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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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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lettersfromyesterday]

2023年小记（上）

雾霾和沙尘过后，初夏的北京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这是个晴晴朗朗的早晨，适合穿纯棉的长袖长裤在林荫道上散步。

停下来写这篇记录的时候，回想起四月和五月，是格外忙碌的。但是人似乎只要早起做事，有所取舍，总是能找到时间。又快到年中，匆匆记下这篇流水，拯救不怎么好的记忆。

旅行篇_云南

过年从家回来，和曾经一起去过tw 柬埔寨 丽江&泸沽湖 泰山 （！）的老友去了云南。本想和去年同去海螺沟的好友一起三人旅行，因她手术日期突然提前，休假改为养病。

我提前两天到达，住了久违的青旅，在昆明慢慢的走。青旅里养了许多植物，公共区域清新畅快，露天处可以晒太阳喝咖啡，屋内可以台球唱歌。氛围很好，很像在���门和tw住过的青旅，很适合外出旅行的青年人结伴交友。吃了几餐家常饭，云南的菌子炒饭怎么都是好吃的。早餐是米线或者稀豆粉饵丝，意外好吃，以至于回京之后尝试复制（未果）。

西南联大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校园很静也很绿。进到当年的教室旧址，密密的桌椅，教室很矮。在动荡的年代，得是来到交通不便的云南，得以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教室里默默想象这里曾经的日常。北方人汪曾祺也爱云南，似乎是他说，来了昆明就是要生病，生过病，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了。从西南联大旧址出来，去到老街，在东方书店逛一圈。

第二天白天又是一个人，早晨去了同一家路边小馆吃了早餐，然后步行去到圆通寺。出来后，又坐公交车去了东方书店。到达时刚刚开门，坐在二楼最里面的位置，码了一小时字，直到窗边闻到米饭的香气。

中午吃过饭与好友碰头，开始两个人的旅行。先去翠湖，游人很多。据说因为远方森林火灾，海鸥都飞回昆明，翠湖也聚集了大量海鸥。应付着晃一圈，打车去到滇池。这滇池可是真大，像海。开阔的水面，风很大。沿着观海的路一直走，很是惬意。

坐高铁去到大理。洱海和大理的天空不会让人失望，干净而辽阔。大理环洱海而建，但不曾在中���修桥，由A点到B点没有近路可抄，于是最方便的是包车环湖而游。一路从不同角度，看海和树，看桥，看人，看天。被阳光和温暖的气候包裹，去哪儿似乎都好。

傍晚回程开始堵车，堵了近1小时。补偿是在高速路临海处，我和阿薛像是回到n年前在垦丁骑行时那样，一起看一场海边的落日。

作为游客打卡结束，第二天早晨起来看日出。从山间露出的第一束光到完全升起，用时3分钟左右。

白天坐敞篷小蹦蹦去床单厂艺术区，概念类似于798，但显然更接近初创时期的自由状态。不知这里摆摊的规则是否是先到先得。总归是，有什么手艺就卖点儿什么，也有卖“聊天”的外国人，和想唱就唱的游客，出摊摆着各种书法的摊主——“摊主去相亲了，价格随喜”，原来摊主是个自由职业的会计师女孩，一头卷发，安静少言但很亲切的样子。当然也是有看起来更为气派的vintage店，摆放着1913年的显微镜和（德国？）某不认识的勋爵的结婚证书复刻品。柜台后做作业的小孩，看起来轻松自由的店员。想起住的酒店附近一家上榜咖啡馆，本想去打卡吃吃这对年轻夫妻做的蛋糕，走去发现关门，1米宽的门脸，小窗户上写“主人去脱水了，1周后回来。”

工作篇

从昆明的东方书店带回一包花籽的盲盒，是《请你种下这本诗集》的创意。每一包花籽对应一种植物、一首诗。和顺顺弟弟及女友、小张、阳阳一起吃饭，提前买好花盆，请大家抽盲盒。最后剩下的是欧芹和加利福尼亚原生花种，便由我带回家。雨水时节后，我种下他们，花花的嫩芽两日便破土而出。欧芹长得慢些，一周后才冒出小芽，但着实可爱。

一年之计在于春。过去几个月，我的轨迹似乎同播下的小种子一样，奋力向上。寒假和好友打赌，今年的国社一定不能拖延至最后，一定要尽力先完成、留下充分时间好好打磨。于是赶在过年前写好初稿，给老师和师兄姐们看过。这次资料检索的过程中，又尝到了在BJ的好处，虽然住得离国图不算近，但总归是，想看的书去一趟便能看得到。如果馆藏没有，也可以实名推荐采购。虽然推荐的书还没有下文，但还是觉得这种社会人人可荐书的机制是一种信任，也拉近了读者的距离。在国图工作的老师似乎对图书也颇为爱惜，外借英文书归还时，十分仔细的检查有无污损。

未开学时还完成了英文proposal的写作，在农历二月二以这份proposal开始联系出国事宜。这之后，事情的发展有诸多机缘巧合，但似乎又顺理成章。期间还有些准备（虽然最后没用上），读到一本女性主义视角重写国际法院经典判决的书。最重要的是，在写了一些东西后，似乎越发明确了自己近三年的研究重点，有点像是对待开窍后自选的博士论文那样，对待这个自己浅浅尝试的选题。围绕这个主题，过去几个月固定成文的成果，大概就是8000字左右的申报书，1篇20余页的英文文章。但是，实质内容还是在去年年底做的研究，只是一直在润色表达、改换说法，并没有创造性的进展。下半年要继续拓展新的内容了。

如今想来，在摸索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的过程中，尽管分明知道工作、生存最讲“效率”，也知道时间宝贵，但终归还是“纯粹”二字更适合“学问”。这世间很多事，固然是辛苦受罪才有所得，但是勤奋与享受也未必总是矛盾的。纯粹，热爱，会使那些旁人看来很苦的��情变成日常，经历中的人或许乐在其中，都是心境不同。

似乎是这样：没有白读的书，也没有白听的讲座，就算他们或许看起来“无用”。自己不给自己设限，便是自由的。这自由散漫，是允许自己在离散的、林林总总的积累中聚合成自己的某些特征，待某些属于自己的形状自发形成、渐渐明朗之后，再去有意识的介入、培育、修剪、打磨。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持。于是令人心怀感激。做研究走到这个阶段，似乎摸到了一点学术圈的边，也渐渐对圈内的为人、学问、品格、才学有了一些自己的观察。感激那些让我仰望的人，感激他们具体的、灯塔一样的存在。感激冥冥中指引我找到方向、放我进入轨道的能量场，未来三年，请多多指教。

 上学期的课很少，且面授的对象是已经比较熟悉的大三学生，备课上课的体会不多。有一点心得可能是，研究与授课确实是相互促进的，因为长期投入研究而增加的底蕴，会让授课时的自己更加驾轻就熟地表达。更确信，而确信和坚定的老师总是散发魅力的。

生活篇 

吃&喝。这几个月外出吃的最多的就是日料。在家吃的有点糊弄，所以胃没养好。排行第一的无疑是九本，食材好，什么都好吃。忙成狗的那一周，昌平上完课后，下午两点到九本一人吃午饭，吃寿司、鹅肝饭、乌冬面、北极贝刺身，真香。常去的理发店旁边，<鲸>的芒果鹅肝寿司很惊艳。古琴老师家附近日料店的鹅肝饭也很赞。

社科定稿前的一两周，特别是五一假期的几日，一面独自抗拒某人热烈的表白，一面尽可能集中精力完成这重要的写作任务。爸妈运来的一箱红酒派上了大用场。一边喝一边写，写到昏头，就畅快的聊聊天，然后去睡。半夜起来口渴心惊，但第二天不会太过难受。在上海出差时，那情绪仍然没有消化完毕，每每一个人，就要一边喝酒、一边工作。与喝酒有关的那段情绪，如今已经��于平静。有些体会只适合跟最亲近的分享。总体来说，是多年不曾体会过的热烈，也是一段还算精彩有趣的人生经历。那心情，姑且以好友发我的蓝楹花作为纪念吧。

听。坂本龙一先生说，

Ars Longa, Vita brevis. 艺术千秋， 人生朝露。

这话贴在我右手边。我会一直记得。晚安，坂本龙一先生。

三月份去看了惘闻的现场。票不难抢。五棵松的MAO有点小，震耳欲聋。听到第一首时十分震撼，一度掉泪。不过最喜欢的还是水之湄，现场听到这首最熟悉的旋律还是很触动。

读书。这两个月几乎没有读什么书的。当然，电视剧和电影更没什么功夫看。翻了几页的，不说也罢。认真读完的只有《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其他非专业类的书，是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四月份背完的，中庸还在看。似乎，孔子的话，君子之道，有许多要求，之于老师是十分适切的。目前最喜欢的一段是《中庸》里，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大学和中庸里的话，时而恢弘大气，鼓励远大理想和圣人的至高境界（例如，“与天地参”），时而务实、十分接地气，“夫妇之不肖亦可行”。“秦以上书，一字千金。”很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之前众筹买的文库本也早就到了，得看啊。这下半年，时间重新回到自己手里，那就，好好读书吧。

聚会。带着三个老友回我贸附近吃饭，看花。真好，我爱的人眼里都是爱。校园里的西府海棠美得不俗。正值清明，折柳枝回家。每个人都找到了四瓣丁香。最忙的时候，仍然能在老友的办公室一起吃她“豪掷”请吃的外卖。一块散步时，好友说着说着，因为担心我而哭起来。我逗逗她又抱了抱，只是一味的笑，告诉她没事的。果然，事情都未发生，发生的也平息了。

纪念。去年投的论文获奖，疫情后这第一次参加线下的全国性会议，一下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让人十分雀跃。最值得纪念的是两个瞬间。一是带自己学生参会，见自己的导师，那感觉实在太奇妙了。在老师迎来送往的忙碌中，我跳起来给老师指了指自己的学生，老师说，“我看出来啦，看她们看你的眼神就知道”。在上台等待领奖时，我看向老师的背影，老师正好回头看我，冲我一笑。那样美的一笑，我瞬间湿润了眼眶。记忆里，���师从来不曾直接夸过我什么，但是那个眼神我好像看到一切，期许、骄傲、肯定、欣慰。这可能是近几年让我最难忘的一幅画面。

行走。从家里的窗户望去，有时候可以看到很美的月。

在上海出差，在房间看到美好的落日。

江湾区真绿。好喜欢。fudan是第一次来，在我心中超越了清北，是我见过的最有底蕴的中国大学校园。

差不多就是这些，想到什么，再另写吧。

2023年5月22日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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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LEAF 行动：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测试计划

Chemtrails：核战争时代的气溶胶和电磁武器

通过艾米沃辛顿

北美现在正遭受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引人注目和危险的气溶胶和电磁操作的第七个年头。担心的市民惊恐地看着军用油轮用有毒化学物质变成合成云使天空变色。

我们不断目睹奇异的气象事件，因为强大的电磁装置操纵急流和个别风暴��以创造人工天气和气候条件。嵌入在这些气溶胶任务中的黑人行动项目被记录在案，以使用生物测试剂和精神电子心智/情绪控制技术使选定人群生病和迷失方向。

在我们上方的大气层中发生的部分事情涉及五角大楼的秘密太空武器计划，该计划专为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的战争而设计。NASA 的任务将很快转移到五角大楼的控制。1 空军太空司令部宣布，为了监测和塑造世界事件，它必须在太空中以极高的精度打一场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 2 空军部长詹姆斯 G. 罗奇（James G. Roche）指出：“太空能力与杀伤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相结合，并影响着每一个环节。”3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奇 (Dennis Kucinch) 提出的立法中可以一瞥正在建设中的新死亡技术。他未能成功的 2001 年太空保护法案旨在禁止太空部署：4

* 电子、精神电子和信息武器* 高空超低频武器

* 等离子、电磁、声波和超声波武器

* 激光武器

* 战略、战区、战术或外星武器

* 化学生物、环境气候或构造武器

* chemtrails（这个项目是后来的版本中的，暗示胁迫）

为了保持在杀伤链中的佼佼者，永久战争的提供者故意使地球上的阳光变得暗淡，5 并通过阻塞肺的颗粒物和聚合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6 这种生态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公众健康，据报道数以千计的推荐。多年来向立​​法者、媒体和军方官员发出的大规模呼吁，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并要求停止灾难性的大气退化，但官僚们充耳不闻。公众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认识仍然像我们的天空一样阴暗，因为那些“知情者”被国家保密法所掩盖，美国人无权挑战国家安全问题。留下来收集线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很多：

1. 气溶胶项目至少有一部分被称为 Cloverleaf 行动，7 可能是由于其多方面的行动，包括：影响天气、军事通信、空间武器开发、臭氧和全球变暖研究以及生物武器和检测测试���2. 从飞机上倾倒成吨的颗粒物，将我们的行星大气地球工程化为高度带电的导电等离子体，可用于军事项目。 8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石棉大小的合成纤维和有毒金属，包括钡盐、铝，据报道，还有放射性钍。9 这些材料充当电解质，以增强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波的传导性。10 与砷一样有毒，并且是人类免疫系统的有效抑制剂，11 大气中的钡会削弱人体肌肉，包括肌肉12 吸入的铝直接进入大脑，医学专家证实它会在脑组织内引起氧化应激，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形成，如神经原纤维缠结。13 已知放射性钍会导致白血病和其他癌症。14

3.只有一小部分军队的大气改造项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危险。电离层、地球及其居民不断受到高频微波的轰击，这些微波用于操纵带电大气以改变天气、收集信息和用于构造（产生地震）武器。 15 独立化学轨迹研究员 Clifford Carnicom 证实，我们也不断受到到以 4 赫兹倍数脉冲的极低电磁频率 (ELF)，已知频率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16

4. 持续进行的大气研究中有一个有据可查的生物成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设计的带有病毒、细菌、真菌、支原体、干燥血细胞和外来生物标记物的组合的传送系统偷偷接种，以便测试主管可以评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反应。 17

5. 实施这些反人类生物化学项目的多组织巨石包括美国国防部 (DOD) 及其研究机构 DARPA，以及能源部 (DOE) 及其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网络。私营国防承包商和制药公司大量参与其中。18 其他国家的合作政府以及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是同谋，因为气雾剂项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严重的化学和电磁污染只是我们所忍受的可怕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权力和利润而肆无忌惮地歪曲天空、气候和天气的反社会人士与自 1991 年以来发动了四次有限核战争的疯子一样。 整个文明世界都宣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放射性武器已被五角大楼在沙漠中使用风暴、巴尔干战役以及针对���富汗和伊拉克的持续占领战争。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以他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大屠杀。

根据科学定义，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射的导弹、坦克穿甲弹和掩体破坏炸弹是核武器。 19 放射性武器的拒绝不会扩散，而是留在大气中 有机毒性, 对所有活肉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45 亿年。

五角大楼的两个新“解放”国家的居民现在正慢慢地死于辐射和重金属中毒。在阿富汗使用的美国武器的受害者体内含有平民从未见过的非贫化铀同位素浓度。20 吨贫化和非贫化铀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空气、食物和水，使他们痛苦地死去。根据英国原子能局 (UKAEA) 的数据，核科学家 Leuren Moret 计算出，1991 年和 2003 年估计用于伊拉克的 2,500 多吨贫化铀足以导致 2,500 万例新癌症。21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人口是 2500 万？

帮助五角大楼实施这场大屠杀的 25 万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燃烧的放射性死亡。自 2001 年进入原子战区以来，联军已经吸入并摄入了数百万个微小的隐形陶瓷铀颗粒，这些颗粒在嵌入肺、肾、血液、淋巴和骨骼时会发出 α、β 和 γ 辐射。 22 辐射暴露于单个内化U-238（铀）α 粒子是国际标准下一年可允许全身剂量的 50 倍。23 随着 U-238 衰变成子同位素，它变得越来越具有放射性，导致细胞和器官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24铀污染会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多器官系统疾病，与数以千计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兵所患的疾病相同。

谁知道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军人人口对美国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意味着什么？然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 (R-Neb.) 现在要求美国通过恢复军事征兵为其原���战场提供更多的饲料，以便“我们所有的公民……承担一些责任并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26

尽管不诚实地否认原子战会造成生物伤害27，但五角大楼凭借其长达 60 年的大量研究充分了解铀武器的可怕现实。五角大楼的文件证实，美国的战争机构故意将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危险水平的辐射之下。 28 现在从战区返回的人因此而患上的疾病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29

因为���们的军事工业霸主公然毒害那些使他们的战争游戏成为可能的咕噜声，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几乎不会秘密和虐待地对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军事官员在化学追踪操作上撒谎 30 就像他们对 DU 武器的影响撒谎一样。如果人们考虑已发表的关于化学轨迹和 DU 的科学，他们就会明白我们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五角大楼的气溶胶行动和有限的核战争都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 Cloverleaf 行动的开始追溯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博士的 Strangelove 大脑，他支持对有人居住的海岸线进行核弹以重新安排经济项目。31 在他于 2003 年去世之前，泰勒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那里制定核、生物和定向能武器的计划。1997 年，泰勒公开提出了他的提议，即使用飞机将数百万吨导电金属材料散布到平流层，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全球变暖。 32

在泰勒的演讲后不久，公众开始看到狂热的化学追踪。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承认，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解决全球变暖的激进方案，包括大规模操纵大气。” CBS 证实，在空气中加入微小颗粒的计划将“偏转足够多的阳光以引发全球降温。”33

Teller 估计，商用飞机可以以每磅 33 美分的成本喷出这些颗粒。 34 这使航空公司经理的报告可信选择协助军方完成 Cloverleaf 项目。35 1991 年休斯飞机专利证实防晒颗粒材料可以通过喷气发动机运行。 36 现在一些公立学校使用的一本科学教科书通过展示一个大的橙色来讨论防晒项目。红色喷气机的标题是：“使用更丰富的燃料运行的喷气发动机会向大气中添加颗粒以形成防晒霜。” 飞机上的标志写着“粒子空气”。37 不应低估这一重要信息的含义。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的三叶草颗粒和聚合物小于 10 微米 (PM 10)，人眼是看不见的。相比之下，人的头发厚度为 60 至 100 微米。科学家和 EPA 报告说，由于 PM10 和亚微米污染颗粒绕过肺部过滤器进入血液，它们会导致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38 它们会在吸入后两小时内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发作。39 它们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使心脏泵血变得更困难，并增加血栓和血管损伤的风险。40 现在台湾的研究人员记录当 PM10 污染物水平上升时，中风受害者人数“显着增加”。41 美国肺脏协会证实，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称为聚合物的微小合成长丝是酿造的一部分。1990 年，北约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高空飞行的飞机如何通过喷洒聚合物来吸收电磁辐射来改变大气。44 美国专利号 6315213 描述了交联的水性聚合物如何分散在风暴中减少雨水。 45

聚合物化学家 R. Michael Castle 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大气聚合物。他发现其中一些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当这些物质被皮肤吸收时，会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和疾病。”46 他已经确定了由基因工程真菌形式与病毒突变而成的微观聚合物。他说，数以万亿计的镰刀菌（真菌）/病毒变异孢子会分泌强大的微毒素，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47 有人过敏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我们富含粒子的空气中，实验人员也在倾倒纳米粒子，这些纳米粒子是为各种军事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碳分子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具有奇异的化学性质，并且会引发器官损伤。48 南卫理公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一种纳米颗粒的鱼会遭受严重的脑损伤仅 48 小时后。49

军方的气溶胶操作已经将气候改变到了极端。空中交通是温室污染的一个巨大来源。为散布成吨的吸热金属颗粒和释放热量的钡盐，以指数方式增加交通量无疑会加速全球变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今年已达到创纪录的高位。50 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氧气含量下降。

1996 年，全球责任科学家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泰勒和全球变化研究协调办公室提出的危险地球工程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绝对无效。报告指出，气候工程研究是由与化石燃料持续高消耗的既得利益相关的行业资助的。51 粒子工程的脑筋急转弯计划旨在确保工业污染者永远不会被迫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自气溶胶项目开始以来变暖和污染趋势急剧恶化，我们必须怀疑减缓变暖计划是一个骗局，而且除其他外，化学拖尾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一系列“妖精”。

讽刺作家 HL Mencken（1880-1956）准确定义了该机构保持对美国集体思想的激烈而有利可图的控制的作案手法：“实际政治的全部目标是让民众保持警惕，因此吵闹被引导到安全的地方，用无穷无尽的大地精来威胁它，他们都是想象中的。”

在 1967 年出版的《铁山报告》中，正当五角大楼利润丰厚的越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当权派的智囊团证实，永久战争对于控制和操纵群众绝对至关重要。该文件甚至提出了多种制造虚构敌人的选项，并指出无休止的战争会诱使人们盲目效忠于政治权威。 52

自 1930 年代以来，包括布什家族在内的东方机构利用其纽约银行和石油公司秘密资助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 53 以来，我们的控制者已使用恐惧，即敌人和战争的概念来束缚我们。Chemtrailing 是第四帝国的体现，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军事巨头开创的企业法西斯时代，它制造敌人并发动虚假的恐怖袭击以恐吓我们无声地屈服。

萨达姆·侯赛因和 al Queda 网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军方和企业顾问的培养，以扮演“敌人”的有用角色。54 德国前技术部长安德烈亚斯·冯·布洛最近在美国电台证实劫持了9/11 事件，飞机能够在美国东部不受军事阻挠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些袭击是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永久冲突。 55

现在，一份“秘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已经方便地泄露给了媒体。它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大妖精。 56 该报告由与中央情报局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有联系的变革代理人撰写，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巨大的全球灾难，包括核战争和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消失在侵蚀的大海之下，幸存者为日益减少的食物、水和能源供应而战。

然而，五角大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对天气、气候和大气条件的剧烈操纵。40 年前，美国在大力水手行动期间使用一种名为橄榄油的化学制剂在越南引发大雨。 57 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拥有 2025 年的天气”的空军文件列出了其制造突然气候变化的武器化议程包括：风暴的产生和修改、雾和云的产生、降水增强、拒绝降水、干旱诱导和“空间天气”的人工创造。该文件还指出，军方激进的人工影响天气议程将“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应用。”58

天气武器现在经常用于战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公民报道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突然间蔚蓝的天空乌云密布，冰雹有鸡蛋那么大，超现实的雷声和闪电让人们感到恐惧。他报告说，科学家们发现塞尔维亚上空的电磁场被击���，导致雨水系统绕过该地区。59 除了人为干旱，科学家还预测塞尔维亚将因在那里使用的贫铀武器而遭受癌症死亡 10,000 人。60

据渥太华大学教授 Michael Chossudovsky 称，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开展的军方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 (HAARP) 是改变天气和气候的强大工具。 61 由美国海军联合运营和空军，HAARP 天线轰击并加热电离层，导致电磁频率反弹回地球，穿透一切生者和死者。 62

HAARP 传输在臭氧层中制造了漏洞，63 又创造了另一个妖精。HAARP 发明者 Bernard Eastlund 在他的原始专利中描述了天线能量如何与用作透镜或聚焦装置的大气粒子羽流相互作用以改变天气。 64 HAARP 能够引发洪水、干旱和飓风，这让两者都感到懊恼欧洲议会和俄罗斯杜马 65

HAARP 还生成超低频/极低频范围内的扫描脉冲。66 2000 年，独立研究人员监测了 14 赫兹的 HAARP 传输。他们发现，当这些信号以高输出水平广播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70 英里。他们看着这些相同的传输分散了一个巨大的天气锋，从加利福尼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近西海岸。尽管最初预测会出现降水，但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锋面裂开，而降雨并没有出现。67 大地精干旱可以成为某些公司和管理实体的丰富和赋权工具。

HAARP 不仅能够破坏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农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它的影响可以针对特定区域，在非致命战争项目中影响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反应。68 HAARP 频率在特定目标上发射会产生灾难性地震,69 就像去年 12 月在伊朗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一样，伊朗是布什政府所说的克星。

五角大楼关于气候灾难的警告无疑只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尝试，目的是让大众为我们可以预期的奇异大气动荡做好准备，因为军队继续用其怪诞的玩具来残酷地对待我们的星球和近太空。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Eastlund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定了太阳能卫星计划，旨在通过电磁波束输出改变天气，使当前的 HAARP 系统相形见绌。 70 随着突然的气候变化越来越精心策划，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法西斯机构，一个不断增长的机构。军事预算和更多毒粒项目恰好可以确保人口减少作为附带好处。

尽管有视觉证据表明我们的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为战争游戏而被操纵和破坏，但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是自由的善良捍卫者的政府正在进行危险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绊脚石是一种麻木的信念，即他们自己的官员永远不会对人类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历史和解密政府文件的发布证明了这种天真。

尽管“他们”也有家人，但美国政府及其国防承包商让美国西北部的公民暴露于来自汉福德核保护区的大量故意释放的放射性碘 131，在那里生产用于核弹的钚。 71 这些冷战释放的辐射释放了辐射数以千计的下风者患病，其中一些人在最大安全剂量设定为每年 0.025 拉德时接受高达 350 拉德的辐射。72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之间，对犹他州不幸的公民进行了放射性颗粒、灰尘和颗粒测试。新墨西哥.73

到 196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 1,200 次核武器试验使美国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中，导致数百万胎儿死亡、自然流产、死产和出生缺陷。 74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 4,000 多次辐射试验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单个人体测试对象。 75 今天，美国人口饱受流行性癌症和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低生育率、慢性疲劳、肥胖（甲状腺受累）的困扰，证明了数十年武器测试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学习障碍。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导致产前或产后死亡，或导致婴儿不健康。76 由于军用油轮以每艘油轮每小时 3,448 美元的成本向美国喷洒白色化学物质，77 我们想起了 Leonard Cole 博士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该证词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在此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了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78 在 1962 年至 1973 年之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船舶危害和防御）行动。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Leonard Cole)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

我们被告知，国防官员犯下了这些暴行，以便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人免受攻击。那么，为什么在 80 年代后期，我们的“保护者”会不顾一切地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提供 90 批包括沙林、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和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80

在我们目前的化学追踪/太空战争时代，美国人可能需要��年时间才能被告知正在对他们进行的测试。汉福德的顺风者直到 1986 年才了解到大约 30 年前向他们释放的东西。SHAD 受害者于 2003 年提起诉讼，以了解他们在 60 年代故���暴露于危险物质的程度。

要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走到这个世界末日腐败的，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回形针行动”，通过该行动将大量德国纳粹科学家输入美国。一旦获得新的身份，这些死亡行业的专业人士就受雇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开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武器项目。 81 在国会的资助下，这一关系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可怕的新生物武器，包括艾滋病病毒 82 和从支原体和布鲁氏菌中提取的失能慢性疲劳剂。 83

通过美国法典第 50 篇第 32 章第 1520a 节的曲折措辞，军方有权继续进行致命实验。 法律规定，国防部长不得对平民进行任何化学或生物测试或实验，除非此类测试用于医疗、治疗、制药、农业、工业目的或一般研究或保护武器或执法目的，包括暴乱控制。所以国防部可能不会把我们当作豚鼠，除非是出于任何“好”的理由！法律规定人类受试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但是第 32 章第 1515 节中的一个严重漏洞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通过行政命令暂停知情同意，

很少有美国测试老鼠意识到国会五角大楼的男孩们现在有：

* 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于制造和测试新型“迷你核武器”和地堡破坏炸弹。84 * 授权能源部在内华达州恢复核试验。85

* 在这些新武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免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的约束。 86

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制造的 70,000 件核武器是不够的！随着美国能源部准备开发和测试第四代核武器，关于该机构严重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大量报道不断浮出水面。美国能源部对场地污染的惯常掩盖以及其对许多核工人遭受的严重疾病轻描淡写的狡猾努力是最近的丑闻。 87

当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定义为小于 5 千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时，顺风者可能想知道，微型 0.5 千吨核弹头必须挖 150 英尺才能消除大气沉降。尚未开发出的武器可以穿透地球 40 英尺以上。经过测试的核弹头只有 40 英尺深，会将 100 万立方英尺的放射性碎片抛入大气层。 88

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时代掌握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有能力的手中，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对中东穆斯林的先发制人的核焚烧。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充分解释过为什么他的部门无法保卫五角大楼大楼，尽管整整一个小时才通知被劫持的飞机在空中。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因五角大楼的伊拉克酷刑丑闻而被取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布什任命的继任者将分享他的“拥有核武器将旅行”的意识形态。

与拉姆斯菲尔德密切合作的是一群亲核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顾问基思佩恩，他是先发制人核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佩恩写道，美国发动的“智能”核进攻只会造成 2000 万美国人的伤亡，“这是一个与国家生存和恢复相容的水平。”89

既然我们已经将历史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经意地挥舞着旗帜，我们仍然希望足够数量的美国实验室老鼠能够奇迹般地从他们的集体昏迷中醒来，并评估我们令人震惊的情况。毕竟，啮齿动物的寿命是出了名的短，并且当对那些进行研究的人不再有用时，总是会被杀死。这个恐怖故事的讽刺意味是，我们这些老鼠正在被掠夺，以资助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 7.2 万亿的国债每天增加 18 亿美元。90 五角大楼无法解释其 2.3 万亿美元的阴暗交易。91 伊拉克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37 亿美元，阿富汗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9 亿美元。92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亿美元被投入到 Cloverleaf 行动和其他妖精项目中。美国

因此，在我们等待伟大觉醒的同时，在铝白色、充满颗粒、带电的航空浮渣的合成防水油布下度过一个美妙的、钡干燥的夏天。在盯着巨大的油性太阳环和油污的太阳狗（化学攻击的专利特征）的同时，好好忍受您的呼吸和眼部困难。当您看到油轮编队用如此浓密的微颗粒啤酒在大气中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时，不要忘记敬礼并踩住脚后跟，以至于它们在自己的旁边或前面投下黑色阴影。

当您目睹天空中的有害戏剧时，请记住，这只是“杀伤链”的一部分。

[independence-of-mind]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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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orld-in-the-eyes-of-guoguo]

疫情下的北美Ⅲ：美国疫情下选择重启经济的背后暗藏玄机！

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 —林肯《未知》

2020年的这场疾病病情，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稳定之中隐含的危机。从疫情爆发之前大洋彼岸诡异的流感，开始全球不存“净土”，围绕着新冠状病毒点燃了政局与军事的风云变幻，世界各国都要寻求多边合作，但究竟如何合作？与何方合作？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难题。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各国都需要小心谨慎，一招不慎将满盘皆输。而疫情所暴露的问题让各国面临着两难选择。某些患有心脏照不宣，但又不能全世界都在试图演一场自欺欺人的戏码，表演着“闷烧期”的沉静，实际上各个已经蓄势待发，悄然试探。

但是，日益严重的疫情已经激化了全球的矛盾，各国为了及时止损所导致的场几乎完全对立，沉睡几十年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大部分合作与各怀鬼胎之间无法达到平衡，最终究其皮筋断裂，各方势力冲突不断。

局势紧张，一触即发。

疫情下的北美（一）：自疫情以来，美国国内愈加混乱！

绝对，当前“疫情大国”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承诺过“做得还不错”的理由。三月份之时，相当于曾经对外宣称“如果美国疫情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人之内，那么现在美国死亡时间已经突破十万大关，不知道重复及其团队还有什么理由可说。直到美东时间27日17时32分，美国逐渐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100047人，累积确诊病例为1695776例。如此之多的病例暴露的是美国的结构性不平等和系统性问题，而这其中很多问题在可以上任之前就已经存在— —根深蒂固无法更改。

因此，我们不能去假设美国众多政客所假设的东西— —假设之所以成为假设，就是因为它不能站在未来的角度客观承认真实。

美国少数人迎来疫情更猛烈的爆发，美股无法迎来“质的飞跃”。

美国无法获得抑制疫情的胜利，因为这和“美国精神”不符。

美国所以加速“对外指责”，不是因为他国应该对疫情负责，而是美国转嫁危机的手段。

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让美国战胜疫情，还是如何让美国战胜世界。

— —如何战胜？

今年3月以来，美国的一些议员，政府官员，媒体，智库及非政府组织不断就新冠疫情散布“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美国已出现多起就新冠疫情针对华提起的要求追究责任和巨额赔偿的法律诉讼。

最有针对性的就是密西西比州检察官和密苏里州检察官对中方正式提出诉讼，理由是这样的几个：由于中方爆发疫情导致美国经济损失；中方信息不够公开透明以及疫情源头在华。这些无端指责中方自三月以来就有过回应，并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与认证，并不能确定疫情自中而起。

然而美方执意这一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国际法，甚至发出威胁，如果中方90出价不予赔偿美国28000亿美元就剥夺中方外国豁免权。以国际法规定，主权国家具有拒绝来自外国法庭的权利要求乃至控诉的权利。美国为强迫中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想要依靠强权强制剥夺他国合法权利，这一做法虽然使中方预备对美国只是疫情对中滥诉采取反制，并因此导致世界各国都丧失了对美国的信心，但同时也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坏的影响，许多反动势力趁势而动— —而我们注意到，这当中很多势力都是非政府组织势力，实则是“买通潜规则”，试图达到“三人成虎”的效果。

实际上，美国这场甩锅大戏已经被剧透太多，如今种种作态无非是掩耳盗铃，实在拿不上台面。此前美媒已经曝光了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发送的长达57页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我在之前多篇文章中已经提到— —该提示鼓动美国政客在应对疫情时积极攻击的地方，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

大洋彼岸的美国，正上演着一出“民主笑话”的好戏。

在美国，曾经的“部分歧视”已经演变为种族暴力，演出一幕幕人性的罪恶。新冠肺炎爆发对美国“有色人种”明显并有不利的影响，这与整体脆弱的社会经济差距接近据。据统计，非洲人失业率通常是白人的左右两侧，拉美裔美国人失业率比白人高约40％；非洲界正式职员的周薪中值平均比白人低近30％，拉美界平均比白人低近40％。非洲系家庭没有退休储蓄金的比例为62％，拉美系家庭为69％；白人家庭拥有的财产是非洲系家庭的12倍，几乎是拉美系家庭的11倍。

由于工作不稳定，经济收入少，家庭不储蓄的社会经济状况，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在疫情其中相互无援。如果在传染病发生期间必须继续工作，那么感染病毒的可能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拥挤的居住环境，卫生状况不好的社区环境，放置公共交通系统上下班等，这些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变得更容易感染新冠状病毒的强化因素。这直接导致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27.5％为非洲人，27.6％为拉美人，远远超过总人口所占的比例。

在与黑人，印第安人被禁止检测与治疗，美国警察对这一切乱象竟然熟视无可视，还没有发现新冠状病毒没有能够消灭其他种族，“没有应对应有的作用”。 ”。而这在其他国家也开始成为普遍现象，真正的幕后黑手被掩盖，无数无辜民众死于非命。

内忧外患之下，美国政客不断煽动动员反华与种族歧视情绪，企图攻击来到树立种族，导演美国甚至全球。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掩盖自身疫情防控的失败，故意挑动种族对立将疫情污从名言恶语到踢打推搡，甚至当街泼硫酸，从拒绝检测到直接解雇，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从事与拉美裔黑人长期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折磨。

这些“甩锅”他国与压迫弱势群体歧视“有色”种族，本来是美国政客的工具，同时却也造成了美国内部矛盾越来越无法调和和。5月25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弗雷弗洛伊德被三名警察按在地上，其中一名一名白人警察用制服顶住他的脖子，另外一名警察站在一边。弗洛伊德被洛伊德的非裔男子遭受暴力执法死亡。神情痛苦，声音嘶哑，一直在说自己无法呼吸，随后疑似似昏昏迷，最终不治身亡。

5月26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大量人举着印有“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字样的标语牌，要求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28日，明尼苏达州的暴力抗议活动再次发酵，示威者焚烧多栋建筑，包括距离当地一警局分局附近的购物中心，然后接管了警局大楼。

这些熊熊大���点燃的是对联邦无可容忍的愤怒，这是所谓的“弱者”的怒吼，这种愤怒毁灭天灭地。

但是，美国始终坚信金钱的力量比民众的力量更加强大。并且已经通过疫情收拢资本加速收敛财已经成为美国的另一把经济武器。根据美国公平协会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在新冠疫情期间，财富飙升了4340亿美元。这其中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和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财富增长最多，贝索斯身家增加了346亿美元，扎克伯格增加了250亿美元。富豪们的经济增长拉动了对美股的信心，美三大股进入技术性牛市，涨势强劲。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并不在乎疫情造成的影响，美股也一直在断断续续的萎靡状态，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其实并不然。

疫情下的北美（二）：美股崩盘，美国将目光放在了“盟友”身上！

美国的失业率带动美国经济正在往崩盘的方向加速滑去。结果，美国已经有超过4000万人失去工作，这其中1000万人即将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了各个心照不宣的事实，美国国标— —自由女神像完全成为了摆设。

欧佩克调整开采量之后，美国不但没有在石油行业及时止损，反而一度跌到了-33美元一桶的惊天油价。美国旅游业，酒店与零售业迄今无法复原，股票依旧不能止住下跌的势头。

我在《疫情下的北美2》当中曾经提到，美国的医保制度并非全民化，而是“以资格而论”，绝大部分民众依然使用商业保险，只有65岁以上在美工作定居超过10年的老年人才可能拥有联邦医保— —这部分医保仅占全美保险17％。但是如今，为了减少疫情支出，美国竟然开始丧心病狂对老年人下毒手。一来自于养老院。由于美国联邦联邦联邦医疗保险针对于先前的补充，为了减少支出，美国竟然号召老年人“为国丧”，将联邦利益凌驾于人民生命之上— —，美国现在积攒的每一分钱，都沾着数万民众的鲜血。

而对美股乐观的预测，则偶然尤为可笑。

5月中旬，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在国际经济指标分析网络视频会上针对美国目前的情况预测：目前美联储基本已接近弹尽粮绝。进步进入技术性牛市，其定价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经济增长可以在第二或第三季度初得到阻止制，经济会比较成功地反弹，企业的盈利也可以保住。假使美国做不到这一点，美股崩盘是必然的结果。

从疫情爆发开始至今，美联储一致通过狂撒美元来对外转嫁危机，而多国早已跟美国“划清界限”，最关键的是— —不断的美国市场僵化与国力损失，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当初的霸主附属了。

这种霸权等级的缩小，决定着美国不仅仅要重新投入本国资本，还要采取措施重新调整自己在世界的转移，转变世界单转移以再度获利。多意味着利益分摊，由于美国的主权资本已经逐渐僵化，国内泡沫经济严重，因此美国严重依赖其他经济体的资本回收。多极化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美国面临的第一个“搞不定”的多极化“盟友” — —欧盟。

欧盟自1993年正式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欧洲立场的统一与国家的联合，从冷战的欧共体开始，欧洲各国就想要谋谋求职强权实现自主化。虽然在国际上还是美国“盟友” ，但实现自主不确定无疑提升了欧洲各国的领土，意味着与美国合作拥有了更多谈判的筹码。

尤其在近几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每年都有所减少，这导致美国加紧了对欧的资本吸收，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2019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已经公开表示她支持欧盟共同研发“欧洲航空母舰”的构想，这个构想由默克尔所属的德国基民党新任党魁卡伦鲍尔提出。卡伦鲍尔表示，“下一步也许可以展开欧洲航空母舰这项象征性计划” ，凸显欧盟在全球安全的角色。

德国这样的表态和当初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建立“欧洲军计划”如出一辙，都是想要打造欧洲自己的防御体系，从而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有美媒报道称，必然自从当选以来，一直希望削减美国海外驻军支出，对盟友的压榨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因此想要让盟友承担海外美军百分百的军费，外加50％的服务费— —说直白点就是所谓的“保护费”。这一构想对于德国这样的美军驻军重要基地而言，无疑是对本国的重大压力。

虽然欧洲军事一体化势必意味着实力较弱的小国丧失部分主权，但领导欧洲的变成多个大国必然形成彼此牵制，这比欧洲掌握在一家独大的美国手中好得多。尽管欧洲把培育欧洲防御体系解释为北约防卫力量的补充，但欧洲各国（特别是实力的法德等国）种试图寻求独立自主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美国极大的不满。

而美国担心的，还远远不止欧洲各国“企图脱离”。美国的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指出对美国的态度也令人担忧。

疫情下的北美（三）：日韩不听话，中东不干涉，美国越来越被动！

自2006年到2018年以来，韩国耗资45.7886万韩元从海外购买武器，自上世纪美国“援助”韩国以来，韩国的军事一直依赖于美国，甚至于引入萨德系统来巩固自己与美国的关系。 ，这其中有78％来自美国，包括F-35系列战机，EA-18G电子战飞机，MH-60R反潜直升机等等。但是，逐步断开增高，美国对韩国施加压力的也越来越大。2019年11月，美国将驻韩美军从9亿美元提升至50亿美元，且“金额不能调整”。而韩国本身的军费也只有400亿美元左右，突然多出这样大的消耗实在难以承受。 。就此“天价防卫费”韩国与美国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也可以达成协议。

因为韩国除了要从美国采购武器，还要从美国引进核心技术。韩国所研制的K2“黑豹”坦克，K808“勇”轮式装甲输送车，T-50 “金鹰”教练机等先进装备核心技术均来自美国，这也意味着韩国无法拥有独立开发武器的能力，意味着韩国无法拥有美国的桎梏。

甚至在较早的《红色警戒》游戏版本中，韩国所召唤的士兵也是美国大兵，足可以切割韩国几乎完全成为了美国“代言人”之一。因此韩国也一直十分头疼，不得不寻求前苏联时期曾经资助过的俄罗斯，以“武器抵抗债”的方式向韩国提供了一部分俄制武器。尽管此举很快被美国叫停，但韩国与俄罗斯的军民通用技术合作却依然继续继续下去，韩国也越来越合理的美国的控制势在必行。

韩国“反心”一起，就不再甘心继续被美国讹欺诈下去，继而又试图从驻韩美军处恢复重建。替代，韩国梨泰院是驻韩美军众多重要的基地之一，而最近梨泰院到2020年5月23日中午12时，韩国首尔梨泰泰院地区娱乐场所相关联的新型冠状肺炎确诊感染者已达，出现了大规模新冠状病毒感染者，这让本来立即恢复控制病毒的韩国雪上加霜。 219人。韩国卫生部门还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梨泰院集体感染事件中的新冠状病毒类型同伴在韩国流行的新冠状病毒类型有所不同，属于在欧美地区流行的病毒类型— —这意味着病毒极大可能是从驻韩美军处传播来的。

但此次梨泰院美军传播新冠状病毒的确也侧面反映了美军如今基本是一个坑韩国的存在。空军韩国宣布2022年前恢复26位驻韩美军基地，也的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同时，韩国还加强了与对中对俄尤其是对朝鲜的合作，朝韩关系一步步趋于正常化，这也侧面证明了美国对韩国的压制极其严重，甚至可能有了殖民的念头。

对韩国的这种反抗，美国也是越发担心，因为驻韩美军基地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存在。一旦美国失去了这些基地，则意味着韩国将脱离美国控制，整个东北亚都将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脱钩，这样的损失也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

5月28日，驻韩美军将工程设备和建材运入星州“萨德”基地，招致当地居民强烈反对，5人在与警方对峙中日受伤。据称，拦截导弹也被同时运入基地。29日，韩国国防部进行初步证实。美国这一行为势力必将进一步激怒韩国，加快其对国家主权的要求。

在这个世界趋势风云变幻的时刻，必然无异于一张重大的虎符，甚至再小的国家也必须重视其主权。

日本自二战之后被美国“接管”，为了发展经济恢复国家实力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日本一直选择性遗忘美国的原子弹引发造成的严重伤害，对美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步，并脱离了《美日安保条约》，以主权换经济，并也会美军在日本建立了多座军事基地。

但驻日美军在日本横行霸道欺压民众由来已久。

2016年，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噪声严重超标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民众不堪其扰，只能直接机场告到法院。但是2019年，虽然日本已经向当地居民进行了赔偿，但赔偿金额远远没有达到判决金额，并且机场的噪音仍然持续没有丝毫改善，驻日美军更是态度傲慢。据当地居民反映，驻冲绳的美军行为严重，犯罪事件频频发生，机场基地中军机坠毁和各种金属高空坠落的噪音严重影响了居民作息。

2019年4月，一架由日本组装的F-35战斗机在进行实战模拟飞行训练时不幸坠毁，疑似该事件与驻日美军有关，但美军拒不承认。

日本可说二战之后决定改过自新，且一直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美日就关税问题谈判时，日本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让步，并按照美方意图加购了很多武器装备等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美国非但没有取消关税，反而其其再度提高，认为日本可以随意欺压。

美国的这些行为导致日本越来越严重，美国的不靠谱，越来越明了国家主权被美国强行“阉割”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在美国眼里日本没有国家主权，日本人也没有所谓的财务。因此日本多年以来一直在向向人民保证，在国际上努力努力建立美国控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美国对日压榨保护费比对韩更为严重，竟然高达80亿美元，此举带来的收益近些年，美军基地的飞安事故频频发生，不是飞机坠毁就是突然紧急迫降日本当地居民生活区，还欺压骚扰当地民众，日本百姓由此叫苦不迭。

美国的要求越来越无理，日本不堪忍受也是别无选择。2019年末，日本官方首次正面回复民众，日本将逐步撤走美军，对美回复则是拒交所有保护费。2020年新冠肺炎，日本日本还加强了对韩对中合作，希望与邻国搞好关系提升自身的国际格局，趁势从美国手中拿回本国主权。

除此之外，中东部分国家（阿拉伯国家）多年以来一直不断反对美国，趁势加强对美压力，试图夺取主权与资源控制权。

首先，围绕在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是巴以冲突— —二战之后以色列是犹太人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之下夺取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才重建起来的，本身名不正言不顺。以色列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中东地区美国势力的代言人，各国虽有不满，却敢怒不敢言，一直等待机会。这些美国软实力不断下降，阿拉伯各国自然不愿放弃能够压制以色列的机会。

实际上，二战之后的中东各国纷纷集中独立，而极富石油的中东地区由于宗教与民族问题纷争不断，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都有趁势分化的机会。从而，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因此，只要控制了中东，基本上就能保证控制大半个地球。另外，考虑到对中俄势力的压制，美国还积极在中东扩展势力，捏住了波斯湾马六甲的石油线。扩张势力加速分化的例如海湾战争，伊拉克就是以科威特历来为伊拉克领土为由，而入侵科威特。但跨越世界多变趋势的增强，阿拉伯国家形成统一思想与各国。要求回收主权是大势所趋。

再次，美国是西方各国的代表，在中东的势力终归不能为中东各国接受，并且还有伊朗这个强大的对手。为了巩固伊斯兰主义在国内的意识形态与特殊的凝聚力，伊朗明智地选择用与美国叫板的方式巩固其统治。而不断扩大与西方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和中东各国必须认同并支持伊朗，这大大加强了伊朗的实力，也提高了中东各国的凝聚力，因此中东逐渐成为了美国口中一块带刺的排骨。而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各国更是认识到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嘴脸，穆斯林与开明派反对者的意见统一，美国在中东局势越来越大，完全施展不开拳脚。

而一旦完全失去对中东的控制，对美国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对中东地区控制能力的减弱，加上一直与美国发展模式不同的中俄多数加强了对周边的合作，美国的掣肘越来越多。今年的疫情串行通过美国直接或间接劫掠了多个国家的物资，又增加了美国的国际声望不断下降，多国不愿与美国合作，不愿给美国提供物资。

根据目前在全球“被孤立”的趋势，美国必须寻求更为果断的对策，采取措施这些“不愿听话”的国家，重新设置自己的霸主类别。

尤其让美国头疼的是其国内目前出现的“有色人种”扩展抗议示威与疫情造成国民对联邦统治，美国精神与种族歧视的挑战，美国所面临的“内忧”越来越严重。而一次性解决内忧外患的手段简单粗暴— —战争。

美国必须发动一场一场成就全世界闭嘴的战争—而美国恰恰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国家。

疫情下的北美（四）：美国爆发发动一场让世界闭嘴的战争

放眼当今全球，美国依旧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在全球首屈一指，而其中尤以军事实力最抢眼。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军事和武器一直处于绝对领先位置，尤其是在冷战后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较小。

近几年，美国正在研发性能超过F-22和F-35的先进战机FX，并正在研究替代最新幽灵战机B-2与B-21战略轰炸机，以及速度超过6倍音速的SR-72。

目前的美国，已经拥有最先进的俄亥俄战略核潜艇，并正在研发全面替代俄亥俄的隐蔽性更强的哥伦比亚核潜艇。每艘俄亥俄核潜艇可携带24枚三叉戟2-D5导弹，每一枚发射重量接近60吨，携带8至14枚分弹头，每一枚分弹头爆炸当量接近50英寸。一枚三叉戟总发射重量在500左右。一艘俄亥俄能够携带24枚三叉戟2-D5导弹，总当量超过一亿吨，可以瞬间毁灭一个大洲— —而美国目前拥有14艘俄亥俄潜艇，如果同时发威，完全可以将地球炸个粉碎。

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现役最先进的幽灵轰炸机B-2与更先进的B-21，可以做到完全隐形，并能够有效吸收雷达波。空中虎鲸F-22与空中大白鲨F- 35（垂直隐形），速度分散美战机的鱼鹰直升机，能够携带1.8吨弹药飞行的复仇者无人机，在太​​空方面还拥有可回收巨型火箭以及数十倍音速飞行的X-37B……

包括目前美国以其天基武器构想为基础研制出的激光武器，在降低成本精准打击的基础上能够有效打击全球各国而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堪称美国最为得意的杰作之一。尽管激光武器目前还不够成熟稳定，且具有高耗能无法配备到战机等种种局限，而作为国家军事科技代表作品高调亮相也不失为美国突出威慑力的重要方式。

在欧洲和亚太还有中东的盟友国都部署了爱国者系统，以及海军军舰搭载海基宙斯盾— —既可以防备中俄等国，也可以“监视”盟友。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系统，并准备在欧洲的德国也进行部署；在欧洲的人类和波兰部署陆基宙斯盾，在日本正在也部署中。美国希望在亚太与欧洲地区完全布置好自己的防御拦截系统— —最远由卫星探测，在2000公里内交由萨德雷达接管，然后交由宙斯盾拦截；如果拦截不了，则由宙斯盾雷达接管探测，萨德进行拦截；如果还不行，则交由爱国者探测和拦截。

环环相扣，密不透风。

以当前全球快速发展的趋势，美国的武器甚至再先进，也要防备其他国家的“突飞猛进”。而疫情处理不当更使美国众多武器无法正常使用，这让美国开始进入了两难境地。

疫情下的北美（五）：不断退出国际组织，美国真正的目的呼之欲出！

为了避免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的威慑力得不到肯定，近期美国临时加强了对核武器的研究。美国官员表示，已经已经计划进行近30多年的首次“快速核试验”，以与中俄谈判，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已经和美国合作20年之久，美国一直表示“没有必要进行核试验”。作为新时期的重磅武器，核武器一直以成本高，破坏强，反人类为特征，世界各国一直“谈核色变”，进行大规模核试验。此次美国公然挑战《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规定，已经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安全。

5月22日，美国以俄罗斯违反规定为由，匆忙退出了以北约国家主体为主的《开放天空条约》。这意味着这是继《中程核力量条约》后美方退出的第二个条约，这意味着美国目前国内领空甚至更多状况欧洲各国无法了解，这一行为足以给了全球各国更大的压力。

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提出新要求。华盛顿方面曾多次表示，任何新的军控条约都要与中方一起谈判，否则便不考虑和俄罗斯单方续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尽管疫情严重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美国最大危险也最便捷的武器，还藏在国内的实验室中— —未知往往是最可怕的。

毫无疑问，发生实验室事故以及病毒泄漏已成美国常态，但是美国却是全球唯一一个重新今在阻挡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国家，多次爆发却“屡教不改”。

尤其是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莫名被关闭，而在德里克里堡关闭之后不久，附近的该处就爆发了莫名其妙的电子烟疾病（白肺病），直接造成的大流感在美国造成了至少3200万人感染，其中1.8万人死于流感相关的疾病— —当时，患者症状包括“发烧，咳嗽，浑身疼痛，气喘，声音沙哑和全身无力”等，也有患者直接出现肺结核状。

今年新皇冠疫情爆发之后，3月10日多人曾在白宫请愿网发起请愿，要求美国公布去年8月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以为该实验室是否存在病毒泄漏问题。但美国官方并没有对此回应，此事至今没有一个正面回应。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今年2月的统计，美国目前有13家P4实验室在运行扩建或规划当中。而就P3实验室而言，美国有1495个，这还只是美国本土的实验室。

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实验室已经发生了几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这些事故规模均能够导致病毒传播至社区导致全国性疫情。甚至如此，根据美国审计署在2009年的一份报告，在过去10年当中，美国的p3实验室发生了400起事故，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性问题是美国监管机构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我们不得而知悉美国与今年新冠状疫情爆发是否存在直接联系，但相信世界各国都十分清楚，不惜以全国30亿人口的生命为赌注即将出现各类生物武器，美国的生物武器已经成为了严重威胁世界安全的毒瘤。

生物武器将意味着什么？

全球各国的抗疫行动将成为一场笑话，永远不断进化无法消除灭的病毒将导致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也正是以此为依仗，根本才敢在疫情压力下愈发肆无忌忌惮开启“疯狗模式”，意味着“劫掠就开枪”野蛮镇压目前出现的黑人抗议示威运动。他敢于计划种族冲突甚至打算这样做为导火索挑起民族矛盾或世界大战，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一旦发动战争，一旦战败，美国也完全有能力“不认账”疯狂反扑，将全世界拖进水深火热之中。

为什么状况，美国目前还有为数众多的军火商。在美国疫情以及后续抗议的过程当中，美国民众所需要的武器一直不曾断供过，大量的ak的常用武器降价出售。的控枪对准，最关键的就是向军火商示好逐步解决这些资本家的支持，为他以后执政铺平道路。所以一旦能够成功挑起战争，战争战争发家的众多军火商就会毫不不犹豫支持他，以趁势捞取更多资本。

要知道，总体目前还面临着11月大选的压力。

正如美国疫情“不是能够扛过去的”，甚至也十分清楚这场这次大选民主党与全国人民必然寻找他算账，而一旦在11月被投下去，他就面临着牢底坐穿的结局，美国监狱里的光头大佬们也可同时享受一下“总统亲自侍奉”的代替— —这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手动随意）。尽管目前对美国大范围的抗议运动采取了激化对抗的措施，想让种族问题的怒火彻底扰乱美国以逼迫民主不敢接他的烂摊子，但愤怒的美国民众却是绝对不可能买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的账。一旦强行推举民主党上台，特朗普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歌坛巨星泰勒·斯威夫特（霉霉）已经公开怒斥反对：“你在整个任天堂一直煽动着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的火焰，现今竟还在使用暴力之前装出一副道德优越感？当抢劫发生，就该开枪射击示威者吗？今年11月，我们一定会把你票选出局！”

在美国这个明星号召力影响巨大的国家，霉霉一直观点鲜明，拥有大量优质粉丝，仅这番话就影响十万余人下定决心反对反对，更是瞬间获得百万粉丝声援。而持有霉霉这种态度的民众与名流还大有人在— —继霉霉之后，凯蒂·佩里，Lady Gaga，碧昂斯等美国巨星也发布了“声讨檄文”，纷纷支持霉疮，反对特朗普“支持白人暴力执法，致死黑人”的歧视行为。

甚至于比比·盖茨都公开表示对与联邦处理国内状况的能力大为失望，股神巴菲特同时被扶持美股的同时果断选择撤股。

这一切的压力就像是五指山一样，逼迫着应该做出应对极端极端的替代选择— — 11月的大选绝对不能够如期进行，而唯一可以光明正大取消大选直接连任的方式— —战争。

疫情下的北美（六）：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都有战争相伴！

战争，唯一一种能够同时取消大选并导致现任总统直接连任的手段，也是唯一一种能够快速收起民心的手段。在崇尚战争的美国，即便领袖做的再糟糕，只要用战争给国家带来了财富与便利，人民总是会拥护他的。

在美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为人津津乐道的总统总是与战争有关的。无论是在日不落帝国手中变成到主权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还是在南北战争中当机立断解放黑奴的亚伯拉罕·林肯，甚至于二战期间同时解决经济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都在乱世中成就威名，在战争中获得肯定。战争既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经济利益，也为美国持续发展提供了渐进的政治基础— — 战争成为美国阶段性的传统，每当美国面临危机时，领袖们总会去寻机开战以解决内部危机。

因此，时至如今的美国没有理由不可能再出现一位“乱世枭雄”的总统，一位能号令天下的总统。

说到“号令天下”，就不得不提到为美国二战之后的国际基础之上重要的罗斯福总统  — —这位“战神”等级的总统连任四届，是美国任期最长的总统。他的数次连任突破了“国父”华盛顿的规定，却遭受了美国国民爱戴，多次被任命为美国最佳总统。提到罗斯福，无数人惊叹他解决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与孤立主义，无数人肯定他为塑造战后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无数人赞扬他在雅尔塔会议中的深刻影响，无数人崇拜他对联合国与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都知道他是美国的“战神”，却不知道罗斯福在二战初期反对美国孤立主义遭受了多方打击，他曾在回忆中不无后怕出错到：“你想领个头，但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这种情况多么可怕啊！ ”

但即使当时的美国没有信心赢得世界大战，罗斯福还是克服着美国的战争传统获得了民众支持，他的妻子儿女也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战封神的罗斯福成为了美国人心中的骄傲，出于美国越来越重视战争的本质。

当今的时代，对美国来说尤其至关重要。如果能够出现一位勇于重新确立全球秩序的总统，不论战胜还是战败，都会成为美国人心中的英雄。

一旦此战胜利，美国将重新在全球重新霸主主之上，重新获得二战以后“万邦来朝”的至高荣耀。没有了苏联阵营的瓜分与相对，美国逐渐获得的利益将会更多，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甚至此战失败，转变也能够成为一位“挽救危局”的总统，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完全可以与全球谈判，并在国内获得重大的民心与资本巨头支持。

这世界上没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罗斯福既然能一战封神，他重新就一样可以做到。

当然，“成神”的关键是要提升美国国际地位，强调美国对本年度疫情处理能力。要让美国在全世界“站稳脚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美国自四月开始就大肆宣扬国内已经开始了疫情重启，美国三大股也纷纷“勇往直前”进入技术性牛市。然而，针对美国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且疫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拐点”的现状，美国各地也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尽最大可能阻止疫情蔓延，���而不顾民众安危坚持重启经济。但对于美国目前的情况，多位医学专家已经警告称，解除防疫的封锁状态可能会导致病例激增- — 结果，美国各地纷纷迎来了疫情二次反弹，直接导致了美国经济陷于瘫痪。

以实际而言，美国重新启动措施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目前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4000万以上，一周之内失业率便由14.4％迅速升至17.2％。尤其是5月中旬发生过地震的内达华州，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8.2％。而美国的疫情并没有因为重启移位的突变延缓二次感染。如今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持续飙升，各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反弹，甚至无力继续“甩锅”，各州必须开始积极美化疫情人口。

为了掩盖疫情造成的严重影响，稳定民众情绪，减少全球所有人怀疑，美国自导自演一出“数据大变脸”的好戏。例如佐治亚州就曾大玩“颠倒时间”的把戏，肯普先生为了重启经济，坚持称该州已经“没有疫情危险”，执意重启经济。继美国数个大州操纵数据的手段重新之后，5月22日伊利诺伊州再次修改养老院新冠肺炎统计方法，将重灾区养老院的确诊与死亡病例排除在外，致使相关确诊病例减少1727例，死亡病例减少216例— —然而，此举被暴露之后反而遭到了多方怀疑，越来越多的“美化”被质疑是草菅人命。

再加上种族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目前处于规模预测影响之中，“重启”就是就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美好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美国资深分析师Stephen Jen近日，同理，美股也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反弹之后持续性上升。当前，美国实际是在利用美股做进一步压制，维持并加强美元与美股的霸主之上，拖一天是一天。表示，美国股市今年可能还有一波反弹，美国针对疫情的有效疗法和疫苗会在几个月内出现。他认为经济会反弹，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财政“乘数”的力量- —美国每支出1美元，就会带来比这更多的增长。

Jen先生还前景乐观，美国抗疫情绪高涨，美国会在科学研究，大规模医疗支出等方面付出持续努力。

而实际上我在前文提到，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先生目前针对美国的情况表现：美联储如今基本已经弹尽粮绝，美股目前的状况全靠经济重新预测。遵循目前的状况，美国的重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真正做到，美股崩盘实在是早晚的事情。

既然美国的经济重启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只是带来了各大州的疫情反弹与持续走高的失业率，并且导致种族歧视加剧严重爆发抗议— —那么美国又凭什么敢说股市与经济会再次反弹呢？

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 美国将要重新获得全球话语权，当其重新在全世界的统治之下之后，美股将会成为当之无愧的“黄金之股”。

为此，美国必须在全球制造舆论，政党之间的演出一幕幕绝妙的“双簧”，甚至于制造了57页备忘录来具体细化如何“搞定”大洋彼岸的中俄代替。上多次“罢免”西方国家以及某些拉美与东南亚国家的“民间势力”谴责中方，甚至于多次甩锅并退出世卫组织，就是制造国际压力，欺骗第三世界国家给予其利益，逼迫世界各国划分阵营，进一步对“假想敌”施压。

但是世界各国真的还愿意陪着美国走下去吗？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沃尔夫先生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对中倾斜盲目甩锅实际上只会带来比冷战还要糟糕的结果。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还没有其他国家我们已经不能回到危机之前的世界，各国必须冷静下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秩序，这样才有利于各国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件事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静观其变，任凭美国如何施压，只想在全球动荡洪流之中保全自我而已。

意大利，德国，加拿大，墨西哥，叙利亚，爱尔兰，瑞典，伊朗，日本，韩国等各国民众纷纷表达出一致的诉求：停止种族歧视。这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还是美国“盟友”，此时各国官方却对声援抗议不加干预，甚至联合起来公开指责美国。专员巴切莱特对弗洛伊德事件表示了严重缺陷责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美国两极分化严重”；英国首相约翰逊逊也喊话一致：“种族主义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

尽管美国研究机构APM的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平均每10万名局部人当中便有超过50人因感染病毒死亡，而白人平均20人死亡，不足前者的一半— — 但如今全球这一切动向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对黑人的“声援”，更多是各国在与美国“划清界限”，并为之前遭受美国的压迫与劫掠发声。

5月28日英美等国外长曾发表联合声明称，中方涉港国安立法决定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原则所规定的国际因此，日本共同社6月7日爆料称，在美英等国联合发表涉港声明非议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国安立法决定时，日本也曾被邀请加入联合声明。但考虑到中日关系一衣带水，日本方面最终依然拒绝进行联合声明。

由此看来，其前日本重提钓鱼岛事件与国际上质疑中方与疫情关系实是为美国所迫，是不得已之举— —美国当下也实在是众叛亲离，没有几个“盟友”愿意陪着演戏了。

此日，美国索性撕下了“同盟大哥”的脸皮，公然开始对欧施压。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以疫情为由拒绝了美国总统选举关于赴华盛顿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邀请。但一周后《华尔街日报》便爆出重大新闻，称美国计划把驻德美军人数减少四分之一以上。路透社8日报道称，甚至撤军消息尚未得到美国政府正式确认，也已经在德国引起震动。当下美国已经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欧洲开始采取，美国已经从欧洲曾经不可或缺的盟友变成了靠不住的盟友。

疫情下的北美（七）：重新定义美国利益的最佳方法— —战争

当下的美国可能正在重新定义国家利益，而答案最有可能便是各国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一个— —战争。

以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跨越太平洋公然对抗中俄实在是最出力不讨好的行为。而中东乃兵家必争之地，实在也有多方势力虎视眈眈。唯独能在耗费最少的兵力的之下下同时对全球实现压制并且能够有效掠夺资源与资本的地区，正是欧洲。

英美和同为一家，美国最初建立时期大量���力即来自于英国。英美彼此互为欧美地区代言人，当下美国实行政策英国也经常首先做出回应。如此以往美国进攻欧洲，对英国影响也并不大，还可以战后一手扶持英国接管欧洲势力，为美国提供永久性支持。

美国拿下欧洲可以有效的“补充”所造成的损失的人力物力，迅速减轻内部压力收拢民心，其二，欧洲堪称除北美之外的综合实力最强的大洲，经济，军事与科技力量均是有目共睹。，，能够降低震荡作用。如果能够接管欧洲，美国因疫情与抗议活动损失的经济也能够得到恢复。

其三，欧洲虽然并不拥有广袤的国土，却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此外可对中俄进行有效牵制，还能压制中东各国，且震惊震荡亚非。且欧洲与美国有着密不可不可的经济，文化与历史关系，统治欧洲极易得到民众支持。而且由于欧洲与美国的长期联系，各国对美难以设防，是最容易被美国吞噬的的大洲。

据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文献《三十六计》记载，春秋时期，晋献公要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同时给虞国送去宝马和贵重礼物。虞国国君贪财，大夫宫之奇曾劝阻说：“虢国是虞国的近邻，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虞国灭亡。”虞国君主不听劝谏，答应晋军过境，结果晋国灭掉虢国立即顺路灭掉虞国— —那就是著名的“假道伐虢”，它所展示的正是如今的美欧关系。作为三十六计之一，美国采用这一“借道”策略最符合其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与美国站在“统一战线”上，即可获得美国的“保护”长盛不衰平平安安吗？实则并不然。

当初执意去临床大学的杨舒平女士，当初称美国的空气“多么香甜清新”，而在国内只要一出门就必须戴口罩，不然就要生病。但是她在美国并不因为“空气论”就得到美国的特别优待。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美国的福利替代与社会保险条件都极为苛刻，找工作也会遭到种族歧视— —以至于这位留留高材生最后只好偷偷回国。是对美国展示出的“乌托邦”的一种向往，但是看着如今仿若第二个中东的美国，试问谁将会相信���样的一个国家会是传说中“空气清新”的“乌托邦”？

连股神巴菲特也拒绝再当“巴韭特”而在美股飞涨的当下迅速抛售撤退对美股的投资，足可研磨“精美”最后的下场是什么。精不出来富裕，精不出来平安，精不出来优越，最终“精出来”的只是自己成为美国镰刀下的一把韭菜！

自3月美国经济与股市全面崩盘开始，美国就在酝酿一个将全球拖下水的计划。一直影响精美分子与“美国阵营”的众多盟友反复横跳，再重新经济重启，实则都是最大的谎言。当今的世界，超级融合与单边主义已经不能继续下去，抗疫终究是美国的一道挡箭牌，挑起全球战争渔翁得利才是美国致命危境的唯一选择。

唇亡齿寒，没有谁能够在混乱之中独善其身。

我们不能回到危机之前的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抵抗这一局的控盘者，以最大的能力维护人类的利益，重新建立人类的后疫情秩序。

弗洛伊德不会白白牺牲，人类的未来也终究不会通向黑暗。

主必能用大能的手使我们获得拯救，人类终究能够获得最后的自由。

[liurenbcf]

良币雷军，良币小米

本文写于2018年6月，首发于猎云网。

愧疚曾经纠缠了雷军很久，一个金山上市搞了这么多年。

很多次，柏彦大厦整栋楼灯灭得差不多了，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掐灭手里的烟，中南海最便宜的那种，觉得自己对不起金山的弟兄，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沉默半响，然后用食指把不小心掉落在桌上的灰轻拂在一起，扫进烟灰缸里。

2009年的冷夜，雷军梦醒。离金山上市的那天，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求伯君拿着酒杯对他说了些什么，包括西装领口的花，是紫色还是红色，他都记得不太清了，除了辞去金山CEO职务那天，对金山人的三个鞠躬，和那一句“我终于把债还完了”。

憋屈一股脑全涌上来了，他才发觉这些年来，最对不起的人是自己。

40岁了，已经40岁了，他在黑夜里睁着眼，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好不甘心呐。一大半人生了都要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好像只是跑来跑去，只是为了上市这件事情，什么都没有做。 

1

其实，了解雷军的人知道。事实并非他所说的那样。相反，这四十年来他几乎没休息过，就快要把自己累死了的那种。

1992年，22岁的雷军追随求伯君，成为金山的第6名员工，一路从北京开发部经理到珠海公司副总经理，最后升至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总经理。

周鸿祎评价雷军——

“在我们这一拨人里，他出道的时候，也许丁磊、马化腾都刚参加工作，没准儿陈天桥还在学校呢，我也刚毕业参加工作。按世俗的标准，他更早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实话说，从江湖辈分来说，他比我们（要高），他应该可以赶上算求伯君那一代，和杨元庆，和中关村的这些人是齐名的，我们互联网这一拨人只能算第二拨。”

看上去平步青云，其实雷军是极其少数的几个，爬楼梯登顶的人。他的每个机会，都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甚至有几分实业家的味道。

仙桃老表回忆起这个熟得早的男孩——“不善于到外去游玩，他只搞学习，从小学习的时候他爸爸都把饭递到他手上”。

“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上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这个不轻易放纵自己的人，也十足地认可靠努力挣来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至今他还保有这种踏实的纯粹。

后来，雷军拿着清华北大的高考分，选择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他比很多人懂得早，本来可以靠努力得到的东西，从来不愿意因为懈怠而失去了机会。

“相当勤奋”，身边人大多这样评价雷军。

不少金山管理人，都有过和雷军熬夜工作的体验。他习惯在下班之后，约高层在办公室谈工作。原金山高级副总裁王峰回忆，一谈就到半夜。

在金山工作的16年，雷军一如既往地，近乎7×16小时地工作。

他历来这样。早在武大的时候，雷军还曾因为大学室友不午睡在那看书，咬牙一改自己十几年的午睡习惯，把中午也抽出来念功课，困了用凉水抹把脸，就怕比别人落后。

电影是他在大学少有的几项娱乐。

尽管如此，只有到了每周六，他才允许自己去放映室，看的是晚上的第二场。因为九、十点前，他一定要在自习室学习。

他聪明，又保持着多年来自律性的勤奋，在很多既定的成功轨迹里一路狂奔。

这么多年来，他基本是领先的那个，从独木桥挤过来的人，笃定着金字塔筛选理论。如果不拼尽全力，就会成为筛子里被过滤出去的细小渣滓。在小学升初中全校第二名，初中升高中全校第三四名，高考前10名进入第一梯队大学，毕业后，同学背后议论雷军会是十年内混得最好的那个。

5840天里，金山的很多事情，雷军都亲历亲为，甚至曾经负责过全公司的盒饭。他每天就睡一小会，很多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面对巅峰状态下的微软，雷军表达过这样的决心，“不做里程牌就做铺路石”，就算WPS不盈利，研发很花钱，也要坚持把WPS做下去。至今快30年过去，WPS一如既往地支持个人免费版。

2

不可否认，雷军把金山打造成一家擅研发、高产出、高效率的��件公司。但更多时间里，金山在搏命追赶微软，疲于狙击盗版，苦于上市受挫中苦苦挣扎，总是差了那么一口气。

听闻在最累的时候，雷军曾在一次拓展训练中对着大伙说，自己不容易，大家不容易，活得太窝囊了。说着说着，这个大男人哭了。

“20几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拥上去，把雷军团团围住，大家抱头痛哭。”

金山从第一次提出上市，换了A股、斯纳达克和港股，IPO了足足五次，花了八年时间，才换来了港交所一声钟响。对此，雷军曾开过一个玩笑，“我的经验甚至多到可以给别的公司做IPO咨询了”。

2007年10月16日，雷军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看着香港联交所上金山股票的数字开始跳动，才舒了一口气，心想，自己终于可以不用再回答金山什么时候上市这个烂问题。

他原以为自己会紧张，却发觉整个人特别平静，在平静底下，触发着一种遍及全身的疲倦和失落。

这一切对于雷军来说，似乎都离他踏上北京这块地的那天，看上去近了一些，似乎也更远了一些。

毕业的那一年，雷军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决定去首都。13个小时的铁皮火车，颠簸，他一路没怎么睡。

他还记得，“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什么高楼，但走在北京站广场，就不由得四顾茫然。”

哪怕雷军是武大计算机系公认的，最好的那个，两年内修完了别人四年才能读完的所有课程。学校各类奖学金，他几乎拿了个遍，还包括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

武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这门课程开课20多年来，只有两个同学拿过满分。雷军是其中之一。

他也曾在武汉一条街修过电脑装过软件，创过业卖过汉卡。

尽管如此，火车靠站的时候，这个被同学预测为十年内会混得最好的年轻人，仍然感到无措，北京真大，说不清自己究竟要去哪里，直到他接到了求伯君递来的名片，名片上印着“香港金山副总裁”。

一身名牌，黑呢子大衣，呢子质地很好，雷军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求伯君的样子，“我当时真是有些被震撼了，我当时就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

在当时的雷军眼中，“求伯君因为写程序，在金山成功了，而且是打工成功的。金山如果能够造就一个求伯君，就会造就出第二个、第三个。”

早在2004年，雷军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他创办的卓越网以7500万美元卖给了亚马逊，保守估计分得上亿元。

成为金山总经理，带领金山上市，声名甚至超过了求伯君。

该有的都有了。

而当他真的实现入京时的目标，成为第二个求伯君，这一刻说不出滋味的成功，反倒他让他体验到了一种叫做落寞的情绪。就好像站在一片塑料制成的大地上，分不清什么是真实。追逐了这么久，却发觉也不过如此。

3

他曾经形容金山“就像带着手铐脚镣跳舞”。这一比喻，何尝不是在说雷军自己。

陪跑金山上市长达八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赏识他的求伯君，以及金山这帮优秀的兄弟。

跟着自己这么多年，辛苦了这么多年，雷军不想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金山上市后，员工分到的期权价值1.08亿元，是当年预计利润的一半。雷军一直说，“真的要感谢股东们……还要感谢求伯君和创始人张旋龙。”

丝毫没有提及自己。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让兄弟们等太久了。这些没说出口的歉意，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2000位金山人鞠的三个躬里，也是一场告别。

在金山哭过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男��，在上市的第二个月，辞去了金山CEO的职位。

他觉得责任尽完了。

财富自由，每天睡到自然醒，约人约事只约到第二天，决不想第三天要做什么。雷军半隐退的生活状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功成身退。

但对于雷军来说，这却是一件不太愿意开口的故事，“IPO之后，很落寞，迷失了，每天早上起床不知道要干嘛”。路过柏彦大厦，到了金山办公室也不愿意多呆会，雷军就带黎万强到楼下的胖胖烧烤吃饭，扒拉两口后说，我怎么活成了退休老干部呢。

黎万强察觉到不太对劲，认识了七年，他第一次看到雷军这个样子。

多年后，雷军才肯多说两句。“离开金山对我是一次重创，心理上的创伤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我这个人很努力，很勤奋，带着一帮和我一样的人，打了这么多年江山，整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服气。要是我没努力也认了，但是我非常努力。二十多年，这么多的机会，一个都没捞着，我问自己为什么，问题肯定出在我身上了，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服输。”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雷军保持着非常标准的中国优秀学生的节奏，进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第一梯队的大学。工作也不例外。

当一个有上进心又肯吃苦的年轻人想追求点什么，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坐在体面的位置上赚到体面的大钱，这样的成功往往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也是中国式的成功。

而当雷军按着既定方向走到顶，却发现这种众人眼里的成功对他来说，如同投石入海，扑通一声，接着就没声没息了。

“很多人都说我是成功者，但我感受不到。”这不是雷军自己想要的成功和人生。

4

雷军偶尔会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四十多年来，活在一个谎言中。

“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如此笃信并践行着所接受的东西。你想想，一个想法单纯、积极向上、非常热情的青年人，他的信仰一点一点被现实无情击碎。他在社会上打拼了一二十年以后，遍体鳞伤，为什么？他发现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是行不通的，你知道这多可怕吗？多可悲吗？”雷军开始刻意不要司机，每天背个包去徒步，花了很长时间反思。

2009年，北京入冬了，一到夜里，没声没响的。过了几年投资人生活的雷军突然梦醒，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如18岁那年，雷军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硅谷之火》和乔布斯。他激动地绕着武大操场那个400米的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一遍一遍问自己：

——“我要怎样才能让我的人生与众不同？”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办一个世界级的伟大的公司？”

20年后，雷军已经是当代企业家勤勉成功的上限典范。，他再一次叩问自己：

——“你还有没有勇气去追寻小时候的梦想？”

勇气的代价，他心知肚明。

“这么试下去风险很高，有可能身败名裂，有可能倾家荡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成功者，我需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我真的犹豫了半年时间，”雷军坦白，“最后我觉得这一种梦想激励我自己一定要去赌一把，我说只有这样做，我的人生才是圆满的，至少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还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曾经有过梦想，我曾经去试过，哪怕输了。所以我最后下定了决心，办了小米”

在燕山酒店对面的咖啡酒廊里，雷军宣布创业。那天也是他的生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雷军重生的时刻。他决定坦诚面对内心的向往。

“办小米刚开始，我认为我100%会输，我想的全部是我怎么死。”别人创业是想着怎么赢，雷军创业是想清楚了怎么输。他经常开玩笑：“我跟自己说，偷偷干个小米，干成了咱就干，干不成，咱就不承认。”

其实不是怕丢份，更多的是低调。他辞退了司机，雪天里打车等了两小时，出差不住五星级酒店，定的都是快捷连锁。

有人在动车二等座遇见过他。有人搭乘飞机，看到雷军坐在经济舱紧急出口位。

从做小米的那天起，他就以一个普通创业者的身份重新出发了。

5

雷军说过，创业者应该把90%的时间用来找人。

林斌，是他能懂他的朋友，也是他找到了第一个搭档——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前副院长、Google全球技术总监。俩人都笃定移动互联网是大势所趋，道同，自然相为谋。

随后林斌给雷军推荐了不少谷歌的同事。

来面试的人问雷军，“你要做手机啊，那你认识郭台铭吗？”

他老实回答，“我认识郭台铭，但是郭台铭不认识我。”

“那谁帮你手机呢？好吧，那你认识中国移动的老大吗？”

雷军连忙摆手说：“哎呦对不起，我也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

为了招募英才，雷军不断地和受邀面试的人讲他的商业模式、公司前景。有些时候，雷军觉得自己更像是被面试的那一个。大部人都觉得雷军不懂得怎么做手机，也没办法跟运营商卖手机。这事不靠谱。几乎没人相信他能把手机做成。

尽管如此，这个不善言谈的男人依然耐着性子，拉住对方聊上4、5个小时，不厌其烦。

后来他提到“反正前十个跟我谈下来的，一个都没来”。质疑一直充斥在这段创业初期。

招人花了雷军很长时间，最后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一群聪明人，才慢慢聚了起来，有金山在线、金山词霸的黎万强、谷歌3D街景项目参与人高级产品经理洪锋、前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以及原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刘德。

这支6人团队，一人干了一碗小米粥，跟着雷军悄咪咪地做起手机。

除了招人时面对的不解，更难的是，雷军得打消供应商对新成立的手机公司根深蒂固的警惕。

因为手机的零件具有定制性，供应商需要花钱研发开模。一旦手机公司倒闭了不做了，对于供应商来说，浪费是很严重的。

对此，雷军姿态摆得很低。——“我去找每一个供应商，反正大部分供应商都不相信我们，我们都是一趟一趟地拜访。”

夏普显示屏被公认为最好的显示屏之一。雷军曾多次到日本总部谈合作，但是无一成功。

2011年，他和团队决定再次拜访。

当时正值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故期，那架前往日本的飞机上，除了雷军一行，空无一人。

到了办公室，雷军发现，他们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访客。

一遍一遍地讲述小米的未来，一轮一轮的商业谈判，一次次的当面交流。

夏普终被打动，决定为这个诚恳又坚定的男人和没做过手机的小米公司，破例一次。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小米成为了夏普显示屏业务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户，这是后话。

一起负责供应商谈判的刘徳，回忆起那段奔走的日子，“五个月，见了1000多人，瘦了20斤。

6

2011年8月16日，小米举办发布会，距离干下那碗小米粥，已经过去四百多天了。

雷军和大家打了招呼，搓着双手，向还在排队无法进场的粉丝道了个歉，说话的时候轻轻摇晃着身子。

他身上的黑色POLO衫和牛仔裤，凡客诚品的，是好兄弟陈年做的牌子。帆布鞋是另一个好兄弟，乐淘网毕胜的产品。

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今天晚上的小米，就像早升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他双臂搭在身前，抑扬顿挫又一板一眼地念出了这句话，像初次参加演讲比赛。

一如1992年的那次登台。那时他大四，和同学冯志宏研发了免费杀毒软件《免疫90》，解决了电脑病毒肆虐武大计算机全线瘫痪的问题，意外斩获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

雷军因此受湖北公安厅邀请，客串了反病毒课程的讲师。

楞青小伙，一上台，刷刷地把提前写好的稿，一口气念完了。抬头一看，说好的2小时的演讲，只过去了15分钟。雷军只好站在那，强装镇定地把稿子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20多年之后，雷军仍然不太会说，站在大舞台上，人一多，还是会有几分害羞。

而当他讲起小米的配置小米的性能时，说到激动处，还会不经意地振臂。

雷军已经记不得做小米的四百多天里，弯腰递出多少张名片，多少次讲到口干舌燥，才换来了小米1的豪华供应链团队和高性能的软硬件：

手机ID设计，全部由小米内部来自摩托罗拉的硬件团队完成。

手机生产，由富士康和英华达代工（均为苹果手机代工厂）。

手机电容式触摸组，也是由专为iPhone供货的台湾TPK生产的。

手机CPU采用当时高通最新版本的芯片，也是2011年处理速度最快的——1.5GHz双核的处理器。
当时的苹果公司最新款的手机iPhone4，采用的也不过才单核1G。而小米是当时国内首家使用该芯片的手机，也是全球第一家。

手机操作系统，采用小米根据google开源android系统源码修改后的MIUI操作系统。

“在摩托诺基亚时代，做操作系统的版本要三到五年，进入苹果时代，一个IOS需要一年时间，进入了人Android时代，一个季度发一个新版。”

雷军想说，如果觉得系统不好用，有一个新想法，能不能现在就改，为什么要等，为什么不能改。

研发人员告诉他，这个实现不了，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没这样玩过，和他讲了无数困难。

雷军还是决定试一下，每周更新一个系统版本。

从计划开始到小米1发布会那天，MIUI操作系统已经持续更新了52周。

这也是全球首个向用户开放的操作系统，粉丝可以在论坛上，提出自己的需求和BUG。截至发布会那天，全球共有50万用户参与了开发。

7

当他宣布，小米1定价1999元时，全场人都站起来，用力鼓掌高声喊道“好”。

这些配置，这个价位，如今看上去可能已经稀疏平常了。但在2011年，却是一记响雷。

当时整个中国手机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拿北京中关村来说，手机店玻璃柜里，摆的全是山寨机，把HTC、诺基亚、摩托罗拉全部山寨一遍。

就这样，用户都至少得花2000元以上，才能买个勉为其难像模像样的手机，保证屏幕点得动，运行不死机，有信号电话拨得出去。

国产品牌呢，更是剑走偏锋。有的呢，贴个牌就开始吆喝叫卖了。有的呢，价格高得令人乍舌。

2010年，酷派主打的一款智能手机N930，售价5980元。同年，主打音乐手机的OPPO 非触屏非智能翻盖机U529，售价2399元。这一年，OPPO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能听音乐的滑盖机。

甚至有人这样说过“小米出来之前，随便做个垃圾手机都能卖，现在你做个垃圾试试？”

发布会的二十多天后，小米在网上开放预定，34小时，预订数量达到30万台。小米，一个创业不到两年的公司，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实现了8亿元的销售额。

对于小米取得的成绩，华为余承东曾经公开表示：“祝贺小米，祝贺雷军。从小米1开始我就看好其商业模式，我们当时荣耀1工艺和质量领先情况下，也没敢迈出走互联网销售的步子，内部反对声音和制约因素很多。”

雷军则回复——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产手机。大家一起加油！” 

也是在小米登场的这一年，华为决定放弃FOLLOW运营商做定制机的路子，建立自己的手机品牌。

前华为人曾说过，复制小米的成功，建立了电商品牌和互联网品牌，是华为手机的关键一跳。

2013年，用了不到两年半时间，小米成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2014年，小米营业额超过100亿美金，这基本上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快突破10亿美金和最快突破100亿美金营业额记录的公司。

中国手机市场也开始变了。

智能手机变得便宜了，很多人都买得起了。

国产手机甩掉了山寨的骂名，有了很多专利。

手机不再是黑盒子。它变得透明，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各家手机厂商上一款新手机，都开始把自己的配置，一一解剖出来给用户看。

某个层面上来说，小米让国产手机商发现，原来不靠山寨机也是可以的，原来我们也能做出好手机，然后手机竟然可以这样卖，利润压得这么低竟然也能赚得到钱。

小米让国人发现，国产手机也可以是好手机，千元机也可以是高性价比的手机。

雷军谈过小米手机的初心。“我在初期做小米的时候提到，零广告预算，也几乎是零渠道预算，成本定价，生产材料多少钱就定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硬件研发还必须要做零售。

就是因为这样的高效率，我们迅速挤走了中国所有的山寨机，而且反过来逼着国产手机厂商进步，如果不能改善品质，不能改善效率，不能改善设计���公司就全部被淘汰了。”

他没有夸大。

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智���手机市场前三名，均为外国品牌，市场份额高达80%。酷派是榜单上唯一出现的国产手机，市场份额为6.4%。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十名，除了苹果三星，已经没有国外品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高达56.6%。

小米这枚良币，倒逼手机市场变革。

8

但是，这从来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道长且艰。

不少受益于小米模式的手机厂商，倒打一耙，开始觉得，小米是规则的破坏者。他们质疑，原先智能手机的利润可以轻轻松松大几千，为什么现在得投入这么多成本研发，还赚这么少。

他们不想赚这些辛苦钱，更想躺着数钱。

友商开始集中火力，攻击这个异己，试图把它扼制在摇篮中。每每小米手机出新机，势必会有漫天盖地的黑稿。

后来，在小米note3发布会上，雷军调侃到：

“过去的5年是属于小米的5年，也是手机行业剧变的5年。有人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手机行业成了娱乐业，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没完没了的发布会。

在座所有的记者都感同身受，说这些发布会都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金光闪闪的五个字：“友商是傻逼”，其中首先是小米是傻逼。”

说完，发布会台下的人全笑了。

只有雷军知道，当时过着多么寂寞的日子。举目四望，应声者戚戚，知他者寥寥。

当年祝贺过小米的华为余承东，靠一场“像素级”学习小米，实现了华为荣耀的跳跃。然而不过短短数年时间，换了一副面孔。

余承东发微博称，“一个屌丝品牌，不甘心只做屌丝用户转去做高大上品牌，恐怕是行不通的。不再发烧，更不再有性价比，失去初心，失去自我，屌丝们会用脚投票的。忠言逆耳，善意提醒。”

当年华为学习小米的时候，雷军想的不是利益被瓜分了，而是高兴华为一起加入高性价比好手机的路子，近乎夹道欢迎这位竞争对手。

一旦华为高端手机的利益被“为发烧而生”的小米侵犯，便着急跳脚，指桑骂槐，直接侮辱追求性价比手机的用户为“屌丝”。

枉费这个天真少年，视华为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曾对华为说过一番真心话，说：“我意识到，仅仅靠小米一家公司是无法满足全中国用户对于高性价比好手机的全部需求的。

我向全行业呼吁，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像华为和小米一样，行动起来，把性能做上去，把体验做到精细，把价格降下来，让中国的消费者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轻松地用上高性能的好手机”

这是2014年初他在自己同名公众号里写的一篇文章，名为《单靠小米是不够的》。他还以为自己和华为是一类人，想激动地过去握个手，却被狠狠打了一拳，只能一声不吭地怪自己看走眼。

“屌丝机”“LOW”的言论在不断发酵，一度成为小米的负面标签。

雷军没有想到，自己用尽全力想要做出更便宜的好产品，却成为了小米最大的槽点。他说，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很孤独。

不久之后，华为手机被踢爆闪存硬件，鱼龙混珠。

售价高达4000元的手机，对外宣称使用高性能ufs，实则是质量差的emmc和ufs混用，欺骗消费者。并且试图靠狡辩、抵赖、请水军洗地，甚至拉拢消协背书。

到最后，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在下一代旗舰机的手机里，闪存全部换成了低性能的emmc。无话可说。

小米6的发布会紧接其后，本可以就事论事，来个漂亮反击，但雷军并没有借题发挥，甚至还跳过了闪存介绍。

罗永浩在创办锤子科技时，公开嘲讽小米是“手机期货”、“双卡设计”、“低价位手机”。

在2015年小米出货困难的时期，友商齐呼雷军“耍猴式营销”。

对此，雷军从未回正面反击过。只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解释，供应链跟不上销量，已经在改了，小米从来不做“饥饿营销”。

从始至终，雷军不曾黑过任何一个友商。

最后，他还能真诚的像没受过伤一样，笑着说：

“不管大家议论也罢，还是大家诋毁也罢，经过四五年的腥风血雨，在全体友商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产手机占到了市场的主流，我们整个行业都进步了。”

9

出货困难销量下滑，粉丝倒戈友商攻击。

2015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他极为少见地表现出了脆弱，“说实话，我不OK。过去的一年我们实在过得太不容易”。

对内，雷军在年会上穿着大红色的衣服，拿着麦克风对压力沉重士气低迷的员工安抚道：“2016，开心就好。”

对外，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雷军扛下一切，眼神坚定地笑称：“我都躺在地板上了，没有人能击败我”。

一句看似玩笑话的自白，更像是是他的心里话。

这个意志坚定的男人，从未食言。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产品，是他最大的弥补和反击。

2016年10月25日，小米发布了全面屏手机MIX。

这也是全球首款全面屏手机，比iPhone8的全面屏领先了近一年，一经发布便引起世界关注。并斩获了2017年IDEA设计金奖。

作为是全球三大设计奖项之一，奖项成立的三十七年里，获只有12款手机拿到过该奖项。

哪怕像Apple这样的公司，也只有第一代iPhone获得了这个殊荣。

而这个大胆的全面屏想法，来源于2014年初。

小米工程师凑在一起，觉得手机行业越做越无聊，真是没意思，大家手机做得越来越一样了。

“为什么会一样呢？是因为十年前iPhone定义成这个样子，所以iPhone左右了整个十年手机的设计方向。”

多没劲呀，他们开始想象，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桌子人大声地讨论说也许应该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手机一样，应该是一款透明的玻璃，就是手机的正面应该全部是屏。

突然，谁也没声了。大家觉得，这像白日做梦，有太多技术问题要解决了，这不现实。

雷军想了一会，拍板了——“咱们做一款概念手机，没有时间表，没有预算，我们就是要试一试。”

重重压力之下，熬了2年多，MIX惊艳上线。6.4英寸屏幕，占屏比超过91%。

推出全面屏的，小米是全世界第一个。

由于极大的占屏比，小米MIX没有采用常规的前置听筒、光线感应器。

那怎么打电话呢？小米采用了全陶瓷机身，利用陶瓷导电技术解决听筒问题。

这也是全球首款量产全陶瓷材质手机，对于精密陶瓷在手机上的应用，起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

那怎么解决光感呢？小米运用了超声波技术，顺利实现了光线感应器的功能。

把超声波运用在手机里的，小米也是全球第一个。

如今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跟进了全面屏手机，正如2017年9月1日，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收藏小米MIX宣布的理由：

“小米MIX指明了未来手机设计的方向，就是全面屏。”

可能小米不是第一个想到全面屏的，但却是第一个做出来的。雷军说过，创新要么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么做别人做过但没做成的事。

在他的字典里，几乎没有“ 不可能”三个字。

后来，拿到小米MIX手机的锤子创始人罗永浩说了这样一段话：

“总要有一些有追求、有实力的公司领先走出‘尝试消灭屏幕外的所有正面部分’这一步，向小米致敬。”

对于这个当年以诋毁小米为乐的竞对，雷军回复说，“谢谢！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公开赞扬一个同行，没有胸怀是做不到的！”

随后又发了一条微博，@了罗永浩。

“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共同的梦想：做感动人心的产品，让中国人为自己的产品骄傲！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在雷军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敌人可言，他们共同的名字是“国产手机”。

10

有一种说法是，“小米成功让国产手机厂商开始了向世界顶尖水平的追逐。”

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如约而至。

米note的3D玻璃、小米1nit亮度的暗光屏、MIX2具备的全球频段达226个国家是目前支持频段数最多的手机，以及独立制造屏幕掌握核心技术的小米实验室……

而雷军和小米的贡献，远远不止手机这么简单。

雷军提到，我们的梦想要做价格厚道的产品，要做到世界顶级的品质，还只卖一半以内的价钱。

当他创办小米后，第一次去了美国，走出金山旧机场，他想到的一句话是《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里姜文说的：美国，我来了。

而这次出行，更多的是���种冲击。他发现在美国买东西可能也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无论是质量还是价钱都比中国好很多。

然后飘洋过海到了美国，还只有中国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这很让他很崩溃，也让他想通了很多东西。

雷军说，“中国商业的核心问题是商业效率低下。就是任何一件东西要经过很多层卖到消费者手上，价格都非常高。”

甚至是一种常态，大家在这个怪圈里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雷军觉得不对劲，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就在想，怎么能改变商业效率呢？

“我不认为中国人缺少工匠精神，我也不认为我们缺少创新精神，我更不认为我们不能把东西做好。”对此，雷军坚信不疑。

他要打破，跳出这个烂泥塘。“改善商业效率才有机会改善产品品质”，这是他找到的唯一出口。

冗余渠道，大刀阔斧地砍掉。

把所有的过程最大限度的压缩，压缩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用来做产品研发，做产品本身，然后雷军严格地限制自己的毛利率，“我们希望毛利率越低越好，只有这样这个公司才是长期可持续的一家伟大的公司。”

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搅动市场的鲇鱼，早已钻进入不同的池子里了。

很多行业，活起来了。

拿小米电池来说，三四年前在互联网上买一个充电宝平均均价200块。绝大部分还是用笔记本回收的废旧电池粗制滥造的，甚至有很大的爆炸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飞机对充电宝查得很严，也跟充电宝质量不好、危险很大有关。

小米进军移动电源行业后，推出了10000mAh、全金属工艺、顶级的电芯的超薄电池，最后零售价钱只要69块，行业定价的三分之一。

随后一年时间，小米电池创造了2000万个充电宝的销量，直接登上中国第一，然后顺手拿下世界第一。

再拿小米手环来说，当时国外的手环价格是1400元，充电只能用5天时间，而且一洗澡很容易进水。

小米做出来第一代手环，不充电能够用七八十天时间，而且防水，价钱是国外同行的5%，只需要79元，一下子做到了世界第一。

然后拿小米电视来说。2013年小米杀入智能电视行业，依然是更低的价格，靠谱的质量。短短四年时间，小米电视在9.19促销、6.18促销中，成为京东彩电品类销量第一的同时，取得了天猫彩电品类销量和销售额双第一。不仅如此，小米电视包揽多项尺寸电视的销量第一。

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7年1-7月互联网电视品牌线上整体销量同比下降6.9%。其中，乐视电视同比下降55.5%，酷开同比下降47.1%。

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小米电视逆势上升，电视线上销量同比大涨91.2%。

除此之外，

小米空气净化器销量全球第一。

小米扫地机器人销量全球第四。

小米平衡车销量全球第一。

小米插线板销量千万个。

小米智能插座年销量过亿只。

包括好用便宜的音响，好用便宜的小米电饭，好用便宜的小米滑板车……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这是小米的口号。也是小米，让人们发现，原来科技不是奢侈品，原来好的生活其实不贵。

尽管外界仍然存在着对小米的误解，雷军不做争辩，他只说他们不了解而已：

“对于很多精英阶层来说，卖的这么便宜一定很Low，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变化快。”

更多时候，他仍然像个有梦的孩子：

“我还相信美好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发生的更多一点，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更多人的生活中。”

11

当前，小米拿到手的专利达到4800项，其中一半是国际专利。

仅仅2016年，小米申请的专利就有7071项。专利的审批往往需要两至三年，预计2017年到2020年，小米还将会迎来授权专利的高峰期。

除了供应链，雷军深知，小米要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

而芯片正是手机科技的制高点。差不多指甲盖大小，却几乎是这个星球上集成度最高的元器件，有10亿余个晶体管。

雷军想要拿下这个山头。他问专家，小米能自己研发芯片，有这种可能吗？

“这些专家跟我讲得还是很中肯的，说你要做手机芯片，十亿人民币起跑，只是起跑线，说估计得投个十��美金以上，就准备花十年时间才有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内，小米使用的都是高通的芯片。成也高通，败也高通。曾经因为其处理器的交付问题，小米手机一再无法如期出货，雷军甚至因此背上了“耍猴大师”的恶名。

“不是一投入就有产出，不是今天投后明天就有产出，甚至大后天都没有产出，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投入。”

芯片的研发，很有可能是个无底洞，雷军心里清楚。但是，就算再难，也要有自己的“芯”，不能让自己的命，捏在别人手里。

“2014年10月16号，小米就悄悄开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叫松果电子，甚至连开业庆典都没办。这么一票人像特种部队一样，冲向了手机芯片的迷雾。”

2015年9月24日，芯片第一次拨通电话，这意味着Modem所有相关模块基本调通。

研发人员难掩激动，跑到雷军办公室，想看看他还在不在。

不出所料，这个夜猫子果然还在加班。得知消息的雷军连忙到研发室，屏住呼吸亲自试拨了一下。随后响起的手机铃声就像婴儿初啼，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为人父母的兴奋中，拍手拥抱。

那时，正值凌晨1点43分。

两天后，小米松果芯片第一次点亮屏幕。这代表着第一次流片获成功，也意味着硬件基础研发基本完成。

雷军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心澎湃。”

澎湃S1名字来源于此。

“这不是一个PPT芯片，我们已经量产了。”2017年2月28日，小米自制中高端芯片澎湃S1发布会上，他食指和拇指间捏着一枚极小的芯片，数度哽咽，恳请政府多一点支持。

也是在这一天，小米成为全球仅有的4家，能够独立研发生产手机处理器的手机厂商。其余三家分别是三星、华为和苹果。

曾与求伯君、雷军并称“金山三杰”的王峰，也是蓝港互动创始人评价道：

“我说雷军是我们金山系的骄傲，小米员工回复说也是小米人的骄傲，他同学说雷军是武大的骄傲。

其实，雷军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成就，是个人奋斗者的榜样，是属于时代的，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时代骄傲。”

12

有人问，涉猎如此广泛的小米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雷军给出了答案。

——“我认为小米是一家手机公司，也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更是一家新零售的公司。

小米是一家硬件公司，做手机、做电视，我在创办小米的时候要改变整个中国制造业，改变整个中国对国货的印象，怎么利用中国强劲的制造能力做出世界的顶级作品，来造福于世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办小米的梦想。”

这个想要让世界更好一点的男人，除了徒步骑车，最大的嗜好是滑雪。

他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就翻出滑雪的照片，嘴里开始念叨，上瘾了上瘾了，现在就开始想着滑雪了。

如果你计划偶遇他，北京南山滑雪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人在这里碰到过他，冲着他喊，你是雷军吗。

他转过身来不疾不徐地走到那人跟前，说：“你好，我是雷军。”没等对方晃过神来，他又笑着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他是抽中南海的程序员中，健怡可乐喝得最多的CEO，一天开的会，十个起步。

每天吃盒饭，吃一顿饭只要3分钟，公司开会错过了饭点，他请大伙吃饭，拿出一摞外卖订单，说：“想吃什么自己选。”

还曾经因为忘带门卡，被新到的保安拦在公司外，背着双肩包的他讪笑说：“我姓雷”。保安回他：“姓什么都不管用，有门卡才能进。”

最后让助理送了下来，才得以进去。

2013年，在清华大学学堂，他和刘德华进行现场分享对话，全程紧张得没有换过坐姿。雷军说，面对偶像，我太紧张了。

会后，雷军想找刘德华合影，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后来只请刘德华签了名。到了晚上才拜托同事找记者要了几张现场照片。

雷军特地写了一篇公众号。

“我觉得他相当于中华民族的典型代表，勤奋、上进、不怕失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谦和正直，在两小时内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递给他（米兔）但实在没想到他会单膝下跪来接，那一刹那间，我被深深打动了。

就为人处世、提携后进，我觉得他做得都非常出色。我感受到的是他的好人品和用心。”

他会被刘德华的品质吸引，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是同类人，皆为良币。

不善言辞的木讷理工男，重感情重朋友。炒股赚了60万，全捐给了母校，是武汉大学第一个毕业不到10年，回学校捐款的学生，后来又捐了1亿5000万。

金山上市那年，董事会给他400万股奖励股，在十年前已经价值8000万元，一分没要，全分给了员工。

雷军的第一次男模经历，献给了好哥们陈年。这个容易害羞的人，硬是当了凡客诚品的第一期海报模特。

在凡客滑铁卢时，作为陈年投资人以及朋友，雷军义无反顾为其站台，甚至花了一些时间考察，给了陈年不少供应链、产品的建议。他的微博，有43条提到了陈年，一半以上在夸陈年，一半是为凡客打广告。

成立近8年，小米开了这么多场发布会，雷军穿的几乎是凡客全套——凡客POLO衫、凡客牛仔裤、凡客帆布鞋、凡客长袖白衬衫、凡客短袖蓝衬衫、凡客T恤换着穿。

2017年，雷军祝福凡客十周年。陈年回复“谢谢你一路陪伴18年。”

猎豹创始人傅盛一直记得雷军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一个比你自己认为的要强的人”，那时正值他离开360，被周鸿祎“逼上绝路”。雷军给了一度不自信的他莫大的肯定。

这个知世故而不世故的天真人，不吝付出真情，始终相信真心，甚至仍保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纯粹理想主义。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雷军给自己的一款产品打了广告，也是他在节目中唯一安利的一款，他说“漂亮得一塌糊涂，绝对颠覆你的想象”。

这个1989年出道在商业浑水里摸爬滚打近三十年的人，让助手找来一盒5号彩虹电池，非常自豪地介绍小米生态链公司做的干电池——全碱性的环保电池，可以随便仍，不会污染土地。

他拿着这盒售价仅为9.9元的电池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

尽管当时主持人说出了一句可能所有人都有过的想法——这句话听起来好空。

雷军笑答：

“在今天能有勇气讲这么空的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四五年前手机行业谁用国产机，国产机等于山寨机，对吗。

我们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这样的困难，他们不仅仅是用苹果，你看他们家里的电视，都是索尼三星夏普，同意吗。

这个时候我们去批判消费者，是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问题出在产业界，出在我们自己没做好。我再办小米不是为了成就感，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怎么怎么着。也不是为了满足什么虚荣心。

我就是想干一件我喜欢的事，我希望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帮助。”

这八年来，他带着小米不疾不徐地走到舞台中间，说了一句，“你好，我是雷军。”

让中国人听到了他的声音，让世界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让所有人知道，中国也有良币。

参考资料：

[1]《雷军，何以留名？》，刘韧，1997年

[2]《小米1发布会演讲实录》，雷军，2010年

[3]《雷军40岁低潮岁月》，雷晓宇，2011年

[4]《杨澜访谈录 雷军站在风口上》，雷军，2014年

[5]《雷军豹变》，吴达，2014年

[6]《CCTV2 遇见大咖》，雷军，2015年

[7]《红米Note3发布会演讲实录 我所有的向往》，雷军，2015年

[8]《雷军耶鲁北京中心演讲实录》，雷军，2017年

[9]《小米松果芯片发布会演讲实录》，雷军，2017年

来源：猎云网

作者：林红瑜

版权：本文由猎云网授权刘韧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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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菲做客服，来看看台湾人如何回答的！

想来菲做客服，来看看台湾人如何回答的！

发表时间:3天前 作者:博牛用户 更多文章

这篇是给还没有来菲律宾的朋友，及正在寻找类似菲律宾的海外工作，或者还在考虑中的朋友，跟正要前往菲律宾工作的同胞们最常发问的问题。其实大家对于菲律宾都有很多刻板印象，像是治安、政治、坏人多不多等等之类的问题，我想就算是在美国或是欧洲一些先进国家都是一样的阿，话说我曾经在美国LA逛OUTLET时候就被扒走一隻哀凤，去法国巴黎时在光天化日之下差点被吉普赛人拦下包围要钱，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奇奇怪怪的经验。你们说说看，出门在外哪裡是安全的呢?相对于菲律宾我已经觉得很安心了，虽然说还是有不安全的因素在，但是还是老话一句，出门在外千万要格外的小心。

这篇集合许多网友最疑惑的问题，下次就不能再问我了喔(挖鼻ing)

P.S.因为应徵的是客服人员，有些问题都是以客服人员切入，其他职位的也大同小异，可以参考看看。

Q:你有没有听过XXXX公司，这家好不好啊?

虽然当下觉得我又不是1999市民热线，但是还是乖乖地回答你们：『我不知道!(XD)』。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最爱问这一题，因为网路上类似的文章实在太少太少太少。在来之前也搜寻过一些类似文章，但不是年代久远不可考，不然就是格主已经人间蒸发，留下数百个问号让人一头雾水，当时来时候也是超级恐惧，带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玻璃心。到底去的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还是一家空头公司等等之类的。所以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一题是许多人询问度最高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透过合法的仲介公司，因为只要仲介公司有成功介绍人过去，博彩业者都会付一笔介绍费给仲介公司，应徵者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尽量选择像数字网的人力公司，因为这些人力公司都是属于台湾合法的海外人力资源公司，而人力公司都是与菲律宾当地的博彩公司有合作关係，所以透过合法的人力公司介绍的工作是诈骗公司的机率几乎不太大。还有经由已经在菲律宾从事博彩行业的朋友介绍，一来可能朋友还可以赚介绍费，二来与朋友同公司还可以彼此互相有照应，至于待遇好不好就要看雇主开给你的条件满不满意，如果满意的话，白纸黑字可以签一签就出发了。

Q:大概的薪资是多少啊?待遇多好?(以客服人员为例)

最近收到很多朋友的讯息，裡面都是博彩公司开出的条件，平均都至少有5万以上。有些薪水开到6~8万台币甚至号称年薪百万，有些薪水开的很低大概3~5万，但是通常这都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当我去慢慢了解过后，发现为��么有些公司可以开到6~8万甚至更高的时候，爹妞发现这种公司的工时都很长，或者休假很少，而且还有不包餐食，部分住宿环境是叁人一间或者更多，相较之下3~5万的公司虽然薪水少，但是工时做5休2，上班8个小时含1小时吃饭时间，叁餐补贴，这些都是帐面上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这种细细条条的文字游戏就要特别看清楚，建议仔细询问人力公司或者发信到当地的博彩公司的人资部门问个清楚最好。因为这边博彩行业实在太多，每家公司福利条件，甚至同家公司的薪资结构完全都不是一样的。话说我的公司试用期才不到30k(哭)。

以下的讯息很重要，在你们来之前，不晓得待遇好不好，可以检视以下合约内有没有提到。

1.薪资架构(试用期、转正期)>>>试用期长度，多久转正。2.薪资条件(是否在满意範围，有无包含绩效与红利)3.工作时间(几个小时，有无吃饭时间，有无周休)4.轮班状况(多久轮一次大夜，是否有大夜补助)5.餐食(是否有包餐，没有包餐是否有补助)6.员工福利(叁节礼金、年终、年假、一年回国两次免费含机票、员工旅游...等)7.住宿环境(几人一间、外宿是否有住宿补贴)8.升迁制度(是否容易升迁成管理阶层)9.公司额外福利(医疗保险，社团补助,,,等。这个可能要进公司才知道)10.签证状况(一开始拿旅游签之后多久可以拿到工签，有些可能转正后才办理)

Q:去的话是拿旅游签还是工签?

有些人会说为什么公司要我去那边工作，一开始没有帮我办工作签证，而是叫我自己去办旅游签证，这样我不就成了非法劳工了吗?亲爱的朋友们，不是你的雇主不想帮你办工作签证，而是菲律宾是个出了名的效率慢的国家，而且工作签证的费用不低，一个公司在你还没满试用期的时候，都不会主动帮你办工作签证的，除非你的雇主认为你已经达到他的标準，才会提前帮你办工作签证，几乎大家都是拿一个月的旅游签过去的，或者在办理延签，到当地在申请报销。而且工作签证的办理时间也需要2~3个月的时间，像是博彩行业的人大部分都是拿CEZA的工作签证，这是属于专门给博彩行业的工作签证，也是菲律宾最新政策下所发放的工作签证。所以大部分博彩行业都是使用CEZA的办理流程去给新来的线上博彩客服人员办理，在菲律宾的工作签证，不像是普通的签证，可以说给就给的。而这些政府也解释了，是为了保障当地人的工作权益....BLABLA的屁话。

Q:去那边只要带短袖就够了吗?

请你们千万记得带长袖的，薄外套也可以带。有些公司是有规定上班时间是要穿西装，女生就是穿的像是OL套装那样。所以具体可以问一下HR的负责人，因为我也以为菲律宾是个热带国家，什么长袖衣服都没带，以为自己要去度假一样，带了许多短袖的衣服还有背心(晕)。结果等到进了办公室，完全被冷风吹假的，看着同事们都有备而来，不是毛衣就是长袖外套，心裡想着难道他们走出办公室以后不热吗?但是公司的办公室可是每天都冷风阵阵，感觉冷气是完全24小时开不用钱的。还跑去Uniqlo买了一件长袖外套，不然快要被冷死了。

Q:马尼拉附近有什么好玩的阿?

在马尼拉部分的朋友都是属于逛街派的居多，因为马尼拉是属于菲律宾的首都，到处都是百货公司或者卖场，所以生活机能相当的不错，常常同事们都是一拿到薪水就跑去促进当地经济了。或者喜欢当地文化风情的朋友也可以去西班牙王城区，喜欢赌博这边也有五星级赌场。喜欢运动的马尼拉也有场地可以租借。而且偷偷告诉你们，在Makati还有红灯区喔，如果孤单寂寞觉得冷的男生朋友，可以偷偷私下揪我(误)。如果喜欢去海边的人，就需要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沙滩。马尼拉没有台北那么便利与发达，不过大多数的东西你想的到的地方这边都有(除了UBIKE没有以外)。

Q:薪水是发披索还是台币?

看到有些朋友家的博彩公司是发披索，或是发人民币跟美金。像是我们的公司就是薪水的75%是发美金，剩下的25%就是发披索。完全够用，美金还可以拿来保值。而且公司也可以帮你办当地的银行卡，可以直接帮你把薪资匯进去，让你钱不会露白。基本上爹妞光是公司发的披索用不完，美金简直可以拿来存着慢慢拿利息，或者趁匯率好的时间匯回台湾去，因为披索换台币的匯差还蛮高的，除非私底下找黑市换，而美金基本上都蛮固定的。

大概大家关心的就不外乎是钱，待遇不好的话，也没人想要远离异乡，除非你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恋(羞)，应徵者也要多多注意自己签的合约内容，而不要被雇主的一些花言巧语的内容给骗去，等到真正到了菲律宾的时候就开始后悔，因为等到你后悔，可能签证费与机票费都要自己解决，还没开始存到钱，就要先缴学费给别人。大部分的公司都提到海外工作的好处

●增加国际视野、在国际化的国家，对于未来英文会话能力将有所增进，更能结交多国的朋友与伙伴●邻近许多国际观光景点，长滩岛或者宿雾等邻近岛屿与名胜景点●公司包办住宿/伙食，存钱机会多多●拥有在海外工作经验，可以帮助回台湾后，求职将会更容易，成为未来寻找好工作的跳板

但是在来之前，真的要问一下你自己，你準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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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不好，不想題目

一個失敗的拉郎。你以為我是在寫新深嗎？不，我還是在寫港深。那麼我為什麼要寫？因為阿深被虐得太慘了，我找了個人愛他。 我不像個港深作者，我像個NTR作者，雖然這篇文我覺得又NTR又瑪麗蘇，可以說是失敗的安利了。如果我在你們心裡形象還好，就不要看的太認真了，給我留點面子⋯⋯ 从回转行李里把自己的箱子拉出来，我健步如飞的拖着走出机场，将手机取消飞航模式，飞速给某个人发了一条短信，然后决绝的关机拿出另一台，打通了某个本地电话。 但我才把手机放在耳边没几秒，手就被另一只手包裹住，将手机放了下来。 新加坡站在我身后，没有松开握着我的手，用另一只手举起他正在震动的手机。 “Welcome to Singapore.”他笑着说。 “累吗？”他拖着我的行李箱带着我前往车停放的地方。 “太累了，四个小时。”我伸展四肢，“不过比上次好多了，上次腿根本就是曲着的。” “虎航？那确实是。”他甚至停下来等了我一会。“廉价航空的通病。” “主要是虎航能挑的时间多啊，上次直接就是说走就走。”我回头看了看航站楼内部，遗憾的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刚才路过的那个游泳池？” “你每次都是两天不到就回去了，哪里有时间啊。”他无奈的看了我一眼。“再说了，你不是已经去了天际泳池了吗？” “这能一样吗？”我认真的纠正他，“你说说这两个游泳池有什么共同点？” “我说不过你。”新加坡笑着摆摆手。“知道我意思还闹。” 我笑着搂过他的肩。这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当了我三十年顾问，算一算相聚的机会真是少得可怜，他却总是很清楚我的德性。尤其是我们在认识了二十几年后才成为了能在一切碰面的场合里约出来吃饭的朋友，二十几年前的我还是没有去跟他插科打诨的勇气，但他却总是会找空过来看我。 我上次跑来他这里就是因为心情不好说来就来，他接我电话时还在办公室工作，也是马上就赶来机场接我，听我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堆烦恼，没有任何怨言。 “你这次过来是过愚人节？”他把行李箱放在后备箱，比了优雅的动作送我上副驾驶座。 “跟你是真心的过来玩，跟某人是在过愚人节。”我说。“我两个大领导都走啦，跑来散心。” 他拉好安全带，抬抬眉毛：“你该不会⋯⋯” 我笑嘻嘻的把刚落地时发的短信给他看。 “怪不得。”新加坡挑起眉毛，“他今天在群组里语气非常不友善喔。” “你说他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在你这？”我笑着举起手中关机的手机。 “明早。”他笑着发动车子。 “你太不了解他了，我赌后天早上。”我扣好安全带说。 他摇摇手指：“从他今天在群组的少话程度来讲，他可能已经发现你人不见了。” “怎么可能？”我不相信，“我下了飞机才给他发的短信，深圳航空过来的。” “嗯？？”新加坡吃了一惊，“你刚才才告诉他的？” “对啊。” 他把手机丢给我：“刚才他们群组里开愚人节玩笑，就他没回。” “嗯？？”浏览了一下他们这帮大佬云集的群组发言，港的确是从中午开始就没有再回话，连伦敦喊他都没有回答。“邪门了？？” 趁着红灯我跟新加坡面面相觑。 权衡五秒后，我做出了决定：“不管了，他没那么在乎我。” 他挑挑眉毛做出一个表情，对我的发言有些异议。 “行啦，你不要老是给我和他搭线。”我扭过头不看他，看窗外的风景。 新加坡也是从一开始就跟我说要好好珍惜港的人，从我出生没几年被上司带过来视察的时候开始，每次见面他都会再三提醒我与香港地缘关系的珍贵。 “一个地方最需要的便是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法律条文。香港优秀高校云集的优势，和他摸爬滚打多年的优秀法治经验是世界难得的。”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教训我。 “说得好听，我有什么优势能让在那进修的人来到我这里？”我问他。 “他的生活成本太高，而且前路受到一定险阻，但一个城市的出路远远不止钱捞钱。未来才是最值钱的，而你是内地出路最大的平台之一，明白我的意思吗？” 现在的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收好手机，似笑非笑的眼睛望着我说：“你真的觉得他不会找你吗？” 我回过神，实话实说：“我确实在期待，但我觉得不可能。我是来找你玩的好不好，不要老是提他了。” “好——。”他的语气根本就是哄我。“去哪啊亲爱的。” “不知道。”我往座位上一躺。“我现在是任你拐卖的状态，反正我去过的地方都是你陪着的。” “让我想想。” 我闭着眼睛回忆前几次来到这里时他陪着我观光的地方。我是很喜欢看大俗大美的，所以我第一次去的就是摩天轮，还去看了鱼尾狮。其余几次都是在被新加坡带着散步或者吃饭，住也是住了他家的客房，恐怕全新加坡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他公寓了。 “我要真的拐了你你会生气吗？”他冷不丁问我。 我正闭目养神，被这句吓的心脏一紧，好像漏跳了一拍。 新加坡这个人，如果认真的问你一件事，那他就真的是打算这么做了。 当然我嘴上是从不认输的：“肯定不会啊，能把我拐到清明假期结束他们还找不到我人就算你厉害。” 我新上司是谁我都还不知道呢。我只知道实干的马哥走了，我很失落，现在连九年感情的许哥都调走了，我就更失落了。 几秒后，他说：“好啊。” 他竟然是认真的。 然后他把一块被体温捂热的铁块放在我手上：“你监督我不要告诉香港你在哪。” 我睁开眼睛探向他：“果然上次是你告诉他的！” “本来他⋯⋯算了，不是不说他吗？”新加坡狡黠的一笑。“不告诉你了。” “哇你这个人，”我晃着他的手机，“手机解锁密码不告诉我就算了，事情讲一半了也不接着说。” “手机解锁密码是我的生日。”他顾着开车看都没看我一眼：“自己想，想到了随便你用。” “呵！”我大笑一声，“阿星你这个就太小瞧我了。同样是数着年过生日的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说着我划动屏幕，输入0809解锁，得意洋洋的给他看：“我还知道你用独立日算大我���四岁，用殖民史算今年198岁。” 比港大了足足21岁。我在心里补充一句。 “你怎么会记得这些？”他惊喜的回头看了我好几眼。 “哼哼。” 我总不能告诉你是因为我最近捞了一本比较你和港的书看，顺便就记住了吧？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腹诽。 新加坡思考了一会，“你是不是最近看了跟我有关的书？” 中了？！ 我僵在原地。 “哈哈哈，我太了解你了。”新加坡又笑了，我很怀疑他天天这样笑会不会总有一天面部肌肉抽搐。 “这⋯⋯这是准备去哪啊？”我尴尬的扯开话题。 “牛车水，用了一个早上搭飞机，你不饿吗？”新加坡说，“我都饿了。” “也是⋯⋯”我重新躺回靠背上。 又是震动声，我垂眼看着手心里不断震动的他的手机。 他瞥了我一眼，说：“你不用介意这个。我跟他们说了我今天有约。” “真的不会耽误你事？” 我知道只有我对于请假翘班合情合理，不把工作当天，跟他们这类工作狂是完全不一样的，何况越是优秀的城市越重视工作。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比较任性的，或许也是不如他们的原因。 “没事，我昨晚稍微熬了一会，赶完了公文。” “���夜是家常便饭啦，不要这种表情。”他又补充。 “好好。”我应下他。“天哪阿星，你未来的另一半是要多幸福啊。你应该天天跳520舞逗他开心吧。” “哈哈哈哈哈，”新加坡爽朗的笑了，“你会吗？” “我会啊，”我坐起来，“我好喜欢那个舞，好蠢啊哈哈哈哈！不过还没在别人面前跳过。” “真的？” “真的。你呢？” “我也没有啊。” “我等下下车要看。” “拒绝。”他大笑着差点握不住方向盘。 “所以你现在是无主状态？” “对的。” “这就又换人了。”他无奈地摇摇头，吃他的那份。 “是啊。”我郁闷的放下刀叉。“可以说是有连累的成份在。” “之前的那件事？风声可大了，很多人在听到这件事前还不会念你名字。”他说。 “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先前规划的时候忽略掉了一件事，结果频繁的易任直接忘掉了，然后石头越滚越大。” “一开始就没有好好规划。”他很直接的说。“而且缺乏监管。你是一个特大城市，不要犯这种基本的错误。” “我明白。我闹了个大笑话。”我也没什么吃饭的心情了。 说失望是绝对的，我在这次事件中体验到的更是自身对我的否定。一场绝不该发生的人祸夺走了两百多人的性命，任凭我再怎么去挽救也无济于事，甚至连搜救也只是让更多的人憔悴疲惫，加班加点而一无所获。 鞠躬道歉有什么用？关心慰问有什么用？ 回不来的就是回不来了，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我都要背负着这个罪名生活下去。 他拍拍我的肩：“但是你换个方面想，两位领导的结果都是升迁，证明他们有这个能力，换了个地方而已。” “不可能会有这么简单的，阿星。”我说。 “确实不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么简单，但这是一个角度——与其闷闷不乐，不如多长点教训。”他说，“你现在还敢把生产安全放之不管吗？该扭送的人都扭送了吧？跟以前的你比这就是很大的教训了。” “我懂你的意思。”我抬头朝他笑了笑。“但是阿星，前有清水河爆炸，后有光明滑坡，这些事件的性质很相似，而且代价是弱势群体的生命。” “因为你太容易忘了。”他说，“这些事情实际上没有在你身上留下疤痕，当事件再次发生你才会重新回想。因为你身边人来人往，过去不会绊住你，所以你不摔交就不会发现它。” “我知道。很多人都骂我⋯⋯我努力的听进去了。” 他沉默一会，问我：“他没有安慰你？” “有个鬼，他最看不起我这点了。”我扯扯嘴角。“他骂了我影响到了他的供气，不过陪我在工地过了圣诞节。” “16年的圣诞节呢？” “各自过的。”我说。“我觉得跟他相处特别累。” 挠挠脑袋，我补上一句：“我自己把我自己折腾得特别累。” 单恋的人总觉只要自己能爱下去就会有奇迹，骗自己爱能克服一切，但也事与愿违天天不断在上演。或许爱真的不是一厢情愿能够做到的，或许你的爱只会带来麻烦。折腾了半天，只是感动了自己而已。 他在对面谈谈的笑，没有接我的话。 我知道他一定是想说我又在感动自己了，但他最后还是没说什么，问我：“我们不吃了，去唱K吧？”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他说，“本来你是来玩的，提起工作确实是我没注意，现在让你心情也不好了。” “还好。”两个单身男人根本无法避免聊工作，不然就只能聊车和游戏了。“我倒是觉得我太情绪化了。” “挺好的，”他摆出老家长的姿势，“方便我顾及你的心情。” “我就小你14岁，你一副要当我爸的架势。”我抗议。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反正我不觉得自己委屈。”他笑着起身，“你别管我。” “行——。”我也摆出了哄女朋友的口气。“你要这么努力证明你毛病比我多，我是很欢迎的。” 他留着扬起的嘴角结帐去了。 所以说人生中总是不能缺少一个树洞的。我拿起树洞先生的手机，朝着树洞先生帅气的背影拍了张照，却惊讶的发现他相册里有一张今天的照片，是我在机场找他的时候偷拍的我，而且角度刁钻像素清晰。 老惯犯！ 幸好我早日发现，看来比偷拍是拍不过他了。 我看了看自己手机里几百张某人的照片，想删除，但还是没下手。这个备用手机可以说是我的偷拍发黑照专用机，只可惜我这次真的不想重操旧业，只想让它在异地返朴归真。 歌怎么唱来着？ “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 投降？ 不提他几天我会死吗？ 我收起情绪，拿好东西去了门口等新加坡。 “不行，真的不能去。” 被他半劝半命令的回了家，我踢掉鞋把外套丢沙发上，径直往客房床上一躺，指着这个没有夜生活的人嚷嚷：“你这样过日子一点也不堕落，戈⋯⋯呸，某人还曾经十二点喝醉酒找我打电话呢！” “你都说是堕落了，天天这么堕落，过来我这消停消停不行吗。”新加坡任劳任怨的摆正鞋子。“不要天天蒲，虽然酒吧不算open area，但我拐的你，不准你喝。” “好。”本来我也只是闹一下。我郁闷的滑动手机屏幕：“那阿星你晚上十点后都在干嘛。” “跟你一样，平常的十点应该还没出办公楼。”他去厨房拿了两瓶饮料放在床头，顺便把我的外套捞回来，和他自己的外套一起放好。 “我一般出门的时候都听到末班车已开出的通知。”我说。 “我也是啊。”他也学我直接往床上一躺，伸手去够饮料，明明还差一段距离却不起身。 我懒得动，仰头看着他这滑稽的动作，在旁边笑他：“躺都躺下来了，怎么可能拿得到手伸不到的东西？别挣扎了，没水喝。” “就你有经验。”他收回手敲了一下我的头。 我们就有如前几次那样，聊着一些有的没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还是比较相似，而且都是把自己归类为年轻人的人，林林总总聊了不少，以至于他和我相继打了大大的哈欠，证明我们确实是累了。 “阿星。”沉默了几秒后，我再次开口。 “嗯？” “你觉得我是一个多情的人吗？” 这么一问似乎把他给问清醒了，靠着被单撑起头问我：“怎么了？” “嗯⋯⋯”我举着自己的手机来回翻动。“很多人我都会直接说喜欢他们。他们就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敢说喜欢，喜欢的太多，就会觉得分量不够。” “你看，”我指向他，“你人多好多优秀，对我也好，我就也想多关心你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所认为的喜欢。” 他的眼睛里倒映着落地窗外的霓虹，轻轻勾起嘴角。 “因为是关心，所以就去看跟我有关的书，记我的生日？” “嗯。”我又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嘿嘿了几声，“记住了生日，就可以准时送上祝福，记住了岁数，就会提醒自己你经历过多少风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感，这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他伸出手随意的搭上刚才指着他的手，接着听我讲。 我转转眼睛，补充了一下我想说的意思：“我目前通讯录里的人，最温柔的是你，全球前列之一的也是你。我想变得强大，觉得强大才能真正去守住在乎的东西，所以强大应该是决然的，为了保护自己而去审时度势，不讲情面，不为原则做让步。” 就像某人一样。 “但是你告诉我强大也可以很温柔。我们那么多年的网友，”听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就算不是网友的时候，84年，也是你特意跟着伯伯来支持鼓励我，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虽然很少能找到机会见面，交流却一直没有断掉。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其实也没什么交情吧，可是你却一直在当我的规划顾问，也是你一直在支持我。” “我只是觉得，强大的人不一定温柔，但是很温柔的人一定是强大的。阿星你是我认识的，最温柔的人。” “所以我在想，⋯⋯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你一样温柔呢？” 我自言自语地说。 “阿深。” 他唤我的名字，没有笑，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温柔的人，不过所谓的温柔，就是好好关注对方吧。能好好关注对方，就说明这个人很强大。” 他一字一句的说：“但我不轻易对一个人温柔。” 当我的理智不经我感情波动而率先提出一个论点的时候，新加坡又笑了起来，重新仰躺回了床上。 他用手轻轻盖上我的眼睛：“你困了吗？我有点想睡觉了。” “⋯⋯嗯。” 像我这种人来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置身于这种舒服的环境，再被信赖多于防备的人下了一些暗示，聒噪的兴奋就很快会被倦意压下。 在我身旁的人是一个让我安心的人，三十多年来我们甚少相约，但一直把对方放在心里，没有利益冲突，也非萍水之交，���给予了我不可或缺的教导，我城市所见之处都有他的借鉴。 不着痕迹的转移话题和替换对话气氛是他的长项，他总会在对话陷入僵局时恰到好处的打圆场，但放在现在的气氛中，我却感到了一阵不安。 “阿星。”我迷迷糊糊地叫他。 我听见了头发和被单摩擦的声音，他还搭着我的手，指尖微微动了一下，没有回我。 “我们早点睡，明早起来去滨海湾博物馆吧？” 过了一会，他说。 算了吧。 谁都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对某地的眷恋，对某物的执着，对某人的不舍。 我经历尚浅，悟不出被多少人宠爱，也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知分寸。如果温婉如新加坡都不愿意去诉说，也证明我还不够格去亲听。 就算与我有关，也不该去戳破这层界线。 我按耐着好奇让自己闭上了嘴。 可是我最后还是问他：“所以我真的是吗？” 过了好久，久到我是真的快要睡着了，他说：“你的喜欢和好感很广泛，可是你的心里沈甸甸的都是李香江啊。” 早上我是被电话吵醒的。 当然不是我的手机，我现在用的卡是我特意买好的新加坡本地号码，除了新加坡没人知道。是新加坡的手机，他交给我我却没有关机睡觉，因为我们都毫无形象的维持着昨晚聊天的姿势睡死了过去。 我迷迷糊糊的摸到手机，丢到了他身上。 他也是神智不清的接了起来，虽然说话的口气不至于暴露根本没起床的事实，“Hello？” 然后我就在旁边的这个位置捕捉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深圳在你身边吗？” 他用英语问新加坡。 新加坡竟然在两秒内接上了：“Sorry what？” 于是我得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并且也是反覆被验证的一个人生经验：反应快并懂得说话的艺术非常重要。 那边明显也是老油条了，单刀直入的说：“你告诉他，我需要他解释为什么留了一句『可以了』就人间蒸发。” 新加坡却口齿清晰的回覆了他，“April fool's day,man.Why you so serious?” 他在故意惹港生气。港一般只有在对他不满的时候才会用英语跟他说话，他们之间若是想要沟通一定会转到中文频道。而在港劈哩啪啦讲了一堆港普之后新加坡还是这么轻飘飘的回他一套坡式英语，那就是新加坡故意的了。 这对闺蜜在搞什么？？不要老是让我产生一种被拍卖的感觉好不好。 你们两位爷们是谁敢先说永远的爱我？？ ⋯⋯差点就唱起来了。我敲敲脑袋。 那边香港的脾气似乎到了极限了，声音都压低了很多，我脑袋里不合时宜的想出了他气鼓鼓的样子：“愚人节过了。” “他不在我这。”新加坡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说。 这个心态实在是稳，我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他又抢先说：“『可以了』是你家Eason的一首歌，在生气之前你清楚他多喜欢Eason吗？” 香港直接跳过了这个问题：“他真的不在？” “不在。需要我帮忙吗？”他习惯性展开一个友好的微笑，可惜从我的视角看这已经是偷笑了。 “不需要。Bye.”说着香港就挂了电话。 新加坡放下手机，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以为你会跟他说，『深圳在我这，拿你的诚意过来』之类的话。”因为是刚动嗓子，我还笑得迷迷糊糊的。 他倒是被这么一下子弄得很清醒：“下次早点提供台词。” “OK.”我轻易的跟他达成了共识。“我饿了，你提不提供早餐？” “直接去中心区吧，”他起身，“我们昨天怎么做到直接睡着的？我要去洗澡。” “那我等你洗完再洗。”我还躺在床上挥手。 他马上坐回床上：“你先吧。” 我先就我先。我起身把行李箱打开找衣服，他也没动窝，在一旁看着，准备接下来指挥我如何使用浴室。 我把仅有的衣服拿出来大概配了一下，他突然叫住我：“你前晚是不是跟香港睡的？” “是啊。” 我有什么破绽吗？我回头望向房间里我的各种东西。 他无奈的指指行李箱里其中一件衣服：“这件衣服不是他的吗？” 然后他终于反应过来了，笑的差点摊在床上。 靠。 我也在一旁又气又笑：“你怎么会记得他穿过什么衣服，你是不是喜欢他？” 他还在笑：“这件衣服是你买给他的吧？这一看就不是他能买的衣服啊。” “是啊，这明显就是我的品味。不然我怎么会弄错了把他的尺码装进箱。”我蹲下来把那件误拿的衣服翻出来，自叹身败名裂。早上起得太早我蒙着的，直接抓了就走，怎么搞的我现在有种被新加坡捉奸在床的感觉。 “你太过分了。”他笑个没完，起身把我往浴室推，“八点半的飞机，你几点从床上下来的？怪不得他气成这样！” “六点半。”我苦笑着的关上浴室门。 他在门外一路笑着离开：“我说你昨晚怎么睡的这么熟，跟什么一样。我走了一圈喝水都没吵醒你。” 我动作停了下来，昨晚临睡前思考的东西又回到了脑袋里。 你喝完水为什么不回自己房间里？？ 打住打住。我敲敲脑袋。 我身旁的人很多，阿星这个等级的就他一个。我要是想多了，什么都能想到别的，这朋友还当不当了？ 生活中是没有这么多爱的。生活精彩富有张力，但爱可不是说给就给。一个喜欢背后是多少次心痛难受，但一份冷漠不会在意任何态度温存，放凉可比捂热简单了一千倍，甚至连一个动作都不需要，一个眼神泄露出的冰度就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互相取暖是美好的事情，那也要有个人愿意伸出手抱抱你啊。 洗完澡我擦着头发出来，看着洗手间门口放着的手机，叹了口气。 听了我想坐地铁的建议，新加坡带着我坐地铁去了滨海艺术中心。 怕我们相互找不到，我把我的手机交给他：“这台是我的备用机，通讯录什么的都有。如果你要接电话之类的可以现在弄个呼叫转移。” “没事。”他拿过手机，“如果来电话不用接，碰面的时候告诉我就行了。” 我比了个ok的手势，跟他一起走进展馆。 今天有三个小展会，分布在不同层，我们约好在Esplanade Concourse的No Room to Enter展口见面，就各自沉迷去了。 我看展向来看得慢，基本都是没什么兴趣的很快过去，有感觉的画就盯着发呆不想挪步子。在三楼恋恋不舍的看了半天，兜了两三圈的新加坡还专门过来笑我，最后我们说好让他先去找餐馆定位置，我再发一会呆。 我看着一副画，画上所有的艺术人物用色彩化成细水长流，延伸到平面远方。我似乎想了不少东西，一些朦胧的记忆在眼前划过，在思绪中散落成星星点点，但我似乎无力去触碰这些感触。 但有一个感触我在放空中迅速地捕捉到了，我的身体猛地不被人所见的一颤，所有的防备在我的皮肤上策马舞集，每个细胞在大叫着唤醒涣散的思绪，肌肉绷紧到近乎窒息。 香港站在我旁边。 我一动不动，他也一动不动。 我感觉自己快要停止呼吸了，制止自己的眼神往他的方向望去，在降伏内心的兵荒马乱后，我转身准备从另一个方向走。 他抓住了我。 我准备挣脱他，他抓得更紧，质问我：“你干嘛躲着我？” 展馆里啊你个疯子！痴左线阿？！ 我挣脱不开，索性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借他抓着我反把他往外面带。 刚才我怎么就跟新加坡说好了让他先去定位，现在我一个人要怎么解决眼前这个内心已经是刀山火海的初恋对象？ 没画看了！我烦躁的踏出了展馆。 “你怎么过来了？”找到一个角落，我尽量内心平和实则相当不耐烦的问他。 “我来找你啊。”他皱起了眉头，我好像是头一次从他脸上看到这么丰富的表情。“什么叫可以了？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 他始终抓着我没放手，在新加坡炎热的天气里，我的胳膊上已经附上了一层细细的汗。 “我去哪为什么要跟你报备？”我讥讽他，“我就发三个字，不是我爱你不是我恨你不是喊救命不是你傻逼，你激动什么？”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发可以了？我看不懂。”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表情，我似乎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情绪波动，对与他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 “愚人节快乐。”我淡淡的说。“可以放开我了吗？” 他压根就不打算放过这个好不容易的审问机会：“那你为什么要跑过来，还换了电话？” “我乐意跟阿星在一块，行不行？”我是故意这么说给他听的了。“我的三天清明假，再请一天，新加坡三晚四日游。” 他的眼神闪烁，蕴藏了很多复杂的情绪，和他平常过于自我的冷漠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更像一个委屈的刺猬。 但刺猬还是有刺的，他又没拔掉。 缓慢的眨眼后他已经平静了很多，另一只手滑动手机，“阿星呢？我要问他。” 别打傻逼。我差点脱口而出。 然后我的口袋震动了起来。 靠。 逼得一个文明城市的代表成天爆粗，要是下次审查丢了这个称号我找你赔钱。 在他心里的大火山爆发之前，我用了这辈子对他最狠的力度甩开了他的手。 我看着他的眼睛：“李香江，你倒是说说你干嘛要过来，过来了之后又只抓着我不理你不放，我爱去哪去哪给你发什么是我的自由。我压根就不知道你在激动个什么，发完一条短信我自己都忘了，说了是个愚人节玩笑，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但是我在乎你究竟在想什么。”他再次抓住了我的手。“你知不知道这样丢下一段话就走会让人多担心？” 你_你有劲没处使啊！ 我脸色一变，他赶紧减轻了力度。 “你有完没完。”我终于准备发火了，“你在乎，你在乎个鬼，你在乎的是有没有感动自己吧！我收回，你当我什么都没讲，还有什么话现在给老子说清楚，说完老子去找新加坡约会去了。” 我不知道我这段话是能多伤人，但至少我面前这个人明显僵了一下。他那多事的浏海遮住了他情绪的出口，他抿紧嘴唇，也在努力的让他自己平静下来。 “我不想跟你只是朋友。” 他似乎有很多想说，但最后只说出了这一句。 我冷笑：“很巧，我连朋友都不想跟你当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强压着心里逐渐覆盖上的寒冷和喉咙被绞紧的难受，打算离开这个场景逃到天涯海角。只要能够离他越远，能让我找个地方让自己在一个无人知道的角落，舔一舔自己因为一时激动而裂开的伤口。 我突然之间就想狠狠的嘲笑那个下了飞机心血来潮想要跟对方开一个玩笑的自己，这并不是我故意去安排的相反的谎话，而是我心里呐喊了几百遍却无法说出的想法。我借着这个节日耍了任性，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整个滨海艺术中心的光芒都寒冷了起来。 电话响了起来，这次是新加坡的。 “你到了吗？”他的声音还是这么柔和不失力度，旁边有着小小的嘈杂声，看来他找到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 我咽了一下嗓子开口，但还是藏不住一点哽咽：“阿星，你现在在哪？” “怎么了？”他的声音变了，“我去找你吧。” “没事。”我极力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分了个手而已。” 我开了个玩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嘲讽自己本就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现在满满的情绪却是活该的委屈。 我又把自己感动了，而且香港配合我演了一出完美的舞台戏，真情真意让人潸然泪下。直到完结的幕布被现实狙击碎裂，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折磨我的人是我自己。 “吃饭去。”我拍拍前来找我的新加坡的背，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情。 但是再怎么调整也没有用，在第三次深呼吸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思绪已经支离破碎了。 等待餐点上来的路上，我撑着头唉声叹气。 “你说我要是带了那件衣服出来多好，直接甩他脸上，顺便就还他了。”我扯扯嘴角。 他笑了笑，走到我的位置上，给了我一个拥抱。 “打算回去吗？”他问我。 我诚实的回答他：“我没想好。” 我拍拍他结束了这个拥抱，对他说：“不过我还是想接着玩，我还没逛够你星岛呢。” 他问：“你们前面是吵架了吗？” “差不多是了。” 本来的我一般会把身上发生的事说的绘声绘色，但现在我完全没有这个心情。吃完饭后我断断续续的跟他说了发生了什么，他侧耳细听，眼睛里出现了一些眼神波动，但还是没有打断我的话。 “对了。这件事现在说不太好，”他说：“但是你的新市长已经空降了。” “你别说，我不听。”我晃着刀叉意有所指。 “好。”他举手投降。“那我们回去吧。香港我会跟他联系的，你不要管他。” 我想了想，把手机还给了他：“我一点都不想管他。” “你这样跟他吵架挺好的。”他说，“吵完了才能和好。” “还能和好？”我挫败的撑着头，“我不想跟他和好了，为什么我们的距离这么近，近到对方什么事我都能听到⋯⋯” “所以才好。”他又拿出了以前苦口婆心教育我的状态：“就是因为近，再怎么折磨都会相互伤害。你在为他的行为伤心，他也因为你的行动惊慌失措。不然他为什么会追过来？因为害怕真的会失去你啊。” “他还跟你道歉了不是吗？”他笑着说，“因为不想伤害到你。” “你别老安慰我。”我摆手，“他这阵子特别忙，让他忙完，给我个十几年冷却一下热情。现在再说什么合作已经捉襟见肘了。” “阿深，我跟你说。”他收起了笑容。“他的身旁有很多人，但他永远把自己当做最在乎的人，因为每个影响他的人最后都离开了他，而且现在他们都没有断开联系——因为他们相隔得太远，很多了解就这样生生断开。你想想他心中的那两个人。” 我接下去：“我知道，可是我也不是能够一直这么奉献我热情。” “不需要你奉献，你只要待在他身旁就好了。”新加坡说。“不管你喜欢或是讨厌，只要让他能明白他躲不掉你。” “也就是说？” “你别生气，就这么折磨他，等他追你。” 我一下子笑了出来。 “我认真的。”他说。“谁会拒绝一个在自己被挑衅迟早会超越时回答想和他一起发展的人呢？” “他啊。”我回答。“你的意思是叫我多说几十年情话吗？” “是啊。” “只说情话吗？” “是啊。” “灯光师打这里，说出你的故事？” 他也笑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我逗你玩的。”我点点头，感慨万分：“你真是我的人生导师。” 真的没有人叫我不要去追他等他来追我的。他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这么投入，而是去让香港把他的感受传达给我。 按理来说这会让我对香港有更多的期待，但是换个角度我的确不会这么伤心了——当一件变得事身不由己，人都是避之不及的。如果他不上心，那就不会再有摩擦，自己也很少能再去感动自己了，也算是一种保护吧。 他在告诉我保护自己。 “我的荣幸。”他说。 一天后我回去提前迎接新市长上任，新加坡一不做二不休买了张我旁边座位的飞机票，我们专程把登机这天时间拿出来光明磊落的享受了一次机场游泳池。我跟他在游泳池玩了半天，他还无情的嘲笑我游泳技术不如他。我甚至去修了一下头发，把整个机场给玩了一圈，满意的躺在沙发上差点睡死过去。 我告诉他，这里和他本人在我心里并列新加坡No.1。 早知道你这么好哄直接就把你圈在机场养。他笑着说。 我呵呵一笑：“你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只是外面的风景不太好看，你可以把这边建设一下，有个夜景天际线什么的就更好了。” 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是走不动路的。 他欣然答应：“不过这里外面是生态保护区，很难再搞发展了。” 我大义凛然的拍拍他的肩：“没事，只要你说，我有空，我是不介意在机场住个三四年的。不过你要陪我住。” “OK啊，我把家搬过来。”新加坡说。 后面我们甚至去游戏区打游戏，差点错过了候机时间。尴尬的是我的帐号是港区，只能用他的帐号和机场贵宾号。这个人跟我也偶尔约在一起打游戏，我看他帐号里某游戏最后一次的游玩时间是我约他的那次，我最后还是没有问出口。 他似乎不愿意讲，我也不想去知根知底。只是我会更加珍惜他对我的好，而且努力去掌握如何让我们之间更能拿捏一些。 只是有些事情，一旦开始了，不粉身碎骨是无法停止的吧。 广播喊着准备登机，入口已经排起了队。 我懒得去争个先上，问旁边坐着的他：“你真的不搭？买张入场券啊？” “不搭啊，本来我就是进来陪你玩。”他拿起我的背包，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打趣道。“这个位置就留给你放包吧。” “你会不会太奢侈了啊。”到了这里了我还是有点不敢置信。“到时候全机场都会寻找一个没上机的李星斯乘客。” “我不在意，你听不到。”他耸肩，“下次吧，这次玩得够久了。” “快去排队吧。” 我跟他站在那里跟他僵持了一会，还是认输了，乖乖走到已经上了大部分人的队伍里，跟他挥手扯淡。他叫我到了之后说一声，我比了个ok的手势，然后把自己的手机调好飞航模式。 “阿深。” 他突然喊我，我转过头望着站在候机座位上没有过来的他。 他脚上做起了笨笨的舞步，将手伸出向前对着我，平移，回来。 布，剪���，石头。 然后将手放回胸前的位置侧过身，头对在手的上方。 布，剪刀，石头。 我没头没脑的冲着他喊，跟我回深圳吧。 我绝对全心全意陪你玩，你想待多久待多久。 他无奈的笑着，眼里都是纵容，摇了摇头。 他目送着我一步三回头的上了飞机，转头离开了候机厅。 我在飞机上昏昏沉沉，想新加坡，想这两天发生的事，想那个临走前的520舞。这些回忆一幕幕倒带回我的脑海，我却像是失去了思考能力，任凭这个美好的印记跟我一起分享时光。 我疲倦地闭上眼睛，彷佛人还在泳池里。一份包裹着温暖的冰冷裹上四周，夹杂托起承载着疲惫灵魂的肉体，四壁的碧蓝慢慢渐变成海蓝，一切又搁浅进海洋，返回到岸边那个榴梿建筑，那些无力的思绪和悲伤的拉扯，我接连咳嗽了几声，把所有情绪梗在喉头，因为不愿睁开眼睛，视线中渗进飞机上的灯光和皮层血液暗流的透红。 一切余韵过去，现在的我早已是一个照着潜意识行动的提线木偶，身体还在运转，内心却早已千疮百孔，随着飞机飞出这个岛屿，连最后一丝麻药都已经停止注射。 我在回转寿司里把自己的行李箱拖出来，身心疲惫的往外走。我没有让弟妹们接机，只打算回到福田的公寓，然后彻头彻尾的睡一觉。 深夜的机场除去相聚和重逢，还有的就是疲惫的呢喃。我行尸走肉的走到出站口，准备直接直前下去搭电梯，有人走到了我旁边。 我用了两秒的时间去动用肌肉看向他。他也看着我，用他这辈子没有几次的举动，望着我的眼睛。 李星斯你这人怎么老喜欢告诉人家我去哪。 还有，飞机为什么不能飞快一点，四个小时这厮不管是在香港的哪个角落都能赶过来啊。 靠。 Fin. 寫了足足十二天的愚人節文（笑） 真是嘔心瀝血，結果劇情還是亂七八糟莫名其妙。真沒意思，當個極限練筆吧。 所謂的愛就是忍著付出吧，忍住索取，無條件的付出。我很想寫出這種感覺。 能在文章裡找全我聽的所有JJ歌曲的人點文點圖給你啊！（

*posted in 2017/04/19

[delicatelythoughtfulpatrol]

海军生活

续：

海上的工蜂 在《远东英汉大辞典》里，SEABEES 这个词的中文解释为：海军工程营，成立于 1941 年 12 月，专负责在战区修建登陆设施和飞机场等，这实际上是海军工程部队给自己起的一个很贴切的绰号。SEABEES 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海蜂」，工蜂的任务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地构筑蜂窝。二次大战时，为配合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跳岛战术」，海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在那些刚占领的南太平洋小岛上修建码头设施，油库和简易机场，这样美军就可以使用该岛作为一个出发点（储备物资，起降重型轰炸机）来攻打下一个岛屿，这样一步一步接近日本本土，因为那时并没有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导弹。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海军工程部队作为海军里的一个分支，仍然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海湾战争时，SEABEES曾在沙特阿拉伯修筑一条简易公路；1999年北约维和部队进入科索沃后，SEABEES又在那里建造带热水淋浴设备的简易营房，住进去的陆军大兵们都非常感谢。由于SEABEES的特长和拥有的工程机械，在和平时期救灾抢险也是其主要使命之一。

此外，还有八个现役的流动工程营。其中四个营是以加州的维尼米港作为大本营，海军里称做「家港 Homeport」，就像每一艘军舰都有自己的家港一样；另外的四个营则以密西西比州的湾港市为家港。所谓流动工程营的概念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和地点轮换去四个海外地点驻守，那四个地点是：冲绳、关岛、波多黎各和西班牙的罗塔；八个营里总是有四个在海外驻守，四个在家港休养。以我所在时的轮换日程来说，是七个月驻海外，七个月在家港（2002年以后改为六个月在外，十二个月在家）。而每一个工程营只去两个地方，我所在的那个营是去波多黎各和冲绳。

去冲绳的驻防又称为太平洋地区驻防，工程营的主体驻在冲绳，另外派出若干个小分队去韩国、日本本土、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在当地的美国海军基地里做一些工程项目。每一个小分队从 15 到 40 个人不等，但都要配备一个军需人员。于是我就尽量争取去小分队，而不是留在冲绳和大本营在一起。因为不管是韩国、日本，还是夏威夷，好玩好看的地方都比冲绳多嘛。 驻防冲绳如愿到日韩

两次冲绳驻防我都如愿以偿。第一次是去韩国，在釜山附近的镇海住了七个月；第二次更爽，是在日本本土的横须贺基地，从那里坐火车去东京只用 45 分钟。去波多黎各的驻防也叫加勒比海地区驻防，还是同样的模式：大本营驻守在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然后向关塔那摩湾、安提瓜岛、海地和牙买加派出小分队。在加勒比海地区，波多黎各算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点，而小分队去的几个地方都比较偏远，所以两次加勒比海地区驻防，我都是留在波多黎各和大本营在一起。

记得刚进工程营的第一个月，一切都新鲜；住在两人一间的宿舍，在基地的餐厅里吃饭。第一周忙于办理各种手续，领作训服。因为这里是工程兵部队，日常穿的作训服不是舰队里的那种蓝色制服，而是迷彩服。四套制服和一件厚夹克要先送到裁缝店去锈上个人名字和 SEABEES 的图案。

然后就是整整一周的靶场射击。在工程营里，除了一年一次的 M16 步枪达标和野外训练期间，平时没有机会玩枪。靶场就在太平洋边的海滩上，著名的太平洋海岸公路，又称一号公路就在身后穿过。在新兵营曾经打过 M16 的模拟枪，这次是真枪实弹。最后一天的测验时，我打出一个高分，得到「步枪专家」的级别称号，得到我的第一枚奖章。

进工程营的第二个月就到了去波多黎各驻防的时候了。那是1997年4月初，我们从维尼米港旁边的蘑菇点海军航空站，乘包租的民航机飞7个小时到波多黎各。在我以前的印象里，除了知道波多黎各人经常被雇为打手和杀手 (又是受电影的误导 )以外，对这个美丽的热带岛屿所知甚少，经过两次一共 14 个月的驻防，我已成为波多黎各通了。

这个面积和台湾岛差不多的美国属地，正处在加勒比海地区东西南北航线的交叉点上，号称「加勒比海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罗斯福路美国海军基地就坐落在岛的最东端，其面积之大，如果不开车哪里也去不了。工程兵在基地里有自己的一片靠海边的营区，大门口有一座巨大的卡通式工蜂模型、SEABEES 的标识，它是一只头戴水兵帽的工蜂，前两只手抱着一只 30 年代的「老汤米」冲锋枪，后面众多的手拿着各种工具，显示出工程兵既施工又战斗的特色。营区由五栋汽车旅馆式的宿舍楼和一些办公楼、仓库组成。我的房间离海边只有不到 20 米远，每天看着那些随风舞动的椰子树和近绿远蓝的海水，真是一种极大的心灵纾解。

每天工作之后可到营区里的「十字路口」去消磨时间，那是工程兵俱乐部的名字，里面有大屏幕电视，可看电影录像；也可以打台球和乒乓球，这些都是免费的休闲娱乐。如果你想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基地大门外就有一个波多黎各人开的夜总会，可以看各类疯狂表演。海军里的生活选择就是这么多样化。

说到此处，不得不提一下「MWR」 这个机构，MWR 是英文「士气、福利、休闲」三个词的缩写，这是美国海军中一个拥有巨额预算的庞大机构。每个海军基地都有 MWR的办公室，经营和管理各类休闲和娱乐设施，从体育馆、健身房、游泳池、高尔夫球场，到电影院、俱乐部、保龄球馆和咖啡网吧，从组织免费旅游、出租滑雪及潜水装备，到代售迪斯尼乐园海洋世界等的折扣门票，应有尽有。各个基层单位里也都设置全职或兼职人员经管 MWR事宜，并根据单位大小、地理位置不同领取 MWR 的经费。

通常越是在海外，越是偏远的地区，MWR 的经费就越多。就我所见所闻，海军里常听人提到的偏远驻防地点有阿拉斯加的艾德克岛、印度洋里的迪亚哥加西亚岛、古巴关塔那摩湾基地等等，那些地方军人们所享受到的娱乐活动之丰富多采，在美国国内一般低收入的美国人是绝对玩不起的。

在波多黎各的 14 个月，我基本上去过了所有著名的旅游点。首都圣胡安的老城区是必到之处，那里都是西班牙式的建筑，老城的东面则是一片赌场大酒店集中的地方，圣胡安附近还有一个著名的 BACARDI兰姆酒厂，免费供游客参观和品酒。加勒比海地区盛产兰姆酒(RUM)，而波多黎各的兰姆酒厂更为出名，这种由甘蔗作原料酿成的烈酒有一种香甜的气味，兑在各种汽水里喝很提味。

波多黎各的旅游点数不胜数。我去过的地方还有热带雨林公园，拥有全世界功率最大射电望远镜的 ARECIBA 天文台，CAMUY 巨坑岩洞和位于小城佛哈多的「征服者」 大酒店赌场。这个据称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最好的酒店赌场，实际上是由一片坐落在山坡上的建筑群组成。酒店的进门处在山顶，客房和赌场都是在两三层高的建筑里，一层一层错落有致，美轮美奂，一直修到山下海边，有大理石步行台阶和缆车提供上下的交通。海边那一层的建筑则都是酒吧、餐馆、精品店和游艇码头。2000年的新年之夜我就在此度过，当时发誓说：以后结婚度蜜月一定要来这里，绝对不去别的地方！

有关军旅生活的故事和趣闻在海军里称为「Sea Story」，每个单位里总是有一两个走南闯北年头多一些的老兵，有讲不完的故事和满肚子的笑话；每当 Party 的时候，两杯酒下肚就开始侃侃而谈Sea Story。

讲他们当年在香港和泰国如何的花天酒地，日本的女朋友如何主动情愿地倒贴他们，又如何喝得烂醉在伦敦的火车上睡死过去坐过了站，最后被英国警察送回到基地。也谈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去韩国大家就一窝蜂地买皮衣和毛毯，在巴林和科威特买波斯地毯和金首饰便宜，在东京的秋叶原可以买到最先进的电子产品，要纹身刺青也要去香港合算。在什么国家要避免去什么地方，要小心什么样的人，不然轻则破财，重则丢命等等等等。

老酒下肚 故事讲不完

驻防期满时，另一个工程营来接替，经过几天的交接工作后，全营卷铺盖回家。按规定每人除了可以带两只SEABAG 上飞机外，还可以托运 400 磅以下的个人物品。海运回国，通常大家都用自制的大木箱，来装运那些七个月海外驻防期间「瞎拚」来的舶来品。我经历了四次海外驻防，带回??品，各种牌子的兰姆酒，南美人惯用的那种叫 「马切蹄」 的砍刀；我那把是作为工艺品制作的，所以还配有漂亮的皮鞘。从韩国和日本带回的东西就更是五花八门，从东洋刀、歌舞伎偶像到日本画、韩国毛毯、冲绳药酒和各类瓷器。最后一次从日本横须贺回来时，我托运物品早已超过 400 磅。但我就是负责办理托运事宜的，怎么也要照顾自己一下，于是当然就 PASS 了。

回到家港的七个月是蛮清闲的，可以尽情地休假。每个军人每年有 30 天的假期 (除了正常的周末和法定假日以外)，所有人员都会被安排去上各种各样的训练课程。大部分的课程是在家港的基地里面进行，一些人还要被派到外地去参加各种根据海军人员培训要求所开设的学校课程。我有机会去圣地牙哥的舰队训练中心去学一个有关后勤管理的电脑软件，为期三周，其实是上学、休假兼旅游。周末时曾去海洋世界和墨西哥的提华那见识一番，还经常去圣地牙哥海军基地里看免费电影。基地的电影院与外面的不同之处，是先要全体起立播放国歌，然后才放电影。

总之，训练训练，不停的训练，名目繁多的训练就是美国军队在和平时期每天要念的圣经。这个军队不生产、不经商，除了训练不干别的，是个纯花纳税人银子的队伍。实际上，军队就应该如此。

当时间离外出驻防还有两个月时，工程营的训练既达到它的最高阶段：为期两周的野外训练，届时将按照模拟战争的情节，全营必须在接到命令的若干天内做好出发的准备，然后携带各种工程机械和武器装备分批地乘 C－130 运输机和汽车开赴指定地区。实际上每次野外训练都是去加州的 FORT HUNTER LEGGETT 军事保留区，在旧金山南面约两小时车程，也是一处国家公园，一个没有围墙的陆军基地。常有各个军种的单位在此演习和训练，由于地域辽阔，军民互不干扰，游客们照样在此露营、钓鱼、划船和打猎；只是有些路口有警卫把守，游客不得入内。

工程营的野外训练就是把全营拉到这片山里，在一片选好的地点安营扎寨。搭起五十多座帐篷，包括指挥中心，野战医院和野外食堂等等设施。营地四周布设铁丝网，路障，构筑防守工事，全部安顿下来以后，再派出工程队在附近地区进行搭桥筑路一类的施工。工程营的军事活动只限于防守，战争时总是和海军陆战队一起出动，后者则是冲锋陷阵的主力。两周的野外训练，趣事多多。 野外训练 趣事多多

这地方虽然离度假胜地蒙特利湾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但因为在山里面，所以感觉与外界隔绝。按照「防卫─施工��生活」的三步顺序，直到训练的第五天，营里才开始搭建野外食堂和野外淋浴帐篷。那么前五天就不能洗澡，没有热饭吃，全靠吃 MRE。这是一种有几十样菜式、软罐头包装、可以加热的野外速食。公平地说：味道还不错，但毕竟是罐头食品，连续吃上三天后，胃口就没了。等到野外食堂开始供应第一顿热餐时，本人立刻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填那些平时并不怎么喜欢吃的义大利「死不改题」肉丸子面条和蔬菜沙拉，只要是新鲜食物，什么都好吃！吃饱了再拿，迷彩服的口袋很多，可以装不少香蕉、苹果和甜点，装弹夹的两个硬帆布袋正好可以放盒装牛奶和果汁（真正的军人看到这里，非得把鼻子气歪了）。

在训练期间食堂的政策很宽容： 敝开吃，随便拿。反正大家都住在帐篷营里，没有人会把食物拿回家去。一个装满食物的巨大冷藏集装箱卡车，就停在食堂那个类似马戏团的大帐篷旁边，不知在真正的战争环境下会不会还有如此奢侈的供应。由于训练的地点是在加州中部的内陆地区，夏天气候乾燥，温差极大；白天热得人发昏，要尽量躲在阴凉处，不停地喝水；夜里则要钻进厚厚的鸭绒睡袋中才能保温，训练时有防守演习，使用空包弹射击。

有意思的是，营里还要进行如何对付外国民众反美示威的训练，因为在实际战争情况下，美军可能会受某国政府请求而进驻该国，亲美的那部分势力不一定能代表该国的全部民意，所以可能会有反美势力组织民众去美军驻地外示威，要美国佬滚回去。于是营里有专门的安全保卫���应队，一有状况既可出动，在营地大门外设置警戒线，扮演示威民众的都是些海军陆战队员，穿着便装，举着各种标语牌，跟真的似的吵吵嚷嚷地要闯进营来；还不停地呼喊反美口号，有几个陆战队员表演得很逼真，故意操着破烂的英语和怪声怪调的外国口音大喊大叫。什么: 「Go home Yankee!」，「You no help!」，「You kill people!」等等。

反应队的成员大多是新兵菜鸟，被这种推推搡搡的火爆场面激发起情绪来，一个个的表情都很认真很投入，好像已经忘了这是在演习。我则站在远处观望，不时被那些怪声叫喊逗得发笑。

驻防日韩 感觉亲切

与波多黎各的驻防相比，太平洋地区驻防更使我感到兴奋。韩国和日本的文化根本上就是中华文化的两个分支，太接近了；加上我对日韩历史地理方面的了解，走在韩国和日本的街头，感觉一切都似曾相识。在韩国我负责镇海和浦项两个小分队的后勤工作，住在镇海，每周去浦项一次，两个半小时的车程，通常都是自己一人独往独来。开一辆绿色的 CHEVY BLAZER，车子不挂韩国的牌照，只染有英文「美国海军」 和编号。过高速公路收费亭时只须说一声HELLO，然后免费通过。有时还要去釜山的一个美国陆军基地提取一些物资，然后再去浦项。镇海基地是为来此停靠的美国军舰上的人员提供文体娱乐设施，所以可想而知，住在镇海是多么舒服。

两年多以后，我到日本横须贺驻防，这应该说是最好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当我们的飞机从蘑菇点海航站起飞时，我立刻把手表调到日本时间，心想这次终于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二次大战的战败国了，而且是以占领军的身份。我们先飞到冲绳，第二天搭乘海军的交通飞机直飞到东京南部的厚木基地，虽然二战已结束五十多年，时过境迁，但是占领军依然是占领军，所有人员和行李直接入境，根本不经过大日本帝国的海关！

从厚木搭巴士一个小时就到了横须贺海军基地，这个位于东京湾入口处的战略要地曾经是日本旧海军的基地，二战后成为美国海军在日本的一个主要基地，也是第七舰队的总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这里实际上就是一座美国城市了；大型的百货商店和超级市场供应所有美国国内市场能买到的商品，还有美国小学和中学，有几家美国银行和几家美国主要的快餐连锁店。

在我们到达横须贺两个月后的一天，刚结束演习任务的航空母舰「小鹰号」 回到港内，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一下子改变了横须贺的天际线，本来已经挤满了楼房的小海港突然又多了一座高楼；早在 20 年前笔者在北京就听说过小鹰号航母，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在小鹰号停泊位街对面的是新建成的「舰队休闲中心」，爬到休闲中心五楼的餐厅才勉强可以看到小鹰号的飞行甲板，这是唯一的一艘以海外基地为家港的美国航母，有一段时间小鹰号开放给公众参观。横须贺基地里面是地道的美国生活环境，但是一出大门则是横须贺的闹市，一个不同的世界。记得第一个周末第一次出基地大门，首先要去的是基地旁的三笠公园，里面有一艘日俄战争时期的军舰「三笠号」。该舰作为打败帝俄海军的象徵，一直是日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国宝，从 1923 年开始，该舰就停泊在此做为一个纪念馆。

二战结束后，美军要销毁日本所有的武器军备，据说当时日本人一再请求美军放过这艘老爷舰，美军还算照顾日本人情绪，没有把它炸毁，而是在舰四周浇铸上水泥，使它永远不能再航行；又在炮筒里灌上什么东西，炮塔焊死，使它永远不能再当做武器来使用。该舰现在是一座海军博物馆，舰旁竖有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铜像，像座上刻有此人在日俄大海战之前写下的条幅：「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七个月的日本驻防，虽没有时间去外地旅行，没有机会登富士山，还是去了不少地方。在横须贺市，经常独自一人溜达，逛街市，穿小巷，上山顶公园。 一年后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横须贺基地的生活实在是满好的，因为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长驻人员，等于是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生活在美国和日本两种环境里，两种生活方式中好的东西都兼顾；有些人想方设法尽可能长期留在此地工作，有些人则娶了日本老婆，乐不思蜀。

薪资和福利待遇

在薪资待遇方面，美国各军种都是一样的。士兵阶层共分九个薪级，从 E1 到 E9，基本薪资是由薪级和服役年数决定的，新兵进来多数是从 E1 开始。薪资标准每年都上升，按照2002年的标准，E1 的每月基本薪资是 $1022，有五年军龄的 E5 是 $1828；听起来少得可怜，但实际上在比较军人和平民百姓的收入之前，首先要了解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的薪资和福利原则是和私人企业大不一样的，军人们在享有完全免费的住房、服装、吃饭和医疗的基础之上再领取一笔基本薪资，而且只按照全年的基本薪资收入计算和缴纳所得税，住房是最主要的一项福利。

已婚有家的军人和在一定级别以上的单身军人，可由政府配给单独式的住房 (只有 E3 以下的单身军人必须住在集体宿舍里，各个单位情况可能略有不同 )。每个军事基地都有一定数量的住宅，如果不愿住公房或者公房不够，可在基地外面租公寓或购买房产，然后领取住房津贴。住房津贴是由薪级，服役地区和家庭状况三项因素决定，在有些情况下，住房津贴的数额比基本薪资还高。旧金山湾区住房费用是全国数一数二高的，所以在此工作的军人都领有高额住房津贴 (从每月 $1600到 $3000 不等 )。

每个基地里都有公家食堂，住在集体宿舍的夥计们持有餐证，可去食堂免费就餐。住在家属住宅区的和在基地外面住的军人领有 「通勤伙食津贴」，自己在家吃饭。目前的标准是每天 $8，不论级别高低。领着伙食津贴的军人和其家属也可以去公家食堂就餐，但要交钱，早餐 $1.75，午餐和晚餐 $3。

军人待遇还有一?区的 COLA 每月只有 $56，不算高，因为此地只是住房费用高，一般消费品并不贵。而夏威夷则是住房津贴和 COLA 双高，海外基地的 COLA 就更高，其中巴林、新加坡和日本横须贺都是人们争着去的地方。海军里医疗和牙医不仅完全免费，而且定期的体检，洗牙和注射预防针是命令性的，不是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去医院看医师于办公事，公事当然要在工作时间办，如要去外地海军医院就诊，当然又是公费旅行了。

每个海军基地大院里都有 Exchange 和 Commissary，前者是免税百货公司，后者则是供应食物及日常用品的超级市场，一流的品质，平低的价格，当然只有军人及家属可以进入购物，总之要计算一下军人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就得把基本薪资和各种津贴全加起来，还要考虑到津贴收入是免税的，公费的医疗和牙医服务该算多少钱等等。

有关海军工作的年限问题，基本上每个年轻人一进入海军时都是签四年服役合同，四年期满后，可以退伍。做为退伍军人可以有多达$22,000 的大学奖学金，退伍军人住房贷款等福利，如果愿意继续在海军里工作，可再签合同。再签的年限可以从两年到六年不等。海军鼓励军人继续服役，对有些缺人或专业性强的工种还设有「再签约奖金」。

继续服役20年后即可退休，退休军人的待遇是领取基本工资的一半，免费医疗和使用 Exchange 和 Commissary 的权利，几乎所有的退休军人都会再找第二职业，如果升到E8或E9，则可做到多达 30 年，届时退休可领工资的 75%。

对刚刚高中毕业，没有任何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带薪的职业训练和免费的教育机会以及退伍后的奖学金是吸引他们参加海军的主要原因，在海军里学到的很多技能都可转为民用；像空中交通管理，航空机械师，电子仪器技师，IT 技师等等。在服役期间，军舰上有为军人安排的大学基础课程，如果自己抓紧时间，可在业余修一些学分，最终可拿到Associate's Degree，如果在陆上单位就更方便了，每天下班后就直接去基地附近的大学上课。

按照海军最新规定，现役军人利用业余时间读大学课程，其学费 100% 报销。退伍军人的奖学金叫做「Montgomery GI Bill」，可以留在退伍以后使用；譬如在伊利诺和德州这两个州，州法规定退伍军人可免费上本州的公立大学，连退伍军人奖学金都可以不用了，按最近的一项尚未批准的提案，退伍军人的奖学金如果本人不用，可以给配偶和子女使用。

十几年在美经历，五年多军队生涯，让我感到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是开放的和宽容的。做为一个新移民，只要你入境随俗，不自我设限，真正从心里把自己当作一个美国公民，认同这个第二祖国，就会觉得海阔天空。在海军的大家庭里，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