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纳达投资移民政策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yjhpgcom · 1 year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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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

你们这么多免费福利的钱从哪里来？这是和平建立永久和平党、中华永久和平国以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你只会吹牛逼说大话张口就来，也有人说你这不可能实现，不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给老百姓社会福利，还有人说你这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对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直接用财政数据说话，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共产党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钱从哪里来的，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的钱从哪里来。另外也可以看看共产党时期钱从哪里来都用在哪里。我们永久和平党的钱从哪里来都用在哪里？

在抗战时期，因为中国老百姓信任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老百姓拼死拼活的死伤无数，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开始，全体中国人民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有的山、河、海、田、土地、矿产资源、动植物等等全部交给了共产党来管理，所有的产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共产党只是帮助中国人民管理着一切。之后共产党就用这所有的资源来向全体中国人民收取费用治理国家，具体的收取费用方式有如下4点:

1.建立金融系统发行货币：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税，老百姓的商品交易，老百姓辛苦付出劳动获得的钱存入银行。这套中央银行货币系统是属于国家资产，因为金融货币是用全体中国范围内的所有人员资源作为信任背书而存在。银行的钱是全国人民共同存放的，还有央行印钞把全国人民稀释贬值的钱，然后全国人民缴纳的各种保险的钱。保险的钱、印钞的钱、全国人民的存款进行投资和放贷收取利润和利息等费用，这些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金融系统。

2.所有国家国有资产：衣食住行、水电能源矿产等等开发生产企业，是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有的资源生产、中国人的民生生活配套物品、中国国内外的商业产品资源的开发生产。除了规定的私有财产外，其他的所有公有企业财产生产产生的利润，产权和利润都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共产党管理人员只是出谋划策，实际的生产经营劳动是中国老百姓来完成的。

3.财政税收系统：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经营免费劳动力，然后是分田单干时期的上交公粮，到改革开放后的多达十几种纳税项目，政府性基金，以及国家资本投资收益。税收是保障国家社会保障，科研技术，国防安全，教育医疗等的支出。

4.证券期货交易系统：证券交易市场是国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向老百姓借钱融资的平台，同时也是老百姓的社保基金保险投资的地方。期货交易市场是各种农产品、大宗商品的期权买卖平台。证券期货背后的庄家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中国共产党政府每年收入

以上4大系统基本上就是共产党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所有钱的来源，具体共产党用以上四大渠道每年获得多少收入？我们先来算一下，全部以2022年为例。

1.金融货币系统

2022年中国印钞281400亿人民币。

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总利润21363.11亿。

2022年中国医疗保险总收入

30922.17亿/支出24597.24万亿=纯利润6324.93亿元。

金融货币2022总利润281400+21363.11+6324.93=309088.04亿元人民币

2.国家国有资产

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总收入825967.4亿元，利润却只有区区43148.2亿。这个数据是非常虚假的，因为国企绝大部分都是垄断行业，利润至少也在30%以上，按理来说应该总利润在25万亿元以上，就是因为贪污严重导致利润断崖式减少，垄断的暴利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的。国有资产2022年总利润只算200000亿元人民币。

3.财政税收系统

2022年全国税务总收入203703亿元。

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77879亿元。

2022年国家资本经营收入5689亿元。

2022全年财政总收入203703+77879+5689=287271亿元人民币

4.证券期货交易系统

2022年A股总市值缩水了16.21万亿，中国股民人均亏损7.87万元。2022年期货期民总共亏损1.2万亿元以上，中国期货期民人均亏损12万元左右。就算中国政府只赚走了其中的40%,不要和我说中国政府没有在股票期货里面赚钱，央行投资的钱、国家资本的钱、各种老百姓缴纳的基金保险的钱、各个权贵官员用控制的国有企业资本一起在股市期货里面参与割韭菜。2022年证券期货国家政府总利润16.21+1.2=17.41万亿的40%是69640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总共利润309088.04+200000+287271+69640=865999.04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收入不包括没有开发票的各种收入，公职人员在各个岗位权钱交易的收入，另外一些各地方未上报的罚款收入，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的收入，反贪污没收官员贪污所得的收入。

中国共产党政府每年支出

那我们再来算一算，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总共支出的费用，主要支出科目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39455亿元

2.科学技术支出10023亿元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905亿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603亿元

5.卫生健康支出22542亿元

6.节能环保支出5396亿元

7.城乡社区支出19415亿元

8.农林水支出22490亿元

9.交通运输支出12025亿元

10.债务付息支出11358亿元

1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932亿元

12.国防军事支出14760亿元

13.公共安全支出13787亿元

14.外交支出492亿元

15.其他支出28426亿元

1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亿元

17.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395亿元

2022年中国政府总共支出

39455+10023+3905+36603+22542+5396+19415

+22490+12025+11358+19932+14760+13787+492

+28426+110583+3395=374587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所有支出扣除外剩余利润865999.04-374587=491412.04亿元人民币

2022年仅仅一年的所有支出扣除外纯利润还有491412亿元。其中教育支出中最少有30000亿是花在非洲等外国留学生身上，完全可以节省下来。剩余每年对外援助捐款等不计其数，另外高官转移到境外的钱，因为压榨老百姓比较狠，所以每年几万亿的维持社会安全稳定的各项支出我们永久和平党完全可以节省下来，这还是8000多万人吃财政饭的预算，其中有很多是不干活的人专门到处指点江山为难百姓。我们永久和平党完全只需要3000万人就够了，虽然我们的工资定的高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贪污腐败等，所以我们的人员费用比共产党8000万人员的支出费用可能还低，我们的免费社会福利政策待遇很完善，所以老百姓更有钱消费，像商业经济方面公民的收益就会更好市场更活跃，税收也会更多。保守估计就按目前中国政府2022年的数据来算，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一年所有支出以外的纯利润至少还有60万亿人民币。

永久和平党免费社会福利每年支出

那我们再来算算，我们永久和平党所说的免费社会福利制度，具体需要大概多少费用？

1. 免费生育婴幼儿保障、低龄儿童到青少年保障、免费教育

免费抚养孩子是指。父母缴纳了保险。每个月从保险里面扣除800元来抚养一个孩子，因为我们是控制物价的，所以养一个孩子一个月吃喝拉撒花800元钱很正常吧，并且这种养孩子是批量的，就是很多孩子放在一起大型的社区来养，不是单独的那样，所以说成本我觉得800块应该是够了。中国目前统计每年1000万左右人口出生，目前就按每年2000万人口出生计算，全部读书到平均大学专科毕业，0到21岁总共4.2亿人。

0-3岁6000万个孩子聘用3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6个孩子分3班倒，孩子小的时候，上洗手间都要工作人员帮忙解决。3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14400亿元。

4-7岁8000万个孩子聘用2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学校有老师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8个孩子分2班倒，2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9600亿元。

8-13岁1.2亿个孩子聘用1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学校有老师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12个孩子，等孩子学习完了照顾管理，1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4800亿元。

14-21岁1.6亿个孩子聘用200万个监管人员来值班监督管理，学校有老师监督管理，每个人照顾80个孩子，等孩子学习完了监督管理，2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960亿元。

4.2亿孩子每年每个人平均补贴1000元用于生活用品，学习教材费用，宿舍设施等等费用，总共每年政府补贴4200亿。

免费抚养孩子和免费教育每年总共14400+9600+4800+960+4200=33960亿元人民币

把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的钱转移过来，基本就能实现全民免费抚养孩子吃喝拉撒和全民免费教育。这个费用还是父母让孩子从小到大自生自灭放任不管的抚养方法，父母也可以经常来看望孩子啊，给孩子零花钱，买吃的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2.免费折扣医疗服务

免费折扣医疗是指公民在工作时，公司或单位、自己缴纳的每个月800元医疗保险，累计的余额进行支付医疗费用。和平公民使用医疗保险卡打1折然后用余额支付费用，普通公民使用医疗保险卡打2折然后用余额支付费用，没有读完书的孩子医疗费用按照2折可以使用父母的医疗保险卡和现金代替缴纳或欠着以后孩子自己赚钱了自己还，没有缴纳医疗保险卡的中国公民打5折支付医疗费用。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器械药品，哪一项不是在价格上翻了多少倍的增加费用，所以医疗器械药品，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按照5折2折1折的费用支付医疗费，另外一些无病人员占用医疗资源收费的项目，给有钱人高端一点的额外收费服务，完全可以覆盖采购器械药品运营的成本，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稍微高点，但是总支出不会相差太多。医疗方面我们就算按照每年财政补贴10000亿元人民币计算。

医务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3.免费住房产

中国目前有6亿栋房子，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宪法废除了中国公民的继承制度，公民去世后房子就慢慢回收国有进行重新分配给新结婚的夫妻，如果要继承父母的房子只能继承一套，继承父母的就不能免费获得国家分配的房子。免费房子这一块，基本上运营管理维护房子的工作人员开支，在空余房子租赁费、修理费、损坏费、物业费、清洁费等费用收入，免费房产不仅不需要国家政府掏钱，可能还有不少营业收入。就先按照不赚钱持平来计算。

4.免费养老保障

所有65岁以后，参与免费养老的人员在达到免费养老标准之后，就可以享受免费养老，房子足够多，不用担心养老的场所问题。另外也可以用自己年轻时公司单位缴纳的每个月500元保险、子女抚养教育保险转移进来的余额、生育保险转移进来的余额，每个月领取1500元生活费用来支付额外的生活享受。

哪怕所有人都达到了免费养老标准，就算按照中国人均寿命80岁来计算，同样以2000万每年65岁退休的人口来计算，65岁至80岁的总人口3亿，按照每人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成本，每年的总养老费用是36000亿。

按照白天每个人照顾20个老人需要1500万工作人员，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平均每个人照顾60个老人需要500万工作人员。总共需要2000万工作人员，按照每个工作人员每个月4000元，每年的工作人员总工资是9600亿。

每年的全民免费养老总费用是36000+9600=45600亿元人民币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5.免费残疾人保障

中国目前有8502万各类型残疾人，其中听力残疾人2054万人、智力残疾人568万人、语言残疾人130万人暂时不纳入免费残疾人保障名单，以上残疾人就业生活不会受到个人原因的影响，主要是防止公民冒充来骗取补贴和懒惰混日子，以上残疾评选无法识别全靠自觉。

肢体残疾2472万人，视力残疾1263万人，精神残疾629万人，多重残疾1386万人（需要至少包含肢体/视力/精神之中的一种）可以参与残疾人补贴，每个残疾人三年的一次性补贴总费用是7200元，合计2472+1263+629+1386=5750万残疾人需要补贴费用，一次性补贴费用总共是4140亿元，折合到60个年龄段，每年平均残疾人一次性补贴69亿元

按照每个残疾人免费吃住每个月生活成本800元计算，5750万残疾人免费吃住每个月生活成本460亿元，每年5750万残疾人的生活支出是5520亿元

免费残疾人保障每年总共支出69+5520=5589亿元人民币

6. 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

中国政府统计目前每年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020万左右，我就按照每年死亡2000万人来计算，因为出生人口我也是按照2000万人口计算的。2000万人折合每个月死亡1666667人，折合每天死亡55556人。中国1778个殡仪馆平均每个殡仪馆每天服务31.3个死者，中国1761个公墓管理中心平均每个公墓管理中心每天服务31.6个死者。对于经济较好的有钱人可以在殡仪馆/骨灰盒/公墓方面增加高端服务来收取额外的费用。

殡葬管理机构中国815个，支出费用已经计算在财政支出里面体现，不在这里计算了。

殡仪馆中国1778个，每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算有45个人分每天三班倒每班15人，所有殡仪馆总服务管理人数是80010人，每个人每月工资15000元，每年殡仪馆人员工资144亿元。

公墓管理中心中国1761个，每个公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算有15个人分每天三班倒每班5个人，所有公墓总服务管理人数是26415人，每个人每月工资10000元，每年公墓管理中心所有人员工资31.7亿元。

骨灰盒按照批量采购每个200元计算，2000万人骨灰盒总费用每年40亿元。

公墓成本按照批量建设每个800元计算，2000万人公墓总费用每年160亿元。

其他各种耗材按照每个死亡的人补贴200元，每年2000万人其他耗材总费用每年40亿元。

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每年的总费用144+31.7+40+160+40=415.7亿元人民币

殡仪馆、公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中华永久和平国所有免费社会福利的保障，包括免费生育婴幼儿保障、低龄儿童到青少年保障、免费教育、免费折扣医疗服务、免费住房产、免费养老保障、免费残疾人保障、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总共加起来计算如下：

每年总计33960+10000+45600+5589+415.7=95564.7亿元人民币

中华永久和平国每年留存总利润600000亿-免费社会福利95564.7亿=504435.3亿元人民币，所有国家支出和所有免费社会福利支出全部包含了，每年的留存总利润还有50.44万亿元人民币。

哪怕是按照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留存总利润491412.04-所有免费社会福利95564.7=395847.34亿元人民币，每年也有接近40万亿人民币的总利润留存。

免费社会福利不仅全部都可以实现，每年国家财政还有大量充足的利润留存，目前中国每年出生/死亡的人口是各1000万左右，我还是按照每年出生/死亡的人口各2000万计算的，按中国平均寿命80岁算，16亿中国人的免费社会福利都可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各官员用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国家利润在做什么：到处赠送援助其他国家、转移到国外放在自己和亲属的名下、山珍海味纸醉金迷的随意挥霍、玩弄无数体制内体制外女性、免费送给国外留学生奸淫中国女人、收买和保护人贩子割中国人孩子的器官供自己延年益寿、聘用大量监视/跟踪/武装/宣传的人员和装备奴役全体中国人、用国家资金继续侵略下一个国家循环使用以上手段，直到所有国家都被共产党权贵控制、人民被奴役为止。

全体中国人民要想过上中华永久和平国的美好生活，所有老百姓、军队、武警、基层公务员就要听从和平的召唤，一起齐心协力夺回国家行政权、国家金融货币系统、国有企业资产、财政税收系统，拿回这些权力我们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就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现在共产党高层官员的任何行为动作都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吃干抹净，任何共产党官员示弱安抚好听的讲话，都是缓兵之计能延迟一天共产党高层官员就能赢一天，全体中国人民的末日就近一天。

中国全体老百姓、全部军人、全部武警、全部基层公务员要赶快觉醒和团结起来，听从和平的召唤，和平已经为中国指明了方向，按照和平建立的思想政策中国人人都可以过好日子，中国共产党这个外国侵略者亡我中华民族的灭种计划正在一步步靠近，如果全体中国人民再不觉醒团结，共产党这个外国侵略者将对整个中华民族各个击破，一步步消灭中国人的精神意志（学校奴隶化教育/奶头乐视频娱乐游戏等精神鸦片麻醉公民/官员无恶不作可以免责/老百姓连种植养殖吃饭等都是犯罪）、消灭中国人的健康（毒食品/预制菜/转基因等）、消灭中国人的肉体（中国后代黑人化/大批量孩子被摘器官死亡/各种人为灾难病毒水火灾等死亡）、消灭中国人的财富（各种罚款/随意没收抢夺等，供共产党高层随意霸占、挥霍、转移国外、赠送外国人、国有资产正在大量被贱卖侵吞）。

我们全体军人、武警、基层公务员、全国老百姓团结一起共同拥护和平为领袖就可以避免战争，并且按照和平的指挥用武力拿下各个中央/省/市/县高层官员，全力配合国家新制度的完整执行，中国全体公民将永远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绝对不需要通过外部战争来让外国侵略者共产党来消灭中国人的生命、消灭中国的财富、消灭中国的资源、毁掉中国的环境。

最后总结：

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让老百姓背负着抚养子女、子女教育、房产、医疗、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绝大部分老百姓以低收入的方式艰难挣扎在温饱线上下，让老百姓很少有人能够摆脱底层的命运。而当权者阶层掌控一切财富物资资源，让自己和自己后代及亲属过上纸醉金迷富可敌国的生活，哪怕多出大量财富资源，当权者宁愿赠送给外国人、毁掉、随意挥霍掉也不让本国老百姓获益。老百姓有怨言就聘用大量武装人员、监视人员、管理人员来全方位的高压统治老百姓，让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的被奴役在当权者脚下。

永久和平党管理的中华永久和平国

让老百姓没有背负抚养子女、子女教育、房产、医疗、养老等生活方面的压力，让绝大部分老百姓以中等收入的方式幸福的生活着，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老百姓不需要想着去摆脱阶层的命运，因为自己的阶层就很幸福，衣食无忧吃喝玩乐工作生活两不误。当权者阶层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全国人民手里，当权者根本无法把大量浪费财富资源赠送、挥霍、毁掉，国家一切财富物资资源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管理。老百姓只会更加爱护共同的美好国家，根本不需要大量的武装人员、监视人员、管理人员来统治老百姓，老百姓世世代代将永远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

和平对中国军人、武警、警察、国安局人员成为带头人，效忠和平政权的文章有《和平对中国所有的军人、武警、退伍军人要说的话》《和平移交权力奖励钱和荣誉的说明》《永久和平党建国八部曲》《中国人民夺回国家政权当家作主的3个方法》

和平政权有什么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思想，具体的文章有《和平主义治国思想》《永久和平党政治纲领》《中华永久和平国党政军国家架构》《中华永久和平国公民收入分配方案》《中华永久和平国和平公民特权阶层》《中华永久和平国免费社会福利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公务员财产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政府收入支出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民主投票罢免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司法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制度》

和平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区别，相关文章有《中国共产党、永久和平党分别管理统治国家的区别》《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鱼肉百姓一目了然》

中国共产党具体怎么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怎么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的文章有《细数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各大罪状》《乱世魔王毛泽东罪恶的一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急需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的那点本事》《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习近平对中国人民的驭民术和种种恶行》

原文地址 https://www.yjhpg.com/hpzssp/968.html

#全民免费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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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migration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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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移民格林纳达？

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人们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很多投资者为了获得更为广阔的投资环境，实现资产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也纷纷选择移民海外。移民市场的移民项目琳琅满目，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那么今天瀚文投资移民就为大家介绍格林纳达入籍项目，看看格林纳达的移民优势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格林纳达投资移民计划。格林纳达于2013年8月29日通过《格林纳达投资入籍法案》。法案规定，外国公民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通过捐款或投资政府批准项目来获取格林纳达公民身份。根据法案规定，申请人必须通过有资质的代理人提交申请。针对此项目，格林纳达政府组建了格林纳达投资入籍项目委员会。委员会会根据法案来评估每一个申请，合格的申请会提交到政府进行最终审批。格林纳达公民身份和护照，享受120个国家和地区免签的同时，可独享免签中国和申请美国E2签证的机会，是打开全球机遇大门的重要捷径。

申请格林纳达投资移民的条件为：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健康体检证明、艾滋病检验报告。有两种申请方式可供选择：1.捐款：投资人可以通过捐款15万美金，获得公民身份（2017年11月24日新政）。捐赠款项可以通过2次分期支付到指定的格林纳达国家建设基金中。20万美金为一家四口的捐赠费用，每额外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需额外捐赠25000美金。2.房地产投资：投资人可以通过投资35万美金的房地产项目，获得公民身份。该房地产项目需经过格林纳达政府批准，类型包括酒店、别墅、和度假村。35万美金房产投资为一家四口的费用。每额外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需额外捐赠25000美金。

格林纳达是英联邦国家，与中国互免签证，免签120个国家及地区，并且是加勒比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申请全程无需登录，无移民监，无面试、经商、语言要求。加上审批时间快，约60个工作日快速拿身份的优势以及一人申请、四代移民，且国籍可世代相传的便利，格林纳达已然成为了国际化离岸金融及税务优化天堂。

瀚文投资旨在帮助具有全球化投资眼光的投资者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择效益最优的国际投资路线。不仅为众多投资者量身定制了全方位的海外投资解决方案，是您值得信赖的专业资讯及VIP定制服务管家。TELEGRAM ID：hanwentouzi；QQ：1436897448；邮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hanwen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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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investment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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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慧移民】怎么移民格林纳达？ E-2签证成员国，最长签发五年

根据《格林纳达投资公民法》的规定，2013年启动了“格林纳达投资公民身份计划”，允许合格的投资者及其家人申请公民身份。申请人只要具有一定金额以上的个人净资产，杰出的品格，没有犯罪记录，身体健康，并满足以下投资选择之一即可：1.房地产投资，申请者必须投资至少350,000美元，并且必须维持至少四年。最低金额包括主申请人，主申请人的配偶和两名合格家属。每个额外的受抚养人需要额外的25,000美元；2.国家转型基金捐赠，单个申请人可以向格林纳达的国家转型基金捐赠至少15万美元。该方式最多可容纳四个人的家庭，捐赠金额为200,000美元，每个额外的家属需要额外捐款25,000美元。

之前根据《格林纳达公民法》第7条的规定，如果在格林纳达合法居住了7年，并且其中2年作为永久居民，那么可以根据入籍程序申请格林纳达公民身份。但是2019年5月24日生效的修订法案中，永久居民身份已通过投资程序完全从公民身份中删除。（政府已停止

发行PR卡和证书，相关持有人会收到另一种形式的国民身分证）。另外，也对某些合格投资要求做了调整：1.如果申请包括不超过五十五岁的合格父母，则需要在批准后捐款中额外捐款50,000美元；2.如果申请中包括合格的兄弟姐妹，则需要与后期批准捐款一起额外捐款75,000美元；3.提交申请时应缴的所有费用将保持不变。

格林纳达移民无移民监，无任何居住要求，可以在四个月内快速处理。申请成功之后，直接邮寄至国内，无需登陆就可以轻松启动。格林纳达护照免签证旅行到超过125个国家/地区，包括欧洲的申根区，而且格林纳达和美国之间签署的E-2签证计划允许格林纳达公民在美国经营并在美国居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林纳达政府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已于2015年6月1日起已正式生效，格林纳达也成为全球第5个与中国达成上述协议的国家。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格林纳达持有效的格林纳达的公民，在缔约另一国入境、出境或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不需办理签证。

格林纳达的E-2签证被认为是美国双边投资条约签证中最有价值的，其签证签发期限为3个月至5年，具体取决于互惠时间表，格林纳达最长为5年。E-2签证的处理时间通常为2个月或更短，能无限续签。可以直接在美国领事馆申请，无需事先获得美国移民局的批准，与美国永久居留不同，E-2签证持有人可以避免对全球收入征税。E-2签证的配偶可以在美国想要的任何地方工作，孩子可以在美国上学（公立或私立），并且可以获得本州学费。

美慧移民，致力于快捷、安全、保密与超凡的移民投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随着全球保守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退潮，资产与身份只放在一个地方是危险的，每一位全球高净值人士都应该有更完美的分布式移民与投资��决方案。Telegram：meihuiyimin；QQ：1504149188；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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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5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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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的护照优势和移民

公元1498年，在哥伦布第三次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中，他发现了这座岛屿，并将它命名为“Concepcion”。

公元1609年，英国人试图在这里建立据点，但遭加勒比人的英勇抵抗而失败。

之后到了1650年，法国人带着一些小玩意和烈酒来到海岸上，用这些东西讨好了这些凶残的加勒比印第安人。这种贿赂的策略并不能持久奏效，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为了争夺这座岛屿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战争。

因武器优劣悬殊而败退，这些加勒比武士被围困在该岛北端的索特尔山，经过浴血抵抗，最后仅余数十人全部跳崖牺牲。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欧洲列强间展开了争夺格林纳达政权的斗争，英法两国轮流交替统治着这座岛屿。最终，1783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正式确认格林纳达为英国所有。

1967年，格林纳达取得英联邦“内部自治”地位。1974年2月7日格林纳达宣布独立。

1984年年末，在格林纳达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赫伯特·布莱兹（Herbert Blaize）成为了格林纳达的总理。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格林纳达政府以其农业实力重新恢复了该岛的声望，同时利用轻工业和旅游业巩固它的经济基础。

风景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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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什么是E2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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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2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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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格林纳达，这个国家的历史你了解多少？

公元1498年，在哥伦布第三次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中，他发现了这座岛屿，并将它命名为“Concepcion”。

公元1609年，英国人试图在这里建立据点，但遭加勒比人的英勇抵抗而失败。

因武器优劣悬殊而败退，这些加勒比武士被围困在该岛北端的索特尔山，经过浴血抵抗，最后仅余数十人全部跳崖牺牲。

1967年，格林纳达取得英联邦“内部自治”地位。1974年2月7日格林纳达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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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被誉为“加勒比的香料国”，肉豆蔻、桂皮、姜和香草随着微风散发出阵阵芳香的气味，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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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piyayun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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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

美国自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以来，在240年的历史中，没有战争的时间仅有21年，即在美国223年的历史中，美国一直在世界某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军队处于交战状态[1]。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全世界有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为由，发起了其中的201场，占到81%，导致3亿人死亡[2]。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于2016年底发布的世界各大国军费统计显示：2016年，美国的国防支出排名世界第一，军费开支为6220亿美元，占GDP的3.59%[3]，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并在100多个国家建有大约1000个军事基地。据2017年3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白宫公布了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纲要报告，该报告名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提议增加军费开支540亿美元，以凸显“军事优先”，进一步增强美国国防安全和“硬实力”。

现以时间为序，历数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以此考察美国频繁发动战争背后的种种动因：

一、入侵朝鲜

（1950.6.25—1953.7.27）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用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其中，朝鲜战争起源于朝鲜半岛上朝韩之间的内战，分别支持朝韩双方的苏联、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致使内战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成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简称“三八线”），在朝鲜划界而治，留下内战隐患。1950年6月25日，朝鲜不宣而战，进攻韩国，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队在韩国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历经数次战役，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1951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战后，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4]

二、武装干涉黎巴嫩

（1958.7.15—10.25）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属于中东国家。中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冷战中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区域之一。

1957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关于中东的特别咨文，中心思想是“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5]，要求国会授权他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他还提交了中东决议案，宣称保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从而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给这些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可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以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武装侵略”。3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该决议，决议的基本原则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958年7月，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出兵黎巴嫩，干预黎巴嫩内政。

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引起人民的反对。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夏蒙政权的武装起义。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应黎巴嫩政府请求和“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侨民”为由，批准了“蓝蝙蝠行动”（Operation Blue Bat），宣布出兵黎巴嫩，保护其“被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权”，以加强亲西方黎巴嫩政府，支持夏蒙总统反对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7月16日下午3时，在美国海军第6舰队护送下，1400名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贝鲁特以南国际机场附近的哈尔迪湾实施登陆[6]。尔后，美国又通过西德“空中走廊”不断增兵。到8月上旬，美国侵黎兵力达到4.8万人。

美国的武装干预持续了大约三个月，直到要求援助的夏蒙总统完成其总统任期。美国和黎巴嫩政府部队成功占领了贝鲁特港口和国际机场。危机结束后，美军于10月撤出。

三、侵略越南

（1961—1975）

越南战争简称“越战”，其本质是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武装干涉越南，支持南越（越南共和国）与由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相对抗的一场战争。[7]

1965年，北越向南越发动攻击，美国出兵援助南越，代号为“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该行动由美国空军、海军和越南共和国空军于1965年3月2日至1968年11月1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由于北越获得盟国援助，拥有了精良的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系统，使得该行动成为冷战时期最激烈和艰难的空战[8]。一年未到，美国已损失170架飞机，南越空军损失8架飞机。空袭北越耗资约9亿美元，整个越南战争花费美国约7380亿美元，期间有超过5.8万美国士兵阵亡。1965-1975年间，美国空军在越南、老挝及柬埔寨投放了大约760万吨炸弹，几乎是二战的三倍。美国最终在1973年撤军，北越于1975年统一了越南[9]。美国最终战败。

关于美国在越战中为何失败，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高估了自身现代化武器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是美国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斗不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将此归咎于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大师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则认为，越战是美国对第三世界进行的武装干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必然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难逃失败命运[10]。

越战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败得最惨的战争。越战极大改变了冷战态势，使美国由冷战中强势一方转为弱势。越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民权问题，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给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四、入侵格林纳达

（1983.10.25—11.2）

北美洲岛国格林纳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向风群岛最南端，是加勒比海通向大西洋的门户，扼守着由南部非洲和南美通向巴拿马运河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79年3月，格林纳达国内发生政变，亲西方政权倒台，新政权亲苏联、古巴倾向日趋明显。为遏制苏、古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借格林纳达内部发生政变之机，联合中美洲七个加勒比国家，对格林纳达发动了代号为“暴怒行动”（Operation Urgent Fury）的武装入侵，这是自越南战争失败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1983年10月25日拂晓，美国出动“快速部署部队”，采用突然袭击方式，对格林纳达实施伞降和机降着陆，陆海空联合作战，揭开战争帷幕。1983年10月26日，美军攻占格军司令部。28日，美军控制首都圣乔治，主要战斗基本结束。此后，美军派出小分队，对撤至格岛北部山区的对方残部进行搜剿，查缴了岛上所有武器弹药库。至11月2日，美军完全控制了格林纳达，战争遂告结束，整个过程历时仅8天。此次战争的结果是，美军仅19人阵亡，116人受伤，损失直升机9架。格林纳达军方亡40余人，被俘15人，其余逃散。

美军控制格林纳达后，由英国女王任命的格林纳达总督重新组织新政权，美军陆续撤出。总体而言，这场战争是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遭到包括其西欧盟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大为受损。

五、空袭利比亚

（1986.4.15）

20世纪60年代，北非国家利比亚政局动荡。1969年9月1日，以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后改国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1976年，美、利关系紧张，卡扎菲下令收回美国在利比亚德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受损。70年代，利比亚为抵制美国的影响和渗透，废除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技术协定。卡扎菲在推行反美政策的同时，积极向苏联靠拢，尤其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10.6—10.26）以后，苏利关系发展迅速。1980年，美国宣布利比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关闭了驻利比亚大使馆。

1986年4月5日，在西德柏林，美国驻军常去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两名美军士兵和一名土耳其裔德国妇女死亡，另有230人受伤，其中包括50多名美军人员[11]。美国声称从东德的利比亚特工处获得了有关袭击事件的电话记录。在与欧盟和阿拉伯合作伙伴进行数天外交谈判之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于4月14日下令对利比亚进行打击。

1986年4月15日，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代号为“黄金峡谷”（Operation Eldorado Canyon）的行动，对利比亚实施海空联合打击行动。在此次行动中，美国使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战、精确制导、高速反辐射雷达和远程航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对利比亚实施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空袭作战。美国海空军以电子战飞机为先导，首先压制干扰对方的防空系统，尔后再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确打击，仅用短短23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在此次袭击中，卡扎菲本人受伤，其一岁半的养女死亡，两个5岁左右的儿子炸成重伤，美国达成了所谓“降低了利比亚支持和训练恐怖分子的能力”的作战目的[12]。

其间，美国飞机从英国基地起飞，准备对利比亚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进行轰炸，但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拒绝为美军飞机开放领空，美军飞机通过空中加油才得以完成轰炸任务。

六、巴拿马战争

（1989年—1990年）

中美洲最南部国家巴拿马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巴拿马战争是指1989年底，美国为争夺巴拿马运河权益、悍然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政府的军事行动。

1989年12月15日，巴拿马全国民众代表大会采取紧急措施，任命军事强人曼纽尔·诺列加为政府首脑，授予其绝对权力，并宣布巴、美处于战争状态。12月16日晚21时，4名美国军官乘车经过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所在大街时，与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美海军陆战队一名上尉死亡，另一名军官受伤，巴拿马3人受伤，其中一人是路边女童[13]。

1989年12月20日凌晨，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出动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2.6万名精锐部队，趁着夜色对巴拿马实施“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首次动用了6架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向巴拿马军队的27个重要目标同时发动突然袭击。巴国防军司令、政府首脑诺列加指挥巴军及准军事部队“尊严营”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仅8个小时就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能力。美国作战行动在48小时内完成，控制了巴军的大部分兵营，推翻了诺列加政府。1990年1月3日，诺列加被迫走出梵蒂冈驻巴使馆，向美军投降。1990年1月12日，巴拿马战争结束。

美国总统布什声称，美军入侵巴拿马的目的是“为美国人创造安全的环境；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完整；为自由选举的安达拉政府提供稳定的环境；把诺列加捉拿归案”[14]。在此次冲突中，美军23人阵亡，325人受伤；巴方205人阵亡，1236人被俘，产生难民约2万人左右[15]。

七、利比里亚武装撤侨

（1990.6.3—1991.1.9）

利比里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1980年，原住民塞缪尔·卡尼翁·多伊军士长率领士兵发动政变，结束了美国黑人移民后裔的统治，建立军政府。1989年，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领导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率部打回国内，内战爆发。

1990年6月3日，美国以利比里亚内战威胁到本国侨民的安全为由，宣布实施“利刃行动”（Operation Sharp Edge），派遣一支由4艘战舰、27架作战飞机和23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地中海驶抵利比里亚附近的海域待命。8月5日，位于利比里亚海岸的美国特遣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攻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控制了美驻利使馆及周围地区，开始了撤离行动，最终撤出2690人，其中包括330名美国公民，以及利比里亚、意大利、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的国民。美国海军支持了这次行动，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6]。

八、海湾战争

（1991.1.17—2.28）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美苏之间结束长期冷战状态，全球战略格局从两极向多极转换，国际政治力量失调，局部地区力量失衡，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

在中东，伊拉克为了解决与科威特的边界纠纷和石油争端，于1990年8月2日凌晨向科威特发起突然进攻，占领了科威特全境，引发海湾危机，成为海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在海湾地区拥有巨大经济利益。8月7日凌晨2时，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了“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计划，向海湾地区紧急增兵，以阻止伊拉克进一步入侵沙特，并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发动了局部战争。此次战争代号“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持续仅42天，是人类战争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使用新式武器最多、投入军费最多的一场战争。

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取得了压倒性的制空、制电磁优势。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了各种用途的飞机，实施空中作战，对伊军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空袭。战争开始前，美军使用电子作战飞机对伊军电子设备实施强烈干扰，压制伊军的通信和预警雷达系统，保证空袭行动的突然性。在作战过程中，美军针对伊军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实施强大的电子战，对伊军电子设备、防空雷达和通信网络等进行了压制，致使伊军指挥失灵，通信中断，空中搜索与反击能力丧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此外，美军飞机、坦克、步兵战斗车乃至单兵武器都装备有红外夜视装置、激光夜视仪和红外热成像设备等夜视夜瞄器材，能够昼夜不停地连续作战，有效打击了伊军。最终，多国部队以较小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使伊拉克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军。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损失惨重，2—3万名士兵阵亡，超过7万名受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贫化铀武器，造成伊拉克军方和平民的癌症发病率在4年内上升了大约20倍[17]。

关于海湾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如此阐释：“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8]

九、武装干涉索马里

（1992.12.4—1994.3.21）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上，因其突出的地形而被形象地称为“非洲之角”，是各国货轮出入苏伊士运河的必经海路。索马里局势长期动荡，内战连绵不断。

1992年12月4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由，组织名为“重建希望”（Operation Restore Hope）的维和行动，宣布派遣一支2.8万人的部队，参加在索马里的援助行动。索马里势力最大的军阀法拉赫·艾迪德认为维和部队阻碍其扩张势力，因此伏击了巴基斯坦部队，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

1993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艾迪德。10月2日，“线人”报告，艾迪德的两名高级助手出现在摩加迪沙奥林匹克饭店。10月3日，美军开始抓捕行动。该行动由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合作进行，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及情报错误，导致该行动陷入混乱，两架美军160航空团的黑鹰直升机被先后击落，机上幸存人员陷入民兵的包围之中，原本计划1个小时完成的秘密抓捕行动衍生成战争事件。陷入索马里民兵甚至平民重重围攻下的美军在摩加迪沙激战15小时后，才在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掩护下撤回安全区。行动中，共有19名美军丧生，1人被俘，70余人受伤；除上述两架直升机被击落外，还有3架被击伤，数辆卡车和“悍马”车被击毁，索马里平民和民兵伤亡超过1000人[19]。此次行动成为美军自越战以来最为惨重的军事失败。10月4日下午，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反复出现索马里人用绳子在地上拖着一具美国特种作战队员的尸体游街示众的��面，被俘美军也上了电视[20]。美国舆论一片哗然。1993年底，美国克林顿总统最终下令撤军。1994年3月21日，美军从索马里撤出[21]。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拍摄了反映这一事件的影片《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黑鹰坠落”后也指代美军失败的索马里军事行动。

十、科索沃战争

（1999.3.24—6.10）

科索沃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面为塞尔维亚其余部分，南临马其顿共和国，西南面为阿尔巴尼亚，西北为黑山，原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中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区。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管控下，民族矛盾暂时掩盖。铁托去世后，多种势力涌动。科索沃战争便是一场由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直接引发、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推动下爆发的局部战争。

科索沃阿族人希望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致使局势动荡。1999年3月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声称“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于3月24日起对南联盟发动代号为“盟军行动”（Operation Allied Force）的大规模空袭[22]。在持续78天的轰炸中，联军投射的炸弹总数超过2.5万枚，其中精确制导攻击炸弹约8千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绝对的空中优势，打击弱势的南联盟，通过武力，迫其就范。此次战争的作战样式为典型的非接触式交战，即双方始终都未在战场上近距离作战，这在世界战史上极为少见。在交战过程中，北约主要采用三种战法：一是在距战场上千公里处发射巡航导弹进行攻击；二是从美国本土或盟军基地出动隐形轰炸机，在电子干扰机的支援下，深入战区，投射精确制导炸弹；三是在掌握战区制空权的前提下，使用作战飞机从防区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攻击预定目标[23]。

南联盟作为弱势一方，在战争初期利用山多洞多、地形复杂的地形优势，修建了许多洞库和地下设施，在北约空袭前将大部分飞机、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藏于地下，躲过大规模空袭，保存主战装备和作战部队实力，但没有有效的反击手段。6月中旬，北约同南联盟签订停战协议，由3.7万人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打着联合国旗号开进科索沃[24]。

这场战争造成南联盟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1700名平民死亡，约1万名平民受伤。境内7个地区的20多个军事目标被击中，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央的中国驻南大使馆也遭到轰炸，死伤超过20人。此外，北约盟军至少向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境内投放了1.5吨的贫化铀弹，被认为是造成该国癌症病发率激增的主要原因[25]。

十一、阿富汗战争

（2001.10.7—2014.12.29）

“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提出了一反国际法规则的所谓“先发制人”政策，被称为“布什主义”，即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对恐怖主义和谋求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策，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上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部署为基础，采用强硬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反恐”名义下，布什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将“布什主义”推向了极致。

“9·11”事件后，美国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涉嫌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为由，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塔利班政权[26]。塔利班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组织，由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于1994年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成立。“塔利班”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学生”，如此命名源于成员多是当地不满军阀混战的学生。

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起了代号为“持久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军事打击行动，对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发起战争，标志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军动用15架轰炸机，25架战斗机，6小时内实施4轮轰炸，攻击30多个阿富汗境内目标[27]。截止到2001年12月31日，美军共出动作战飞机5000架次以上，投射炸弹导弹1.2万多枚，其中60％以上是精确制导弹药。通过军事打击行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网络基本被摧毁[28]。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以空中精确打击为主要打击样式的战争。由于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属于非对称战争。2011年5月1日，奥巴马宣布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了本·拉登。2014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

十二、“第二次海湾战争”

（2003.3.20—2011.12.15）

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由于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

美英联军从2003年3月20日起向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斩首行动”（Decapitation Strike)和“震慑行动”（Operation Shock and Awe）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战争打响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开始，强调战争将“速战速决”。在这一阶段，美英联军先后向伊拉克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击败美英联军。2003年4月9日，美军进入巴格达。5月1日，乔治·布什宣布，伊战主要作战行动结束。2003年12月13日，美军在提克里特抓获萨达姆·侯赛因[29]。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此次战争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1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发表讲话，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

美国撤军之后，伊拉克叛乱激增。恐怖主义活动转为伊拉克叛乱组织反对中央政府以及伊拉克各派之间的冲突。美国撤军后的头两个月，伊拉克有一千多人遇难。2003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4491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30]。

然而，直至伊战结束，指控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两大罪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串通恐怖分子均查无实据，战前情报的错误及其出兵理由使美国在国际上面临广泛的批评。根据2007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服务节目调查报告显示，在25个国家超过2.6万人中，73％的人不赞成美国操纵的伊拉克战争[31]。2006年，英国和加拿大的多数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无正当理由”，英国人批评其政府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32]。英国广播公司（BBC）2007年9月调查发现，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应从伊拉克撤军[33]。

十三、利比亚战争

（2011.3.19—10.31）

在政治上，卡扎菲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为此，1979年，美国将利比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2011年2月15日开始，利比亚和平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军的武力镇压后引发起义，进而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交战双方为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军和由赫夫特领导的反政府势力。据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料显示，在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赫夫特于1988年建立了利比亚国民军[34]。2011年3月14日，赫夫特返回利比亚，负责发起推翻卡扎菲的运动。并非巧合的是，奥巴马总统也在这一时间签署“总统调查令”，授权中央情报局采取秘密行动，推翻卡扎菲政权[35]。

2011年3月17日，美国及北约自称为落实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结成“广泛联盟”联合行动，执行武器禁运、设立禁飞区、保护平民等任务。3月19日起，美、法、英等国战机和舰艇打击利比亚当时卡扎菲政权的相关目标。3月31日，北约正式从美英法等国手中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权。8月22日凌晨，反政府武装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于10月20日完全占领卡扎菲武装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被抓，因伤重不治而身亡。10月31日子夜，北约结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36]。

在这次行动中，美国在开始阶段动用战机空袭利比亚，随后由北约接手指挥权。美国之外的国家执行75%的空中任务，美军主要负责情报收集和空中加油等辅助任务。整个行动中美国一直没有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只向反政府武装提供非武器援助并支持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向利比亚派遣军事人员[37]。

结语

可以说，二战后，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其为“和平时期的总统”。譬如，第33任总统杜鲁门任期期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第35任总统肯尼迪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古巴猪湾、干涉越南；第36任总统约翰逊任期期间，美国武装介入越南战争、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任期期间，美国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武装入侵柬埔寨和也门共和国以及策动智利政变；第38任总统福特任期期间，美国继续越南战争；第39任总统卡特任期期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第40任总统里根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格林纳达、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空袭利比亚，袭击伊朗；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巴拿马，并发动海湾战争；第42任总统克林顿任期期间，美国突袭索马利亚、海地和南联盟；第43任总统小布什任期期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下令空袭利比亚；第45任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4月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4月21日发布的《201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统计，美国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对外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2001-2011年间，每年约有1.4万至11万名平民死于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38]。2017年3月9日国新办发布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2009年以来，美国无人机攻击仅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就造成超过800名平民伤亡[39]。2014年8月8日至2016年12月19日，美国空袭伊拉克7258次，空袭叙利亚5828次，造成733起平民死亡事件，共导致4568－6127名平民死亡[40]。人权纪录援引制止战争联盟网站2012年6月14日的文章说，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制造了生态灾难，致使伊拉克战后儿童出生缺陷率“惊人增加”[41]。

关于美国为何频繁发动战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总结出五个最主要原因：一、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面对微弱的军事力量，很难抵制住诉诸武力的诱惑；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任何地方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三、美国实行志愿兵制度，由自愿参与行动的人完成军事行动减少了公众反对战争的压力；四、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多奉行行动主义，往往赞同美国使用武力；五、美国的军事力量控制在总统和少数野心勃勃的顾问手中，篡夺了美国国会宣布战争的权力，致使“政府机关之间相互制衡”系统在实际中无法操作[42]。

然而，美国不断发动海外战争还有其深层动因。正如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罗伯特·基欧汉所说：“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保护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免遭敌对国家的破坏，是成功的霸主应有的前提条件。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在其军事力量的后盾下，美国以多元化原则和制订体现美国利益的规则为基础，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为保护其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发挥作用的。”[43]可见，在军事安全上把控局势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过程中可资利用的王牌。从上述战争可以看出，美国主宰亚洲和中东的计划在二战结束时便已显现。亚洲人口多，消费力强，资源丰富；中东位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带，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波兰裔美国地缘政治专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便曾指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44]所以，亚洲和中东自然成为美国频繁发动战争的主要战场，美国在亚洲、中东以及欧洲发动的战争是其二战后为实现全球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实战演练。

可见，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绝对优势的美国以“保护美国利益”为由进行各种军事干预，其目标随着时间和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背后主要动机基本一致，即为了占据地缘优势、攫取资源、开拓市场，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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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mdunk11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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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脸谱网的丑闻：数据泄露、干预选举、高管离职、股价暴跌

018年，本该是马克·扎克伯格真正开始修复脸谱网的一年，这是首席执行官的年度自我改善计划项目，回顾脸谱网的2018年，或许可以肯定地表示，很少有人在执行新年计划方面，做得如此失败，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导致政府和媒体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和审查，用户的强烈反应，高管不断离职，以及股价暴跌。

2018年，脸谱网暴露出来的丑闻，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该公司的根基有关，脸谱网是采取基于大量用户，赚取广告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但对于这家硅谷的社交媒体巨头来说，201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未来，脸谱网将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清楚。那么，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改变？

一、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

1、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

考虑到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事件，给脸谱网带来了多大的压力，该事件最终可能成为脸谱网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丑闻，在2018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不少新闻媒体已经就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聘请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展开调查。然而，来自《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第四频道》的轰动一时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脸谱网与第三方开发商分享了多少用户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之后，脸谱网开始阻止他们的访问权限），脸谱网却从没有告知其用户，他们的信息丢失了多少，以及如何丢失的，以及外人是如何轻易地获得这些信息数据。

2、数据共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们，将更多地了解脸谱网，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业务，不是通过“销售数据”（其高管所否认的指控），而是通过收集、交换数据，并将其公之于众。脸谱网让黑莓等设备制造商能够访问数据；其拥有Netflix、Spotify、甚至俄罗斯的搜索引擎Yandex等这样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在被其他公司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却从脸谱网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信息数据。这些爆料来自《华尔街日报》、英国议会受理的一宗美国诉讼的法庭文件、以及《纽约时报》，其中《纽约时报》的爆料新闻，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一些人认为，最新披露的信息要么是夸大其辞，要么是早已众所周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脸谱网已经失去了新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数据共享协议是否违反了脸谱网，于2011年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同意法令，该法令禁止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享用户数据，还可能会产生巨额罚款。

3、数据泄露

虽然数据共享是脸谱网设计的一个特点，但信息也可以超出脸谱网的控制，去年10月，该公司宣布，多达3000万用户的数据，在一次大规模黑客攻击中遭到了泄露，其中一些数据敏感程度不亚于宗教信仰或位置信息，仅仅两个月后，一个漏洞使得多达680万用户的照片变得不堪一击。

二、世界各地假新闻的致命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后真相”的时代，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真正的新闻和独立媒体却被贬为“虚假传媒”。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社交网络，但其肯定需要承担很多责任——尤其是脸谱网，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产品在世界某些地方大部分或全部替代了互联网。2018年，联合国表示，脸谱网在缅甸已经变成一只“野兽”，脸谱网通过允许在平台上，提供有关罗兴亚人的虚假的和令人憎恶的信息，从而助长了缅甸其他人与罗兴亚人的种族冲突；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脸谱网也被指控对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印度，该公司不得不改变其加密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的运行方式，这与此前在该应用程序上传播的谣言与致命暴力有关；在美国，反对脸谱网假新闻事件，主要集中在臭名昭著的右翼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身上，包括脸谱网在内的科技平台（脸谱网是跟随，而不是主导这项努禁令），禁止琼斯登陆他们的平台，而且是在帮助琼斯获得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之后。

三、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持续后果

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说法，可能在很早就出现了，但在2018年，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俄罗斯特工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尤其是脸谱网、Instagram和推特，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选民中传播分歧立场。例如，12月份发布的两份报告中，详述了俄罗斯涉及的广度，强调科技公司在遏制这一问题上几乎无能为力，这些报告还显示，Instagram的形象比其母公司脸谱网的形象更干净，在其影响力方面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

四、政府审查和监管风险

数据泄露丑闻和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导致世界各地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在国会和议会举行听证会，对脸谱网的运营、商业模式和过去的主张进行审查。脸谱网的高管们，不得不亲自回答数百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扎克伯格避免了面对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对手：比如，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欧洲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数据隐私法，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了影响，但脸谱网的各种丑闻，帮助美国国会议员，加大了针对该公司最赚钱的市场进行技术监管的讨论。

五、脸谱网曝光内部管理混乱

直到今年之前，脸谱网一直被认为是一家领导层团结一致、很少有高管离职的公司，201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报道，脸谱网最有价值的两笔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的创始人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平台的未来存在巨大分歧，包括对母公司脸谱网不断追求盈利的担忧。脸谱网的隐私主管离职了，通讯和政策主管也离职了，扎克伯格，特别是是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经是拥有众多崇拜者的高管，但在2018年，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严重受损。扎克伯格是他创建的公司的化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冷酷无情，其权力欲大得可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脸谱网聘请共和党背景的公关公司Definers，以转移外界对该公司的批评，并调查索罗斯和反社交媒体草根组织的关系，以作为其损害控制措施的一部分，而桑德伯格是在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后，领导脸谱网转移公众关注目标行动的人之一。

六、那么，现在怎么办？

或许最重要的是，2018年，对用户和监管机构来说，似乎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刻，脸谱网在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无所不在的、经常是有害的角色变得更加难以忽视。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副教授和脸谱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大卫·卡罗尔表示：“这只能归结为网络影响（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用户，使其变得更好的经济概念），以及通过设计创造技术垄断的意图，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和巨大的能力，但也集中了力量。”卡罗尔请求英国政府获取剑桥分析公司所收集的选民数据。

2018年，脸谱网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其可信度，卡罗尔指出，在俄罗斯干预选举、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和聘请Definers这三起丑闻中，“掩盖事实比犯罪更糟糕”，脸谱网不断改变其解释，隐藏关键信息，并试图淡化其造成的伤害。此外，脸谱网在让人们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不断泄露用户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强烈反对。脸谱网对各种丑闻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在回应中变得死板，不断重复“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在其他时候则过度防御，甚至在语气上过于居高临下。

在整个2018年，在脸谱网的用户中，“删除脸谱网”的运动时有发生，在圣诞节前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发布了有关俄罗斯影响力行动的报告，以及《纽约时报》也发布了数据共享调查，又出现了最新一次的飙升。许多人，包括有影响力的记者，在推特上宣称，他们彻底的删除退出了脸谱网，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用户的数量，如果用户真的大量离开，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那里是脸谱网的广告收入最多的地区，这对脸谱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脸谱网的投资者非常关注用户的数量。该公司在这些地区，已经失去了不少用户，如果最新的丑闻曝光后，有更多的用户退出，当然，我们将在明年1月该公司的财报公布后得知，是否有更多的用户是否真的退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能真的离开脸谱网，因为脸谱网可能是他们与家人、家乡、学校、企业、组织和支持团体联系的唯一渠道。

卡罗尔表示，脸谱网遭到强烈反对的一个潜在后果是，监管机构将使其用户数据变得更有可移植性，即用户可以轻松下载数据并将其转入新的平台，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可实施的规则，这将使用户更容易将所有信息转移到新的、更好的平台，转移到脸谱网的潜在竞争对手那里，卡罗尔说道：“这就像制定法律，你可以保留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随时更换你的通信服务商，这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2018年，是许多脸谱网用户觉醒的一年一样，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卡罗尔表示，在美国，人们在政策层面的讨论对其进行限制，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脸谱网的 2018年传奇故事中，最重要的时刻，也许是英国议员和监管机构在对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的调查中，脸谱网能够勇敢的站出来面对。

在全球拥有20亿用户的脸谱网，大到不能倒闭，如果用户继续留在该平台及其姊妹应用程序上，要么只能无视丑闻，要么只能下定决心删除并退出脸谱网，但这会让他们损失太多，对广告商也是同样如此，而且资金将会持续流入该公司的资金池。自今年年初以来，脸谱网的股价暴跌了大约三分之一，与2018年的股价峰值相比暴跌了约40%，但这一峰值，出现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曝光之后，表明脸谱网能够承受丑闻的打击。而且，证券分析师基本上依然喜欢脸谱网，并相信其业务，人们对脸谱网的信任可能会明显降低，但卡罗尔表示，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都将不得不接受脸谱网，即使它是一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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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zhouzi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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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内幕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一大”并不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随便指��的。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疲于奔命，没有想过要每年庆祝建党。一直到1938年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才想起来应该每年都纪念建党。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毛泽东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会。两个人都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毛泽东就把七月一日当成是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因为这个日子容易记。他在那一年写的《论持久战》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纪念“七一”了。

　　不仅毛泽东、董必武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参加一大的代表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模模糊糊地说是七月份开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说七月一日开会，是把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搞混了。共产党“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确定下来的。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报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本来定在1921年6月20日在上海开会，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以后已经是7月23日了，这时会议才开幕。严格地说，1921年7月23日才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李公馆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他哥的家。他哥外出了，李汉俊觉得这个房子很大，把它作为会议的场地。30日，法国的巡捕突然来搜查。虽然巡捕没有抓人就走了，代表们觉得不能再在那里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上海的另一个代表李达的夫人提议改到嘉兴开。当时从上海到嘉兴要坐火车，7月31日有台风，铁路不通。到8月2日铁路通了，李达夫人和几个代表先到嘉兴做准备。8月3日其他代表陆陆续续地也过去了。那天他们租了一条游船，装成是游客，在嘉兴的南湖把会议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共产党的决议、纲领，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

　　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是跟毛泽东一起从长沙来的何叔衡，已经45岁，会议其他的代表把他称作“老先生”，跟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何叔衡不够格，不让他参加会议。所以，何叔衡虽然作为代表去了上海，但没有参加会议，被赶回长沙。剩下的代表中董必武年纪最大，也只有35岁。其他的代表，最年轻的才19岁，大部分都是20岁。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代表，还有一个日本的代表，本来共有13个代表，何叔衡走了剩下12个。这些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包括教师、大学生、记者，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但居然没有一个记得“一大”究竟是在哪一天开的。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这次会议当回事，不认为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日子都记不得了。

　　有别的迹象也表明，那些去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的。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南方的陈独秀和北方的李大钊，叫做“南陈北李”。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参加“一大”。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北京当时已经有共产党了，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但是，北京共产党接到开会的通知，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让李大钊去参加，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去参加。他们选北大的学生去。第一个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北京共产党还有两个学生比较著名，也都是北大的学生，一个叫邓中夏，一个叫罗章龙。第二个代表本来应该选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都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去上海开会。最后派了一个叫刘仁静的19岁的学生和张国焘一起去参加。

　　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他原来在上海，被南方政府请去当广东教育厅厅长。上海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希望陈独秀参加会议，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这个人叫包惠僧，是武汉共产党的人，想去苏联留学，到上海后没走成，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包惠僧是记者，采访过陈独秀，跟陈独秀很熟，上海共产党就让他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开会。陈独秀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他在筹建一个校舍，正在找钱，如果去上海开会，事情就耽搁了。他反而让包惠僧当广东的代表去参加会议。广东代表还有一个名额，陈独秀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陈公博去，因为陈公博刚刚结婚，刚好可以带新娘一起去上海度蜜月。从这事可以看出来，陈独秀也不把这会议当回事，陈公博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去度蜜月的。陈公博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但30日改到嘉兴开，他就不去了，带着新娘子去杭州西湖玩。8月3日他从杭州回来，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周佛海，才知道会议开完了，而且选出陈独秀当总书记。

　　我刚才说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记者，他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有人出钱（共产国际给他们出路费），可以借机去大上海玩一玩，公费旅游。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参加会议是顺便的事。所以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但是很不重视。很不重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纲领，结果所有的这些文件的中文的原始版本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有人想到要把它们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大”的第一次决议、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俄文版本。共产国际有两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保存下来。中共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要共产国际当时有关中国的资料，才找到了这些文件的俄文版本，再翻译成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版本。参加会议的陈公博于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参加过“一大”，有这个资本。这篇论文附了“一大”文件的英文翻译。参加会议的代表手上都有这些文件，他给翻译成了英文。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才被挖掘出来。对照英文的版本和俄文的版本，发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是可靠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没有人留下来，包括负责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

　　现在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对这事这么重视呢？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早在1920年，俄国共产党派了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先是到北京找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到去上海找陈独秀。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给陈独秀活动经费做成立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也可以说，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一大”。

　　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在1921年另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间谍处的尼可尔斯基一起到上海，给上海共产党经费让他们筹备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已经有共产党在活动的城市，每个派两个代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都派了两个代表。日本留学生也派了一个代表（周佛海）参加。马林、尼可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会议。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马林后来回荷兰，二战时荷兰被德国占领，马林被纳粹杀害。尼可尔斯基更惨。1938年斯大林搞肃反，尼可尔斯基本来是苏联的间谍，反而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13个代表大多数下场也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这些中国代表的命运。

　　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地主李汉俊在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李汉俊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还是被国民党军阀杀了。另一个上海的代表李达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在1923年宣布脱党，当教授去了，搞学术研究，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李达又重新入党，当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开除出党，被红卫兵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后来当了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跟毛泽东斗斗不过，1938年叛变投奔国民党。他算是得了善终的，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北京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托派”。文革时他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1987年他在北京被公交车撞死。

　　湖南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不用说了。另外一个代表何叔衡，就是参加会议被赶走的那个，后来参加��军。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了福建，但是何叔衡留在原来的苏区，有一次被国民党包围，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有一个是董必武。董必武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逝世，得了善终。武汉的代表还有一个是陈潭秋。他也参加红军，一直当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跟共产党闹翻了，杀了一批原来在新疆和他合作的共产党，其中被杀的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一个叫王尽美，他在1925年因肺结核病死。另一个代表邓恩铭后来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枪决。

　　广东的代表陈公博第二年（1922年）就宣布退党了，1923年去美国留学四年拿了学位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他跟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南京国民党的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所以是二号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他逃到日本，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回国，枪决了。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叫包惠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退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再后来去了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想回来，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他们就让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被政府养起来，文革时受了批判，但是不算很严重。他活过了文革，1979年才病逝。

　　最后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1924年退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也是跟着汪精卫投靠日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时他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蒋介石赦免了，改成无期徒刑。1948年在监狱里病死。

　　总共13个代表，有7个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退党，有两个甚至成为大汉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参与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建党的元老，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时信仰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或者就是要凑个热闹，信仰很不坚定，很容易变来变去。只不过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并不是像后来中共吹的，说建党“是一个开天辟地事件”。

　　2021.7.1.录制　　2021.10.3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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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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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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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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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最惨溃坝事故，当年媒体无只字报道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注：本文原载于2012年7月27日，河南“75.8”特大洪水35周年。

导读：被遗忘的河南七五·八溃坝事故，没有媒体报道，没有伤亡数据的准确统计；它是天灾，也是人祸。

这是一场堪比唐山大地震、却被历史遗忘了的巨大灾难。

1975年8月，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及周围共26个县市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个大中小水库相继垮坝溃决，近500万人被包围在汹涌的洪水之中，1000余万人受灾，106万余人瞬间一无所有。

离奇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1975年，偌大的中国，竟无任何一家媒体有过只言片语的公开报道。以至于时至今日，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突如其来的罕见特大暴雨

洪水，是在热火朝天的抗旱运动中突如其来的。

时任驻马店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孔繁斌日后回忆道：“1975年7月份降雨量偏少、河南全省较旱，驻马店地区7月下旬旱情发展严重，大中小水库河道，大都底水较低，有的河道和部分小水库断流。全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地、县委抽调大批干部组织领导群众全力抗旱保苗，为每人完成保收半亩秋作物而奋斗。全区每天出动男女劳力200万人。”

8月5日，来自太平洋的03号台风抵达苦旱已有两月有余的驻马店地区。

但带来的不是久旱后的甘霖，而是连续4天的特大暴雨。暴雨强度罕见得大，据水文工作者们测量的数据，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在暴雨中心 —— 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

幸存民众的许多回忆能够帮助后人直观地了解那场暴雨究竟有多大：“8月5日至7日连降暴雨，雷声滚滚，在半天空中打转，天，像蒙上了一层黑布，暴雨倾盆而下，犹如翻江倒海，天地间灰蒙蒙一片，几步之外看不见人影，说话听不到声音”；“暴雨像从盆里倒下来一样，房檐上的雨水流不及积有4指深，拿洗脸盆接雨水，从屋里往外一伸手缩回来就是满盆，山坡径流有脚脖子深。天色很暗，几步远看不见人。大雨前飞鸟满山坡，大雨后鸟虫绝迹，小孩子从树林里拣死鸟烧熟吃”；“雨像盆里的水倒下来一样，对面3尺不见人”；“在林庄降雨前鸟雀遍山坡，雨后鸟虫绝迹，死雀遍地”；“像这样连续几天几夜的特大暴雨，几辈子都没有听说过”……

（75·8洪水淹没范围图）

防汛仓库里只有几根木棍和几只木柄手榴弹

8月5日晚第一场暴雨到来后不久，驻马店市西三十余公里处的板桥水库就已接近最高蓄水位了。

板桥水库内外已经遍地洪水，库外水深已高达一米以上，水库管理局被冲，房倒屋塌，电话线被冲断，总机被砸毁，电站被砸坏，到处一片漆黑，水库与外界联系中断。板桥街上积水二尺有余，供销社、银行被大水冲倒。街上大部分民房倒塌，居民左冲右突，仓皇失措。

板桥水库是驻马店地区最大的四座水库之一，作为50年代的明星工程，在河南官民心目中一直享有“铁壳坝”的盛誉。

即便下游的遂平县已经发出了汝河可能溃坝的警告，也没有人认为板桥水库会垮掉。水库管理员8月6日传达给驻马店地委的灾情报告，不过是“板桥镇遭淹”，“群众生活发生困难”而已。驻马店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当天前往板桥视察，曾召集水库管理局、板桥公社和驻军负责人联席会议，部署抗洪抢险：

“会议室里，一身泥一身水的人们或席地而坐，或靠墙而立，把刘培诚围在中间，个个言辞铿锵、语调热烈。有的主张加高大堤，有的主张炸开副坝泄洪，减轻对大坝的压力。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会议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最后，人们才突然发现有关抗洪抢险的一切方案都无法实施。水库革委会副主任尴尬地告诉大家：防汛仓库里没有铁锹、草袋，更没有一两炸药，只有几根小木棍和几只民兵训练用的木柄手榴弹。”（于为民，《75.8浩劫内幕纪实》）

刘培诚无奈宣布散会，慰问了一遍灾民，又上坝看了看水情，然后坐车离开了板桥。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为了搜集好人好事以供宣传之用，当晚留在了板桥。

8月6日23时，板桥水库的水位已经高达122.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主溢洪道闸门抬高出水面，输水道也于7日凌晨1时全部打开泄洪。但水位仍在急剧上涨。

7日中午，留在水库督阵的地革委副指挥长阵彬宣布水库处于紧急状态，派人火速到驻马店去，催促地委、地革委立即与驻军联系，派部队到水库抢险，抢修通讯线路，运送草袋、发电机和其它防汛器材。并要求水库管理局和板桥公社组织力量上坝顶，等防汛器材运到后立即投入防汛抢险。

但结果是：地区防汛指挥部用电话询问水利局是否准备有麻袋和草袋，回答是没有；又询问供销社、粮食局等部门，回答同样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没有麻袋，没有炸药，没有铅丝，没有木材…… 什么都没有。

1975年的驻马店，深陷在文革的浩劫之中，山头林立，各派力量忙于内斗，防汛事务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0多个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二十六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

没有任何防汛设备和物资，采取不了任何措施，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库的水位迅速上升，但没有人想得到坝会崩溃，8月7日，还有人向板桥水库管理局副局长赵文范汇报坝里的鱼都从溢洪道跑掉了，应该派人去拦一拦。

但溃坝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目睹了溃坝的全过程的地革委副指挥长陈彬回忆道：

“电话不通，报话机不通，从坝南到坝北，只好派人来回传递消息了。水位离坝顶还有几寸，看样子很快就会平坝顶，南坝头引桥豁口到处漏水，大家七手八脚去堵，哪里能堵得住？雷贴着坝顶炸，闪电贼亮贼亮，照着满世界大雨，头上是水，身上是水，脚下踩的还是水。很多人躲到坝上的—座小凉亭里，免得雨水浇身。不知道谁搬了张椅子让我坐下歇一歇，恍恍惚惚到了0点左右，只觉得眼前刺眼地亮了一下，接着是天崩地陷般一声巨响，坝基一个趔趄象翻了个个儿，脚下水声震耳，我下意识地想到水库出事了。这时候，洪水已经翻过防浪墙，剥去沙土层，从大坝跨越汝河身的地段推开了缺口。缺口处水浪翻滚，象烧开了锅，眨眼问，缺口越冲越宽，在坝南和坝北的人被隔在两岸，没法过去，也没法联系，水库革委会主任张群生很紧张，用眼直楞愣地望着我说个没完：‘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当时在板桥水库担任技术员，负责管理灌渠的胡德风，如此回忆管理层在水库溃坝前的“不作为”：

“5号那天，……无法听到天气预报，按照操作规程应该放水，但接不到上级指示，谁敢做主？7号上午，天又下大雨，溢洪道放水，声音如雷灌耳，水浪跳出很高，这叫远驱水跃。其实这故障1972年就出现过，一直也没解决。地区水利局陆工程师去看情况，同意开闸放水，是全开还是压一点，没有明确意见。闸门压了一下，声音小多了，安全泻量每秒四百五十立方米，结果只放了三百立方米。中午，副溢洪道也开始放水，雨势有增无减，……水库进的多吐的少，这样下去不得了。按规定，超过设计水位时溢洪道闸门要全开，不少人都感到了这一点，认为闸门必须全开，但没一个人明确表示。闸门全开时可超过700个流量。……当时，我建议能不能扒个口子放水？1963年防汛时也提出过扒口子的方案。事关重大，领导不肯表态，我也就不敢再坚持了。”

驻马店地区水利工程师王云亭也认为：“遗憾的是当时领导反应迟钝，一方面束手无策，一方面又侥幸地认为不会垮坝。”

当时在板桥水库水产队当工人的陈志家，溃坝前夕被派去设网拦截从副溢洪道跑出去的鱼，他回忆说：

“水库革委会副主任纪严说过：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坚守岗位，我枪毙了你们。这号人，对人家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我后来听说，他怕呆在水库出危险，自己找个借口先跑了。”

8月8日0点，板桥水库溃坝，汹涌的��水呼啸着扑向下游。但是，没有人向驻马店地委预告过板桥水库的险情，下游的数百万百姓也同样对险情一无所知，没有采取任何撤离和转移措施。

而与此同时，洪河上游的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也已溃决，洪水突破洪河防线，横冲直撞，到处漫流。

从8月7日4时到8口1时40分，20多个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二十六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千里平原，瞬间变成千里洪泽。

（溃坝后的石漫滩水库）

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了！

水库溃坝前，下游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抗涝，如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的群众正在被组织转往附近的几个高地。

但这些“高地”在溃坝形成的数米高的大浪面前显然毫无意义。该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富堂如此回忆自己的死里逃生：

“8月8日零点，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巨响，仔细一听不像打雷，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只觉得整个大地在微微颤抖，人们一口气还没松过来，洪水已经逼到胸前，洪峰铺天盖地翻滚而来，成排的房子扑通扑通倒入水中，被巨浪吞没，一丈多高的大粪堆被打散，大小树木被齐刷刷地推倒。房顶上的人，筏上的人，树上的人，所有的人都被无情的恶浪所吞没。夜深深，水茫茫，除了一起一伏的呼救声夹杂着风浪冲击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一个恶浪打来，房上的人一齐被卷进水中，我喝了一口水，又浮了上来，慌乱中抓住了一领箔，刚骑上去，身子碰住一个人，我赶忙抓住他的手拉到箔上。原来是赵庄治保主任赵保全。我们骑在箔上半浮半沉，腾云驾雾似地向东冲去，一切听天由命了。出村不久，我又抓住了一棵小树，赶紧把箔让给他。我紧抓小树，凭借小树微弱的浮力随波逐流，冲到阳丰公社东南角先庄，被一棵大柳树给挡住了。洪水中我还救出了在水中呼喊救命的文城公社的妇联主任王大妮。天亮后，我才发现自己满身伤痕。举目四望，一片汪洋大海，看不到一个村庄或一所房屋，只见水面上漂着很多死牛、死马和人的尸体，浑身光光，从我们身边漂过。我的心碎了，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哭，已经哭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声来了。……上午10点钟左右，水慢慢地下去了。没等水退完，我就淌着没膝的水，踏着淤泥，往家里摸。路上见不到村庄和树木，满目一片白茫茫，只看到水坑里，田梗边。桥洞中随处可见死尸横七竖八，惨不忍睹。……第三天上午，我强打精神，拄着木棍，一步三摇地摸到了一片废墟的‘家’。全大队2000多间房屋连房基一起被冲走了，大部分耕地被冲毁，地皮也被刮走一层，10万株大小树木，连根拔起被卷走，全大队仅幸存了一株老槐树。50多部动力机械和所有农具被一扫而光，东方红拖拉机被大水从大队院内冲出160多米，翻到深沟中，碾盘、石磙、水泥结构的渠闸被推出500米之外，其中一个石磙后来在东边2公里多地的东营大队林场里才找到。我们大队原有375户人家，1976口人，这次被洪水淹死了929口人。23户人家全家遇难，17个孩子变成了孤儿，156人失去了妻子或丈夫。”

魏湾大队村民魏长河，全家6口人中有4人丧生。

他回忆：喂饱牛时（约下午4时），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12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像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50岁的吴桂兰说：我和我11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我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我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张林桔箔就随水漂走了。

全家6口人中死去2人的魏世兴说：水来前，我正在找绳子，准备拉老父母上树上房子。父亲刚把绳子系到屋檐上，大水就进了屋，就看见那么结实的绳子跟一根线似的断了，再看，老父母已经随水冲远。

村民魏东山回忆：我把老奶奶放进拖拉机的门楼子里，大水下来时，水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了。……（引自钱刚《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 —— 1975年驻马店大水》）

（左图：被困水中的求生者；右图：洪水中遇难者的尸体）

官方数据：受灾人口1015.5万人，死亡2.6万人

“在这次特大洪水袭击下，河南省的驻马店、许昌、周口、南阳和舞阳工区5个地区的30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1015.5万人，受灾面积1780.3万亩，倒塌房屋524. 8万间，死亡2.6万人，冲毁京广铁路102公里，中断交通16天，影响南北正常行车46天，河道堤防漫决810多公里，决口2100余处（长348公里），失事水库62座，水利工程损坏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特别是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洪水经过的地方遭到了毁灭性的灾害，不少村庄荡然无存。”—— 这是2005年，在这场灾难被遗忘30年之际，河南省水利厅编著的《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一书给出的官方数据。

“这次洪水灾难中，全县共淹死18968人，其中文城公社9600人，诸市公社2176人，褚堂公社2403人，车站公社1803人，石寨铺公社103人，张台公社126人，阳丰公社2107人，玉山公社21人，沈寨公社15人，和兴公社127人，张店公社36人，常庄公社177人，城关公社181人。淹死国家干部、职工、教师共93人。在死亡人数中，儿童、妇女比例最大。水后病死103人。水库倒坝后首当其冲的文城公社，死绝929户，该公社魏湾大队原有1976人，死亡929人。前湖大队原有2200人，死亡1397人，小许寺生产队原有117人，仅剩24人幸存。”—— 这是《遂平县志》所记载的的数据；遂平在这场洪灾中受灾最重。

“全区9县1镇1162.6万亩耕地，淹没1062万亩，洪水过后一片黄沙；有些地方被水挖掘三四尺，完全看不到原来村庄的痕迹。泌阳县的沙河店公社大路陈大队，只留下两棵树；遂平县文城公社前湖大队，共有496户，2608人，洪水过后，只剩下1290多人，59户死绝，全大队土地被冲走1米深，各种财产一扫而光。据统计，全区在这次洪水灾害中死亡32070人；死亡牲口32.3万头，倒塌房屋329.3万间，损失粮食12.6亿斤，824万亩秋作物一无所有。水利设施几乎全遭破坏，公路、桥涵大部分被冲垮，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大部分中断，冲毁大中小型水库27座，洪、汝河及其支流37条河道决口，决口共550处，水毁堤防700公里，桥梁198座。损坏各种财产价值达34.8亿元。”—— 这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驻马店五十年》一书所给出的伤亡数据。

（被洪水摧毁的京广铁路遂平段）

事实上，官方从来就没有统计出过确切的伤亡数据

长期以来，上述官方数据一直备受质疑。譬如美国Discovery频道制作的“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专题片即认为：溃坝造成的直接死亡，加上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共计24万多人。

无论是2.6万，还是3.2万，或者是24万，事实上，官方自己从来也都没有过准确的伤亡数据。

因为根本就没有在灾后进行过精确的调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曾随中央慰问团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据他披露：

“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很清楚。但原来报的85000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约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水灾发生时，人们对死亡人数估计得很多。原因是当时看到京广路以西的遂平、西平等县大部分被洪水洗劫一空，看不到人烟；京广路以东的10几个县在洪水包围之中，电讯中断。所以有人估计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8月12日，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在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时说：全县46万7千人，初步统计死16万人。8月20日，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所以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这次记者在河南、安徽灾区访问中，又对人口死亡数字作了进一步了解。对这次水灾总的死亡人口数字，尽管说法不一，有的说3万，有的说4万，有的说5万，但总的看来，说死亡8万多的数字是多了。原因是有些群众被洪水冲走了，有的冲得很远得救了。得救后因洪水没有下去，就地暂时安置了一下。洪水下去后，交通恢复了，基本都回来了。……记者了解，这次洪水死人最多的是驻马店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因洪水来时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加上抢救得及时，所以死人不多。周口地区死了500多人，许昌地区死了314人。驻马店地区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垮坝，洪水来势猛，群众思想没有准备，所以死人较多。其中，板桥水库下游的遂平县的死人最多，占死人总数的90%以上；其次是石漫滩水库下边舞阳工区的两个公社。因此，把遂平县死人的数字搞清楚了，整个灾区死人数字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而遂平县死人又都是集中在文城、阳丰、诸市等六七个公社。现在，遂平县各社队上报给县里的数字是死亡2.2万多人；舞阳工区两个公社死亡2000多人。据我们典型调查和遂平县委的分析，遂平县死亡人口不止22000人，可能是2.5万到3万人。加上其他地区，这次水灾中总共死亡估计可能是3万多人，最多也不会超过4万人。……为什么遂平县上报的死人数字又少了呢？主要原因是：（一）由于前段救灾工作中照顾重点不够，救灾的口粮和一些生活物资一律按人头发放，一些重灾社队干部感到生活难以安排，因而就尽量少报死亡人数，以便领取较多的物资和口粮。例如，前胡大队小徐寺生产队，原有人口117人，死了93人，现有24人，但他们上报的是37人。文城公社实际死亡超过1万人，但他们统计上报的是8000人。诸市公社党委书记说：据我了解，我们公社死了4000多人，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只有2000多人。（二）一些外地来灾区探亲的在火车站等车的人被淹死，无法统计。……驻马店地委负责人分析，这次洪水死人可能是3到4万人。但他们不主张现在再逐个核实。原因是现在群众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一去核实死亡人口，又会勾起��众思念亲人的情绪。”（《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中央档案馆编 2002）

（被淹没的公路和村庄）

灾后染病而死的人数，也没有任何官方数据

上述官方数据，除了《遂平县志》提及“水后病死103人”外，均未提及灾后染病而死的灾民数量，而从张广友披露的官方数据的来源来看，这些数据本就未曾包含灾后染病死亡数据。

迄今为止，关于七五·八溃坝事故灾后疫病而死的人数，尚无任何官方数据。

但所幸的是，虽然当日没有留下任何新闻报道，但一位曾亲自参与救灾的医务工作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使后人不难窥见当日疫病之凶猛：

“郑州到驻马店，原来坐火车只要四小时的路程，我们先飞机后汽车走了整整两天。火车是无法通行了。闪着黝黝蓝光的钢轨被拧成几公里长的麻花，火车颠覆在铁轨两百米之外，像是一堆破铜烂铁在风雨中躺了一个世纪。公路上塞满装着救灾物资、抢险部队的车，路况不好又没有指挥，喇叭声人声响成一片，几小时几小时地无法向前挪动一米，直到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打着手势、把哨子吹得山响的军人。这便是我们一行人的目的地。医疗队被安置在一片大水中漫后的原野上。已经找不到一间房屋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河南农民的房子全是泥垒的，见水就酥，方圆几百里，竟没有一间砖房。哪里有一堆烂泥，哪里就曾是一个家；哪里有一片烂泥，哪里就曾是一个村庄。我们在田野上打洞、立木桩，搭起了一个仅能避雨、连风都挡不住的平顶大棚。就在这个大棚里，我们度过了八月到九月豫中原野上燠热而艰苦的四十六天。我们的任务是救护，而我们的问题是生存。来时带的那点粮食只够吃几天的，接下来的食品全靠空投。三伏的酷暑里，除了罐头，几乎所有天上掉下来的吃的都变了质。我记得有好几次打开一包包烙好的大饼，饼烙得是真好，小圆桌那么大，一张张揭开，里面长满了绿毛。那就是我们的主食。没有副食。没有水。尸体污染了所有的井水。我们在田野上现打了一口井，不深，那点水仅够我们每天做饭和烧水用，连洗脸都成为一种奢侈。因此在一九七五年那个酷热夏季的整整四十六天里我们没有洗过一回澡，没有洗过一回衣服。当然也就没有男女之分。十几个人同住在一个大棚里，只在中间用几块草席隔了一道‘墙’，每天晚上，女兵在墙西，男兵在墙东，一边聊着天一边就呼呼睡了。但严格执行哨兵制度，因为我们的大棚完全是开放式的，四周无墙，如果有谁想袭击我们的话，那真是太方便了。不是为防坏人 —— 说实话，那种大灾的日子里，连坏人也都没有了袭击的能力 —— 主要是为防狗。水灾过后，无数条无家可归的狗变成了野狗，靠吃尸体度日，吃着吃着难免吃错，吃到睡着不动的活人头上，已经发生多起睡着的人被狗咬断胳膊和腿的事情了。你无法向地方政府去反映狗的问题，政府够忙的了，你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在睡着的时候不被它卸下一块来，因此站哨是必须的。我们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区域内扫描般地一遍遍巡诊，救治外伤伤员和其他病员。任务很重，平均下来一天要走六十里。需要救治的灾民很多，水灾中死去的人就死去了，活下来的人大多都有外伤，砸伤、挤伤、撕裂伤都有。由于天热，大多数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和腐烂，有些外伤非常严重，而医院太少，根本容纳不了如此多伤员，剩下的活儿自然全是我们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除外伤之外，由于灾后人们无处栖身，加上尸横遍野，与苍蝇蚊子大量繁殖伴随而来的是肠炎和疟疾的暴发流行。……我们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走着，没有一棵树可以遮荫，也没有一棵草，它们全被洪水带走了。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 —— 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那样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有人握着一块木板，有人抱着一捆麦秸，年轻的母亲把婴儿死死搂在胸前，面容狰狞可怖 —— 同样是死，她们的挣扎和痛苦是别人的几倍，大水到来，所有的手争抢着去抓救生物的时候，她们的手只知道牢牢抱紧自己的婴儿，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两条生命的同时毁灭。我恐惧地想起了几天前我的祈祷。常常会看到被狗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无头尸体，走出去几百米之后看到了他的头。隔百千米就能闻到腐尸的恶臭，毫无疑问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气味，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防毒面具。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项小米，《记忆洪荒》）

时任驻马店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孔繁斌的回忆同样凄惨：“洪水过后‘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全村没有一棵树，做饭没锅，睡觉没有窝’。一切面目全非，树庄地头，废墟旁，坑塘内，遇难人的尸体，男女老幼赤身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被冲到宿鸭湖内庄台废堤边的猪羊牛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叠擦在一起，掩埋时苍蝇满天飞。从宿鸭湖西岸到遂平县部分地区，因人畜尸体和杂物、霉变粮食等滋生苍蝇、蚊虫，严重污染环境，行人经过时苍蝇打脸，人工捕打不及，省委派飞机喷洒药物，共起飞248架次，喷洒‘六六六’粉248吨，复盖面积60多平方公里。”

（西平县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从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里，可见灾后瘟疫之严重

学者钱钢在调查七五八河南溃坝事件时，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实的悲惨景况。

其中关于灾后疫情的部分尤其触目惊心。现转引如下：

8月13日 —— 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小时2厘米，全区200万人在水中。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土、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四五天没吃东西了。平舆：还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月14日 —— 全地区尚有一百多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1天1斤红薯干。

8月15日 —— 全地区尚有15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

8月16日 —— 全地区近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2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 —— 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子，3个孩子光身，3个只有裤头。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2000人，发病17000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

8月18日 ——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它2.7万。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 —— 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平舆：截止昨天，已病死113人。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0日 —— 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 —— 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上蔡：73人病死。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公社党委书记问县委：几万人生命危险，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见水中漂的烂南瓜，乱抢食，37人中毒。……

新蔡县卫生局1982年编纂的《河南省新蔡县卫生志》如此记载当日的疫情：“一九七五年八月，洪汝河流域连降特大暴雨，新蔡县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致使全县二十个公社中有十八个受重灾，房屋倒塌，庄田淹没。由于洪水停留时间较长，水井被淹浸，饮用水源污染严重，蚊蝇密度大，致使几种传染病发生流行。全县从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一个月内，据疫情报告，累计发生疫病六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人次，发病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其中传染病二十五万六千零六十八人次，占总发病人次数的百分之四十点四二。”

（被洪水洗劫一空的沙河店镇）

为什么当日的新闻、广播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不发一言

如此巨大的灾难，当年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半个字的报道。多年之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幕：

“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平易近人，很关心记者，关心宣传报道。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他说：‘这次中央慰问团既是慰问团，又是‘工作团’。在做好慰问工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协助地方政府做些工作，解决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

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我对此不理解，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

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人实际，做些调查研究。’

……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

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载《炎黄春秋》）

（汝南县灾民向高处转移）

水库垮坝的真实原因是人祸

突如其来的暴雨当然是七五·八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自灾难发生以来，这一点就已经被当局再三强调了。

但更关键的原因，其实是人祸。

其一：“以蓄为主”建坝的后患

1950年夏的淮河水灾促成了同年10月国家作出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治淮大战”由此拉开序幕。“治淮大战”期间，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

水利专家陈惺后来反思道：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因为板桥水库很快就发现了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1955～1956年，按照苏联水工建筑物国家标准，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设计和工程扩建。但即便如此，当时由于物资、技术条件所限，这个最高库容达4.92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基本上是个用人工修建的土坝。

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大跃进期间，中原地区遍地大筑水坝。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水库100多座。仅仅如此还不够，50年代初“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大跃进时期，已经被彻底抛弃，改成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

水利专家陈惺曾经提出过异议，认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 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但这样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迅速成了水利建设之“纲”；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所以，陈惺设计的驻马店境内的大型水库宿鸭湖水库，也被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

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再如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本来是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年又人为堵闭2孔。

在垮坝前夕，驻马店地委曾雨前电报通知各大型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也是这种“以蓄为主”思路指导的后果。

其二，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

张广友在随中央慰问团在灾区采访时，“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50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200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

但专家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说了就会被扣上“质疑毛主席、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所以，他们只能私下对张广友说：

“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

灾后不久，由河南省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到上述四大水库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并写出了一份《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希望通过张广友转交给高层领导。这份报告认为：

“水库垮坝与上游的森林植被率有着密切关系。板桥、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共同点是：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树木很少，植被率很低，覆盖率仅占20%左右。除很少部分是新造的国有林外，所有的山地多是荒山秃岭，加之开荒、放牧、铲草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遇暴雨，山洪倾泻，泥沙俱下，造成水库淤积，库水混浊。年淤积厚度增高13-20cm。1972年雨水偏大，淤积竟达35cm。因此库容不断减少。这次特大暴雨洪水猛下，水位暴涨，泄洪不及，致使大坝决口崩溃。……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的情况，与板桥、石漫滩水库情况截然不同。这两个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90%以上。群山苍翠，满山遍野像铺上一层大绿毯，蓄水保土能力强，年淤积仅1.5cm左右。每遇暴雨，森林和植被以及落叶和腐植土层，拦截了雨水，涵养了水源，减少地表逸流，延缓了雨水流进水库的时间，对保障大坝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如薄山水库流域…… 有5.4亿立方米水要进人库内，而这个水库的最大库容为4.3亿立方米，如果全部雨水在短时间内一齐倾人水库，势必造成大坝决口。但由于森林植被的吸收和缓冲，土壤的渗透涵养，减缓了地表逸流，延缓了雨水入库时间，因而没有发生漫溢决口。这说明有1.1亿立方米雨水被森林植被截留在山上，从而保障了水库安全。……东风和板桥两座大型水库同在泌阳县境内，一个垮了（板桥水库），一个没垮（东风水库），这两座大型水库上游同样都修建了许多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这次降雨是同样差不多，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东风水库上游大部分是国营林场，森林植被覆盖率情况好，起到了水土保持作用，上游共有90个塘、堰、坝，被冲毁的只有三个，占3.3%。板桥水库则大不一样了。由于上游多是荒山秃岭，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这次暴雨中上游304个塘、堰、坝，被冲毁了129个，占42.1%。可见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重要作用。”

1976年夏天，“那儿的麦子都长疯了”。

许多年后，幸存者们指着那片被洪水肆虐过，埋葬了无数生灵的土地，如此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钱钢。

（题图：溃坝后的板桥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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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olitics #75·8溃坝 #溃坝 #毛泽东 #河南 #文革 #驻马店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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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hou860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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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报》 20210925-3）

1、处境不妙？王沪宁现状被曝光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自本月初以来一直没有公开活动，这恰巧与李光满的深刻变革文在海内外引发巨大争议的时间点重合，外界因此关注王沪宁的仕途是否起了变化。有分析指出，中共中宣部长黄坤明的两大新任务显示，王沪宁可能已经失去习近平的信任。

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23日发文介绍中共中宣部长黄坤明，文章透露，北京为强化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借建党百年大搞党史教育，从2月开始设立了一个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由黄坤明任组长，这个小组有权派遣数十支中央指导组赴各地、各单位进行指导与调研，同时各省市也仿效中央成立类似的学习小组。海外时评人士陈破空24日就此分析指出，中共各省市成立的党史学习小组往往由一把手挂名担任组长，由此一推，黄坤明的位置就很高，相当于中央级别的小组组长，这个角色就相当于顶替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本来要王沪宁担任，既然是中央领导小组组长，至少是政治局常委。

同时，多维网的报道还称，11月六中全会上中共可能推出第三个“历史决议”，这是一个“极为棘手和富有争议”的政治任务，黄坤明势必扮演重要的具体执行者角色。陈破空认为，按常理第三个“历史决议”这种重大报告，应该由中共常委王沪宁主管，但这篇文章却透露是黄坤明在抓，而且只字没有提到王沪宁，说明王被排斥到了一边。因此，这篇表面介绍黄坤明的文章，显示王沪宁被冷落。

此前有猜测认为，王沪宁一直隐身，可能是在筹备六中全会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但若如上述推测，王沪宁没能参与这份报告，那么他持续20多天没有露面，就可能另有原因。前段时间曾有一篇文章中提问“王沪宁哪里去了？”文章猜测，王沪宁一直没露面，很可能与他下令转发李光满的文章有关。不过，翻看官媒新华网的高层报道，过去王沪宁也曾持续隐身一两个月，未来他的命运如何，或许还要取决于习江博弈的进展。

新一期的《时光故事》已经播出，这一期说的是“全能天才”达芬奇。他不仅是画家，也是音乐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医学家，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数学家，简直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果说世上真有人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他一定是神秘的达芬奇...。这一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欢迎前往观看。

《时光故事》油管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BU2WSefxD318PvJvuwCmSw

２.　回到多伦多和家人团聚康明凯首度发声

9月25日，被中共拘禁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迈克尔‧斯帕弗搭乘空军专机抵达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机场迎接。当日晚些时候，康明凯抵达多伦多和家人团聚，他对媒体表示，回家的感觉很棒。

据报道，当天晚些时候，面带微笑的康明凯降落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在那里和他的妹妹和妻子团聚。康明凯与媒体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对媒体的支持表示感谢，“回到加拿大的家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所有辛勤工作将我们俩带回家的人。”康明凯还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有更多的话要说。

前加拿大外交官科林‧罗伯逊24日告诉媒体，就在孟晚舟获释之后，两名迈克尔的迅速获释表明他们遭北京拘留实际上是报复性的。北京的举动显然是承认，这确实是为了孟晚舟被捕的报复性劫持人质。罗伯逊坦言，“这是静默外交的胜利，因为这一切信息都是保密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和加拿大其他人一样惊讶。”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写道，加拿大必须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毕竟，中共已经利用拘留加拿大公民来恐吓渥太华政府。而另一家加拿大媒体《La Presse》在其社论中说："这个事件的结局没什么是好的，这个故事应该提醒我们一件事：中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3、放了孟晚舟拜登被批向中共人质外交投降

通过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满足了中共提出的关键要求之一，以改善两国关系。但彭博社分析称，这一举动的代价看起来就是白宫奖励北京的“人质外交”，数位美国国会议员则警告拜登不要对中共绥靖。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24日与美国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从温哥华乘坐包机飞回中国。自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之后，北京当局一直以要求美国释放孟晚舟、取消关税以及解除其它制裁等，作为换取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交换条件。鉴于此，美国总统拜登在两周前致电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但中共始终坚持美国应先展现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彭博社指出，这次孟晚舟案所达成的协议相当于美国多年来为缓和与北京关系所迈出的最大一步。尽管美中之间仍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但阻碍更多合作的最大绊脚石之一现在已经消失。

不过，拜登政府的这一做法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谴责。来自田纳西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前驻日本大使比尔·哈格蒂发表推文，谴责拜登在中共的“人质外交”面前“绥靖”。他直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需要对与中共的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威胁有一个清晰立场，现在，在中共与美国盟友展开人质外交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部正在与一名华为高管达成协议，这听起来像是拜登对中共更多的绥靖。哈格蒂告诉路透社，“华为是一家咄咄逼人的掠夺性公司。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我们今天已经放弃了筹码。”

美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24日表示，孟晚舟的获释使人们对拜登对抗华为和中共构成威胁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质疑，拜登政府应该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卢比奥表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政府专门聚焦气候问题，导致他们淡化种族灭绝。这只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危险的软性做法的另一个例子。”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推特上说：“本周，拜登政府恢复了对中共的绥靖政策，这是一个数十年来失败的策略。”科顿列举了4点：一是拜登拒绝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提及中共；二是拜登的商务部长谈到，需要加强与中共的商业联系并欢迎投资；第三点是这届政府正在向中共的人质外交投降，放弃对目前被扣在加拿大的一名华为高管的刑事指控；最后一点、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似乎已经说服美国淡化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换取中共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模糊承诺。

4、德国安全部门对小米等中国手机启动调查

在立陶宛政府近日对中国智能手机内置信息审查功能发出警告后，德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回应。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最新向媒体证实，该机构已对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启动了安全调查。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内政部下属的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发言人证实，在立陶宛网络防御部门警告中国手机存在安全漏洞和内置审查功能后，该部门针对相关风险启动了德国方面的调查。发言人表示，小米和其他任何一款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都不在德国联邦政府机构的公务手机采购清单上，但是不能排除公务员私人购买小米手机设备并使用来处理公务的可能性。

此前，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曾发出警告，指小米等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内置了敏感词等审查功能，并建议该国民众不要购买或使用小米等中国手机。

9月21日，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小米智能手机的系统程序包括默认的互联网浏览器，具备审查“自由西藏”、“台湾独立万岁”或“民主运动”等449个被中共政府视为敏感词汇的中文单词并实施审查屏蔽的功能，而且相关的敏感词还在不断更新。报告指出，虽然上述审查功能目前在欧盟地区处于关闭状态，但随时可以远程开启。报告进一步披露，小米手机还在向新加坡的一个服务器发送加密的手机使用数据。

尽管小米公司随后对上述消息出面否认，但德新社援引专家分析，相信中共政府具备直接对本国产智能手机直接进行数据操纵的能力，而且也具有利用技术手段实施信息审查的意愿。如果中共政府或某个企业拥有深入的访问权限，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在诸如电子邮件、WhatsApp的信号加密之前阅读到相关资讯，甚至可以通过上传诋毁持不同政见者文件的方式，操纵用户的智能手机。小米目前是排名仅次于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在立陶宛网络安全机构发出上述警告后，许多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是抛售小米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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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astar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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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LEAF 行动：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测试计划

Chemtrails：核战争时代的气溶胶和电磁武器

通过艾米沃辛顿

北美现在正遭受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引人注目和危险的气溶胶和电磁操作的第七个年头。担心的市民惊恐地看着军用油轮用有毒化学物质变成合成云使天空变色。

我们不断目睹奇异的气象事件，因为强大的电磁装置操纵急流和个别风暴锋以创造人工天气和气候条件。嵌入在这些气溶胶任务中的黑人行动项目被记录在案，以使用生物测试剂和精神电子心智/情绪控制技术使选定人群生病和迷失方向。

在我们上方的大气层中发生的部分事情涉及五角大楼的秘密太空武器计划，该计划专为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的战争而设计。NASA 的任务将很快转移到五角大楼的控制。1 空军太空司令部宣布，为了监测和塑造世界事件，它必须在太空中以极高的精度打一场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 2 空军部长詹姆斯 G. 罗奇（James G. Roche）指出：“太空能力与杀伤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相结合，并影响着每一个环节。”3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奇 (Dennis Kucinch) 提出的立法中可以一瞥正在建设中的新死亡技术。他未能成功的 2001 年太空保护法案旨在禁止太空部署：4

* 电子、精神电子和信息武器* 高空超低频武器

* 等离子、电磁、声波和超声波武器

* 激光武器

* 战略、战区、战术或外星武器

* 化学生物、环境气候或构造武器

* chemtrails（这个项目是后来的版本中的，暗示胁迫）

为了保持在杀伤链中的佼佼者，永久战争的提供者故意使地球上的阳光变得暗淡，5 并通过阻塞肺的颗粒物和聚合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6 这种生态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公众健康，据报道数以千计的推荐。多年来向立法者、媒体和军方官员发出的大规模呼吁，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并要求停止灾难性的大气退化，但官僚们充耳不闻。公众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认识仍然像我们的天空一样阴暗，因为那些“知情者”被国家保密法所掩盖，美国人无权挑战国家安全问题。留下来收集线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很多：

1. 气溶胶项目至少有一部分被称为 Cloverleaf 行动，7 可能是由于其多方面的行动，包括：影响天气、军事通信、空间武器开发、臭氧和全球变暖研究以及生物武器和检测测试。2. 从飞机上倾倒成吨的颗粒物，将我们的行星大气地球工程化为高度带电的导电等离子体，可用于军事项目。 8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石棉大小的合成纤维和有毒金属，包括钡盐、铝，据报道，还有放射性钍。9 这些材料充当电解质，以增强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波的传导性。10 与砷一样有毒，并且是人类免疫系统的有效抑制剂，11 大气中的钡会削弱人体肌肉，包括肌肉12 吸入的铝直接进入大脑，医学专家证实它会在脑组织内引起氧化应激，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形成，如神经原纤维缠结。13 已知放射性钍会导致白血病和其他癌症。14

3.只有一小部分军队的大气改造项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危险。电离层、地球及其居民不断受到高频微波的轰击，这些微波用于操纵带电大气以改变天气、收集信息和用于构造（产生地震）武器。 15 独立化学轨迹研究员 Clifford Carnicom 证实，我们也不断受到到以 4 赫兹倍数脉冲的极低电磁频率 (ELF)，已知频率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16

4. 持续进行的大气研究中有一个有据可查的生物成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设计的带有病毒、细菌、真菌、支原体、干燥血细胞和外来生物标记物的组合的传送系统偷偷接种，以便测试主管可以评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反应。 17

5. 实施这些反人类生物化学项目的多组织巨石包括美国国防部 (DOD) 及其研究机构 DARPA，以及能源部 (DOE) 及其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网络。私营国防承包商和制药公司大量参与其中。18 其他国家的合作政府以及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是同谋，因为气雾剂项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严重的化学和电磁污染只是我们所忍受的可怕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权力和利润而肆无忌惮地歪曲天空、气候和天气的反社会人士与自 1991 年以来发动了四次有限核战争的疯子一样。整个文明世界都宣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放射性武器已被五角大楼在沙漠中使用风暴、巴尔干战役以及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持续占领战争。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以他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大屠杀。

根据科学定义，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射的导弹、坦克穿甲弹和掩体破坏炸弹是核武器。 19 放射性武器的拒绝不会扩散，而是留在大气中有机毒性, 对所有活肉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45 亿年。

五角大楼的两个新“解放”国家的居民现在正慢慢地死于辐射和重金属中毒。在阿富汗使用的美国武器的受害者体内含有平民从未见过的非贫化铀同位素浓度。20 吨贫化和非贫化铀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空气、食物和水，使他们痛苦地死去。根据英国原子能局 (UKAEA) 的数据，核科学家 Leuren Moret 计算出，1991 年和 2003 年估计用于伊拉克的 2,500 多吨贫化铀足以导致 2,500 万例新癌症。21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人口是 2500 万？

帮助五角大楼实施这场大屠杀的 25 万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燃烧的放射性死亡。自 2001 年进入原子战区以来，联军已经吸入并摄入了数百万个微小的隐形陶瓷铀颗粒，这些颗粒在嵌入肺、肾、血液、淋巴和骨骼时会发出 α、β 和 γ 辐射。 22 辐射暴露于单个内化U-238（铀）α 粒子是国际标准下一年可允许全身剂量的 50 倍。23 随着 U-238 衰变成子同位素，它变得越来越具有放射性，导致细胞和器官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24铀污染会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多器官系统疾病，与数以千计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兵所患的疾病相同。

谁知道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军人人口对美国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意味着什么？然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 (R-Neb.) 现在要求美国通过恢复军事征兵为其原子战场提供更多的饲料，以便“我们所有的公民……承担一些责任并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26

尽管不诚实地否认原子战会造成生物伤害27，但五角大楼凭借其长达 60 年的大量研究充分了解铀武器的可怕现实。五角大楼的文件证实，美国的战争机构故意将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危险水平的辐射之下。 28 现在从战区返回的人因此而患上的疾病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29

因为我们的军事工业霸主公然毒害那些使他们的战争游戏成为可能的咕噜声，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几乎不会秘密和虐待地对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军事官员在化学追踪操作上撒谎 30 就像他们对 DU 武器的影响撒谎一样。如果人们考虑已发表的关于化学轨迹和 DU 的科学，他们就会明白我们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五角大楼的气溶胶行动和有限的核战争都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 Cloverleaf 行动的开始追溯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博士的 Strangelove 大脑，他支持对有人居住的海岸线进行核弹以重新安排经济项目。31 在他于 2003 年去世之前，泰勒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那里制定核、生物和定向能武器的计划。1997 年，泰勒公开提出了他的提议，即使用飞机将数百万吨导电金属材料散布到平流层，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全球变暖。 32

在泰勒的演讲后不久，公众开始看到狂热的化学追踪。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承认，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解决全球变暖的激进方案，包括大规模操纵大气。” CBS 证实，在空气中加入微小颗粒的计划将“偏转足够多的阳光以引发全球降温。”33

Teller 估计，商用飞机可以以每磅 33 美分的成本喷出这些颗粒。 34 这使航空公司经理的报告可信选择协助军方完成 Cloverleaf 项目。35 1991 年休斯飞机专利证实防晒颗粒材料可以通过喷气发动机运行。 36 现在一些公立学校使用的一本科学教科书通过展示一个大的橙色来讨论防晒项目。红色喷气机的标题是：“使用更丰富的燃料运行的喷气发动机会向大气中添加颗粒以形成防晒霜。” 飞机上的标志写着“粒子空气”。37 不应低估这一重要信息的含义。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的三叶草颗粒和聚合物小于 10 微米 (PM 10)，人眼是看不见的。相比之下，人的头发厚度为 60 至 100 微米。科学家和 EPA 报告说，由于 PM10 和亚微米污染颗粒绕过肺部过滤器进入血液，它们会导致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38 它们会在吸入后两小时内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发作。39 它们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使心脏泵血变得更困难，并增加血栓和血管损伤的风险。40 现在台湾的研究人员记录当 PM10 污染物水平上升时，中风受害者人数“显着增加”。41 美国肺脏协会证实，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称为聚合物的微小合成长丝是酿造的一部分。1990 年，北约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高空飞行的飞机如何通过喷洒聚合物来吸收电磁辐射来改变大气。44 美国专利号 6315213 描述了交联的水性聚合物如何分散在风暴中减少雨水。 45

聚合物化学家 R. Michael Castle 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大气聚合物。他发现其中一些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当这些物质被皮肤吸收时，会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和疾病。”46 他已经确定了由基因工程真菌形式与病毒突变而成的微观聚合物。他说，数以万亿计的镰刀菌（真菌）/病毒变异孢子会分泌强大的微毒素，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47 有人过敏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我们富含粒子的空气中，实验人员也在倾倒纳米粒子，这些纳米粒子是为各种军事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碳分子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具有奇异的化学性质，并且会引发器官损伤。48 南卫理公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一种纳米颗粒的鱼会遭受严重的脑损伤仅 48 小时后。49

军方的气溶胶操作已经将气候改变到了极端。空中交通是温室污染的一个巨大来源。为散布成吨的吸热金属颗粒和释放热量的钡盐，以指数方式增加交通量无疑会加速全球变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今年已达到创纪录的高位。50 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氧气含量下降。

1996 年，全球责任科学家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泰勒和全球变化研究协调办公室提出的危险地球工程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绝对无效。报告指出，气候工程研究是由与化石燃料持续高消耗的既得利益相关的行业资助的。51 粒子工程的脑筋急转弯计划旨在确保工业污染者永远不会被迫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自气溶胶项目开始以来变暖和污染趋势急剧恶化，我们必须怀疑减缓变暖计划是一个骗局，而且除其他外，化学拖尾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一系列“妖精”。

讽刺作家 HL Mencken（1880-1956）准确定义了该机构保持对美国集体思想的激烈而有利可图的控制的作案手法：“实际政治的全部目标是让民众保持警惕，因此吵闹被引导到安全的地方，用无穷无尽的大地精来威胁它，他们都是想象中的。”

在 1967 年出版的《铁山报告》中，正当五角大楼利润丰厚的越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当权派的智囊团证实，永久战争对于控制和操纵群众绝对至关重要。该文件甚至提出了多种制造虚构敌人的选项，并指出无休止的战争会诱使人们盲目效忠于政治权威。 52

自 1930 年代以来，包括布什家族在内的东方机构利用其纽约银行和石油公司秘密资助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 53 以来，我们的控制者已使用恐惧，即敌人和战争的概念来束缚我们。Chemtrailing 是第四帝国的体现，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军事巨头开创的企业法西斯时代，它制造敌人并发动虚假的恐怖袭击以恐吓我们无声地屈服。

萨达姆·侯赛因和 al Queda 网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军方和企业顾问的培养，以扮演“敌人”的有用角色。54 德国前技术部长安德烈亚斯·冯·布洛最近在美国电台证实劫持了9/11 事件，飞机能够在美国东部不受军事阻挠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些袭击是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永久冲突。 55

现在，一份“秘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已经方便地泄露给了媒体。它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大妖精。 56 该报告由与中央情报局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有联系的变革代理人撰写，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巨大的全球灾难，包括核战争和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消失在侵蚀的大海之下，幸存者为日益减少的食物、水和能源供应而战。

然而，五角大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对天气、气候和大气条件的剧烈操纵。40 年前，美国在大力水手行动期间使用一种名为橄榄油的化学制剂在越南引发大雨。 57 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拥有 2025 年的天气”的空军文件列出了其制造突然气候变化的武器化议程包括：风暴的产生和修改、雾和云的产生、降水增强、拒绝降水、干旱诱导和“空间天气”的人工创造。该文件还指出，军方激进的人工影响天气议程将“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应用。”58

天气武器现在经常用于战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公民报道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突然间蔚蓝的天空乌云密布，冰雹有鸡蛋那么大，超现实的雷声和闪电让人们感到恐惧。他报告说，科学家们发现塞尔维亚上空的电磁场被击穿，导致雨水系统绕过该地区。59 除了人为干旱，科学家还预测塞尔维亚将因在那里使用的贫铀武器而遭受癌症死亡 10,000 人。60

据渥太华大学教授 Michael Chossudovsky 称，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开展的军方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 (HAARP) 是改变天气和气候的强大工具。 61 由美国海军联合运营和空军，HAARP 天线轰击并加热电离层，导致电磁频率反弹回地球，穿透一切生者和死者。 62

HAARP 传输在臭氧层中制造了漏洞，63 又创造了另一个妖精。HAARP 发明者 Bernard Eastlund 在他的原始专利中描述了天线能量如何与用作透镜或聚焦装置的大气粒子羽流相互作用以改变天气。 64 HAARP 能够引发洪水、干旱和飓风，这让两者都感到懊恼欧洲议会和俄罗斯杜马 65

HAARP 还生成超低频/极低频范围内的扫描脉冲。66 2000 年，独立研究人员监测了 14 赫兹的 HAARP 传输。他们发现，当这些信号以高输出水平广播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70 英里。他们看着这些相同的传输分散了一个巨大的天气锋，从加利福尼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近西海岸。尽管最初预测会出现降水，但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锋面裂开，而降雨并没有出现。67 大地精干旱可以成为某些公司和管理实体的丰富和赋权工具。

HAARP 不仅能够破坏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农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它的影响可以针对特定区域，在非致命战争项目中影响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反应。68 HAARP 频率在特定目标上发射会产生灾难性地震,69 就像去年 12 月在伊朗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一样，伊朗是布什政府所说的克星。

五角大楼关于气候灾难的警告无疑只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尝试，目的是让大众为我们可以预期的奇异大气动荡做好准备，因为军队继续用其怪诞的玩具来残酷地对待我们的星球和近太空。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Eastlund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定了太阳能卫星计划，旨在通过电磁波束输出改变天气，使当前的 HAARP 系统相形见绌。 70 随着突然的气候变化越来越精心策划，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法西斯机构，一个不断增长的机构。军事预算和更多��粒项目恰好可以确保人口减少作为附带好处。

尽管有视觉证据表明我们的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为战争游戏而被操纵和破坏，但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是自由的善良捍卫者的政府正在进行危险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绊脚石是一种麻木的信念，即他们自己的官员永远不会对人类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历史和解密政府文件的发布证明了这种天真。

尽管“他们”也有家人，但美国政府及其国防承包商让美国西北部的公民暴露于来自汉福德核保护区的大量故意释放的放射性碘 131，在那里生产用于核弹的钚。 71 这些冷战释放的辐射释放了辐射数以千计的下风者患病，其中一些人在最大安全剂量设定为每年 0.025 拉德时接受高达 350 拉德的辐射。72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之间，对犹他州不幸的公民进行了放射性颗粒、灰尘和颗粒测试。新墨西哥.73

到 196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 1,200 次核武器试验使美国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中，导致数百万胎儿死亡、自然流产、死产和出生缺陷。 74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 4,000 多次辐射试验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单个人体测试对象。 75 今天，美国人口饱受流行性癌症和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低生育率、慢性疲劳、肥胖（甲状腺受累）的困扰，证明了数十年武器测试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学习障碍。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导致产前或产后死亡，或导致婴儿不健康。76 由于军用油轮以每艘油轮每小时 3,448 美元的成本向美国喷洒白色化学物质，77 我们想起了 Leonard Cole 博士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该证词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在此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了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78 在 1962 年至 1973 年之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船舶危害和防御）行动。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Leonard Cole)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

我们被告知，国防官员犯下了这些暴行，以便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人免受攻击。那么，为什么在 80 年代后期，我们的“保护者”会不顾一切地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提供 90 批包括沙林、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和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80

在我们目前的化学追踪/太空战争时代，美国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被告知正在对他们进行的测试。汉福德的顺风者直到 1986 年才了解到大约 30 年前向他们释放的东西。SHAD 受害者于 2003 年提起诉讼，以了解他们在 60 年代故意暴露于危险物质的程度。

要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走到这个世界末日腐败的，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回形针行动”，通过该行动将大量德国纳粹科学家输入美国。一旦获得新的身份，这些死亡行业的专业人士就受雇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开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武器项目。 81 在国会的资助下，这一关系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可怕的新生物武器，包括艾滋病病毒 82 和从支原体和布鲁氏菌中提取的失能慢性疲劳剂。 83

通过美国法典第 50 篇第 32 章第 1520a 节的曲折措辞，军方有权继续进行致命实验。法律规定，国防部长不得对平民进行任何化学或生物测试或实验，除非此类测试用于医疗、治疗、制药、农业、工业目的或一般研究或保护武器或执法目的，包括暴乱控制。所以国防部可能不会把我们当作豚鼠，除非是出于任何“好”的理由！法律规定人类受试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但是第 32 章第 1515 节中的一个严重漏洞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通过行政命令暂停知情同意，

很少有美国测试老鼠意识到国会五角大楼的男孩们现在有：

* 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于制造和测试新型“迷你核武器”和地堡破坏炸弹。84 * 授权能源部在内华达州恢复核试验。85

* 在这些新武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免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的约束。 86

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制造的 70,000 件核武器是不够的！随着美国能源部准备开发和测试第四代核武器，关于该机构严重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大量报道不断浮出水面。美国能源部对场地污染的惯常掩盖以及其对许多核工人遭受的严重疾病轻描淡写的狡猾努力是最近的丑闻。 87

当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定义为小于 5 千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时，顺风者可能想知道，微型 0.5 千吨核弹头必须挖 150 英尺才能消除大气沉降。尚未开发出的武器可以穿透地球 40 英尺以上。经过测试的核弹头只有 40 英尺深，会将 100 万立方英尺的放射性碎片抛入大气层。 88

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时代掌握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有能力的手中，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对中东穆斯林的先发制人的核焚烧。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充分解释过为什么他的部门无法保卫五角大楼大楼，尽管整整一个小时才通知被劫持的飞机在空中。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因五角大楼的伊拉克酷刑丑闻而被取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布什任命的继任者将分享他的“拥有核武器将旅行”的意识形态。

与拉姆斯菲尔德密切合作的是一群亲核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顾问基思佩恩，他是先发制人核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佩恩写道，美国发动的“智能”核进攻只会造成 2000 万美国人的伤亡，“这是一个与国家生存和恢复相容的水平。”89

既然我们已经将历史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经意地挥舞着旗帜，我们仍然希望足够数量的美国实验室老鼠能够奇迹般地从他们的集体昏迷中醒来，并评估我们令人震惊的情况。毕竟，啮齿动物的寿命是出了名的短，并且当对那些进行研究的人不再有用时，总是会被杀死。这个恐怖故事的讽刺意味是，我们这些老鼠正在被掠夺，以资助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 7.2 万亿的国债每天增加 18 亿美元。90 五角大楼无法解释其 2.3 万亿美元的阴暗交易。91 伊拉克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37 亿美元，阿富汗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9 亿美元。92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亿美元被投入到 Cloverleaf 行动和其他妖精项目中。美国

因此，在我们等待伟大觉醒的同时，在铝白色、充满颗粒、带电的航空浮渣的合成防水油布下度过一个美妙的、钡干燥的夏天。在盯着巨大的油性太阳环和油污的太阳狗（化学攻击的专利特征）的同时，好好忍受您的呼吸和眼部困难。当您看到油轮编队用如此浓密的微颗粒啤酒在大气中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时，不要忘记敬礼并踩住脚后跟，以至于它们在自己的旁边或前面投下黑色阴影。

当您目睹天空中的有害戏剧时，请记住，这只是“杀伤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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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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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极时刻到危机四伏：911事件如何改变了美国的内政外交

随着8月30日夜里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克里斯·多纳休少将这位最后一位在阿富汗的美国军人乘坐运输机离开喀布尔机场，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终于在塔利班卷土重来、美国仓皇撤侨疏散难民的混沌景象下落下了帷幕。

2021年8月28日，阿富汗喀布尔，美军在机场执行安全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日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军。

无独有偶，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事的终结恰好和911事件20周年纪念的这一敏感时间点撞车。尽管在911袭击二十周年到来之前完成阿富汗撤军是美国政府早就定下的目标，但最终美军狼狈败走“帝国坟场”的结局，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社会上下对反恐战争和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策，乃至美国民主制度普适性等问题的大范围反思和争论，让拜登政府灰头土脸支持率大跌。

鉴于美国上下都在筹备着对911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和追思活动，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盘点一下这场21世纪初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究竟是怎样的影响了这二十年美国政治，外交，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单极时刻”到“神话破产”，从歌舞升平到危机四伏，从团结一致到分裂对立，或许正如部分人所预言的那样，911事件恰好是美国从极盛转衰的分水岭，而整个世界也从此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从“单极时刻”到“神话破产”——911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单极时刻”

此时此刻很难想象，在21世纪刚刚开始之际，美国正处于一个怎么样的鼎盛时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式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成为了备受追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和美国即便不是盟友也大多保持着良好合作的关系。在经济层面，互联网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美国经济在90年代迅速增长，财政健康收支平衡又无债务风险的美国把世界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而在军事等硬实力层面，刚刚在海湾战争一扫越战阴霾带领联合国部队取得大胜的美军威风凛凛堪称独步天下。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美式快餐和好莱坞电影，更是全面地彰显了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

当然，在这一片盛世之下并非没有隐患，日后困扰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文化战争乃至2008年引爆次贷危机的“种子”早已在90年代已经开始发芽。然而不管事后如何，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全方面的绝对优势格局让外界找不出任何毛病，自然而然地，世界舆论政界主流都认可了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断定“自由民主”制度是所谓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尽管福山本人未必支持自由民主/美利坚模式普世皆准的论调，但这一时期深受他政治哲学影响的西方政界却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还把这种制度自信完全带入了外交内政决策环节之中。

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崩塌使得美国成为了世上仅存的超级大国。虽然当时已有不少的学者和国家坚信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多极化的方向，但更主流的论调还是强调认可美利坚一超突出的单极格局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架构。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查尔斯·克拉斯姆在他著名的“单极时刻”文章中，更是大胆预言前所未有的美国权力独大的单极时刻已经来临。在他看来，世界未来将长期处于由美国超强军事和经济力量所维持的“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状态，短时间内不大可能有崛起的力量和势力去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现在看来颇有些过度自信甚至是自负，在当时克拉斯姆的看法绝非异类，他也和福山一样对美国政治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此时的美国政坛内部，也处于类似歌舞升平的状态。千禧年的几经波折悬而未决的总统大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于政治和领导人的选择缺乏必要的紧迫感，毕竟看着经济蒸蒸日上，大部分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又没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外部威胁，选戈尔或布什当总统都没有本质区别。哪怕是整个大选期间双方都主打的争议议题，也是教育改革这种盛世年代才会着重关心的细枝末节问题。即便是小布什历经争议之后最终当选，他所想的也只是如何带领美国在新世纪延续繁荣与和平。让他不曾意料到的却是，事态变化很快就彻底打破了他的“太平天子“美梦。战争，将成为他整个总统生涯都绕不开的基调。

911的阴霾

谁也没想到新世纪开始还没过一年的时间，美国单极霸权的根基就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2001年9月11日本是一个晴空万里风平浪静的平凡上午，然而突然在8点45分左右，一架飞机径直的撞入了纽约世贸双子塔的北楼。此时此刻，大多数目击者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连美军的情报部门也只认为是一家小飞机误撞了世贸大楼。当15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已几乎同样方式撞入世贸中心南楼之后，绝大部分都明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

几分钟之后，正在弗罗里达州小学进行访问考察的小布什得知了 “美国被袭击”的消息。之后的事情，便是双子塔倒塌，另一架被劫持二队飞机自杀式袭击撞入五角大楼一角，以及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等一系列外界所熟知,今天被统一称之为911的恐怖袭击事件。

最终911事件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世贸中心双子塔从此不复存在，纽约市曼哈顿下城和美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股市停摆，航班停飞。当然，相比于经济层面的损失，911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更多是心理层面上的打击——这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第一次本土遇袭，也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打击和损失。

作为美国经济实力象征的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军事实力象征的五角大楼也乌烟滚滚残破不堪，更可怕的是，即便是美国政府高层，也无法确认是否在911之后的几天时间里还会有新的袭击发生。这种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恐惧的态度，让911成为了美国社会中长时间无法散去的一股阴霾。

恐怖主义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只需要一次袭击便能让民众产生恐怖袭击可以无孔不入，社会到处都充满了安全因素的惧怕感。我们当然必须明确谴责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反人类的罪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拉登所策划的911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正沉浸在单极格局和鼎盛时刻的美国，提醒了美国即便是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稳定因素仍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威胁。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航飞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大楼起火发生爆炸。

反恐战争

毫不夸张地讲，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本世纪初十年的外交政策方向和政坛焦点。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和混乱之后，缓过神来的布什政府开始迅速筹备向911谋划者报复的行动。很快，美国政府就把目光锁定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身上，认为有必要直接对给予基地组织庇护和活动空间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展开军事行动。于是，在得到同仇敌忾的美国民众鼎力支持和空前团结的美国国会全面授权之下，小布什掀开了反恐战争的大幕。

在911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之后，得到国际社会背书的美军伙同北约和阿富汗的北方联盟等势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战争爆发初期，美军取得了惊人战果。从美军主导的“持续自由行动”10月7日开始，到11月12日塔利班撤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军仅凭空中力量的优势和少量的美军士兵以及中情局地面情报人员的协助便在一个月内推翻了塔利班政府。但美中不足的是，虽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据点大多被拔除，911的罪魁祸首本·拉登却逃出生天，直到10年后才被奥巴马治下的美军击毙。

阿富汗战争的迅速成功，使得小布什政府一时间失去了方向。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又一次的展现了绝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上优势，为911事件好好地出了一口恶气。但另一方面，在取得短期成功之后，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在反恐战争最明显的目标对象已经暂时被消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如何进一步开展这种新形式的反恐战争，从而保障美国的核心利益和本土安全呢？

小布什政府最终选择的，是在阿富汗扶植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新政府，通过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开展国家建构和社会变革工程。为此，美国倾注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经济上给与阿富汗大量援助，军事上长期驻军帮助阿富汗政府维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大，收效却越发甚微。阿富汗错综复杂的人文地理，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整体缺乏国家认同以及强大的地方势力等种种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美国阿富汗实验的成效。

事实上，在美军驻扎阿富汗期间，塔利班的势力始终没能被根除。被赶出城市的塔利班一直蛰伏在阿富汗南部省份的山区中积蓄力量，时不时的通过袭击和骚扰的方式破坏扰乱阿富汗新政府的统治。而缺乏权威的阿富汗政府，始终无法有效的控制除主要城市外的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内部的腐败和低效，也使得阿富汗政府没能建立好良好的民意基础。另一场反恐战争（伊拉克）的爆发，更加分散了美国的精力和资源，让阿富汗局势进一步陷入了治安战和维稳拉锯的泥潭当中。

相比国内外反对声浪都巨大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事在美国国内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民意支持，哪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战并在上任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抽身的奥巴马，也不得不继续向阿富汗增兵加码，无限期地延长了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虽然大部分北约和美国的作战部队在2015年左右就离开了阿富汗，美军仍留下了数千名士兵帮助维护局势和训练阿富汗国防军。

到了特朗普年间，看似漫无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彻底失去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如何从阿富汗抽身止损，成为了新政府的政策目标。于是，在破天荒和塔利班谈判达成多哈协议之后，特朗��下达了2021年美军彻底撤出阿富汗的命令。只不过，2020年特朗普连任失败，最后的烂摊子交给了新总统拜登来收拾。最终，美军终于狼狈不堪地为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不到一个月，阿富汗政府便土崩瓦解，塔利班兵不血刃“收复”喀布尔，不禁让外界怀疑，美国这二十年的时间和两万多亿美巨额的开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不过，比起反恐战争本身来说，911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影响和遗产，还是它所起到的重心转移作用。在911事件之前，冷战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外交界和华盛顿决策者已经开始调整新世纪美国外交的侧重点，从冷战时期的西半球和欧洲旧大陆，转向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彼时的中国尽管仍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还未加入世贸组织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但整体经济和硬实力的崛起已经引起了美国外交界的重视。克林顿年间的国安策略已经开始向亚洲地区倾斜，而竞选中叫嚣要把中国列为 “战略竞争对手” 的小布什和共和党人则更加有意愿把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放在应对乃至遏制中国崛起之上。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打破了这一战略转向的基本轨迹。911之后，美国的外交重心确实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然而却并非是预想中的东亚，而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美国外交界重回大国竞争传统争霸路径的设想，也因为恐怖主义带来的新型威胁和挑战而不得不改弦更张。

这一战略转型的直接结果是911事发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美国都深陷中东和反恐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倾注了至少五万亿美元的资金和数不尽的人员精力去试图在根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威胁的同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自由民主模式的国家建构来长期稳定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

神话破产

然而，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也好，都不同程度地高估误读了己方国民的意愿，也低估了从零开始建设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高居不下的伤亡和开支，都促使逐步从911阴影中走出的美国民众对战争和反恐话题失去兴趣。不再拥有本国民意支持的美国，无法长期倾注资源去扶持阿富汗政府继续搞国家建设。于是，拜登政府不管结果如何也定要抽身离开，尽管这样类似于“背信弃义“的做法对当前无比脆弱的美国外交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样有违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盟友体系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承诺。

阿富汗政府兵败如山倒，一触即溃的尴尬局面让美国不得不重温了75年西贡陷落似曾相识的苦涩结果。刚刚经历了特朗普四年折腾，外交信誉和民主制度道义近乎破产的美国，似乎又因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见证了美国民主模式普世性的破灭。

除了美国模式和外交信誉的破产之外，部分美国学者和战略决策层认为911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倾斜到中东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放任中国崛起让美国错失了遏制中国的黄金时期。客观上来讲，911事件给20世纪初因为南联盟大使馆轰炸和中美撞机等事件而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提供了缓和的契机。美国对反恐战争和地缘政治稳定的需求，推动中美在经贸之后找到了另一个稳定双边关系的合作点。

中美在这段时间的新“蜜月”期，让美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反恐战争的事业当中，也给中国提供了入世后经济迅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的一个宽松国际环境，可以说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只是对于美国一些沉迷于意识形态争端和遏制政策的政客和学者来说，没能在中国起势之前摁住“东方巨龙”，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决策失误。不幸的是，这种声音在目前的华府已经成为了主流。

不管怎么说，短短二十年间内，美国完成了从单极时刻的巅峰到神话破灭的窘态，这一切，即便有大量不同的背景原因，但如果没有911事件，恐怕不大可能会发生。

从歌舞升平到危机四伏——911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作为一个对几代美国人都留下深刻印象和精神创伤的重大历史事件，911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显然并不是只停留在外交政策层面。那个20年前还歌舞升平的美国，在今日已经是一去不复返。在政治空前两极化，两党选民部落化的当下美国政坛，美国人民怕是连灾难时刻无论政党和意识形态团结在总统周围的聚旗意愿都已不复存在。

政坛主流的转变和民意支持上天的小布什

911给美国政坛带来最直接的变化，是政坛焦点的转移。正如布什所说的，自911那天开始，他的职责就从一位和平时的守成总统变成了一位战时的三军统帅。在911发生之前，小布什新政府还在试图摆脱200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和小布什输掉普选票却最终胜选阴影。当时小布什所力推的减税和教育改革等国内议程，也并非今天两党选民都乐于缠斗的争议话题。

然而，911恐袭打破了美国内政的宁静。双子塔的倒塌和多达3000人的伤亡震撼了美国民众的心灵，一时间爱国情绪高涨的美国人民，自发地团结在了作为国家领袖的总统小布什身旁。911之后的民调显示，原先只有五成左右民众认可的小布什支持率一跃来到了近乎恐怖的九成水平。小布什911后这种获得几近全民拥戴的状况，传统上被称之为 “聚旗效应”，一般指的是在重大灾难和战争时刻美国民众会主动向领导人身边靠拢表示支持；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在海湾战争的时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不同于其他总统很快就丢掉了聚旗效应带来的光环和高支持度，911和反恐战争的特殊性质让小布什保持了近3年时间高居不下的支持率。携带这空前民意支持的小布什，足以迫使国会在反恐战争上给总统在国内外的政策都大开绿灯完全放行，而反对小布什政策的民主党人，则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不想被戴上中伤战时领袖和对恐怖主义软弱的民主党人，不得不加入小布什和共和党的行列支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尽管911是在小布什任上发生，这次袭击却给小布什带来了国家安全问题保护伞和铁布衫，这对整个小布什政府的施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布什反常的高支持率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则是体现在2002年的国会选举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结果之上。传统的中期选举周期中，受困于中期选举魔咒，总统所在政党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基本都会蒙受巨大损失，丢掉一院甚至两院的控制权是家常便饭。2000年大选后，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比民主党多出三席优势，而参院则先是50：50平手，后来更是直接因为共和党一位参议员的“叛逃”而丢掉了参院的控制权。

因此，根据历史规律来看，民主党在2002年一举夺回失去8年的众院控制权，进一步稳固参院的控制权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911事件的发生打乱了民主党部署和竞选策略，坐拥911后民意上天的总统小布什作为领袖又刚刚在阿富汗战场取得巨大成功的共和党，凭借着选民对战时总统布什的拥戴逆流而上，反而破天荒在的参众两院都增加了席位。

最终2002年中期选举过后，共和党不仅稳固了自己众院的多数党地位，夺回了参院的控制权，还让共和党在华盛顿再度全面执政，使得小布什能几乎以随心所欲的方式施展自己的执政方略。2002年中期选举的反常局面，让民主党重夺国会限制小布什的时间表整整推迟了四年之久。

同样，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911和反恐战争再度成为了小布什突出现任总统结构性优势，最终力挫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取胜法宝。倘若不是911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坛的焦点和大环境，把重心从内政和经济转向了战争和外交之上，那么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放缓的美国经济很可能会拖累小布什让他不敌克里，无法成功连任重蹈父亲老布什的覆辙。事实上，考虑到小布什在2004年仍拥有911后光环的加持，只差俄亥俄两个百分点便能击败谋求连任的现任总统的克里，其表现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历史不容假设，成功连任不再有竞选压力的小布什进一步加码反恐战争，事后来看只是让美国更深地陷进了中东的泥潭之中。随后而来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更是彻底剥去了911后小布什身上的战时领袖光环。小布什离任之时，执政支持率只剩下了可怜的24%，和巅峰的九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小布什浪费了911后的全民支持的大好局面，最后留下一地鸡毛，使得美国政治中传统的 “聚旗”效应逐渐走向了终结。仅就这一点，便足以彰显911对美国政治的长期影响了。

孤立主义、反建制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

911带来的美国在中东20年无休止的反恐战争，加速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回流。美国情报界和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误判和谎言，加上国家建设和自由民主推广工程的失败，更是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外交界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声誉，也客观上促进了两党内外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这三大近些年深度困扰美国政治，威胁美国构建的全球体系和民主制度的不稳定因素，都是因为911和反恐战争而起。

正如前文所言，在911之后反恐战争，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刚开始之时，美国民众对于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的行为是无比支持的。在这一时期，民众要求为911遇难者复仇的呼声，甚至要比美国政府中的鹰派还要激进。然而，随着最初战争目标的完成，恐怖主义威胁也随着时间的推迟而逐步退散，反恐战争的巨大开支和资源成本，特别是美军的人员伤亡和看不见收益的成效开始让美国民众重新思考相关的立场。哪怕是小布什都还没有卸任，美国民众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从大体支持到大体反对只用了不到八年时间。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治下，都出于对先前美国所做出承诺的尊重，无可奈何地将阿富汗战争延续了下来。早已疲惫不堪的美国民众，把“无尽战争”的归罪于两党脱离群众的建制派之上，加剧了底层民众对建制派，特别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不信任。离任时民心尽失的小布什，可以说是在新保守主义者的帮助下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共和党建制派在基层选民中的伟岸形象。而奥巴马年间爆发的反建制茶党运动和随后崛起的特朗普主义，也都是这些布什年间反恐战争所留下的隐形政治遗产。

另一方面，执政任内激起了强烈共和党民粹主义反弹的奥巴马，能越过希拉里和一票民主党大佬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也要归功于小布什911后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正是靠着一贯反战的立场，奥巴马才在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作为骑墙派的希拉里的激烈初选交锋中取得了部分年轻和反战选民的心，最终以微弱优势从初选中脱颖而出进而击败同样勇战的麦凯恩创造历史当选总统。倘若没有奥巴马当选总统，共和党内部不大可能会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建制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的崛起也就无从而谈，美国的历史也将会迥然不同。这一切故事的起源，都还是要追溯回本世纪初的911事件。

2021年9月1日，阿富汗巴格拉姆，塔利班人员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巡逻。

联邦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重组和改革

从情报分析和国家安全保护层面来看，911恐袭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美国情报和安保机构的致命短板。由于两大洋给美国本土带来的决定地缘政治优势，哪怕是战争时期，美国本土保护的观念都极为薄弱。冷战后美国对新型态不对称战争，特别是恐怖主义袭击威胁的不重视和不了解，造成了对美国本土可能遭遇袭击的潜在风险的完全忽视。

在本世纪之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部门完全是各自为战，互不所属。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搜集机构之间并不存在交换情报统一战线的机制和渠道。相比和自己的同僚分享资源，这些隶属不同、��责领域迥异的情报机构，更多是在思考如何与其他机构争宠竞争，而不是如何密切合作保护美国民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美国决策层收到的情报分析严重混乱，最终酿成了911这样的悲剧。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长久以来因为内阁和行政部门的不断衍化和扩充，分属于多个内阁部门之间，更谈不上有什么统一指挥的体系了。于是，911之后，美国国会当务之急的一项任务便是改组美国的国安组织架构。2002年11月，国会在布什政府并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便自主通过了国土安全法，新成立了一个内阁部门国土安全部来专门统辖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

2002年新设立的国土安全部，将当时美国政府内23个现行机构从其他部门中拆分出来，统一划归国土安全部领导。此番大部制改革，牵动程度之深，只有1947年成立国防部的那次变动所能相提并论。大量自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归属于固定部门的机构单位在新法案的框架之下都离开了原有体系成为了国土安全部的一部分，比如原属财政部的特勤局，原属司法部的移民总署，以及原先是独立机构的联邦紧急措施署，都成了新国土安全部的下属单位。

国土安全部的成立给美国联邦官僚体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拥有超越18万雇员的国安部，很轻松地就成了美国联邦政府中最庞大的一个官僚机构。国土安全部过于庞大臃肿，甚至有些是并不合理的组织架构和组成机构，对未来国土安全部开展工作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因为这一新组建的混乱体系而成为了类似的独立王国，在执行移民法规和政策期间屡屡因为出格操作而备受争议。换而言之，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并没有让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决策变得更加流程化透明化，反而是因为强行把一些不相干的组织拼凑在一起，导致了恰好相反的作用。

另一方面，同样在911中犯下大错的美国情报机构，却没有被国会立刻动刀。几大情报机构的头目没有一个主动引咎辞职承担领导责任。直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没有发现情报机构所声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一而再再而三错估形势搞砸情报的美国情报机构才遭遇了和国土安全部同等待遇的整顿。国会2004年所通过的情报机构重组法，废除了原先实际上只是中情局长的中央情报总监一职，反而是成立了一个统一作为情报机构领导部分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作为最高情报头目的国家情报总监来加强情报的收集和汇总。鉴于美国情报机构又刚刚错判了阿富汗政府的坚韧程度，很难说这项改革和成立国土安全部一样真的取得了什么样显著的效果。

总统战争权力的膨胀和公民自由的受限

此外，911和反恐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的天平全面向总统和行政权倾斜。

早在冷战期间，国会便出于让美国政府在冷战美苏对抗的决策环节不能落下风的考量，赋予了总统大量本不属于行政权传统范围的紧急权力。与此同时，冷战中军事行动和冲突的特殊性，也让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战争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国会几乎完全失去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控制权。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总统的权威登峰造极，“帝王总统制”成了美国政治的新常态。

尼克松任内发生的水门事件虽一度严重打击了总统和行政权的声誉和地位，但总统地位的超然已成定局。国会在此后二十世纪末尽了最大的努力找回他们和总统之间的平衡，结果仍是收效甚微。到了后911时代，恐怖主义这种新型威胁已经远远超出了决策反应过程过慢的国会所能应对的能力范围。因此，在911后恐怖主义的威胁阴霾不散之时，国会只能通过《爱国者法案》和《动武授权》等系列赋予总统和行政机构更多的紧急权力的法案，放任行政权做大来缓解国内外的安全压力。

由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保守主义派政客主导的小布什政府，自然是不会放过911后国会放权这个机会，欣然把权力进一步的集中在了总统及其周围少数人的手中。随后诞生的一系列知名的反恐战争举措，如关塔那摩湾监狱采用水型逼供，借爱国者法案之手开启大规模电讯监听本国公民，乃至以国家安全名义无视司法程序抓人，都是靠着国会给总统开的空头支票来作为合法依据的。

考虑到近些年美国政治极化加剧，国会立法机制逐渐陷入堵塞甚至瘫痪的窘态之下，总统和行政权地位的突出变得越来越明显。当立法权无法正常工作留下权力真空时，仍能高效运转的行政权自然而然挺身而出接管了局面，因而总统靠行政令治国成为了新的美国政治常态。这种总统地位逐渐凌驾在司法和立法两权地位之上的格局在911之前就已经出现，但911毫无疑问给予了总统和行政机构更多敛权的借口和机会。时至今日，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几近成为总统的自留田势力范围，国会即便是想插手干预，基本也不会有所成效。毫无疑问，这也是911给美国政治带来的重要遗产之一。

社会层面的变化

最后，911还深刻地影响改变了美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冷战之后进入鼎盛时期，颇有公元一千年普世帝国风气的美国社会在911之前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有关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等今天热议的话题，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中。然而，911和恐怖主义的现实击碎了这种其乐融融的虚假大环境。

大国战争和核冬天的威胁固然是散去了，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袭击等新的对平民更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却取而代之。恐怖袭击给民众带来的心里阴影和长期恐惧感，是传统的战争所不能相比的。当看似远离战场安全稳定家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恐袭的现场之时，民众夜晚很难能睡得踏实。

这种压抑并恐惧的感觉，使得美国民众在911后长期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而在此时此刻，需要宣泄情绪的部分美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在美居住的外国人和美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不仅是和911事件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穆斯林群体和中东裔美国人遭到了大范围的歧视和针对，就连东亚裔和部分欧洲裔的在美侨民/美国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敌视。这类2015年后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反移民反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思潮，正是在911之后开始登堂入室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当中。

当然，受911影响最直接的也是最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还是要属航空和交通出行行业。在911发生之前，在美国坐飞机出行与坐安全标准十分宽松的公交和火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机场的安检形同虚设，无论是随身携带还是托运的行李都不需要经过繁琐的检查程序。除了国际航班之外，办理登机牌的全过程都不需要出示任何的证件。更不用说在这一时期，没有登机牌的游客和外人也扎农业可以随意出入机场在登机口附近活动，这种今天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当年是整个行业的标准生态。

所以，当基地组织的自杀式袭击者通过劫持民用客机来发动恐袭之后，航空业松散的安保环节就成为了美国当局急需补上的一个安全漏洞。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美国实施了全球近乎最严苛的飞机安检标准——原先没有证件要求，现在没有证件不能办登机牌。原先安检几乎形同虚设，现在每个乘客必须经过全身搜查脱鞋脱皮带的繁琐安检程序，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电子产品也必须经过同样严苛的检查程序。之前那种普通人可以随意出入机场接近登机口的模式，更是被严令禁止。

为了防止另一起“911”事件的发生，2002年国土安全部正式挂牌之后，下属的一个最为重要雇员数量最多的新设机关就是专门负责机场安检保护的运输安全总署。虽然新的安全标准给美国人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总的来看鉴于911之后再无类似的大规模劫机事件发生，美国政府采取的这套强硬手段还是起到了作用的。

总结

放眼人类历史长河之中，也少有和911一样能具备给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特质的历史性事件。无论是全球权力的分布和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政坛的内外政策焦点和发展方向，都被划分为了前911和后911时代。

即便是20年过后，美国和全世界都依然在受到这场悲剧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二十年中，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格局逐渐走向了崩塌的边缘，世界正在重返两极甚至是多极的新“老局势”。而在美国国内，分裂、忧虑和怨恨取代了20世纪初的乐观积极，成为了美国人民和社会的新常态。更不用说反全球化和推崇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新潮流，和911也离不开干系。

恐怕没有什么景象，更能像美军最后用直升飞机疏散阿富汗难民的不堪景象，更能诠释911给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所带来的长期创伤和负面影响。似乎，鼎盛的90年代之后，受到911事件后续影响而步步走错的美国，像其他盛极一时的老牌帝国一样走向了不可避免地衰落。

不过，我们也不要避免过度唱衰美国。毕竟，即便是75年美军溃退西贡和今天离开阿富汗一样狼狈不堪，15年后冷战的最后赢家却是美国。美国911之后出现的 “衰落” ，也只是与巅峰时刻相比而言。除非自身分崩离析，拥有广阔国土，丰富资源和发达经济基础的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中，仍将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

不管如何，或许几十年后，人们会把2001年9月的那一刻当成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这样过分强调政治因素，无形之间淡化了911恐袭中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和无数家庭所面临的悲剧。

在这个2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讨论911事件政治影响之时，也同样应该缅怀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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