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岛赌场赌博在我们内地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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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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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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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4）

到了甲A末年2003年联赛，假球、黑哨、赌球问题都上升到了10年甲A的最高峰，这一点从甲A末年的最后一轮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好像所有一切都要在最后的最后画上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只可惜这个“完美”代表的完完全全是贬义的意思。

到了甲A最后几轮的时候，争冠以及保级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争冠方面，上海国际和上海申花一直紧咬对手，上海申花仅仅保持着1分的积分优势，上海国际则紧随其后。而另外一边，由于足协早早宣布2004年将会改组中超联赛，所以足协也提早公布了2004年中超联赛准入资格以及所谓的“中超资格积分”。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即是2002年甲A的排名x0.5+2003年的排名，最后资格积分以递增排列，积分前12的球队晋级2004年中超联赛，也就是资格积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无法参加2004年中超联赛。但是，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2002年排名x0.5这里。打个比方，A队和B队再2002年分别排名第1和第10，则两队分别为0.5和5分，这样一来，即使2002年A队和B队两队排名相差9名之多，2003年只要B队排名高于A队5名就可以超过A队。如此一来，2002年的排名成绩的权重就变得非常之低，只要2003年重要场次发挥的好，完全有可能让一些球队逆转局势，靠2003年的稍微高的排名比过其他球队。除此以外，只要是稍微了解足球联赛的球迷都知道，联赛里大部分球队的积分差距不会很大，所以在可能降级区域的地方经常容易出现好几支球队分差不大并且在为排名争得你死我活。因此，这些可能降级区的球队只要稍微赢下1场重要比赛，就可以拉开与其他球队的积分差距从而排名上升。

于是，“中超资格积分”的设置的不合理性，就更加促使球队为了在2003年赢下“那一场”比赛而不择手段。当然，这些规则漏洞还是比较明显，其最深的漏洞，就是球队可以为了使与自己相竞争的球队排名降低，而故意输球！比方说，A球队排名第11，B球队排名第9，C球队排名第10。A球队与B球队实力相近所以它们两个是竞争对手，而C球队可能另外一年的联赛排名非常高，所以已经保证可以晋级中超。那此时A球队对阵C球队，A球队故意输球，让C球队从而超过B球队，让B球队排名第10，以缩小A队和B队之间的差距。正由于“中超资格积分”计算两个赛季的排名，才使得“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得以形成。

不合理的晋级规则还遇上了不合理的排名规则。2002年甲A结束后，北京国安和深圳平安同积52分、天津泰达和沈阳金德同积34分，而两队相互之间的比赛的净胜球也完全相同。结果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的足协，只好出了一个抽扑克牌比大小的主意，最后深圳平安靠抽到梅花Q大过北京国安抽到的黑桃J而获得第二名，天津同样也是抽牌大过沈阳而排名高过沈阳。本来足协就没有合理地想到排名规则是否有疏漏，仅仅比较积分、互相比赛之间的净胜球这两项会不会太少的问题，再加上2004年中超资格积分又是包括2002年的排名，如此重要的大事结果就用抽扑克牌如此儿戏般的举动来决定一个俱乐部的一年甚至两年的努力。

到了2003年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时，争冠的上海申花55分第一，上海国际43分第二；争夺中超资格的剩下天津33分第11，重庆26分第13。而最后一轮的对阵是：深圳健力宝vs上海申花、上海国际vs天津康师傅、重庆力帆vs青岛贝莱特。

争冠的上海国际与争夺中超资格的天津队正好在最后一轮相遇，这是其中一个巧合，而另一个巧合就是重庆队与青岛队相遇。这时，“中超资格积分”设置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了，“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这时可以发挥作用。原来，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2003年积分排名是：天津33分第11，青岛32分第12，重庆26分第13。而三队2002年的排名是：重庆第6，青岛第8，天津第10。因此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中超资格积分”都是16分。而此时对于重庆队来言，如果重庆赢下青岛，由于积分的巨大差距，赢了排名也依然是第13，反而导致青岛队的排名也一定不会变化，从而导致重庆降级无缘第二年中超。而重庆与青岛打平，晋级也是理论上可能。相反，如果重庆输给青岛，青岛积分上升到35分，而另一边如果天津与上海国际打平，有较大可能重庆依然降级，但假如天津输给上海国际，则天津铁定降级。这样一来，就算重庆力帆不想用如此丢人的“输球晋级”的方法也不行了，因为现行规则下重庆力帆赢球反而会害了它自己！

这个“输球晋级”的规则漏洞，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是澳门庄家发现的。书中记载道：“当时媒体爆料，这是一名球迷发现的bug。实际上，普通球迷怎么会发现这个漏洞，正是对规则研究细到毫巅的澳门庄家，在日常计算降级概率时才发现了这一玄机，但庄家不好直接出面指明，只好借球迷之口来报料，目的是为了提醒中国足协。庄家为什么要提醒中国足协，是因为全世界的合法庄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健康有序的赛制，这样才能保证博彩顺利进行。其实真正合法的庄家特别是像必赢这样的大庄家，根本不可能去操纵比赛，因为庄家赚的钱是水钱（佣金），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两方去博弈。消息扩散后，中国足协一开始根本不信，后经老郎仔细计算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急忙发文件通知各队要注重体育道德，不要搞不正之风。但很多俱乐部却认为，首先是中国足协搞了不正之风，连规则都出了这么大漏洞，下属球队为什么不合理利用规则。比如重庆力帆俱乐部很感兴趣，求胜不容易，求败还难吗？当时担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吴政说：“我们会好好准备比赛，肯定不会做违背足协规则的事情。”而此时，中国足协除了尴尬地沉默，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补救措施了。”

重庆一方决定施行“输球晋级”的计划，于是，不只是重庆球迷开始为青岛“加油”，连记者都开始为重庆输球而出谋划策，比如制造点球、主动申请红牌之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比赛当天：“11月30日两队在大田湾的比赛打响，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让青岛队受宠若惊。他们完全享受的是主队待遇，“青岛必胜！”“姚夏雄起！”“李章洙看你的了！”重庆队派出了大部分主力，但在最关键的中后卫位置上，很少上场的赵爽首发。比赛刚一开始，青岛队便轻易地掌握了主动权，如潮水般向重庆腹地发起猛攻。前8分钟青岛队居然获取了6次射门机会，但非偏即高，只有一脚软绵绵地打门，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对此，重庆队门将李健似乎还有一瞬间的“纠结”，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将球扑出底线。满场球迷因此齐声叹息。主队为客队没有进球而如此扼腕，在那种环境中绝不幽默。”对于青岛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基本确定晋级中超，不论输赢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晋级，所以青岛也很默契的接受重庆方面“送上门来”的胜利。

另一方面，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和天津方面为了确保能够保证自己的夺冠、晋级利益，进行着见不得人的交易。在李承鹏等记者所著的《中国足球内幕》中，估计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队、深圳队四队之间为了最后一轮达成的交易总额至少1200万。书中并没有直白的把人名和俱乐部名字写出来，却提到一次“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某人代表“某座城市来送钱的”，而该座城市“为了夺得末代甲A的冠军，这座城市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荣誉拿回来”。并提到此人带着200万前去见“某队”的主教练和四个球员，结果因为某些原因交易告吹。从后来的揭露���及打假扫黑风暴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足智多谋”的某人就是当时上海申花总经理楼世芳，而“某座城市”就是上海市，而他拜访的应该就是上海国际队。这四支球队究竟经历了多少谈判、交易才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了。根据不同的知情人士透露，有人说上海申花的楼世芳与天津泰达的老总张义峰有交情，他们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让申花夺冠让天津保级；有人说楼世芳的操纵1200万的黑金联合天津泰达去买通上海国际的球员，甚至1200万的现金还是用火车运送；有人说天津泰达张义峰带着1200万直接找到上海国际的总经理王国林要求对面放水；有人声明上海国际老总徐泽宪以及主教练成耀东都非常想要末代甲A的冠军，根本不会接受贿赂答应放水，��也有人说天津方面早就和上海国际高层在赛前达成一致，要打假球做掉重庆；还有人说上海国际与深圳达成了协定，要让深圳阻击上海申花，好让上海国际夺冠。总之众说纷纭。

但不管后人如何猜测最后一轮之前这四队到底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交易，一个恐怖的传言在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前就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足球圈，即“足协或者政府已经内定上海申花是冠军，天津将会赢下上海国际保级，重庆会被做掉降级”。有新闻报道：作为上海台的解说员，唐蒙在现场解说了这场比赛，他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也听到了不少流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流言就是，泰达俱乐部赛前做中远工作，要求放水，“泰达集团从来都不缺钱，这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俱乐部。作为他们城市、俱乐部在国内的地位，无法接受球队降级、无缘中超的现实。”唐蒙表示，他在解说这场比赛前不想被这些传闻影响，“这些东西也没法在转播中提到。”无论如何，这些传言、流言绝非无中生有的。

于是到了最后一轮见分晓的时刻，重庆力帆已经几乎类似于“大张旗鼓”地明确表示出要采用“输球进中超”的策略，重庆的球迷不仅要保佑青岛能够帮他们一把，还要保佑上海国际赢下天津，而在另外两边，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的球迷也同样在期待着最后夺冠、晋级的愿望能够实现，但很可惜，无论如何总会有输家出现。重庆对青岛的比赛中，青岛一方“识趣”地拼命进攻球门，于是8分钟到12分钟短短5分钟内就取得了3：0的领先，这让全场重庆球迷喜笑颜开。而在另外一边，上海申花上半场就被深圳的李毅攻入一球，申花0：1落后，此时似乎场面都在向“国际夺冠，重庆保级”的结局发展。然而，42分钟天津进了上海国际一球，对于此球，《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到：“然而，那天在8万人眼皮底下打进第一个球的是天津人张烁，那是第42分钟，没有队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个进球发生的过程，除了国际队门将江津。“我看见两个中卫都倒地了，我很孤立，想去扑救却无能为力。”混战中失分，这是国际队员赛后唯一的总结。”之后，拥有夺冠水准的上海国际，却始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尽管上海申花那边下半场被深圳又连进3球0：4落后，都无法改变上海国际0：1落后却怎么样都无法挽回局势的现实。之后80分钟天津再进1球，这球直接一锤定音，判定了重庆和上海国际梦想破灭的死刑。最终重庆1：3青岛，深圳1：4上海申花，上海国际1：2天津。比赛结束后必然是一边���堂一边地狱，《中国足球内幕》记载重庆那边的反应是：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一个球迷隔着警察冲着场地中的记者们，声嘶力竭地喊叫：“都是假的！都他妈不要脸！国际队不要脸！中国足协更不要脸！这都是中国足协做好的套，让申花队拿冠军，让国际队放天津，不让力帆队上中超，不是足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几个警察迅速冲上去摁住他，但他的声音依旧在风中传送，最后变成哭号。“送战友”骤然在体育场上空响起，掩盖了一切声音，或者，还有真相。

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末代甲A的部分故事才在中国足坛打假反腐风暴中被揭露出来。首先，上海国际队内肯定有球员收了贿赂打了假球，而这几个球员分别是：祁宏、江津、申思、李明（小）。这四个球员几乎就是整支球队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收了贿赂决心要让比赛有利于天津，那么上海国际怎么样都赢不了比赛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了。到了2012年祁宏、江津、申思、李明被判刑时，新华网是这么报道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申思、祁宏、江津、李明原系上海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球员。2003年11月30日，四名被告人在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上海国际队同天津泰达队比赛前，接受王勇（另案处理）提出的给付四名被告人800万元人民币，帮助天津泰达队获取比赛胜利的请托。次日，四名被告人作为上海国际队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场比赛，最终，天津泰达队以2比1的比分取得比赛胜利。当晚，四名被告人先后到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282号香港广场公寓式酒店一房间内，分别收受王勇给付的200万元人民币。”此王勇是谁？早在判决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猜到他是谁了。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报道：“王勇、沈世芳、沈义峰等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区看守所，他们都涉嫌末代甲A的黑金。”当知情人对记者说出这些“陌生”的名字时，记者不禁纳闷，这些人都是谁？知情人接着对记者说，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看守管理人员为他们改了名字——王勇，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南勇，沈世芳就是楼世芳！沈义峰就是张义峰。

其实，早在当时许多球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猜到，足协肯定知晓末代甲A的全部真相。毕竟假如真的有涉及多达1200万的贿赂费用，这么大的交易足协难道一点风声都打听不到吗？如果足协知道真相却不揭露，那就肯定是因为足协也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收到了好处。这也就是问什么球迷们不需要去寻找证据却十分相信“足协内定了末代甲A的冠军”的说法。李承鹏的采���上讲：据李承鹏介绍，当时足协确实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但没人真正站出来主持正义。他曾和南勇说过这次联赛的混乱，结果南勇当时的回答是：“那关我什么事？我现在主管的是国字号。”2005年荷兰世青赛前，李承鹏同杨一民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在飞机上向杨一民重新提及这件事时，杨一民也只是哼哼哈哈，没有做直接回应，“他们都是知情的，但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足协知情，其实更意味着这起假球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由俱乐部企业贿赂球员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上海申花不惜花1200万都要获得末代甲A的冠军呢？许多球迷、记者分析这是上海市政府追求政绩导致的。李承鹏的采访上讲：“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不少媒体赛后指出，上海两支球队打的都是假球，他们其中很多人从中受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受贿，而是权力的斗争。当时是三场比赛、六支队伍，甚至有可能更多，每支球队背后都代表着相应的城市、国营单位和私营单位。”……李承鹏至今都搞不明白的是，申花当年为什么那么想夺得这个末代甲A的冠军，“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李承鹏说，申花、泰达都有国有企业背景，而中远（上海国际）则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在中国足球圈里，民营企业的球队和国营企业的球队有很多区别。在假赌黑方面，大型国有企业的就叫运作，另外一个（民营企业）就叫假球。”

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比赛就这样结束，许多中国球迷一代人的记忆中的十年甲A就这么结束了。最后，重庆力帆虽然在“中超资格积分”上被淘汰降级，但是趁云南红塔准备退出足坛，据报道重庆花费3800万收购了云南红塔的2004年中超资格以及它的青训队伍，结果重庆依然屹立在2004年的中超联赛上。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暴中，2012年判定了末代甲A的许多结果，上海申花因为与陕西国力比赛中贿赂对手，被判决剥夺2003年甲A联赛的冠军；天津泰达与上海申花还因此被罚款100万元并在2013年中超联赛直接处罚扣掉6分；上海国际的徐宪泽对足球心灰意冷，到了2005年初也正式退出了足坛，上海国际几年后来变成人和集团的玩物，在陕西、贵州、北京流浪。回顾末代甲A最后一轮的闹剧，从重庆与青岛的“欢迎客队赢球”，到上海国际与天津的假赛，再到上海申花与深圳的“输球夺冠“，竟然没有一场符合现代体育所倡导的“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但总的说来，重庆选择输球也是合理利用规则，至少没有触犯底线，而上海申花、天津泰达一方，则是被证实为了谋取利益而使用了非法的手段。结果到最后，2003年的甲A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冠军，只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轮的疯狂，以及当时盛行的假赌黑的种种现状。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heanquan-blog]

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 和 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 更是“傲”得嚣张。 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也是 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 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 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 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 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 《英汉大词 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 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 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 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 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 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 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 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 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 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 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 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 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 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 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 作。 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 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 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 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 的求职竞争。 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 有些人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 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 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 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 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 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 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 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 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 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 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 当然 ,也有个 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 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 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 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 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 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 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 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 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 中国通。 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 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 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 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 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 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 个地道的“上海人”。 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 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 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 酒吧餐厅里 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 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 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 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 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 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 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 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 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 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 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 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 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 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 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 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 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 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 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 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 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 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 传教士 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 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 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 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 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 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 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 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 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 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 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 希望 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 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 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 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 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 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 教会组织也从事 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 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 故乡之感。 运动���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 橄榄球、曲 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 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 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 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 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 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 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 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 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 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 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 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 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 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 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 在 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 特色。 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 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 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 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 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 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 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 会、舞厅和剧院。 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 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 样”。 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 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 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 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 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 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 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 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 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 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 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 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 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 的雇员的教化着手。 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 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 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 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 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 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 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 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 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 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 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 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 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 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 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 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 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 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 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 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 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 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 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 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 队的利益”。 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 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 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 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 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 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 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 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 象。 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 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 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 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 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 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 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 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 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 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 侨所难以接受的。 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 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 国流行。 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 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 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 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 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 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 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 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 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 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 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 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 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 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 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 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 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 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 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 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 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 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 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 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 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 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 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 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 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 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 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 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 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 十分隆重。 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 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 他们 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 对于 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 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 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 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 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 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 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 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 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 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国的保护。 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 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 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 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 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 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 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 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 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 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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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自由之梦的真实版本 | 深氪

文 | 石海威 编辑 | 杨轩 李洋 “无耻” “恶劣”“做得太绝”“坏了规矩”…… 蘑菇街创业8年上市，短暂的恭喜声后，是来自老员工和投资业人士的一片愤慨之声——上市之时，蘑菇街员工们才发现自己手里25份期权被合并为1股股票。 当天，就有员工匿名在脉脉上语气激烈地控诉蘑菇街期权稀释：他称自己早在B轮前蘑菇街不到一百人时加入，工资打折，还花了“小6位数”买期权，但此前内部说“实现财富自由有点难，买个房还是可以的”的预期最终落空；蘑菇街两年前招人时还说期权“至少10刀很值钱”的——实际上合股后才是一股发行价14美元。 “比较心凉。”上市当天，一位前蘑菇街员工和前同事们在小群里私下抱怨，虽然他加入时期权不多，走得也早。那些奋斗了三五年的人机会成本巨大、心理落差也更大，而杭州总部里那些做时尚内容的年轻员工是把创始人陈琪当精神偶像的，现在感觉是“被自己的英雄辜负了”。 上一次的类似操作，还是上一轮互联网公司上市潮中，优酷18份期权合1股。这创下了当时中概股历史上创纪录的稀释率，有老员工在得知稀释比例后当场后失声痛哭。此后多年，这个举座哗然的案例都让互联网业人们难以忘怀，优酷创始人古永锵也在这种“传颂”中名声不佳——时隔多年，一名前优酷员工依然对36氪说，古永锵是“不厚道”、“主观恶意”。 投资人们的愤慨，则更多源于蘑菇街案例破坏了大家对创业、期权和财富自由的预期，“以后创业公司还怎么用期权吸引人才？” 与硅谷类似，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其实也是无数人希望通过创业和期权，实现财务自由梦想的历史。 近期的一次大型造富传奇，是一万多人在2014年9月19日同时变成了千万富翁。这一天，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身着橙色T恤的阿里人在杭州阿里总部附近街道上颇受欢迎，因为他们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从未有一刻如此充满成功和钱的味道。 这种造富神话引领着所有人前进。紧接着，去哪儿、58同城、猎豹、京东也相继着陆。今年又是一波上市潮和新造富神话，比如，小米上市时造就了1000个千万富翁。 为员工争取利益，也是最能打动互联网人的故事。去哪儿创始人庄辰超在去哪儿被百度合并时，为去哪儿员工股权在合并时的兑换条件做了极力争取。庄辰超卸任后发布的那段朋友圈被一时传颂：“我们每天的生活是面对和沉浸在周边人的信任关系之中的。Qunar的故事结束了，托付与我的信任悉数交付了。” 这都是激励拼搏创业的一针鸡血。中关村办公室灯火通明，互联网人“996”蔚为一观，莫不与期权、财富预期息息相关。“期权”几乎成为了全体创业公司员工的精神寄托，甚至是这个时代下实现阶层提升的最大路径。 然而，我们要告诉你这个“财富自由”神话背后的真实版本。 创业之初：鸡血与小黑屋 “我们最近又完成一轮新的融资，大家手里的期权每股已经值两美金了！” 在望京卷石天地大厦的9层，雷军情绪激动，站到桌子上大声说道。 说这话的前一个月，小米刚完成B轮融资，小米1手机则发布不过三个月时间。创业头一年，小米过得并不容易，手机业务一度遭到投资人质疑，他们认为雷军没做过硬件，怎么证明能把硬件做好？ 入职第一天，徐欢就赶上了雷军组织的这次季度会。据他回忆，那是2012年1月，身为应届生的他拒绝了阿里25万年薪的offer，降薪一半加入小米，获得5000份期权。 几百号员工望着桌子上的雷军，他们和徐欢一样热血沸腾。所谓季度会，在小米内部叫“打鸡血”，除了复盘过去一段时间企业的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表彰和激励员工。那是徐欢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手中期权的价值。 “雷总在场一直强调，小米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明年要做到什么目标。他讲这些时我会感觉如果明年我们的业务再翻几番，我的期权也可以10倍20倍的长。” “雷总很拼的，他是创始人拼也有道理，但���米的所有员工都那么拼。”北京尚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明若告诉36氪。 他也是雷军和徐小平的私人法律顾问，见证了雷军当时每天加班到一两点钟。在他看来，期权激励可以看做一场交易，创始人交付股权，员工担起创业责任，“企业发展艰难，你要给我挺住，需要你加班到一两点时，你要给我顶上去。这才叫事业。” 互联网的创业故事里，“改变世界”是表层说法，期权和创造财富则是更真实的动力——这也是时代赐予的机遇。 美团前员工刘继汉赶上的时代机遇，比徐欢还要略早一点。 那是2011年五六月份，他在美团参与百团大战。美团当时面临窝窝团大面积挖角，王兴召集大伙在北五环外的九华山庄开过一次动员大会，到场的都是能打仗的地推铁军。刘继汉说，王兴在会上鼓励大家要坚持到底，还提到战略和兄弟情义。讲义气表现为第二天一早，公司就安排大家签订了期权协议。 当时团购模式横空出世一年，千团大战中，美团虽然位列前十，但前十中还有疯狂融资的拉手、四处结盟的窝窝团、人人网支持下的糯米、腾讯支持下的F团……所有人都在疯狂BD、开城、拉单。 在美团北辰泰岳大厦13层的5平米小会议室里，刘继汉被授予了35000股期权。刘继汉对36氪说，协议是他和王兴单独签的。 刘继汉当时是美团青岛的城市经理，同时兼顾湖南、江西区域经理，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公司，“像链家一样，带领大家喊口号”。白天大家要去拜访商家，晚上总结之后要录单子，录合同，做供给。从早8点到晚12点，每天如此。做线下拓展免不了会遇到“地头蛇”，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我们是真的卖了命了的，这也是美团的成功之处。” 入职时间越晚，轮次越靠后，拿到的期权越少，行权价格也越高。一位滴滴前员工对36氪说，滴滴2017年前后的两次期权发放，上一次的行权价（员工为购买期权，自己需要支付的价格）还是7美元，下一次就上涨到了17美元。 一位蘑菇街前员工对36氪说，自己加入蘑菇街时已经是2016年蘑菇街美丽说合并、很后期了，自己拿到了1万份期权——相当于上市后的400股——相比前人的期权数量差距至少几倍。 正因如此，当时他签期权合约时，HR拿来了一份几页纸的全英文合约，他并没有细看，主要就看了两个数字：一个是自己分四年被分期���予的期权总份数，一个是期权对应的价值——当时是每份期权价值0.25美元，这也将是自己未来行权时将支付的价格。当然，英文合约他也看不懂。 当时HR跟他说，公司估值很高，期权还是蛮值钱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当场签完，HR收走，三天后合同返回给他。但现在回顾，他认为其实当时一般HR也不知道公司总股本是多少，所谓期权究竟对应什么比例的股份，“大家都是懵逼的。”在蘑菇街的例子中，匿名员工也将矛盾指向了26亿总股本这一点。 总结多数人拿期权的场景，大多有如下几个共通之处：一份全英文合约，当场就要签字，只知道被授予的期权份数，但不知道自己期权究竟在公司的股份占比多少。 有时协议里会设置一些难以达成的条件，或是严格的离职回购制度，一些违规行为也会导致员工期权作废。况且目前国内创业公司许多采用VIE结构，期权协议通常是全英文，即便员工英文很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懂全文。而如果这个文件没有任何备份，其实相当于无效。 因此业内也流传着一种说法，所谓的期权协议是“小黑屋文件”。 “大部分员工在签股权或期权协议的时候，其实没有选择权，你不可能跟公司说这个协议我拿回去看一看，然后哪些条款我不满意，你帮我改一下，没有人会这样做，员工总是非常弱势的。”曾在腾讯供职6年的徐振华说。 2009-2014年间，他接受了来自腾讯19220股限制性股票。作为游戏制作人，即便加入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徐振华依然拿到了不菲的股票赠予。 2014年，徐振华从如日中天的腾讯游戏团队离职创立上海沐瞳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他与腾讯所签订的《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竞业限制范围包括九类业务领域和50家公司。而腾讯支付给徐的限制性股票，作为承诺保密与不竞争的对价。如果违约，则需返还限制性股票及相应收益。这次签约为他此后被腾讯告上法庭埋下伏笔。 行至中途：快速变化与荒蛮时代 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中输入“期权纠纷”四个字，你会得到1403个案例。纠纷数字随着创业公司进入后期、IPO增多一路走高。       （图片说明：股权激励案件数量年份统计） 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二十年中，中国的独角兽公司（即估值超10亿美元）数量已超越美国，大量新经济公司从开始创业到上市只花费短短几年。与这种惊人的成长速度对比，它们在员工期权股权激励的管理上，普遍处于蛮荒期。 在公司的快速成长中，变化是随时随地的——公司的业务重心可能变化，团队规模和人才结构会变化，一个员工的贡献多寡可能变化——对如何用期权激励人也会变化。到员工离职之时，往往是此前埋下矛盾的爆发期。 刘继汉在加入美团两年多后决定离职，离职前他给王兴打过一次简短的电话。 “兴哥，我准备离开美团了。”随后，他提出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我问你一个事儿，我们的期权到底是不是岗位期权？” 刘继汉对36氪回忆，王兴的回答是“应该是吧。” 自2011年加入美团后，刘继汉经历过多次职位变动：最初是青岛城市经理，几个月后调入总部任商服总监，两个月后重回青岛，第二年5月重入总部做包销项目，8月调岗为聊城经理，后调任济宁经理，在调任徐州经理——那时，他听同事说自己获得的是“岗位期权”，意味着当岗位发生变化，期权也将失效。 刘继汉在美团内部发邮件咨询无人回应，便有了与王兴的那通电话。随后，刘继汉开始了与美团长达五年的诉讼之路。因为美团的境外架构，涉及案件归属地的争议极其复杂，很多律师最开始都拒绝了刘继汉的求助。 刘继汉对纠纷关键点的说法，和美团律师的说法是错位的。 美团法务负责人对36氪表示，刘继汉因为违反竞业义务，被取消期权授予——刘继汉离开美团之后，随即加入了百度LBS——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双方争议点在于，美团并未向刘继汉支付竞业补偿金，但刘也未向法院提起申请，要求竞业协议失效。 期权+竞业协议的威力无比巨大，但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却比比皆是。 因自己创业开游戏公司、涉嫌与腾讯竞争而被告上法庭的徐振华，最近二审结果已出，异常残酷：他被判支付腾讯约1940万元，创同���案件最高赔偿纪录。 这个令人乍舌的数字正源他6年任职腾讯期间拿到的19220股限制性股票。在过去3年中，腾讯的股价涨了很多倍，这笔应“退回”的股票价值也就水涨船高。 “现在不光要把股票所得还回去，还要倒赔很多钱，”徐振华对36氪说。 刘继汉仍怀念与王兴并肩作战的日子。“早年打城市战，一切基于信任，都是说干就干。有需求直接电话打过去，兴哥，这个事情需要你来一起弄，他随时加入。”但是，他打了5年官司所争的3.5万份美团期权的价值也是巨大的，根据目前美团市值，折合约1000万港币。 36氪联合易参调研了互联网企业100强涉及的股权激励纠纷——这是一份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榜单，BATJ、网易、新浪、搜狐、美团点评、360、小米都在其中——并做了汇总分析。       图注：横坐标为诉讼���求出现次数，纵坐标为诉讼请求类型。由于同一个纠纷可能出现多个诉讼请求，故诉讼请求总量可能会出现大于纠纷总量的情况。图片来源：易参（股权资产数字化管理系统）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员工的诉讼请求一般比较简单，而公司的诉讼请求包含事项更多，且各请求之间关联性较强——这意味着员工对股权激励制度中更信息不对称，而公司能从更多维度进行抗辩，在纠纷中占据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HR表示，中国遭遇到期权陷阱的员工会陷入两难境地。“我会觉得这种人到我公司也会纠缠不清，遇到什么事也要打打官司？”官司打赢了还好，如果打输了，“下份工作大概只能托朋友帮帮忙了。” 同时，互联网企业100强大多都会搭建 VIE 架构，或者存在嵌套子公司的情况，涉外法律适用等法律问题复杂，也是争议焦点。 一位互联网金融公司副总裁告诉36氪，最初加入公司时，他曾被分别授予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期权，且被告知二者中间有兑换关系。后来子公司做砸了，创始人通过变换关系把大部分集团股票转到名下另外一家公司，并成功运作上市。他和另外十几个人的期权成了废纸。 “微信电话他都没回复，我们在尝试联系律师，不过因为公司注册地在维京群岛，起诉他也很麻烦。我因为做过金融还算懂一点这个东西，其他同事完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且老板以前是投行出来的，涉及到资产腾挪，他比我们专业太多。” 一位参与过该公司A+轮融资的投资人向36氪透露，早在尽调期间，他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也曾在投决会上提出“这家企业存在期权分配潜在风险”，但无人理睬。 “都埋了一堆坑，”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最后就看老板良心了。” 创始人的困境：良心与利益博弈 “团队中的个体是不是在创造价值，管理者的感知非常明确，但又很难去量化这个感知。一旦创始人觉得这个人没有想象中能创造价值，调整期权，就会造成员工非常大的怒气。”一位创始人这样向36氪评价上述美团期权纠纷案例。 期权的本质，是创业公司想用来激励最值得的人。投资行业深谙事情要靠团队协力做成，行业规矩是会逼创始人在投资协议中写下公司预留的期权池情况，并要求创始人在3-6个月之内完成自己的第一批股权激励计划。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36氪，在他所服务的客户中，至今还有很多公司的期权架构都由A轮融资律师来做。更有不少创始人直接把需求丢给公司的HR或财务，这些人一般会从百度文库下载一套股权激励模板直接使用。 一旦涉及财富分配，风险就是难以避免的。 某公司B轮融资后曾开掉一位创始人团队成员，因为能力不匹配，但承诺的期权也照发了。创始人对36氪说，天使轮时自己“大笔一挥”发了很多，但公司往往在A、B轮后可能有五倍十倍的增长，所以天使轮看似很少的期权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但这之后，他在投资方的建议下重新调整了期权架构，当然发放条例也更严格。于是被授予期权的员工开始感觉“老板是在算计自己”。“创始人就是这样里外不是人”，他说。 至于蘑菇街的期权争议，在北京极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柳看来，关键可能是拟制股数过多：因为较高的股数更容易吸引优秀人才加入。 但因为股数多，员工听起来非常高的股票数量，实则占公司总体股权比例较低，这就造成了员工预期与上市后收益不匹配的心里落差，反而更容易出现矛盾和股权纠纷。 一名知情人士对36氪说，在蘑菇街上市前，考虑过是否要跟员工沟通合股的事情，因为担心员工情绪反弹大。但可能是考虑到一旦提前沟通，等不到上市，员工的情绪就要爆发，蘑菇街最终未做提前沟通。 “怎么就稀释成了这样？”一位蘑菇街前员工说。蘑菇街经历了多次融资，还经历了和美丽说、淘世界等的合并，大家猜测最终结果和一次次的稀释有关，但至今同事们都说不清楚，“都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子的。” 激励得多、激励条件好，也会有风险。 2016年9月，蜜芽宣布完成1.5亿美元D轮融资，几乎同一时间，也爆出蜜芽核心高管“离职门”事件中，包括CTO宗东东、跨境业务总经理桂博文、O2O和妈米负责人赵哲、运营副总裁杜萍在内的4名高管离职。 理论上，如果跟随公司上市，这些高管还将获得更大的财务回报。但一位接近蜜芽的核心人士告诉36氪，其高管离职原因之一是蜜芽早期签订的期权协议约定的退出价格不合理。因为其行权价和回购价都很高，如果早期加入的高管持有公司足够多的股数，那么即使不上市，高管在离职退出时仅赚取差价也能财务自由。 “蜜芽已经很久没有融资了，上市很难。如果能提前变现，高管还不如自己投自己的A轮再创业了。”上述人士说。 离职则是风险的集中爆发期。 共享租赁行业的创业者杨东告诉36氪，他希望通过期权和员工一直绑定到上市，如果不小心“走散”，要不要回购就成了难题。回购期权意味着需要公司拿出大量现金流，创业公司没有这个能力。而如果替离职员工保管到上市，相当于离职的人坐享其成别人辛苦打下的江山。“不管是我要‘养’他还是用钱回购，两个都很痛。” 某直播APP创始人说，在他看来，上市之日也许就是员工离职之时。一旦期权兑现，财务自由的人工作动力也会减少。因此他在学习和效仿华为，“如果我们公司未来不打算上市，就没必要按上市的套路来搞，华为那种模式就很好，反正公司不上市，员工也不能拿期权做文章。” 互联网餐饮品牌创始人孔军的困惑比较特别：期权在互联网公司不够用，而在其它行业却发不完。他的公司内有大量一线服务人员，受教育水平不高，是流动人口，不要说期权，“他们甚至哭着求我别交社保，只为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些。” 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一锤子买卖。因为“对他们来讲，已经做好随时就走的准备了。所以所有的回报都是现结的。”尽管这听起来非常残酷，但“对公司来讲期权是这么宝贵的财产，他却觉得一文不值，换做是你会给他吗？” 一位资深律师向36氪表示，他接触过大量做全员激励的公司，最后基本都失效了，能做成的小米是一家。小米的股权激励的成功并不仅限于早期的全员持股，更重要的是雷军让大家充分相信期权的价值。 据徐欢回忆，后来每隔一个季度，小米内部都有一个大会，即便不是雷军参加，合伙人级别的也都会到场给大家鼓气，强调大家手中的期权在增值。等到2014年他从小米离职创业时，期权已接近20美元一股。 信任的核心来自于市场的积极反馈。如果翻看小米早期融资历史会发现，C轮之前，它保持了每半年一次的融资记录，估值从A轮2.5亿美元一路飙升至40亿美元。“持续的融资上涨和估值攀升一定会‘刺激’到员工，只要努力后面就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上市梦醒：财富自由，或者难保体面 一些人跟着雷军吃到了肉。 徐欢告诉36氪，他当时是部门的第五个产品经理，前四位同事都没有离开小米，到今天至少有几千万收益。“有人已经给孩子买了学区房。” 小米登陆港交所前一天，雷军发公开信称，小米共有超过7000名员工持有股票或期权。美团则公布自己造就了4714名“百万富翁”。 不过，小米、美团股价至今尚在发行价下——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比VC更严苛。 在这次资本寒冬中，一些公司不得不流血上市，不少人“上市即梦醒”。 一位前蘑菇街人士向36氪回忆，陈琪多次在内部说，蘑菇街不一定做成很大规模，但至少要是家很Decent（体面）的公司。 上市当天的期权闹剧当众撕破了这种体面。 考虑到“也会伤害到其他早期创业的公司”，陈琪在内网发文解释了这次争议：为了保证每股发行价在十美元区间，合股是一种正常操作。至于自己厚道与否，最关键是两个数字：一个是上市时创始人股份占比，陈琪是11.3%；一个是员工总期权池占比，是7.87%——这反映了创始人是否愿意分享成果、是否大方。 而一位前优酷员工认为古永锵“不厚道、主观恶意”的原因，是因为在优酷员工期权18合1时，古永锵上市时个人持股比例却高达41.48%，古永锵显然没有稀释自己的利益。 一位投资人对36氪分析说，上市前出现大比例合股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投资人、创始团队、员工的股份优先级层层递减：投资机构一般在协议中都有反稀释条款，当新一轮融资比之前估值低，就会触发这个条款；那么就只能稀释创始团队的优先股，或者员工的普通股；当然，创始团队可以选择不稀释自己的优先股，而是只稀释员工的普通股。 “我们还是一个小市值的公司，这是事实。蛋糕小了，怎么分也不会特别多。”陈琪总结，这是最终收益未达到一些员工预期的一个关键原因。 “如果公司真的发展好，谁愿意把员工坑了，流血上市是不得已，或是估值倒挂太厉害，已经融不到资了。”另一位创业者这样评价蘑菇街这场风波。 押注不同公司，收获不同结果。一位创始人告诉36氪，期权本质就是内购股票。假如当年有人愿意从阿里跳到蘑菇街，理论上是在赌蘑菇街的增长比阿里更好，获得的回报更多。“而结果往往是，大家图了高回报，却不能承担高风险。” 前述前蘑菇街员工说，自己team里有3个人离开时，都选择了不行权：这是预估蘑菇街业绩不如预期，评估了行权价后的理性决策。不同于一毕业就入职蘑菇街、对商业缺乏理解的年轻员工，“我们知道商业是残酷的。” 但他和前同事们还是发了朋友圈祝福蘑菇街的，“纪念自己曾经努力的青春”。陈琪说蘑菇街第一天就“出生在Hard模式里”所言非虚，“一路走来，巨头的伏击……真的难。” 越来越多与蘑菇街情况相仿的公司，正在“历尽艰难”争取上市的机会。 估值缩水、倒挂和流血上市已成为今年的普遍现象。造富梦碎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一位阿里早期员工向36氪回忆，2010年加入阿里时他获得了五位数的期权。后有很多创业公司找到他，也许诺期权股票，他们认为阿里出来的人肯定更认可期权的价值。“但说实话，我真不信他们说的，因为你们这些公司都不是阿里。” 一位FA合伙人告诉36氪，结合2018年的市场环境，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股票已是极少数，更不要提还有大把等待被并购的标的。“所以期权做不成是废纸，能做成的绝大部分也是废纸。比如ofo。” “每个前东家上市，大家都要恭喜我财务自由，我说没自由，大家还不信。”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说。股票打到账户里，已经扣完了35%的所得税，其实每次都没太多钱，即使总监层级，股票收益也就够买辆车，该跳槽就跳槽，不值得被“绑定”。 即使“吃到了肉”，也付出了代价。一位接近小米的人士称，小米早期很多技术产品岗位负责人，干满四五年就退居二线，比如去了小米的投资部门。“因为高密度工作四五年之后，身体也受不住了。” 一位从业10年的HR则告诉36氪，最近很少有候选人会把期权作为求职条件，他们宁愿手里多拿点现金。 “再也没人愿意因为期权而降薪加入某家公司了。” （文中徐欢、杨东、孔军为化名）（感谢邱晓芬为本文整理数据） 关于期权、股份的故事，虽然做了诸多采访，但36氪相信自己接触到的只是部分样本，为了让关于期权的信息更透明充分，因此诚挚邀请你讲讲自己的故事。 请点击问卷链接：http://k6lbmp5qv6hv8j69.mikecrm.com/MLbznES http://dlvr.it/QvGH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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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4.9】明慧网记载了大陆7省约七千起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者的真实案例，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下至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乡镇人员和不明真相的民众。他们中有的车祸毙命，有的离奇猝死，有的自杀，有的暴病身亡，有的判刑入狱，还有的殃及家人……

这一桩桩不幸的案例不仅触目惊心，而且令人深思。明慧网表示遭到厄运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迫害法轮功的程度成惊人正比。而辽宁、黑龙江、河北都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案例分布在大陆23个省，北京、天津、重庆、上海4个直辖市，以及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4个自治区。

其中，截至2016年5月15日，辽宁省有1,049人参与迫害遭到厄运；截至2015年1月31日，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中至少有995名遭到了不同方式的厄运；截至2011年，湖北省的案例达850人。仅此3省，有2,894人遭厄运。

在明慧网上，截至2013年8月14日，河北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者的案例信息记录有1,368条；截至2013年9月28日，山东省有1,009条记录；截至2013年10月18日，吉林省有775条记录；截至2013年10月16日，四川省有558条记录。仅此4省，有3,710条厄运案例记录。这些案例信息记录中，有的涉及者超过2人。

按保守推算，以上7省遭厄运者约在七千人左右；若按大陆23省、外加4个直辖市和4个自治区来估算，全国遭厄运者人数则远超过这一数字。

一、辽宁省遭厄运近千例

明慧网2016年5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有详细统计数据的文章指出，辽宁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案有近千例，1,049名 参与迫害的责任人遭厄运，其中424人死亡，180人患各种重症，185人遭报落马或判刑。另外，厄运殃及家人的有198例，101人死亡。

在这些遭厄运案例中，公检法及监狱系统加起来，遭厄运人数为534人，死亡223人、殃及家人死亡45人，占总数的大约50%。

辽宁官场集体遭厄运

辽宁省长期被江泽民集团盘踞，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大连和沈阳是最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地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辽宁省已经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483人。从2013年到2015年，辽宁省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

从迫害一开始，厄运就如影相随。2001年，原辽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以受贿罪被判死缓，2002年患癌死亡，不到60岁；副市长马向东被判死刑；整个沈阳官场80余名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涉“慕马案”都受到惩罚。

近3年来，直接参与迫害的辽宁省政法系统至少有30余人遭厄运落马，包括原辽宁省司法厅长张家成（免职）、 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威（免职）、沈阳市检察长张东阳（判无期）等。锦州监狱副狱长王洪博2015年11月上吊自杀。

2016年3、4月，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省政法委书记苏宏章、省人大副主任王阳（原鞍山市长）接连落马。

2014年，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落马，2016年11月，被判刑13年9个月。陈铁新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

落马和入狱的部分辽宁高官

薄熙来，原辽宁省长，最先在大连搞尸体工厂，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犯之一，被判无期徒刑。

王珉，原辽宁省委书记，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陈铁新，省政协副主席，是这次反腐中落马的辽宁“首虎”。陈铁新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

张家成，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委，落马。张家成长期担任辽宁司法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省政法委副书记，是周永康在辽宁的忠实打手。

王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被调查。明慧网报导，王阳在鞍山、抚顺任职期间，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是辽宁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王庆国，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2014年9月患胰腺癌在痛苦中死去，年仅49岁。王庆国是2013年导致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大连安锅案”的主要指挥者。

刘和，原沈阳市公安局长，被判刑20年。刘和多次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包括震惊海内外的虐杀法轮功学员高蓉蓉一案。

宋勇，省人大副主任，原朝阳市委书记，2011年以受贿罪判死缓。宋勇迫害法轮功的搭档、朝阳市委副书记李忠武被判无期徒刑。

宋久林，凌海市委书记，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遭报，因受贿、涉黑被判刑18年。

朱长波，本溪市公安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的外甥，积极迫害法轮功，2009年端午节前后突发脑出血死亡，年仅47岁。

姜作勇、蔡哲夫，两人于2000年11月就任丹东市长和市委书记，不遗余力地迫害了近千名法轮功学员。2004年3月，60岁的蔡哲夫 “意外身亡”。2011年7月，59岁的姜作勇因胰腺癌死于沈阳。

王国强，凤城市委书记，携钜款潜逃后回国自首，2017年1月判刑8年。王国强任职期间，凤城市70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21人含冤离世。

杨亚洲，沈阳副市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被调查。

宋春山，原桓仁县委书记，遭厄运被判死缓。

于泉州，东港副市长，被判刑14年。

典型案例

国保队长谩骂法轮功当场猝死

辽宁普兰店市国保大队长李绍举，2015年2月9日在布置工作的内部会议上，大喊大叫，谩骂法轮功，企图发起再一次迫害。李绍举正起劲疯狂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栽在桌子上，当场脑出血猝死。

“先进典型”先进了地狱

潘石，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长，疯狂迫害法轮功，被朝阳市“610”树为“先进典型”。潘石在城乡演讲20场，他演讲时叫嚣：“我不怕报应，就打、就抓，共产党我跟定了！”两个月后，2010年11月19日，潘石在41岁生日那天暴死，“先进”了地狱。

刘忠波先后担任瓦房店复州城镇和驼山乡派出所所长，非法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2004年11月，在一次乘车途中，刘忠波从车窗探出头来向后望，被后面开来的一辆大货车撞到头部，当场死亡，身首异处。

郝建光，抚顺市国保支队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动辄实施“上大挂”、电击、“老虎凳”、“劈腿”等酷刑。郝建光于2011年以贪赃访民的钜款，被判无期徒刑，在执行判决的前3天，死于沈阳公安局看守所。

二、黑龙江近千起遭厄运案例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黑龙江至少有527人已被证实迫害致死，居全国之首。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中至少有995名遭到了不同方式的厄运， 其中388人死亡，179人被免职、查办或判刑。

黑龙江大批省级高官落马

原黑龙江省长田凤山、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女），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5年因腐败大案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死缓。当时5名副省级官员及一大批地厅级官员涉“田韩案”下台，这些人大多是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

在近两年的“打虎”反腐运动中，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在大庆残酷迫害法轮功，于2014年12月遭被免职。原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隋凤富2014年落马，隋是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建三江事件”的主谋。

遭厄运的部分高官如下：

韩桂芝（女）：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委工作，卖力迫害法轮功，2005年12月被判死缓。

田凤山：原黑龙江省长，卖力迫害法轮功，和韩桂芝一起被判无期徒刑。

韩学键：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在大庆残酷迫害法轮功，2014年12月被免职。

隋凤富：原省人大副主任、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2014年落马，2016年判刑11年。隋是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建三江事件”的主谋。

此外，省高等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都于2004年被免职。

鸡西市长、书记、公安局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厄运。前市长朱德义因涉嫌严重违纪2014年被免职。前市委书记丁乃今2006年以受贿罪等被判死缓，主管政法委、“610”的副书记曹国辉服毒自杀未遂，公安局长鲍华被免职。

原牡丹江市长张秋阳、市委书记董绍林、副市长高艳华及其下属30多人，积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于2004年11月被法办。

司家祥，大庆市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2005年7月遭厄运车祸身亡，当时司家祥在乘车中由于汽车轮胎自爆，他从车窗被弹了出去，当场死亡，而司机毫发无损。

王毓华，原同江市委书记，亲自发放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2003年送2名法轮功学员去哈尔滨劳教所，在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死亡。

三、湖北至少850人遭厄运

明慧网2011年发布一份名单，详细记录了湖北省及武汉市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案例，高达850人。其中各级政法委和“610”官员遭报应的320人，公安国保警察174人，公检法司人员135人，“610”42人，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和诽谤法轮功的不明真相者180人。湖北地区高校有近50名干部因参与迫害遭厄运被查处。

湖北遭厄运的部分高官

郭有明：原湖北副省长，周永康亲信，判刑15年。

吴永文：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信，已落马。

张国光：原湖北省长，之前在辽宁任职，在辽宁和湖北两地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4年涉沈阳慕、马特大贪污受贿案被判刑11年。

赵志飞：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因迫害法轮功，2001年访美时在收到法庭传票和起诉书，被美国法院判有罪。

杨世洪：原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三次自杀未遂。杨世洪曾硬性规定各洗脑班“转化率”必须达到85%以上，对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可以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进行折磨（只要不弄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被迫害致伤、致残，甚至回家后不久便死亡。在杨世洪担任江岸区委书记期间，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因所谓的“转化率” 高而被树为全市的典型，并受到中央“610”头子刘京的“夸奖”。

赵致真：原湖北省武汉电视台台长。曾利用电视及报刊等媒体，攻击和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积极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文字打手和急先锋。2004年7月，赵致真在美国被以“用媒体煽动仇恨”提出控告，并判有罪。

杨松：湖北省委副书记、原武汉市委书记兼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因迫害法轮功访台时遭控告。

蔡建明：先后担任武汉市武昌区区长、汉阳区书记、江汉区书记，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迫害，对武汉彭敏、李银秀和付晓云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负有一定责任。2004年蔡建明遭厄运，因涉嫌受贿被捕，2005年8月被判刑8年。他在法庭上提到2005年3月因煤气中毒去世的妻子以及还在读书的孩子时，放声痛哭，与当初发誓要严厉打击法轮功的嚣张气焰相比，判若两人。

彭永和：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镇长，当地赌博、偷盗成风，他不抓，唯迫害法轮功积极。2006年10月在开车途中，他坐的小车钻到大卡车底下，当场车毁人亡，年仅40多岁。

袁杰：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民政科科长（兼管街“610”），卖力迫害法轮功，汉中街先后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十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袁杰于2006年遭厄运，得绝症死亡，年仅46岁。

焦俊贤：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荆门市委书记，积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1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

曾祥国：2009年担任湖北省“610”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指挥对全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0年以腐败罪被“双规”。

林正兴：原武汉东西湖区“610”办公室主任，2002年1月23日外出时，在小车中被黑社会成员枪击，子弹击中腹部。

魏道章：原武汉市东西湖区“610”头目魏道章患肝癌。

四、北京高官和央视大腕遭厄运

明慧网曾报导北京地区70多起遭厄运实例，其中有10多起是高官遭厄运落马或判刑，14起是宣传、���育等部门的人遭厄运，47起案例来自“610”、政法委、国保、公安部门。

除了广为人知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610”头目、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外，2007年死在任上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也是参与迫害遭厄运。黄菊之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黄菊任副总理期间，主管国家政府财政，为迫害法轮功提供巨大财力支持和保证。

在北京西城区首先开办洗脑班、绑架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转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2015年11月遭厄运落马，2017年2月被判刑13年。

原北京门头沟区委书记王洪钟遭厄运被判刑14年。王洪钟任密云县县长期间，用金钱收买歹徒，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给1,000到3,000元。

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两位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上吊死亡）、许杰（判刑13年）遭厄运。1999年7月20日后，全国各地大量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结果信访办变成了抓人的公安局。参与打压迫害的徐业安、许杰遭厄运，以受贿罪等被追查。

迫害法轮功的无一不是腐败分子，在迫害政策没有结束前，这些人都是以“腐败受贿罪”被惩治。北京市劳教局局长周凯东，2001年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在人民大会堂“领功受奖”，其主编的迫害法轮功的“经验交流材料”在司法系统内部出笼。就在周凯东大红大紫之时，其两千多万元的经济腐败案败露，2003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另外，有多位央视大腕遭厄运身亡，死时都只有40多岁。他们被中共利用通过电视媒体煽动对法轮功仇恨，使无数世人深受其害，���下还不清的业债。

原央视新闻主播罗京播报大量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造下口舌罪业。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口腔咽喉部位病变，舌头溃烂，不能说话，2009年6月5日死于北京肿瘤医院，终年48岁。

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主要制片人陈虻，2008年12月23日患胃癌痛苦死亡，死时47岁。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最大最恶毒的谎言，对世人的欺骗毒害最为严重。

原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主持人方静，2015年11月死于癌症，年仅44岁。方静在2005年1月23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中，重复播报已经被国际舆论广泛谴责的“天安门自焚”谎言，并称去河南做了所谓“追踪采访”，再次诋毁法轮功，继续以谎言欺骗大陆民众，煽动仇恨。

五、其它各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高官

吉林多名副省长落马

吉林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55人。

吉林副省长谷春立2015年8月落马，谷曾任职的沈阳市铁西区、鞍山市和吉林省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

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副省长田学仁，2013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省人大副主任、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2010年以腐败罪被判死缓。另一名副省长杨庆才2007年落马。

河北省委书记等人落马

河北省至少有478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遭迫害致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是周永康的亲信，2015年7月在任上落马。近年河北其他遭厄运的高官还包 括：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免职）、河北省委常委景春华（免职，判刑18年）、省委常委梁滨（判刑8年 ）、省委常委丛福奎（死缓）。

广东多名江派高官判死缓

陈绍基：原广东省政协主席、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因迫害法轮功在海外被起诉，2010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死缓。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主席，2014年底被免职，2016年11月被判死缓。朱曾任重庆市、海南省、广东省三省市政法委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

许宗衡：原深圳市长，江派成员，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11年5月以受贿罪、买官卖官被判处死缓。

万庆良：原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2014年落马，一审被控受贿1亿余元，2016年9月30日被判无期。万庆良曾在学生中大搞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活动。

迫害法轮功的深圳市政法委书记蒋尊玉2016年4月被免职，原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周镇宏2014年2月被判死缓。

“610”头目6月10日身亡

2010年6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王广平突然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王广平于2001年至2006年任广州市“610”办公室副主 任，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395人，非法判刑16人，送洗脑班3310人次。“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下令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生前多次表示不信报应的王广平，猝死于6月10日当天，很多人都说是报应。

广州公安副局长自杀

王广平的上司、分管国保支队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2013年1月8日在自己办公室的洗手间自缢身亡，时年55岁。广州市公安局称，祁晓林生前患有“抑郁症”。广州市公安局这对迫害法轮功的搭档祁晓林、王广平相继不得好死，震惊公安系统。

福建省长等高官落马

苏树林：福建省长，2015年11月7日落马，成为中共第一个在位落马的在任省长。苏树林任大庆油田总经理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 ，欠下血债。福建省其他遭厄运的高官还包括：副省长徐钢（判13年），省委常委陈少勇（判无期），省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判无期）、副省长丘广钟（免职）。

山西正副“610”头目落马

金道铭：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维稳领导小组”组长，“610”系统头目，2014年2月27日落马，2016年10月14日，被判无期徒刑。

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维稳领导小组副组长”，“610”系统副头目，2014年6月19日落马，2016年12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侯伍杰：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2006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刑11年。

天津原政法书记自杀

宋平顺：原天津市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策划实施1999年4月“天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此事件直接引发“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2007年6月，宋平顺涉嫌犯罪被查，在办公室自杀。

宋平顺的同伙、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2007年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另一名同伙、原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2014年落马，2016年被提起公诉。

其它省市落马的高官

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被判刑15年、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

原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被判刑13年、副省长郭永祥判刑20年、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判刑12年。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判死缓，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

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原省长李嘉廷判死缓、副省长沈培平被判刑12年。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被判无期，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判死缓。

此外，甘肃省“首虎” 陆武成、陕西“首虎”祝作利（判刑11年）、内蒙古“首虎”王素毅（无期徒刑）、青海“首虎”毛小兵（开庭审理）、宁夏“首虎”白雪山（提起公诉）和 河南“首虎”秦玉海（判刑13年半）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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