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南疆会议 维稳 反恐 极限思维 社会控制

[jinrizhiyi]

2月26日，新疆召开南疆工作会议，会议再次强调“维稳优先”，要求“树牢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反恐维稳这根弦”，并提出要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这一表态凸显出中共在新疆地区强化高压管控的态势，所谓“法治化”不过是借法律之名维持长期压制。

[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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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anamericaninhuaibei]

纽约时报：泄露文件揭示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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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们在学期结束时买好了回家的票，盼望着考试后轻松一下，回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与家人欢聚度夏。

然而，他们却在不久后被告知，他们的父母不在家，亲戚们已经失踪，邻居们也不见了——这些人都被关进了拘禁营，这个为关押穆斯林少数民族而建的拘禁营网正在扩大。

新疆地方当局对这种危险的局面颇为担心。所以他们做好了准备。

自治区领导把一份内部指示下达给地方官员，建议他们，放假的学生一回来就尽快与他们见面，不让他们发声。这份指示包括令人不寒而栗的官僚指南，教官员们如何应对令学生痛苦的问题，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我家人在哪里？

“他们在政府设立的培训学校，”指南中的回答这样开始。如果学生追问的话，指南叫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亲属不是罪犯——但现在不能离开这些“学校”。

这个问答形式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学生们会被告知，他们的行为可能缩短或延长家人被拘禁的时间。“我想你会支持他们，这是为了他们好，”指示建议官员这样说，“也是为了你好。”

这份指示是《纽约时报》获得的403页内部文件之一。它们是数十年来从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泄露出来的最大一批政府文件，为人们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部材料。在过去三年里，当局已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进了拘禁营和监狱。

中共已驳斥了国际社会对拘禁营的批评，中国把拘禁营描述为使用温和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就业培训中心。但这些内部文件通过策划和精心安排这场镇压的官员们使用的语言和命令，证实了这项行动的强制性。

在政府向公众展示其新疆工作是慈善的、稀松平常的同时，也在这些内部文件中讨论并组织了一场无情且惊人的运动。文件记录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极端主义暴力采取严厉和紧急行动的命令，包括大规模拘禁，也记录了他们在讨论镇压后果时的漠然态度。

2014年，习近平主席参观了乌鲁木齐市一座清真寺。Credit...Xinhua, via Reuters

报告提到，孩子看到他们的父母被带走，学生想知道谁来支付他们的学费，由于缺乏劳动力，农作物无法种植或收割。然而，官员们接到的指示是，告诉那些抱怨的人，要感谢共产党的帮助，保持沉默。

这些泄露出来的文件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异乎寻常的内幕，展示了隐蔽的中国国家机器，怎样执行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拘禁行动。文件中披露的关键信息包括：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对官员们发表了的一系列内部讲话中，为镇压打下基础。这些讲话是习近平在2014年4月视察新疆期间和之后发表的，就在他去新疆的几周前，维族武装分子在一个火车站用刀砍了150多人，造成31人死亡。习近平要求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的斗争，使用“专政机关”，“毫不留情”。

海外的恐怖袭击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加���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影响了镇压行动的展开。中国官员认为，英国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过分强调‘人权高于安全’”的后果，习近平主张中共模仿美国在9·11袭击事件后“反恐战争”的一些做法。

自治区新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后特别积极，新疆的拘禁营迅速扩大。为表明这场运动的正确性，陈全国把习近平的讲话分发给官员们，敦促他们“应收尽收”。

镇压行动遭到了当地干部的怀疑和抵制，他们担心这会加剧民族紧张局势，扼杀经济增长。陈全国对此的反应，是清除了一批有妨碍他工作之嫌的干部，其中包括一名县级领导官员，该人已被监禁，因为他曾悄悄地释放了数千名关押在拘禁营里的人。

泄露的材料包括24份文件，其中一些包含重复内容。文件包括近200页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内部讲话，以及150多页的有关管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指示和报告。还有的提到把限制伊斯兰教的措施扩大到中国其它地方。

虽然不清楚这些文件是如何被收集和挑选的，但这次泄露意味着中国内部对镇压行动的不满比以前知道的要多。这些文件是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政界人士泄露出来的，该人表示，希望文件的披露能防止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逃脱他们对大规模拘禁应受的责备。

中国领导人对政策制定严格保密，尤其是涉及新疆地区时。新疆资源丰富，是一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国家接壤的敏感边疆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占新疆25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少数民族中最大的群体是维吾尔族，他们说一种突厥语系语言，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化和宗教活动上受歧视、受限制。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压制维族人对中国在新疆统治的反抗。当前这轮镇压始于反政府和针对汉族的暴力事件突发之后，包括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民族骚乱，以及2014年5月，在习近平就要在北京召开为新疆制定新政策的领导人会议的前几天，在一个露天市场发生的、造成39人死亡的袭击事件。

自2017年以来，新疆当局已将数十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关进了拘禁营。被关押的人要接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思想灌输和讯问，目的是将他们转化为世俗的、忠于党的支持者。

虽然这份文件建议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亲属由于接触了伊斯兰激进思想，正在接受“治疗”，但��时文件的标题用了家庭成员被“处置”的说法，“处置”是党内文件中用来表示惩罚的委婉说法。

24份文件中，指示如何处理2017年暑假回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问题的文件，提供了最详细的关于拘禁营��讨论，也是中共严格区分对内、对外做法的最明显例证。中共在对外讲述一个故事的同时，在内部用一种更严酷的叙事对官员进行动员。

自治区政府警告地方官员为返乡学生做好准备后，新疆东部城市吐鲁番的官员起草了这份问答形式的指南。随后，负责协调新疆“维稳”工作的部门将指南分发到新疆各地，并敦促官员们以之为样本。

政府把新疆最聪明的维族年轻人送到中国各地的大学学习，目的是培养忠于党的新一代维族公务员和教师。

这份指示显示，新疆镇压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甚至影响到了这些精英学生。这让当局很紧张。

“内地返乡学生社会交往广泛，涉及全国各地，”政府在下达的指示中指出。“一旦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发表不正确言论，影响面广、消除难度大。”

这份文件警告说，学生在得知亲人的情况后，“思想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并建议便衣警察和有经验的地方干部在学生返回后尽快与他们见面，“做好人文关怀，强调有关纪律。”

8月，在莎车县的一家餐馆里，宣传海报引述习近平的话：“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Credit...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份问答形式的指示以温和的方式开始，建议官员告诉学生，“你完全不用担心”失踪亲人的情况。

“他们在学习期间学费免费，吃住免费，并且��准比较高，”文件指示官员这样说，官员还要说，当局为被拘禁者每天提供的伙食费在21元以上，“甚至超过了部分学员在家里的生活标准。”

“如果你想见一见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你和他们进行视频会面，”问答以此结束。

不过，当局预计这不大可能安抚学生，因此也为一系列其他问题准备了答案，比如：我家人什么时候能毕业离校？既然是培训，他们为什么不能定期回家？我家人可以请假出来陪我吗？我家人都去学习了，家有10亩地，没有人种，我上学交不起学费怎么办？

指南建议对学生给出越来越坚定的回答，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人思想上感染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病毒”，必须接受隔离治疗。指示让官员告诉学生，就连祖父母和看起来年纪已大到不可能有暴力行为的家庭成员也不能豁免。

“如果不参加学习培训，就无法彻底全面了解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一个回答这样说，还提到了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的兴起。“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思想上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感染，都应该参加学习。”

文件说，学生们应该感谢当局带走了他们的家人。

“一定要珍惜党和政府提供的这次免费教育机会，彻底清除错误思想，并且学会汉语和就业技能，为将来你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打好基础，”文件指示官员这样回答学生。

当局似乎使用一个评分系统来决定能将谁从拘禁营释放出来：文件指示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他们亲属的评分，并让官员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评估，记录他们参加培训、会议和其他活动的情况。

“他们的家属包括你也要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文件指示官员说。“这样才能为你家人加分，符合结业标准后才能出校。”

如果学生提出拘禁给家庭经济带来影响的问题时，文件建议官员向学生保证，“你的困难党和政府将会全力帮助解决。”

不过，这份指导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为学生就被拘禁的家人提出的“他们犯罪了吗”的问题准备的标准答案。

文件指示官员们承认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是思想上受到了不良思想的感染，”指示说。“只要他们思想上的‘病毒’清除了，身体健康了，就可以自由了。”

秘密讲话

推行大规模拘禁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新疆视察，暴力给那次视察蒙上了阴影。

2014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一年多一点的时候，习近平对新疆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视察。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两名维族激进分子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外制造了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近80人受伤，一人死亡。

那次袭击的几周前，激进分子持刀在中国西南部的另一个火车站疯狂砍人，造成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在习近平访问乌鲁木齐不到一个月后，袭击者向乌鲁木齐的一个菜市场投炸弹，造成94人受伤，至少39人死亡。

在这种流血事件的背景下，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秘密讲话，确定了一条强硬路线，最终形成了目前正在新疆展开的安全攻势。虽然官方媒体提到过这些讲话，但从未公布过具体内容。

不过，有四份讲话的文本在泄露出来的文件之中，它们为了解镇压的起因、以及发动这场镇压的人是怎么想的，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未经过滤的视角。

“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习近平在乌鲁木齐视察反恐警队后发表的讲话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

“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他补充道。

在中国和田郊区的一个被认为是拘禁营地附近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Credit...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新疆、以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新疆政策的高级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这些滔滔不绝的讲话，记录下来的是他所称为一个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在新疆地区发动“人民战争”的思想阐述。

虽然他没有在这些讲话中下令进行大规模拘禁，但他呼吁中共动用“专政”工具，来铲除新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

习近平对新疆问题表现出的关注，似乎远远超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讲话。他有时把伊斯兰极端主义比作病毒传播的传染病，也有时把它比作让人上瘾的危险毒品，他宣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过一个“干预治疗阵痛期”。

“对宗教极端思想对人们的精神影响绝不能低估，”习近平2014年4月30日在乌鲁木齐对官员们说，那是他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被宗教极端思想俘获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变得良知泯灭、丧失人性，杀人不眨眼！”

他在一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领导人会议上，在另一次讲话中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性”发出警告。

“一旦信了它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说。

考虑到后来的镇压行动，习近平讲话中有几段话令人惊讶，他对官员们说，不要歧视维族人，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他警告说，不要对维族人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之间自然存在的摩擦做过度反应，并拒绝了想在中国彻底消灭伊斯兰教的提议。

“由于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于是一些人认为，应该遏制伊斯兰教发展，甚至提出要消除伊斯兰教的存在，”他在北京的那次会议上说。他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的”。

但习近平的主要观点确定无疑：他正在带领中共向加大对新疆镇压的方向急转弯。

在习近平之前，中共曾常常把新疆的袭击事件描述为少数狂热分子采取的行动，这些人受到境外鲜为人知的分裂组织的鼓动和策划。但习近平提出理由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已在大部分维族社会扎下根来。

实际上，绝大多数维族人遵守适度的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控制措施，但有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为保守的教规，进行更公开的宗教活动。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他对公开表示虔诚的再度盛行感到震惊。他将其归咎于宗教控制的松懈，暗示他的前任放松了警惕。

虽然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来遏制新疆的动荡，但习近平说，这还不够。他要求从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开展一场重塑该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思想的努力。

“毫不动摇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习近平在有关新疆政策的领导人会议上说，那次会议是在露天市场发生致命袭击事件的六天后召开的。

苏联的棱镜

习近平的父亲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过对少数民族的更宽松政策。一些分析人士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预测，他可能会像父亲那样采取温和的做法。

但这些讲话强调了习近平如何透过苏联解体的棱镜来看中国面临的风险。他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意识形态的松懈和领导层的软弱无能。

他着手在中国各地消除对中共统治的挑战；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在一��又一轮逮捕中消失。在新疆，他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为例，提出理由说，经济增长不会让社会免受种族分裂的影响。

他在那次领导人会议上说，波罗的海国家曾是苏联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也是苏联解体后最先离开的国家。他还说，南斯拉夫的相对繁荣也未能阻止其解体。

“我们说，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对的，”习近平说。“但不能认为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现出，他对维吾尔族反抗中国统治的历史、至少是北京官方版本的历史极为熟悉。他讨论了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的几件事，包括维族人在20世纪上半叶曾短暂自治的历史。

维族武装分子的暴力从未威胁到共产党对新疆的控制。虽然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民族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后，更致命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但规模仍相对较小，地点相对分散，手段也相对简单。

尽管如此，习近平警告说，暴力正从新疆蔓延到中国其它地区，可能会损害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形象。习近平在领导人会议上说，如果不消除这种威胁，“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冲击，各族人民大团结就会受到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会受到影响。”

他把外交考虑放在一边，称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中东，并警告说，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动荡将加大中国面临的风险。他说，维族人已前往这两个国家，他们可能会变成经验丰富的战士，回中国来寻求建立他们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家园。

2014年，安全部队保卫了喀什市清真寺外的一个区域。Credit...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盘踞在阿巴边境的暴力恐怖组织可能很快向中亚渗透，”习近平说。“在叙利亚、阿富汗等地接受实战化训练的‘东突’恐怖组织人员随时可能���新疆发动暴力恐怖活动。”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对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采取了镇压的做法，但胡锦涛也强调，经济发展是解决少数民族不满的良方——这是中共的长期政策。但习近平在讲话中发出信号，要采取与胡锦涛不同的做法。

“新疆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民族分子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仍然呈上升，”他说。“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长治久安。”

习近平指出，确保新疆稳定，需要有大规模的监视和情报收集工作，以根除维族社会中的反抗力量。

他说，新技术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预示了中共在新疆大范围使用人脸识别、基因检测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做法。但他也强调了使用社区告密者等老方法，并敦促官员们研究美国人是怎样应对9·11袭击事件的。

他说，像美国那样，中国也“必须把民众当作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

“打人民战争，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他说。“我们最善于做组织起来的工作。”

这些讲话中，对习近平展望的、如今已成为镇压行动核心的拘禁营的唯一暗示是，他赞成在新疆的监狱进行更激烈的思想灌输。

“要做好犯罪人员教育改造和转化工作，”他视察新疆南部的第二天对当地官员说。“就是将来这些人放出来也要继续教育转化。”

几个月后，新疆各地开始出现再教育营，最初大多是小型设施，一次只能容纳数十名或数百名维族人，再教育的目的是迫使他们放弃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后来，政府在2016年8月把一个叫陈全国的强硬派人物从西藏调去治理新疆。几周后，他把地方官员召集起来，围绕着习近平的目标“再动员”，他宣称习近平的讲话“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

接下来的是，新的安全控制措施和再教育营迅速扩大。

“反恐维稳斗争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攻坚战，”陈全国在2017年10月对新疆地区领导人的一次演讲中说。

镇压似乎遏制了新疆的暴力骚乱，但许多专家警告说，极端的安全措施和大规模的拘禁可能会滋生怨恨情绪，最终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民族冲突。

这些拘禁营已在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首都遭到了谴责。不过，早在2014年5月的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就预料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并在非公开场合敦促官员们，不要理会这些批评。

“不要怕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也不要怕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象，”他说。

“应收尽收”

泄露出来的文件显示，中共内部对这次镇压的抵制情绪比以前所知的要多，也凸显了新疆的新党委书记在克服抵制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陈全国领导的这场运动，更像是毛泽东发动的激烈政治运动。在陈全国的运动中，施加在地方官员身上的自上而下的压力，鼓励他们采取过度措施，而且，任何怀疑的表示都被视为犯罪行为。

2017年2月，陈全国在乌鲁木齐一个巨大的广场上，对数千名立正站着的警官和军人说，要为一场“粉碎性打击、毁灭性打击”做准备。文件显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领导层选定了大规模拘禁维族人的方案。

陈全国发布了一条影响广泛的命令：“应收尽收”。这个模糊说法自2017年开始，不断出现在内部文件中。

中国军警2017年在和田集会。Credi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以前，中共曾在要求官员在收税或统计粮食产量做到谨慎全面时，使用过“应收尽收”一词。现在，这个词被用在收人的指示中，用在对任何表现出宗教激进情绪或反政府观点“症状”的人进行拘禁、只字不提司法程序的命令里。

当局给出了几十种这种症状的表现，包括虔诚的维族人常见的做法，比如留长胡子、戒烟戒酒、学习阿拉伯语，以及在清真寺外祈祷。

中共领导人对海外恐怖主义事件和中国可能发生类似的袭击发出警告，以强化命令。

例如，2017年6月，时任新疆最高安全官员的朱海仑签署了一份长达10页的指示，把英国前不久发生的恐怖袭击为“对我们的警示”，并说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这份文件指责英国政府“过分强调‘人权高于安全’ , 对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宣扬极端主义的管控力度不够。”

文件还批评了新疆的安全疏漏，包括调查不彻底、监视设备出故障，以及没有将涉嫌可疑行为的人抓起来。

文件下令继续拘留这些人。“坚持应收尽收，”文件说。“有了就收。”

究竟有多少���被关进了拘禁营仍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但泄露的文件中有一份对这场行动的规模有所暗示：文件指示官员应防止传染病在拥挤的设施中传播。

“擅自作主”

这些命令下达到莎车县时尤为紧迫，也引发了争议。莎车县位于新疆南部，由乡镇和村庄组成，那里的90万居民几乎全部是维族人。

习近平在2014年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南疆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前线。维族在南疆人口中占近90%，而在新疆总人口中占不到一半。习近平制定了吸引更多汉族人来南疆定居的长期目标。

文件显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准军事组织，令其加快让更多汉族人在南疆定居的努力。

据政府报告称，几个月后，100多名手持斧头和长刀的维族武装分子，袭击了莎车县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造成37人死亡。报告说，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击毙了59名袭击者。

不久后，一位名叫王勇智的官员被任命负责管理莎车县。他戴着眼镜，留着平头，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在南疆长大，全部职业生涯都在那里度过。他被看作是一位娴熟的、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完成中共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维族人。

但这些泄露的文件中有两份极为发人深省的报告，它们描述了王勇智倒台的原因，其中一份11页，是中共对王勇智进行内部调查的总结，另一份15页，是王勇智可能被迫所写的认罪书。这两份文件都在党内做了分发，以警告官员在这场镇压中严格执行党的路线。

王勇智这样的汉族官员在南疆起着党的顶梁柱的作用，他们负责监管级别更低的维族官员。王勇智也似乎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赞赏，包括2015年访问过南疆的、时任中国最高民族问题官员的俞正声。

王勇智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但他为了解决民族不满情绪，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他还试图软化中共的宗教政策，宣称在家里有《古兰经》没有错，并鼓励中共官员读《古兰经》，以更好地了解维族传统。

陈全国（右）在来到新疆之前担任西藏党委书记。Credit...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大规模拘禁开始时，王勇智最初是按照指示去做的，似乎还表现出对这项任务的热情。

他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其中一个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

2017年，他大幅提高了安全部队的拨款，将花在检查站和监视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3.7亿元人民币。

他把党员召集到一个公共广场开大会，敦促他们抓紧打击恐怖分子的工作。“坚决打干净，打彻底，”他说。“斩草除根。”

但据后来有他本人签名的认罪书，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有顾虑。他的认罪书应该已经经过了中共的仔细审查。

他在防止莎车县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担心镇压可能会引发反弹。

当局为新疆部分地区设置了拘禁维族人的数字目标，虽然不清楚莎车县是否也有目标，但王勇智觉得，拘禁的命令没有给任何适度的做法留下余地，会毒害该县的民族关系。

他还担心，大规模拘禁将让他无法实现他获得晋升所需的经济发展。

领导层已制定了减少新疆贫困的目标。但由于这么多工作年龄的居民被关进了拘禁营，王勇智担心，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会让他对一份更好的工作的期望成为泡影。

他写道，他的上级领导“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他还说。

为了执行南疆的镇压任务，陈全国从北疆调来了数百名官员。在公开场合，王勇智对莎车县调来的62人表示欢迎。私下里，他很生气，抱怨新来的人不知道怎样与当地官员和居民一起工作。

新疆官员面临着拘禁维族人、防止发生新暴力事件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王勇智在认罪书中说，他在工作时喝酒。他描述了在一次维稳会议上醉倒的一幕。想必他是在受压力之下才在忏悔录上签了字。

“下午会议汇报工作时语无伦次，”他写道。“刚说了两三句，便一头栽到桌子上，成为全地区最大的笑话。”

数千名新疆官员因抵制或未能以足够的狂热执行镇压而受到了惩罚。文件显示，维族官员被指责保护维吾尔族人，南疆地区另一个县的汉族领导人谷文胜被关入狱，因为他试图对拘禁采取拖延的做法，还庇护维族官员。

秘密调查小组走遍了该地区，寻��那些做得不够的人。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共对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法行为展开了逾1.2万起调查，是上一年的20多倍。

王勇智可能比其他任何官员都走得更远。

他下令悄悄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这一挑衅行为导致他被拘留，被剥夺了权力，并受到起诉。

“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王勇智写道。

“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作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 他补充道。

公然对抗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

大约六个月后，中共以儆效尤，对他进行公开惩罚，宣布对他立案调查，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

总结调查结果的内部报告写得更直接了当。“本应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报告说。

“可他却无视党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党委员会决策部署，甚至公然对抗。”

这份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都在会上被读给了新疆各地的官员们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很清楚：中共不会容忍在执行大规模拘禁中的任何犹豫。

宣传机构把王勇智描述为腐败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内部报告指责他在建筑和矿业交易中收受贿赂，并向上级行贿以获得提升。

当局还强调说，他不是维族人的朋友。为了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据说他曾迫使1500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天搬到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去。他在认罪书中说，一些村民为了取暖，在室内烧柴，导致了人员伤亡。

但当局并没有告诉公众王勇智最大的政治罪，而是将其隐藏在内部报告中。

内部报告说，他“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

[independence-of-mind]

苏联70年腐败史，犹如附骨之疽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4-23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

“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 —— 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

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

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

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

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

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

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

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

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

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

“（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

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

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

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 —— 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

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

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

“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

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

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

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

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

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

https://chuansongme.com/n/104786885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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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美国对华十条诫令”，貌似成效显著啊

导读：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些天，兄弟向我抖出《诫令》这篇文章，我看完后，顿觉惊悚万分，因为好像很多内容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事实，不过现实的情况还未能完全估计。不过请看看你自己，你的亲朋好友，你的邻居，你的周围，你的生活，是不是被这些“诫令”影响了？不要怕，读读八荣八耻恢复一下吧。

原文如下（每条下方加入了兄弟的看法评论）：

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直到最近才被揭密。需要注意的是，《十条诫令》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修改，不断进化得出的。有些人不看清报道就思维混乱地认为这份《十条诫令》是1951年就得出的，并且认为《十条诫令》是中国人伪造的，这是非常荒谬的。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兄弟：第一条，现在如何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笑贫不笑娼，赚快钱，我有时会想，现在的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十年前的东莞，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求包养”，郭美美事件，现在流行的约炮，真的是色情奔放；马蓉事件，多人运动事件，房价房奴，丧，宅，佛系，牧羊犬，十年前的贪污腐败程度，公知造谣带节奏，精外预备汉奸，前些年的富人移民潮，逐步攀高的离婚率，如此种种，多不胜数。到底多少事件，我都记不清了，其实很多人也麻麻木木地遗忘了这些事。更多人，特别是年青人，却是觉得自以为然，觉得很正常，他们已经不用脑子了。很多人都走上拜金虚荣的走资派道路，以自由为名，行堕落放纵之事；以开放为名，行苟且之事；以个人权利为名，破坏公共道德。

你不会想知道现在的人为了钱是有多么下贱的，你也不会想知道这些下贱的人到底有多少的，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恐怖。覆盖年龄段你也不会想知道的，这个世界的肮脏程度，就像富人的优越生活，你是绝对想象不到的。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兄弟：第二、第三条，城市化后，衣食住行、娱乐教育都是西方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谁能否认吗？高楼大厦房地产，约会浪漫点西餐。素质教育怎么够，快乐教育快来凑。情人节来送玫瑰，幼儿园来过圣诞。不荒诞也不稀奇，美其名曰现代化。

香港的西化是最严重的，他们的人说话特点是每句话都喜欢带个英文单词，他们结婚很多都是在教堂举行，让上帝祝福，加上西方的洗脑，所以他们那里自然地会冒出一帮搞“港独”的蠢货。

世界杯，你疯狂了吗？NBA，你疯狂了吗？沉迷日漫、沉迷欧美电影，沉迷游戏，把这些当作信条的人有多少呢？追番开始，进入修仙模式。一部漫威电影要看十遍，还口口声声说不看不是人。但凡一有人反对网络游戏，一堆小学生就急着跳出来无脑乱喷，像是要了他们的命一样，举着一堆个例来反对普遍的事实。例如说”游戏职业化”、”你知道现在的职业团队成员一个月多少工资吗？“、”我玩游戏，照样上211，985”、”我老爸和我一起玩游戏，也没见我垮“、”你们是想用游戏来掩盖教育的失败“。更有甚者说“没有网络我就不能活”，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们会反社会。他们看不见资本操作游戏中的”充值陷阱“，他们看不到普通父母的做着低级的工作，每天十多个小时辛苦拼命地挣钱，他们看不到城市化导致的农村父母和孩子的分离而产生的留守儿童，或者说是孤儿。他们有点钱，他们享受着资本制造出来的娱乐产品，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上着好的学校，他们能补课，他们上着才艺班，他们以为自己能享受到这些内容，全世界的人就都应该能享受到这些内容。他们已经活在的资本的圈养中，看不到现实，看不到人间疾苦。

游戏无罪，多么美丽的辩护词，可惜现在的网络游戏基本都是资本家在操控。我也想说，车祸无罪，枪炮无罪，瘟疫无罪。

小鲜肉霸屏娘炮流，烂剧烂片遍地是，饭圈发起邪教行，不见阳刚有人追。有多少人关心国家关心政策，更多的人是娱乐至死，整日泡在明星的八卦之中。

还有宗教迷信，西方的传教士到底渗透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根据一些网友的子言片语，推测有不少地方的人已经被悄悄感化，并逐步扩散中。很搞笑的是，我们上柱香就被一帮二鬼子说封建迷信，他们疯狂传教，洗圣水，每周做礼拜分神粮就是先进文化，讽刺啊。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兄弟：无事之事太多了，可笑的是一帮脑子都不动的蠢货竟然欢呼雀跃地跳进别人设好的陷阱里，还充当正义的大侠，先进的人类。

第一个无事之事——中医不行。中医是国家允许的，合法的医疗方法。不要再沉浸在“中医行不行”这个问题漩涡中了。说中医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中医都救治多少人了，这事根本不需要讨论。

第二个无事之事——自由平等。这是那些被西方洗脑，被西方进行了精神殖民的公知和海归一生的事业。

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这一套，但是事实是很多人都没有脑子。

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这事根本不需要讨论。

第三个无事之事——女权或者平权或者男女对立。把社会所有的对女性的不平等都嫁接到男性身上，认为是男性的存在造成了她们的权利受损，以此点来要求特权，以各种脑残的奇葩的言论来造成男女对立。我极大程度怀疑这是境外势力来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繁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他的分工是可以商量决定的，并没有强制性。这事根本不需要讨论。

还有其他的，新疆暴乱、香港暴乱、台独分子、韩国萨德系统、南海问题等等，都是西方在搅动，企图分裂我国，破坏我们国家领土完整。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因为墙的关系，国内网络上没发现这类内容，推测外网会非常多这类内容。听郑若麟老师说西方对中国的报道都是失实的，西方的报道都是想方设法的区摸黑中国。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兄弟：是不是国家一发生点小事，就会立刻有人说“以国内的环境XXXXXXX，看看人家西方XXXXXXXXX”。公知发力，总会有人发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选举、民意”等关键词的文章或评论，多少人被洗脑被精神殖民，加上水军的冲击，女权，公知，圣母表，圣公狗横行，都是要权利要特权的，拜金主义深入人心啊。

看看现在的青年人、小学生，是不是张口闭口谈自由，谈个性，谈个人权利。不说了，这个最明显的。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兄弟：不太清楚这条的情况，外债多少也不清楚。

不过各种平台贷，校园贷、学生贷、果贷像是毒瘤一般，他们没摧毁我们的信用，反而是其骇人听闻的事件摧毁着人民的良知，道德，智商，公信力。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兄弟：不太清楚这条的情况，推测应该是最失败的一条。不过国内的不少公司喜欢赚快钱，研发不积极，研发投入少，一切靠抄袭靠租赁，深得资本精髓，然后被米国一制裁，回头还是继续赚快钱。

还有国内的一些私企，靠着国家的保护政策鱼肉百姓，坑害百姓的手段倒是超过国际水准的，他们不思进取，最会搞垄断，现在有些资本家已经很有默契地联合起来，开始封锁一切超越或打败他们的可能。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兄弟：不赘述了。资本盛行，自由主义，拜金主义，虚荣，崇拜西方，出轨，果贷，艺术照，黑人门，绿地门，国产小电影，各种道德滑坡，各种冲击道德人心的事件层出不从，都麻木了。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兄弟：韩国萨德系统，香港暴乱中出现的一些武器，台湾武器，印度武器。反正我我国周边国家的武器都有西方的支持。

不过不用怕，毛主席可是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本质——纸老虎。

 兄弟总结：

如此种种，数之不尽，今日是，明日依旧是。

是不是西方搞的，我没什么证据，也不想找什么证据，多余。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确实变成这样了。

人都懒惰，都想好吃懒做，所以都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所以都急功近利，所以都自愿去做卑鄙下贱之事，不过，在自由的当代，谁都不会阻止，谁都习以为常，是吗？

所幸，还有一部分人依旧在坚持，在斗争，在传承，在弘扬，这是我所欣慰的，星星之火，既然可以燎原一次，也就能再燎原一次！

[scarlettm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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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起，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某种理念的对象化，当制度通过历史运动一步步接近其理念，逐渐穷尽理你那的全部可能性后，这种制度在理念的意义上才算臻于完美。 当一个人觉察到内心的矛盾时，他试图去掉这种他性。但更多时候，他性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外部，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他者就变成了敌人。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原因很简单，早在它成为资产阶级前，就一直处在非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下，非资产阶级情感早已进入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而且在后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非资产阶级文化和情感通过教化在一代代资产阶级那里不断被再生产。 所谓文化领导权，实是一种给人洗脑的权力，它使别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意识上处于自我遗忘状态。 就历史运动而言，不管群体显得如何狂热和非理性，总受制于历史理性。这与群体的性质有关：所谓群体，是一个不受个人意志、没有个人面孔的庞大惰性存在，它几乎是从本能来感受历史进程的，其准确性，恰如千里迁徙而不失方向的候鸟群。而个体不管显得如何理性与冷静，通常是非理性的，受一己的情绪、偏见和喜好的支配。 对社会运动的分析，若拘泥于运动中的某些个人，而不将运动作为历史整体的一个环节，就等于吧历史阐述停留在个人品质或德行的层次上。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哪怕声称其历史目标是“中断历史连续性”的激进革命，都不得不从本国或世界历史上某些类似运动借取灵感和形式，仿佛其意图是要趁自己这代人还活着时，实现以前的社会运动所一再许诺却被一代代延宕下来的为大计划。对历史的借尸还魂，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有过一番讽刺性评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也显出激进运动自身在历史合法性上的内在匮乏。 那架势，看起来到像是公社控制下的巴黎，可临了却证明自己和巴黎公社一样脆弱。 这说明老左派对60年代运动及其性质缺乏应有的敏感，拘泥于左派以前的群众基础和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为核心的革命理论。这导致老左派阐释1968年运动时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认为下层阶级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制，因而不再可能出现一场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当1968年中产阶级大学生进行一场大规模造反运动时，又把它归于古典革命范畴，并据此判断成败。 如果说大学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那么他们同样也是是理想主义的。总的来说，尽管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学生尚未建立起与成人机构的密切联系，他们的人生阅历上没有严酷到认可不完美的状况。他们的力比多还没有着落；他们与人类、被压迫者、穷人和不幸的人的认同能力比他们进入大学前和离开大学后要强得多。他们与所在社会的既定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接触是抽象的，将它们视为上代人灌输的条条框框，是权威施加的东西，而不是融合在他们自身经历之中并被这种经历所浸染的行为准则。 把一场大规模运动归因于几个“蛊惑者”的兴风作浪，似乎是在回避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此外，对一场历史运动仅进行心理学阐释，就等于把它心理化、非历史化了，仿佛是任性尚为。 人通过想象力来创造历史。单个人的想象力能塑造他个人的命运，但一个群体共同拥有的想象力则能塑造历史。一个人在街上喊口号，即便喊破嗓子，也只是一个事件，但当成千上万的人结队走上街道示威时，就不仅是事件，而且是历史。 就艺术而言，没有那个阶级对待艺术相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 从这里可以看出禁酒的道德依据，其实是一种道德意识形态，支付和新教徒和农业州的利益。 “天主教徒不守安息日，他们跳舞狂欢，作为欧洲人，他们中多数人都饮酒，而且往往十分贫穷，因而普遍地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稳定与道德健康的一种威胁。”对酒的反感，于是从一种宗教反感，变成一种道德反感，进而变成一种政治压迫。 因此，禁酒，就不是禁止一种饮料，而是在以道德的名义打击天主教、犹太教和新移民及其代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一场夺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领导权的斗争。 盖茨比就是一个极其文雅、寡言少语、不爱抛头露面的私酒贩子，似乎对谁都无害。 如果说守旧派获得了胜利，那也只是立法上的胜利，而不是执法上的胜利。它在立法上目标过高，高得使它无力去实现。 这个社会想要相安无事除了两者择一别无他路：要么大家都对自己感到有危害的东西作些容忍退让，以换取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伙食生活在那种只允许没有人感到有危害的东西存在单一的社会之中。 这预示着大城市的消费经济学、多元文化、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在大城市取得了领导权，并开始向保守主义的腹地（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推进。 道德成了资产阶级评判艺术和生活的惟一立足点，而这样又使它成了艺术家最危险的敌人。 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能力，须以巨大的消费能力为前提。因此，必须有一种激励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一种不断提供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的文化，一种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来消除笼罩在消费欲望的内疚感。 上代人的期待，往往成了下代人的心理压力：他们从小养尊处优，既没有下层阶级孩子那种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冲动，也缺乏上代人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以身体语言告诉他那代人加缪以多少有些晦涩的哲学语言告诉他们的东西，而身体语言更适合十几岁孩子有限的理解力和无限的想象力。 在街头革命还没开始之前，他们早已在床上开始这场革命。 换言之，生活方式的革命成了文化革命的私人的和心理的准备，而文化革命将是生活方式的革命获得正当性。 这是资产阶级的隐私权、私有制、社会礼仪和文化自卑感的一种变相表达。 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的群体中，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在我的成长岁月，我一直是一个好男孩，但现在已很难确切定义什么是“好”。杀人好吗？吸毒好吗？群交好吗？或者，如海明威所说，凡是只要感觉好就好呢，还是只要它导向终极的善就好？60年代更热衷于群体犯禁，热衷于群体精神和群体团结，而不是群体违法。 革命意味着以一种规范取代另一种规范，而不是取消所有的规范。作为一场运动，60年代的狡黠之处（事后看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在于它以一种群体的方式肆无忌惮地侵犯社会规范，但又谨慎地停留在法律这一边，从而免受法律的严重惩罚，可以说是在规则与法律之间的模糊地带的群体冒险。 大概只有极权主义的法律才把群体作为法律主体，而以个人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仅仅在紧急状态下才偶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群体进行制裁。 这就使它与社会的“法律和秩序”发生了冲突，但同时又恰恰因为它采取的是狂欢节形式，即口号、标语、粗话、讽刺、静坐、示威、象征性占领和象征性街垒站这些不致造成真正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戏谑方式，法律和秩序对它也无可奈何。 具有狂欢节的一切特征：首先，它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出现；其次，这个群体是陶醉的；再次，这种群体陶醉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放肆，而社会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说不是鼓励了这种放肆，至少也容忍了这种放肆。 一方面，“正当程序法”以一种严格而又繁琐的形式主义，限制、迟滞了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实质性宪法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等）在文字上又显得过于笼统和简约，留下了宽泛的阐释空间。 涉及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因素：对最高法院本身的支持，对言论自由本身的支持，以及这些支持模式的动态互动。 那可以说，造反大学生也具有文化领域和生活方式方面的新边疆精神，致力于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开拓新的空间和可能性。 这些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参加示威次数越多，越不担心被捕和被学校开除。每一次参加示威，都是对法律的模糊地带的一次试探，若试探成功，则下一次参加者会更多，于是又进一步。 如果示威者因自身的厌倦感而使示威难以为继，那对政府再好不过。合法性危机反倒抛回了示威者一方。 法律的这种进退维谷，使政府只能处于无所作为的等待状态。在等待中，大众舆论和大众同情心可能会发生”偏移”，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和怨恨。但长时间的抗议活动又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公众可能暗中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政府与抗议者像两个非常有耐心的对弈者，都在等待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 这种干净、被隔开的美学方式处决一个人，会使行刑者的犯罪感得到缓解。我们甚至可以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看到这种美学原则的影子。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往往是从枪响开始的，枪声使革命者对议会式道路失去了信心，转而求助于武装革命。可60年代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意识革命。他们在巴黎和芝加哥的街道上构筑一些军事价值的街垒，不是为了以其依托来对付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浪漫的革命分为，满足对革命的大场面的想象。 传统文化价值依托于传统社会的基本感知方式，并被教堂、学校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所强化。

不仅因为它局限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不因为它固有的浪漫成分，他因为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一种同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计算性、秩序性相疏离的意识和风格。 当文化领导权控制在统治阶级手中时，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构成一种相互支撑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合法性，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保护伞。 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由于贵族实际已不可能恢复往日的统治霸权，那它的政治反动只具有象征色彩，但其文化反动无疑成功了，没费大劲儿就夺回了文化领导权。 原因很简单：首先，对大革命的失望引发的普遍的怀旧情感，为贵族夺取文化领导权创造了群众心理基础；其次，贵族人控制着大部分文化资源和文化机构；最后，正忙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考虑文化领导权问题。 金斯堡的朗诵会是一次象征性的弑父行为。把朗诵会安排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那样的话就失去了“入侵”的仪式意义），是想对高级文化来一场出其不意的偷袭。 同时他们会对申请进入这些机构的人制定严格的标准，只接受与他们认同的人。罪名是他缺乏起码的文学鉴赏力（即权威文化机构定义的那种鉴赏力，它不承认此外还存在别的具有同等合法性的鉴赏力），以致危及传统的文学排序。 因此，“noble”不仅是一个身份名词（“贵族”），还是一个显示价值评判的形容词（“高贵的）”。当它被用作形容词时，就把贵族的一切高贵化了，因而就不可能出现“the noble noble”(“高贵的贵族”）这种表述。这会被看作同义反复。贵族于是成了“高贵”的隐喻。 尽管没有任何人类学或生理学证据证明贵族的头型比普通人更好，面孔比普通人长得更标准，身材比普通人更修长，体型也比普通人更瘦些，但“贵族”一词已隐喻化，也就和贵族的实际状况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舞台上扮演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员一定头型好、长相英俊、身材修长、体型瘦削，要不就使观众对贵族的形象的期待落空，尽管莎士比亚暗示：哈姆雷特是个体型矮小，略胖的年轻人。 他来自无钱、无权亦无文化教养却也乐天之命的下层社会，但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它他的财产也没有使它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淳朴，显得更粗俗了。 菲德勒过于乐观的认为人们从此可以“摆脱高低之分及其隐蔽的阶级偏见来评判艺术的优劣” 但是当我们说到“评判”一词时，通常意味着我们暗中拥有一个参照系，因为没有参照系就无从评判，而参照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建构，它同样渗透了意识形态偏见。 文化史其实是一部选择史 60年代的造反者把反文化运动从校园引向街头，是要瓦解文化等级制得以维护的社会基础。 在马尔库塞给“高级文化"下的定义中,转高级文化是与技术、商业、工业、计算性和获利性对立的,即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也因而是浪漫的。从“是”,到“即是",再到“也因而是”,这一连串等式,以一种貌似连环递进的逻辑出现,但这种逻辑关系经不起推敲,实际是由阶级情感和阶级偏见勉强粘合在一起的:它预先把前技术时代的贵族文化定义为浪漫。 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改变了这一点，使本来作为一种职业或者手艺的东西，最终成了社会优越感的来源，一种可以品评一切职业和人的道德—美学标准。 当贵族文化成为全民文化时，就会发生一种“意识操控”现象，全民都按照贵族制定的文化标准来看待和他人和自身，在潜移默化中将这种文化内在化。换言之，全民在想象力和判断力上都贵族化了。 由于移民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将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作为普遍的文化标准据以评判别的文化，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以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文化。 失去政治霸权的贵族，为了维护失而复得的文化领导权，其他如今唯一能积极行使的权利，将其作为看家本领的高雅之术，发挥到了病态地步，甚至不惜走向常识的反面，以致“高雅”之术最后竟被等同于“苍白”、“柔弱”、“消极”。反正，一切被视为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如心广体胖、精力充沛、脸色红润、积极进取等，都��庸俗的，而其反面则是高雅的，是贵族的标志。显然“高雅”在这里被当作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拿来对付资产阶级。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意图，才导致“贵族气质”、“绅士作风”蔚然成风于资产阶级统治时代，而不是贵族自己的统治时代。 这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于1833年断送了伦敦的顽固子弟作风，于30年代掀起了大学教育论战，于1845年终结了天主教牛津运动，试图进一步夺取把持在贵族手中的文化领导权。 在戴维斯·基迪的一次反对《教区学校法案》的演讲中被陈列出来： 不管向劳动阶级穷人提供教育这个计划在理论上有多么冠冕堂皇，在实际中它对于他们的道德观和幸福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将教会他们瞧不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教会他们成为农业生产或其他注定要从事的行业的好手。教育非但不能教会他们服从，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偏激和难以驯服，就像在其他的制造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教育将教会他们去读一些煽动性的传单、邪恶的书籍以及那些反对基督教义的读物；会让他们对上级不恭，并且用不了几年立法者就有可能发现，必须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并派驻更多的军队去协助地方的治安。不仅如此，如果该法案或者通过，它将会给国家带来大到无法计算的一笔支出，并且会使产业界负担更重的赋税。 不管基迪如何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贵族地主这一角色，因为国民教育运动只会损害地主的庄园乌托邦，而要维护这一乌托邦，就必须使下等人继续愚昧下去，保持那种乐天知命的幸福状态——这样才能保持贵族地主的幸福。 “文化”不一定以启发国民的心智为己任，因为他暗中执行的是一项愚民政策。 是徒劳的，它无法逆转知识的这种民主化倾向，因为越来越现代化和规模化的英国工厂需要大量受过基本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男女工人，因此保守派在反对中产阶级的工业和下层阶级的骚乱时，也反对机器，如阿诺德所说，“对机器的信仰乃是困扰我们的一大危险。” 在资产阶级教育家眼中，牛津和剑桥并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而是贵族文化机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内心对贵族文化仍有挥之不去的崇拜感，因为他当初就被教导成这样，受文化和心理上的惯性的左右。 在文化上他把英国社会划分成三个阶级，是为了分别在道德和文化上贬低他们，而这样做就是在坚持某种并非不带偏见的道德和文化价值标准。 阿诺德的这种厚古薄今的态度的基础非常脆弱，因为当他说到“希腊文化”时，往往把他它等同于希腊。换言之，他是通过希腊的艺术来理解希腊的，因此就暗中对希腊进行了美学上的净化。在这里，历史被美学取代了，这正如早先的浪漫派和后来的唯美派的一贯风格。他们缺乏一种严肃的历史兴趣，或者说这种对历史的兴趣往往对被美学和政治的兴趣所取代。 真正的古希腊可能并不那么优雅和宁静，至少，战争、权力、争斗、饥饿和奴隶制是其日常状态。这就像古罗马，当后来的艺术史家流连忘返于已成古迹的大大小小的环形斗兽场时，他们一定会被某种美学情感所震撼。然而，从历史角度看，斗兽场无非是野蛮的标志。对每某些人是美学的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另一种东西。 阿诺德对英国文学的学科建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奇特：他对文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英国大学对文学教育的重新认识，但另一方面，他对古典语文学的注重又妨碍了“英国文学”的研究。挟着古代和外国的巨大名声，“文化”赢得了一场领导权的斗争。“英国文学”，尤其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读物的当代英国小说，仍无缘进入牛桥的大门。阿诺德先生死死地把守着大门。 阿诺德的“文化”曾试图承担这一角色，但由于它是古代的和外语的不仅要求历史知识还要求外语知识，因而是下层阶级够不着的东西。换言之文化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其目标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但与语文学上的美学现在开始服务于道德常识即通过磨练人的美学敏感性来获得道德敏感性。 学术 = 脱离实际 英国文学研究进入牛桥并成为一门学科科学学科的历史，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开始进入牛桥的历史，这种从边缘向中心的突入会构会对构成中心的那些脚定通常是被弥合得似乎天衣无缝的阶级偏见提出挑战，然而不能夸大这种挑战的能量，实际上当英国文学进入牛桥后，他向外的能量就耗尽了，很快转向自身内部，并越来越以一种高深的莫测高深的冷淡的学科外衣来保护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学科阵地因此当小资产阶级英国文学学者进入牛桥后，就以反抗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劳动大众的形象出现，从而分享了牛桥由来已久的排外主义。 基于前面几章的论述，现在可以勾勒一下这场革命的复杂的政治地层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第2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第3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第4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第5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首，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 贝茨说60年代以后，青年一代在政治上变得冷漠和50年代不相上下了，他将其归因于右派势力卷土重来导致的政治高压，不过与50年代不同，70年代后的政治冷淡，更多的源自60年代反文化运动，本身当这场运动，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利器，瓦解传统文化等机制和生活方式时实际也从源头瓦解了自身的政治热情 任何一种政治热情，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发端于绝对的主义的政治理念，一旦绝对主义本身遭到怀疑，热情的源头也就枯竭了 资本主义体制并没有在60年代的运动中瓦解，恰恰相反，60年代拓宽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和容忍空间，使体制本身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把一切异己力量容纳进去 后现代文化之所以难产生归属感，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前现代的感知方式，归属感是一个心理-历史概念，它隐含的意思无非是归属于某种古老传统信仰或土地的感觉，有归属感的人内心有一种稳固的身份认同，时刻感到自己与一个固定的文化群体息息相通，是共同体的一份子。 柏林说：我们之所以应该遵循这些教育学说原则，并非因为他们产生美德，幸福，正义，自由或他们是由上帝教会国王议会或某一普遍认可的权威所决定，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好的正确的，并且因其正确性而对所有人是有效的，相反，他们之所以被遵循，是因为这些假体是我的群体的价值，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些价值就是我的民族的价值，这些思想感情和行为过程是好的，正确的，我通过使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服从于他们，并使他们那块与我的思想与行为而达到完满和幸福 后现代人所感到的归属感的缺失可能恰好说明后现代人在情感上的非后现代性，即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和土地意识，虽在意识层面瓦解了，但悄悄移入了潜意识层面，并在那里暗中发生作用：它们仍可能无意识的成为后现代人批判后现代的一种尺度，一种视野。在这种意义上，归属感就是怀旧感。 美国黑人试图通过寻根的方式来治疗他们的种族遗忘症，获得自身的identity。艾利森写下这些话是在1952年左右，从那以后持续的十几年的黑人民权运动，以使黑人成了看得见的人，路丁路德金所说的一等公民，但代价是黑人性的部分丧失，因为一个黑人不可能既是美国公民又同时保存保持完整保持黑人同一性。 假若说传统是一个不断生成，融合和积淀的过程，不是一种业已关闭其可历史可能性的静止状态，那可以说人们时刻处在传统中，所谓无归属感其实是脱离某种静止状态后出现的，失重的晕眩是短暂的不适应。 我提出的那个轴心原则其实是三种原则的综合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原动力，民主自由合理性，把资本主义体制区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4层面，以民主自由，合理性作为4层面绕轴运转的原动力，就能提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一种可能的画面。在几百年间资本主义进行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以激烈的方式夺取了经济和政治大权，并以一系列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来巩固与获得的权势，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控制领导权，他们按照非资本主义的原则运转，与别的层面也形成一种紧张的碰撞的局面，导致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内部就一直冲突不断，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彻底颠覆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古老的等级是轴心原则，使资产阶级获得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导权，也就是说使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两个一直与资本主义体制不合拍的层面双双归于民主自由合理性原则，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不是相逆部分，只有在这种历史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向右转，它已经没有了对立面，因此古典政治学的制衡原则也就相应的失去了社会基础。 对奢侈的追求，经常是把奢侈视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品位，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个人显示其社会优越感和荣誉感的方式。 对奢侈的追求，刺激了资本主义市场，但他并不一定就是享乐主义，他有时甚至是一种为凌乱的东西，并不特别强调肉体的享受，甚至会给肉体带来不适。对奢侈的追求经常是把奢侈视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品位，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个人显示其社会优越感和荣誉感的方式。摄政时代的贵族们之所以把自己的身体弄得那么不舒服，是想以此显示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精神优越感对身体的关注并没有导致身体的享乐主义相反他成了一种禁欲主义 不表现为使用价值，而主要表现为象征价值，以此作为地位荣誉的标志，这就导致了其交换价值高的不同寻常 我并不是说工业烟雾是美的，说一个东西美或不美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与这个东西本身无关，而与判断美或不美所依据的特定的价值参照系有关。 在一个普遍富裕的消费时代，奢侈既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难以成为社会优越感的来源，等级制的社会基础遭到了毁坏，必然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文化领域的等级制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纷纷瓦解。 因为文学作品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的现实状况的客观反应，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某个特殊群体的内在渴望的象征投射。 人类每往前走一步，在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总会失去一些东西，对资本主义来说，民主和合理性致力于形成一种中等品位的自由生活，一种普遍的参与。 搁置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60年代的革命并不是要废除传统价值，而是把传统价值作为可供个人选择的无数种价值之一而不是唯一，这正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民主性和自由性，换言之社会不再选择一种特定的价值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放任政策与经济层面的放任政策和政治层面的广泛参与政策以后如出一辙构成了一个同质的同心圆结构。 工业烟雾只有在美学之外的意义上说才是有害的，例如它损害了环境和健康，但这不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有待技术性的解决 我并不是说对注册和编号的反感，请英语越来越不方便的通奸，它实际代表了浪漫派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共联系过的，穷于应付的社会，封建户籍制度被取消，使大量自由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而教育的民主化又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成了能写会读的识字者，不仅如此，商业的交往、异地上学或工作等等，再加上交通的便利，造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流动，实际是每个人都被植入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倾向于刻意保持价值中立，倾向于从技术层面，有效性，而不是从价值层面，原则性，来解决问题，微博把工具理性，可计算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 如果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要进行一场关于价值本身的斗争，就有可能陷入于己不利的困境，因为价值是个人主观判断，因人而异，不可测定。 自由和民主是工具理性在生活世界的实现，是因为他们恰好是成本核算的表现即自由和民主能够给资本主义带来最大的利益。 这都可以在人类学上找到实力，而不不同社会实行不同的婚姻制度，与这个国家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的成本核算有关，是符合特定功利的行为方式与美德无关，美德只是强化这种制度的表征手段，或者说是使其合法化的手段。 1848年的马克思过早断言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已经变得狭窄不堪，只能靠小修小补来勉强维持下去，及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借助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此处呢，马克思低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死回生的作用。 境遇主义和享乐主义分别成了大众和贵族的道德哲学，他们的合法性基础是社会等机制。 境遇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敬酒会的女士们以及教会人士都声称自己是爱国的，但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国家的灾难，因为他们强迫公民节制消费，使商品堆积如山却不能化作利润，并因此导致工厂减产甚至停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如果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听人说禁欲主义是有害国家经济的，而享乐主义却能拯救国家，并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他肯定会困惑不解。 理性的革命力图将成本压低在最低程度，因为革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日后的重建。 一旦思考，就会危及革命的正当性问题。 专治政体，建立在权力高度集中而不是权力相对分散的原则基础上，强制性的剥夺了一部分人，通常也是大部分人的基本权利。而他拥有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利，特定的专制政体的建立总有其历史合法性，但当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当初所依赖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不存在时，他的历史合法性就随之失去了。此时他必须面对一些抽象的被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的质问，而他却再也找不到为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辩护的人，这个时候专制政体会成为一个被大部分人所深恶痛绝，必弃之而后快的制度，他的群众基础不复存在。 苏联之所以在70年代后开始面临合法性上的危机，是因为西方60��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造反运动比文化和道德领域带来了一种相对主义气氛，也就间接的瓦解了左派乌托邦道德绝对主义的基础，使人们不再相信左派的神话。 西方中产阶级重新获得了曾经狂妄与左派之手的文化领导权，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再现自己，并将这种世俗利益穿上普遍道义的外衣。 建立和推广：领导权控制在知识分子手里，而知识分子不是以说服而是以重复来影响普通人，这通常不是理论，而是宗教发生作用的方式，理论依靠理智，而宗教依靠信仰换言之宗教，通过反复出现的隐喻，形象、象征和布道来感动。 它是一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从形式上看它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通货膨胀，例如大量的选票和大量的纸币非常相似，不止一个批评家使用通货膨胀这个经济术语来描绘这场革命的特征，即大量的口号，标语，脏话小册子，滥交，庞大的人群和无数次的游行等等。 一个层面是他不断把业绩因素无害化并要求更多的一端，结果逼得反体制分子向订单不断的供货商那样忙于制作反体制商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一切道德词语换成了价值中立词语，而压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在后现代社会被转移了。 实际上贵族和无产阶级分别控制着资产阶级时代美的美学领导权和道德领导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从语义把全球化还原成了西方化。所谓的全球化，无非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全球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的扩展，但全球化的理论家却再一次以全球化这个虚假概念来替换西方化，掩盖了其中的权力关系，这样西方话就成了一个无罪的过程，因为他以整体的名义全球来掩盖局部的西方的利益，从而获得了整体概念，通常会有的那种合法性。 西方民主社会。显然这个西方法治社会的称呼不具备多大的召唤力，民主就不同，很难说民主它具体指什么，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理念，是一个政治乌托邦，能够立即唤起政治革命的热情。 东德人把越过柏林墙逃向西方看作逃向自由世界，当他们进入西方自由社会并获得了自由后，却发现这还是一个市场社会，这就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黑人从奴隶制的南方逃到自由的北方，发现自由了，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自由劳动力。 词语替换是为了去掉以前的词语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只有当资产阶级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才可能对词语进行大规模的替换。但中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似乎并不十分稳固，他在历史中处处发现于己不利的东西，因此他才以新词汇来取代旧词汇，试图以新词汇把自己从历史中拯救出来。 他们在现实之外构成了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假想事情，一个看似客观科学价值中立的世界。 下岗下课等同于失业。 诸如教育模式上存在很大问题的话，比如说知识的意志性和抽象性，还有知识的死板性，这些是我们可以改变并且应该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对竞争的强调，因为这是他们对制度的依托感的来源。

[peterchiublack]

苑秀丽，駁強加在史達林頭上的不實之詞--蘇聯選擇重工業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2016-06-21。

http://www.cwzg.cn/html/2016/chaguzhijin_0621/28898.html

一种观点认为，“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力量，使苏俄完全有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一种互利互惠的经济文化关系”，但是，斯大林“宣传和夸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67页。)，对于并不具备必然联系的事件，苏联却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似乎面临着战争威胁。“国际形势被描绘得如此紧张，主要是斯大林有意所为。”(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5页。)笔者认为，当时的历史并非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它们发动的武装干涉失败后，一些国家承认了苏联，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依然对苏联敌视对立，还试图建立反苏阵线。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严重国际事件。西方也有学者承认存在着“真实而又持续很久的敌视苏联的举动”(〔美〕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本文对斯大林执政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与对立进行回顾，对斯大林的判断与���动进行分析，相信会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并作出全面的理解与评价。

一、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态度和行为

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过艰难的斗争，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终于形成了均势状态，虽然是极不稳定的。《英苏贸易协定》的签订、《苏德贸易协定》的签订，苏俄与挪威、奥地利、意大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以及苏联与一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对苏维埃政府事实上的承认。但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依然持敌视敌对苏联的立场，国际上反苏高潮迭起。在这一时期，尽管未爆发大规模的反苏战争，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摩擦、矛盾却依然存在。

1.英国对苏联的敌对

英国对苏联依然持敌对立场。1923年发生了以“寇松通牒”事件为开始的反苏逆流。在这一年的5月，苏俄处决了一名以宗教活动为掩护的英国间谍，并扣留了擅自闯入苏俄领海的英国渔船，英国就以此为借口于5月8日由外交大臣寇松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称苏联进行反英宣传，印度、伊朗、阿富汗的民族民主运动就是受了苏联的煽动。通牒要求苏联停止反英宣传，召回驻伊朗和阿富汗全权代表，赔偿处决英国间谍的损失，释放被扣渔船等;最后要求不经任何谈判，10天内必须答复，否则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并断绝两国间一切关系。这一事件的发展显示出通牒是英国掀起反苏行动的信号。英国海军开始向黑海、波罗的海和白海调动，派遣参谋总长和军事代表团到波兰和罗马尼亚检查波罗军队反苏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5月10日，英国间谍刺杀了苏联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沃罗夫斯基。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普遍登载了“寇松通牒”，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苏运动(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46-247页。)。“寇松通牒”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苏联政府的有力反击。在英国国内也不得人心，群众广泛开展了抗议运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又由于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最后反苏逆流开始扭转。

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政府于1924年初上台执政后，当时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承认苏联，最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条约。但是，在野的保守党和一些反苏势力依然极力反苏、反共，竭力阻挠英苏关系正常化。在野的保守党伪造了所谓“季诺维也夫信件”，对工党发难。这个事件又被称为“红信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公开信在英国正在进行的大选中引起很大影响。在信中，季诺维也夫号召英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号召他们加强颠覆活动。这封信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却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这封信对工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工党组成的政府以官方身份承认了苏联。最终，在大选中，工党败北，保守党上台，由鲍里温组成新政府，他上台后拒绝批准工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两个经贸条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还走遍欧洲，采用许愿、压迫、威胁等手段，试图建立新的反苏集团。1926年10月，英国保守党斯卡伯勒大会就作出决定要撕毁《英苏贸易协定》，关闭全部苏联在英机构，断绝外交和贸易关系。

1927年，英苏关系急剧紧张起来。在这一年，英国保守党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进行了三次公开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指使中国军阀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目的是找到证明苏联进行破坏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文件。苏联驻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也遭到了袭击。第二次打击是英国策划了一起袭击阿尔柯斯和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的事件。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5月12日，英国政府以苏联在英国煤矿工人1926年大罢工中曾鼓动罢工为借口，英国武装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强行占领阿尔柯斯和苏联商务代表处大楼，进行非法搜查并毒打、拘留苏联外交工作人员。他们试图发现可以指控苏联搞颠覆的证据，同时制造了假材料，引起舆论哗然。第三次打击是苏联驻波兰全权大使沃伊柯夫在华沙被暗杀事件。6月7日，波兰籍白卫分子科维尔刺杀了沃伊柯夫。按照主谋者的计划，这次暗杀主要是使苏联和波兰发生军事冲突。挑衅事件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怒。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不得不道歉，并正式谴责这次暗杀罪行。英国挑起苏波冲突的企图没有实现。

1927年，英苏关系最终破裂。2月，英国政府向苏联发出了一份照会，指责苏联资助英国罢工的煤矿工人，并威胁要废除贸易协定和断绝外交关系。5月下旬，英国议会下院就英苏关系展开了辩论。5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接着，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猛烈的反苏运动。在苏联有理有节的斗争下，反苏事端逐渐平息。在1929年10月，新的英国工党政府的组建以及在急于与苏联进行贸易的工商界人士的推动下，英国与苏联的关系才得以恢复。

2.美国对苏联的敌视

美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意基本上是毫不掩饰的。美国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现象在1920年就开始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苏联政府不可能存在下去，苏俄及其后的苏联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会到政府都奉行抵制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权及其制度的政策。1921年-1923年，苏俄遭受严重饥荒的时候，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有助于缓解饥荒造成的困难，但是双方在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摩擦。美国对苏联的饥荒援助被认为是“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苏联的人道主义援助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5-276页。)。苏俄对美国援助机构在俄的活动也抱有高度的戒备。

这一时期美国始终坚持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并且采用了外交孤立和国际封锁等比较隐蔽的手法。苏联方面在与美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方面比较积极，美国实业界与苏联建交的要求也很强烈，但是美国政府坚持以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愿意以不干涉内政和解决财务问题上的相互要求为前提，同美国政府探讨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有关承认债务、返还被没收的美国公民财产或给予其相应赔偿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认为苏联拒绝承认国际义务，因此不会同它建立关系。美国还认为，苏联一直在进行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宣传活动。后来，美国政府迫于企业家的要求和压力也不得不作出调整和让步。“国务院把对���尔什维克的厌恶同经济扩张的愿望区别开来，允许发展重要的商务关系”，“1928年，美国占外国在俄总投资的24%”(〔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李庆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49-450页。)。但是美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胡佛政府时期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对苏联公民前往美国实行更多的限制，进行“反苏联倾销”运动，抵制苏联商品、实行贸易歧视政策、冻结苏联货物等。1930年，美国财政部长梅隆走访欧洲各国，其目的就是把这些国家联合在美国周围，共同对苏联进行经济抵制。总之，美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对苏俄采取不承认政策，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分歧和矛盾，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缓和与合作，建交后两国关系虽然有很大的前进，但是矛盾隔阂依然不少。

在这一时期，美国以“中立”或“不干涉”为幌子，表面上站在一旁，但事实上，它是反苏行动的幕后鼓励者，比如，美国没有参加洛迦诺会议，但它是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垄断集团还在财政上、战略原料上帮助德国，由此加强对苏斗争和镇压欧洲革命运动中的军事力量。美国政府不仅自己不承认苏联，在苏联努力与其他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时还从中阻挠。早在1920年-1921年苏英进行贸易谈判期间，美国就不断干扰，促使英国工商界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并竭力支持英国与苏联断绝关系。1923年底，英国和苏联建交前夕，美国还在向英国施加压力，阻止两国建立关系。美国还干涉1924年苏联与法国的外交谈判，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休斯毫不掩饰地声称，美国不喜欢法国和苏联接近。美国还不希望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它担心苏中建交会加强这两个大国在远东的地位，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因而不断阻挠两国建交，最终美国如愿以偿。美国还阻碍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正常化。1930年，胡佛政府恶意破坏墨西哥、乌拉圭与苏联的关系，在美国的压力下它们被迫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3.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敌对行动

20世纪20年代，反对苏联是很多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一时期曾发生了索菲亚爆炸事件。1925年4月16日，保加利亚索菲亚大教堂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以亚·灿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的成员和其他政界人士正聚集在这里。灿科夫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一些国家的反动报刊也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活动，要求进行反苏干涉。灿科夫政府还借机大肆迫害人民群众，有数万人被捕，数千人被杀害。苏联严厉谴责了灿科夫政府的暴行，揭穿了反动的保加利亚政府的挑衅性质。

一些国家还采取了联合反苏行动。1927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六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长张伯伦提出了“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一个反苏联合声明草案。所幸，这个声明草案未被会议通过。在这一时期，维护凡尔赛体系确立的国际秩序，阻止和破坏苏徳关系是英国、法国、美国等战胜国关注的中心。在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欧洲局势下，苏联致力于维护和巩固苏德关系，但是苏德关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英、美等国家并不希望苏德合作，他们的希望是使德国的经济力量增强而反对苏联。《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就显示了他们对苏联的险恶用心。这一计划将苏联定位为农业国，定位为提供原料的附属地，想让苏联的工业依附于西欧，为欧洲提供原料和粮食，同时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输入工业品。

英法美还为《洛迦诺公约》而欢呼，认为这一公约是维系战后秩序的新保证，认为“洛迦诺精神”带来了和谐与安全，标志着一个和平的时代降临了。但是，正是《洛迦诺公约》和《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得到了恢复，最终又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在英国倡议下召开的洛迦诺会议和签订的《洛迦诺公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凡尔赛体系，是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试图建立安全保障体制。与会国家在会议外交中，竭力发挥“均势政策”的作用。这一公约同时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倾向，公约实际上要求这些国家在进行反苏战争时彼此将给予援助。公约的签订国还试图通过对德国作出一些让步和承诺，将它拉入反苏阵线。它们意在阻止德国进一步和苏联接近，离间苏德关系，这个公约考验着苏德两国并不稳固的合作关系。洛迦诺会议表明德国已经褪去了战败国的外衣，在欧洲事务中重新同英、法、意处于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洛迦诺与其说是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在当时国际上危机四伏的时期，苏联必然要重视洛迦诺会议及《洛迦诺公约》对自己的威胁。在苏联看来，“‘道威斯计划’奠定了反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而洛迦诺公约则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是反苏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形式”(〔苏〕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国际问题译丛编辑部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25页。)。

这一时期，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看似想建立和平解决争端、调节冲突的机制，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且它们之间是矛盾重重、难以协调的。比如1928年签订的《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截至1933年，该条约缔结国有62个。但这个貌似维护和平的公约其实际作用无非是粉饰太平。条约从国际法上规定了战争的非法性，但由于英、法、美等国各自怀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参与签约，同时都提出了为保护本国利益各国政府有权诉诸武力、进行战争的保留条件，因此公约对缔约国并无实际约束作用。比如，在公约中，英国提出“对其政府未被所有国家承认和未能在领土内维持良好秩序和安全状态的某些国家”，英国不能遵守《非战公约》的规定。英国的指向就是苏联和中国。而且，这些发起国对苏联怀有敌意，在长达一年多的筹划过程中把苏联排除在外。苏联对未被邀请参加筹划过程一再表示不满。1928年8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责英、法、美等国孤立和反对苏联的企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指出，“排除苏联参加公约谈判一事证明，公约发起国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公约变成孤立和反对苏联的工具”(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苏联于9月5日正式签字加入公约。但是，一直到1928年底，其签字国除苏联外尚无一国批准。1929年7月24日，《非战公约》最终生效。这个公约的签订，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阵关于和平的喧嚣，一些人认为这将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实际保证。事实上，这一公约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有效地制约战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69页。)。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作出了一些努力，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1927年，资本主义国家为达到“经济利益统一”召开了经济会议，但是毫无结果。这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用和平方法解决市场问题已经行不通了。国际联盟从1925年起开始召开的裁军筹备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暴露了英法帝国主义假裁军、真扩军的企图。苏联提出了一些倡议，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直到1927年，世界裁军毫无进展，欧洲再次弥漫着军备竞赛的气息。最终在1930年，在筹备会的第七次会议上才勉强通过了一个对谁都没有严格约束力的裁军公约草案。这时的国际局势实际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的判断有所变化。在1924年的执政之初，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过去的一年，苏维埃俄国在国际地位方面发生了新的大变化。一是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里，法西斯化的企图都已经失败了，在法国和英国，这些企图的制造者彭加勒和克逊已经被轰下台去了;二是好战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几次孤立苏俄的企图都失败了，苏俄在事实上被承认了，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国际都赢得了相当的威信。1925年前后，斯大林曾认为世界进入了“平静时期”，出现了“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4页。)。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依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1926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包围苏联，政治上孤立苏联的行为，对苏联的暗中封锁与报复，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等，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外部困难。但是，斯大林还保持比较乐观的判断，比如，他认为英国同苏联绝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对英国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1927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苏联处于风口浪尖，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紧张。斯大林开始认为，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些事件虽然都失败了，但打击将会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页。)。斯大林在1927年6月的《时事问题简评》中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组织对苏的财政封锁，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谈，它资助乌克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内组织暴动，它资助间谍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烧毁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驻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们说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组织反苏战争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5页。)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是当时形势的基本因素。

斯大林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企图，揭露了它们给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的危害。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洛迦诺公约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洛迦诺会议仿佛消除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而只是使这些矛盾尖锐化，“洛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40页。)。斯大林分析当时存在有两种战争危险。一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危险。“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页。)在这一时期，各战胜国并没有友好的和平，只有武装的和平状态。各战胜国加紧扩充军备，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方面。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反苏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在加深。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和平，只是一种用来掩饰列强准备新战争的幌子，一种用来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幌子。1928年，斯大林进一步认为，国内和国外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在国内发生沙赫特事件后，斯大林一再提醒党内外注意危险。斯大林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对苏联经济崩溃和垮台的幻想破灭了，但是，苏联的国际环境比过去更加紧张了，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苏联安全面临着威胁，必须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三、对斯大林有关决策的简要评论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苏俄即苏联的敌对态度和行为对斯大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斯大林不可能无视一系列敌对事件的指向性及对苏联的威胁。对斯大林的某些失误甚至错误进行分析和批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必须保持客观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认识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对斯大林的影响及斯大林的意图。

1.斯大林期望推迟战争，维护和平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的主要意图是维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希望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能够推迟。苏联积极谋求和维持和平，改善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关系。斯大林对反苏事件保持冷静态度，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努力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但是，英美的长期敌对、一系列反苏事件的发生都使斯大林对于能否保持和平状态充满了担忧。而从国内来看，对于和平的乐观情绪在滋长。当时，苏联已经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了几年的建设，一些人就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会一帆风顺，一直向社会主义前进。斯大林认为，不能这样乐观。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策划的针对苏联的事件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武装干涉。为了巩固国防，苏联在国内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在建设资金非常紧张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不得不相应地缩减了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斯大林认为，在国内还存在阶级对立、苏联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穿在全部工作中。

2.斯大林的根本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与安全

“由于业已形成的战争威胁，保卫苏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基本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9页。)保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西方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苏联20-30年代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安全;战前苏联在东方搞军事平衡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刘金质：《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3期。)。斯大林一方面极力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另一方面，积极为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准备。斯大林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险而不作自卫准备，它的人民是不会尊重它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和攻击得逞，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当肯定斯大林对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伟大贡献。“从列宁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领袖中也许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党关于确立和加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他没有那种能取代列宁的天资，但别人也没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许多人;但在争取新制度生存的斗争时刻，极端重要的是目标明确和领袖的政治意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列宁，无人能胜过斯大林。”(俞邃：《评价斯大林》，《当代世界》2003年第4期。)斯大林“只想维护苏联的生存。他并没有主动塑造外交事务，而只是对它们做出被动反应。对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视为是对世界上其他强国的挑战，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联盟国家，因而这种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针对苏联的‘十字军’威胁”(〔英〕罗伯特·谢伟思：《斯大林传》，李秀芳、李秉中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应当说，当时斯大林对于保障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与生存的目标是正确的，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3.斯大林对苏联的实力有清醒的判断

斯大林认为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与对立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会迅速取代资本主义。他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都已经稳定，达到了暂时的平衡，这对资本有利，而对革命发展不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很大的困难。苏联的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到苏联一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必须按照新的方式做革命准备，而不能进行世界革命。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对世界革命的期盼，但是，他不得不把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斯大林立足于实力制定对内对外战略。同时，斯大林还一再表达了绝不会软弱无力的决心，国内外敌对分子希望苏联软弱无力，赤手空拳，向敌人屈服，向敌人投降，苏联是绝不会同意的。

4.苏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在当时是正确选择

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对使斯大林形成了强烈的孤岛意识和危机意识，这是促使斯大林急切地在国内开展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原因。斯大林充分认识到了危险：如果苏联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附庸，它就将是无以自卫的弱国，这是在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必须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农业国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工业国，成为经济上不依赖其他国家、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斯大林的认知就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对，使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成为首要任务，而不为国防奠定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苏联必须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发展强大的工业以增强防卫能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辉煌，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生机和潜力，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新的通向未来的道路。

5.斯大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斯大林预料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面临无数艰难险阻，同时，他对苏联及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苏联的存在和发展在动摇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热情和理想支撑着斯大林在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畏艰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1928年，斯大林在《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答弗鲁姆金)》一文中，批评了弗鲁姆金对苏联国际环境的估计。弗鲁姆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进攻苏联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是苏联力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削弱。这种观点在党内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斯大林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恰恰相反，是苏联的胜利发展破坏着世界资本主义基础，使包围苏联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出于恐惧而按捺不住要进攻苏联。“苏联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这一幻想的破灭，以及苏联在国际上的革命影响的加强，是这种尖锐化的最主要的因素。”(《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1页。)斯大林同时清醒地指出，不能低估苏联的困难，必须消灭苏联的落后状况，展开高速度，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他期待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胜利为开端，早日迎来世界革命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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