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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rt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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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 •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有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岳村已经��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XXX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个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XXX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览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览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览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览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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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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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1/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1-08-25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

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

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

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

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

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

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

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

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必然”论与“偶然”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

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

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

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

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

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

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

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

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

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

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

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

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

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

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

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

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

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

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

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

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

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

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

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

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

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

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

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

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

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

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

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

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

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

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

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

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

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

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

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

真是少见多怪了。

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

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

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说实话，至今我们都很难说摆脱了这种血腥的“遗风”。

我的家乡广西在几十年前发生残酷的内战（战胜一方声称是“剿匪”），而最残酷的还不是打仗本身，而是战后对失败者的大屠杀。

当时隆安、大新、上林、武鸣、浦北等县都发生��人肉挖肝煮吃的骇人事件，而武宣等县尤其多。

海外有研究者“深刻”地分析说，这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食人野蛮遗风有关；

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遗风”何须推诿于少数民族，我们法家传统下的汉族历史上难道少吗？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南方周末。并结集成为禁书《走出帝制》的一部分。）

原文链接

#秦晖 #走出帝制 #秦制 #法家 #大屠杀 #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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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petition-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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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控受害人王焰到安徽省省会合肥上访记录20170712

下面是我20170712到安徽省信访局、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电视台等上访的材料，当时天气很热，但我上访前通过上网把要上访的部门地址、公交线路、需要多长时间都查的仔细，只要按照路线图就行。从天柱山站到合肥火车站的火车是零晨02:50分，早上六点到合肥火车站，然后坐114路公交车在工大北区下车，走500多米到安徽省公安厅，由于公安厅接待时间是上午8:30开门，只好在外面等，055663的警官收下了材料，从我上访十年来，2008年的几年材料是不收的，只是看看，填个表，2015年后才慢慢收下材料，从上访后效果看，2014年以前上访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2014年后上访效果有一点，至少对我迫害和物品破坏方面减轻了不少。但对我家特别是孩子迫害明显加重，可我又找不到直接证据，问了也不说，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有网友会问，这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难道没有人或部门管吗？肯定有，在中国是不允许有这些非法组织的，如果存在通过举报后还长期存在，那么，就是弱智也知道，是政府允许并暗中授权的，那么政府是谁呢？一般脑控实验基本都是事发地公安部门干的（经侦部门是幕后操盘手，把握方向，纪委是协调人，承上启下，黑社会是刽子手，精神控制，顺者昌逆者亡，明暗联手，坏事干尽还能装作一切都很正常，用范伟的话：“技术啊”。最终将受害人实验至致死）。有点像美国的FBI（重案组），所以，一日脑控，一生脑控，我想，像脑控受害人有本钱最好出国，越早越好，可惜我一没有金钱，二可能美国签证不��过，三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这些黑恶势力包括一些邪教成员，基本上都是受到或曾经受到公安机关处理的，登记在册的，正所谓“警匪勾结”“官匪勾结”，政府部门不好出面或不愿意公开处理的事情，就交给这些作恶多端，心狠手辣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打理，他们害人的事政府是不会买单，通常脑控受害人都被政府先定性贴上了标签“犯罪嫌疑人”“精神病人”，这样操作就名正言顺了，抓住或人造了把柄就掌握了说话的权柄，出师有名，至于干的什么见不得光的“脑控实验”“慢性毒药”“谋杀”，和政府通通没有关系。公事私办“送钱送物送美女”“逢山开路，逢水架桥”“投领导所好”，有网友疑问，现在反腐败抓得这么紧，哪个领导敢收钱收美女，那是你档次不够，平起平坐的？上级找下级谈点事？黑社会老大一般很讲义气，做事有规矩，像电视上一样的，只要他们出面的事基本上都能摆平。

为什么像脑控受害，在中国，即使上访到省公安厅、公安部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就像法院审判一样，中国是四级二审终审制，一般一个案件到市级就算终审了，如果一个终审的案件要求再审，除非拿出铁的证据，不然都是扯皮蛋，扯皮蛋你扯不过政府，我被脑控虽然没有经过什么法定程序，但潜规则（黑社会白社会游戏规则差不多）都一样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子滨博士在2001年5月1日《南方周末》第6版中说得更明白：“某些专家拥有了这种技术，实验室就比法庭更有效，更不可抗拒地揭示真相，最终使法庭、沉默权、无罪推定之类，都成为一钱不值的东西，到那时，专家就是我们的法官”。 “那些执掌该项技术的人，就能控制我们，支配我们，事先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后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最终做到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拷问精神的幽灵在大地上游荡，我们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服从于某种更高的社会价值，从被削弱、被操控的意识中攫取事实，每一项这样的技术都是对隐私权和意志自由的侵犯”。 “技术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真相，却也可以更轻易地控制我们的精神。

如果没有民主而公正的程序保障，对精神世界的窥探（脑控），就只能意味着恐怖。”

对于脑控受害，永远执行的都是潜规则，就像传销，进得来出不去，任人剥削，最终受益的都是金字塔顶端的老板。不管是“君子协议”还是“伪君子协议”，老板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即使让受害人经过程序走一遭，也不会黑白分明，板上钉钉，有点像福州念斌案，出来还是戴个“嫌疑人”帽子，属于疑罪从无。为什么从疑，一般中间有“内鬼”“谍术”，鬼把真相销毁了（到最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鸡对鸭讲，就是跳到黄河洗不清的那种），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受害人一生来承受痛苦。

从公安厅接待室出来后，经过教育厅，在飞凤街BRT坐97路到包河区徽强路下车到安徽省信访局，接待的人说这事他们不管，材料没有收，出来已是中午十一点多，坐97路车到葛大店路下车，吃了个午饭，坐43路到翠澜路下车走到安徽电视台，由于时间紧，路线长，只走访了这几个部门。

对于像我这样的脑控受害者，受害方式类似于传销洗脑，你找不到任何受害证据，包括破坏、迫害或暗下慢性毒药等，唯一的就是像湖北彭公乾一样，当他被中央电视台2004年采访时，他是这样表述的“今年三月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来电话，希望我提供相关的人员名单和资料，他们准备采访”。

一般都是报名单给媒体或上级公安纪检部门，哪些人？哪一伙人？哪一个单位？哪一级组织把你当作犯人，当作嫌疑人，当作孬子玩（精神病），划地为牢（以事发地为中心），给你洗脑迫害的（只要是脑控受害放之四海皆为准一个样），如果上访有效果，也是由上级职能部门（公安），觉得案件重大或者需要就让领导批示查办，如果觉得得问题不严重就收下材料做个备案。从我站在公权力角度来看，对于脑控受害人反映的情况，即使处理也像传销一样，最多警告一下，让他们以后不要接触当事人，当传话筒洗脑，当然如果涉嫌违法犯罪就不一样了，比如加入黑社会组织，有过SHA人掠货的勾当。所以像我们这种受害方式，就像碰到流氓地痞像毒蛇一样，缠着受害人一生都过不上安全舒心的日子，而这个毒蛇就是要受害人身边的人当他们的工具、传话筒留声机，给受害人洗脑，把受害人操控成一个木偶，甚至于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同时散布传播低毁丑化妖魔化受害人的信息，谎言千篇成真理，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广告，有组织花钱雇佣这些人做广告，一旦一个人被贴上标签，并经有组织宣传，这个人一生都爬不起头，成为一个政府和社会不受欢迎的人。

有网友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是理想状态，现实里身子正影子有可能也是歪的，即使不做亏心事也怕鬼敲门，因为现代社会技术发达了，人心不古，何况有职业间谍幕后操控，比如，身子再正我搞个哈哈镜一照，人就变得不成形了；再比如，经常听到新闻媒体报道有强盗化妆成快递员、水电工敲门行盗、抢劫，你说没有做亏心事怕不怕这样的“鬼”来敲门呢？

上面是我这次安徽合肥上访的一些经历感受，写出来，让网友关注关注，也希望得到法律工作者、新闻媒体及记者朋友们关注，更希望得到省级或中央级媒体面对面采访调查，如《南方周未》、《中国青年报》、《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当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对于我这样的草民如果能得到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以及主管政法工作的：安徽省公安厅、公安部、甚至于中央政法委等上级部门或领导高度重视，对我生活质量的好坏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最后用我在人民网给李克强总理400字留言做为我上访十年来的原因和诉求：

总理您好：我是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一名退伍残疾军人王焰（苏卫荣字第00209号），2007年的时候因为潜山县公安局人造了冤假错案，秘密销毁了我当兵历史和重要原73211部队军残鉴定档案，把我锁定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人，通过煽动社会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将我有计划操纵成一名精神病人，多次被强制抓进安庆市精神病医院虐待折磨，就事论事地说目前状况是冤假错案没有公开平反，被精神病也没有司法机构出面鉴定，遭慢性毒药残害也没有组织出面承担，幕后操控、秘密监控和谋杀式实验还在暗中进行，我知道201*年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了，我很憧憬中国法治人权的进步，特别是我生活的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可我和我家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来和当地的腐败官僚、黑社会组织甚至于轮子功式的邪教组织作斗争，因此给您留言，希望您领导的中央政府给予关注，还我及我家一个自由的，不被秘密操控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

Prime Minister Hello: I’m from Anhui city of Anqing province Qianshan County, a disabled veteran Wang Yan (Su Weirong No. 00209),，2007 because Qianshan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made the miscarriages of justice，destroyed my army secret history and important original 73211 army residual identification files，to my lock for the mind control victim human experiment ，by fomenting social persecution and chronic poison harm，will I have the plan manipulated into a psychiatric patient, many were forced to put into Anqing city psychiatric hospital abuse, sai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a matter of factly yuanjiacuoan not publicly vindicated by the mental disease nor the judiciary to identify, by chronic poison injure no organization bear, behind the scenes, secret surveillance and murder experiment is still secretly, I know 201* national NPC and CPPCC coming, I am longing Rule of law progress in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in Qianshan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Anqing City，I live in the incident, I and my family are vulnerable groups in a society, there is not enough money and power to the local bureaucracy, corruption and mafia，cult even in the Falun Gong movement type to fight, so to your message, I hope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 also one of my freedom, not by the secret manipulation of the normal social life environment。

王焰201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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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上访地址 #安徽电视台 #安庆电视台 #潜山电视台 #王焰 #冤假错案 #秘密侦查 #潜山县公安局 #潜山县城黑社会 #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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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control731-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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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募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10年受害人安徽潜山县王焰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的呼吁信2007——2017

请求各级领导和朋友们关注

《关于招募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10年受害人安徽潜山县王焰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的呼吁信2007——2017》

（江苏南京73211部队退伍伤残军人王焰被锁定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牺牲品，并被公安局多次关押精神病医院残忍虐待）

（因权力组织搞秘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故意地制造了冤假错案，并被潜山县公安局转化为精神病，现呼吁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汇聚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用法律和正义的力量为王焰彻底平反：1是精神控制实验不是精神分裂症、2是因公伤残军人不是假残疾军人（用司法权力到部队取得原始档案或证明）、3得到应有的人身和精神损害赔偿（享受单位和政府的提前病内退待遇）、4向媒介公开承诺保障王焰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对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政府涉嫌官僚腐败、不透明、谋杀以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控告）

（中国急需要一个由第三方民间团体组成的独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和平反委员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中央政法委：

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

媒体记者和法律界律师及社会正义人士：

我是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暨揭秘者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焰，1980年12月出生，1998年12月当兵，服役于江苏南京73211部队（舟桥旅），2003年12月退伍。在我27岁的2007年被安徽省民政厅、安庆市政法委、潜山县政府（民政局和潜山县公安局）等部门联手决策，把我移交给了权力组织610（掌管政治安全的特务秘密警察）充当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的受害人、牺牲品，他们联手在幕后指鹿为马地故意制造了冤案，并被潜山县公安局明目张胆地强押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关押后转化为精神病，算算至今已10年了，这10年来，我及我的孩子家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权力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的一系列高强度不和谐的氛围之中，特别是针对我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包括精神上折磨（社会迫害和多次强押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关押），肉体上摧残（被慢性毒药残害成肝硬化、动脉硬化、疑似糖尿病）、经济上搞穷（住50平米的房子不办证，生活水平较同标准战友同事相差一大截，当然，和大街上乞丐比较肯定要好一些）、名誉上害臭（煽动社会丑化妖魔化散布谣言：假伤残军人、伪装精神病、没有朋友圈子、好吃赖做、心胸狭窄、欺骗政府、欺骗社会、一无是处的家伙等等）。

这些权力实施者们（职业间谍）（暗中勾结黑社会组织和邪教组织）无所不用其极地，用一些非人道的、见不得光的手段（类似于邪教轮子功、拉人头、寻找代理人）把我的家人，同事朋友战友、甚至于政府部门领导（送钱送物送美女）吸收加入了他们的序列（极权主义群众运动），变成了一个对我和我家毫无保护作用的傀儡、传话筒、留声机，等于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受法律和政府保护的、随操纵者肆意玩弄摆布的木偶，我不想在皮鞭和欺骗下做一只羊任其牵、任其杀，自2008年9月开始，到北京的第一次上访讲真相、求领导，但每一次都无果而终，相反，变本加厉地将我押送安庆市精神病医院或北京华一精神病医院关押。

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退伍军人，一个有抚恤金的伤残军人，现实中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尊严的生活，但我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欺骗和谎言（洗脑）。

2013年以来，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加大了反腐败的惩处力度，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在家乡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发出呼吁，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关注安徽潜山王焰，并为王焰因精神控制实验制造的冤案后“被精神病”：信守规矩、尊重历史，还原真相，彻底平反。

主要有六点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的诉求：

一、趁我还活着，责令“事发地潜山县政府”职能部门找回或补充我原73211部队评定的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档案和证件。

我原是73211部队（江苏南京舟桥旅）评定的“因病二等乙级残疾军人”（苏卫荣字第00209号），2003年12月退伍回潜山县民政局报道时，由于安置工作的需要，经县、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同意后，到原部队变更了残疾性质，并取得了“因公二等乙级残疾军人证（据社会传闻可能是赝品？）”，并非假残疾军人，我是2003年7月赴江苏高邮抗洪抢险期间因病情加重致残的（强直性脊柱炎），现需要通过司法途径督促潜山县政府和潜山县民政局到原73211部队拿回并��善王焰的伤残档案或相关证明（地方政府故意销毁了王焰的军队原始伤残档案起不了诬陷的作用），这一步做实后基本解决了我的冤案形成历史基础，也解决了我为什么被精神病。（精神病人说话没有人会相信，也没有法律保障，到法院起诉都没有人受理，任由权力组织充当小白鼠），对我及我家庭今后的社会名誉起到决定性维护，要不给当地社会百姓留下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印象。他们封锁和过滤相关信息造成我和潜山县百姓信息不对称，接触不到整个案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执行精神控制实验。

二、王焰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精神病。没有也没有必要伪装什么精神病来欺世盗名，所有的精神病症状都是有组织搞秘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形成的，是人造的精神病，希望通过司法途径为王焰摘掉精神病的帽子，这样才能找回人格尊严和法律保护。

三、除享受政策法律规定的待遇外，按照法律程序给予必要的赔偿。

从2007年被锁定，2008年被精神病至今天2017年已有十年时间，杀人犯念斌冤案是在看守所关押8年，受尽折磨，我是断断续续在各个精神病院度过，出院后还被逼长期吃精神病药，这一点我前妻和家人（传话筒）可以作证，潜山县医保局把我报销的出院小结、药费发票也“销毁”了，看来这些权力组织都是长期玩弄法律的高手，但我保留有相关病历记录，安庆市精神病医院也保留有记录，念斌赔偿多少我就赔偿多少，何况河南农妇吴春霞被精神病132天都赔偿15万元。

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长期的被逼吃精神病药和慢性毒药残害，导致我现在的身体和大脑无法再参加和坚持8小时的正常工作了，从2015年开始就向潜山县梅城镇政府和潜山县人社局申请提前退休，但都以政策不允许为借口加以阻止：强行退休只有一点钱（每月800元左右，我说只要2000元每月保障生活就行了），这就是明显故意刁难。

四、对于慢性毒药残害引起的身体疾病。包括小孩的身体状况，我目前的情况是：肝硬化、动脉硬化、胆囊炎，由于该组织在我家自来水安装装置放置药物，导致我有疑似糖尿病而无法确诊，还不包括本身的强直性脊柱炎，身体是工作的本钱，念斌这点诉求国家不支持，法院不支持，我暂时也放一边不要求赔偿（同命同价=同冤同价）。

五、目前50平米房子没有办证。并且在潜山县房管局被注销登记，问不到理由和原因（被潜规则？），希望用法律途径督促潜山县政府强制执行。

六、通过法律途径督促安徽省和安庆市及潜山县政府善待王焰和王焰十岁女儿及其家人。不要无端扩大人体实验范围，不得刁难打击报复陷害，保障王焰按照党的法律政策享受的待遇不变。

上面是我呼吁信的主要诉求，也是解决以前权力操控者制造的冤案和矛盾，以及今后可能遇到问题的总结性处理，希望能得到各级政府和媒体记者及公益律师的高度关注，这不是闭门造车的幻想，也不是寻衅滋事的撒泼，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对于精神控制（脑控）实验，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子滨博士在2001年5月1日《南方周末》第6版中说得更明白：“某些专家拥有了这种技术，实验室就比法庭更有效，更不可抗拒地揭示真相，最终使法庭、沉默权、无罪推定之类，都成为一钱不值的东西，到那时，专家就是我们的法官”。 “那些执掌该项技术的人，就能控制我们，支配我们，事先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后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最终做到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拷问精神的幽灵在大地上游荡，我们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服从于某种更高的社会价值，从被削弱、被操控的意识中攫取事实，每一项这样的技术都是对隐私权和意志自由的侵犯”。 “技术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真相，却也可以更轻易地控制我们的精神。如果没有民主而公正的程序保障，对精神世界的窥探（脑控），就只能意味着恐怖。”（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十来年全家灭门）。

由于难以公开对抗一个从事秘密行动（谋杀）的权力组织，于是大家装作一切都很正常。

意识到精神控制人体实验严重后果的我，向各级政府领导和社会正义人士及法律界呼吁：关注潜山县王焰，关注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并向事发地的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政府施压，督促其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处理王焰因精神控制实验，指鹿为马地故意人造的冤假错案，并导致其“被精神病”9年的历史问题。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来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陷阱。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舆论也变化无常，政府部门的法律政策、纪律规矩也日新月异，作为一个精神控制实验的受害人，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的沧桑巨变，必然会被淘汰出局，走向“被死亡”的边缘，正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也是我写这封呼吁信的初衷。

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紧急地行动起来，用王焰的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典型案例公开地向“事发地”“安庆市潜山县人民政府”施压，以此阻止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在王焰和其家人身上的继续，保障王焰后半生过上相对健康、一定尊严、有点幸福的生活。

同时，有必要呼吁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杜绝政府公权力滥用到精神控制人体实验中，并在其中扮演的任何角色。

王焰（签字盖章按手印）

20160501发表20161110更正

王焰，曾服役江苏南京73211部队五年

家庭地址:中国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联合组（老家）

2003年退伍后经潜山县民政局2005年安置的工作单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梅城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人身份），单位电话：8921145。

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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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dv——http://1drv.ms/1l8aSHq

王焰原73211部队军残证编号：苏卫荣字第00209号，

地方换发的残疾军人证编号：皖军H014929

事发地潜山县民政局：0556—8921041

事发地潜山县公安局：0556—8935099

事发地潜山县人民政府：0556—8921091。

事发地潜山县政府网站——http://www.qsx.gov.cn/

这封公开的呼吁信希望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办公厅、中纪委、总政治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原江苏南京73211部队、民政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公安厅、安庆市公安局、安庆市民政局、安庆市人社局、潜山县政府、潜山县民政局、潜山县公安局等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同时也希望：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教授、深圳律师黄雪涛、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老师、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前北京刑事辩护律师李庄、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周泽律师、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李方平律师、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律师、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张燕生律师等有条件代理王焰行政民事诉讼，依法维护受害人王焰的合法权利。

附：王焰被精神控制人体实验案情介绍和几点社会关切：

一、从受害人王焰的角度来看“被精神病”的来龙去脉2007——2016。

王焰，1980年12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1998年12月当兵，服役于江苏南京73211部队（舟桥旅），2003年7月随部队赴江苏高邮抗洪期间，因左臀部疼痛，无法行走，后转送到南京解放军81医院，住院46天，经主治医师葛华和外科会诊，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同年10月被原73211部队评定因病二等乙级残疾，发革命伤残军人证（苏卫荣字第00209号），2013年12月退伍回潜山县民政局报道。

由于安庆地区对伤残军人安置这块执行的是因战、因公安置工作，因病的没有特殊情况不安置工作，我就向潜山县民政局安置办工作人员说明了我抗洪受伤的事实，并出示相关证据证明，要求安置工作，安置办领导让我回原部队重新换取因公伤残证，于是在战友的帮助下到部队，换取了一份因公伤残证及档案材料，并于2005年经安庆市和潜山县民政局以红头文件形式和其他20个左右的退伍军人一起进行了安置，我被安置在梅城镇，后抽调到潜山县砂石管理站工作。

在2007年的时候被好事者捕风捉影，到处举报，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我也有耳闻：一是说我伤残抚恤金很高，在王河镇数一数二的；二是在我身上看不到伤残的影子，在潜山卫康制药厂和潜山饭店打零工期间也没见过伤残缺陷，和正常人一个样。当然，传言归传言，我所享受的待遇和工作并没有丢失，只是工作中受到领导和同事迫害。迫害或压迫的定义是，指任何人或团体在某社群中所受到的严重不公平对待，包括严重的歧视、不公正的法律、社会规范，以及暴力等。在2007年4月份我就要求调回到梅城镇，迫害是极难取得证据的。因此，这些曾经迫害过我的人，他们反咬一口不承认，甚至对外宣扬对我很照顾、很关心，也是无可奈何的，当然也包括他们迫害我的家人。

在2008年6月左右，除社会迫害外还被有组织暗中对我下慢性毒药，搞得我频繁的上吐下泻，肝胆疼痛，胃疼痛，我就预感到权力组织对我有“杀人灭口、搞研究搞实验”的动机，于是，除了找到潜山县当时的领导县长石力、公安局长吴宿华、法院院长胡信春、��法委书记徐雷生等，借着看病就医的机会，还到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信访局，2008年8月左右还到过原73211部队，当时在战友帮助下见到了时任卫生队队长的周勇，他随便帮我翻了一下记录和档案，说查不到，让我找地方领导处理，其实这时候我也呐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些权力组织对部队也做了“手脚”，在2008年9月到北京协和医院找钱家鸣主任就诊，2008年11左右还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民政部、公安部及后来的中央军委办公厅接待室等部门信访，说明真相希望得到有力的帮助，但都没有受理，只是让我回事发地处理。

在2008年12月左右从北京信访回家即被关进安庆市精神病医院，这就是我被精神病的来历。当然，这个精神病是权力组织24小时暗中高密度的监控迫害和无法无天的慢性毒药残害的。属于“被精神病”，带有强制性和政治性。

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就是有十个嘴说话都没有人信，就是被害死也是死有余辜，被精神病比被抑郁更恶劣。2008年的官场抑郁成风，自杀成风，我只是一个小喽罗，直接跳过抑郁到被精神病。

2011年3月在北京信访无果下到天安门撒传单被天安门公安分局抓进华一精神病院关押一星期，由我家人来北京接回家，这些年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父母家人和两个姑爷，把他们跟后面受牵连（传话筒）。2011年4月无法在潜山县安生，只好赴广州打工，在九号行馆水疗城当服务生，2011年8月转到南京益丰大药房，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确诊了动脉硬化（心绞痛、两腿发僵），这时候又去了一趟原73211部队，当时的旅长已是张正军，我退伍的时候旅长是戴华。

2011年11月回潜山县，因为散发精神控制（脑控）真相资料，被潜山县公安局汇同梅城镇政府及防暴队（这个事实具体由梅城镇余副镇长和汪会计作证，国保两位警官我不知姓名，但我记得长相），将我强制押送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关押半年，春节都无法出院过年，这次残迫害严重到差点死在安庆市精神病医院，主治医生张斌可以作证。

2012年11月再次进北京信访无果，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翻墙，被便衣殴打后押送到附近派出所，并被安庆市政府驻京办接回。

2013年、2014年、2015年基本每年都到北京信访一次，2014年还带女儿到北京儿童医院体检发现腹膜数枚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大可不是好事，肯定在做某一秘密人体实验。

从我2007至2016年的信访情况看，基本都没有效果，连最基本的信访受理回执都不给，就是登记一下身份证，现在都是“无纸化电子化办公”，这些权力组织随时可以将证据销毁得一干二净，连蛛丝马迹的证据都不留，当然，我还保留了仅存的二张安徽省信访局的回执单。

为什么我总是提“销毁证据”呢，因为我在2014年民政部统一换发新版残疾军人证的时候，本来要求半年就换发好的残疾军人证，潜山县民政局拖到8月份还没有办下来，到10月份的时候由潜山县民政局优抚股余劲松股长给我一本“因病六级残疾军人证”，备注栏写了“因公精神分裂症”字样，这种侮辱性证件我当时就没有接受，让他们重新办理，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正常接收，正常安置的残疾军人，只要人在、证件在、伤残档案在，退伍回来是怎样，换发证件就是怎么样，没有借口和理由，看来潜山县民政局把我档案搞丢失了或销毁了，如果伤残军人档案真的丢失了，就应该查清原因或到原部队查验，以区别真假，不是我喷水，残疾军人证坐车半费或免费的情况下，在中国每一个省民政厅总计不少于上千份假残疾军人证（不是街头假证，而政府部门作假），除非不查，一查一个准。

后来优抚股不知哪里弄来了原73211部队的“因病残疾档案”（三张纸），这一点“潜山县民政局余劲松股长”可以作证，当时的潜山县民政局周凤扬副局长还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网络上流传的“说我造假贴子”给我看，我回复说网上东西不可全信，特别是我被处于监控状态（被精神病状态），什么流言都有，就像大嘴宋祖德乱喷陈晓旭一样，捕风捉影，拿芝麻当西瓜说。因为搞精神控制实验都是秘密的，信息舆论对外是严格保密、过滤、封锁和不许泄露的，包括我父母，都神神秘秘的，相当于，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你，所有的消息都是经过权力组织为操控目的需要而散布的谣言，就事论事地说，有些是该组织通过技术手段人造（搞鬼名堂）出来的事实。（比如在受害者人事档案内放一些党政纪处理表，一个县的萝卜公章只要权力组织找一点借口或买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以实施，处分的目的主要降低社会百姓对受害人的认可度，达到丑化妖魔化的目的，使受害人生存权限进一步受到影响，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有时在档案放些黑材料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阴招连连）。）

社会大众就像盲人摸象，即使管中窥豹，也窥不到真实的豹子（可能是人造伪装的模型）。

后来，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的因公残疾军人证还是补办给我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残疾证上面还盖着两个钢印，不过我仔细推敲，这其中必有猫腻，因为，我的因公残疾材料是后补的，销毁了就没有了，就像无头案，当然，像我们伤残军人原部队评定的，是有档案记载的，我以前说过，包括受伤治疗的军队医院（南京81医院）、原部队的卫生队（73211部队卫生队）、评残的上级批准机关（江苏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有些是省军区，有些在大军区级批准，现在都改成五大战区，但有些在部队移防、撤编、裁军过程中自然消失的，这些人的原始档案材料有些是永远找不到的，那么，时间久远，档案又被权力组织销毁了怎么办呢？只能任其栽赃陷害，就像杀人案，除非“亡者（真凶）归来”，像我残疾军人，物证如果销毁了永远都归不来了，有些网友不明白：你是残疾军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隔行如隔山，在部队一般情况下只要受伤，达到一定标准都给予评残，包括骨折愈后，还有疾病的，骨折、断手、断脚、瞎眼的这种伤残老百姓一眼就看得出来，即使在部队没有评残也能糊弄人，像我们这种强直性脊柱炎，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的，这种残疾，按照中国民政部的解释，残疾军人是由伤残和疾病两种形式组成，一种是受伤，一种是疾病，而我就是后者，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权力组织以中奖的机率选为“人体实验”对象（专业的秘密人体实验，对外一切理由都是借口），那么就是百口莫辨，他们可以施放药物气体麻醉剂类，维持一个让外界看似比正常人还正常的健康状态，就像动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造成了医院不易检查的假象，还好，我是强直性脊柱炎，双侧骶髂关节肯定病变，这个CT、X线一目了然，权力组织主要是胡弄老百姓，像民政局医院等专业人士是胡弄不过去的。

当然，在部队有病不一定都能评上残疾军人，有些是“带伤回家”“带病回乡”的，还有些一身是病一样手续都没有就退伍回家了，我是抗洪时病情加重无法行走，组织上主动要求给我申请评残，按道理还应该立功，三等功到地方也就一张纸，像我当兵五年，除非领导主动给，自己张口要三等功，还真不好意思。

现在，我就把情况往最坏的地方想，就当做无头案（物证销毁了）等于亡者也归不来了，那么我只有“人证”，曾经见证过我在部队抗洪受伤并评军残过程的领导和战友们：包括原73211部队的舟桥三营教导员陈锡财（后交流到江苏金湖县人武部任政委，现不知去向）、营长罗一平（现任江苏南京浦口区安监局副局长），73211部队卫生队的2003年评残的经办人周勇军医、陈溪根队长，批准方经手人是江苏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的方干（有些是军残证上写的名字），以及南京81医院的主治医生葛华，潜山县民政局安置办的原马竹飞组长、优抚股许惠云股长、余劲松股长、以及安庆市民政局朱科长等，还有一些见证过参加抗洪受伤过程及军残证的战友们：许于发（福建）、王满星（南京）、王庆为（安徽枞阳）、张国良（浙江平湖）、叶新鹏（福建南平）、肖宏进（安徽潜山）、李金灿（安徽潜山）、华张生（安徽潜山），我父母及两个姑爷。

因为部队《革命伤残军人证》退伍回地方后就要交到地方民政局换取地方证件，部队的残疾证一律上交。

还有一种情况是现役军人在部队当兵受伤没有评残的，但有医疗记载的，退伍到地方后可以向地方民政局申请补办残疾军人证，这个是地方残疾军人，不是部队残疾军人，抚恤金是一样的，但历史不容篡改，荣誉不能颠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迷惑人民的事��法治健全的今天时有发生，以后还有谁相信公权。

所以，在原始档案销毁情况下，人证是尤其重要。不管是什么案件，证据无非就是两个：人证、物证。假设物证销毁，只能是人证，这里面本人是起关键作用，因为还有一个“伤”，精神控制实验的权力组织就是要搞“灭口”，如果我被灭口了，我这个家和小孩子一生就毁掉了，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家庭的耻辱，并且不断地被权力组织丑化妖魔化，以至数十年后：遗臭万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在网络时代有据可搜，有规律可循）。

这也是我不断地向社会揭露真相的原因，只有趁我活着的时候逼政府公权力启动，把事情通过法律形式做实了，做成铁案，做成全社会众人皆知的案件，做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那么，权力组织就永远不会借机毁灭证据、玩弄法律，制造事端，陷我及我家于不义处境，而不是利用权势对受害人处处进行“潜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

二、下面回答一些网友疑问和关切：

第1个问题是部队现役军人评残的基本常识（自己的经历和网上搜索的）。

部队现役军人在受伤和疾病医疗期满后，达到残疾评定标准的，由部队统一组织认定，并发《革命伤残军人证》，一般残疾性质有因战、因公、因病三种，伤残等级原来四等六级，改为现在的1至10级，对于受伤的，但达不到评残条件的退伍回地方后三年内可到当地民政局申请补办，带病回乡的不能补办残疾军人证。这里面（规矩）名堂有点多，外行人一般不懂。其实我也不懂，只是经历过才慢慢体会到。有网友发问部队也有造假的残疾军人，我可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有万分之一，原因有几点：一是部队伤残军人只有等级高低，不会造假。二是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士兵真有造假的本领和门路，那么他可以立功、提干、考军校、转士官照样有前途，不可能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要个破残疾证，就是当兵想要，干部也不会拿自己前途搞这事。三是当过兵的都知道，一个士兵在部队基层最大的就是连长，他不可能有通天本领造这个要省军区大军区审批程序严格的残疾军人证。四是造假多发生在士兵退伍回地方，因为中国是群居社会、人情社会，腐败的社会，如果这个退伍兵在地方有权势关系，为自己方便找民政局领导胡弄个假残疾真证件是人之常情的事。

第2个问题是目前“事发地潜山县政府”对外的统一口径（猜测的）：

对于王焰被精神控制人体实验2007——2016，10年了，事情发生在原县委书记韩斌、原安庆市政法委书记王章来手中的事，后来的石力县长（现坐牢）、卓晓静书记（退休待处理），还有政法委书记徐雷生已退休，纪委书记方立洋也受到党纪处理，民政局副局长马竹飞等退休，一个县城极短时间内大批官员退位处理，这在官场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说明这个地方政治生态已被破坏或控制了，对于我个人来说，2007年是2007年的政府决策，现在是现在的政府决定，从我想象的推测，如果有网友或获知此事的人询问潜山县政府相关人员：你们县可在搞精神控制实验这个事？你们县可有王焰这个人？网上王焰反映的问题可是事实？潜山县政府领导目前有五个对外口径：一是不清楚。新上任的领导包括张劲松书记、梅耐雪县长不清楚王焰的情况，也搞不清楚这个人，具体由下面潜山县民政局和单位负责。二是对王焰已经搞清事实，彻底平反了，按照当前政策法律兑现待遇了。三是尊重历史，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王焰有问题的情况下，暂时保留当初退伍接受时待遇不变，我们还正在继续密切监控。四是王焰的情况他的家庭（家事）了解最清楚，做为政府我们仁之义尽，公事公办。第五种情况最坏，王焰的情况是在2014年民政局换发新证的时候被政府发现的，当时没有找到王焰的因公原始军队伤残档案，王焰又有精神分裂症（搞不清楚是不是装孬），民政局找到他父母，并以拒换新证为由要求他父母交待情况，并拿出了“因病残疾军人证”，因为换发新证的时间有限，潜山县民政局把这种情况向安徽省民政厅做了汇报，民政厅领导同意按原接受方案换发新证，并在新证上盖两个钢印，等待后续观察再做严肃处理。（这里说明他们留有一手，为以后权力组织等待有利战机，再发动新一轮攻击找借口），（这里证据有两点：一是原部队因公残疾军人档案失踪了，我个人是接触不到档案；二是新残疾军人证上盖有两个钢印。说明这里面有“鬼”在搅局，老百姓看不出来，看出来也没有用，跟政府作对没有一个好下场）。

第3个问题是有网友问，像你们残疾军人潜山县政府能不能取消优抚待遇和没收残疾证？

通常在没有证据证明该受害人带有违法犯罪时，是不能无故取消的，即使一时取消，待处理完毕后也要恢复其身份，因为残疾军人体现的是中国政府人道主义和政治荣誉感（当兵时为国家利益受伤或得病并得到部队肯定的，这就是政治规矩），不便无故取消，只能灭口（暗中搞死），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处境，要不政府怎么会把我“政治化精神病”，还下慢性毒药做实验，说明潜山县government买逼还要立牌坊，把我搞死一了百了，无非政府赔几个钱，只是我暂时还没有被搞死，要不受害对象把事情闹大了会低毁当地政府形象（干丑事到了不要脸面的程度，在老弱病残的人身上榨取政治资本），告到北京就低毁北京形象。

第4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和610权力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地方搞精神控制实验，说明这个地方有一个首领山寨王（经过职业间谍培训安插在潜山县的耳目，通常身份隐藏的极深），首先生事找借口找靶子，然后是锁定受害人这个目标，取得“事发地政府授权”并报高层批准（这个事情政府“公法”不方便插手，交给610“家法”伺候），再动员社会百姓热情积极参与，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运动性（类似于文革），通常都把这个受害人丑化、妖魔化、标签化，如杀人犯、贪污犯、精神病等，再把自己神化成救世主，“为民除害”，“为民除贪”“为民请命”，这个社会这个政府需要他们这样高、大、全的神通广大组织来拯救，像洪秀全拜上帝教一样，跟着教主有肉吃，有酒喝，有钱花，还有帅哥美女享受，然后一步步把当地或政府需要利用的人拉下水，成为他们的传话筒、留声机和代理人，让当地人们自发的走了一条最符合操纵者利益的路（有一定的规则）。

据说只要被他们组织吸收进的人（有些是单线联络），只要听到对方深沉洪亮的电话“* * *，教主想见你一下”，吓得小便都有可能失禁或腿脚发抖，极权社会都是这样管理。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些成员称为驯服的羊，任其牵、任其杀，而不是猪，因为猪在死之前还有点反抗挣扎的能力，而这些人是被该组织长期秘密篆养训练并利用的工具，半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或况还有致命的不可告人的把柄在其手中，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不行（不听话就被谋杀或造事端送进监狱、精神病医院折磨到死为止）。

一般政府实权部门里只要培养吸收一两个该组织的成员（公安法院），推行他们想要的运动计划就容易得多，其它人员只要掌握一点把柄，再小恩小惠拉笼一下，没有多少，也没有必要为受害人而反抗牺牲自己的利益。

该组织通常以执行任务为幌子要求政府部门配合，那么这个时候的政府就是傀儡，就像未代皇帝傅仪暗中听命于日本人一样，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庭遇到麻烦需要主持正义或公道的时候，找政府找法院，那就是跑龙套，做形式，不要说就事论事的公事公办，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都百般刁难，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就像发生于中国近几年有影响的冤假错案，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毁灭证据等等，不要说律师，连三岁小孩子都分得清的东西在政府或法院却理不清思路，说明这个时候的政府没有用了，也是传话筒，按照幕后操控者的要求去做。

用李克强总理的话形容叫做：尸位素餐。（有几个模子在那里办公办事办案）。

他们这样做主要为了借机整人（顺便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毒理结果和社会反应），网络上有网友指出这叫“国家报复制度”“杀鸡儆猴”，就是要让受害人及其家庭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以教育社会“损害Dang和政府公权利益的”就是这么个下场，要公平正义干什么，一粒老鼠屎不能害着一锅汤。当然，他们玩的是手段，玩的是法律，玩的是阴谋诡计，用行话叫“高级黑”。

第5个问题是有网友发问，没有真凭实据就是谣言。

王焰整天到晚在网上��造谣言，妄想迫害，有没有真凭实据，凭空捏造谁能信服？是潜山政府仁慈，一般早就抓起来搞死了。

关于证据，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因为权力组织就是掌管和玩弄法律方面的高手，他们都是在幕后操控，一般掌握不到什么证据，就像抓小偷一样，你以为你是公安局的，大街上哪个监控探头你都有权调取啊，如果真是有过硬证据也会遭到权力组织销毁，而具体到幕后操控者更不一样，他们像邪教一样把受害人需要操控的人用非道德手段牢牢控制住，这个人就像灵魂出窍，鬼魂附体，肉体还是本人，但其思想行动语言已经在按照操控者的意愿进行，可见多么恐怖。

目前具体的摆在桌面的证据也有：一是民政局把我部队原始伤残档案搞丢失了，这个概率不是没有，但一般很低。除非档案室发生失火、失水、盗窃或专人陷害，有网友问你档案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光，如果真有见不得光的就应该摆在桌面上，该追究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而不是连受害人本人都不清楚的前提下私自销毁栽赃陷害“被精神病”。万幸的是我问过其他战友，部队伤残军人评残档案一般一式三份，地方民政局只能销毁一份，还有两份，看来还是部队有经验，防止个别地方胡乱地搞。因为地方是个大染缸，公检法司政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个别“地方大佬”权倾一方为所欲为，大搞人身依附，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故意制造个冤案整人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政治法律社会效益相结合），又能借机升官揽权敛财。二是我2014年换发的新版残疾军人证有两个钢印，无缘无故搞两个钢印干什么？说明里面有名堂，有鬼，为将来哪一天发动攻击找到口实。三是我在部队当兵五年，受过正规军事化训练，都没有得什么精神病，家庭也没有精神病史，独独退伍回潜山县整了个“精神分裂症”，说明这个地方水土不服，人心不古。其它的证据无非年纪轻轻30岁被慢性毒药残害全身是病：肝硬化、胆囊炎、动脉硬化、磨牙破坏好几颗，用邪教歪理邪说的话“是人都有生病的时候，正常”。

大凡搞精神控制实验的地方，自古都是地痞流氓土匪丛生，为一碗饭能打破头出人命的地方，大家看：陕西西安、中国上海、湖南张家界、贵州铜仁、安徽安庆（潜山）、湖北武汉、福建福州，后两个地方更是一踏糊涂，三天两头冒个哄动全国的案件。

第6个问题是王焰、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危险处境和未来走向（推测可能被操控结果）。

当操控者使用的手段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虚假（表面形式）的时候，操控到今天这个局面，内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表面形式，做做样子对得起观众。

从2007年被操控到今天，我及我家的处境目前非常危险，一般到这个时候10年左右，大多数都被残迫害“被病死的被病死”、“举家搬迁的搬迁”、“下监狱的下监狱”，反正社会上很少看到受害人信息了，类似于强迫失踪的，权力组织动员百姓搞运动的结束时间到了，再拖下去“权柄”不灵验了；二是被识破了，三是除非变换个版本继续搞。一般有黑脸、红脸两套方案轮流搞，搞到死为止（脑控实验程序的设计都很科学严密，经过长期实验推算总结的）。我及我家也是风雨欲坠，去年离婚、50平米房子不办证、我本人和家人身体都不好，工作想退退不了（要精神病人上班，荒唐，或许哪一天被迫害得殴打赶出来，因为单位曾经强抓我到精神病院了），如果有一天潜山县政府借机发力取消工作和残疾待遇，潜山是待不下去了，只能背井离乡，到北京告状，除非不回潜山县，只要回潜山县就会抓进精神病医院或找借口下监狱，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如果现在再取消待遇，只能等到下一个10年了，因为中国造冤案申冤基本规律时间是10年左右一周期，这个10年申诉解决不了，只能等下一个新领导人上台解决。

有网友问，你这地方没有法律吗？对，就是没有法律，像搞精神控制实验对当地普通百姓是公事公办，能照顾的照顾（免税、低保、工资等方面优待提高，以换取这些民众的热情支持拥护），但对政府需要打击的对象就变本加厉，就像练习射击时的靶子，越往靶心打越好。野蛮加阴暗等于恐怖。

第7个问题是精神病医院和监狱有什么区别。

监狱和部队差不多，就是没有训练，劳动和规矩都一样，精神病医院就不一样，首先就没有了法律保护，里面都是精神病人，还要吃药，被传染个疥疮是家常便饭，要是权力组织下阴招给传染个肝炎、肺结核的那下半生完蛋着，更为恐怖的是如果受害人在里面不守规矩，不老实做人，甚至挑拨精神病人打断腿的、挖眼睛的。

并且被政府或相关单位“被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没有时间长短，主要看受害人家庭关系硬不硬，如果受害人家庭人单势薄，一关两三年，甚至在精神病医院住到终结一生的都不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双亡，没有妻子儿女的，想想真恐怖），住院的费用（钱）对政府不存在问题，对于一个有精神病住院史的人，政府的随意性很大，可以到需要送进去就送进去的程度，试想，一个没吃没喝没住的“被精神病人”，不找政府求助找谁，对这种人政府通常都是关进精神病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不像“被监狱”，一个相对有法律保障，程序相对复杂一些，二个有明确法律时间限制，三个如果有过错出来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中国的精神病院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做好人好事的场所，大多数都带有政*治任*务的，里面的少数医生还是带有公安局编制领双份工资的。

总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正常人待的，是对需要打击制*裁或灭口对象使用的。

第8个问题是王焰每天在网上揭露精神控制实验，要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网友们啊，我王焰每天在网上不停地揭露精神控制实验，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幕后操控者简单的多：就是需要网友们关注王焰被操控发展到哪一步，关注安徽潜山县政府能否善待王焰和其孩子、家人，能否保障其生命健康安全。至于诉求中要求赔偿，命保住就不错了，还赔偿？一没有法院受理，二没有律师公益代理，这就好比一个女人走到荒山野岭遭一群匪徒轮奸：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管。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正义记者、社会人士来潜山县秘密调研或公益律师代理，这些权力组织会对其公关洗脑，一般也就两招或文或武。文的就是诉苦，“记者同志啊，你们远道而来潜山县，这个地方穷，要吃饭的多，我们也难管理，不是我们要对王焰怎么样，而是王焰这个人怎么怎么差劲，他有精神病，领导怎么怎么难做，请你们来潜山县多到天柱山旅游一下，请客吃个饭，顺便找个电视台主持人（美女）陪陪（下圈套），或给个红包。一般接触不到受害人王焰，我本人24小时监控了，打我电话也监控着，半军管状态也没有记者敢采访。武的就是借口执行任务，闲杂人等不许接近受害人王焰，不许打探小道消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律由潜山县政府统一对外口径，不听话不上路子一般会找地痞流氓暗中制造事端殴打，当然��潜山县是国家级旅游县，这些权力组织不会蠢到人造恶性事件，一般都使用技巧手段公关。对代理律师也一样，毕竟是搞精神控制的，公关洗脑的手段就是软硬兼施，使人心服口服，顺从于权力组织。

第9个问题是目前有哪些疑似受害人及对付精神控制实验的方法。

从我对网络研究来看，疑似的太多，包括彭公乾、吴巧妍、刘华铭芝、郭汝泉、黎永强、贾宏声、陈晓旭、王均瑶等等，在这些人身上能发现到共同点和规律性：包括“嫌疑人身份”“父辈亲属受害对象”“被精神病” “谣言四起”“英年早逝”等等，至于对付其方法，只有熟悉权力组织搞精神控制实验的规律，才能知已知彼，“就事论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证据意识强”“政策法律意识强”，而对于受害人应该“理性思维”“脑控思维”“严格自律”“遵纪守法”“未雨绸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创造条件到美国。

总之，从被锁定充当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人那天起，一日被控，一生被控，揭露不揭露结局都一个样：被病死。只是时间长短罢了，闹得凶社会关注度高的，他们会让受害人活得时间长一点，像湖北武汉彭公乾，前后搞了15年，时间跨度非常大，最后实验出个胆囊壶腹癌42岁就死了。动静小的，会出阴招搞死，包括车祸、触电、意外死亡等，也有像福建福州吴巧妍才搞四五年，就忍不住疾病羞辱折磨而自杀。

这些幕后操控的权力组织无所不用其极地用非人道的手段残害自己同胞，使用了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找不到语言形容的阴暗手段，比日本731部队，比纳粹法XI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区别是当自己的民族在残杀自己人时比侵略者更为残忍（百度语录）。

如果广大民众一味沉默，或许下一个就是你，是值得人们反思和警醒的时候到了。

附证据：《退伍军人证》证明王焰曾当过兵。（其实这个证据也能销毁，但销毁对权力组织起不了作用，诬蔑说王焰假当兵经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当兵受伤时治疗的南京81医院出院小结，病案号、X光号都有，像病人住院病历，现在只要有权限到81医院还能找得到，但也有可能丢失。

王焰2003年部队抗洪受伤时申请评残的证明材料一份。（像我这种在抗洪期间因病加重的伤应该算事故，带队领导不隐瞒就不错了，怎么可能立功呢？立功主要是救人救物对象，像部队正常训练中骨折受伤也算事故，但和评定《伤残军人》都不影响）。

原江苏南京73211部队《因病残疾军人证》及档案材料。可惜当时没有手机拍下，只能是复印件，复印件比没有，空嘴说白话要强，毕竟也能算证据。更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证据意识复印出《因公残疾军人证》及材料。

2014年安徽省民政厅换发的新版残疾军人证，上面清晰地显示两个钢印（大家仔细看看，说明这个民政局确实有点“鬼”名堂）。

我从2008年上访过程中留下的两张安徽省信访局回执单。（这个证明我信访过、申诉过，可惜北京方面有经验，对我们这类人信访什么手续都不给）。

王焰被慢性毒药残害到医院检查的影像报告（得病正不正常医生来解说，这个只能增强说服力，无法当作证据使用）。

2014年带女儿王欣睿到北京儿童医院体检时的B超报告。

2009年和2012年王焰被强制抓进安庆市精神病医院的出院小结。（当过兵难道就不能得精神分裂症吗？这个与被迫害和慢性毒药没有多少证据链。今天能被精神病，明天或许也能被精神病，反正这一生是完蛋着。）

my blog ——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操作手段：煽动社会迫害+慢性毒药残害+读心术=精神控制实验（脑控）！

具体方法：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搞穷——名誉上害臭！

人生结局：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十来年全家灭门！

组织形式：（邪教模式+传销模式）幕后操纵者——特权骗子—传话筒留声机——受害人傀儡！

精神控制实验的对个体实施控制范围：制人脑电脑权、制信息（网络媒体通讯）权、制舆论权、玩法律权（钻空子）。

特别强调的是制人脑权，可分为：制情绪权、制心理思维权（意识潜意识）、制脑影像权、制思维模式形成权、制记忆分析权、制生存能力权、制人格尊严权、制社会交往权（这部分通过煽动社会迫害取得控制）；制精神状态权、制身体感觉嗅觉权、制休息睡眠权、制健康病患权、制内分泌优略权、制生命权（这部分通过暗下慢性毒药、药物来取得控制）。

#冤假错案 #精神控制 #洗脑 #被精神病 #王焰 #中国人权 #退伍军人证 #残疾军人证 #610办公室 #潜山县城黑社会 #潜山县城邪教 #mi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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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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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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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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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图] 毕业5年，黄赌毒，我都沾了

@liulanghan写道：

毕业5年，黄赌毒，我都沾了

一.起点也是终点

最近来到韩国，一切回到了刚毕业时的状态，感触很多，想给自己写一个总结，曾经和某直播平台的领导吃饭的时候，领导传授了我很多人生和思维方面的经验，导致我直接被他硬生生的拉高了一个段位，那个领导曾经和我说过，在传授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会形成沉，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我这几年的经历写下来。

我想为我将来的20年30年做一个沉淀，人有的时候千万不能短视，为了眼前的欲望或者利益，做一些蠢事，你要知道这些蠢事做下来，会改变你的人格，会改变你行为方式。我个人觉得，人这辈子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完善自己，然后把你那整套优秀的基因传承给下一代。而不是你给了下一代留下了多少钱，多少人脉。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开启happy模式，单排享受人生。

二.自我介绍

先自我介绍下，我出生在JL省某自治州的一个3,4线城市，爸爸是个工人，母亲长期在国外打工，也是这个原因我从小就不擅长和女生打交道，女朋友也只谈过一次，在初中的时候，而且仅限于摸摸胸，亲亲嘴，摸下面死活不让，也不是不让，只是当时不太懂方式方法。有时候我会意淫，如果以现在的智慧回到初中，那该多好啊。大学之前和很多女生搞过暧昧，也鼓起勇气表白过很多次，但基本上都是被拒绝或者被发好人卡。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自卑，碰到喜欢的女生��也不敢表达什么。

本人家里也不富裕，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初中学校开运动会，我报了短跑项目，每个参赛的选手都有一双跑步专用的鞋，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跑步鞋，所以我和我母亲闹着要买鞋，我母亲当时哭着和我说，家里没钱了，她觉得连一双鞋都不能给孩子买。她又伤心又自责，我当时看着她哭，我也瞬间懂事了，也没和她闹下去。

因为大学也是在省内上的，所以大学之前我没有坐过飞机，通行方式基本上都绿皮火车。唯一值得炫耀的是，我会讲中日韩英四国语言。日语是小时候奶奶教的，我们这里二战期间被日本殖民统治过，所以很多朝鲜族学校的二外不是英语，而是日语。日治时代延边地区叫“间岛”。英语是我大学本科专业。下图是我毕业后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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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打工之路

我的故事要从我第一张飞机票说起，当时刚毕业，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迷茫过，突然从校园走出来一时不知所措，在招聘网站投了无数简历，基本都是石沉大海，而且工资特别低2000,3000左右，分析了一下利弊，爸妈给我买了张去韩国的飞机票，我走上了我们朝鲜族老一辈人的路，去韩国打工。在韩国打工的这群人，基本上工作都是体力活，饭店服务员，刷盘子，流水线，不怕脏不怕累的话一个月保底1万人民币。我们东北地区有很多没出路的人，都会走上出国打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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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家汽车配件工厂，做着流水线工作，真的很累，对我来说，不只是体力上的累，最痛苦的是你还要集中精神，因为稍有不慎，你的手或者胳膊会被机器搅碎，我见过几个因为不小心而断胳膊断腿的，很恐怖！！！每天12个小时，周日休息1天，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我舅舅家睡觉，周日基本上不会出去玩，因为太累，都是在家休息，每天过得很压抑，而且看不到任何希望，后来我看到了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闻，我很同情他们，也很理解他们的行为，因为这样流水线的工作真的很反人性，也许有人会说，自杀的人是因为心理脆弱或者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你可以去流水线体验一下，那种灵魂被掏空的绝望。我在那个厂子里干了3个月，终于忍受不了辞职了，也可能是我醒悟了。就如同我开头说的，如果我继续做下去，会改变我的人格，会让我变成一个工作机器，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当时是2014年，很多人中国人去韩国旅游，机缘巧合下，我找到了我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在明洞的某百货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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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我第二任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很瘦，我个人比较喜欢皮包骨，缺点屁股大，个子155,性格很火爆，我很不喜欢她的性格，有一次我们一起下班的时候还聊过她的性格，她和我说她原本个乖乖女，但是刚来韩国的时候也去了工厂，那里的人看她性格内向，就总是欺负她，为了不被欺负，所以变成了火爆的性格。

因为我也在工厂里上过班，也知道新人总会被各种欺负。我能想象到，也很愤怒。但是后来还是因为我受不了她那男人般的性格，分手了，她也很爽快，也没闹，算是和平分手。直到现在，我也偶尔会在她没有男朋友的时候联系她，出来一起吃个饭，聊聊天，鼓鼓掌，她男朋友换的很勤。

那段时间虽然身体很累，但是精神上我还是很满足的，我也顺利的融入了韩国人的圈子里，我的嫖娼之路也是从那时候开启的。大部分韩国人都很自卑，也很敏感，喜欢背后议论别人，说实话大部分韩国人过得真的不好，虽然说工资很高，但是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而且那种上下级，阶级意识也很强，底层人过得很没尊严，讲一个事情，我们那个百货店是韩国最高级的百货店，全是世界各国的奢侈品牌，有一次一个新来的柜姐，和顾客说话时没说敬语，那个顾客直接一个大嘴巴，说柜姐瞧不起她，柜姐一直道歉，这个顾客还不算完，直接让店长炒了那柜姐，店长虽然同情柜姐，但没办法，顾客就是上帝（真上帝），于是就炒了那柜姐，柜姐还在那哭，当时给我看傻了，店里的韩国大哥和我说偶尔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别惊讶。

四.嫖娼之路初体验

我们旁边店里有个韩国大哥，30多岁单身，叫他“金”吧，平时人很幽默，而且特别逗，我闲着没事总去找他聊天，他喜欢嫖娼，去那种fullsalon（就是荤场ktv），我很想体验一波，当时我以为是那种唱歌的地方，也不知道KTV可以叫公主，也不知道KTV里原来还可以这么玩，找了一个周日，我俩各自请好了周一的假，因为第二天肯定上不了班，他让我带着30万韩币大概折人民币1800，当时很肉疼，直到我去fullsalon��完才觉得这钱花的真值。那天晚上他先带我吃了顿麦当劳，韩国这边阶级观念很强，他觉得我年龄小，所以他当哥哥就得给弟弟花钱，但是仅限于小钱，像我们去fullsalon这样的地方就得AA。吃完麦当劳，他就打电话叫了两个他朋友，我们一行四人开车就到了江南区的一家fullsalon。刚到的时候我还有一些失望，因为看到门面看着很小，招牌也很小，也没有迎宾的，而且还是要去地下一层，但是当我到达地下一切反转了。

从入口开始就有人欢迎光临首先经理很热情的和金哥打了招呼，经理看到金哥如同看到爹似的假笑，边聊边带我们去包房，走廊里看到一些公主进别的包房，前凸后翘的，而且穿着那种包臀齐逼小短裙在哪一扭一扭的走入包房，高跟鞋和地接触的声音，从我身边走过时飘过我无法形容的香味，我荷尔蒙瞬间飙升，那时真有扑过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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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脏砰砰砰的直跳，脸有些烫，我也无法形容那种心动的感觉，强压着不让弟弟直起来。她们的长相基本上都是整容脸，我那时候不会分辨整容脸，只觉得那些公主很漂亮，但是如果以现在审美的话，经过这几年的锤炼，有点审美疲劳了，谁整没整过容基本一眼能看出来，整容的虽然很漂亮，但是总感觉怪怪的。可当时第一次见到美女如云的场面，我心脏都快炸了。我们一行人走到包房坐下，点啤酒喝了两杯，经理就带着女孩进来介绍了起来，韩国这边是一组一组进来，每组5,6个人，客人多的话2组2组进，第一组进来我一眼就相中了其中一个女孩，看着20岁后半，黑长发，很瘦，眼睛大，瓜子脸，有点像朴妮唛，白色包臀连衣裙，我对那种腿长穿着齐逼包臀短裙的女的毫无抵抗力，到现在也是。我很紧张，因为害怕其他人也看上挑走，在韩国一般都是大哥先挑，但是那天他们看我那楞样，而且是第一次来，金哥就说让我先挑，我果断指明了那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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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孩走到了旁边坐下，扑面而来的香味我都醉了，她把手搭到了我的腿上，当手和腿接触的那一瞬间，我的腿如同触电了似的一抖，她咯咯的笑了。接下来这几个明显是老司机，换了一组又一组直到满意，经理给我们点了首舞曲就出去了。

随着音乐响起，这几个公主开始表演，她们拉下连衣裙上衣，脱掉胸罩，坐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奶子蹭我们的脸，用屁股碾我们的弟弟，这下我没忍住，直了起来，她也感觉到，于是跪在我前面，扒开我的裤子，开始用那小红舌头舔，舔着舔着就开始口，那感觉舒服到了极点，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兴奋，口了十多下，我小弟弟就不争气的射到了她嘴里，然后她去厕所清理了一下，回到我旁边，跟我聊天喝酒，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贤者模式，不得不说韩国这边服务是真的好，顾客就是上帝，而且非常贴心。我在国内很多地方的KTV都玩过，大部分都很机车，射了就拍屁股走人，我们聊着喝着同时，我那几个大哥也射了。由于他们玩的很浪，我也一点羞耻心都没了，一起喝酒聊天，期间各种诱惑我们，又舔了一会，大家玩的都很开，而且我让那个女孩重新穿好了衣服，不带胸罩，那两个豆露了出来，我兴奋的又揉捏好长时间，由于兴奋，有时候捏两颗豆的时候捏的有点大力，把她捏疼了，她也不生气，撒娇的说：eng~~疼~哥哥~，那妩媚的声音搞得我更兴奋了，更加野蛮的揉捏起来，她轻轻敲了我一下头，我才识趣的停手，过了一会金哥出去结了账。

你以为结完账就完了吗？还没有！！！结完账，我们各自带着妞去了楼上的酒店，这种fullsalon一般都连着一个酒店，KTV玩完，上去再来一炮，我们到了酒店我俩一起洗了个澡，洗完我让他从新穿上那件包臀小连衣裙，里面什么也不穿，我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点恋物癖，因为这次是第二次，时间有点久，20多分钟射，这回真的彻底进入贤者模式，我打开电视，和她聊了会天，我记得我当时聊天特傻，还问人家为什么干这一行，过了20分钟到时间了，她依依不舍得走了。我给金哥打了个电话，他们也刚完事，在楼下大厅等我，然后就各自回家。

嫖娼这东西和赌钱一样，你尝到了甜头，就永远戒不掉，赌钱只要你赢过大钱，你终身戒不掉，嫖娼也是，有过这么一次体验，我就再也忘不了了，之后离开韩国之前，我自己又去了一次，因为去的比较晚，好的都让别人挑走了，一个人去有好处，就是玩的更开，不管是小姐还是我。更加没羞没臊。

五.开启电竞之路

在韩国呆了半年，我个人很不习惯韩国社会，韩国是一个高新科技的奴隶社会，除了最顶尖的百分之十的人，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人过得都特别煎熬（但有些人不觉得煎熬），现在有好多韩国人因为受不了国内的环境，逃到了国外，我也一样，自己也攒下了4万多块钱，就回国了，当时在家玩了1个多月游戏，我从小就喜欢玩游戏，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学校CS玩的最好的，和我水平差不多的只有一个人，是我们隔壁市的，后来cs没落了，我就开始玩澄海3C，我们学校有一个3C王子，也是我现在的朋友，那时我俩经常逃课去网吧，和他玩了一个月我也能操作7,8个英雄了，当时他最多操作7个英雄，我俩天天对打，因为我们那个小县城的网吧，没人能打过我俩，后期到了高中又开始玩dota。上了大学又开始玩剑灵，dotaimba，英雄联盟虽然当时火了起来，但是当时有一股执念，DOTA圈的就是鄙视玩英雄联盟。

回归正题，这次回国后，我每天都在投简历，投的都是和游戏相关的公司，没有一家给我回复，即使回复了，也是聊了两句让我等消息，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公司其实不缺人，有的是为了打广告，有的收到简历以后把你往他们的简历库一丢，等需要了才联系你。

等了一天又一天，反正我也不着急，手里有些钱，我自己也不乱花，有天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接到了面试电话，当韩语翻译，成都的一家英雄联盟俱乐部（配图战队），15年初的时候电竞还不是很火，也没被世人广泛接受，所以我以为是传销或者诈骗，后连我接到了那边韩国选手的电话我才相信，工资3000,本身我也喜欢玩游戏，我就买了张机票去了成都，这也是我在电竞圈奋斗了4年的契机。

人生中第一个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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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虽然离开了电竞圈，但还是会和圈内的人展开各种合作。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电竞圈是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圈外人，所以可能不太了解，电竞圈就是“骗子”“富二代”“有能力有梦想的人”一起搭建起来的泡沫。这个泡沫在18年6月的时候，随着绝地求生的凉凉（因为一直拿不到版号），这个泡沫已经被戳破了。其实与其说泡沫被戳破，不如说是电竞正在进入正轨，但为什么也可以说是泡沫，因为随着14,15年英雄联盟的爆发，国内越来越多的富二代和公司进场组队，到18年绝地求生爆发，更多人进场，国内之前有小1000家吃鸡俱乐部（包括解散的），但是到了18年下半年，由于版号迟迟下不来，绝大多数俱乐部都解散了，我现在看我们绝地群里的俱乐部大概就剩下不到200家。具体数字没统计过。18年初的时候我就预测到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和大学同学，积极搞起了副业，也是现在一直在做的，泰货贸易。春节之前某信流水已经800多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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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来讲电竞圈，其实大部分电竞俱乐部都不盈利，也有很多俱乐部，像IG，像网易龙之队，京东战队，苏宁战队，他们做俱乐部只是为了降低广告成本，他们在其他的产业赚钱。而且能微微盈利的俱乐部全国不超过10家，不要和我说什么拿赞助签直播盈利，这些都是cover成本的方法，没听过哪家靠赞助签直播盈利，这些俱乐部在拿赞助之前就已经投了很多钱了。

很多做俱乐部希望把电竞这个泡沫越攒越大，然后把名额还有俱乐部打包卖给苏宁京东这种接盘侠，也赚会一笔，但不会太多，因为前期资金投入太大了，更多的是为了止损。在这个圈子里赚钱的都是什么人呢？是“骗子”。

我来爆一个最简单的骗术，这是英雄联盟时期的骗术，但现在也有人用，也有傻子老板被骗。首先，骗子A会找到老板或者富二代，让他组建一个俱乐部，或者骗子A直接应聘某个新组建的俱乐部，去那里当经理or领队or教练的职位，刚组建的俱乐部成绩肯定不好啊，大部分的老板都不懂游戏，最多就是喜欢玩那个层面，这个时候骗子A开始各种忽悠老板，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成绩不好是因为队员不努力或者各种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换队员，我最近看中了B俱乐部的某个选手，我觉得他的加入会让我们变得很强。有些老板会拒绝，但大部分老板都经不住软磨硬泡，会选择买B俱乐部的选手，老板也不差钱，有些俱乐部就是老板的玩物，酒桌上和朋友的谈资，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俱乐部成绩，而不会在乎钱，也不在乎俱乐部如何成长，只要个结果。

老板同意买选手之后，比如说老板给了骗子A20万，骗子A会找到B俱乐部的骗子B说我们老板相中了某个队员想买，他给了我20W，这样这钱你10W，我10W，骗子B肯定会同意，赚钱的买卖谁不干，而且大部分骗子A骗子B都互相认识，接下来，骗子B开始表演了，回到俱乐部找到老板开始打小报告，说某队员处对象了，或者某队员最近状态很差，老板也不懂啊，那就开了吧，这时骗子会说，我看中了A俱乐部的某选手，我和他是老乡，而且很有上进心，我能把他挖过来，老板也很开心啊，不花钱得到了个选手，就这样A俱乐部和B俱乐部互换了一波选手，骗子A骗子B各自骗了10万，这是最简单的骗术，各个骗子的方式方法会有差异，但宗旨就是忽悠老板交易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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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有意思的套路，俱乐部A最近成绩挺好，但是老板是新手，没和选手签合约（一般是经纪约），这时候俱乐部里的负责人骗子A，就偷偷散发消息说，大家快来看看呀，我们俱乐部打包出售，最近成绩TGA全国冠军呀明年就能进军LSPL，（英雄联盟联赛15年的时候有最低的TGA，高一级的LSPL，最高级别的LPL）这时候傻老板B和骗子B出现了，骗子B会和老板说，老板你看看，我们这几个月投入快50w了，但是成绩依然不理想，连省赛都打得稀烂，我们俱乐部整体出现了问题，需要打散重新来做，但是我最近听说A俱乐部打包出售，也是50多万，我寻思，与其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还不如把他们买了，而且他们有可能拿到LSPL的名额。老板一听有道理啊，那就买了吧。最有意思的来了，A老板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当第二天回到俱乐部发现，俱乐部人去楼空，一脸懵逼，打电话给骗子A已显示空号，微信不回。有些老板会报警，但报警了也没用啊，人家也没偷你东西也没怎么样，当骗子A来到B俱乐部，骗子B会不断的边缘化骗子A，，也不给答应好的转会费，直到让骗子A滚蛋回家，期间骗子A不吵不闹，直到骗子A回到家中，手机显示，支付宝到账50万元。然后默默的把25万转给了骗子B，然后骗子A换了个城市找到了老板C，骗局继续。

还有一些骗子行骗失败了下场也很惨，圈内有个教练，骗了老板30多万，买了机票准备跑路，最后在机场让老板截到了，然后拖到面包车，打了一路，到了基地当着队员的面，门牙都打没了，都不敢报警，这种人也傻，活该被打。骗了钱跑路，属于诈骗。而且数额特别巨大，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现在还活跃在电竞圈。

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是骗局以后我单拉出一篇写，上面讲的都是小骗局，还有一些大骗局，电竞圈里的好玩的内幕很多。还有直播平台的洗粉丝互黑各种内幕，直播平台拯救东莞失足少女，什么多P草粉，粉丝多p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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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电竞热潮，很多人觉得电竞圈很赚钱，直播很赚钱，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每个月4，5千工资，以最近的吃鸡俱乐部为例，对于选手，2,3流俱乐部一般都是4000左右，有的选手和直播平台签约了，一般会签3-5年的合约，收入会增加3,4千，但是会要求直播时长，每周几十个小时，但是大部分选手成名前不会和直播平台签，因为他们怕出名后直播合约会限制他们，1线的俱乐部就不一样了，底薪是4000-10000不等，平均8000，随着成绩提高会有涨幅，比如说拿了个全国前三涨1,2千，或者在国际上拿到成绩涨的会更多。也有那种傻x手俱乐部，招聘广告写好几万，纯傻x，破坏生态，装有钱，而且选手到了，试训3个月没工资，机票也不报，你倒是提前说清楚啊，有不少业内有名的人也这么干，好多选手被这些傻x坑惨了。即使你坚持到了3个月，伴随而来的也是拖欠工资，很多这样的事情狗血的事情。圈外的人是不知道的你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某某年薪千万，转会费几百万的都是扯淡，都是炒作，有的时候你会看到，A俱乐部的一个不知名选手通过100W转会费到了B俱乐部，这就是纯炒作，我们以前也做这样的事，其实B俱乐部，一分钱没出，这样的新闻爆出来，AB两家俱乐部火了，选手也莫名其妙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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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娱乐圈也这么干，比如说某个过气的已婚明星，找到个不怎么红的小鲜肉，两个人深夜进入酒店举止亲密，恰巧被某个媒体拍到（其实都是自己人），发布到网上，第二天爆炸，某某女星潜规则小鲜肉，各个平台转载，这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但是仔细推敲，会发现漏洞百出，而且经不起逻辑推敲，但各个平台也知道是炒作，但是无奈大家喜欢看这样的弱智新闻，平台不转载没流量啊。然后传的越来越邪，到最后是标题是《某小鲜肉为了取悦女星把鸡巴拔下来插头上装独角兽》。因为大家都不守规则，所以良心媒体活不下去，劣币驱逐良币，也是悲哀。

说说我成都的嫖娼经历吧，成都真的是个好地方，妹子漂亮，而且便宜，在俱乐部的时候，我们那个骗子教练，每次骗钱成功都会带我去嫖娼，去那种口交场楼凤种，妹子很漂亮，而且每个技师的服务内容也不一样，我总挑那里的23号，虽然这女孩长得虽然一般，但身材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非常瘦，年龄小，服务非常贴心，我每次去找她，她都让我躺在腿上给我脸部做按摩，按按眼睛，拉拉头发，很酥麻，很安详，按着按着就舔我全身，把我弄直了就开始口，而且是深喉。成都这边我的嫖娼之旅很单调，只去过口交场，后来加了微信，也带出来包过夜，因为身边都是新司机，我也没体验过太多。之后俱乐部解散，那个骗子教练带着我还有两个韩国队员去了上海的某LPL战队的青训营。后期他行骗的实际被揭露所以连工资都没领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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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两个韩国队员，留在了那里，那时候我们也不打lol，我们三个每天打着守望先锋，那时候守望先锋开始火了起来，打守望打累了就H1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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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了几个月，也没人管我们，我那时候因为是翻译所以我有工资，6000，但是经常会被拖欠，那种感觉真的很煎熬，问上面的人，上面的人说这两天发，等了两天，又说这两天发，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挺无所谓的，我在那反正也不干活，偶尔会跟着去LPL赛场，当几个小时翻译，其余时间都是，和两个韩国小弟玩游戏。还有阿姨做饭。晚上去黄浦江边散散步，当时上海有很多玻璃房，150一次，偶尔能淘到好的，体验不咋样仅供泻火。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我们去打青训队联赛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弟被看上了，去当了正选队员，工资10000一个月，另一个小弟没有被选上，我和另一个韩国小弟回到了青训营的别墅，他就和我讨论该怎么办，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他看到了他实力的天花板在英雄联盟里，这辈子也很难向上突破了。我也和他说，我每个月才拿6000块钱，而且这些大俱乐部，很难有什么前途，因为坑都被第一波人占完了。我很难往上爬。

那时候守望先锋在韩国已经流行起来了，而且网吧占有率也超过了英雄联盟，我们的判断是守望先锋过几个月也会在国内流行起来，而且会干死英雄联盟，但经过时间考证，后来守望先锋的确在国内流行起来，但是没干过英雄联盟先死了，这是后话，于是我们俩达成了共识，他去韩国组建战队，我领完这个月工资就过去帮他。

六.第二次去韩国

2016年的3,4月份我从上海飞到了韩国，组建了一只守望战队，每天看他们打训练赛，带他们打比赛，韩国国内的电竞环境还是很艰苦的，竞争压力大，而且很多父母也不认可孩子打电竞，你们知道为什么韩国人打电竞那么强吗？因为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踏上电竞之路，基本是一条不归路，如果你不出名，基本上你的人生也就凉凉了，所以他们都是拼着命再打职业，那时候之所以LCK能统治英雄联盟也有这方面原因。当我们在毫无目的的打职业的时候，中间也有人坚持不下去选择了退出，但我们坚持了1个多月，当时队员还有我都没有工资，都在花积蓄，而且韩国比赛奖金奇低，总冠军才不到1万块钱，我们8个人分，而且比赛也很少，快撑不住了，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像国内打电话，希望有人能赞助我们，给我以前的老板，教练，领队，经理，但都被拒绝了。真的毫无办法，而且也没钱了，即将要面对的是吃饭的问题，压力山大啊，我那时挺后悔来到韩国的，于是我和队员说，再坚持一周，再没有钱进来我们就解散把。其实大家都坚持不下去了，别说一周，我当时觉得只要有个人跳出来说不打了，基本上就没人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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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奇迹真的会出现，有些时候真的很诡异，在你朝思暮想的时候，你期盼的东西一直不会出现，但是当你一点不报希望的时候，总会有惊喜出现，没过两天，我接到了原来成都骗子教练的电话，说有人要投我们钱，我听到这话心中狂喜，就是那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投资人给我们发工资，而且很高，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去帝都去打职业，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什么条件，我们想要的很简单，就是一起训练，几个配置好点的机器，投资人是帝都一家很老的俱乐部，俱乐部还在装修中，所以我们该开始是在网吧一起训练，那时候网吧很多人吸烟，对这几个韩国小孩来说，很不友好，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被呛的眼睛红肿，即使那样我们也很满足了，因为抓到了救命稻草，由于机器配置的提高，在短时间内，我们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越，1个月内，我们打败了国内所有的队伍，后来我们又去约欧美队，像envyus， fanatic ，cloud9，我们也是碾压，后期这些欧美队再找我约训练赛我都是拒绝的，因为没有学习空间。最后我们只跟韩国队约，偶尔约国内强队，大部分韩国队我们也是碾压，我们最强的时候，只有韩国的lunatic hai 能和我们打个55开。

这是我前两天闲着没事在某乎上写的回答，已经200多个赞了，而且每天都会有人赞我，而且好多人还能记起我，我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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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来到帝都半年后，韩国那边部署萨德系统，然后限韩令出台，说到萨德，我说一下，朴槿惠政府也很无奈，毕竟夹在两个大国中间，韩国是一个被大财团控制的国家，这些大财团又受制于美国，在这方面韩国人一直没明白他们背后的那个影子政权，也是够搞笑的，当时如果得罪美国，美国会在经济上给韩国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比如说把让韩国召回所有的现代汽车，那样的话韩国经济基本上就凉凉了，得罪中国呢，会失去游客，限制韩国演艺圈在中国活动，等等。

他们也经过了深思熟虑，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部署萨德，也不算选择，毕竟主动权都在影子政权那里。而且大国之间较量的时候，死的往往是那些夹在中间的小国

因为国与国之间是要面子的，要顾忌盟友们对你的期望，如果在这方面不采取强有力的反应，在一些民主国家的里反对派会分分钟把总统赶下台。

我接着说，限韩令出台后没几个月我们就解散了，而且守望也呈现凉凉的趋势，最后我选择留来了俱乐部，开始做吃鸡的项目，毕竟我擅长这类沙盒游戏。

这是我绝地求生的时间，已经一年多没玩了，算上我在后面看训练赛估计得3,4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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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第二赛季我的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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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去韩国打G-star时拍的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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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我们又引入了几个俄罗斯外援，游戏上我不说，但生活上非常战斗，用东北话说就是彪，这几个俄罗斯人也很逗，他们经常会买一些大麻回来，在帝都买大麻真的太容易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离我很遥远，但真没想到毒品距离我这么近，在帝都工体附近，大街上有很多黑人在卖，但他们不卖给中国人，但是如果你是老外，从他们身边经过，黑人兄弟就会问你，Do you wanna something special bro.我之所以说他们彪也是，有一次我们都吸大了，已经头晕目眩了，那天我们正好晚上去莫斯科的航班，我们几个颤颤巍巍的打了个车去机场，去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处于晕眩状态，时间过得很快，到了机场，这几个战斗民族非要在机场抽一口！！！我当时还很有理智，因为大麻在我这，而且知道严重性，我就直接扔掉了。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如果被抓到最少半年监狱，因为我是携带者。大麻这东西讲究一个“量”，抽大了头晕目眩挺难受的，抽少了没感觉，最好就是抽那么几口，刚好到兴奋的临界值，那种感觉就是别人说什么你都想笑，非常开心，而且不抽的人觉得你是个大傻x。

说道这了，我想讲讲其他的，之前在老家，我有同学溜冰，我也观摩过，但当他们说不上瘾，我一直都不信，因为我们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沾了毒品，人生就会GG，说的和洪水猛兽似的，说得很极端。这样宣传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吸完大麻，感觉不上瘾啊，觉得国内媒体在骗他，从此不再相信媒体，渐渐的，他开始接触更多毒品，比如说开心水或者市面上的各种水，K粉，也不上瘾，最后开始溜冰（冰毒），冰毒在精神上会产生依赖，但生理上不会有什么戒断痛苦，然后有一天，你碰到了毒品界的大boss，4号（海洛因），粘上这个基本上你就彻底凉凉，我见过几个吸4号的，每个都是从大麻开始，一步一步走入深渊。有一句话就说好，吸海洛因的人都是从大麻开始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洪水猛兽似的宣传，很容易让一个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现在大家出国那么容易，到了泰国曼谷，去了NANA广场，那边买大麻跟买烟一样方便，有些人体验完真的就走上了不归路。

我重点说下溜冰和4号，溜冰会损害你的神经系统，我见过有人溜完在酒店呆坐2天不吃不喝不睡的，也见过溜完草逼草人家2个小时的不射的，也有人遛完玩一晚上开心消消乐的，很有意思，我虽然不吸，但我很喜欢去观摩，我也能把持住，如果他们来了幻觉，或者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走人，新闻上很多那种溜完冰产生幻觉杀人的，像这种观摩也是有风险的。而且吸食者一旦在溜冰过程中粘上其他习惯，那就真的很难戒掉了，有人吸完喜欢创作，或者草b草2小时，心瘾贼大，下次你没灵感了就想吸一口。这东西能不碰就别碰。4号我也就不多说了，一次就上瘾，精神上瘾，生理也会上瘾，如果你想和你的人生过早Saygoodbye可以尝试一下。

七.澳门赌场洗码+夜总会

18年3,4月，那天我们的吃鸡俱乐部在上海打了一场比赛，成绩很差，因为只有4只中国队参加，所有中国队都是排名倒数，我这个人胜负欲很强，当时很难受。当时正好我认识的在澳门洗码的社会大哥，找到我让我去帮他，其实就是让我给他找俄罗斯妓女还有韩国的妓女去澳门坐台，顺便给他的韩国女友做翻译，这几年电竞也让我赚了几十万，像我这种苦出身的，有点钱就喜欢乱搞，而且有一段时间老板一去夜总会就会叫上我，酒钱我不用花，就掏个800公主小费（素的）所以认识到了很多俄罗斯还有韩国的小姐，我那时候就想,与其在电竞累死累活的做队伍，最终也是也为赚钱，这样还不如去澳门赚点快钱，而且趁着年轻多去尝试，我那个社会大哥是为了翻身才去的澳门，当时他身上背了快2亿的债务，我知道的就有小1亿了，我那大哥也是牛逼，以前是放账的，带着他的兄弟赚了不少钱，但是奈何投资项目失败，自己也喜欢赌钱，越失败他就越赌（想通过赌博翻身），人一旦心理装着事儿的时候，越赌越输，越输越借，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永利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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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美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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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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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一下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赌场赢不了钱，第一点就是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我们拿百家乐举例，你压闲赢是1:1给你返钱，但是你压庄赢是1:0.95给你返钱，少的0.05是赌场的佣金，可别小看这个佣金，一把下来你赢的几率是1.95/2，但随着局数的增加，你赢的几率会无限趋向于0。所以有句老话说的很好，长赌必输，赌场不怕你赢钱，怕的是你不来赌钱。也有通过赌钱发家致富的，但最终还是会把钱输回去。因为他们体验过赢钱的快感，所以需要钱的时候还会回到赌桌上。

说实在的，洗码是真的赚钱，但奈何我没有客户，但好多有客户的码仔，基本都会赚的盆满钵满，我那大哥也是赚的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抽水加码粮加台底赚了70多万港币，那天他给了我们这些小弟一人一万，然后带着大家去吃了个海鲜花了2万多，又请客户去夜总会又花了10多万，澳门那边大点的夜总会就2家，而且有一家提供粉儿，但是需要熟人介绍，里面的陪酒小姐还陪吸，但得加钱，整个澳门粉儿真是满天飞。

下面来讲一下澳门夜总会，赌场这方面我有很多故事和内幕想说，但还没到揭秘期，让我身边这帮社会大哥知道我在写这个，我以后就去不了帝都了。

澳门是全亚洲性工作者的终点，只要亚洲的小姐去了澳门基本上就不会回国（洋马除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洋马不值钱，以陪酒为例洋马一般都是1000一小时，夜总会也会给小姐分级，一般B级的是165cm以下，长相好看的一个小时1000，A级的要求是165以上，长相要好看，2000一小时，最顶级的S级，要求更多了，长相非常漂亮，个头165以上，而且对三维年龄都有要求，而且身份要求是日韩国籍，S级一般一个小时4000，而且S级的包夜也是没有固定的价目表，最少12000，像我在那边关系处的好的韩国大姐，基本上5万以下不接客。在那边赌客一般也不会在乎多少钱。我在澳门的时间很短暂，北京天津澳门，来来回回4,5个月。

天津是因为我大学同学和我建的泰货公司在那里，这是我们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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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大学同学起家的时候也很凄惨，本来是做导游的，从大学期间算的话，他做导游7,8年了，后来因为太累就不干了，从亲戚朋友那边借了100多万，银行贷款200多万，在哈尔滨贷款买了个200平米的房子做起了青旅，本来一切稳步发展，好好做个几年房子就是自己的，但是有一天消防部门去到他店里说消防不合格，直接就让他关门歇业。瞬间就崩盘。没有了收入，一个月又得还2万多的贷款，他本来想找个工作，但对于他，哪有一个月给2万的工作啊。他期间也找过我，说想来电竞行业发展，但我拒绝了他。这时候他也四处借钱。她女朋友对他是真的好，不离不弃的，而且没钱的时候给他点外卖，因为压力太大，每天都在愁如何能把贷款还上，如果换不上银行就要收房子，这期间也想过跳楼一了百了。

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带着200块钱，没错就是200块钱，去了TJ女朋友那里，女朋友帮他找了份同业旅行社的工作，就是卖旅游线路，他在那也很拼命，每天骑着小黄车，去各个门店旅行社卖线路，一家一家跑，脚起泡了，晚上挑破了第二天继续跑，那时候因为老骑自行车，大腿内侧起皮了也坚持着，第一个月就做了销售冠军，提成15000。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燃区去迪拜带了一次购物团。回来以后就开始做起了泰货贸易，又是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门店跑，推销产品。非常勤快，也肯动脑子。于是现在过得好多了，一年下来我俩加几个朋友一起流水1000多万，我们在泰货上面的资产，就是仓库里200多万的货，他占大头，我和几个朋友占小头。

有时候在想，这些货如果失火了的话，我们得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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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有一个文章叫做《寒门难在出贵子》，我本来很赞同作者观点，但是近几年我越来越鄙视这样的言论，因为我的经历和身边人的经历告诉我，不是寒门难处贵子，而是寒门的大部分都由于懒惰，由于不喜欢动脑子（这点占很大），所以成为了社会上的螺丝钉。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男人也一样。我因为做的是电竞，所以接触过很多富二代老板，也听了很多富一代艰苦创业的故事。大部分人有个共同点，就是勤快，愿意思考，特别能坚持。如果你有以上的特点，我觉即使你混的不好，也不会过得太差，起码中上水平，所以各位也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说寒门出不了贵子。只是你在用战术上的勤快，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讲通俗点就是你不愿意动脑筋。

八.近况，韩国大宝剑之路

我每天在韩国做做大保健攻略，写一写嫖韩国妞儿的体验报告，毕竟这个才是我最喜欢的，我打算用一两年时间整合更新韩国大保健资源的信息，我在国内的网络上看到的攻略，基本上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看来看去就是一个，而且都是5年10年前的信息。我来一波曲线救国，哈哈。

因为在澳门认识的韩国妈咪，韩国小姐，也挺帮我的，我也很尊重她们。这些小姐什么的，想跟她们交朋友，不是你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对她们尊重，她们也很少能碰到像我这样的奇葩，所以关系比较好。她们给我推了很多本地人经常去的，或者自己之前干过的一些地方。少踩了很多雷。

前几天在首尔各种跑景点拍小视频，晚上6点多，天黑了，首尔天黑的很快，也拍不了什么东西了。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于是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搭地铁去了趟被人无限种草的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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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最先是由日本玩家开发出来的，因为有日语的服务台，口碑挺好，后来在国人圈子里火了。这地方很有特色，其实很多韩国按摩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刚进门会有人笑脸相迎，很热情的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我说是，然后我就直接交钱24万韩币，折人民币1300,1400那样，刷卡会贵2万。很多韩国的店虽然禁止外国人，但是不拒绝日本人和中国人，而且很多地方外国人会多收2万。服务生带我去了地下室，存东西，然后大概洗了一下就出来到了大厅，大厅里有免费的饮料和烟，等了大概30,40分钟，来了个服务员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然后妈咪带着我用平板看小姐，韩国这边很少会把人带进来给你看，都是看脸被打马赛克的全身照选人，像这样。

除了脸所有的资料都会写在照片旁边，身高，体重，三位，我直接说了我的要求就是，瘦，不能是假胸。再多说一句，韩国这边假胸的比例很高，我以前不懂，所以碰到过不少铁胸，尤其是那种大的离谱和身材不匹配的，稳稳的撸铁，妈咪给我推荐了4,5个，期间跟我各种描述说，这个人服务好（就是长得丑），这个人皮肤白（长得丑），这个人是头牌（人气高，好看）。这个人丰满（就是这个人胖），然后我直接挑了那个头牌，选完了我就到了电梯，自己按了电梯就上去。刚开门，一个带情趣眼罩的女服务员就给我拉到了旁边的小隔间里，先是用手轻轻挠我的蛋，我二弟直接就站了起来，重点来了！！！

她看我直了，直接咬开安全套，用嘴！！！！给我戴上了安全套，虽然我之前知道有这个出电梯小服务，但是我没想到完全不用手，就戴上了，我被他用嘴挑逗了2,3分钟，有个服务生过来要带我去房间，开门进了房间，我选的女孩在门口就迎接我，管好门，我俩距离很近不到半米，她瞪着水汪汪的大眼问我，可以为你服务吗，她穿着紧身小短裙制服，鹅蛋脸，典型的韩国主播脸，黑长发，非常瘦，胸不大，年龄大概20岁后半，大概打量后我很满意，所以连忙答道请多关照，顿时心里想头牌就是头牌，人气高肯定有人气高的理由，她虽然很礼貌，但是我毕竟是来嫖娼的，不是来搞对象的，所以直接把她轻轻按到门上，手在她身上隔着衣服游走了一波，摸到大腿的时候皮肤非常滑，手感很棒，有种吹弹可破的感觉，她和我说了句稍等一下，然后挣脱了我拿起电话给妈咪报了下时间，然后问我喝什么，我要了一个饮料一口就干了。

点了根烟，她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我说这里我是第一次，然后她问我之前去过哪里，我说之前去过的地方太多了，中国韩国澳门泰国很多地方，她有点蒙，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中国人，她又楞了一下，她以为我是韩国人，她又问我韩语为��么说的这么好，我说我是中国朝鲜族，她说难怪，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俩靠着坐着，我的手也没闲着，不断摸着她的大腿内侧，又嫩又滑。聊了一会烟抽完了，她就带着我去洗澡，坐在凳子上洗着洗着，她就开始挑逗我，用嘴唇口我，嘴唇和我龟头接触的一瞬间真的太舒服了，比外面那个隔着套口舒服太多了，因为由于好几天没射，而且之前在出电梯也被挑逗了一波后，我和她说要出了，她瞬间开始吸的更狠了，最后射到了她嘴里，然后我说自己洗吧，反正也洗差不多了，随便冲了两下拿了毛巾擦身子，她刷了会牙就出去了，当我擦完披着浴巾出去的时候，她又给我递来一瓶饮料，我瞬间有点不好意思和她再来一发，服务太贴心了。这时候我已经进入贤者模式，躺在床上喝维他命c，她在里面也洗了一下，出来也没立刻服务，抱着我聊天，因为她知道我进入了贤者模式，很贴心，我闻着她的身上沐浴液的味道问道，我是不是射的很快，她可能怕伤我自尊心答：不是，大家都差不多。我说刚才在电梯口有个人给我口了一阵子，所以才这么快。她答：嗯，那个是我们店的特色。

又聊了一根烟的功夫，我从贤者模式渐渐又回到了狼人模式，又开始摸她，她也心领神会的开始了服务，用胸推AB面，毒龙，舔蛋，深喉，我的二弟又立起来了，立刻戴上TT，把她压倒床上开始推车，不得不说头牌的演技太一流了，我刚要插的时候，她眼睛瞪大楚楚可怜的看着我，插进去的时候，她表情淫荡的“啊~”了一声，OMG，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猛力推车，中途她让我换动作，被我拒绝了，我说我喜欢你的表情。20多分钟就缴枪，时间也差不多也到了。我又抽了根烟，给我开了门，轻轻亲了我一下，然后就撤了。对不住，因为是第一次去，我也不懂规矩，所以里面没敢照相，我不是给他家打广告，因为以后我会更新更多这样的店面。下期会专门写一个韩国花柳风俗红灯界无敌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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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经过这几年对国内，泰国，韩国的比较，日本风俗业虽然也有了解，但是我没去过，所以不敢多说。国内现在的价格普遍高的离谱，而且风险大，北京为例，楼凤快餐最便宜的7，8百，去个spa什么的也要你个1500才能啪，夜总会找公主更贵，台费800,1000的，而且这些公主也很鸡贼，你得多去几次夜总会点她才会和你出去开房，这花下来不算酒钱包房费也得4000多。真是操不起啊。泰国那边优势很明显，小姐年龄小而且便宜，快餐1500泰铢，gogobar领走包夜最多7,8千泰铢，折人民币一千六七，现在人民币汇率降了到了1:4.5，原来1:5。，但我挺受不了泰妹的钢牙的，而且大多数泰妹小臂上还有长毛。而且很骚的是，有次在普及岛的gogobar里找了个平胸妹，身材超瘦，本来带走是7000，但是她和我说，她还有1000多的LadyDrink没达标，当时精虫上脑，直接就多给了1000，到了酒店我就自闭了。B贼松，一看就是被白人或者印度人操多了。最后让他给我口出来的。没办法，插进去一点感觉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也不能提前问，你那儿松不松。翻到她照片，请记住这张脸。长得还行吧？但谁能想到啊！！！全是泪！心疼我那8000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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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句，泰国这个国家的黑色角落很多，什么童妓，失踪人口，人口买卖，走私枪支，泰国不禁枪啊。国内媒体没有指示也不敢报道，要不然就是真不知道，报道的都是什么翻船事件，机场打人这些新闻来煽动民族情绪。接着说韩国的花柳行业，年龄比泰国大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供货量没有泰国那么猛，但是美女的比例碾压亚洲各国，因为她们都整形，我虽然不太喜欢整容脸，但事实证明，嫖娼不是找老婆，管你整不整，好看就想啪~。而且普遍性价比高，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严打扫黄，即使有也是几年一次，而且会打好招呼，所以价格上不去，活也不机车，尤其是大的地方，小地方可能会给你偷工减料，但是老店或者大店是不会坑你的。不像北京，三天两头一次严打，一次领导开会，一次接待外宾，成本高了，价格也会上去。

先写到这吧，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文笔不好，请多包涵。毕竟第一次写，而且又是个长文，如果那里写错了，或者让人感到不舒服，私信提醒我，我会改，如果想搞毒品的，我这里没有，也不买，就是朋友买了偶尔玩玩，想聊嫖娼或者有什么好玩的欢迎骚扰。拜了个拜，祝大家2019暴富，暴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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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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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ingsongdream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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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报案案例，关键字：“被骗”, 31-60

2019-05-21 10:26:30,手机号:15890072862,报警人在浦东金茂大厦B2层车库内临154号车位,称:之前贷款,现联系不上其公司怀疑被骗,现在其公司楼下地库内(要工作人员下来带才能上去,联系不上),请民警到场处理2019-05-21 10:26:30,金茂大厦B2层车库内临154号车位 ,之前贷款,现联系不上其公司怀疑被骗,现在其公司楼下地库内,经民警核实无该单位在金茂内,被骗9千八。报警人有急事不能制作笔录,告知到所报案。

2017年06月05日11时50分,报警人瞿长华(身份证:321083197712215658,现住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45弄2号106室,联系电话:13764721042)使用13764721042报警称:在(松江)电话诈骗反电信诈骗三方通话玉树路中山西路口建设银行,对方冒充报警人老板,给对方转了4万六,请民警到场处理。n 经了解,��2017年06月05日09时35分许,其在位于松江区玉佳路3号的厂内上班,接到一个自称是公司陈再胜老板的陌生电话,其说要送礼,让其打钱至对方提供的账户内,其遂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对方8000元,又至人民北路的农业银行现金存款至对方账户10000元,后又至玉树路建设银行通过银行卡转账转给对方26000元,对方仍叫其继续打钱,其发现被骗,遂报警。(损失情况:共计损失44000元;对方情况:电话号码:13023236783,农行银行卡:6228480435847402771;建设银行卡:6217001250012894766。)

2011年4月17日10时15分许,被害人陈强来队报案称:2011年2月的一天,其15216854960的手机收到一条手机号为15528309603发来的短信,称该公司办理各种证件。之后,被害人陈强与对方所留的电话15201827771王老师(女)联系,对方称可以为其办理其所需要的本科文凭,但需要一万元左右的费用。被害人陈强于2011年3月1日在暂住地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新村116号402室通过平安银行网银向对方账号(6228480051227390013)转账"保证金"人民币2000元,并于2011年4月16日在奉贤区南桥镇人民路农业银行再次向该账户转账8800元"证件费"。后因其没拿到证件,对方还要求交2万元送件人保险金,发现自己被骗。

2016年02月16日10时08分,报警人使用13816260776报警称:在曹杨九村18号405室报警人网上被骗2万,请民警到场处理。民警了解到报警人在淘宝上开了个网店,2016年2月16日9时27分许,一个阿里旺旺网名叫"我和你无"的人称他要购买报警人网店的东西,但是无法付款,他还截图给报警人看了。他告诉报警人将报警人的淘宝账户和QQ号绑定,这样他就能付款了,报警人相信了。过了一会儿,就有一个QQ号2851200608的号码加了报警人好友,他的网名叫淘小二已认证,他让报警人往指定账户转账20000元人民币,就能开通相关淘宝业务。于是报警人就通过报警人的余额宝先后四次一共转账20000元到对方指定账户。后来该人又让报警人转账,报警人感觉被骗了,于是就报警了。

2019-10-11 22:10:16,手机号:15755107171,报警人在转反诈骗中心网络诈骗 (浦东)泥城镇格臣精品酒店238号房间靠近鸿音广场 ,称:对方冒充微信好友,报警人打赏被骗600元,请民警到场处理。已经转接反诈骗中心

2011年11月5日22:55分许,复旦大学学生胡爽报警称:网上被骗475元人民币,故报警。民警到场后经了解,2011年11月5日21:30分许,其在国权北路1380弄1号楼928室时,有位冒充其班级的同学"孙弈"加入班级QQ,叫其帮忙买10件网易一卡通(每张47.50元),并提供网站链接(http// item.taobao.com /item.htm?id13907232480),后将475元人民币链接给了对方,随后其打电话给班级同学孙弈,孙弈称未叫其购买一卡通,方知被骗。

报警人被骗告知报警人到所报案。

2007年12月29日19时45分许,我所接分局指挥中心110报警称,北渔路天山西路口报警人手机被骗。我所民警到场后嘱其到所内报案。

2012年09月14日15时34分,报警人使用不明电话报警称:在变更地址奉城镇川南奉公路奉城医院门口近中国银行对面报警人(蔡叶平 37岁穿蓝色短袖,穿黑格子长裤,拖鞋)因被骗,故有烦恼,现躺在上址1个多小时,想自杀,请民警到场处理。系醉酒人员乱打110,现带所等其酒醒

2017年6月10日14时31分,报警人来所报称,其6月9日22时48分通过闲鱼APP网站让别人代买演唱会门票,被骗9592元人民币。故来所报案。

2018年11月18日18时许,报警人周军(身份证:430522199609287854,户籍:湖南省新邵县陈家坊镇塘隆村9组8号 )来所报案称:其于2018年5月份起在康华路131弄英业达宿舍通过手机上一棋牌游戏网站赌博被骗取钱财。共损失20000余元。

2019-10-20 13:07:50,手机号:13003241821,报警人在闵行都市路3151弄195号602室,称:[反诈中心-机一]1.2019-10-20,被害人接到冒充公检法诈骗电话,有可能受骗,望上门劝阻教育。被害人姓名:杨琦,身份证号码:211002197411100028,电话:13003241821,常用联系人:常用联系人=02154434948;02152212501;02163091320;,居住地址:闵行都市路3151弄195号602室2.要求相关派出所民警进行上门当面劝阻,如遇问题请致电反欺诈中心,电话:22029633;22029634;22029636。3.反馈结果中留下出警民警的姓名与联系电话(手机或固话)4.注明如未遇到本人,写明原因(家中无人、登记信息不符、上址人员已搬离、上述地址拆迁等情况)。5.如未遇到本人,请联系楼组长、居委会了解本人去向,设法联系到本人及其家属并及时告知社区民警做好即时回访工作。6、如未遇到潜在被害人,或通过工作发现潜在被害人并不在出警地派出所的请第一时间联系反诈中心,中心将给与支撑,重新研判或重新派警。2019-10-20 13:07:50,手机号:13003241821,报警人在闵行都市路3151弄195号602室,称:[反诈中心-机一]1.2019-10-20,被害人接到冒充公检法诈骗电话,有可能受骗,望上门劝阻教育。被害人姓名:杨琦,身份证号码:211002197411100028,电话:13003241821,常用联系人:常用联系人=02154434948;02152212501;02163091320;,居住地址:闵行都市路3151弄195号602室2.要求相关派出所民警进行上门当面劝阻,如遇问题请致电反欺诈中心,电话:22029633;22029634;22029636。3.反馈结果中留下出警民警的姓名与联系电话(手机或固话)4.注明如未遇到本人,写明原因(家中无人、登记信息不符、上址人员已搬离、上述地址拆迁等情况)。5.如未遇到本人,请联系楼组长、居委会了解本人去向,设法联系到本人及其家属并及时告知社区民警做好即时回访工作。6、如未遇到潜在被害人,或通过工作发现潜在被害人并不在出警地派出所的请第一时间联系反诈中心,中心将给与支撑,重新研判或重新派警。未遇到当事人,联系未被骗

2018年12月3日12时50分许,报警人范寒梅来所报案称:2018年7月的一天,报警人范寒梅在位��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88弄28号1302室的家中用手机上网,有个陌生的微信号(微信昵称"盈盈")加其微信,后对方推荐下载app炒股软件,并发送了几份投资的策略,还向报警人推荐了一个网上的直播间让报警人直接看"老师"上课。还给了报警人一个链接可以通过平台买卖交易,还给了报警人一个"开户经理"的联系方式(微信昵称"FXA6000开户经理小青",微信号nini6661888,QQ号1442749315)。后被对方欺骗投资亏损443670元,后来报警人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常赢"的新闻,都说是骗子,骗人炒股指期货让客户亏钱,才意识发现被骗,遂来所报案。共计损失443670元。作案手段:以假换真;作案特点:单独作案;经过工作调查,作案嫌疑人微信的形式接触受害人,与受害人没有直接接触,故无法提供作案嫌疑人具体特征。

2019-01-12 19:06:39,手机号:13788921986,报警人在上海市嘉定区云屏路1399弄1号501室,称:[反诈中心-机一]1.2019-01-12,被害人接到冒充公检法诈骗电话,有可能受骗,望上门劝阻教育。被害人姓名:钱丽娜,身份证号码:152502198305200486,电话:13788921986,常用联系人:常用联系人=13127839329(文美淑);59570337(钱丽娜);13166362388(左锋),居住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云屏路1399弄1号501室2.要求相关派出所民警进行上门当面劝阻,如遇问题请致电反欺诈中心,电话:22029633;22029634;22029636。3.反馈结果中留下出警民警的姓名与联系电话(手机或固话)4.注明如未遇到本人,写明原因(家中无人、登记信息不符、上址人员已搬离、上述地址拆迁等情况)。5.如未遇到本人,请联系楼组长、居委会了解本人去向,设法联系到本人及其家属并及时告知社区民警做好即时回访工作。6、如未遇到潜在被害人,或通过工作发现潜在被害人并不在出警地派出所的请第一时间联系反诈中心,中心将给与支撑,重新研判或重新派警。2019-01-12 19:06:39,手机号:13788921986,报警人在上海市嘉定区云屏路1399弄1号501室,称:[反诈中心-机一]1.2019-01-12,被害人接到冒充公检法诈骗电话,有可能受骗,望上门劝阻教育。被害人姓名:钱丽娜,身份证号码:152502198305200486,电话:13788921986,常用联系人:常用联系人=13127839329(文美淑);59570337(钱丽娜);13166362388(左锋),居住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云屏路1399弄1号501室2.要求相关派出所民警进行上门当面劝阻,如遇问题请致电反欺诈中心,电话:22029633;22029634;22029636。3.反馈结果中留下出警民警的姓名与联系电话(手机或固话)4.注明如未遇到本人,写明原因(家中无人、登记信息不符、上址人员已搬离、上述地址拆迁等情况)。5.如未遇到本人,请联系楼组长、居委会了解本人去向,设法联系到本人及其家属并及时告知社区民警做好即时回访工作。6、如未遇到潜在被害人,或通过工作发现潜在被害人并不在出警地派出所的请第一时间联系反诈中心,中心将给与支撑,重新研判或重新派警。经电话联系当事人,其称现人外出,今日未接到诈骗电话,未被骗,无损失,其称明日自行来所说明情况。并告知社区民警做好上门回访工作。

2017年4月闵行高校派出所破获许俊仙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在工作中发现,受害人张绵生(身份证:362102197209076414)曾于2017年2月陪同其儿子到上海交通大学陈炜文楼五楼转化医学中心看病被骗三万元人民币。n 经工作,2017年7月27日,我局派员至江西省瑞金市找到案件当事人张绵生,经询问,其儿子患有视神经萎缩,其于2017年2月16日曾带其儿子来闵行交大陈炜文楼五楼转化医学中心看病,对方宣称其微纳米生物细胞药可以用来治疗神经方面的病情并且效果很好,并于2017年2月17日18日,两次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四楼肿瘤科输液生物干细胞。受害人于2月16日被害人通过对方提供pos机刷卡支付人民币30000元人民币医药费。

2012年10月30日19:40王蕾来所报称:2012年10月30日17:20左右,王蕾在福泉路99号单位上网时,一昵称为"静怡"的MSN好友在MSN上与王蕾联系,要求其买10张面值为100元的电话充值卡。王蕾在网上以98.5元一张的价格买了10张充值卡,自动将充值卡号和密码发至对方邮箱。事后王蕾问了"静怡"本人,"静怡"的MSN账号被盗,王蕾知道上当受骗,被骗人民币985元,遂来所报案。

2012年11月20日17时33分,陈新强使用15921864230报警称,其在同普路2299弄31号1303室在网上做兼职,被骗1千多元人民币。rn 民警到场后了解情况得知,陈新强在同普路2299弄31号1303室的公司上网,想找兼职,用支付宝买点卡帮淘宝店主刷信誉,被骗了一千元左右人民币。告知其到所报案。rn2012年11月20日18时50分左右,陈新强来所报案,其于2012年11月20日16时左右,在同普路2299弄31号1303室上网找兼职,qq号码572613518让其帮淘宝店刷信誉,刷一千元返50元的返利。其先后通过支付宝向指定链接的网页购买了大概20张游戏点卡,被骗了大概一千元左右人民币。

2016年1月5日10时00分许,报警人付建军接到一个号码为" 1(380)813-810"的电话,自称是移动公司,对方跟报警人说其有一个号码向他人发送了很多垃圾信息,报警人表示没有办理过该号码,对方就帮其转接了长宁派出所的电话,对方声称其牵涉诈骗,于是在对方的指导下,其在2016年1月6日16时00分许,其在青浦区城中路485号的工商银行转账6021元人民币作为"财力证明"。2016年1月7日13时00分许,其在上址银行又转了9987元人民币作为"保释金",后因为对方一直用各种名目叫其汇钱,报警人发现被骗,遂来所报案。损失金额:16008元人民币。

2019年3月12日8时40分许,报警人胡宇弘(身份证:310106197807114016)来所报案称:其于2014年6月23日,在虹口区周家嘴路16号工商银行向魏现军、丁雷和凌蒙等人借款,魏现军往其工行账户存款20万元,后其将20万元取现还于魏现军,之后凌蒙通过相同方式走账。2015年11月25日,在东新路附近工商银行其工行账户由丁雷工行账户汇入10万元,后其取现还于丁雷,后报警人胡宇弘意识到被骗,遂报警。

2015年04月23日15时59分,报警人使用15317084167报警称:在新松江路开元地中海建设银行ATM机报警人被电话诈骗800元,请民警到场处理。rn民警到场了解,系报警人袁思豪(男,21岁,身份证:310101199409081535,居住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陆路1268弄75号501室)于2015年4月23日15时许,其在58同城网站上看到一则买卖二手电动自行车的广告,后其通过上面的联系方式联系到对方,并约定在本市松江区人民北路建设银行附近看车,后对方要求先付款,其在当日15时56分通过建设银行ATM机现金存入对方账户800元,后发现被骗,故报案。损失情况:800元。对方信息:手机号码15002198637。

2019-03-17 14:45:37,手机号:18689418638,报警人在转反诈骗中心(电话诈骗)浦东周阳路259弄11号702室,称:在淘宝买东西,接到冒充快递公司客服电话,称其订单丢失,让其转账被骗4000元,已转反诈中心。请民警到场处理。

2013年01月16日13时34分报警人陈秋玉使用13661940885报警称:1月15日晚19时26分,陈秋玉在网上购买飞机票被骗815元。在虹口区周家嘴路16号工行汇款。虹口公安分局提兰派出所已受理,编号:B3101094300002013010778。

2018-07-08 21:02:11,报警人杨海艳手机13916712915报警称:在书院镇桃园村518号网上卖游戏帐号被骗2880元,请民警到场处理。经查,被害人杨海艳于2018年7月8日16时许,被害人杨海艳在浦东新区书院镇桃园村518号家中玩手游"熹妃传",期间有一个叫"巧薇薇"的用户通过手游通讯平台联系报警人后,要求买我的账号。后双方互相加微信,并约定在一个叫"众购8044"的平台,由报警人预先发布一条售卖游戏账号的信息,后方称已将购买账号的钱款通过平台支付了,且对方告诉我2个小时内现金到账。事后报警人未收到该款项,为其通过该平台客服进行交涉,期间该平台客户称账户冻结,需要充值1380元解冻。为此报警人通过该平台支付二维码,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先后转账1380元、1500.1元。涉案价值人民币2880余元。勘查号:K3101153400002018070005

2016年1月4日17时许,报警人白若雨来所称,其于2015年4月左右,向一个叫张筛荣的人购买一辆二手汽车,后其分四次总共给张筛荣现金11万元人民币,到12月份,其已经无法联系上张筛荣。故其认为被骗。

2019-08-09 09:47:51,手机号:17319768903,报警人在康华路英华达宿舍西门门口(转反诈骗中心)(闵行),称:网上买狗被骗1000元,已转接

2019年11月2日10时许,报警人石艳东(男,25岁,江西人)来所报案称:2019年11月1日22时许,其在青浦区白鹤镇塘湾村298号101室休息时手机淘宝收到一则做任务的消息,随即添加对方微信,对方告知其做任务赚钱的流程,其支付了1980元后对方称订单异常,其又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客人让其用支付宝借呗提现后,扫描对方发来的微信支付二维码。其先后支付20000元和5700元。后对方截图称已退款,但实际报警人未收到,且联系不上对方,发现自己被骗。损失合计:27680元。报警人微信:syd68686868.对方微信号:wxid56bf和?wxid_0ih51860ujg91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拟受理此案。当否,请批示。

报警人在世纪佳缘网上交友,来到约定的地点场中路附近一家茶餐厅,结果被骗4752元人民币。

2018年7月15日20时43分许,报警人全冬营来川沙派出所报案称:2017年12月份,其在家中用微信上网联系后订了一部二手空调,2018年4月28日中午,对方招人过来安装了一部格力空调,当时试机是号的,其通过微信转400元,通过朋友转了800元合计1200元给对方,6月份开机就不好了,其联系对方维修,但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其感觉被骗,遂报警。

2012年10月21日15时37分,报警人使用18721922047报警称:在 (浦东)进贤路200号门口新疆人称购买三轮摩托车被骗,请民警到场处理。(系买卖纠纷,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2011年4月23日14时15分,报警人来所称:今日12时10分许,其由东向西行走至康桥镇川周公路中心村南侧路上时,一辆同向行驶的黑色轿车停下来,问其哪里有收废品的,后来,车上的女子称厂里有急事,车上有一袋废铜要便宜卖给报警人,报警人查验是废铜后,就出了1000元人民币将46斤废铜买下了。大约13时许,报警人欲将收来的废铜出售时,发现白色蛇皮袋内装的不是废铜而是一堆泥土后,方知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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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hou860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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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武统台湾折戟只差一个关键因素在莆田www.creaders.net | 2021-09-14 20:14:55 天钧政经 | 1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天钧政经评论分析文章：临近中秋佳节，中国各地也准备陆续恢复跨省旅游，福建莆田��突发疫情，变异病毒株Delta传播速度很快，福建省疫情随即告急。冥冥之中有天意，病毒这次选择了在莆田爆发，不禁让人想起了“魏则西事件”与莆田系丑闻，也再次改变了台湾海峡局势。

（习近平今年考察福建）

　　莆田疫情新特点

　　自从福建莆田9月10日官宣发现首例COVID-19确诊患者之后，短短3天内确诊患者人数增至64人，其中包括至少15名小学生（9岁到12岁未成年人）。当地官方还声称，COVID-19疫情或许早已在福建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一小学隐匿传播了10天。然而，肆虐全球的Delta名不虚传，迅速从莆田南下扩散至泉州、厦门。

　　莆田疫情出现了一个与全球疫情同步的新特点：越来越多未成年人感染病毒。去年医学界曾普遍认为，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很少被确诊为COVID-19患者；如今，Delta打破了这一结论，小学成为福建莆田这一轮疫情的重要传播媒介。

　　另外，在北京当局严格执行“清零”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所谓莆田此次疫情“零号患者”38天潜伏期，已经遭到质疑。若是属实，那么“零号患者”这种罕见超长潜伏期也是莆田疫情的新特点之一。

　　魏则西事件与莆田系

　　谈起福建莆田，业界人士自然会将“中国鞋都”与其联系在一起。当地制鞋工厂超过4200家，从业人员逾50万人。由于中美贸易战、COVID-19疫情影响，莆田鞋厂也已经进行布局并开始转型。万万没想到，位于莆田仙游县枫亭镇的协胜鞋厂，成为这次疫情传播的关键点之一。

　　提起莆田，也让人想起中国大陆“魏则西事件”和莆田系丑闻。所谓莆田系，就是指中国大陆的一个民营医疗体系，是对福建省莆田民营医疗从业者的总称，其资本、主要从业人员主要来自福建省莆田市东庄镇。2014年，全世界范围内的莆田籍从事医疗行业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了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其总顾问为前中共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据媒体报道，莆田系掌握着中国大陆80%的民营医疗份额。

　　2016年4月至5月期间，中国发生一起牵涉医疗诈欺广告、百度网络搜寻服务公司未尽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事件，被称为“魏则西事件”。在百度推荐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受害人魏则西及其家人接受了未经审批、医疗效果未经确认的治疗方法，耽搁了病情治疗，最终导致2016年4月12日魏则西不幸离世。“魏则西事件”在2016年五一假期开始升温，百度股价出现暴跌现象。中共官方媒体在内的中国舆论对此也进行批判，除了百度公司列为相关嫌犯被整肃外，“魏则西事件”还曝光了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将其科室外包给莆田系的丑闻，该医院因此被摘牌，有关负责人也遭到起诉。

　　大陆媒体报道，隶属莆田系陈新贤、陈新喜兄弟的康新公司早已控股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陈新喜旗下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该医院所谓“细胞免疫技术”（DC-CIK疗法）的提供方。2016年3月3日，A股上市公司中源协和（股票代码：600645）与其它机构共同设立规模约10亿元的并购基金，用于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魏则西事件”曝光后，也引起投资者对这一并购案的怀疑。

　　2016年6月中旬，曾一度消失于百度搜索的医疗类“推广”又重回大众视野，并再度出现了莆田系医院身影。同年11月中旬，在百度排行榜上消失不到半年的莆田系医院再次回到百度的排行榜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莆田系医院更换了推广手段，莆田系医疗美容医院打出“医美分期”的招牌，以贷款美容的形式再次打入百度的搜寻页面。

　　中国成语“人命关天”，意指人命案件关系到天理，要慎重处理。莆田系与百度公司如此处理“魏则西事件”的5年后，COVID-19疫情的爆发，不能不令人想起佛家“因果论”的一句话：“善有善波，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莆田疫情再次改变台海局势

　　通过病毒在中共五大战区辖区内扩散以及北京当局所采取的封城措施来看，这个病毒所行进的路线非常符合《孙子兵法》。这次莆田疫情迅速扩散至泉州、厦门，也迫使驻地位于厦门市的73集团军、福州市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都不敢轻举妄动。

　　73军，其前身是陆军第31集团军，隶属东部战区陆军，中共官媒央视称其为“对台一线部队”。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与31军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被外界视为其嫡系军队。军部驻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坂头，与泉州接壤，距离莆田市不到180公里。而负责对内镇压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驻地在福州，位于莆田东北部，相距不足100公里。

　　9月10日爆发的莆田COVID-19疫情，如果依照北京当局“清零”防疫策略以及近期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来看，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官方才能公开宣布“零新增”；若是参考全球各国疫情控制经验来看，在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之前，福建疫情很难“零新增”，控制不好还会迅速扩散至周边省份，甚至全国。

　　对于习近平为首的北京当局来说，目前当务之急是何时何地能与拜登进行会谈，解除贸易关税、科技禁令等，况且十九大六中全会后重大事件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后很快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两会”，随后重中之重的就是中共二十大的连任。

　　综合上述，福建COVID-19疫情爆发，让习近平的工作行程更加繁忙，无法分心于武统台湾，台海局势将依旧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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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j2 2021年09月14日 20:26

不怕，可以从浙江和广东夹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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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28863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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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丽梦和郭文贵、班农是如何勾结的

闫丽梦，1983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青岛市，2002年考上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本硕连读，2009年毕业，获得医师资格证，2014年在南方医科大学获得眼科博士，2014加入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5实验室，2016博士后研究传染病方向，2019年12月研究Sars-Cov-2。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闫丽梦是个人才，但她却奈何为贼。 2020年1月初，闫丽梦通过自己所谓的私人关系得知了“新冠病毒”会以“人传人”的方式进行传播，以此为基论，闫丽梦通过臆想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随后其通过网络将该“结论”传给大洋彼岸反华势力头目郭文贵旗下的自媒体《路德社》。《路德社》当即于2020年1月19日在节目中给病毒取名为“武汉sars”，同时宣称新增确诊病例136例。自此，闫丽梦搭上了郭文贵这个平台。同时郭文贵的重要合作伙伴班农也注意到闫丽梦关于新冠病毒的说法，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停的在自己的播客中宣扬闫丽梦的说法，认为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泄露出来的产物。让我们来看看郭文贵和班农又是何许人也！该起事件中所涉及人物郭文贵与班农均为西方右翼反华势力成员。郭文贵，山东聊城莘县人，出生于1967年2月2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在逃人员，户籍地为北京市大兴区，同时拥有香港居民身份。2012年郭文贵因在国内强迫交易案发，之后潜逃海外，之后没多久郭文贵就在美国利用互联网开始了自己的造谣之旅。斯蒂芬·班农（Stephen·Bannon），1953年11月27日出生，美国媒体高管、政治人物、战略家、前投资银行家、Breitbart News的前任执行主席、“爆料革命”支持者。他在美国特朗普总统首任期的前七个月曾担任美国白宫首席策略长兼美国总统顾问。2020年8月20日，他因在“We Build the Wall”项目（一个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筹款的民间项目）中涉嫌挪用款项，在位于康涅狄格州韦斯特布鲁克外海属于郭文贵的游艇上被捕，缴纳保证金后获得保释。 2020年4月28日闫丽梦利用郭文贵提供的头等舱机票飞到美国。其后郭文贵又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闫丽梦多次接受西方右翼媒体的采访，包括：“福克斯新闻”、“美国声音”、“Newsmax TV”、英国“每日邮报”。在采访中，闫丽梦兜售她的观点：1、病毒是由中国政府制造的生化武器；2、中国政府试图掩盖这个情况，并已经对她这个所谓的吹哨人进行了迫害。之后她更是编造了两篇未经同行评审的论文发表在学术资源库网站zenodo上。但随后，世界多名生物、医��、基因专家对她发表的两篇论文进行了质疑，对论文中认定的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一说，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闫丽梦是在散播阴谋论，她提出所有证据都是建立在她自己的虚构、臆测上面，是伪科学。比如：2020年9月16日，美媒每日野兽报导，密歇根州立大学基因学专家凯文·博德（Kevin Bird）以及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卡尔·伯格斯特罗姆都发现，第一篇论文挂靠的研究机构，分别是“法治协会”（Rule of Law Society）和“法治基金会”。而这两家机构正是由班农一手创建。根据“法治协会”网站去年公布的文件显示，班农还曾担任这家组织的主席。这两家机构，此前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学术研究。卡尔·伯格斯特罗姆认为，这篇论文奇怪且毫无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专家安吉拉·拉斯穆表示：“基本上，这些论文内研究都是推测的，有些甚至是完全虚构的。” 2020年9月21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吉吉·奎克·格隆瓦尔（Gigi Kwik Gronvall）则表示她和学院的其他多位专家已经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官方网站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阎丽梦的报告提出质疑并反驳其在报告中提出的“人工构建病毒”观点。 2020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就阎丽梦发表的第二篇报告采访了多位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专家安吉拉·拉斯穆表示她在此文发表当天，就在Twitter上批评该研究：“ 荒谬、毫无根据，它伪装成科学证据，但实际上只是彻头彻尾的灾难。”耶鲁大学疾病生态学家布兰登·奥格布努则表示科学家要想确定这个传播链中到底是哪些动物携带了病毒，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不可避免地令病毒起源描述中的某些部分含糊不清，而和其他许多阴谋论一样，这篇报告“利用了正在进行的调查中的未解决问题。”并称“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病毒（COVID-19）是如何传播和扩散到人类身上的。” 另外还有很多生物、基因、病毒专家都对闫丽梦所发表的两篇所谓的论文进行了质疑和揭露，在此不一一列举。当今世界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主流声音是认为该病毒源于某种动物，应是某类蝙蝠作为原载体，基本已排除了该病毒人为制造的可能性，且世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新冠病毒”进行临床分析、病理分析、生物分析，均未发现该病毒有人为制造的迹象。该结论得到了世界各国、各领域顶尖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由此可见，闫丽梦所谓的“结论”并不被她的“同行”所认可，而是被世界医学界、生物学界、病理学界所唾弃、不耻的“结论”。然而闫丽梦不择手段想要成名的“梦想”碰巧符合了郭文贵、班农反华势力的利益，双方一拍即合，沆瀣一气，由郭文贵、班农反华势力提供自媒体及网络舆论平台，闫丽梦通过该平台宣扬“阴谋论”以达到其“驰名世界”的目的，双方利益的纠葛可以说是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个人野心与反华势力的一次利益勾结，是郭文贵、班农势力政治斗争的产物，该事件本身已经背离了科学界“求真务实”的基本理念，是一次利用“科学”为名的反华炒作，其中涉及人员均政治背景复杂，个人目的明显，应当且已经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强烈抨击。闫丽梦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一场显而易见的政治秀，是西方右翼势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一次抹黑，是某些别有用心人员精心布置出的一次“炒作”，是针对我国的一次政治舆论攻击，是有悖世界科学界主流论点与基本理念的“科学臆想”，是被世界各国所耻笑的“小丑行为”，通过网络自媒体的便利，在网络上哗众取宠，应当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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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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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3.4】

一个开天眼和尚自述，他所看到的人类社会真相。（pixabay.com）

一个开天眼和尚自述，他所看到的人类社会真相，其中提及有数量惊人的外星人潜伏地球，以及达尔文是魔王转生人世，为的就是祸乱人间，其抛出的进化论，目的就是打击人们对神佛的信仰等。以下是全文转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出家为僧已二十多年。我的家乡在云南某地，但我是在缅甸猛腊某寺庙出的家。我们家乡佛法盛行，几乎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信佛，如果某人出家为僧，这个人的整个家族都会感到荣耀。

据我母亲讲，我刚满月的时候，就受了戒，成为了佛弟子。我是1990年出家的，当时我25岁，我大儿子8岁。剃度的那一天，我们全村的人都来给我祝贺，我老婆也很高兴。

我们那儿就这风俗，有家室的人剃度出家，他的妻儿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出家的寺庙很小，加上我也不到十个人。我师父是个很老的和尚，平时不怎么说话，但是附近的村民却很尊敬他。在师父的教导下，我开始了修行生活。我们的寺庙属于小乘佛教，只供奉释迦牟尼佛为祖尊，其他的佛啊菩萨啊什么的，我们一概不予承认的。

修行的生活基本就是这样：种地、吃饭、打坐诵经，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内容。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却很困难，因为我不认识字，看不懂佛经，所以诵经这块我就做不好。不过师父没有强求我去认字，他说不认字反而是好事，看不懂佛经也许不是坏事，他只要求我严守戒律、打坐参禅即可，诵经就免了。当然，后来我又认字了，但那是有另外的机缘所致。

我们小乘佛教是通过持戒摄心，由摄心而入定，由入定而开慧。也不知为什么，我的师兄弟甚至包括师父在内，入定都很困难，一年下来，难得真正入定几次，但我却不同，修行了三个月之后，我就经常能在打坐中入定。

我知道，很多在家的居士自己也打坐过，但却未必体验过入定的感受。其实入定就是这样，你往那里盘腿一坐，当杂念渐渐灭尽时，你会进入一种一念全无的寂静，在这种寂静中，人体感官的功能全部丧失，你感觉刚刚过去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但是出定时一看时间，却是过去了几个小时。

师父说我之所以能这么快入定，其实就是不认字带来的好处。

1991年夏天的时候，我出家已经一年多了。某晚，在师父的带领下，我们全寺的和尚在释迦法像前围成一圈打坐，不知不觉我又入定了。

但这次入定不同以往，当时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定了一个小时左右吧，但出定时，师兄们却告诉我，我已在佛前整整入定七天，而且这七天之中，我的头顶上方一直有七彩光影流转，日夜不息，即使普通人用肉眼也能看得见，但这光影来自何方，却是谁也说不清楚。

出定之后又过了几天，我偶然发现，自己闭着眼睛竟然也能看到东西，而且比用眼睛看更清晰。我去请教师父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我这是开了天眼神通，是好事。从此，我更加努力的用心修行。

为寻真法只身云游

到了1992年年初，有一天早上拜佛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释迦法像大放光明，同时感到有股火一样的热流从我头顶涌��体内，渐渐在周身弥漫开来，我整个人也进入了一种懵懂状态，彷佛时间都停止了一般。那感觉非常的美妙，就像在睡梦中洗热水澡一样。

这整个过程结束时，我突然感觉自己不一样了，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同时我的天眼神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佛像上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光这还没完，我还记忆起了前生前世的许多事情。

原来，在过去两世之中，我都是出家修行的和尚，但因生生世世积攒的罪业深重，障碍重重，都没修成正果。不过，每次圆寂之前，我都发了誓愿下一生还要接着修，故此生又走入了佛门再续前缘。

因前两世的修行，我的罪业已消，又积累了功德，所以这一次修行起来格外的容易，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

依照我如此的根基，三生的洪愿，只要意志坚定，今生修成正果是一定的。但可悲的是，我刚刚记忆起前生往事，释迦法身马上就开示予我，佛祖说他传的法已经不行了，不能渡人了，不能再让人修成正果了，而且佛祖即将撒手世间，再也不管人间之事了。

闻此噩耗，我无比悲痛，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说佛祖撒手人间，谁来看护度化我们这些信奉您的弟子呢？释迦法身说，有人走，自然就有人来，八万四千法门中，自然有能度化你们去往涅盘彼岸的路。说完，释迦法身就消失不见了。

我把佛祖告诉我的情况转告了师父和其他人，师父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考虑了很久，对师父说我要去云游，去寻法，去寻找那通往涅盘彼岸之路。

1992年3月，我告别了师父和师兄，离开了寺庙，只身一人，分文未带，只带了一个钵盂，就踏上了云游之路。后面的篇幅中，我将说一些我在修行中的感悟，以及这些年云游的见闻。

关于外星人事情，就是我在云游中碰到的，后面自然就会写到，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天眼所见这个世界真相

上面说到我有天眼神通，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这里呢，不妨就说一说。所谓的天眼，其实就是人的松果体，也就是道家说的泥丸宫。每个人都有松果体，只要经过修炼，经过能量的加持，都能开天眼，这没有什么好神秘的。

用天眼看世界，跟肉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你能够想像的。咱们用肉眼看东西，你只能看一个方向，一个层面对吧，用天眼看呢，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全息的。就是说一眼看去，四面八方、左右上下、从内到外，全部信息一览无遗。

比如看一个人，你用肉眼只能看到他的一个侧面，而且只能看到表面上，而用天眼看呢，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胞我都看的清清楚楚，连他心里在想什么，我都能看的明明白白。

开了天眼之后，特别是记忆起我前世的事情之后，我就又能够认字了，但都是繁体字。不过现在的简体字也难不倒我，拿过一本字典来，或者别的什么书，连翻都不用翻开，我扫一眼全明白了。现在所谓的高科技，在我眼里，都是儿戏，一眼全部看穿。

佛家的天眼分为五个层次，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我刚开天眼的时候，是肉眼层次，等开始云游的时候，就是法眼层次了。到了法眼这一步，我不光能够全息的去看人看物，还能看到一个生命过往三世的经历，能看到过往的三世姻缘。

可惜的是，我看不到一个生命的未来走向，看不到他的终结，那得证得漏尽通才能做到。

其实天眼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迷信，完全可以用科学道理解释。你比如，人的肉眼只能看见可见光，那些x射线、伽马射线什么的，人就看不见了。而比伽马射线穿透力还强大的光线多了去了，可以说是无限多，而且是无处不在。松果体就能看到、感知到这些光线，所以能够透视人体，能够看到肉眼所不能见。

普通人的松果体是被封闭的，通过修行呢，可以慢慢的打开这种封闭，使它能够看东西。

那我又是怎么知道别人心中所想？又是怎么知道别人三世姻缘的呢？这更简单了。

很多人都知道，人的大脑，有90%左右是被封闭的，根本利用不起来。笨人被封闭的多一点，可能达到95%，聪明人呢，被封闭的少一点，可能他的大脑只被封闭了85%。还有的人，脑子切除了半边，智商什么的一点不受影响，可以正常生活。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多出来的那些大脑干什么用呢？

我告诉你，那是储存记忆用的，你生生世世的所有记忆都在里面储存着，��至整个宇宙的信息里面都有，只是被封闭着，你用不上而已。这些信息，用天眼看去，都是完整清晰的画面，而且有色彩，就像小电影那样，连声音都有。

你心里想什么，也会在大脑里形成图像，所以你想什么，你以往的经历，我都一目了然。

开了天眼，除了能看到人所不能见，我还能够看到一些神仙、鬼怪等灵体，并能与它们沟通上。但是一般情况我不理它们的，因为我是听过佛法的人，不宜理会这些层次较低的神灵。

你肯定好奇，神仙鬼怪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呢？

那形式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都有，五花八门的。但这些东西比起佛祖来差太远了，连比都不能比，所以我基本不理它们。

有的人也许知道，动物是不准听佛法的，也不允许它修炼的。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不具备修炼佛法所需的必需因素，也就是人体。那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有两点，一个是丹田，另一个就是泥丸宫，也就是松果体。丹田中存储着宇宙中的先天之气，这种气是超越阴阳二气的，又叫元气，非常的珍贵。

松果体呢，它是大千世界的缩影，你的灵魂就印封在这里，里面有你投生人世之前，佛给你留下的印记，为什么人人都有佛性，就是靠这点印记，这也就是你善良的本性所在。

有了这两样东西，人才能够修炼，才能配听佛法。人身之所以珍贵，就珍贵在这儿。说人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身上有佛留下的印记啊。

动物它没有松果体，也没有丹田，也就是它不具备善良的本性，所以不让它听佛法。不信你去解剖一下动物看看，无论什么动物，保证没有松果体，这个东西只有人才有。

达尔文是魔王转生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人是猴子慢慢变来的，这完全是胡扯了。

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家，对松果体的解释是人类退化了的第三只眼。那么好吧，为什么猴子、猩猩、猿、狒狒所有这些灵长类动物，都是两只眼呢？它们怎么不是三只眼呢？而且你去解剖这些动物，它们都没有松果体，这怎么解释呢？

告诉你，我用天眼看到的真实情况吧，达尔文其实是魔王转生人世，为的就是祸乱人间，他抛出进化论，目的就是打击人们对神佛的信仰，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猴子变的，而人们居然就真的相信了达尔文的歪理，这真是可耻又可笑啊。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撒手人间啊，原因之一就是大部份人都不相信神佛真实存在了，佛传下的法也就度化不了这种人了，所以佛祖也只能不管了。

神佛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具备无上神通，但是也有神佛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人心。人心不动，神佛也无能为力。现代人不相信神佛，也不想修佛法，可动物不是啊。动物它没松果体，那么他的灵魂和大脑也就没有印封，智慧完全是敞开的。

你自己感觉比动物聪明，其实你比它差远了，动物它什么都明白，所以动物就千方百计要得人体，用来修炼。这就是今天的真实情况，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你别看他有人形，也说人话，看上去就是个人，但他早不是人了，他其实是动物的灵魂附在了人体上。

现在中国这儿那种妓女特别的多，有些妓女是被生活所迫，也可以说是前世作恶，所以今生沦为了娼妓。但是，还有很多人主动去当了妓女，主动的去做这种最下贱的营生，这些主动去当妓女的人，99%是狐狸附体，它们用这种方式盗取人的精血。

前一段时间，北京不是查了个叫天上人间的妓院吗，在那里卖淫的女人，全都是狐妖附体，没有一个是纯正的人类。用天眼去看那个天上人间，真的是妖气冲天啊。为什么说嫖娼这种事情折寿折福呢，就是因为妓女里面混有太多的妖怪盗取人的精气。

植物人苏醒多为动物附体？

大家知道植物人吧，那个肉体完好无缺，机能正常，为什么就是没有思想意识呢？因为他的灵魂早就进入轮回了，早不在了。

有的植物人多少年后又苏醒了，不过记忆丢失了很多，智力也低了很多。凡是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动物附体的。

有些修炼时间短，道行浅的动物也很无知，它不知道附到人体上，它就下不来了，而且它的智慧也要被封闭，所以��一上人体，那个植物人就醒了，但是智力却大大降低。

当然，有的动物修炼了千八百年的，具备了很大的神通，这时它再上人体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

在东北，还有南方一些山区，有的人家里喜欢供奉一些动物的牌位，说什么保家仙，还有人求着动物来附体，觉得有个附体好像挺牛的。让我看，这种人愚蠢到了极点。

动物上了你的身后，可能不会主宰你的身体，也不干扰你的思想意识，但是，它却会偷走你丹田那口元气。如果你没有这口元气，立马就死掉的，连植物人都不是。

一般情况，这种附体能暂时给人带来一些好运气，或者财富什么的，但是，它用这些做诱饵，拿走的却是你最珍贵的东西。总之，为了蝇头小利，人去崇拜这些动物，那真是天理不容啊，但这是人自己求的，谁也没办法干涉。人心不动，神佛也无奈啊！

刚刚开始云游的时候，我想既然释迦牟尼佛说，他的法已经不灵了，那么大乘佛教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佛教的法应该都已不灵了，那么道教的法是不是还能渡人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进入了中国境内，我想去武当山或者龙虎山等著名道教圣地看看，或许还能找到真法真机。只要能成正果，管他佛还是道呢，孙悟空不就是由道入的佛嘛。

经过几个月的跋涉，我于1992年秋天来到了武当山，准备考察一下情况。当时刚到丹江口市区，还没上山，就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道士。我用天眼一看，这个道士满脑子都是钞票和美女什么的。

当然，一个普通人脑子里想这些事情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道士的丹田中，有一个阴阳鱼的图案，这说明他是得了真传的入室弟子。一个得了真传的玄门清修之士，竟然满脑子钞票和美女，不用问，他们道教的法也不灵了，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是，当时我还有点拿不准，于是我就对着武当山的方向跪倒在地，默默祷告，希望道家的三清祖师给点开示。

祷告了有一个小时，三清的法身没有出现，但是我听到了声音，也不知道是三清中的哪一位，大体意思这么说，道教的法确实也不灵，道教的神早就撒手不管了，更无法让人修成正果。

我请他给点指示，到哪里去寻找真法真师。这个声音说，只要我找下去，自然能碰到度化我的人。我没办法了，只好继续云游，以期能早点遇到真法真师。

众多外星人潜伏地球？

就在我准备离开丹江口的那天，在公路上我碰到了一男一女，他们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的都很漂亮，穿戴也很时髦。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人类，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动物附在人体上。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具备着人的外形，其实却不是人，但也不是动物附体。我很奇怪，不禁对他们多看了两眼，想要探察一个究竟。看了这两个人大脑中存储的信息，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外星人，并不是地球上的人类。

这两个外星人很快发现了我在用天眼探察他们，一下子变的很恐惧。他们跑到我跟前跪下磕头，求我不要拆穿他们的秘密，放他们一马。我说随便，你们爱干啥干啥，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他们很高兴，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既然知道了究竟，我也就不再好奇，也不再理会这俩外星人，准备即刻走人去别的地方看看。谁知，这俩外星人却由此黏上了我，他们跟在我身后，说死说活求我收他们当徒弟。

严格来说，外星人就是动物，他们也没有松果体和丹田，没有善良的本性，不配听闻佛法，也修不了佛法。但我一个人云游很寂寞很孤独，有两个伴也不是坏事，所以我虽没收他们做徒弟，却允许他们跟着我一起云游。就是从这两个外星人嘴里，我知道了更多关于他们的内幕。

据这两个外星人说，在地球之外，存在着众多的外星文明。有的文明历史之久远，大大超出地球人的想像，他们知道的，用地球上的时间计算，最古老的在三十亿年以上。外星文明的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越人类，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

但是，无论历史多么久远的外星文明，他们的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进步了。最主要的一点是，无论科技多么发达，他们的人寿命到了一定的年限，还是要死掉，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也延长不了一个生命的寿命。

其实说到家，外星人就是智慧和科技高度发达动物。但是，他们的社会中，只有科技，没有文化。你必定想不到，外星人那里没有人懂美术、音乐、文学和哲学，更没有道德规范和对神的信仰。

但是后来，外星人发现了地球，他们发觉地球人对神的信仰是正确的，是远远超越他们科学技术的。

很多人在猜测外星人科技那么发达，他们到地球上来干什么呢？到底有什么企图呢？你站在人的立场上，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我告诉你吧，他们垂涎的就是地球上的文化和艺术，他们想学习人对神的信仰。

当今的世界上，人类社会中潜伏着数量惊人的外星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外文明，这些文明的科技发达程度以及所走的科学路线千差万别，但他们来地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学习文化艺术，学习人的道德规范，学习人对神的信仰。

但这些外星人却在有意无意中把他们的科技泄露给了人类。现在所谓的高科技，比如核弹、电脑、克隆人等，99%都是外星人搞出来的。这一点有的人早知道，美国科技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他们得到了一艘外星人的飞船，受到了外星科技启发的缘故。

问题是，外星人虽然竭尽全力要信仰神佛，但他们毕竟还是动物，神是不会度化他们的。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仿照地球人的样式，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教堂、寺庙，以及神佛的塑像，但是神佛还是不理他们，不度化他们。

外星人没办法，于是就大批的来到地球上，伪装成人类，企图学着人类的样子，让神佛度化他们。这是不是很讽刺，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拼了老命要信神，而原本就信仰着神的地球人，却把外星人的科技作为信仰来对待。

那外星人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又是如何隐藏在人类社会之中呢？

外星人普遍的生命形态非常丑陋，无论男女，都非常的丑陋，在他们的概念中，也没有人类的丑和美的分别。但是外星人也不是说电影上的那个样子，大脑袋、大眼睛、细长的脖子，不是那样的。

外星人的身体有点像那种章鱼和变色龙，他们身体的形状颜色可以随着环境任意变化。所以来到地球上后，他们会模仿地球人，变成一个地球人的样子迷惑你，单从外表，你是分辨不了的。

当然，外星人里边也有好的，也有真心在学习人类古代文化艺术的，但那是少数，我碰到的这两个，算是不错的。关于外星人，暂时先说这么多。

万里云游寻真法

离开武当山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到那里去求法呢？释迦牟尼佛的法不灵了，道家三清的法也不灵了，不知道大乘佛教的法怎么样呢？

按照我们小乘佛教的观点，大乘佛教应该算做是〝附佛外道〞，他们里面的全部法门，都是附佛外道。比如净土宗，他们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便可往生极乐，这跟释迦牟尼佛传下的戒、定、慧完全没有关系呀，不是佛祖传的法啊。

再比如密宗，他们修的是身、口、意，还有男女双修的东西，供奉的是大日如来，这跟戒、定、慧更不沾边了，对不对？这肯定也是附佛外道啊。还有律宗，制定了二百多条戒律，很多戒律都不是佛祖传下来的啊，这也是外道吧？

禅宗更不用说了，释迦牟尼佛传法49年，从没传授过僧人武功，而且达摩创立禅宗时，佛祖已经涅盘1500多年了，所以禅宗更是附佛外道了。大乘佛教中的其他法门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反正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附佛外道，都与释迦牟尼佛的戒、定、慧不沾边。

可是，佛祖从没说〝外道〞就不是佛法，更没说过〝外道〞就是邪法啊。我突然悟到，佛祖传下的戒、定、慧，只是八万四千法门中之一，大乘佛教中的那些修行法门，所传也是佛法啊，应该也在修佛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中，只不过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罢了。

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只是他自己对佛法之证悟所得，未必就是佛法的全部啊。

如今乃是末法时代，万魔乱世，妖孽横行，外星人都满大街了，只要能让人修成正果，我管他是不是外道呢。就这么着，我准备考察一下大乘佛教的四大道场，也就是所谓的佛教四大名山。

我知道，有许多看帖的人在笑，也有人在骂，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这都正常。过去是不笑不足以为道，现在已经是不骂不足以为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佛法是真实不虚的。

我举两个例子，保证让所有举着〝迷信〞棍子打人的家伙都要闭嘴。一个是舍利子，另一个就是肉身菩萨。

你不要说舍利子是结石，为什么只有佛门高僧或者信佛的居士火化后才有舍利子呢？那个舍利子怎么就不怕火烧呢？

有些科学家，研究舍利子的成份这么多年了，怎么就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呢？��化的普通人以亿计，怎么没有一个烧出舍利子的呢？那个佛门高僧涅盘后尸身不腐，又怎么解释呢？你解释不了，保证的。但是你会强词夺理一��，嘴硬，总之你不会承认神佛的存在。

我在这里要善意的告诉你，有个古人，叫范缜是著名的无神论学者，死后下了地狱，在地狱里受了千年的苦，然后又下了炼狱，那是比地狱还可怕的地方，到现在他也没出来，估计是永世不得超生了。这是我用天眼看到的情况，你自己小心点吧。

我可不是恐吓谁啊，你爱下地狱与我何干哪？我只是纯粹善意的提醒你，即使你不信神佛，也请保持对其他生命和信仰的尊重，你可以信仰你的科学，人家也可以信仰人家的神佛，人家又没强制你怎样，对吧？对于你还不了解的事情，不要张口就骂、就笑话人家。

其实你骂我我根本不在意，也不放在心上，但是你却承担不起这样大的罪业，根本承担不起的，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好。

我还知道，看帖的人中，不乏佛教居士，心中还有着善念和佛性，对佛法也坚信不疑。在这里，我不敢去解释佛法，更不敢去给佛法下定义。

我希望你也不要这样去做，一个普通人，在显耀自我之心的驱使下，乱解佛经、妄论佛法，也是要造下无边罪业的。切记！切记！但是，在这里，我可以结合我自身的经历，来讲一讲我个人对于佛法的证悟，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和借鉴。

1993年4月中旬，我带着两个外星人云游到了山西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但是，山上寺庙很多，宗派林立，禅宗、密宗、天台、华严都有。我去五台山的目的，是考察禅宗的清凉寺。

那天一大早我从繁峙县城出发，徒步往五台山行进。以我的步行速度，这不到一百华里的路途，应该在天黑之前就能到达，但是，路上遇到了一件事情，耽搁了我的行程。

老太太救大黄狗的故事

当时临近中午，我走到一处村子，正准备化缘，却碰巧遇到一户人家要杀狗。那是一条普通的黄狗，被绳子拴在树上，可怜兮兮的，大概三四十斤的样子，准备杀狗的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魁梧汉子。

我用天眼一看，这魁梧汉子前生是一条野狗，而待宰的黄狗呢，正是前生杀死他的仇人。这就很明了了，前生作孽，所以这辈子身化黄狗来还债，也要挨那么一刀，才能了结仇怨。一般这种事情我是不管的，不是我不慈悲，因为这是宿怨所致，就应该这样。

我不管，却不代表别人也不管。当魁梧汉子把黄狗倒吊起来，准备用凉水呛死黄狗时，一个老太太出现了，这个老太太表示愿意出一百块钱买下黄狗，使它免受一刀之苦。

谁知，魁梧汉子死活不同意，非要杀了黄狗不可。老太太没有放弃，她增加价码，把出价提高到二百。魁梧汉子还是不为所动，并且表示不是钱的问题，他就是要杀了这条狗来吃肉，否则心里不痛快。

老太太口才不是太好，没什么道理讲给汉子听，只有不断的抬高买下黄狗的价钱，以期能够打动那魁梧汉子。最后，老太太把价钱增加到了一千块，魁梧汉子才终于同意放过黄狗，但是他要求老太太付现款。老太太二话不说，马上就回家取钱去了。

1993年，山西的农村并不富裕，一千块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在老太太救援黄狗的整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她那颗善良的心，那真的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啊。

救下黄狗后，老太太把黄狗牵到村外放生，想让黄狗自生自灭。这时我阻止了老太太，我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希望她能把黄狗带回家去喂养，一直到这条狗的天年终结。

为什么我要这样劝导老太太呢，因为黄狗的生命本来已经到期，就该死了，因为它的命运就是那样安排的。可是，由于老太太的干预，让黄狗没死成，那么，老太太必须为黄狗剩下的生命进程负全责。

否则，黄狗以后做下的任何罪业，都要算在老太太身上。比如，黄狗咬了人，偷吃了别人的东西，或者伤害了其它动物的性命，这些罪业都会记在老太太身上。

有句老话，说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一般人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这其实就是说，你做善事，必须要有始有终，要负责到底，不然那善事你做一半不管了，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变成坏事，反而增加你的罪业。

现在有许多所谓的信佛的人，每年搞放生，说是积功德，得福报，我看很难啊。为什么呢，比如有的人他弄条大黑鱼拿到池塘去放生，他说他也积功德了。我说。也许他能积点功德，但是由此带来的罪业可能更大。

你想啊，那个大黑鱼还不把池塘里的小鱼吃个干净啊，这与放虎归山何异呢？行善啊，一定要理性智慧的去做，要考虑到后果，要量力而行。我们不能为了行善而行善，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啊。

有的人可能有疑问，既然黄狗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为何老太太救了它之后，它不马上死掉呢？这是因为凡是碰到这种事情，神为了呵护人的善念，会给黄狗延续一段生命，但不会太长。不然，刚从刀口下救了一个生灵，转眼就死掉，以后谁还愿意去行善事呢？

后来老太太听从了我的建议，又把黄狗带回了家去喂养。老太太这一善举可谓是功德无量，通过他的努力与付出，善解了一段怨缘，减少了一起杀戮。这就是佛性的闪现，是人最可贵的一面。如果人人都有老太太这样的心，那么天下大治，神佛也不会撒手人间了。

目睹大喇嘛证得〝霓虹法身〞

告别了老太太后，我继续向着五台山进发。到了天黑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五台山脚下。五台山方圆五百里，我并不知道清凉寺的具体位置，所以，我在公路边找了个村庄，准备向村民询问去清凉寺走那条路。

当时我一进村子，马上有村民凑过来问我是不是要找住在他们村的某某活佛。我很奇怪，我说我要找清凉寺，不是找某某活佛。村民说某某活佛就要升天，很多喇嘛、和尚都来送行，他还以为我也是来给某某活佛送行的。

听村民这么一说，我也动心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活佛是怎样升天，于是就请村民指点了那个活佛的住处。

这个活佛住在村边的一个很小的寺庙中，我赶到的时候，寺庙周围已经聚集了上百的喇嘛与和尚。当时这个活佛盘坐在寺庙前的一块石头上，身披绛红袈裟，闭着眼睛，手里拿着念珠，看上去大约七八十岁的年纪。

我刚一到场，这个活佛就睁开了眼睛。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出于礼貌，我合十行了一礼。

这个活佛微微点头，也向我单掌合十，在这同时，他用思维感应的方式向我发来信息。大体意思是说，他是密宗最后一个修成得道的人，从此以后，密宗之法将绝传世间，世人再也不能通过修行密宗之法得度了。

而且他知道我是为了求法才来到五台山，但是他说五台山已经没〝法〞可求。我又问他大乘佛教之法还能渡人否？活佛说，不止是大乘之法，创世以来，人类社会中流传的所有宗教、以及秘修法门都已末法，无法可传，何谈渡人？

我很失望，我说哪里有法呢？众生又怎么办呢？活佛说，末法乱世，邪魔当道，世人愚迷，本已无葯可救。然而天心慈悲，已有度人者行走于世间，普度众生，教化世人，有缘之人、善心未泯之士，自然能够得法得度。

说到这里，活佛停止了对我发送信息。接下来，他开始打手印，非常漂亮的各种手印，应该是密宗的秘传大手印了，但我看不太懂。不过我用天眼看到，随着活佛的手印，无数金色的莲花从天而降，洒落在寺庙周围。

这套手印足足打了有十几分钟，等到停止时，活佛周身开始发出耀眼的红光，这光芒之强盛，直冲天际。强光持续了大概五六分钟之后，活佛身化一道长虹飞天而去。

活佛坐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的舍利子，不下数百颗，有红、黄、白三种颜色，大的如核桃，小的似米粒。

千里迢迢来到五台山，虽然没有求到法，但能目睹一位密宗大喇嘛证得〝霓虹法身〞，也是我机缘不浅了。只是很可惜，密宗的法，大乘佛教的法竟然也都已到了末劫。看来我只好继续云游下去了。

神佛不管人魔乱人间

离开五台山之后的这些年中，我走遍了中国的所有名山大川，遇到了很多世外清修之人，也遇到过一些像我一样云游寻法的人。

很多的大城市我也都去过，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深圳、南京等都去过，在那匆忙的人流中，可能你我也曾擦肩而过，只是你没有留意到罢了。

这么多年过去，数万公里走将下来，我对红尘世间的感受是：现实的诱惑太多了，妖魔也太多了，不要说相信神佛，如今的世人已经分不清好和坏、善与恶、丑与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了。

但是我还看到，有很多人，在努力的挣扎，尽管他在红尘迷雾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但是他还没放弃寻找回家的路。

比如，有的人尽管看不懂佛经，但他还是喜欢拿着本佛经看，很多人尽管自认信仰科学，但却喜欢在身上佩戴神佛的雕像，还有很多人喜欢去到寺庙礼佛拜佛，尽管他们在求佛赐予他们现实的利益，但毕竟他们心中有佛，那一念的善根未曾泯灭。

在心灵的最深处，人们还是知道为何要投生到这险恶人世的。

我还曾碰到很多的佛教居士，他们向我请教如何修持佛法。比如，有的人喜欢参禅打坐，可是他一坐在那儿，满脑子都是不能控制的纷乱思绪，真是翻江倒海、万马奔腾啊，根本不受控制。

他们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何才能心无杂念呢？还有的人，花了很多钱，在家里建了佛堂，请了佛像，早晚上香供奉，日日磕头顶礼，可是在他们遭受劫难的时候，佛却不显灵，不给予任何的开示和点化，这样的人也问我为什么拜佛不灵验？

在这里，我不妨把我用天眼看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也许你就明白为什么佛要撒手人间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99%的中国人，从小学就被要求入队，中学呢会被要求入团，等将来到了社会上，受到利益诱惑，有的人还要削尖了脑袋申请加入某个党。无论是加入以上的哪个组织，履行手续的时候，它们都要求申请加入者发下毒誓，把生命献给其组织。

这里我要问了，以上提到的这些组织，信仰的是什么思想呢？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是无神论啊！是否定神佛存在的理论啊！你们知道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吗，不就是某个党带人去干的嘛！

寺庙、修道院全都拆了，佛像、神像全部砸毁、烧掉，僧、尼、道士、修道士全部用暴力驱逐出寺、庙、宫、观。也许你不清楚这些事情，但你回家问问老人吧，他们会告诉你当年都发生了什么，某个党到底干了些什么。

试问，一个发誓把生命献给这个信仰无神论组织的人，他再去诵经、参禅、拜佛，再去求佛保佑，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两面派啊！神圣伟大的佛，能去给一个两面派开示吗？不能啊。

就是在红尘俗世中，当一个两面派也是为人所不齿的卑贱行为啊，你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99%的中国人，都被诱骗加入了这些组织，所以，神佛也就只能撒手人间了。这就是导致末法时代的最直接原因，也是邪魔当道、万魔乱世的真正含义所在。

什么是魔？用〝洗脑式的新闻宣传〞与〝填鸭式的教育体制〞，再加上〝暴力威胁〞和〝利益诱骗〞，用这样的办法去打击人的善念，去颠倒是非黑白，宣扬暴力斗争哲学，宣扬无神论，那不是魔又是什么？请你冷静理智的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

神佛不管人了，那魔就要管人啊，它们可不会客气的。我用天眼还看到，凡是加入过以上三个组织的人，丹田和泥丸宫都被魔给印封了。无论你修炼何种功法，信仰哪个神佛，都不会真正起作用的，神佛不会管你，也没法管你。

因为你已经发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别人嘛！神佛如果强行管你，那就是干坏事了！而且，一个人身上若带了魔的印记，百年之后去哪儿呢？除了地狱，哪儿也不收啊！！！

如何解除你丹田和泥丸宫上的印封呢？很简单，只要你真心对天发个愿，自愿退出前面提到的那三个组织即可。前面说了，人心不动，神佛也无奈！但是，只要人心一动，只要人的善念一出，那是震动十方世界！

佛其实就是大慈悲、大智慧的神，佛法则是金刚不坏、圆融不破之真理，只要你能发下这个愿，神佛就能替你了断这场因果，就能替你消除丹田和泥丸宫上的印封！

再难神佛也会给你做！不信你就试试看，发了这个愿后，无论你去求神还是拜佛，保证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效果！绝对的！

看到这儿，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跳出来说我搞政治，指责我参与政治。我说你糊涂了，我是在劝人退出政治，我是在引导那些还有佛性、有善念的人，还有希望回家的人退出政治，让他们以纯净之身心事佛。

我本人四大皆空，神通足具，世俗权力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你说，我搞政治有什么用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仅仅是希望善根未泯的那些人们，依靠其最后的佛性，能够摆脱魔鬼的掌控！

轉載自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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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daozhen-blo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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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

《踏歌图》轴，南宋，马远，绢本，设色，纵192.5厘米，横11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马远《踏歌图》故宫博物院简介有值得思考和质疑之处？

“踏歌”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村民们辛苦耕耘一年，终于迎来了丰收，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幼，踏着节拍，边歌边舞，欢庆收获并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好像过年过节一样快乐热闹。

从表面上看，《踏歌图》像是一幅表现自然山川风貌的山水画，而实际是一幅描绘人间生活的风俗画。作者马远在图中安排了不多的几个点景人物，使画中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画家并没有去描绘乡间踏歌盛况的全貌，而是选取了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乡民形象：一个中年村民，因为高兴多喝了几碗酒，步履蹒跚，摇摇晃晃，醉意十足，但是那个盛酒的葫芦却没有忘记，仍然好好地背在肩上；一个白胡子老汉，同样也喝了不少酒，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高高抬起，双脚离地，手舞足蹈，兴奋异常。他们的举止行为已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符合，所以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作者马远描绘了这几个成年人之后，觉得还不足以表达欢快纵情的气氛，特地在画幅的左下角安排了母子二人，他们回过身来，瞪着惊异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家人，平时家人的恃重和威严怎么都没有了？“插��野妇”微笑眺望。这两组点景人物相互呼应、相互衬托，把“踏歌”欢愉快乐的情绪推向了极致。

焦墨作树石，峭拔方硬。运用大斧劈皴法，气势纵横，“瘦硬如曲铁”的松树，“斜科偃蹇qiān”的“拖枝”，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水墨苍劲的典型。图中局部南宋“行在”临安凤凰山宫阙、栈阁、游廊。

可是细看图中，作者只不过画了六个人，却能将气氛渲染得如此充分。从这六个临安郊外村民身上，完全可以感受到整个村庄中传出来的歌声、踏地的节拍声和欢快的笑声。画家马远“以一当十”、“以小见大”的艺术表现手法，实在是太高妙了。几个人物在图中所占的位置很小，但却最为引人注目。人物线条挺拔刚劲，人物动态活泼有趣，都显示了马远不凡的技艺。

二、宋代“踏歌”的特点：

1、宋代民间“踏歌”，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广泛流行、广为人知。也成为宋代诗词表现的一个题材。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三百多年年间，诗、词、笔记对“踏歌”的纪实描写很多：

南宋辞人张武子《西湖晚归》描写国都“行在”Cansay（杭州）西湖踏歌情景：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凤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

由众多的宋代诗词可以了解到“春社、清明、七夕、秋社”宋代民间“踏歌”是群众性的歌舞文娱活动，在市井、田垄、宴会上都可举行。含蓄、严肃的宋代文士描写“踏歌”的展现了，他们性格中的活泼、奔放的一面。

2、宋代宫廷教坊的“踏歌”表演程式化和专业化。

3、宋代宫廷教坊以“踏歌”歌法演唱歌曲，形成“踏歌唱”的歌曲类别和《踏歌》歌谱。

4、宋代长短句歌词中的《踏歌》曲调，存词不多，是文人士族酒宴自娱的歌词，内容常见，但体式腔格特殊，歌法特别。这种复杂体式《踏歌》与唐代《踏歌》曲调完全不同。

三、北宋末诗人张耒《田家三首》写出了农家丰收踏歌场景与《踏歌图》的描绘的场景和人物非常契合：

社南村酒白如饧táng，邻翁宰牛邻媪ǎo烹pēng。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粟，丰岁一饮君无轻。

野塘积水绿可染，舍南新柳齐如剪。去冬雪好麦穗长，今日雨晴初择茧。东家馈黍西舍迎，连臂踏歌村市晚。妇骑夫荷儿扶翁，月出桥南归路远。

四、南宋文人的踏歌是生活观念的表达：

南宋诗中出现的“踏歌”并不一定是纪实的，而是一种生活观念的象征。或者是某些是诗歌场景的比拟性刻画。有时还把前人的踏歌活动和歌词当作表现某种主题的典故，这时“踏歌”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性质就更为明显。例如：南宋诗人陆游创作的《自咏》“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放开绳箠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日落苔矶闲把钓，雨余篷舵乱堆蓑。明朝不见知何处，又向江湖醉踏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在四川任锦城参议主张抗金而被罢官，次年任福建常平茶盐公事。自此抗金理想破灭，在这时期他的诗中流露出许多表示厌倦宦游生活的情绪，《自咏》就是其中一首。诗中“游戏人间”表示厌倦宦游而隐逸于江湖。“踏歌”是寄情江湖的象征，看似悠然潇洒，实则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一样都是体现了诗人身体日渐衰老，报国无望、无奈愤懑的心情，而不是文人自娱。

五、宋代民间踏歌活跃于南方地区：

北宋中期的文学家欧阳修《寄梅圣俞》“楚地蛮乡”的踏歌：青山四顾乱无涯，鸡犬萧条数百家。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绕城江急舟难泊，当县山高日易斜。击鼓踏歌成夜市，遨龟卜雨趁烧畲。丛林白昼飞妖鸟，庭砌非时见异花。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画图夸。

北宋诗人秦观《秋兴九首.拟韦应物》的地方曲调记载：坐投林下石，秋声出疏林。林间鸟惊栖，岂独伤客心。物亦有代谢，此理共古今。邻父缩新醅pēi，林下邀同斟。痴儿踏吴歌，娅yà奼chà足讹é音。日落相携手，凉风快虚襟。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戏咏江南土风》记载“踏歌”为“江南风土”：十月江南未得霜，高林残水下寒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橘摘金苞随驿使，禾舂玉粒送官仓。踏歌夜结田神社，游女多随陌上郎。

南宋辞人吴潜《青玉案.己未三月六日四明窗会客》：踏歌梦想江南市。也说明他对江南踏歌的印象深刻。

1937年张寿林的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宣和书谱》对“踏歌”的记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女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又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此谓之：踏歌。

六、踏歌的起源与发展

应歌而舞，踏地击节的歌舞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

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遗址出土的5000-5800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已有和后世“踏歌”同一模式的舞蹈动作。陶盆内壁彩绘舞人三组，每组五人，头有发辫或羽饰，臀有尾饰，相互拉手踏足而舞。直径28cm，高12.7cm，底直径11cm。

1995年出土于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高12.3cm，口径26.4cm。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的人像，分别为11个和13个人体图形，身上的穿着物被画成圆球状。整个画面用笔简洁，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原始人群集体“踏歌”的场景

《吕氏春秋.葛天氏之乐》的八段歌舞也是具有“踏歌”的意味。

西汉时期的称为蹋歌，西汉高祖时期有记载：蹋地为节，升菴(音安)引戚夫人侍儿贾佩兰歌上灵之曲，连臂践地以为节，践丑犯切，踏地歌也。杨雄“践凄秋，发春阳。”

东汉时期的公元79年编写的《白虎通.礼乐篇》记载“踏歌”：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年记载少数民族的酋长尔朱荣“与左右连手蹋地歌《回波乐》而出”。

唐代民间娱乐中的重大歌舞活动以“踏歌”为代表。人们手牵手，踏地击节，载歌载舞。所唱的歌曲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无限反复。民间踏歌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也出现了宫廷“踏歌”。

唐大中时期“有《葱岭西曲》仕女踏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记载唐睿宗李旦成为太上皇后在公元713年参加的一次彻夜的宫廷举行的大型“踏歌”活动：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唐代在民间“踏歌”基础上出现了皇家宫廷教坊所用的名为《踏歌》的队舞曲。

唐代的“踏歌”活动在皇家和民间都是普遍流行的。唐代中后期诗人刘��锡《踏歌行》对民间“踏歌”也有生动的描写：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

北宋延续了唐代宫廷和民间“踏歌”，文学家王安石《秋兴有感》：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可见，北宋时代汴京秋季丰收举行民间“踏歌”。这首诗也被南宋的宁宗皇帝题写在《踏歌图》上。

南宋时代的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少数民族持续7天的“踏歌”的盛况：辰、沅、靖州（湖南怀化地区和靖州苗族自治县）----“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

“踏歌”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时期，清代顺治时代的保和殿大学士、收藏家真定府梁清标在《洛阳春.元宵后雪》:“才过传柑佳夕。晓窗飞雪。重重帘幕落梨花，总不碍、灯和月。潇洒柴门尘绝。又添春色。踏歌声罢灞桥诗，天未许、风光歇。”至今，部分地区“踏歌”仍然流行，每逢年节和重大礼仪活动都有“踏歌”活动。

七：释义

“踏”释义：“踏”这一舞蹈术语。唐人本以“踏”为简单之舞。“踏曲、踏歌”谓循声应节，以步为容也。亦作“蹋歌、打歌”。拉手而歌，以脚踏地为节拍。《后汉书.东夷传》、南北朝时代的葛洪《西京杂记》均有“踏地击节、连臂踏地为节”的记载。“踏”字究作何解？“踏”是与“蹴”、“践”互训（训诂学术语，以意义相同之字，相互训释。）的、描写足部舞蹈动作的词语。唐·李端《胡腾儿》诗描写胡儿舞蹈，既言“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又曰“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这是“踏、蹴”二字互训之佳例。“踏、蹴、践”浑言则同，析言则异。在用于舞蹈时，三者皆用于描述前进舞步。若细分，“践”强调前行，而“蹴”稍有停顿之意。“踏”则在描写前进舞步时通用。

“踏歌”之“踏”要运用腿部力量，用力顿地。“踏地为节”在“踏歌”中是以歌声相配，贯穿始终的。（引述：姚小鸥先生相关论述，特此鸣谢！）

“杖”的释义：1、手杖。《说文解字.木》杖：持也。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而对，非礼也。”2、拄杖。《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杖家、杖乡﹑杖国﹑杖朝等均为古代的一种尊老礼制。3、礼仪用具。在北宋大型集体乐舞时会有持“竹竿子、引人杖”的礼仪用具，起到“参军色、喝探”的引导、“勾队”的指挥作用。

根据以上《礼记》中的持杖人年龄的记载，其中一位在六十岁以上，若“踏歌”这种大型集体活动需要指挥，那么这位可能就是一位指挥。而另一人可能在五十到六十之间。

“乌角巾”释义：北宋前及北宋的葛制黑色有折角的��巾，常为隐士所戴。北宋文士苏轼改良后则名“东坡巾”。唐·杜甫《南邻》诗：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仇兆鳌注：角巾，隐士之冠。《南邻》是用画面组成的一道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山庄访隐士的场景。图中持杖戴乌角巾的老者应为“志在守朴 ”的隐士。正如西晋时期的嵇康《与赵景真书》描写的隐士生活：“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这是宋代文士倡导的“内圣”的时代共性的体现，即“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的君子操守。马远是文人士族画家也具备宋代文人的时代共性，也有一定的隐逸情怀。在《踏歌图》中描绘的这位就可能是一位在乡间德高望重具备指挥才干的又平易近人、甘贫守志、与民同乐的文人隐士，主持踏歌归来的路上，余兴未散，引伴踏歌的场景。

“平式幞头”的释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记载：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jiàn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復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南宋马远《踏歌图》中两人佩戴平式幞头，即《梦溪笔谈.卷一》中的“四脚”幞头。

“帻巾”的释义：帻(音则)巾：在宋代，士人以上方可戴冠，帻是庶民戴的。帻是韬裹鬓发使之入帻中而不蓬乱，作为覆盖发髻之用。明代为网巾是由“帻”衍化而来。在宋代，帻只是施之于乐工、仪仗中用之。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依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位头戴帻巾的人应该是一位乐工或者仪仗队员。其手持的“杖”，可能就是起到“喝探”引导、指挥作用的“踏歌”这样大型歌舞集会活动的礼仪用具。或者只是民间踏《竹枝》歌使用的竹竿子，这种竹竿子在少数民族祭祀中仍然使用。乐工在宋、元时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专门的乐户。为大型集会、祭祀活动伴奏。

“葫芦”释义：明药学家李时珍《金陵本-本草纲目.菜》记载为：壶卢。瓠hù瓜（《说文解字》）、匏瓜（《论语》）。时珍曰∶壶，酒器也。卢，饮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俗作葫芦者，非矣。葫乃蒜名，芦乃苇属也。其圆者曰：匏páo，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漂也。凡属皆得称瓜，故曰瓠瓜、匏瓜。古人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故孙《唐韵》云∶瓠音壶，又音护。瓠，瓢也。陶隐居《本草》作瓠，云是瓠类也。许慎《说文》云∶瓠，匏也。又云∶瓢，瓠也。匏，大腹瓠也。陆玑《诗疏》云∶壶，瓠也。又云∶匏，瓠也。

《庄子》云∶有五石之瓠。诸书所言，其字皆当与壶同音。而后世以长如越瓜首尾如一者为瓠（音护），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芦，各分名色，迥异于古。以今参详，其形状虽各不同，而苗、叶、皮、子性味则一，故兹不复分条焉。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

中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葫芦皮和种子，距今6500-7000年。《诗经》中就有不少葫芦记载《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葫芦作为食物或制作盛器情况。

北宋诗人黄庭坚有诗《葫芦颂》曰：大葫芦乾枯，小葫芦行酤。一居金仙宅，一往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恶与好，两葫芦俱倒。更明确而的指出北宋时代葫芦作为酒器，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葫芦是“悬瓠”还是“蒲芦”，看《踏歌图》中是“蒲芦”。“小葫芦行酤”和“有此通大道”两句分析，“行酤”有打酒的意思，“通大道”来自于李白的《月下独酌》：“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可见，北宋时代葫芦用途划分并不明确。到李时珍所处的明代后期：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才明确的划分开来。《踏歌图》中的葫芦可能是“行酤”的酒器。

八、踏歌图的题记与印章：在马远的这幅《踏歌图》的上方，题有五言绝句一首，这是南宋皇帝宁宗赵扩抄录北宋王安石的诗句。诗为：“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这是南宋皇帝对太平盛世的企盼，供奉宫廷的画院画家马远即以此诗为题作画。钤：庚辰、御书之宝。

九、马远的绘画世家：曾祖：马贲bèn 北宋宣和画院待诏。祖父：马兴祖南宋绍兴画院待诏。伯：马公显、父：马世荣南宋绍兴画院待诏。兄：马逵-----马远南宋光宗、宁宗画院待诏。子：马麟南宋宁宗画院祗候。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南宋光宗、宁宗画院待诏“南宋四家”之一。

十、评价：1924年近代伟大的山水画大师、教育家黄宾虹先生评价马远山水画成就：世其家学，马远师李唐，下笔严整，用焦墨作树石，树叶夹笔，石皆方硬，以大斧劈皴带水皴甚古，全竟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顶壁直下而不见其脚。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画松多作瘦硬，如曲铁状，间作破笔，最有丰致。古气蔚然-----墨气淡荡，洒然出尘。------马远所作笔意清旷，烟波浩渺，尤极其胜。-------该自王泼墨辈，略去笔墨畦qí疃tuǎn，乃发新意。随赋形迹，略加点染，不待经营，而神会自然，自成一家。宋李唐其不传其不传之妙，为马远父子师，乃远又出新意，极简淡之趣，号：马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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