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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扑克网站的魅力

在线扑克网站为扑克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让他们能够轻松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进行对战。无论您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玩家，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模式和挑战。在线扑克网站不仅提供了传统实体赌场无法比拟的便利性，还拥有丰富多样的游戏选择以及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活动，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其中。

为什么选择在线扑克？

1. 方便快捷：无需出门就能享受到真实赌场般的体验。

2. 多样化选择：不同类型的扑克游戏应有尽有，满足各种需求。

3. 社交互动：通过网络平台，您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有机会参加各种级别的比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

如何选择合适的在线扑克网站？

安全性：首先需要确保所选平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选择一个信誉良好的平台至关重要。确保该网站具有合法运营资质，并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保护用户信息和个人资金安全。

2. 丰富多样的游戏种类：从德州扑克到奥马哈扑克等众多变种玩法供您选择。

3. 奖励机制：许多在线扑克网站会提供新用户注册奖金、忠诚度计划等福利项目吸引新老客户。

4. 学习资源：对于初学者来说，很多平台都提供了详尽的教学视频和教程，帮助新手快速上手。

5. 用户体验：优秀的在线扑克网站通常会有直观易用的界面设计，使得操作更加流畅无阻。

6. 社区支持：大多数正规的在线扑克网站都会设立专门的论坛或聊天室等功能模块，促进玩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7. 移动设备兼容性：现代科技使得手机和平板电脑也能畅玩，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可玩性。

8. 公平公正：正规的在线扑克网站会采用先进的随机数生成器以保证每局游戏都是公平公正的。

9. 全球范围内的竞技机会：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只要有网络连接即可参与其中。

10. 实时客服支持：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11. 多种支付方式：支持信用卡、电子钱包等多种支付手段，确保交易过程中的透明度及隐私保护措施。

12. 免费试玩功能：部分优质站点允许用户先进行模拟练习，熟悉规则后再投入真钱游戏。

13. 专业团队：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随时待命解答疑问并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

14. 定期举办赛事：许多大型赛事和锦标赛等待着你去探索发现乐趣所在。

15. 高额奖金池：部分平台还会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吸引新老顾客加入进来体验精彩刺激的比赛氛围。

16. 即时反馈系统：当您在游戏中遇到困难时可以立即获得解决方案。

17. 个性化设置：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游戏参数如音效、背景音乐等个性化服务。

18. 高频率更新维护：不断优化自身服务质量的同时也提升了整体游戏体验感。

19. 多样化的奖励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每日签到送金币等活动形式增加趣味性。

20. 便捷存取款流程：确保资金安全无忧。

21. 易于上手：大部分知名站点均配备了详细的规则说明文档以及常见问题FAQ页面等辅助工具帮助大家更快适应规则变化趋势。

22. 跨平台支持：无论是桌面客户端还是手机APP版本都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23. 虚拟货币兑换实物奖品或者现金奖励。

24. 24/7全天候客服团队：确保每位成员都能享受到愉快的游戏体验。

25. 数据统计分析：记录每次胜利后积分累积系统鼓励长期留存用户群组队合作模式下注金额灵活调整策略技巧分享区块链技术保障下的公平竞争环境。

26. 新手友好型设计：针对初级玩家特别设计了一些简单易懂的操作指南，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游戏类型。

27. 持续创新：不断推陈出新，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

28. 社区互动性强：除了常规比赛之外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哦！

怎样挑选靠谱的在线扑克网站？

29. 查看评论：在决定前最好先浏览其他用户的评价作为参考依据。

30. 官方认证：选择那些经过权威机构审核认证过的品牌往往更值得信赖。

22. 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让每一位参与者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关怀。

23. 快速提现：快速到账速度也是考量因素之一。

24. 诚信经营：寻找那些具有良好口碑的平台尤为重要。

25. 良好声誉：建议优先考虑那些已经积累了良好口碑的平台。

26. 多种语言支持：支持多种语言版本，便于非英语母语者也能无障碍沟通交流。

27. 安全保障：确保所有个人信息受到保护。

28. 合理规划预算：设定好自己的投注额度避免过度沉迷于赌博行为。

29. 新手引导：新手入门门槛低，即使是第一次接触也能迅速融入圈子内高手过招。

30. 稳定流畅：确保您的账户信息安全可靠。

31. 公平竞争：确保所有人的权益得到尊重。

32. 快速响应速度：确保游戏过程中不会出现延迟现象发生。

33. 丰厚奖励机制：比如赠送筹码、充值返现比例高等级别赛事邀请赛制等等。

34. 快速匹配对手：确保每一次对决都有足够多的选择空间。

35. 公平竞技：确保每个环节��保持一致性的公平性。

36. 专业培训课程：提供给新老用户群体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37. 高效客服团队：确保所有玩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环境。

38. 透明化管理：确保所有玩家都能顺利进行游戏体验。

39. 快速提现：确保资金流动顺畅无阻。

40. 多元化营销活动：经常性开展各类活动提高游戏体验感。

41. 高质量软件：确保游戏环境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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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二：步入混乱

在甲A联赛走向巅峰的途中，却是无数隐患的种子被一步步埋下。而其中最为恶劣的，便是“假赌黑”。

假赌黑，是“假球、赌球、黑哨”的简称。当然，也可以将假赌黑理解为：“假球、赌球、黑社会”，因为没有任何团体或者组织真正给假赌黑代表的真正含义定性。

假赌黑的在甲A成立之前的时候肯定存在，但是当时国内足球联赛不是热门赛事，而且没有资本注入，假赌黑的迹象少之又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但是，笔者说几乎没有，不代表一点都没有，当时假赌黑的一种形式：默契球和黑哨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笔者将在后文详述职业化之前的假球，这里就先给些例子，《中国足球内幕》上写道：

“1983年第5届全运会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就是最早引起公愤的“问题球”。当时河北3比0大胜北京，0比1小负广东，规程规定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情况下，先比较90分钟内进球总数。河北队进球总数已经定格为3个，领先于广东的1个，领先于北京的0个，出线在望，除非京粤打成4比3以上。可北京和广东的比赛开始后，双方不谋而合地展开猛攻，连中后卫都长时间在对手禁区内射门，绝不回防，打成���京4比3领先广东后，两队又都不进攻了，连中圈都不过，最后双方的进球数果真是4个，河北出局。因为，河北是小省。”

“一个惊爆的事实是，因为目睹假球，刚刚当选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甚至辞职了。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这个著名的句子始于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由于规则漏洞，如果辽鲁踢出胜负，输了球的一方就要被淘汰；如果打平0比0，辽宁被淘汰；打成1比1，辽宁队与上海队要抽签决定谁出线；打成2比2，则辽鲁双双出线。比赛开始后，国家队中卫镇守的防线竟在5分钟内让对手打出4次单刀赴会，国门傅玉斌面对来球飞起一脚，却踢了个空，让球滚进去了，黄崇带球闯入无人之境，得分全不费功夫，果然2比2。

当时袁伟民就坐在看台上，���到传说中的事情就在眼前变为现实，全然不顾公平竞赛原则，愤而离席，一脸怒气回到大本营。不久之后，年维泗就接替袁伟民上任了，据说就是因为袁伟民处罚这两支球队后，承受了太大压力，提出辞职。袁伟民是之后几年才重新回到中国足协主席位置上的，但已变了一个人，对足坛黑幕已经无能为力，所谓主席，只是一个名义。”

新浪网报道：如果一定要上溯到中国足球的“黑哨”开山之作，几乎无从可考。从解放后到职业联赛之前，中国足球圈里有各种各样的假球，但却很少有所谓的“黑哨”。在那个年代里，从全运会到全国联赛（非职业）到各种行业比赛，裁判问题并非没有，但大多都是朋友间、同学间的一些感情交易。一位重庆足球名宿回忆道，“记得在一次全国比赛中，一位裁判整场比赛都压着我们吹，让我们最后输掉了比赛。事后我们才知道，对方球队的领队和这位裁判是大学同学。但那时候，球队给裁判送点小礼物的情况都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之类的，或许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黑哨’。”但在那个年代的假球中，也有裁判参与其中的身影。1991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那时联赛尚未职业化），辽宁队在最后一轮比赛前已经稳获冠军，而他们的对手是必须取胜才能保级的大连队，结果两支辽宁球队完成了4：5的假球，大连取胜保级。在这场各取所需的比赛中，当值主裁显然也对赛前双方的默契心知肚明，不仅对两队的“表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送给两队各一个点球。

无论如何，回顾从1994年到2020年中国国内足球与联赛的发展，足协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因此本文也不会继续过多地阐述足协的“昏招”。但是足以从上文见得，足协的管理的混乱与失败，不是从94年甲A诞生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以前就存在了。假赌黑发展的速度之迅猛，不仅仅只是职业化后足协管理不力，而是从职业化之前就早早埋下了种子。

职业化后，在1994年到1996年间，假赌黑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已经有个别场次被媒体、球迷还有球队质疑了。其中最早引人注目的，就是1994年赛季刚刚结束以后，在《足球报》上天津记者张东写的《喝彩之余的困惑》。文章写道：有的裁判员是��是违背了职业道德？通过观看今年全国甲A、甲B联赛的比赛，人们无法排除丑陋现象。中国足协对甲A、甲B联赛裁判员执法的费用是有明文规定的，对交通费用也有相当优待的标准，这是过去那些老裁判十分羡慕的。每一位执法甲A比赛的裁判员都会得到主场的足球俱乐部礼貌有加的关照，食、宿、行、购物都有周到的安排。由于中国足球刚刚进入职业化阶段，许多“章程”并非有法可依。拿接待裁判员来说，大部分地方省市足协、俱乐部、球队是三位一体，裁判员到哪一个主场场地执法，都是由俱乐部出面接待，实际上就是让主场的球队接待，这很难避嫌，也难脱干系。一个已经进入甲A前6名的俱乐部的总经理对我说，他至今保存着有他经手今年全国甲A比赛裁判员“红包”的记账，这是除中国足协的规定报酬之外的费用，一年的累计数目也是惊人的。记账的名单中，我不但看到一些国家A级的裁判员，也看到有的大名鼎鼎的国际级裁判员的名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你接了人家的钱必然手软，在场上执法你能做到公正无私吗？这个对我讲真话的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愤慨地说，后来他才知道，有的裁判员“两面吃”，两个队的“红包”都照收不误。我想收了人家“红包”的裁判员不能说是清白的吧。

张东的文章虽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也是引发了一阵议论。《足球世界》一篇文章回应说：假如张东所说属实，等于说甲A大多数比赛都是在某种不公正的竞争下进行，等于说是比赛的名次无效，等于说全国球迷在整个赛季大部分场次中都在受骗上当。……难道中国足球裁判界真的黑暗到如此地步了吗？……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现在倒成了一桩悬案。从对一名记者职业道德信任的角度而言，我们相信张东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妄言，但张东在文中却又的确没有说出账单上的人姓甚名谁，那位前6名之中的总经理是哪一位，让我们无从查对，不免又令人生疑。……中国足球并非净土一块，裁判受贿也可能再说难免，关键是要依据事实和有关法规严惩，绝不姑息养奸，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让其成为中国足坛的一颗毒瘤，危害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事业。但至今还没有中国足协举行“听证会”的消息。

如果以我们后人的角度，因为知道后来爆发的假赌黑，大概就会认为张东在1994年所曝出的信息是真的。但很显然，此事在当时一片红红火火大好景象的足球职业化进程中，就好像一颗老鼠屎。足协与体育总局，不愿意让这颗老鼠屎，把他们熬了几年的汤给搞臭了。因此，张东的文章，最后也没有任何听证会，张东曝出的消息就这么不了了之。在多年后的今天，球迷们如果从来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可能会怎么都没想到，假赌黑的迹象是早之又早被人爆出，而且还不是街头小报爆出，而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足球报》。这种消息在后人看来，就好像是一名医生查看重病患者的病例，发现患者刚刚出生后就被诊断有某严重病症发作的可能性，需要治疗，结果被家长当作没看见一样忽略。结果患者从婴儿长大成人，病症也随着患者长大而变得几乎无法根治，那么我是那名医生，能对患者的家长说什么呢？

除此以外，1994年，还有一件被中国人和中国足协所否决存在的假球事件，即辽宁队在泰王杯和亚俱杯比赛上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赛的丑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

1994年，3月10日，亚足联官员声称：中国队在泰王杯的比赛和辽宁队在亚俱杯的比赛中分别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比赛，亚足联已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辽宁远东队则郑重声明，希望亚足联弄清事实真相，还辽宁队清白。主教练杨玉敏愤怒表示：打假球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本站不脚的。代表团团长马林甚至在墙上写下拳头大字号的标语：不实之词，予以澄清。

中国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以组织名义走访辽宁队相关队员，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对亚足联不实指控进行了有力驳斥。权威人士指出，这起针对辽宁队的指控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污蔑，也是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攻击，这和国外一些势力的险恶用心是分不开的，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也就是国奥队）1比2负于泰国B队，辽宁队1比4负于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开了工作。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中国队和辽宁队分别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污辱。

可以说，1994年职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假球早就已经浮出水面了，但当时假球造成的后果还不严重，假球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假球对球迷的伤害还不是很深，于是中国球迷、足协、足球人士都没把它回事。就好像刚才的老鼠屎和汤的比喻一样，厨师听闻自己做的好汤掉进了几粒老鼠屎，厨师想着自己的汤美味至极，掉进老鼠屎的概率又很低，自己也没怎么看出有老鼠屎。所以厨师根本没想过去捞捞看汤里有没有老鼠屎，结果任由老鼠屎在汤里浸泡。或者说，厨师明明就知道有老鼠屎，但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就那么一点点老鼠屎不会有太大问题。最后当汤熬好以后，老鼠屎也已经完完全全地将整碗汤糟蹋了。

就在中国足球联赛火热进行的时候，假球早已缓慢地成长了，植物总会要发芽，假球也一样，总会有一些现象会被大家察觉到的。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政府和球迷联手造就的现象。

甲A联赛的火爆程度，造就了各个城市的球迷氛围。其中，四川成都的球市最为火爆。甲A第一年1994年，四川全兴掀起了疯狂的“黄色狂飚”，场场爆满的成体更是让四川“金牌球市”的名号应运而生。整个赛季下来，四川全兴排到第六，四川全兴队场均4万人的上座率冠绝甲A——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的中超，也仅有广州恒大的天体与北京国安的工体能与之相媲美。《中国足球内幕》写道：“当时风起云涌出现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的时髦名词，不是偶然的，搞好足球队，建造漂亮的草坪，安上辉煌的霓虹灯，是地方政府官员你追我赶的要务。”四川全兴的球市火爆，必定让四川的官员笑得心花怒放。在1995年赛季前，四川省分管���体的副省长徐世群，亲自莅临全兴赛季前的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一番激昂陈辞后，徐世群突然转头问旁边人：“全兴一年打多少个主场？”下边人答：“11个主场。”徐省长慷慨下令：“那，我们怎么也要拿下10个主场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领导开了一个业余玩笑，全兴不是曼联，即使曼联也难以保证主场胜率90%，但领导重视就是福音，这是圈子里一个潜规则了，客场不怕输，关键在主场领导面前一定要争面子！”

但是1995年甲A联赛四川全兴表现不佳，一度排名榜尾，1995年9月24日晚，全兴队主场输给申花后，4万球迷终于失去了耐心。于是，又一个中国体育届的新词出现了——“下课”!这是中国职业足球场内第一次出现“下课”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从这场比赛开始，笔者无法确认，不过下课之词大约也是1995年开始在全国流行的吧）重压之下，少帅余东风主动请辞，但被俱乐部挽留。“下课”在四川话里有“辞退”的含义，自此，下课一词从那时起开始火遍中国，至今都是各个体育迷的熟知名词。

此时，暗中的力量开始搅局，四川全兴面临降级，四川官员面子上也是挂不住的，于是各种事情开始出现了。

早在联赛还剩八轮的时候，9月28日广州的具有极具影响力的体育报纸《足球报》发表文章《保卫成都》，宣扬成都金牌球市太过重要，要保卫四川全兴不要降级！一个中立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报纸公然支持一个队伍保级，这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保卫成都���或者“四川全兴保级”成为了一个具有正能量的标志，使得四川全兴站在了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上，全然不顾其他球队的立场。但是《足球报》的这篇文章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四川的很多报社在报道四川全兴的比赛时都沿用了“保卫成都”的口号，《成都晚报》则打出了“成都保卫战”的口号。

1995年10月8日，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16轮比赛，四川全兴队主场和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比赛中，主裁戴宇光明显偏袒主队，导致延边球员激愤之下全部停留在本方半场防守，开始消极比赛，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不正常的只守不攻的场面，最后延边以0:6负于四川全兴队。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延边现代队。这是甲A有史以来，第一场公开的消极比赛被罚事件。赛后被媒体曝光有“收钱嫌疑”的戴宇光还号称要“收拾记者”，但很快就选择出国，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四川全兴到最后两轮时，形势依旧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已经半只脚���向悬崖了。到了最后两轮前，四川全兴的保级对手青岛队只需拿1分即可保级，这就导致四川全兴必须最后两场全胜才能保级。正好，倒数第二轮就是主场对阵青岛，这场比赛四川全兴在主场优势下，非常惊险地3：2战胜青岛，拿下了倒数第二场关键战役。

最后一轮，还是主场，面对八一队。全兴终于要面对八一队，只要取胜就能保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

大家轻易就可以在网上查到某球迷拎着一麻袋钱跪在八一体工大队李富胜脚下，让他放全兴一马，如不放，就从楼上跳下去，他真的跳了，被李富胜像扑点球一样扑倒；大家还可以知道，看台上打出“贾政委你好”“人民子弟兵爱人民”之类沟通情感的标语，一个叫沈胖子的球迷哭得我见犹怜；还可以查到，最后还剩8分钟时，四川队的刘斌见全兴迟迟进不了球，对小时候要好的玩伴、八一队门将江津大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钟了”，然后翟彪一个���无难度的头球，滚入江津的腋下。

（翟彪的绝杀进球，球在红圈内，可以看到门将江津没有做出太多反应）

这种公然让对方门将放水的做法，在当时传为美谈，成为军民鱼水一家亲的表征，当保级成功的全兴队在体育场高唱《真心英雄》，当数万球迷举着燃烧的拖把沿着最宽阔的人民南路一直游行，高喊着“全兴万岁、中国万岁”，当所有记者都在用最煽情的语言讴歌这座城池的血性，一个以保卫城市名义进行的假球，被当成了风花雪月的故事。

那是14年前的事情了，为了这场假球，成都一票难求，提前3天就有许多群众搭着行军床在体育场外排票，怕出现群体性事件，杨肇基站在两张桌子搭起的高台上，高喊“群众同志们，我保证你们都能看到比赛”，下面直呼全兴雄起，全兴万岁。据统计，全兴保级的第二天，成都新婚的人数比日常提高了3倍还要多，而全兴酒那一年的销量比往年提高了10倍。

其他的资料中这样记载：比赛终于结束了，四川全兴赢得了比赛，成功保级。与此同时，另一个战场上的辽足和青岛的生死战输赢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两队双双降级。成都又一晚因为足球而不眠。无数球迷在保级之后涌向八一队驻地珠峰宾馆，高喊“谢谢亲人解放军”。随后，球迷们在某火锅城大摆胜利宴，据说那天晚上起码摆了50桌，外地球迷协会也派出了专人前来助兴。

《川足历史回顾三——四川全兴队的1995，成都保卫战》记载：1995年11月19日，这一夜因为足球而出现的热闹场面和轰动程度，是此后许多年中国足球都无法企及的。11月18日，成了成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排队之夜”，面对通宵排队买票的球迷，时任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手拿话筒，高声地说：“一定会满足大家，让所有人进场看球。”而在当天下午，一个成都球迷抱着一捆人民币摆在了八一队的面前，唱着“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希望八一队能放四川一马……这是当年纯真足球的缩影，球队与球迷的鱼水深情动人感人更激励人！

球迷希望其他球队放水来帮助自己的球队，这不是什么稀奇不常见的事，就算到今天中超甚至国外五大联赛都挺正常。但是公然举城宣传，将此事宣传成“必须完成”，这不是很常见的。《中国足球内幕》的作者认为这场球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假球，是社会舆论以及政府压力下造就的一场假球，《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自此以后，保卫延边，保卫重庆，保卫北京，保卫天津，保卫上海……甚至为了保卫的“保卫”，就泛滥成灾了，而且都打着高尚的名义，都脱不了地方政府暗地的支持，人们浑然不觉自己正在干着伤害自己的事情。在价值标准上，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变化，但足球一直没变，���到2009年年底还固守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人都在喊打假扫黑，人人都希望司法部门坚决铲除毒瘤，但涉案俱乐部所在地的本土报纸和电视，却代表着众多球迷呐喊着：“我们是冤枉的，不要让我们降级，我们的城市需要球队。”这里面，包括成都，包括广州，包括青岛。本土情结，主队情结，让球迷和媒体就会认为自己是情有可原的，甚至可以超越法律。

如上文所说，自从“成都保卫战”后，“保卫xx”或者“xx保卫战”成了各个球队在面临困境的宣传口号，成为了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口号。当然，这类口号在中超初年后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那时的球市已经一塌糊涂没多少人为了“看球”而看球了，而到了今天，经历了足坛打黑反腐风波后，不管哪个队要保级，也不会再用这种口号了。“保卫”到了今天反而成了贬义词，可能正是因为现在的人反思到当时的问题所在吧。

政府对球队成绩的看重甚至有干涉的嫌疑，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看重“政绩”。可以说，“足球市长”、“足球省长”、保护地方足球队成绩、默契球等，都是从体制时代以来遗留下来的产物，更具体点来说，是举国体制的负作用的产物。笔者将在后文通过长篇概述其历史缘由。

1994年到1996年，甲A不断上升的阶段里，正是因为政府、球迷对球队的喜爱，甚至达到放纵的地步，才使得假赌黑能够盛行，而足协、足管内部腐败严重，对假赌黑睁只眼闭只眼，使得假赌黑的问题突然在1996年后变得非常严重，最后可以说是毁了中国足球。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maryyeblog]

曲终人不见：中国零售史不为所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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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千万人，百世事。

2016年9月30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开馆。

业内有云：读懂了十三行，就读懂了广州这座千年商都。一时游客如织。

馆藏文物全由热心人士无偿捐赠，有只价值连城的玉碗出自叶国富，他此举既为感恩，酬答让其事业有成的广州；亦算祈盼，能在千年商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年，叶国富费心三载打造的名创优品开店超2000家，营收过100亿，在传统零售关店潮中逆势崛起。

13天后，马云在云栖大会上首次提出“新零售”。线上与线下之争趋于白热化。

又过10天，一位名为“广州阿富”的神秘人士花重金包下《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整版，要为“杭州老马”与“北京老王”的亿元约定买单。

4年前，CCTV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王健林与马云双双出席。马云直言，到2020年，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将超过50%。王健林不甘示弱，他表示，如果真如马云所言，他愿意输给马云一个亿，反之，马云就输给他一个亿。这就是著名的“马王亿元对赌”。

王马两人分别代表传统零售和电商，亿元对赌被视为零售业的未来之战。

2014年，万达联手腾讯和百度投资50亿组建飞凡网，打造全新电商平台，迎战淘宝，但两年后，腾讯和百度退出飞凡网。

看起来，王建林胜算渺茫。

线下店真被判了“死刑”？叶国富不服气，遂用“广州阿富”之名喊话。

实体零售向来关系国计民生。

改革开放伊始，商品市场活跃，物资渐趋丰富，长期实行的票证制度有所松动。

1979年，国务院以国发“98号”文把《关于进一步办好友谊商店的若干意见》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1981年4月12日，中国内地第一个超级商场——广州友谊商店开业，连续几日，媒体云集，对这种无柜台、无售货员、顾客自选商品、最后在电脑收款台结账的购物形式作了详细报道。

广州友谊商店的开业因此被载入“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大事记”和“零售百年史”。

但该店需持外汇券结算，且受欢迎的商品是上海产的熊猫牌炼奶、金稻牌丝苗米、梅林牌午餐肉，均为出口食品，远非普通市民可以消费。

此类新式卖场更多是作为有象征意义的窗口，呈点状分布，不具普遍性。全国范围内，还是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占主流。

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一年后，深圳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

等到中国第一家平民超市的出现，才算敲开了现代零售业的大门。

超市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入华后，被叫做自选商场。1984年9月28日，北京京华自选商场开业，引起轰动。

经历过短暂的“水土不服”后，超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铁板终于凿开，阳光照射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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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零售业而言，1998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代表人物悉数亮相。

黄明端临危受命，被老板尹衍梁派赴大陆，接管大润发上海公司。尹衍梁是台湾润泰集团少东家，鉴于纺织业在走下坡路，1996年创办大润发。次年，他遣人前往上海，申请开业。

同期另一个台商也看上了内地市场。台湾诚达集团董事长于曰江在广州开了第一家好又多超市。

大润发上海店，模仿万客隆的仓储式销售，但反响并不好。黄明端果断叫停，以家乐福为标杆，转换经营模式。

1995年，国家允许外资进入食品及连锁经营领域，这样继1992年��开服装和百货后，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家乐福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门店。

在台湾对岸的福建，张轩松跟在海外做生意的二表哥借来200万，还清债务，用余钱在福州火车站边永辉大厦下开了一家超市，名为永辉超市。

8年前，他受老乡“忽悠”，高中辍学到福州打工，搬了三个月砖，无法忍受，凑钱盘下店铺，做啤酒批发，送货上门，生意超好，后利令智昏，承包啤酒厂，赔了个底朝天，痛定思痛，觉得还是开店拿手。

还清债务，重新出发的还有刘强东，工作两年后，他终于离职，带着不到2万块的积蓄，创办京东多媒体，在北京中关村租下了一个3平米的柜台，卖光盘刻录机。

谁能想到，相隔2000公里的京东和永辉日后会发生关联。

张文中更没想到，自己摊上了一件“大事”。当得知石景山古城菜市场要被物美“托管”后，180多个员工爬上楼顶，打出“坚决不去物美”的横幅，还有人扬言要跳楼。

张文中承诺工资不低于过去，危机才解除。他正带领物美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京城编制零售大网。

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后，掀起创业高潮，大约10万党政干部“下海”，后来这批人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远在美国留学的张文中深受鼓舞，他信奉“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回国在京创办物美，通过租赁、托管、合资与被冲击的国有商企合作，双方按股权分红。

一个月后，沃尔玛第一家中国门店在深圳开业。随后，家乐福也杀入特区。

黄光裕和张近东还没有交手，在黄河南北，各自扩张。

国美调整门店分布格局，关闭市中心的小型店面，在北京三环线附近开设了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黄光裕这匹来自“南方的狼”把北方家电零售市场搅得翻天覆地，人称“价格杀手”。

苏宁实施二次创业，向综合电器连锁经营转型。张近东能打硬仗，先是鏖战三年，好不容易击溃了南京本地八家国有商场组成的“联军”，元气尚未恢复，又遭厂家“封杀”，业务重心不得不从批发转为零售。

对于商业冒险家而言，黄河不是天堑，时机一到，必定大兵压境。

华润超市就已经越过黄河，进军华北，这家香港超市自从1991年入驻深圳后，一路攻城拔寨。

万科持股的万佳百货则牢牢“守卫”深圳本土市场。万佳，英文Vanguard的谐音，意为“先锋、前卫”。

湖南湘潭人王填终于拿到“步步高”的注册商标，把步步高食品公司改名为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公司。3年前，他还是当地一家食品厂的业务科长，觉得自己干更带劲，与老婆一道自愿下岗，开起夫妻店。

马云和外经贸部的“蜜月”到底是走到尽头了，他带着杭州跟随而来的“心腹们”搭建了一家技术公司，外经贸部希望这家公司为国企服务，但马云觉得更应该支持中小私企。理念不同，双方分道扬镳。

叶国富也与过往挥手作别。这个农家小子要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个夏日的黄昏，他从湖北十堰跳上了去广东的列车，投奔在佛山打工的老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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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不到，福州大卖场就突破10家，好又多、麦德龙、沃尔玛相继进入。张轩松心急如焚，弱不禁风的永辉超市如何应对？

人在福州的叶国富同样焦虑，他去佛山后，先做五金销售，业绩突出，提成多，攒了一些钱后，与人合伙去福建做起陶瓷生意。事实上，这是个失败的举动。一年多后，他果断放弃，返回广东，寻找新的商机。

张轩松的机会来了。2000年，福建做出“杜绝餐桌污染，改善社区生活，建设放心市场”的决定。永辉开出第一家生鲜超市，放弃服装、日用品、家电等主流业务，像卖快消品一样卖生鲜，但价格却低于农贸市场。永辉开创的“生鲜食品超市”模式，抢占了洋超市的空白点。

黄明端认为中国零售业的空白点在二三线城市，大润发要去占领那些消费潜力巨大但又不为巨头所注意的地方。结果是对的，大润发赫赫有名的全国店王，就来自昆山。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并承诺三年内放开国内零售市场，不限地域、股权和数量。

狼真要来了。

万科召开股东大会，把万佳百货的股份全部转给华润，议案通过时，王石长舒一口气，“总算把万佳卖掉了。”一年后，华润超市和万佳超市合并。

2003年是个分水岭，电商元年开启。

阿里巴巴B2B的模式跑通后，马云决定开建C2C的淘宝，很多老员工表示反对或迟疑，孙彤宇挺身而出，出任淘宝网首任CEO。

京东多媒体已经有了6家店面，形势喜人，刘强东正要大展拳脚，SARS爆发，无人上街购物，12天亏损800万，刘强东不得不转向线上，京东多媒体改为京东商城。

相比较，另外一件事的意义更大，从2003年开始，中国GDP连续5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飙涨，内需极大释放。

2003年11月，物美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零售企业。

上市后，物美开启资本运作，张文中与黄光裕一起被评为北京两大“并购狂人”。短短几年，物美控制或参股了北京超市发、京北大世界、天津大荣等20多家企业的400多个网点，占据了北京1/3的零售市场份额。

WTO规则生效后，跨国零售巨头在中国加快向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扩张，家乐福与沃尔玛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设新门店。

中国零售企业也在拼速度，跑马圈地。苏宁已有门店近100家，国美门店则超过200家。2004年6月，国美在香港借壳上市，一个月后，苏宁在A股挂牌上市。

两大家电零售巨头迎来正面交锋。国美2005年，先后收编了深圳易好家、常州金太阳、哈尔滨黑天鹅、武汉中商，2006年，更是豪掷52.7亿港元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永乐电器90%的股权，势头凶猛。继而，黄光裕找到张近东，想收购苏宁，被一口拒绝。

张近东说，“苏宁做事虽然低调，但不是无能，即使想买他也买不起。”

不过，若非2年后，行事高调的黄光裕锒铛入狱，胜负还真难说。

从2004年到2008年，黄光裕三登内地首富。在规格空前的“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200多位顶级品牌商到场站台，黄光裕扬言，到2008年，国美将实现1200亿的年销售目标，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他这个目标实现了一半。2008年，国美销售额真的达到1200亿，不过奥运会开完，他就进去了，因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获刑14年。国美就此止步世界500强。

有多风光，就终会有多狼狈。这个教训张文中比黄光裕更早体会。

2005年，物美营收达39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流通企业之一。在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张文中比马云耀眼，很多政府部门都找他合作，去物美考察的领导人络绎不绝。政商过从甚密，必埋隐患。

物美被誉为“明日沃尔玛”。2006年，《财富》杂志这样推荐物美——“如果你想看一下零售业的未来，建议阁下省却造访沃尔玛的时间，为您自己买一张前往北京的机票，去看看物美。”

可惜，好奇者尚未来得及订机票，物美就从顶点坠落。2006年11月，张文中被中纪委带走，要求协助调查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贪腐案。尽管两者并无利益输送，但两年后，张文中还是被判18年。

被中纪委带走的那天，张文中就和物美让出了中国零售业舞台的C位，取而代之的黄明端及大润发。

在大润发内部，有一套所谓的“葵花宝典”——SOP标准作业程序，即“营运人员规范手册”，打印出来的厚度超过字典，每年都会修订。

严格按照标准作业，大润发仅以100多家门店，就称霸中国实体零售业，并一举夺得“最受顾客欢迎、最受供应商欢迎，单店业绩最高的（年均2.4亿）”三个行业第一名。

紧随其后的是永辉超市。2010年，张轩松带领拥有140多家分店的永辉上市，被誉为“生鲜第一股”。

华润继续“买买买”。2004年收购苏果超市，2005年收购天津月坛集团旗下28家门店，2007年收购天津家世界超市，2011年收购江西洪客隆。

叶国富则在“卖卖卖”，他成为中国饰品连锁开创者，折戟福建后，他介入实体零售，2005年在广州创办“哎呀呀”连锁品牌，他坚信小饰品是门大生意，短短几年，就有3000家加盟店。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力，嗅觉灵敏，擅长在零售领域以小博大。

一切看似美好，但风起于清萍之末，颠覆的钟声隐约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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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当国美销售额达到匪夷所思的1200亿时，阿里巴巴的销售额才30亿，而刘强东正为京东突破10亿销售而欣喜流泪。

那是传统零售业最后的辉煌。

2009年11月11日，淘宝商城（后改天猫）举办促销，尽管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有限，但当天营业额超过5000万，这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不过依照惯性，传统零售业还在高速滑行，等他们意识到电商的暴袭已是2年之后了。

2011年，大润发背后的润泰集团和股东法国欧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叉股权设置，成立高鑫零售，在香港上市。

稍早，京东刚拿到15亿美元的投资，正式向阿里巴巴宣战。

降维打击开始。

突然之间，黄明端发现连自己的助理都在淘宝、京东购物，他意识到电商已成海啸之势，但那时他对电商的认知，还处于“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来不及”的状态。

仿佛进入“灯下黑”的不止黄明端一人。2012年，家乐福、沃尔玛、乐购和麦德龙等外资零售巨头中国区集体换帅，以挽颓势。

可变化是实实在在的。2011到2015年，中国消费者网购规模同比增幅基本位于30%以上，2012年甚至达到80%。

改变求生，抑或坐等消亡，传统零售业不得不做出选择。

于曰江选择“卖身”，把好又多卖给了沃尔玛。除他之外，太平洋百货、乐购、乐客多以及灿坤，这些早年来大陆掘金的台资零售企业也都纷纷易主。

尹衍梁选择放手一搏。2013年，他力挺黄明端推出独立电商平台——飞牛网。在宣布进军电商的当天，黄明端扬言：“要玩就玩大，小玩不是个人风格。”

黄明端少年时代差点加入黑社会，胆子大，叶国富就谨慎许多，电商兴起后，线下店大批倒闭，他没有盲动，决定先出去看看到底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出人意料的是，欧美日韩等国实体零售店一派兴旺，商品价格普遍很低，但质量非常好，绝大部分还是中国生产。叶国富从中看到了机会，想把这种又好又便宜的模式搬到中国来。

当传统零售业都跟风布局电商时，叶国富反其道而行，深耕线下店，2013年创立名创优品。这种主打“优质低价”的模式能走多远，没人说得清，因为更大体量的巨头在成批死亡。

2015年，上海老牌高端商场太平洋百货淮海店结束营业，拉响了实体店关门的警报。那年，百货关店潮席卷了17个省市自治区、14个品牌、63家百货门店，包括万达百货、王府井百货、百盛、华堂商场（伊藤）、玛莎百货等中外品牌。

2016年年初，沃尔玛宣布关闭全球269家实体店；万达百货位于宁波、青岛、沈阳、芜湖等地近40家店关闭；乐购山东6家店全部关闭；天虹百货、阳光百货等��皆沦陷。

人人乐、新一佳、华润并称广东超市三大巨头，曾近距离抗衡过沃尔玛、家乐福，亦难逃厄运，因为关店太多，人人乐一度戴上ST的帽子，2016年勉强摘帽。同年，华润万家的自营门店减少800多家。新一佳更惨，整体进入破产清算。

永辉超市不得不“委身”京东。2017年，京东入股永辉，以43.1亿元持股10%。两者联合采购、加强供应链管理，探索O2O等领域的发展机遇。　

探索机遇的还有国美。2017年，成立30周年的国美发布公告称，拟将中文名由“国美电器”更为“国美零售”。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国美正从单一的电器零售商，向家庭生活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杜鹃说：“等老公（黄光裕）出来时，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国美。”

无独有偶，早在2013年，“苏宁电器”改名“苏宁云商”。

只是，江湖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江湖了。

运行三年半的飞牛网仍旧亏损，大润发的时代该翻篇了。2017年底，高鑫零售公告将出售总价值224亿港元的的股份，买家是阿里巴巴。

大润发用20年的时间做到了中国零售业第一，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终还是徒做嫁衣。

黄明端离职时说：

我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败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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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打劫”的生存法则就是：我消灭你，但与你无关。

外资式微、台资抽身、内资崛起，互联网巨头们开始用新零售重塑造传统零售业。零售业走进新时代。

商超企业不得不选择站队：沃尔玛、家乐福、步步高等加入腾讯系，欧尚、大润发、银泰、百联、新华都等牵手阿里系。他们将融入互联网巨头的新零售版图。

当然也有不甘心者。

2018年2月，亚布力论坛，张文中朗读了《给40年的信》。这是他出狱后首次公开发声。5月31日，最高院改判他无罪。

张文中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迟来的正义依然无比珍贵。可在新零售的征程中，他和物美已经迟到了好多年。

至于能不能“追回失去的时间”，还需等待。不是所有转型，都能成功。

2018年6月，张近东牵手许家印，合资200亿拓展苏宁易购广场。8月，国美零售发布盈利预警公告称，上半年巨亏3.8亿元，新零售之路依然艰辛。

但更大的变动来自电商，格局陡然生变：拼多多上市，马云宣布退休，京东股价腰斩。

消费降级和消费分级的论调弥漫网络空间。

叶国富撬动的生活消费品领域成为新零售的热土。品质生活电商的跟进者越来越多。在名创优品���网易严选的带动下，善抓“风口”的雷军推出了小米有品。

线上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线下门店场景价值被逐渐放大。

2018年9月30日，名创优品宣布获得腾讯和高瓴资本共10亿的战略投资。借此，腾讯直接将名创优品这一模式的零售品牌纳入自己“智慧零售”下。

2018年名创优品销售额预计将达180亿，叶国富的目标是，到2022年进入100个国家，开10000家店，销售额突破1000亿。

“互联网女皇”、硅谷投资人Mary Meeker在早前发布的年度《互联网趋势》中，特意用“创造者”、“引领者”来描述新零售，称其正在快速成为中国零售业的基础设施，并向全球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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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位于西堤路，不远处就是赫赫有名的长堤路。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革命青年导师瞿恩有一句话：“在这个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广州，广州就有一个黄埔军校。”

百年前，广州开风气之先，军政仅是一端，商贸益炽。

辛亥一役既成，孙中山号召实业救国，华侨分外热烈，办厂、修路、开银行等，其中广州是集大成者，尤以百货公司为著。

1907年至1918年，广州四大百货公司（光商、真光、先施和大新）先后在长堤路周遭开业，引入“环球百货”的概念，是为中国近代零售业的先驱。

1949年后，公私合营，百货公司改造为国营商店。民众衣食住行都依赖票证，各类商品仰仗计划部门统购统销。所谓零售，无从谈起。特别是1976年，原广州先施公司五层大楼离奇着火，夷为平地，这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完结。

香江潮涌，岁月悠长。

如今，名创优品代表广州零售业，开疆辟土，但光芒能否延续，尚需要时间检验。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瞿恩还有一句话，振聋发聩，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失去了我的生命。”

弹指廿年，检视中国零售史，中资与外资反复博弈，商业模式推陈出新，走过了落后、学习、赶超，直至现今引领的进程，提高了14亿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功莫大焉。

期间，能人辈出，他们初登舞台唱念做打时，都高呼理想，几番浮沉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重新琢磨，谁���第一种人，谁又是第二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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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焜耀单飞

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12月5日下午5时，苏州喜来登酒店。明基全新品牌Benq闪现的一刹那，李焜耀与施振荣抱在了一起，施振荣竖起了拇指，李焜耀跟着也竖起了拇指。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全球的200多名记者目睹了李焜耀斩断与Acer的名份联系，品牌由Acer换成Benq，彻底单飞的全过程。

第007号

1976年6月，台大电机系毕业生李焜耀站到了荣泰电子协理施振荣的面前，施振荣望了望李焜耀，点了点头，李焜耀被最终招进了荣泰电子。施振荣没太在意李焜耀，李焜耀也没对施振荣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个工作和一个上司而已。

李焜耀是作为微处理器的研发人员被招进荣泰电子的，24岁的李焜耀对当时刚刚引进台湾的微处理器很着迷，他的工作是用微处理器设计一个学习机。但是，在荣泰做了三个月之后，李焜耀发现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事可做，一问才知道公司出了财务危机。微处理器部门要关掉，李焜耀当时的兴趣只在微处理器，不能做这个，他就要走。施振荣看挽留不住，就对他说：“好吧，等境遇好的时候，你再回来。”

李焜耀去大同继续他的微处理器研究，李焜耀走后，没过几天，施振荣也仓促地离开了荣泰，施振荣作为职业经理人对当时自己创业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荣泰当时经营得很好，是集团公司将资金抽走，荣泰没有资金购买材料进行生产，才导致的危机。

施振荣创业Acer之始，心里并没有谱，所以，不敢请太多人。3个月之后，施振荣觉得可以了，就邀请李焜耀加入。李焜耀当时所在的大同公司是台湾最大的电子公司，李焜耀放弃在大同1500元的工资，拿Acer1000块的工资，是因为他不喜欢大同的官僚体制，李焜耀受不了任何事情都层层审批。

李焜耀做选择的时候，李焜耀的父亲提醒李焜耀：“施先生的公司随时会倒掉，你还这样选择？”李焜耀不听这些，他觉得他还年轻，不用考虑那么多，也不能太计较收入。

李焜耀在Acer的编号是007，但他不算Acer的创业者，他来晚了3个月，Acer的创业者有5个人，李焜耀是Acer从外面请的第一个工程师。这样的开始为以后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李焜耀在Acer一口气做了10年研发，台湾第一台英文终端机，就是李焜耀领头设计的。因为公司小，李焜耀期间也做了不少维修和销售的工作。1980年，李焜耀当上了课长。由于李焜耀去得早，在Acer，他也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当年的手下现在都在Acer担当重任。

明基工厂

1984年，Acer从美国接到一个OEM PC的大订单，这个订单很大，Acer内部没有足够的产能，施振荣从Acer抽了4个人，让他们出去建工厂，这4个人中就有李焜耀，但李焜耀不是领头的，他只是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总。

明基成立的过程比较曲折，Acer当时只是想建个工厂生产PC而已，别的事情并没有多想，将这个工厂与Acer分离，起名明基，并非主动有意而为之的事，其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建工厂要有很大的厂房，碰巧当时台湾很多纺织厂外移到东南亚，可以利用现成的厂房，但这些厂房都不在新竹科技园区，而科技园区的管理规定，高科技公司不能在园区之外开分公司，如果开，就不能叫原来的名字，所以，只好给工厂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明基。又因为，科技园区和非科技园区税收不同，所以，明基的财务必须和Acer分开。第二个原因是，Acer当时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建那么大的工厂，所以，吸纳了一个大股东，占明基50%的股份，后来，为了便于管理，这个大股东的股份合并到了Acer中，明基成为Acer100%控股的子公司。

到1986年，明基年产几十万台PC，成为台湾最大的PC工厂。那个时候，李焜耀还觉得自己是Acer的人，他料不到他以后的成功会在明基，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成功可以靠蓝图画出来。”

出走

1989年，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37岁的李焜耀一边读书，一边和妻小享受天伦之乐。靠卖手中的Acer股票维生。

李焜耀是1986年被施振荣从明基召回Acer的，施振荣让他负责Acer电脑的产品规划。一年之后，施振荣又派李焜耀去美国接管新收购的公司。在美国，为施振荣打拼了一年之后，李焜耀回到了台北。

李焜耀回来之后看到的Acer，和他离开时的Acer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事情物是人非。此刻，Acer刚上市成功，施振荣从Acer之外引进了相当多的管理人才，从IBM来的刘英武更是当上了Acer的总经理，另外，还有从HP等国际大公司来的大量新面孔，李焜耀对此一时不能习惯。

李焜耀找施振荣谈，称自己要休息一下。“我停薪，带家人去瑞士学习一年。” 施振荣不放。李焜耀说：“公司现在人才很多，也不在乎我一个。”李焜耀知道他这样说，施振荣有点心痛，但李焜耀必须这样说，施振荣虽然心痛，但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让大家都高兴。平衡各种关系对一个大家长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李焜耀碰巧和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在台湾的一个教授很熟，当李焜耀说想读书时，教授马上问：“真的？还是假的？”马上说：“你现在还不下决心，你这辈子就不会再上学校读书了。”李焜耀很认真地去读书了，从早到晚都有课，礼拜六也有课。Acer的很多同事到欧洲出差，都会到瑞士看李焜耀，都会和他谈Acer的是是非非，李焜耀总是笑而不答，他觉得，他在读书，Acer的事情和他没关系，有关系，他也管不着。

李焜耀的课程是一年时间，期间施振荣去找他，刘英武也和他打电话谈了很久，但李焜耀在瑞士读书的时候，没怎么想回Acer的事情以及回去会有什么位置，他只是认真地学习，他的孩子也在瑞士读书，他觉得自己过得很愉快。

和宏碁划清界限

1990年，瑞士。施振荣再次去找李焜耀，请他回Acer。过了一年幸福生活的李焜耀回想起和施振荣相处那么多年的感情，而且离开的时候，李焜耀也没说一定要离开，只是说要休息一下，接触一下新理念。李焜耀问：“回去干什么？”施振荣答：“有两个选择，可以去Acer电脑笔记本事业部，要不，你就去管明基，但明基很小哦。” 李焜耀选择了明基。

李焜耀1986年离开明基之后，明基OEM PC的业务就开始往下掉，后来，只好靠Acer给的订单养着，做的都是Acer瞧不上眼、不愿意做的产品，等于Acer附属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加工厂。李焜耀1991年接手的时候，明基年营业额8000多万美元。

李焜耀到明基看了看，只留下了显示器和键盘业务，剩下的电源供应器、工程工作站等业务全部返还了Acer，Acer不要的，就停掉。李焜耀不想当Acer的附属生产厂，不想Acer不做的产品，他来做。李焜耀不能允许这样，他对施振荣说，既然Acer做PC，那明基专做外设，李焜耀将所有PC的业务都交回了Acer，要求Acer将所有的外设产品都交给明基做。财务方面，李焜耀要求将两家公司彻底分开，搞清楚明基到底是在赚钱，还是在亏钱。

此时正赶上Acer内部危机，刘英武失意而去，施振荣亲自出马对Acer进行第二次再造，百事缠身，所以，对李焜耀自己做好自己事情的态度很支持。

看到施振荣同意明基和Acer分清楚，李焜耀进一步问施振荣，是否同意明基自己独立上市，施振荣也同意了。

在明基还没有做大之前，李焜耀就要和Acer分开，不光是出于控制和利益的考虑，他清楚地看到，Acer当时是台湾最大的IT公司，是台湾媒体的宠儿，每个到Acer工作的人都觉得很荣耀，但同时也缺乏危机感，缺乏足够的危机感去应对未来的挑战，而“明基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如果将明基和Acer靠在一起，如果明基也没有创始者的创业精神，肯定做不起来！所以，明基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大公司的一小部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公司。”

既然是小公司，待遇就不可能和成规模的Acer享受一样，李焜耀要求他的员工切掉和Acer攀比的态度，要比也只能和台湾其他做外设的公司比，不能和Acer比。

李焜耀坚持这样做，谁觉得不爽，谁就离开，李焜���上台后，主管换掉了一半，有的是受不了自己走的，有的是李焜耀换掉的。李焜耀没给自己留后路，“大不了，我再去念博士。”

1992年，李焜耀回Acer挖了几个老同事，将他在美国的同事也招了回来，明基的架构慢慢建了起来。

股 份

1994年，明基与Acer切割那天，李焜耀对所有同事声明：“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要回Acer工作，你就回去，但要从明基辞职以后再回去；Acer员工要过来，也请辞职以后再过来。”

直到1994年，明基还是Acer100%控股的企业。将明基业务做上去以后，李焜耀开始和施振荣谈，改造明基股权的事情，李焜耀的理由很简单：Acer太庞大了，放在一起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推动力。李焜耀希望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诱因来推动这个公司的发展，希望通过发放股权推动大家的积极性。

宽宏大量的施振荣同意了。从1994年开始，明基开始将股权卖给员工以及外面的法人投资机构，Acer在明基所占的股份一路稀释到30%，到1996年明基上市时，Acer的股份稀释到了控股的28%。

Acer所占的股权在降，明基的业绩在涨，1992至1996年，明基营收增长9倍。1994年，可以买明基股票的时候，李焜耀没有多少钱，但他将在明基赚到的钱都积累到明基的股票上去了，现在李焜耀占到了明基0.64%的股权，施振荣个人在明基的股份比李焜耀多，为0.71%，明基的总股本是108亿新台币，市值是353亿新台币。目前，明基员工占到了明基百分之十几的股票，在明基上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富翁，超过100名员工的股票价值超过1000万新台币，现在的更不止这个数。

新 路

到1994年，李焜耀就感觉不能和施振荣的计算机帝国靠得太近，他怕明基随着Acer“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焜耀立志要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了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后来，才发觉不对，因为这些产品的产值都太小，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公司。李焜耀转到了手机上，开始自行研发手机，成为台湾惟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坚持到2001年，明基手机产品终于开花结果，做到700万部，100多项专利， 2002年，李焜耀自信能做到1000万部。

2000年中，李焜耀将施振荣命名的“明基计算机”改成了“明基电通”，李焜耀的理由是，明基已经很多年没有生产过计算机了，现在一般的证券分析师也将明基纳入通讯股，进行点评。台湾股市的产业分析师指出，若要仔细探讨台湾企业近年转型成功的最佳代表，明基一定榜上有名。“李焜耀当初对手机投资的坚持，也实质表现在营运数字上，由于手机毛利较计算机周边高，也让明基免于沦落一般计算机系统厂商‘营收大、毛利低’的命运。”

1996年，李焜耀又做了一次豪赌，连续投资100多亿新台币进军LCD面板的研发和生产，李焜耀认定今后电视、手机、PDA和计算机都会转到LCD，LCD的需求会十分旺盛。明基LCD 2000年赚钱，2001年亏掉了营业额的20%。李焜耀面不改色，他说这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周期，“LCD和半导体一样，大家一起投，形成过剩产能后，就会杀价，导致亏损，已有的企业亏损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投资加入，但需求还会增加，产能一定后，价���自然会上来。”到2001年末，LCD的价格果然大幅度回升，供不应求。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3月13日，李焜耀一把握住了台湾另一家LCD厂家联友的手，以1：1.4的比例进行了换股合并，联友已经做了10年 LCD，李焜耀只做了4年，但李焜耀业绩更好，所以，评估的价值要高一些。在新的合资公司中，明基占24%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李焜耀出任董事长。合并后的友达是世界第三大LCD厂商，前两位是三星和LG，日本的企业差得很远，现在李焜耀在拼命地追LG。

避开北京选择苏州

1997年底，北京Acer信息办公室，李焜耀的大将曾文琪蜗居在这里。4年之后，曾文祺雄踞苏州，指挥着1500家代理商，将营业额做到了100亿新台币。而北京的Acer花了10年时间，才把代理商扩充到1000个，PC的市场份额始终没有挤进发誓一定要做的中国前三。2001年7月9日，施振荣在纬创成立的记者会承认：“明基在大陆的品牌经营工作，确实做得不错。”

Acer1991年在北京安营扎寨，等明基需要进入大陆的时候，李焜耀避开了北京，他说，北京太冷，下雪，他不习惯。

1994年，李焜耀进驻苏州的时候，明基在马来西亚已经拥有了一个1000多人的工厂，但李焜耀觉得在马来西亚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因为马来西亚人口少，大学少，找不到工程师。

1994年，外资办厂都到深圳、东莞附近，利用靠近香港的优势，但李焜耀认为广东会走马来西亚的老路——成本提高、劳力不够、工人和工程师都需要从外面输入。李焜耀找到了华东，当时正值浦东开发，整个上海像个大工地，但上海最后也被李焜耀否定了，因为上海是商业城市，不适合开工厂。

全国都扫了一遍，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李焜耀此时想到了美国经验，美国的电子工业带都集中在以大都市为半径的100公里范围内，波士顿、旧金山郊外散布着这样的产业群，李焜耀在上海方圆100多公里处看到了苏州。

当时从上海虹桥机场到苏州开车要3个小时，李焜耀坚持这不是问题，因为以后可以改进。李焜耀到了苏州，和苏州市领导一起看地图，在地图上圈定了一块地，算作明基的基地，没法去看，当时连马路都不通。

明基是苏州第一家外资企业，2000年，苏州明基营业收入已经占到明基电通的四分之一。而此时，含昆山、吴江等地在内的大苏州经济圈内，已经是巨人云集，这里投资额1亿美元的企业比比皆是，仅是苏州工业园区内就有73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落户。

避免再造

10年来，Acer一直在再造，明基基本上跟Acer的再造没什么关系，我们之间业务的关联性本来就不高，Acer只是明基的大股东，我们再在市场上有一些大的配合而已，就是这样。

——李焜耀

施振荣坚持“享受大权旁落”，“大权旁落”到一定阶段，出现混乱，施振荣又不得不亲自出马再造，再造结束后，再“大权旁落”，然后“再再造”，如此往复。

和施振荣不同，李焜耀认为要集权的地方，他会采用军事化的管理，像LCD，他控制得非常严谨，因为LCD一个闪失，几亿美元就不见了。对于行销，李焜耀放权比较多，因为行销要靠创意，控制太严，创意无法发挥。对于制造，李焜耀要求他们一板一眼。“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施先生以前很喜欢说‘人性本善’，我认为这个不对，没有人性的善恶的泛论。很多人就是那个样子，Acer能把他改变过来吗？我看未必。”所以，“不要先假定人性善恶，善有善的对待方法，恶有恶的对待方法。本来就不应该让恶的人进来，进来了也要及早淘汰。”

Acer要不停再造的第二个原因是：越做越大之后，必须要做投资，投资多了，就容易出现重复投资的混乱。

李焜耀对此的策略是“水平整合垂直分工”：在水平上，李焜耀摆了六个事业部，分别做网络、通讯设备及手机、宽带接入设备、电脑外设、光电产品、多媒体，这六个事业部共同的特点是，其产品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这六个水平的事业部，李焜耀要完全掌控。

“垂直分工”是指关键零部件，李焜耀涉足关键零部件，是怕在关键时期被关键零部件厂商卡住脖子；李焜耀不将关键部件整合进明基，而是将其分出去，独立成一家公司，吸纳外来股份，是因为这些关键零部件不能全卖给明基，而是要卖到全台湾全世界，不能明基一不好，它马上就垮了。

李焜耀在“垂直链条”上布了四枚棋子：一、LCD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的友达；二、致力于专业通讯及精密元件研发与制造的达方电子； 三、致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高容量储存媒体的达信。四、致力于开发3G移动通信基地台设备的达宙通讯系统。

明基现在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Acer，但李焜耀不讲“群龙无首”，他想靠正向回报给他团队以信心和成就感，李焜耀不喜欢企业太松散。“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求自己独立发展的舞台，但众人一起搭建的舞台才足够稳固，才能容纳更多的人演出。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Acer不是我们的标竿，至少是SONY嘛。”“如何度过现在的全球危机，我们都已经有数，有很多完全的准备，不可能走Acer的老路。”“我们和Acer已经分开很清楚，透明地接受全世界的监督，我有百分十几是外国股东。我们还没有到美国上市，我们的友达光电准备到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大的项目，光靠台湾资本市场不够。”

施先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台北高尔夫球球场，施振荣与李焜耀一边打球，一边交流。李焜耀把最近的一些想法和施振荣谈一下。施振荣现在对明基了解不是很深了，所以，他管得不多，主要听李焜耀的。有时候，李焜耀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对Acer再造的意见，施振荣也听。施振荣喜欢打高尔夫球，李焜耀不喜欢打球，喜欢和小孩一起玩，但李焜耀每周都会保持和施振荣的联系。

作者：你凭什么单飞？

李焜耀：施先生是一个宽宏大量、无我无私的人，他能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对他个人的信誉非常珍惜，宁可人负他， 也不可他负人，包括他对同仁的授权和放权，他很乐意培育让同仁自由发挥的环境。

企业家做到后面，名利都可以置之度外，他要考虑的是群体利益。Acer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机器，里面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人，Acer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向和管理机制，我们也有外面自己的方向和机制，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就不利于发展。少些协调，大家可以多些力气对外。

作者：施振荣可以享受大权旁落，你可以吗？

李焜耀：没有什么好享受的！我享受集体的成就感，享受集体美好的果实。施先生是个好人，他能够做到“大权旁落”这很不容易，但是，“大权旁落”之后，盈利和文化的控制点却不能放，而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是做事情的人。我不懂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说错了话，我一定会认错，但我一定要说。

作者：你和施振荣的共同点在哪里？

李焜耀：我们都很老实，都很踏实，我们的眼光都很长远，短线的利益，公司要兼顾，但公司要经营成百年企业更应该注重长久。

作者：能举个例子证明你很老实吗？

李焜耀：比如，我跟证监会说营业额要做多少，有几年我们也没有达到原计划，但我们不隐瞒，该讲的还是要讲。我和中层之间透明度也很高，我今天讲是这个样子就绝对是这个样子，绝对没有任何的隐晦，我不会藏什么。我知道的，我认为的，我都会照直说，可能有些时候，说话没有技巧，可绝对讲的是实话，百分百的实话。明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沟通，藏着掖着会有很多消耗掉。

作者：施振荣每年都有理念发布，怎么不见你提理念？

李焜耀：我一定是做到了才提。全世界聪明的人很多，重要的不是你想到什么，而是你想到了又做了。今天，我说我做手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我能做到。5年，我做手机，不是投资那么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这群人愿意做5年才难得，人会不会跑掉？技术会不会维持？其他团队会不会抱怨？知易行难，一个东西想到做出来才是重点。施先生是讲的，他希望有团队把它做出来，如果打折扣的话……

回宏碁做什么

2001年7月9日，纬创成立酒会，李焜耀很早到场，并向林宪铭握手道贺，此举引起了台湾媒体���烈注意，闪光灯此起彼落。

林宪铭是继刘英武1992年出走Acer之后的Acer第三任总经理，李焜耀与林宪铭之间的“瑜亮情结”尽人皆知，两个人企图心都很强、个性都很鲜明，加上各有各的坚持与经营理念，在公开场合几乎不交谈，内部员工形容两人是“谁也不让谁”。

2001年，到林宪铭单飞之时，李焜耀主动上去握住林宪铭的手。酒会上，施振荣被问及“李、林未来的关系”，施振荣说：“现在不是谈政治的时候。”

1996年，Acer20周年庆时，施振荣曾说，他有三个关于接班人的锦囊妙计：第一，希望Acer得以顺利整合成国际性企业的架构与运作流程；第二，一旦第一个锦囊失效，期望Acer集团得以采取联邦制，大家轮流做主。这个计划在1998年的组织再造时曾经试过，后来随着过度投资、亏损而宣告失败；最后一个妙计，就是三个次集团各自发展。

现在，李焜耀执掌明基，林宪铭掌管纬创，原宏科董事长王振堂当家Acer，三分天下的态势大致形成。

作者：有没有想过回Acer？

李焜耀：回去做什么？现在不能说回去就回去，要由股民和董事会决定，所以，没有可能回去。

作者：如果让你回去接施振荣的班呢？

李焜耀：我觉得还是做明基比较有趣���现在明基与Acer切割比较合理，Acer那块有点乱了，放得太多了。现在在清理投资，要涉及到20多家公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投资也不是百发百中，但不会搞到那么多家再做清理。

我不愿意去接受那个摊子，因为时间成本太高。明基曾经想做鼠标，因为明基键盘很成功，投资鼠标很容易成功，我不同意，我觉得花同样的时间做一个成本低的事情没有意义，我宁可花5倍的时间去做比鼠标更有意义的事情。要说投资回报率，明基现在对我应该是最好的。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做了几个基础性的投资，已经聚集了50多个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人才，我们不是在盖摩天大楼，没有一下做到很高，我们在做净资产，我们在盖金字塔，现在我们已经在稳定朝上冒了。

Benq

早在8年之前，李焜耀就要做独立品牌Vuego，施振荣不同意，施振荣认为李焜耀做新品牌分散了力量，不利于集中将Acer这个品牌做大，那时，李焜耀屈服了，和Acer签了协议，共推Acer品牌。2000年末，李焜耀再次和施振荣提起独立品牌的事，施振荣此时觉得应该给李焜耀一个新的品牌去做数字时尚产品。

明基起先做的产品大都是通过Acer的渠道分销出去的，打Acer品牌，用Acer渠道分销，李焜耀只剩下了生产。5年前，从美国开始，接着是中国大陆、欧洲和亚太，明基一步一步建自己的分销渠道，到2000年底，明基在全世界的渠道建设完毕，全线产品都由自己做，没再用宏的。

明基���Acer这个品牌，不是白用，一直在给Acer交品牌使用费，现在明基觉得这个钱交得有点不值了，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从明基现在的实力出发，需要换品牌。

在这个时候，李焜耀能如愿以偿地将品牌也换成Benq，和整个大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以前施振荣代表的PC方向是强势产业，所以，大家都愿意整合在一起，Acer是个让人骄傲的品牌，大家都觉得势头很好，远景也很大。2001年，PC产业第一出现负增长，卖PC变成了很辛苦的事，PC的附加价值在降低，做PC的都要转型做服务，Acer也不例外，要专心服务电子商务。在Acer向服务转型的同时，明基从外设做到了通讯领域，这样Acer这个品牌已经不能涵盖明基的定位了。这样的理由顺理成章。

采访手记

冲进门来的李焜耀迟到是因为他去接施振荣。他匆忙得一点架子没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笑起来，也是那么爽朗和明亮。快50岁了，还显得没什么城府。

李焜耀从来都是正面回答问题，遇到敏感的问题，他嘴上说不方便回答，可是，到最后他都忍不住正面回答了。

李焜耀不隐讳他和施振荣的分歧，但这不妨碍他对施振荣的敬重。他清楚，他再能干，如果没有施振荣放权，他也没有今天。但这不妨碍，他依然瞧不上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施振荣作为Acer大家长，也真够难为他的，像李焜耀这种非常能干，又非常有个性的人，能一直拢在身边，实属不易。试过“享受群龙无首”，试过“享受大权旁落”之后，施振荣最后只有靠自己的德行“摆平”Acer的大小山头。

我问李焜耀，你最佩服谁，他说韦尔奇；我问台湾最佩服谁？他说，没有。相对于施振荣的思辨，李焜耀更像一个做事的。他口中没玄妙的理论，他口中只有实干。如果施振荣是一位思想家，李焜耀更像一位企业家。

和施振荣相同，李焜耀接受采访，也会让自己的左右手在座，他们一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这可能是台湾企业的习惯。有最知情的人在场，应该可以提高采访内容的真实性。12月4日晚的采访一直延续到5日凌晨，李焜耀依然神采奕奕。12月5日，健壮的李焜耀跳上讲台，开场白是：我刚刚从美国加州回来，加州的迪斯尼乐园又建了一个冒险乐园，这是迎合现代人愿意尝试冒险的产物。将Acer换成Benq也是一次冒险，但我愿意接受这次冒险。台下的我突然觉得，李焜耀像个牛仔，Benq也像个对牛仔的称呼。

每次从苏州回台湾，李焜耀总是订头班飞机，每次早上六点就要从苏州出发到上海乘机。曾文琪称李焜耀是苦行僧，李焜耀却说，他经常出国不在家，急着回家，急着想��家人。李焜耀有三个小孩，两个大的都上了大学，最小的才上小学一年级。有时候，忙到晚上九点，李焜耀都让家里将饭留着，他回去吃饭。他要通过回去吃饭，来表示家庭对他很重要。李焜耀经常跟公司的年轻人讲，人生有三宝：老伴、老友和老本。李焜耀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不应酬，喜欢回家。挫折过去以后，李焜耀就不愿意再去回忆，遇到挫折的时候，李焜耀看看小说和自己小孩子玩一玩，也会很快忘记。

李焜耀：台湾的核心竞争力与大陆的优势

台湾和硅谷不一定要比，台湾和硅谷可以互补，台湾企业至少可以做出硅谷做不出的速度，而且成本比硅谷低，在成本与品质之间合理平衡点的掌握上，台湾也比硅谷好。

台湾企业为什么做代工比较多？是因为台湾没有市场，只好向全球要市场，这个需求刚好和美国公司互补，但如果做不出快速的低成本，就没有资格和美国公司互补。

台湾企业在代工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像明基在美国、欧洲、中国大陆拥有670项专利，专利数目每年在以一百多个的速度递增。

做技术一定要有耐心，技术实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陆企业多是做贸易起家，做贸易起家的企业容易追求短期效益。做贸易，一进一出，马上就可以看到效益；做技术，做半天，做不好，钱反而会变得更少。

所以，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面临的是企业文化对技术的认同问题。技术研发是按年算的，贸易行销是按月算的，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受“时间的伤”。

做技术，只有做到全世界前几名才能生存，一项技术被国际企业采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大陆企业看不起台湾的企业，但是，台湾企业在很多国际第一的要求下，有今天的发展，并非易事。做贸易，可以在区域成功；做技术，要成功，必须是世界性的，要和世界所有的企业竞争。那种压力，没做过，不可能知道。

但是，台湾企业进入大陆，现在还没有能力将大陆企业打倒。台湾企业多是做制造起家，研发代工的企业追求的是产效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追求降低成本和快速调整。在代工的企业文化里，一定看不上做贸易一次才卖出50台的订单，代工的企业一次最少也要卖出5万台，所以，代工企业做贸易和做贸易的企业做技术一样，都要先解决企业文化的认同问题。

Acer在大陆为什么不成功？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大陆的大部分主管都是从台湾派过来的，过2年就回去了。做制造的用左脑思考，贸易的用右脑思考，贸易的中心是人，做贸易要对人和社会发展有准确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从台湾派来的人，没有优势。明基在大陆的主管都在本地培养的，他们本身没有制造文化的背景，做起贸易来，反而容易。比如，我们东北分公司的主管2年前刚从北大毕业，他现在在东北用明基的产品���的打败了LG，很了不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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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chiublack]

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     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     郭式敛财        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月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     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     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发家史可谓惊心动魄。     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来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    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与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     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华香港嫖娼”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     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鲜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     郭氏爆料         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     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被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     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    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    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     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贵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    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     郭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落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 ，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     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         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团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郭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     郭氏人格        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    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     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    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办”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    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    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报；每次都用他给起的侮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    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推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     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     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当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        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性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多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人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     郭氏粉丝        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     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金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     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     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期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和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聚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游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     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         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受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         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     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     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        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     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道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郭粉的目的；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        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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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氪｜携程在手，先搞定3万员工的价值观再走

上海凌空SOHO携程总部，一场以“重塑文化、找回初心”为主旨的中高层会议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考虑到半年内这家在线旅游业巨头遭遇的数次挫折，2017年11月下旬的这场会议，现场气氛严肃，这并不令人意外。 交锋出现在第三个环节。当携程董事会主席梁建章、携程CEO孙洁先后发言，回顾了携程创业史，并总结了亲子园虐童事件、机票搭售事件后，有人起身当众提问——问题之直接、尖锐，是事后许多携程员工的一致评价。 “携程是不是对短期利润过分看重，而忽视了企业文化和长期价值？”这位员工问。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 几个接连发生、引起公众轩然大波的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又有着一定内在关联。一家成立近20年的大公司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何在长短期利益中平衡，又应以何种姿态自处？ 梁建章承认，自己”没时间过问价值观的事情“，对此“负有责任“。他强调，追求KPI要建立在用户体验的基础上。 参加这次会议的携程中高层骨干超过200人。紧接着，会议内容以视频录像的形式，在这家超过三万人的公司逐级学习、循环播放，几乎覆盖了每一个角落。 “开会经常让你感觉浪费时间，但这个会上，你看到一个部门领导可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截了当地讲话，会鼓舞到下面的人。你就是可以这样跟老板说话。”一位携程员工对36氪说。 虽然机票搭售和亲子园虐童事件从本质上相去甚远，但汹涌的舆论并没有耐心分辨其中的差异。社交网络上，一些用户呼吁卸载携程，另一些则意味深长地指出，没关系，“反正过段时间你们就忘了”。 自2012年跌至谷底、2013年梁建章回归后，携程在过去五年上演了一场神奇的绝地反击：股价增长6.5倍，总市值达到242亿美元，净营收增长3.6倍，利润接近翻番。2015年，携程接连投资艺龙，合并去哪儿后，构筑起OTA（Online Travel Agency，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半壁江山。2017年底的同程艺龙合并，也堪称“携程系”一统在线旅游流量入口的收官之举。 这原本应该是创始人梁建章和新任CEO孙洁春风得意的时刻，但却成了他们的反思之年。 携程股价 携程业绩表 这个冬天，梁建章和孙洁取消了许多原定的公开活动和访问。一位携程中层员工称，连他在朋友圈发一条招聘信息时都感到了外界咄咄逼人的压力，有人留言反问，“你现在还敢招人？”一位此前和携程关系破裂的供应商表示，“用户第一、供应商第二、携程第三”的口号在很多时候就是个笑话。在一些投资人会议里，已经有人在探讨：是否有机会再造一个携程，既满足实用性，又兼得用户的信任和忠诚。 我们无意仅仅指责一家公司道德失当，携程的故事有更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价值：一家掌控行业话语权的大公司如何利用其支配地位？一个老牌大公司如何摆脱路径依赖、重拾创新之力？ 对于携程来说这些问题非常严峻。就像3Q大战中的腾讯、魏则西事件中的百度，此类危机也正是一个公司自我反思的绝佳契机。 “不得已”的搭售 2017年国庆期间，一篇名为《一年100亿？揭秘“携程”坑人“陷阱”》、原本在同年4月已经传播过一轮的旧文在社交网络上再次广泛传播。文章称，携程在机票、火车票等预订环节，会默认捆绑保险、酒店优惠券、接送机、VIP休息室等各种费用，且交互设计隐蔽，很难发现和取消。随后，艺人韩雪“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的微博声讨，把舆论推向高潮。 “搭售”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商业模式，营销学中称作交叉销售或关联销售。电商公司们都已学会基于用户数据和过往行为激发关联购买。 一位携程员工告诉36氪，在设计这些机＋X，酒＋X的产品时，携程是根据数据做过测算的，比如上海的客人可能更喜欢华泰的保险，北京的客人则不然。这个X除了保险，还包括城市卡、wifi等“你能想到的一切”。 “谈这些资源很不容易，还要跟其他家比价，业务经理会欣喜若狂地加进产品，希望客人喜欢。”这位员工为携程辩解说。 但满足用户需求和钻用户空子却只有一线之隔。“交叉销售没问题，但设置成为默认勾选，让你一不小心就付款，就有问题了。”一位旅游行业分析人士说。这也代表了外界对携程最主要的诟病。 国内OTA平台都有或轻或重的默认搭售行为，携程之所以遭到最猛烈的抨击，源于它在机票领域的高市占率，以及通过交叉销售获取的高额收入和利润。 根据Analysys易观的数据，2016年，在机票份额超过9成的中国在线交通预订市场中，携程占比35%，去哪儿20.7%，考虑到2015年底携程合并去哪儿完成，两者合计超过了一半——这是“店大欺客”印象的根源。 这种印象不只来自捆绑销售。在线旅游业大并购刚刚完成的2015年底到2016年初，携程的“机票猫腻”密集遭到曝光，作家蒋方舟、旅游圈人士李淼和ttdz，先后发声投诉其国际机票存在联程票、假机票、积分票漏洞，指向携程对平台上机票代理商的管控不力。 “日本航空在中国相当大比例的机票是携程系卖出去的，携程对于这些航司是肆无忌惮的，航司被卖积分票也无可奈何，它成了弱势群体。”ttdz说。2016年元旦，他因携程的一张归属于他人名下的“积分票”（只有本人和���系亲属才可使用），在东京值机时被尴尬阻拦，沟通携程客服无果，最后不得不当场重新卖下一万多元的机票回国。 更早之前，央视新闻频道还曾曝光携程的“旅行套餐”收取高达60%-80%的退改签费——而实际上航空公司并不收这么多。由于“低买高卖”，携程还拒绝向用户提供行程单。 这类用户投诉不时爆发。此番捆绑销售风波后，携程的整改方案上线，并列的两个预订通道中，“极速预定”仍含默认的车酒券等，但“普通预定”在观看5秒广告的前提下不再有任何默认选项。 为什么携程在类似改革上表现得如此缓慢而痛苦？ 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告诉36氪，单是上述这项改动就让携程票务版块的营收损失一度高达70%。 交通业务的营收如此依赖搭售——据《财经》此前报道，交叉销售在2016 年为携程贡献了总营收的15%，净利润的40%。 携程的机票来自三种渠道：航空公司官方旗舰店直销、携程作为代理商自营、第三方代理商销售。自2015年“提直降代”（中国国资委要求航空公司提升直销比例，降低代理费用）政策落地，航司旗舰店部分不再向携程支付佣金，而第三方代理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客观上造成价格敏感型用户的流失，而这一切都可能最终影响携程的收入。 根据携程内部测算，非航司旗舰店部分，平均每卖出一张票，携程获得的佣金收入在10元上下，这还未算上营销、技术等成本。一旦发生退改签，携程需要倒贴28元。 与此相反，机票搭售的产品虽然客单价不高，但利润可观。专车酒店券、旅游券等自营产品携程本就拥有采购优势，而搭售中占比最高的保险类产品，毛利更是高达90%以上。“一些保险公司为了达成业绩，会对携程说，利润的95%甚至98%都给你。”一位旅游行业人士对36氪说。 “提直降代使得携程捆绑销售的意愿更加强烈，金额也越绑越高。”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他看来，这等同于一种路径依赖——携程过分倚重交通业务，国内和国际机票营收占比80%左右、其余为火车票汽车票等——而令该版块收入快速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默认搭售做得更积极、更凶狠。而积分票、联程票、赌退改签概率等繁多花样，目的也都一样——从机票业务上赚钱。 “巨无霸对行业的压榨，大家都是有怨气的。这次就爆发了。”一名接近携程高层的人士对36氪说，“老板心里知道，也没有办法。” 换句话说，携程只有找到新路径才能摆脱这些“泥潭”。   交通是唯一营收占比显著上升的版块，2017年三季度前占比也稳定在40%以上 KPI焦虑 机票很难赚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是国际OTA巨头Priceline更为明智地将其商业模式构筑于酒店业务的原因——比起只有几家大公司的航空业，酒店业的集中度低，更适于OTA发挥其平台撮合价值——机票收入甚至不足其总收入的10%。 而携程以机票为核心的交通收入，则是其第一大收入，占比超过40%。                     来源：Priceline2016年财报；参考海择资本 以机票为核心的交通票务对于携程，本来更应该是一种流量型业务——就像滴滴虽然从出租车上赚不到钱，但能靠出租车业务起家积累用户、带动快车专车等其他盈利业务那样。 流量型业务本不该承担过多的盈利压力，但在携程，情况却并非如此——其采取的事业部（Business Unit，简称BU）制，以及维度单一的KPI考核体系，客观上阻断了体量庞大的交通部门仅仅用作引流的可能性。 在BU考评体制下，携程只能容忍一些不太赚钱的流量型小业务——比如内容化的攻略、尚在成长期的美食林——处于被养着的状态。“你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有几千人的交通部门可以不承担营收职责。”一位携程员工对36氪说。 2013年，当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结束六年学术生活，临危受命重新执掌公司时，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行事业部制，即把公司的组织架构按业务线划分成一个个独立的BU，如大交通、大住宿、度假，BU之下还有SBU（Strategic）、EU（Entrepreneur）等次级的业务单元。 BU制的核心在于放权和激励，由每个BU的CEO对成本和收益全权负责，而携程考核BU的方式，是一条严格的估值公式：四倍收入（revenue）+20倍净利润（profit），再除以二。这个公式相当于携程扮演股票交易所，为各BU定价，价格高低直接和人员奖金挂钩。 当一个新业务成长壮大时，同样要服从于这一规定，它决定了公司为之分配资源的多寡。“就像外部公司拿A轮、B轮融资需要估值一样，携程大老板就像你的投资人。”一位携程中层员工说。他认为，这套计算方法甚至比外部更严苛，难就难在，“又要增长又不能亏钱”。 “���值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部门在携程的话语权。”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告诉36氪。它的好处是各部门能动性更强，坏处是协同性变差。“要营收还是要利润，对业务线行为会有直接影响，但对于跨部门的合作，它是无法体现的。” 这意味着，每一个BU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商业化之路，并将之最大化。 为了移动化战役中取胜，2014、2015年是携程不计亏损、大打价格战的两年，2014年第四季度，携程迎来了自己十几年来的首次亏损（2.24亿人民币）。“携程之所以买去哪儿，主要是为了结束战争、提高利润。”不只一位旅游行业人士称。“去哪儿是成功的资本游戏，但并不能反映模式的成功，因为不可持续。”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告诉36氪。 追求利润、降低运营成本成了收购和整合完成后，携程近两年的首要目标。对重叠版块、地推业务进行裁员，严格控制各部门人头数，打通“携程系”间流量，将酒店采购权收归一处等做法，均属此列。 携程CFO王肖璠曾在2016年年报电话会上表示，携程的利润率，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业务，都有很大上升空间，未来2到3年，利润率可以达到20%-30%的水平——这是上市公司对于二级市场投资人的承诺。 一位旅游创业公司CEO认为，携程作为公众公司，所有财务数据和部分核心运营数据是公开的，它必须强调自己的利润增长来让投资者欢呼，而诸如美团这样一级市场私募基金投资下的公司，只需要强调市场份额的持续攀升就好了，“以什么为核心往往和公司阶段紧密相关”。 这也是梁建章和董事会成员任命孙洁做CEO的原因。这位前携程COO和CFO被认为具有严密的执行力，同时对数字有清晰判断。 对数字敏感且高度依赖，是这家上海公司行事的准则之一。在梁建章和孙洁跟各个BU的业务讨论会上，一个核心流程就是逐个过数字。一位携程前员工称，梁建章的提问会细致到某个百分数的分子是什么，分母是什么。有时他看似在打瞌睡，但会突然眼睛一亮站起来，说出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并通常直指要害。 携程甚至在内部针对中层员工系统地培训“统计学”，并组织考试，而这并非一个轻松的任务。“老板希望事业部的CEO能有方法论，不要拍脑袋做判断，还是以数据、概率为依据。”一位携程中层人士告诉36氪。 高度理性、崇尚技术是外界对梁建章的一致评价，这多少来自和去哪儿一役的教训，也深刻影响了携程的文化。不只一位携程员工表示，在携程，技术、研发出身的中高层更容易得到提拔。2013年回归后，梁建章率先将研发人员的待遇从13薪调高到15薪。 “梁建章绝不会任人唯亲，谁有本事谁来，绝对的KPI导向。”一位前去哪儿员工称。携程如今的技术高管悉数来自去哪儿。 从商业伦理的角度，KPI导向并不直接等同于作恶，它甚至为携程赢得了一些赞赏。“要知道它背负着一个超过一万人的call center还能挣钱，从经营层面应该尊重人家，并且佩服人家。”一位酒店创业公司CEO对36氪说。 但过分追逐KPI可能导致一家公司本能地轻视一些无法用数据衡量的东西，比如价值观。“梁建章是天才，不是生意人。他对于企业文化不太在意，也不太喜欢跟人沟通。”一位接近携程高层的人士说。 去年11月的反思大会后，携程将“客户价值”作为新增指标纳入到KPI体系中，由独立于业务线之外的质量监控（QA）部门���分。 质量监控这个上千人的部门一直以“定期发邮件者”的姿态存在着，监督各业务线的流程和服务，考核诸如搜索无结果率、电话接起率、到店无房率、到场无车率等具体而微的指标。 “每项业务都会被量化，十几种大缺陷，大缺陷下面还有小缺陷，每种缺陷从最不严重到最严重划分成不同的分值。每记一个缺陷，就扣分、扣钱。”一位携程员工称。 但此前，对于默认搭售一类关乎用户体验、但性质模糊的地带，QA却一直缺乏干预。“QA并没有直接的权利，更多是提出质疑”，一位携程前员工称，“但如果BU更重视自己的营收，就会不那么重视意见，QA的监督就会被削弱。” 2亿间夜量的宣战 但2015年底互联网大并购迄今过去两年多，当时诞生的巨头无一不迎来了新的竞争。滴滴如此、美团如此，在2015年接连投资艺龙、合并去哪儿后，奠定了霸主地位的携程也是如此。 这不禁使人要再思考，并购是否真能结束竞争？ “当美团宣布间夜量并寻求独立融资时，旅游行业的ACM（阿里飞猪、携程、美团旅行）时代就正式到来了。”一位旅游行业人士称。 如果说飞猪的平台模式在机票上打破了携程的独大格局，那么在携程利润最丰厚的大住宿版块，美团成了最应该忌惮的对手。 一度，梁建章试图像对付去哪儿那样，靠合并来结束跟美团酒旅的战争。2016年夏天，业界曾传出美团酒旅和携程合并的消息，但被双方严辞否认。但据一名接近交易的人士告诉36氪，双方确实有过接触，不过由于美团主张同等地位而未谈拢。因为，“虽然美团的间夜量是携程2－3倍，但客单价只有携程的1/4到1/3。”上述人士称。但此数据未得到两家公司的官方确认。 总之，竞争还在继续。 就像滴滴26%的丰厚佣金抽成比例，使得它在花费不菲代价合并了Uber后，依然吸引来了美团、摩拜等新对手一样，携程也因此遭遇了美团的竞争。 虽然携程长久以来建立了完善的酒店供应链，但它10％－25%的高佣金遭遇了从高星酒店到客栈老板的反弹。 一家单价接近1000元的精品民宿对36氪表示，携程向自己收取15%佣金抽成，这意味着每间房每晚抽近150元。正因如此，这家民宿在试图用微信号等各种方式揽客。这也是华住等酒店集团花费大力气自建会员体系、万豪和阿里成立合资公司的原因。 这也给了追赶者以机会，酒店人士称，美团的佣金抽成一度低至3%。 “携程一直很有竞争意识，对手起来就会非常紧张，绝对不放松。做法就是他们有的我们必须有，然后每天比价，跟资源方谈低价。”一位携程酒店业务员工告诉36氪，“因为中国市场的特点是，不管几星客人，对价格都比较敏感。” “在市场投放上也会更有针对性，某个城市里美团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我们也要营销到。”主管市场营销的携程高级副总裁孙波2017年7月接受36氪采访时称。 在策略上，携程和美团都在朝对方的优势领域进击——美团希望突破携程高星酒店、高消费人群的牢固防线，赚取更多利润。而携程则瞄准三四线市场下沉，在商旅之外扩充用户群体。 一位接近腾讯广点通的人士告诉36氪，携程每年在腾讯的广告投放额过亿，而转化率最好的产品是100元左右的小时房。“这说明携程有意向低消费人群渗透，而且已经看到成果了。”该人士称。 另一位接近携程的人士称，去年携程在底线城市知名度上升很快，部分县级城市的预订量增长了六成以上。 对于低线城市和年轻群体，携程更重要的武器是去哪儿。尽管这看起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安排，但这一仗投入不低，难挣钱甚至影响利润，是以携程在执行上不够坚决。 一位去哪儿酒店部门城市经理称，庄辰超时代，他们的主要策略就是紧盯美团，某二线城市美团上排名前十的酒店，其预订量、退房量、商家数据等，每天会被做成表格，以邮件形式下发。但从2016年下半年起，这种邮件渐渐收不到了。“说白了，携程还是不看重低星。”这位城市经理说。 “去哪儿的策略收缩很正常，收购前是为了把酒店的量做起来，在切客、补贴上很有进攻性。但收购后就没必要了，携程无心为了中低星跟美团消耗。”一位接近美团的人士称。 这一时期，美团却保持了凶猛势头，其官方公布的间夜量从2016年1.3亿跃升到2017年的2亿。“我们会通过大数据精准营销，帮商家把营销ROI提升3至4倍，同时我们的‘酒＋餐’模式，每个月能给高星酒店带来1.5亿餐饮消费额。”美团点评住宿事业部总经理郭庆告诉36氪。 有人认为，携程无需重金投入，等着这些年轻人消费升级时会自动变成携程的客户。但也有酒店行业人士认为，“美团的增速会成为一种势能，逐渐威胁到现有垄断者的生命线。” 业界的普遍看法是，美团点评以餐饮这一高频需求切入，获客成本极低——美团官方曾表示，其获客成本只要几元钱，不足传统OTA的1/10——即使客单价和佣金都不高，也有微利可图。加之推荐完吃的，再推荐玩的、住的，场景匹配。而周边游、一日游等本地消费的崛起，给了它更多机会。 2017年12月，携程高级副总裁陈刚出任去哪儿网CEO，被认为是携程大刀阔斧改造去哪儿、为之梳理业务，重建目标的开端。这位在携程内部将火车票、汽车票业务一手带起来的明星CEO，被外界寄予不小的期望。 紧随陈刚之后，携程高级副总裁孙波同时出任去哪儿CMO，宣布重组去哪儿营销团队。“与传统市场部不同，这个团队更侧重高效快捷的增长驱动职能。”孙波在朋友圈中直言。他还在履新后晒出和陈刚一同吃饭的照片，并表示未来将“常战中关村”。 “陈刚对去哪儿会做战略上的大调整，跟美团的竞争应该会更直接，更短兵相接。”一位接近携程和去哪儿的人士称。“该打的仗躲不掉。” 从结果上看，携程是国内唯一一个盈利的OTA，但盈利也不算太多——Priceline的净利润率接近30%，携程为10%。 不过，除了在老业务上打仗外，更应该关心的问题应该是，携程还有什么新的增长点和机会。 没有机票，只有住宿业务的创业新贵Airbnb，去年那轮融资时估值已经达到310亿美元。而做了18年的携程，如今市值为240亿美元。低于Airbnb。 受困的next big thing 梁建章经常会问下属的一句话是，最近有什么新项目？ 2016年起，携程引入内部创业机制，借助流量优势，孵化出火车票、汽车票等Baby Tiger，还推出了“空铁联运”、微领队等创新业务，指标好的就会在携程App宫格中上升，不好的就被去掉。但在用户看来，这些创新都过于细微。 另一方面，在大交通和大住宿之外，一些理应担纲重任、有平台级机会的版块，其发展尚未达到预期。 携程财报显示，2013年到2016年，携程的第三大业务版块“度假”虽然保持了3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但营收占比从16%下滑到12%，低于公司整体增速。而休闲度假市场，作为OTA业务中线上渗透率最低、标准程度最低的一块，原本潜力也最大。 2010年，时任携程CEO的范敏曾公开表示，未来十年，携程进入“第二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是把休闲市场份额做得更大”。一位前携程度假业务员工告诉36氪，在梁建章回归之前，携程一度将度假版块的独立上市列为公司战略之一，但其后不了了之。 休闲度假难做是业界共识，它涉及机票、酒店、当地玩乐等诸多产品，链条漫长、消费有随机性、获客成本高昂。“一个休闲旅游订单，拉新客的成本在400到500元之间。”一位旅游业分析师称。而以“机＋酒”这个经典的自由行打包产品为例，搭配组合的可能性极其复杂，用户的比价习惯也令其不易转化。 携程曾经试图把度假拆为小BU的方式，激活这个业务。2013年，杨涛跟随梁建章重返携程，接替现华远国旅CEO郭东杰担任度假业务CEO，随后主导了长达两年的“解耦计划”，即从技术和系统层面将度假版块由一个大的体系，拆解为独立的细分业务单元，这涉及到供应链、运营、营销资源的重新分配。 但团队游、自由行、邮轮等细分单元拆解难度极大，只有门票这一个清晰简单的业务版块受益于该计划，独立成长起来，其它版块则表现平平。到2015年底，团队游、自由行、邮轮三个SBU重新合并，成为新的度假BU。 “这件事花了两年时间，提需求时优先级最高，抽调人力最多，但本身不产生收益，业务效率也受到影响。”上述前携程员工称。正是在这段时间，主打休闲度假游的途牛（出境跟团游为主）、同程（门票、邮轮为主）快速崛起。 有业内人士认为携程度假的发展策略总体偏于保守、步子没踏对，也有人认为，携程在度假领域对手途牛的策略是“以亏损换增长”，但携程很难在市场营销上如此激进。 途牛CEO于敦德曾表示，休闲度假从来不是携程的重心业务，“在核心业务机票酒店预定与度假旅游之间，携程需要做出选择。” 相比难做的度假业务，再造一个Airbnb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携程之前以大股东身份扶持途家，但2017年以来，随着Airbnb、小猪等竞争对手发力，携程对途家的期望也更加殷切。到2017年10月，途家宣布线上平台获得由携程领投的E轮融资时，这家成立五年的创业公司命运已经改变。 多位接近途家的人士向36氪证实，途家创始人罗军已失去对途家线上业务的控制权，公司实际由携程和梁建章接管。 此番变动源于梁建章在内的途家投资人对其业务增速的不满。早在2016年10月，去哪儿网前副总裁杨昌乐就空降途家担任COO，此举被视为携程改造途家的第一步。 2017年6月，梁建章又前所未有地和途家高管开了一次业务会，其间他面色低沉，提问尖锐，对各版块汇报的数字都不太满意。36氪从一名核心人士处获悉，这次会议之后，途家开始一轮减员增效，到8月时，各个业务部门都执行了30％-40%的裁员，大部分管理岗位进行换血，由不少携程和去哪儿员工进驻。 与此同时，携程将途家的非标房源接入其核心的酒店频道，这对于途家的交易量有接近翻倍的巨大拉动。梁建章此前公开表示，提升供给量是非标领域一段时间内的努力方向，为途家导入流量的意图很可能是以需求倒逼供给。 但这带来一些潜在风险，比如携程的大住宿终究由酒店品牌方提供服务，而在非标市场，平台在用户心中的认知度更深，运营也更重。 “这个阶段把途家整合进携程还太早了，创业公司应该是针对行业问题去做，而不是过早为大集团服务。关系过分紧密，就会纠缠不清。”一位接近途家和携程的人士对36氪表示。 押注国际化 2017年年中，梁建章曾就公司的专业化和多元化议题撰文，反驳美团CEO王兴。他说，很多美国公司取得了本土市场成功后，往往想到全球化，而中国公司却首先考虑多元化，去投资或进入新的业务，“这可能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不强，或者公司本身的优势就不是来自于创新有关。” 这番发言既是竞争者之间的针锋相对，也是携程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注脚。 国内OTA的垄断地位和增长瓶颈令携程的国际化成为必然，它的目标除了把国人带到海外，还要成为境外用户旅行时的选择。而这意味着和Priceline、Expedia等国际OTA巨头的竞争，后两者的国际收入占比分别达到80%和40%。2016年，携程的这一指标是27%。 2016年，携程入股印度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MakeMytrip，战略投资美国纵横、海鸥两大地接社，并以14亿英镑收购欧洲最大的机票搜索平台天巡（Skyscanner）。这三个标的分别带给携程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一个重要目的地的上游控制力，以及一个优质的全球化流量入口。 投资并购是国际化的捷径，也是携程的强项。此前它的策略是沿着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布局，既并购、又参股（以占大股为主），逐渐形成垄断者的势能。 2011年后携程入股收购案例不完全统计，来源：公开资料 收购天巡是携程出手精准的典型案例。“携程购买时的价格相当于它上一轮估值溢价不超过10%，而且正值英国脱欧、汇率下降。”一位旅游行业分析师称。这家成立于英国的在线机票代理商不仅增速可观，还能在国际机票上对携程形成补充。2016年，天巡给携程贡献的营收占比为5％－10％。 “但这样的好标的不多了，携程可能需要转变思路才能继续出手，比如买一些亏损的公司，或者流量型公司。“上述分析师称。 携程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是韩国、日本、香港等亚洲市场——当地人和中国人去相似的地方旅游，但其酒店和航空公司在投入和能力上相对薄弱，而这给了携程机会。 但在全球范围内，要打破OTA的割据局面并非易事。“OTA的成功都是借助了特定土壤，Expedia在美国，booking在欧洲，agoda在东南亚，携程在中国，但携程想成功复制到海外，就像其他几家复制来中国一样困难。”一位旅游行业人士说。 同样尝试走出国门的还有获得Priceline战略投资的美团。不久前美团旅行在新加坡低调举办了境外代理商大会，意图在热门的海外目的地弯道超车。 为服务国际化，2016年底接任CEO后，孙洁在携程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她鼓励员工用英语汇报PPT、完成托业考试，一些办公室被贴上了“英语作战室”的名牌。尽管推行方式之强硬在反思大会上招致了一些老员工的批评，但这家成立18年的公司还是试图保持自我更新的动力。 今冬某日，在携程位于北京酒仙桥的办公楼前台，两台电视屏交叉播放着同一段视频——2017年7月梁建章在母校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主题是携程国际化以及招募更多海外人才。视频中身穿浅色衬衫的他看起来非常自信。 “携程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在线旅行公司。”梁建章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去全世界旅行，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家已经有3万人、十几个BU、两百多亿美元市值的大公司，“最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可否视为是一个愿景？ 在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已经接连发生红黄蓝幼儿园扩张加盟和管理不善，导致的虐童事件；Boss直聘为追求职位数量放宽招人公司审核，致使求职者落入传销组织的“李文星事件”；360追求直播业绩，侵犯隐私的“水滴直播事件”。再往前追溯，还有百度为追求业绩做莆田系医疗广告，引发的“魏则西事件”。企业如何兼顾自身发展和社会责任，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 在“重塑文化、找回初心”的那场会议后，携程将“客户价值”作为新增指标纳入到KPI体系中之后，“现在大家不敢不重视，如果客户价值低的话，做的再多也没用。”一位携程内部人士说，“从上至下，Jane（CEO孙洁）在盯着QA（质量管控）。” “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大老板怎么想，”该人士说。这是携程这种人数众多的大公司的管理难点。 梁建章曾经提到，携程旨在满足人们“唯一昂贵的精神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点，它需要重新凝聚信念、走出阴影。 延伸阅读： 王兴的边界和梁建章的ROI 演员韩雪：给大家介绍一下，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 途家完成3亿美元E轮融资，大股东携程再增持 http://dlvr.it/QCC0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