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子產業大敗局探究衰退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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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子產業大敗局：探究衰退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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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衣帶水的日本，情況大相徑庭。 1970-1985年，日本以鋼鐵產業為代表的“厚重長大”產業陷入成長低迷，半導體等“輕薄短小”產業則高速成長。短短15年，日本電子產業的產值增加了5倍，內需增加了3倍，出口則增加了11倍之多。可以說，1970-1985年是日本電子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彈指一揮間，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中日兩國在電子產業方面的實力卻出現了逆轉。借助互聯網的力量，中��出現了一批電子產業領域的優秀公司，其中華為、小米等廠商甚至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與競爭對手一較高下。
但最近幾年，日本曾經驕傲的電子產業正在走向敗局。
毫不誇張的說，那個曾經以10萬億日元的貿易順差為外匯儲備做出巨大貢獻的日本電子產業、那個曾經因產品過於暢銷而在全球引起貿易摩擦的日本電子產業，傳說仍存、輝煌不再。
幾十年間，日本的電子產業經歷了一場“全線崩潰”：
● 公司層面，以鬆下、索尼、夏普三大巨頭為例，這三家公司在2012年宣布其赤字總額達到了16000億日元左右，虧損、裁員成為這些昔日輝煌的電子廠商的常態。
● 產值層面，日本電子產業在2000年達到最高，約為26萬億日元，之後便急劇下降，到2013年時，該數值變為11萬億日元，減少了一半還要多。 1970-1985年的15年間，國內電子產業的產值增長了5倍，而1985-2000年的15年間則只增長了1.5倍。日本不得不依靠電子零部件出口的增長勉強維持貿易順差，但最終依舊無法挽救頹勢，在2013年出現了貿易赤字。
● 產業層面，日本在電視、通信、計算機、半導體等電子產業細分領域全面敗退，不僅1985年前輝煌的歷史變得黯淡無光，而且也顯著落後於中美韓等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半導體領域為例，日本的爾必達公司和瑞薩科技在2012年年初就陷入了經營危機，後來爾必達公司申請破產保護並被美國美光科技收購，瑞薩科技則決定接受日本產業革新機構（INCJ）和汽車公司的援助。
衰退得如此明顯，總歸存在因由。 2014年，為了總結日本電子產業結構性的變化，並探究其中的原因，曾擔任《日經電子》主編長達12年的西村吉雄在日經BP社的網站上進行了題為《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的系列連載。作者基於詳實的統計資料，回顧了日本電子產業幾十年來的榮辱史，多角度、深刻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並在日本引發大討論。
連載結束後，作者將相關內容進一步加工，集結成《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一書並公開出版。 “深響”選擇此書進行深度研讀，試圖進一步展示出日本電子產業從如日中天到一路潰敗的全過程，也嘗試把日本遭遇的歷史事件與當下中國的產業發展情況兩相對照，得出有價值的思考。
日本電子產業究竟何以至此？他們所經歷的潰敗是可以避免的嗎？我們又從中能得到哪些經驗和教訓？
全線潰敗
1970年之前，日本電子產業曾因注重技術研發、生產精益求精，以飛快的速度成長了起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當中，往往也���夠佔據領先優勢。 1970-1985年是日本電子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這期間是以出口為主導。在接下來的1985-2000年，貿易收支開始減少。 2000年以後，日本電子產業總體上出現了明顯的衰退，國內產值減少至峰值時的一半，貿易轉為赤字。
細看日本電子產業在電視、通信、計算機和半導體領域的表現，會發現無一例外都是被時代所拋下，“掉隊”成為日本企業發展的關鍵詞。
電視：排斥互聯網，業界拒絕整合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2010年稱得上是日本電視產業最後的高峰。
2003年，日本三大都市圈開始覆蓋數字電視信號，為了接收、觀看數字電視，民眾產生了很強的電視機換購需求，日本電視機產業的內需和產值激增，並於2010年達到頂峰，在2011、2012年則開始驟減，並持續至今。
自2011年下半年之後，日本各電器廠家的電視機業務蕭條至極，相繼有不少廠商退出，可以自主生產顯示屏的廠商僅剩下松下和夏普兩家。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日本電視機產業的本國產值被進口超越。
事實上，日本電視機產業一度“打遍天下無敵手”。
在1985年之前，由於具有高質量的畫面效果（Hi-Vision，高清晰度），日本生產的電視機曾經作為一種非常緊俏的產品被大量出口到國外，尤其是美國。在那個年代，如果你在美國的酒店住宿的話，就會發現房間裡配置的大多是日本產彩色電視機。日本甚至因此與美國有過一段持續數年的貿易摩擦：在1968年，由於銷量太好，美國電子工業協會（EIA）就產自日本的彩色電視機提起了反傾銷申訴。
可好景不長，美國對日政策的變化和日本廣播電視台的故步自封��結了盛況。
1985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上台，大力推動改革和公開化，減少了蘇聯與美國的抗衡。由於冷戰的威脅變弱，美國就不再需要為了推行冷戰政策而扶持日本，而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轉而遏制日本工業的發展。所以，日本電視機的出口在1985年後急劇減少，進口則開始緩慢增加。
不過，日本電視機產業的沒落，美國的打壓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日本廣播電視從業者自身不願與互聯網進行整合，錯過了電視信號數字化的窗口期。
從1996年起，日本電視機產業迎來了又一個發展機遇。那時，互聯網開始慢慢地普及起來，這樣一來，原本在電視機上播放的視頻等也可以在互聯網上播放。面對電視信號數字化這樣重大的變化，日本的廣播電視業界本來應當重新審視互聯網和電視機的關係，順應形勢推動轉型。
而事實卻並非如此，日本的廣播電視業界對互聯網持有排斥心理，認為電視視頻在互聯網上播放只是個別現象，還想盡可能地維持通信和廣播的區別，讓自身的地位不至衰落。事與願違，現實中的廣播領域卻在一點一點地向網絡廣播邁進。比如，YouTube和NICONICO動畫等視頻服務網站不久後就實現了“電視廣播”的功能，而且也頻繁地進行現場��播。
而日本廣播電視領域對互聯網的排斥，直接減慢了電視信號數字化的速度。在國際競爭中，美國、韓國和中國台灣則充分利用了電視信號的數字化，使電視機成為了可以模塊化生產的產品。模塊之間的接口一旦實現標準化，電視機生產速度就能大大加快，打敗日本電視機製造廠商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通信：事業結構僵化，船大難掉頭
從1869年明治政府開始，日本以國營的形式，用100年的時間完成了國內電話的普及。
在國營佔據主導的事業結構下，民間企業的客戶基本上都是國家和日本電信電話公社（NTT）、日本放送協會等公共事業單位，各民營企業的主要工作都是為這些公共事業單位提供通信設備和廣播設備，設備的規格和數量也都由公共事業單位決定。
直到1985年，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公社（NTT）轉為民營，通信事業才開始自由化，陸續有新公司加入到通信事業中來。
1980年代，交換技術和傳輸技術的數字化均已完成。當時業內將“所有的信息數字化，用同一個通信網來統一處理的方式”稱為綜合業務數字網（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ISDN）,日本通信行業在1988年實現了ISDN。
可是就在日本ISND實現商用的同期，一波和上述電話技術的發展方向性質完全不同的浪潮襲來，進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浪潮就是手機和互聯網。
互聯網出現之後很快就成為了全球性的社會基礎設施，人們既可以用它來接打電話，也可以用它來收發郵件，於是日本剛建成不久的綜合業務數字網ISDN被淘汰了。這也是日本在推行通信自由化政策時，業界並沒有想到過的。
從世界範圍來看，當時成熟商用的2G技術中，80%都採用了GSM通信技術規格，但是日本卻採用了一種獨特的規格——PDC，這使得日本的移動環境進入了“鎖國”狀態——國外的手機廠家無法走進日本，日本的手機廠家也很難打開海外市場。
雖然在此期間，由於國內需求的支撐，日本的手機市場也得到了繁榮發展，但是日本的移動產業在國際上的存在感卻越發微弱了。在之後的智能手機市場，更是很難見到日本企業的身影。
日本通信產業衰落的具體表現是，日本手機的產值從1990年開始不斷增加，2005年之後則開始急劇減少，智能手機的進口導致無線通信設備出現了超過2萬億日元的貿易赤字。
橫向比較來看，通信自由化實施之後，美國一方面傳統企業陷入停滯，另一方面也在不斷湧現出新興企業。比如，AT&T和IBM這兩個企業的存在感都大不如前，因為隨著通信自由化政策的實施，以及手機和互聯網浪潮的來襲，傳統大企業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但美國新興企業的出現卻極大拉動了電子信息通信市場的發展，比如微軟、��果、思科、高通、雅虎、谷歌、Facebook等。
與之截然相反的是，日本的電信電話公社（NTT）由於在事業結構上與美國的AT&T存在差異，整個通信產業都走向了沒落。
原來，電信電話公社（NTT）並不負責設備生產，這些工作主要由電氣通信研究所負責。以這些研究成果為中心，日本國營的電信電話公社（NTT）和旗下的成員企業在技術和產品開發方面達成了合作關係，也就是日本典型的“護送船隊方式”。
可是船大難掉頭，通信領域的技術、產品、市場發生很大變化後，電信電話公社（NTT）和旗下的成員企業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他們的事業發展和研究開發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國家的干預，花費數年時間開發出來的交換機等設備其實並不為互聯網所需，更難以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
其結果就是，同樣面對這些變化，在美國，新興企業不斷發起挑戰，積累了很多成果。而在日本，電信電話公社（NTT）作為通信服務的提供者，其地位並沒有怎麼下降。但是他們在新興的信息通信市場上影響力非常弱，同時也沒有新興企業快速成長起來。
計算機：堅持特有規格，不接受開放市場
20世紀50年代，計算機朝著高性能化、大型化的方向不斷發展，而美國的IBM則是大型機領域的霸主。彼時的日本計算機相關政策受到了IBM很大的影響，因此也格外偏重大型機。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微型處理器的出現導致個人計算機的原型產生并快速發展。又過了幾年，全球計算機市場開始由大型機向個人計算機轉變。
但日本的計算機產業卻具有很強的日本特色，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計算機，它甚至在日本創造了一個時代。
原來在當時，因為日文和英文存在字符和字節方面的差異，日文處理成為海外品牌個人計算機進入日本的一大障礙。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計算機則可以無障礙處理日文，而其他機型還不能，PC-9800系列就藉此佔據了日本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個人計算機市場。與此同時，日本其它國產個人計算機企業也都堅持自己的路線，結果導致在日本形成了一個不同於世界市場的個人計算機市場。
日文處理這一問題後來也得到了解決。 1990年，由IBM開發的一種面向亞洲國家語言的DOS/V規格出現了，它同樣可以方便的處理日文，且IBM將該規格對日本的相關企業進行了公開。
可即便如此，日本企業依然堅持使用自己特有的規格，甚至繼續生產可以處理日文文字的專門機器，並向市場售賣以獲取利潤。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隨著微軟Windows的出現，即便是日文處理方面，在終端用戶看來，9800系列和DOS/V也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了。海外的DOS/V機售價低廉，便迅速成為了日本的主流計算機。於是，日本個人計算機領域以9800系列為代表的強盛時代再度宣告落幕，往日在市場上的衝殺號角只剩餘音而已。
半導體：誤判未來趨勢，片面追求產品質量
1970年9月，美國IBM公司宣布將在其最新推出的大型機System/370 Model 145的主內存上使用半導體存儲器，瞬間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個相當具有前景的市場。在這一市場中，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動態隨機存儲器）這種具有代表性的半導體存儲器佔據著重要地位。
20世紀80年代，在世界市場上，日本產DRAM曾佔據高達80%的市場份額，可謂輝煌至極。然而到了2014年，日本國內連一家DRAM企業也沒有了。
這是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DRAM的市場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1984年，大型機領域的霸主IBM推出個人計算機IBM-PC，標誌著個人計算機時代的來臨，此後搭載DRAM的主要機器就由大型機變為了個人計算機。
隨著計算機被銷售給個人，面向個人計算機所搭載的DRAM容量不像大型機那麼大，但是銷售數量非常可觀。如果能有企業專注於這塊市場，完全可以賺取足夠的利潤。
不過，個人計算機上搭載的DRAM的壽命能有5年就足矣，但要求價格也更低，以便個人支付得起。這和日本之前擅長的大型機DRAM價格高、壽命長的特點是相反的。
遺憾的是，之前日本企業在面向大型機的長壽命產品上大獲成功，這一次卻沒有積極採取相應的對策，也就沒能投入力量研發相關產品。
因此，日本產的長壽、高價的DRAM產品在新市場上完全不受歡迎。而美國美光科技和韓國三星電子順應形勢推出的面向個人計算機的壽命短卻價格低廉的DRAM產品，則在市場上狠狠壓制了日本產品，佔據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
衰退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不論是電視、通信，還是計算機、半導體，這些衰退背後或許有一些共性。
1980年代以來，市場全球化、通信自由化、互聯網浪潮和分工合作模式成熟等時代轉折點提供了數個可供企業轉型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新興企業適時搶占先機，一路做大做強，但日本電子產業卻幾乎全部錯過，產業實力停滯不前的同時，話語權也不可避免的喪失。
日本電子產業發生嚴重衰退的現象，主要有拒斥水平分工、混淆創新與研究以及沉溺於過往的成功經驗三個深層次原因。
首先，日本企業堅持不採用水平分工，這直接導致了日本的計算機、電視機和半導體產業走向衰落。
在計算機領域，當個人計算機取代大型機成為主角後，全球計算機市場也由原來的縱向聯合型體制轉變為橫向水平分工體制。
如上圖所示，在縱向聯合型體制下，從零部件到計算機成品，完全由一個企業獨自完成，而且各企業都通過自己的經銷商售賣商品。
但在橫向水平分工體制下，微處理器、硬件、操作系統、應用等，在系統的各個層次，都有多個企業生產相應的產品，各企業圍繞著特定的層展開業務。另外，銷售渠道也多種多樣，包括直銷、零售、線上銷售等。
如前文所述，由於日文處理的關係，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計算機藉此佔據了日本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個人計算機市場。
因此當已經進入去工業化階段的美國和以實現工業化為目標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國際性分工時，日本仍然處於一種“鎖國”的狀態中。而當日本的“鎖國”狀態被迫打開，心不甘情不願地參與到國際分工中時，已經失去存在感了。
在電視機和半導體領域，情況也大致相同。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開始，很多廠商的產品都採取了設計和製造分工的方式。然而，日本企業卻對這種分工作業的方式抱有抵抗心理，固執地堅持縱向聯合和獨立經營。
究其原因，或許是由於日本企業進行設備投資的資金完全來自銀行貸款，這種始於鋼鐵業的設備投資方式，其背後依靠的是主銀行製度。以銀行為中心，企業集團內部各企業之間互相持有股份。在這種統治結構下，即使企業收益較低，股東也不會撤資。
一般來說，日本企業雖然銷售額很高，但是收益並不高。可企業內部允許存在低收益部門確實是日本企業的特徵，因為他們沒有提高收益的理由。再加上高收益就意味著要繳納高額的稅金，所以在日本，高收益被認為是一種低級的經營方式。即使是容易帶來赤字的生產部門，只要還能出貨，多多少少都有助於增加銷售額，同時也能增加就業。而如果將工廠轉讓出去，反而會減少融資的擔保。
而實際上，在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看來，創新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將原始生產要素重新排列組合為新的生產方式”，因此在本書作者西村吉雄看來，分工結構的實現實際上就是一種創新。因為無論是工作還是系統，一旦情況有些複雜就需要分工。對人類來說，管理某個複雜的系統或者解決某個複雜的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將其分解成若干個模塊。
然而，在電子信息通信領域接連出現的新的分工方式，幾乎都被日本企業拒之門外。日本企業堅持縱向聯合型和自給自足的經營方式，這實際上與產業中出現的創新方式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日本電子產業將創新和研究混為一談，對科學技術的公共資金投入並沒有起到激活日本經濟和發展產業的效果。
美國的英特爾公司自1968年成立以來，一直有意識地不去建立研究所，而是推行“最小信息原則”，將研究開發工作放在生產線中進行。
英特爾內部提倡，針對某個問題，大致推測其答案是什麼，然後進行啟發式的探索。如果這樣不能解決問題，就重新回到出發點，嘗試採用別的方法，努力避免為真正理解問題而進行大量研究。
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英特爾將主要業務轉移到“解決方案”上，事實上等於放棄了對基礎物理研究的投資。但英特爾並沒有因此而落後，反而成功研製出微處理器，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
與英特爾相類似的，AT&T在1984年拆分後，其事業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旗下的貝爾實驗室在組織結構及研究內容方面均大幅改變。可以說在那時，企業研究開發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時代——中央實驗室時代正在走向終結。
日本的情況與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日本進入泡沫經濟時代，經濟繁榮發展。此時產業界出現了基礎研究的熱潮，相當多的日本企業都建立了基礎研究所，或者在已有的研究所中加強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程度。他們認為“經濟已經追趕上來了，接下來要努力進行基礎研究才對”。這時正在縮減中央實驗室規模的歐美企業儼然已經成為他們的反面教材。
但日本產業界並沒有得意太久，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日本政府加強了對於科學技術領域的公共投資，希望資金的投入能有助於經濟發展，但卻完全沒有起到效果。
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開始，日本半導體領域實施了無數個產學官聯合的共同研究項目，在這之中也有著相當大的公共資金投入。但是，在實施這些項目期間，日本半導體產業是持續衰退的，共同研究項目的實施完全沒有激活日本半導體產業。
在本書作者西村吉雄看來，研究開發活動就是提前取得未來的價值。未來價值的源泉是新知識，企業如果想要創造利潤，就必須使新知識和市場產生聯繫，僅憑研究成果是不能激活經濟的。事實上，日本有很多頂尖的研究成果，但大量的研究成果卻沒有得到應用。
最後，也可能是最關鍵的原因，是電子產業沉溺於過去的成功經驗中，無法取得新的實質性突破。
日本的電子產業從“價格便宜質量差”出發，成功地生產出了“質優價廉”的產品，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但是當世界科技發展趨勢發生變化時，日本電子產業整體沒有從這一成功經驗中走出來，故步自封的後果就是被淘汰。
20世紀8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主銀行製以及和業界其他公司共同持有股份的方式都變成了過去式。比起銀行融資，日本企業不得不重視股市融資。在日本企業的股東之中，海外投資家佔據了很大比重，這必然會要求日本企業採用和外國企業一樣的經營方式。
但是，日本那些成功企業的經營者，大多是在泡沫經濟之前的企業文化中成長起來的，是靠實際業績出人頭地的。讓他們去否定培育自己的企業文化以及自己的成功經驗，格外困難。
在日本的相關企業中，大部分依然堅持設計和製造縱向聯合的方式，只有一小部分企業的經營方式在緩慢地發生變化。於是，日本電子產業就這樣落後於整個時代。
從日本電子產業盛極而衰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教訓：
● 第一，作為市場創新活動的主體，企業應該主動擁抱新的分工方式，以提高生產效率為核心要義。
● 第二，企業應當在生產的過程中尋求創新，而不是寄望於基礎科學的研究，這樣所取得的創新成果才能真正為企業所用。
● 第三，如果發現行業發生了重大變革時，不要陷於以往的成功經驗而不能自拔，而是要與時俱進、突破自我，這樣才能始終立於行業發展前沿，從成功走向下一個成功。
歷史總是令人感慨。
2000年，華為總裁任正非先生對員工發表了題為《華為的冬天》的講話，希望華為員工增強憂患意識、提高創新能力。當年華為銷售額220億人民幣，利潤29億人民幣，位居全國電子產業百強首位。所以有人認為任正非在“作秀”，如日中天時卻說冬天要來了，要預防被凍死。
而比爾·蓋茨也總是告誡微軟員工：我們的公司距離破產永���只差18個月。從公司的角度講，對產業和市場發展趨勢保持敬畏，主動求新求變，是取得成功所必須的。
把握興替之間的變革節點，在最為繁盛的時刻保持憂慮，或許才是基業長青的真正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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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衰退：臺灣“經濟奇跡”之後
連續30年經濟年均增長9％，金融管制、貸款主要流向大型“國有企業”，全民炒股壹代人之間即完成從白手起家到企業主的階層躍遷，“經濟奇跡”的贊譽從四面八方湧來……沒錯，這是臺灣，20年前的臺灣：如日中天的“亞洲四小龍”之壹，“奇跡的典範”。
臺灣這之後的故事：經濟自由化，開放金融市場，黨營事業“國有企業”私有化，大幅減稅，政府從經濟領域退出……新自由主義被學術界和財經官僚奉為圭臬。
然而，與這壹系列故事平行發生的還有：企業家族化、大型化，中小企業生存越發困難、創業門檻大幅提升，產業創新升級乏力，小散股民基本被擠出市場，政府對經濟社會影響能力越發微弱，貧富差距擴大，階層固化……這是《未竟的奇跡》給我們呈現的當下的臺灣，用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林宗弘博士的話來概括，就是“如果說20年前臺灣被視為‘奇跡的典範’，那麽今天再談‘奇跡’就是個笑話”。
2017年底面世的《未竟的奇跡》由2余臺灣中青年學者合作撰寫，以經濟社會學為主要視角，系統分析了臺灣這20年究竟如何從“奇跡的典範”變成林宗弘口中“衰退的典範”，以及這對臺灣經濟、社會、政治壹系列深遠影響。
2018年2月初，借臺北書展之機，《問書評》采訪該書主編之壹、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答。
問=經濟觀察報
答=李宗榮
“經濟奇跡”越來越遠
問：我們都知道臺灣是“東亞四小龍”之壹，曾經是後發經濟體發展的典範，後來雖然不再那麽矚目，但信息電子產業也非常興盛，而不是像日本那樣被認為經歷了“失去的20年”，但您主編的這本書得出的結論是“未竟的奇跡”，怎麽會想到出版這樣壹本書？這個結論是怎麽得出來的？
答：出版這本書，初衷很簡單。臺灣1990年代政治經濟結構變化很大：在此之前，臺灣在威權政治體制之下，政治不能直選；經濟政府管制非常嚴格；1990年代以後，政治“解嚴”，經濟開始自由化；另外，就是全球化。
這麽多變化，帶給臺灣社會哪些影響，特別是從經濟、社會角度去看，它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想要去探討這些問題，所以就找了20幾個學者——大部分是社會學家，也有經濟學、管理學，也有日本的——來共同研究討論。
因為主要是社會學者，所以雖然是談經濟，也會從很多面向出發，會談國家、政府的功能，談政策——就是經濟社會學所謂發展型國家理論；談“東亞四小龍”，談企業大型化的問題。還有研究家族企業，從比較從企業組織的角度去看，家族企業為什麽還繼續發展；管理學者來談多層次控股——從股權控制的角度去看，為什麽家族企業在臺灣還可以繼續維持、鞏固；看它內部的制度、控股機制的設計。臺灣企業基本上已進入全球化，而且最主要是臺商到大陸，所以也研究臺商。再就是談金融市場。20多年來，臺灣的金融市場基本上是壹個越來越開放的過程。另外，我們也找學者從比較剝削、從勞動條件去研究臺灣整個企業剝削情況——這也就牽扯到勞工體制。
這壹連串的問題研究下來後發現：雖然以前大部分研究認為，臺灣起飛早期大都是小型家族企業、中小企業，但過去二十幾年臺灣企業大型化趨勢顯著——臺灣前10大企業平均員工數為20萬，就算扣掉鴻海（富士康）平均也在10萬人左右；從企業營收的集中度來看，20年來臺灣前10大企業集中度由25％上升到超過4成。可是，實際上這些企業大部分是掌控在家族企業手裏，不是壹個專業化的、所謂的理性化的資本主義，不是壹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壹個還蠻封建、很傳統的經濟。
並且，臺灣企業雖然大型化，其獲利卻變差，毛利越來越低。臺灣大中型企業，像鴻海（富士康），基本都到大陸去設廠，簡單講，它不是通過內部創新升級來發展、而是通過追逐更便宜的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土地來發展——臺商的利潤狀況其實壹直都不好，所以隨著某個地方的要素成本上漲，它必須要到另外的地方，不停地遷徒，而經營中的困難越來越多。
企業大型化還讓中小企業存活率越來越低，創業越來越困難。臺灣早期是中小企業為主，那時候有個社會學者做了壹個概括：臺灣基本上是“黑手變頭家”。“黑手”指的是在工廠裏勞作把手弄的烏漆麻黑，可他只要有了技術、經驗，就可以自己出來創業，就從壹個勞工馬上變成“頭家”——老板。換言之，在臺灣早期所謂的“經濟奇跡”中，基本上整個社會流動很開放；可現在臺灣的社會流動越來越困難，中小企業存活越來越艱辛，經商門檻也越來越高——臺灣所有公司登記平均資本額高達3400萬新臺幣，30年來大約上長了7倍。
此外，剝削情況也還很嚴重：從勞動市場調查發現，臺灣有三分之二的中小企業，嚴格講都存在高度勞動力剝削的情況，勞動條件基本上不好。它的福利、管理基本上沒那麽上軌道——中小企業之所以可以維持較強的彈性、很有活力，很大壹部分原因是內部剝削：因為我們交情很好，因為我們是工作很久的員工，我們好像壹家人，所以任何時候都該來上班，晚壹點下班也沒關系，基本上成員的福利會被犧牲，以維持壹個小家庭企業的發展。反映到現在就是臺灣《勞工法》修改中吵的很兇的“壹例壹休”，牽扯到工人是不是可以在合理的情況下休假。此外，臺灣經濟組織裏，性別不平等也還蠻嚴重。
再就是創新的問題。做產業網絡和創新的研究者發現，臺灣企業除了很少數，像臺積電以外，大部分還都不是通過內生的技術累計和研發、通過品牌這樣的智慧資本去茁壯成長，它的技術大部分都是中介性的，不然就去買別的國家的技術，要不然就是很多人從矽（矽）谷回來。所以，從技術、創新角度看，臺灣經濟還是很有問題。
1980年代，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臺灣經濟發展是個奇跡。這個發展“奇跡”有兩層內涵：壹是它維持了將近三十年非常高的經濟增長率；二是整個社會是均富的，前三十年每個人都感覺很有希望，只要胼手胝足、只要夠努力，基本上在這個社會都還可以翻身——可現在的整個景象基本上離樂觀很遠。所以，這整本書做下來之後，就覺得這二十年臺灣的發展並不像我們以前想象的那個樣子、那麽樂觀，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企業大型化、家族化，社會越來越封閉，經濟發展也越來越慢……
減稅並沒能刺激臺灣經濟發展
問：為什麽1990年代是個分水嶺？
答：因為那個時候政治“解嚴”及其帶來的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化後，臺商開始全球流動，很多跑到島外去，而它又不是內生性創新，而是受要素成本驅動。另外，臺商透過外部經濟發展回饋到臺灣的時候，基本上是我們同事林宗弘所概括的“葉克膜經濟”（醫療上當人體功能喪失之後，血液循環這些要通過外面的機器來幫助維持）。換言之，臺灣經濟動能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內部。而且，林宗弘的研究還發現，臺灣大型企業在中國大陸聘用的雇員數量已經比在臺灣本地還多：臺灣Top500企業在島外的員工數是250萬人，可在島內只雇了150萬人。
除了全球化之後企業跑出島外發展，政府可以管制的力量也越來越小。在1990年代，臺灣公營或“國有”事業占整個GDP比例還非常高，將近三成，政府通過“國有”企業可以直接幹預、或者管制市場，這個能力還很強。在那之後，政府的角色相對萎縮，私營企業的發言權、政治影響力擴張，開始幹預、甚至影響政策，讓整個經濟政策對他們有利——這個情況現在越來越明顯。
1990年代，臺灣整體財經觀點、資金政策，意識形態基本上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就是開放市場準入，針對大企業減稅，來刺激經濟成長。臺灣這20年來壹直減稅的結果是，稅負程度基本上全世界倒數，只有12％（OECD國家平均35％）。當政府的稅收低到這個程度之後，很多事情就沒法做。比如臺灣現在要創新，那就要更多的研發投入，而現在臺灣很多大學都經費短缺。臺灣現在少子化問題突出，出生率也是全世界倒數，政府用了非常多的方法鼓勵大家生育，但年輕人都不願意生——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沒有足夠的社會福利經費——包括生育津貼、公立托嬰設施等。大家也喊了很久，因為沒有經費，都做不到。負面效果已經顯現——當人口沒辦法持續的時候，整個經濟發展的動力都有問題了。
所以，這其實是很多平行線的結果，企業大型化、家族化，政府/國家功能的喪失，偏向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幫大型企業、富人減稅……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負面後果，包括政治上、社會上，現在壹些年輕人的不滿很嚴重——對臺灣的這種財經政策，對政府角色。像前幾年的“三·壹八”學運、像前陣子《勞動法》“壹例壹休”工時立法，基本上背後有壹個很強的年輕人的世代不滿的問題。
投射在政治上，臺灣地區早期選舉主要議題基本都是族群認同、兩岸關系，或者是政治體制、要不要修憲等政治議題；現在經濟議題、階級議題這種以前比較少看到的議題，變成臺灣政治上主要沖突的壹個新的走勢。
問：妳認為臺灣稅收太低導致很多應該做的事情做不成。我的疑問是：為什麽臺灣減稅那麽久、稅率那麽低，並沒帶來企業回流？
答：這其實也是個很有趣的現象，我不能做很好的回答。臺灣減稅喊的最嚴重的時候大概是2008年、2009年，大量的聲音認為，稅太高，為了鼓勵臺灣經濟發展，要減稅。各式各樣的工商協會，買下電視廣告，引用弗裏德曼的說法——要促進經濟發展，就只能靠減稅。我印象很深刻，整個社會基本上都彌漫著新自由主義那套想法，認為只要減稅，臺灣經濟就會有更多投入，企業會投入資金去增加生產。而且，因為那時候很多臺商已經到大陸去了，所以他們認為減稅會讓資金、企業回流。
但有趣的是，那之後的壹系列減稅措施，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作用並不明顯；而且壹個很大的問題是，減稅之後——大概壹兩年時間，臺灣遺產稅��45％減到最低時候的10％，非常低了——錢大量從島外匯回來，但基本上都跑去房地產、股票這些投機性投資，用在生產上的反而沒那麽明顯。這造成後來有人批評，說這種減稅基本上沒有真正刺激臺灣經濟的發展。
至於為什麽沒有這種效果，要做更深的研究。我只能說，以前那套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通過減稅、通過給大企業優惠來刺激經濟發展的動能，基本上在臺灣沒有獲得成效。基本上臺灣這二十幾年來的經濟政策整體偏向於新自由主義這套邏輯，預期中的它的很多正面效果並不明顯，反而很多負面效果顯現出來。
在過去這二十年臺灣財經官僚中，主流聲音是要全球化，那也就要自由化。因此，臺灣走的是非常美式的那套完全相信自由市場體制的路。可是很明顯，臺灣至少沒有看到很強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壹些其他的負面問題，比如現在臺灣整個社會不安、政治沖突。
開放金融與“國企”私有化
並沒達到預期目標
問：妳剛才也談到1990年代初，臺灣的公營或“國有”企業還占到整個經濟的三成，並且認為政府過早從市場退出也有副作用，這跟大陸的輿論觀點幾乎完全相反：我們是呼籲國企改革、政府從市場領域收縮。那現在臺灣的“國企”是什麽狀況？
答：臺灣“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個蠻有趣的現象。我個人認為，那基本上是意識形態驅動的結果。
臺灣早期，國民黨占據了非常多的資源。在1990年代末、甚至直到2000年李登輝時期，臺灣黨營、“國有”事業還是全臺灣前五、還是前十裏面的集團企業！可想而知它那時候的規模有多大！所以，國民黨黨營事業跟“國有事業”基本上占據了整個臺灣經濟很大壹塊。因為有這種政黨之間競爭的不平等，後來就有壹種很自由派的、相信弗裏德曼那套說法的經濟學家——以臺大的壹些經濟學家為代表，出版了壹本書《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認為要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必須要自由化、要民營化。所謂民營化，基本就是把“國有事業”賣給這些大財團。
臺灣1990年代以前，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民間銀行家。第壹家民營銀行是1990年《新銀行法》開放金融準入才誕生，臺灣本地企業家才可以經營銀行。在那之前，基本上最上遊、最重要的企業都是“國家”在管控。
可是解構黨國資本主義那套意識形態來了之後，而且又牽扯到李登輝——因為李登輝那時候要掌權，他又不想跟國民黨舊勢力在壹起，所以就拉攏壹幫非常相信自由派意識形態的財經官僚，搞經濟自由化。於是大部分原來被政府控制的市場領域，基本上都給了跟��登輝比較好的所謂本土派財團。妳現在可以看到，臺灣最重要的大型民營企業基本都是那個時候起來的：像銀行開放、石化開放——就是王永慶的臺塑，像通訊、手機、大哥大、高鐵、電力都是那個時候放開的。但主要是金融開放——允許設立銀行、證券公司，因為早期金融業管制非常嚴格。除了放開準入，有些“國有企業”則是通過股權轉移賣掉的，像“中華電信”。
最初呼籲，要自由化、要民營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可是研究發現，自由化、民營化之後，那些所謂民營企業基本上效率並沒有比以前好。所以，民營化後真正的效果基本上沒有達到預期。當然，銀行開放可能是大勢所趨，壹定要開放。
問：臺灣現在的這些大型銀行，是在市場準入放開之後發展起來的？還是原來黨營或“國有”銀行民營化之後轉型而來的？
答：臺灣第壹次金融改革——1990年代開放金融業時，總共開設了15家新銀行，可是這些金融機構的規模完全沒法跟老的“國有”銀行比。壹直到2000年大選後陳水扁上臺，弄了壹個所謂的“二次金改”，口號是臺灣的銀行要走出去，要打“亞太杯”。換言之，臺灣地區金融業要跟日本、香港、中國大陸同行競爭，那規模壹定要擴大，於是就把壹些老牌的“國有”銀行賣給、合並到民營銀行，賣了很多。像“中華開發銀行”以前政府持有很多股份，後來就轉賣到辜振甫辜家旗下；像早期國民黨時代的證券公司富華，賣給馬家的元大集團；像蔡家就買了富邦銀行，那是在馬英九時代；吳家買的彰化銀行，也是臺灣歷史很老、很大的壹家銀行……
“二次金改”的後果是，這些新的家族金融集團的資產規模壹下子膨脹了非常非常多。而政府在這其中扮演的角色，等於是在後邊強迫這些“國有”銀行要賣出去。可以說，這是政府所引導的金融產業的集中。而從事後陳水扁貪汙受審才終於知道，“二次金改”本身就是壹個很強的政治過程，而不是壹個經濟上的理由。所謂臺灣金融業要打“亞洲杯”，後來這些銀行沒有壹家離開臺灣去發展。
所以，臺灣“國有”企業不管是民營化還是私有化、自由化，基本上都是在很強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博弈中強制執行的，很多其實都沒有真正達到最初預期的目標。但壹個明顯的結果是，它造成了臺灣現在大型家族企業集團的資產快速膨脹。另外，也可以看到整個這二三十年來，政治變遷過程中“國家”的角色其實越來越萎縮。
家族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經營政商關系，早期受國民黨經濟政策的鼓勵，抓住了經濟自由化的壹些先發優勢，在1990年代後期成長到壹定的經濟規模，當政府經濟體制轉型的時候，成為獲利最大、成長最快的企業。家族企業在臺灣這麽引人矚目，對臺灣經濟動能的發展究竟是不是有好處，要思考。
問：在大陸，這幾年技術變革非常快，對企業格局、對企業家沖擊也非常大，很多傳統產業、包括管制非常嚴格的金融業，在新技術浪潮的沖擊下都非常緊張、焦慮。臺灣家族企業這麽突出，技術革新和變遷沒能對他們形成沖擊？
答：就我看到的數據而言，臺灣的家族企業絕大部分集中在傳統制造業產業——像造紙、塑膠、化工和消費性的民生品牌，或者是被管制的產業，像金融；家族企業的代際傳承也大部分是在這些領域，而在科技業基本上比較少。
某種程度來講，科技業算是臺灣經濟發展中的壹個破壞性創新的力量——它破壞的是整個既有體制。臺灣壹些科技企業很清楚地表白，他們不走家族企業這壹套，甚至在公司人事任用中不能用三等親。所以，科技企業比較難透過家族來傳承。這個部分在2008年時就占到臺灣經濟的4成到5成，但如果從上市公司來看，臺灣有將近8成上市公司還是家族企業。那些科技企業，董事、監事也有很多是來自大家族——雖然家族影響力在科技企業沒那麽強。之後會怎麽樣，家族影響是不是還會持續？可能還要看臺灣市場有沒有壹些很大的變化。
從“全民皆股”到散戶被擠出市場
問：這本書中有提到，臺灣的資本市場早期主要是小散戶為主，後來變成以外資等機構投資者為主的市場，這樣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有哪些後續影響？
答：金融這個章節，是鄭力軒寫的，我沒有那麽熟。
臺灣金融自由化是1990年代早期開始的。國民黨到臺灣後認為，他早期在大陸之所以會潰敗，就是金融市場沒管好，導致整個市場體系崩潰。所以國民黨在臺灣壹直對金融高度管制，只準“國有”事業、黨營事業來經營。但1990年代，美國對臺灣施壓很嚴重。因為美商壹直想進臺灣市場，就通過“301法案”、通過國會對臺灣施壓。所以，臺灣那時候金融自由化跟美國的推動有很大關系。
另外就是，民間遊資太多了。錢這麽多，銀行那麽少，於是那些錢就跑到股市裏，股市就翻天了——那時候臺灣股市到過12000多點，非常非常高！全臺灣幾乎每個人都在投資股票。《時代周刊》還是《紐約時報》還寫過壹篇文章，講臺灣“全民皆股民”。國民黨官僚覺得，必須要讓這些遊資有地方可以去；美國政府又開始對臺灣施壓，臺灣經濟體制又轉型，民間很多企業家要求開銀行，綜合作用下就開始開放金融業。第壹步是開放民辦銀行，後來又對外資開放金融市場——最初對外資的管制依然蠻嚴格，壹直到1990年代末，對外資、外匯等的管制才基本全部結束。
現在臺灣股市裏，外資占比很高，可能要到六七成。外資有很多優勢，他的股票分析師都是世界壹流的，看準全球經濟環境，對臺灣市場的掌握基本上是全球性的；而臺灣小股民在資訊上完全比不上這些外資，所以輸錢、賠錢的股民越來越多，壹般的股民越來越退出市場。淘汰到最後，就變成外資金融機構和本土金融機構——大部分都是投資本地的銀行，下邊再有壹個政券公司來操盤——這兩股勢力為主。
但外資機構持有臺灣公司股票後，沒有像在美國那樣，去影響企業的管理層，它基本上不介入企業管理運營。這也是壹個很妙的現象：外資機構雖然知道都是家族企業，但他基本上是尊重妳，也可能會給妳壓力——會壹直去拜訪妳，但基本上不會強勢介入管理。整體而言，外資機構基本上是純粹的財務操作，更追求短期的財務績效——這個就是現在社會學、經濟學最熱門的研究，所謂的金融化的���題。即使是壹般的制造業公司，都對財務數據變得越來越敏感。他可能都會想我這壹季度的營收怎麽辦？是否符合分析師的預期？他會對金融市場的要求越來越敏感，越來越在意股價的表現，公司的策略和行為要更多符合這些短期財務的要求。
對於股民，基本上就是小股民被擠壓出去、淘汰出市場。十幾年前，有個財務學者跟證交所要了全部股票投資賬戶的數據，他發現，八成的個體散戶基本上都是賠錢，賺錢的都是法人跟外商。這是個蠻殘酷的事情。
政府從經濟發展中
退出太快的副作用
問：我壹直關註的壹個問題是，追趕型經濟體在完成追趕階段之後，如何形成持續的產業升級和創新動能。像最早完成經濟追趕的日本，他現在的產業和企業結構，大多數在六七十年代就奠定了，而沒有更多的產業不停地創新、新技術新企業不斷地湧現。臺灣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究竟為什麽？是因為創新的內在動力不足，還是因為市場比較小，內生需求驅動不足，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導致這些經濟體難以在完成追趕後形成持續創新的局面？
答：這是壹個很好的問題，也不是很容易有答案。
從歷史的角度看，從工業化時代壹直到現在，任何壹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英國、美國、德國，他早期都會有壹個很快速的擴張、發展，但到壹定程度之後，基本上增速就會停下來，就會變得越來越慢，這似乎是歷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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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有點不太壹樣的是，它基本上是壹個非常小的經濟體，內需很小，很大的經濟動能要依靠外銷；而因為我們又很小，基本上沒有可以在國際上競爭的自有品牌——像華碩、HTC這樣的品牌，是少數——大部分企業都是在生產鏈裏切壹小塊，做代工。如果是大品牌，基本上獲利會比較大；做代工則只能追求非常小的毛利。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歸因於這二三十年來公部門的效率沒有以前那麽強。全球競爭那麽快，臺灣這麽小的壹個市場，政府公部門要負擔的角色應該非常積極、非常有行動力，可是臺灣官僚��能力、反應速度，其實是變慢的。這可能也是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會遇到的。因為現在全球性科技競爭，技術越來越難掌握，要進入任何壹個產業，都像在賭博壹樣，很難說每次賭都壹定會贏，所以風險非常非常高。臺灣的官僚也沒辦法——規模也沒那麽大，能力可能也沒有以前那麽強。並且，臺灣很多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其實都非常草率、非常粗糙。
臺灣基本上以中小企業為主，很多中小企業都是全球產業鏈條裏某壹個小的利基，像臺灣中部，有些產業聚落已經發展了幾十年，有深厚的互動基礎。可對財經官僚來講，他們心力大部分放在大企業，反而這些中小企業可能大部分被忽略，也沒有好好地去做壹個服務和調查，弄清楚臺灣哪些產業的附加價值很高、產業聚落維系地很好，哪些產品在全球很有優勢，再用政策、政府的力量去推動。這可能就是官僚體制的惰性，很難去解決。
概言之，整個官僚體系，或者說所謂的財經官僚、科技官僚，他面對這麽日新月異、競爭非常快的形勢，能力跟不上——經濟的持續創新能力不足其實跟這有很大的關系。
問：無論是大陸之前持續爭論過的產業政策問題，還是我在日本采訪的智庫人士對經產省角色的反思，似乎都表明，在“後追趕時代”，政府在經濟發展、在創新中扮演何種角色，壹直是個難題。
答：這個問題我們在這本書中有探討。有的人認為，政府的角色是變成創新的平臺。很多人舉美國矽（矽）谷的例子，比如早期英特網的興起，它其實是國防部底下的壹個計劃，它由某個政府公部門支出，然後通過學校這個公共平臺，溢出非常多的資源，讓科學家在這邊可以創新，然後結合產業，最後變成壹個產品、公司，可以在市場上獲得領先地位……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摸索，是蠻大的壹個議題。
只是在臺灣，政府的角色從經濟發展中退的太快。而以前的政策，太親大企業，也太自上而下。像我們有批評臺灣的“兩兆雙星”計劃，臺灣曾經拿出過很大很大壹筆錢，鼓勵半導體和液晶顯示產業，可是後來都不太成功。
總結起來：政府很不容易去看準哪壹個產業有更好的發展；而且他在做決策的時候可能還受大財團、大企業非常大的影響。我們那時候批評認為，臺灣有很多的“隱形冠軍”，如果政策上有個推力，去鼓動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因為這些中小企業大部分是在地（本土）企業——它可能也會對就業、對勞動力雇用有壹些幫助，它的發展可能促進產業聚落的發展，也可能比較容易讓經濟發展動力是比較內生、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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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鄭永年教授有個研究，他比較了臺灣與新加坡：1990年兩個經濟體的人均GDP差不多，但臺灣完成大眾民主化後，經濟便再無大的起色，而新加坡則繼續高歌猛進，人均GDP遠超臺灣。因而他認為，過早的大眾民主化拖累了臺灣經濟的發展，妳怎麽看大眾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答：這個問題我真的很難講。新加坡基本上沒有大眾民主，但壹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他的官僚體系運作很有效率，基本上都在回應全球競爭的問題——用非常非常快速的方式，他實際上是有很強國家帶領的發展模式。臺灣民主化之後，反而大企業的影響力增加了，政府的角色減弱。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民主化有關聯。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問：那新的反對黨由誰來扮演？
答：現在有蠻多所謂的第三勢力：像社會民主黨、綠黨、時代力量，他們反而在經濟議題上比民進黨更具批判性，會去批判財團。像前陣子工時立法問題，他們基本上跟民進黨的立場完全相反，而且起了非常大的沖突。我不知道民進黨是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有意識的，那這是壹個風險性很高的動作。因為民進黨當初勝選，是因為選民在社會不平等、社會公平議題上支持他。可現在他上臺之後，跟國民黨還很像，還是很右派。我不知道他怎麽評估這個問題，會不會覺得他以前的支持力量會認為民進黨背叛了他們，還是民進黨就不管這些，就是要接收原來國民黨意識形態留下來的位置、要代替國民黨，然後繼續跟財團、跟大企業搞好關系，跟隨新自由主義的那套政治思維。現在的問題是，跟民進黨唱反調的這些新的政黨，力量還非常弱小。
問：這些第三勢力有整合起來的跡象嗎？
答：短期內沒有看到這些反對勢力的整合，只能說他在臺灣未來政治上有成長空間——甚至成長空間也很難講，因為臺灣藍綠對峙歷史太久，以前可能是政治性的投票，它最後會不會變成是壹個經濟性的投票，還需要再觀察。只能說這種經濟社會議題，會越來越投射在政治、選舉上，因為這個結構已經產生了：二三十年經濟發展到現在，貧富不均、大型財團，越來越明顯。只要這個結構在那，可以很確定，這個爭議不知道什麽時候用什麽形式再出現，可是政治上，這些力量是不是會整合，或者是很清楚的分化、呈不同的政治力量，其實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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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三角至少需要兩顆對分的行星（180°）都與第三顆行星形成直角相位（90°）。這顆被稱為頂點的第三行星，正好位於兩個反對派的中點附近。這三條“腿”應該在彼此可以接受的容許度內（8°）。
T三角揭示了生命中的某些故事（“腳本”）——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的重大事件、挑戰和主題。彼此形成相位的行星，展示了一場按照行星規則與能量進行的對話，T三角配置是一個動態的糢式，把這些能量連接並鎖定。T三角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從某個方面講，它至少包含三顆行星，緊密聯系了多個宮位。如果算上宮主星的話，就有更多領域被牽扯到。所以T三角的影嚮力會在星盤中的許多角落被感應到。
在《當代占星學家手冊》（2007年，Flare出版社）中，蘇·湯普金斯寫道：
這個充滿能量的配置可以主宰整張星圖和生命的主題。T三角通常描述了生活中最緊迫的問題；通過處理T三角帶來的問題，一個人可以延展自己的生命，給這個世界創造重要的貢獻。所以，當你從這些被指點出來的障礙和功課中吸取教訓，T三角就為你提供了個人成長的巨大潛力。
在解釋任何占星配置時，重點考慮的是該糢式所涉及的特定相位（對於T三角來說，是一個對分相和兩個四分相）。這些透露了行星間對話的線索。
對分相：
對分相具有對抗性或分裂性，要求我們對所涉及的行星有覺知，並能平衡它們的能量。理想的情況下，可以對這些相互沖突的部分做整合，或至少讓它們休戰。對分相揭示了主要的關系糢式和主題，當然，我們傾向於使用這兩顆行星“更好的方面”，並將其餘“更困難的方面”投射到其他人身上。除非有分離相位（行星不在預期星座內）（註解1），一般情況下，對分相都是兩極性的（如獅子-水瓶），重要的是要了解這些星座之間的相互作用。
四分相：
T三角中，對分相的兩端行星都與頂點的行星形成四分相。四分相是在我們的發展道路上不斷出現的動態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需要通過努力才能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研究表明，我們最大的生命成就可以由形成四分相的行星特質來描述。四分相最壞的情況是：它們成為我們面臨的最艱難的考驗。有了四分相的存在，人生“沒有痛苦就沒有收獲”，“沒有勇氣就沒有榮燿”。
T三角中最具活力、最引人註目的部分是頂點行星。理解頂點（焦點）所涉及到的行星、星座和宮位等，都是關鍵。事實上，它是解決對分相中持續性沖突的方法。
有些例子中，頂點有兩顆行星，都與對分的行星形成四分相。這兩顆行星並不一定是合相，但這兩個行星的中點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合盤的比較盤中。在行運、推運、主限和次限中形成的這樣的中點，也是非常敏感的（見下面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星圖）。
有些占星家會去關註缺失的第四條腿——在頂點對面的空白處——但我只關註配置中直接涉及到的領域。但話說回來，我還是會考慮頂點的兩極性含義，自然就包含了缺失的第四條腿所涉及的星座。
小貼士
最簡單的理解組合相位的方法，就是把T三角打散了看，就很容易去理解拼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的含義。所以我建議從分析每一顆行星開始。在描述這個（或任何）相位糢式時，以下還有一些有用的要點需要記住：
❶ 尋找占星配置中的行星、星座、元素、糢式、宮位之間的共同點。例如，當T三角在固定星座，圍繞的問題將更刻板、固執、堅決、有阻滯。當T三角在變動星座，這涉及到信息的分配和處理，靈活而極具適應性的解決方法。也有可能在T三角中，一顆行星主宰了其中兩個星座，產生了占據主導地位的一個主題，比如水星對分了雙子座的木星，又都與處女座的火星形成四分相，這形成了一個以水星為標志的T三角。這種“雙重撞擊”往往傳達著星圖中最基本的隱含之義。（譯者註：雙重撞擊(Double Whammies)是著名的占星師史蒂芬·阿若優經常採用的詞匯，它代表的是重複出現被加強的特質。）
❷ 然後是分離占星配置中的每個組合，先是對分相，再是四分相（和其他合相）。在下面的第一個例子中，有這些組合：火星-天王星，月亮-火星，月亮-天王星，火星-冥王星，天王星-冥王星，月亮-冥王星，（如果你願意，還可以考慮每個行星與中天的相位）。一一處理每個組合，思考它們的意義和核心原則，它們是如何行動、反應、互動的？
❸ 尋找一個可以“釋放”的相位——在整個配置外的一個相位（例如，與T三角頂點形成的三分相）。這將顯示一條具有建設性的“出路”，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有助於激勵我們探索這個配置的積極方面，防止過於狹隘的視野，或沉浸在配置本身中。
案例1：潛入情感的深處
第一個例子是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波蘭斯基的T三角顯示了他通過危機、沖突和挑戰（基本星座）而獲得的動態成就。火星在天秤座1宮，對分了7宮的白羊座天王星，體現了一種任性的獨立，反抗與拒絕，需要自我空間，為自由、權利和正義而戰。進一步可以表現為突然的暴力行為，和有爭議的（天王星）性行為（火星）。
這個對分相四分了中天巨蟹座的月冥合相。頂點行星（焦點）需要通過獲得大眾認可（中天）和創造一個強而有力的情感互動（月冥合相在巨蟹座）來得到解決，通過探索深埋的情感、創傷或對外部世界（中天）的迷戀（月冥在巨蟹）。這也暗示了他母親或妻子的一些強有力的��看似不可調和的經历。在《占星相位研究》中，蘇·湯普金斯認為這個相位與“原始感覺”和“深深地陷入感情和關系”有很大關系。
在波蘭斯基制作的電影中，故事情節和他自己的生活事件存在著奇特的相互關聯，我們占星師可以從中看到最生動的T三角。他的電影經常包含黑暗、暴力、性沖突，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充斥著恐怖、謀殺和性醜聞。因為對恐怖電影和鋒利的剃須刀（火星）上癮，他最初的幾部電影有幽閉恐懼癥的場景（月冥四分天王），被稱為“公寓三部曲”。《水中刀》是講一個三角戀的故事， 一個女人總是遭到排斥而導致她殺人，最終瘋掉了。在《羅斯瑪麗的嬰孩》中，女人遭到背叛，被人操控懷上了惡魔的孩子（月冥巨蟹）。波蘭斯基繼續在《麥克白》中重複月冥的主題（麥克白夫人必定是展現月冥糢式的最古老的文學之一），以及《唐人街》，一名私家偵探被卷入了一個迷局，充滿了各種欺騙和謀殺、亂倫和腐敗，而這一切都與城市供水有關。
綜合來看，巨蟹座的月冥合相，火星和天王星的對分相，是他私生活中最戲劇化的主題。他的母親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年輕的羅曼逃到波蘭開始新的生活。很多年後，他的妻子莎朗·塔特懷孕八個月時，被曼森的追隨者殘忍地殺害，一名成員把刀插入她的身體（包括她的子宮——月冥巨蟹），捅了16刀。塔特的上升是巨蟹21°，與木星離得很近；木星就在巨蟹18°，與波蘭斯基T三角的頂點合相。（譯者註：查爾斯·曼森（Charles Milles Manson），出生於1934年11月12日，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美國著名類公社組織“曼森家族”的領導人，被稱為“最危險的殺手”，因謀殺女星莎朗·塔特等人和超市東主拉比安卡夫婦（LaBianca）而被判入獄。其實曼森的罪行遠不止這些。曼森更大的傳奇是在他80歲的時候，也就是2013年底，與仰慕他的25歲美女阿弗頓·伯頓墜入愛河，兩人在獄中舉辦婚禮，引發輿論軒然大波。）
1977年3月10日（行運的冥王星靠近羅曼的上升），羅曼·波蘭斯基與一個13歲的女孩發生性關系（Samantha Geimer，1963年3月31日出生）導致六項下藥和強姦未成年罪。認罪後，波蘭斯基於1978年2月1日逃到歐洲，這是宣判的前一天。（不能回家的感覺就像天王星四分���巨蟹���的月冥合相）。他一直是一個逃亡者（火天對分），直到2009年9月26日，他在美國當局的要求下在瑞士被捕。他後來被釋放，並於2010年7月12日被瑞士宣布為“自由人”，這一切正好發生在巨蟹座19度日食的第二天。日食正好精準地與他的中天合相，他拋開了舊的糢式，開始了新的生命周期。
天秤座真正的精華
作為交戰雙方的調停者，天秤座懂得外交談判和仲裁的藝術。但是天秤座知道妥協的作用是被高估的：沒有人能從妥協中得到他們真正想要的。吉米·卡特的太陽和上升都在天秤座，他曾經說過，“除非雙方都能贏得勝利，否則沒有協議可以是永久的”。天秤座通過完全接受對方的需要而尋求一致。起初，它試圖通過最低的底線來滿足這些需求——溫和、合理的說服力、魅力（天秤座就這樣讓你進入了地獄，而你卻認為那是一場你真正期待的旅行）。但是，當面對頑固的障礙或僵局時，天秤座會把自己變成一個戴著漂亮手套的鐵拳，掀起一場戰爭。
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出生星圖上，太陽和水星合相在天秤座，火星也在這個星座。盡管她的名言“本夫人決不回頭”飽含著強硬剛烈的土星落在上升天蠍的特質，但她的許多言論都傳遞出天秤座的本質：“我非常地有耐心，只要我能用自己的方式走到最後”，“我不介意我的部長們談了什麼，只要照我說的做就行”。政治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說：“她有一個優勢，就是她雖然常常冒犯別人，但她的冒犯幾乎不影嚮自己。”
1979年5月4日，撒切爾唐寧街首相府時（這個時間的星圖恰好體現了下列詩句的意思），這位天秤座人轉述了另一位天秤座人“亞西西的聖方濟各”的名言：（譯者註：St 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天主教方濟各會和方濟女修會的創始人。他是動物、商人、天主教教會運動以及自然環境的守護聖人。傳說在他身上印下了耶穌受難時所承受的五傷(即雙手雙腳與左脅)，用以感化罪人的硬心，使之痛改前愆而得救恩。聖方濟各的聖痕也是至今為止羅馬教廷唯一官方承認的聖痕。）
哪里有紛爭，我們就可以帶來和諧。
哪里有錯誤，我們就可以帶來真理。
哪里有懷疑，我們就可以帶來信心。
哪里有絕望，我們就可以帶來希望。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那天的天空中，水星與火星合相在白羊座，都與天秤座的冥王星形成對分相。在接下來的十一年里，撒切爾與阿根廷開戰，並與礦工、工會、愛爾蘭共和軍，以及無數她自己的內閣成員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天秤座的人試圖用調停解決問題，期望行動的過程是無爭的，但這個星座通常總位於沖突的最核心位置。那些最需要天秤座的地方，也是它變得最有效率的地方。
宣講這些祈禱詞的時間，上升點正好位於處女座29°。撒切爾結束了工黨多年來對政府的負面領導：沖突和罷工，“不滿的冬天”，工會的束縛使整個國家陷入停頓。當她完成禱告並進入唐寧街10號時，天秤座（她的太陽星座）正在上升點升起。撒切爾認為當時的國家是分裂的。她所設想的是一個共同努力的新時代，恢複國家穩定、公正和國家自豪感（木星在獅子座，1801年1月1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成立的星圖上，木星也是在這個位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撒切爾所頒布的人頭稅讓大眾感到不公平，最終“幹掉了”她的政治生涯。（譯者註：人頭稅曾被用來當作投票資格，主要目的是排除非英國後裔白人的投票權。）
當然，天秤座的另一方面是它那優柔寡斷的名聲。我所了解到的趣聞是，對於重大的政治決策，撒切爾常常會為了自己是否“做了正確的選擇”而感到糾結。因此她會鼓勵她的顧問們從各個方面爭辯，直到她自己產生堅定的確信。從那之後，她就很少表現出懷疑和猶豫。占星家理查德·斯瓦頓（Richard Swatton）在《從符號到物質：訓練占星的直覺》（Flare出版社，2012）中，揭示了天秤座人決策焦慮背後的深層動因：
天秤座所擔心的事，不僅是一種對公正的誇張需求，而是根據神話，他們著迷於神聖的審判、內疚、真理、生和死。在死亡的大廳，瑪特用代表真理的天秤掂量死者的心，以此衡量這個生命活著時的價值。（Maat，譯者註：古埃及神話中的正義、真理、秩序之神）因此在更深的層次上，天秤座著名的猶豫不決根源於對宇宙審判的恐懼——這也是為什麼土星入旺在天秤座的一條線索。
案例2：懷著信念的政治家
這很清晰地引導我們去看撒切爾星圖中的T三角。土星在天蠍座上升，已經被占星師們描述了許多（諸如“鐵娘子”、“決不回頭”）。慢慢攀升的獅子座月亮與丘吉爾的月亮只差了不到一度，並會合了海王星（撒切爾被譽為跋扈的“阿提拉母雞”，她把她的部長們提在手中，逼迫他們作出自己想要的決議，以此恢複英國在維��利亞時代的“盛世輝煌”）。甚至有人對她第一宮的金星所呈現的個人魅力發表了一些評論（“外表穿得像女性，實際追求肌肉和男權”）。撒切爾金星在第一宮、上升天蠍，對於這一組合，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描述也許是最恰當的，他說她有“瑪麗蓮夢露的嘴和卡利古拉的眼睛”。（譯者註：卡利古拉Caligula，古羅馬帝國第三個皇帝，暴君，在位很短時間，29歲時就被刺殺。）
但在撒切爾的星圖中有一個強大的T三角：木星和冥王星形成對分相，四分了都位於天秤座的火星和太陽。頂點恰好是日火兩顆行星的中點，在14度。我不認為太陽和火星是合相的（已經超過了10°的容許度），但這兩顆行星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扮演了在T三角中重要的角色。通過與木冥對分相的連接，撒切爾表現出了貫穿整個職業生涯的潛能，特別是當行運的行星依次擊中了天秤座的火星（9°）、頂點與日火中點（14°）、太陽（19°）。
我發現黃道十二宮基本星座的中間度數（比方說14°到16°）與完成事情與滿足需求有關，也與解決沖突、挑戰和阻礙有關。星盤上的四個基本星座都是好鬥的、對抗的區域。撒切爾因為她的T三角，她的偉大一直被推崇和贊揚（太陽，木星），而她的暴行也一直被詆毀和憎惡，人們使用了通常只有描繪暴君的惡毒之詞來描繪她（火星、冥王星）。她的T三角揭示了一個女性巨大的能量，持久的耐力，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看似天下無敵的氣勢（帶著激烈的、有些傲慢的，認為她自己就是對的確定性）。撒切爾的星圖雖然不是一個具有革命性的星圖（固定星座不喜歡變化，而天秤座又是傳統的），但她是一個強有力的掀起變革運動的人。
木星對分冥王星的能量，可以從許多她的堅定觀點和強硬政策中體現出來。隨著全球市場自由化、私有化和雅皮士消費階層的產生，她與里根結盟反對被他們稱為“邪惡帝國”的蘇聯，決定把個人企業從控制狀態中解放出來，她被看成是一個完成任務不知變通的堅定的“信念政治家”。
在政治領導人的星圖上，木星象徵任職期間的擴展（和擴張）。撒切爾的星圖中，二宮落在摩羯座，與冥王星相對，這個配置使得撒切爾把精力聚焦在經濟的振興上，鼓勵企業家擁有自己的股票、購買政府公房（正好是石頭包裹的摩羯座的象徵——這個舉措在當時是一種流行的方法！）、掀起信用和（超）借貸熱潮，破壞福利國家的待遇（最初是基於機會平等的天秤座原則和財富的公平分配），和英國工業的“私有化”。
這個對分相說明了她從礦工那里面臨的考驗（木-冥與採礦和勘探有關），以及貿易協會、馬島戰爭，試圖對愛爾蘭共和軍的陰謀暗殺（木星與巨蟹座的冥王星對分，暗示了宗教和愛國的極端主義）。（譯者註：馬島戰爭發生於1982年3月到6月，英國和阿根廷為爭奪福克蘭群島的主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英軍最終奪回了馬島的控制權。阿根廷的戰敗導致了更大規糢的反政府運動，最後導致軍政府的倒台。對於英國來說，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橫掃全國，加強了以首相撒切爾夫人為首的政府權威。）
她的影子政府的工作也帶有木冥的傾向：養老金、國民保險、財政部、燃料和電力、運輸和教育。她的白皮書《 教育：框架擴展》發表於1972年12月6日，在她的本命木星返回摩羯座後的兩周。木星循環了一個周期之後，她的政府私有化了英國電信，這是她出售國有公司的第一個大手筆。
撒切爾夫人星圖中重要的天秤座度數（9°，14°和19°）的行運，將成為她政治生命的重要關鍵期：
✔ 9°-土星合本命火星，她在達特福德（Dartford）連續第二次選舉失敗（1951年10月25日）。
✔ 14°-土星停留在天秤14°座，她在1952年初辭去了達特福德的候選人資格。一個土星周期之後，阿根廷認輸，馬島戰爭結束。
✔ 9°-當天王星在1971年6月中旬到達天秤座9°時，撒切爾結束對學校提供免費牛奶，這一政策遭到公眾的極大反對（她被稱為“牛奶掠奪者”）。
✔ 14°-當天王星到達天秤座14°，並朝向她的太陽前進時，發生了幾件對撒切爾政治意義重大的事件：1971年10月，議會投票贊成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EC）。不久之後，發生了礦工罷工，血腥的星期日——這加劇了對愛爾蘭共和軍的敵意——失業人數超過一百萬（之後逐漸上升至300萬，自1930年以來首次超過三百萬）。
✔ 9°-當冥王星撞擊到天秤座9°時，撒切爾與愛德華·希思（金星在巨蟹7°、太陽在17°、土星在19°）爭奪保守黨領袖，最終贏得了勝利。里根當選美國總統（他校正後的中天在天秤座12°），1980年12月的木星與土星合相在天秤座9°，預示著一個十年的強權時代，富人的擴張，和“撒切爾主義”。
✔ 14°-當海王星在1990到達摩羯座14°時，撒切爾面臨著領導權的各種挑戰，包括她對歐元和保守黨人頭稅的態度遭到了很多批評。這削弱了她的地位（海王星），導致她於1991年11月辭職。尼格爾·勞森（Nigel Lawson） 於1989年10月26日下午6點在威敏斯特辭職（海王星在摩羯座9°，對分巨蟹座10°的木星），這一事件直接觸發了她的垮台。在勞森辭職時，冥王星在天蠍座14°，正與撒切爾的土星上升合相。（譯者註：尼格爾·勞森是撒切爾���政時的英國財政大臣。）
比較盤——一些例子
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撒切爾和她的這位工黨對手保持了七年的對立，尼爾中天在白羊座18°。另一個對手，亞瑟·斯卡吉爾（Arthur Scargill），金星在摩羯座15°。
她的繼任者，約翰·梅傑（John Major），木星在巨蟹座15度（很可能在下降點位置）。托尼·布萊爾，在新工黨保持了活生生的撒切爾主義，他的金星在白羊座15°，四分了巨蟹座15°的天王星。現代保守黨之父，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土星在天秤座15°。現任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太陽在天秤座15°。
上世紀80年代在撒切爾的“溶酸式統治”下，最有名的兩個撒切爾的扮演者是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首相的個人最愛）和史蒂夫·納倫（Steve Nallon）。她們兩個人尖酸刻薄的形象，經常出現在電視台的諷刺木偶劇《一糢一樣》（Spitting Image）中 。布朗的中天在天秤座15°、金星在摩羯座15°。撒切爾成為首相的時候，她的新事業被激發了起來（行運的冥王星經過了布朗的中天）。納倫的中天在摩羯14°（土星在摩羯16°，合相中天，對分了巨蟹座16°的火星），他所扮演的首相不及他的同行對手那麼親切優雅。撒切爾辭職時，行運的海王星經過納倫的中天，徹底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他和曾經的首相一下子變成了多餘。
撒切爾的肖像：
1）珍妮特·布朗， 2）史蒂夫·納倫， 3）梅麗爾·斯特里普
梅麗爾·斯特里普在2011年的電影《鐵娘子》中扮演了撒切爾。斯特里普的月亮在金牛座14°（合了撒切爾的下降點），下中天在天秤座18°（合了撒切爾的太陽）。這部電影聚焦於她下台之後的家庭生活——影片花了很多時間描寫一個迷茫而困惑的前領導人，只能靠和亡夫聊天來面對生活困境。電影還常常用快速的畫面回放撒切爾過去的政治生涯，展示她的勝利、政治鬥爭和工作原則（斯特里普的土星在處女座1°，靠近撒切爾的中天）。當電影在2011年12月30日（美國）和2012年1月6日（英國）上映時，斯特里普的太陽弧冥王星在天秤座14°、月亮在巨蟹座14°。
在撒切爾的每個重大戰役中——有的是巨人式的權力鬥爭（木冥四分天秤座的太陽和火星）——她的任務都是恢複公正和民主（天秤座），捍衛“以我們的方式生活的根本價值與自由”，並恢複英國的“盛世輝煌”。工會權力的瓦解（T三角的頂點，天秤座火星落在第11宮），社會主義的邊緣化和英國經濟衰退形勢的逆轉，是她的重要戰役。她認為自己是這場十字軍東徵（火星）中形同虛設的的傀儡（太陽），但她的許多政策和決定都發揮了實際很大的功效，造成了很多不平等和不公正。
在撒切爾出生時，太陽和火星在福克蘭群島升起���就是這個地方讓她的領導權聲名鵲起，鋼鐵般的意志、力量和統治（太陽，火星）。1982年6月14日英國贏得了馬島戰爭，土星停留在天秤座15°。4月2日宣戰時，火星在天秤座9°，土星在天秤座19°。
木星對分冥王星也暗示她丈夫賺了很多錢——首先是他的防腐劑公司，然後他把這家公司賣給了石油公司又大賺一筆（油經常與冥王星有關）——以及在種族隔離制度下與南非的國際業務關系，並獲得支持。正是丈夫丹尼斯（金星在白羊座15°）的經濟支持，使撒切爾得以成為一名律師，丈夫也是她在議會步步攀升的基石。這對夫婦初次相識在1949年2月，行運土星在她的中天，行運海王星在她的天秤座14°——幾個星期後，她被選為達特福德地區保守黨候選人。他們於1951年12月13日結婚，當時行運土星在天秤座13°。
因為火星在天秤座，撒切爾對辯論從來都不感興趣，但她確實在��論中茁壯成長。火星在天秤座，最珍視的是自己的民主理想、平等機會，以及崇尚自由的社會和經濟形態。不像火星在自己的星座那里所表現出來的魯莽，火星在天秤座具有堅定的通過邏輯辯論解決問題的決心，擁有聰明好鬥的架勢，巧妙的說服力和決策背後隱藏的強有力的理由（風向）：
每一個決策的底層都有很多元素，或正確或錯誤…這解釋了撒切爾為什麼如此冥頑不靈…缺乏想象力或缺乏對辯論的真正興趣。（佩妮·朱諾，《瑪格麗特·撒切爾：妻子、母親、政治家》，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1983。）
T三角就像一台壓力鍋：底下有一團龐大的張力需要被釋放，這是來自我們內在某個充滿矛盾的部分所產生的壓力。T三角通常是多種能量和急躁的來源，它們期待被解決，期待行動力，期待放電。有時我們會進入麻痹狀態，因為我們意識到了這些事情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恐懼其產生的影嚮。
我們的性格和生命故事中最突出和最令人難忘的部分，可以在T三角中找到。如果我們不了解（或者過分強調）這些配置具有巨大的潛力和轉化可能性，就會不斷積累弄巧成拙、令人沮喪的“障礙”。
星圖信息和來源：
托尼·布萊爾：1953年5月6日06:10，GDT(-1)，蘇格蘭愛丁堡（55N57, 3W13）。來源：出生證明，卡羅琳·傑拉德（占星師）。信用級別：AA。
珍妮特·布朗：1923年12月14日07:45，GMT（+0），蘇格蘭Rutherglen（55N50, 4W12）。來源：出生證明，卡羅琳·傑拉德（占星師）。信用級別：AA。
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07:00，CST（+6），美國喬治亞州Plains（32N03, 84W24）。來源：出生證明，卡羅琳·傑拉德（占星師）。占星學會期刊（CAO Times）出於商業原因把時間（通常是CST）調整到EST（-5）。兩個時間都是天秤座上升。信用級別：AA。
本傑明·迪斯雷利：1804年12月21日05:30，LMT（+0），英國倫敦（51N30, 0W10）。來源：塞·斯克菲爾德（占星師）引自自傳《本傑明·迪斯雷利的生活——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威廉·弗拉維爾·莫尼彭尼和喬治·厄爾·巴克爾撰寫（Russell & Russell出版, 1968），第22頁。信用級別：B。
愛德華·希斯：1916年7月9日晚上，GDT（-1），英國Broadstairs（51N22, 1E26）。來源：塞·斯克菲爾德（占星師）引自喬治·赫欽森（George Hutchinson）所寫的自傳《愛德華·希斯》（朗文出版社，1970），第3頁“在夏夜的晚上”。信用級別：C。
尼爾·基諾克：1942年3月28日14:00，GDT（-1），英國威爾士Tredegar（51N47, 3W16）。來源：大衛·費雪（占星師）引自拉塞爾·格蘭特（占星師），拉塞爾從基諾克的姑媽那里得到這一出生信息。信用級別：A。
約翰·梅傑：1943年3月29日02:00-04:30之間，GDT（-1），英國倫敦Carshalton（51N22, 0W10）。來源：弗蘭克·克利福德引自出生證明。拉塞爾·格蘭特（占星師）的時間來自梅傑本人。信用級別：C。
史蒂夫·納倫：1960年12月8日14:00，GMT（+0），英國Leeds（53N50, 1W35）。來源：時間是史蒂夫的姑媽告訴弗蘭克·克利福德的。信用級別：A。
羅曼·波蘭斯基：1933年8月18日10:30，GDT(-1),法國巴黎（48N52, 2E20）。來源：呂克·德·馬爾（占星師）獲得的出生記錄，引自提格（Taeger）的書《占星百科辭典》。信用級別：AA。
羅納德·里根：1911年2月6日早晨，CST（+6），美國伊利諾伊州Tampico（41N38, 89W47）。來源：有好幾個出處都確認了此出生時間和地點。瓊安·奎格利是南希·里根的占星師，把時間校正為03:43。信用級別：C。
亞瑟·斯卡吉爾：1938年1月11日14:00，GMT（+0），英國Barnsley（53N34, 1W28）。來源：大衛·費雪引自理查德·盧埃林（著名占星師）從NUW獲得的出生信息。信用級別：A。
梅麗爾·斯特里普：1949年6月22日08:05，EDT（+4），美國新澤西州Summit（40N44, 74W22）。來源：艾德·施泰因布雷歇爾（占星師）的出生記錄檔案。信用級別：AA。
丹尼斯·撒切爾：1915年5月10日，英國倫敦Lewisham（51N27, 0W01）。來源：自傳《在父親的胸牆下》，由女兒卡羅爾·撒切爾撰寫（Chivers出版社，1997），第30頁（丹尼斯·撒切爾）。信用級別：X。
瑪格麗特·撒切爾：1925年10月13日09:00，GMT（+0），英國Grantham（52N55, 00W39）。來源：她的第一私人助理告訴了查爾斯·哈維（著名占星師）。信用級別：A。
撒切爾引用“亞西西”的時間：1979年5月4日16:09，GDT（-1），英國威敏思特（51N30, 0W09）。來源：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存檔，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78。給的時間是16:08。演講中引用這句話，說了1分鐘。信用級別：A。
註釋和參考：
➀ 分離相位（比如T三角的兩條腿都在同一形態的星座中，但第三腿是在另一形態的星座中），這種情況仍然很重要，只是沒有像落在預期星座的常規T三角那樣大篇幅地描述和強調。
（譯者註：大部分的對分相，因為所在的星座都是主動星座或者都是被動星座（比如白羊和天秤，巨蟹和摩羯），因此，他們的極性是相同的。但是偶爾會產生例外的情況，對分相的兩顆行星分別落在主動星座和被動星座，被稱為分離的對分相。分離對分相比起普通的對分相，會對盤主在對分相的相關領域里產生更大的挑戰和矛盾，如果盤主需要克服障礙，則需要花費更大的努力和精力去平衡雙方的關系。）
➁ 見網站
www.guardian.co.uk/politics/1989/oct/27/past.christopherhu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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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傢:東北為什麼成瞭我們回不去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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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封面]東北，為什麼成瞭我們回不去的故鄉？
封面
從工業搖籃到暮光之城，東北的上空依然風雲湧動。等待這個老工業基地的，是又一個十年經濟保衛戰。
文_本刊記者 嚴凱 編輯_尹一傑 攝影_鄧攀
這裡曾是沒落的俄羅斯貴族、潰敗的哥薩克騎兵、流離的猶太人心目中的“天堂”。數百年的時間裡，這片原始荒原風雲變幻，承載著史詩般的傳奇。
新中國成立後，這片土地在戰後的廢墟上重新蘇醒，並寄托著一個國傢無與倫比的期待。在中國工業發展史的歷史軌跡上，東北老工業基地作為共和國長子，完成瞭近乎一個甲子的歷史使命。
但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
這片面積接近15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在創造瞭人類史上諸多望塵莫及的奇跡後陷入沉鬱，曾經高歌猛進、熱火朝天的記憶日漸淡去。佇立在這裡的老工廠泛起銹跡，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也開始告別昔日引以為豪的榮耀，變得困惑、迷茫，甚至恐懼。
人類進入新千年時，“振興東北”再度以沖鋒號的聲音在這裡吹響。這是新時期下，屬於這裡的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這場戰役換回瞭這片土地的黃金十年。
但市場經濟的輪盤永無休止地轉動，歷史仿佛正在重演。
2015年倒數第二天，決策層一紙《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幹意見》審議通過，文件要求未來十年，東北地區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性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等待這個老工業基地的，是又一個十年經濟保衛戰。
中捷友誼廠始建於1933年，一部分為日本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東北解放後，更名為東北機器五廠，1953年再次更名為沈陽第二機床廠
半個世紀的榮辱與興衰，這片關東之地還將走向何方？在國內��體經濟迷霧重重時，我們重新踏上這片土地，走訪瞭一批建國初期位列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的老國企和東三省的標桿企業，試圖探尋新一輪振興運動背後，這些歷經風雲的公司有著怎樣的陳痛與苦衷，以及尚難預測的未來。
在工業浪潮沉浮下，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他們更希冀在歷史的輪回與前行之路上，不再迷失。
東北告急
在哈電集團位於三大動力路附近的傢屬區內，我們見到瞭哈電集團退休老職工陳馳玉。去年年底，年近70歲的陳馳玉剛被哈電集團解聘。
哈電集團全稱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由國傢“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建設項目中的6項沿革發展而來。其主要成員企業包括哈爾濱電機廠、哈爾濱鍋爐廠、哈爾濱汽輪機廠、阿城繼電器廠等。其中，前三大廠又被稱為哈爾濱“三大動力廠”，一條馬路從中穿過，也由此被命名為“三大動力路”。
中捷友誼廠的職工宿舍樓依然存在，而當年的工廠已被遠處的高樓大廈所取代
陳馳玉1970年進入當時的哈爾濱電機廠，至今已45年。事實上，陳馳玉早到瞭退休年齡，因其工程師身份，公司隨後又將其返聘入廠。
近兩年來，哈電集團經營陷入瞭困境，業績大幅下滑。資料顯示，2014年哈電集團實現營業收入265億元，虧損近2億元。哈電集團旗下上市子公司佳電股份（000922.SZ）2015年虧損額達到4.47億元，同比下降瞭驚人的8009.96%。
陳馳玉說，哈電集團去年的虧損額繼續加大，“為瞭縮減成本，減少開支，跟我一樣之前退休被返聘的一律解聘。”
同樣陷入困境的還有位於齊齊哈爾市的中國一重（601106.SH），該公司預計2015年將虧損17.5億元，上年同期業績為盈利2568萬元。
中國一重前身為第一重型機器廠，始建於1954年，是目前中央管理的涉及國傢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53戶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之一。
去年8月3日，中國一重董事長吳生富“突然去世”，此後被證實為自殺身亡。
吳生富出生於1964年，去世時51歲。1988年，吳生富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一重，到去年27年。吳生富去世前不久，中紀委已進駐中國一重進行巡視，因此外界猜測吳生富可能因為在巡視過程中被發現經濟問題故而自殺。
但一位熟識吳生富的人士對《中國企業傢》記者說，吳生富自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公司陷入瞭虧損的困境。個中苦楚，外人無從得知。
“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們還聊過，��對於中國一重在他的帶領下陷入現在的困境感到十分焦慮，而且他還說未來看不到前景。”上述人士說。
去年底，陳馳玉應邀前往齊齊哈爾進行技術交流。他去瞭包括中國一重、齊齊哈爾鐵路車輛集團在內的多傢企業，“我發現那裡的企業也都不行瞭，一重就不說瞭，由於國內運力過剩，齊齊哈爾車輛也處境艱難。”
國內重工產業一片哀鴻。在東北工業重鎮遼寧省沈陽市，位於經濟開發區開發大路兩側大型重工企業幾乎無一能幸免。沈陽機床車間工人楊師傅說，現在他所在的事業部還有活幹，但有些事業部可能幹一天休息兩天。
楊師傅所工作的沈陽機床集團是沈陽市重點扶持的大型工業企業。該公司於1995年12月通過對沈陽原四大機床廠——沈陽第一機床廠、沈陽第二機床廠（中捷友誼廠）、遼寧精密儀器廠等資產重組而組建。其中，沈陽第一機床廠和第二機床廠均位列國傢“一五”計劃期間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中。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沈機床是中國機床行業的‘搖籃’。”沈陽機床集團董事長關錫友接受���中國企業傢》獨傢專訪時說。
在我們此次東北之行的采訪過程中，關錫友是為數不多敢於直面媒體的國企高管。而緊鄰沈機床而立的沈陽鼓風機集團和北方重工集團則選擇沉默。
上世紀50年代以來，沈機床、沈鼓、北方重工一直被認為是沈陽市的三張名片，在中國工業史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們的興衰，影響著這個城市的興衰。
但近年來，沈機床、沈鼓、北方重工的業績下滑嚴重。今年1月29日，沈陽機床（000410.SZ）發佈業績預虧公告，預計2015年將虧損5.5億-6.5億元，而上年同期則實現盈利2557.85萬元。
沈鼓的情況亦不樂觀，這傢始建於1934年的老廠曾是全國第一個風機專業制造廠。2015年，在申請IPO的過程中，沈鼓集團被質疑虛增收入，十億營收“不翼而飛”。一位在沈鼓工作的工人說，從去年開始，沈鼓的情況持續惡化，有些車間已處於半停產狀態。
根據沈鼓申請IPO的資料顯示，2013年該公司凈利潤由2011年的2.98億元下滑至1.18億元，2014年上半年的凈利潤僅有0.3億元。截至目前，沈鼓並未公佈近期的營收狀況，亦拒絕瞭本刊記者的采訪要求。
作為工業之城，因核心企業業績衰弱造成的影響立竿見影。《中國企業傢》記者獲得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1-11月，沈陽市工業增加值下跌3%，工業用電量下降7%，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465億，下降25%。
低迷的產業背景如同瘟疫。
在數百公裡外的吉林省松原市，作為當地一名基層幹部，李超直觀地感受到，近兩年來自己的生活發生著顯著變化，“單位的各種待遇大幅縮減。”
松原市位於吉林省中西部，地處哈爾濱、長春、大慶三角地帶，松嫩平原南端，曾與包頭、呼和浩特、鄂爾多斯一起被稱為“中國北方經濟增長四小龍”。
但最近幾年，松原市的財政收入增長乏力。2014年，松原市公共預算地方級財政收入為62.5億元，同比增長僅0.8%。按照李超的說法，2015年的情況更加糟糕，僅完成瞭上一年的60%-70%。
這主要歸咎於吉林油田效益下滑。2000-2015年，吉林油田累計實現收入3370億元、利潤651億元、稅費838億元，是當地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李超的父輩都在吉林油田工作。但李超並沒有進入油田，而是選擇在畢業後考取公務員，成為一名基層幹部。
見到李超時，他正準備下鄉。他的很多工作都圍繞農村進行，下鄉是傢常便飯。“現在經濟這麼差，安撫工作變得更重要。”
李超介紹，吉林油田的采油成本在50美元/桶左右，按照目前的國際油價肯定虧損，“前不久一噸油的價格才賣到1100元。”
吉林油田擁有10萬職工及傢屬，這迫使它無法通過停產來減少虧損。而另一個不能停產的理由是跟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
“這裡離大慶油田很近，這一帶是一個盆地，而大慶油田處在盆地的最底部，吉林油田地處盆地兩側位置，如果油不開采，會慢慢流向大慶。”李超說。
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間，東北三省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翻瞭兩番多，年均增速達12.7%，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為10.7%。這十年間，東三省再度成為中國工業的代名詞
由於效益不好，目前吉林油田內部已做出瞭讓職工提前退休的規定，內定女職工45歲退休，男職工50歲退休，退休後僅有基本工資，一個月2000塊錢左右。
距離松原市車程兩個小時的吉林省會長春境況同樣糟糕。2015年1-11月，長春工業總產值突然下降瞭11.5%。上一年，長春的工業總產值實現瞭6.7%的增長，2013年的增長率則是10.7%。
事實上，不僅在哈爾濱、沈陽、松原、長春，整個東北都在急速下墜。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吉林、黑龍江、遼寧的GDP增速分別為6.5%、5.7%、3%，遠低於全國平均增速。
而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方面，去年全國有46個地級市出現瞭負增長。其中，來自東北三省的19個地級市已連續兩年負增長，而雙鴨山市、七臺河市、白山市、鐵嶺市則是連續三年負增長。
“這一切仿佛回到瞭90年代。”當地人說。
灰色記憶
面對慘淡境況，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此前舉行的東北三省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感慨，“我在東北工作過，算是半個東北人，講話也就不客氣，你們的數據的確讓我感到‘揪心’。”
這並不是東北三省第一次讓總理“揪心”，上一次正是發生在楊師傅所說的90年代。楊師傅當時所工作的沈陽第三機床廠便是在那時倒閉。
“那時候不是倒閉瞭多少企業，而是幾乎都倒閉瞭。”
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梁啟東說，那時候的東北面臨著礦產資源枯竭、工業結構失衡、企業步履艱難、效益嚴重下滑、接續產業匱乏等多重問題，當時被外界稱之為“東北現象”。
“東北現象”的發生要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後。彼時，鄧小平南下所掀起的市場經濟改革風頭正勁，南方諸省沐浴春風時，東北地區依然籠罩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
在價格方面，當時國傢實行雙軌制。一方面，商品市場化在南方大規模發展，另一方面，東北的石油、煤炭、鋼鐵仍在按計劃調撥全國，價格仍由國傢指定。很長一段時間，大慶原油價格每噸僅為200多元，而同期一噸醬油的價格都已達到近300元。直到1996年，鞍鋼所產的95%以上鋼鐵的價格仍按計劃執行，比市場價低2000多元。
那時李超的父母所在煉油廠與吉林油田分開獨立運營。這個煉油廠叫松原前郭煉油廠。該煉油廠於2008年被關停並劃入吉林油田公司管理，一兩萬人被重新分配瞭崗位。
父母同在吉林油田的姚成回憶稱，80年代末，是煉油廠效益最好的時候，也是職工待遇最好的階段，“逢年過節，廠裡都會發大米、白面等福利，那些往車後備箱一箱箱裝蘋果的，都是石油系統的職工或傢屬。”姚成說。
同樣作為資源型城市，“煤都”撫順和阜新境況更差。早在80年代，阜新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這座資源城市緊緊圍繞煤炭而轉，但當資源開始枯竭時，卻又缺乏接續產業。在鼎盛時期，礦區職工占到瞭城市職工總數的31%，礦區人口占市區人口的60%。到2002年，當時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阜新海州礦因資源枯竭申請破產。
海州礦破產的這一年，撫順的原煤年產量也由1400萬噸銳減到600萬噸。全市152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有47戶停產，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面達62.25%。
作為東北工業重鎮，沈陽鐵西區無疑是“東北現象”的重災區。
時至今日，張志賢對當年的情形記憶深刻。張志賢是中捷友誼廠的退休職工，他在1965年進入中捷友誼廠，那一年他剛好20歲，一直到2007年退休。
中捷友誼廠始建於1933年，一部分為日本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東北解放後，更名為東北機器五廠，1953年再次更名為沈陽第二機床廠。1960年，為慶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15周年，更名為中捷人民友誼廠。80年代，“文革”結束，“人民”二字被去掉，改名中捷友誼廠，沿用至1995年。
這一年，中捷友誼廠與沈陽第一機床廠、沈陽第三機床廠共同組建沈陽機床股份有限公司，以備日後上市。當時該廠已被重組，部分優質資產被置入到新公司，不良資產則繼續留在瞭中捷廠裡。
1997年，關錫友調任中捷友誼廠廠長。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問財務有多少錢，得到的答案是22個賬號加起來不到5000塊錢。
關錫友回憶稱，1996-1997是中捷廠最困難的一段時間，當時大傢都認為中捷廠必死無疑。
“當時領導找我談話，說反正不行瞭，就死馬當活馬醫，能整好，說明你小子有本事，整不好，就當是鍛煉瞭。”關錫友回憶說。
在張志賢的記憶中，中捷廠在1996-1997年開始走下坡路，“那時候廠裡留不住人，一些大學生來到廠裡，呆不瞭兩天就回去瞭，機床也賣不出去。”
在一個名為《振興東北》的紀錄片中，原沈陽重型機械集團董事長王鐵峰說，那時企業債務繁重，金融債務+經營債務+企業內債達到十四五億，職工工資債務一億多，1997-2001年，職工基本不能正常開工資，最困難的年頭每月僅開200元。
1996年，楊師傅所在的機床三廠被迫破產。同一年破產的還有沈陽拖拉機廠。
當年秋天，沈陽拖拉機廠開瞭一次破產大會，在大會上，每個來參加會議的債主都領到瞭一個材料袋，裡面有一份法院判決書和一根香腸，香腸就是他們的午餐。很多債主在拿到判決書時當場痛哭流涕，幾十萬的債務成為虛無。
梁啟東也是90年代東北最困難時期的見證者。那時他在社科院機關上班，盡管未受波及，但記憶深刻。
“那時候整個東北都是灰調調的，天是灰色的，人的臉色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整個城市也是灰色的，記憶也是灰色的。”梁啟東說，“那時候不是倒閉瞭多少企業，而是幾乎都倒閉瞭。”
調整陰影
企業倒閉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大量工人下崗、職工長期待業放假以及長時間拖欠工資。
和許多位於北二路的國營工廠一樣，中捷友誼廠也難逃工人下崗的厄運。所幸的是，由於張志賢當時在廠內的核心部門（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直接隸屬於當時的一機部，屬於二類研究所，因此這次下崗潮並沒有波及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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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王兵導演的紀錄片《鐵西區》第二部《艷粉街》裡，記錄瞭那個年代鐵西區下崗工人的生活狀況。艷粉街位於鐵西區南部，北起沈遼中路，南至艷粉渠，長1800米，1955年始建，1989年更名為艷粉街，曾經國營工廠紮堆。
如今，在中國工業博物館中的鐵西館裡，展示瞭一張《2002年鐵西國有企業冗員情況典型案例》的圖表。其中顯示，包括沈陽橋梁廠、沈陽鑄造廠、沈陽標準間制造總廠在內的企業當年均處於半停產狀態。其中沈陽橋梁廠當時的在崗人數為50人，放假人數達到2350人。
而沈陽鼓風機廠這樣的巨頭在當時盡管正常生產，但依然有595人放假。沈陽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的在崗人數為4534人，而放假人數亦達到瞭4085人，還有6587名離退休職工，總計人數為15206人。
楊師傅說，即便那時候沒有下崗，工廠也發不出工資。1996年，沈陽第三機床廠由於經營困難倒閉，楊師傅之後被安排到新的車間。“但那時候也是好幾個月沒有工資。”
在中國工業博物館內展示的《2001年鐵西國有及集體企業資產負債情況典型案例》的圖表中，10個案例近半數企業凈資產為負數，其中沈陽鑄造廠的凈資產為-1.5億元。拖欠工資方面更是傢常便飯，其中最為嚴重的是沈陽變速機器廠和沈陽鑄造廠，拖欠在職職工工資月數分別達到驚人的90個月和61個月。
除瞭鐵西區，下崗潮席卷瞭整個東北。到2002年，撫順的19.5萬名集體職工中有14.3萬人離崗。
正是源於上世紀90年代的下崗潮，如今東北經濟再陷困境，曾經一代人的恐懼也再次被喚醒。
來自國傢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指出，2015年上半年，東北地區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數下降9%，省會城市平均失業率7%左右，比全國平均水平高2個百分點。
2015年9月，東北地區最大的煤炭企業——黑龍江龍煤礦業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龍煤集團”）在機關全體員工大會上宣佈，執行集團安置分流人員和鼓勵職工創業闖市場的相關政策，要盡快完成分流10萬人的目標。這一決定一夜之間將這個擁有24萬在職職工、18萬離退休職工的大型國有煤炭企業推向瞭輿論風口。
今年3月，兩會期間，龍煤集團再度陷入欠薪醜聞，這傢企業的艱難處境仍在持續。
而在高層頻頻強調減少過剩工業產能之時，以煤炭、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重資產行業為主的東三省，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大的人員安置壓力。
2016年2月4日，國務院對外宣佈，將在未來5年內壓縮1億至1.5億噸過剩鋼鐵產能，這一紙文件隨即如同一股寒流席卷鋼鐵行業。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不無擔憂，“減少這麼多鋼鐵產能或導致40萬到50萬人失業，可能給社會穩定造成較大隱患。”他說。
“以前下班後大傢還會喝點小酒，這幾年工廠周邊的餐館都關門瞭，工友現在每天都在討論出路，準備退路，大傢都很迷茫，甚至恐慌。”長春一個減產裁員企業的工人在天涯社區上發文寫道。
體制之困
從黃金十年到東北告急，東北經濟的脆弱令人困惑。
黑龍江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笪志剛一針見血地說，上一輪振興實際上是靠投資拉動，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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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國務院第一次出臺振興東北的綱領性文件，即《關於實施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幹意見》，又稱為11號文件。其核心要求推進東北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持市場導向。
隨後，有關振興東北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臺。2004年4月2日，國務院下發國務院振興東北辦的“三定”方案，國務院振興東北辦正式成立。三年後，《東北地區振興規劃》獲得國務院正式批復。
政策的傾斜給東北地區的經濟環境註入瞭一管強心劑。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間，東北三省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翻瞭兩番多，年均增速達12.7%，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為10.7%。這十年間，東三省再度成為中國工業的代名詞。
但繁榮的表象在2013年日漸凋零，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經濟增速位列全國後五位，滑出經濟“合理”區間，東北仿佛一夜之間進入瞭產業冬季。
梁啟東認為，東北整體經濟下滑由諸多因素導致，其中主要體現在“兩個集中，三個衰退”。兩個集中指的是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以及體制機制問題的集中表現。三個衰退則是資源性衰退、結構性衰退和體制性衰退。
“結構性衰退指的是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出現的問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在東北不管用瞭。”梁啟東說，“體制性衰退是由東北進入計劃經濟最早，退出最晚，執行計劃經濟最徹底所致。”
去年7月，國傢主席習近平前往吉林調研時曾強調：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一個同市場完全對接、充滿內在活力的體制機制，是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治本之策。
但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談何容易。在梁啟東看來，東北的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難以改變是因為在東北三省還普遍存在一個“央企現象”。
“東北國企大多是央企，遼寧省屬國企也就200多傢，但國有企業卻有1751傢；吉林工業主營業務收入90%都來自央企，地方企業隻占10%；黑龍江的央企則占據60%的份額。央企紮堆下，地方政府有些改革就難以順利推進。”梁啟東說。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中國的多項改革試點都已在沈陽鐵西區率先實施。1984-1986年，鐵西區嘗試的改革試點包括率先選取30戶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嘗試中小型工業企業租賃經營、企業破產倒閉實驗、大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推行資產經營承包責任制等。
在此期間，沈陽市防爆器材廠因資不抵債被沈陽市政府宣佈破產倒閉；金杯汽車完成瞭股份制改造，並於1992年獲得上市批準。
梁啟東回憶，東北當年很多改革都走在全國前面，但大多都墻裡開花墻外香，“這些改革是那種狂風促進式的，力度很大，但很快就停滯瞭下來。”
但鐵西區的上述改革並沒有涉及破除體制機制弊端，而是僅停留在市場化改革層面，這也正是當年改革未能往前推進的根本原因。
在“公一色”所有制結構和“工一色”產業結構體制下，冗員、債務和企業辦社會逐漸成為瞭壓在國企頭上的“三座大山”。
中國一重在1985年劃給齊齊哈爾市管理後，為瞭緩解該市的就業壓力，成立瞭若幹個廠辦大集體。最多時，中國一重擁有200傢集體企業。但這些集體企業產品很少，且沒有市場競爭力。
而為解決職工子女教育問題，中國一重還創辦瞭普通教育和幼兒園，六所廠辦小學，五所廠辦中學，教職員工千餘人，學生近萬人。
除瞭教育，它還承擔供熱、供電、離退休、居委會開支等諸多社會職能，從事相關工作的職工2000餘人，2002年企業辦社會支出1億多元。
一汽集團亦不例外，擁有14個托兒所，22所中小學，1個公安局，3個消防隊，一汽總醫院擁有800個床位，每年，一汽補貼的相關支出數億元。
“企業辦社會是中國傳統，是國有企業的一個老問題。”一汽原總經理竺延風說。
中國工業發展史中，國有企業在地方社會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非常普遍。這些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誕生的經濟實體往往圈地建城，以系統為紐帶，組建成一個個獨立而封閉的小社會。在東北，更為突出。
李超說，過去前郭煉油廠的職工有近萬人，而在德國和日本，同級別的煉油廠人數是三五百人，國內的民營煉廠人數也就五六百人。在這些人的記憶裡，國有企業什麼都有，學校、醫院、龐大的傢屬群。
區域性的體制環境造就瞭群體性的觀念協同。由於不思進取，創新動力不足，作為東北地區鋼鐵行業的代表之一，鞍鋼曾經差點丟失瞭它在東北最大的客戶一汽集團。1995年上半年，一汽在鞍鋼的訂貨量由最高的20多萬噸下降到僅僅5000噸。
此後，鞍鋼內部進行瞭大討論，痛失一汽大客戶的反思和警醒成為焦點。為此，鞍鋼曾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名為《傾聽上帝的聲音——中國一汽集團訪談錄》。
這部紀錄片拍攝於1995年，曾在鞍鋼內部反復播放多達3000餘次。鞍鋼第一次體會到瞭市場經濟帶來的切膚之痛，討論的目的是確立市場意識，洗刷陳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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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鞍鋼管理層意識到瞭問題的嚴重性，但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轉變廣大職工的觀念仍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去年7月，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時還強調，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已到瞭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
但在體制機制弊端難以破除的背景下，東北似乎陷入瞭一個“危機——振興——再危機——再振興”的惡性循環。
人才流失
除瞭體制機制外，人口流失嚴重是東北經濟振興乏力的另一重要現實原因。
在北京市東三環國貿CBD附近的一棟高檔寫字樓裡，31歲的姚成經常會站在200平米辦公室的窗前，望著不遠處的北京最高樓——國貿三期。他說，這裡的繁華老傢無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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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畢業之後，姚成曾輾轉過多傢單位，直到3年前與朋友一起創辦瞭這傢珠寶公司，從此踏上瞭創業之路。他經常戲謔地說，創業艱辛，賺的錢都用來付瞭房租。但每當父母及朋友規勸他回老傢工作時，他又都會斷然拒絕。
姚傢境不錯，父輩和祖輩都是石油系統的職工，幾個朋友也先後回到瞭故鄉。
對他來說，要想進入當地的石油公司工作並非難事。“那會比現在的生活更加安逸、穩定，收入也不錯。”姚成說，“但這不是我想要的。”
姚成的職業選擇是東北人才流失的一個縮影。無數個個體的聚合效應，讓多年來東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又一內在基因得以暴露。
“這些年整個中國經濟動力發生改變，這一輪顯然是人才經濟。資金和人才流向北京、深圳、杭州等這些城市，而中西部，包括東北，一直以來主要靠資源、靠黑大粗的發展模式，靠投資，現在土地紅利時代結束，投資投不動瞭，加上基礎設施投資收益下降，這種情況下很難再往前走。東北是其中的典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研究員易鵬說。
官方數據顯示，從2000-2010年，十年間東北凈流出180萬人。根據齊齊哈爾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按戶籍人口統計，2014年齊齊哈爾市共遷入48075人，遷出85854人，凈遷出37779人。2013年，齊齊哈爾市戶籍人口凈流出數量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趨勢。
在陳馳玉的印象中，過去哈電集團對新職工的招聘標準堪稱嚴格，“隻招畢業於‘985’、‘211’學校的學生”。但如今，即便是哈爾濱本地諸如哈工大和哈工程這樣的“211”大學畢業生大多都已不願去哈電工作。
陳馳玉說，一方面可能是哈爾濱這個城市吸引不瞭年輕學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哈電集團本身對優秀人才已經沒有吸引力。在哈電集團內部，有這樣一個“怪象”，新招聘進來的博士生的工資能拿到五六千元，但那些在公司幹瞭一輩子、退休後被返聘的副總工程師可能隻能拿到三千元。
“年輕的博士生瞧不上老骨頭，老職工會因為待遇不高而產生情緒，不願意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結果導致公司缺乏創新。”陳馳玉說。
黑龍江農墾系統一位官員有著相同的感觸，他說，每年當地林業系統內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達到近2000人，占總考生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但這些學生在畢業後幾乎都不會回來。
“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林區還會獎勵五萬元，就現在看來，我還是建議取消瞭，因為你獎勵瞭他也不會回來。”這名官員說。
路在何方？
區域性經濟塌陷迷霧壓城時，在硬幣另一面卻不乏對標把脈的問診樣本。
與東北大多數國企陷入困境不同，位於沈陽市渾南新區的沈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松機器人”）的生存處境則是另一番景象。
無數個個體的聚合效應，讓多年來東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又一內在基因得以暴露
“現在是新松最好的時期。”新松機器人總裁曲道奎說。
來自新松機器人的財報數據顯示，2015年，新松機器人實現營業收入16.85億元，同比增長10.62%；實現凈利潤3.95億元，同比增長21.23%。
新松機器人隸屬於中國科學院，是一傢以機器人技術為核心，致力於數字化智能制造裝備的高科技上市企業，是全球機器人產品線最全的廠商之一，國內最大的機器人產業化基地。
1986年，曲道奎從中科院沈陽自動化所碩士畢業後開始從事機器人研究。
1992-1993年，曲道奎在德國薩爾大學做過短暫的訪問學者，從事神經元網絡在機器人中的應用研究。
基於對機器人研究的堅持，曲道奎1994年從德國回來後立即組建瞭機器人研究開發部，並擔任部長，他的判斷，未來機器人行業市場將大有增長。
“其實我們所裡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已開始搞機器人瞭，隻是一直把它當成一個大姑娘一樣養著，也是時候把她推向市場瞭。”曲道奎說。
2000年，新松機器人正式成立。值得註意的是，彼時，東北三省的制造業依舊處於灰霾之中，絕大多數國營工業企業處境慘淡。
成立初期，新松機器人在自動化所裡租瞭一個一千多平米的房子當成臨時辦公室。
曲道奎說，2005-2008年是新松機器人的成長階段，這期間有不同的產品推向市場。自從2009年成功上市之後，該公司進入到一個快速發展階段。
“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是綜合實力進入全球前三。”曲道奎說，“之前，我們隻是市值進入瞭前三名。”
新松機器人的“異軍突起”引起瞭遼寧省政府的重視。
2015年，遼寧省經信委、發改委等幾個部門找到新松，希望能給當地其他企業診斷設計規劃。
“當時就挑選瞭120多傢企業，現在已經做瞭20多傢。今年遼寧省可能會挑選出300傢企業讓新松進行診斷。其中的代表企業有輝山乳業、沈陽金杯。”曲道奎說。
應遼寧省政府要求，新松機器人對一些企業進行瞭挑選，改造其工藝流程，從物流、倉儲等環節來設計，通過自動化設備進行改造。
但對於沈機床、沈鼓這樣的大型工業企業，新松機器人也借力有限。“生產過程沒法改。因為這些公司的產品沒法實現自動化生產，產品的周期又很長。”曲道奎說。
在東北地區，另一傢被當地政府列為學習榜樣的企業是遼寧忠旺集團。這傢民營企業偏居於東北小城遼陽，2009年，以“中國忠旺控股有限公司”（1333.HK）身份在香港上市，目前是全球第二大、亞洲及中國最大的工業鋁型材研發制造商。
中國忠旺的財報顯示，2015年，該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61.7億元，實現盈利28億元，同比增長13.2%。遼寧忠旺集團黨委書記、副總經理張瑞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忠旺今日的成就得益於2002年的那次轉型。
早在1993年，不到30歲的劉忠田創立瞭遼寧忠旺，生產建築業門窗用的鋁型材。但就在建築型鋁型材銷售市場紅火之時，劉忠田卻提出向工業鋁型材轉型。
從1984年第一次出國至今，劉忠田參觀過國外的鋼鐵廠、汽車廠、飛機制造廠等，這些讓他看到瞭工業鋁型材的發展潛力。
“老板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會英語，但這麼多年前前後後跑瞭200多個國傢，他很固執，一直堅持技術創新，並且隻做鋁加工，別的行業哪怕再賺錢，公司再有錢也不去碰。”遼寧忠旺集團一名中層負責人說。
於是，在2002年，劉忠田力排眾議，決定進軍工業鋁型材領域，並且第一次就斥巨資購入瞭一臺當時世界上用於生產高端大截面工業鋁型材最大的125萬噸鋁擠壓機，成為中國首傢涉足該領域的民營企業。
目前，這傢民營企業除已全部投產的21臺75MN及以上的大型擠壓機外，忠旺還於2014年底引入瞭兩臺全球最大最先進的225MN超大型擠壓機，進一步鞏固瞭忠旺在高精密、復雜大截面工業鋁擠壓產品生產方面的領先優勢。
頗具意味的一個鮮明對比是，同為鋁加工企業，央企中國鋁業卻在2009年後深陷虧損泥潭，在長達7年的扭虧之路上艱難掙紮。2014年，其凈利潤虧損高達162億元。
記者獲得的最新消息顯示，中國忠旺還將於近期以“紅籌回歸第一股”的身份尋求分拆上市。根據交易預案，中國忠旺擬作價282億元借殼中房股份實現A股上市，同時將工業鋁擠壓業務置入中房股份，港股公司中國忠旺則專註深加工和鋁壓延業務。
今年3月底，新一輪振興東北的號角吹向瞭民營經濟，四部委聯合出臺《關於推進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改革的指導意見》。
《意見》提出，要用5年左右時間，通過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改革方面的銳意創新，初步形成具有東北地區區域特色的民營經濟發展新模式。
東北的上空依然風雲湧動。過去是今天的註腳，今天是明天的歷史。歷史，是一面銅鏡。
（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姚成、李超、陳馳玉��為化名。本刊記者王博、李瀟雄、粟靈、郭朝飛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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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zoap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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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四個關鍵時刻
訪問：
阿里雲大使推廣活動（推薦產品可獲高達31%返利）
五年前與港交所失之交臂後，阿里巴巴今日正式回歸。
11月26號，阿里巴巴以176港元在港交所主板正式上市，開盤報187港元，漲幅6.25%，市值逼近4萬億港元，超越此前的港股之王騰訊控股。
作為資本市場大事件，投資者參與阿里巴巴新股認購的高漲熱情一直延續到掛牌前夕。 11月25日早間，阿里巴巴發佈公告稱，香港IPO面向散戶部分獲得42.4倍超額認購。香港多家券商提供的暗盤交易數據顯示，阿里巴巴掛牌前的暗盤報價高開高走，成交活躍。
當下的阿里巴巴並不缺錢，選擇二次上市一是為分散風險，二是為進一步融資，“晴天修屋頂”。
阿里巴巴與港交所機緣頗深，其於2007年首次赴港IPO，首日股價大漲，風光無限，卻於2012年在爭議聲中退市。 2014年，遠渡重洋在紐交所敲鐘，浩大的資本盛宴震動全球。 2019年年底，靴子落地，一輪又一輪的“阿里巴巴回家”傳聞終於成真，遠走多年的互聯網巨頭重回港交所。
從杭州湖畔花園走出來的交易網站，如今已經成為橫跨商業、物流、金融、雲計算、娛樂等領域的龐然大物。伴隨其發展的，有扶搖直上的暴富傳說和2000倍回報的投資神話，也有巨頭的黯然隕落，港交所痛定思痛後的摒棄固執。
在和阿里巴巴上市有關的日子裡，我們選了四個重要的時間窗口，回溯過往的光輝和陰影、盛況和遺憾，串聯一個將繼續被咀嚼和記錄的資本故事。
2007：首次上市，姍姍來遲
今年教師節，55歲的馬雲在浙江杭州奧體博覽中心發表了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的“告別”演講。十二年前，在13公里之外、一江之隔的黃龍體育館，見證了阿里巴巴歷史上的另一個重要時刻。
2007年7月28日下午，杭州黃龍體育館人聲鼎沸，馬雲向在場的6000多名員工宣布，阿里巴巴旗下的B2B業務已啟動上市程序。這意味著，體育館裡的許多人會一夜成為百萬富翁乃至千萬富翁。
儘管馬雲曾多次宣稱，暫時不會考慮上市，把阿里巴巴做強比上市更重要，但無論是內部人員，還是外面關注著阿里巴巴的人，都已經等待這個時刻很久了。
1999年，在湖畔花園，馬雲帶領十八羅漢開啟了阿里巴巴的征程，彼時，馬雲已經定下目標——2002年，阿里巴巴要上市。
創業初期馬雲在湖畔花園召開會議
然而阿里巴巴“生不逢時”，成立後一年，互聯網泡沫破滅。 2000年4月開始，美國納斯達克股票狂跌，到年底，中國的網站開始倒閉，持續三年的互聯網浪潮突然跌入谷底，阿里巴巴遇到了創業以來最困難的時候。
外患之下，還有內憂——2001年，阿里巴巴仍未找到賺錢的辦法，資金鍊就要崩斷，沒有人願意掏錢投資阿里巴巴。
為應對寒冬，馬雲赴美向在美國的員工宣布裁員消息，馬雲、蔡崇信等高管主動將薪酬削減一半，阿里巴巴新的COO關明生大刀闊斧進行裁員。止住成本的同時，阿里巴巴推出了“中國供應商”、“誠信通”等業務，得益於以上舉措，2002年年底阿里巴巴終於度過難關、實現盈利。
但是計劃中的上市並未如期而至，因為阿里巴巴需要緊急投入一個新的戰場。
2003年，馬雲秘密推出“淘寶網”時，正值eBay巨資收購了易趣正式進軍中國市場，全球巨頭與本土創企在C2C的賽道針鋒相對。 eBay模式下，商家入駐和交易均需繳納一定費用，即每一筆交易都要與eBay分成，面對競爭，淘寶用免費大招搶占市場。
“免費模式”收效明顯：
2004年底，淘寶商品交易總量的市場份額佔比從9%上升到41%，eBay下降到53%；
2005年10月，淘寶宣布斥資10億繼續免費策略，eBay回擊稱“免費不是一種商業模式”，但之後市場份額的下跌讓eBay不得不屈服；
2006年1月，eBay決定其中國網站也不再收費，消息公佈後，eBay股價大跌，阿里巴巴從此坐穩了中國電商界的頭把交椅。
在C2C領域站穩腳跟後，阿里巴巴終於開始有精力推動已被推遲了5年的上市。
2007年10月4日，阿里巴巴通過港交所的上市聆訊，計劃籌集資金10億美元，刷新了之前由騰訊創下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最大的IPO發行紀錄。不過這次上市的主體只有阿里巴巴旗下從事B2B業務的子公司，並不包含淘寶等C2C業務，對於這種安排，阿里巴巴的解釋是要拓展全球性B2B業務平台，而事實上是，在彼時的阿里巴巴集團“達摩五指”業務版圖（阿里巴巴、淘寶網、雅虎中國、支付寶、阿里軟件）中，淘寶網還在以虧損換擴張，相對成熟的只有B2B業務。
這阿里巴巴被推遲上市的五年中，國內其他互聯網企業陸續登陸資本市場：2004年6月，騰訊控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掛牌，2005年8月，百度登陸納斯達克，還沒上市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只剩下阿里巴巴。
有騰訊、百度的成功在前，阿里巴巴毫無意外的受到熱烈追捧，路演開始前的招股價區間本來是10港元～12港元，由於投資者反應異常熱烈，招股價定價區間被調高為12港元～13.5港元，市盈率達106倍，成為香港歷來定價最高的新股。提價沒有打消投資者的熱情，國際配售部分一小時內被搶購一空，超額認購50倍，公開發售部分更超額認購256倍。
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在香港正式掛牌，代號1688.HK。市場空前火爆，開盤即報30港元，相比13.5港元的招股價大漲122%，上市首日以39.5港元收盤，市盈率高達304倍，單日爆漲近兩倍，散戶每手賺13000港元。阿里巴巴被視為港股“新股王”。
上市首日，馬雲意氣風發，被歡呼和掌聲圍繞，閃光燈此起彼伏，港交高管圍繞身旁，此時他的目標也從一開始的“2002年阿里巴巴要賺到一塊錢”，升級為“十年以內，世界上三大互聯網公司中有一家是我們的。”
但這個高光時刻並未持續太久。
2012：平進平出 回到原點
“將阿里巴巴私有化，可讓我們免於承受擁有上市公司所需面臨的壓力，能夠制定對客戶最有利的長遠規劃。私有化要約也可為我們的股東提供一次具吸引力的套現機會，而不必無限期等候公司完成轉型。”
——馬雲
在香港上市那天，阿里巴巴光芒耀眼，隨後的幾天裡，股價上行至41.80港元，直接將阿里巴巴的市值推高到2100億港元以上，這是其在港交所時期的輝煌時刻。
這樣的情景沒有持續太久，在那之後，阿里巴巴股價一路下滑。 2008年3月18日上午，阿里巴巴跌破發行價，最低時下探至12港元，市值較最高時的2100億港元縮水了1500億。
壞消息接踵而至，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也傳染到中國，進出口數據大幅下滑，63.5%收入來自國際交易的阿里巴巴B2B業務受到衝擊。 2008年9月15日，負債超過6100億美元、美國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成為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破產案。大洋彼岸的蝴蝶扇動了翅膀，一場歷史性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
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世界經濟、國際貿易衰退嚴重，阿里巴巴股價不斷探底。 2008年10月28日，阿里巴巴股價跌到3.61港元，和高點時的41.80港元相比，堪稱慘烈。在這之後，隨著世界經濟逐漸恢復，阿里巴巴在中國B2B行業佔領的市場份額提升，股價終於有所回暖，但再沒有重現上市時的輝煌。
隨著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電商市場也在發生變化，B2C、C2C模式後來居上，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淘寶和淘寶商城（後改名為天貓）成為其業務主力。不如意的是，雖然有著行業第一的B2C、C2C業務，但以B2B電商業務為主體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並不能體現這一點。
阿里巴巴B2B業務日漸式微的時候，還爆發一場欺詐醜聞。
從2009年到2010年，阿里巴巴B2B公司在國際交易市場上有關欺詐的投訴時有發生，調查發現有員工為了追求高業績，讓涉嫌欺詐的公司加入平台。 2011年2月，阿里巴巴B2B公司宣布，公司CEO衛哲、COO李旭暉為此引咎辭職。
B2B業務乏善可陳，股價持續低迷，而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淘寶和天貓後來居上。在這樣的背景下，阿里巴巴集團決定將在香港上市的B2B私有化，馬雲的解釋是，私有化有利於製定對客戶的長遠規劃，也能給股東提供套現機會。
2012年2月21日，阿里巴巴集團宣布私有化旗下香港上市公司，股民與業內人士一片嘩然。
但在外界看來，“去雅虎化”和打造“大阿里巴巴”帝國，才是馬雲的最終目標。
雅虎和阿里巴巴的交集始於2005年，當時雅虎以10億美元加上雅虎中國的全部資產，獲得阿里巴巴集團接近40%的股權。聯姻之後，阿里巴巴和雅虎分歧不斷，尤其是在卡羅爾·巴茨接替楊致遠成為雅虎CEO後，馬雲與她的嫌隙逐漸公開化。
最令馬雲介懷的是，根據雅虎和阿里巴巴當年的約定，2010年10月，雅虎將獲得與股權相等同的投票權，而馬雲等管理層的投票權從35.7%降為31.7%，也就是說，控制權可能會落到雅虎手裡。
私有化與回購雅虎所持股份的談判一併進行，儘管阿里巴巴方面宣稱這兩者沒有關係，外界大多數人仍認為，馬雲準備一步步奪回控制權，然後再讓阿里巴巴整體上市。
2012年5月25日，阿里巴巴私有化要約獲股東大會通過；6月6日，阿里巴巴股票停止交易；6月20日，阿里巴巴正式退出港交所。
實施私有化B2B公司的同時，阿里巴巴集團與雅虎也達成一項股權回購協議，用63億美金現金和不超過8億美元的新增阿里巴巴集團優先股，回購雅虎手中持有阿里巴巴集團股份的一半，即阿里巴巴集團股權的20%。
一切都在往阿里巴巴計劃的方向發展，但有人很受傷。
在本次私有化中，每股13.5港元的回購價格與阿里巴巴上市時的招股價格完全一樣，香港的中小股東對此頗有怨言——許多人對阿里巴巴和馬雲懷著信心和熱情，但他們的資金和時間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另一方面，以13.5港元平進平出的阿里巴巴，相當於使用了十幾億美元的無息貸款，加上港元貶值和4年的資金利息，阿里巴巴在這場資本棋局中並不吃虧。
在輿論的爭議和股民的怨氣中，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傳奇在香港落幕，但所有密切關注阿里巴巴的人都知道，落幕不是結束，阿里巴巴下一個更龐大的資本故事即將開始。
2014：返港未果 紐約敲鐘
“今天，作為香港人，我想問的是：香港資本市場的監管，是被急速變化的世界拋在身後，還是應該為香港資本市場的未來做出改變，迅速創新？！！”
六年前，面對港交所對同股不同權制度的拒絕態度，阿里巴巴集團聯合創始人、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蔡崇信言辭激烈的發出質疑。
在2012年將旗下B2B業務私有化後，2013年，阿里巴巴準備整體再赴香港上市，但這次卻在港交所碰了壁。港交所堅持其“同股同權”上市規則，阿里巴巴提出的“AB股”架構和“合夥人制度”上市方案均被拒絕。
所謂的“AB股”架構，在科技公司很常見。從創業開始，多數科技公司需要引入數輪融資，來壯大其業務，但與此同時，創始人的股權會被稀釋。為了在不斷的融資過程中能保證公司控制權，科技公司一般會採取“同股不同權”架構。 Google在2004年上市時，把股票分為A、B兩類，兩位創始人持有B股，向外部投資者發行A股。 B股的投票權是A股的10倍。這樣的話，即使股權佔比小，創始人依然能掌握公司。
中國的科技公司，如百度、京東，也是採用“同股不同權”制度，以京東為例，創始人劉強東持有的B類股權，每股擁有20個投票權。根據京東2018年年報披露的股權結構，劉強東擁有京東15.4%的股權，但持有79%的投票權，因此對公司有絕對主導權。
圖源：京東2018年年報
阿里巴巴的合夥人制度和“AB股”架構有所不同，合夥人的權力包括董事提名權，獎金分配權，但不是在公司所有事務上都享有更大的投票權。和“AB股”架構相比，合夥人制度更像設立一層特殊權力機構，以穩定創始人和管理層現有的控制權。阿里巴巴會根據制度來吸收新人或讓前人退出，永久合夥人只有2人：馬雲和蔡崇信。
不過，無論是“AB股”架構還是合夥人制度，本質上都是“同股不同權”。阿里巴巴和港交所談了近一年，也沒能讓對方放棄堅持，蔡崇信的公開發言，是雙方上市談判失敗的公開宣告，阿里巴巴只好選擇赴美上市。
當時的香港並不感到可惜，在阿里巴巴上市後，港交所總裁李小加為阿里巴巴祝福的同時，也表達了對香港的自豪——“我們堅持了香港法治社會的原則，我們不會為短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
返港未果的阿里巴巴，在紐約重演了首次上市時的輝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見過各種大風大浪的國際財經媒體，也被其氣勢震到。
“在華爾道夫大飯店，一長隊潛在投資者在這座紐約市裝飾藝術的標誌性建築周圍聚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等待了半個小時才登上電梯。而在頂層，等待他們的是安檢人員，即使獲准進入，他們也要先戴上手環。”
阿里巴巴紐約路演盛況
這是《金融時報》對阿里巴巴首場路演的現場描述，穿著考究的華爾街精英排著長隊，被編號，被要求戴上手環。市場上還流傳一位華爾街基金經理的說法：“電梯等了40分鐘，排隊拐了18個彎。”
馬雲當時做了個簡短的演講，回憶自己15年前到美國融資200萬美元失敗的經歷，開玩笑說“這次我來多要一點。”現場哄堂大笑。
投資者的熱情不無緣由，阿里巴巴在2014年上半年的網絡零售業務總交易額達到9310億元人民幣，去除投資帶來的一次性收益等，經過調整後的淨利潤為73億元人民幣，同比上漲60%。
在阿里巴巴的招股書中可以看到，馬雲持股佔比8.9%，蔡崇信3.6%，陸兆禧和張勇等其他高管持股比例���超1%。軟銀持股佔比為34.4%，為最大股東，雅虎持股為22.6%。由於對阿里巴巴前景感到樂觀，原始股東惜售手中股份，日本軟銀之外的股東有不同程度減持，但是整體減持比例不高。
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讓股東和承銷商賺的盆滿缽滿。作為第二大股東，雅虎減持4.9%，是減持最多的股東，出售阿里巴巴股份讓雅虎套現了80多億美元。
第一大股東軟銀更是成為投資界的經典。只有1.5米個頭的軟銀創始人孫正義被稱作“電子時代大帝”，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就豪賭互聯網企業。 1995年，那會的雅虎還沒有一分錢利潤，孫正義給雅虎投了200萬美元。次年，孫正義對僅有15名員工的雅虎追加了1億美元投資，此後還把投資額追加至3.55億美元，包括楊致遠在內的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
1996年，雅虎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光是出售雅虎5%的股份軟銀就套現4.5億美元。雅虎的股價一度達到250美元，而孫正義的成本僅為每股2.5美元，收益近100倍。
國內許多人知道孫正義，是因為那個只談了6分鐘就決定投資馬雲2000萬美元的投資神話，每次阿里巴巴或是軟銀有資本大動作，這個故事都會被拿出來反复傳頌。
無論是雅虎還是軟銀，抑或第一筆來自高盛等投資機構的外部融資，交易的促成都離不開“馬雲背後的男人”，被稱為阿里巴巴“財神爺”的蔡崇信。
蔡崇信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律師家庭， 擁有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及耶魯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加入阿里巴巴之前先後在私募公司和投資公司工作。 1999年，他從香港前往杭州尋找投資項目，就在那會認識了馬雲。同年，35歲的蔡崇信向馬雲表示，願意辭職加入阿里巴巴。那時蔡崇信拿著500多萬的年薪，而馬雲能給他的工資只有500元。馬雲曾開玩笑稱，當時蔡崇信可以買下幾十個阿里巴巴。
蔡崇信加入阿里巴巴後，給第一批員工講股份、講權益，讓公司真正開始規範化運行。在阿里巴巴最需要錢的時候，蔡崇信用自己的人脈，讓阿里巴巴獲得與高盛談判的機會。 1999年10月，高盛牽頭對阿里巴巴進行共計500萬美元的首輪投資。
馬雲與孫正義的見面也是蔡崇信在搭線，孫正義原本要向阿里巴巴投資4000萬美元，但要求得到公司49%的股份。考慮到公司會受軟銀製約，蔡崇信在談判關鍵時候對孫正義說“No”，最後融資金額才降到2000萬美元。
阿里巴巴各種資本運作後面都有蔡崇信的身影，包括這次赴美上市。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正式在紐交所掛牌交易，股票代碼BABA，發行價68美元，成美國歷史上融資額最大規模的IPO。當天開盤價92.7美元，較發行價上漲36%，市值達2285億美元，僅次於谷歌，股價盤中一度漲至99.70美元。
包括快遞員、淘寶客服、網店店主在內的8名阿里巴巴生態代表敲響了上市鐘聲，在現場觀看上市儀式的馬雲說：“我們奮鬥了這麼多年，不是為了讓我們自己站在那裡，而是為了讓他們站在台上。”
阿里巴巴整體在美上市後，馬雲一躍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孫正義躋身日本首富。阿里巴巴內部一萬多名員工共同擁有價值200億美元的股票，加上阿里巴巴給員工提供的“親友股”計劃，一夜之間，國內湧現一批新富翁。
2019：王不見王 已成過去
阿里巴巴的成功終於觸動了港交所。
2017年12月，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鬆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演講時提到，“前幾年沒有讓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是個很重大的錯誤。”
近些年，新經濟公司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香港上市公司仍集中在金融和地產行業，如果不算騰訊，新經濟公司在香港證券市場的市值佔比少得可憐，與此同時，內地的新經濟公司輪番赴美上市。
與阿里巴巴失之交臂五年後，香港終於意識到當年拒絕阿里巴巴是多大的損失，港交所開始醞釀25年來的最大改革。 2018年4月24日，港交所迎來IPO新規，允許新經濟股雙重股權結構公司及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同時放寬已在美英上市的同股不同權企業，來港作第二上市，市值要求是100億港元。此舉意圖明顯，爭奪內地大型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不要錯失下一個阿里巴巴。
在文化迥異的美國，沒有足夠全球影響力的公司容易被低估。把對“同股不同權”的限制拿掉後，對於中國內地的新經濟公司來說，同樣在國際市場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香港，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上都較美國有吸引力。
2018年7月9日，小米集團在香港掛牌上市，成為港交所上市製度改革後首家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的企業。同年9月20日，美團點評上市，港交所迎來第二支“同股不同權”股票。
在美國上市的時候，馬雲就說：“只要條件允許，我們就會回來。”2019年11月13日，阿里巴巴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披露招股書，正式確認赴港IPO。
遠走的阿里巴巴，在一輪又一輪的小道消息中，終於回香港了。
又是一個五年，從阿里巴巴的投資中豪賺的孫正義則在今年遭遇了巨大危機，其重金押注的共享經濟公司WeWork、Uber成為虧損無底洞，WeWork更是出現估值災難性下跌，以至於有網友戲稱,當年孫正義在阿里上掙的錢,現在全部賠在WeWork上了。今年軟銀出現了14年來的首次季度虧損。
曾經互聯網巨頭雅虎早已從巔峰滑落，2005年換來的阿里巴巴股份成為其最值錢的資產。陸續拋售阿里巴巴股份讓雅虎獲利頗豐，但龐大的投資回報也沒能把傾倒的大廈扶正。前些年，雅虎的核心資產被電信公司Verizon收購，剩下的阿里巴巴股份等資產組建成為一家名為Altata的公司。
這個被戲稱為“阿里他爸”的雅虎殘軀今年宣布將清算和解散，全部阿里股份將被拋售。在阿里巴巴的港股招股書中顯示，Altaba已經不再是主要股東。
而二十年前誕生於湖畔花園的阿里巴巴已經從單純的電商公司變為橫跨商業、物流、金融、雲計算、娛樂等領域的數字經濟體；靈魂人物馬雲從一線退出，接棒人是47歲、創造了“雙十一”的張勇。
見證並參與了阿里巴巴前三次重要資本運作、與馬雲並肩奮鬥了二十年的蔡崇信也在今年6月卸任阿里巴巴集團戰略投資部負責人職務，告別具體戰投工作。 9月，他用總計23.5億美元完成了對布魯克林籃網隊的全資收購，還用7億美元買下籃網主場巴���萊中心。這位鮮少接受采訪的阿里巴巴“財神爺”，因為球隊老闆的新身份成為媒體焦點，人生主場已經轉移。
回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並不缺錢，今年11月1日，其發布的2020財年第2季度財報顯示，阿里巴巴總營收為1190.2億元，高於市場預期，高於去年同期的851.5億元，同比增長40%；月活躍移動用戶達到7.85億，3個月增長3000萬。
如此背景下，聯想新掌門張勇曾經“晴天時修屋頂，順境中做規劃”的說法，顯得格外耐人尋味。而隨著阿里巴巴回歸港股，其也將與“港股王”騰訊同台對壘，“王不見王”的局面正式終結。
今年11月15日，張勇在給投資者的公開信中表示，“依然相信香港的美好未來。”
李小加今年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阿里百分之百會回來，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今天，一場遲到的“重逢”，終歸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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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阿里巴巴的四個關鍵時刻 via K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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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口上的地震預警：民間機構與官方機構“競跑”
民間研發者王暾再次站到了風口，迎接比以往更為熱烈的風浪。
6月18日那天，採訪他需要排隊。他精力充沛，語速極快，像背書一樣回答媒體拋來的問題。
他對這次地震預警帶來的巨大關注很滿意——微博上，地震預警相關話題閱讀量超過十億；地震預警App竄到手機App下載排行榜前列，短短幾天下載量達四五百萬；房地產公司、社區、學校也紛紛諮詢合作。坐地鐵時，他隨機問了下周邊的人，全都知道地震預警。
但質疑聲也不斷出現。事實上，這個自2011年起投入運用的系統，從誕生開始就伴隨著質疑與爭議，不斷刷新著公眾對這一專業領域的認知。
地震預警App頁面。本文圖片除標註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深夜警報
60秒倒數計時從大喇叭中傳出，緊接著，是長達一分鐘的警報聲。
家住成都高新區的孟磊，正抱著電腦坐在沙發上準備“6•18”搶購，聽到隔壁小區傳來的倒計時，已經數到了20秒左右，他沒太在意，以為是警車鳴笛聲。
幾乎是一瞬間，房子開始抖動，餐桌上方的燈在晃，沙發也在晃，他下意識以為是坐旁邊的媽媽在動，“別晃了”，“我沒動”，媽媽說。孟磊這才察覺是地震了，趕緊提醒家人往桌子下躲。
成千上萬的人聽到了警報，但就像孟磊一樣，很多人沒聽懂它。
黃小燕以為在拆爆炸裝置。在小區住了7年，她還是頭一次聽到警報聲，“小區裡也沒有宣傳，都不知道安裝了這個”。
那晚，她正躺床上玩手機。倒計時數到四十幾的時候，她好奇地去窗邊看了下，沒有演習，小區裡也沒人出來，她又坐回床上。
數到“一”的時候，家裡的床開始搖，媽媽說，“你晃床幹什麼？”她馬上意識到，地震了。經歷過汶川地震和多次小地震的她，感覺晃動不太厲害，在19樓也跑不了，就索性沒動。夜裡，她感覺又震了一次，不過沒有警報聲。那天她睡了一個踏實覺。
在離震中雙河鎮更近的地方，警報來得更急促。
家住宜賓敘州區的林藝離震中50多公里，聽到警報拉響時是倒數5秒。她還沒反應過來，房子已經開始晃動，來不及開門跑出去，她連忙拐進門口衛生間，沒站穩，直接蹲到地上。第一次震動過後，一家人趕緊收拾東西跑下樓。
聽到家附近的縣人民醫院傳來的警報聲後，珙縣人劉才和家人迅速跑進了廁所，這裡距離震中僅有20多公里，晃動持續了大約半分鐘，屋子震出了裂縫。
讓劉才疑惑的是，縣醫院旁邊的不少學校，都安裝了大喇叭警報，這次都沒有響。
劉才不知道，他處在地震盲區邊緣。預警時間極短，甚至來不及預警，地震波已經到來。
“中國公眾剛剛接觸地震預警，對它還比較生疏。”中國地震局一位不願具名的地震預警專家解釋說，地震預警���日本叫“地震緊急速報”，中文應翻譯為“地震報警”或“地震警報”。
和震前預報不同，預警是在地震發生後，利用電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為震中周邊還未遭遇破壞的區域提供幾秒到幾十秒的逃生時間。
“目前全世界地震預警水平都差不多，就是誰的系統快一點慢一點的問題。”這位專家介紹，地震預警原理都一樣——在可能發生地震的區域安裝大量地震預警傳感器，監測到地震波後傳給預警中心進行分析，計算出預警震級、烈度、震中位置，然後通過電視、手機等方式發出警報。
我國是全球強震高發區域，上世紀至今發生過500多次6.0級以上地震，死傷上百萬人，上億人受災。 2008年汶川地震前，日本早已建立地震預警系統，而國內的地震預警系統還未成形。
與地震波搶“秒”
王暾走在了前面。
2008年汶川地震後，他放棄國外物理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回國成立了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以下簡稱“減災所”），研發地震預警技術。
2011年4月25日，他通過短信，首次接收到了一個2.7級左右地震的預警信息。當年12月6日，四川江油市雙河中學通過大喇叭，提前36秒對汶川一個3.8級的地震發出警報，提醒師生撤離。到現在，成都、宜賓等9個市州的212所學校安裝了地震預警系統。
宜賓珙縣一所中學校長介紹，預警系統是市教體局統一安裝的，目前學生比較多的學校才有，但有的安裝了也不會用，“放在那兒，還沒發揮作用”。
而地震預警系統進入社區，要追溯到2012年，由成都幾個社區率先安裝，直到去年5月，成都高新區60個社區集體安裝，才成規模。到現在，預警系統共覆蓋了成都101個社區。
但這也僅是一小部分，在這次地震中，許多成都人沒有收到預警。王暾解釋，小區安裝地震預警系統需要先獲得政府授權，並由他們來安排。
在社區、學校，大喇叭通過一個黑色預警接收終端接收預警信息，達到設定的地震烈度閾值後，觸發警報。烈度閾值通常設為3度——達到3到4度時，大喇叭只報數；4到6度，報一個數，發一聲“嘀”；大於6度，報一個數，發一聲“嘀嘀”。有震感而大喇叭沒響，說明地震對當地沒什麼破壞。
但很多人對此並不了解。 6月22日，珙縣發生5.4級地震，成都烈度僅有1.6度，沒有觸發警報。
當時，孟磊正坐沙發上休息，電視右下方突然彈出紅色方框，電視聲音中斷，響起了女聲語音播報：“四川長寧正在發生5.0級左右地震，成都市震感輕微，地震橫波還有16s到達。”
珙縣5.4級地震發生後，孟磊家電視上彈出地震預警提醒
他嚇了一跳，心想“沒聽到警報聲啊，是不是出錯了？”
很快，門、衣櫥晃動起來，比5天前的長寧地震更厲害。幾秒鐘後歸於平靜，沒有避險的他，一度有些後怕。
對一些人來說，提前得知地震將至，比起不知道，恐懼感會減少。
家住雅安的石晉瑗，長寧地震發生時，正在看電視節目《快樂大本營》，突然“嘀”的一聲，熒幕彈出預警小窗，她心裡咯噔一下。看到上面寫著雅安震感輕微，這才安定下來，坐在沙發上靜等。
電視是通過機頂盒來接收服務器傳來的預警信息。當烈度達到2到4度時，彈出小窗口提醒，4度以上是大窗口。
2012年5月，地震電視預警最早在汶川開通，之後擴展到北川、茂縣等少數幾個城市。去年5月，和四川省有線廣電網絡股份公司合作後，電視地震預警服務擴展到了四川省地震區的13個市州共79個區縣，佔四川省地震區區縣的60%。
長寧地震發生後，德陽市民家中電視收到地震預警提醒
“超過300萬個家庭可以免費接收預警信息。”四川廣電網絡智慧業務部一位負責人介紹，這次地震通過電視接收到預警的家庭並不多，一是因為有的地區還未取得政府授權，二是不在預警範圍內。為避免引起恐慌，他們沒有做密集的預警科普，而是每月一次、以小窗的方式推送科普信息，“沒開電視，可能沒看到”。未來他們將發布新款機頂盒，確保電視不開機，也能自動彈出預警信息。
“萬一誤報了呢？”
更多的人是通過手機接收預警信息的。
2011年9月20號，國內首批500多位體驗者，收到了短信、地震預警App等發來的預警信息。
不過，短信效果並不好。 2013年4月蘆山地震發生後，手機預警短信出現延誤，被質疑“早上的地震，短信中午才到”，王暾���是將短信預警取消。
曾傑最早使用地震預警App是在蘆山地震後，身邊不少同事都下載了。但除了蘆山地震的餘震，他此後的幾年再也沒有收到過警報。曾傑一度懷疑手機出問題了。上網查詢後，他發現軟件必須打開才能接收到預警信息。
王夢媛也是蘆山地震後下載的。系統默認烈度達到2度就推送預警信息，她覺得太過頻繁，就將提示關了，只在地震來時打開看看，“沒啥用”。
用戶收到地震預警App提醒
體驗者們列舉出種種問題，如無法註冊，聯網才能提醒；經常顯示加載失敗、網絡錯誤；安卓系統會閃退；後台開著非常耗電，不開會自動關閉；設計不美觀……長寧地震當晚，還有網友曬出圖片，顯示延遲了2到6小時才收到預警信息，還有的完全沒收到，“感覺像個擺設一樣”。
有用戶反映延遲收到地震預警信息。圖片來源：@沙琪瑪騎馬
“這是通訊網絡或服務器的原因，跟地震預警技術本身無關。”王暾坦言，App快4年沒更新了。地震災害是小概率事件，每次只有發生大震後，下載量才會增多。比如長寧地震後兩三天，下載量增加了四五百萬。這幾年，他們逐漸放棄手機App，希望將地震預警功能內置到微信、QQ等手機其他App上，實現強制推送。
在“四川長寧6.0級地震專家集體訪談”中，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部主任蔣海昆介紹，地震預警有利於企業、公眾採取應急措施，但公眾收到新信息後可能產生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國家在信息處理方面非常嚴謹。
王暾深有體會。在與地方政府、學校、地鐵集團等合作時，“很多人擔心，萬一你誤報了呢？”
地震預警是全自動的秒級響應，有誤報、漏報的風險——沒地震誤報為有地震、小地震誤報為大地震，造成社會混亂，甚至出現人員跳樓、擁擠踩踏、停工停產等過度反應。
即便是地震預警系統相對完善的日本，也發生過因受雷電干擾對外誤報9級地震的情況。
但王暾堅稱，這套系統從未發生誤報、漏報情況。
不過，據《南方周末》2013年的一則報導，當年蘆山地震發生後，北川的電視預警系統並未測出主震，反倒是測到了一些餘震；安裝了大喇叭警報的北川中學，有學生反映，地震前沒有聽到警報聲。甚至，有大學生在地震發生時，選擇跳樓逃生。此外，2013年2月19日四川三台縣4.7級地震，減災所預警11次，沒一次測出震中為三台縣。
備受爭議的是2015年8月11日下午，有用戶手機上收到了地震預警系統發來的信息：“四川北川發生6.0級地震”。隨後，中國地震台網指出地震消息不實，為誤報。但王暾辯解稱，那是只針對蘋果手機用戶、沒有提前告知的“雙盲演練”，並非誤報。
當時，四川地震局給減災所下發整改通知書，王暾拒絕了，“我們反擊，提供了一系列證據”。
前述地震專家介紹，不同群體對地震誤報的容忍度不同。普通民眾求快，希望獲得逃生時間，而工業設施、特殊行業等非常看重準確性。為此，除了加大台網密度建設、採用多次連續發出警報的方式，也要做好地震應急預案。
2016年8月開始，減災所與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合作，為系統誤報、漏報導致的死傷人員購買了最高500萬的地震預警保險，試圖以此分擔風險。
被神化的地震預警？
真正讓王暾俘獲大量關注的，是2013年對雲南巧家4.9級地震和蘆山7.0級地震的預警。
那段時間，他宣稱，減災所已建成世界最大地震預警系統，覆蓋面積40萬平方公里。到現在，這一數據擴大為：佈設5600台監測台站，覆蓋220萬平方公里、90％地震區人口，成功預警52次破壞性地震……
王暾樂於宣揚這些“戰績”。他常拿來印證技術先進性的，是6.2秒的系統響應時間、21公里的盲區半徑，以及8年無誤報、漏報的可靠性。
但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研究員孫士鋐認為，地震預警的主要對像是重大設施和生命線工程，如核電站、煤氣管道、高鐵等，主要目的是減輕地震災害。預警系統技術不難，難的是要起到減災實效，這需要經過科學論證。
由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專家撰寫的《地震預警工程的若干問題探討》中介紹：地震預警分為盲區、受益區、無效區。系統作出響應時，地震波傳播的距離為盲區。地震預警對烈度低於7度或6度的區域意義不大，在這些區域即使不預警也不會產生較大災害，為地震預警的無效區。受益區是盲區以外至無效區之間的區域。
孫士鋐說，預警時間體現的是該地距離震中的距離，距離震中越近，預警時間越短。例如成都提前60秒預警，意味著它距離震中360公里。 “如果系統建到西安，距離長寧700多公里，它會說提前兩分鐘（預警）。但這個說法是沒有意義的。”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主任王海濤表示，40秒以外或更長時間的預判，可以稱之為“震感提醒”。一個6級地震破壞範圍在20公里左右，7級造成嚴重破壞的也在幾十公里範圍。提前40秒地震波要跑兩百多公里，6、7級對這些地區不足以構成破壞。
在四川省地震預報研究中心主任杜方看來，這是一個矛盾，“如果在預警盲區，腳下發生地震，沒辦法預警，遠處地震波衰減了，又沒什麼影響”，他此前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
王暾承認盲區的技術局限性，但他認為，除了逃生避險，地震預警還有安定人心、告知的功能，烈度達到3度就應該發布預警提醒，“只要有強烈晃動的地震，我們都給一個提示，他才會覺得這個有效。哪怕只要5秒預警時間，一樓的人可以疏散到樓外，高樓層的人可以就近避險到衛生間等場所；有3秒，可以就近躲到桌子底下、床邊或衛生間。”
地震預警究竟有多大的減災效益？王暾最常提到的是，“提前3秒收到預警，傷亡人數可減少14%；提前10秒，減少39%；提前20秒，減少63％。”
這一數據出自《西北地震學報》2002年的一項研究。
不過，上述地震專家認為，“這些都是理論推導，不足以為據。減災效益要看具體情況，過高的估計會使社會期望值過高，反而給地震預警系統帶來非議。不要神化地震預警，防震減災最根本的還是把房子建結實。”
所以，“52次‘成功預警’，哪一次減輕了人員傷亡？”
王暾的答案是：“實證很多，但是能給我們反饋的不多。”他發來幾十頁用戶反饋，大多是安裝了地震預警系統的學校的使用情況說明。 “包括網友對這個的肯定，我覺得能說明系統很好了。把信息傳到老百姓那兒去，預警效果就達到了。”
地震預警科普
“發布權”
成立減災所的同時，王暾還成立了成都美幻科技有限公司，將部分科研成果進行轉化，出售預警終端設備。
澎湃新聞在採招網上看到，2015年美幻科技曾在成都市防震減災局的採購項目上中標，117套設備總價為824.85萬元，相當於單價7萬元左右。
有業內人士質疑，美幻科技出售的預警終端設備價格遠高於市場均價。中國應急管理報的報導稱，一台地震預警信息接收終端的市場價格約為1萬元，王暾“將公共安全信息服務做了成一門賺錢的生意。”
採訪中，王暾沒有正面回應澎湃新聞關於預警終端設備價格的疑問，他舉例說，給地鐵集團提供的預警服務費用是一年兩三萬，“終端我記得是免費的”。
但此前接受采訪時，他曾給出不同的說法：安裝地震預警系統只終端收費，“對普通民眾來說，只要不涉及硬件投入，享受到的服務都是免費的”。
“沒想到它（地震預警系統）後來變商業化了”，孫士鋐說。
但王暾認為，公益性與商業化並不矛盾，未來社區、學校安裝終端，依然需要購買設備，“這是地震預警的原理決定的”。
長期以來，在地震預警業內，有“官民之爭”一說，體現為民間機構的成都減災所與官方地震減災機構間的“競跑”。
2008年，中國地震局設立兩個科研專項研究地震預警技術。 2010年1月啟動了國家地震預警系統建設項目立項。 2013年開始，福建、首都圈和蘭州地震預警示範系統相繼建成。
到2015年6月，總投資18.7億元的國家地震烈度速報與預警工程項目��批立項，計劃在全國建設15391個台站，2020年在部分地區率先形成地震烈度速報能力，2023年在全國形成地震預警能力。
福建省地震局是目前國內唯一提供地震預警服務的官方機構。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相關負責人透露，目前已初步建立地震預警信息服務體系，向全省社會公眾、政府部門和企業提供地震預警、速報等信息服務。
對於減災所的預警系統，該負責人評價：“技術細節上比較封閉，並不與我們交流。設備專業性、準確度、整體設計及社會責任方面，民間可能不會像官方那樣考慮周全。網外地震的情況，我們的可靠性高很多。”
在王暾看來，“官民之爭”說法不准確，實際是“中國地震局和減災所之爭”。其中的一個關鍵爭議點在於，地震預警信息的發布權。
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的《地震預警管理辦法》規定，地震預警信息發布權掌握在省級部門。
2015年，四川省地震局起草了《四川省地震預警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地震預警信息由省政府授權省防震減災工作主管部門統一發布，其他單位、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發布。這一辦法至今未出台。王暾說，是被他“攔”下來了，最後沒有通過專家論證會。
另一方面，自系統研發至今，減災所獲得了各級政府部門總共1億多的資金支持，和各地市縣地震局也多有合作。王暾反復稱，眼下最重要的是，加強地震預警“最後一公里”的建設。
對普通民眾來說，“地震預警或許可以爭取逃生時間，但真正保命的，還是深入的地震知識和應急措施的普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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