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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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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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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yanginnocent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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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杨艳揭露中国政府终生脑控残害记录----破坏婚姻

在这篇记录里，我想揭露脑控残害破坏婚姻的具体实施，以及从中反映出的现在的社会，实际上政府对公民的一举一动都是监控的，而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我周围可以说是每个人，在人生中特别是在人生关键的转折点比如你自己认为的好日子来了机会来了的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拉你下水破坏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广目标之多，真的是每个人，而只能说特别是脑控受害者

在我开始讲述前，我要强调的是以下几点：

这不是故事或者小说，是我本人和我周围的真人的真实人生事件的记录

文革从没有结束，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在这地球上每个国家活动着，而只是更加隐蔽更加铺天盖地猖獗的进行活动

脑控破坏婚姻的手法，和他们别的专项残害一样，是无休无止反反复复没有终点，你是单身，他们就每天时时给你安排偶遇安排相亲各种介绍，而他们介绍和安排的对象全部是来残害��的，所以这些对象都是按脑控对你的了解设计好的高度吻合你的（他们自以为是）。而当你一进入一段关系或婚姻，他们对你的这段关系和婚姻的破坏马上就开始了，直到把这段关系和婚姻破坏掉。然后他们马上又开始给你介绍。就这样操纵着破坏着反反复复，让你在公众面前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直到你再也不可能被介绍被破坏

我是2008年前后离婚的，当时我前夫和中国民航的几个领导还有同事，一起办了一个皇明太阳能的广东总代理。某日，一个外貌文化气质谈吐都很好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称为是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说很标准的北京腔的普通话，名牌大学毕业，离异有一个女儿，她拿着一份联合国采购清洁能源（太阳能管）给非洲等贫困国家的采购合同，通过海南航空公司广州办总经理介绍，接近我前夫，让我前夫报价，如果作成了这单生意，那就真是大生意了。他们整天整天的在当时广州的海航酒店谈这笔业务。某天晚上，这个女的带我前夫去了她的办公地点，这个办公地点是在广州二沙岛的一个别墅，确实是一个被用作办公室的别墅，这个女人的办公室我前夫也进去坐了坐，这个女人告诉我前夫，她是在国家安全局广州分局的这个秘密办公地管理所有广东省一定级别的领导的人事档案的，如果某天，北京有人来找她，要从她这调取某个领导的档案，那这个领导就有麻烦了。我前夫看了她的办公室，再加上我们和海航的这位大哥相识多年，很相信这个大哥的为人，所以我前夫当时特别仰慕相信这位女国安局官员。

于此同时，另一块布局也拉开了。我前夫接到了一些短信陷入了一场网恋，我后来才知道，这些短信是桂林的一个网络诈骗和卖淫的公司的员工发的，他们几十个人在桂林的一个办公地点，工作就是向全中国发各种交友等等短信，如果女人回复他们，就由男员工来接上去；如果男性回复他们，就由女员工来和这些男性来继续交往。

我前夫也是脑控受害者，当时被他们这样多方布局，一方面是联合国大项目，一方面是理解他的一个男人的宏图壮志的温柔网络知己，同时他们还用技术手段操控我前夫的大脑意识。

结果是，我前夫花光了股东和他自己的钱，从山东皇明进了一堆的货，而无论山东皇明太阳能厂还是我前夫和这些股东们，没有一个对这份联合国采购合同成功报价。

直到报价的截止日期倒数第二天的晚上，我才看到这份合同，是全英文的，确实是联合国的采购合同，上面的条款非常详细，就算是一个正规完全作出口的工厂来报价要满足这么��尽专业的各项条件，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还要有一个工作小组有组织的和对方沟通才行。

而我在那个晚上翻译完合同的其中一些条款后，意识到这一切，质问我前夫的时候，我前夫正在广州二沙岛��家安全局秘密办公室旁边和桂林的年轻美女通电话（两个小时）。在他回到家后，我质问他为什么在外面有人了？最近一直电话都是几个小时的打不进去，同时我指出这份联合国合同的问题。他听我说了这个合同的现实，很久没有说话，然后躺在沙发上对我说“我对我自己很失望”。我知道我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因为我当时认为我前夫一定是在广州市有了一个情人，同时他一辈子这样拉周围人投资失败的事这不是第一次了。

但我没想到他是网恋，他当时是被操控的大脑意识入侵，他根本连电话那头那个女人的真人都没见到。

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是这份联合国合同的报价截止日期，我飞回了南京，我前夫马上买机票飞去了桂林。我自己也在民航，我马上就在机票系统里查到了我前夫飞去桂林的事。我非常愤怒，因为我当时还是以为他是带着广州的情人去桂林玩了。我在南京打电话给海航这位老总，告诉他”董哥，今天不可能给你报价，这份采购合同的情况是……他去桂林了,去会女人去了…..我决定离婚”

当天晚上,我和在桂林的我前夫通上了电话,他刚和那个女的吃了饭, 他和我说了实话,他说他是通过短信认识这个女人的,根本没见过她,这是第一次见到,我问他那人怎么样,我前夫说”挺失望的,有点胖,没什么气质….”,但是当天晚上他们还是发生了关系.

中国政府脑控残害的这场大局, 就是这样多方布局来破坏我的婚姻的,而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处在暗控中,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前夫这个人的问题.他也是受害者.

他们给我前夫选择的桂林那个女的,是针对我和我前夫来选择的,首先年轻,24岁左右,第二是盯上了这个男人,特别忍耐. 而这个女人,从那以后多次到广州来找我前夫,我前夫也去桂林看过她的家庭,特别穷苦的家庭,我前夫一边糊弄这女的让她在广州等,一边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不能带到阳光下的,是不可能和她结婚的.

而我前夫在山东皇明太阳能厂当地的旅社,结识了一个前台,后来很快就和那个前台结婚了.

而我和我前夫离婚,是在我们借父母的钱买了一套新房子一年后,那一年,我真的认为我有了新房子大房子,双方父母这么支持我们,我们环境好了,感情好,我们可以准备要个孩子了.当你觉得一切都要好的时候,也就是处在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脑控残害,一切的灾难就开始了.这是脑控残害的一个典型手法.他们基本上都是选这样的时机。

到了2016年我开始被脑控残害明控,特别是到了2019年到2020年期间,我作为一个被明控的脑控受害者,我按一个脑控受害者的建议,仔细回想了我一生每年的遭遇.我明白了他们一直都在破坏我的婚姻.

在我婚姻存续期间,他们潜入我的家里,特别是我在学校读本科那时候,因为我不在家,他们故意把女人的内裤留下在抽屉里, 他们下毒造成我得性病,而这两个性病是只有我得病,而我前夫不得病.我当时和广州的医生说得非常清楚,我确实是没有任何别的性伴侣一直住在学校也把学生证给医生看了.医生和我当时都认为是我前夫出了问题.而我前夫在我的指责和怀疑下觉得非常郁闷,因为他说他确实没有带女人回家. 这点,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才相信的.整个机场路,住的全是民航职工,我前夫当时的情况,是不可能不顾影响的.这也是他们挑拨离间受害人家庭关系的典型手法。

特别是我回想起2008还是09年,我离婚后第一年春节,我妈妈到广州陪我.我妈妈告诉我她也有我得的一种病,是我爸爸传给她的.可是我爸爸是没有的.

脑控畜生在广州和南京两地,对我的婚姻,和我父母的婚姻,用的是完全一样的残害和离间的手法.他们不只对我和我的家人,而我在2019年前后,接触到别的受害者,读了他们写的受害经历,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残害手法,对非常多的受害人.

男的,不嫖的,他们用技术手段操控这些男的性欲, 把各种乱七八糟的女人安排给这些男受害人. 然后敲诈勒索破坏婚姻.我爸爸曾经被他们安排我老家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很早的时候,这个女人主动在打麻将的时候把手放在我爸爸的大腿上,主动勾引我爸爸,然后叫我爸爸去这个婊子家里过夜,然后这个婊子的儿子来抓奸,然后到我家楼下敲诈我们家1万块钱,那是很早的时候,1万块钱真是值钱的.我妈妈忍气吞声给了他们. 我爸爸终生都被他们介绍的各种这样的婊子纠缠着. 我爸爸自己和我们家庭,受尽了伤害.

在我离婚后,特别是2017年到2021年期间,脑控畜生安排了多少奇怪不知道哪来路的,各种老板各路人马来和我认识相亲. 而我在离婚后,不仅是非常痛苦,这个痛苦不仅是我个人的痛苦,我也看到两家父母的痛苦,他们年纪大了,真的没想着自己的孩子再这样. 不仅是痛苦,而且是反思,就是对于婚姻,两性关系,社会现实的一些反思,一直伴随着我. 同时我相信脑控残害一直在借着这个机会对我灌输一个人生活的理念. 他们对受害人的隔绝和布局是不会停的. 离婚后到我逃出中国,我没有在个人生活里乱来折腾自己和家人. 我知道如果我再婚再离婚,我父母会很没脸我也很难和他们交代.我一直忙着想在社会上有个稳定的工作.

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利用技术手段操控一个人的性欲,来拉人堕落.破坏社会形象.诈骗敲诈洗劫钱财, 爆光受害人的不当关系的丑闻, 挑起事端破坏家庭职业, 绝不仅仅是针对我这样的脑控受害者,真的是铺天盖地针对每一个人. 文革的手法加上先进的科技监控,信息的绝对获得掌握,黑网, 没有人可以幸免. 能把你拉下来就拉下来,整不到你的你也不知道是他们.

我在广州这些年, 看到了多少听说了多少事都是这样.

南航的财务总监, 在2016还是17年前后和他的情妇被查办了,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人(呵呵)把这个财务总监和他的情妇的开房记录全部公布在南航的一个举报的网站上,而当时没有把他整倒.到了16年,据说是习的指示,要查一笔国家资金的去向,同时就又把这个财务总的开房记录给翻出来了.这次整倒他去坐牢了.

我一个朋友,在南航一辈子被认为是有能力而没有得到重用,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新的领导,愿意用他这个人.在宣布任命后没多久,就又有人举报他老婆孩子都在美国.裸官国家不允许. 他的新职位就这样被检举泡汤了.

我去佛山工作了两年, 我前任人事行政经理(女), 和采购经理有私情, 他们俩刚在这间工厂工作了10个月不到, 就被人检举把他们婚外情的证据给了人事经理的丈夫. 造成这个人事行政经理不得不辞职来保全婚姻.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揭发检举密告的大军,他们真是在中国社会有绝对的信息获得和掌控权, 无人不搞无人不告, 搞得动你就立功了,搞不动你你也不知道是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文革时期的标配. 是一个和东德的秘密警察史塔西一样的标配.

而所有受害人, 大多数都是在人生的关口,比如升职了,有新的好工作了,等等, 他们就开始拉人落马.

2019年,江苏的一个受害者, 和我见了面,给我讲了他怎么被脑控残害破坏婚姻的,一样,他自己不想拖累家人,想着他老婆还年轻,就决意离婚了;结果一离婚,脑控畜生们都疯狂了,开始一样的给他各种撮合. 他一概拒绝了.等到过了几年, 他受害差不多稳定了.也上法院控告了一个出面脑控残害他害他欠债的人.那时候他按自己的选择再婚了, 结果再婚没多久,有一天他听到他丈母娘在厨房和他老婆说”….对方说只要你离婚马上给你50万….” 这个受害人告诉我,他老婆没有背叛他.但这样破坏，他的新婚姻能维持多久也是个未知数.

我到了美国这几个月, 也是一样, 前天我在公园,还有两个华人女的organized stalker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说”现在你有信仰了,肯定不会再找个那样的,肯定去找个老实的”…我去��浪猫那里,马上一个华人送外卖的,装着无比善良的好人靠近我说”哎呀那些坏人啊,抓这些猫,我前几天和我一个朋友我们在这守了两个晚上想逮住那伙偷猫贼”, 今天一个老外和我偶遇,介绍自己夸我的帽子,明天一个华人和我偶遇告白他的善良,后天再来一个老外和我偶遇介绍他怎么善良他的狗是从救助站救回来的,再后天再来个民运人士给我介绍200块一天的照顾有钱老人家的工作,然后再来个台湾人在博客上给我留言介绍男女SM…….我们精神控制的受害人,就这样被铺天盖地的staged着, program着，隔绝着

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Janet Phelan, 她在她的书EXILE里介绍了所谓情报界安全局等的很多手段. 我还没有看这本书.

我不知道各国政府,到底要怎么样的残害多少受害人, 这个地球上70多亿人,中国是14亿, 如果按毛泽东的划分,只有5%的中国人是不遭受任何社会运动的残害的,所谓的成份好的政权的中流砥柱. 那么请问到底要怎么样的残害我们老百姓多少破坏才罢休? 而可怕的是,在西方”罗马俱乐部”的21条政策里,就有一条是”….让大多数人一生在危机里奔波….” 老百姓连从破坏危机中恢复都没有机会时间,更别提在社会里政权里实现阶级的转换提升. 这样他们的统治就千秋万代了!

我个人和我家族的悲剧, 还有我所写在上面的中国社会的人类社会的现在的黑暗,都是真实的事件.

如果说要我提供什么给脑控受害者,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不管这个活着是你想的还是不想的,我只能说,希望我的揭露,能够让你看见他们的黑暗, 能够让你知道理解自己经历的黑暗.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受害者.

在你活着的时候,到死的最后一口气,记住自己和周围的人,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受害者. 我不再怨恨父母, 不怨恨我前夫. 经历着这个脑控残害,我原谅了所有人特别是家人亲人和自己. 一定要记住, 明控的受害人,自己和亲人,都是无辜的.

只有脑控残害是害人者！而且是极端恐怖主义活动的残害！就恨这帮畜生不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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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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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是历史倒退吗？/ 南京政府“黄金十年”，含金量如何？|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05-21

瘫痪与振兴：北洋政府vs南京政府

近年来，历史圈流行一种为北洋政府鸣不平的风气。

比如，有学者认为国民党“北伐”推翻北洋政府，乃是历史的倒退；国民党为了证明自己“北伐”的合理性，对北洋政府大肆抹黑。①

（图注：1912年3月10日，身穿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的袁世凯[前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部分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合影）

究竟是不是这样？

单凭文人墨客之回忆、军阀武夫之逸闻，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同处国家危亡的泥坑之中。要判断究竟谁在更努力地试图爬出泥坑、谁更有能力爬出泥坑，终须依赖数据统计。

外债，即不失为一种管窥的好工具。

下表，乃是北洋政府（1912-1928）与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此处“国民政府”，均系指南京国民政府，下同）外债概况的对比②

（图注：北洋政府[1912-1928]与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外债概况对比[1935年法币改革，一银元可兑换一元法币]）

由上表，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如下三个区别：

1、北洋政府所借外债规模，远大于国民政府。

2、北洋政府所借外债，超过70%用于支付内战、行政费用和偿还旧的外债；国民政府所借外债，60%用于修筑铁路。

3、北洋政府向日本借债最多，超过4成；国民政府向英美借债最多，高达近7成，向日本借款近乎于无。

（图注：1918年11月28日，为庆祝一战胜利，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发表致辞）

借外债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而言，乃是常事；外债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兴衰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比如现今之美国，外债规模也很大）。

但上述三个区别，仍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

北洋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不得不仰赖借债度日（超过四成外债用于政府经费和军事经费，近三成的外债用于偿还旧债）。

国民政府则重建了中央财政，致力于基础建设（超过8成外债用于铁路建设和棉麦事业），并有意识地抵制日本侵略。

北洋政府财政破产，由来已久。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之南京临时政府，一度困窘到“金库仅存十洋”③的地步，无法安抚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不得不将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

袁的境况，也同样不好。

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曾如此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④

事实上，因军阀割据，税源被截，中央政府已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靠对外借款才能维系的程度。

在关税、盐税、厘金、铁路、矿山、森林全部被抵押殆尽后，最后只有日本，出于对华渗透之政治目的，还愿意向北洋政府提供“无担保短期借款”。这也正是日本成为北洋时代中国最大债权国的缘故。

而且，因北洋政府还不起外债（每借3.7元，即有1元需要借新债来还），且政府雇员发工资都要仰赖外债 —— 借债也不够，除了铁路和电信，其他政府部门的薪俸都有严重拖欠 —— 导致其借款利息极高。国际市场一般年息率5-6厘，北洋政府借款年息率往往要一分，且利息多从借款总额中预先扣除。

换言之，北洋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瘫痪。

1926年的“北伐”所针对者，更多是各省军阀，而非已然瘫痪的北洋中央政府 —— 事实上，正是这些军阀，很乐于维系一个瘫痪了的中央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财政境况并不比北洋政府好。

为了重新树立已被破坏的国家信用，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宣布继承并偿还自晚清到北洋时代的一切外债 —— 其中北洋所遗留的、急于偿还的无担保外债，高达7亿元之多。⑤

不过，截至1936年底，“业经商定整理办法及已全部还清之大小债务，共四十九款，统计免让债额、欠息、减轻国库担负约合国币三万五千七百余万元”⑥，若非中日战争在1937年全面爆发，距离偿还全部晚清、北洋欠债，已不算太远。

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全赖这十年间，对内制衡军阀、对外折冲列强 —— 与日本在经济领域的斗争最为惨烈⑦ —— 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整顿盐税、改革厘税、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革新措施。

因中央政府重新焕发生机，其外债利息也已回归至5-6厘的国际一般标准。

两相对比可知：北洋的“荣光”从来不曾存在。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北洋时代的评价是：“混乱与中国已经成了同义语”。

经济学家、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的说法是：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实际还是中古式的”，在漫长的16年里，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改变，以至于“北京的政令不出都门”，“北京政府大体上靠着借外债与向地方借贷过日子”。⑧

怀念北洋时代，怀念的乃是泥坑。

（图注：何应钦感谢外国记者为北伐军拍摄记录片，见题图）

注释：

①可参见《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等文章； ②表格数据来源：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 ③《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P50； 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 ⑤曾任北洋国务总理的梁士��，也承认：截至1924年6月，北洋政府至少有3.1724亿银元的外债本金，已经过了合同规定的还款期限。但政府“本息全无”，只能“作为悬案，完全不理”。梁感慨：“丧失国信，遗害将来，实为国家莫大之隐忧也。”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P337； ⑥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整理外债报告书（1937年2月10日）。收录于《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P205； ⑦1935年，为应对白银危机，国民政府启动币制改革，日本则在华策动白银走私及华北币制独立运动，几乎使中国财政金融崩溃。详见：《民国最凶险的一次死里逃生》，短史记第302期； ⑧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03-04。

附文

“黄金十年”含金量考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到底算不算“黄金十年”？这是一个从论坛时代，一路撕吵到微信时代的历史话题。

肯定者，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建设成就，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否定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自吹自擂，实际上不少经济数据已倒退到了连北洋时代都不如的地步，“黄金十年”最后以南京大屠杀收场，只是个笑话。①

那么，这两种看法，到底谁对谁��呢？

“黄金十年”说法之由来

“黄金十年”这个说法，最早见于魏德迈将军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②

就魏德迈所提到的交通进步、经济稳定、教育推广这三项事务而言，“黄金十年”似乎确实名副其实。

交通方面，以公路为例 —— 自1932年起，跟随中央军的对外扩张步伐，“各省联络公路”相继开工。1932年5月，开筑“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1月，中央军入鄂豫皖，开筑“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1934年10月，中央军入西南，开筑“川黔湘鄂陕五省联络公路”。

至1937年7月，已成功构筑起一条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公路交通网，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接近12万公里，较之1927年之前增长了一倍有余。③

经济稳定，若仅就国家财政方面而言，也是成立的。

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无奈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

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更甚，中央财政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借外债的程度。④

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遗留的所有外债，但因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底，财政已实现正常运转 —— 北洋时代外债的7成，用于支付军政费用和偿还旧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外债，绝大部分用于铁路、棉麦、航运电讯等建设事务。⑤

至于教育推广 —— 据1936年的统计数据，这10年间，小学自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师范学校自336所增至814所。专科及大学在数量上增幅不大，唯文科、理工科的分布，在当局的限招（文科）和鼓励（理工科）政策下，逐渐趋于平衡 —— 1930年文科毕业生是理工科毕业生的两倍；1937年这一畸形比例被矫正至1︰1。⑥

（图：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

农村破产、工商业挣扎之事实

然而，30年代的中国，也还有另外一张面相。

“农村破产”，是当年报端最常见的词汇。这种破产，不单单是指普通农民，连地主们也全都包括在内。

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考察无锡礼社镇，惊讶地发现，当地中小地主几乎全都破产了：

“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⑦

江南农村全面衰败，北方农村的状况更恶劣。

河北定县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范县”，但学者李景汉193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该县经济其实已经完全崩溃了：

“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百分之六十七，约四万六千家，不欠债之家数，占百分之三十三。……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民十（1921）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⑧

据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披露，从1931-1934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工商业同样惨淡 —— 截至1935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在减产中垂死挣扎。⑨

（图：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

世界经济大萧条之背景

这种各行业的全面溃败，原因很多。

除战乱、水旱天灾等“常规因素”（较之北洋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乱不算严重）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中国特有的“白银危机”（因历史原因，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仍实行银本位，极易受国际银价的变动冲击）。

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对此有准确的描述：

“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中国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跌。……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包括中国原棉、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崩溃。……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在外国市场，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要更昂贵。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又十分激烈，中国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价格。……（在国内市场）因外国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更显低廉，……大量进口的粮食几乎足以取代国内产品。”

农产品价格暴跌，直接导致很多地区的农村，无人愿意种地，也无人愿意买地做地主。⑩（由此亦不难理解，30年代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远不足以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

工商业的衰败，大致也是相同的道理。

至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抬高国际白银价格，更是直接将中国的“白银危机”推上了生死线。

国民政府在1935年破釜沉舟，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后，经济才又渐有复苏气象。

综上。略言之，1927-1937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

至于“黄金十年”之说是否成立，则端看评价者，系以一种怎样的眼光与心态来打量这段往事。

（图：国民政府当年发行之法币）

注释：

①肯定派，可参考台湾“教育部”主编之《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编《统一与建设》，1989年，P1266-1267。否定派，可参考席亚洲《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刊于观察者网； ②《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1册国民革命史》，1984年，P367； ③可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编，《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报告书》，1932。赵祖康，《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忆》；《各省全部联络公路状况一览表》，《公路杂志》1935年第4期；赵祖康，《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各省联络公路之经过》，《交通杂志》1934年第5期；……等； 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 ⑤参见：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 ⑥参见：吕士朋，《训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收录于《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 1928-1937 下》；《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443； ⑦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刊于《新创造》第二卷，1932年7月22日； ⑧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1934年第1卷第1期； ⑨可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1927-1937）》，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162-190； ⑩（日）城山智子，《1929-1937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 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P92-93。农村土地荒弃的情形，可参考国民党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东的调查 ——“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李天倪：《提高粮米价格救济农村破产案》，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4月第11号）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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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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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 “套路贷”团伙现形有公证员栽进去了

@一财写道：

外汇天眼APP讯 : 近日，北京朝阳检察院受理了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涉嫌“套路贷”的案件。记者从多位案件知情人士了解到，有多名公证员涉及该案，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接近警方和公证处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2月，朝阳警方正式批捕王某、王某杰等多名公证员，其中8人来自方正公证处，2人来自国立公证处。和他们一起被逮捕的还有放贷公司的代理律师李某杰。警方调取了相关人员的银行账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年来，一系列“以房养老”型的套路贷案件，一些老年人抵押房产进行投资、消费时，房屋被陌生人强行贱卖，不法分子利用公证程序绕开法庭审判，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只是因为在公证处签了一摞和借款相关的合同，这些老人们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就从此一落千丈。

“签了这些协议，相当于签了一份卖身契。”有法律人士表示，“而公证书是证据之王，法院可以不加审查地认定公证的效力，想推翻是非常困难的。”

据央视等诸多媒体报道，2014年以来，马宁（鑫义众择）案、赵海佳案、广艳彬案、新元酵素案、中安民生等与房产套路贷相关的非法集资案相继爆发。据外汇天眼不完全统计，仅这几个案件涉及的房产就多达1200套。

尽管这些案件都被警方破获，理财平台的实际控制人被逮捕或判刑，但案件的“套路贷”操作环节，由于法律文件完备，对司法部门而言依然棘手。目前，一些老人作为投资者又是借款人，正面临失房的后果。

有的老人不过借了20万元，就遭遇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层层转贷、伪造公证文件，最终霸占房产。众多老人因此至今无家可归。

针对各地出现的非法套路贷活动，司法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纷纷加大监管力度，弥补制度漏洞。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套路贷也在不断进化升级，一些理财公司打着“让房子替去你去赚钱”、“盘活不动产”等幌子继续吸引投资者。

“此类套路贷受害人中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法律知识欠缺，识别骗局的能力不足，很多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签完一堆合同，就被赶出了家门。”前述法律人士表示。他建议老年人不要轻信花言巧语，签署法律文件之前一定要看清看懂内容。

一纸合同净身出户

2017年9月7日上午，年近70的退休公务员腾玉琴正从菜市场回家，却看到家门被撬，数名纹身壮汉守在门口。

她急忙报警，但无济于事。她被告知，她欠了别人数百万元，对方已经把她的房子过户了，当天是来收房的，说什么也不让进门。

究竟是欠了谁的钱，腾玉琴到今天也无从得知。但从那一天起，她的一家人就陷入灾难。由于事发突然，腾玉琴和上班的儿子、儿媳都身着单衣，只带了随身物品，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

被逐出家门的9个月里，腾玉琴只能借钱租房，靠人接济度日。

去年5月，在办案警方的帮助下，腾玉琴回到家中。但是此时房子已是他人名下，屋内空空荡荡，不光财物、收藏品等全部丢失，就连各类证件和家具用品也都被搬空。

“家里什么都没了，连小孙子的衣服都没留下。”腾玉琴告诉记者。

腾玉琴是新元酵素非法集资案的受害人之一。2015年至2017年，北京新元盛业生物科技公司（下称“新元公司”）宣传其研发的浓缩酵素有治疗癌症、“返老还童”的效果，吸引了不少老年人的关注。但是新元酵素产品价格高昂，一盒就要数千元，普通人难以承担。

新元公司称，老人不需要掏一分钱，只要把房产做一年抵押就能免费获得酵素产品。抵押程序也由新元公司包办，其负责找放贷人，并且负担全部借款利息和本金，老人只需要在公证处配合签字就行。

据腾玉琴回忆，因为拒绝配合新元公司人员的话术引导、否认要借款，她换了几位公证员，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公证。

随后新元公司以腾玉琴的名义办了银行卡，掌握了U盾，在放贷人打入借款的第一时间，就把资金转到了自己的账户。

一些老人后来才发现，他们跟新元公司签的购买协议为一年期。不过在公证处他们跟放贷人签的借款合同期限却只有1个月或3个月。即便新元公司正常履行还息义务，但老人们很快就债务违约了。短短数月，他们不仅背上了沉重罚息，债务越滚越大，而且房产随时会被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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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套路贷受害人在催贷人离开后给自家房门开锁

直至2017年8月，新元公司资金链断裂，实控人王淑芳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于是，放贷公司“名正言顺”地开始清房了。据了解，新元公司抵押的房产有200余套。

两年来，腾玉琴等人一直在向公证处索要包括借款合同在内的各项公证文书。但到直到目前，她还是没有拿到一份文件，仍不知道当初在公证处到底签了��些合同，也不知道是谁向自己借了钱。

落入圈套，一无所有

近期，有媒体报道了中安民生非法集资案，其操作手法和新元公司十分类似，涉及抵押房产则达到800多套。

2014年至今年初，北京中安民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安民生”）打着“民政部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以房养老专项基金”的旗号，招揽老年人投资私募股权项目，声称有国家基金托底，不用担心投资失败。

和新元酵素案相似，投资中安民生也被宣称为“不需要掏一分钱”，只要把房产抵押给公司指定的金融机构，就能享受一年6%左右的收益，贷款利息由理财平台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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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海老人在中安民生宣传资料上做满了笔记

今年83岁的北京某中学退休校长李振海，是中安民生案最早的一批受害者之一。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要没了这点退休工资，连吃饭钱都没有，只能流浪街头。”李振海告诉记者。被逐出市区的两套房产后，他目前和生病的老伴租住在偏远的郊区。

2015年初，中安民生开始开展“以房养老”的政策培训，以招揽老年人。李振海在听课之后，对公司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于是决定参与投资。

当年4月23日，李振海在公司业务员和金融中介的带领下去方正公证处办理房产抵押公证。他被告知“就是办个手续，跟你无关，办完就能领养老金了”，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签名的一大摞文件里还包括强制执行和全权委托他人代理卖房手续的公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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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海的全权委托公证

仅一个月后，他就被自称“银行”的放贷公司催债。一共350万元贷款每月就要还15万元，年化利率高达51%。李振海无法承担，只得任由对方找下家转贷，债务由此越滚越大。

2015年10月22日，李振海在朝阳区的房产突然被占据，有社会人员将其还穿着睡衣的儿子逐出家门。原来，放贷人凭借公证处出具的强制执行和委托材料把老人的房产给过户了，价格265万元，大约只有当时市场价格的一半。

李振海意识到了严重后果，次日一早，便赶紧来到方正公证处准备申请撤销位于海淀区的另一套房产的委托卖房买卖的公证书。

在公证处，他一直等到下班时间，才拿到了申请撤销材料，正准备办理时，却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根据接警记录，当天下午，两名男子突然进入方正公证处，将李振海拖拽至楼层的走廊，并撕毁了他手中的全部材料。

李振海当时并不知道，他失去的第二套房子就是在这天过户的。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黑小贷”

今年5月14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放了一期《“套路贷”里的套路》节目，是关于广艳彬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高女士和其放贷人之间的官司。

广艳彬案是2014年至2017年发生的一例虚构投资理财项目、吸引老年人抵押房产投资的诈骗案。2018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广艳彬集资犯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焦点访谈》节目介绍，高女士通过抵押房产借款200万元，不料半年后，房子被放贷公司擅自过户了，因此跟放贷公司对簿公堂。

朝阳区法院法官认为，案件表面看似一个欠钱不还之后处置资产的借贷纠纷的案子，法律文件完备。但是，案件背后可能有隐情。放贷公司逾越了司法审判，滥用代理权，恶意串通他人，将高女士的房产过户到关联人的名下，侵害了高女士的权益。

因此，法院最终将涉案房产判回给了高女士。

面对镜头，放贷公司当事人、北京鸿诚祥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员龙学武说“你别录了，把手机放下来！”关于案件里的种种疑点，他都拒绝回应。

龙学武在节目中拒绝接受采访

那么“套路贷”的套路里究竟有什么隐情？

从龙学武的微信朋友圈里或许能看出一二。除了直播社会人员催债清房，以及寻找同行接单，他还经常发布“建委办理房屋抵押加塞”、“非房主本人过户和抵押房产”、“公证处找关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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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武朋友圈发布的部分消息

他的工作是锁定有房产的老人，带老人办理各项公证、办理房产抵押、实施卖房买卖等。

在中安民生、广艳彬、新元酵素等案件中均有龙学武的身影。他和背后出资人王正庆、王跃父子，以及清房领队逯强组成一个团队，是北京系列套路贷案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些不法分子在制度体系里能像泥鳅一样钻来钻去。相比之下，老年人在签订合同、走公证程序及办理其他法律手续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容易在诱导下签署很多对自己不利的文件。”北京律师齐正对记者表示。

齐正认为，一些放贷机构和个人利用了仲裁、公证等法律工具的便捷性，绕开审判这道法律的最后防线，直接强行收房，理直气壮地进行着看似“合法”的非法活动。

案情材料显示，龙学武团队收取利息畸高，如300万元借款打入老人账户后，其中75万元立即打回给龙学武，也就是25%的所谓“砍头息”，此外还要分给理财平台业务员25万元，真正借给老人的只剩200万，而且每月利息达7.5万元，年化利率高达45%。

由于借款期限只有短短数月，一旦理财平台违约不偿付利息，逯强等清房人员就会采取辱骂、贴标语、堵锁眼等软暴力向老人催债，趁老人还蒙在鼓里时，迅速过户房产，强行入住，甚至使用非法拘禁等手段侵占房屋、驱逐老人。资金流水显示，“清房工资”一笔就有5万元。

王正庆利用受害人银行账户给清房人员支付工资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至少有13户受害老人的放贷人都是王正庆父子，老人要么房产被私下过户，要么主动卖房偿债，涉及房产在当时的市场总价高达3910万元。

记者梳理统计的上述各个案件涉及的1200多起涉及房产的借款案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小贷公司、典当行、P2P、金融服务外包公司人员，操作手法和龙学武团队大同小异，其中就有近日朝阳检方受理的李国彬、胡明凯团伙案。

他们打着“小贷公司”、“银行”的名义，或者依附在持牌的金融机构内部，在法律和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许多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2017年9月，龙学武曾被警方拘捕，不久获释。在龙学武团队所涉12起案件中担任公证员的杨某舟于今年2月被逮捕。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维强对记者表示，“套路贷”的最终目标不是利息，而是借款人所拥有的价值更高的财产，比如房屋等。

他认为，“套路贷社会危害已经远远高于高利贷。包括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扰乱金融秩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以及催生出的各种刑事犯罪，如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虚假诉讼罪等等。”

今年4月9日，全国扫黑办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四份文件。

文件称，“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文件还指出，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公证难公正？

2018年10月，央视新闻频道播放了一期《针对老年人诈骗手段眼花缭乱，“馅饼”可不好捡》的节目。

节目中，卫生部退休干部张光兴是新元酵素案受害者之一，他先后在中信公证处和方正公证处签署了一共400万元额度的借款合同。在被放贷人赶出唯一住所后，他和妻子居住在仅有8平方米的地下室。

据报道，公证��对85岁的老人因买房巨额借款的事项进行公证，并且出具强制执行书，一旦老人违约，便由陌生人替其处置房产。报道对公证程序提出了质疑。

我国法律规定，公证处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在日常生活中，办理委托、继承、证明亲属关系等等都需要经过公证程序来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

公证处也会对借贷合同进行公证预防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大大节约司法资源，也顺应民间借贷行业的发展。

不过，由于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的涉及房产、金融诈骗的“套路贷”案件，公证员为虚假事项办理公证。2017年8月，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

《通知》要求，公证机构不得为民间借贷合同进行公证，不得出强制执行书。另外，在涉及卖房委托公证时，不得一次性把抵押、买房、解押全部写上，不得公证代收房款等内容。

也就在2017年8月，方正公证处因管理不善开始停业整顿3个月，原主任王士刚被免职。

央视报道截图

今年年初被批捕的多名公证员中，有8人来自方正公证处。据了解，该公证处另一名公证员赵某宇因涉及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朱蕾10亿元虚假标的案，已于2018年8月被上海警方逮捕。

“这些都是法律专业人士，公安如果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不会轻易抓人的。”前述法律人士认为。

根据规定，公证处办理公证后应当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不过，记者采访的30多位在方正公证处签署借款合同的“套路贷”的老人中，绝大部分经索要仍无法获得公证书、公证发票，以及公证现场的监控录像资料。

已经取得部分公证文书的老人发现，有的不同受害人的询问笔录内容竟然完全一致。他们认为，公证机构没有认真核查借款事项的真实性，也没有做必要的风险提示。有的老人则对记者表示，没有见过所涉事项的公证员。

“你们的合同我看也看不懂，就没看。”公证员王某杰被捕前曾对其出具公证书的相关当事人表示。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正公证处可能还存在公证员伪造和隐匿公证书的情形。在86岁老人张增印所涉案例中，公证处在法庭上否认给老人办理过借款合同公证，但之后警方从公证处内部获得了该项公证书。

另外两个案例中，公证处在没有通知老人或老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有公证员私下制作了老人委托他人卖房的公证书，使得放贷人员能在次日进行房产过户。

棘手的案子

今年4月，北京二中院认定，放贷人违背张光兴的意愿将其房产过户，因此维持原判，将把房产归还给老人。

张光兴是幸运的。从各法院的审判结果看，目前只有少数老人能要回房产。而一旦进入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或者被放贷公司过户给了善意第三人，房产回到老人手中的可能性就基本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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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套路贷受害人在方正公证处做的债权文书公证

齐正告诉记者，这类案件的审判中，放贷人故意区别借钱人和卖房人，绕开物权法关于债权人不得受托卖房的规定，并编造一些看房、交易的过程，造成善意取得的假象，还在卖房合同中设定自由定价条款，最终以显著低价过户房产，从法律层面上看似“完美”。

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去年，公安部门将新元酵素非法集资案涉及的200多套房产统一查封，为期两年，为受害老人留出了两年挽回房产的窗口期。

然而，即便老人打赢了房产官司，但仍要面临还钱的诉讼。

6月18日，就张光兴案，法院再次开庭，放贷公司要求张光兴偿还440万元，并支付每月8.8万元的利息。放贷公司一方法律文件齐备，有借款合同，又经过了公证，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在齐正看来，套路贷案件十分复杂，不法分子故意割裂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否认与理财平台相关联。而在单个案件中，法院往往只能基于局部法律事实进行审理，因此，需要关注到老人为什么巨额借钱，这些钱又去了哪里？

“此类案件中，最表面最基础的行为就是借款行为，由于一些不法分子也非常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借款合同和其他手续造得已经很完善了，就给法官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李维强律师认为。

他建议，受害人在应诉时要多方收集出借方与理财平台之间恶意串通的证据，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引导法官透过表象看实质。同时还要积极刑事报案，一旦公安机关立案，就可以申请法院将民事案件以涉嫌犯罪为由移送公安机关。

目前来看，由于获得公安立案的套路贷案例还相对较少，老人们难以掌握放贷公司和理财平台之间往来的证据，因此在局部案件审理中处于劣势。

不过，今年3月，新元酵素案受害人刘春良打赢了一起借款官司。

案中，中国对外经贸信托和刘春良签署了借款合同，随后出借人把这笔债权转让给了北京蜜蜂汇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蜜蜂汇金”）。蜜蜂汇金因无法过户房产，就刘春良告上法庭，要求其归还110万元借款本息。

蜜蜂汇金起诉刘春良案的终审裁定

虽然法庭上，蜜蜂汇金极力撇清跟新元公司的关系，坚称自己和出借人都不存在非法集资的问题。但是，法院认为，双方纠纷与新元酵素非法集资案有关，因此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蜜蜂汇金的上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着力避免违法犯罪分子披着民间借贷外衣、套用司法保护的情况，特别要注意甄别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 诈骗等新型犯罪。

对于各地涌现的套路贷，近两年来，司法部门不断出台通知，金融监管部门也对小贷行业实施了空前的监管措施，遏制了民间借贷走歪路的势头。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近来，套路型借贷活动仍然保持活跃，并且不断升级进化，由持牌金融机构取代了过去的小贷公司或放贷个人，签署制式合同，随后转贷给第三方来规避风险。金融机构凭借完善的法律风控措施，扮演套路型贷款的“通道”角色。

今年4月以来，中安民生、理房网（理房（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融房网（融房（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以房屋抵押借款为资金来源的理财公司先后爆雷，涉及房产总数大约1300余套。

4月，中安民生实控人李佳豪等88人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资刑拘。同时，各家放贷公司也开始要求投资者还钱，中安民生涉及放贷公司多达82家，除了小贷公司、典当行、网贷公司，还有不少银行和信托公司。

以五矿国际信托为例，公司至少与42位中安民生受害者签署了借款合同，但随后把债权和抵押权转让给了信用保险公司阳光信保，催债则交给贷后处置机构米仓财行等进行。

截至发稿，五矿国际信托尚未回复记者的采访函。

受害人资金流水显示，中安民生掌握其银行卡期间，阳光信保在获得五矿向其借款之前就和该账户发生了资金往来

外汇天眼调查还发现，受害人在公证处订立借款合同时，借钱理由是做生意而非投资中安民生，并且使用放贷公司提供的虚假营业执照。受害人向银行申请借款时，业务人员还会提供伪造的装修合同、MBA录取通知书等材料范本。

平安银行为老人提供的计算机课程录取通知书

齐正对记者表示，这些持牌金融机构也不能免责，他们有义务对申请贷款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收入情况、还款来源、还款能力采取现场核实、电话查问等多渠道进行调��核实。

“（金融机构）为了放款而放款，将风险都归于借款人一方，是不公平的。即使将债权转让出去也不能消解了第一手债权人违规的事实，并且把债权转给不持牌的不良资产催收机构也是不合法的。”齐正认为。

在李维强看来，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是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对于一些明显不合情理、不合法规的贷款行为，只要稍加审查注意，就会产生怀疑，不会轻易作出审批或公证。“但这个责任是审查不严的过失，还是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的故意？还有赖于公安机关在具体案件中所取得的证据来证实。”他表示。

他认为，“套路贷”行为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如果受害人能够不贪图小利，不轻信犯罪分子所蛊惑的那些可以不劳而获的花言巧语，就会大大减少受骗上当的可能。

他提醒道，“在签署合同和一些其他法律文件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清看懂内容，在自己已经明确的知晓并做好承担该法律后果时再签字。实在拿不准时可以先找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后再做决策。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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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创业黄金时代结束的一年| 深氪

文 | 张雨忻编辑 | 杨轩李洋（感谢36氪作者高歌、方婷、杨林、孙然、乔芊、石亚琼、梦悦，实习生邱晓芬对本文的贡献） 11月中旬，ofo创始人戴威再一次在全员大会上强调：“公司不会倒闭。” 起码，他自己正竭力避免它成为现实。自从10月突然卸任公司法定代表、将位子交给原供应链负责人以来，他一直在四处寻找破产以外的任何救命方案。同一时间，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正在微博奋战，疲于“辟谣”。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没有手机新品”的发布会。“锤粉”没有像往年一样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没有把座位填满。更糟糕的是，“资金链断裂”的传闻再次袭来。 “公司的确有危机，请给锤子时间。”面对铺天盖地的嘲笑、怀疑，这位曾经骄傲的创业者发出了求救。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幸运和时代造就英雄。长达10年的移动互联网高速增长期催生了多家超级独角兽公司。期间成长起来的6大独角兽雇佣了约十万人。在36氪评选出的2018“新经济之王”榜单（将于近期公布）中，绝大多数公司出生于这十年间。（中国的超级独角兽公司均诞生于2010年之后）然而，草根创业的高速列车停止在2018年。上一年还狂飙突进的共享单车、无人货架，在这年的开始就猛然急转直下。风光一时的无人货架创业明星大幅裁撤点位和裁员，乃至“全面转型”。转过春节，摩拜就被推上了出售的谈判桌，一直坚持独立的ofo命运多舛，到了年末，反衬出早早卖掉的摩拜何其走运。这真是不好过的一年。在宏观环境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沙滩上的裸泳者越来越多。P2P爆雷、长租公寓爆雷、九鼎跌落，币圈也没钱了……融资变得艰难，风口转瞬即逝，投资狂潮造就的创业公司高估值，没有获得二级市场的广泛认可，估值倒挂的现象直接导致大量公司因融资问题难以为继。 36氪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采访了100多位创业者，聆听他们真实的故事。若干年后我们再回首，2018将成为中国新商业的里程碑——全民创业10年大潮，影响中国商业和社会形态至深；在高速增长的另一面，则是狂欢之后的狼狈。陷入低谷 “极端的痛苦，像极端的欢乐一样不能经久，因为它过于猛烈。”——《巴黎圣母院》从1个漏接的陌生电话，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电话，创业者夏塶均感到事情不妙：“催债的”来了。这位创业者的生活正陷入周而复始的困局，“现在每月要还20多万，每天十几个催债电话，还有直接找上门的。”这让夏塶均整日处在惊惶之中，他不敢接电话，甚至不敢早回家。为了研发模拟经营类游戏“gogo小镇”，夏塶均已经孤注一掷，背了500多万的债务。为了养活20人的团队，完成游戏开发，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过去两年和妻子分别以信用贷款的形式从十几家银行和小贷公司借出了300多万。祸不单行。今年游戏版号发放暂停，夏塶均强撑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唯一的出路是改为做免费游戏，但这意味着还要追加100多万研发费用。当时，夏塶均原本有一笔70万的贷款银行已经批下来，但到最后就是不放款。时值7月P2P发生爆雷潮，银行变得谨慎起来。与36氪聊天时，他的借呗和微粒贷都已经逾期，连用手机付一杯咖啡钱都不能够了。负债累累的还有林海。只要遇到强光，他的眼睛就止不住流泪，他对36氪说，这是因为最近睡得太少，每天奔波在为公司“想办法”、找钱的路上。作为在移动互联开始时就创业、融过三四轮的创始人，虽然在行业里排不进第一第二，但直到去年还有BAT投资部对他表达了兴趣。可随着今年融资环境急剧变差，从年头找到年尾，好不容易新老股东一起帮忙，找到一家山西的资本愿意投资，也因为今年严卡新基金注册，最终没能落袋。其实，年初已经有一波供应商上门来集中讨债，不肯延长账期。他四处借钱，最终只得抵押了自己的两套个人住房，偿还了2000多万元的债务。即便如此，债依然没有还完。资金链变得空前紧张之后，他砍掉了今年几乎所有的市场投放，一个月的投入只剩下“大概十几万”，而此前，这家网站一年的市场投放在几千万元。相应的，公司今年的交易额也变得“比去年少了一大半”。卓然影业的创始人张进原本觉得顺风顺水，一直是“快速往前走，这（个资源）也有，那也有”，甚至离IPO也一度只有一步之遥。但到今年年中，这家账上总是能有小几千万现金流的公司，资金链忽然绷紧。一是因为应收款出问题，上下游没钱了，“长的已经拖了一年半两年了，好几个项目都是在快要结账的节骨眼上，赶上突然变冷。”而原本答应给他提升授信额度的银行（从2000万提到5000万）也转变了态度，一直拖着不提，说“再等等”。卓然影业原本是行业里付账很快的一家，半个月一个月就付款了，但现在也要给上下游拖账期了。同时，项目量减半，还主动放弃一些非常好的发行项目，最让张进揪心的是，反悔了一个已经口头承诺了对方的项目，只能跟对方道歉，“对不起，确实没钱了”。“资金绷紧后，我们的财务计划不能出一点错，出一点错就要出问题。” “我们尚且如此，同行只会更惨。”张进一个同行的影视公司，“去年估值还有20多亿，现在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只能等之前投的几个项目上映，看看能不能有点回款，如果项目黄了，公司就死透了。” 一家上市P2P企业的员工最近工作量几近翻倍，因为公司业绩下滑得厉害，从市面上吸引不来钱，“资金端现在每个月只能完成原定KPI的一半，”该公司员工告诉36氪，连每年底都要做的投资者大会都取消了，“部门的人一半都被开了”。 “失业”，几乎成了2018年笼罩在所有人心里的阴霾。在36氪与清华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民智国际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创业者生存现状调查》中，29.41%的创业者为了抵御寒冬，决定“减少招人，或不再招人”。而已经有过裁员行为的公司，占比达到四成。曾经的明星独角兽公司ofo则正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欠供应链款项超过10亿人民币，并被自行车厂上海凤凰因6800万欠款告上法庭。在资本充裕时期，“烧钱”对新经济公司是常态，只要融资能补上就行。但是，ofo在今年3月称马上将完成的一笔融资，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曾激烈抢夺它的阿里和滴滴，今年下半年也都失去了兴趣。假如把时钟拨回到一年前，戴威也许会重新把握机会——早一步探索盈利模式，而不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投资人和融资。他在全员大会上如是说。一家MCN公司里的员工去年被区块链公司以2倍甚至3倍的薪水挖走，可一年过去，“当初从我这两倍薪水挖走的人，现在降薪降到还不如之前在我这的时候。” 随即这位创业者又说：“我们现在也招不起人了，没裁员没降薪已经是最大的仁慈。” 2018年，创业者面临的大部分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三个字——钱没了。调查显示，19.61%的创业者在担心“后续融资跟不上，撑不过寒冬”，而15.69%的创业者已经“账上快没钱了”。上下游没钱了，信贷机构没钱了，风险投资人也没钱了。 “今年3月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6个很严重的现象，”清华经管学院教授魏杰总结说： * 中小企业的成本和资金压力大； * 企业违约、到期没法还债； * 非银行金融机构爆雷，大量出问题； * 股市非理性下滑； * 投资人比较恐慌； * 人们感到迷茫。钱都去哪儿了？ “当我们奔跑的时候，世界属于我们。”——《麦克法兰》好日子似乎就在昨天。过去几年，不少创业者在市场的高涨情绪中高歌猛进，反衬出2018年的“大降温”。张进2014年刚创办卓然影业几个月，就有上市公司来想收购。他拒绝了，但投资方锲而不舍，2015年改为投他的天使轮，还主动把公司估值从3000万人民币抬高到了4000万。天使轮做完仅半年时间，第二轮融资就启动了：公司估值翻5倍，涨到2亿。这年卓然影业利润才100万。连张进自己都觉得市场太疯狂了。2016年谈第三轮时，卓然影业还是用那100万年利润去谈的，但一家大基金周五跟张进就只谈了一个小时，过了一个周末就出了投资意向书，“没有砍价，没有任何条款上的质疑。”估值4亿，相比不到两年前的天使轮翻了10倍。 2015年是股票市场的高点，也是影视圈最烈火烹油的一段日子。只要注册一个影视公司，就可以谈融资、收购、甚至上市。于是，这个圈子迅速挤进了两万家公司。可到了2017年下半年，一条传言在圈内不胫而走：证监会出于对影视股泡沫的警惕，将收紧影视公司的IPO和并购口径，“影视、娱乐、文化类再融资项目全部劝退，并购重组也劝退。” 这让筹备上市的影视公司猝不及防的按下了暂停键。过去几年的疯狂，催生了一批粗制滥造的影视项目，最后赔得血本无归。行业里公司负债高的公司不少，有的可能高达100%，有的是创始人都抵押了房产，一旦业绩不佳，公司倒下，必然连累他们的上下游。而叠加上市退出通道堵死导致的投资人撤资，双重夹击下，骤然全行业资金紧张。急功近利和人造风口，迅速透支了投资生态。根据清科统计的“2009—2017年VC支持中国企业境内外上市平均账面回报”，VC们的账面回报自2013年达到“23.3”的历史峰值后一路下滑，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回报率已降至个位数，而这恰恰是VC机构暴增的几年。市场并不需要两万家影视公司，正如市场也并不需要两万家VC和PE。 2017年夏末，沸点资本创始合伙人涂鸿川刚刚签下一个LP，离开时对方给了他两条提醒：“市场上的钱很快会变少，募资上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尽快关账；出手案子手速可以慢一些。” 这位LP的的忠告被迅速验证。2017年11月，被称为“史上最严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公布，此前数月，行业人士们已经感受到基金审批在变严变难；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出台，防控金融风险——中国负债已经处于高位，今年第一季度的政府负债+企业负债+个人负债加总已经占GDP总量的250%。这直接影响到了VC/PE市场——原本由银行通过理财资金错配和结构化配资流入一级市场的钱被瞬间切断，而银行系统本是一级市场的主要资金源，占比可高达80%。本文开头，林海找到的山西资本无法注册新基金，并进而投资他的公司，便与此有关。再加上今年中美摩擦，加速了股市下跌，这进一步影响到了VC/PE市场和创业者的命运。 “国内经济放缓、中美摩擦等问题，改变了国际上一些长线投资者投资模型的顶层假设。” 金融从业者兼专栏作者大卫翁对36氪分析说，中国本来被当作全球增长的引擎和代表，全��资本都会投资中国，但中美摩擦，会导致国际投资者们想“先撤离，看看再说”。 36氪查看了沪港通资金的流向，大批资金流向内地的趋势从9月开始发生变化，并且在10月8日达到高峰，单日资金流出高达73亿元。股票市场从年初的上证指数3587点高点，在10月跌至最低2449点。上市公司股价萎靡，这使得上市公司大股东们不仅不再敢大量质押股票去投资，甚至为了补仓、保住自己已经质押的股票，不得不把资金从其他市场上抽回，包括一级市场。今年港股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即使明星如小米、美团也通通跌破发行价。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这逼迫VC和PE重新审视创业公司们价值几何。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对36氪说，上市、直面股市投资人让他意识到，很多未上市公司觉得自己业务很值钱，但资本市场可能根本不买帐，“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妄念。” 但真要说中美摩擦造成的影响，其实是信心。相比十年前，中国如今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从30%降低到15%，贸易顺差比重从11.3%下降至1.3%，贸易摩擦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已经大大下滑。但“没想到心理影响着么大”，清华经管教授魏杰说，这导致了股票市场的非理性下跌。 “信心是黄金，”大卫翁说，“这个寒冬更多的不是企业运转真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信心出了问题。” （图说：约有82%的创业者目前正处在“需要融资”的状态，其中，40.2%的创业者已经“资金吃紧”，近一成创业者在等一笔“救命钱”。）信心与心态 “真正的恐怖，既能令人们感到厌恶，同时又能吸引他们。”——《艾德·伍德》 LP对一级市场的信心也受挫，基金被”放鸽子“的事正变得越来越多。一家VC原本在年初已经谈好了一笔10亿人民币的募资，资金来源便是二级市场，但因为LP的公司最近股价一直在跌，他的投资风格立马保守起来，这笔募资款也就没了下文。另一家PE更惨。“今年过完年就一直在做一家估值超过百亿的公司的新融资，没想到项目方这边没问题了，最后LP竟然临时撤资，我们白忙活了三个月。” 该机构的投资人聊起这件事时依然难掩失望。投中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的VC/PE募资规模折合341.12亿美元，同比骤降了74.59%。三季度，基金们的目标募资规模同比骤降近8成。不少近两年才开始成立的新基金，第一期往往就是最后一期。连一向出手阔绰的腾讯投资，在腾讯股价下跌4成之时，都开始收紧“钱��子”了。 36氪从多个信源处得知，从今年下半年起，对于与业务弱相关的项目，腾讯投资几乎暂停接触，已投项目因不符业务需求跟投停滞。“腾讯投资并购部手头在做的，都是现有被投公司的合并、增持，完全没在扩张新的领域。”一位财务顾问告诉36氪。但对于以上说法，腾讯投资予以了否认。某种程度上看，今年7月开始的P2P雷潮，也跟金融紧缩和经济大环境放缓有关，因为这导致了大量本就脆弱的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那么借钱给它们的P2P平台自然难逃一劫。 7月31日，P2P公司“草根投资”发出公告称，有几家核心借款企业逾期了，金额上亿，而这几家企业都属于正摇摇欲坠的阜兴系上市公司。员工夏倩一打听才知道，公司前两个月已经在用自有资金给提现的投资者做垫付了，金额高达7亿。为此，“老板都亲自出去借钱了，甚至找了一套南通几百万的房产直接兑付给用户。” “7月底出事之前我们没看到一点征兆，公司的现金流一直不错。” 草根投资前员工告诉36氪。草根投资是杭州排得上第二阵营前列的一家P2P公司，累计投资总额达到800多亿，贷款余额97亿，规模不小。 2018年夏天，整个P2P行业陷入了一场集体失控。草根投资所经历的闹剧绝不是孤例。据不完全统计，仅7月份，爆雷的平台数量就达180家。在这场旋涡之中，宣称上市系、国资系的平台也未能幸免，且某些P2P平台就是上市公司用来吸纳资金的工具。从总资金规模看，P2P爆雷并不算大，但对普通人的信心上却有一击。种种迹象，让VC变得非常谨慎。泰合资本董事梅林透露了一个数据：2018年，投资意向毁约风险从去年的10%飙升至50%，两个TS（投资意向书）里就有一个可能不会投。并且，资本也从愿意支持创业者烧钱扩张，转变为要求创业者自己造血、盈利。 2018年，无人货架的风口骤然停止，从去年的狂飙突进，到今年初大批创业公司寻求被收购，也是这种心态变化的产物。范韶伟在2017年4月成立便利家仅1个月，就拿到了融资。融资后的第一件事是抢点位。“股东跟我说这个时间点上不要花太多精力打磨产品，得赶紧铺点位，大肆抢夺市场，这样才能快速拿到下一轮。” 这演变为一场资金消耗战，但此后无人接盘。为了把数据做起来，范韶伟开始做“一元便当”的活动，这样一天就要亏大几千块。很快，融资花掉了三分之二。同时业务赚不到钱。竞争导致成本高企，做办公楼场景一直亏损。他今年4月裁员结款时，账上只剩下了5万元。而头部玩家猩便利也传出撤点、裁员的消息，果小美更是放弃线下业务。这真是一个短命的风口。 ofo创始人戴威在2018年3月接受36氪专访时说：“找到自己的造血能力，比我们融多少钱都要更踏实和有信心。” 找钱，成为了创业者2018年的主题词。调查显示，寒冬来临时，54.9%的创业者开始相信，“保证现金流”是最紧要的一件事。如今，即使是面对今年大热的社区团购时，投资人也没有了前两年追“共享一切”和无人零售时的不顾一切的架势。大家更多探讨起了这项业务的风险。“之前在风口里栽了跟头的投资人现在也知道摔疼了，得悠着点。” 而另一个原因是，“非一线资本在前两轮风口来的时候把钱基本都烧光了，现在没钱了。” 一位零售企业战投的投资人告诉36氪。消失的移动互联红利，和马太效应 “既然做梦，就做大点儿。”——《盗梦空间》过去十年的创业黄金期，正是移动互联网红利的十年。根据CNNIC数据，2008年我国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为2.98亿人，而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增长至8.0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高达98.3%。这近乎三倍的、由移动端拉动的增长，托起了美团、滴滴、今日头条等一批长在移动互联网上的超级独角兽，和分散在不同行业内的、数以万计的创业者。做独立游戏起家的韩坤在2013-2014年一直收到基金的投资意向，“每周都有两三家，估值也给得很高”，但都有一个条件：赶紧进军手游市场。因为人们上网习惯从PC转移至手机，意味着几年内就可能增量十几倍。那是小成本手游创业的黄金年代。2014年，成立才一年的莉莉丝科技靠大约200万的融资做出了一个超级爆款手游“刀塔传奇”，这款游戏在之后的4年里为这家公司源源不断的带来了50亿流水。“用小成本博大爆款”、“靠一个爆款实现10倍增长”的故事都是在红利期才能结下的诱人果实。即便做不成爆款，早年靠模仿成功游戏做“换皮”，也能活得不错。所谓“换皮”，就是照搬现有成功游戏的玩法规则，换一套美术，收割玩家。在早期市场，新用户更容易容忍相对低质量的内容或服务。但市场不会停止演进。游戏从一个兼具用户红利和盈利红利，到2018年遭遇天花板，游戏玩家数量增幅创下近九年来最低值。 “成都的游戏公司做的游戏就非常同质化，到今年这些小作坊基本都完蛋了。” 韩坤心情很复杂，他的投资方之一是来自成都的一支基金，结果在他们大几十个portfolio里，如今只剩下5家还活着。大量创业者在存量市场里抢份额，必然惨烈。 “2014年500-1000万的研发投入是可以做出一款拿得出手的游戏的，现在得2000万，甚至更高。”沐瞳游戏运营总监颜勤书告诉36氪，现在很多产品，投入1000多万也还只是在demo阶段。发行成本同样水涨船高。“2015年的时候，获客成本大概在10-20块之间，现在要70-80块。” 韩坤告诉36氪。因为太贵了，他自己甚至在2018年放弃了买量，只做自然流量。 “想要在腾讯网易两座大山之下做出刀塔传奇这个量级的爆款，没有上亿的投入，没戏。” 韩坤说道，而这已经把绝大部分创业者挡在了门外。 “越来越贵”不仅是游戏创业者的困扰，这已经成为全互联网行业的问题。一位做了近10年流量投放的在线教育创业者说，百度关键词竞价的价格在这10年里涨了十几倍。而身处流量成本最高的行业，一位P2P创业者的获客成本从2015年的“200-300”涨到了2017年的“1000块左右”。 “虽然流量在变贵，但移动互联网红利还在的时候，买来的流量能有不错的转化，可现在红利没了，买量带来的转化率还一直在跌。” 一位自媒体创业者告诉36氪，他在广点通的投放效果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跟三年前比，“成本是过去的3-5倍，但转化率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这迫使他不断去寻找新的、红利尚存的渠道。 “成本”这道门槛的抬升，也意味着不缺钱也不缺资源的头部选手将变得越来越强，马太效应加剧。韩坤最近就丢了2个游戏发行的项目。“谈的时候都挺好的，谈到一半腾讯进来了，就直接用更高的出价把客户撬走了。” 而腾讯能给出的资源更是创业公司望其项背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手游想在App Store上进入前三名，需要依靠苹果的推荐，再配合买量，但如果进了微信的渠道，“几个小时就能冲到榜首”。 2018年，腾讯和网易在游戏业务上的营收，已经占到整个行业的70%。大量中小团队的回转余地被大幅挤压。通常，快速制作或代理游戏，获得收入再去支撑下一款游戏，是大多数小游戏公司的生存法则。“原来几千万的现金流能支撑一个团队做好几个游戏来试错，现在也就一两次机会，如果都赚不到什么钱公司的资金链很快会出问题。” 颜勤书告诉36氪。韩坤最近在招人的时候遇到了好几个前东家刚倒闭的应聘者，“失业”成了今年游戏行业的主旋律之一，连他自己也有好几个朋友的游戏公司已经接近破产边缘。而另一位游戏创业者表示，今年走到这一步的游戏公司，大概有上千家。游戏行业的状况，只是所有移动互联行业的一个缩影。许多行业早已进入单双寡头时代，连移动互联的载体本身，智能手机行业也在加速洗牌。2017年以来，智能手机六家头部公司（华为、小米、Oppo、Vivo、苹果和三星）占据近八成国内市场份额。另一面，则不断传来锤子裁员和资金链断裂、魅族裁员、360手机要关停的消息。本周最新的消息是，美图手机与小米战略合作，除了品牌和影像技术，其余从生产到销售全部由小米负责。 QuestMobile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仅仅净增0.34亿，较去年增速同比降低一半以上。除了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下沉市场外，移动互联的增长已见天花板。连腾讯都说要从消费互联网，转型产业互联网。此种预期下，资本愈发向头部项目集中。 2017年的时候，只要团队不错，AI的天使轮项目的估值一般能到1亿人民币，特别好的能到1亿美金。但今年，小公司盈利状况不达预期，资金也要避险，仅有的钱都进入了商汤、旷视这样的头部公司，大量长尾AI公司的融资变得艰难起来。泰合资本梅林最近在做的案子时间全都拉长了——市场好的时候一个项目差不多做4-5个月，现在平均都变成了9个月以上。“投资人要仔细考虑，公司的现金流好不好，业务是不是有足够的容错空间。”而且，出现了如果跟投方金额不足，领投方会因此担心公司募资额不够，干脆全盘放弃的案例。此前几年，创业者们更愿意谈独立上市、独立发展。但现在，大家已经倾向于拿巨头的钱，要不要站队不再是问题。腾讯原本就广结善缘，而以对被投公司强势著称的阿里，2018年里也收获了小红书、雪球、分众、B站等一系列案子。 36氪调查显示，仅有一成创业者表示不想依靠巨头，31.37%的创业者“愿意接受资本层面的结盟”，另“非常希望得到巨头扶持”的创业者占30.39%。创业者这种人类 “畏惧失败的人，已经失败了。”——《权力的游戏》即便“全世界”都觉得ofo破产在即，但ofo创始团队还没有放弃。36氪获悉，ofo正在想尽办法做债务重组，另一面，通过收缩战线、提升效率等等办法，运营上已经将近打平。林海也还想再努力一下。他觉得相比自己已经解决掉的两千多万元债务，目前还剩下的几百万债务，并不是一个迈不过的坎。他不断见投资人，通过降低估值打折出售，来说服资方投钱。这既是为了自己多年的努力、两套抵押出去的房产，也是为了员工。他已经拖欠了员工3个月工资，期间员工已经从坐满两层楼变成坐不满一层，但毕竟还有人在陪他坚持。如果真坚持不下去，那大家就都失业了。为了促成融资，“降估值”成了现在创业者默许的事情。“我们在聊的每个创业者都会说：只要保证融资额，估值可谈。” 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在他的portfolio里，就有一家以2000万美元估值出来融资的创业公司，最后以6000万人民币估值完成了交易。不过，“A轮变成了Pre-A，估值太低了叫A轮面子上不好看。” “创业者隔三差五就会来问我们推进得怎么样了，内部决策做了吗？” 上述投资人告诉36氪。甚至在路演的时候，创业者也会表现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热情，“使劲推销自己”。一家MCN公司，把此前承诺的年底东南亚小岛游，变成了京郊一日游，“也不是说没钱了，就是要多储备点子弹过冬”。在环环相扣的商业世界里，这家靠接广告为生的MCN公司担忧，当合作方、客户资金紧张，首先被牺牲的就是市场预算。 “汽车之家前两年光电商事业部的市场预算就4000万，今年已经砍半了。” 一位前员工告诉36氪。而他现在所在的二手车电商公司也同样在卡预算：“我本来计划在top10的城市里做线下投放，但老板给否了，说先投top5，看看效果再说。” 创业者在花钱这件事上变得越来越精明了——每一次投放，都要看到它的转化效果。“原来我们投广点通的时候，一个月看一次ROI数据，但现在一周就得复盘一次，及时调整投放计划。” 上述创业者告诉36氪。当然，有时候败了就是败了。在员工夏倩眼里，草根投资爆雷之后，公司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没有放弃。在过去的2个多月里，她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加班到9、10点，一周只休息一天，有一段时间连续上了将近20天的班”。夏倩在爆雷后没有离职的原因也在于此——公司在着手做现有资产的核算，以拿出一个“用户保障机制”，让投资人在未来2-3年里逐渐实现兑付。她觉得公司还算有担当。可没��到，拟好的保障机制才发出去不到一礼拜，老板竟然自首、“进去了”，办公楼被警察封锁，公司也被立案调查。这不是张进第一次经历低谷。12年前，他靠开广告公司，26岁时已经赚到了2000万现金。但之后公司经营不善，那次创业以他卖车抵房收场，还一度负债几百万，靠刷信用卡过日子，一边上班还债一边等机会。就在几个月前，张进决定放弃卓然影业今年的利润，把赚的钱都拿去布局上游的影视制作业务以及海外市场。这是一件回报周期很漫长的事情，但他想等过几年影视行业复苏，自己是能最快起跑的人。 “我想的是我这一秒是否有满足感，是不是在做我想做的事。”他知道创业失败、挣不到钱是大概率，要创业先要认清这种局面，否则不如安安稳稳打工。他自己在创业上的哲学则是，“把能用的都用完。没到最后一分钟，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范韶伟也不想认输，虽然他清楚便利家这个项目是无力回天了。在公司账上只剩下十几万的时候，他一度想去贷款，但被合伙人拦下来了。因为便利家的模式始终跑不通，合伙人觉得借一两百万也是白白搭进去。为了保住核心团队，范韶伟从5月开始把智能货柜卖给想要尝试新零售的传统企业，渐渐竟也有了几十万的利润。这位一度因为焦虑而在几个月里胖了20多斤的创业者，最近正在瘦回去。不过，移动互联网红利消失之时，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需要转换寻找新动能，这可能是生物医药，也可能是AI或新一代物联网。一度，大家普遍认为新的增长动能是AI，这也是为什么AI公司去年天使轮就可以估值1亿美元，给人才开百万年薪的原因。但是，“从今年6月开始，很多看人工智能的投资人都进入半休假状态了。” 一位该领域的FA告诉36氪，“因为针对C端市场的智能硬件几乎是在赔钱，在各个场景里做to B业务商业化也不及预期，开放平台一时半会又做不起来。”而很多小公司已经放弃做平台，改为卖外包服务，干一单挣一单的钱。在找到新增长动能、下一个周期开启之前，很可能会有一段难捱的迷茫期。一些VC已经开始放假了，一家位于三元桥地区的VC投资人发现，他们隔壁的那家从10月开始就没怎么见人来了。而他自己看项目的节奏，也从之前的“一周十几家”变成了“一周4、5家”。另一位投资人说，真格前几周上会项目一个都没过，而这些项目在往年“肯定是必过的。” 11月7日中午，一条新闻刷爆了VR创业者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马化腾说腾讯明年要做VR微信——这群被市场“冷落”了快三年的创业者，瞬间体验到了久违的兴奋和期待。但很快腾讯就辟谣了。一场喧闹平息，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两大巨头最近分别提出了“新制造”和“产业互联网”。高鹄资本管理合伙人金明对36氪预测，这很可能引领下一个10年。但另有投资人认为，这两项距离落地还颇有一段距离。 “无论如何，将很难再有指数型爆发式的增长了。”金明说，“创业和投资的门槛都将比过去高得多。” 2018年，水大鱼大的移动互联创业黄金10年，就此画上了句点。注：文中林海、韩坤、夏倩均为化名（我是36氪深度部作者张雨忻，交流行业可加微信：188827500，烦请备注姓名、公司、职位） http://dlvr.it/Qrr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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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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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 “套路贷”团伙现形有公证员栽进去了

@一财写道：

只是因为在公证处签了一摞和借款相关的合同，这些老人们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就从此一落千丈。

有的老人不过借了20万元，就遭遇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层层转贷、伪造公证文件，最终霸占房产。众多老人因此至今无家可归。

一纸合同净身出户

2017年9月7日上午，年近70的退休公务员腾玉琴正从菜市场回家，却看到家门被撬，数名纹身壮汉守在门口。

她急忙报警，但无济于事。她被告知，她欠了别人数百万元，对方已经把她的房子过户了，当天是来收房的，说什么也不让进门。

被逐出家门的9个月里，腾玉琴只能借钱租房，靠人接济度日。

“家里什么都没了，连小孙子的衣服都没留下。”腾玉琴告诉记者。

据腾玉琴回忆，因为拒绝配合新元公司人员的话术引导、否认要借款，她换了几位公证员，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公证。

随后新元公司以腾玉琴的名义办了银行卡，掌握了U盾，在放贷人打入借款的第一时间，就把资金转到了自己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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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套路贷受害人在催贷人离开后给自家房门开锁

两年来，腾玉琴等人一直在向公证处索要包括借款合同在内的各项公证文书。但到直到目前，她还是没有拿到一份文件，仍不知道当初在公证处到底签了哪些合同，也不知道是谁向自己借了钱。

落入圈套，一无所有

近期，有媒体报道了中安民生非法集资案，其操作手法和新元公司十分类似，涉及抵押房产则达到800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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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海老人在中安民生宣传资料上做满了笔记

今年83岁的北京某中学退休校长李振海，是中安民生案最早的一批受害者之一。

2015年初，中安民生开始开展“以房养老”的政策培训，以招揽老年人。李振海在听课之后，对公司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于是决定参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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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海的全权委托公证

李振海意识到了严重后果，次日一早，便赶紧来到方正公证处准备申请撤销位于海淀区的另一套房产的委托卖房买卖的公证书。

在公证处，他一直等到下班时间，才拿到了申请撤销材料，正准备办理时，却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根据接警记录，当天下午，两名男子突然进入方正公证处，将李振海拖拽至楼层的走廊，并撕毁了他手中的全部材料。

李振海当时并不知道，他失去的第二套房子就是在这天过户的。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黑小贷”

今年5月14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放了一期《“套路贷”里的套路》节目，是关于广艳彬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高女士和其放贷人之间的官司。

《焦点访谈》节目介绍，高女士通过抵押房产借款200万元，不料半年后，房子被放贷公司擅自过户了，因此跟放贷公司对簿公堂。

因此，法院最终将涉案房产判回给了高女士。

面对镜头，放贷公司当事人、北京鸿诚祥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员龙学武说“你别录了，把手机放下来！”关于案件里的种种疑点，他都拒绝回应。

龙学武在节目中拒绝接受采访

那么“套路贷”的套路里究竟有什么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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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武朋友圈发布的部分消息

他的工作是锁定有房产的老人，带老人办理各项公证、办理房产抵押、实施卖房买卖等。

王正庆利用受害人银行账户给清房人员支付工资

他们打着“小贷公司”、“银行”的名义，或者依附在持牌的金融机构内部，在法律和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许多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2017年9月，龙学武曾被警方拘捕，不久获释。在龙学武团队所涉12起案件中担任公证员的杨某舟于今年2月被逮捕。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维强对记者表示，“套路贷”的最终目标不是利息，而是借款人所拥有的价值更高的财产，比如房屋等。

文件还指出，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公证难公正？

2018年10月，央视新闻频道播放了一期《针对老年人诈骗手段眼花缭乱，“馅饼”可不好捡》的节目。

据报道，公证员对85岁的老人因买房巨额借款的事项进行公证，并且出具强制执行书，一旦老人违约，便由陌生人替其处置房产。报道对公证程序提出了质疑。

我国法律规定，公证处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在日常生活中，办理委托、继承、证明亲属关系等等都需要经过公证程序来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

公证处也会对借贷合同进行公证预防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大大节约司法资源，也顺应民间借贷行业的发展。

也就在2017年8月，方正公证处因管理不善开始停业整顿3个月，原主任王士刚被免职。

央视报道截图

“这些都是法律专业人士，公安如果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不会轻易抓人的。”前述法律人士认为。

“你们的合同我看也看不懂，就没看。”公证员王某杰被捕前曾对其出具公证书的相关当事人表示。

棘手的案子

今年4月，北京二中院认定，放贷人违背张光兴的意愿将其房产过户，因此维持原判，将把房产归还给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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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套路贷受害人在方正公证处做的债权文书公证

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去年，公安部门将新元酵素非法集资案涉及的200多套房产统一查封，为期两年，为受害老人留出了两年挽回房产的窗口期。

然而，即便老人打赢了房产官司，但仍要面临还钱的诉讼。

目前来看，由于获得公安立案的套路贷案例还相对较少，老人们难以掌握放贷公司和理财平台之间往来的证据，因此在局部案件审理中处于劣势。

不过，今年3月，新元酵素案受害人刘春良打赢了一起借款官司。

蜜蜂汇金起诉刘春良案的终审裁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于各地涌现的套路贷，近两年来，司法部门不断出台通知，金融监管部门也对小贷行业实施了空前的监管措施，遏制了民间借贷走歪路的势头。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截至发稿，五矿国际信托尚未回复记者的采访函。

受害人资金流水显示，中安民生掌握其银行卡期间，阳光信保在获得五矿向其借款之前就和该账户发生了资金往来

平安银行为老人提供的计算机课程录取通知书

齐正对记者表示，这些持牌金融机构也不能免责，他们有义务对申请贷款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收入情况、还款来源、还款能力采取现场核实、电话查问等多渠道进行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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