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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

《踏歌图》轴，南宋，马远，绢本，设色，纵192.5厘米，横11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马远《踏歌图》故宫博物院简介有值得思考和质疑之处？

“踏歌”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村民们辛苦耕耘一年，终于迎来了丰收，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幼，踏着节拍，边歌边舞，欢庆收获并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好像过年过节一样快乐热闹。

从���面上看，《踏歌图》像是一幅表现自然山川风貌的山水画，而实际是一幅描绘人间生活的风俗画。作者马远在图中安排了不多的几个点景人物，使画中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画家并没有去描绘乡间踏歌盛况的全貌，而是选取了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乡民形象��一个中年村民，因为高兴多喝了几碗酒，步履蹒跚，摇摇晃晃，醉意十足，但是那个盛酒的葫芦却没有忘记，仍然好好地背在肩上；一个白胡子老汉，同样也喝了不少酒，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高高抬起，双脚离地，手舞足蹈，兴奋异常。他们的举止行为已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符合，所以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作者马远描绘了这几个成年人之后，觉得还不足以表达欢快纵情的气氛，特地在画幅的左下角安排了母子二人，他们回过身来，瞪着惊异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家人，平时家人的恃重和威严怎么都没有了？“插花野妇”微笑眺望。这两组点景人物相互呼应、相互衬托，把“踏歌”欢愉快乐的情绪推向了极致。

焦墨作树石，峭拔方硬。运用大斧劈皴法，气势纵横，“瘦硬如曲铁”的松树，“斜科偃蹇qiān”的“拖枝”，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水墨苍劲的典型。图中局部南宋“行在”临安凤凰山宫阙、栈阁、游廊。

可是细看图中，作者只不过画了六个人，却能将气氛渲染得如此充分。从这六个临安郊外村民身上，完全可以感受到整个村庄中传出来的歌声、踏地的节拍声和欢快的笑声。画家马远“以一当十”、“以小见大”的艺术表现手法，实在是太高妙了。几个人物在图中所占的位置很小，但却最为引人注目。人物线条挺拔刚劲，人物动态活泼有趣，都显示了马远不凡的技艺。

二、宋代“踏歌”的特点：

1、宋代民间“踏歌”，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广泛流行、广为人知。也成为宋代诗词表现的一个题材。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三百多年年间，诗、词、笔记对“踏歌”的纪实描写很多：

南宋辞人张武子《西湖晚归》描写国都“行在”Cansay（杭州）西湖踏歌情景：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 。凤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 。

由众多的宋代诗词可以了解到“春社、清明、七夕、秋社”宋代民间“踏歌”是群众性的歌舞文娱活动，在市井、田垄、宴会上都可举行。含蓄、严肃的宋代文士描写“踏歌”的展现了，他们性格中的活泼、奔放的一面。

2、宋代宫廷教坊的“踏歌”表演程式化和专业化。

3、宋代宫廷教坊以“踏歌”歌法演唱歌曲，形成“踏歌唱”的歌曲类别和《踏歌》歌谱。

4、宋代长短句歌词中的《踏歌》曲调，存词不多，是文人士族酒宴自娱的歌词，内容常见，但体式腔格特殊，歌法特别。这种复杂体式《踏歌》与唐代《踏歌》曲调完全不同。

三、北宋末诗人张耒《田家三首》写出了农家丰收踏歌场景与《踏歌图》的描绘的场景和人物非常契合：

社南村酒白如饧táng，邻翁宰牛邻媪ǎo烹pēng。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粟，丰岁一饮君无轻。

野塘积水绿可染，舍南新柳齐如剪。去冬雪好麦穗长，今日雨晴初择茧。东家馈黍西舍迎，连臂踏歌村市晚。妇骑夫荷儿扶翁，月出桥南归路远。

四、南宋文人的踏歌是生活观念的表达：

南宋诗中出现的“踏歌”并不一定是纪实的，而是一种生活观念的象征。或者是某些是诗歌场景的比拟性刻画。有时还把前人的踏歌活动和歌词当作表现某种主题的典故，这时“踏歌”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性质就更为明显。例如：南宋诗人陆游创作的《自咏》“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放开绳箠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日落苔矶闲把钓，雨余篷舵乱堆蓑。明朝不见知何处，又向江湖醉踏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在四川任锦城参议主张抗金而被罢官，次年任福建常平茶盐公事。自此抗金理想破灭，在这时期他的诗中流露出许多表示厌倦宦游生活的情绪，《自咏》就是其中一首。诗中“游戏人间”表示厌倦宦游而隐逸于江湖。“踏歌”是寄情江湖的象征，看似悠然潇洒，实则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一样都是体现了诗人身体日渐衰老，报国无望、无奈愤懑的心情，而不是文人自娱。

五、宋代民间踏歌活跃于南方地区：

北宋中期的文学家欧阳修 《寄梅圣俞》“楚地蛮乡”的踏歌：青山四顾乱无涯，鸡犬萧条数百家。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绕城江急舟难泊，当县山高日易斜。击鼓踏歌成夜市，遨龟卜雨趁烧畲。丛林白昼飞妖鸟，庭砌非时见异花。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画图夸。

北宋诗人秦观《秋兴九首.拟韦应物》的地方曲调记载：坐投林下石，秋声出疏林。林间鸟惊栖，岂独伤客心。物亦有代谢，此理共古今。邻父缩新醅pēi，林下邀同斟。痴儿踏吴歌，娅yà奼chà足讹é音。日落相携手，凉风快虚襟。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戏咏江南土风》记载“踏歌”为“江南风土”：十月江南未得霜，高林残水下寒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橘摘金苞随驿使，禾舂玉粒送官仓。踏歌夜结田神社，游女多随陌上郎。

南宋辞人吴潜《青玉案.己未三月六日四明窗会客》：踏歌梦想江南市。也说明他对江南踏歌的印象深刻。

1937年张寿林的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宣和书谱》对“踏歌”的记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女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又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此谓之：踏歌。

六、踏歌的起源与发展

应歌而舞，踏地击节的歌舞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

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遗址出土的5000-5800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已有和后世“踏歌”同一模式的舞蹈动作。陶盆内壁彩绘舞人三组，每组五人，头有发辫或羽饰，臀有尾饰，相互拉手踏足而舞。直径28cm，高12.7cm，底直径11cm。

1995年出土于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高12.3cm，口径26.4cm。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的人像，分别为11个和13个人体图形，身上的穿着物被画成圆球状。整个画面用笔简洁，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原始人群集体“踏歌”的场景

《吕氏春秋.葛天氏之乐》的八段歌舞也是具有“踏歌”的意味。

西汉时期的称为蹋歌，西汉高祖时期有记载：蹋地为节，升菴(音安)引戚夫人侍儿贾佩兰歌上灵之曲，连臂践地以为节，践丑犯切，踏地歌也。杨雄“践凄秋，发春阳。”

东汉时期的公元79年编写的《白虎通.礼乐篇》记载“踏歌”：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年记载少数民族的酋长尔朱荣“与左右连手蹋地歌《回波乐》而出”。

唐代民间娱乐中的重大歌舞活动以“踏歌”为代表。人们手牵手，踏地击节，载歌载舞。所唱的歌曲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无限反复。民间踏歌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也出现了宫廷“踏歌”。

唐大中时期“有《葱岭西曲》仕女踏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记载唐睿宗李旦成为太上皇后在公元713年参加的一次彻夜的宫廷举行的大型“踏歌”活动：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唐代在民间“踏歌”基础上出现了皇家宫廷教坊所用的名为《踏歌》的队舞曲。

唐代的“踏歌”活动在皇家和民间都是普遍流行的。唐代中后期诗人刘禹锡《踏歌行》对民间“踏歌”也有生动的描写：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

北宋延续了唐代宫廷和民间“踏歌”，文学家王安石《秋兴有感》：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可见，北宋时代汴京秋季丰收举行民间“踏歌”。这首诗也被南宋的宁宗皇帝题写在《踏歌图》上。

南宋时代的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少数民族持续7天的“踏歌”的盛况：辰、沅、靖州（湖南怀化地区和靖州苗族自治县）----“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

“踏歌”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时期，清代顺治时代的保和殿大学士、收藏家真定府梁清标在《洛阳春.元宵后雪 》:“才过传柑佳夕。晓窗飞雪。重重帘幕落梨花，总不碍、灯和月。潇洒柴门尘绝。又添春色。踏歌声罢灞桥诗，天未许、风光歇。”至今，部分地区“踏歌”仍然流行，每逢年节和重大礼仪活动都有“踏歌”活动。

七：释义

“踏”释义：“踏”这一舞蹈术语。唐人本以“踏”为简单之舞。“踏曲、踏歌”谓循声应节，以步为容也。亦作“蹋歌、打歌”。拉手而歌，以脚踏地为节拍。《后汉书.东夷传》、南北朝时代的葛洪《西京杂记》均有“踏地击节、连臂踏地为节”的记载。“踏”字究作何解？“踏”是与“蹴”、“践”互训（训诂学术语，以意义相同之字，相互训释。）的、描写足部舞蹈动作的词语。唐·李端《胡腾儿》诗描写胡儿舞蹈，既言“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又曰“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这是“踏、蹴”二字互训之佳例。“踏、蹴、践”浑言则同，析言则异。在用于舞蹈时，三者皆用于描述前进舞步。若细分，“践”强调前行，而“蹴”稍有停顿之意。“踏”则在描写前进舞步时通用。

“踏歌”之“踏”要运用腿部力量，用力顿地。“踏地为节”在“踏歌”中是以歌声相配，贯穿始终的。（引述：姚小鸥先生相关论述，特此鸣谢！）

“杖”的释义：1、手杖。《说文解字.木》杖：持也。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 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其制。 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而对，非礼也。”2、拄杖。《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 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杖家、杖乡﹑杖国﹑杖朝等均为古代的一种尊老礼制。3、礼仪用具。在北宋大型集体乐舞时会有持“竹竿子、引人杖”的礼仪用具，起到“参军色、喝探”的引导、“勾队”的指挥作用。

根据以上《礼记》中的持杖人年龄的记载，其中一位在六十岁以上，若“踏歌”这种大型集体活动需要指挥，那么这位可能就是一位指挥。而另一人可能在五十到六十之间。

“乌角巾”释义：北宋前及北宋的葛制黑色有折角的头巾，常为隐士所戴。北宋文士苏轼改良后则名“东坡巾”。唐·杜甫《南邻》诗：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仇兆鳌注：角巾，隐士之冠。《南邻》是用画面组成的一道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山庄访隐士的场景。图中持杖戴乌角巾的老者应为“志在守朴 ”的隐士。正如西晋时期的嵇康《与赵景真书》描写的隐士生活：“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这是宋代文士倡导的“内圣”的时代共性的体现，即“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的君子操守。马远是文人士族画家也具备宋代文人的时代共性，也有一定的隐逸情怀。在《踏歌图》中描绘的这位就可能是一位在乡间德高望重具备指挥才干的又平易近人、甘贫守志、与民同乐的文人隐士，主持踏歌归来的路上，余兴未散，引伴踏歌的场景。

“平式幞头”的释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记载：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jiàn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復系颔下，两带��为虚设。南宋马远《踏歌图》中两人佩戴平式幞头，即《梦溪笔谈.卷一》中的“四脚”幞头。

“帻巾”的释义：帻(音则)巾：在宋代，士人以上方可戴冠，帻是庶民戴的。帻是韬裹鬓发使之入帻中而不蓬乱，作为覆盖发髻之用。明代为网巾是由“帻”衍化而来。在宋代，帻只是施之于乐工、仪仗中用之。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依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位头戴帻巾的人应该是一位乐工或者仪仗队员。其手持的“杖”，可能就是起到“喝探”引导、指挥作用的“踏歌”这样大型歌舞集会活动的礼仪用具。或者只是民间踏《竹枝》歌使用的竹竿子，这种竹竿子在少数民族祭祀中仍然使用。乐工在宋、元时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专门的乐户。为大型集会、祭祀活动伴奏。

“葫芦”释义：明药学家李时珍《金陵本-本草纲目.菜》记载为：壶卢。瓠hù瓜（《说文解字》）、匏瓜（《论语》）。时珍曰∶壶，酒器也。卢，饮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俗作葫芦者，非矣。葫乃蒜名，芦乃苇属也。其圆者曰：匏páo，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漂也。凡属皆得称瓜，故曰瓠瓜、匏瓜。古人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故孙《唐韵》云∶瓠音壶，又音护。瓠，瓢也。陶隐居《本草》作瓠，云是瓠类也。许慎《说文》云∶瓠，匏也。又云∶瓢，瓠也。���，大腹瓠也。陆玑《诗疏》云∶壶，瓠也。又云∶匏，瓠也。

《庄子》云∶有五石之瓠。诸书所言，其字皆当与壶同音。而后世以长如越瓜首尾如一者为瓠（音护），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芦，各分名色，迥异于古。以今参详，其形状虽各不同，而苗、叶、皮、子性味则一，故兹不复分条焉。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

中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葫芦皮和种子，距今6500-7000年。《诗经》中就有不少葫芦记载《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葫芦作为食物或制作盛器���况。

北宋诗人黄庭坚有诗《葫芦颂》曰：大葫芦乾枯，小葫芦行酤。一居金仙宅，一往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恶与好，两葫芦俱倒。更明确而的指出北宋时代葫芦作为酒器，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葫芦是“悬瓠”还是“蒲芦”，看《踏歌图》中是“蒲芦”。“小葫芦行酤”和“有此通大道”两句分析，“行酤”有打酒的意思，“通大道”来自于李白的《月下独酌》：“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可见，北宋时代葫芦用途划分并不明确。到李时珍所处的明代后期：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才明确的划分开来。《踏歌图》中的葫芦可能是“行酤”的酒器。

八、踏歌图的题记与印章：在马远的这幅《踏歌图》的上方，题有五言绝句一首，这是南宋皇帝宁宗赵扩抄录北宋王安石的诗句。诗为：“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这是南宋皇帝对太平盛世的企盼，供奉宫廷的画院画家马远即以此诗为题作画。钤：庚辰、御书之宝。

九、马远的绘画世家：曾祖：马贲bèn  北宋宣和画院待诏。祖父：马兴祖  南宋绍兴画院待诏。伯：马公显、父：马世荣  南宋绍兴画院待诏。兄：马逵-----马远   南宋光宗、宁宗画院待诏。子：马麟南宋宁宗画院祗候。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南宋光宗、宁宗画院待诏“南宋四家”之一。

十、评价：1924年近代伟大的山水画大师、教育家黄宾虹先生评价马远山水画成就：世其家学，马远师李唐，下笔严整，用焦墨作树石，树叶夹笔，石皆方硬，以大斧劈皴带水皴甚古，全竟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顶壁直下而不见其脚。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画松多作瘦硬，如曲铁状，间作破笔，最有丰致。古气蔚然-----墨气淡荡，洒然出尘。------马远所作笔意清旷，烟波浩渺，尤极其胜。-------该自王泼墨辈，略去笔墨畦qí疃tuǎn，乃发新意。随赋形迹，略加点染，不待经营，而神会自然，自成一家。宋李唐其不传其不传之妙，为马远父子师，乃远又出新意，极简淡之趣，号：马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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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我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8-03-10

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

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重振儒家士大夫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直奔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之尊严而去。

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耗费20多两银子办就的“螃蟹宴”感叹道：“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自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今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

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战战兢兢说：“我只是想到我家老婆子，当初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

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

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

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

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

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

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

—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

作为历史上不多见的极乐衷于发动全民运动的皇帝，雍正一向很明白破立之道 —— 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更要集中力量树立典型的反面形象。

钱名世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形象”。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其书写“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并下旨要求在京科甲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讽刺钱名世。

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样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们都知道，这种“名教罪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钱名世招致皇帝发动全国所有在京科甲出身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直接原因是牵涉年羹尧一案。

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

这本是用了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伯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然而雍正读了却怒不可遏。

其后，雍正又在钱名世诗文中发现颂扬年羹尧的句子：“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

这当中也有典故：番藏“第一碑”是当年康熙皇帝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平定藏乱的功绩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睦，即位后借口碑文没有将康熙的功绩凸现出来，对碑文内容做了许多篡改。钱名世揄扬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足够再立一块“第二碑”，雍正自然不会高兴。

不过呢，文人作诗文颂扬名臣，也只是寻常事。

何况钱名世颂扬年羹尧之时，雍正也尚在给年的密折里说���“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之语。何况，当日颂扬年羹尧者甚众，肉麻超过钱名世者大有人在。

然而遭殃的却只是钱名世一人。

这种特别“待遇”，当然不会没有原因。真正让雍正震怒的，并不是钱名世写诗颂扬年羹尧，而是钱名世在诗中以周公、召伯颂扬年羹尧。

周公、召伯之典，所蕴含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雍正是很清楚的。这种政治理想，让雍正非常地不高兴。

钱名世很快成为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

皇帝令在京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科甲出身官员的代表人物钱名世，本有着让儒家士大夫自抽嘴巴的恶毒用心。

随后，雍正又把这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其整理刊刻、出版成书，分发到全国各地公立学校，供全国知识分子学习，引以为戒。末了，皇帝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乃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须亲自去钱府查看，看看那面“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是否还稳稳当当挂在钱家大堂之上。

无论是“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还是“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其实质并没有区别。

前者借褒奖翟世有，间接斥责儒家士大夫道德沦丧；后者借打击钱名世，直接羞辱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李绂罢官

雍正三年六月，一个叫莽鹄的巡盐御史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莽鹄说，天下钻营附势之徒，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举者藉此在考场上通融关节，已出仕者则藉此互相荐举。以往素来不睦之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如胶似漆，彼此荐引说情，每每徇私舞弊，无视法纪。最后，莽鹄建议，朝廷应该颁布明诏，严厉禁止科举官员们之间搞门生、座主关系。

莽鹄这道奏折的出炉，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发生学子罢考事件。事件起因，是新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因修复黄河河堤的劳役、资金不足，故要求当地绅衿也“一例当差”，和普通百姓一样出钱、服劳役。

儒户、宦户们享有豁免劳役的特权，本是帝国对知识分子们的一种优待。这项特权关系到知识分子们对皇室的向心力，同时也是他们的尊严所在。

所以，即使皇帝本人，也很少去轻易触犯。雍正很明白这一点，田文镜将自己的做法报告上来时，皇帝曾在御笔回批里谆谆告诫他要慎重；若只能这样办，必须提前做好当地士绅们的思想工作。

皇帝的告诫还在路上，河南已经出了事。

五月二十二日，开封府当地的绅衿、武生们聚集��巡抚衙门投诉，激烈反对一例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宦户们的特权和尊严。巡抚衙门处理不及，人群又涌往学臣衙门。最后矛盾激化，出现了文、童生集体罢考事件 —— 至此，事件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

是否参加朝廷科举，自清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是否认可和拥护现政权的重要标志。故而，闻知出现罢考事件的雍正暴跳如雷。

事件本身并不难平息。按常规措施抓、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又很快安定下来。朝廷很谨慎，惩戒措施没有搞株连、没有搞扩大化。

但雍正心中却有了一道巨大的阴影 —— 他惊讶地发现，在处置罢考事件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忙前忙后异常积极；而他那些科举出身的河南同僚，几乎全部反应冷漠。

譬如，当地主管教育的儒臣张廷璐平素里碰到儒户们“抗粮生事”多有庇护，此次儒生罢考，他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开归道陈时夏，本指定由他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这位科举出身的道台大人非但不坐堂审案，反把闹事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另一位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掺和到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此事的钦差大臣，根据雍正接到的密报，也“初有沽名袒护之意”。

雍正二年的罢考事件虽小，但背后儒家士大夫们的“彼此为援”，却给雍正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所以，当田文镜在河南站稳脚跟，开始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时，他得到了皇帝热烈的褒奖。

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弹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皇帝立即回批鼓励：“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

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承诺做底牌，田文镜弹劾河南境内科举出身官员更加卖力。到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人心惶惶，田文镜容不下士大夫的传言愈传愈烈。

恰逢此时，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赴任路过河南。

李绂幼称神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精擅方志史学。作为理学名臣，李绂在帝国士大夫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河南暂停期间，李绂曾找到田文镜，劝其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之人，田文镜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李绂进京之后，便上了弹劾田文镜的奏折，说他“性情僻暗，信用奸邪，贤否倒置”，并举了几个田文镜一手提拔的市井无赖为官后危害百姓的例子为证。

李绂此刻正受雍正青睐。这道弹劾折子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视 —— 雍正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是“用人适当”。李绂所举无赖官吏害民例证，经调查完全属实，田文镜随即受到皇帝的严厉责备。就事论事，田文镜此次被弹劾，本没有什么辩解余地。

但田文镜另有反击思路。

田很明白，李绂弹劾自己，其根源在于对自己蹂躏河南读书人的政策有所不满；而对科甲出身的官员，皇帝素来缺乏好感。在这二者之间，田文镜觉得大有文章可做。

所以，老谋深算的田文镜在给皇帝的密折里，非常干脆地承认了自己提拔害民官吏属于失职，接着转而大谈特谈李绂此次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科举出身官员互相党援庇护的弊俗所致 —— 李绂自然也明白皇帝对读书人素无好感，故弹劾田文镜时，折子里绝口不涉其对读书人的折辱。

为“证实”自己的指控，田文镜“考据”出了李绂与几个被折辱过的河南科举出身官员属于同科进士，以此为基础推论，指责李绂对自己的弹劾，其实质是在为这些受辱的科举出身官员鸣不平，乃是科举朋党徇私为奸。

田文镜果然抓住了雍正心思的要害。

很快他就接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御批指示：“今览尔此奏，（李绂的弹劾）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朕自有道理”的结果，是皇帝重新表态：

田文镜确实用人失职，提拔了一批害民官吏，但他一心尽忠，只是被下属一时蒙蔽。皇帝非但不再追究，还派人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

至于李绂，他的弹劾虽然被证明是准确的，但皇帝却扣了他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严厉申饬并摘掉了其直隶总督的顶戴。这样是非颠倒的处置，很自然地引起了“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的耸动效果。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皇帝还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运动。

到了这年十二月，李绂与田文镜的这段纠葛又被雍正翻出来大做文章。

这一次，皇帝明确表态，要彻底整治科举出身的官员。理由是：但凡科举出身官员，必存在徇私结党、互相排挤的恶习。

皇帝“沉痛”地说道：“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道谕旨里，皇帝又说，哪怕因此而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他也在所不惜！

杨名时在劫难逃

对科甲官员有计划的打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运动从打击科甲官员领袖开始。雍正力求从一开始，就能够对科甲官员们形成巨大的震慑。

已经被打倒了的李绂算是领袖之一；接下来，皇帝又看中了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名时在劫难逃。

雍正在一封给宠臣鄂尔泰的谕旨里早就说过：“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李光地已死，接下来数得着的便是杨名时，自然要拿他开刀。

况且，在雍正看来，自打击科甲官员运动开展后，杨名时非但不配合朝廷，连韬光养晦的觉悟都没有，反“挺身乐为领袖”；且凭着个人的声望，搞得连雍正的亲信如大学士张廷玉等人，面对杨名时居然也很“慑服尊重”。

诸多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

撤职降级自不必说。雍正五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本只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结果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

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很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显然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便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居然不留给后任去做，如此过分无非也是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这些指控，无一不是诛心之论。

雍正尚不“解恨”，接着又下了一道刻薄到了极致的旨意。

皇帝说：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们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墙倒众人推。

接替杨名时的云南巡抚朱纲，迅速用实际行动 —— 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 —— 与杨名时划清了界限。

雍正又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显然是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

所以，这些亏空必须勒令他来进行赔偿，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

雍正六年，皇帝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

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

打击杨名时只是一个凶猛的开端。

自雍正四年开始，每个上任的地方官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打压科甲官员。譬如，雍正���年，王国栋升任湖南巡抚，皇帝明确给他下达了弹劾“科甲出身的庸员”的指标。而凡有科甲官员蒙冤申诉，皇帝几乎无一例外，给他们冠以“结党怨望上司”的罪名。

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雍正如此大张旗鼓打压科甲官员，虽对外宣称是要彻底消灭徇私包庇、朋党勾结之恶习，但究其根源，却在于皇帝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彻底排斥。

清代早在皇太极时已有科举。其开设目的，范文程当年说得很清楚：“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此乃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而非服膺于儒家政治观。

经顺治、康熙两朝近百年的发展，科举在清代渐成制度。知识分子慢慢接受爱新觉罗政权的过程，实也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 慢慢复苏的过程。至康熙晚年，士大夫要求在国家事务上取得更大发言权的呼声已经很高。

然而，爱新觉罗政权毕竟不同于宋、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权安全性方面的警惕被刻意拔高，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深蒂固的八旗制度，也是宋、明两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故而，在宋、明两代曾部分实践了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念，在清代却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雍正是这阻力中，最决绝的一环。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于以道德教化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套由各级官员组成的统治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上下有序的道德体系 —— 里老是所在村镇的道德楷模，知县（令）是所在县百姓的道德楷模……依此往上类推，内阁宰臣是整个朝廷的道德楷模，而居于最顶端��皇帝，则被定义为整个帝国的道德楷模。

是否合格地扮演了这个全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士大夫日后评价皇帝在位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在雍正看来，这种道德体系对巩固他的统治，作用是不大的。他对“能吏”的渴求，远远高出了对道德君子的渴求。

他所宠信的田文镜、李卫之辈，道德品行都很不堪。

至于如宋、明那般，容忍士大夫将皇权与士权等量齐观，在雍正的立场更是绝难允许之事。

比较而言，在清代皇帝当中，雍正的尊孔力度可算最大。

祭拜孔庙，为孔子加官晋爵，册封孔子后裔，对赴考的士子们嘘寒问暖，……这些方面雍正都远胜于他的前任与后任。这种高度尊孔，与对科甲官员的严厉打压，看似相悖，实则一体。

雍正自述，毕生政治信条乃是“综核名实”，即区分事物、人情的虚与实。尊儒弃儒，对雍正而言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尊儒，乃是为了将天下知识分子网罗到统治秩序当中来；而弃儒，乃是为了击碎儒家知识分子对“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幻想，发动旷日持久的折辱科甲官员运动，也是为了扼杀掉这一儒家政治理想的复苏。

雍正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他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是无处不在的密折制度。

人人是监视者，人人也是被监视者

密折制度，即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

该制度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这种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

自其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治国的主要手段。

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13年，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康熙朝61年，现存密折不过3000多件；雍正朝13年却多达22000余件。如此，不难看出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情有独钟。

获准密折奏事，是一种荣耀，说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但也有苦恼，因为雍正经常会催问最近为何没有密折上报。这样的责备屡见不鲜：

“地方事务，譬如民情、吏治、年岁的丰歉，为何没有一个字密奏上来？”

“自抵达广东以后，没有一本有实际内容的密折，难道全省就找不出一件可以跟朕说一说的事情？”

皇帝如此施压，地方官员自不敢怠慢。为了交差，许多鸡毛蒜皮之事混杂在密折里源源不断送往京城，搞得雍正不胜其烦。于是又反过来责备上密折的人。

如批评南天培“不可无事频来”；批评田文镜“太觉频数，未免虚耗盘费。朕万几在御，日不暇给，亦苦纷烦”；批评葛森“无紧要应奏事件，何必徒劳往返为塞责之举”……。

责备完了，雍正往往还不忘补上一句漂亮话：遇有必须密奏之事，何妨一月数次；若真无事可奏，何妨几年没有折子，朕绝不怪罪。

密折最要紧的是保密。雍正屡次警告获准密折奏事之人“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知，则贻害于汝匪浅，追悔亦莫及矣”。

皇帝要求，密折和密折里的皇帝朱批，必须只有写密折的臣子和皇帝两个人知晓，还威吓说，对于那些同在一省而互相传看、两省相邻而互相通知、路过别人驻地而互相探问之人，一旦被发现，将严惩不贷。

密折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市井奇谈，都可写入密折。康熙的指示是：“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雍正相信自己具备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潜伏的异动征兆的能力，故特别关心市井奇谈。

整个密折制度，如同一张巨大的间谍网，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

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的间谍，等于全部处于其他间谍的监控之下。除了皇帝以外，全国所有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身边必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到底谁才是那个间谍。

简言之，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元年，皇帝想要擢升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贵州巡抚，为此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密折回奏说毛文铨“老成谨饬”，在边境省份工作多年，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很有经验，贵州苗民多，适合毛去做巡抚。毛因此受到提升。

但雍正还不放心，又向其他人打听毛到任后的表现。

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哈礼和毛文铨关系不和，于是在密折里大肆诋毁毛，说他“悖理之事甚多”；年羹尧的密折里也说毛“居官甚巧，操守平常”；隆科多也密折评价毛“才情平常”。最有趣的是，在贵州大定总兵官丁大杰评价毛文铨没有知人之明的密折后面，雍正留下一段显示自己早有先见之明的朱笔御批：“朕早鉴毛文铨徇隐、欺饰、卑鄙、巧诈。”已经准备罢免毛文铨了。

但结果却很快峰回路转。毛文铨得到一个机会入京面圣。一番面谈之后，雍正忽然发现此人办事非常干练，完全不像密折里那些恶评所说。于是，当石礼哈再来密折诋毁毛文铨时，雍正在折子后面留下朱笔御批：“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

当然，自己之前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

这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当事人毛文铨一直蒙在鼓里。

这张间谍网的具体运作，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见一斑：

广州提督王绍绪是雍正宠臣鄂尔泰所推荐之人。雍正一方面觉得此人“明敏稳妥”，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些“偏于善柔”，尤其是很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士大夫沽名钓誉的坏毛病。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查，将结果写成密折报上来。石礼哈密折报告说王绍绪“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皇帝还不放心，又先后秘密咨询了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石礼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广州的眼线，共同监视王绍绪，但彼此独立，互相没有交流。

傅泰等人还监视其他许多官员，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楼俨等人。但傅泰本人也受到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广东的秘密眼线。所以就出现了傅泰评价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而王士俊却评价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这样的现象。

此外，两广总督郝玉麟也负责监视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过来也有监视郝玉麟并打他小报告的特权。

总之，整个广东的官场，没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线的监视之中，而且是多重监视，许多人本身既是眼线，同时也被别人监视。

雍正自诩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无非“用人适当”四字。

其做到“用人适当”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这张无比庞大的间谍网，去一一甄别所任用的官员。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谓空前绝后。

康熙时代，密折制度浅尝辄止，不成气候；乾隆登基之后，密折制度虽未废除，但新皇帝任其荒芜。史书无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极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

其中年早亡，显然有劳累过度的缘故。

然回顾其执政手段，自借学习翟世有运动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击钱名世、李绂、杨名时，直至打击整个科甲官僚集体，最终选择以密折制度治国，其劳累致死，岂非自寻死路？

那案头如山的密折，对雍正的自诩之言 ——“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 无疑是一种深深的嘲讽。

（题图：雍正行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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