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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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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lilyy]

寒夜里，霜花如刻，有万家灯火——

……也有不为人知的角落，弥漫着难以想象的黑暗。

Frost carved intricate patterns into glass panes in the freezing night. Behind brightly lit windows gathered countless families…and into forgotten corners dissolved unimaginable darkness.

——《默读》by priest

[jekyll-hong]

摘录《清代八股文》

前言

说起清代八股文，可以说早已是臭名远扬的了。历史上的争议不说，从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就已被人骂臭了。直到近年报纸上，还有人写文骂它，可以说是骂了已一个多世纪。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痛骂八股文的，大多是清末的维新派，或民族革命分子，这些人也都是受八股文教育出身的，有的甚至是科举考试两榜出身，进士翰林，他们愤列强之侵凌，痛朝政之腐败，或呼变法维新，或呼排满革命，八股时文、科举制度，被攻击痛骂，均首当其冲。接着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种种措施，虽未能挽救清朝的灭亡，却也使中国教育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族革命继之反帝反封建，自然八股余孽，仍在痛骂之列。

时至今日，莫说实际接触过八股文、受过八股文教育的人一个也没有了。对八股文有些模糊印象的人，也十分稀少了。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仍然一再重复维新时期、辛亥、五四时代的论调去骂它，而又不知所骂者为何物，岂非滑稽。

八股文的作用，是在于强化思维能力的严格训练，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先天的聪明才智，再加后天的八股文教育对思维能力的特殊严格训练，这样明、清两代八股文科举考试，仍能人材辈出的历史之谜，就完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可以清楚地理解了。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

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

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一直是两千年间的读书教材。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

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同一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简单解释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资格参加考试。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顾炎武这段话，把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正式八股文的出现，确定在成化年间。

《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这里所说“制义”，就是八股文。

康熙二年曾经一度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东华录》、《清史稿》等书中均有记载。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其主要论点道：“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材实学之道。”

舒赫德的奏章发给礼部议复，给予了驳斥。其驳斥的理由说的也十分有力，道：“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

第三章：存废争议

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这几百年中争论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

袁枚《随园诗话》记云：“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有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

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中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郭、沈、丁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清代社会上一般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用它敲开仕宦之门。能够中了进士，作了官，就不需要八股文了，就可如丢掉敲门砖那样丢掉了。实际上也不尽然，纵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岂不知翰林院的庶吉士，还要参加派差事的考试，叫作“考差”；翰林院的翰林作到一定时期，也要考试，看看你学问荒疏了没有，如果成绩不好，则把你派到外省去作地方官，不让你再作翰林院庶吉士，叫作“散馆”，这些考试，都要考“八股文”。

由童生到考中秀才，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等级。

各省各府、州、县大面积乡村中各村镇读书儿童，遇到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不过只是形式，不考也可以。但不少考生还愿参加，目的是增加考场锻炼的机会，多作几篇八股文试帖诗而外，还可写经文，律赋等，为将来参加乡试、会试作准备。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

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即本府之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试可至五、六场，不愿参加者听便。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考秀才。府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这一个照例考秀才时要被录取为秀才。

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童生名册经府衙送呈学政后，这些童生才能参加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工作是到省巡历各府，主持岁、科两试考秀才。童生考秀才，每三年中有两次机会。逢丑、未、辰、戌年叫岁考，寅、申、巳、亥年叫科考。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科考为送乡试之考试。按成绩由学政编造名册送省城布政使衙门，准备赴省参加乡试，即考举人。岁考则为对已进过学的秀才的成绩考察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一等“廪生”，二等“增生”，三等“附生”，由公家发给一定生活费。考的最不好的可以处罚，革去资格。已进学的秀才在原籍，每遇岁考，必须参加。

院试正场考《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考试时学政亲自点名，核对十分严格。担任保证人的廪生认清楚，搜查所带文具物品等等，领弥封卷进��封门，题目写在木牌或牌灯上，人扛了在场中四周行走，参加考试的抄下题目作八股文，两文一诗，当天交卷。第二天有时学政还要提覆，即指名面试某人。然后还有复试一场。经过县、府、院试三关通过，榜上有名，才能“进学”，作个秀才。

童生考秀才，在年龄上没有限制，最小可以小到十三、四岁，大的也可以是五、六十岁。

秀才考举人，谓之乡试。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进行，为正科。遇万寿或特殊庆典，加试一科，叫恩科。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乡试日期在秋季中秋节前后举行，各省日期一样。八月初九为第一场（正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与试者初九寅时进场，初十下午开始出场。考生在试场内过夜。十一日考生休息一日，十二日再进场，考经文五篇。十三日出场。十五日再进场，考策问五道。

考举人时，所有文上墨笔写的卷子，全由抄手用银硃红笔重新抄过，分给各阅卷官看，主要是防止因认识笔迹而作弊，这叫“硃卷”。等决定取中后，再与“墨卷”核对。

各房考官首先评阅的都是头场卷子，即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房考官看到好的，选出来送给主考。正、副主考看完“荐卷”后，再翻阅被丢弃的试卷谓之“点阅落卷”，遇到幸者，被主考看上，又被取中。取中之后，调来墨卷，掀开密封，才知道取中的是谁。

举人得中的卷子，都要刻成《新科闱墨》，发榜后在社会公开卖，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得中”的文章，如在读者中受不到赞赏，那主考不但要丢脸，而且要引起大问题，甚至被判罪送掉性命。所以主考不是好当的，对评判八股文的确要有一点水平，这水平也确是从自己的苦功和才华得来的。

如头年秋天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即可到北京参加会试，即考进士。旅途费用是公家发给，所以叫“公车”。如果次年春天连着考中，就是连中举人、进士，若殿试再考第一，就是“连中三元”。会试每逢丑、未、辰、戌年举行为正科。遇有万寿等恩科，有乡试恩科，也有会试恩科。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三月初九、初十第一场，十二、十三第二场，十五、十六为第三场。

如会试考不中，可以隔三年继续考。还考不中，可以继续考，有得中举人之后，参加十次八次会试还考不中进士的。不管怎么考，八股文、试帖诗是最重要的。同考举人一样，会试仍以头场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作为取舍标准。 只有会试榜上有名，才能再参加殿试，分三甲时是写白帖、金殿对策。即考策问，不再考八股文了。但还有试帖诗，而且要会写馆阁体的翰林字。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这样就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

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

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这样竞争就十分激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秀才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甚至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再有就是主考官只正副二名，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即每个阅卷官要在十来天中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但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便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的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未得中的原因。

清代科举考试，虽有时有弊端，但制度是很严的，一有发现弊端，便严加处理，甚至酿成大狱，成为著名的科场案。这些案件有的是���为考试官舞弊，有的是因为题目出了问题。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如：“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更多的是一些监理考查作用。最起作用的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交些束修，小孩来读书时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学校那样级别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差，只能教教蒙学，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这样的老师从蒙学开始，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不稀奇。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还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

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

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

所谓“读书”，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四书》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之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是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教学时一般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要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

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

私熟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而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

私塾教学的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然后在此基础上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学写八股文，这是中级阶段。学写八股文，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会作整篇八股文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这就是高级阶段了。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首先就是熟读背诵大量古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这个熟读不是一般的熟，而是要能作到提到那里背到那里，真正所谓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要把这一大堆古书背熟，一是要利用儿童时期记忆力强，但理解力较差的特点，根据不同智力，宁可少些，也要第一次读时就读熟，决不能让其夹生。二是利用语言声音节奏与习惯的自然合拍，会产生记忆效果的经验。而读熟的书，要保证不遗忘，就要随时“诵习”。这种教育手段从周代就开始了，《论语·学而》第一，开宗明义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突出“学”，再强调“时习”。这种教习方式既保证了熟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之二是先强调记忆，在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再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几部经典，都是古老的语句和抽象的道理，不要说儿童，即使大人也很难完全弄懂。因而儿童读书时，如先强调理解，那是不可能的。不理解这点，就不能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科学性。中国传统教育本身，是强调在熟读当中自然地理解，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因而八股文教育的开讲，也都是在读熟一部分古书，有了一定基础和理解力之后才开始的。所谓“讲解”，是按照“朱注”分析，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开讲的同时也要“读文章”，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当时是专指八股文，不包括什么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读文章”，就是读八股范文，有如现在准备高考，练习作前几届的试题，揣摩印出来的标准答案。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命方苞选了一部标准八股文选，书名《钦定四书文》，内选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为官书选本，至于私人的选本，个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样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

八股文教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除了八股文外，教师再��教、也不让学生写其他文章。

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四，是在读书同时，重视培养写文、写诗的“文学”基础，即俗话说的“对对子”。因为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先必须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各种变化有确切的掌握，这个基础必须从小时锻炼起。这种教学手段有三种作用：一是启发儿童运用文字、组合文字的兴趣；二是打下辨别字音、四声、字义、词性，进一步活用典故的基础；三是逐步引向学会组织长对子，为写八股文、试帖诗，自然而然打下组织句子的基础。

对对子在旧时书房中是开笔作文之前的必修课，每天于下午放学前进行之，花时间不多，而效果却很大。一般由二字、三字到五言、七言，视学生程度，由教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对对子需要学生思考，这中间就显现了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才情，不同的想像，因而引起学生的兴趣。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道：“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手日平仄弗调，令退。予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久之、久之始曰来！予渐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这段写的极为简洁传神，儿童已能辨字义，理解红、青、花、桐等字词性，但平仄声尚不理解，教师亦不从理论上向儿童讲明，而用直接教育法启发、教育。

字音、字义、词性、词组、结构，在天天对对子的教学中，日积月累，便能熟练掌握了。这中间，有两种工具书必须熟记，一是《声律启蒙》、二是《诗韵》。第一种是蒙书，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诗韵》更是一生都要查阅的、非熟不可。把诗韵记熟了，自然各个韵部平仄四声的字也记熟了。

八股教育特征之五是书写教育，从小把笔描红、写仿影、直到临摩、写碑写帖，每天一般大楷一张，小楷四行到半页，纵然进了学、考上秀才、中了举，写字的功夫还是要天天练。乡试、会试的卷子如字迹潦草，或有涂改超过规定之二三字时，叫作“污卷”，考官便丢到大字纸篓中不去看了，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殿试试卷是白折子，写半寸见方的恭楷，要有欧阳询字体的刚劲骨架，又要有赵盂頫字体的妩媚外形，俗谓“欧体赵面”，也叫“馆阁体”，一般叫“折字”。把这种字写好，才有点翰林的希望，所以也叫“翰林字”。

清代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六，是把读书与看书分的很清楚，把看正式书与看闲书分的又很清楚。私塾中读书，俗称“念书”，是指高声诵读，一遍两遍，直到背诵。看书则是指阅读一般文言古书，如现在的阅读课外书籍。旧式私塾一般是不提倡学生看“闲书”的，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西厢记》、《红楼梦》之类。

现在语文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内容肤浅，教师“讲解”过多，学生没有时间自己读、自己思考。

第八章：举例说明

八股文的题目均出自《四书》，但命题方法种类很多。只要是《四书》能找到的，不管一句半句，都能出作题目。另外还有所谓“截搭”，就是把两句不连贯的话连在一起，或上一章最后一句连下一章第一句，或一章中一句的后半句连下一句的前半句，总之是把不连贯的硬连在一起。

有了题目，便要“破”题。“破题”是写两句概括剖析题目的话，这是八股文最重要的关键，必须准确、提纲掣领，一下子抓住题目中心。当时写八股文的人常说：“未作破题，文章由我；已作破题，我由文章。”

“破”是分析，但这个分析不是不受限制的。写破题是手段，锻炼思维才是效果。经过不断的写破题，思维方法也进一步提高，其先天才智在后天锻炼中得到充分发展。

“破题”之后是“承题”，承接“破题”的论点加以补充说明，使论点更加清晰、圆满。一般承题用“夫”、“盖”，“夫”有“要说”、“按说”的意思，“盖”有“原因是”的意思。 “承题”之后是“起讲”，由作者语气过渡到圣人口气（摹拟圣人的口吻），即所谓“代圣人立言”。

“起讲”下接“起比”，亦曰“提比”，是作者发挥议论的开始。要留有余地，使后文便于衔接，继续发挥。“提比”之后是“中比”，为作者的主要论述。“中比”之后是“后比”，作者要生发新义。按明代旧制：“提比”之后还有“虚比”，即提、虚、中、后四比，每比如两两对照，正成“八股”。但到了清代，虚比就不大注意了。因而实际所说的“八股文”，实只“六股”。在具体写作中，又不尽然。第一，在提、中、后各比之中，还有过渡句组承上启下，或转折、或发挥、或深入一层……使文章富有波澜变化。第二，每股文字也并非全然是两两对照，只两股文章，一付长对子。

文章最后，明人谓之“束股”。简单说，就是结束语。

八股文由破题至大结，起、承、转合，讲究的非常细。每一部分如何思维、如何表现，讲究各种手法，非常细致。各种题目不同，各个作者的思路、聪明才智又不一样，纵然同时读书，程度、基础近似，但因各人想法各不相同，文章的表现也自是大不相同。

第十一章：谈谈作法

作八股文，首先要适应各种题目。在题目限制的范围内思考，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灵活性。不管什么题目，既要清晰地分析推理，又要准切地概括归纳。这样就能抓住中心，言之成文了。

八股文针对题目展开思维的方法，其分析、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训练，与现代教学相比，虽然内容截然不同，但其规律是近似的。这种方法的掌握，关键就在一个“熟”字。所谓“熟”，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典的熟，一是对写作的熟。所谓熟能生巧，妙文是由熟练的技巧产生的。而思路却是由读书的思考产生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多读、多思考、多练习。

八股文作法在抓住题目中心之后，就是按八股程式，起、承、转、合的章法布局。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意思是先说出题目的原始含义，再设一个对立面加以论证；论证时，先正面阐述，再进一步推演。

八股文又名“八比文”，“比”是指在内容论述上要两两成对。因此，作八股文要根据题义找出它的对立面，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意思是或分两面说一个问题、或作补充，或说其因，或说其反面，或分成两个层次，或说明其表里，或找一个陪衬，总之都是内容上的需要，而不是形式上的重复。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清代八股文是继承明代而来的。清初，开科取士一切依照明代旧制。经历顺治、康熙初年之后，清代八股文从法定体制，到各种形式及文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点。

一是由顺治二年开始，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定为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故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百字为完篇；文章应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

二是明代制义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可以“借题��论”，抒发见解，词句较多。清代八股没有“大结”。按“大结”之争议，其利弊着眼点不同。主张有“大结”的人，以八股文是据《四书》命题，只强调代圣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气，那汉、唐以后的史事、各种观点就无人说起，不能借题立论，就不能表现作者对汉唐以后史事的见解，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观点。而反对有“大结”的人，则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结”内容通节，如与考官、阅卷官约好在“大结”中留有暗号，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悬为禁令，不能再用大结。

三是所谓“临文不讳”，就是在考场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不管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

四是明文规定《四书》出题时各书的次序。明代科举考试，只规定从《四书》中命题，并未规定出自那种书。清代顺治二年明确规定为两种，第一种：首题《论语》，次题《中庸》，三题《孟子》；第二种：首题《大学》，次题《论语》，三题《孟子》。规定载于清代《科场条例》中，乡、会试各届考试官，均按此规定出题。如有违反，便要担处分。

五是明文规定可以出截搭题。

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编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明代八股文虽然名家很多，时文选本、专集很多。但没有钦定的专书收八股文。

七是钦定了统一的衡文标准，就是“清真雅正”四字。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另派官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首先要改变两种偏颇的看法，第一是不要把八股文与今日所说的“文学”联系起来，比较它的文学价值等等。第二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而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的文体。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

以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八股文，是古文对清代八股文的重大影响。

用八股文体给皇上写奏议，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实现象清楚地分析比较。无四六骈文华而不实之弊，有分析事物，实事求是，明白如话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逻辑推理思维，两两对比，种种情况、种种办法，都用相当明确的言语对照论证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

第十四章：八股与诗

说到八股文与诗的关系，首先应该先说的是“试帖诗”。清代科举考试，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于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一首，自后童试用五言六韵，生员岁考、科考、及考试贡生与覆试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韵。官韵只限一字，为得某字，取用平声，诗内不许重字，遂为定制。

科举加试"试帖诗"的措施，促使那些治举业的人，于《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读一些唐宋诗、史书、子书之类的书籍，对扩大知识面，促进其思维活跃，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按试帖诗的形式，所谓五言八韵，即十六句。形式上是唐人排律的作法，除起首和结尾外，中间都用对句。写这种试帖诗有两点主要的：一是熟悉五言排律技巧，诗韵背得熟，典故熟；二是能就题面字眼展开思维，知道题目出处固然好，如不知道出处，题目意思较枯燥，较狭窄，也要能从题目字面上逐字思维，联系起来，铺展开来，便有话说。另外，因为试帖诗目的是科举考试能以得中，所以一般都要有颂圣字眼。

试帖诗是限韵的，如：《月印万川》，得川字；《赋得‘一树百获’》，得年字。用字全要在本韵范围内选择，一错用了其他韵部的字，就叫出了韵，阅卷官是很严的，便会因出韵而考不取，或降等。因为诗韵有宽有窄，所以考试时如遇窄韵，是很困难的。

写八股文、试帖诗，其思维锻炼，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达到如此缜密的程度，以此思维、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动之时，去写诗写词，自然要诗是诗，要词是词了。

第十五章：八股与小说

首先应提到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中与科举制度、八股文相关的故事很多，如《于去恶》、《素秋》、《郭安》、《续黄粱》、《王子安》等篇，充分写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但都集中在考官上，嘲笑考官不长眼睛，没有学问、昏庸无知等等，而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八股文并未予以丑化描绘。

第二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书中写周进中举会试、范进中举等等老童生得发的描绘，不能不说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内。《儒林外史》是全面写科举制度、八股文，以及种种儒林丑态的。书中有许多讽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严肃的地方。书中对儒林的讽刺以考不中的假名士为多，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骗子的儒林丑态，但对八股文本身却未有半点否定之意。

第十七章：历史作用试析

我国自汉代以来祟尚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主导体系，经历魏晋南北朝、唐宋而后一直未受到影响而改变。自南宋后，以儒家思想、孔子言论为核心的理学，更促使儒家思想完整巩固，对自此以后的各代政治统治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明代立国，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刘基确定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首要命题范围，以朱熹注解为《四书》的解释标准，以八股形式的文体为科举考的标准文体、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其后经过明代中叶成化年间的进一步完善。使以《四书》范围命题的八股文，一直作为全国教育、历届考试的惟一文体，延续了五百年。其根源就是由于儒家学说已成为一种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对朝廷统治、政治安定起到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从制度上把《四书》作为惟一的制艺命题范围书籍。既实际、又能使孔孟言论深入人心。所谓“实际”，是指《四书》的量不多不少。如把“五经”也作为科举制义的命题范围，则量太多，读书人很难在少年时期像背《四书》那样滚瓜烂熟，提那句背那句，出什么题都可以。而且把《四书》抬到作为法定考试命题范围的高度，对孔、孟言论的普及可以说是无比广泛的，因为孔、孟言论主要在一部《四书》中。

再有中国历史悠久，各代典籍众多，如不从根本经典入手，又如何能学会、继承。以“五经”、《四书》作为根本，读熟之后，再读《文选》、《史》、《汉》、读李杜、苏辛，以及老、庄、骚、赋，文字、训诂，则无往而不利。

从古至今，教育的内涵就是为了培养英才。虽然也说有教无类，但绝不是平均的。因而在任何时代、任何教育形式下，都会涌现出一些尖子人物。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二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智育方面则是对思维方式的训练，讲究在限制思维范围内的集中性、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

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按期为国家遴选行政官吏人材。它的教育手段、遴选方式、最终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用八股文考出来的正途出身人选，相对说是比较有能力的行政官吏。小到教谕、县丞、知县、各部主事之类的基层官吏，大到各部尚书、军机大臣，都是在参试者中比较杰出、冒尖的人。

八股考试相对公平合理，纵使农村、边远地区，寒家子弟，一经考中，便可平步青云。这样就使广大士子有努力方向，不致徬徨失望，不致不安分，既保证了国家的用人，又保证了社会安定。

第十八章：八股的历史负作用

历史上骂八股文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好多书中都记载明亡时，有人用红纸大书“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写“八股朋友同具”，（亦有记为“谨具大明江山一座，祟桢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这些显然是愤激之语。顾炎武《日知录》中对八股文有简明详尽的说明，但他也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把八股文对文化的破坏和秦始皇焚书并举。

读书人最大的目标是科举得中，功名利禄。为此，其他书在科举得中之前，自然无暇去读；而得中之后，多数人热衷于作官，更不会去读。只有少数人功名得中的早，且又对读书感兴趣，成为各方面的学者。或者极少数未得中功名的落魄书生，偏又是读书种子，读了不少书，有了很大学问。

八股文最大的弊端在于读书人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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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夏明：达赖喇嘛会两次敲门吗？

——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部份留学生交流

毕业典礼是美国大学的最隆重仪式。从学生（包括博士生）角度来看，辛苦四年或近十年（对许多公立学校来说恐怕还要更长），终于穿戴上了学��袍和方帽，与最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见证和庆祝获得学位的快乐时刻。从教授角度来看，更多时候他们都扮演着看门人的严厉角色，他们的天职似乎是有意为难学生，这时却是来欢送每一位弟子迈出校门，并为他们祝福，对他们寄以厚望，所以也会感到特别轻松、喜悦。为了让毕业生能够对母校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抹去他们在应付课业、挑灯夜战、挣扎竞争中积累的创伤，校方都会征求全校校友、教授和学生的意见，挑选一位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说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演讲人象征着毕业生手中接过的毕业证书的含金量。

圣迭戈大陆学生的愤怒

据报道，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已经邀请达赖喇嘛参见该校今年六月17号的毕业庆典，并作主题演讲。该校的网页引用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Pradeep K. Khosla）的话，这样写到：“我们将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接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无比感激，他将与我们的毕业生和家长亲友们以及公众分享普天慈悲的讯息。达赖喇嘛是一个和平之士，致力于推进全球责任和服侍人类。这些正是我们力求传递和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的。”

但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即刻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部份成员的抗议， 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随即加入抗议行列。根据“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标明，它“是隶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美国广播公司当地10台的消息标题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演讲人激怒了中国学生”。该报道说：中国学生感到“恼火”、“不敬”、“震惊”（休克！）。一位叫列奥（Leo）的中国学生说：“邀请如此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非常不尊敬（我们）。”他还说，“如果他走上台，我也许就会离席退场。”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此发布一项抗议声明，并用黑体凸显下列文字：“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同样坚决反抵制何形式动机不明，污蔑与轻视中国历史，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行为。”“ 若是校方一意孤行，坚持在全校毕业���礼上邀请达赖喇嘛进行演讲，我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

现在，围绕该事件，中、英文媒体都开始跟进讨论，事态还有可能朝着影响扩大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想首先作为一位大陆来的汉人留学生，其次以一位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师身份，最后再以一位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学生的父亲角度，来和中国留学生交流一下我对此事的看法。希望我的经历和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帮助你们静心思考、独立判断，做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正确选择。

中国学人在美国的长与短

我是在1981年从成都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当时我16岁，也就是说，我与现在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相差整整一代，应该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复旦时，我们的苏步青校长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冲在高校改革的前沿，率先建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所研究生院。随后，美国史密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谢希德博士担任校长，再次引进美国教育体制来改革中国高校教育。可以说，我是一个极大的受益者。在复旦开始选拔5%的优秀生并配备导师指导时，我就连续入选，以后又免试直升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1986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的指导员兼班主任。

1991年我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来到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台湾人译为“天普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因为知名生物学家牛满江是我校的教授，所以该校与大陆交流密切。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还接受了我校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同窗苦读，在1997年双双分别获得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来到纽约工作。现在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大学系统——纽约城市大学（CUNY）执教二十年，在CUNY研究生中心教授研究生、培养博士，在斯德顿岛学院的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本科。

我说这些是要所有的留美学子意识到，就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和文化知识结构，在学术成就、职业规划和成功目标上，我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恐怕是，尽管我和妻子在上海已经结婚，而且都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但我们都只是兜里揣着100元美金，相差一年，先后来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的目标的。我想今天在美国的35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少有这样的窘迫了。

��所有志向高远、刻苦勤奋的留学生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在学业上都一直保持优异成绩。我的妻子连续成为院长名单上的表彰学生，最后以Beta Gamma Sigma荣誉协会成员毕业。我连续五年保持全额奖学金，还得到了博士论文奖学金，最后以社会科学、人文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毕业。在教职职位升迁上，我也是快马加鞭、捷足先登，从1997年到2006年，用了九年的时间爬完助理教授、副教授、终生教授资格和正教授的所有台阶。年收入也在2007年进入六位数，已是我刚来美国时全部资产的1000倍。

在别人看来，我已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但在我看来，我却愈发感觉到自己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问题。首先，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太会笑。这一点在我2007年回到复旦做访问学者时，感觉尤其强烈、深刻。应该说，复旦作为中国拥有最好生源的、最昂贵的综合性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天子骄子、家中千金。但是很奇怪，在校园上，他们绝大多数的面部表情是阴沉、冷漠、忧郁、甚至是痛苦的，陌生人之间没有微笑和眼神交流。家境平常的，可能有自卑感；家境优裕的，可能又有极强的防备意识。而我在美国的校园里，看到的基本都是欢天喜地的笑脸，对着陌生人时常也会问候（记住，我是在纽约！）。

其次，尽管我们学识很好、专业很强，但由于缺乏个性、品德、美学、心理、宗教和大脑神经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在工作环境中，中国人容易表现出人格缺陷和社交障碍（所谓的无法做到well-rounded），由此妨碍华人群体在领导能力和魅力上的彰显。在美国的办公室、教会、社区和公共场合，你都会碰到“乐于助人的撒玛利亚人”，但我们的华人文化加上党文化，无论是父母的教育，还是夫妻的规劝，都是要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管闲事”。缺乏公心、漠视公益、丧失义气、不敢担当，华人之间互相提防、猜疑、嫉妒、贬损，使得华人难以成为一股公益力量。

最后，当你在美国精英社会上升越高时，你会发现自己要克服的障碍、自身要扬弃的东西就越多。比如，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文体爱好层次之高，让人惊讶。我的一位牛津毕业的同事，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重新翻译了一遍。我的一位老师退休后专心于弹钢琴和绘画，画出许多上乘的作品。我的导师爱好航海，他会改进、修理他的帆船（有两卧室、厨房、厕所和雷达导航系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还是犹太人教会的教士，周末还要去讲经。而在我们华人中，较难找到在本职专业和休闲爱好二者兼优的。尤其让我感到强烈的是，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学者交流，也会发现差距。我自己承认，作为大陆一路文科培养的优秀生，台湾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会让我感到文字上读起来吃力。从繁体走到简体，大陆人的国学就失去了半壁河山。如果中国人的语言教育没法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全面升级到《辞海》、《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半文盲状态，丧失先人给我们创造出的智慧。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很难找到leadership、integrity（我试图把它译成“完和”）、empathy（我试图把它译成“移情互感”）等词汇的中文对应。

我总结的三点当然并非全部适合今天的大陆留学生。我注意到，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已经非常注重子女的才艺培养；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我们八十年代成长的学生恐怕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进都有更多的自由创造力。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三大问题多多少少还存在。归结起来，他们涉及到我们人生是否能够幸福快乐，我们个人是否具有慈悲和移情互感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不断取得精神进化、求得“真、善、美、圣”。

生命中的灵性成长

我的人生进入中年后，我突然感到中年危机。从来没有人给我提醒过这些问题，原来给我指引的人也逐渐无力帮助。瑞士十九世纪著名伦理哲学家亨利ˑ 弗雷德里克ˑ艾米尔（Henri Frederic Amiel）在他的《私密札记残卷》中写道“祥和与安宁顶级术”时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身心痛苦；我们至亲至爱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与恐惧魔王的交往。有许多悲伤他人无法分担。良善本身指道我们把它们掩藏起来。一个人孤独地忍受折磨，一个人孤独地死，一个人孤独地把自己掩藏在四壁上下六面构成的房间里。但我们并未被禁止把这种孤独展示给神。因此，痛苦的独白变成了平和的对话，抵制变成了归顺，窒息变成了自由。”

我们许多人都试图思考世界的起始、终极、无限和永恒，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故居独处时，可能也会仰望星空，寻求与宇宙之神的连结。但有了饥渴、期盼之心，并非就会迎来神的能量、光芒和喜悦。由于世界所有伟大宗教几乎都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的500年之间）产生的，所以，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产生出无数的圣人、宗教哲学家和大师，创造和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典籍，形成了教阶、教义和全职终身献身神佛的教士修女、僧侣僧尼团体。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传统，即便我们自己读遍经书，可能也永远无法入门，踏上身心升华、精神进化的阶梯。许多人生吞活剥，不得精义，反而误入歧途，遁入歪门邪道。洪秀全读到一本小册子就自认为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天地会”和“太平天国”，结果引发内乱，招致几千万人的死亡，就是例证。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大师”，有的害人害己，结果自家小命不保；有的宣称自己既是上帝、又是创经者、又是先知，还是在地上行走的布道人，可以给予信徒现世报和来世报，建立起了个人崇拜的神学的专制政治。

还在中国时我就开始读《圣经》、《古兰经》、儒教经典、《老子》和各类佛经。我多次参加过徐家汇国际礼拜堂的礼拜、天主堂的圣诞活动和郊外佘山天主堂的敬拜，玉佛寺、静安寺和龙华寺更是我常去的清静之处。但由于中国大陆不鼓励传福音、广布法，各类寺庙、教堂基本上处于“文物保护”状态，所以“仅供参观、不许触摸！”当然我也就无缘找到高人、大师引领进入堂奥。到了美国后，我也参加了各类基督教教会活动，有周末查经、夏季退休、海外校园讲座等各类活动。我相信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们的论述（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ˑ詹姆斯的《林林总总的宗教体验》）：首先，神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神和神的敬拜者一定会沟通，所以成功的敬拜者会有通神的体会；第三，所有伟大宗教的经典都有令人信服的言辞和逻辑体系；最后，皈依之后教徒会感到收获（物质、精神或喜乐上的增长）。全球无神论和无宗教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4%，而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民间宗教）。��言之，全球50-80%（后者较高的数字是根据官方的数字认为中国有一亿多人信仰宗教）的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盖洛普民调几十年来都发现，95%的美国人“相信神或一个更高力量的存在”。皮尤（Pew）基金会2008年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完全或绝大多时候”相信“天使”和“恶魔”活跃在当今世界，而且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说，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他们祷告中的具体请求得到了直接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的心理人类学家鲁尔曼恩（T.M.Luhrmann）在《当神回复时》（When God Talks Back，2012年）里写道：“许多美国人不仅总体上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还直接体验到了神，还报告说与超自然力量有不断的接触。”

总之，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你的盘缠不够丰厚，不是你的英语不够流利，也不是你的专业没有出类拔萃，更不是因为你是亚裔少数人种。最大的、涉及到你的身、心、业全方位的挑战，其实是你是否能够适应一个宗教情怀极强的美国（甚至远远超过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在2015年6月，盖洛普的一项电话民调问如下的问题：“从现在到2016年的政党代表大会，讨论总统的条件会涉及教育、性别、年龄、宗教、种族等因素。如果你的党提名一位总体条件非常好的候选人，但他/她正好是下列一类，你会投票支持吗？”结果是这样的：（http://www.gallup.com/poll/183713/socialist-presidential-candidates-least-appealing.aspx）天主教（是：93%，否：6%）；女性（是：92%，否：8%）；黑人（是：92%，否：7%）；西班牙裔 （是：91%， 否：8%）； 犹太人（是：91%，否：7%）；摩门教（是：81%， 否：18%）；同性恋（是：74%，否： 24%）；福音派（是：73%， 否：25%）；穆斯林（是：60%，否： 38%）；无神论（是：58%，否：40%），社会主义者（是：47%，否： 50%）。它们表明：尽管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的民族，但无神论者是在宗教取向中最不受接纳的。如果在美国，有一群人还公开宣示自己是“无神论”加“社会主义”（这项民调还没有问到“共产主义”！），那基本上就是向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宣战。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表现出的对穆斯林的强烈偏见，华人新移民如果公开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来对抗任何美国的认同，都只能是政治自杀。所以，以政治力量来干预宗教和文化教育，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非常荒谬、甚至恐怖的，因为它危��了这个国家建国的基本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贵格会、威廉ˑ佩恩、托马斯ˑ杰弗逊、《弗吉尼亚宗教宽容法案》、政教分离、摩门教创立、接纳犹太人、阻止反犹主义、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等等历史事件，都在创立、印证和弘扬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立国精神。

在美国，对于一个从未有过宗教体验和经历的大陆背景年轻人来说，如何让一颗封闭、坚硬、从未经历过圣恩沐浴的心打开、并被滋润起来，需要有导师点拨、正教引路、团契巩固。众多的修心修行之路，到底选择哪一条？哪一条又最终给你带来喜乐和指导人生路径方向的罗盘？时常我们的人生都不是自我设计和选择的，经常我们要认准缘分、把握机缘，或者接受拣选、成全伟业。

专制体制和自由选择

在中国专制体制下成长，我们的个人自愿选择是非常少的。我们的一生总是被安排、被强迫和被动接受。比如，我报考复旦大学时填报的是“中文”、“新闻”和“经济管理”三个系，但当时负责在成都招生的国际政治系杨新宇教授告诉我，他看到我的家庭背景红，英文成绩又很好，所以把我放进了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我在大学一年级仍然不忘作家梦，大学写作课得的“优”，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让我的中文老师张晓林教授热泪盈眶，他热情地推荐给《萌芽》杂志发表。可是1981年批白桦和他的小说《太阳与人》以及改编的电影《苦恋》又掀起一场所谓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我的小说涉及情窦初开主题因此被判为“小资情调”而遭撤稿。1988年我又完成书稿《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它被排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现代化丛书”，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周谷城任主编，现在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任副主编，周老并为之作序。但因为遭遇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已完成清样交付印刷的书稿就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应该说，人生已经给我了无数亲生经历来强化一个教训：在中共政权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在1989年五月，我又被历史推向了一个“索菲的选择”：我的学生们（上我公共课的管理学院学生张才、新闻系陈雅君和我的国际政治系86级的文江平）积极参与了4-5月的游行集会抗议活动，呼��中共反腐、改革、推动民主。他们要我表态并站出来支持他们。当时我在争取公派出国留学。党和学生、利益和历史、背叛理念和献身理想几乎把我撕裂。但我选择了后者，真正感觉到自由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一年离校的自由、受到系内党内警告处分，后来我干脆辞职离校去国来美自费留学。但我迄今不后悔，因为我的选择让我得到了美国，成为我人生的最重要里程碑。

后来的十年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我身份的转变，我的“罪过”逐渐被母校复旦原谅，所以我又回到复旦讲学、交流，参加会议、指导学生。我还帮助北京奥林匹克主委会完成了《奥运期间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方式和防控措施》的调研报告。但2008年，历史又再一次把我推向一个两难困境：四川大地震后，我带了一队电影艺术家到我的家乡拍摄地震纪录片。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两次撞上了在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垮塌受难孩童父母的游行、抗议和示威。我们也因此记录到几百位父母的哭诉和孩子的冤屈。我们摄影组在成都被拘被扣，后被驱逐出境。回到纽约后，纽约总领馆的新闻处处长联络我，要我抵制电影后期制作，并许诺给予经济回报。我又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停止发声、忘却家乡的受灾孩童和父母、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保留畅通回国的机会，还是跟随良心正义、为灾区父老乡亲和冤死的孩童仗义执言、同时得罪中共政府和失去回国的机会。面对又一个公私两难全的选择，我选择了后者。在我们制作的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我们的团队走在红地毯上，一位记者问我走红地毯的感觉。我说，我走的不是红地毯，我选择了一条荆棘路。这部电影遭到国内政府全面封杀。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不用扛着十字架让灵魂受罚，而是毫无内心的罪恶感去踏上荆棘路。

2009年五月正好过44岁生日。对于有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上升的工作压力曲线和下滑的身体体能曲线构成一个剪刀口似的鬼门关。这恰好印证了《神曲》的开篇描述。出走佛罗伦萨流亡他乡的但丁这样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从2008年夏天翻译出五、六十小时的原材、到制作完《劫后天府泪纵横》，我已是身心两损、跌入抑郁状态。这时我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的电话。他自报家门，说是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他告诉我，五月五日下午达赖喇嘛将在华尔道夫酒店与部分华人见面，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当然乐于参加，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且当天晚上也是HBO举行《劫后天府泪纵横》首映式的时间。

其实，我要说实在话，我对西藏和藏人事务了解不多，除了听一些官方的灌输和看过电影《农奴》和才旦卓玛的表演外，就是在成都看到和接触到藏人。对当时的我来说，西藏文化、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种忽略也不会对我的身心和事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这种想法一到达赖喇嘛面前就证明是错的。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位充满精力和活力的长者，不像是“农奴主的代表”，更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是“头上长角的恶魔”。他与汉人亲近，重点是要阐释他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同时要求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它包括宗教、文化和语言。国防、外交权归中央，而经济发展是有助于藏区的现代化的，也是藏人欢迎的。达赖喇嘛也提醒说，邓小平承诺过，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好谈。但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没有切实、真诚地推动双方互动。通过这次见面，我也了解了更多2008年所谓“拉萨事件”的真相、藏人的苦难和藏人自焚的悲剧和原因。

走进修心、沐浴阳光

从此以后，我开始更多关心西藏问题，也把它纳入到我的《中国政治》课程中。当读到越来越多的有关西藏书籍后，就愈发体会到西藏文化、宗教的深度和广度。我不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汉人党文化的教育里，我从来没有学到过如此深入的对心的讨论？沿着这个问题，我认识到矗立在世界屋脊的藏族文化其实吸收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的养料，建立在印度教和佛教的两大支柱上。佛教和印度教两扇大门对我打开。我也潜心进入阅读达赖喇嘛的宗教著述、倾听和理解达赖喇嘛的讲法活动。因为藏传佛教强调师承的重要性，所以佛教经典需要由上师（喇嘛）亲自教导传授，弟子才能获得真传。这种师徒传承一直可以上溯到佛陀，由此保证佛经的规范解释。我有幸多次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释菩提心论》、《入菩提行论》、《修心七要》和《修次中篇》，获得真传。以此为基础，我也能理解《西藏生死书》、《西藏死亡书》、《心经》、《法华经》、《地藏菩萨经》和《金刚经》等著作。同时，也能够理解印度教的经典，例如《韦陀》、《薄伽梵歌》、《奥义书》等。最重要的收获，一是学会了修心并试图将肉体（车舆）、欲望（野马）控制驾驭在心智（车夫）下面；二是领略到修心如沐浴阳光般的温暖快乐。我人生抑郁的阴霾自然被驱散。

我叙述这些，并非要人们皈依佛门。正如罗素所讲的，佛教是智者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而人人都可以成佛。真理似乎就是佛教的上帝。所以，达赖喇嘛曾说过，你不信上帝没关系，如果信仰真理，真理就成为了上帝。达赖喇嘛的教导价值正在与此。在《超越宗教：普世伦理观》一书中，达赖喇嘛继承了印度文化中的“世俗主义”，尤其是圣雄甘地的思想，认为，“‘世俗’不是说与宗教或有信仰的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对所有宗教的尊重和宽容。它也意味着包容和公平的态度，甚至是对待无信仰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赖喇嘛努力促进全球宗教对话，用非暴力、慈悲的方式处理冲突和构建和平。当我们经历了千年以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创的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圣战困扰后，甘地和达赖喇嘛提出的印度-佛教视角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学者，“我思，故我在！”心智至上显然要优于物质至上。我的生命首先是由观念指引的。因此，我的人生和学问发生了调整。我的研究的哲学基础延伸到印度和西藏文明。我也两次在纽约城市大学为达赖喇嘛举办论坛、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桑东仁波切举办演讲会，讨论宗教、哲学、文化和教育等问题。我已经与达赖喇嘛在不下十五次的场合见面、求教和做工。我的岳母在辞世前向我转告来自国内有关方面的招呼，警告我与达赖喇嘛接触就是过了红线。我又不得不在生命、喜乐、慈悲和非暴力之路，和灭亡、恐惧、仇视和暴力之路两相选择。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亲近达赖喇嘛和他的教导，但我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此我已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皈依佛教，真正得到“无声父母、真空家乡”，也算至当不易。再说，进了知识分子的教门，也就必然奉苏格拉底为始祖，一方面要做好社会的良心，不失“牛虻”的社会批判能力；另一方面，也只好坦然付出代价，作个“世界公民”了。总之，我觉得，为了达赖喇嘛，失去整个祖国，对我的生命也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书桌前放着一个从汉城国立大学带回的水晶镇纸，上面写道：“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幸见到世界第一僧人、世界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实在是前世今生修得来的佛缘。去年，我的女儿的学校史密斯学院也有幸安排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而且我们全���都被校方邀请。我们欢天喜地注册登了记，期盼全家第一次与他同时见面。可惜的是，在例行的健康检查中，医生要求达赖喇嘛取消公务活动、强制休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是我家的遗憾，而且整个史密斯校园和成千的家长都惋惜不已。我真想对所有的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说，达赖喇嘛的来访不仅会让你们学校上新闻，而且也会让许多大学羡慕不已。我在纽约大学教授的学生知道达赖喇嘛要到纽约，首先问我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然后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他们可都是交了六、七万美元学费的！如果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还要拿学费钱说事，就只能是“眼前不观”了。

藏传佛教天鹅到美国

我还想说一下，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所有大陆背景华人，其实都是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受益者。在《天鹅怎样来到了湖畔: 美洲佛教演义》（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一书中，菲尔兹（Rick Fields）讲到，据《梁书》记载，在公元五世纪就有高僧经由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扶桑，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佛教可能很早就传入美洲。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地的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一批人到印度跟随达赖喇嘛学法，其中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乌玛ˑ瑟曼恩（Uma Thurman）的爸爸、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ˑ瑟曼恩，诗人艾伦ˑ金斯博格（Allen Ginsberg）和藏学大师杰弗瑞ˑ霍普金斯。同时期，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ˑ艾利斯（Michael Aris）也到不丹学习，后来写作有关达赖喇嘛六世和藏传佛教的诸多著作。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佛法修行中心首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尤其以洛杉矶、伯克利和加州大学为中心。因为这个原因，好莱坞和那里许多艺术家成为达赖喇嘛的热心追随者（李察冀尔、Sharon Stone, 哈里森ˑ福特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华人开始赴美留学或移民之前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已经在西方文明世界拓荒、扎根和耕耘。他们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充满好奇和尊敬，并让佛教及其瑜伽修行成为西方主流文明天然的一部分。如果新来的大陆移民和留学生不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要对此释放敌视和仇恨，只会失掉“Cool”。

即便是猎奇，即便是“玩酷”，我们华人也应该知道一些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何况他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二者的精华是由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守护、提炼和传播的。不管达赖喇嘛对你来说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国家的大学校园，他也不会生吞活剥你，所以何不走近看个究竟，做出自己的判断？达赖喇嘛时常教导他的听众，对待任何一个宗教，要用佛陀教导的黄金鉴别方法：刮刮看，切切看，烧烧看。我也建议所有的大陆留学生，至少读一本达赖喇嘛的著作（上百本已经构成达赖喇嘛研究学）、看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 （Kundun或者Seven Years in Tibet）、听一场达赖喇嘛的演讲。为了帮助大陆留学生能够真正鉴别藏传佛教的价值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吾土吾民》（My Land, My People）、《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和《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可以做入门。如果要读大陆背景学者的著作，王力雄的《天葬》和他藏人妻子唯色的任何著作（尤其是《自焚藏人档案》）都会受益匪浅。李江琳的《拉萨！1959》 （哈佛大学的英文版是Tibet in Agony）和《当铁鸟在天空翱翔》 也都会让汉人读者唏嘘不已。

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诗《题李凝幽居》说到：“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今天，对圣迭戈分校的学生、学者来说，僧敲学校殿堂们，如果你们不应，恐怕不会再有“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如果到了美国的学术殿堂还想继续吃党妈的饭、喝党妈的奶，各位学子和家长倒真应该问一问，付出大把美金，到美国来干啥？

中国政府视之为弊帚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却被奉为圭臬。这也许是当今中国政权的问题所在。比如，三位大陆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流亡法国（高行健）不得归家，一位流亡印度（达赖喇嘛）不许过门，再一位更是深陷囹圄（刘晓波）、生死未卜。但印度政府作为一个多元民主体制，却能将流亡他乡的难民，双双成就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精神领袖：他（她）俩就是从阿尔巴尼亚到加尔各答的修女特蕾莎和从拉萨流亡到达兰萨拉的高僧达赖喇嘛。印度人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贫穷，其实他们很富裕。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裔美国人在政界、学界和商界都贡献出更多领导人的原因。如此理解，我就不奇怪，为何圣迭戈分校印度裔背景的科学家、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会对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敬有加。校长科斯拉为他的学校和社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因此警告和迁怒印度裔人群，真是错上加错。

总结和希望

说了这么多，我把我的意思总结如下：

美国是一个以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为立国基础的，任何以集权政府机构为依靠在美国大学内部破坏这种多元精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涉及到严重的违法问题。如果因为中国官方在圣迭戈分校投下很多资金，就想以此为要挟，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既然中国留学生是到美国留学，就该随遇而安，而不是掀房顶。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排外情绪高涨，还要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双重价值观来冲击美国主流文明，确实不明智。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想想“断狼奶”的时候已到。用卢梭的话来说：“我的朋友们，挣脱掉你们的未成年期，醒来吧！”

其实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受中国政府使、领馆的领导和操纵，才是大陆留美学生获得真理的第一步。我要说：“美国的大学空气使你自由！敞开胸怀、吐出雾霾、自由呼吸吧！”

我反抗，所以，我自由！同时，我反抗，所以，你们自由！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和我们的后人做点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四个唯一从未举行过全国普选的国家（另外三个是萨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和文莱），如果我们在民主国家从未为此感到过羞耻和愤怒，却认为达赖喇嘛污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何等的弱智。

反抗带来的惩罚其实并不可怕，无非就是失去一些建立在牺牲弱者利益上的特权。当任何一项权利我能享受，而其他中国人却被剥夺时，我要么为他们争平权，要么我放弃自己的特权，绝不成为特权者鱼肉人民��宴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由意志会让你充满喜乐和自豪。这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最起码的素质。

达赖喇嘛常说，万事无常。历史潮流总是在不断演变，历史变迁过程中你是否找到了永恒的空间，都是由当下积德造业而决定的。

为了表达对印度文明的感谢，同时与所有的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华人、留学生共勉，我用泰戈尔的诗来结束我的长文：

泰戈尔：《我的祖国》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大地、水流、空气和果实甜美。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家园、集市、森林和田野富饶。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承诺和希冀、行为和言辞真挚。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儿女们的身心和谐归一。

2017年2月11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