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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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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演的黄渤

原创：盖饭GetFun 盖饭人物ThePeople

特约作者 | 袁玲玉编辑 | 顾纯出品 | 盖饭特写工作室 一、序 成名之后的黄渤回忆自己早年的艰辛，大概意思是这样的。1996年，我顶替请假半个月的满文军在北京一家酒吧唱歌，之后满文军那小子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上唱了一首《懂你》，一夜成名。那时一块儿唱的周迅、满江、沙宝亮都火了，可是深受中年女性欢迎的我没火起来。「周迅他们来唱歌就是玩，可我，得养自己啊。」北漂期间过着朝不保夕的的生活，每次唱完后会小心观察观众的鼓掌方式，必须是热烈鼓掌，如果是轻轻鼓掌，我就觉得饭碗保不住了。演出完了有人耍赖不付钱，酒端上来，我一饮而尽，一口一个大哥地叫。一边应着别人粗鲁的挑衅，一边得嘻嘻哈哈，陪着笑。以上细节都来自黄渤自述，真假难辩，尤其是只有自己知道的心路历程。要说起来有富裕家庭做靠山，黄渤本不至于如此，但是成功者如果没有艰难奋斗的早年，显然套路不对。

二、学习这事儿给我带来的基本都是耻辱

黄渤的脸看着非常沧桑，和大街上的农民工兄弟有一比，很有迷惑性，会让人误以为和王宝强有相同的贫困史。但他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是青岛机关单位的处级干部。虽然父母年轻时都是大学生和学习尖子，舅舅还是绘���人类基因图谱的美国组专家。但这丝毫没阻止他学业跑偏。成绩倒数、动不动留校，妈妈经常「白天在单位批别人，下了班被老师批。」黄渤决定「曲线救国」。他下了一番功夫练习爸爸的笔迹，终于学得有模有样，在老师那儿经常能蒙混过关。一到最头疼的英语课，黄渤就呈现出很高的表演天赋。有次英语考试，坐在第一排的黄渤坐立不安，他的余光瞥见老师一直在盯着他看，他佯装镇定地听英语听力，一本正经地在试卷上胡乱填写ABCD，心中窃喜，觉得自己表演完美。等他把听力写完了，广播传来——「试音结束，听力考试正式开始！」「学习这事儿给我带来的基本都是耻辱。」不过跟上房揭瓦的「皮小孩」不太一样，黄渤从不打架闹事，但「对上学不感冒」这事让把他当清华北大苗子培养的父母苦不堪言。 黄渤家客厅灯绳上挂着个字条，「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每一分钟」，类似的字条还常出现在他的文具盒和书包里，他厌恶至极。初中时，黄渤连逃过一个星期学，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在海边的水泥石墩中找到了一个正好能容身的洞，用草垫做了屋顶和房门，把零食藏在里面。每晚，他们按时回家吃饭、假装写作业，早上背着书包假装上学，然后窝在这个「小屋」里，烤着炭火看武侠小说。他每天怏怏从客厅的字条前踱过步子，一头钻进卧室，打开单卡录音机，把作业本压在底下，模仿卡带学歌，一听就是一整天。家里仅有的几盘港台流行音乐盒带都被他给听秃噜了。上世纪90年代时兴霹雳舞，电视上偶尔放一下，一遍过去了，黄渤就凭着脑子里的印象自己练习，慢慢探索出了自己的舞蹈风格。

三、黄渤的父母觉得儿子做的事很不体面「需要在晚上干的工作，只有小偷。」

初二那年，学校元旦晚会上，黄渤表演了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中间有短暂间奏，黄渤学着电视上的歌手在舞台上来回踱步，他听到有人在台下鼓掌。第二天要穿越女生群时，看到她们窃窃私语，「快看快看，那就是黄渤！」他开始考虑是把手放在裤兜里还是衣兜里。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成绩一般长��也不好」的男孩，都能这样引起女生的注意，他们顶多只能靠捣蛋、出洋相甚至成为笑话的一部分来建立存在感。元旦过后，黄渤代表学校参加青岛电视台举办的「龙城杯中学生卡拉OK大赛」，获得第三名。这次比赛上，他结识了日后率先成为演员的高虎，此人在黄渤的演艺生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黄渤常瞒着父母在卡拉OK厅走穴唱歌，他会搞气氛，15岁时一天就能挣15块钱。青岛的歌厅老板觉得这小伙子很讨喜，很快涨到了一天60。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学习不好已算「异类」，更何况还出入歌厅这种「不正经」的地方。黄渤的父母觉得儿子做的事很不体面，「需要在晚上干的工作，只有小偷。」黄渤不和父母正面硬杠，等他拿到一个月的工资1800块，自己又凑了200，跑到银行柜台把2000块换成一张张10块，厚厚一叠钱放到他父母面前，他爸妈不再嘀咕。当时妈妈工资是一个月300。那时起，黄渤就意识到要抓住自己的长处。

四、把女孩衣服浸湿，贴在身上，观众就嗨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很火，满大街都是愤怒的摇滚青年。1993年，上中专的黄渤主修工商管理，他看不到未来前途，「到最后我们同学毕业了，谁也没有去干商业管理，被别人管的倒是有」。 他和一哥们找了两位广西女孩，组建了一支乐队——「蓝色风沙」，给自己取了艺名叫「小波」。中专一毕业，他们就开始走南闯北地演出。 黄渤江湖行的最后一座城市是西安，后来黄渤特意把《一出好戏》全国路演的第一站也放在了西安。2018年的黄渤已经变成「中国内地知名演员」「金马奖影帝」「70亿先生」和「在中南海与总理面对面交谈的优秀演员代表」，而彼时的他还是个留长发穿喇叭裤，在台上又蹦又跳、不知道是谁的「流浪歌手」。虽然听起来很惨，其实他已经强过一般驻场歌手。黄渤做的是嘉宾演出，报酬比普通歌手高十倍左右，主要负责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内，将现场气氛推至沸点。什么歌应该放在什么顺序唱，什么时候假装退场效果最好，什么时候收钱时机最佳，黄渤琢磨出一套能将失误率���制到最小的表演套路。他还喜欢琢磨舞台效果，绞尽脑汁让观众喜欢。别的舞群里的女孩带着各种珠子、链子，弄得金光闪闪的没意思。他给他们舞群的女孩想了一辙：简单的黑色文胸，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衬衣，下面一条平角打底裤，表演中间穿插玩水，把女孩衣服浸湿，贴在身上，观众就嗨了。这些灵感来自于港台或国外的演唱会，说明黄渤一直是善于学习的人。

五、黄渤穿着一身贴身豹纹，扭着屁股唱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底下的中年女性欢呼雀跃，高潮迭起

「小波」渐渐小有名气。不过歌厅演出带来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家境不错，姐姐生意做得也挺大，父母退休了，工资也不低，家里不怎么需要钱。黄渤经常问自己，挣这些钱有什么用？「天一擦黑，心情就开始不好了，因为意味着又要开始演出了，之前演出带来的那些快乐没有了。」他当时的真正理想是签一家唱片公司，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 黄渤在广州加盟了一家叫太平洋唱片的公司，同时期加盟的还有毛宁和杨钰莹。后来，这对金童玉女很快火遍大江南北，而「师弟」黄渤，因为长相问题，被公司拒绝包装，只能给杨钰莹伴舞。黄渤又折腾回北京，在京郊的农民房里租了间屋子，大冬天里每天蹬两个钟头自行车去酒吧跑场「驻唱」，最多一天连赶11场，当黄渤穿着一身贴身豹纹，扭着屁股唱着应该是没有版权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底下的中年女性欢呼雀跃，高潮迭起。经商颇为成功的姐姐，看着黄渤在外漂泊，觉得很不靠谱，她允诺黄渤，只要他回青岛，房子车子都给备齐。姐姐越「诱惑」他回家，黄渤越不稀罕，他还在腰部文了两字——「绝不」。但是那段时间他有些彷徨，有时早上起来在床头呆坐半小时，想今天要干什么。「必须找有意义的事去做。哪怕今天我谈了一家唱片公司，成不成没事，哪怕我写了一首歌，也觉得今天没白过，觉得心里挺踏实。如果一天从早荒到晚，早上又一觉醒了，觉得青春跟月份牌一样。」他有好几个歌本，上面记录着晚上对着大海，就着啤酒写的歌。他曾写过一首叫「寂寞王国」的歌，身边有人看上这首歌想要买走时，黄渤一律拒绝：「这是我给郭富城准备的。」他还���着劲儿给张学友，王菲写歌，厚厚的，几摞。写完后也都没什么下文。

六、你说我这么一个2B，让我去干工厂。我怎么可能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呢

23岁的黄渤还是决定回到青岛，开了个制鞋的机械厂。「挣点钱，自己给自己发唱片行不行？」他每天穿着西服奔赴各种酒局，「这是远东不锈钢的李老板，这是轴承厂的王厂长……」「最近钢材价格怎么回事啊……」他一边听着一边喝酒，受罪。喝得五迷三道了，每次都被司机抬回来。开工厂后，黄渤第一年赚了一百万，那是1996年。有次去韩国出差，黄渤带着机器来到一家好几万人的大型制鞋企业。自己的工程师当时没在，黄渤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动化操作程序来演示。当着十几位韩国资深专家，黄渤在那里满头大汗地编程。好不容易编完，黄渤按下测试钮，一只鞋像炮弹一样从机器里弹出，没有了踪影。「你说我这么一个2B，让我去干工厂。我怎么可能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呢？」他一边当着「黄老板」一边「兼职」唱歌，「钱肯定是不缺了，心痒痒。」晚上唱歌，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开例会，经常眼睛都睁不开。他也开始看书，别管以前看得懂看不懂得名著，都拿来看。「老觉得心里有惴惴不安的东西，你得填进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工厂无法幸免地被波及，宣告破产。黄渤天天被人追着要债，债主上门一等好几个小时，他不得不假装不在，闷在里屋里连厕所都不敢出来上，人刚一走，他出来就跟债主撞上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也不知是先因为赔钱还是先感到无聊，总之，有一天，当「黄老板」像往常一样谈完生意，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被司机抬到车后座上。他仰在那里，虚眼看着窗外晃动的光斑。「我他妈这干吗呢？」

七、照片里的黄渤清秀腼腆，穿着紧身蕾丝透肉上衣，八块腹肌尽收眼底，左手五指张开轻放在右胸膛上，一颗黑色的乳头透过手指缝儿露出来

黄渤又回到了北京。依然到处找唱片公司。有一次，他递交了小样，出门就看见个大袋子，里面装的小样，有的比他做的还精致养眼。他知道，自己的很快也会出现在这一堆里，然后被处理掉。想回头去要小样，不过最后还是没去敲门。2000年，青年导演管虎筹拍电影「上车，走吧！」，想找个会山东方言的农村小伙子，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于是主角之一高虎把自己的「拜把子」兄弟黄渤的照片推到了管虎面前。照片里的黄渤清秀腼腆，穿着紧身蕾丝透肉上衣，八块腹肌尽收眼底，左手五指张开轻放在右胸膛上，一颗黑色的乳头透过手指缝儿露出来。「不行，像个香港的二流子！」高虎说黄渤是个「照骗」，真人没这么好看，管虎这才答应见一面。这一见面改变了黄渤的命运，2000年到2013年间，黄渤和管虎共合作了八部戏。第一天，半路出家的黄渤不知道怎么拍戏，对镜头走位一无所知，拍着拍着就走到摄像大哥后面去了，高虎一个劲儿地拽着他的腰，防止他出画。黄渤搞不清导演到底干什么的，见管虎喊「停」，觉得自己演得不好的时候，也喊「停」，管虎在机器后瞪眼：「这停是你喊的？！」拍摄中管虎经常急得想骂人，每次都被高虎按住。管虎只能晚上收工回去骂高虎，「这人你哪儿找的！」拍到后来黄渤也跟高虎急，「你这哪儿弄的导演！」不过拍了三天，管虎惊奇地发现，黄渤已经游刃有余了。「我不夸张，你会觉得奇怪，好像他是天生为这事生的。」这部影片获得了2001年度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唱了十几年歌，没唱出什么名堂，演了十几天的电影，竟然还获奖了，黄渤觉得有点讽刺。

八、当报出「张家辉」的名字时，镜头对准四位候选人，唯独黄渤的脸上有一瞬间明显的失落，之后听到自己名字时，他还懵了一会儿

直到2009年拍摄「斗牛」时，黄渤才知道第一次高虎带自己演戏有多不容易——跟一头牛演戏。在山东沂蒙山的小村子里，黄渤每天从山下跑到山顶，一天跑36趟，摄影师都不行了，换人，换了几拨，黄渤还在跑，鞋子磨破了四五十双。和动物演戏很难，不确定性太多。管虎是个极其苛刻的导演，一个镜头拍摄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多的一个镜头137遍还是138遍，拍了好几天。」黄渤还必须始终让自己保持在看起来很充沛的状态，以牛好为准则、根据牛来调整表演。他开始尝试和牛进行情感交流，给它吃好吃的、抚摸它、和它说话。终于，在电影拍摄过半后，黄渤已经能和牛顺利地「交流」了。原定一个半月拍完，结果拍了四个月，「斗牛」拍摄结束后，在回去的车上，黄渤号啕大哭，管虎回过头，起哄，「哟，黄渤哭了！黄渤哭了！」「不是一般的苦，它是真的苦。」但过程对黄渤来说却是相当愉悦，「有层出不穷的想法、假设、尝试，真是你在带着戏跑。」他在后来也经常提起那段时光，「是状态最好最怀念的时候。」这部戏将他推上华语影视圈的至高宝座——第46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和张家辉并列当年的影帝。当报出「张家辉」的名字时，镜头对准四位候选人，唯独黄渤的脸上有一瞬间明显的失落，之后听到自己名字时，他还懵了一会儿。 不过他还是不忘在获奖感言时再次用「外貌」调侃自己：「同学看见我很惊诧，说现在电影学院的招生标准怎么这么松了，还有长辈善意提醒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一次，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评价黄渤是「中国的卓别林」。剧本角色开始纷涌而至，甚至有人给黄渤量身打造角色，以喜剧片居多,「疯狂的石头」里咬着面包在公路上狂奔被追的黑皮，「民兵葛二蛋」里顶着个锅盖头侠肝义胆的葛二蛋……中国当代著名演员中能用面部表情演戏的不多，像Angelababy黄晓明夫妇那种从开头到结束都摆着一张「谜」一样的脸，照样能嫌大钱。相比之下，黄渤倒真的是用演技跑赢了那张脸。

九、上帝给了黄渤除了颜值之外的一切

2010年开始，黄渤内心失去了对表演的兴趣，「有点不太想弄了。」好在这种内心戏并不妨碍他马不停蹄地拍戏。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上映5天，票房破3亿，刷新华语片首周票房纪录；「西游·降魔篇」以12.46亿元成为2013年度中国内地电影年度票房冠军，黄渤的黄金时代到来，2013年还被称作是「黄渤年」。在一种「盲」的状态下，黄渤又连续接了四部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饿多了，终于来饭了，赶快往嘴里边多塞几个包子。」2014年国庆期间「心花怒放」「亲爱的」「痞子英雄2」三部电影同步上映，「心花怒放」更是刷新了华语电影首周票房以及国庆档的票房记录。有媒体统计，黄渤参演的电影总票房高达50亿，他成了中国电影票房最有保障的男演员（如今，黄渤总票房累计到70亿，被称为「70亿影帝」）「亲爱的」是黄渤最忙的时候用20多天赶出来的，朋友给他发来祝贺短信，他给了一个不知是真谦虚还是假惺惺的黄式回复，「萝卜是不是糠心的只有自己知道。」黄渤时常想起「霸王��姬」的台词，「人得自己成全自己」。不惑之年，他说想给自己找点「茬」。当然此时黄渤已是影帝，有高票房作品，不再是当年那个酒吧让中年妇女们癫狂的歌手，有能力有资本去���试新的东西。2012年，他跑去主持台湾金马奖，成为了金马奖有史以来第一位大陆主持人；他挑战了「西游降魔」里的「老猴」；2014年，他出演了孟京辉的先锋话剧「活着」。导演孟京辉对于黄渤在话剧「活着」里的表现，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我没想到他能把悲悯和深沉演得那么到位，而且他演起来很放松。」周星驰很客气的称他为「喜剧王中王」，甚至相当夸张的说「是他把我的演艺生命给终结了。」而金马奖台上的表现，也被网友夸做是行走的「情商教科书」。 这几件事短暂刺激了黄渤的神经，他兴奋了一阵子，对外声称觉得自己冒险做了几件「出格」的、不那么像黄渤干出来的事。不知道黄渤是怎么定义「黄渤应该干的事情的」，倒是这几件事后，观众更喜欢他了，给了黄渤一个新的称号「国民男神」，拥有过此称号的还有吴彦祖和吴亦凡等。「上帝给了黄渤除了颜值之外的一切。」

十、一出好戏

「其实我得奖，没有几次是真正开心的，上台表演一下激动而已。」黄渤说，他担心自己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当然他确实是。不过以前，他会因为一个表扬、一个动作、想通一个桥段而无比兴奋，但现在，即使是得奖，似乎比那时的快感难获得的多。虽然很明显这是因为得奖得多了，但是在黄渤式说法就显得更有学问：「以前觉得我不信这个我弄不了，我觉得肯定能行。慢慢再确定、再推翻、再怀疑、再琢磨，那个过程让我无比快乐。而当这些东西慢慢变得不那么难、演得好看起来是个自然现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愉悦感了。」「一瓶不满半瓶晃荡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私下宁浩聚会喜欢谈论相对论、时间简史和夸克，「一开始你还能聊两句，后来就只剩点头，再后来头都不点了。」最早觉得看书是件苦差事的黄渤，开始怀念书籍的好，除了剧本他会去读文史哲，譬如「一战简史」——不知道电影学院配音系是不是不教世界史。2014年拍完「寻龙诀」后，黄渤觉得自己需要停下来，「生活忙到一张纸都插不进来，」他决定休息一年，陪陪家人，给自己放假。在此之后的三年，他一部戏也没接。「得找点能让自己嗨起来的事。」于是伴随着《一出好戏》，黄渤又变成了新晋导演。他本可以更早地拥有这个标签。在演员转型当导演成风的那几年，曾有不少资本找过他。 说到此事，黄渤再次秀出了名言名句，「导一个烂戏，我的水平早够了，」如果只是纯粹为了在「黄渤」前加「导演」二字，意义不大，他更希望「特别兴奋和幸福地享受过程，拍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在登上巅峰之后，黄渤说自己不喜欢所谓身处巅峰的感觉，他希望自己的巅峰「在60岁前不要到来。」「一旦站上山顶，那一刻感觉的确很好，但接下来要干嘛？」 在黄渤的自我表白中，他似乎总处于一种担心生命被荒废的焦虑之中，外人亦难知真假，原因何在。

十一、尾声 采访过黄渤的记者说，黄渤是最不好采写的人物之一。他在底层摸爬滚打，对各种人都很了解，太懂得你要什么，说话滴水不漏且极擅长总结。黄渤总能先自己跳到半空来看自己，他给大家看到的黄渤，是黄渤总结过的黄渤。他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会回答，聊了几个小时后，他总能让记者满意而归。但记者回来后却发现不知道从何写起，琢磨不透。这就叫大器晚成高情商，谁也不得罪。

虽然理解深剖人性黑暗的电影过审有多难虽然挺认可黄渤的能力的但是《一出好戏》我看一半真想走了真的不要侮辱观众智商好吗？正能量看的人想吐。——一位年轻女白领电影观后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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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 报道 | 咪蒙：网红 病人 潮水的一种方向

“咪蒙”是2016年上升速度最快的微信公众号，积累了800万粉丝，持续生产爆文，从《致贱人》、《致 low 逼》到《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因风格偏激在一年之内引发过八次舆论争议。但它深受广告主的追捧，广告报价在公开数据中占首位。

咪蒙因新闻理想的感召去了南方系，在《南方都市报》工作过12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当她转型为自媒体人，却��看做是与理想主义的背离。

无论是广告价码、对读者的影响力，或是其引发的巨大的争议，咪蒙都是当下内容创业中不可绕过的话题。如果说自媒体是当下内容创业的潮水，那咪蒙正呈现着潮水的一种方向。

新的平台产生，就有新的代表人物产生。咪蒙的故事不仅是媒体人的职业转型，也是媒介迭代的结果。媒介与内容并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塑造了内容，并影响着我们感受、认知世界的方式。

影响百万人

冬日午后，开足暖气的办公室闷热。距离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收到咪蒙的信息，“我又要迟到几分钟”，后面是三个哭泣的人脸。我们每次见面咪蒙都会迟到，但她都会提前告知我，文字后面跟着 emoji 表情，或者几个波浪符号。

等待期间我打开她的公号。一个判断式的标题跳入，“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接着文章以“我又把一个实习生惹哭了”的事例开头，吐槽实习生不帮自己拿快递，最后总结道，职场自有规则，员工的一大职责是帮老板省时间。文章发出后，自媒体圈热烈讨论“实习生是否要帮老板拿快递”，这是咪蒙在2016年引发的第八次舆论热议。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咪蒙的声音出现在门口，隔着几米远，就迫不及待地道歉。咪蒙刚过40岁，短发，一张娃娃脸，涂着颜色艳丽的口红。她脸上有愧疚的笑容，语气热情，立刻消解掉因为等待而逐渐积累的消极气氛。

1月12日这天，咪蒙打算写写明星佟丽娅的婚姻。陈思诚疑似出轨的新闻是近期的热点她已经就此写过两篇文章，但这条新闻的价值并未挖掘完全，她又找到了新的角度——女性原生家庭与婚姻的关系。今天原定的推送题目是“教养”，这个题目在咪蒙早晨读到一篇关于佟丽娅家庭的文章后被毫不犹豫地换掉了。跟热点是公号写作的首要原则。“什么样（文章）的阅读量高？”咪蒙说，“热点、金钱、性、暴力。”

几个小时后，这篇文章将送抵800万公号订阅用户。“咪蒙”是2016年的现象级公号，文章大多关于情感、女性、热点八卦或者励志鸡汤，总阅读数达7.4亿，数据显示读者并不仅是简单地打开了这些文章，还对它们有更多的感情投入：咪蒙是微信女性用户收藏文章最多的公号。而男性用户最关注的公号是“人民日报”。

创作助理给咪蒙发来了相关资料，上面列着标注着出处的新闻。助理是她在《南方都市报》时的实习生，如今月薪五万。咪蒙打字的速度很快，键盘震动，桌上花瓶里的水不停在抖。和任何写作一样，这份工作的成本是一个人、一台电脑，以及长时间的枯坐。

咪蒙的办公桌凌乱，到处是纸盒和包装袋，笔记本电脑被挤到桌子边缘。这个房间内唯一整齐的是书，咪蒙的右手边有一列，几本王澍和刘瑜挨着几本青春励志类书，她背后的书架上是长列的金圣叹文集。

写了一千多字，她发现有个事实错误，文章需要推翻重来。她站起来走了几步，没有表情，时间紧急，来不得烦躁。每天的公号写作都像一场考试，时间最多不超过10个小时。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采访咪蒙，她也在写明星婚姻。那天早上，林丹出轨的视频被放出，她紧急和员工开会改题目，接着马上打电话采访一位有出轨经历的朋友。办公室内一片忙乱，一位助理小跑着安排工作，另一位助理抱着电脑在大厅问实习生们，你们有人被背叛过吗？

那天原定的题目是《月亮与六便士》的书评。但明星出轨不可错过，它包含多种高点击率的元素，热点、金钱与性。

今天的咪蒙感觉身体劳累，有点“写不动鸡汤”。但在写公号的一年零四个月里，这样的疲惫时刻并未影响到她坚持日更。

不时有事情打断她的写作。只要和人说话，她就保持笑容，声调高昂，迅速抛出一个立场分明的观点，口头禅包括“气炸了”、“美爆了”，一份外卖也是“超好吃”。我注意到，她对帮她去拿外卖的实习生说了三个“谢谢”。

食物是咪蒙紧张生活中不可妥协的犒赏，办公室内随处可见各种外卖牌子的筷子和纸巾。她喜欢口味重的菜，餐盒里挂着红油。一年内，她胖了17斤。因为对外表不自信，咪蒙极少出镜，只为媒体提供过度 PS 的照片。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说服她给 GQ 拍照。

1月12日晚上11点，咪蒙写了4000字，然后删改到2700字。写完正文（很难说凭借的是热情还是技术），咪蒙面临着最后的选择——标题。她在三个粉丝群开放投票，一般情况下，票数最多的将成为今天的题目。

粉丝群里，多数人的选择是“直男癌父母的体面，佟丽娅的悲哀”。咪蒙却怀疑这个描述性的题目过于有“逼格”，专业经验告诉她，读者留给朋友圈文��标题的时间只有一秒钟，必须简单直白，态度鲜明，好让转发的读者站队，赞同或者反对。她觉得“佟丽娅：老公出轨，我爸让我忍”这个题目更好。

咪蒙开始陷入熟悉的焦虑中。她为坚持“逼格”付过代价。有天听完张小龙关于淡化数据的演讲，她热血沸腾，给当晚的文章定了个冷静的题目“我想替这个世界，夸夸女性”，第二天60万的阅读量让她欲哭无泪。她原本定的题目是“都说女子不如男，我呸”。这个题目符合她对好题目的定义，让人不舒服，有冒犯性，至少会保证公号平均百万级别的阅读量。

“我可以影响到两百万人，但是我取了一个只有几十万人（会看的标题），我就只能影响这些人了，好可惜啊，我觉得可惜。”咪蒙说。这是一种传播学写作，她首先需要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哪怕是错的”。

咪蒙偶尔也会坚持“逼格”，跟大数据赌一把。1月12日这天，她最终选择了“直男癌父母的体面，佟丽娅的悲哀”。文章发送，阅读量在几分钟内达到十万+ ——在咪蒙这里，自媒体从业者追求的标杆数据只是一个纪录问题。

她松了口气，出去和还在加班的员工聊天。将近午夜，大部分员工都没走，他们大多是90后，住在一起，把时间都留给工作。公司墙面是新刷的淡蓝色，沙发纯白，一切都显示，这个搬进望京 SOHO 不久的公司正处在新鲜的创业期。

今天咪蒙答应丈夫在12点前回家，而不是像过去一年那样，在凌晨2点后才走出办公室。她需要足够的睡眠。明天她将躺在手术台上，切除体内的病灶。

一个月前，咪蒙收到了“宫颈癌前病变”的确诊通知书。“非典型鳞状细胞、高级别鳞状上皮病变”，这个复杂的医学名词指向癌症，是身体能给予的最后警告。她是这个“影响百万人”公号的作者，公司的核心资产，必须尽快康复。但咪蒙还没办法回家，这一天快过完了，���还要去开下一个会议。在此之前，她努力吃了几口在桌上摆了快6个小时的青菜。

最热衷的故事

年底，咪蒙给员工准备了厚重的新年礼物，每人一个名牌包，是 LV 和 Gucci 级别的。员工还有高额度的年终奖，以及欧洲12日游。

2016年对咪蒙来说成果丰硕。2015年底她第一次创业失败，做影视公司耗尽四百万投资，一度考虑卖掉在深圳的房产。那时她仅剩的资本，是多年媒体经历训练出来的写作能力。她开始写公号，一年的时间，积累了800万粉丝，“罗辑思维”达到这个数字用了三年多。她成为广告报价最高的自媒体，截至2017年3月，头条报价68万。负债早已还清，影视公司从居民楼搬进写字楼。

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最热衷的故事，一人一笔，高效地积累起巨大的关注度，评价其成功的重要标准是广告价码。

咪蒙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方都市报》，持续了12年。传统媒体时代最热衷的故事是奔赴新闻理想，她亦参与其中。1999年，在山东大学古典文学专业读大四的时候，她看到了《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当即决定要去南方系。

三年后，她研究生毕业，申请了《南方周末》的实习，但并没有通过。她辗转去了《新快报》，后被推荐到《南方都市报》实习，终于找到机会留下来。中间的波折让她一度“万念俱焚”，在最终如愿后，她觉得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工作，“又有理想，又有钱”。记者薪资很快过万。此后12年，她以本名“马凌”写稿、编辑。

马凌进入《南都》后，可以选择部门，因为当时男友在深圳杂志部工作，她也申请去了深圳。“当时我也分不清是什么部门，去了之后才发现严格说来并不是新闻部，”深圳杂志部类似于副刊，写吃喝玩乐的内容，她觉得也可以，“能进《南都》就已经很不错了。”

总编辑是马凌崇拜的人。她觉得他有抱负，敢在全集团大会上放言“《南方都市报》会成为全国最好的报纸”，之后《南都》因报道“孙志刚事件”等名声大噪，赢得举国关注，还影响到了国家决策。“神一般的人物”，马凌形容总编辑。

她的部门比较边缘，但平台给人以强大的价值感。每次出去采访，报上名号，别人都会赞叹，你们是报道孙志刚的媒体。有时这种价值感以被排挤的形式彰显。很多会议上，经常有主持人问，《南都》的记者在吗？请先出去。她觉得“蛮酷的”。

“那个时代，我们会自认为是价值观的某种引领者，”前《南都》记者蔡蕾说。马凌认可这种说法，但在讲述职业经历时，价值观像一种被追捧的光环，而真正影响她的是大众媒体的写作方式。

马凌受过七年的学术训练，写作习惯引经据典，到媒体后依然如此。写一篇深圳人与故乡的报道，她把两者比喻为“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种写作风格受到同事的批评，也没有收到好的阅读反馈。自我表达式的写法逐渐被她摒弃。蒯景怡2012年进入《南都》时，马凌是她的编辑，要求新记者最重要的是“讲人话”，别为了显得高级而绕来绕去。

“你自己识字就觉得自己写得很棒？可是大家看不进去没有意义。”马凌总结12年大众媒体工作留下的经验。

在《南都》时期，马凌的一篇得意之作是“鄙视链”，讨论文化现象中的等级观念，这个词后来风靡全国。当马凌成为“咪蒙”，她也在鄙视链中备受讨论。有前同事在朋友圈骂她是婊子，她说，“可能你不喜欢我，我没有你有才，但是我还是比你火。”

写作立场全面转向大众，对马凌是一个技术问题而非精神困惑。学术写作的背景为她提供了足够自信。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玄学本体论与阮籍诗歌》，论述魏晋时代玄学与文学的关系，获得了山东省优秀论文奖。她觉得全中国能看懂这篇论文的人也不超过一万人，“把文章写得让你看不懂，我很会。”

“我是考试型的人，”马凌说。在《南都》，她面临的考试是如何证明自己写作的传播价值。勤奋、好学、聪明是《南都》前同事们对马凌的总体印象。每隔几个月，马凌都会主动把做过的专题拿出来复盘，整理成PPT，给记者总结什么样的标题和导语好。做新闻报道，“我只有一个思路就是好玩，我追求的就是好玩”。有个例子她至今津津乐道，一个同事用了新闻体、古龙体和王家卫体来写田鸡的吃法，她“被震撼了”。

工作五六年后，马凌已经感觉到了纸媒的衰落，价值感不断下沉，直到她最终离开。版面持续减少，从巅峰期的32个版减到16个，8个，再到4个。保守倾向代替了成为最好报纸的野心，领导在会上告诫记者，“你们不要给我惹事情”。

做生活方式时，马凌曾编过一个爱国专题，采了各行各业的100个人，谈论如何爱国。8个版面的专题后来没发，气不过，她就发微博吐槽了几句。

“有办法的人都走了，”马凌对母亲说。传统媒体聚集起一群人，追求启蒙式价值观的时代结束了，大家各自散去，自立门户。与她要好的前同事中，马一木先去了韩寒的《独唱团》，后做了视频创业；蔡蕾目前从事出版；蒯景怡运营着一个时尚公号。

马凌有个写专栏、杂文的笔名“咪蒙”，她以此开了同名公号。纸媒的黄金时代，《南方都市报》的发行量最高突破140万，曾拥有员工4000余人；公号咪蒙只用一年，订阅户就超过800万，但写作者只有马凌一人。

“就像在咖啡馆与好友谈心”

2010年，韩寒筹备多时的杂志《独唱团》准备出版，执行主编马一木向咪蒙约稿。韩寒是咪蒙崇拜的另一位偶像，她觉得自己“何德何能”，竟然可以登上他的杂志。她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不是在写，而是在研究，家里有好多书，一本一本地看。”文章“引用了很多东西，哲学等等”。

文章被马一木退稿，咪蒙说，退稿原因是“还是端着的”。“我写得特别学术，我当时引用了所有红灯区的考据……就是有点很装很装的那种感觉。”咪蒙总结，文章写得太过拘谨。

但后来我看到的这篇文章，用词甚至比咪蒙公号上的大部分文章都要露骨、大胆。

采访中，我向马一木求证退稿原因，他表示并不是因为“端着”，而是另有原因。

为了登上《独唱团》，咪蒙觉得需要使用更放松的写作方式，而她在写博客的时候最放松。

博客记录了她的个人趣味和不受拘束的写作风格，她从历史、八卦或者影视剧里总结观点，文笔轻松。一系列《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剧评获得大量转发，她曾和蒯景怡说，为什么我写的剧评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就是因为“跟我们有同等智商和同等文笔的人不愿意去写这个东西”。

打开博客的写作页面，咪蒙写了一篇关于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文章，以金圣叹入狱开头，用现代口吻评价他的一生。

金圣叹是行动派，很巧地生了场大病，办厂休学。成名后接受记者采访，他说：“我对清朝教育体制早已失望，教材根本不说人话。幸好我11岁的时候读了《水浒》、《西厢》这类所谓非主流读物，才发现这世界上的书并不全是狗屎。”

——《好疼的金圣叹》

在《独唱团》读者的反馈中，这篇文章和罗永浩、周云蓬的文章排在最受欢迎的前三位。有出版社编辑看过后，找她出版了《圣人请卸妆》，收录的是类似嬉笑怒骂写历史人物的文章。不过，咪蒙的放松是姿态上的，而非内容，《圣人请卸妆》书后列了5页的参考书目，她全都读过。

《独唱团》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但韩寒仍保有言论阵地，他是博客时代点击率最高的博主之一，继续表达对公众事务的关心。据新榜的资料，由平台内容提供者而晋升为 KOL（意见领袖）的浪潮在中国互联网史上集中出现过三次，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博客时代的代表人物为名人（徐静蕾）和观点提供者（韩寒、李银河），微博时代草根兴起，段子手成为产业。微信时代，具有鲜明风格的自媒体成为主流。代表人物并不会因为平台的变化而平移过去，他们随着一个平台快速获得名气，也随着这个平台衰落下去。

2012年，马凌注册了公众号，发过一条问候语音，“我是咪蒙，听我的语音感觉我不会说脏话吧？其实我会哦~以后有机会说给你们听。”但之后她的兴趣就转移到了电影上。2014年，她从《南方都市报》离职，转行做影视。十个月后，投资耗光，公司陷入困顿。她决定把公司搬到北京从头开始，同时准备在公号上重拾写作。

三年时间里，微信公号作为新生的媒介形式已经走向成熟，马凌错过了粉丝红利最高的时期。江湖上山头林立，大部分关注度高的公号开设于公众平台上线两年内。马凌动笔之前，专门去看点击率高的公号如何写作。

她被那些标题所震惊，“都是《万水千山总是情，不要操我行不行》，还有《普京：朕要操心国事，哪有时间操你》，这什么啊？这不是我的博客吗？”她信心十足。

2015年9月15日，马凌成为“咪蒙”，公号发出了第一篇文章，《女友对你作？你应该谢天谢地，因为她爱你》。她试水了几篇感情类文章，阅读数在四万左右。国庆假期，咪蒙和几位同事去看了上映的三部电影，《九层妖塔》、《港囧》和《夏洛特烦恼》。一天看完，脑袋昏昏沉沉。咪蒙回去在公号上写了一篇影评——《〈港囧〉：斗小三的正确方式是，你要有很多很多钱的》。

这篇影评找了一个当时少见的解读角度，阅读数突破百万。此时咪蒙的公号刚刚开始运作半个月。

偶然的成功让她意识到自己一定做对了什么。两个月后，她在《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里总结了12点方法，比如“你的切入点要独到”、“你的标题要简单粗暴”。采访时，咪蒙的思考更进了一步，她用“场景感”解释公号写作的特点：公号附着于社交工具之上，是一个轻阅读的场景，类似在咖啡馆与好友谈心。

“大多数人在朋友圈点开一篇文章是基于本能，而不是思考。”咪蒙说。读者看完一篇公号文章后，经常会迅速忘掉，“我他妈刚才看什么了？”

10月份咪蒙写了五篇影视评论，数量超过感情类、鸡汤励志类的文章。她开始在影视圈获得一些名声。那些吐槽猛烈的影评甚至影响到了这个圈子，她写《〈九层妖塔〉妖你妈啊》，投资方之一的乐视找到她，表达了合作意向。

真正让咪蒙走入大众视野的仍然是一次偶然。有人请她帮忙免费写软文，她拒绝了，对方吼她，你免费帮我做个广告怎么了？吃饭的时候，咪蒙说，我要换题目，就写这种无理要求别人帮忙的人。在座的同事纷纷表示有共鸣，各自举出身边的例子。这篇推送写得酣畅，名字是她自己取的，《致贱人：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创业你牛逼啊？ 你弱你有理啊？ 你耽误了我1个多小时你还有脸说？ 你创业也得靠产品说话，卖惨是很 low 的你知道吗？ 你这么苦大仇深，你怎么不去《中国好声音》�� 还有什么比采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去强制别人帮你，更恶心的？ 这时候千言万语都比不上一句操你妈。 ——《致贱人》

第二天，助理安迪打开微信后台，看到粉丝数疯涨。三天内，从二十多万涨到一百多万。

仅隔了一天，咪蒙的公号推出类似风格的《致low逼》。批评声随之而来。自媒体大号写出一篇篇《致咪蒙》，指责她偏激，从单一角度将观点推至极端。知乎上对她的主流看法是“挑逗大众情绪”，把人普遍存在的不理性情绪引发出来，“转发的人也不在乎这些观点是否足够有逻辑有论据，他们只是要发泄情绪，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道具，作者们适时提供了这个道具。”

每天晚上，咪蒙睡前要刷知乎。一开始，她讨厌那些“如何评价咪蒙”的问题，觉得知乎是一个精英网站，精英就是反对大众喜欢的东西。她自认在《南都》时是精英，首次创业失败后，就“真心认为大众不是傻逼了”。但她也明白精英的话语权，“如果知乎不评价你，你都不算火。”

新榜统计，咪蒙在一年内先后因为《致贱人》、《懵逼了！我的儿子失学了。。。》、《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傻逼甲方》、《有趣，才是一辈子的春药》、《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现在为什么流行睡丑逼了？！》、《口红我自己买，你给我爱情就好》、《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引发八场论战。这些文章总是先找到一个群体，言辞激烈，要么立论，要么推翻。

评论咪蒙成为自媒体的一大现象。新榜统计，在《职场》一文发表的第二天，提到“咪蒙”的微信文章有186篇。“微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点，就是点对点传播，”一位运营着知名公号的自媒体人说，公号是对用户、而非对手发声，目的是“从池子里抢到认同自己的人”。

一道自媒体平台 CEO 连清川曾把微博比作广场，人声鼎沸，但微信是一个个房间，主人把你带进门，在这个房间里塑造形象、贩卖东西。偏激的主人容易获得关注，他们的逻辑经不起推敲，但表达出一种坚定的情绪。这种情绪通常是愤怒。因为不再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作为标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伤害。”

围绕咪蒙的论战带来了流量，嗅觉灵敏的广告商马上发现了她。咪蒙2015年10月份接到第一单广告，报价2万，对方还到一万五。12月份的广告价是5万。《致贱人》后，2016年1月份的广告价上升到15万。

咪蒙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三次转变。第一次是在《南都》的时候，转向大众写作，不再显示自己读书多；第二次是给《独唱团》写稿，输出自己认为幽默、有深度的内容；第三次是写公号，用户体验代替了自我表达，“一定要找到你和读者的共振，而不是只写你自己认可的内容。”

背离

咪蒙争议最盛的时候是在2016年的夏天。7月份，南海问题升温，有个留过学的实习生给她报题，说想写爱国。咪蒙让对方准备了一份草稿，自己又重写了一篇。当晚，她在公号的二条推送了这篇《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

文章中，她解释爱国的原因，“我们大中国好吃！”“我们大中国生活超！级！方！便！”“我们大中国有夜！生！活！”“我们大中国很给人安全感！”连续的感叹号下，她举出了许多国外生活的反例。最后她说，“爱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手头的事”。

第二天，咪蒙发现几位媒体大佬在微信上拉黑了她。其中一位还给她留了言，“实在没有办法，得拉黑你”。铺天盖地的批评文章出现在她的朋友圈里，每天醒来，网上有几万人骂她。与其他争议不同的是，她所熟悉的传统媒体圈这次彻底背离了她。

前《南都》记者孙旭阳认为这篇文章投机色彩浓烈。同样是前《南都》记者，姜英爽反对文章的逻辑，“有意把国家、政权和美食等其他东西混淆在一起”，“如果是资深媒体人，写出这样幼稚的东西我觉得很可笑。”她试图从咪蒙曾经的工作种类来解释，说她只是一个副刊编辑，“副刊编辑不是新闻工作者”。

连清川说，令他们不适的原因，是将咪蒙的文章看做一种言论，而非一门生意。我在2016年的夏天联系咪蒙采访，她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我。两个月后，我收到她的短信，“七八月那段时间我争议蛮大，也不想接受采访，不过最近好多啦”。她告诉我，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她想通了。

“问题出在标题上，”咪蒙说，如果换个标题，比如“爱国就是做好自己”，一定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至于文章内容，“落脚点并没有错，��好自己就是爱国。我最后说的是特别正的观点。”她举出在《南方都市报》做过如何爱国报道的例子，“这是我的想法，没有变过。”

被骂最狠的时候，咪蒙通过看书疏解情绪。她连续看了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三本书，《正见》、《人间是剧场》和《八万四千问》。那段时间也是涨粉最快、广告商问询度最高的时候。有时一天涨粉20万，五六十个广告商在 QQ 上询问价码，接下来的八月推送了15篇广告，频率为全年最高。她承认，这让她平复了一下心情。

采访期间，一位真人秀明星前来请教公号写作经验。咪蒙再次提到了这个难熬的夏天。她说有争议不是坏事，自己被骂后广告非常多。“因为被骂了，你们（指批评者）傻不傻啊。”

她看起来像一个手持成功盾牌的战士，对批评者亮出胜者为王的逻辑。

“我不是一个反抗世界的人，”咪蒙说，“我蛮希望自己有特别酷的地方，但一点都不酷。”她上一次提到“酷”，是形容《南都》有改变国家的能力，并为此感到骄傲。“我自己也会觉得应该这么说（《南都》）吧。”咪蒙回答得很快，接下来的叙述有些混乱，“我不能为了反抗、为了改变而改变”，“王菲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重要的不是反叛，而是为了什么而反叛，因为我的反叛是冲着美好的价值去的，我还是想做友情爱情亲情（的剧）”，“我内心深处的傻白甜还是在的。”

成功并不能让咪蒙完全免于旧有标准的影响。她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前《南都》总编辑的状态，“神一般的人物”没有屏蔽她，这令她感到欣慰。

鸡汤才是刚需

2016年咪蒙公号阅读量最高的十篇文章中，没有《致贱人》，也没有《永远爱国》，大部分的主题是讨论情感或者婚姻关系，比如《没有约炮的年代，人们如何恋爱？》、《谢杏芳夸林丹有担当？呵呵。》、《“我们男人出轨，不是为了性”》。

咪蒙有鲜明的女性观点，主张女性经济和人格独立。公号85%的订阅者为女性，后台留言主要来自于大学生、刚毕业的白领以及家庭主妇。但有一位老人每天晚上等到11点看完推送，有时还会写几百字的读后感发给咪蒙。她是咪蒙的母亲朱克珍。

大部分时候，朱克珍同意女儿的观点。不过看到那篇鼓励离开出轨伴侣的《谢杏芳夸林丹有担当？呵呵。》后，她给咪蒙发微信说：儿子，你有底气可以这么讲，但有些人或许不能。

咪蒙是独生女，父母从��叫她“儿子”。朱克珍说，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她也没什么小名，我们说就把她当儿子养吧。”

朱克珍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频繁出轨，她离婚又复婚，然后再次离婚。咪蒙对家庭生活的温暖记忆止于初中。那时，在床单厂做木匠的父亲决定从商，有了钱，包里每天至少装着一万块。他酒席不断，风流事也不断，家里开始有了矛盾。

13岁时，父亲的情人闯到家里闹事，将母亲拖在地上骂。咪蒙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冲上去就要砍人，“你们都他妈的听着，老子一定杀了你们。”对方见势不妙，鞋没穿好就跑了。

咪蒙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父母的争吵、哭闹，以及她至今都无法理解的，父亲毫无愧疚的背叛。他会在客厅与朋友讨论嫖娼的心得，不在乎女儿就在隔壁房间。有天放学回家，咪蒙发现父亲与保姆在卧室调笑。当时她16岁，而保姆15岁。提到父亲对她的影响，咪蒙说，“我对男人、对人性的（信任）全面崩坏。”

父母痛苦的婚姻终结于咪蒙高二的时候，但母亲经济上并不宽裕，大一时他们复婚了。伤痛再次循环。年夜饭，父亲把情人全家带来，咪蒙无法忍受，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们走。母亲说过年亲戚都在，算了。“为什么要算啊，为什么要算啊？”采访时，咪蒙回忆起这件事，情绪罕见地激动起来，声音哽咽，“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算了？我觉得不能算。”

读书期间，咪蒙看了波伏娃的《第二性》，李银河的《两性关系》等书，是“出于好奇”、“那个时候看的书特别杂”。她说自己的女性主义知识来源，主要是在《南都》期间的采访经验。那时她做过一些女性专题和平权报道。

写婚姻类的文章，咪蒙鼓励女性离开出轨的伴侣，经常拿母亲举例子，“我妈妈对我说，最后悔的事是没在爸爸第一次出轨的时候离婚。”

咪蒙有一段理想的婚姻关系，丈夫罗一洋与她从小就认识，后来还成为同事。她在许多文章中赞美丈夫，“我爱的男人，要有一座贞节牌坊”，“他要对全世界狼心狗肺，只对我一个人掏心掏肺”。

公号中，她称呼许多明星为“老公”，经常说要睡“小鲜肉”。我问她是否在两性关系上存在双重标准。咪蒙愣了一会，似乎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双标的，细节上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瑕疵。”她顿了顿，“我的女权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很多所谓的女权、伪女权，是说女生要有更多的福利，但是不讲义务……我从头到尾都要求女生自强自立。”

她提到那些消费男色的笑话，是话术、嘴炮，“说着玩儿的”。

在一篇写田朴珺的文章中，咪蒙称她为“独立婊”。曾备受咪蒙推崇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评论，“如果田朴珺的虚伪是恶，那么在公开场合如此暴力地攻击一个女性，这难道不是更可怕的法西斯？”

“其实那个词我也是后悔的，”咪蒙说，“（文章）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用得不好。”

孙旭阳花了三天时间，集中阅读了咪蒙的100多篇公号文章，认为她用感性上的偏激，来操纵缺乏安全感和自我认知的女性，让她们看了文章后觉得自己变得“睿智”、“漂亮”、“有力量”。

马一木认为咪蒙能吸引千万粉丝，已经无法单从技术上解释，“这说明真的是需要一个咪蒙”，来弥补一个群体“大学专业知识教育的缺失、情感教育的缺失”，就像韩寒并不知道当时的年轻人需要一个韩寒。

在《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中，咪蒙写道，“一个方法论是作者要输出价值观”。她将价值观等同于鸡汤，一种激励型的快餐文章，表示“鸡汤才是刚需”。

咪蒙的粉丝从她那里得到了情感的陪伴。30岁的电台主持人小雪，觉得咪蒙就像身边一个絮絮叨叨的朋友，“有一种陪伴感，然后有一种亲切感”，看完她的文章不会感到“生活好绝望、这个社会好悲剧之类的”。

马一木不认为咪蒙有明确的价值观，“我觉得目前还是感性方面居多，”他说，咪蒙现在还停留在“比较直觉型的即兴写作”。

身边人对咪蒙的评价与公众领域截然不同，他们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之情。“付出型人格，”蒯景怡说，咪蒙乐于照顾身边人的生活。编剧黄经天因为没钱不愿与女友出去旅游，咪蒙知道后给他打了两万。她的公司内部有一种江湖式的团结。原深圳公司的8个人跟随她来到了北京，有几个人因此要忍受与情侣异地。

公号文章让两个圈子无法交流，误解重重。朋友不会把她写的骂实习生的文章当真，认为那不过是一次夸张的表演写作；而一位艺人经纪读了咪蒙的文章，见面后告诉她，看你老说要睡小鲜肉，我们公司来了几个年轻的，给你安排在宾馆了。咪蒙惊住，“你当我是什么人？”

最好的时代？

1月13日，咪蒙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过程很顺利，半小时就结束了。

咪蒙回到家休养，晚上在公号告诉读者自己已“满血复活”。仅隔了两天，她就恢复了正常推送。

超过百万次的阅读，上万次的点赞，第二天将被新的数据取代。咪蒙明白公号文章是速朽的。“我从来不想明天，”她说，“只记录当下。”蔡蕾说，咪蒙是每天活在高潮里的人。

公号让咪蒙获得了写作者能想到的一切，名气、金钱，甚至教育的机会。2016年3月份，咪蒙的儿子在北京入学出现问题，她发表了一篇文章求助，《懵逼了！我的儿子失学了。。。》。第二天早上，她接到一个私立学校校长的电话，对方问，你是谁呀，为���么有好几个人让我来解决你孩子上学的问题。

咪蒙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粉丝帮的忙。这件事让她再度站在舆论风口，她写过《致贱人》，如今却用平台去争取特权。儿子去的这所学校因招生不足，班里只有四个学生，咪蒙不认为自己侵占了公共资源。但为了儿子，“被骂就被骂吧。”

当手头的资源越来越多时，咪蒙最挂心的仍然是影视项目。2015年9月，她带着创业失败时的核心创作团队，来到资源更丰富的北京，打算在影视圈再博一次。半个月前，她刚发出第一篇公号文章。

搬到北京的第五天，咪蒙就接到了一份网剧的编剧工作。出品方正是看了她在公号上写的影评慕名而来。在一处民居内，咪蒙和编剧团队每天写到深夜，兴之所至，大声地演起来，被警察上门警告两次。“可能以为我们在搞传销，”编剧杨科南说。

柠萌影业的副总裁周元注意到咪蒙是因为那篇《致贱人》，他看到争议背后她引发读者共鸣的能力。柠萌与咪蒙签下了两部电视剧的合约。大半年时间过去，剧本才刚刚写完一集。第一集的剧本发给柠萌之后，对方夸结构好，咪蒙说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像高考揭榜，自己终于被认可。

公司内所有人都清楚，咪蒙的真爱是影视。负责公号写作的主要是咪蒙一人，创作助理帮忙找资料、和她讨论观点。编剧团队有七八人，还在不断招聘。创作助理有过担心，咪蒙转型之后最终会炒掉自己。

咪蒙曾坚定地认为公号只是副业，周元却告诉她，这是她的核心商业价值。她在影视圈并无积累，除了有这个公号她什么都不是。

“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我接受不了这件事情。”咪蒙说。但她承认周元是对的。她应该继续巩固自己的优势，来为做影视争取机会，“公众号是为了我的梦想，但它本身也不是我讨厌的事情。”

知乎上有人看到了这一点而评价，“她既能靠公众号持续赚钱又能通过做影视剧树立口碑和扩大营销，以国人的健忘程度和崇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咪蒙再坚持三年，就会变成粉丝们口中为了追求影视梦想而通过自己本事赚钱的励志典型。”

咪蒙也看到了这条评价，她所在意的是这句话的前一句，“以咪蒙对国人心理的了解和操控，这几乎是必然”。她很高兴，把这句话发给了同事。

新的一年咪蒙有许多计划。她给自己定下1500万粉丝的目标，打算培养几个针对不同受众的新公号。更具野心的想法是举办新媒体写作大赛，“干掉新概念”。

她想为新媒体时代的写作者提供一个平台，并且告诉大家，写作是有前途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在于自我表达，她认为到了微信时代，这已经不再合适了，新的写作方式是去自我化，讲目标读者有共鸣的故事。她还没想好谁来当评委，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张嘉佳。

唯一确定的是奖金非常高，20万到50万。我问她是否认为微信时代是写作者最好的时代，她否认了，“写作最好的时代是写作很有尊严，但（现在）除了钱没有什么。”公众号写作在很多人眼中“和天桥贴膜没什么区别”。

那要如何获得尊严？咪蒙思考了一会儿，说也许需要仪式感、口碑——和她对严肃文学的“装逼”定义一致。或者应该多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比如“告诉我的粉丝，对所有快递人员和外卖小哥说谢谢”。

她觉得这是个好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她拿出笔记本认真记下了这个问题。

[eddy2046-blog]

胡波：一位导演自杀的传说

2018年2月16日，农历新年第一天，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举行了世界首映。这是本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唯一一部中国导演的作品，官方称赞它“极富视觉震撼力，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并授予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电影时长将近4小时，现场300多名观众几乎全都没有中途离场，放映结束后，导演的母亲上台作了简短致辞：“今天来到电影节，感到又痛苦又欣慰。痛苦的是，我儿子为大象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欣慰的是，大象能够在柏林电影节上映。”

四个多月前，《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在北京自缢去世，年仅29岁。《大象席地而坐》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成为他最后一部电影。很多人是通过他的自杀才第一次知道胡波这个名字，他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胡波去世后，作者采访了二十余人，包括他的父母、朋友、邻居、同学、师长、剧组同事，并观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4小时版本与2小时版本。斯人已逝，每一个自杀者都会留下秘密与传说，但他作品中的愤怒表达，在他短暂一生所面临的内外困境中，皆有迹可循。

本文为《智族GQ》未刊稿，经同意，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

一

2017年10月12日，王磊在家里做好了饭菜，想叫胡波过来一起吃饭。他们是新认识不久的朋友，是同行，聊天又投契，经常聚在一起。胡波是个单身汉，自己独住一套两居室，每天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叫外卖，冰箱里堆满了各种速冻食品。自从两人搬到北京五环外的同一个小区后，王磊就经常叫胡波到家里吃饭。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王磊决定去胡波家里找找看。他有胡波家里的钥匙，因为胡波老是忘带钥匙，就放了一把备用的在他那里。推开门，没有人，家里也没有什么异样。王磊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想问问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他边说边往外走，顺手推开了楼道里的消防门，看见了挂在那里的胡波，他对着手机说：“胡波上吊了。”

白色的绳子系在16层通往17层的楼梯扶手上，一直向下垂到通往15层的空间。这栋楼总共18层，一梯两户，平时很少有人走楼梯。胡波的对门当时没有住人，王磊过来时还碰到中介带人去对门看房，但都没有人发现。王磊马上报警，警察和救护车赶来后，胡波当场被证实已经去世。

消息很快传开，不少同学和朋友赶来，警察封锁了现场，大家都聚集在楼下。尸体被装进白色袋子拖上车带走，有人忍不住小声抽泣，大部分人沉默不语。

没有人清楚胡波的死因，只听到现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大声地对周围人说：胡波这小子酗酒啊，这小子嗑药啊，这小子骚扰我们的女演员，经纪人都告到我这儿了。

她是刘璇，《大象席地而坐》的制片人。2016年，刘璇在西宁举办的FIRST影展创投会上看到胡波创作的剧本，介绍给了她的丈夫、著名导演王小帅。两人的公司冬春影业决定投资制作这部电影，这让胡波拥有了执导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的机会。影片在2017年初完成了拍摄，后期制作却陷入僵局，胡波一度认为他将失去自己的处女作：

完成这部电影用了一整年时间，而最终，没有一帧画面属于我，我也无法保护它。它被外力消解掉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胡波死后第二天，FIRST影展发布讣告，向这位年轻的导演表示了哀悼，还说，“警方现场勘验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除此之外就没有了。随后，警方出具的尸检报告证实，胡波的血液中没有酒精或者药物。胡波的父母从家乡济南赶到北京，拒绝了解剖尸体及进一步检查的提议。

胡波自杀的消息传出后，网友们找到了他的个人微博。这是一个只发过132条微博的账号，大部分留言数量只有个位，但在10月12日之后，首页的留言数量猛增到4000条，其中一条微博的转发数量将近1万次。那是2017年9月3日，胡波写道：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喝酒，喝了一个月，他教我呲妞，费老劲了也没用，某个关键时刻从面前横穿一辆超跑，他说：“开这个就分分钟的事儿了”。真给力，毕业那年，去接那个狗逼恐怖片拍，现在我也改装个排气筒横穿马路了。之后的几年还得攒钱，把自己第一部电影版权买回来，两辆超跑钱，以拍艺术片的收入来看，不去贩毒很难做到。

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

之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遇到一个师弟，我说你不要拍电影，也不要写作，人觉得我在害他。所以为了不害人，我觉得即便想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美术和音乐就比较好，起码能装点下自己，自我感觉好点儿，哪怕去跳跳舞呢。

当那些人拍着网剧写着商业片剧本胡吃海喝换车旅游的时候，走过来说你运气真好啊真羡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凿子和斧子。

什么都不能做，哪儿也去不了，还得收“恶心不恶心”的这种回复。MMP你才恶心呢你个文盲。

一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了，是意识到这句话时，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早些年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三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了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都他妈完了。

人年轻时挺好，什么都不信，等岁数大了，信什么都没用。

留发之后也开始掉头发，同时佛珠子，大金链子，茶具，都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契机了。

当时，这几乎是关于胡波本人生活的最丰富的叙述，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集中在胡波的经济状况上，暗示胡波自杀可能是因为不堪忍受“生活困窘”。胡波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图 | 导演胡波

几天后，网络上又开始流传一张胡波和王小帅的微信对话截图，王小帅对胡波说：“那个长版本很糟很烂。明白了吗？……你以为别人是傻逼看不出来你那要表达的肤浅的东西？”王小帅曾经担任《大象席地而坐》的监制，媒体报道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两人艺术主张的不同，以及电影行业的权力分配问题。

但很快，这张截图就被删除了。有记者联系到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但她婉拒了采访，只表示希望“逝者安息”。

二

“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只大象，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很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以一个人的独白开头，有点没头没脑。这是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男人，瘦小，留着似乎是九十年代的分头，嘴里衔着一颗烟，嘴皮干裂。他坐在一扇窗前，旁边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但灰暗的画面和倾斜的角度，让人感觉不到半点情欲的成分。男人和女人在说话时，眼神完全没有交流，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女人：“你快滚吧。”

男人：“我晚上再走。”

女人：“不行。”

男人：“为什么？”

女人：“我得去单位交报告，下午可能要开会。”

男人：“你点烟，有时候会沾上嘴唇的皮，然后烟蒂上会有血，看见了吗？”

女人：“所以呢？”

男人：“因为你刚才没给我水啊。”

女人：“我真得走了。”

电影并没有交待两人对话的来由，导演也不急于向观众解释，两人发生了什么。胡波把镜头推进，脸部特写占据了画面的大部，他用这种方式，让观众直接体会人物的心理。荒芜的世界，冷漠的人们，理解难以达成，这种气质在影片里一以贯之。

男人名叫于城，他和自己哥们的女人上床，被发现后哥们跳楼自杀。但在由他主导的偷情故事中，看不出他有任何悔意，他甚至都不愿意和女人一起收拾残局。到此为止，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一个无名之辈，身处无名之地。但在之后，正是由他串联起三个人发生在一天之中的“失去”和“逃离”的故事。

韦布，高中生，他的好朋友被污蔑偷了校霸的手机，韦布为好友出头却不小心把校霸推下楼梯，让人受了重伤，随时可能死去。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中，韦布逃离了学校。

黄玲，韦布喜欢的女孩，她和酗酒的母亲生活，在学校，她和教导主任有一场秘密的师生恋情。但她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获得慰藉，恋情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这个城市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

老金，韦布的邻居，他蜗居在自家的阳台上，女儿女婿以买学区房为由，想要把��送到养老院。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老狗。老金和追堵韦布的混混发生争执，胆小怕事的女婿把老人关在门外，老金只能去漫游。

一连串的生活琐事，让三个人都变成了各自生活中的局外人，他们只好逃离。在逃离的一天中，他们一直在失去。

剧照 | 《大象席地而坐》

韦布回家准备逃亡时，发现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被赋闲在家的父亲拿去。他想去找奶奶躲一躲，却发现奶奶已经在家里独自死去。为了凑够车费，他把自己心爱的球杆押给了老金，随后又亲眼撞见了黄玲和教导主任在一起。他不满朋友被污蔑偷手机才打伤了校霸，后来朋友却承认自己确实偷了手机。就连他好不容易凑够的车费，也被换成了票贩子手里的一张假票。

黄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迅速传播开来的丑闻，她的母亲仍旧只会谩骂，恋人为求自保独自离去。面对找上门来的教导主任的老婆，她无所适从，离家出走。

老金被家人关在门外，陪伴他的老狗被另一只狗咬死了。老金找到那只狗的主人，却被他们当成讹钱的羞辱一番。

在这一天的末尾，三个局外人终于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他们想去看看，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

三

2017年春节刚过，胡波带着剧组一行人到达河北井陉，简单的开机仪式过后，就开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摄。

井陉位于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相邻，这里曾经遍布大大小小的煤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煤都”。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煤矿资源逐渐枯竭，遗留下很多塌陷的土地和开裂的房屋。胡波选中井陉，还因为这里的雾霾，冬季尤其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胡波心目中的《大象》，就是那样的色调。

但剧组抵达后，井陉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每天都是大晴天。为了捕捉想要的色彩，胡波只能抢拍。早上5点多起来，拍到太阳出来之前，然后下午3点多再出工，拍到黄昏，只有这两个时段的光线是晦暗的。

制片方冬春影业给的拍摄时间总共只有30天，后来又减到了25天。时间紧急，胡波还决定全部用长镜头完成拍摄，更不容许出错，胡波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反复排练。等到开拍时，他总是紧紧跟在监视器后面，经常一路小跑，这样发现错误才能及时更正。

和他对光线的要求一样，胡波希望演员的表演也没���任何“色彩”。 影片中，于城的朋友跳楼自杀，朋友的母亲赶来事发现场，站在楼下抬头看自己的儿子一跃而下的阳台。剧本里，母亲当时只有一句台词，三个字：“太高了。”一开始，演员说这句台词时带着哭腔，被胡波纠正了好多次，他要演员没有任何情绪地说出来。胡波说：小猫小狗死了，你会这么难过，但是人死了你不要那样说。

这是胡波第一次做长片导演，剧组成员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拍摄时总会遇到问题。

有一场关键的戏，原本应该在井陉火车站拍，但被火车站管理人员制止了。这场戏既不可能删，也不可能改，胡波就带上剧组成员，跑到石家庄火车站去偷拍。他们把摄影机装在包里，跟在演员后面，不光拍下了演员的规定动作，还拍下了演员与现场售票员的真实对话。这种操作其实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所幸胡波成功了。

更大的困难来自胡波和制片人刘璇的博奕。采访中，我得到一份标题为“青年导演的死亡”的文档，是胡波的一位朋友在他去世后，从他的电脑里找到的，写作日期不详。胡波在里面提到说：

开机后，公司对我的拍摄方式进行严重干扰，每日监视我所拍摄的素材，并通过威胁“随时都可以换导演”来让我妥协（一般其他电影制作的情况是，只要按时没有差错的完成，公司就不会提出意见，现场事情繁杂压力巨大），我均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最初靠造假场记单来掩盖，他们发现已经在一周以后，换导演会影响制作，所以作罢。

拍摄第四天因为受到大雪天气影响了工作进度，公司不问前因后果以“每天拍不完该拍的就换导演”威胁我。并在后续制作中与制片主任一起多次蒙骗我“场景有问题了不让拍了”，我均是在滞后几日才知道是为了省钱。

拍摄到中后期，制片人又突然来到剧组，对拍摄计划指手画脚，严重影响剧组工作节奏，其认为我制定了不合理的拍摄日程，但当时我已经在规定日期内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电影内容。

2017年3月14日，《大象席地而坐》顺利杀青。接着就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剪辑、调色、配乐，一切顺利的话，胡波马上就将拥有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剧照 | 《大象席地而坐》

胡波很快就完成了剪辑，对于他来说，这不是难事。早在开拍前，他就打定主意，《大象席地而坐》将是一部全部由长镜头连缀而成的影片。一场戏一个长镜头，只要长镜头拍好，把素材放在剪辑台上搭好就是全片了。

监制王小帅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长片经验的年轻导演更是如此，直到电影开拍前几天还在劝胡波放弃。看到胡波仍然坚持，王小帅又提出，至少要增加一个备选的常规机位，以防万一。等到电影开拍后，这个保障方案也迅速被胡波放弃了。为了赶进度，胡波决定调动剧组一切资源，拍出他想要的《大象》，没有备选，也没有退路。

“剪完了”，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胡波就宣布。王小帅和刘璇兴致勃勃地去看，看完后，他们告诉胡波，根本不行，必须重新剪。

胡波觉得为难，但还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重新剪辑出一个约2小时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剧本设定的发生在从早到晚一天中的故事没有了。为了压缩时长，胡波珍视的长镜头被剪碎后重新拼接，不得不加入很多“某年某月某日”的字幕作转场，看起来有些生硬。影片时长确实变短了，但并没有让《大象》变成一部精彩的情节剧，碎片化的剪辑方式稀释了人物本身的情感，原本通过留白、迟疑、停顿、静默烘托起来的独特气质不复存在，电影最动人的部分没有了。

但是，冬春影业的一位前员工回忆说，王小帅和刘璇看过2小时的版本后，觉得“终于有样子了”，让胡波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完成剪辑。就在这个时候，胡波不干了。

四

4小时版本的《大象席地而坐》被王小帅和刘璇否定后，胡波自己也对影片的质量产生了怀疑。他还是不甘心，于是将影片寄给一部分专业人士观看，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就有廖庆松。

廖庆松，人称廖桑，台湾著名剪辑师，和侯孝贤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近年颇受好评的《踏血寻梅》、《八月》、《二十二》等影片的剪辑工作都出自他手。2014年，胡波到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时认识了他。

《大象》剧组的场记瑶瑶说，2017年5月初，胡波交出2小时的剪辑版不久以后，收到了廖庆松的回复。廖庆松对胡波4小时的版本表示赞许，这让胡波很兴奋，一下“证实了他的直觉”。

胡波马上找到刘璇，提出想要重回4小时的版本。在冬春影业的北京办公室，两人因此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刘璇明确拒绝了胡波的要求，但还是让他继续配合完成后期工作。

5月28日，正值端午假期，王小帅、刘璇请大家吃饭，席间胡波又提出了重回4小时版本的请求。王小帅再次拒绝，胡波当场反驳道：你这不就是在干涉我的创作吗？

刘璇腾地站了起来，指着胡波大骂：你把话说清楚，谁干涉你创作了？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是一个臭傻X！你想一想当时你那个项目在FIRST，谁理你？没有我们理你，你能有今天吗？！

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刘璇“骂了很久很久很久，所有人都惊呆了，王小帅也没有站出来制止她，胡波也没有回应，一句话都没有回应”。我曾多次联系王小帅和刘璇求证，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这不是胡波第一次听到刘璇的辱骂了。在井陉拍摄时，胡波因为场地问题和制片组产生争执，刘璇一个电话打到剧组，让工作人员把手机放在胡波耳边，一顿臭骂，胡波也只是闭上眼，一句话都不说。剧组杀青后，在北京举行的庆功宴上，���璇当众数落胡波在拍摄期间的种种问题，也是同样拍桌子，爆粗口。

图 | 导演胡波

端午节的这场饭局，以胡波提前离场告终。那晚过后，胡波跑到冬春影业的办公室，想把素材偷偷复制出来，但被刘璇发现了。刘璇没收了胡波的钥匙，锁上剪辑房的门，对全公司说：这片子我不做了，如果这个片子入围任何电影节，我就拒绝，我不去！

胡波开始积极联系其他电影公司，希望能找到人把影片从冬春影业手里买回来。影片的预算是90万，实际花费73万，冬春开价350万，其中“王小帅的监制费就是200万”，这让胡波感到难以接受。

我所签订的导演合同中，前期制作费为九十万，整个拍摄过程公司不考虑质量只考虑省钱，导致大量场景和演员不能按照导演要求来选择，这样制作成本控制在了七十三万，依靠损失成片质量莫名省下百分之二十的制作费，这些钱省下来干吗了呢？省下的十七万也没有用于后期制作。

整个过程我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如果目的是省钱，那八月份为什么要说服我拒绝另一个公司来这里拍摄这部电影？不拍不就一分钱不用花吗？

进入后期阶段后，公司不认可我最初的剪辑版本，通过长达半个月的羞辱与打压，打击我自信心，之后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剪出他们所认可的版本。

在五月底，我将两个版本对比后认为后者没有体现我所拍摄电影的本意，向公司提出用最初的版本，但他们不给任何回旋余地，拒绝我的要求，同时提出“拿来三百五十万，你拿走这部电影。”我知道制作费只有七十三万，询问“为什么是三百五十万？”，他们答复说“因为监制费和公司运作费用”。（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没有人愿意接盘。半个月后，胡波对一位朋友说，他准备重新找冬春影业沟通：“装孙子，不然片子就没了”。他向王小帅和刘璇分别道歉，并表示自己将全力配合完成2小时版本，“唯一的想法是保留一个导演剪辑版”。

王小帅回复说：“如果你以二个小时是为配合我们的话，请你不要配合了，因为我尊重导演，但不尊重一个导演的痴念。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呢。”

刘璇回复说：“明天就会给你发律师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了，请你不要再找借口拖延了。你自己做事不负责任，恕我们也不��再奉陪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6月27日，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违约行为沟通函，“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几天后，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第二次沟通函，直接要求解除导演聘用合同。

解除合同后，除电影剧本的署名权归于你之外，现在已经生成的所有电影素材、剪辑工程、剧本其余著作权等电影相关物料的著作权、收益权及所有权归于制片方冬春。（冬春（上海）影业有限公司，2017年7月7日）

五

“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每个人都和自己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温情，所以他们逃离。在逃离的一天里，他们能够凭借的东西，只有一个擀面杖，一根台球杆，一支棒球棍。

一间幽暗的房间里，韦布用胶带一层一层地缠着擀面杖。他咬断胶带，狠狠挥舞了几下。上学路上，韦布对朋友说：“我爸以前用这个审犯人，不留伤。”他决定用这跟油条一样的擀面杖为朋友出头。

逃离的韦布没钱买车票，他拿出自己珍藏的台球杆换钱。那是一根公爵，上面刻着WB。韦布在路上碰到自己的邻居老金，准备向老金开口借钱，碰到了纠缠老金的大白狗的男主人。韦布拿起砖头，想要保护老金，被男人一脚踹倒，站起来，又一脚踹倒。

老金从口袋里翻出一小摞钞票，递给韦布，他不要韦布的台球杆，但韦布还是硬塞给了他。后来，韦布的台球杆意外地变成了老金打赢小混混的武器。

教导主任的妻子找到了黄玲家，隔着门破口大骂，教导主任什么话都不敢说。黄玲抓起棒球棍，朝着主任的肩膀狠狠抡过去。

面对无情的世界，胡波的主人公选择了暴力。他们认死理，一根筋，不愿转弯，不计后果。但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愿意相信，在遥远的满洲里有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远方的奇观作为微弱的希望。

图 | 导演胡波

在北京，胡波经常骑一辆白色的小摩托车，右边的后视镜早就被撞没了。从他租住的小区到市中心，经常需要走机场高速，胡波骑着这样一辆摩托车，速度能达到120迈，有时候甚至到150迈。

对于胡波的自杀，他的几位高中同学，都觉得并不意外。在他们的印象里，他总是特立独行，“上吊也是够标新立异，像他”。

那时他天天顶着个大油头，头发又长，像铲子一样。总有老师特别欣赏胡波，但也有老师特别讨厌他。高中第一节体育课，他和体育老师吵了一架，之后三年没上体育课。他写过一篇文章交给语文老师，想让老师点评一下，结果回来后对同学说：这老师没文化。数学课老师嫌教室太乱，说不想听的可以出去，胡波就和同学去操场玩去了。

他爱睡觉，有个绰号叫“睡神”。他家里为了他上学，搬到学校附近，也就200米的距离，但他还是天天迟到。

他办过一期主题是“中国文化”的黑板报，偏偏把黑板中间的一个“性”字突出放大，变成了“中国性文化”，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有一阵子，胡波喜欢看韩寒，看《萌芽》。上不喜欢的课，他就看小说，晚自习的时候写小说。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相机，先是给同学拍一些非主流的照片，后来还拉着同学们拍过一个短片。短片讲的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男孩，每天坐在窗边看别人在楼下玩，有一次他扔了一个纸飞机，被另外一个男孩捡到了，然后把他从楼上背了下来，和大家一起玩。

上高二时，胡波突然对同学说，从今天开始，他不说济南话了。同学问为什么，他说他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就要练习普通话。高三时，他去北京蹭课，买了几麻袋电影盘回来看。他考了三次才考上，中间干过几天婚庆摄像，又从山东的一个专科学校退了学。2010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时候22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在北京电影学院，大一，胡波气得张建栋老师踹过桌子，大二，气得姜伟老师离开教室。毕业时，他拍的短片被老师批评太艺术，让他模仿韩国人那样拍商业片，他照做了一个，一家电影公司看过后直接邀请他做商业片导演，但他拒绝了，他对自己的妥协感到烦怒。

他总是记得，在网吧通宵看《十诫》、看《红白蓝》时的震撼，他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六

和冬春的矛盾激化后，胡波在家里喝了二十多天的的朗姆酒。2017年7月，他到西宁参加青年导演训练营。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拍摄了一部短片，得到贝拉·塔尔的肯定。

返回北京后，胡波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起来。他跟很多人说，事情过去了，接下来他要准备新的工作。他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将来王小帅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也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要用作品压倒王小帅。

那段时间，他忙着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第二本小说《牛蛙》。FIRST已经确定投资他的第二部长片《天堂之门》，并且提前向他支付了6万元稿费。他重新开始写作，除了小说，还在写话剧，这是全新的文学尝试。他发疯一样地工作，感觉自己已经“从黑暗中生还”。

与此同时，FIRST还在帮忙斡旋他和冬春之间的关系。9月底，FIRST组织了小规模的电影放映，请一些行业人士观看《大象席地而坐》，希望有公司能够接盘。电影放映一场后，被刘璇阻止，不得不换到另外的场地。

当天，胡波就听说了放映被刘璇阻止的消息。那天晚上，胡波和朋友王磊一起喝酒，回来的路上胡波情绪激动，反复说：我恨死他们两个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认为，冬春和他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是从上自下一条龙的欺诈服务”。

2016年7月，我带着《大象席地而坐》（当时名为《金羊毛》）的电影项目参加FIRST西宁影展的创投会，回京时有一家公司联系到我，同意按照我所申请的三百万人民币预算投资电影，冬春影业的刘璇女士也在同一时间联系我。

当时我以为冬春影业的核心王小帅导演一直在做艺术片，所以对其完全信任，刘璇女士以“投资你电影的那家公司做商业片的，以后肯定会干扰你创作”为理由说服了我。

之后，以“立项需要剧本版权协议书”为理由，让我签了版权转让合同，再之后，以“新导演经验太少”为理由强制性签了没有定剪权与演员选择权的合同（当时剧本版权已经被他们全部拿走，没有了其他选择，原因是我个人的，对行业认识不清，电影学院也从没有教学生要提防前辈）。

这样，这部电影启动，同时启动的还有另一位青年导演的电影。我最初的要求是三百万制作预算，四十五个拍摄日，公司在签第一份合同之前没有否定我的要求，随着一份份合同的落实，每一份之后均没有任何选择，这个项目最终只有几十万预算，二十五天拍摄日。

事实上当把剧本版权无条件签出时，这部电影整个制作就开始不受导演控制的缩水，而最初促使我放弃其他公司更为良好条件的理由是“不干扰创作”。

至今，我仍无法了解到这部电影的融资状况。去年九月份，公司鼓励我发朋友圈免费招美术和其他组员，导致该项目在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中成为笑柄，这种不正常的免费招人状况只适用于个人筹拍电影，但从公司的合同，到流程，已经是标准的电影制作流程。

绝大部份主创几乎以零片酬来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我靠去年夏天得到的奖金撑过下半年，但因筹备期无法进行其他工作，之后也没有任何收入。但整部电影的流程不是独立电影制作体系，从融资到宣传均属于商业行为，同时公司强制要求零片酬来拍摄剧照与视频的两位工作人员签订版权转让合同，均被拒绝。（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10月8日晚，胡波自杀前四天，他和一位朋友约在望京的一家酒吧喝酒。那天胡波穿得特别整齐，一件毛茸茸的灰色卫衣，天蓝色背心，新球鞋，戴着顶渔夫帽。

胡波一边埋头吃鸡翅，一边对朋友说：“我最近在写戏剧的间隙买了很多潮牌。你看，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你是干什么的了。像我以前，老穿得黑黑白白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落魄作家。谁都能过来说你一嘴。烦不烦啊……”

两人从晚上一直聊到凌晨，从电影、戏剧聊到写作、生活，从贝拉·塔尔聊到《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最后还是聊到死亡。

“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一个吊死的人。”胡波说。

“墓志铭上写什么？这里吊着全宇宙最孤独的人——吗？”

“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好事，就是像工具一样，写作，拍电影。但创作本身是去经历几何倍数的痛苦。”

闲谈间，胡波还问起朋友最近在忙什么，朋友���说在休息，胡波就一边笑一边说：“你等着啊，过两天我给你找点事儿干。”

四天后，胡波上吊自杀。

七

胡波去世四个月后，我到济南看望他的父母。正值寒冬，他们租住的房屋里没有暖气，客厅里虽然放着两台电暖器，但还是感觉很冷。胡波生前养的一只白猫被带回来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套房子临近济南高铁站，胡波的父母告诉我，当初选择在这里租房，就是为了方便胡波去北京上学。朝北的一间卧室是胡波的房间，里面陈设简单，写字台上放着胡波的遗像。

他们不愿意多谈胡波的过去。既是因为害怕回忆伤心往事，也因为那时《大象席地而坐》的后续事情尚未确定，他们担心和我的交谈会影响电影版权的交接和收益。胡波出事后一周，冬春就答应把电影版权“捐赠”出来，但直到我到济南时，仍然迟迟没有解决。

“王小帅真的能一手遮天吗？”胡波的父亲问我。他说，他们不愿意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只希望他和胡波妈妈的后半生能有个指望。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重复表达自己的采访立场。

胡波的父亲有点不耐烦，对我说：“我们接受你的采访，能有什么好处？”他是想知道，这篇采访能不能帮忙解决钱的问题。儿子已经去世了，他们需要钱来养老。

胡波的母亲劝他不要着急，她的精神尚佳，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和FIRST的工作人员联系，夫妻俩租的房子快到期了，她还在张罗找新房。她听别人说，胡波养的猫值8000块钱，如果真值这么多钱，她就把猫卖了。“7000我也卖。6000我也卖。”

现在，电影版权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上映时，结尾的字幕出现了电影版权归属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胡波的母亲。

去年过年的时候，胡波在家没待几天，就去井陉拍《大象》了。临走前，胡波还和父亲说，让他提前准备好时间，至少6个小时，下次回家好好和他聊一聊。那是胡波最后一次回家。

胡波的父亲对我说，他至少看了四遍《大象席地而坐》，就是不明白：电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笑呢？

回到北京后，我重新翻检胡波手机里的100多张照片。以前，我只注意到，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小帅、刘璇的对话截图，一些合同文本、往来信函的照片，或者就是他的新书封面、扉页。只有3张图片和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篇文章的截图，讲的是作家沈从文的经历。

我在网上找来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写道，沈从文初到北京，写信给文坛大佬们希望得到赏识，其中有一封信寄给了郁达夫，两人因此相识。郁达夫去见沈从文，看到他大冬天躲在一间没有火炉的小房间里取暖。后来，郁达夫请沈从文吃了午饭，还把身上的零钱都交给了他。临走时，郁达夫对沈从文说：“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写下去。”

我忽然想起，《大象席地而坐》里是有人笑的。影片末尾，韦布、黄玲、老金都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车，那时已经是晚上。大巴车在中途停下的时候，韦布下车，独自走到荒野中，踢起了毽子，慢慢地，黄玲和老金也加入进去。他们围成一个圈，一起踢毽子。

（文中王磊为化名。部分细节取自水鬼和王凯的纪念文章，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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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康路凯 编辑 | 曾鸣

摄影师 | 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