的打招呼方式让自己感到不适，但她们同时表明这种行为对自己并未构成骚扰，也不具备恶意，只是希望对即将重回政治舞台的拜登发出提醒，拜登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像被自己无意冒犯的所有人表达了歉意，解释曾经自己的无意识，并承诺会在性别议题方面不断学习和反思——这场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互动，并未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造成影响。但科莫的行为却在每一方面都具备完全不同的性质：无疑，他当然完全具备实施骚扰的恶意意图，更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可接受”，相反，捍卫女性权益一直是他的中心政治标签之一，他不仅多次以此作为自己筹款、竞选的中心议题，更是签署了降低受害者指控门槛、延长强奸案追诉期的法律，并要求纽约所有工作场所进行性骚扰防范训练；他的顾问中也有许多知名的女性权益倡导者，如曾任米歇尔·奥巴马的幕僚长、女性权益保护组织 Time's Up 创始人陈远美（Tina Tchen）等，科莫常常将和她们的合作作为自己的政绩宣传出去——换句话说，他不可能对性别议题方面法律、观念的变化毫无意识，也一定清楚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的感受。但调查显示，科莫对上文所说州警的一次骚扰行为，就发生在签署反骚扰法律的一天以后，而在第一个指控者博伊琳发声后，参与科莫掩盖证据、打压受害者行动的，就包括陈远美在内长期和科莫合作的几位女性权益倡导者。

所幸的是，这样的借口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任何说服力。调查报告公布后，纽约州两名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所有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再次联合敦促科莫辞职，拜登也不再保持审慎，重复了同样的表态，纽约州众、参两院也宣布启动对州长的弹劾程序——对比科莫在这近十年里对权力的把控之牢和其他人一直以来对他的恐惧，他如今走投无路的境地哪怕在几个月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权衡之下，相比遭到弹劾，他选择了主动辞职这个多少为自己留存了最后一点政治遗产和主动权的选项。

尾声

政客不再能轻易逃脱为性骚扰行为承担责任，仅仅是近年来诸多改变的一个方面；从更广义上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不被视为政治人物、领导者身上的一种优点。拜登政治生涯中的几次总统竞选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前几次失败的竞选尝试中，都过分地展示了自信、果断、强有力等气质——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前成长起来的男性政治人物无法避免的；但在最终成功的竞选中，在曾经车��失去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基础上又经历了大儿子的因病去世和小儿子与药物成瘾的艰难斗争，他更多展示了这些经历带给自己的伤痛和脆弱，以及对面临同样挣扎的人们的共情，这些与传统男性气质正相反的特质，让他与无数因疫情承受了类似伤痛的普通美国人产生了更深的连结；民主党初选中，另一位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同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温柔、共情同样是他展示最多的特质，作为第一位有获得提名希望的 LGBTQ 候选人，他更是经常提及自己在保守州生活而不愿出柜、以至于在入伍被派往阿富汗时“可能我直到牺牲都还没体验过爱一个人的感觉”，这种关于痛苦和脆弱的表达，同样让他与许多属于长期被边缘化的身份群体的普通人产生了格外强大的连结；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频繁地与形容词“有毒”连在一起使用，人们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男性气质”的规训是让许多男性缺乏情感表达能力、遇事更易诉诸欺凌和暴力、并让整个社会层面上系统性的“男性特权”得以被维持甚至加固的原因，并开始探索如何从对男孩的教育开始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从围绕科莫这场集中了如此多元素的风波，我们突然看到，以 Metoo 为中心的反思和讨论，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最初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程度；而这场探讨的发端和维持，都来源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勇气。性暴力受害者间的支持、共情、守望，推动了整个世界在性别议题方面可观的前进。所以，科莫事件一定会成为一个在未来回望 Metoo 时被记住的里程碑：一个多年以来享受男性特权、动用男性气质加固权力的男性，被遭受欺辱却没有屈服的女性受害者用勇气最终击碎了他看似坚固无比的权力；而只要类似的侵害者、类似的结构性不公依然存在，这样的故事，一定会在未来一次次地继续发生。

0 notes

flgzx · 7 years ago

Link

【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 本文标题：张东园：中共建党以来十大谎言 - 真相网

» 本文链接：http://dafahao.com/ccp-top-ten-lies.html

» 如喜欢本站请关注：Email订阅真相网 | RSS订阅真相网 | 真相网G+ | 真相网Facebook | 真相网Twitter

#真相网

2 notes · View notes

furrytyphoonchaos · 4 years ago

Text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0 notes

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Photo

秦晖：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2/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2-03-24

导读：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上篇回顾：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上篇回溯了南海问题和中缅边境问题的由来，本篇从新疆问题的解决谈起。］

提要：1942年，原来有意投靠苏联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见题图）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

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

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

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

1949年，“东土民族军”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

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

“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

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

所以苏联在1946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机，进一步减弱了。

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

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

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

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籍），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尽管易帜后，中共派去了来自解放军入疆部队的汉族政委，但是“改编民族军”可不像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那是要看“苏联老大哥”的眼色的。

直到1953年列斯肯调回苏联，1954年第5军被撤销番号，改为农垦部队，“苏联军官领导中国新疆驻军精锐”的问题，才基本解决。

但是“民族军”的一些有苏联背景的将领，如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等仍在新疆军区任高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可能？

事实上，当1949－1950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还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泽东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约必须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由于1953年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新疆、东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销中苏联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5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肯等苏籍将领回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等措施，使得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的势力，仍然存在。

如到1960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的苏籍干部1047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1962年该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1001人。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47%，其中绥定、霍城两县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是苏侨。（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我们不能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

事实上，这二十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件：

1942年盛世才回归；

1946-1947年苏联放弃“东土”，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

以及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力的清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这几篇文章之后，我们可以做一总结了。

当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当然含有推翻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的含义。

但当时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主要在于它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

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当时打的，的确是这面“民主”（新民主主义）旗帜，而不是“民族主义”。

所以当毛泽东大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辛亥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总算民主了！老百姓再不受官老爷和腐败衙门的气了！官吸民脂、官逼民反的时代要变成官权民授、官为民仆的时代了！

至于对外关系，一来是人们对国民党主要怨不及此。

1949年时抗战胜利的记忆犹在，过去我党曾一再说，抗战胜利就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那还不算对外“站起来”吗？

国民党政府虽然忙于内战，未能乘势最大程度地对外强化国权，毕竟如上所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成绩的，至少除了受屈于苏联以外，并没有对外再吃什么亏。

那时共产党只指责国民党亲美，但说实在话，除了沈崇事件（无论真相如何，今人一般都承认，苏军在东北比这更严重的强暴事件，多了去了）引起的风波外，当时中国人对美国如果说有不满，主要也就是因为反感专制腐败的国民党而连带反感支持该党的美国，并非因为反感美国而连带反感亲美的国民党。

相反，那时中国的农民对中外关系所知不多，而市民与知识分子对美国本身，无论对她的民主和富裕，还是对她抗战时的支持中国，还是普遍有好感的。

二来更重要的是，政权更迭的确有可能使专制变成民主，但不可能一下子使弱国变成强国。

除非是独立战争，内战也不可能直接导致国家对外地位的变化。

哪怕新政权可以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但对外的积贫积弱状态，哪是政权更迭就可顿时改变的？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虽然相信新中国的诞生会有助于改变对外积贫积弱，但是很少有人觉得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即便仅就军事而言，即使支持共产党的国人，在朝鲜战争以前觉得中国打不过美国，也是相当普遍的心理。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振奋。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爆发的危机主要是内政的，而非外交的危机，人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源于此，对新中国的期待也在于此。

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满怀喜悦迎来的接收大员，却似乎比日本人更腐败。抗战加内战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太平了，却又要遭遇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内战。

内战导致经济崩溃，崩溃中更凸显官僚的贪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人们普遍失望与怨恨。这时共产党倡导打倒“四大家族”，推翻“蒋家王朝”，宣传“实行民主好处多”，自然就凝聚了人心。人们觉得政权更迭后就该民主了，人民就“站起来了”。

以后几十年里，我国在和平、统一状态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力逐渐变强，国际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

同时随着所谓的“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那里盛行，“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在一些人眼里成了疑问。

于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越来越被解释为对外意义上的“中国站起来了”。

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人民站起来了”，仅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也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在主权意义上，如何从主权缺失状态变成主权完整状态。

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从弱势地位变成相对强势地位。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也都不是突然出现的。

弱势地位并不见得主权就会缺失，甚至领土缩小也不见得主权就不独立。

今天的瑞典、奥地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版图，都比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版图小得多，但其独立毋庸置疑，没人说它们是半殖民地。

相反，印巴分治前的“英属印度”的版图，比今天的印度（以及从英属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等国）大得多，但它却是全殖民地，岂止是“半”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2年废除旧约后的中国，已经告别“半殖民地”而“站起来了”，尽管殖民地的尾巴香港、澳门并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50年后的20世纪末才割掉的。

另一方面，弱势变成相对强势，更非一蹴而就，它甚至不像主权完整那样，由于有个法理标志（废约）可以划出个时间点。而且强弱的判断，也是多维度的。

网上曾经有人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什么时候版图最大”，答案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我上面所述的抗战胜利时，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1919年：

那年民国将领徐树铮曾经乘沙俄崩溃，出兵收复外蒙古，分兵直抵唐努乌梁海。接着，民国陆海军出兵俄国远东，中国军舰曾进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乃至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苏联人斥之为“十四��干涉军”之一，当时的中国军人却不乏有民族主义思想、认此次出兵为收复清末我国沦俄故土之机会者。

那时，中国一度控制的土地（并非“地图开疆”），确实达到20世纪之最广，可是，那时中国的实际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岂能与抗战结束时的“四强”、“五强”比？

以至于，后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民国时还有这么一次昙花一现的“最大版图”。

而这样的对外用兵，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又有多大意义呢？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面对“人民站起来”的问题。

而这也和“中国站起来”一样，民国的历史，与其后的历史，有着明显的连续性。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进展，在民国时期和民国后是连续性的，所谓“罗马并非一天所能建成”；那么“民权主义”的受挫或曰“革命尚未成功”，也同样具有连续性，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民国又一面相。

（全文完）

（来源: 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秦晖 #新疆 #蒋介石 #盛世才 #苏联 #斯大林 #东突厥斯坦 #三区革命 #伊塔事件 #民族主义

1 note · View note

valiantbou333detective-blog · 6 years ago

Photo

www.345yule.com <title>打麻将技巧十句口诀_打麻将必胜绝技_打麻将游戏-打四川麻将血战到底技巧</title>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打四川麻将血战到底技巧mjjiqiao.com】专注于麻将技巧培训，带您了解麻将技巧最新资讯，让您掌握更多的打麻将秘籍，打麻将技巧十句口诀，麻将绝技等等... ">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打麻将，麻将技巧，打麻将技巧十句口诀，麻将必胜绝技，麻将游戏，麻将规则，打麻将怎么赢，打四川麻将血战到底技巧"> www.345yule.net <title>打麻将必胜绝技，打麻将技巧十句口诀，打麻将怎么才能赢 - 打麻将赢牌技巧方法</title>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打麻将技巧网专注于各类麻将技巧培训，提供最新打麻将必胜绝技、打麻将技巧十句口诀、教您打麻将怎么才能赢的领先技术,打麻将赢牌技巧方法最全面的麻将技巧大全，尽在麻将技巧网...">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打麻将必胜绝技，打麻将必胜技巧，麻将绝技，打麻将技巧十句口诀，打麻将怎么才能赢，麻将技巧网"> www.2kk4.com <title>网上真人棋牌游戏大厅,网上在线棋牌游戏平台</title>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网上在线棋牌游戏平台,网上棋牌游戏网站,网上真人棋牌游戏大厅,真人捕鱼达人游戏玩法技巧,真人视频斗地主游戏介绍在线棋牌游戏技巧,麻将游戏规则技巧,真人德州扑克游戏技巧各种扑克牌游戏玩法" />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棋牌游戏,棋牌游戏大厅,棋牌游戏平台,棋牌游戏技巧,梭哈游戏,麻将游戏" /> www.234yule.com <title>澳门赌场攻略,澳门百家乐游戏,澳门网上真人赌场网站</title>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澳门旅游攻略,澳门网上赌场,澳门赌场攻略,澳门赌场,澳门真人赌场,澳门百家乐" />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澳门赌场旅游攻略,澳门酒店美食住宿,澳门网上娱乐城,澳门网上真人赌场,澳门桑拿夜总会,澳门赌场攻略,澳门赌场网上博彩公司,澳门网上赌场网站,澳门真人百家乐游戏技巧。" />

0 notes

zhenyuanshijie-blog · 5 years ago

Text

魔鬼撒旦属于真实的生命，已经多次转世人间

撒旦属于一个真实的生命，出自《圣经》中，已经多次转世人间，只是世人都不清楚他是谁而已。

对于一个生命好坏评价，用人的标准和用佛的标准其结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劫财杀人，用人间法律衡量就是犯罪，需要制裁。可是用佛的眼光看此事，还要看当事人前世，是不是欠下业力需要本世还报等。人们认识事物看表面，佛看事物不仅要看当时，也要看整个生命轨迹。

远古时期华夏大地青帝伏羲、秦朝皇帝秦始皇、明朝皇帝朱元璋、德国纳粹希特勒、法轮功传出者李洪志。这五位均是撒旦转世之人，除了希特勒具有明显的撒旦特征，其余四位你能看出他们身上具有魔鬼撒旦踪迹吗？

末世大审判来源于《圣经》，基督教一直流传此事。可是谁来做末世大审判？又怎样进行末世大审判？人们又都说不出来了。末世大审判，其实就是对撒旦和其转世之人进行审判，尤其是末世，主要对李洪志进行揭露和审判。

想要知道怎样对撒旦进行审判，审判结果会如何，请看《自然真相》，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天机，看看佛道神是怎样来到人间的。想要详细了解请看临时网站：

http://zhenyuan.atwebpages.com

也可以直接下载《自然真相》chm格式电子书，文件名heji2j0chm.rar。

https://app.box.com/s/p8bvft4xsjctwaqzj9hn7rfpdqdebsu2

或word格式《自然真相》电子书，文件名hjj_doc.rar。

https://1drv.ms/u/s!Al_W6rtueFVychx-_A7VhC8ysMI?e=dnQPEO

下面是真源回复法轮功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其内容包含一些撒旦的信息，可参阅。

附件：关于真假经文的公开答复

这位来信者不像李洪志本人，应该是李洪志的捍卫者，马前卒。因为牵扯其它问题，就相关问题公开回复一下：

来信是提醒真假经文的，可名头却是“stone胡扯”警示，英文stone意思为石头，顽石，可以理解成“木头脑袋”之意。信内容指明真假经文，这属于提出不同的见解，而名头用“胡扯”来挑衅，显然来意不善，是想否定《自然真相》这本书了，以便维护李洪志。

关于李洪志真经文和假经文问题，首先要清楚什么叫做真经文？什么叫做假经文？而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真假经文来自谁之手？我在《自然真相》中已经断言：“我发现了《圣经》中魔鬼撒旦踪迹，他就是网上自称名字叫‘来’的那个人。”要想洗白李洪志，必须证明“来”与李洪志无关。可现实中，用网名“来”发布的东西，最后都成了以李洪志署名的书籍。如果这些真假经文都是来自李洪志的主观愿望，那么再去强调假经文来掩盖李洪志的真实面目，岂不是掩耳盗铃？

什么是李洪志的真经文呢？从法轮功组织发布的各种资料中，可以归纳三个方便：其一是李洪志各种公开场合讲法，而后根据录音形成文字，再经过明慧网删改、添加、润色之后发布的；其二是李洪志指导法轮功成员活动而写的意见，也是经过明慧网删改、添加、润色之后发布的；其三是明慧网想要发布的意见，形成资料后交由李洪志签字而发布的。

什么是假经文呢？是那些没被明慧网认可的李洪志公开的、或私下的言论和文字资料。

从李洪志发布的资料可以看出，李洪志在美国希望山是被限制行动的。他所发表的一部分文稿言论，是通过与弟子秘密接触，口传心授之后，再由弟子形成文字资料以“来”网名发布在网上，这就是李洪志假经文的来源。这部分资料有被弟子添枝加叶内容，但大体上都是李洪志的意愿。李洪志所讲的内容，很多东西是别人无法首创讲出的。不了解天体、不了解神界、不了解魔界，别人讲的只能是人间知识。

对于反对之声预言中已明确提及过，八只兽头捍卫者会用各种借口挑起事端，先由法轮功成员跳出来抛出反对之声，可以证明法轮功队伍也是烂到家了。法轮功信徒虽然不是八只兽头成员，可却是末世大审判对象，因为要审判撒旦，自然要牵扯到李洪志带领的法轮功成员要陪同受审。

《圣经·启示录》里明确记载：“启12:9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撒旦被打下人间，他的使者们也被打下人间。撒旦转世成李洪志，那么他的那些使者们都转世成谁了呢？就是当今在国外那些积极跟随李洪志的一些人，一些誓死捍卫李洪志的法轮功成员。李洪志安排自己末世传功，他的使者们也就会跟着练功。当李洪志跑到美国，他的那些使者转世之人，自然也会跑到国外。如今在国外那些反对神州大地的人，绝大多数属于撒旦的使者转世，少部分是天界安排的金刚，要控制撒旦，就得生活在李洪志的周围，避免他胡作非为。

李洪志曾经讲过，神州大地属于神呆的地方，原来天体世界中的王如今都转世到中国了。有些人属于幸运出生在中国的，可是他们本质上还不属于天体世界中的王，因此就要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加入了外国的国籍。那些以政治避难的名义跑到美国的法轮功成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撒旦的使者。他们打着修炼法轮功的旗号，其实是破坏法轮功的魔。

我们用大纪元网站说事。大纪元网站属于法轮功创办管理的，属于法轮功对外的精神窗口。可是看看这个网站的内容，哪还有一点点正法修炼者的痕迹，完全是积极参与政治的狂徒。他们的意图很明显，无中生有，望风捕影，张冠李戴，挑拔离间，制造事端，损害中国声誉，推翻共产党。可能有的法轮功成员会说，大纪元网站多数都是转发文章，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法轮功成员的意见。你们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们为什么专门挑选那些反华、污华文章发布？你们的心性跑哪里去了？大量事实表明，大纪元等法轮功网站与国际反华势力坑泄一气，试图扰乱中国，颠覆政权，是积极参与政治者。

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肺炎，现在更名为新冠肺炎。我一直关注大纪元等网站动态。从疫情开始，这些网站不仅仅胡编乱造，还幸灾乐祸。灾难来了属于受难者共同承受的，属于人类共同的劫难，应该有同情心，可是一些法轮功人员反而幸灾乐祸，就是常人这样做，其人品都已经很低下了，还有何脸面标榜法轮功属于正法修炼？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把讲话稿中的“武汉肺炎”替换成“中国肺炎”，可以看到所有法轮功网站兴高采烈，欢声雷动，承蒙美国政府的庇护，有主子抛出“中国肺炎”，法轮功组织开始变本加厉创造出“中共肺炎”抹黑中国。人在做，天在看。法轮功网站的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出他们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疯狂，妖魔鬼怪兴风作浪狂态，充分体现魔鬼撒旦一类的丑恶嘴脸，这与正法修炼背道而驰。

李洪志曾经讲过，天体中高层次的生命都转世到中国，国外没有王了，只好实行民主制，由民众竞选当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天界的生命层次，可能远远低于在中国生活的乞丐，你们法轮功成员这样对美国总统摇尾乞怜，你们把李主佛放在什么位置上？是不是已经把李洪志脸面都丢尽了？法轮功组织的所作所为；已经撕开法轮功编织的靓丽伪装，露出丑恶的嘴脸。

美国政府对中国发生的新冠肺隔岸观火，造谣生事，幸灾乐祸，已经泯灭人性，惹怒天意，闯下祸端，现世现报也会让美国受到新冠肺炎重创，会成为全世界的重灾区。法轮功成员的所作所为，表面上是为美国涂脂抹粉，摇旗呐喊，而实际上却是加大美国在末世中所受的灾难。事实警告美国人，美国政府豢养的政治避难者，本质上会成为伤害美国的吹鼓手，属于养虎为患。末世中神界这样处理帝国列强，打击他们嚣张跋扈，到处欺压它国的强盗气焰，为末世拯救众生铺路。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4日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其结果可以预见：必将事与愿违。特朗普如果祈祷耶和华保佑，耶和华本为撒旦，如今转世成李洪志这人，他本是末世灾难的始作俑者，怎么可能去保护美国？况且目前他也没有能力保佑美国。如果特朗普是祈祷耶稣保佑，耶稣已经转世成中国紫微星，紫微星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人性，使用卑鄙的手段走向极端，还能保佑美国吗？如果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真想求得创世主保佑，必须奉行《自然真相》，虚心做人，虔诚信奉大光明佛。如果还想趾高气昂做黑社会老大，不服神界管理，还会有更多、更大的灾难降临，进行更严厉的打击，直至其国消亡。神只能保护那些值得保护的生命，一些宇宙中的败类必将销毁。因此，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要自省，平息干戈，不要玩火自焚。

《霹雳一声救劫章》里面有一段预言，就是警告美国等桀骜不驯的狂妄之徒：“第三是为真道作证，证明今日真道之所行所事全是上帝诣旨，不是人类所作为。中国民族向为世界各国所轻视，上帝偏以拯救世界大任交与中国人！世界列强骄傲已极，他们以藐视中国人的态度并上帝的真道一同藐视，而不信从。上帝用此空前大劫打破世界各国的态度，要世界各国虚心下气，在传道人面前求今日的道，笃信笃行，方可得救。这就是空前大劫所以降世的缘故。”

��坏事是受因果报应的，不仅仅美国逃不掉报应，法轮功成员同样也逃不掉报应。所有的法轮功成员你们该清醒了，如果你们还想修炼，就要老老实实按着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到处搬弄是非，无中生有，蓄意造谣，还是修炼者吗？只能是为自己添加业力。

法轮功说共产党坏，可是法轮功组织内有也有很多妖魔鬼怪浪迹其中；法轮功说共产党要下地狱，同样法轮功成员也在地狱中。我要是不救度三界众生性命，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生命能够逃出世界末日。李洪志口吐狂言要成为最高的统治者，法轮功成员也学会了吹牛，到处宣扬讲真相，救度众生，全然忘记了自己是谁：你们修成佛了吗？你们修成道了吗？你们是神吗？连已经成佛的释迦牟尼佛都不敢说救度众生，很多法轮功成员就是一些业力滚滚的常人，有何德何能大言不惭到处散布救度众生？其中很多法轮功成员就是魔性大发，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常人练上法轮功后就成佛了，除了李洪志这个撒旦口无遮拦去诱惑徒弟的执着心，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怀疑，都不能相信。

度三界内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业力必须给妥善处理，没有一个师傅敢承担弟子的业力的，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把业力分散在弟子的修炼进程中，分开去承受。虽然这样做了，因为业力太大，他的弟子还是一世修不成，只能多次转世继续修炼。不论是李洪志，还是法轮功成员，你们为哪个生命承担业力了？不要去编造虚无缥缈的骗人故事，要具体到人头上，处理了他的什么业力？后果怎样？救度众生那是瞎说的吗？大话说过头了就是罪，要遭报应的。

在《圣经》中耶稣说过：

约翰8：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约翰8：24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耶稣这段话我在《自然真相》书中解释过，原话说的直接易懂，还需要解释码？

三界是创世主很久远时期所创造，只有创世主能够随意进出。其他的生命，没有一个能够随意出三界的。人们知道的观世意菩萨，都赞美她法力高强，救苦救难。你们知道吗？救苦救难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业力就会跑到观世音身上让其承担，菩萨怎么才能消掉这些业力？身上有业力还能离��三界吗？所以预言中揭示，观世音已经陷进三界内不能解脱。这一次我要是不把她度回去，同样会死在三界内。只有创世主才有能力救度众生，其余生命，只能被救度。

修炼者要提高功力，达到的果位要看证悟。法轮功传出已经20多年了，请问法轮功成员自己都证悟到什么了？你们的功力有多大提高？你们是不是感觉自己和常人区别不大呀？如果还有人认为自己练法轮功就层次很高了，那么我们就用事实来打破你们的幻想。

李洪志一直要求弟子们做好三件事：一个是讲真相，一个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包括自身和对身体外部形势起作用，再一个就是自身的修炼、学好法。简称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十几年过去了，很多法轮功成员一直坚持不懈在做这三件事。学法和练功，这是对修炼者的基本要求，无可厚非。而讲真相和发正念则是充满了魔鬼撒旦的邪恶。

什么叫作讲真相呢？直白地说，就是法轮功组织与江泽民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江泽民退休后，胡锦涛和习近平接班也跟着中枪。法轮功成员没有武器，不能掀起战争，所以李洪志只能让弟子们走出家门，采用贴传单、打电话、发资料、游说等方式与共产党抗衡。这种做法还是修炼吗？这是想与共产党争江山，抢地盘，图虚荣。真正的修炼者向往应该是天国世界，应该与常人社会无争，时刻修炼自己的心性，向无为挺进。

什么叫作发正念呢？李洪志要求法轮功成员在特定时间内，做固定手印，然后默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看明白了吗？这不就是变相的邪恶之徒下三烂的整蛊诅咒吗？在文艺作品里有时能看到，为了铲除异己，弄个小人上面扎一些针，然后念一些咒语，以达到害人的目的。李洪志想要重演耶和华治理生命的手段，对不同政见者予以直接灭绝。说白了，就是要赤裸裸地杀生，要清理宇宙和人间的生命。可是李洪志的功力被控制住了，只好采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动员弟子们去诅咒其他生命。

“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消灭宇宙中的旧势力，为魔鬼扩充势力扫除障碍。旧势力就是指宇宙中的佛道神，再往上面说，李洪志是想要消灭创世主。说白了，也就是想借助法轮功成员的势力，要消灭人间紫微星。尽管李洪志费尽心机，法轮功成员愚蠢至极为李洪志冲锋陷阵当枪使，我不是还好好地活在人间吗？一群跳梁小丑，你们有能力把宇宙消灭吗？消灭了宇宙，你们是不是也得粉身碎骨了？

“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直接诅咒江泽民，以及那些妨碍法轮功活动人员去死。看看李洪志已经邪恶到什么程度了，不仅要杀人，也要杀佛道神。但是结果怎样呢？法轮功成员的邪恶举动，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自己伤痕累累。

法轮功号称有一亿多人，这么多人去诅咒江泽民死亡，发出的强大的意念力，通常江泽民不死也要暴病。可是事与愿违，江泽民依然活着，今年已经94岁了，名副其实成为长寿老人。你们法轮功成员有谁能活到94岁？可能有，但不会很多。事实证明，这么多人去诅咒江泽民死亡，可是他却能安然无恙幸福地活着，足以说明法轮功成员功力低微，甚至还不如常人。为什么会这样？

李洪志讲过业力转移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出现纠纷了，一个人动手打了另一个人一拳，随着他打人动作，就把自己的一块德给了对方。挨打的人不服气，就还手打了一拳，结果把刚刚得到的德还了回去，可是他不解恨啊，又多打了一拳，结果把自己的一块德给了对方。这些内容所有的法轮功成员都清楚，因为出自李洪志讲法之中。法轮功成员集体发正念，就是要消灭旧势力，就是要诅咒人去死亡，这种心性就是杀生，与天理背道而驰，是做大坏事。随着意念的发出，自身的德也就飞出去给了被诅咒的人；得到的却是被诅咒人的业力。德是什么啊？那是一个人的幸福的根本。很多法轮功成员身上的德都弄没了，却得到了江泽民很多业力，那么这些人只能去受苦受罪。很多法轮功人员被抓进监狱，就是这些人在替江泽民去受罪。江泽民无意中获得很多福德，失去了很多业力，那么他自然就能遂心如意，长寿美满。这些就是法轮功成员发意念获得的现世现报结局。

早期，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都要求过，学法主要以《转法轮》为主，修炼就是按着《转法轮》要求去做。可是法轮功成员是按着《转法轮》要求去做了吗？揭示这些法轮功部分烂事，你们还会认为自己是好人吗？你们还会认为法轮功是纯正的吗？李洪志本是产生在三界之内一个蛇仙，和很多法轮功成员生命层次相比，李洪志层次低的可怜，他去给你们垫脚都不配，可你们却卑躬屈膝管他叫主佛，低三下四颜面丢尽。

法轮功成员不是诅咒邪恶全灭吗？我会遂了你们的意愿，将三界销毁。三年之内看看这些法轮功成员能不能逃出三界？如果逃不出去，就会死在三界末世灾难中，让铁的事实去证明法轮功组织内也有一些邪恶生命。创世主造就了你们的生命，又为你们提供很好的空间环境，你们却恩将仇报，丧尽天良，还扬言要消灭旧势力！地狱的深坑早就等待邪恶之徒掉入，直至毁灭。

对于李洪志到底是佛还是魔，这是让法轮功成员能不能清醒的关键问题。其实最关键问题还是什么叫佛？如果李洪志真正明白佛所代表含义，他绝不会去冒充主佛。因为世间无人真懂什么叫佛，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冒充者。

人们把佛定义成觉悟的人，这是不全面的，只代表了佛32相中的一相。那么佛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他就是创世主身体细胞的管理者。创世主身体细胞是什么呢？就是由恒星这一级别的基本粒子构成的宇宙体。以前，创世主为了让自己的身体细胞保持相对地稳定，就创造出一些生命去管理宇宙这一级别的基本粒子，这些生命，就是佛。佛的作用，就是保证他生活世界范围物质相对稳定，间接地也就保正了他控制区域的恒星粒子体相对稳定。可是经历漫长的时间，这些佛都变异了，法力也不行，也影响到恒星粒子体的稳定性。那么这个佛就不能再生活在他的世界里了，就得去修炼提纯身体和心性。修好了，再安排到他原来的世界中去，修不好就在低层空间中生存了。

在天体中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生命，有些生命愿意在佛的世界生存的，就是佛世界的众生。而那些不愿意在佛的世界生存的，就是游神散仙。游神散仙中不破坏恒星粒子体状态的，就是道家范畴生命；而那些能够破坏恒星粒子体状态的就是魔。道家建立世界，属于宇宙粒子体的良性肿瘤；魔建立世界，就是宇宙粒子体的恶性肿瘤。人类也有移民幻想，网上也能看到想要移民火星上去。假如人类移民火星上的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人要想在火星上生存，就得改变火星上的环境，要制造氧气、要制造食物、要开拓生活空间，这些行动，就是在变异火星原有状态，也是在变异太阳系体。为什么佛要限制，甚至消灭魔，就是因为魔能直接变异宇宙的状态。

再举例说，一个人肺细胞被病毒变异成了胃细胞，那么这个胃细胞能完成肺细胞的功能吗？这个胃细胞是不是还能变异，甚至吞噬别的肺细胞？如此恶化下去，那么肺功能是不是会受损？道理是相通的，不同的宇宙粒子体都有着自己的功能，如果出现大变异，就影响到天体的正常运转，那么这个宇宙粒子体就要被炸毁，而后重新制造一个宇宙粒子体顶替上。李洪志讲过天体粒子有过九次大爆炸，基本上销毁了里面的各种生命，本质原因就是原来创造的那些佛，没有看护好宇宙里面的恒星粒子体，变异严重了，只好炸毁再造。

李洪志讲法正乾坤时说过，宇宙就要大爆炸了，是他发出的功能限制住了宇宙的膨胀，这只是编造离奇故事好让弟子们崇拜。那么宇宙粒子体，以及天体粒子体等，还能不能变异？还能不能爆炸？粒子体属于物质，变化更新属于正常态。天体的更新，在阿弥陀修成佛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佛教中流传阿弥陀佛有很多法身，《东方经》把法身称为分身，那么阿弥陀佛弄出很多分身干什么呢？就是用这些分身替换原来天体中的佛，成为创世主身体细胞的管理者。通俗说，创世主已经做到用自己的分身去直接管理自己的物质身体了。完成了这项工程，创世主完全做到了自己能够控制管理自己的身体，不完善的地方，还能随时修补完善。

新天体的更新完成，《东方要略》给予披露：“其它所谓各种佛，都是佛祖分身做。”意思说，原来天体中各种佛，都已经被阿弥陀佛分身替换了。这些佛分身坐镇各个宇宙基本粒子体中心，整体控制着各个宇宙粒子体。包含三界这个宇宙粒子体，就是由银河圣主坐镇在银河系中心管理每个恒星。

创世主管理粒子体是有一个层次划分的，恒星基本粒子体往上，是由阿弥陀佛分身用功力直接控制；原子以下的粒子体，是由法轮发出的能量波予以修正完善。就这样，整个原子域天体内的粒子，基本上都被创世主主观控制了，以后构成创世主要素的粒子体们，要想变异、变坏、变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未来的天体将是永恒不灭。

更新天体粒子体后，原来天体中的那些佛，不再适合原来天体中生存的，就被请到宇宙这个粒子体中来，很多又被请到三界中来，就是今天地球上的人类本质来源。我为什么花费很多精力来救度众生？就是因为很多生命曾经是天体中的管理者，是有功劳的，我不忍心让这些生命沉沦灭亡。新天体完成后，我就开始做救度众生的事情，而且直接来到三界，与众生同甘共苦，现身说教。

李洪志对弟子们说，旧势力的天体不能圆满，都有漏。我简单透露这些天体真相，请问李洪志还有什么漏洞？我把佛真实状态勾画出来了，就是为创世主管理身体粒子的工作人员，这可是原来的那些佛道神都不知道的天体真相。了解这些内涵之后，请问李洪志你还想当佛吗？

李洪志宣扬旧势力不能圆满的问题，如果李洪志有新鲜的花样可以说出来让人们听听，如果没有，就是一些虚妄之词。假如耶稣没有为选民赎罪，假如不传法轮功，那么末世来临能不能救度众生？一样可以救度，一部《自然真相》足以。书中为什么肯定法轮功呢？主要是中国人里有很多人练法轮功，还有很多人相信法轮功。这么多人参与法轮功事情，应该予以正面引导。我们肯定的是那些以《转法轮》要求自己的修炼者，我们否定的是积极跟随李洪志盲目去反对旧势力的政治狂徒。佛教里有涅槃之说，什么叫做涅槃呢？就是修炼圆满的僧人，神质被师傅安在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身体内带走了。常人死后虽然也抛弃了肉身，可是神质是和真身一起离开的。我们完全可以仿照涅槃的形式来救度众生，这只是救度众生的一种途径。末世中，那些曾在三界内誓死捍卫阿弥陀佛转世者功绩卓越的生命，在末世中救度众生进程中功绩卓越的生命，阿弥陀佛十次降世的生身父母及养父，还有一些缘分很大的生命等，都会以超常的方式把他们度回到最本源生命位置上去。他们都是宇宙的功臣，应该得到应有的福报。

另外，天体中也没有主佛这种概念，也没有主佛这种职位，那么李洪志弄出主佛忽悠弟子意欲为何？就是标榜他比佛要高。高于佛的生命确实有，那就是创世主。那么李洪志是创世主吗？肯定不是，李洪志也没有大势标榜他就是创世主，只是厚颜无耻称自己要比创世主高，是最高的生命。从预言揭示的天机可以看到，创世主就是耶稣的原灵，而耶稣又是阿弥陀佛转世，那么李洪志是阿弥陀佛转世的吗？肯定不是，李洪志从没说过自己就是阿弥陀佛转世，却隐隐约约流露出瞧不起阿弥陀佛的神色。

我们再看看末世救世主，李洪志除了自我吹嘘，标榜自己要拯救众生，是找不到任何明证的。只有他自己的一面之词，那么是不是真实的，本身就存在不确定因素。《圣经》中把末世撒旦行为给予刻画，自我吹嘘是最高的神、最高的生命等等，李洪志完全符合其特征。其它预言也给予一些揭示，李洪志是撒旦转世已经确凿无疑。而预言中的救世主形象，和他状态都不沾边。

《五公经全文》预言了救世主的名字，那些想贴金李洪志的法轮功信徒，绞尽脑汁也得承认说的不是李洪志。其它预言暗示救世主名字的也不是李洪志。

《推背图》预言说的“树根上”、“白头翁”、“弓”、“田间第一人”等等，也不是指李洪志。

预言中出现的52岁，以及61岁，和李洪志也不沾边。

预言中透露救世主的住址，也不是李洪志出生地吉林省公主岭。有一位想为李洪志摇旗呐喊作者正浩，在破解《格庵遗录》中把“三神山”硬性指派成长白山(白头山)。如果随意瞎编也算破解预言，那么一块石头也可以编造成是救世主。“三神山”应该理解成三位神仙呆过的山，或者三座神仙呆过的山。哪个资料记载长白山有神仙呆过？为了讨好李洪志不顾史实，强拉硬扯，已经形成大错。《五公经全文》有“三哭张三作李四”，其实就是指这样的类似事件。

还有一个称呼转轮圣王，因为李洪志传出法轮功，不仔细考察，都会认为是李洪志。早期看到法轮功成员把李洪志当成转轮圣王，我并没有斟酌，也默认这种说法。直到在人间找到撒旦，我才对转轮圣王这个预言做仔细推敲。转轮圣王一词来源于古印度，其意思人间常人中出现一王，也是大圣人，就成了圣王，又和法轮有关，所以全称法轮圣王。李洪志自称四岁开始修炼，佛道神几个法门都修炼圆满，已经是典型的修炼之人，那就不是常人了。一个法门修炼圆满就会有果位，多个法门修炼圆满那就具有多个果位，已经成为佛、道或神了，而转轮圣王意指常人，那么就和李洪志无关。转轮圣王一词最权威来源是《金刚经》，释迦牟尼佛是预言末世中那位第一希有之人，这也和李洪志无关。

《透天玄机》里道人说：“孟家生，赵家居”，这本��是预言救世主的，可是一些法轮功信徒却邪悟成共产党就是赵家人，大势宣扬污蔑。他们已经铁了心要背叛宇宙，背叛创世主。

法轮功成员，你们可以直接问问李洪志“圆融”是什么意思？创世主的身体是不是庞大的天体？你们还可以直接问他：很多预言都是预测创世主的，有多少预言是预测他李洪志的？李洪志自吹自擂是最高的生命，有什么证据为其证明这种说词？

我没有破解个人资料预言部分，不等于我不是预言中的紫微星。预言中给出的资料，可以说是非常准的。《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中提到音乐，那是我喜欢听乐曲，所以预言中才会有这方面的内容。还有莲花生大士对于扑克的预言，在赌博项目中，扑克只是一项赌博用具，不用扑克牌的赌博项目还有多种。可是预言者为什么单单提出扑克呢？因为电脑系统中的“蜘蛛纸牌”是我经常玩的游戏。有的时候想休息一下，就会玩玩这个纸牌。这种行为被先知觉察到了，就预言出来了。不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谁会去预言常人的嗜好？可以说，预言家预测的东西非常到位，很准确的。看到这些预言资料，有的时候也让我很不自在，总有一种被监督感。

从众多的预言可以断定，李洪志既不是创世主，也不是救世主，那么他冒充主佛，就属于抵挡的神仙狂妄自大，欺骗众生而已。《圣经》中很多地方对撒旦进行行为预测，就是为了警示人们不要被撒旦所迷惑。未来，创世主根本就不允许魔的世界再出现，也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这就是创世主也要当魔界之王的原因。

当我发现撒旦在人间的踪迹后，没有急于改稿，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要好好想想怎么对李洪志和法轮功成员进行处理。本来《自然真相》在2019年推向世界最合适，因为2020年开始，大的劫难就来临了。届时相信《自然真相》者就被留下，不相信的就被淘汰。当今的新冠肺炎，属于大的劫难开始一疫。可是《自然真相》还没有定稿，不可能及时流传。那么大劫难频临怎么办？我采用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预言中指明重灾区。在武汉爆发新冠肺炎之前，我曾到过武汉。对于我这样做是不是管用，是不能直接予以证明的，但是《圣经》中提到过，为了选民，末世灾难会小了很多。我不想让很多中国人错失被救度的机会，主观愿望要减轻灾难。

一些法轮功人员不是想追究新冠肺炎的根源吗？我明确地告诉你们，本质根源是撒旦安排的，三界众生都属于参与者。众生品质都不行了，才会出现人祸，才会出现末劫，人间灾难起源只是表象而已。末世神界利用撒旦安排的劫难，去惩罚不好的生命，所以，你们也可以认为这些都是神界安排的，而人类只不过履行自己的命运物质而已。

在《自然真相》书中提到过，鸿钧老祖替换撒旦被安排成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果改成李洪志是共产党的创始人，而毛泽东是法轮功的传世人，结局会怎样呢？前者是魔鬼的邪恶势力，后者属于神界正势力，这两种势力同时存在人间必将针锋相对较量，即使后者险胜，那也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或者用战争取得的胜利。要是这样安排还属于正法修炼吗？不是的，同样坠入邪教。

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缔造者，会让邪教组织带有很多正的因素，能极大削弱邪恶能量。而李洪志去传法轮功，虽然他想往邪教上引导，可是有师傅们管教，又被江泽民镇压，还被神界安排的人监管，依然保留了很多正的因素。这也是很好的结局了，有利于普救众生。

大纪元网站推出“退党保平安”的口号，目的就是政治宣传。如果这样的命题也能成立，那么那些非党员岂不是人人都能万事如意？而练法轮功者不仅遂心如意，还都能飞黄腾达？法轮功成员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已平安，怎么可能保佑别人平安？就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欺骗手段。

共产党属于邪教组织，今年，最迟明年就要消亡，否则其成员就会被宇宙遗弃，那些叫嚣狂妄者将被神界直接打入地狱。不仅仅共产党组织会这样，其它的宗教成员也会这样，也包括部分品质变坏的法轮功成员和常人。明确地告诉众生，2023年法正人间就要结束。是死是活你们自己掂量着办，不信我的话咱们就走着瞧，救度结束之后看看你们能不能逃出形神全灭？

《东方经》说“今世就要出大法，改天换地用得急。”我在人间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旧世界终究要处理。该保留的需要保留，不该保留的总要放弃，就让众生对《自然真相》的态度决定其生死吧。你们还会把这件事当成吹牛中的笑谈吗？所有的生命都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只有你们自己才能救自己，你又用什么方法去拯救自己呢？

什么叫形神全灭呢？形为外表轮廓，通常指身体；神就是神质，灵魂，记忆物质也是主要组成部分。形神全灭就是说不仅仅要销毁身体，连同记忆物质也都要销毁。一个生命只要其记忆物质还存在，可以说他并没有死，放进大脑里运转就属于活了。撒旦不就是这样被激活的吗？因此，销毁一个生命，不仅仅要销毁身体，其神质连同记忆物质也要销毁，这就叫做形神全灭。

宗教里有地狱的理念，但是末世销毁生命会采用另一种形式，主要针对记忆物质。一个生命记录其生活内容的信息很多，不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以物质形式记录在神质上，而且都属于活的。要销毁这些物质，它们就会反抗，会使用各种手段对付携带者。一个生命生生世世很多，记忆物质本身也是分层次的，微观层次的记忆物质，能够包含宏观层次的记忆，因此销毁记忆物质就变成循环反复，无穷无尽。还有生命相互欠下的业力也要偿还，索债报应也会相互仇杀，因此被销毁的生命受罪成度不亚于地狱。

末世后地狱都要销毁，六道轮回生命都不会存在，只能使用这种方式销毁生命。这样做最大的好处，被淘汰的生命属于自己审判自己，自己销毁自己，让别的生命无话可说。

有些生命可能不信这种形神全灭的过程，那是你还不了解创世主到底有多大本领。人们看到的物质、想象中的物质、生命、以及精神，本质上是由佛法构成的。创世主想怎么做，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处理天体事物，用这样的方式实现败坏的生命形神全灭，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新世纪的宇宙物质全面更新，不会再有败坏的生命存在。

末世来临各种灾难会多一些，虽然被弱化，但是还存在。全人类只要相信《自然真相》，能坦诚面对现实，团结协作，相互帮助，就能度过难关。而神州，因为是紫微星生活的地方，会起到独特作用。当彭丽媛接过权利执政的时候，神州天朝也就建立，届时世界各国的概念已经弱化，神州天朝就是人类向往的中心，而彭丽媛就是神州天朝女皇。

我为什么有意让彭丽媛做神州天朝女皇帝，因为我猜测彭丽媛应该是观世音转世之人。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被三界普遍称赞，也誉满人间，所以这样安排才是救度众生最好的结局。至于张海量会不会这样安排，目前我还回想不出前世之事，因此只能是猜测。假如彭丽媛不是观世音转世，彭丽媛也不要灰意，只要你能尽心尽力带领全世界人民重回宇宙的怀抱，会得到你自己最好的生命层次。而习近平，应该竭尽全力辅佐彭丽媛管理好世界，引导世界人民趋于大同，也会让自己的生命辉煌。中国各种官员及其百姓，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积极推动过神州天朝的建立，去获得自己最好的福报。

至于彭丽媛和习近平都是中国共产党员问题，声明退出就可以了，不要过多执着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三界内不仅仅共产党，其它生命基本上都不行了，就连处处标榜自己最正的法轮功，不是也罪恶累累吗？生命都不行了才要法正人间，才要归正众生的世界观。神界在意的是你今后行动，不注重你的历史怎样。以前事情要做否定声明，忏悔过错即可。自己修炼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足以。

《东方经》中说：“一朝佛法真正显，管天管地样样管。皇帝也要听指令，大佛才是最高天。管得宽、管得宽！”这里说的皇帝就是指彭丽媛和习近平，应该听从紫微星的建议；各国的总统，政府，也应该遵从。不要逞一时之能试图抗衡紫微星，对自己毫无益处，等法正人间结束，留在三界内的生命都属于自寻死路的，再后悔已经晚了。当人类社会趋于大同的时后，佛道神会在人间显现，一段时间会与人类同在。所以，你们要好好活到那个时期，去见证我的预言。

下面提提佛教，世人普遍认为佛教属于慈悲场所，是最善良修炼人。然而佛教徒同样也是罪恶累累。佛教徒们常常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可是真正阿弥陀佛转世人间了变成张海量，你们佛教徒却把张海量说成是邪教主。你们口说信佛，真佛来了你们反而不认，你们不是叶公好龙吗？就凭这一条罪状，就可以把昏懵的佛教徒打进地狱。傍佛、诽谤佛法，都是大罪。你们明白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古印度要灭掉佛教吗？就是预见到佛教徒会诽谤真佛，怕连累自己，所以就早早地把佛教灭掉了。今天的佛教，都是效仿古佛教的冒牌货，没有一门是真传的。今天真源就在人间，佛教徒们还会把真源说成是冒充阿弥陀佛的假佛吗？

其他的生命，你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去证明真假救世主问题：有没有救世主？救世主是不是来到人间？谁是救世主？这些问题搞明白之后，自然就能知道该怎么做了。

下面是《东方经》中的一段，推荐给智者：

东方世尊是一团，密码不知万万千。佛法无边自然现，青出于蓝胜于蓝。今世他已功德圆，完成任务返归天。还有斗胜在人间，配合世尊来修炼。人间了却大功德，转机转轨干得欢。菩萨罗汉都下凡，还有道门大神仙。莲花朵朵团团转，舍利佛光直冲天。祥云遍布香烟袅，我佛如来换新天。人间很快有转变，如来佛光照宇寰。世尊前面把路引，恭迎佛祖上高巅。师承佛祖轮番转，世尊才是最高天。佛祖下凡要他教，教出大法登宝殿。佛到人间很稀罕，大劫大难走一圈。人间事情归他管，带领人类迈向前。世纪之末要大转，转出佛法换新天。宇宙乾坤红一片，如来在世快活天。大家都有好运转，要出不少大神仙。佛门菩萨与罗汉，道门金仙随处见。人神不分混着走，才知此世不平凡。换新天、换新天！

对于《自然真相》这本书，建议读者最少要看三遍，之后再去发表意见可能就会稳妥一些。第一次看书，通常都是走马观花，挑一些感谢兴趣的内容看。第二次看书，建议读者结合其它的资料去看，预言部分可以结合别人破解预言资料，对照了解。有了第二次研究的基础，第三次看书就要放弃已有的成见，默默地全面细致看一遍。这个时候，读者对《自然真相》的��见基本上形成了，也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建议，其实也就是让读者慎重地选择自己的未来。

不管读者是不是认可，宇宙天象都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运行，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体现在人间，就是预先认可，还是被动认可。怎么认可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

真源

2020-04-01

0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