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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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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长科莫性骚扰案：“有毒系统”与围绕男性气质的权力场

如果在当下寻找一个能够看到美国 Metoo 运动究竟带来了多大改变的窗口，那么围绕纽约民主党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风波无疑是其中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今年8月3日，纽约州检察总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在长达数月的调查后发布报告，证实至少有11名女性遭受了州长科莫的性骚扰。随后，从纽约州全部联邦议员到总统拜登，都表态称科莫已经“失去纽约民众的信任”，因此应该尽快辞职，州议会对州长的弹劾程序也随之启动；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压力下，科莫于10日宣布在自己会在两周内辞去州长职务，提前一年多结束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并在刚刚过去的周二（8月24日）零点正式离职。

所有对美国政治讨论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完全不是人们已经看过太多次的“丑闻-混乱-辞职”的循环：就在短短一年以前，科莫在无数美国人眼中还是带领纽约战胜艰难疫情的州长，他的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被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转播，用科学、清晰又动情的方式给面对着巨大不确定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安慰，更是和当时特朗普情绪化、反智、以自我为中心的疫情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因此赢得了一个艾美奖，并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在拜登胜选后，科莫一度成为可能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最终人选之一。所以，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失去全部支持、除请辞外别无选择的，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丑闻。事实上，许多人说，从科莫的行为、受害者的发声，到随之而来的调查，以及事件引发的更广义上“性别气质”、政治与权力间关系的探讨，都是“后 Metoo 时期”此类事件的标杆。2021年8月10日，美国纽约，民众在视频上观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辞职。身陷性骚扰丑闻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宣布辞职，将在14天内生效。

相继而来的性侵指控

第一个对科莫的指控，来自曾任州长顾问职位的琳赛·博伊伦（Lindsey Boylan）。2020年12月，在听说科莫可能被拜登提名为司法部长后，她在社交媒体上泛泛地讲出了为科莫工作的感受，称自己“永远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对自己优秀工作的无端指责还是有关外貌的骚扰性言语”，描述了一个“极其有毒（beyond toxic）”的工作环境。由于害怕受到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的公众质疑和科莫的报复，她在当时并没有指控科莫任何具体的言语或行为，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说自己讲出经历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希望“让侵害者获得更大的、更恐怖的权力”，防止更多人受到伤害，并请求拜登和哈里斯慎重考虑对提名科莫的决定。

科莫的发言人和他本人相继否认了博伊伦的指控，在当时围绕大选结果和严峻疫情的混乱中，媒体也没有给予此事太多关注。直到今年二月，第二名受害者在博伊伦发声的鼓舞下选择讲出自己在科莫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班尼特（Charlotte Bennett），直到去年年底曾任科莫的行政助理和卫生政策顾问。在交谈中，科莫频繁使用让她感到不适的言语，说自己因疫情封锁而“孤独”、“很久没有拥抱过人”，并询问班尼特“是否介意和年长男人发生关系”、她的性关系中“对方的年龄是否重要”——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班尼特能够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更糟糕的是，在得知班尼特是性侵幸存者后，科莫以对她的“关心”为名，多次用沉��、享受的情绪要求她谈论受到侵害的经历甚至细节。这一切发生在去年的五月到七月，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科莫正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在战胜疫情的阶段中。在明确感到不适以后，班尼特先后向科莫的幕僚长和法律顾问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并随后被调职至另一个不会和州长有直接接触的岗位上。她最终选择离开纽约州政府。

可能是看到之前无数性侵指控者所受到的质疑，班尼特对自己当时的经历做了一切可能的记录，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就有向母亲、同事和朋友叙述，报道她经历的记者也逐一验证了这些消息，让她的指控显得空前有力，以至于科莫的发言人在回应中都没能否认对话发生的事实，仅仅是将他的出发点解释为“对班尼特受害者经历的关心”。班尼特的发声终于打破了一道裂缝，不仅有第三位女性讲出了在一次婚礼上被科莫带有骚扰色彩地触摸、亲吻的经历，第一位指控者博伊伦也发表了一篇长文，更加具体、详细地讲述了自己长达数年和科莫相处的经历：她的直接上级曾发邮件说认为州长对她有“心动”、“喜欢”，科莫的资深下属（senior staff）曾在他的授意下“时刻掌握她的位置”；科莫在得以和博伊伦独处时，曾多次骚扰性地触摸她的背部和腿，一次在州长的曼哈顿办公室中还强行亲吻她的嘴唇，2017年的一次飞行途中，科莫曾邀请她玩“脱衣扑克（strip poker）”......在她开始地对科莫的行为表现出不适后，她开始被州长资深员工中的几名女性刁难，曾被训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看到工作环境的愈发糟糕，博伊伦在2018年年底离开了纽约州政府。

让几名受害者犹豫的原因中，除注定会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惧怕科莫的权威和报复。而对于任何熟悉科莫数十年来行事风格的人来说，这种担心都并不多余，霸凌、羞辱、报复，是科莫对待政敌甚至同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他人常用的手段。他的父亲马里奥·科莫同样是纽约政界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在里根主义盛行时期依然被受爱戴的民主党籍州长，行事风格温和、友善，但曾为父亲担任竞选经理、顾问和助手的安德鲁·科莫，则负责在“阴暗面”完成了许多霸道、蛮横、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比��在1970年代的一次竞选中，曾有传言父亲的竞选对手是一名同性恋，于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保守选区一度出现了“投票给科莫，不给同性恋（Vote for Cuomo, not the Homo，在英语中上下两句谐音）”的海报和传单，虽然最终没人能完全确认，但许多人都相信是安德鲁安排了这批极其糟糕的人身攻击。在为成功当选的父亲工作期间，安德鲁因类似的行事风格很快得到了“黑暗王子”这个绰号，翻查《纽约时报》的档案，早在1986年就有报道用“冷酷无情（ruthless）”来形容他。

在安德鲁·科莫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后，他霸道、蛮横的行事风格有增无减。从下属、议员到记者，许多在纽约政治界工作的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收到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因为科莫本人或他的资深下属往往会极其气愤、无理地在电话中羞辱对方，直到对方答应科莫的要求或放弃对科莫的做法、政策表达反对：一位众议员对 Politico 讲述了自己在驾车途中被迫停在路旁，接听科莫长达45分钟充满愤怒喊叫的电话的经历；长期对科莫政策不满的韩裔州议员罗恩·金（Ron Kim），年初时在公开批评了科莫新冠疫情期间对养老院的处理不当后，也在几天后毫无防备地接到了科莫的电话，科莫威胁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怒火”，并说自己能“毁掉他的政治前程”，要求他重新发布一份支持自己的声明。而当自己想要斥责的对象是女性时，科莫往往将出言威胁的工作交给资深女性下属来完成，常常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他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梅利莎·德罗萨（Melissa DeRosa）：一位州内工会的政治主管就曾因一条批评科莫政府的推特，接到了她愤怒要求自己将其删除的电话；在州政府内工作的多名女性员工也都描述过被德罗萨无理训斥的经历；去年五月，当另一位女性州议员亚历桑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科莫的疫情处置后，她收到了德罗萨的数条极其粗鲁的短信，斥责她“满口胡言（full of sh*t）”，是“一个糟糕的人（a pretty terrible person）”、“反复无常的骗子（a revisionist liar）”、“很恶心（disgusting）”。

而科莫也同样尝试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自己性骚扰的指控者。就在去年年底第一位女性博伊伦发出��条不算具体的指控推文后，科莫和德罗萨立刻召集了一些信任的顾问，商讨对策来降低博伊伦的可信度，所制定的“方案”中包括向媒体泄露博伊伦的个人信息，并一度起草了一封抹黑她“个人品格”的信，其中称是博伊琳主动表达了对科莫的“爱慕”、曾夸赞他“外表帅气”，并指责她“对待下属糟糕”等等。他们还有意提防、提前“扑灭”其他可能存在的指控：当发现一位还在政府内工作的女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印证博伊琳的发言时，德罗萨便要求她的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询问她是否有具体指控并录音，显然是用来提前打击可能指控的可信度。科莫的这一系列行为的确发挥了作用，后续调查发现，在他身边遭受过类似经历的数位受害者都因此打消了发声的念头，其中一位甚至说“会把（遭受骚扰的经历）带进坟墓”。

专横霸道与白男政客的“男性气质”迷思

显然，科莫蛮横、霸道的行事风格并不是一个秘密。但这几乎没有对科莫的支持率造成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白人男性政客往往可以将行事霸道的行为，塑造成一种中性甚至积极的“个性”，以此展现“男性气质（masculinity）”甚至会被视为是有魅力的。这也一直是科莫所采取的策略：他经常声称，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纽约州成功推动许多进步政策，就是因为这种“果断”的风格；当年初因指责他疫情处理而收到愤怒电话的州议员罗恩·金公布这段经历后，科莫的回应除了否定其中最无理的部分，更将自己的情绪解释为对“掺杂私利的无意义争执”没有耐心、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能回到为纽约做实事的轨道上来。

长期以来，纽约州选民对此也并没有过多质疑，毕竟在科莫的任期中，纽约州的确通过了许多大胆而进步的政策，如实现同性婚姻平权、控枪立法、完成一系列基建项目等等，于是，许多纽约选民就将这些成就视为科莫“果断”风格的成果。

但在经历了 Metoo 和数场种族正义运动后的美国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能够看出，管理者粗暴、蛮横的风格，往往是白人男性独具的特权，是他们对自己能够肆意使用这种特权的展示。而在仔细审视后，人们便不难发现，这些成就其实与科莫自我标榜的“果断”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多因为纽约州本来就有全美国最支持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的选民，推动这些政策所面临的阻力自然不能和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执政的紫色摇摆州相比；相反，科莫的“果断”手腕，则多���于巩固自己在州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尤其是当部分选民对更多、更大胆进步主义政策的期待威胁到了他的权力时。

在纽约州参议院的民主党党团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由保守派民主党人组成的团体，名叫“民主党独立会议（Independent Democratic Conference，常简写为IDC）”，他们在竞选时使用民主党籍，却在投票决定州参议院领袖时与共和党达成协议，投给了一位共和党人，从而有效地将州参议院的控制权在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交给了共和党；纽约州众议院（New York State Assembly）则同时由民主党控制。科莫一直是这个听起来略显迷惑的安排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任何法案的通过自然要需要两院同时批准，而这种两院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分散”就能让科莫在其中担当调和者的角色，主动决定在推动哪些政策上打破僵局，从而将决定纽约州政治前景的控制权留给自己，同时还可以将成功推动通过的政策归功于自己、将未能推动的责任推卸给分裂的两院。

所以，从科莫的第二个任期内开始，一批刚刚走入政坛但更加大胆的年轻人开始挑战科莫对权力的控制，希望在民主党内部选出更多支持更鲜明进步主义、少受“建制（establishment）”束缚的人选。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议会制，美国的两党制中，小党往往不直接在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通过参加两大党初选或背书方式影响政治。然而，在2018年纽约州长和议会的选举中，一个支持以进步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为中心价值的小党“职业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缩写WFP）”便集中在民主党初选中推出了一批多为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的年轻候选人，甚至成功招募了一位州长职位的挑战者，她名叫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并在竞选过程中十分直接地批评了他的行事风格，指责他“霸凌任何批评他的人”，称他是“恶霸安德鲁”，而自己“应对恶霸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勇敢面对他”。这样直接而刺耳的挑战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于是整个“职业家庭党”立刻成为了科莫穷尽各种手段霸凌和打击的对象。科莫首先也成立了一个小党，取名“女性平等党”（Women’s Equality Party，缩写为WEP），其缩写与“职业家庭党”的缩写WFP只有一字之差——鉴于科莫的挑战者尼克松是一名女性，而他亲自成立的、名字中带有“女性”字眼的党自然会支持科莫，这个做法显然是为了迷惑选民，���选民在区分选票上不同党派、候选人的难度加大，从而稀释尼克松与WFP获胜的可能。

显然，尼克松对科莫的挑战失败了，但WFP在众议院中的候选人还是击败了足够多上文所说保守民主党团体IDC成员，让民主党成功拿到两院控制权，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莫的权力。在党内初选结束后，WFP起初发表的声明表示自己“虽然和科莫有诸多不同意见，但对他的认同远比共和党多”，其主席不久后就接到了科莫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科莫直接威胁到“如果你再说我‘仅仅是比共和党强’，我就会说你仅仅比儿童强奸犯强”；而在成功当选开始下一个任期以后，科莫甚至着手修改州选举规则，提高了小党被写进选票的门槛，希望以此彻底消除WFP等党派对他造成挑战的可能。

不难看出，科莫种种粗暴、霸道的行事方法，所服务的并非纽约州居民的福祉，而是自己手中愈发坚固的权力；甚至在去年的疫情处理中，他永远手握最终决定权的冲动，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后果：科莫的霸道作风让他长期以来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关系紧张，在去年三月疫情重创纽约的几个星期里，科莫多次驳回白思豪在纽约市内封锁、关闭餐厅和学校等场所的命令，原因是不满白思豪在作出决定前未经自己允许、这些措施未能由自己领导和宣布，最终结果往往仅是同样的措施被延迟数天重新实施；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实施封锁的延迟能够被避免，那么仅在纽约城区被新冠夺去生命的人就能减少一万七千多名。但这个教训不仅没有被两人吸取，同样因抢夺“主导权”而产生的混乱在秋季疫情再次恶化时重新上演了一遍。

而在对科莫性侵指控同时发酵的另一桩丑闻中，同样可以看到他的一贯作风是如何导致灾难性决策的。疫情初期，为了防止纽约医院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科莫要求州内养老院在确诊居民出院后，立刻将他们接回，这一决策在日后被证明使病毒在养老院内不受控制地扩散，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感染和死亡。鉴于疫情初期所有人都面临着恐慌、混乱、快速更新的信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类失误其实并不罕见，也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科莫由于过于惧怕自己“一切尽在掌握”的形象受损，命令总结此事的州卫生部门修改调查结果，从最终报告内的死亡人数中剔除了在转移到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经后续调查发现，被减去的人数��达3600人，隐瞒了近50%的养老院死亡病人。这个和特朗普政府几乎无异的做法让许多纽约选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曾经在全国电视台上安抚人心的州长实际所考虑���是不让人命攸关的失误抹黑自己的公众形象。

但科莫专横作风的有害属性，是在无数糟糕决策被成功粉饰和掩藏、无数此前挑战他权威的人失败甚至付出代价后才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而如果你横向对比一下少数族裔、女性在同样身份中受到的苛刻对待，就很容易看到这一切为什么是“主流身份”携带特权的体现：直到今天，乔布斯对待下属时常有的蛮横无理，直接被神话为他“天才”的一部分，成为被许多人学习的“独特管理者风格”，哈维·韦恩斯坦除身为性骚扰惯犯以外的另一个长期以来在行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就是他的粗鲁无礼和极其糟糕的脾气，但这也一度被人们相信是他在影视行业内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相比之下，少数族裔和女性即便往往竭力避免任何愤怒、情绪化的表达，却依然难以避免被贴上“愤怒女性/黑人”的标签从而招致反感：奥巴马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被以福克斯电视台为代表的右翼媒体歪曲为“攻击美国、攻击白人的愤怒黑人”给自己带来了多么大的困扰，以至于在种族正义的问题上他们很多时候会避免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观点，相反要考虑白人受众的感受会不会被“刺痛”、“冒犯”；去年大选中，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两个席位最后都落在了佐治亚州两名参议员的特别选举上，共和党对待民主党竞争对手的策略，是尽力“忽视”身为犹太人的奥索夫（Jon Ossoff）的存在、同时将攻击火力全部集中于另一位候选人拉斐尔·沃诺克（Rev. Raphael Warnock），一位黑人牧师和民权活动家，将他塑造成一个极端而愤怒的形象，说他对美国、佐治亚州、社区甚至代表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宠物狗都心怀仇恨和怒火，唤起选民对这样一个黑人刻板形象的恐惧；20年前，当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尽管克林顿已经是一个让保守派美国人并没有太大恶意的政治人物，希拉里仍然没能逃过被刻画为“愤怒女人”这种代表了自私、冷漠、野心和过盛权力欲的形象，以至于她在当选后，需要向参议院中的男性同事作出额外努力来表现自己的“谦逊”、“随和”、“乐于合作”，如主动向攻击过自己的政治���手表达友好、向资历更高的男性同事请教自己可能已经知道的议事程序、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母亲等家人、在合影中主动空出中心位置......等等，可就算如此，愤怒、野心的形象依然伴随了她日后所有的竞选过程。2021年8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办公室外抗议，呼吁其辞职。

性侵惯犯背后的“有毒系统”

如果科莫的行为，展示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多么根深蒂固，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科莫接受的调查和最终承受的后果，也相应地展示了在一层层曾经坚固的结构性不公上第一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纹。

在经历了韦恩斯坦、特朗普、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福克斯电视台创始人艾尔斯（Roger Ailes）等众多案例后，无论是公众还是司法系统，都学习到了更多性暴力受害者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无法为自己遭到的侵害留下清晰证据，可能出于权力不平等而在事后依然无法远离侵害者，可能会不愿向身边亲近的人讲述这段经历，甚至可能无法回忆起他人觉得并不难以记住的现场情形......因此，哪怕看似存在“不完美”之处，每个指控都应该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和调查；另一方面，侵害者的行为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会存在横跨时间、地点的“行为模式（pattern）”，同时围绕着他的往往还有一个“有毒（toxic）”的环境、系统，来合理化、日常化侵害行为同时打压受害者的发声，因此在调查时，证实行为模式和有毒系统的存在是十分关键的突破口。

这一切也正是受害者对科莫作出指控之后所发生的。就连科莫本人也不敢断然轻视受害者的声音，像过往的侵害者一样将事情塑造成罗生门（“he said, she said”）的局面，而是在否定前表明自己“会严肃对待每一个指控”。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随后的调查，也准确聚焦在了“行为模式”上，并找到了至少1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上文所说本想“将指控带进坟墓”的行政助理；迄今为止所有指控中最严重的来自一名州警，她对调查员说，科莫因为自己的外貌将她招入州长的安保队伍，并在之后的多个场合对她实施了性骚扰，如在她为科莫扶住门时摸她的腹部、在电梯中用手顺着她的脊柱部位从上向下滑、未经同意的亲吻、和诸如询问她“为什么没有穿裙子”等语言骚扰，她的说法得到了目击者的验证——换句话说，一位工作是保护科莫安全的下属，自己的安全却在工作中被科莫多次侵犯。这次调查同时证实了“有毒系统”的存在：科莫本人和以德罗萨为代表的资深职员在构建了一整套糟糕的职场文化，一位调查人员称在这种文化下“你不能对州长或资深下属说‘不’”，否则就会“（让自己的成就）被抹除、被忽视或更糟”，且“忽视、常态化了（不适当的）‘调情行为’、身体接触和言语”——这样的打压的确打消了一部分受害者发声的念头，调查报告列举的11名受害者中绝大多数都出于恐惧而不愿透露身份，且若非被主动联系，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向外界讲述自己经历的任何可能。

科莫自然尽其所能地对抗了这个调查结果：称主导调查的詹乐霞存在“政治动机”、“只听取了指控者单方面的视角”、好像“同时担任了检方、法官和陪审团”；对于自己的不恰当行为全盘否定显然已经不再现实，科莫便选用了另一种十分常见的自我辩护方式：自己“身为意大利裔美国人”，因此习惯于以短暂的身体触摸表达对旁人的感谢、热情，同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前进、这些行为已不再恰当，自己从来没有实施骚扰或暴力的主观恶意。

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在“没有恶意”、没有恶性的骚扰或暴力、认识到曾经的习惯在今天的不适当以及有反思和进步的诚意这几个条件下，当事人也可以被理解和原谅，毕竟是时代的进步改变了同一种行为的性质，期待人们能在所处的时刻预见未来的进步显然并不现实。但人们是能对借口和现实做出区分的：比如早在拜登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初选前，就有一些曾经与他有所交集的女性表示，他在公开场合通过触摸肩膀、脸部的打招呼方式让自己感到不适，但她们同时表明���种行为对自己并未构成骚扰，也不具备恶意，只是希望对即将重回政治舞台的拜登发出提醒，拜登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像被自己无意冒犯的所有人表达了歉意，解释曾经自己的无意识，并承诺会在性别议题方面不断学习和反思——这场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互动，并未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造成影响。但科莫的行为却在每一方面都具备完全不同的性质：无疑，他当然完全具备实施骚扰的恶意意图，更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可接受”，相反，捍卫女性权益一直是他的中心政治标签之一，他不仅多次以此作为自己筹款、竞选的中心议题，更是签署了降低受害者指控门槛、延长强奸案追诉期的法律，并要求纽约所有工作场所进行性骚扰防范训练；他的顾问中也有许多知名的女性权益倡导者，如曾任米歇尔·奥巴马的幕僚长、女性权益保护组织 Time's Up 创始人陈远美（Tina Tchen）等，科莫常常将和她们的合作作为自己的政绩宣传出去——换句话说，他不可能对性别议题方面法律、观念的变化毫无意识，也一定清楚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的感受。但调查显示，科莫对上文所说州警的一次骚扰行为，就发生在签署反骚扰法律的一天以后，而在第一个指控者博伊琳发声后，参与科莫掩盖证据、打压受害者行动的，就包括陈远美在内长期和科莫合作的几位女性权益倡导者。

所幸的是，这样的借口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任何说服力。调查报告公布后，纽约州两名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所有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再次联合敦促科莫辞职，拜登也不再保持审慎，重复了同样的表态，纽约州众、参两院也宣布启动对州长的弹劾程序——对比科莫在这近十年里对权力的把控之牢和其他人一直以来对他的恐惧，他如今走投无路的境地哪怕在几个月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权衡之下，相比遭到弹劾，他选择了主动辞职这个多少为自己留存了最后一点政治遗产和主动权的选项。

尾声

政客不再能轻易逃脱为性骚扰行为承担责任，仅仅是近年来诸多改变的一个方面；从更广义上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不被视为政治人物、领导者身上的一种优点。拜登政治生涯中的几次总统竞选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前几次失败的竞选尝试中，都过分地展示了自信、果断、强有力等气质——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前成长起来的男性政治人物无法避免的；但在最终成功的竞选中，在曾经车祸失去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基础上又经历了大儿子的因病去世和小儿子与药物成瘾的艰难斗争，他更多展示了这些经历带给自己的伤痛和脆弱，以及对面临同样挣扎的人们的共情，这些与传统男性气质正相反的特质，让他与无数因疫情承受了类似伤痛的普通美国人产生了更深的连结；民主党初选中，另一位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同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温柔、共情同样是他展示最多的特质，作为第一位有获得提名希望的 LGBTQ 候选人，他更是经常提及自己在保守州生活而不愿出柜、以至于在入伍被派往阿富汗时“可能我直到牺牲都还没体验过爱一个人的感觉”，这种关于痛苦和脆弱的表达，同样让他与许多属于长期被边缘化的身份群体的普通人产生了格外强大的连结；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频繁地与形容词“有毒”连在一起使用，人们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男性气质”的规训是让许多男性缺乏情感表达能力、遇事更易诉诸欺凌和暴力、并让整个社会层面上系统性的“男性特权”得以被维持甚至加固的原因，并开始探索如何从对男孩的教育开始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从围绕科莫这场集中了如此多元素的风波，我们突然看到，以 Metoo 为中心的反思和讨论，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最初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程度；而这场探讨的发端和维持，都来源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勇气。性暴力受害者间的支持、共情、守望，推动了整个世界在性别议题方面可观的前进。所以，科莫事件一定会成为一个在未来回望 Metoo 时被记住的里程碑：一个多年以来享受男性特权、动用男性气质加固权力的男性，被遭受欺辱却没有屈服的女性受害者用勇气最终击碎了他看似坚固无比的权力；而只要类似的侵害者、类似的结构性不公依然存在，这样的故事，一定会在未来一次次地继续发生。

[fx999blog]

黄金交易提醒：特朗普反复无常，金价初步顶破1900关口，但仍承压于下行趋势线，多空大战一触即发 © Reuters. 黄金交易提醒：特朗普反复无常，金价初步顶破1900关口，但仍承压于下行趋势线，多空大战一触即发 周五(10月9日)亚市盘初，现货黄金震荡微涨，一度顶破1900关口至1902.86美元/盎司，特朗普在周二叫停全面谈判后，周四接受采访称，与国会旨在进一步缓解新冠疫情影响的磋商已经重启，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这帮助美国股指再创一个月新高，打压美元的避险需求，给金价提供了一些支撑。 但特朗普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仍有投资者对大选前出炉新一轮刺激方案持怀疑态度，黄金涨势仍然受限。整体来看，金价暂时仍处于震荡走势，区间参考1872-1920，若能顶破该区间，或将为短线进一步方向提供指引，另外2075以来下行趋势线1905.89位置阻力需要重点关注。 由于美联储官员呼吁更多的财政刺激，欧洲央行等其他国家央行也偏向进一步扩大刺激，利多金价；拜登胜选的概率上升，利空美元；但全球新冠疫情持续，欧洲一些国家新增确诊人数不断增加，仍给美元提供避险支撑，投资者暂时观望情绪较浓。 特朗普言论提振出台刺激措施前景，美国股市周四收高创一个新高 美国股市周四收高，道指上涨0.43%，标普500上涨0.80%，纳指上涨0.5%，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提振了出台新一轮财政支持的希望，而当日出炉的数据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复苏难以获得动能的观点。这略微打压美元的避险需求，给金价提供支撑。 在叫停全面援助议案磋商两天后，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国会旨在进一步缓解新冠疫情影响的磋商已经重启，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没有透露可能达成协议的其他细节。 虽然纽市晚些时候交投震荡，但在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希望通过一项“瘦身版”的新冠援助议案后，股指进一步上涨。 (标普500指数日线图) 美国众议院议���佩洛西周四表示，帮助航空公司挺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的议案事关国家安全，只有在保证立法者将努力制定一项更全面的援助议案的情况下，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道琼斯航空股指数跳升1.6%，延续近期涨势。 National Securities首席市场策略师Art Hogan表示：“我们的走势显然被获得进一步财政刺激的前景所左右。这就是全部的驱动因素。市场对财政政策上立场的每一条消息都有反应。” 标普500能源股在所有板块中百分比涨幅最大，日内上涨3.8%，跟随油价跳涨走势。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仅小幅下降，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在帮助数千万因新冠疫情而失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新进展。 市场静待美国财政刺激措施消息 周五亚市交投于93.59附近，因投资者在等待有关美国近期是否出台新的财政刺激措施的最新消息，美元整体跌幅不大，令黄金多头有所顾忌。 (美元指数日线图) Bannockburn Global Forex首席市场策略师Marc Chandler表示，“我们只是在盘整。我认为市场目前缺乏短期信心，部分原因是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美国总统推文的敏感性，没有什么新消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现状。” 此外，投资者一直在加大押注，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更有可能赢得11月3日的美国大选，而且民主党还可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如果民主党获胜，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将更有可能实施，而这将削弱美元。 BDSwiss投资研究主管Marshall Gittler说，总的来说，投资者似乎更关注拜登赢的几率增加，这可能意味着在选举后出台经济刺激方案。 全球央行货币宽松，金价仍受到逢低买盘支撑 尽管金价目前还受到1900关口的压制，但过去两天逢低买盘也给金价提供支撑，一方面，美联储在呼吁美国政府出台更多的财政刺激，另一方面，欧洲疫情再度爆发，欧洲央行面临进一步扩大宽松的需求；英国央行等其他央行也存在负利率的可能性。 金价今年迄今仍上涨24%，因全球范围内政府和央行祭出史无前例的刺激措施以提振经济复苏，黄金被视为通胀对冲和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期间的避险资产。 CPM Group管理合伙人Jeffrey Christian表示：“(金价)将走高，走势将会波动。下个月大选前将是如此，大选过后的两个月也将如此。” (现货黄金日线图) 美联储官员称加码量化宽松可能效果不足 需要财政火力来支持经济 美联储官员不断就实施更多财政刺激措施向华盛顿方面施压，不过，民主党与共和党达成协议的希望似乎仍很渺茫。 ���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周四在Marquette大学主办的在线活动上称。“目前财政政策是合适的工具，我认为到现在还没实施是可悲的。” 罗森格伦周四强调，他可能会支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规模，但这样做的影响与财政行动相比微不足道。“我们压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或抵押贷款支持利率的空间是有限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说在利率如此低的时候，此举效果可能远远小于我们想要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的人在呼吁采取更多财政政策。” 美联储的购债计划旨在通过提高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价格，压低收益率，来降低家庭和企业面临的长期借贷成本。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四约为0.77%，为近四个月较高水平，对金价也略微有所压制。当美联储于2012年9月启动无限制资产购买计划时，收益率约为1.8%。 罗森格伦称，“看来要等大选之后了，但希望无论谁当选，都会让国会通过一份大规模刺激方案。”预计美国失业率不会在2021年降至6%以下。 堪��斯城联储主席乔治在Wichita州立大学组织的一次在线会议上称，“得益于大规模财政刺激，个人和小企业得以恢复了经济活动，在疫情没结束，前期纾困资金用完的情况，复苏可能会停滞不前。” 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在圣安东尼奥商会组织的视频研讨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看法。“美联储可以缓解金融状况，但我们无法弥补失去的收入。这是财政政策才能做到的事。在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之际——我们预计这将持续一段时间，某种形式的财政纾困很重要。” 欧洲多国新增病例创新高 从西班牙到乌克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新增新冠病例数创新高，这使得欧元区经济复苏受阻，欧洲央行也面临进一步扩大宽松的需求，给金价提供支撑；但这也会提升美元的避险需求。 政府担心大范围限制可能导致经济再次崩溃，因此推动地方当局采取局部限制。包括巴黎和柏林在内的多个城市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试图遏制被认为是加剧疫情扩散的社交活动。 西班牙周三公布新增5075例病例，创新高。 德国过去24小时感染人数自4月初以来首次超过4000人。 法国单日新增18746例病例，7天滚动均值达到了迄今为止最高水平。 与德国东部边境接壤的捷克周四公布前一天新增5335例病例，创出新高。该国14天累计人均病例数现在为欧盟最高，超过了西班牙。荷兰首次单日新增5,000多例。 奥地利周四公布的单日新增病例数量也创新高，其中维也纳占全国1,209例新增病例的一多半。乌克兰公布新增5397例感染，也是单日新增确诊数量最高的一天。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经济忧虑超预期，料今年稍晚推出更多刺激 根据周四发布的9月会议记录，欧洲央行对受疫情打击的经济的担忧可能超过分析师此前的预期，暗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推出更多刺激措施。这给金价提供支撑。 欧洲央行决策者主张“放手”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他们担心，从欧元走强和高感染率，再到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风险都令经济成长和消费者物价承压。这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经济增长所持得温和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拉加德上调了部分经济预测，淡化了对欧元走强的担忧。 欧洲央行9月9-10日会议的记录显示，“鉴于不确定性上升，我们有理由对政策保持‘放手’，需要仔细评估包括欧元汇率在内的所有获得的信息，并保持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政策行动的灵活性。” 经济学家说，会议记录展现了一幅与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描述的不同的画面，可以被视为纠正了欧洲央行的信息，尤其是不确定性和汇率分别被提及20多次。 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Carsten Brzeski表示，“9月会议记录显示，欧洲央行实际上对通胀走势和欧元的担忧超过了新闻发布会后市场人士的预期。” 整体来看，目前市场比较纠结，一方面，市场认为大选前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可能性不高，但大选后肯定会出台新一轮刺激，这给金价提供支撑，但支撑作用有限；另一方面，美国股市上涨创一个月新高，打压了美元的避险需求，但也略微削弱了投资者购买黄金的动力。不过，考虑到大选的不确定性、欧洲疫情的再度爆发，在金市出现新的利空前，金价略微偏向震荡上攻。值得留意的是，技术面来看，2075跌势以来的下行趋势线目前在20日均线1905.69附近，在顶破该位置前，仍需要提防空头反扑。上方进一步阻力在10月6日高点1920.92附近，下方初步支撑参考1880关口，强支撑参考100日均线1862.11位置。

[readonline]

http://bit.ly/2QklVRI 6, 2018 at 02:36PM

序列主义在美国——“纯粹主义”正义论背后的权斗与政治

著｜Michael Broyles   译｜杨宁

  麦克尔·布罗伊尔斯《美国音乐中的离经叛道者和其他传统》第七章

原标题为“新的方向：序列主义战争”

Michael Broyles: Mavericks and Other Traditions in American Music

Chapter 7: New Directions: The Serial Wars

  20世纪40年代的音乐生活尽管一点也没有停滞，它还是被战事遮蔽了——二战是至少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最全面的一次社会动员。然而，二战和导致二战的那些事还是对美国作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前，美国作曲家都去欧洲学艺。二战后，跨大西洋的道路成了双向的。这种趋势在3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欧洲音乐家因为欧洲的时局而来到美国。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但在战后，欧美作曲家互相造访，做事、学习、互动。可以说，西方音乐界合一了。约翰·凯奇（John Cage）住在巴黎，作品在那儿演出，到1950年时，在法国的名声比在美国更大。他也和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结下亲密友谊，回到美国后也推广布列兹的作品。50、60年代，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在夏季举办音乐节，集中了新音乐活动，当中也上演美国作曲家的不少作品。其他美国作曲家战后回国时有了真正的国际视野，有些人不仅亲见欧洲，也去了远东。

大萧条和战争打乱了赞助模式。在20年代，许多赞助人更积极地支持新音乐，但作曲家和作曲家的组织沿袭着旧的模式，主要由个人赞助者资助。这一点在30年代改变了。罗斯福新政、战争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加码的税收结构不仅先后削减了不少人的财富，也让那些财富得以幸存的人不得不机构化。基金会取代个人，成了作曲家私人赞助的来源，其中最成功的是知道如何玩转经费游戏的人。

二战时的科技对音乐有多重影响。战时，一部当时少有人注意的小机器在德国发明出来。战后，皮埃尔·谢弗（Pierre Schaeffer）开始在法国实现这部机器——磁带录音机的潜力。很快，在一小群叛逆的美国人的带领下，其他作曲家也跟进了。几年内，磁带录音机革命了音乐制作的所有方面。

上述几点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都是不明显的。战前的现代主义苟延残喘。像作曲家联盟（League of Composers）这样开拓进取的机构早就臃肿不堪、老掉牙了。一些美国作曲家在30年代转向新古典主义；另一些寻求更平易的风格和更广阔的观众，转向美国民歌传统和民族主义的、或者说至少是地缘性的主题。在30年代成年的作曲家，如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萨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和罗伊·哈利斯（Roy Harris），就走了这条路线，获得巨大成功。其他人改变了政治信仰：鲁丝·克罗福德（Ruth Crawford）、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和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eger）拥护激进的政治思想和“音乐为人民”的理念。甚至亚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但在战后，新古典主义和民间音乐式的美洲风格（Americanism）对年轻作曲家的吸引力也逐渐减退。整个40年代晚期就和20岁不到的年轻人一样，像一个等着引爆的炸弹。

1950年左右，真的爆炸了。局面似乎完全失控了。严肃作曲家在20年代投身实验，在30年代心系社会，在40年代被战争淹没，现在突然分裂到两条完全不同但同样激进的道路上。一些人拓展勋伯格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理念，寻求通过数学计算来完全决定一部作品的每一个表达细节。另一些人探索不同的偶然（chance）和不确定（indeterminate）技法，想要抹除作曲家的意志和情感。但他们似乎都在远离主流观众，而美国的音乐景观在30年内迎来了第二次剧变。

【David Diamond (1915-2005): Rounds (1944) – I. Allegro molto vivace】

【Samuel Barber (1910-1981): Adagio for Strings (1936)】

【Roy Harris (1898-1979): Symphony No. 3 (1937)】

【Marc Blitzstein (1905-1964): The Airborne Symphony (1946) – I. Theory of Flight】

【Traditional (arr. Charles Seeger [1886-1979] in 1940): John Hardy】

【Aaron Copland (1900-1990)(arr.): Old American Songs (1950) – I Bought Me a Cat】

  序列主义者竞夺控制权

  最先出场的是序列主义者（serialists）。他们采用勋伯格的音列（tone row）概念，并把它拓展到所有的音乐参数。“音列”是形成一部作品的结构根基的一组音高。它最纯的形式包含了一个八度内的所有12个音，这样写成的音乐就叫作“十二音”（twelve-tone、dodacaphonic）或序列音乐，序列（series）就是这个音列。这样写成的音乐是半音化、无调性、不协和、让许多听者感到不安的。战后的勋伯格追随者不仅在音高方面用序列技法，还把它应用到节奏、力度甚至音色上，经常会使用复杂的高级数学计算。导向序列主义（serialism）的运动大西洋两边都出现了，但首先登上头条的是一个欧洲人。

二战结束时，皮埃尔·布列兹20岁。和同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战后想要抛弃过去，重建西方文化。布列兹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用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话说，他“反叛所有的东西”。过去就是敌人，而他想要破坏、要完全消灭整个西方传统：“只破蒙娜·丽莎的画像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并没有杀死蒙娜·丽莎。所有过去的艺术都必须破坏。”这是性命悠关的斗争：“音乐的两难境地就是我们的文明的两难境地。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和过去战斗。”布列兹的话和毕加索相映成趣：“搞艺术必须弑父。”

布列兹的第一步是采用序列主义。他和勋伯格的弟子热内·莱波维茨（René Leibowitz）学过，所以学过十二音体系。他也和奥利维耶·梅西安学过。梅西安是一个折衷的作曲家，他寻求的是把音乐中音高以外的部分元素组织成重复的模式，创造出一种原始的序列主义。梅西安特别实验了节奏和力度的组织方式，在钢琴练习曲《时值与力度的模式》（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创作了三个和钢琴上的不同音高对应的不同音列。每个音列都把音高、节奏和力度序列化了。这部作品写于1949年，有时被看作序列主义的开端。但梅西安没有继续深入这个想法。继续深入的是布列兹。

  【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 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 (1949)】

  布列兹不满足于和过去的调性音乐决裂。布列兹尽管满是革命思想，他仍然视勋伯格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勋伯格必须被消灭。1952年，布列兹以发表在《乐谱》（Score）上的一篇文章震惊了先锋音乐界，文章的标题是《勋伯格死了》。对布列兹来说，勋伯格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能放弃过去。他必须被批判，“因为他对十二音的探索如此执着地走在错的方向上，和音乐史上的任何探索一样。”勋伯格的失败在于缺乏雄心：他“落后于自己的创新”。他对音列也想依靠传统的主题式手法，这种手法保留了浪漫主义的许多遗迹。因为这样的矛盾，他注定要失败；而且勋伯格走得越远，就错得越大。他的“美国时期”，即人生最后17年生活在美国的时期，“表现出完全的无序和最不幸的失准”。

  【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 String Quartet No. 4 (1936) – I. Allegro molto, energico】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布列兹的说法是多么煽风点火。序列主义是年轻作曲家的未来浪潮，而勋伯格——他在前一年才去世——正处在封神的路上。勋伯格式的序列主义对一些美国作曲家特别重要，这些人因勋伯格居住于南加州而获益。勋伯格的学生韦伯恩写着和他的性格一样安静的作品，示范性地表现了“点描”（pointillistic）这个词。韦伯恩没有拓展勋伯格的序列主义，而是用它来服务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对勋伯格和他的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来说，十二音有一种晚期浪漫的、富有表情的焦灼，而音乐也经常在一股股音流中展���。勋伯格的序列主义是线性的，对位丰富，旋律宽广。韦伯恩把序列主义缩减到孤离的声音点。他的作品无一不短小，乐器每次进来只拉一两个音就停下了，音列交给其他的音色继续。布列兹和其他几个作曲家后来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加速了的韦伯恩式序列主义，旋律上孤离的、独立的声音倾泄而出，轰炸着听者。下文会说，这种风格不只是序列主义才有的。

布列兹自1946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起，就和勋伯格的做法保持着距离。他在《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和《第一钢琴奏鸣曲》中采用了一种更接近韦伯恩而非勋伯格的序列主义。主题元素仍然存在，但都是短小、碎片式的动机。他在《第二钢琴奏鸣曲》中走得更远。这部作品，用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的话说，“主题内容几乎完全被消解了”。布列兹在这部作品中有意清除传统结构：“我指的是，我要破坏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用附加句（trope）整合慢乐章形式，用变奏整合反复的谐谑曲形式，在第四乐章里拆毁赋格和卡农形式。”由于奏鸣曲式构建于调性对立之上（这和序列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赋格构建于多声部相对严格的对位排列，变奏曲式通常是内含的，甚至包括在谐谑曲中，我们并不清楚布列兹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自我标榜的说辞而已。但他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他想攻击甚至擦掉西方音乐的过去。

  【Pierre Boulez (1925-2016): Piano Sonata No. 2 (1948) – I. Extrèmement rapide】

  布列兹的话，在他后来职业生涯的比对下就显得反讽了。很快，他的作品被他的指挥盖过了风头。他的指挥事业，最高点是担任了七年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在20世纪的音乐界，就依赖传统的程度而言，少有哪个职位比得过重要交响乐团的指挥。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在19世纪几乎被封圣；浪漫主义者喜爱丰厚、多变的音色和宏大陈述；因为这两点，交响乐团成了一种神圣化高端艺术的最佳象征。到了20世纪，它已经凝结成一个传统、一种仪式。建立一个交响乐团成了一个社区走向更高文化领域的主要通过仪礼（rite of passage）；而在这项使命中，没有人比乐团的指挥和音乐总监（通常是同一个人）更处在核心位置。纽约爱乐乐团作为位于全美最大城市的全国最老乐团，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乐团的新家林肯中心于1962年开张，则更加强了这种地位。林肯中心是一个巨型演艺空间组合体，是高端艺术的恢宏圣殿，很快就成为整个国家各大城市效法的模板。

布列兹在20世纪70年代来到美国音乐界，成为核心玩家，不只显示了他在短短一段时间里走得有多远，更显示出艺术音乐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国际化程度。他在1955年之前没有指挥过编制完整的乐团。1959年，他被要求顶替犯病的汉斯·罗斯堡（Hans Rosbaud），先是指挥音乐节乐团，接着指挥声望卓著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在这之前，他没有指挥过重要作品。他缺乏指挥经验的程度，只有他对美国的无知能够超过。1950年，他受到邀请，要去Middlebury College演讲，他不得不写信给约翰·凯奇，问：“佛蒙特在哪？”

布列兹受聘纽约爱乐乐团之后并没有放弃征讨传统。他虽然装着满腔怒气和理想主义，但是是个务实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提倡新音乐的机会，特别是序列主义先锋音乐。结果是成败参半。他的任期充满疾风骤雨。他缺乏舞蹈般表演的指挥，他对经典作品的冷酷处理，他对无调性学派的执着推广，在许多方面都只得到冰冷的反应。

与此同时，序列主义正在扩张。勋伯格并不是美国唯一主张序列音乐的德奥移民。在欧洲，其他作曲家，特别是��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很快就加入进来。施托克豪森比布列兹小3岁，在1951年才接触序列主义。最终，他取代布列兹，成为欧洲先锋音乐的领头人；这可能是因为他和美国音乐界从未有过像后者一样的密切关系。但是，通过领导达姆施塔特——实验作曲家的一个夏季集会，他强烈地影响了几位美国作曲家。

  【Karlheinz Stockhausen (1928-2007): Klavierstück IV (1952)】

  当国际乐界聚焦于布列兹，视他为序列主义运动的领导时，大西洋另一边的一位作曲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发现了总体序列主义。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成长期间对音乐和数学都有兴趣。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数学专业后，他前往纽约学习音乐。他发现了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先后随玛丽安·鲍尔（Marion Bauer）和罗杰·塞辛斯（Roger Sessions）学习作曲，于1935年在纽约大学获得音乐学士学位。1938年，当时任教于普林斯顿的塞辛斯为巴比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音乐系找了一个教职。二战期间，巴比特主要做数学方面的工作，为国防部做数学研究，并从1943到1945年在普林斯顿教数学。巴比特说，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机密程度之高，使他时至今日仍不能披露他做的是什么。

但巴比特在音乐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从小就学小提琴和单簧管，早年演奏过单簧管，并且对流行音乐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在今天，他对二十年代晚期和三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的知识仍是百科全书式的。战后，他决定试水流行乐界，创作歌曲和电影配乐，还写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难以置信的旅行》（Fabulous Voyage）。这部戏没能进入制作阶段，巴比特也放弃了流行音乐，转投序列主义。他再也没有回头。他重新加入普林斯顿大学音乐系任教，一直待到退休，最终成为柯南特音乐教授（Conant Professor of Music）。

巴比特在追求流行音乐事业时，想的也是序列主义。他在一篇专论《十二音系统中音组结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Set Structure in the Twelve-Tone System）中发展出了自己的许多构想。这篇文章，巴比特标明的写作年代是1946年。它从未以这个标题发表。在1948到1950年的一系列创作中，他把序列技巧应用到所有参数上。这些作品的标题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就和作品本身一样全无废话，包括《钢琴作品三首》（Three Compositions for Piano, 1948）、《四件乐器的作品》（Composition for Four Instruments, 1948）、《十二件乐器的作品》（Composition for Twelve Instruments, 1948）和《中提琴和钢琴作品》（Composition for Viola and Piano, 1950）。如果要颁发“第一部完全序列主义的作品”大奖，那应该颁给巴比特。

  【Milton Babbitt (1916-2011): Three Compositions for Piano (1948)】

  在这些作品中，巴比特走得比勋伯格远得多，但他不像布列兹，没有断然否定勋伯格和过去。他很尊重勋伯格，但觉得“勋伯格没有完全实现他自己的体系所蕴含的意味”。巴比特不仅开始探索这些意味，在探索的过程中更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运用音列。勋伯格的音列是主题性的。十二个音的序列及其变形是横向演奏的，这就形成了旋律性的单元，其作为主题的性质是作品本质的一部分。巴比特则明确否决音列“作为主题元素”的作用，但把它看作基本的结构元素。这种根本性的重新构思是巴比特能够把序列主义扩展到其他参数的关键。例如节奏：“我们能以在调性中所不能够的方式来把节奏结构化。牺牲了调性，得到的成就和补偿是节奏的完全独立。”巴比特也用结构式的方式来看待力度：“力度是作品中的一个绝对有机部分”，因此也能以序列的方式操作。

特别的是，巴比特从未离开包含一切元素的序列主义，但也没有一成不变。他的创作决策是理性决定的，但不是机械的。他探索了能更深入运用的音组和六音和弦（即构建序列的音列）、排列节奏的新方式，特别是如何用电声技术来创作音乐。他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电子音乐中心的创办人之一。这个中心有早期的RCA计算机和合成器，远超任何同类机器。它有一间房那么大，用的是真空管，所有指令都用打字机键盘输入。当时还没有电脑显示器、鼠标、磁盘，MIDI界面就更遥远。但这个输入设备让电脑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成品。它极度复杂，巴比特可能是极少的能掌握它的人，如果不是唯一一个的话。

巴比特处理节奏的方式十分独特，这也经常是和观众的主要共鸣点。尽管他的序列音乐似乎和流行音乐语汇相去甚远，但评论家从中发现了“尖锐的”“爵士的”特质，有些会被直接归因于他自己的流行音乐背景。他有一首作品《完整音组》（All Set，同时意为“都搞定了”），标题有意和爵士乐器组（jazz set）双关，其风趣的风格和富有生气的节奏在序列音乐中极少见。此外，虽然有严苛的理性，巴比特也能刻画情绪。《菲洛美拉》（Philomel）或许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勾勒出一种萦绕不绝、让人不安、最终却超越凡尘的氛围。它是为现场人声和电声磁带而作的，磁带的声音大部分由合成器制作，但也包括了人声采样。故事取自奥维德，讲的是菲洛美拉被强暴、割去舌头之后变形成夜莺的故事。巴比特这部作品以变形的时刻为核心。在一股密集的无调性音流中，人声采样和明显的电声形成剧烈的对比；女高音声线和这股音流交织着，以巨大的力量刻画着菲洛美拉脱去人形、化身夜莺的时刻。

巴比特的音乐是密集而复杂的，但作为一个无调性的序列主义作曲家，这点在意料之中，也不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颇富创意地探索了自己创作行为的理性基础。他的理论先于他的音乐出现，有不少衍生自1946年关于序列音乐中音集结构的专论。作为作曲家和作为理论家的巴比特合而为一，因为他的作品是由理论驱动的。他认为，每个音的存在都必须理性论证，通常要论证好几遍：“除非我知道某个音为什么在那儿，不然我是不会用它的。”而巴比特也堪称20世纪下半叶无调性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家。当时的理论中许多根基性的思想可追溯至他：音级（pitch class）、音集（set）、派生音集（derived sets）、加重的（weighed）、聚合的（aggregated）音组、时间节点（time point）。米尔顿·巴比特之于序列主义就像德国理论家海因里希·申克尔（Heinrich Schenker）之于调性音乐。

  【Milton Babbitt: Philomel (1964)】

  二十世纪的序列主义战争

  序列主义显然在1950年之后震动了音乐界，但它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多年来存在着一种主流叙事：

序列主义的影响最初比较小，然后逐渐��长，直到它主宰了新音乐界。它让作曲家都哆嗦了，他们知道自己不得不跳上序列主义花车，不然就会在它扬起的灰尘里迷路。观众则大惑不解，以他们拥有的唯一方式进行反抗：避开。作曲家和公众断了接触，有意踢开它，退居学界，霸占了作曲系和划拨经费的机构。正当生产和传播音乐的新技术保证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之时，美国音乐却进入了一个毁灭性的阶段：新作品似乎剥去了观众所珍惜的一切，观众则因为不想忍受序列主义者拿出的作品而遭到作曲家、批评家、演奏家的一致责骂。

事实真是如此吗？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报纸、杂志文章和标准的音乐史不断重复这一叙事，让人以为事实就是这样。但在近年，现在和当初的序列主义作曲家、理论家开始质疑这个叙事，深入至几乎所有细节。他们提出了和主流几乎针锋相对的第二种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序列主义者的形象是思想开放、为人亲和的，而他们的努力则被误解，他们的忍耐则被忽视了：

序列主义者明显是少数，甚至是被迫害的少数。他们的音乐探索被敌视、蔑视。他们从未控制任何事情，并不受评奖和委约者的欢迎。甚至在权威位置上（在学界、在经费申请评审和评奖的评委席），他们也没有强迫作曲界整体接受自己的理念。因为音乐界许多人的狭隘思想，他们一直受着罪。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但也认识到音乐手法是多元的。

我特意为这两种叙事加上了极端色彩，但这两份陈述中的观点则没有丝毫夸张。如果你接受主流叙事，那二十世纪的末期发生的是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取决于你诠释第二种叙事的方式，二十世纪末的就可能可以看作第一次战争。但即便是第二种叙事，也能让人解释成是二十世纪末的是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因为它的主题是序列主义者自身的历史地位。哪种叙事是对的？并不存在折衷余地。从两种叙事的视角看，主要问题在于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所争夺的实际上是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本质上争的是谁才是离经叛道者。

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始于约1970年，几乎在第一次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了。1973年，莱纳德·伯恩斯坦提到了序列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大分裂”。许多人认为，乔治·罗奇伯格（George Rochberg）的职业生涯是两派敌对之强烈的典型体现。罗奇伯格是比较重要的序列主义者，直到1964年儿子悲惨去世为止。对罗奇伯格而言，“死只能由生来征服”，而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骨髓深处的）活体来实践我的艺术，摆脱这阵子台面上的、把艺术封装得毫无生气的装腔作势的行话和蠢行”。罗奇伯格于是不仅成了一位折衷的调性作曲家，更成了一个公然反对��列主义的论战者。

  【George Rochberg (1918-2005): Black Sounds (1965)】

  乔治·克拉姆在70年代出现在美国音乐界时，成了许多人所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作曲家。在一个似乎到处是复杂、不协和、高度理智的作品的时代，克拉姆创作着黑暗、深沉的浪漫主义音乐，并且对声音有着无与伦比的敏感。他谈到音乐的力量和表现力：“我相信音乐在反映人类灵魂最深的深处这方面甚至超过了语言。”他的《古老的童声》（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和《黑天使》（Black Angels）让所有年龄和背景的观众有着共鸣，所及之处远不只是典型的新音乐圈子。他的乐谱本身就是视觉艺术作品，线谱常常卷成圆圈和螺旋。

  【George Crumb (*1929): 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 (1970) – Dances of the Ancient Earth】

  然而，浪漫主义的反扑是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到90年代，似乎美国音乐史的这一章已经结束了。1991年，多纳尔·海纳汉（Donal Henahan）在《纽约时报》写道：“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无调性。”无调性之死早在60年代就有人宣判了，权威乐评人声称“后韦伯恩的序列音乐最近已经不流行了”，“正统序列主义已经出局”，“年轻作曲家不再奉行严格的序列主义”。值得争论的是，这些评论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严格的序列主义，韦伯恩风格的序列主义，还是只是指十二音技巧；另一个问题是，序列主义已经死到什么程度了。这些问题却和50、60年代序列主义自身的状态息息相关，而这就是第二次战争的争论内容：究竟有没有序列主义之死需要面对？

1997年，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在《纽约时报》上面向公众全面爆发。那时，序列主义者已经被边缘化了，年轻作曲家感兴趣的手法繁杂多样，只有少数（那时已经）老了的作曲家还坚守序列主义。安东尼·托马西尼（Anthony Tommasini）可以用《在“死的”音乐语汇中找到更多生机》这个标题来写米尔顿·巴比特。在一篇题为《在当代音乐界，议院依然分裂》的文章里，K·罗伯特·施瓦茨（K. Robert Schwarz）总结了两种叙事，称其为“互不相容的剧情”，并采访了几个主要当事人。正如施瓦茨文中所引的话所显示的，两边的距离极度遥远：

罗奇伯格：

序列主义最公然激进的拥护者，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曾经把它、现在依然把它呈现为唯一真正的信仰。由此，他们自称为正统文化教派，有有自己的阶层、福音、信念和革除教籍。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抓住并主宰了美国学术圈，并把它畸形而粗暴地政治化了。

米尔顿·巴比特：

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不知怎地就主宰了声望卓著的常青��高校，但实际上我们从未主宰任何事情。这都是宣传。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和罗杰·塞辛斯（Roger Sessions）是在普林斯顿。但有任何人在哥伦比亚、耶鲁、哈佛吗？当时的态度是很反对序列主义的。

查尔斯·沃里宁（Charles Wuorinen）：

有一种传言是说，人们认为，有一段时间里，这种可怕的序列主义音乐是主宰一切的，有些作曲家在不想这么写的时候也被迫这么写，接着，他们反抗了，写出了C大调的可爱旋律。这是一派胡言。我年轻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占主导地位的正统一方面是科普兰式的美国风，另一方面是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on）和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交响乐。其实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有人强迫其他人写某一种特定的音乐。不是一群瞪着小眼睛的理论家强迫无辜的学生做着可怕的、不可名状的事情。可以说，整个故事是个大谎言。

约翰·科里亚诺（John Corigliano，他1955-1959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沃里宁同时）：

我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指序列主义的主宰）。并不是我被禁止以我所感知的方式创作。但总体思想显然不是我所在的方向。

奈德·洛伦姆（Ned Rorem）：

对待我们（指调性作曲家）的方式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自问，作为作曲家我站在哪里？我所做的是错的吗？但我没法中途变卦��就算能，我也不想。

威廉·迈耶（William Mayer）：

在60、70年代做调性作曲家是非常沮丧的经历。人们像躲着老处女一样躲着我们。

  【Charles Wuorinen (*1938): Genesis (1989) – II. Interlude No. 1: Meditation】

【John Corigliano (*1938): Fantasia on an Ostinato (1985)】

【Ned Rorem (*1923): End of Summer (1985) – III. Mazurka】

  谁是对的？在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最全面的调研中，约瑟夫·施特劳斯（Joseph Strauss）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他统计了谁占据教职、谁获得经费和奖项、谁得到出版、谁得到演出。他的数据收集得很全面，结论也无可辩驳：序列主义者只占据了所有这些统计项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创作风格在任何统计项中都不是主流。他的研究标题反映了他的发现：《序列主义暴政迷思》。

那为什么这个迷思传播如此广泛，为什么它始终是主流叙事？考虑到施特劳斯提供的证据，这个迷思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重要？施特劳斯的研究虽然很好，但有两个缺点。其一，如安·C·施莱弗勒（Anne C. Shreffler）指出，他问错了问题。施特劳斯的分类统计以音乐理论的视角看完全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区分只有一部分音乐家和更��的听众才会做。其二，施特劳斯的数据掩盖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它混淆了暴政和民主。暴君是通过强迫和威胁来发威的，不是通过成为多数。如果真的存在暴君，那数据既无法佐证，也无法反驳它。最后，必须强调，就作曲风格这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而言，以智识为主宰并不一定是恶意的；它可以来自陈述得令人信服的艺术信念，无他。

最后，这场似乎很艰深的学术辩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反讽：序列主义者有这样的冲击力，并不是因为他们脱节了，而正相反。尽管他们没有赢得很大的听众，尽管他们似乎暗中鄙视公众，但在理念和目的上，和许多更传统的作曲家相比，他们与他们的时代更合拍，尽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是以通常认为的方式。

施特劳斯把作曲家分为四类：序列主义的、无调性的、有调性的、实验的。他确实认识到有些作曲家属于其中不止一类，并把这一点纳入了统计。但对大多数音乐家以及几乎所有观众来说，序列主义作曲家和无调性作曲家有多大的区别？对仔细研究作品的学生来说，区别可以是巨大的。但听众和评论家通常只有一次机会听一部作品，虽然一个心怀好意的批评家经常会在聆听实际演出之前先了解一下作品。

对观众来说，区别若有若无。序列主义作品和自由无调性作品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有时候，公众甚至无法区分无调性作品和一部半音化的有调性作品，更不用说序列主义作品。甚至有些实验音乐听起来至少也是非调性的。听者知道的只是现代音乐是不协和的、刺耳的，没有抒情的旋律。威廉·舒曼常说起一个故事，在一场于佐治亚州的梅肯（Macon, Georgia）举办的音乐会之后，一位观众走上前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作品，即便她总体而言不喜欢无调性音乐。舒曼努力向她解释说他的作品不是无调性的，而是有调性的，虽然和声很复杂。最后，她打断他的解释，说道：“舒曼先生，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在佐治亚洲的梅肯，您这部作品是无调性的。”

  【William Schuman (1910-1992): Symphony No. 5 (1943) – II. Larghissimo】

  除了一小部分多数已经年迈的作曲家还保持着总体上浪漫主义的风格或30年代民俗取向的语汇，以及一些使用自然音阶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有门派的作曲家都离大众的理解十分遥远，以至于他们写的是什么风格都无关紧要了。此外，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和同情新音乐的批评家站在同一阵线的激进先锋派的形象当时依然延续着，更加剧了大众的厌恶情绪。公众觉得自己被强行要求“应该”去喜欢新音乐。卡洛斯·萨尔泽多（Carlos Salzedo）在1923年国际作曲家行会（International Composers’ Guild）的一场音乐会上对不守秩序的观众喊道：“这是严肃音乐！”相似地，在50、60年代，当一部新作宣告上演时，公众的主要反应不是心怀期待，不是觉得兴奋，不是陶醉于新事物，不是谨慎乐观，而是害怕，是斗争，既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又觉得他们“应该”支持它。现代音乐演出披上了清教仪式般的道德意味，批评家和作曲家自己合谋向观众无穷尽地布道。

就布道而言，没有比米尔顿·巴比特1958年发表在《高保真》（High Fidelity）杂志的文章《谁在乎你听不听？》更有影响的了。这篇文章被重印过几次，有时用这个标题，而这个标题并不是巴比特自己起的；有时用的是巴比特自己的标题《作为专家的作曲家》（The Composer as Specialist）。大众和学术文章都经常引用这篇文章。很多年里，巴比特被它穷追不舍；这是一篇音乐界的公众尽人皆知的文章，巴比特的所有采访者都会问起它。但它的确是一篇重要的陈述，讲清楚了战后作曲圈一些方面的思维特征。

巴比特在文章里提出了他的设想，涉及作曲家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作曲家所做之事的本质，以及作曲家和观众的关系。他的陈述自始至终保持鲜明的实证风格。用60年代的流行语说，他认为自己扮演着“实话实说”（telling it like it is）的角色。在第一段，他摆明了关于作曲家在当代社会之地位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即：作曲家被大多数人无视，除了其他作曲家和演奏家。少有人会反驳这一点。接着，巴比特解释了原因：因为新音乐已经复杂到已经不能期望典型的外行音乐会观众能理解它了。

然而，巴比特没有哀叹这样的情形。相反，他认为这是健康的；问题在于作曲家想让公众理解；更糟糕的问题在于批评家的写作加强了公众心目中“音乐就是音乐”的模糊感觉以及对于作曲家应该让他们理解的认识。巴比特认为，音乐的发展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作曲家迎合公众。相反，“作曲家若完全、决绝、自愿地退出这个公众世界，进入非常有可能完全抹掉音乐创作中公众和社会的一面的私人演出和电子媒介的世界，才会给自己、给自己的音乐带来直接和最终的益处。这样做……作曲家就能够自由地追求具有职业成就的私人生活，而不是不专业地向抛头露面妥协的公众生活。”

公平地说，巴比特对公众的态度是相对公正的，特别是和其他现代主义者相比。巴比特略带嘲讽地承认，公众有他们自己的音乐，即“吃饭用的、阅读用的、跳舞用的、陶醉用的音乐”。但这种音乐不是当代作曲家所写的音乐，而对公众能否有朝一日理解这种音乐，巴比特看不到什么希望。这种态度和瓦雷兹或拉格尔斯（Carl Ruggles）比起来算温和了；瓦雷兹把公众看成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拉格尔斯则觉得让公众能理解意味着失败。然而，没有哪个作曲家像查尔斯·沃里宁那样蔑视公众。他在谈到典型的音乐会观众时说：“我不关心他们和他们的反应，就像我不关心酒吧里听自动唱机的听众一样。要我说，后者还更好些，因为他们真的享受所听到的东西（我这么认为）；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误以为只要被动地接收‘音乐’就够格做出有见识的判断了。此外，酒吧还能喝酒呢。”

  【Carl Ruggles (1876-1971): Sun-Treader (1931)】

  巴比特也清楚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大学。大学应该给作曲家提供家园。虽然人们在巴比特的文章里读进去了很多攻击、远离观众的东西，但在根本上，它是一份关于“创造”一个共同体的蓝图。它是建立联系的，而不是切断联系。它是巴比特所见的一种亚文化；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极有先见之明。它是作曲家自己加入共同体的理由。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学，巴比特雄辩地请求它接纳作曲家。他不只论证了支持作曲家是大学的责任，同时，在把作曲家描述为科研工作者时，他证明了两者联合的合理性。对巴比特而言，作曲家属于大学。

和高等教育结盟后，作曲家就有了一个论坛来向公众解释他的位置。时势赋予这个论坛重要性。40年代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把数百万人送进了大学。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8年后，苏联发射了史上第一颗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伴侣号”。这些事情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冲击波。2001年，《纽约时报》评道：“‘伴侣号’在美国产生的被害妄想和自我怀疑是难以描述的。”美国公众绝望地转向学界，请他们出手减弱威胁。数百万美元被扔进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的威望。这些研究不只限于纯粹的科学领域，还包括语言、语言学、史学和艺术。国会视艺术为另一件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武器。就建立国家级艺术和人文基金会一事，国会爆发了大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文化民族主义。在检视这些问题时，国会却没有仔细考察学院作曲家的位置。很可能国会当中几乎没人知道勋伯格或韦伯恩是谁，更不用说布列兹、巴比特、塞辛斯或辟斯顿。

冷战利剑悬头，核灭绝威胁空前，再加上伴侣号的升空，这些事不仅让大学变得富足，更让科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望。美国的优势，甚至于连文明的生存本身似乎都遭到了威胁，而整个国家集体向科学求助，以求拯救。数十亿美元被扔进大学的科研项目，各学科一个接一个和科学并轨。社会科学在逐渐增多的计算机的帮助下，试图给社会（社会学）、经济体系（经济学）甚至人类思维（心理学）的本质找到量化的、科学的基础。语言和语言学系因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而获得了巨额资金。巴比特知道，音乐分析和作曲变得越科学化，就越容易被大学接受。而既然他有数学背景，没有人比他更能够填平这道鸿沟。他写作中的科学化倾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在19世纪，音乐被接纳为大学课程的理由是它可以和文学类比。现在，科学坐在学术威信的金字塔尖，如果音乐创作能被看作科学追求，作曲家的工作和科研工作者有可比之处，那作曲家在大学的地位就稳固了。尽管巴比特没有明说作曲家就是科研工作者，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做的和科研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这条思路起了作用。至少，美国的许多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把音乐研究的核心放在学术探索上，而不是演奏实践。耶鲁是个例外，但直到今天，耶鲁专攻学术的音乐系（Music Department）和专攻演奏的耶鲁音乐学院（Yale School of Music）还是分开的。在这样的院系里，作曲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整个50、60年代，大学是作曲家最大的赞助人。很少有作曲家没有学术职位，没有学术职位的人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地位，如亚伦·科普兰，就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工作，比如在好莱坞写电影音乐。1987年，巴比特承认了大学在美国音乐界的重要性：“大多数美国作曲家由大学训练，并且是大学老师，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音乐走向智性的重新定位。”

如果作曲家作为科学家被招进学界，就不会没有束缚，虽然也不会明说。这一点强烈地暗中影响作曲家的作为，也就是作曲究竟是什么。巴比特在论述作为科学家的作曲家时，把学院派作曲压到一个模子里，而这个模子和一个作曲家想做的事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今天可能显而易见，因为科学自身都在方法、目标、价值等方面受到拷问。但在50、60年代，科学遍及一切，质疑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就相当于在十二世纪的罗马质疑教义。因此，和充满焦虑情绪的个人情感表达或持续敲击的原始主义风格相比，一种（看起来像）理性、客观、可量化，或至少植根于复杂数学操作的作曲风格在大学环境里就更适宜了。

然而，正如施特劳斯的数据显示，序列主义者无法撬动主流。保守派已经扎根太深。传统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注重表演远甚于作曲的音乐学院里。对演奏者来说，让观众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关注标准曲目。因此，强调演奏家训练的机构更站在传统一边。茱莉亚、伊斯曼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院长——分别是威廉·舒曼、霍华德·汉森和冈瑟·舒勒（Gunther Schuller）都是强烈倾向于调性音乐的作曲家，也就不奇怪了。舒勒的确实验过无调性，但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把古典、流行和爵士混合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第三流派”（Third Stream）。甚至在大学里，像瓦尔特·辟斯顿和保罗·辛德米特这样的调性作曲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在哈佛，后者在耶鲁��

  【Gunther Schuller (1925-2015): Abstraction (1961)】

  然而，无论调性作曲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音乐界的运作，序列主义者成功地为战后的美国音乐界布上巨大的阴影。之前，我们看到K·罗伯特·施瓦茨收集的近期关于序列主义的冲突观念。亲历序列主义霸权并感觉到其负面影响的作曲家，名单要长得多。现在就来看看。时过境迁之后，作曲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许多人和顶尖学术机构有关联，但就算是没有关系的人也感觉到了压力。

约翰·科里亚诺——先前提到，他和查尔斯·沃里宁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观察和沃里宁大相径庭：

并不是我被禁止以我所感知的方式创作。但总体思想显然不是我所在的方向。

布鲁斯·特林克利（Bruce Trinkley）——另一个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家，如此描述查尔斯·沃里宁的教学：

如果你给他看非序列主义的作品，他根本就不感兴趣。（这和沃里宁的说法一样。他说：“我们对那种[即调性]音乐不感兴趣。不是蔑视不蔑视的问题。”但对有抱负的年轻作曲家而言，意思是清楚的。）

麦克尔·贝克曼（Michael Beckerman）——60和70年代在哥伦比亚攻读作曲，后来攻读音乐学，他如此评论那些年的作曲界：

60、70年代，想在哥伦比亚大学写调性音乐，就像同一个时期在布拉格做个异见人士，对事业产生的效果也相似。

安东尼·托马西尼——60年代在耶鲁攻读作曲，后任《纽约时报》乐评人：

现在有一股修正主义风潮，认为“大分裂”言过其实。他们说，十二音军团在烽烟四起、被恶意解读的60年代从未控制过任何东西。确实，这个军团对创作调性音乐的作曲家不感兴趣，但它没有谴责他们，当然从没有控制他们。

你别相信这个说法。我就在那儿，在耶鲁学音乐。那个地方和其他重要大学的作曲系都是序列主义者运作的。是他们雇的人，聘的终身教授，招的作曲学生。你要是吃午饭的时候说了句布里顿歌剧的好话，就会被作曲家们讥笑。你要是提出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值得一听的家伙，就会被翻白眼。亚伦·科普兰？那个生产美国牌玉米饼的家伙？省省吧。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他后来作为首屈一指的歌剧作曲家奠定了名声，稍有些简约主义倾向，当时是哈佛的学生：

我当时对爵士乐和摇滚感兴趣，然后我去了音乐系，那儿就像个巨型陵墓，我们坐在那儿数韦伯恩作品中的音列。那段时间很可怕。但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宿舍，兴奋起来，听Cecil Taylor、John Coltrane和滚石乐队……从1967年起，我知道我过的是两面派的日子——我知道这不诚实。

大卫·德尔·特雷蒂奇（David Del Tredici）——70年代在普林斯顿是罗杰·塞辛斯的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安德鲁·因布里（Andrew Imbrie）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调性音乐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爱丽丝系列（《最后的爱丽丝》等……）：

我显然不是坐下来就凭空成为调性作曲家的……我是一路斗争过来的。我在60年代显露音乐天赋，当时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调性音乐被广泛看作唯一可行的当代音乐语言。所以我有一大堆条件反射要除掉。

当时的情况让我有点精神崩溃。我想：“我的同行会觉得我是傻子！在1976年，我不可以这么有调性。这是痴人说梦，是不正当的。”

雅各·德拉克曼（Jacob Druckman）——50、60年代创作声乐和室内乐作品，后来以新浪漫主义风格的管弦乐作品知名：

在60年代的东岸不做序列主义者就像在十三世纪的罗马不做天主教徒。

罗伯特·施塔勒（Robert Starer）——生于奥地利，求学于以色列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后长居纽约：

序列主义者是法西斯。布列兹被聘为纽约爱乐乐团指挥之后，我们都知道我这种风格的作曲家完了。

奈德·洛伦姆——有多种体裁的创作，全是有调性的，在艺术歌曲领域特别知名，在巴黎和摩洛哥生活数年后，于1958年回到美国。他这么说回国一事：

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自问，作为作曲家我站在哪里？我所做的是错的吗？但我没法中途变卦，就算能，我也不想。（H·怀利·希区科克[H. Wiley Hitchcock]补充说：“奈德·洛伦姆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生气，因为他在常春藤学校里不被接受。”）

乔治·罗奇伯格——前面引过他的话。他是个成功的序列主义者，直到在60年代向调性音乐转变：

序列主义最公然激进的拥护者，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曾经把它、现在依然把它呈现为唯一真正的信仰。由此，他们自称为正统文化教派，有自己的阶层、福音、信念和革除教籍。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抓住并主宰了美国学术圈，并把它畸形而粗暴地政治化了。

威廉·麦耶——创作各类作品的作曲家，包括歌剧《家庭成员之死》（A Death in the Family）和两部清唱剧：

在60、70年代做调性作曲家是非常沮丧的经历。人们像躲着老处女一样躲着我们。

尼古拉斯·塔瓦（Nicholas Tawa）——50年代曾经作曲，后来放弃作曲，成为音乐学家：

有这种倾向[指调性音乐]的作曲新手在迈出最初的步子时一次次被打倒。我自己就可以作证。我认识的几个有才的人彻底放弃了作曲，后来也听说其他人这么做。我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拿了1951年的骑士室内乐奖，但因为它不够无调性，就从弗洛姆基金会的音乐会节目里被删掉了。我坚持了几年，但最终不再作曲。

韦恩·阿尔伯恩（Wayne Alpern）——作曲家，现于曼尼斯音乐学院任教，80年代是斯蒂夫·赖希的抄谱员。他谈到：

那个时候，主宰作曲的是凯奇和施托克豪森等人的斗争、无调性半音主义、无止境的不协和音、不规则的节奏、断裂的声部线条、永恒的变化、无法听到的非动机性的复杂性，（在70年代都是由我们称为“半音化思想警察”的作曲系强加的。）

  【John Adams (*1947): I Was Looking at the Ceiling and then I Saw the Sky (1996) – A Sermon on Romance】

【David Del Tredici (*1931): Tattoo (1986) – I. Moderato maestoso】

【Jacob Druckman (1928-1996): Nor Spell Nor Charm (1990)】

  尽管序列主义者坚守信念，但我们不应从这些证词当中得出结论说他们坚持所有作曲家都要用他们的风格来写。根据布鲁斯·特林克利，除了查尔斯·沃里宁之外，甚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系老师也接受不同的风格。沃里宁自己没能获得终身教席，正是因为他的教条主义疏远了其他老师。但无论数据如何，50到70年代的主流氛围是难以否认的：无论是事实还是幻想，作曲界弥漫着一种感觉，即序列主义者以某种方式实行过恐怖统治，可以说所有的年轻作曲家和许多成名的作曲家都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地被序列主义暴政紧紧握住。不想写序列音乐的作曲家觉得受到威胁，事业遭到挫败——无论是在学界、评奖还是演出；这方面的证词是压倒性的。结果是，几乎每一个在5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成熟的作曲家都觉得不得不至少试一试序列主义，无论有怎样的倾向和偏好。一些创作与序列主义相去甚远的风格的作曲家，如拉·蒙特·扬、菲利普·格拉斯，甚至弗兰克·扎帕，早期都有过创作序列音乐的阶段。

如果序列主义者相对而言只是很少的少数，那他们的影响为什么这么普遍？如果他们的控制只是一个传说，那它的结果为什么耸人听闻？大多数序列主义者没有直接施压或滥用权力，但他们也不是某个反动阴谋的无辜牺牲品。他们热忱地信仰序列主义，视其为一份事业，其程度之强烈，使他们——正如前文所述——对其他类型的音乐不是抱有敌意，就是看不上眼。而无调性主义者尽管从未完全接管学界，但他们热忱地把自己的理念看作唯一的真理。其结果就是对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人都有所怀疑。他们以狂热的作风污染了整池水。如此，尽管许多其他作曲家写着事实上更接近大众喜好的音乐，但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抱有强烈的自我怀疑，而无调性主义者也以其鲜明的姿态让大众心生疑虑。

序列主义者觉得历史是在他们那边的。他们扮演成革命者，急不可耐地要实施新的秩序。历史确实在他们那边，尽管不是以大多数序列主义者所理解的方式：他们比任何其他流派的作曲家都更充分地意识到美国文化正在经历的变化，知道如何利用战后世界里的新的动态。

巴比特的论点——科学和音乐创作应有共生关系——把无调性作曲家（无论是不是序列主义者）放在了占据修辞高点的位置，而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的展开，既是在音乐厅里，也是在修辞领域。在修辞术有着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序列主义者控制着修辞术的舞台（反派中只有约翰·凯奇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展开了全面攻势，说的话直接、犀利，毫不含糊。他们强调序列主义是未来的潮流，没跳上车的人将被遗弃在后面，毫无希望。年轻作曲家被捆住了手脚：要么屈从，要么就老掉牙。皮埃尔·布列兹写道：“每一个没有感受到——我们说的不是懂得，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序列主义语言之必要性的作曲家，都百无一用。���查尔斯·沃里宁对调性作曲家不屑一顾，说他们“落后”：“调性体系虽然只剩下萎缩、残余的形式，它今天在流行和商业音乐中、甚至偶尔在落后的严肃作曲家的作品中仍有应用。主流的严肃作曲家已不再用它了，它已被十二音体系取代、更替。”

要么写公众想要的音乐，要么写自证其价值的音乐；要么写未来的音乐，要么写过去的音乐。传统主义者完全无法抵抗这种二元辩证法，只能继续创作、争取上演。但对延续传统风格的年轻作曲家而言——这样的作曲家有很多——这些反制举动也是不够的。因为，问题在于观众。

音乐在公众中的位置在不小的程度上为无调性作曲家推波助澜，因为公众大多不知该如何看待音乐。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在50、60年代的古典音乐界，在那个“好的音乐就是对你有好处的音乐”的理念仍然是主流的时代，公众很容易接受鼓吹。而无调性主义者则很擅长为自己张目。他们言之凿凿、他们具有科学化倾向的论证能让音乐上最老到的作曲家都产生怀疑，也难怪对总体而言并不老到的观众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因此，公众看待序列主义，也许最好的情况只能是心怀愠怒而默不作声，最坏就是公然表达敌意，但他们并没有跑过去支持调性作曲家。因为，除了极少的情况，传统风格作曲家的作品也没在赢得观众。少数几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作曲家，如亚伦·科普兰、萨缪尔·巴伯和莱纳德·伯恩斯坦，当然比序列主义者更讨观众喜欢，但年轻一代总体上则没有。甚至科普兰最终也感受到了序列主义者鸣响的警笛。调性主义者并不拥有猫王或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那样压倒一切的武器；他们无法完整地动员起公众，让当权派不得不注意他们。他们也没有一边觉得羞耻一边又有大笔进账。对大部分公众而言，新音乐就是新音乐，而这种态度正中序列主义者的下怀。

起初似乎有两种选择：要么采用序列主义，要么回到过去的浪漫主义。但甚至直到50年代末，浪漫主义仍然近得让年轻作曲家觉得不舒服。30年代的战壕清除了20年代的实验主义；30年代诸如罗伊·哈里斯、大卫·戴蒙德和霍华德·汉森的新浪漫主义只有一代人的距离。30年代的新浪漫主义描绘神秘的西部和密林中的理想乡村，因此也有怀旧的气质。它显然不是热忱而清晰有力的更年轻一代所寻求的新音乐潮流。

但随着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和罗杰·塞兴斯（Roger Sessions）发展出自由无调性，序列主义不再被死板地应用，其他选择就逐渐出现了。这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它在智性上是严格的，也没有浪漫主义的味道。它能容纳更个人、更富表情的音乐语言。然而，不仅对公众而言，对许多倾向于调性的作曲家而言，这种选择和序列主义没什么区别，就像佐治亚州梅肯郡的那位女士提醒威廉·舒曼的。

  【Elliott Carter (1908-2012): Double Concerto for Piano, Harpsichord and Two Chamber Orchestras (1961) – I. Introduction】

【Roger Sessions (1896-1985): String Quintet (1957) – II. Adagio ed espressivo】

  战后一代对新事物的知觉格外敏锐；对他们来说，这种知觉也格外重要。欧洲正从此前十年的创伤中恢复，很多旧的事物已经在字面意义上被炸飞了。德国人绝大多数筋疲力尽，处在集体休克之中。他们周围遍布着过去几百年文化的碎片。法国人探究着自己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思考着它的哲学意义。在美国，乐观主义似乎无边无际。这个国家赢得了战争，把大萧条抛在了脑后，并至少短暂地垄断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原子弹。俄国人的核弹在1949年成功爆炸，给那种乐观主义吹了一阵冷风，但核屠杀的威胁尽管存在，却仍然只不过是在经济扩张的天空中悬着一片阴云。无论驱动力是来自对无限潜能的陶醉，还是因为被阴魂不散的过去所纠缠，重点始终在新事物上；在这个时代，科学独有此前无法想象的、解决全世界的问题的方式。医学的突破有望把疾病控制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造了原子弹的力量也承诺了无限的核能：有专家预言说，它产生的能量能变得如此普遍，让人免费使用。还有新媒体——磁带录音机，密纹唱片，以及更重要的电视机——确保了丰裕的艺术和娱乐。

因此，当序列主义者、无调性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把更传统的作曲家无情地描述为守旧避新的明日黄花时，他们确实找到了痛点。传统派人士就算仍然占据高位、手握资源，但时代自身和正在冒头的先锋派合谋给作曲传统布上了怀疑和不确定性的阴云。然后，当序列主义者把自己包裹在科学这个时代终极权威的外衣里时，“政变”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而，序列主义者的思想和二战后的美国特别有共鸣，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原因。这就是，序列主义者其实并非逆潮流而行；讽刺的是，他们和当时文化界普遍的大氛围是一致的。在最终的层面，他们和实验派，甚至和简约主义者有着相似的态度，但和传统派是截然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发展的三大不同方向——序列主义、偶然主义实验、简约主义——是由同一种美学驱动的，并且，三者一起把传统的调性作曲家放在了局促且令人怀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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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verne]

本文原载于 theVerge，作者 Sarah Jeong，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 翻译。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投和商业。

译者按：Waymo 和 Uber 的知识产权纠纷还在发酵，引发行业持续关注。但或许少有人知的是，审理该案的法官本人也是一位「技术宅」，写了几十年的程序，其对技术细节的熟悉程度甚至让很多科技公司的律师汗颜。在法律与科技越发紧密结合的今天，这位「极客法官」的经历不仅极富趣味，更是对两个行业从业者的一种鞭策：闭门专攻一门学科已经不够，唯有两者兼修，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上立足。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加州北区的 William H. Alsup 法官主持的一次庭审中，甲骨文和 Google 的律师围绕着九行代码争论不休。甲骨文诉 Google 案（Oracle v. Google），一场关于 Google 是否抄袭了甲骨文的代码来开发 Android 系统的争议，正要结束第一次陪审团审理。

争议焦点集中在一个名为 rangeCheck 的函数上。在甲骨文测试的共计 1500 万行代码中，只有这一部分是「逐字逐句」抄袭的，每个字符都分毫不差。越是尽可能鼓吹 rangeCheck 的重要性，对甲骨文就越有利。甲骨文的律师 David Boies 于是开始主张 Google 抄袭了 rangeCheck，目的是更快将 Android 推向市场。但 Alsup 法官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

「判这个案子之前，我对 Java 一无所知，」这位法官说。「但是，我自己用很多其他语言编过程序，现在也还在编程。我写过一百多段 rangeCheck 这样的代码。这我都能做到。你也能。这太容易了。」

（甲骨文的律师试图继续发言，但只是让法官变得越来越不满）

这段不经意的评论像雪球一样，影响力越滚越大，以至失控。这让 Alsup 大为懊恼。它先是在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间被反复引述，然后又传到了科技媒体那里。每经过一次转述，Alsup 的技能就增长一分，直到最后他变成了「会 Java 的法官」——程序员 Alsup、黑袍加身的技术宅英雄、十倍速法官、「法庭和 Java 双料大师」。

Alsup 法官想让人们知道的是，他不懂 Java。

至少，他懂得不多。不过他确实会写代码。实际上，他已经用 BASIC 自娱自乐地写了几十年代码，包括一个写出来送给妻子的玩桥牌的程序，和一个自动给出桌游《珠机妙算》（Mastermind）解法的程序。

最花心思的，要数一个带图形界面的复杂多功能程序，用来方便他广泛爱好中的另一项——火腿电台（译注：指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进行信息交换、技术实验、自我训练、个人娱乐、运动竞赛以及应急通信的一项使用无线电频率频谱的无线电业务）。

他的兴趣对法官工作大有帮助。是这份兴趣，使他形成了对面前这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看法。科技公司的财富增减，全凭他的判决。甲骨文诉 Google 案对大公司和类似的小开发商将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更遑论其九亿美元的争议标的。在正在审理的 Waymo 诉 Uber 案中，Alphabet 公司也是请求判决 Uber 赔偿数十亿美元，总额尚未确定。这笔钱的��属攸关 Uber 在新兴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存亡。

巧得很，这些要案都归到了可能是全美唯一能理解它们技术细节的法官——一位会写代码的法官的案头。Alsup 长年的兴趣给解决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核心问题带来了启发，而他在业余时间捣鼓摄影、镜头、光线学问的经历也为他审理 Waymo 诉 Uber 案提供了信息——该案涉及到一种名为 LIDAR 的基于激光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导航的技术。

科技行业长期以来都对法律无法理解自己感到沮丧，而大多数司法系统正因如此难以跟上高速发展的步伐。那种认为法律永远不能「追上」科技的观念，一部分来自技术优越论（tech exceptionalism），即一种自由倾向的精英主义，嘲讽一切采用法律或规制形式介入技术发展的行为，将其比作纺织工人对织布机的抵制（Luddism）。但这种观念也来自对法律现状真实存在的不满。专利局被看作橡皮图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技术颁发专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似乎对编程的基本流程都感到困惑；还有律师让技术盲组成陪审团，他们做出了侵犯网上购物车专利的巨额赔偿判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Alsup 是一个异类——在「法律无法理解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这一广为流传的经验面前，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例外。但 Alsup 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当了一辈子的极客。

Alsup 在旧金山的律师中因为总是赶早而「臭名昭著」（而且还强迫出庭律师一起赶早）。早上九点，联邦法院大多数法官的房间还是一片漆黑、大门紧闭。但当我走到 Alsup 的房间时，发现大门敞开，忙碌的景象说明里边的人已经忙活几个钟头了。

Alsup 一头白发，戴矩形边框眼镜，操着一口温和的南方口音。虽然身型与常人无异，但他那强烈的存在感却给人居高临下的印象。

Alsup 的房间体现出很多法律从业者的传统审美：整架整架的皮面书、深色木墙板、一张大得吓人的桌子上挂着亚伯拉罕 · 林肯的小幅黑白像。另一头是一张沙发，上面扔了几个给狗玩的玩具。他经常带着上班的那只杰克罗素梗今天没在办公室。

法官请我在沙发上坐下，给我展示了他存在一台法院发的 2011 年款戴尔笔记本上的程序。他的台式机运行不了这些程序，他颇为恼火地告诉我，所以得留着这台戴尔。「这是最后一台支持 QuickBASIC 的机器，非常遗憾，我只懂这种语言。」

这位法官对硬件并不感冒。法院给他发什么电脑和手机，他就用什么。他用的是法院发的 iPhone，但他说，如果加州北区法院给他发一台 Android 手机，那他就会用 Android。

我问他能不能把他的代码发在 GitHub 上，结果他问我什么是 GitHub。作为替代，他递给了我打印版的程序代码，整整三叠纸，边角处装订整齐。他道歉说，最上面那叠有一些依赖程序没空打印出来。在成为审理硅谷案件的法官之前，Alsup 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业余爱好者；他是个极客，不过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极客。

Alsup 于 1945 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父母都是德州乡下人——母亲是护士，父亲是土木工程师，从罗斯福时代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开始参加工作。

孩童时起，Alsup 就体现出他日后标志性的无拘无束的好奇心和技术天赋。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如今的奥本大学教授 Hubert Feild 一起度过的。两人从六岁起就成了朋友，一起堆过沙垒，埋过时间胶囊，放过用洗衣袋做的热气球，用晾衣夹发射过点燃的火柴（Alsup 的发明），还「用土块打过仗」（Feild 说，「不推荐这么玩」）。

「Bill 是个超级聪明的小孩，」Feild 说。Alsup 自从学了钢琴，因为不满意钢琴的声音，便把图钉摁进敲击琴弦的弦槌里。这番改动让琴声听起来好像是从消失已久的牛仔酒馆里传出来的。「我还留着 Bill 在他的『全新改进』版钢琴上弹经典歌曲（比如雷 · 查尔斯的作品）的录音，」Feild 说。

但最激发这两个男孩想象力的玩意儿还要数火腿电台。两人整小时地收听短波广播，还把一台天顶电子「跨洋」收音机（Zenith Transoceanic）的频段接到一个七寸的远距离接收天线上。他们调到遥远的电台，像莫斯科电台、基多电台、哈瓦那电台，但最多的时间还是花在收听业余操作员，也就是所谓「火腿」们的对话上。

「当我们听到来自美国各州和外国的『火腿』们的对话时，那感觉就像是在密西西比的边界外发现了『新世界』，」Feild 说。他曾亲耳听到高中就领到业余操作员执照的 Alsup 在自家卧室里和遥远的爱好者交流，有时用的还是摩斯电码。

（这是大约 1963 年，年轻的 Alsup 在火腿电台前）

「Bill 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是，」Feild 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每周六早上都用火腿电台和 Bill 聊天。」

高中毕业后，Alsup 进入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学习工程专业，立志像父亲一样成为土木工程师。但那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正如日中天：他入校第一年就爆发了华盛顿大游行；大二那年，1964 人权法案又获得通过。

随着 Alsup 对更广泛的法律问题产生兴趣，他的目标明确起来。「我想成为另一个阿提克斯 · 芬奇（译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父亲），」Alsup 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随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的书记员。

他曾在密西西比州开业从事民权工作，但发现难以维持生计。最终，他和妻子在 1973 年迁到旧金山，多年间从事私人法律业务，同时在司法部工作。1999 年，他被比尔 · 克林顿总统任命为联邦法院法官。

Alsup 在加州北区律师圈中有着令人生畏的名声。他赶早的习惯是律师们的噩梦，要他们最早七点就开始提出动议；有时候，如果看到人都到齐，开庭时间可能更早。诉讼律师的时间被精确到分钟；他说什么时间，陪审团就得在那个点准时出去。

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第二次开庭中，他拒绝律师在下午一点以后继续对施密特（Eric Schmidt）提问，即便这意味着这位 Alphabet 董事长第二天又得回到法庭。市值 5700 亿美元的大公司的生意要给陪审员让路，因为他们得去幼儿园接孩子，把晚饭端上桌，或者赶一趟回家的远途列车。「我知道证人很忙，」Alsup 说，「但陪审员们的时间现在更重要。」

他把自己法庭的温度维持得比法院别处冷得多；据传他把空调开大是为了让陪审员保持清醒。如果旁听席里有人咳嗽，Alsup 就会停下审理，找出是谁在咳嗽。人找出来以后，法官就掏出一颗止咳糖——这是他摆在椅子边为这种场合准备的，然后这颗让人难堪的止咳糖就从律师那一排一直传到旁听席上。如果那人还接着咳嗽，他就得离开法庭，越快、越安静，越好。

在陪审员关在合议室里听不见的时候，他对律师会很尖刻。但陪审员眼中的法官是一位爷爷般关切备至的南方绅士，他会花时间单独问候陪审员，感谢他们投入时间。

一次，甲骨文诉 Google 案中的一位陪审员在庭审中被蜜蜂蛰了，Alsup 就问她还能不能跟上庭审。听到她哼哼���唧，法官说，「那我换种问法。你还能不能像被蜜蜂蛰之前那样清楚地理解现在的进程？」

「能，」她赶紧回答。

美国法律制度赋予律师很大程度上选择陪审员的权力。正因如此，即使是一桩发生在加州旧金山，这座科技之都的软件版权案件，陪审团里竟没有一个人有计算机行业从业经验。然而，律师决定不了自己会碰上什么法官。在科技业主导的加州北区，诉讼律师们已经明白，在 Alsup 法官面前，他们可占不到便宜。

（Alsup 法官 2012 年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意见中的代码样例）

甲骨文诉 Google 案是有关 Android 平台的一桩涉及面宽、影响力广的诉讼；对于本案，几十亿美元的标的只是诉讼可能带来的后果中最不重要的一个。

70 位著名程序员并不是无缘无故联名以「法庭之友」（译注：amicus curiae，指特殊案件中为法院提供中立建议之人）身份向联邦巡回法庭，后来又向最高法院提交《计算机科学概要》的。他们都是在担心甲骨文诉 Google 案对他们的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甲骨文在 2010 年就以多项专利权和版权主张起诉了 Google ，这些诉讼 2012 年在 Alsup 法官的审理下全部落败。但甲骨文上诉了，联邦巡回法庭改判其胜诉。当 Google 试图再次上诉时，最高法院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并将其发回地区法院，由 Alsup 法官重审。

本案是于 2016 年重新开庭审理的。和上一次一样，陪审团判决 Google 胜诉，而上诉案也又一次有待联邦巡回法庭作出判决。在七年的官司之后，本案此时已经归结为一个问题： Google 使用 37 行 Java API 的行为是否侵犯甲骨文的版权？

软件版权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争议的对象是音乐、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甚至是印度瑜伽，判断是否抄袭都很容易。相反，软件版权却到很晚才以「文字作品」的形式被硬塞进原 1976 年《版权法》的 102(a) 节。

版权本意只保护独创性作品，其用途和功能则在所不问。因此，任何事物的功能性部分——人体模型、会计账簿、电脑程序菜单——都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代码到底是有用的工具，还是一种独创性表达呢？从代码「表达含义」的层面看，它确实如艺术作品一样可以主张版权保护。想想那些嘴边挂着「优雅的代码」「差劲的代码」的程序员就能明白。但当代码被执行起来，用于操作机器人手臂拾起并拧紧螺丝时，似乎又完全是功能性的，这种东西因此也就不能以版权处理。

你没法给一个小便器申请版权，但小便器的塑像或许就可以申请。而代码，正如杜尚的著名作品一样，身兼两种属性。

「你会发现法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几十年，」康奈尔技术学院法学教授 James Grimmelmann 说，他曾经在微软当过程序员。「事实证明，要把软件切分成功能性或非功能性的部分是很难的，」他说，「这需要对软件内部的功能和含义有非常细致的理解。」

甲骨文诉 Google 案涉及的是软件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程序编程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API 是一组定义完整的交互，一种快速访问服务、库和其他功能的捷径。API 一直被比作包含了单词及其定义的词典，但 Public Knowledge（译注：华盛顿一家致力于知识产权、开放互联网等问题的非盈利公益组织）的一位高级律师 John Bergmayer 说，它们更类似于代词或习语。要说出语法正确的英语，你没必要懂得习语；但正如许多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所知，如果不懂习语，交流就会太花时间。

习语有时是一种俏皮的表达方式；但在特定的一群人中，习语用得越多，就越是完全成为一种简略的说话方式，用于省去详述所需的更多时间。类似地，API 也经常是常用或繁杂代码的凝练。

这正是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核心问题。《版权法》的 102(b) 段将「一切操作的概念、过程、程序、机制和方法」排除于版权保护之外。API 是操作的过程、机制或方法吗？或者，它是版权所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吗？

Google 最初创造 Android 时，决定让它兼容 Java 这门流行的编程语言。用上了 Java， Android 就能利用现有的开发者社区，甚至可能利用他们现成的代码。任何人都可以用 Java 写程序，但 Java 语言的开发者 Sun 微系统公司牢牢把控着 Java 标准版（Java Standard Edition）和移动版（Java Mobile Edition），它们分别用来将 Java 代码部署在桌面电脑和手机上。

在与 Java 的授权谈判破裂后， Google 的一群工程师另起炉灶实现了 Java SE——这意味着一个拿不到源代码的团队以逆向工程的方式获取了代码。甲骨文在 2010 年收购了 Sun，几个月后，就以 Android 侵权为由起诉了 Google 。

Google 对 Java API 的重新实现几乎完全是从头来过的。但它与 Java SE 的 API 在声明代码——用来指明代码其余组成部分名称的代码——上是相同的。不仅如此，Google 实现方案的结构、排序和组织也与 Java SE 很类似。

这就要说到那著名的九行代码 rangeCheck 了。这段代码是被 Joshua Bloch 写进 Android 的；令人生疑的是，他之前在 Sun 微系统公司工作过，并且写出了 Java API 的很多部分。（Alsup 法官后来裁判称这只是个不幸的巧合。Bloch 在离开 Sun 加入 Google 后又继续为 Java 的开源实现 OpenJDK 贡献过代码，他的代码同时出现在 Android 和 Java SE 中是无意之举。）

为了和 Java 兼容，对特定 API 的特定调用必须在外观上相同。例如，在一组数中找出最大值的方法被命名为一目了然的 java.lang.Math.max。甲骨文主张 Google 本可以把名字换成 java.lang.Arith.larger。

Google 则主张，Java API 就好比是 QWERTY 的键盘布局，键盘确实可以换一种布局方式，但制造商必须生产 QWERTY 布局的键盘，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

编程语言是建立在其他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其 API 看起来也很类似。Java 的正则表达式 API 是对 Perl 5 语言的重新实现，其字符串格式 API 则是对 C 语言的重新实现。

这正是程序员们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感到气愤的原因之一：阻止 Google 做一件别人都在做的事，是毫无道理的。

软件开发者的共识是，甲骨文错了，API 的本意就是拿来用的，阻止它们用途的行为违背了其本意。

的确，连甲骨文也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2015 年，甲骨文的一名公司证人在证词中说 Java API 和免费使用的 Java 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顿午饭过后，他汗流浃背地收回了这段话。

2012 年，当甲骨文诉 Google 第一次开庭时，陪审团支持了 Google 的所有专利权主张，但版权问题则被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甲骨文所主张的 API 部分能否被授予版权？如果能，Google 的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前一个问题取决于 Alsup 法官，后一个问题则由陪审团判断。

对于 Google 使用 Java API 的行为是不是合理使用，陪审团犹豫不决。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 Alsup 法官判定甲骨文对其宣称的代码及其实现方法的结构、排序和组织并无版权。Google 没有侵权，因为它无权可侵。理由是，Alsup 法官总结道，API 实现代码的结构、排序和组织在本质上是功能性而不是独创性的。

在这样一个证人和律师费力解释 API，将其比作文件柜、电插座等一系列事物的案件中，Alsup 法官意见之细致和专业独树一帜。这份意见整页整页地描述了代码的运作方式，从源代码和目标代码的区别说起，再说到类、声明、头部、子程序、方法、接口、数据包，甚至还包括了代码实例。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 Alsup 这样长年编程经验的法官能给出这样一份意见。显然，在对 rangeCheck 这著名的九段代码做出判决的过程中，Alsup 的背景帮了他的忙。

「这种东西我用 QuickBASIC 写过好多遍了，」离那次庭审五年后，他说。（Alsup 法官用的是微软的 QuickBASIC，这是用于写 BASIC 语言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和编译器。）「如果你要我用 QuickBASIC 解决这个问题，我保证可以一个小时后带着一个能用的 QuickBASIC 模型来见你。」

交流过程中，Alsup 法官谈起甲骨文诉 Google 案很谨慎，因为联邦巡回法庭尚未作出第二次上诉的判决。但他似乎仍对甲骨文把抄袭 rangeCheck 代码称作「重大问题」感到恼火。他作为程序员的那一面或许多少对 rangeCheck 作者遇上的麻烦有些同情。Alsup 对此事感到十分困扰，以至于在法官意见中花了整整一节来阐述。「甲骨文过度强调了这段同时在 Android 和 Java 中出现的代码。该情形完全事出无心，却被甲骨文夸大了，故本庭将在下文阐述认定的事实，以便上诉庭参考。」（这九行代码再也没有在本案中被提起。）

如 Grimmelmann 所说，Alsup 在 2013 年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意见，是司法机关有关软件版权问题「最详尽、最困难、最细致入微的一次参与」。他在自己的知产课堂上讲解甲骨文诉 Google 案。「这是对 Java 运行方式、源代码中不同部分的框架阐述。这已经不仅仅是就案判案了。这是一篇有教学意义的文章。」

多亏 Alsup 的意见之细致，他对 Java 和软件开发的理解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在了判例法中，将被传给年轻的未来法律人。这或许是这位程序员法官所做标志性判决最深远的印记——因为判决本身已经被彻底推翻了。

Alsup 在 2013 年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判决几乎立刻被上诉。2014 年，联邦巡回上诉法庭作出了令人震惊的相反判决，该判决引发恼火的版权法学者写出了连篇累牍的法律评论文章。上诉法庭在判决中写道，甲骨文「对 Google 抄袭的 7000 行代码有无限多种选择和排列方式。」甲骨文不一定要把那个函数称作 java.lang.Math.max。它的名字「想有多少就能有多少」，比如 Math.maximum 或者 Arith.larger。

这说法听起来像是对代码一无所知。（在意见的另一部分中，法庭称，「 Google 完全可以开发自己的 API 包，然后『游说』程序员接纳它们。」）

Google 将联邦巡回法庭的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本案。案件被发回到最初审理的地方：由旧金山的 Alsup 法官再次进行陪审团审理。2016 年 5 月 26 日，陪审团判决 Google 构成合理使用。

Google 或许胜诉了，但案件不但仍然悬而未决——甲骨文再次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其长期现实影响也尚不可知。何时可以、何时又不可以照搬声明代码，或是 API 的结构、序列、组织？陪审团的合理使用判决并未给出任何指导方针。

无论 Alsup 基于自己长年的 BASIC 编程经验，写出了多么有洞见、清晰的意见，它们都被上诉法庭彻底推翻、消失不见了。

（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Alsup 毫不羞于谈论自己的编程技能：「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个好程序员，你看我写的程序就知道了——因为我全都是自学的——这些 QuickBASIC 程序里有些很巧思的编程手法。」他补充说，「只可惜不是 Java。」

这位法官从 1985 年得到第一台电脑起就开始编程：那是一台旧型 IBM，后来被打发到他在优胜美地的牧场里的牛棚，一个黑乎乎、灰蒙蒙的角落里。这机器用的是 5.25 英寸软盘，没有硬盘。你可以买到带一个软驱的版本，也可以买到有两个软驱的版本。他和妻子买了豪华双驱动器版。

这台电脑随附了两本书，一本讲的是 DOS 操作系统，另一本讲的是 BASIC 语言。「有一次，我看到了那本 BASIC 书，决定学习一下。」他完全靠这本书自学，在他的回忆中，这本书「相当开门见山」。

他最开始写的程序是演示性的，用来做简单的算术。接着，他越写越复杂：一个可以算 21 点，一个用来玩七张牌扑克。这些程序都存在一张 5.25 寸软盘上，但 1988 年被他两岁的儿子用订书机弄坏了。

「他可自豪了，」Alsup 伤感地说。

（Alsup 的短波电台传送预测程序。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在写过的所有程序中，他最自豪的是一个短波传送预测器。他有理由为此自豪：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软件，有多个依赖程序和复古的图形界面，显示着一幅根据你选择的起始位置显示的等距方位投影地图，辅之以展示太阳移动轨迹的彩色线条，以及 Alsup 从地图册上人工采编的详尽数据库。（他对自己在业余时间输入这些数据所花的大量时间十分自豪，这横跨他被美国总统任命为终身法官前后。）

通过计算给定两点的方位，这个程序能预测将他的火腿电台信号对准世界各地传送的最佳时刻，甚至能为他从全球选择的几个关键位置生成数据表格。

即使在他刚开始编程的 1995 年，市场上已经发售了类似的程序。但他说，「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从中获得乐趣。」

他用自己的程序校准 Yaesu Mk V Field 收音机，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聊天，包括他的朋友「小」Feild，以及结交的远在日本和新西兰的操作员朋友。他至今还每个月花两小时操作电台，大多数都是在 Sierra 山脚下。他的呼号是 N6XMW，或者按他的说法，「November Six X-Ray Mike Whiskey」。

法官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向我解释这个程序，讲到了每一种可能改变短波传送的不同输入，以及背后的原理。随着他耐心解释起太阳波动、K 指标、电离层，这次采访变成了一次即兴物理讲座。

预测电台传送除了要考虑日期和时间，还要考虑大量持续波动、根据你的位置和目的地而变的变量。

当他输入这些变量后，敲击回车，电脑就开始了运算。「看，」他说。「它在思考呢。」

的确，电脑屏幕现在几乎一片空白，上面只有几个字，「正在思考……」

在这段长长的演示中，程序的确出过一次故障：一个依赖程序出错了，不知为何不让我在位置中输入纽约。「差劲，」他对自己嘟囔着。「好吧…… 是我弄糟了，」他对我承认。我们决定试试另外的位置，结果程序此后运行得都很流畅。

几十年间，Alsup 几乎是完全独自在编程，用书本自学、人工采编数据库。这与当代软件开发者的典型做法截然不同，后者的工作流程和习惯往往涉及一个更大的社区。Alsup 不用 Google 搜答案，不逛 StackExchange，也不用现成的库。他的每行代码都是从头写起的。

实际上，Alsup 和当代开发者的文化和社区最近的一次接触，似乎就是因甲骨文诉 Google 案引发的。

在第二次审理的一段著名对话中，前 Sun 公司 CEO Jonathan Schwartz 试图向陪审团解释免费软件和开源软件。他先讲了 GNU，一个整合在 Linux 中的项目，可以粗略描述为一个操作系统加上相关的软件套件。

「GNU 指的是什么？」Alsup 打断他的话问道。

「GNU is Not Unix，」Schwartz 说。

「G 指的是 GNU？」

Schwartz 说是的。

「这根本说不通，」法官说。法庭中响起一些笑声。但这远比不上事后 Twitter 上的骚动——全世界成百上千的技术宅都忍俊不禁。（我后来甚至看到一幅描绘这番对话的网络漫画。）

GNU 是一个递归式缩写，意思是它自己在全称中提到自己，无限循环——这在电脑程序中是常见的做法。程序中有大把的递归缩写，包括 PHP（PHP: Hypertext Processor）、cURL（cURL URL Request Library），以及民间戏传的 Bing 搜索引擎（Bing Is Not Google）。这都是些不怀好意的笑话，是一种封闭文化戏弄外行的标志，它根本没想过得跟法庭解释自己的含义。

而即便 Alsup 写了这么多年程序，他也直到那时才知道 GNU 指的是什么。我问起这件事时，他显得有些懊恼。显然，他的一个工程师朋友（他的远足野营伙伴之一）拿他对 GNU 的评论寻开心了。「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定义是递归的，」Alsup 说。「当别人解释给我听的时候，我想的是，『好吧，挺可爱的。』」

电脑编程���年来的变动让 Alsup 不那么容易坚持自己的爱好了。几年前，他试图学习 Python，但最终搁置一边，因为他「太忙了」，或许是因为身为联邦法官的日常工作。微软后来不再在 Windows 中同捆 QuickBASIC，这让 Alsup 没法在新电脑上跑自己写的程序。

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诗意：一位法官审理着有关兼容性的要案，现在自己成为了兼容性问题的受害者。

（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十二月，Alsup 将审理 Waymo 诉 Uber 案，该案涉及数十亿美元，Uber 被诉盗窃 Alphabet 子公司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知识产权。与甲骨文诉 Google 案不同，Waymo 案并不触及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原则，但其结果将永远改变这个行业的面貌。

在我们的对话中，Alsup 非常小心地回避了还在进行中的 Waymo 案。但他对围绕着这个案子的科学原理兴趣浓厚。这一回，跟 Waymo 诉 Uber 案最相关的大概是他对摄影和光学的兴趣。三月份，Alsup 要求原被告各列举关于 LIDAR 这一本案争议的自动驾驶车激光检测系统的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这样他就可以找来看。但他也在一则法庭命令中严厉告诫双方不要看轻他。

请注意本庭已经熟知有关透镜的基本光线和光学原理，如焦距，焦点（即物体在透镜后光屏上聚焦的位置）与物距呈非线性函数关系，以及镜片在聚焦和投影上的用途。

  因此，最有用的材料应是关于在自动驾驶汽车上适用 LIDAR 的论文，包括在透镜后如何放置发光二极管以获取最佳整体效果，以及如何用单镜头同时向外投射光线并将传入的反射光线聚焦。（当然，也包括本案的专利。）

Alsup 还要求双方律师就 LIDAR 进行讲解。他在很多案件中都如此要求。他很享受这些讲解，他告诉我，而且听得很认真。然而，他还是怀疑在很多案件中，他对技术的理解比律师还要深入。

他记得有很多次怀疑律师试图压制他，结果都栽在他的工程师背景和毒舌上。跟所有极客一样，他对任何有混淆技术之虞的行为都心怀不满。

在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涉及 FastTrak（湾区一种过桥收费自动追踪设备）专利的案子中，双方就如何解释该专利的技术方面达成了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 Alsup 法官没有盲目认同这番约定，而是自己钻研了专利，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约定毫无意义。

「我知道那个技术是什么，也告诉了它们。然后我写了一道命令，说明我拒绝接受这个约定，以及真正含义应该是什么。他们后来都认同了我的观点。」

没过多久，双方和解结案。

「我猜他们会觉得法官疯了。」

在 Waymo 案中，Alsup 对律师的不留情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或许是源于他对 Alphabet 和 Uber 烧了数百万美元雇佣业内最好的律师的行为极不赞同。过去，他从不掩饰对公司在法庭上烧钱行为的厌恶。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一场预审中，他打断说，「你知道你们争论一个账单会耽误我处理多少社保请求吗？」

他还特别在 Waymo 案中动用媒体来审查两家公司在法庭上的行为，要求记者留意哪一方在陪审团决策过程中试图用技术障碍摆脱陪审员。与此同时，Alphabet 甚至 Lyft 都要求部分审理过程不向媒体开放，称这可能将值钱的交易机密公之于众。

此后，一群媒体（包括 The Verge 的母公司 Vox Media）介入本案，要求保持庭审开放。虽然案件的部分环节——确实涉及一定数量交易机密的部分——将维持保密，Alsup 仍坚持媒体有尽可能大的知情权。

一次庭审中，Uber 的律师要求闭门开庭，让审理情况对公众封闭。但庭审一开始，Alsup 法官就认定这是越权行为，是出于难堪而拿秘密当借口，而不是出于合法的理由。

「听着，别再跟我玩这套了，」他说。「这样你们双方都会上负面报道，我可阻止不了。公众有知情权，」随后就是 Alsup 招牌的转折，「实际上，这不是有全程笔录吗？我会把它公开。」

（2017 年 3 月 26 日 Waymo 诉 Uber 案笔录节选）

1999 年起，Alsup 就开始将他的案件分给两个书记员，他分别称作刑事部和知产部。放不进这两类的案件，工作就平均分配。

这些日子，他往往为知产部寻找一些有理工科（STEM）背景的书记员。这么做不是必要的，但能帮上忙。审理甲骨文诉 Google 案期间的知产部书记员 Bill Toth 没有理工科背景，但他告诉我，法官特地要求他在准备上岗时修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

当我向 Alsup 求证此事时，他微微一笑——他不记得「强迫」Toth 选修任何课程——但他承认有时会提前告诉书记员会碰上什么类型的案子，以及提前上什么课会派得上用场。

Bill Toth 现在在为联邦巡回法庭的 Sharon Prost 首席法官做书记员。当然，他不能再处理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工作；这会构成利益冲突。

但 Toth 属于新生代法律人的一份子，他们将逐渐代表法律职业中的更大比重。尽管 Toth 在法律之前主修宗教，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程序员。「我写些代码来自娱自乐，」Toth 告诉我。

「过去三四年我都参加了 Google Code Jam 竞赛（不是特别当真），写的是 Java。我记得除了一次都过了资质轮，而且每次参加肯定都学到很多。」除了 Alsup 让他上的计算机科学课，在给 Alsup 当书记员之前，他已经学了 HTML、Javascript、CSS、BASIC，以及「一点点」Python 和 Perl。Toth 不愿意说自己的编程技能是否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我很难想象这会没有用。

科技社群固执地相信，法律永远不会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显然，上级法院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判决无助于驱散这种观念。然而，Alsup 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观念的挑战：一位 72 岁的前工科生，几十年来一直独自兴高采烈地玩转 BASIC，摆弄电台和相机，将自己所知所学教给书记员和各路记者。

在甲骨文案意见中，Alsup 向联邦巡回法庭解释软件概念时的耐心和细致，一如向我解释电离层时那样。他的解释是如此精准、专业，巡回法庭因而不得不对软件开发投入更多关注。无论巡回法庭最终判决如何，Alsup 对软件理解的很大部分在上诉判例法中得以保留。

他的观点如今在法学院的知识产权课堂上被教授。随着科技领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资金，专攻于此的法律人不断涌现，以填补需求。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在培养过程中接触到 Alsup 的细致教导——大多数是通过书本，少数的幸运者还能亲耳聆教。

在我结束采访、离开法院的几个小时后，Alsup 发给我一封题为《找到 bug 了》的邮件，告诉我他找出了演示短波电台传送程序时的故障所在。「我之前不记得为什么把一行关键代码注释掉了。现在我让它重新生效就没问题了，」他写道。

我回想起在他办公室里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时我正把录音笔和笔记本收进包里，喊了他一声「极客法官」。结果，他看起来很困惑，问我，「那是件好事儿吗？」

听到我肯定地说是，他报之以咧嘴一笑。「在我那会儿，极客可不是什么你会想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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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发展历程(一)

（特别说明：下述内容基本都是国内媒体或者网站已经出现的内容综合编辑和分析论述，没有任何明显违规的内容） 1927-1949年，共产主义绞肉机开始飞速转动，将中国拖入第一阶段的自我毁灭过程。在这个时期，由于共产主义致力于全世界，因此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之前，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由苏联斯大林操控，用于输出共产主义到其它国家。中国支部在局部建立中国里的独立王国，也叫做苏维埃共和国，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进行组织行为，并且致力于保卫苏联。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开始直接介入操控中国支部。尤其在二战之后的中国内战中，斯大林直接决策共产党方面的主要战略方针、指挥主要战争、指使毛泽东进行宣传活动。这种直接指挥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中共军队成为斯大林战略决策的炮灰。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惨重，也只能硬撑，缓解斯大林在东欧的压力，支持斯大林在东欧巩固共产主义势力。当斯大林死掉后，早已经撑不住的中共急于撤军，答应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所有条件，并且放弃自己在朝鲜一切可能的利益。因此，在本文中，任何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共，只是对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指代，方便表达而已。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共是直接和完全受苏联指挥的群体，目的是建立苏联的附属国。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推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脱颖而出，登上世界共产主义的舞台。可以说，在共产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列宁排名第一，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排名第二，而斯大林的儿皇帝毛泽东排名第三。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最初的野心并不大，但是被共产主义大潮卷入之后，通过个人的持续学习，成为中共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走上了自己在最初也没想到的道路。在早期，毛泽东做过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写过文章响应联省自治，做过晏阳初湖南长沙教育项目的义务教育员。从共产党的角度，毛给共产党筹措大笔资金、并且因此成为一大的候补委员，在广州国民党政府里做宣传部长并反对北伐。从早期的经历可以看出，毛泽东勤于学习和思考、紧跟潮流、积极做事。而且，毛泽东一次次地参与各种活动，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社会文化环境宽松的话，毛泽东可能会在北大留下来、或者在湖南的地方教育项目上任职。如果国民党不北伐，毛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以及擅长的宣传鼓动 （市场营销）和融资能力(给共产党筹资)，在广东混个不错的职位，过上好日子。不过，既然孙中山组团的国民党是流民组织，无法在当地扎根，也就必须通过流民式的北伐获得生存空间。随着北伐的进程，大批的流民式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组织扩张开来，人性内在的罪也通过邪恶组织的方式，以失控的方式释放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发挥了两个主要特点：1、绝对服从苏联党中央的各种政策，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苏联的各种杀人决策；2、持续学习中国历史，总结国民党北伐胜利的经验，并且按照斯大林的具体指示，在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下，打垮国民政府，占领中国大陆。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主要事迹可以简化为：中央苏区、长征、陕北、从东北开始的内战。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并由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共同建立的。共产主义的主要工作是杀人，贯彻马克思的“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个标志性人物，构成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石。这些人中，彭湃、张国焘和留苏派（以“二十八个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等人给共产党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则一直对共产党起到重大的作用。从社会文化方面，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吹，另外南方孙中山联俄容共和北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都给共产主义创造了社会与文化土壤，为共产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从不利条件方面，随着张作霖搜查俄国使馆、以及国民党清党，导致共产党遭到惨重的损失，迫使共产党重新寻找出路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内不同的派系都在进行生存挣扎，并且形成自身的风格和定位。总的来说，杀人成为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杀人更快、更准、更狠的人最后活下来。需要说明的是，被屠杀的人包括三种，一种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决抵抗意愿和能力的人们，第二种是被被共产主义所吸引，支持共产党的人们，第三种是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或者炮灰的人们。按照杀人的风格，共产党主要分成两大派，第一大派是共产国际派，第二大派是本土派。 从身份上，对于共产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们，主要的特点是流民。共产国际派和本土派又可以总结为国际流民和本土流民。这些流民的主要特点是，以杀人为基本手段、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了鲜血。在本土派中，有两派因为不主张杀人、或者杀人不够狠，而很快被淘汰，成为炮灰。这两小派包括：1、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文人为代表，他们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也只是动笔杆子，他们不提倡或者不善于动枪杆子。后来，陈独秀被清除出党，瞿秋白被借刀杀人。2、共产党当地干部为主导的部分，主要针对土豪劣绅，希望实施相对温和的革命。这些本地干部在肃反AB团、社会民主党等运动中，被大规模屠杀。 在共产党发展具有影响力的派别，是敢于屠杀的派别。以杀人为主导的派系中，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第一大派为苏联派，或者叫做共产国际派。共产国际派是斯大林安插在中共内部，用于领导和控制中共的派系。在共产国际派中，又分为周恩来和留苏派两小派。第一小派是周恩来掌控的中共特科系统，也就是特务情报系统，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死亡，都牢牢掌控着中共的关键部门。周恩来的特科是训练有素的一小部分人，在小范围内针对关键敌对人物捕杀，需要的时候灭门式捕杀，并且对小范围内的其他人形成震撼心理。另一小派主要以留苏派为主，以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为代表。这些共产国际流民依赖苏联赋予的权力，在早期作为中国的最高指挥者，反复强调革命。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从革命队伍内部找敌人，也就是从军队内部肃反和打AB团，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这些人大屠杀直到反围剿失败，中国军队开始逃跑，也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将这些人的影响最终消除。与之相对应的第二派是本土派，其成分相对复杂。从对于共产党的影响上，彭湃和张国焘两个模式最具有特征，而毛泽东整合吸收了两个人的杀人模式。彭湃模式作为中国农民大王，发动本地的无地农民和地痞，针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大规模屠杀和残酷虐杀；不过由于彭湃的过度杀戮，导致自己和家人的惨死。毛泽东模式则吸取了彭湃的经验教训，更切合实际。张国焘则采取宣传鼓动和屠杀相结合的模式，让大多数民众认为张国焘杀的人都该杀。毛泽东后来同样学习张国焘的模式，消灭一个个对手。另外，毛泽东既对苏联的指示言听计从，又善于根据中国形势进行群众工作。毛泽东作为本土流民，对于个人的嫡系（支持自己的核心利益团体）极为照顾，对于个人的利益威胁者和潜在利益威胁者，往往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置对手于死地，而土改和其它群众运动主要是维护自己利益，打击利益对手的方式。经过1927-1949年的长期淘汰赛，最后毛泽东���周恩来胜出。毛泽东主要进行战略形势思考、外部宣传和群众运动；周恩来则进行内部组织操控和军队控制。在剩下的本土派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军队的军官，受党的指挥，作为上层的工具和炮灰。不论是被淘汰的留苏派和彭湃，还是最后生存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系统，都可以归结为杀人。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让自己生存下来，他们坚决杀掉敌人。不论明面上的敌人，还是朋友中的敌人，都绝不手软。 另外，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集大成。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过程，和苏联的成立相比，时间漫长、过程曲折，因此经验极为丰富。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民主革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因为长期的战争、饥饿而走上街头，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沙皇被迫退位。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暂时维持整个社会秩序。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在俄国工人的支持下，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列宁建立苏联的速度很快，没有废太多的时间，就把权力掌控到自己手里。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过程，则可以说经过了20多年。当国民党开始清共时，共产党也希望寄托于这样的武装暴动，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通过自己的武装攻占城市，并且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苏联的子共和国。 在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下，共产党进行了三大暴动：南昌暴动、湖南和湖北的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同时，瞿秋白筹划了相对更小规模的暴动，包括江苏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彭湃和一部分败军逃到广东，领导了海陆丰暴动，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已经与共产党脱离，因此这些暴动都遭到惨败。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下，暴动失败的军队逃窜到老少边穷的军阀“三不管”农村山区，建立起各地的苏维埃共和国，包括赣西和闽东的中央苏区（长征出发地）、陕甘宁苏区（长征结束地），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湘鄂赣苏区等等。经过一系列失败后，苏联才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形势。而且，由于中国与苏联环境的巨大不同，苏联的直接代表（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代表）无法照本宣科地革命，逐渐被本土的毛泽东所取代。毛泽东经过持续的斗争和整肃，终于坐稳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宝座。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德国纳粹的现代宣传技术还没有系统传入中国之外，其发展过程集中了所有的共产主义经验。 从理论的角度，凝聚力是传销金字塔的核心组织原则。在组织上，传销金字塔结构必须具有独一性，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维护这个独一性，两者结合就形成凝聚力。任何一个传销金字塔都必须保持凝聚力，否则金字塔会被割裂，并且随时可能倒塌。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分裂就是失去凝聚力的结果。从传销的机理上，共产党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主要做到两点：1、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构建，绝不能出现多头领导。当然，共产党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轮流坐庄。由于中国共产党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苏联党中央派驻的人员、当地军事机构、党组织机构、特科间谍机构等多个机构。所以，内部随时争夺权力，也随时可能出现分裂。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的时候，还涉及到军队指挥，同样涉及到共产党与社会的互动，因此必须快刀斩乱麻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一个中心，并且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构建。只有一个人把其他不服从自己的人完全消灭，才能够保障整个传销系统的生存。在内斗过程中，因为涉及的利益过于巨大，结果是速度极快你死我活，我将之称为共产主义绞肉机。 2、下层对上层绝对服从：上层对下层实施最严格的梯级管理，并且随时进行严厉控制，整个传销系统才能够进行下去。这种服从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上绝对服从，共产主义必须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如果组织成员在思想上不跟随上层路线，组织就要对成员思想改造；另一方面是组织行为上绝对服从，即使组织的决策再荒谬，下层也认为上层是英明决策，进而坚决执行。 在绞肉机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 1、上级对下级：如果下级不够服从、上级认为下级不够服从、或者下级服从、但是上级认为下级有可能出现不服从，上级就会直接而快速地对下级清洗；2、同级之间：共产党内也经常会出现同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斗争。当一方失败后，比如张国焘失败后，下层的人也要被清洗。当然，这里说的清洗是漂白的说法，确切地说是血洗，也就是经过系统地屠杀。即使经过血洗没有死掉，侥幸能够活下来的，也只能在组织里靠边站。 共产党是具有远大理想的高级传销组织，聚焦于杀人。前面论述过，我将传销分为低级的产品传销，中级的商业模式传销，高级的理想传销。在低级传销中，传销组织的人们还考虑卖产品，通过卖产品获得收入，也就是还在鼓励人们做事。到了高级的理想传销，已经不需要考虑做事，而是完全到了玩人（整人）的程度。在玩人（整人）中，还有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属于“玩人（整人）层次，以理想为主，以杀人为辅，包括孙中山的党国-军政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都试图通过少杀人或者不杀人的方式，实现奴役制度，获得自己的寄生虫利益；而高层次则属于杀人层次，对于组织内部的人员，则大开杀戒、随意杀人。比如，很多人加入国民党后，还可以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基本上来去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加入或者离开任何一个党，也都按照个人意愿。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当一个人决定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完全属于共产党，就要随时准备为共产党的利益牺牲自己。对于脱离共产党的人，就会被党认为是叛徒、内奸，在党需要的时候随时铲除。如果做产品的传销组织发现加入者思想或者行为上开始分裂组织，就会采取说服教育，或者将这个人开除出去；而共产党则直接肉体消灭，免除后患。所以，即使是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三湾改编，毛泽东制定了党指挥枪的关键原则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仅涉及到核心人员，而且是派系与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共产党通过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屠杀，逐步消灭不符合凝聚力的军官和部队，建立起具有绝对忠诚、绝对执行、绝对战斗力的组织系统。在内战中，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直接援助、授意和指挥下，打垮了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的国民党，最终占领中国大陆。 周恩来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基石。周恩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情报系统，就像人体中的神经系统，监控和操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1924年，26岁的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有分析认为，周恩来在加入共产党后于德国滞留2年，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著名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的训练。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周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其发展模式的组织严密、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速度之快、隐藏之深，超乎国民党的想象。周恩来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渗透在国民党之中，二是掌控军队中指挥官和政治系统。作为特务和政治机构的核心人物，周恩来一方面搜集情报，另一方面负责杀人。在蒋中正清共开始后，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情报员顾顺章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钱壮飞快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动手，撤出共党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并且决定对顾顺章家全家人灭口。周亲自带领人到顾家，将顾顺章的岳父母、妻子和孩子、小姨子和佣人等12个人全部用绳子勒死，只留下一个12岁的男孩而不会走路的女孩。另外，当时在顾家的其他人也都被灭口，被深挖埋在花园里。其中，一个黄埔学生斯励在顾家打麻将，他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蒋中正四一二清党后，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随时可能被处死，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和斯烈共同徇私（据说斯励也参与其中），放走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将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励灭口。根据国民党著名特���头子徐恩曾的回忆录，当时直接负责执行周恩来暗杀任务的王竹友交代：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在上海，中共这样的残暴案件案件发生多起，引发当时社会的广泛谴责。到后来，甚至共产国际都都发表文章，谴责这样的残暴行为，说“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残酷的报复手段”。 在苏区建立后，周恩来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统。特科控制中共系统的方式不仅在于控制民国政府控制区的中共地下党，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特科的特点是，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恩来采取多样的杀人的方式。在徐恩曾看来，向忠发的检举人拿了赏金后很快消失，以及检举向忠发对于中共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检举落网，是当时共产党借刀杀人的手段。另外，瞿秋白因为不完全顺从苏联而被撤职后，在条件很好的上海养病。本来，瞿秋白在租界的生活非常舒适，但是考虑到对瞿秋白的控制，命令瞿秋白到连吃盐都困难的中央苏区，让瞿秋白过着非常困难的生活。当苏区失败、军队逃跑（长征）时，军队带走了大量的物资，连沉重的印刷机都拆卸带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通知瞿秋白留下来，也就是拒绝带上瞿秋白。国军对留下来的人伏击，逮捕并且处死瞿秋白，也属于周恩来借刀杀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统在苏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和针对少数人的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秘密警察队伍从邓发到闽西苏区负责开始，到周恩来亲自到苏区，通过操控博古实际领导。利用各个苏区的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周恩来的秘密警察系统基于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党务系统，也就是毛确立了中共军队中，党代表控制军官的模式。随着肃反的开始和扩大，保卫局等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力急剧扩大，对党务系统控制，周恩来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对军队中高级领导人的生杀大权。尤其在中共长征后，除掉了势力极大的张国焘，秘密警察系统从延安开始形成对于军队的整体控制。而周恩来一方面通过保卫局实施肃反屠杀，另一方面在屠杀过头后出来对当事人批评，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残局。在中央苏区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中共开始向西北逃跑，逃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也就是中共后来所说的长征。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 在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之后，周仍然牢牢控制着共产党内的秘密警察系统。从全局形势的角度，中共已经从延安时期以军队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中共统治整个大陆的民众宣传控制、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等三大系统并行的模式。或者说，随着中共从共匪变成统治大陆的主导者，中共的势力遍及整个中国大陆，尤其是三大系统开始明显分割，导致秘密警察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因为，周恩来的秘密警察系统主要掌控范围在于军队，但是军队只不过是被动保障中国统治的力量。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不论中共内部还是社会控制方面，关注点都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上，军队只能加剧粮食和吃饭问题，所以秘密警察闲置下来。所以，周恩来的权力控制范围不仅达不到民众，甚至难以控制官僚系统。而且，毛为了防止军队政变，严厉限制军队的行动，连级以上的部队调动都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导致周的秘密警察系统更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周能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长期的靠山在于苏联，而不是中共内部。而当中苏交恶后，周失去了苏联靠山，导致自身地位岌岌可危。由于周恩来的特科出身，导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也非常警惕。在1949年后，毛泽东派贴身警卫员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师一团（后来著名的8341部队），负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林彪等人的安全保卫。这只部队实际上由毛直接领导，而且毛经常与这只部队互动，因此周面临因为用进废退而完全失去权力的危险。不过，毛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因此在中共内部受到孤立，也面临被废黜的危险。1966年，毛在孤家寡人的情况下开始发动群众，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砸烂公检法，与以彭罗陆杨案和刘少奇案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对抗。这时候，周开���全力支持毛，利用自己出身和长期积累的政治手腕和秘密警察经验，力图保住毛的地位，也维护自己的地位。虽然毛和周相互敌视和警惕，但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通过外部发动群众和内部秘密警察系统共同夹击官僚系统。周担任中共政治局秘密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替代公检法的功能，成为毛的主要打手。周恩来指挥的秘密警察作为中央专案组的主要执行者，如同明朝时期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成为支持毛的秘密执行力量。在中央专案组中，江青等人也仅仅是副组长。 周恩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行为特点。由于周掌控的组织特点，周在中共的官方上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务和功能，但是长期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而如果深挖历史，则能够看到周恩来在早期塑造中共、以及后期（尤其1966年以后）影响中共的作用。从整体特点上，周恩来指挥的系统虽然血腥变态和令人恐怖，但是自身难以独立，更不敢对外曝光。从1966年开始，中央专案组虽然存在了十三年，但是从来没有公开的官方信息披露；这种做法与1930年代中共肃反时，中共的秘密执行机构的行为模式完全一样。在21世纪中国网络发达后，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周恩来的段子：文革期间，每当有名人被红卫兵打死之后，他就会匆匆而来，非常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后来发现，所有这些抓捕或者处死名人的命令都由周恩来签署。这个段子总结了周恩来的真实历史，也反映周恩来掌控的秘密警察机构，周恩来的个性和做事方式。从1966年阴谋反党集团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刘邓、陶铸、贺龙等人。毛泽东要打倒谁，周就相应支持，对其甄别式的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周不仅从组织系统上支持毛，而且还在具体事件上事必躬亲。周任职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少奇专案组、贺龙专案等关键人物的专案组组长。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针对关键人物的审查都必须经过周的批示，实际上是1930年代肃反的翻版，而且周的控制更严格。 另外，周还根据毛的意思组织相应的反革命材料，而且周亲自给刘少奇和贺龙等人下具体的定语，也就是当时意义上的判决书，供毛签字决策。而且，周还亲自指示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后来彭德怀在长期批斗和虐待过程中患病死亡。等这些人的反革命案件定性后，由周签字负责执行杀人行动。例如，周主持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刘少奇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11月24四日是刘少奇70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到死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周恩来为了支持毛的各个重大决策，经常抛弃掉盟友、朋友和亲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的养女孙维世的惨死。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铁杆部下，在德国和周恩来一起接受特务训练，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在北伐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蒋中正清党，孙炳文被逮捕。国民党反复规劝，而且允诺高官厚禄，被孙炳文拒绝，最后国民党将之处决。虽然孙炳文将女儿孙维世托付给周，但是周一直没管，孙维世从儿童开始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孙维世还帮助母亲给共产党送过情报。16岁的时候，孙维世找周恩来，周恩来才故作吃惊地知道她是孙炳文之女。孙维世见到周恩来，立即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随后周恩来���孙维世收为干女儿。后来，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在延安时期，孙维世一休息就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由于孙维世长相好、活泼、富表演才能，还被毛泽东和林彪所追求，也被他们称为红色公主。在毛带领代表团访苏时，周又让孙世维做毛的翻译。归国后，江青问孙维世有关毛的情况，孙拒绝回答。据说因此激怒江青，导致孙后来在文革期间的惨死。孙维世在狱中有将近7个半月的时间，在牢房里也带着镣铐，而且牢房里只有一堆干草。后来，孙维世受尽酷刑（蹂躏），死时带着镣铐、浑身赤裸，而且头上被钉入长钉而死。 在人们看来，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顾周围人的死活，任由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但实际上，周恩来以通敌叛国罪签署命令，逮捕孙维世，促成孙的死亡。另外，成元功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时就开始为周恩来工作直到1968年，历任周的警卫秘书、卫士长。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3月被整接受改造，而正是成元功称为大姐的邓颖超要求逮捕他。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从内部控制和斗争的上，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的灵魂人物。在中共最初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活到1976年。其中，朱德由于年龄较大，早已经退出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各自的方式，坚持到斗争的最后。其中，毛泽东属于站在前台的人物，随着毛泽东消灭的竞争对手越多，其本身的力量也逐渐耗尽。到了毛泽东最后的时日，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家人亲信在自己床前。毛泽东本来希望华国锋将位置传给江青，毛远新等子侄掌控大权，自己能够保持伟大英明的形象。没想到，自己刚死不久，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开始行动，抓捕江青与毛远新等人，让毛泽东最后的期望落空。不久之后，中共开始拨乱反正、清算文革，人们也对毛的做法产生了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周恩来则在暗中支持毛，但是表面上又在尽力保护老干部，让人们认为周恩来是鞠躬尽瘁的好总理。而且，随着文革的进程，周恩来的保护姿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当人们看到刘少奇和林彪等接班人被毛泽东整死后，在心理上也明显倾向周恩来。因此，当1976年周恩来病死之后，全国各地的无数军人、工人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在4月5日清明节纪念周总理，并且引发4.5天安门事件。这个事件是对文革的致命一击，毛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局面。而且，在这种民意表达的情况下，推动了毛死后的很快变天。 当然，虽然周恩来在外部拥有很好的名声，但是仍然对于事实真相具有极大的恐惧。据李锐（曾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和毛泽东兼职秘书）说，在邓小平掌权后，邓颖超找杨尚昆，说周有些（文革的）文件不能留，要求销毁。杨尚昆说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现在就请示，她不走了，就在这里等。杨尚昆当场电话请示，邓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等人在场。但是，真相很难掩盖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的实际状况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可以说，如果毛泽东是在阳光下作恶的话，周恩来则一直在暗中作恶。周恩来都在黑暗的角落里、做着黑暗的事情，而且害怕别人知道。这个黑暗中的力量，成为中共生存、壮大、统治大陆和维护统治的一个内在的基础力量。 从外部组织角度，澎湃、张国焘、王明等人都对中共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是这些人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充分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思路和经验，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其中，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的起点， 2009年还被中共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彭湃出身于地主，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信奉马列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日本回国后，彭湃在众人面前，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把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广泛支持。彭湃这种六亲不认、不考虑家族利益的模式，受到家族的反对。彭湃自己说过：“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方志敏也像彭湃这样，向自家人开刀的模式。方志敏在家乡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要求减租减息。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站出来反对，对方志敏说：“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则对其他农民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循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虽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求情，但是方志敏还是下令处死了方雨田。 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之后，彭湃加入共产党，在广东省农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在陈炯明取缔农会后，彭湃投靠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煽动农民革命，后来汇集成《海丰农民运动》，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蓝本。1927年8月，彭湃参与领导南昌暴动，失败后南下广东，10月发动陆海丰暴动，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号称小莫斯科，并且修了红场，不过在1928年2月被剿灭。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内，彭湃贯彻瞿秋白组织三次暴动的红色恐怖方针。彭湃信奉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思想，并且告诉手下：“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在彭湃领导的共产海陆丰暴动中说到：“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彭湃领导的大屠杀给共产主义树立了榜样。在国民党北伐期间，共产党就开始批斗地主，到后来开始杀地主。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是地主，虽然李立三写信保证其父不会反对农会，但还是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彭湃则更进一步，仿效明末张献忠的七杀令，颁布了20杀，并要求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 20人。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和无业游民）从最初的对于杀人的胆怯，后来变得杀人不眨眼，甚至觉得杀人是福利。随着杀人的进程，人们想出了越来越多的杀人新花样。在亲共文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说到：“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后来，还出现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包括革命群众吃反革命，在活着的反革命身上割下肉，让反革命家属吃肉，并且让反革命看着。彭湃指挥攻打海风捷胜城、陆风碣石城、普宁葵潭城、惠来县城，每攻下一城之后，都要屠杀数千民众，而且完全烧毁房屋，被当地百姓称为杀人党。当时海陆丰地区40万人，跑到广州、香港逃难的超过5万人。到后来，不仅仅是农民对地主和富农进行屠杀，更引发宗族之间的屠杀，一个人如果到了对立姓氏宗族控制的地盘上，也可能随时被杀掉。这种屠杀不仅形成当地的恐怖和疯狂状态，更引发长期的仇恨。 彭湃的农民运动模式可以反映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流民作乱，尤其以元末朱元璋和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在初期，组织当地的地痞流氓形成共党的主要支持者，并且以均田免粮的方式吸引大多数农民，建立地方统治；然后，组织当地民众，以均田免粮的口号，开始对外进行战争扩张。在扩张过程中，对于拥护自己的地区，主要杀掉地主官僚，并且劫掠财物；对于抵抗的地区，则进行全面的烧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折磨敌人，并且鼓励属下吃人肉，也是朱元璋的手段，也被李自成和张献忠所使用。在之后发展中，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一方面仿效彭湃的做法，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并且利用红色恐怖的效果；另一方面，不像彭湃这样，将屠杀过于扩大化，防止因为屠杀的速度过快而导致自我毁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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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全员 电影改编】2012（3）

这是2012年的12月20日，也许人们不会知道也不会记得，有一个时刻，当灯光悄然从塞万提斯纪念碑的最后一个字上褪去，当薄雾成为伦敦钟声轻飘飘的帷幕，当巴黎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不需要长明灯也能看的清晰，当金色大厅的小提琴声幽幽穿过清晨的勃兰登堡门、圣彼得大教堂的烛光在唱诗声中静静跳动，当夺人心魄的极光在斯德哥尔摩皇宫和赫尔辛基大教堂之间流淌，当第一滴晨露化作哥本哈根海港上美人鱼的眼泪、奥斯陆山峦的冰雪迎起朝阳的薄虹、雷克雅未克玲珑的房屋被金色的光芒涂成霓虹的缤纷，当维斯瓦河和特拉凯湖泊同时闪耀着粼粼的微光，当守望爱琴海的雅典少女目光尽头的地平线明媚耀眼难以直视，当莫斯科红场人头攒动为明日的生计而渐次熙攘、午后的微风将慵懒吹进北京胡同的每一间房、斜照的阳光将东京铁塔的影子拖曳的纤长……当清冷的月亮将怀俄明州的活火山染上不属于它的银光。 有一个时刻，在布达佩斯、伯尔尼、瓦杜茨、里加、塔林、基辅、明斯克、渥太华……在那一个时刻，他们不约而同的抬头仰望同一片天空，又不约而同的低头俯视同一片大地。在即将到来的灾难面前，在全人类的命运面前，在共同的信念面前。抛弃战争和仇恨，放下误会和偏见，不再去理会那些勾心斗角的执念。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拥有爱恨情仇，却不能在此刻任性妄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害怕生离死别，却无法在此刻轻易流露。 ——有一个时刻，他们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 “长官，您的麦当劳！”越野车的轰轰声停在工作室外。 “放在那儿，”阿尔弗雷德叫了一声，在结束通话前说了最后一句，“开始行动吧，各位同胞。”说完他干脆利落的关掉视频连接，然后猛地靠在了墙上，压抑的喘息瞬间充斥了整个空间。混蛋，比上次更严重了。他痛苦的想。身为国家他早已习惯了突如其来的疼痛和疾病，但仿佛裂开一样的撕扯感还是让他难以忍受的弯下腰，内脏一阵一阵的抽搐，仿佛都随着各地的震动偏离了原有的位置。阿尔弗雷德滑落着坐在墙角，直到天已经微亮时才勉强抬起手，按住因为痛苦而混乱不堪的额头。 博士早应该回到了华盛顿……撤离的命令很快就会到达世界各地……登船程序……调度分配……他脑海里一片混乱，无数的念头像狂风中的落叶，枯黄干燥的在眼前闪过，没有方向的乱飞着。响个不停地手机在闪烁，他吃力的打开手机，亚瑟、马修、弗朗西斯、王耀、本田菊……甚至连伊万都有电话打了过来。他笑了笑，深吸口气，接通了那个他最讨厌的号码。 “你打给本HERO是希望我拯救你吗？”他调整好呼吸，用轻松的语调讽刺着。 被讽刺者的声音万分愉快：“哎呀，原来你这个脑子塞满汉堡的F先生还没挂掉吗？真让人遗憾呢☆~” 果然没好话，阿尔弗雷德掏掏耳朵。“哈哈，你在关心本HERO吗？” “当然要关心啦，毕竟如果你先消失的话，那么世界就算毁灭了我也能难得清静一会儿呢☆~” “真抱歉让你觉得吵了，酒精中毒的水管混蛋，希望永远不再见到你。” “我也是哟~”声音突然停顿了几秒，阿尔挪开电话刚要看是否是线路出了问题，却听到那个斯拉夫人用不再上扬的语气说了一句，“永别了。” 阿尔弗雷德愣了一下，想起来要摁结束键时通话已经断开了好久。他想了想，还是决定一一回过去，毕竟是特殊时期，万一出现意外状况就糟了。好在大家都是收到了加州地震的消息前来慰问，关切的平淡的轻佻的兼而有之，亚瑟沙哑焦急的声音里甚至带了隐隐的哭腔，反而让阿尔弗雷德不知该感动还是吐槽的安慰了他好久。而最后，阿尔弗雷德拨了马修的电话。“哥哥，你没事吧？”马修一贯温柔的声音带着强烈的忧虑。 “我可是世界的HERO，怎么可能有事！”阿尔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但马修似乎并未因此放下心来：“这次地震好像很严重，加利福尼亚多个地方同时出现了巨大的地表裂缝，甚至形成了大峡谷……” “我真的没事，别担心，”阿尔放缓声音，“你怎么样？有没有地震？” “微微晃了些而已。”马修轻轻地说，犹疑的语调欲言又止。但最终他只是依旧体贴的说了句“不再打扰”和“好好保重”，得到一个充满元气的答复后放下电话。 “熊吉，下一次地震的时候，哥哥还能不能撑过去呢？”他揉了揉怀里白熊的耳朵。被叫错名字的��二郎意外的没有反问饲主的名字，而房间的门却突然被敲得震天响：“长官，总统要我通知您准备撤离！” 马修打开房门，腼腆的微笑：“能不能请你带我去见总统？” 圣彼得大教堂的唱诗声在滑过一个高音后渐渐地归于沉寂，不断滴落的白色蜡油在烛光下变幻着形态，最终在火苗化成一缕青烟时在桌面上凝成坑坑洼洼的一大片。明明是毫无美感的堆砌，却因为沾染了教堂神圣的气息看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从天空溅落，有种微妙的肃穆和悲壮。不过坐在专用休息室、对着电脑发呆的褐发青年似乎对光线的变化恍然不觉，安静的侧脸似乎陷入了对某个问题的深思，看起来乖巧又秀气。但此刻站在门口对他无比熟悉的教皇看到这幅画面后只是在内心微微叹了口气，礼貌性的敲了下门，与此同时柔和的嗓音传到了青年的耳中：“我的孩子，你还没休息吗？” 回答是一片安静。过了好久，青年才缓缓的转过头来，愣愣的盯着他看，但无焦距的瞳孔说明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教皇再度在心里叹气。“费里西，你的哥哥呢？” 仍然没有回答，但老人细心的发现青年鬓角处那根多余的毛颤抖了一下。 看来还是有成果的嘛，老人再接再厉的又换了话题：“孩子，关于救世计划，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这句话仿佛戳中了费里西安诺某个隐蔽却关键的开关，他“噌”的从椅子上跳起来，幅度太大导致“砰”一声撞在桌子上，差点把电脑摔下去。然后他用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泪眼汪汪的看着老人：“刚刚他们好像是在说……时间提前了，世界末日就是这两天的事……什么的？” 果然什么乖巧和秀气都是骗人的。活了大半辈子也和费里西安诺认识了大半辈子的教皇走到他身边摸摸他的头：“他们的意思是，上帝的惩罚马上就要到了？孩子，你在害怕？” “呜哇哇琼斯先生告诉我们世界马上要毁灭啦家里人都死定啦呜呜呜！而且还有大海啸以后就吃不到PASTA啦呜呜呜呜——”教皇的话让费里西安诺的眼泪一瞬间就像没拧上的水龙头一样流的淅沥哗啦，始作俑者还没来得及安慰他，他自己又突然止住了哭声：“啊啊啊我忘记了要马上告诉上司哥哥恐怕也还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啊还有小梵……路德——！路德世界要毁灭啦怎么办啊呜呜呜呜！！！”说着说着，费里西安诺又哭着跑开了。 被遗忘在一旁的教皇好脾气的摸了摸鼻子眨了眨眼睛，有些无辜的叹了第三口气。 “希望还来得及做自己想做的事……上帝保佑他。”他目光柔和的看着青年离开的方向，轻轻地祝福着。 但一股脑跑出教堂的意大利青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他想做的，脑袋里一片混沌，仿佛被生硬的塞了大段的空白，又被抽走了原本不属于空白的部分。罗马的街头如此安详——晨曦的微光，发亮的石板街道，一个姑娘偷偷地向许愿池抛了硬币，吉普赛小孩在她闭眼时迅速摸走她的钱包又笑嘻嘻的跑开，广场上小贩高声叫卖着皮夹，游客指着Made In China在讨价还价。 都要消失了吗。要消失了吗。 费里西安诺茫然的想着，这些念头是那样陌生而遥远，从三年前到今天，所有的信息都零散的充斥在他的大脑中，像被故意打乱了的拼图，明明知道内容，却描绘不出完整的轮廓。跌跌撞撞的走到总统府时，费里西安诺恍惚的抬头，三色的国旗精神抖擞的在风中招展，旗杆的顶端熠熠生辉。 过于鲜明的颜色让费里西安诺乱糟糟的思绪为之一振。先找到上司，他想，找到上司以后要做的事情——就先放在一边吧。 “费里西安诺？你跑到哪里去了？”褐发青年听到颇为严厉的声音后迅速放平视线，然后一边叫一边扑了过去：“上司不好啦世界要毁灭啦！！！” 来往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吃惊的抬头，但大部分人在看清喊话的人后便露出了习以为常的，宽容的耸肩或微笑。只有站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的总统原本就难看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你在乱说什么！”上司一把揪住青年的衣领并拽到自己面前，压低的声音掩盖不住他的愤怒，“你想让家里引起动乱吗？” 费里西安诺不负所望的回了一个充满疑惑的“诶？”。 上司恶狠狠地眼神重复着“捏死他捏死他捏死他”的怨念，终于还是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听着，半个小时前我得到消息，我们最多还有两天的时间，而你——”他用力戳着费里西安诺的额头。额头发出了像啄木鸟咄树干一样快速而响亮的声音，伴随着“痛痛痛痛痛”的呼救，成功的引来停留在门口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低声嗤笑。“居然在这种要命的时候到处乱跑，一回来还乱讲话！你想气死我吗！？” “我也刚刚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赶回来告诉您啊不等等重点是以后是不是没有PASTA吃了？”费里西安诺一边解释一边让眼泪蓄势待发，就等上司一个——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回答。 但上司却出人意料的平静下来。“快去收拾吧。”他松开费里西的衣领，顺手帮他弄整齐，然后用费里西从来没听过的语气说：“已经准备要出发了。” 费里西安诺一愣。“啊？哦，好。” 从总统身边走过时，费里西安诺再次回到了大脑被放空的状态。 “PASTA、PASTA的原料、PASTA的锅和碗……”费里西安诺一边整理箱子一边掰着手指，嘴里念念有词，“还有教人做PASTA的书！”他连忙从书架上抱起一摞，挑挑拣拣的塞进了已经要不堪负荷的箱子。最后他双手一合：“啊，差点忘了重要的道具！” 费里西安诺从枕头下扯出一叠整整齐齐的旗子，他一一展开——它们和他白色的床单简直融为一体，完全区分不出任何差异。但费里西还是从几条旗子里找出了线头，然后挑出了三条旗子，把箱子最后的空间也填满，才满意的把箱子合上。 “哇时间还这么早？”费里西看了看表，发现距离出发还有10几个小时之后，便欢快的登上专用的小客机。总统焦头烂额的走出总统府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一根呆毛消失在印着巨大的意大利面的小客机的门后，然后随着关门声，小客机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的喷着尾气，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冲向天空。 “费里西安诺！！！！你要去哪里！！！！！” 飞机里的费里西正好从玻璃窗内看到站在门口的上司，脑内自动模糊处理隐约可见的青筋，愉快的招了招手，就拉上了窗帘。 “费里西安诺•瓦尔加斯！！！你他妈的快给我滚回来！！！！！！” 到达柏林之后费里西安诺发现路德维希并未在联邦总理府，他常住的那栋房子也空空荡荡。费里西安诺在附近转了好多圈仍然找不到半点线索，奇怪的挠头之后又登上了飞机，转头向维也纳飞去。路途中疑似被胁迫的小飞行员不停地哭诉着他的工作他的薪水和他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八天稚儿的悲惨身世，妄图让这位可敬的国家先生返回自己家。但显然小飞行员的功力还未够班，到达了奥地利之后他终于还是不得不屈服于残酷的现实之下。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现实永远没有最残酷只有更残酷——奥地利显然不熟悉这架专用小客机，经历了拦截、威胁、沟通、求救之后，最终还是在费里西的必杀技•真•哭天抢地的攻击下才顺利降落在霍夫堡的停机坪上，只是费里西拉着工作人员询问罗德里赫的位置时，却同样得到了一个无奈的摇头：“对不起，先生，我们也不清楚埃德尔斯坦先生的行踪。” 费里西有些郁闷的走出霍夫堡，本来以为路德来找罗德里赫先生但似乎事实和他想象的有些偏差？他这样想着，却在瞥见某个房间的立式钢琴后灵光劈啦劈啦闪了好几下—— “我知道罗德里赫先生去哪里啦我去找他啦！”然后就像小飞机消失在他可怜的上司的视线中那样，一蹦一��的窜出了可怜的小飞行员的视线，他意识过来之后一路小跑的追了上去，内心的血泪哗哗的流：“瓦，瓦尔加斯先生！请等一下——！” 费里西安诺显然没看到那宛如心脏病突发一样的表情，他凭着昔日的记忆和脑内为数不多的常识，七拐八拐的来到一座恢弘的建筑面前。维也纳上午的天空蓝的透彻，明亮的光线将这座色彩鲜艳的建筑包装的比晚上还要耀眼。石材的厚重和油漆的轻快像是历史与现代的交叠，既是最古老也是最先进的评语果然一语中的。费里西却没时间欣赏，他想也没想就通通通的跑了进去，跑过五六个小音乐厅才意识到这座本应该被音乐声包围的建筑竟然安静极了。费里西停下脚步，小心翼翼的看了看四周，空无一人的走廊让恐惧感迅速滋生，前方的出口也仿佛也变得吓人。 这是怎么了？费里西暗中吞了吞口水，在恐惧占据整个大脑前用为数不多的理智想起爱乐乐团正在外出演出。他心里略微安定了些，决定忽略不仅没有乐团而且连一个作曲家指挥家甚至工作人员都没有出现的反常现象。 这时，一丝钢琴声隐约的从空中飘来。费里西被吓了一跳，但在仔细辨认后露出果不其然的表情，便把一切不合理的因素都排除在大脑之外，向声音的发源地走去。不出意外的，当费里西从金色大厅听众席那半掩的门向内偷瞧时，身穿一身正装的罗德里赫端坐在三角琴前。尽管因为背对着他的缘故而看不清表情，但那旋律的节奏让费里西安诺不由得肃穆的挺直了腰板—— 那是个悠扬抒缓的调子，却能奇异的凸显出庄重和肃穆；仿佛是不同意愿与观念的矛盾冲突，却恰到好处表达了同样的心声。费里西安诺曾经偶尔听罗德里赫弹起过，但那个时候这个调子还没有被赋予如此特殊的含义—— “为什么不等晚上的公演？不管怎么说，国歌还是要让更多人听到的吧。”一个中年男人从距离罗德里赫最近的门口走了进来，嘴角的笑容有些看戏的味道。 罗德里赫的手指按下最后一个音，然后才抬手摘下眼镜，仔细的擦拭后转头看了过去。“总统先生，您现在不该在这里。” “好了好了，”总统的脸垮了下来，“还好当年我没有听他们的意见聘请您为秘书。”在得到一个冷淡的“我的荣幸”的回复之后，叹了口气说：“你不回去收拾吗，我们已经准备登机了。” 罗德里赫的目光中多了些诧异：“您在说什么？” “我是在问，你就这样走吗？不用带什么东西吗？”上司耐心的重复着。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的是，您为什么会有让我和您一起走的念头？”罗德里赫不解的皱着眉，似乎对方说的话像幻想交响曲的五个乐章在耳边交替奏响，离奇而又怪诞。连上司都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难道是发烧说了胡话，可是深思熟虑的表情摆了5分钟也没发现有任何语法或者语意错误。男人抓了抓头，用更加疑惑的眼神回应着眼前的奥地利青年。终于，总统意识到了误会的根源，沉默的别开头。 “总统先生，您该回去了。”奥地利青年无表情的催促着他。 “你真的……不走吗？” 回答是琴键上传来的几个单音，但仅仅是开头，就让除了弹奏者之外的两位听众心脏一缩。还在门外的费里西似乎已经没有呼吸的力气，他睁大的眼睛正眨也不眨的看着钢琴旁发生的这一幕，仿佛整个人都化作了静谧的雕像——就和大厅里的那两座一样。只有紧紧捏住门框的手还未松开，只是过于用力的地方已经白的失去了血色。 新的曲子同样是他在罗德里赫家里不常听到得曲目，但几百年来每个星期的弥撒让他对这些单音的组合早就无比熟悉。那是每次弥撒的开始都会唱响的音调。罗德里赫的上司没有再说话，只是最后深深深深地看了他最后一眼，然后郑重的弯下了腰。 “请保重。” 罗德里赫没有回礼，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但紧抿的唇仍然泄露了他脸上本就不多的情绪。随着上司离开的脚步，他整整���领，按在琴键上的指尖流泻出随后那些庄严低沉的旋律。而消失的话语只剩下尾音还在和着曲调不停的回荡。 “您认为我们能抛下自己的土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