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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oflifeburst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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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比乌斯环》

*路斯里斯·瓦列利安x伊蒙德·坦格利安。10k短篇+R级。

*现代paro，年龄差调整为一岁。

“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我们很安全。”——《下坡路》

伊蒙德·坦格利安带走了他所有的附属品，他原本在路斯里斯生活中留下的东西全部像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吞噬了一般忽然消失，留下巨大的、灰色的空洞环绕着他。这是两年以来的第三次，但现下路斯里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

他对此感到懊丧，却并不怎么后悔——再忍受下去对他来说也有些过于困难了。在大部分时候路斯里斯都会选择原谅对方，但这次很难。最可笑的其实是他甚至都想不起这场激烈的争吵究竟因何而起，他只记得伊蒙德走后的半小时他怀揣着称不上全然是郁闷的心情在阳台上烧掉了他们唯一的一张合照，接着第一次吸了薄荷醇香烟作为跨越这道坎坷的“奖励”。他感觉眼睛有些酸涩，于是说服自己那只是因为烟太呛了，而不是因为别的。他又想到伊蒙德总是在推卸责任，把生活中的所有不幸都归结到路斯里斯身上——不管是和阿莉森·海塔尔的纠纷还是他哥哥恶意的玩笑。你太神经质了，路斯里斯想告诉他，但他已经厌倦和伊蒙德交谈了。前两天晚上路斯里斯坚信再这样过下去他迟早会发疯的。不过一切都过去了。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去和他哥哥杰卡里斯出去喝了一晚上，直到凌晨，最后两个人都烂醉如泥。

“我不怎么相信你会真的愿意和他分开。”杰卡里斯说。

“或许他根本没爱过我，或许我也是一样。”路斯里斯平静地说，“我们没法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了。”

“谁知道呢？我认为这算得上是件好事。”他哥哥回答道。而路斯里斯对着他微笑了一下。结果那晚他喝得太多，在天亮之后一回到公寓里就趴在马桶边呕吐。借着生理性的眼泪，他终于有机会啜泣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哭，他只是觉得很苦闷，像是从一辆疾驰的马车上坠落到了一滩污泥里那样，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跌落了。但是从前他总有力气从泥泞里起身再去追赶上伊蒙德，如今的情况大相径庭。

路斯里斯在一片混乱和朦胧中回想起他们曾经并肩站在厨房里研究新买的烤箱时，伊蒙德将他手指上沾染的奶油和砂糖尽数舔舐干净，然后他们长久地接吻；或者是在浴室的地板上做爱，他分开伊蒙德的双腿，而他捂住眼睛轻声咒骂路斯里斯，最后两个人的膝盖都留下了通红的淤伤；又有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抚摸伊蒙德，那时候他可以清楚地记住他身上每块骨骼的轮廓：比如他的小拇指修长又向内微微弯曲，弓起腰时脊柱和肩胛形状分明；伊蒙德在睡前会喝掺了柠��汽水的威士忌，而路斯里斯永远不明白它们混合需要的比例是多少。至少在他们唇舌缠绵的时候，他能够品尝到这种味道。七月，暑假，他们就靠绵长的亲吻和无聊的爱情电影打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那一年路斯里斯越发渴求肌肤的接触，但假期结束后，他才能够毫无顾忌地搂住伊蒙德，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里。他喜欢保持那种姿势，然后吻他的喉结和下颔。

毕业之后他们就用剩下的夜晚和早晨来温存，即使伊蒙德常常表现出嫌恶的神色——有时候路斯里斯只是不太弄得明白伊蒙德究竟在想什么。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深夜里独自赤裸着上身站在露台上思考，身后传来伊蒙德在睡眠中疲倦的呼吸声。显然他们不缺钱，因此路斯里斯在第二年就入手了一辆野马，没有贷款、一次付清。他带着他驶上郊区湿润空气里的公路，音箱放着堪称幼稚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插曲。在红灯下他松开方向盘，再握住伊蒙德的右手，指肚摩擦着他的指甲。伊蒙德转过头时，路斯里斯便用双手捧住他的脸颊和他接吻。那时候他想起《白雪公主》里的白鸽替一见钟情的男女传吻，但公园里的鸽子只会索要面包屑。他想要我爱他吗？路斯里斯试图在他紧闭的眼中找到答案，还是说他仅仅想要一个能够忍受他所有怪癖的伙伴、至少让他的生活不再单调得令人恼火？他热切地回吻他的时候，又会想到什么呢？

路斯里斯下意识地想给他打电话，但回想起来已经把伊蒙德从联系人里删除了，即使那一串数字现在依旧了然于心，他还是关闭了手机，重新坐回沙发上，打开电视开始对着屏幕发呆。直到下午雷妮娅打给她：“路斯里斯，我听说你们的事情了。”

“哦……”他说，“我现在很好，真的。”

“这周末是我们的生日聚会，如果你愿意来的话那当然很好。”雷妮娅说，“贝妮拉也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些新朋友。”

“我有朋友。”路斯里斯说，“我有我的兄弟们，还有你和贝妮拉。”

“贝妮拉希望你能来，你的兄弟也是一样。”

“好的，我会来。”他叹了口气，耐心地等待雷妮娅终止对话，然后开始数地毯的图案上有几朵白色的花，感觉依旧��得不轻。

路斯里斯已经忘掉伊蒙德上一次溜走的时候究竟是几月了，但那好像是个春天，有会令乔佛里过敏的法国梧桐棉絮一样的花朵。他却还记得自己当时惊慌失措地二十四小时都守在电话边，甚至是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最后路斯里斯下定决心要去找他，第一步就是在他家附近的公共电话亭里主动拨通了伊蒙德的号码。他紧张地不断用手指抠着打成卷的电话线。如果伊蒙德拒绝，或者是辱骂他，他应该回答什么？或许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打过去。

线路接通的时候伊蒙德甚至没有多余的寒暄，他只是说：“路斯里斯·瓦列利安。”

“我只是想问问，”路斯里斯说，“你没事吧？我很担心你。”

然后他惊奇地发现伊蒙德开口时声音显得有些沙哑。“没什么大问题。除了……噢，该死的，我被不长眼的司机撞到了。”他听起来不太愿意承认，“骨折而已。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我来见你。”路斯里斯说。还没等伊蒙德来得及拒绝就挂了电话。他气喘吁吁地拦下一辆出租车，一直坐到伊蒙德的母亲阿莉森·海塔尔家。那时候他还没有自己的车。路斯里斯在停车道上被一块凸起的地砖绊倒在地，膝盖上被刮出了两道伤痕。阿莉森出来开门的时候，路斯里斯发现自己还在发抖。她的下巴轮廓陡然缩紧，但还是侧过身体给他留出了通过的空间。

伊蒙德躺在他原来的卧室里，右腿上打了白色的石膏，手里拿着一包还未拆封的歌帝梵巧克力。路斯里斯跪倒在他身旁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满怀歉意地拼命亲吻他。伊蒙德用右手的食指用力顶开路斯里斯的下巴，然后捏了捏他的肩膀。

“你又不是我养的一条狗，”伊蒙德说，声音促狭又不悦“没必要时刻都跟着我。”

“回来。“路斯里斯无力地回答说，“回到我身边。”

伊蒙德·坦格利安离开的第四个星期，路斯里斯开始频繁地被约出去。大多数时候邀请他的都是贝妮拉在大学里的同学。他猜想事实上是杰卡里斯授意她们这么做的。不过路斯里斯没有拒绝。他不喜欢参加酒会，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更符合他的意愿。第六次被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约会的时候也在不知不觉地走神。当他注视着她们金色、褐色，或者是黑色的头发时，他就会联想到伊蒙德的头发，银色的，还有他使用的那种像是混合着薄荷与生姜的气味古怪的洗发水。有时连路斯里斯自己都意识不到��己正在将他们互相比较，直到他发现自己开始不断回忆他们在大学复合时的那次做爱，并且为此感到羞赧又窘迫。

他当然记得很清楚。他们在冬季游泳池旁的更衣室里跌跌撞撞地热烈接吻，路斯里斯的背几次撞到了身后的金属衣钩。伊蒙德跨坐在他的身上，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引导他进行扩张，一边为他戴上“特洛伊”牌子的安全套。显然他有备而来。即便他明白伊蒙德不会希望他在这种时候轻举妄动，他还是伸出了左手去按住对方的臀部，皮肤又湿又冷。伊蒙德战栗着将他的手指抽离后开始调整姿势，直到他猛地向下一沉时，路斯里斯的性器终于进入他的后穴。特洛伊的蓝色包装盒掉在一边。

“你想要我吗？”伊蒙德呻吟着逼问他，在他的下体深入时弓起了腰背。路斯里斯又摸到了他轮廓分明的脊椎，他发现自己为此一颤，转而局促地把手掌放在了伊蒙德的腰边，觉得伊蒙德像是一艘在海面上起起伏伏的帆船。他也已经开始兴奋地喘息。就算他知道伊蒙德并不喜欢他在做爱时盯着自己看，但他依旧没法忽略伊蒙德颧骨的线条、锁骨间的凹陷，还有他两腿之间炽热的温度——这些东西那时候都令路斯里斯感激不已。“我要你。”路斯里斯低声说。而伊蒙德没有任何表示，他只是加大了动作的力度，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令双方都振奋不已的位置。他低下头狠狠吻他，最后在高潮时狠狠抓伤了路斯里斯的后背。路斯里斯听到他发出一声称不上是满意或是疲倦的叹息，但它听起来如释重负。好像他们之间的隔阂也同时随之凭空消失。伊蒙德短暂地将脸搁置在他的胸口。至少在那一刻，他觉得他们已经和解了。一直到毕业为止他们一直在一起，即便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如一开始那样理想了。路斯里斯每天晚上都需要喝一杯牛奶助睡——这个习惯从他十五岁后中断了六年。其实他也不确定究竟有没有效果。

“你又在走神了。”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抱怨说。路斯里斯一时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玛丽莲，还是玛丽安？他为忘掉这件事感到自责，又因为令人恼火的不断下降的记忆力闷闷不乐。路斯里斯努力丢开不愉快的回忆，却发现那些东西像是垃圾一样粘在他的脑海里。它们像是蒙太奇一样不断播放。

“你有过前任，是吗？”她追问说。接着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自顾自地开口，大谈她的前男友有多么糟糕多么令人无法忍受。他装作正在认真听，再把手机里九十九条未读的广告和验证短信全都删除，再是电子邮箱和社交软件的红点蓝点。他把它们默默清理干净，然后喝完桌上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他之前从不喝酒。

在冗长的约会结束后路斯里斯开着那辆红色的野马去餐厅见他母亲。雷妮拉·坦格利安四十出头，她穿着一条低胸的黑裙子。他们的位置紧挨着窗户，路斯里斯不喜欢从外面透进来的霓虹灯光，因此他向后推了椅子。雷妮拉对此不满地眨眼。她总是那样用眼神来暗示自己的感受。路斯里斯低下头，就像他上小学时为了好玩在泥坑里蹦跳弄得浑身脏兮兮回家后那样。只不过现在他的鞋子上没有干涸结块的泥巴，而雷妮拉也不会命令他去洗完澡后再来吃晚饭。

“你不愿意看我，路斯里斯。”她说。

“我……我很抱歉。”路斯里斯回答。

“你应该从一开始就这么觉得，而不是到现在和我说抱歉。”雷妮拉说，“我之前就问过你了，你在想什么啊，小路？伊蒙德是你舅舅，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而你们曾经都想要掐死对方。”

“我不确定。”他说，“因为后来我发现他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坏。”

“他在报复你。他一直都在报复你。他想要摧毁你。”雷妮拉说，“他就和他母亲阿莉森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她只想要你外公的遗产。”

“别那么说。”

“你还是在偏袒伊蒙德。但他从来都没有原谅你。我说过这都是他对你的报复。报复你弄瞎了他的右眼。”

“我不想聊这个，拜托。”路斯里斯回答说。

饭后甜点是布朗尼蛋糕。路斯里斯依旧为雷妮拉刚才说的话耿耿于怀，尽管她说的全是事实。伊蒙德嘲笑他和他的兄弟并非他们父亲的亲生儿子。一开始只有乔佛里在，因此他被伊蒙德推下了桥跌进码头的湖里。他确实是个混蛋。路斯里斯对此再清楚不过，甚至也并不后悔当时在还手时不小心刺伤了伊蒙德的眼睛。他不应该试图补偿他的。路斯里斯不满地想。他这辈子在伊蒙德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路斯里斯又开始怨恨起了外祖父，如果不是他坚持，他们不会那么频繁地见面，或许他就不会发现伊蒙德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也不会不由自主地渴望他。

“你已经走出第一步了。这很好。”

路斯里斯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面对母亲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他一直没能对她坦白自己在十四岁在泳池里时就开始对伊蒙德产生欲望。几年后路斯里斯就学会了在夜里想着他自慰。他凭借夏季在泳池里的记忆拼命想象伊蒙德的模样来宣泄。清醒后他整个人都仿佛泡在游泳池里，身上粘着肮脏的树叶，还有混淆着汗液和消毒粉的冷水，感到沮丧又不甘。十八岁那年路斯里斯几乎是满怀恶意地将一只深蓝色的义眼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伊蒙德。结果两个月后他们就开始恋爱。直到两个人搬进公寓开始同居，路斯里斯才发现伊蒙德每周都会抽一支万宝路。他觉得他抽烟时的姿势出奇地慵懒又优雅。那也是他唯一勉强能够称得上“镇定”的时刻。“男人只因浪漫铭记爱情。¹”伊蒙德告诉他，“但我们没有浪漫或者爱情。我和你之间就只有性欲和乱伦。你享受这一切吗，小路·斯壮？”那时候他感觉伊蒙德像是被一根细绳拴着的风筝被关在玻璃罩下面。那根绳子好像随时会断掉。路斯里斯能做的只有默默听他暴跳如雷地诅咒阿莉森和他的兄弟，他抱怨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扯进为了财产毫无意义的斗争里。有时候伊蒙德则对着路斯里斯发火，之后又继续若无其事地和他躺在同一张床上，故意把腿放在路斯里斯身上。

路斯里斯再次见到伊蒙德是在他不辞而别的第十个星期后。他几乎每晚都在梦到他。真正令路斯里斯感到惊慌的是，他发现自己没法再清楚地回忆起伊蒙德身体的细节了。他想不起来伊蒙德肩膀的凹陷程度、想不起来他小拇指指尖的触感、想不起来他膝盖的形状，甚至没法准确地拼凑他的五官，即便他试图在自慰的快感中寻找它们也无济于事。路斯里斯绝望地蹲在盥洗室里，几乎想要哭泣。他感觉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像是在海上漂流一样急速地离他远去。他在剃掉嘴唇上新冒出来的胡茬时发现自己眼窝凹陷。他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了。

在花了点时间镇定下来之后他以尽可能客套的语气打电话给伊蒙德的弟弟戴伦。对方迟疑着表示伊蒙德根本没在他们家出现过。“他不应该一直和你在一起吗？”戴伦说，“最近妈妈一直在催促他和你分手。”路斯里斯声音颤抖地向他道谢。他不自觉地开始在阳台上抽烟��直到地上铺的瓷砖上多出了一堆烟蒂。就像伊蒙德头一次把万宝路塞进他嘴里的时候那样，路斯里斯觉得自己的肺部在灼烧，但这让他稍稍坚定了些。他跪在床边，将脸埋进毯子里，那上面已经没有伊蒙德的气息了。接着他又走到书架边，用指头划过书脊，将它们一本接一本地拨出书柜落在地上。直到最后一本，粉红的的封面赫然出现在他眼前。路斯里斯将《茶花女》小心翼翼地抽出，它自动打开到了某一页，他发现纸张上有指甲刮划的痕迹。“而我应该教会你怎样��生活。²”路斯里斯默念。他是对的，没有前半句也没有爱。他用背德的叛逆来激怒阿莉森，并且乐在其中。伊蒙德·坦格利安从来都是这样的人。

两个月以来他一直杳无音讯。路斯里斯只在圣诞节时收到了一张匿名的卡片，那是一张简朴的折叠过的绿色硬卡纸，用蓝色的油性圆珠笔潦草地写着“节日快乐”的字样。他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发现它静静地矗立在他的名片夹上。然而路斯里斯根据字母“M”和“h”末尾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弯钩辨认出它来自伊蒙德。那一整天他都在反复思考这件事。伊蒙德来过他的办公室吗？还是他只是拜托别人把它留在那上面？他是为了告诉路斯里斯他们之间还没有结束——还是已经把它当做了一次简洁的告别？

他整夜都没睡，反复地在打开电视、切换频道、关掉电视之间犹豫不决。他不会承认他其实在害怕过于安静的房间，因为它好像不断提醒着他被厌倦了的事实。第二天凌晨的时候路斯里斯听见门铃声。他去开门后发现伊蒙德站在门口。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只是重新留长了头发又把它绑在脑后，身后还有他的行李箱。路斯里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我把天杀的钥匙弄丢了。”伊蒙德说。

“钥匙可以再配一把。”路斯里斯说，“没关系。”

“我又没和你道歉。”

“我知道。”

“你想和我上床了，是吗？”

“我爱你。”

“显而易见。”伊蒙德说。他开始脱掉衬衫。路斯里斯拦住他。“我不是为了这个。”

“把灯关上，我不想看见你。”

路斯里斯在黑暗中感受到他逐渐靠近的呼吸，试探着去亲吻伊蒙德的嘴唇，轻而易举地在脑海中重新描摹他身体的形状。舌头碰到牙齿，又碰到另一条舌头。他用指尖夹住伊蒙德的乳首，直到它们逐渐变硬，又抚摸过他的肋骨和腹部。就像他成年的那个晚上他们在潮湿的夜晚里头一次小心翼翼地互相触摸。他的舅舅握住他的手腕，缓缓舔舐他的每根手指。路斯里斯尝出了烟味和蓝莓口香糖的味道。他突然发觉房间里太冷了，但没有起身去打开暖气扇。寒冷和兴奋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清醒，而不是陷入了又一个淫荡的梦境。他正跪在从日本进口的拼布地毯上，以前所未有的坚定将伊蒙德压倒在身下，接着将右手的食指探入他的后穴开始不断进出。伊蒙德将头转到一边。路斯里斯感觉自己的手指被紧紧地吸附着向内推搡。他就像火一样滚烫。而人被灼烧时除了痛苦还会感到愉悦。路斯里斯小的时候曾经试着触摸生日蛋糕上点燃的蜡烛，但他立马就��烫得缩回了手。伊蒙德不一样，他想，我一直都在享受燃烧自己的感觉。

“你他妈的哭什么？”伊蒙德突然惊讶地问他。“被操的又不是你。你想和我做爱想疯了？”

于是他用手背抹过眼睛下方的部位，发现自己正在流泪。它们无可抑制地流淌着，然后掉在伊蒙德的身上。他开始啜泣。伊蒙德犹豫了一下，以路斯里斯从未感受过的温和动作伸出手碰了碰他的额头。他们身后的窗户透出了微弱的光芒，这让他能够看清伊蒙德的脸。路斯里斯观察着他眨眼时右眼僵硬的停顿。那只义眼戴在他脸上很漂亮，蓝色的。路斯里斯想起他们已经七十四天没有见面了。七十四天前他还信誓旦旦地以为没有伊蒙德自己就会过得更好。事实却证明失去了他一切只会变得更糟。他们某次发生争吵的时候路斯里斯称他为“令我神魂颠倒的混蛋伊蒙德·坦格利安”，伊蒙德只是鄙夷地微笑。“我他妈的当然清楚这一点。”他抓住路斯里斯的肩膀，“暴力狂小路·斯壮。”结果他们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最后路斯里斯将他抱在怀里，鼻尖碰着伊蒙德左边的脸颊。伊蒙德咕哝着捏了一把路斯里斯的肚子。“我应该走的。”他当时这么告诉路斯里斯，“我应该去费城，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要命的地方，看你像一条落水狗那样苦苦挣扎。”

路斯里斯在进入伊蒙德体内时决定闭上酸痛不已的双眼，至少那样会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狼狈。但伊蒙德马上又要求他睁开眼睛。路斯里斯开始缓缓移动自己的腰身，伊蒙德闷哼一声，双腿夹得更紧。他握住了伊蒙德又湿又黏的手。伊蒙德很少出汗。至少在他的记忆里他的手从来没有像这样热过。他有的时候简直冷得像一条蛇，或者说他就是冷血动物。但是当路斯里斯凭借直觉找到他的制高点时他还是愉悦地呻吟出声。路斯里斯将伊蒙德的头发掀到一边，他抓紧他的手，好像那是是一艘暴风雨下的船上最后的一根缆绳。他们在高潮来临时再度热吻。然后在沉默中有些尴尬地分开。伊蒙德宣布他要去洗澡。路斯里斯找出了冰箱里的龙舌兰，又从碗橱里拿下两只玻璃杯。

“我不应该回来的。”伊蒙德把浴巾披在肩膀上。他啜了一口酒。

“我们可以一起去科罗拉多，只要你愿意。”路斯里斯说，“明天就可以出发。你也可以一个人走，但至少让我知道你还活着。”

“问题不在这里。”他恼火地拍了拍桌面。毛巾向下滑了一截。“我以为你知道我也爱你，路斯里斯，你可真他妈的奢侈，这还不够吗？”

“我从来都不知道。”路斯里斯也开始觉得不耐烦了。

“所以说你蠢得令我发疯。”伊蒙德一次性喝完龙舌兰，又倒满一杯，“我也想走。但很不幸，我发现我办不到。”

“我该说谢谢是吗？”路斯里斯想打他。他已经许多年没有这么想过了。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他们还狠狠打过一架：伊蒙德对准他的鼻梁来了一拳，路斯里斯则狠狠用手肘撞了他的下巴，他们从前聊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会哈哈大笑着互相指责，那种时候路斯里斯会觉得释然。现在他只对伊蒙德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他根本什么都不明白，路斯里斯想。伊蒙德从来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真见鬼，他就是个自以为是的傻瓜。他早该认清事实。如果伊蒙德不是他的舅舅，并且是个女人的话这一切就会简单得多。说不定那样他们早就结婚了，又说不定那样他们根本就不会认识。现在他开始分不清哪种会是更好的情况了。

天亮了之后的两个小时他开始数数，一直到大致过了一个小时。路斯里斯起床后用冷牛奶冲了一碗快要过期的麦片——红色的纸盒上印着戴白色头巾的微笑女人，路斯里斯觉得她更适合出现在清洁剂的封面上。他又用肉桂、豆蔻、柑橘和迷迭香做了用来热红酒的香料。雷妮拉曾经建议过他在睡前喝一杯红酒助眠，现在他决定听取这个建议。伊蒙德坐在他对面，用汤勺反复戳着碗里的麦片。

“我们应该养一条狗。”路斯里斯说。

“我讨厌狗。”伊蒙德说，“吵闹又浪费钱。”

“你从来没觉得什么东西不值得花钱过。”

“我现在不一样了。”

“你什么都没变。”

“那是你无足轻重的判断。”

“我们需要一条狗。一条那种牧羊犬。”

“它毫无用处。”伊蒙德抿紧嘴唇，表示不想继续吵下去。

路斯里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和他争论下去。下午他们开着野马去了商场。去买明天的早餐，比如全麦吐司和橘子果酱。他提前列好了购物清单，出发之前还在最后一栏补充了咖啡豆。却发现那张纸不见了。伊蒙德嘲弄他的粗心大意，路斯里斯竭力克制自己的懊丧。过去他有时会觉得和伊蒙德一起生活令人神经紧绷，现在他已经开始感到疲惫了。雷妮拉在傍晚给他打来电话。那时候他和伊蒙德在审视牛排馆里的菜单，刚刚决定要一份龙虾浓汤。

“我看到你和伊蒙德在一起了。”雷妮拉的声音听起来担忧又伤心，“你上次怎么说来着，你信誓旦旦地说会放弃他的。路斯里斯，你选择了他，而不是你的家人。”

“伊蒙德也是我的家人。他是我舅舅。”

“那也只是'一半'的家人。”

“他昨天才回来。”

“杰卡里斯说得对。你已经没法离开他了。”雷妮拉叹了口气。路斯里斯用手摩擦着红色天鹅绒装饰的墙壁。我在腐烂，他想，伊蒙德就像是大麻，有毒又能够让人成瘾。他突然悲哀得几乎要窒息了，但说不上来为什么。在雷妮拉·坦格利安发现他们两个的关系之后路斯里斯也曾经和她大吵一架。其实他一直习惯扮演乖孩子的角色。那是路斯里斯第一次反抗她。他循规蹈矩地在雷妮拉的期望下读了她认为好的学校、参加了她认为好的社团、申请了她认为好的专业，却找了个令她最抓狂的男友。路斯里斯承认他当时从她的震惊和愤怒中得到了快乐，但那也没有持续太久。

“我要挂了。”他说。

“不管怎么说，你永远是我儿子，我也永远是你母亲。”她最后说。

“我知道。”紧接着他挂断了电话。

在纠结良久之后路斯里斯选了肋眼牛排，伊蒙德要了一样的。他知道伊蒙德憎恨菠菜，因此只点了鹅油土豆，尽管路斯里斯自己也并不喜欢。吃完饭后他们漫无目的地在商场里游荡。路斯里斯看到柜台里的戒指，做成了莫比乌斯环的形状，寓意着“无穷的爱”，他觉得那很滑稽可笑，却还是买了一对。

回去的路上他们遭遇了严重的堵车。伊蒙德不断用手按着唱片机的快进快退键。路斯里斯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他抓着他的手。皮肉的感觉格外真实。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科罗拉多？”路斯里斯问伊蒙德。

“我没说过我要去他妈的科罗拉多。”

“不，你必须去。而且要我们一起。”他的嘴唇一张一合，好像这些话都是自动从他胸腔里蹦出了喉咙开成的一大片花朵。你还不明白吗？路斯里斯想问他。他知道伊蒙德从来不会在乎他身边发生的一切，但没有想到他连他们关系里最浅显的本质都没法觉察出来。就连我们对彼此的爱所剩无几了。他数着座椅皮革上的纹路时想。尽管它曾经短暂地燃烧得那么旺盛。

“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会回到起点。”路斯里斯继续说。

伊蒙德狐疑地打量着他，好像是在确定这不是又一个恶意的玩笑。路斯里斯过去喜欢过他这种辛辣的眼神，但现在这只表现出了他的迷惑和愚昧。“回到什么？”

“回到这里，回到最初的地方。”路斯里斯突然想要放声大笑。他想要歇斯底里地嘲笑某样东西、某个人。在想到那或许是他自己时他的心脏颤抖了一下，但他马上又感到了清醒的愉悦。他曾经对着自己假装他和伊蒙德的关系一切正常，问题只是在于伊蒙德的任性顽固，包括他不愿意原谅路斯里斯这件事。根本的原因却从来不会在这里。他们早就注定如此，因为他们是坦格利安和瓦列利安。路斯里斯总是能从别的方面找到借口，但他也心知肚明这不管用。伊蒙德比他更傻，他甚至还没有一点意识——他那点可怜的眼光总是放在不到几里长的地方。现在路斯里斯下定决心要挑明真相，至少让他们两个都清楚他们的现状。

“我们会重蹈覆辙的，就像过去那样一遍又一遍不知不觉地重复，就像这该死的莫比乌斯环，换个方式又回到开端。”路斯里斯·瓦列利安对着面前的挡风玻璃大声说出了事实，他抬起手给伊蒙德看他刚刚套在左手中指上的戒指——一枚闪烁的银色金属圆环——伊蒙德手上也有一只——然后筋疲力竭地趴在方向盘上等待着由汽车排列而成的长队重新启动。

1.有说法品牌名称来自“Man Always Remember Love Because Of Romance Only“的缩写。

2.原文为，"Who are you, tell me how to love, and who am I tell you how to live."，译作“是你教会我怎样去爱，而我应该教会你怎样去生活”。

#lucemond #lucerys velaryon #aemond targaryen #asoiaf #a song of ice and fire #dance of the dra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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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yuan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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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亿万级互联网生态的“围墙花园”？

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场景：戴上一副VR设备，仿佛进入一个虚拟的新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可以玩游戏、看电影、看书、交朋友，一起线上逛街，参与各种娱乐。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获得工作，赚钱消费......这样的场景可以用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科幻小说《雪崩》中一句话来描述：“人类通过数字替身，在一个虚拟三维空间里生活。”作者将这个虚拟空间称之为——元宇宙（Metaverse），它独立于现实世界，又与现实世界平行，与之互通。

举例来说，电影《头号玩家》里，男主角通过戴上VR头盔，可以通过网络链接一个游戏平台——绿洲。在这个游戏平台里，男主角不但可以线上买游戏装备，线下收货，通过在线下充值，再到线上消费，玩游戏、交朋友，还可以在绿洲的游戏平台里，通过游戏公司提供的线上工作打工挣钱。虽然我们都生活在真实客观的现实世界，但我们戴上VR设备接入网络后，就可以进入一个数字化的虚拟世界。

2021年3月10日，沙盒游戏平台Roblox成功登陆纽交所，在其招股书中，元宇宙一词备受关注，为业界所热议。Roblox也成为首个元宇宙概念股，上市首日市值突破400亿美元。随之，元宇宙在国内资本市场被迅速引爆。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预计，元宇宙市场规模将在2024年达到8000亿美元。

在国内A股市场，元宇宙概念股也呈现出大热的趋势。9月8日，中青宝、宝通科技等股票涨幅达20%，歌尔股份的股价再创新高，风雨筑、超图软件、万兴科技等多家公司均实现不同程度普涨。中青宝曾在官方微信表示，其将致力于打造一款能映射玩家内心世界到元宇宙的模拟经营类游戏，将虚拟世界的体验感做的更真实。

毫无疑问，国内互联网巨头腾讯、字节跳动等早已开始有所布局。2020年底，腾讯CEO马化腾在公司年刊《三观》中提出了“全真互联网”的概念，将其看作线上线下一体化，实体与电子方式的融合。事实上，腾讯也是Roblox的投资方，更是Roblox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方。近日，腾讯还注册了元宇宙商标，天眼查APP显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王者元宇宙”和“天美元宇宙”商标，其对元宇宙的投入热情可见一斑。马化腾还指出，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无论是从虚到实，还是由实入虚，都在致力于帮助用户实现更真实的体验。

创建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对象

元宇宙一词由前缀“Meta”（超越）和词干“Verse”（宇宙的后缀）组成，通常用于描述互联网未来迭代的概念，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呈现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的基于未来互联网、具有链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3D虚拟空间。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倾向于共享虚拟世界的背景下，元宇宙就像一个无缝融合了游戏机制、数字虚拟产品的共享虚拟世界，成为争夺消费群体和品牌掘金的新战场。与其他用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享虚拟场景，在虚拟世界中有真实的存在感，是元宇宙的关键要素之一。而用户可以使用不同的硬件来访问数字世界，例如通过AR/VR眼镜、手机、平板电脑和可穿戴设备与数字世界进行交互，在这个数字世界中，蕴含复杂稳健且功能齐全的经济体系。因此，元宇宙由一系列虚拟元素组成，这个虚拟的世界为用户提供社交、交易、消费等体验，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和去中心化理念来提供更加身临其境、互联互通和开放的网络体验。

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曾提到，“元宇宙为人类社会实现最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并与‘后人类社会’发生全方位的交集。”

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浪潮席卷而来，游戏产业紧随科技趋势，注重平台和技术的结合，为其带来颠覆性创新。2021年8月，UINO优锘科技向外界公布数字孪生可视化“严肃游戏”，将已落地的数字孪生元宇宙应用带到了大众面前。UINO优锘科技的“严肃游戏”，通过创造孪生体，搭建与真实世界完全镜像的虚拟场景，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真实世界的每种动态变化，从而让企业利用数字孪生可视化平台对现实世界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无论是元宇宙还是数字孪生，形式上有很多相同点，但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都需要创建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对象，元宇宙定位于在虚拟数字化形态下的永生，和物理世界的关联不够强烈，但数字孪生要求必须和物理世界对象的强绑定，实现虚实互动的闭环，更聚焦在场景化的应用上。在Roblox、Epic等专注于游戏引擎和游戏平台的时候，同样发端于游戏引擎的UINO优锘科技搭建起了数字孪生可视化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把数字模型与现实实体一一对应、连接、交互，最终达到通过虚拟世界，认知、分析、管理和操控现实的目的。

如今，UINO优锘科技成功开拓了IT可视化管理领域，将数字孪生技术从数据中心扩展到各种类型的物联网系统，从帮助复杂的IT系统的管理，延伸到了各种物联网应用场景。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可视化对于认知和管理复杂数字化系统的重要意义。

连接元宇宙的窗口

元宇宙与数字孪生息息相关，本质上而言，二者之间互相推动、协同发展。元宇宙不仅仅是虚拟的游戏世界，更是一个大规模的系统和开放的生态环境，建立在特定的标准和协议上。腾讯��究院指出，构建足够逼真的元宇宙，基础是数字孪生技术，需要在虚拟世界建立用户的虚拟孪生体，借助传感器，真实世界的动态和感受数据均可映射在虚拟世界中。

未来交通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汇融合，通过获取现实世界中动态实时的交通数据，在虚拟世界里将其数字化、模型化，可以打通物理世界和云端的数字孪生世界，去推演解决现实世界中遇到的交通问题，自动驾驶领域许多技术，例如数据采集、标注，虚拟仿真等都可以为此提供助力。

随着自动驾驶领域的快速发展，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日渐广泛。腾讯在该技术领域已早有布局，其虚拟仿真平台TAD Sim，构建了高还原度的虚拟仿真环境，结合云服务，为自动驾驶算法提供高并发的测试验证平台。虚拟孪生技术平台是腾讯在交通领域的重要布局之一，智慧交通系统也是其重点发力的方向，腾讯已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通过智慧化的车内服务、车企数字化营销工具以及自动驾驶研发工具等，逐步构建智慧城市的数字底座和云端大脑。

数字孪生城市是基于城市的信息模型，它的建设需要进行城市各维度的数据采集；其次，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内容创造和服务构建的基础元素。数据孪生城市的建设承载着未来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新形态应用和业务，不同单位和机构也可以基于同一个数字孪生城市的开放平台，根据自己对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理解创建内容，增强体验，并持续运营，通过跨越虚实边界，与真实世界双向互动。

南京嘉远超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唐一鸿表示，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显然，元宇宙依赖于计算机硬件，软件技术和网络技术，随着数字化的升级、算力的提升，数字孪生已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焦点，也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新抓手，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元宇宙或将成为互联网生态升级的全新时代。

元宇宙还有多远？

一个Fortnite的游戏玩家购买了数字道具，但他不能把这个数字道具带到其它的虚拟环境中，同样，他也不能从Fortnite无缝进入到其它的虚拟环境中去。元宇宙必须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一方面是不断允许新的用户加入并自由活动，另一方面用户可以自由地添加内容，保证整个空间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元宇宙，虽然看起来近在咫尺，却尚未完全实现。

一位国内游戏巨头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所谓的元宇宙游戏形态还是雏形中的雏形，即便是Roblox，如果不是炒作，企业没有必要去那么高调地宣布仍在研发中的游戏计划，元宇宙现在还是‘割韭菜’。”

显然，现在的元宇宙还处在初期摸索阶段，它就像一个四周围起了高墙的神秘花园，等待被发掘。元宇宙的建设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如何降低成本，如何培养人才，未来平台的数字货币如何发行，如何打破各大平台之间独立的生态都将会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Facebook CEO扎克伯格表示，元宇宙是许多科技公司，甚至是全科技行业的愿景，可以把它看作是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一次变革，但这不是一家公司就能实现的事情。

Epic创始人TimSweeney也认为，元宇宙不是一家企业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大众参与的媒介形态，同时，社会也不允许元宇宙被一家公司垄断，就像互联网不可能被任何一家公司垄断一样。

华安证券认为，元宇宙的商业模式距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元宇宙的实现需要5G、VR/AR、云计算等多种技术的相辅相成，而核心技术AR/VR还未形成明晰的商业模式。目前，AR/VR在ToC市场的盈利方式主要是终端设备的出售和线上内容付费，线下VR体验馆的单次付费模式。硬件和终端设备销售是当前早期AR/VR市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内容作为元宇宙的核心要素，将是未来的主要盈利点，而目前大多数VR体验馆所提供的体验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实现元宇宙，未来亟待形成多元、持续、稳定的商业模式。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新型基础设施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更大体量和更细颗粒度的行业数据累积，教育、消费、金融、娱乐等现实生活元素都有可能加速靠近虚拟世界的步伐，虚拟和现实的边界或将被弱化，构建与传统物理世界平行的全息数字世界的可��性依然存在。

文：文笛 / 数据猿

#元宇宙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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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zur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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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gnail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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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ntlmedia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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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

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 7 月 11 日分佈式入口翻譯写在前面：这是一篇深扒蒙牛与伊利暗黑发家史的文章，长达6500字，但每一个字都不多余，每一个字都有意义，可能开头会有稍许枯燥，但如果可以，希望你可以认真读完这篇文章，最后你会发现，你在关心的，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事关每一个人的事。 1、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蒙牛、伊利的牛奶越喝越没有奶味了。这不是错觉。这个表述还不够精准，应该是：平价奶越来越没奶味了。事实上，这是由以蒙牛和伊利为首的奶企在22年前埋下的恶果，而平价奶质量迟迟难以提升，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恶��。其余数不清的恶果还有诸如：毛利润高达百分之70甚至80的婴幼儿乳粉，以及买着全球价格最高的国产乳粉，依旧惴惴不安的中国父母。 10余年果然够久，人们早已忘记了蒙牛和伊利曾作过的恶。但即便在12年前蒙牛和伊利频频爆雷之时，很多人就避开蒙牛和伊利的丑闻不谈，认为蒙牛和伊利这两家“民族企业”被“整跨”了，外国同行公司就会乘虚侵入控制中国奶业，把它们整跨了就是整跨民族企业。 12年后，蒙牛和伊利更是已与民族企业牢牢粘连，在如今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的当下，你敢跟民族企业作对，就是与全国人民作对。但是蒙牛和伊利真的配称民族企业吗？我战战兢兢地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蒙牛和伊利的几十年发展史，对中国产生的坏处绝对大于好处，倘若没有蒙牛与伊利，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或许远比现在好。要谈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制品行业的伤害，想要细数蒙牛伊利作下的恶，必须要从1983年谈起。 2、恶之花萌芽为什么我会把蒙牛与伊利放在一起谈？不只是因为蒙牛和伊利是如今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奶业巨头，更因为在我眼里，这两家公司不过是同出一根的两颗果实，归根结底他们的底色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伊利与蒙牛的产品如此相似，除了牌子几乎一模一样：伊利推出优酸乳，蒙牛就跟着推出酸酸乳；伊利推出QQ星，蒙牛就跟着推出未来星；伊利推出了安慕希，蒙牛就跟着推出纯甄；蒙牛推出了特仑苏，伊利也跟着推出金典。甚至连出产的雪糕都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上，蒙牛与伊利的纠葛自1983年便已被埋下。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与伊利创始人郑俊怀本就出自一家公司，伊利集团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1983年1月，因为持续亏损，郑俊怀被调到该厂，任厂长，试图破局。而牛根生就是郑俊怀的得力手下，当年能力出众的牛根生，很快就带领一波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了扭亏为盈。 1996年，伊利集团成立，郑俊怀成了董事长兼CEO，牛根生是伊利主管生产和销售的副董事长兼副总。因为牛根生能力出众，并且与下属直接接触更加频繁，伊利有一半人都牢牢听从牛根生的调遣。这下子郑俊怀慌了，眼看着自己有被架空的迹象，这怎么行？于是两年后，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牛根生被扫地出门。被扫地出门后，反倒侧面证明了牛根生对厂内人才的影响之大，许多曾经的旧部都劝说牛根生东山再起，愿意辞职跟他继续干，不服气的牛根生响应手下意愿，筹措了100万后就注册了蒙牛乳业。自此，蒙牛与伊利便展开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这也是为什么，蒙牛与伊利一直纠葛不休，甚至看起来就像一家企业的真正原因。就在这种相爱相生的厮杀中，蒙牛与伊利时而抱团、时而互相攻击，他们首先将其他乳制品企业击垮，而后再互相瓜分市场，形成两强双分天下的局面。但也就是在他们相爱相杀的争斗中，中国奶业走上了一条几乎不可挽回的歧路。在2000年之前，中国尚且没有一家全国性品牌，因为当时市场上只能生产低温杀菌的巴氏奶，这种奶保质期只有几天，且必须冷藏，销售半径有限，难以规模化，所以市场上绝大部分都是区域性企业。转机从1997年开始，这一年，牛根生即将被扫地出门，瑞典利乐包装公司与伊利达成了协议，我们熟悉的伊利盒装常温牛奶由此诞生。 2000年后，利乐又与揭竿而起的蒙牛达成合作，只要蒙牛与伊利每卖出去一份奶，利乐就赚一份钱，这个默默无闻的包装公司反而成为蒙牛与伊利之战中的最大赢家。自此，奶制品企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蒙牛和伊利开始进军全国，试图二分天下。常温奶的出现让光明等地方奶企产生了危机感，试图反抗，曾经反目的蒙牛伊利则沆瀣一气，共同应对地方奶企的反抗，在03年时成功打败销售额居全国首位的龙头老大光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2004年，巴氏鲜奶企业们终于因为灭顶之灾般的压力团结在了一起，光明、新希望、燕塘、三元等四家以低温奶销售为主的中国乳品制造销售商，与美国国际纸业（另一家包装公司）公司达成联盟。一场鲜奶（即巴氏奶）和常温奶的大战随即爆发。资本斗争里没有温度可言，蒙牛和伊利更是把不择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2005年2月2日下午，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该委会议室召开了液体乳“鲜”字标识专家研讨会，与会人员约40人，其中包括卫生部、农业部、国标委、中国奶业协会、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三元、蒙牛、伊利、黑龙江乳业集团等有关专家或负责人。有意思的是，利乐公司传播事务总监杨斌致中国乳协领导的一封信被带进会场，并一一分发给各与会者，信中强烈地表达了支持“禁鲜”的意愿。同时内蒙政府也暗流涌动，当时这些蝇营狗苟尚且没有摆在阳光下，但也为2018年的跨省追捕埋下了伏笔。结果如蒙牛与伊利所愿，国家规定：低温鲜奶的外包装上不能再使用“鲜牛奶”等名称，而只能使用“灭菌奶(乳)”和“巴氏杀菌奶(乳)”等标准名称。此后主打“新鲜营养”的低温鲜奶被迫更名。与蒙牛伊利作对的奶企从此几乎一蹶不振，直到2008年1月1日，“禁鲜令”才被解除，巴氏奶能叫回鲜奶了，但是低温鲜奶已经丢了大半江山，回天无力，以“纯牛奶”“早餐奶”等命名的常温奶、调制奶大获全胜，几乎垄断了液态奶市场。但因为这场恶性竞争，导致各大国产奶企都不得不为了生存舍弃质量追求速度，以求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谋图一线生机，就在05年——08年之间的短短三年内，国产奶业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歧路。 3、恶之花绽开即便当时在竞争中获胜，但那时的蒙牛依旧处于空壳状态，严重缺乏优质奶源，蒙牛选择从奶农手中收购低质牛奶，而后加工生产，因为中国奶牛生产严重滞后，并且缺乏优质奶牛品种，匮乏的奶源对面则是庞大的奶源需求，鲜奶争夺战一触即发。因为质量不达标，为了求速度争夺市场，往牛奶里添加各种化学物质就成了各大奶制品企业默认的潜规则。既然蒙牛和伊利这些龙头老大都不怕添加，你怕个啥？更何况只要你不努力添加抢占市场，就休想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存活。脂肪低了，加脂肪粉；细菌超标了，加抗生素；浓度低了，加乳清粉；发酸了，加碱面中和；蛋白质低了，加三聚氰胺蒙混。添加这些东西后的牛奶，只能保质六七个小时。因此，在将牛奶送检的车上还要备好双氧水，在检查前赶紧往里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奶业从源头到终端都彻底腐烂，而作为恶果的劣质奶粉，则被一包又一包地被送到中国孩子的嘴里。 2008年，大头娃娃事件东窗事发，三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三聚氰胺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噩梦，直到22年后的今天，5月份一起湖南郴州的“大头娃娃”报道，即便报道中说明了不是三聚氰胺所致，还是引发了一阵恐慌，曾经的噩梦被唤醒。如今人们一提到三聚氰胺就会想到三鹿，但各位不知道的是，当年各大奶制品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如今的奶业领头人伊利蒙牛也光荣上榜。三鹿只是被顶出来成了出头鸟，得以让其他品牌悄然隐退。说道这里不得不提及职业打假人蒋卫锁，其实工业原料添加的恶果早在08年以前就频频爆出，当时蒋卫锁为了揭露行业黑幕，整顿中国奶业，就自费30万元发起“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行动，整理出《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调查报告。为打假，他卖了企业，丢了老婆，两个孩子因此辍学，结果社会上反倒对他攻击的声音居多，说他是在毁灭中国奶业，社会上一度传言有人要花50万元买他人头。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炸开，理解他的声音才多了起来，但就在三聚氰胺事件被爆出四年过后，2012年蒋卫锁就被曾主动选择与其离婚的妻子捅死，与其妻子一同捅死蒋卫锁的还有其余6名青年，当时警方对外宣称是家庭纠纷，真正原因是否为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为众人抱薪会被针对，被捅死，残害百姓的企业反倒顺风顺水，悄然隐退，恐怕这也是蒋卫锁未曾想到的结果。蒋卫锁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的受害者，在求公道的时候反倒被倒打一耙，郭利就是典例，郭利的女儿因为长期服用添加了三聚氰胺的雅士利奶粉，导致双肾产生结石，雅士利想要私了，郭利同意，于是在2009年约了郭利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结果郭利等来的是警方的抓捕，判刑5年，17年广东法院再审此案，改判无罪，但此时郭利已妻离子散，甚至连去看女儿的权利也被限制。资本无情无义，很快蒙牛宣布收购雅士利，蒙牛当权者在接受采访时装作一脸茫然：“我们不知道郭利是谁。” 但这些都不是最毒的，恐怕蒋卫锁最想不到的，是这起三聚氰胺事件，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奶制品水准，反倒成了蒙牛和伊利降低奶制品质量的借口。 2010年，蒙牛和伊利宣称由于三聚氰胺事件，不能往牛奶添加工业原料，所以无法提高奶源质量和制奶技术，就降低了检验标准。结果一降，就是世界最低。蛋白质含量由旧国标的不低于2.95克/100克降低到了2.8克/100克。菌落不高于200万CFU/ml（越低越好），一下子比旧国标提高了150万，反观美国和欧盟，标准都比我们高的多，美国要求牛奶蛋白质不低于3.1克/100克，菌落总数不高于30万CFU/ml。欧盟要求更高，蛋白质不低于3.3克/100克，菌落总数不高于10万CFU/ml。大家可能对这些数据不太敏感，那我就直说了——蛋白质含量低于3g的牛奶，都是垃圾。很多人说，蛋白质含量的规定是针对生牛乳，生牛乳需要加工之后才会变成市场上售卖的牛奶，在加工的时候可以通过高温闪蒸技术去除水分，增加蛋白质含量，最后到消费者手中的牛奶蛋白质含量依旧不会太低。这个逻辑没错，但蛋白质含量标准降低真正损害的，不是消费者，而是中国整个奶制品行业。自一开始，中国生牛乳的蛋白质含量就远低于世界标准，因为中国奶农多是散户，标准参差不齐，而且奶牛品种质量极低，后天饲养技术更是与国外差的不是一般的大。面对这样的落后境地，国家标准竟然随着蒙牛伊利的需求反向升级，结果自然就是中国奶业的不思进取，奶源质量低下，既然你都降标准了，我又有何理由花钱自行升级？吃力不讨好？但质量低下的奶最终还是会卖给普罗大众，结果依旧是消费者为蒙牛与伊利造就的恶果买单。更不用提一下子提高150万的菌落标准，这是对中国奶业与消费者的双重损害，这个标准的意义在哪里？以美国为例，美国要求菌落总数不高于30万CFU/ml，结果就是全行业的质量提升，对于与牛奶直接接触的设备和容器都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是一次性设备，在每次使用之前，不仅要求充分清洗，还要求使用高温或者化学试剂来消毒。反过来再想想我们提升到200万菌落数量的后果，显然就是落后且不讲究的生产环境，毕竟你标准都这么低了，我有何理由不脏一点？很多人说经过高温消毒，牛奶中的大量细菌会被杀灭，但注意了，目前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全面杀死细菌，生牛乳中含的细菌越多，最后遗留的细菌也会越多，牛奶中的细菌种类繁多，大多数不会让人体产生直接反应，但各种如果一头奶牛感染了葡萄球菌而导致乳腺炎，它生产出了一批细菌数比较高的牛奶，本来这批奶不能进入市场，但因为标准降低，这批本不合格的生牛乳得以进入市场。这批生牛乳再经过巴氏消毒，细菌数降到了合格，而后被卖到消费者手中。但是，葡萄球菌在巴氏消毒之前产生的毒素，仍然存在于牛奶中而且保持活性。如果不幸被人喝了，就有可能患上急性肠胃炎。而这只是其中一例，牛奶中可能潜藏的细菌繁多，具体后果不一而足，很多也不是当下就能反馈出来，各位可以多品尝蒙牛伊利的平价奶，长期体验一下。结果，我们拥有的只剩落后的奶牛品种、生产技术，还有被乳企利益绑架了的行业标准。但作为凶狠远超虎豹豺狼的蒙牛伊利，又怎么可能只损害一个行业而已呢？ 4、恶之花蔓延自蒙牛伊利占据垄断地位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他们可以绑架行业标准，可以恶性竞争打击对手，可以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悄然隐退，还可以不思进取，在2012年再度爆出质量丑闻： 2012年，西安的大三学生在网上发布《我在内蒙古的十天——蒙牛冰淇淋代加工点实习记录》，将在蒙牛的实习经历形容为噩梦：生产地附近就是垃圾焚烧站，宿舍苍蝇漫天，他们必须每天工作12小时，喝水吃饭也要登记，有失误就要罚款，宿舍里贴着几十条罚款规则，没一个奖励规则，生产小布丁等产品的车间里满地都是污水，雪糕掉在地上也会被捡起来继续装袋。一时间将蒙牛推上风口浪尖，蒙牛官方核查后报告属实，向公众道歉，微博则设置成不可评论。其他奶企更是乱象横生，几年前恶性竞争的后果不断爆出，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后，各大奶粉企业不专注提升产品质量，反而在消费者心理上不断钻研。在多次奶粉安全事故之后，在中国家长们的心里，便宜奶粉已经约等于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可以说患上了“便宜奶粉恐惧症”，奶粉企业抓准中国家长的这个心理，不断提升奶粉价格，价格一度飙升到世界第一。这直接让卖奶粉的飞鹤、合生元毛利率接近70%，飞鹤董事长就曾直接表示：有低价奶粉，但消费者不买，认为贵的就是好。合着中国父母买着全球最贵的奶粉，附带一份全球最重的担心，还要为中国奶粉质量低下背锅。到了2018年，伊利竟然已经可以利用警方跨省追捕。 2018年3月，北京一位男作家刘成昆，因为个人公众号上连载小说《出乌兰记》，结果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高层，然后被伊利指控，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很快，伊利本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在4月份，又指控山西女奶农郭玉珍，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事件起因是郭玉珍在网上发文实名举报伊利压榨奶农，举报信的标题是《内蒙伊利公司如此欺压奶农谁来保护弱势奶农利益诉求》，指责伊利经常找出各种理由克扣奶站与养殖户的奶款，让养殖户和奶站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且每月还变相把几千元不等的罚款摊派到奶农、奶站的奶款上，正所谓“风险共担，利润我独占”。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奶农敢怒不敢言，因为伊利蒙牛已经挤死其他奶企，他们不购买他们的奶，奶农就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刚一发声，郭玉珍就被跨省追捕。不知道跨省追捕是不是就是内蒙��的官方特色，从鸿茅药酒到蒙牛伊利，有求必应，我在之前的文章《“毒药”鸿茅药酒再登“优秀民族企业榜”，背后这三大权力机构功不可没》（文章已消失，之后有机会发给大家）中就曾发出过质疑，或许要真正彻查的，根本就不是鸿茅药酒和蒙牛伊利呢。虽然蒙牛伊利带坏了国内乳业风气，让中国奶业反向进步，枉顾消费者权益，还压榨奶农，但这并不意味着蒙牛伊利就生产不出好奶了，而是不想给内陆人生产平价好奶了。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出，香港对大陆奶企提出质问，时任蒙牛CFO的姚同山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大陆）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到了2019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蒙牛乳业CEO卢敏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总把最好的产品投放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市场。从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业、对竞争对手、对消费者、对奶农、对政府、对香港与整个内地的6种表现，6大罪状，让我不得不质疑：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在如今两大奶企依旧顺风顺水，被册封为“民族企业”的当下，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质问，更没有人愿意回答。 5、后记在国内疫情逐渐缓解，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之际，我反倒扒出蒙牛伊利的这些丑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自己也要担忧会不会被强势的蒙牛伊利跨省追捕。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所谓“民族企业”的声浪，不是什么企业都配称民族企业，更不是什么企业都值得我们自掏腰包去维护，至少那些破坏整个行业，导致中国奶业倒退，压榨奶农，枉顾消费者利益的企业不配。我写这篇文章，想质问的不仅是蒙牛和伊利为何不对自己曾经作过的恶负责，我更想问的是：蒙牛和伊利，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你们想要龙头老大的利润，想要老百姓的腰包，你们是否又愿意担起龙头老大的责任？我为什么要质问？又为什么要让他们担起责任？因为占据垄断地位的他们，踩着的，是中国奶业的命运，是大陆十几亿人的生活，是中国在世界上的风貌与名声。只要没有等来他们的回答，我的质问就不会停止。他们不说，媒体不说，那就我来说。历史不记得，我帮你记得。参考文献： [1] 《降低蛋白质指标，“生奶新标”的另一“哭点”》果壳 [2] 《放宽细菌指标，“生奶新标”意味着什么？》果壳 [3] 《向雅士利索赔：“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的十年维权路》三联生活周刊 [4] 《伊利又双叒叕跨省抓捕了！》翟振轶律师 [5] 《中国乳业20年：蒙牛伊利成“双寡头”，新品牌的机会在哪儿？》新消费内参 [6]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二十年蒙牛伊利斗争史》厨房人类研究所

#蒙牛 #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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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yinzhifu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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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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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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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7594pa-blo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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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chengguo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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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带卡

请带卡现金上限可能很快就会在欧盟适用。为了打击洗钱，支持者说。批评者感到被剥夺了自由。这说明了支持和反对限制。

有些立法提案听起来像是纸上谈兵的平凡形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挥手而过——但一旦它被宣布，就像一根燃烧的炸药棒，将社会分散到敌对阵营。从 2022 年 11 月中旬开始的这项提议，人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更准确地说，这是关于现金的：关于是否甚至没有时间制定现金上限，将纸币和硬币的付款限制在 10，000 欧元。欧洲理事会已经想要这个一段时间了，并在12月就这样的上限达成一致，现在议会仍然必须同意。11月，内政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表示支持1万欧元的限额，从而引发了一场众所周知的、部分高度情绪化的辩论。但是，究竟是什么说明了对现金支付的限制——又是什么反对呢？上限可以遏制洗钱

在欧盟几乎没有哪个其他国家像在这个国家那样经常和高兴地在钱包的零钱箱里翻找。问题是，德国也以洗钱天堂而闻名，有人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欧盟的洗衣机”。据当局称，每年约有1000亿欧元的犯罪交易被走私到经济周期中。在现金的帮助下，这特别容易。不仅因为人口贩运等许多犯罪的收益，假冒产品或毒品的销售无论如何都是以现金形式产生的。你无法说出现金的来源，没有什么可以追溯到，交易是完全匿名的。许多计划中的10，000欧元上限的支持者称赞该上限是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打击。 “通过限制匿名支付现金，可以更容易地追踪交易，并更好地识别与犯罪的联系，”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说。

六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他将很快将这张500欧元的纸币从流通中撤出。原因是：他们想剥夺犯罪的基础。500欧元的纸币非常适合跨境作弊大笔资金。上限真的打击洗钱吗？

有人怀疑现金限额是否真的是打击洗钱的适当工具。例如，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内斯·比尔曼（Johannes Beermann）多年前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上合理的证据”表明限制可以有效打击洗钱活动。因此，他认为上限是“误导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看法不同。该非政府组织在 2021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有新的资金转移方式，但现金在有组织犯罪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金上限可能会“降低德国作为肮脏现金目的地的吸引力，并增加洗钱所需的努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不应该“限制现金的日常使用”。

顺便说一句，在德国通常洗钱的金额并非微不足道。根据程度的不同，这也可能扰乱一个国家的市场价格机制。例如，当越来越多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房产在房地产市场上找到买家时，他的兴趣主要是洗钱。现金助长逃税和非正规经济

如果金链在珠宝店以现金支付，那么它就会越过柜台。但是，交易不会像卡付款那样自动记录在POS系统中。工匠的工作也不是，而是以现金支付的。因此，现金也更容易逃税。因此，DSTG认为现金的上限是“逾期已久”。该协会主席去年夏天认为，特别是在现金密集型行业，根据联邦审计法院的估计，该州每年损失超过150亿欧元的税收。据该协会称，限制现金支付可以遏制逃税。上限可以防止恐怖袭击吗？

如果以现金交出和运输大量资金，也可以更好地隐藏犯罪资金。欧盟一揽子立法还旨在帮助使资助恐怖主义、发现可能的网络和挫败有计划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仅凭现金限额可能无法完全根除有组织犯罪。德意志银行的研究部门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研究报告的作者在其中提到挪威国防问题研究所的一项分析，该研究所仔细研究了过去20年来总共40起恐怖袭击事件。根据结果，这些攻击中有75%的成本不到10，000美元。“这笔钱几乎不会引起怀疑，即使它们是用卡支付的。

根据这项研究，现金使犯罪分子的生活“暂时更轻松”。例如，因为使用现金需要“在IT，会计或法律领域没有特殊知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将资产走私到当局手中，“而不会留下易于识别的数据痕迹”，包括虚拟货币或通过空壳公司进行结算，然后可以在空壳公司的名义下进行交易。

上限的支持者面临着一大群反对者，他们认为由于各种原因，限制是一个坏主意。现金防止欺诈

现金不仅是为了促进谎言和欺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被骗。至少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Centers）是这样看待的，该协会在当前关于现金限额的辩论中明确反对该提案。与 tagesschau.de 相比，一位发言人提到了二手车贸易：“我用现金换汽车”的原则将不再适用于10，000欧元的上限。这使得交易不仅更加复杂，而且更加不确定。您必须担心钱永远不会到达您手中，因为转账突然或买家被证明是欺诈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金限额意味着限制，”tagesschau.de 援引联邦协会的话说。现金保护隐私

现在它变得情绪化了：现金，这也是自由，在讨论计划的上限时，目前正在再次被高呼。即使废除现金还远未被讨论，但许多人已经认为将1万欧元的限制视为对公民权利和隐私的��规模攻击。“现金上限就是剥夺自由，”去年11月，在社民党领导的内政部提出该提案后不久，一名自民党成员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您点击此类陈述下的评论栏，您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阴谋论之间。一位评论员认为这是“金融独裁的完成”，而另一位评论员则担心：“下一步是完全废除现金，从而全面监控每一笔金融交易。

但即使在更温和的圈子里，保护公民自由也是反对上限的流行论点。现金也是“隐私和数据保护”的一种表达，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十二月批评了该项目。2016年，当前任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首次将上限投入擂台时，他听起来更加激烈：林德纳当时在反对派银行写道，格罗科不是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而是关于“控制储蓄”。

宪法法院前院长汉斯-于尔根·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甚至认为计划中的现金限制是违宪的。“这些将是对公民自由的不合理干涉，即合同自由和私人自治，”Papier在2016年告诉FAZ。前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克劳斯·穆勒（Klaus Müller）多年前曾警告说，上限将打开“绝对控制消费者的大门”。

更多的监控、更多的控制和更多的数据传输确实意味着上限。问题是，这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会有多大的自由剥夺，很少有人需要在超市结账或其他日常情况下支付超过10，000欧元的账单。特别是因为应该指出，仅仅拥有大笔金钱不应被禁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在家里的床垫下储存几十万欧元，绝不是被迫把钱带到银行。对废除现金的恐惧

也许上限只是一个开始——在不知不觉中，现金将从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这是关于上限的辩论中的另一种担忧。例如，非小说类作家马克·弗里德里希（Marc Friedrich）称上限的提议是“为数字欧元做准备”。去年11月，类似的担忧助长了部分AfD。来自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位地区发言人在推特上写道：“首先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500欧元的钞票，现在他们还想推出1万欧元的#Bargeldobergrenze。作为#AfD，我们对#Bargeld禁令以及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说不！”

在这一点上必须再次强调，废除现金不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是的，引入上限将鼓励使用数字支付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金的取代。

国外已经有边界

因此，欧盟的上限计划是否会在今年夏天最终获得批准还有待观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于德国全国现金限额的讨论将变得多余，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将不得不引入这一限额。就像其他26个会员国一样，但对许多会员国来说，这甚至不会有所作为。许多人早已实施了自己的限制。例如，在比利时，现金支付的最高限额仅为3，000欧元，在葡萄牙，与意大利一样，仅为1，000欧元，在希腊仅为500欧元。克罗地亚将限额定为15，000欧元，拉脱维亚为7，200欧元，西班牙为10，000欧元。这就是德国欧洲消费者中心将其列入清单的方式 - 同时指出违反国家上限法的罚款。例如，在比利时，可处以 225，000 欧元的罚款，在西班牙最高可达相关金额的 25%。这些如何支付，一个人不学习。但可能不是通过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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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393com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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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是华语娱乐圈多事之秋，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情歌王子”张信哲，成为2021年收官前翻车的艺人。与之前的诸多失德明星不同，向来作风低调、鲜少绯闻的张信哲，因代言的公司被指涉嫌网络赌博而摊上大事，30多年维护的美好形象一夕之间被抵制声浪冲刷殆尽。虽说张信哲自己并未犯下难以饶恕的罪过，看似“躺枪”被坑，但明星与哪方签约代言，以自己的形象为何种企业背书，是自己的抉择，惹出大祸总是难辞其咎。

张信哲代言欧宝娱乐的宣传海报。（互联网）

被网民实名举报

综合媒体报道，一名网民本月16日实名举报张信哲，指他公开代言菲律宾网络赌博诈骗平台，并涉及在大陆推广。举报人说自己接到自称欧宝娱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说公司旗下代言人是张信哲，随后推荐了承办业务，包括客户能通过存款赚取收益，还能参加网络游戏获得高档奖金与礼品。他声称，自己最终被诈骗损失150万元（人民币，下同，31万新元）。举报人指张信哲是“严重劣迹艺人”，在中国到处“走穴”、上节目��开演唱会赚钱，背地里还帮助境外网络信息犯罪活动做推广，他要求封杀张信哲。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话题昨天冲上热搜，不少网民也嚷着要抵制张信哲。

这位中国网民自录视频，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张信哲。（新浪网）

张信哲公司与本人回应处在风头浪尖的张信哲经纪公司北京潮水音乐昨天回应，称与代言方在绝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下进行合作，期限为一年，今年3月到期即终止一切合作。合约也仅限于菲律宾，绝无安排张信哲在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宣传。张信哲同日在个人微博发声明解释，事件所涉代言合约系经纪公司与欧宝娱乐菲律宾公司于2020年3月签署，符合当地法律，也仅限于合约期间在当地使用。他称，代言之事“不断被不实描述放大，严重误导大众并造成负面舆论和公共资源浪费”，让他深感困扰。他接着表示自己也在深刻反思检讨，身为公众熟知的歌手，守法只是底线，在道德层面更需做出表率，谨言慎行，以身作则，“对这个事件给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

张信哲在微博发声明致歉。（微博截图）

察客探究：欧宝娱乐究竟是什么平台？引发轩然大波的欧宝娱乐究竟是什么平台？在一些明显带有软文性质的文章中，欧宝娱乐被形容为“深潜亚洲娱乐市场的领军品牌”“国际娱乐平台权威品牌”。油管（YouTube）频道“博彩侦察队”今年7月也上传了一段欧宝娱乐自家的宣传片，片中称欧宝娱乐是成立于2015年的国际综合娱乐平台，除了拿下各大足球联赛转播权，还赞助各种演唱会及娱乐活动，同时涉足信息安全板块，自主研发云支付系统等。在天眼查APP上搜索“欧宝娱乐”，发现只有一家名为“广东欧宝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叫甯顺万，成立于2020年1月10日，目前该公司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网媒香港01称，欧宝娱乐是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知名博彩公司，并在英国、欧洲、菲律宾拥有合法牌照。公司主打体育领域，在2019-2020年赛季是西甲华伦西亚足球会的官方赞助商。察客在网上搜索“欧宝娱乐”或“OB娱乐”，看到多个引入该平台的网址，内容涉及体育赛事转播、真人直播秀、电竞游戏、彩票投注等。

察客向线上客服咨询该平台是否能赌博，对方表示可以关注网站上的“盘口”，即足球博彩业中庄家让球的意思。（网络截图）

向该平台线上客服咨询后证实，平台的体育赛事可下注。察客随即注册了账户，登陆后可以在观看现场赛事转播时投注；而所谓的真人秀板块其实就是线上赌场，有荷官发牌，用户可以观看或下注。

在注册登录前，欧宝平台会显示提供真人秀直播，但注册进入直播间后，才发现所谓真人秀，是荷官发牌，在线赌博。（网络截图）

延伸阅读张信哲回应代言赌博网站：合约仅限菲律宾且已终止张信哲被爆代言赌博网站遭检举

有的直播间还综合了网红直播元素，一名美女主播坐在荷官旁边，陪伴线上的网民（赌民）闲聊。

察客在平台上另一个直播间看到，平台也融入网红直播元素，让一位美女主播坐在荷官身旁，与网民闲聊。（网络截图）

北青网称，有网民反映自己在欧宝娱乐上输光自己的积蓄，身无分文。还有人指控在平台上赚的钱取不出来，除非继续投钱进去。毋庸讳言，欧宝娱乐这家公司涉及体育博彩、线上赌博行业，并不难看出。如果张信哲本人或其经纪公司在与欧宝娱乐签约前做了尽责查证（due diligence），应该就能知道该公司的业务方向。

体育赛事方面，平台提供转播的当儿也让会员投注。涉及的比赛包括中国的球赛。（网络截图）

网民抵制与声援的声浪被实名举报后，有不少网民号召抵制张信哲，还有人呼吁当局查税，看张信哲是否也有逃税。不过，声援张信哲者也不乏其人。 “挺张派”网民说，与欧宝一年的短期合作，不能与宣扬赌博划等号。微信用户“封跃平律师”质问：“周星驰和刘德华早年也拍过赌博相关电影，难道也要抵制他们吗？” 该用户还说，虽然在中国大陆严禁赌博相关的一切行为，但在香港澳门等地方赌博暂时还属于合法的存在，“如果因为张信哲代言国外赌博平台就被封杀，那么我们就等于对自身认可的一国两制发起了质疑，这将本末倒置！” 但无论网民发起的抵制是否成事，张信哲已蒙受损失。今晚东方卫视的跨年盛典，张信哲已经确定不会参加。名誉扫地后，张信哲未来很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

抵制与声援张信哲的声音都有，但他的事业无疑已经受到损失。（互联网）

与洗米华有关？网络赌博一直是中国大陆打压的对象，就在本月21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当局破获一特大网络赌博案，涉及赌博资金流水逾3亿元，查明涉及全国的参赌人员2000余人。本月27日，湖北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孝感市公安局成功破获“9·17涉嫌新型网络犯罪系列案”相关情况，抓获犯罪嫌疑人115人，查证涉案赌博、色情、洗钱流水总金额达318亿元。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正式实施，跨境赌博首次写进刑法，网络赌博就包括在跨境赌博内。

澳门博彩业中介大佬周焯华（绰号“洗米华”）据报已被羁押在澳门路环监狱。（互联网）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博彩大亨、“小赌王”周焯华（绰号洗米华）上个月被捕，他所涉的罪名包括在菲律宾等地开设网络赌博平台、组织中国公民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自媒体“老资料网”认为，周焯华被捕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他的理据是周焯华的赌场和张信哲所代言的平台都在菲律宾；搜狐新闻则称，洗米华被捕后，据说也供出了一些大人物，暗示张信哲与此有关，但这些传言目前无法证实。代言即代表个人立场与价值观回看今年诸多失德艺人，都是艺人本身犯了错或传出丑闻，被品牌方割席解约，而张信哲此次是所代言的对象本身出了问题。不过，“代言”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代替别人表达意见或传达信息，代言人首先要认同这个意见或信息。因此，代言行为除了商业属性外，也涉及了艺人的立场与价值观，艺人以个人形象为企业代言，就是用自己的声誉为企业加持，由此赚取代言费。

张信哲代言欧宝娱乐的宣传画面截图。（互联网）

因此，明星与所代言的企业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明星为企业与产品背书，向社会大众推广商业产品或服务，负有道义责任，若不谨慎行事很可能名誉崩塌，断送事业。可叹张信哲的形象一向亲切良善，他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父亲是一名牧师，如今竟摊上“为赌博网站代言”之事，反差之大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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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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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为什么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

说起四渡赤水，大家一定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们从中学历史课本上就知道有这么一场经典战役；陌生的是，这场战役是怎么打的，为什么要四次渡过赤水？又为什么是毛主席自认指挥生涯中最得意的神来之笔呢？恐怕大家就有点陌生了。

今天，我就结合地图尽量简单直观地把四渡赤水介绍清楚。为便于大家对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从整体上有个了解，我先给四渡赤水做一个不太恰当但能说明问题的类比，类比成龙的喜剧动作片。

我们在看成龙巅峰时期的动作片时，比如《警察故事》系列、《红番区》、《飞鹰计划》、《一个好人》等，就会发现成龙动作片有两个特点：

1、在成龙被一群人围殴时，成龙不会站在原地力战对手，而是会跑着打，边跑边借助名种道具打击敌人。潜在的战术含义是，我一个人打不过你们一群人，但对付落单的人绰绰有余，所以必须通过奔跑创造对付落单个体的机会。

2、在成龙被人追逐的准备上楼梯时，突然楼上也下来一群人把成龙截住，成龙通常从楼梯侧栏翻跳下去，以此躲开打手们的围追堵截。潜在战术含义是，变多路围截为一路追击，继续创造痛打落单者的机会。

好了，毛主席的四渡赤水也类似，整个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为了创造两个机会，在运动中捕捉落单敌人，在运动中变围追堵截为只有追敌，没有围堵截。只不过创造这两个条件的难度要比成龙的动作片复杂得多。

四渡赤水前敌我态势

一、一渡赤水，一场意外失利引起的战术性转移。

四渡赤水并不是毛主席提前就运筹帷幄好的奇谋妙计。相反，它是在红军吃了败仗，走入绝境，士气低迷的困境之中倒逼出来的军事奇迹。

提起四渡赤水，我们就得先提一渡赤水之前的那场失利——土城-青杠坡战役。因为正是那场战役的失利，才导致我们不得不一渡赤水。

1935年1月，著名的遵义会议开完后，党中央确立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但紧跟着老蒋的各路围堵大军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了上来：

南面：薛岳兵团2个纵队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共8个师控制贵阳、息烽和清镇，兵锋直达乌江北岸；

东南面：黔军王家烈部两个师向刀靶水、湄潭进攻；

东面：湘军何健部4个师在酋阳、秀山、松桃、铜仁一带修筑碉堡布防拦截；

北面：川军刘湘部10多个旅向川南集中，前锋已达松坎以北；

西面：云南王龙云的滇军孙渡部4个旅向西北贵州毕节地区开进；

另外，还有一支专程跑来看热闹的部队，白崇禧的桂军2个师已经进驻贵州独山、都匀一带；如果红军不去招惹他们，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上来找麻烦的。

总之，东南西北大约40万的兵力，将3万中央红军团团围了起来，兵力对比10:1以上。

如图，可谓是铁通一般的四壁合围，接下来，一个重大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红军将往何处去？经过遵义会议的分析，好像有三个选择：

第一：继续留在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根据地，再谋求以后的发展。

第二：折而向东，沿着原路打回去，去湘西寻找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汇合。

第三：北渡长江，从泸州至宜宾段渡江(因为这一段水流比较平缓)进入四川，然后沿四川边界往北，去川陕一带寻找张国焘、徐向前的四方面军汇合。

那么，这几个选择哪个更具可行性呢？

首先，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当红军打下遵义后，就发现贵州一带地瘠民贫、难以扩展。而且，如上图从四面八方压迫而来的国民党军，根本不给我们喘息机会，这条选择可以排除。

第二个选择：从我们来的方向返回去，再次进入湖南，去湘西谋求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这个选择有二个难题：一是何健已经在乌江以东的湖南边境构建了大量碉堡，防止红军再次��湘。二是此时的红二、六军团也就万把人枪，还处于流动状态，并没有稳固的根据地。

除掉以上两条，就剩下第三条选择了：北渡长江进四川，去寻找红四方面军，因为川陕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不仅建立了根据地，而且部队已经发展到近十万之众，兵强马壮。

因此，这个方案在遵义会议上便明确定了下来，当时毛主席也同意了。红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是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再北上川陕寻求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然而，老蒋也不是傻子，这么明显的战略意图不但瞒不过他，就连四川边界地区的地主老财们都知道红军要来了。这些四川的土豪劣绅们纷纷举家迁徙，他们还把自己的资金汇进了上海的跨国银行。

这样一来就把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吓坏了，你们这帮土豪们纷纷携款潜逃，我以后问谁收税去？更为让他担忧的是，如果朱毛红军进入四川，那么老蒋就有理由让中央军入川剿共，顺便把他的四川地盘端了。所以，刘湘决定誓死抵抗红军入川。

当时红军的布置如上图：

第一路，林彪率红一军团，从土城北部出发，主攻北渡长江的必经之地——赤水县城。

第二路，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从习水县出发，在东边配合红一军团进攻。

彭老总的红三军团、董振堂的红五军团紧随其后，共同担负着守卫中央纵队的任务。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处，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北上进入川南。

原本林彪认为川军就算不像黔军的双枪兵（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那般一触即溃，但是一个地方杂牌军，战斗力也不会太强，他派出红一军团主力第一师、第二师分两路包抄，试图尽快打下赤水县城。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同川军真正交手的时候，才发现这支部队的战斗力简直和老蒋的中央军不相上下。而且川军比较团结，只要一个地方发生战斗，其它地方的川军是会赶来增援的。

当林彪红一军团同赤水县的川军打成胶着状态时，其它地方源源不断的川军已经赶来驰援，林彪只好暂缓攻势，最终赤水县城没有拿下。

而担任侧翼掩护的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他们在往赤水县城增援林彪的时候，也遭遇到了川军援军的阻击，同样吃了一场败仗。

然而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正当红一红九军团在赤水县和川军死磕时，两支川军旅像两条狡诈机敏的野狼一般，悄悄绕过红一和红九军团，向贵州的黔北腹地摸来，突然出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中央纵队后侧。

这下连毛主席都没有想到，第一次遇到这么狡猾的杂牌军，居然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和红军玩命。前面这支部队指挥官叫郭勋祺，后面这支部队指挥官叫潘佐。

此刻的毛主席虽然也大感意外，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为了不给主攻赤水县的红一红九军团增加后顾之忧，毛主席决定吃掉这支川军。于是，当中央纵队行进至土城的时候，毛泽东决定集中红三、红五军团主力，打掉郭勋祺这个跟屁虫。

据当时我方收到的情报，郭勋祺这支部队大概一个旅，有3—4个团，而我方目前除去一九军团外还有两个军团，两个军团加起来，兵力仍旧是超过郭勋祺部的。

距离土城三公里外有一处天险，叫青杠坡，此处是一个由两座山峰相夹而成的险关要隘，一条弯曲的山路沿着关口而去，川军要到土城，就必须经过青杠坡。

因此，在青杠坡一带打一场“伏击战”就商定好了。28日凌晨，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大约1万多人埋伏在青杠坡的两侧山坡上，准备伏击川军郭勋祺部。

土城一战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复出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仗。打好了不仅对鼓舞士气、突破川军阻截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重新找回部队的信心和勇气也有很大意义。但这场战役的结局却大大出乎毛主席的预料。

由于我方情报并不准确，当战斗打响之后，我军才发现根本不是郭勋祺部一个旅4个团，而是还有潘佐部一个旅的2个团也赶来参加了战斗。在战斗进入拉锯战的时刻，潘佐其余两个团也不断朝着土城一带增援过来，一共是二个旅八个团。而且，川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黔军，其战斗意志也十分坚定。

这次川军的指挥官郭勋祺，也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能他熟知红军擅打伏击的战法，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在青杠坡山下的小路上行军，而是直接把军队开上了青杠坡的坡上面。这和谭家桥之战时遭到伏击的王耀武一样，懂得迅速占领有利地形。

就这样，一幅别开生面的战斗画面映入眼前，两支军队没有在开阔平坦的土城附近开打，也没有在青杠坡脚下的蜿蜒小路上开战，而是不约而同的出现在了青杠坡的山顶制高点——营盘顶上。

两军力量势均力敌，因此营盘顶不断在红军与川军的拉锯战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这样的反复拉锯，对红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红军一来打不起消耗战，二来时间拖得越久，敌人前来的增援部队就越多，那时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这时的川军也因为不断有增援部队赶来，越战越勇，不仅占领了青杠坡的制高点，还几乎就要突破红军防线，打到军委指挥所里来了。

这真是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危险时刻。

面对严峻的形势，总司令朱老总、总参谋长刘伯承立刻跑出了指挥部，赶往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战斗。

毛主席本想阻拦，但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道：“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什么可惜的？”

毛主席听罢，感动不已，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本想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扬眉吐气。可以眼下的局面来看，这无论如何都算得上一场败仗了。

危急时刻，毛主席找来了陈赓，让他率干部团跟上朱老总。干部团，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培养干部而建立的。长征之前，中央把苏区四所红军学校里的学生，合编成了干部团，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

这类干部学校的学员，就类似于黄埔军校的学员一样，训练和培养出来是要充当到各军团去带兵打仗的。他们是红军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让干部团去冒险的，但是此刻已然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的火力，奋勇突击，而朱老总的亲临战场，也使得战士们勇气倍增。

川军也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给震住了，之前他们从来没见过装备这么精良的红军。紧接着，干部团出其不意打到了川军指挥所，令郭勋祺也大惊失色。

在干部团和随后赶到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增援之下，川军终于退开了，与红军在土城一带暂时形成了对峙局面。

战斗如果再打下去，必然凶多吉少。

此刻毛主席明白，现在他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吃掉郭勋祺，而是如何从目前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否则长久的拉锯下去，红军迟早会拼光的。此前制定的沿着赤水北上渡过长江的计划已无实现之可能。

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眼下必须组织部队迅速脱离战场，先求得休整和补充，然后再寻找战机打开局面。

那么往哪里退呢？再放图加深下印象。

前面我们介绍过，北面是川军10个旅；东面是走过的老路，湘军已经构筑好了堡垒封锁线；南面是薛岳驻扎在贵阳的十万中央军；薛岳外围还有专程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白崇禧的桂军。

综合对比一下，似乎只有西面云南方向，敌情并不算很严重，红军才能寻找机会进行休整。

如果要向西的话，那么就要渡过他们身后的赤水河。

于是当晚，由周公连夜组织部队，于天亮之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第二天，1月29日拂晓，毛主席、朱老总、刘伯承开始指挥中央红军主力主力趁朦朦夜色在土城附近分多路渡过赤水，向土城西部9点钟方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就这样，终于迎来了战争史上艺术杰作的开端一一渡赤水。所以说，一渡赤水根本不是毛主席提前规划好的，而是土城战役失败后被迫作出的无奈之举。

一渡赤水

二，二渡赤水，涅槃重生，夺回主动权，变四面围堵为一面追击。

真正优秀的军事家，绝不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是能在无尽的绝望和艰险的环境之中，带领部队摆脱困境的人。

一渡赤水后，红军主力部队来到了一个叫古蔺的小城，在他的西北方向有个县城叫叙永，打下叙永，也可以打通北渡金沙江的渡口，过江后沿着四川边缘山地也可以和四方面军会师。

可是刚刚经过土城一战，红军元气大伤，在尝试性的对叙永进行了一次攻击之后，便发现这个小小的叙永县城，红军也很难拿下来。

这样一来，红军只得一路西进，数日之后，来到了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一带。

好了，到目前为止，红军已经历了三次失利：土城战役沒打破郭勋祺追剿，赤水战役没拿下赤水县城，如今试攻叙永的北上通道也沒打通。

这意味着北渡长江的计划要夭折，这令所有红军官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迷茫之中。

还有一点，攻打扎西的举动一下戳到了云南王龙云的肺管子，为了阻止红军进入云南，免得给老蒋找到进军云南的借口，龙云急忙派孙渡带着4个旅来堵截红军，已至贵州毕节一带。

这样，四面八方的敌军再次朝着扎西一带涌上来。如下图：

北面川军层层逼近，西南面是云南的滇军，东南方向的薛岳八个师也朝着扎西开始推进，东面已经被黔��封锁，外围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桂军也死皮赖脸的不走。

但眼下真正致命的问题是，红军经过赤水，土城，叙永三战的失利后，由于没有缴获，使得现在弹药匮乏、粮食短缺，而扎西一带根本没有任何的群众基础，根本无法获得任何补给。

此刻的红军完全处于极度的虚脱状态。

一次次的失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主动权一步步丧失。

于是，中央红军上上下下都陷入了迷茫的状态，包括毛主席。

但有那么句话不是说：“天不生润之，万古如长夜”。如今，天已降下润之，那黎明还遥远吗？此刻的毛主席，已到了迷茫和顿悟的临界点，通过对从第五次反围剿到如今一渡赤水的一番深刻思索，毛主席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无论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湘江之战后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到如今遵义会议后的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都有一个共同点——战略目标太明确，很容易被蒋介石猜测到。既然那么客易被老蒋猜到，那么红军肯定避免不了要被牵着鼻子走。

既然避免不了被老蒋牵着鼻子走，那红军的战略主动权肯定会一步步丧失。如果想要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那就不能按着老蒋的套路走，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乱老蒋的围剿部署，绝不能再让老蒋猜到红军的意图。

如何不让老蒋猜到红军的意图？只有红军自己都猜不到自己的意图。于是，毛主席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走回头路，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二渡赤水

毛主席是这样和中央军委说明的：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这种困境之下，毛主席的提议很快获得大家的认可。于是，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留下一部疑兵吸引敌人，其余主力开始从扎西出发，转身向东，二渡赤水。

这下，云南的龙云没有想到，四川的刘湘没有想到，不知身在何方的老蒋更没有想到，甚至我们大多数红军干部战士都没想到。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安全？只有自已都不知道自已在哪的时候才安全。当所有人包括自己都没想到的时候，那么你的行动就有了隐蔽性，就有可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毛主席之所以那么决定，除了出乎预料之外，他还有这样几个思考：

一，北面和西面已经被川军和滇军围得密不透风了，而且川军还调来了水面舰艇封锁长江江面。

二，南面薛岳八个师的中央军主力正在朝红军压迫而来。

三，东面虽然有黔军封锁，但是这几支队伍中，战斗力最弱的就是黔军了，只要我们行动足够的迅速和隐秘，就可能在不惊动其他部队的情况下，再渡赤水，再战遵义。

就这样，中央红军在各路敌军的缝隙中，急行军7天7天夜，终于溜回了赤水河畔。当中央红军再次来到赤水河边的时候，各路围剿大军还在朝着扎西一带推进。

红军终于迎来了四渡赤水中的第二渡，从太平滩和二郎渡渡过赤水，这就是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多次身处绝境的被动局面之中，开始首次掌握并拿回主动权。二渡赤水也是毛主席指挥艺术升华的转折点，从二渡赤水开始到经历整个长征，到之后的八年抗战，最后到解放战争中的三大决战，不管战争条件多么艰苦，“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的这一战争原则始终贯穿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始终。

二渡赤水后，老蒋才发现，原来中央红军已经回到了贵州。

但是老蒋还是认为中央红军没有改变战略。他判断，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只可能有两个意图：1、向北渡过长江，继续与红四方面军会合。2、向东北湘西回军，继续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所以，老蒋急忙命令郭勋祺等人率军奔赴赤水县，防止红军北上。又命令位于重庆的上官云相和驻守桐梓的黔军进军到松坎，防止红军向东北“逃窜”。

他偏偏就没有想到，红军会一路向南，攻打遵义。不但老蒋，贵州的王家烈更不会想到红军会给他来个回马枪。为了坚定老蒋对自己判断的信心，毛主席还派一小股红军，假装成主力，攻打赤水县，而红军的主力，则一路向南，杀向桐梓。

由于驻扎在桐梓的黔军已经被老蒋调到了松坎。所以，红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桐梓。

而此刻的王家烈，正在给母亲做寿呢，他把贵州各路军阀召集起来，想收点寿礼冲冲喜。

是的，这段时间，王家烈真的是霉运到家了。薛岳的中央军占了他的贵阳，红军来了又占去了遵义，自己只能被发配到贵州的边角一带劳动改造。这两樽大神，自己一个都惹不起，现在好了，总算是送走了红军这一樽大神，自己也可以喘口气了。

然而红军二渡赤水又回来了，又朝着遵义方向回来了，即将打到天险娄山关一带。这一次，王家烈彻底崩溃了。

娄山关海拔一千四百多米，向北距离桐梓县城十五公里，向南接着遵义县城，两山相夹一孔山道，两面群峰并立，绝壁千仞，险峻异常，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攻克娄山关的任务交给了彭老总的红三军团。

2月24日的当晚，红三军团向守卫娄山关的黔军发起攻击，为了抢占制高点，战士们必须沿着近乎90度的绝壁向上攀爬。战斗打的异常��烈，军号声响彻山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之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声。红军士兵像潮水一般的奔着娄山关制高点冲去，喊杀声、枪炮声，冲锋号声，形成了一副壮烈的战争交响乐。

就在正面进攻打得异常激烈时，红军迂回的十团、十一团插入到了黔军的后方，这样一来，前后夹击让黔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们再也无心抵抗，瞬间四散逃去。

拿下娄山关后，我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红军军委二局还破译了中央军吴奇伟部的电报，电报显示，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距离遵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了。

于是，毛主席立刻给林彪、彭老总下令，务必于1935年2月27日当天拿下遵义。

由于王家烈在红军总攻之前，已经提前几个小时偷偷逃跑了，所以，遵义城中的黔军一听到枪响，根本没有怎么抵抗，就打开城门也逃跑了。

就这样，中央红军第二次占领了遵义。

红军占领遵义以后，老蒋如梦初醒，原来他们没有向北打赤水县城，也没有向东寻找红2、6军团，而是返回了遵义。

这时候，红军的去向把老蒋也闹懵逼了，老蒋也不想费脑子去思考红军下一步的去向了，他用了一招最简单粗暴的打法：把所有部队重新调回遵义附近，再从东南西北四面把红军合围起来。

此时，中央军的吴奇伟部正在朝着遵义一带开进，迎面遇到了溃退而来的王家烈。

这两个人一个想要夺回遵义，一个想要向老蒋邀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想着用两个师的兵力打退红军，重占遵义。

而这对于红军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路来的转战，红军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辎重消耗过大，急需通过一两次战斗来获得缴获，最好是老蒋中央军的武器装备，方能恢复元气。

吴奇伟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红军眼前，这个战机万分宝贵，如果能在国民党其他大军来之前，吃掉这两个师，不仅我方得到中央军的优质补充，而且还能打乱敌人部署。

于是，28日上午，战斗打响。吴奇伟以59师为主力，配以黔军的两个团对遵义发起攻击，自己率93师坐镇后方的忠庄铺为后援；红军以三军团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带布防，红一军团则从左翼迂回寻机奇袭吴奇伟的指挥部。

红三军团在老鸦山一带的战斗刚一开打便进入了白热化，双方阵地多次易手，均遭受惨重伤亡。同打娄山关一样，此时的红军每一战必须集中所有兵力，方才有歼灭敌人的可能性，所以这一次，干部团同样也参战了。

而侧翼迂回而来的红一军团则出其不意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忠庄铺。猝不及防之下，吴奇伟坐镇后方忠庄铺的93师迅速崩溃，吴奇伟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命令全线撤退。

打了胜仗的林彪下令一师奋力追击：“给我追出一百里。”

仓皇逃窜的吴奇伟一直被红军撵到了乌江，吴奇伟一过江，便下令部队把浮桥砍断。

有人提醒他：“对面还有自己弟兄呢”

吴奇伟毫不犹豫：“给我砍。”

此战之后，红军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整和喘息，获得了大量吴奇伟中央军的武器弹药。

我们可以发现，二渡赤水，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实际上是重新回到了遵义会议时期的起点，严峻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红军处于四面包围的险恶局面。

但二渡赤水的过程，却是毛主席开始从国民党手里夺回主动权的首次胜利。虽然此时的毛主席也没有想好接下来红军该向哪走，但是他相信只要主动权在手，就能找到机会。

三、三渡赤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二渡赤水后，红军以疲惫之师长途奔袭取得了桐梓、娄山关和遵义一系列胜利，获得了大量物资补给，更重要的是鼓舞了士气，中央红军终于一扫阴霾，恢复了往日的精神面貌。

我们不难发现，一渡赤水和二渡赤水组合起来，就是一幕穿越大戏。红军经过一系列艰苦转战，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的起点。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的闭环运动，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战略机动。

红军经过二渡赤水，把土城战役失败以来造成的被动局面又重新扭转了过来，从此刻起，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彻底改变了被老蒋牵着鼻子走，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是，红军一系列胜利虽然极大削弱了敌军实力，但仅仅是解除了眼下的威胁，而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尤其是，更大的包围圈正在形成之中。

蒋介石在得知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还顺道吃掉吴奇伟的两个师以后，于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剿：

北面12点钟方向：川军郭勋祺部向着娄山关一带移动，相机向遵义发起进攻；为配合川军进攻，又命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地区推进；

遵义西面9点钟方向：中央军周浑元部三个师推进至仁怀一带；向鸭溪、枫香园一带集中。

遵义西南面8点钟方向：被红军打残了的黔军王家烈残部于金沙县的打鼓新场集结；

遵义西南面7点钟方向：云南滇军孙渡部进至大定、黔西布防；

遵义南面6点钟方向：此刻被红一军团打的惊魂未定的中央军吴奇伟部集结于乌江南岸，只能作为预备队了；

遵义东面3点钟方向：湘军继续在乌江东岸修碉堡，以阻止红军往东发展。

不过，先前跑过来看热闹的桂军好像不想陪老蒋玩了，自己开溜了。

如下图所示：

然而，老蒋围剿部署的这封电报很快就被红军截获。

毛主席分析：

这几路国民党军队之中，黔军是不足为虑的。

川军郭勋祺部虽然能打，但他们只有在红军进入四川的时候，才会奋起迎击，和你玩命，现在他们是客场作战，何况我们已经占据了天险娄山关，作战不积极。

湘军负责防守乌江天险，其目的在于阻止红军回湖南，他们绝不会向着红军主动发起进攻。

所以真正会对遵义发起致命攻击的就是周浑元、吴奇伟的中央军。

3月5日，毛主席立刻组织部署，将红九军团扼守在遵义以北，守住天险娄山关，挡住郭勋祺。然后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在鸭溪、大岗一带��伏，准备吃掉周浑元部。

不过呢，天不遂人愿，可能是由于老蒋一夜睡醒，想起了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孤军深入而被红军屡屡吃掉一部的教训，也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自己推行碉堡战术的成功经验。

老蒋又全盘推翻了这个军事部署。

他立刻命令所有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要求吴奇伟部不要急于渡过乌江，原地待命。

命令周浑元部暂时放弃进攻遵义的计划，在鸭溪以南的长干山附近构筑碉堡，待各路大军合围之势形成，再逐步压缩推进。

这果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堡垒战术”的翻版。

老蒋的这一临阵变卦，使得毛主席计划在鸭溪吃掉周浑元部的部署化为泡影，问题也变得复杂而危险起来。

红军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堡垒战术”，被敌人从四面八方逐渐压缩合围，直至红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然后老蒋再发起决战性质的攻击，那么红军将再也无法阻挡。

红军现在的情况是必须要找一支国民党军队打，只有在进攻中才能打乱敌人部署，只有在进攻中才能不断的歼灭敌小股力量，我方才能获得补充，否则，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就在眼前。

这时候，林彪给军委提了一个建议，在遵义西南面8点钟方向金沙县的打鼓新场，是由被红军打残了的黔军王家烈残部在守卫，可以打一打，谁让王家烈还是那个软柿子呢。

于是大家开会讨论林彪的这个计划，几乎清一色的都赞成林彪这个建议，但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

毛主席认为，攻打金沙县城，固然能在战术层面上得到一点补充，但不能从战略层面改变任何东西，甚至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第一，红军长处是灵活机动，不擅长攻坚战。

第二，黔军的北面是中央军周浑元部，南面是滇军孙渡部，东南面的中央军吴奇伟部，各部之间离得都不远。如果我们在金沙和王家烈死磕，万一他们赶来增援，双拳难敌四手，红军难逃覆灭。

第三，即使我们占领了金沙县城，也是守不住的，到时候我们往哪退？

然而，被老蒋大军合围的危险已经越来越近，尽管大家都知道毛主席说得有道理，可在想不出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林彪这个提议就成为了“唯一选项”，这总比坐以待毙要强吧。

于是，中央会议变成了大多数开会时都会出现的情况：

大多数人都赞成林彪的这一提议；

只有一人反对，那就是毛主席。

还有一人摇摆不定，那个人就是周公恩来，因为周公是军事决策的最后决定者，这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要最后他不同意，这个仗就打不起来，周公有最终决定权。

当晚毛主席又找到周公，把所有的顾虑以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跟周公详细讨论了：

此刻的老蒋为什么会故技重施，继续他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堡垒战术”，就是因为红军一直在遵义一带的逗留，让老蒋猜不出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索性再来一次“结硬寨、打呆仗”。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何不想办法让老蒋猜得到我们的进军意图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牵着老蒋的鼻子走，带着老蒋去我们想让他去的地方布防。

而只有向北再渡赤水，才能坚定老蒋对我们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意图的猜测，迫使他调整部署，继续向北部长江防线调集重兵。

周公最终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

在第二天的苟坝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与说服，中央其他同志终于采纳的毛主席的意见。

三渡赤水，是一盘军事大棋。

如果说一渡赤水是被迫为之，二渡赤水是摆脱被动，那么三渡赤水就是我方主动出击，开始调动敌人，真正夺回主动权了。

而三渡赤水的一个必要准备，就是攻打鲁班场。

因为周浑元部所在的鲁班场距离三渡赤水的渡河点仅有20多公里，如果我们直接渡河，那么周浑元可能攻击我们于半渡之间，这样一来，将会给我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所以攻打鲁班场在战略上就非常有必要性，即使打不下来，也要打得他不敢出来骚扰红军三渡赤水河。

15日，中央红军对周浑元部进行了猛烈的进攻。除红九兵团为预备队并负责打援之外，红一、三、五军团几乎悉数上阵，火力不足战术补，中央红军使出了浑身解数从东南与西南两个方向对周浑元部发起轮番猛攻。

尽管中央红军的装备难以轻易攻克国军的堡垒工事，但在各种灵活战术的配合下仍然攻下了数处碉堡阵地。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红军付出了480人阵亡的代价，周浑元部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伤亡。

鲁班场的战斗进行的虽然激烈，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并不在此。3月16日黄昏，红军迅速放弃鲁班场，转渡赤水河。所有红军主力被要求在一个昼夜里，从附近的茅台镇渡口全部渡过赤水河。

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就要来了——三渡赤水。

在三渡赤水之中，为了坚定老蒋对红军北上会师四方面军企图的猜测，毛主席使用了一招“瞒天过海”的妙计：

一，大张旗鼓的渡河，生怕敌人的侦察机看不见，敲锣打鼓，把渡河场面搞得热热闹闹的。

二，毛主席派出了一个团，并让这个团携带着电台往古蔺方向前进，前进途中电台要频繁发射信号，一定让老蒋的情报机构捕捉到我们的信号。

三，把我军团主力所有的电台全部关闭，命令各军团主力渡河以后不要走远，在茅台镇附近的山林、村落之间找地方隐蔽起来。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把三渡赤水之后的四渡赤水路线想好了，之所以大张旗鼓这么做，就是希望让老蒋以为红军要沿着古蔺、叙永一带渡长江，从而把敌军全部调到古蔺、叙永一带。

毛主席派出去那一个佯装主力的团，在向古蔺前进的途中，还遇到敌人一个团，并且很快击垮了敌人这个团。这个敌军团逃跑回去向上面报告：“红军主力袭击古蔺县城。”

事情发展到这里，老蒋那边接收到的就是以下几个情报：一，红军主力三渡赤水已经完成。二，红军的电台在古蔺一带频繁出现，说明他们的主力已经到达古蔺，要从这条老路北渡长江。三，从古蔺县城逃回来的国民党军，又将战败添油加醋一番，他们遭遇到的红军主力是如何如何厉害。

如此一来，老蒋恍然大悟：娘希匹，毛泽东和我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原来还是要从古蔺、叙永一带北渡长江。好啊，古蔺一带地域狭小，简直是合围聚歼的绝妙之地。

蒋介石兴奋的手足无措，他决定要亲自飞到贵阳，指挥这场剿共大业的最后一仗。他迅速命令各路围剿大军，全部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古蔺方向前进，誓要将红军歼灭在古蔺一带。

各路大军统统朝着古蔺一带疾驰而来。

《孙子兵法》形篇中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意思是说：善于防守的，隐藏自己的兵力如同在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部队就像从天而降，敌不及防。这样，才能保全自己而获得全胜。

此刻的红军主力，三渡赤水后就静静的隐藏在茅台镇渡口北面20公里处的山林里，2万多人的队伍一动不动，屏息静气的看着老蒋的各路主力，从自己的身边一路一路的向古蔺方向开去。他们一边在山林里静静的休整，一边把自己的水壶里灌满茅台酒，因为接下来，他们还要创造一个更大的奇迹。

四、四渡赤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老蒋终于把国民军全部调到古蔺、叙永一线围剿红军，而就在此时，原先隐蔽在茅台镇附近，已经吃饱喝足，还把水壶里灌满了茅台酒的红军主力，在毛主席一声令下，全部开始四渡赤水。

此时的老蒋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居然又走回头路，再一次从二渡赤水的那几个渡口，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过河后中央红军主力转向东南，向桐梓遵义方向急行军，制造出再取遵义的态势。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象，红军主力并没有走二渡赤水时先占桐梓，再攻娄山关和遵义的老路。

而是从茅台镇和娄山关遵义中间的马鬃岭急速南下，几乎就要与北上的国民党军擦肩而过。27日，中央红军行至仁怀与遵义之间的马鬃岭时，再次分兵，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岗、枫香坝一带国军中央军发起佯攻。

而红军主力则迅速击破鸭溪一线的国民党军防线继续南下。中央红军这一连串的战术机动，令国民党军彻底混乱了，一时间到处都发现红军主力在活动，到处都在向老蒋请求支援。即使先前在古蔺、叙永一带带着电台，伪装主力的红军团早已归建，负责围剿的各部仍然汇报发现红军主力踪迹。

也正是此时，两军开始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开始越拉越远，走向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此时乌江南岸的敌人都被老蒋调去古蔺、叙永围剿红军去了，乌江南岸的兵力极度空虚，我军趁机悄然渡过了乌江，朝着一个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开进。

这个地方就是贵阳，而此时的老蒋就在贵阳，他身边的守卫兵力不足一个团。

没有人知道在老蒋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是否有一万匹XX马奔腾而过。

与毛主席在身处危境时的镇定自若不同，别看老蒋平时看起来咋咋呼呼，年轻时还加入过黑社会，拜过黄金荣的码头，平时训侃起手下来也是劈头盖脸、狗血喷头。但他也是个色厉内荏的人，胆小得很。

一看红军奔贵阳来了，他手忙脚乱的迅速召集贵阳的守卫团，让他们赶紧准备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和两顶轿子，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抄小路赶往贵阳机场。

城外，已然可以看见“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和口号。

作为一名国军的统帅，你至少也得在手下面前表现得不要太慌张，因为慌慌张张不仅容易在手下面前丢丑，毕竟自己可是经常拿“不成功则成仁”来训示手下的。

更重要的是会影响自己对局势的判断。此时的老蒋应该稍微镇静一下，想想红军是否真的要攻打贵阳城。

但他顾不上了，不管红军攻打贵阳是实还是虚，他都不敢冒这个险，还是自己的老命重要。

于是。他只能迅速把所有部队全部召回，其中就包括了一支最为关键的部队——云南滇军孙渡部三个旅。

如下图：老蒋之所以调孙渡的部队进入贵州，是因为当时离贵阳最近的就是孙渡的这三个旅。

而滇军这支部队，对于红军来讲，又是最为关键的一支部队，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在贵阳城，而是云南，孙渡的这三个旅就是挡在前面的一颗钉子。

这下好了，老蒋亲自帮红军把这个钉子拔了。

此时，为了加重老蒋的慌乱心里，毛主席又命令中央红军从息烽、扎佐之间穿出，东进至清水江边，并且大张旗鼓地搭建浮桥，摆出一副要东渡清水江的架势，看似又要渡过乌江去寻找湘西贺老总的红二、六军团汇合。

惊魂未定的老蒋也不仔细分析了，又命已经抵达贵阳周边的吴奇伟部、周浑元部以及滇军孙渡部过贵阳而不入继续向东追击。

可是他又错了，我红军主力往东还是虚。这一天，毛主席一看调得差不��了，在清水江边逗留多日的中央红军突然向西急行军，随后转向西南，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穿越而过，然后折而向西，一头便扎入了云南省，因为此时的滇军孙渡部被调到贵阳附近，云南省内兵力空虚。

直奔云南

此时所有的国民党军主力，距离我们最近的都至少被甩开了4天以上的路程，红军终于跳脱了国民党重重围堵的包围圈，大踏步的朝着昆明前进。

那里不仅有著名的宣威火腿，普洱茶和云南白药，而且沿着云南北上，有一条江，叫金沙江，从那里渡江北上，也能进入川南一带，实现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的计划。

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战略机动，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复出后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仗，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在川滇黔边境地带200公里的范围内，灵活机动地在多路国民党军重兵间反复穿插，将敌军按我方的战略需求进行牵拉调动，逐步掌握了战役主动权，最终成功跳出包围圈并予敌以重大杀伤。

四渡赤水的更大意义还在于，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后获得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从此以后，长征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疲于奔命般地躲避追兵，而是确立了我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的战争指导原则，在此后的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管人民军队处境如何艰难，都能按着这一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而逢凶化吉。难怪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时说：“自己一生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而不是三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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