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卡斯尔联赛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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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联 vs 阿斯顿维拉赛前分析：防守隐忧与进攻强势

两队最近的状态都挺不错，但也各有小隐忧。纽卡联凭借强大的进攻和主场优势稍占上风，而阿斯顿维拉虽然进攻火力十足，但客场表现和防守的偶尔掉链子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发挥。这场比赛到底谁能笑到最后？让足球滚一会官网将为你带来英超即时比分预测，帮你更好地掌握比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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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联队 (Newcastle United) 备战赛季：球队动态、转会期望与新赛季前景分析 #足球新闻 #球赛预测 #Football

摘要：随着英超 (Premier League) 新赛季临近，纽卡斯尔联队 (Newcastle United) 正积极备战。本文分析了球队近期动态、潜在转会目标以及新赛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中国球迷提供全面了解”喜鹊”备战情况的窗口。 作为一名资深足球记者，我已经追踪纽卡斯尔联队多年，今天要为各位中国球迷带来关于这支英超劲旅的最新动态。 球队备战情况 纽卡斯尔联队目前正在进行季前集训，球队主教练埃迪·豪 (Eddie H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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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超分析：麦克阿瑟FC对阵纽卡斯尔喷气机。在过去的10场交手中，麦克阿瑟FC的战绩为3胜3平4负，对纽卡斯尔喷气机的胜率约为25%。尽管麦克阿瑟在主场作战具有一定优势，但他们的后防线常常压得过前，回防时频繁出现失误，这将成为球队致命的弱点。相对而言，纽卡斯尔喷气机具备多点进攻的能力，并且在客场表现较为出色，因此本场比赛纽卡斯尔喷气机有望在客场取得胜利。

麦克阿瑟FC近况分析：在21轮联赛中，球队战绩为8胜4平9负，目前积累28分，位列第28位。在上一场客场比赛中，球队采用了4-2-3-1的防守反击战术，全场控球率为47%。他们进行了9次射门，其中6次射正，打入5球，展现了出色的进攻质量，最终以5-4战胜了阿德莱德联。

主教练迈尔·斯特约夫斯基通常采用4-2-3-1阵型，当面对强敌时，赛中战术阵型会调整为4-3-2-1来应对，而球队风格以高位逼抢和快速反击著称。在进攻时，球队会利用快速传球和边中结合的战术，通过中场球员的组织和调度来为前锋制造得分机会。在防守方面，球员的高位逼抢相当积极，经常能有效地阻断对手的进攻，但整体回防的协作性和稳定性还有待提升。

麦克阿瑟FC主力前锋雅各利斯和奥利维拉与博斯尼亚克，都拥有出色的射门技巧和跑位意识，是球队的进攻关键，他们能够抓住得分机会，并在关键时刻为球队打入重要进球。中场主力球员霍尔曼具备出色的传球技巧和视野组织能力，常常能够发动威胁性十足的进攻。后卫布拉坦和亚当森的移动距离非常可观，他们经常通过迅速奔跑来为前线的战斗提供支持。

纽卡斯尔喷气机：进攻火力强劲却防守失误频发的双刃剑

纽卡斯尔喷气机近期战力分析：在本赛季的20场比赛中，他们获得7场胜利、4场平局和9场失败，战绩中等，目前积累25分，排在第9位。在上一场主场比赛中，球队采用3-4-2-1的控球战术，全场控球率高达为65%，总共25次射门，7次射正里只有打入2球，进攻毫无质量可言，最终以2-6败给西部联。

主教练罗伯特·斯坦顿较常采用3-4-2-1阵型，这种攻防兼备的阵型，使球员在进攻和防守方面都能够保持灵活性。进攻火力强大，前锋多点作战能力强，场均进球数达『1.8球』。而防守端方面令人揪心，后防线球员缺乏防守意识、位置判断以及协防配合上存在诸多问题，容易给对手有可乘之机，故场均失球数才会高达『1.9球』。

纽卡斯尔喷气队的主力前锋泰勒和罗斯，以及亚当斯，均具备卓越的射门能力和出色的跑位意识，是球队进攻的核心。他们能够把握得分机会，并在关键时刻为球队打入重要进球。中场球员格罗佐斯和姆巴维拥有卓越的传球技术和出色的场上视野，常常能发起具有威胁的进攻。后卫阿奎利纳的跑动范围相当大，他经常通过快速的跑动来为前线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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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年会体育 9月23日#英超 赛事推荐 【jh8767.cc】

明天的比赛日希望恩佐，亚洲天王，大马丁有精彩表现!

谢菲尔德联vs纽卡斯尔联 9/24 23:30

机构初盘开出客队让1/1.5球，受注后也未有数据变动，客让强势数据不改。两队往绩交手9场，客队保持7场不败，喜鹊军团心理优势巨大。主队目前一胜难求，士气方向跌入谷底，而客队近期2场比赛状态明显回暖，本场比赛面对实力稍弱的谢菲尔德联，纽卡斯尔联取胜不难！ 全场让球：纽卡斯尔联-1/1.5@2.04 全场大小：大2.5/3@1.83

阿森纳vs托特纳姆热刺 9/24 21:00

数据方面，机构对于主场作战的阿森纳抱有较高期待，初盘便给出主队让0.5/1球，受注后让球数依旧维持主让强势数据，机构力挺势头不减。两队近期发挥都可圈可点，联赛发挥也较为稳定，但考虑到阿森纳在板凳厚度上明显占据优势，并且此番又是坐拥主场，综合分析，本场比赛枪手有望全取三分！ 全场让球：阿森纳-0.5/1@1.86 全场大小：大3/3.5@2.04

利物浦vs西汉姆联 9/24 21:00

两队往绩交手10场，主队保持9场不败，心理优势巨大。铁锤帮英超5轮战罢，仅败1场，新赛季走势十分稳定，但利物浦近期战绩彪炳，先后力克纽卡斯尔联和阿斯顿维拉等一众强敌，队伍士气处于巅峰，此番双方狭路相逢，红军必定火力全开，再下一城！ 全场让球：利物浦-1.5@2.03 全场大小：小3.5@1.82

伯恩利vs曼联 9/24 03:00

伯恩利上轮联赛1比1战平诺丁汉森林，目前积分榜排名第19名。而曼联上场欧冠3比4不敌拜仁慕尼黑，联赛方面目前积分榜排名第13名。数据方面机构开出��客队让1球高水，给予客队巨大支持。两队此前对阵客队优势明显，目前即时指数调整为客队让0.5/1球，客队赢球即赢盘，上手过于容易，恐难以顺利打出。 全场让球：伯恩利+0.5/1@1.93

切尔西vs阿斯顿维拉 9/24 21:00

数据方面机构开出了主队让0.5/1球高水，给予主队较大支持。但主队新赛季伤兵满营实力严重受损，整体走势欠佳，连续两轮联赛未能取胜。而客队新赛季表现相对稳定，进攻端发挥出色，火力十足。目前即时指数调整为主队让0.5球，降低主队期望值向客队方向倾斜，利好客队。综上，本场看好客队趁势抢分。 全场让球：阿斯顿维拉+0.5@1.99 全场大小：大2.5/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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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超前瞻】纽卡斯尔喷气机VS阿德莱德联 2023/3/11 1645

✨红包天天领不停，六六红包免费拿：kl99.cc 足球竞猜，足球预测猜不停 【AK直播与你共享高清赛事】 🎆顶级待遇 🎆综合平台 🎆品牌保障 🎆 隐秘安全 🔥【澳超前瞻】纽卡斯尔喷气机VS阿德莱德联 2023/3/11 1645 🔥全场不让球：阿德莱德联 🔥全场大小：小 🔥推荐比分：0:1🔥在过去的两场比赛中，他们都未能赢得比赛。纽卡斯尔喷气机队的主场表现非常不稳定。近10个主场取得4胜1平5负，进14球失14球，3场比赛全胜。双方近10次交手，纽卡斯尔喷气机2胜8负，球队明显处于劣势。 ♠️注册即送体验金 ♥️全亚洲最高返水 ♣️最大最稳平台 ♦️秒提秒到帐 ✨体育、彩票、电子、电竞、棋牌、百家乐、真人综合平台 QQ：1596381187 TG：hhtrre1288 #纽卡斯尔喷气机VS阿德莱德联 #阿德莱德联 #纽卡斯尔喷气机 #AK直播 #澳超竞猜 #澳超赛程 #澳超串关 #澳超竞彩 #澳超足彩 #澳超买球平台 #澳超直播app #澳超买球app #澳超外围app #澳超盘口网站 #澳超推荐网站 #澳超竞猜官网 #澳超买球官网 #澳超推荐官网 #澳超下注官网 #五大联赛竞猜 #五大联赛预测 #五大联赛串关 #五大联赛波胆 #五大联赛大小球 #五大联赛竞猜app #五大联赛分析app #五大联赛下注app #五大联赛盘口网站 #五大联赛预测网站 #五大联赛直播官网 #五大联赛推荐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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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2023-01-04 03:45 ＃阿森纳VS纽卡斯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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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纽卡这个赛季表现出色，但相比之下，阿森纳更为出众，目前在积分榜和整体实力上均领先于纽卡，加上此役又有主场之利，考虑到这个赛季阿森纳主场至今依然全胜战绩，威力很足，同时防守端的表现也并不比纽卡差太多，所以此役很有希望乘胜追击再下一城，另外目前数据方面对阿森纳也有示好之意，后期走势也有进一步增强主队信心的意思，所以综合分析之下，本场比赛阿森纳更值得期待一番。 马上联系TG:@TP96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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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分析推荐：纽卡斯尔联与布莱顿的激战前瞻！ 纽卡斯尔联在沙特财团收购后实力提升，但近期表现略显疲软；而布莱顿则在新赛季引援后状态回暖，战绩喜人。本文将进行深入的分析预测比分，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激烈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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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看比赛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各类赌球平台还是挺火的，连纽卡斯尔联的赞助商都是乐天堂FUN88。那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了博彩公司，是不是就会有各类假球？就不提咱们中超当年的假球了，顶级联赛同样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现在，假球的风波还席卷到了金球奖上面，梅西在领奖的时候谈到了去年的金球奖，梅西明确表示去年应该给莱万。虽然去年的金球奖取消了，但梅西本人亲口承认莱万更配得上金球，也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得把阴谋论拿出来说道一下。此前在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2020年因为梅西拿不到金球，所以《法国足球》取消了金球奖评选。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这个观点，首先，阴谋论的支持者认为，巴萨失去了西甲联赛争冠的一场关键比赛后，第二天就宣布了取消2020年金球奖，这不就是阴谋？我们要知道，联赛冠军从来都不会决定金球奖的归属，而只能作为评选的一个重要方面。C罗有几次拿金球，一样没有联赛冠军。另外，去年的金球奖并非凭空取消，而是在法甲联赛提前结束，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取消之后。如果说因为梅西无法拿到就取消，可是去年取消的时候梅西带领的巴萨还没有欧冠出局，《法国足球》怎么敢确定巴塞罗那不能晋级？而且当时莱万多夫斯基正在养伤，什么时候伤愈复出还不知道，拜仁也还没有夺冠，所以金球取消也绝非针对莱万，综上所述，阴谋论根本站不住脚。甚至，说阴谋论的很有可能是一些把莱万当枪的某些群体球迷。无意引战，C罗和梅西一样都是伟大球员，梅西今年能拿到金球，完全是凭借个人的出色发挥，美洲杯冠军+MVP+金靴+助攻王，这样的表现配得上！

说了这么多，只想表达，赌球这种东西，请大家还是不要碰，因为赌球的人多了，势必就会影响比赛的公平性，对吧。我曾经也玩过一款赌球软件，叫乐动体育。这玩意有个特点，一旦你在上面充了钱，你就很难退出来了，总想着赚更多的钱。所以说国家为什么要戒赌啊，就在这。乐动体育机制做得很完善，就是让你赢，就是让你投钱，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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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1993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2019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2021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 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撞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 Rice）分别因1970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1990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2002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美元，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显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变化。2002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3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1997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2008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2011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2017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1989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2019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2020年12月苏丹最终从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说。1991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彼得森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1994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喊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215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2003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突。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2001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 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2016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 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法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之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 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2018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2008年到2018年在美国负责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2015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给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因为轻微病症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尝试在人手短缺的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能让他们试试别家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2019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去了赛斐丁所在的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她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2020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1998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2020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102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2020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 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2020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102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341%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关注。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防御姿态，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取消案件。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belinday]

中国学者闫丽梦未经证实的论断被广泛认为是“有缺陷的”，其传播表明科学场所是多么容易被误用和误解。

科学家表示，有关中国制造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但是不管怎样，它们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中国学者闫丽梦未经证实的论断被广泛认为是“有缺陷的”，其传播表明科学场所是多么容易被误用和误解。

今年9月，中国病毒学家闫丽梦发表了一篇充满爆炸性的论文，声称中国在一个研究实验室里制造了致命的冠状病毒，随后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美国一流大学的科学家以罕见的速度对其论文进行研究。

美国科学家得出结论，这篇论文存在严重缺陷。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中一份专门为审查SARS-CoV-2相关说法而创建的新在线期刊报道称，闫丽梦的说法“有时毫无根据，没有数据支持”。

但在一个任何人只要点击几下就可以在网上发布任何东西的时代，这种反应还不足以阻止闫丽梦的充满争议的说法迅速传播，并在社交媒体和福克斯新闻上获得数百万观众的关注。据研究错误信息的专家称，这一现状凸显了为促进科学理解而建立的系统如何被用于传播与科学共识截然不同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主张。

哈佛研究人员周五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媒体操纵闫丽梦在科学研究库Zenodo的论文，在没有经过任何预告，于9月14日这日，在共和党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等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的帮助下，在他的在线节目“战争室：流行病“的一再推荐下，这篇论文在Twitter,YouTube和far-right websites上被曝光，闫丽梦在10月8日扩大了她的说法，明确指责中国政府将冠状病毒发展为“生物武器”。

在线研究资料库已经成为揭示和讨论关于流行病的关键论坛。为了更灵活地推进科学，它们一直站在报导有关口罩、疫苗、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等发现的前沿。但是这些网站缺乏传统的——缓慢的——同行评议科学期刊世界固有的保护，在这种网站里，文章只有在被其他科学家批评之后才会发表。研究表明，发布在网站上的论文也可能被劫持，从而助长阴谋论。

据哈佛大学虚假信息研究人员称，尽管有几次激烈的科学批评和对其所谓缺陷的广泛新闻报道，但闫丽梦关于Zenodo的论文目前已被浏览超过100万次，可能使其成为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研究中最广泛阅读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在线科学网站很容易受到他们所谓的“隐形科学”的攻击，所谓“隐形科学”就是给可疑的研究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肖伦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主任琼·多诺万说：“在这一点上，一切开放的东西都会被利用。”

闫丽梦曾是香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今年4月逃到美国。她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承认，在线科学网站容易受到谩骂，但她否认了她的故事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案例研究的说法。

闫丽梦说，相反，她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试图警告世界她所说的中国在制造冠状病毒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使用了Zenodo，因为她担心中国政府会阻碍她的作品的出版，Zenodo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立即发布信息。她认为，对她的学术批评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们没有人能从真实、可���的科学证据中反驳，”闫丽梦说。“他们只能攻击我。”

Zenodo承认，这种情况已经促使了改革，包括周四在有着闫丽梦的论文上贴出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注意:可能有误导性的内容”。此前，《华盛顿邮报》曾询问Zenodo是否会删除这篇文章。该网站还突出了来自乔治城大学病毒学家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评论链接。

欧洲核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发言人阿娜伊斯·拉萨特(Anais Rassat)说，“我们非常重视错误信息，所以这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认为撤下这份报告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它保留下来，并证明为什么专家认为它是错误的。”

但是，主流研究人员看到闫丽梦的主张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速度远比他们能够做出反应反驳快得多，他们被这种经历所困扰——他们确信传播错误信息的能力远远超出了知名的社交媒体网站。任何没有强大且昂贵的保护措施的在线平台都同样脆弱。

“这与我们与Facebook和Twitter之间的辩论类似。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了一个加速虚假信息传播的工具，而你又在多大程度上对此做出了贡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在线期刊《快速评论:COVID-19》主编斯特凡诺·m·贝尔托齐(Stefano M. Bertozzi)对闫丽梦的说法提出质疑。

Bertozzi补充说，“大多数科学家没有兴趣在网络空间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

新型冠状病毒增强了在线科学网站的重要性

在线科学网站已经发展了十多年，成为众多学术领域中制作和审查声明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传播有关一种致命流行病的新发现的紧迫性的推动。

其中一些最著名的网站，如medRxiv和bioRxiv，都有快速评估系统，旨在避免发表没有通过科学可信度初步测试的作品。medRxiv和bioRxiv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塞弗(Richard Sever)说，他们也会拒绝那些只审查他人研究成果的论文，或者那些声称在进行同行审查之前不应该公开发表的论文。

“我们想制造一个足够高的障碍，让人们不得不做一些研究，”Sever说。“我们不想待在一个充斥着阴谋论的地方。”

在线出版网站通常被称为“预印服务器”，因为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它们作为传统同行评审的第一步，让作者在开始更深入的分析之前公开他们的工作——并为可能的新闻报道提供可用性。预印本服务器的支持者吹捧他们能够为重要的发现创造早期的可见性，并引发有用的辩论。他们指出，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也有自己偶尔发表骗局和伪科学的历史。

“很有趣的是，所有人都在担心预印所提供的内容，因为总的来说，期刊在阻止错误信息方面做得并不好，”Sever说。然而，他和其他支持者承认存在风险。

然而科学家们争论——有时反驳——彼此的错误主张时，非科学家们也会扫描预印服务器，寻找可能支持他们钟爱的阴谋论的数据。

由计算机科学家杰里米·布莱克本(Jeremy Blackburn)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追踪了来自社交媒体网站预印链接的出现情况，比如阴谋论者常访问的4chan网站。布莱克本和研究生萨特里奥·尤多��穆霍(Satrio Yudhoatmojo)发现，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4chan上有4000多篇参考文献，涉及主要预印本服务器上的论文，主要主题是生物学、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他说，不平衡的审查过程给预印本“增添了一种可信度”，专家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有缺陷，但普通人不会。

“这就是风险所在，”宾汉姆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布莱克本说。“来自预印本服务器的论文出现在各种阴谋论中……并被广泛误读，因为这些人不是科学家。”

执行主任杰西卡波尔卡ASAPbio,非盈利组织,推动更多的透明度和广泛使用的预印本服务器,说他们依靠类似于大众外包,从外面的评论人员很快就可以识别缺陷工作,但她承认漏洞基于审查由服务器员工和顾问的程度。ASAPbio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超过50台预印本服务器在运行——而且几乎同样多的服务器在审查政策。

波尔卡说，鉴于Zenodo的使命更广泛，它不应该被视为预印本服务器。相反，她说，它是一个在线资源库，碰巧保存了一些预印本、会议幻灯片、原始数据和其他“科学对象”，只要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上传。她说，Zenodo不具备主要预印本服务器所具备的那种审查机制，也没有组织起来，无法轻易地将批评意见或相互矛盾的研究报告曝光。

“如果没有这种背景，预印本服务器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传播的影响，”波尔卡说。但她补充道，总的来说，“预印本服务器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判断某件事的真假。”

闫丽梦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正是Zenodo的开放性促使她决定使用该网站。她最初将论文提交给bioRxiv是因为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她的研究成果曾出现在《自然》、《柳叶刀传染病》和其他传统出版物上，她知道这种预印本服务器对其他科学家来说更合法。

她说，她拥有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医学学位和南方医科大学的眼科博士学位，曾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该大学最初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露面，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但类似道听途说”，今年7月宣布她不再与该校有关联。

她说，在逃离香港后，她对香港政府有可能阻止她的作品出版深感怀疑。闫丽梦说，当她在提交申请48小时后查看bioRxiv网站时，该网站似乎已经下线。她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于是取出报纸，把它上传到Zenodo。

bioRxiv联合创始人赛维(Sever)表示，他无法对一份个人提交的文件发表评论，但他表示，尽管偶尔会出现小故障，但他知道网站在9月中旬没有“长时间中断”，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或其他任何人入侵了网站。

闫丽梦在Zenodo发表的论文中，她没有按照研究的惯例列出学术机构。相反，她列出了法治会(Rule of Law Society)和法治基金会(Rule of Law Foundation)，这两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是由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创立的。郭文贵是班农的亲密伙伴，2018年班农被宣布为法治会主席。今年8月，班农因欺诈指控被捕时，正在康涅狄格州海岸外郭川的150英尺长的游艇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个月赦免了他的前竞选主席和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

闫丽梦说，她列出法治实体是出于对他们帮助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工作的尊重，他们还为她支付了从香港起飞的费用，并为她提供了安置津贴，而她主要靠自己的积蓄生活。她说，她的工作是独立的，她否认班农在帮助她传播政治主张。

“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么有争议，”闫丽梦告诉《华盛顿邮报》。

9月15日，也就是闫丽梦的论文出现在Zenodo网站上的第二天，她做客了福克斯电视台(Fox)的《今夜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 Tonight)节目。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称，这一节目有480万电视观众和280万YouTube观众观看，这也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班农同一周出现在卡尔森的节目上，讨论了闫丽梦的说法。去年，他还在《战争空间:大流行》(War Room: Pandemic)节目中采访了她22次，在Zenodo出版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在这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政治背景很明显，特朗普攻击民主党竞争对手乔·拜登(Joe Biden)被认为对中国政府过于同情，称他为“北京乔”(Beijing Joe)。包括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内的共和党人在转发了闫丽梦针对中国共产党（#CCPLiedPeopleDied）标签的推特。

档案显示，这篇论文在Zenodo上发布的第一天就有超过15万的浏览量——对于一篇还没有经过任何独立专家审核的科学论文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浏览量。

但这种关注的激增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对，包括《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等媒体的批评性新闻报道，对闫丽梦的言论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在学术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发布了逐点应答闫丽梦后一周的报纸出现在Zenodo,在关于“客观分析的细节包含在报告中,作为同行评议过程会习惯。”提出39个个人问题。

几天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在线期刊《快速评论:COVID-19》(Rapid Reviews: COVID-19)发表了四篇尖刻的评论，其中一篇来自著名的艾滋病研究员、病毒学领域的巨人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

他称闫丽梦的作品“具有误导性”，并引用了“可疑、虚假和欺诈的声明”。大多数观点都是高度技术性的，但加洛也质疑她在为中国军队制造新型冠状病毒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逻辑，她指出，中国军队很容易受到covid-19的影响。

“中国人将如何保护自己?”加洛在评论中问道。“根据该文件，军方知道可以用瑞德西韦来阻止它，”这种药物后来被证明在治疗covid-19方面有一些好处，但不一定能降低死亡风险。“如果他们那么天真，我肯定不想加入中国军队。”

关于研究和过程的问题

招募加洛的想法来自《华尔街日报》主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卫生学院荣誉退休院长贝尔托齐。和加洛一样，贝尔托齐在艾滋病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看到闫丽梦在福克斯上的亮相后，他急切地想利用这个几个月前才成立的在线期刊来纠正科学记录。

“我觉得需要有科学可信度的人迅速揭穿它，”Bertozzi说。

他很快就想到了加洛。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有声望的人来告诉我们，这是垃圾科学，”贝尔托齐回忆当时对他说。

盖洛的评论和三个其他科学家也编者按质疑预印本过程本身,说,“虽然预印服务器提供一个机制来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的科学研究,他们也是一个论坛,误导性信息可以通过瞬间削弱国际科学界的信誉,稳定的外交关系,和妥协全球安全。”

但这些来自病毒学领域一些知名人士的公开指责并没有阻止闫丽梦。10月2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了一篇引用她的批评者和记录缺陷的详细报道。

闫丽梦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她说，因为CNN不允许她在电视直播中一点一点地阐述他们发现的问题。

相反，她于11月21日在Zenodo多发表了自己的回应，题为《CNN用谎言和错误信息搅浑了SARS-CoV-2起源的水》(CNN Used Lies and Misinformation to Muddle the Water 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

在她的发表采访中，闫丽梦承认——正如CNN报道的那样——她9月14日那篇论文的三位合著者都是化名，用来保护她所说的那些家人在中国仍处于危险之中的其他中国研究人员。通常不鼓励作者在学术工作中使用假名。

本周，她的说法再次受到打击。当时，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派往中国调查疫情源头的一个小组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冠状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极小”。

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是闫丽梦最早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闫丽梦的论文最初传播时，她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她同意世卫组织的评估，但没有排除冠状病毒源于实验室的可能性——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她说，这一论点缺乏具体证据。

现在在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任职的拉斯穆森表示:“需要大大减少猜测，更多地进行调查。”“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这将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

然而闫丽梦继续在她的声明上加倍，并攻击她的批评者散布“谎言”。“她仍然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制造了新冠病毒，并继续尽其所能让她噤声。

闫丽梦也没有为与班农和特朗普的其他盟友达成一致而道歉。她说，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她不一定能选择自己的支持者。

“如果中国要犯下这种罪行，谁能追究他们的责任?”闫丽梦说，川普才是对中国强硬的那个人，并补充说她的说法是“真实的事实”。我不想误导人们。”

即使是现在，她仍在准备另一篇近30页的论文，她希望这篇论文能够驳斥她的批评者，并让人们重新关注她关于中国、covid-19以及她所说的一场国际掩盖运动的说法。

闫丽梦计划在几周内出版，她在Zenodo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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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 和 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 更是“傲”得嚣张。 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也是 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 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 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 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 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 《英汉大词 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 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 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 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 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 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 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 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 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 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 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 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 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 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 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 作。 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 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 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 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 的求职竞争。 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 有些人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 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 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 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 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 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 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 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 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 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 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 当然 ,也有个 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 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 长 Miners欢��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 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 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 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 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 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 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 中国通。 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 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 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 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 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 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 个地道的“上海人”。 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 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 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 酒吧餐厅里 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 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 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 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 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 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 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 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 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 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 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 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 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 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 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 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 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 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 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 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 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 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 传教士 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 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 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 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 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 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 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 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 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 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 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 希望 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 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 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 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 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 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 教会组织也从��� 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 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 故乡之感。 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 橄榄球、曲 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 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 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 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 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 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 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 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 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 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 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 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 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 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 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 在 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 特色。 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 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 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 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 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 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 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 会、舞厅和剧院。 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 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 样”。 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 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 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 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 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 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 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 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 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 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 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 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 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 的雇员的教化着手。 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 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 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 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 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 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 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 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 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 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 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 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 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 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 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 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 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 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 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 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 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 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 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 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 队的利益”。 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 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 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 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 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 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 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 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 象。 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 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 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 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 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 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 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 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 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 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 侨所难以接受的。 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 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 国流行。 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 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 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 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 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 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 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 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 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 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 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 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 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 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 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 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 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 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 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 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 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 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 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 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 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 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 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 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 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 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 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 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 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 十分隆重。 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 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 他们 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 对于 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 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 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 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 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 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 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 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 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 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 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 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 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 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 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 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 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 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 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 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andyfan7896]

天价药也能自己造，美国的生物黑客有多野？

开源胰岛素项目

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地下科学空间”（下称“地下科学空间”）听讲座，这是一个前身为瓶盖工厂的社区实验室。和美国许多其他的“生物空间”（biospace）一样，“地下科学空间”正如其名，洋溢着一种颠覆性的业余主义精神，生气勃勃。任何人都能来这研习前沿科学，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

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实验是只有资金充裕的学术机构和私人企业才有条件涉足的。走进实验室，就会看到一块画有细菌和双螺旋卡通图案的黑板，但实验区域却被严整地装备起来。“地下科学空间”有一台PCR机（聚合酶链式反应机），科学家们能用这玩意儿制造出上百万个DNA特定片段的复本，以便用其进行研究和改造。

“这是我们这儿为数不多的酷炫玩意。”实验室的执行主管丽莎·舍菲勒（Lisa Scheifele）告诉我。虽然这可能取决于你觉得像层流净化罩（根据他们实验室网站写着的：“为了你舍不得污染的细胞和培养皿”）、Alpha Innotech的凝胶成像仪，或零下五十六摄氏度的储存冰箱这类东西有多高级。“我们这儿要啥有啥。”舍菲勒说，“你能在这儿做大部分的遗传学实验，微生物学的也没问题。”

那天晚上，二十四个人挤进来听开源胰岛素项目（Open Insulin Project），由一位低调的格勒诺布尔大学蛋白质生物化学博士，三十三岁的扬·胡恩·德·克马德克（Yann Huon de Kermadec）主讲。他希望能借这次项目讲座招募到当地志愿者。

这一项目始于2015年。在奥克兰的生物空间“柜台培养实验室”（Counter Culture Labs）里，他们提出了“生物黑客”的概念，目的是对付美国医疗体系的一大顽疾：胰岛素价格的节节高攀——胰岛素是一种合成激素，有七百五十万名糖尿病患者必须每天注射它来维持生命。

在美国，由三大制药企业：礼来（Eli Lilly）、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赛诺菲（Sanofi）制造和销售胰岛素。项目的目标是复制这种胰岛素，并公布能够安全生产它的协议。这三大美国制造商最近已将胰岛素提价到一小瓶三百美元。而项目的终极目标，是启动一个由病人和工人共同拥有的合作网络。这一网络将生产出小批量的胰岛素，然后以每小瓶大约七美元的价格提供给糖尿病患者。至少，开源胰岛素项目想要证明这样的“药物破译”可以成功——这没准能揭开制药流程的神秘面纱。

在新冠所致的社交隔离开始前两周，巴尔的摩讲座召开了，所以听众还能紧密地围坐成一个半圆。培珀莉饼干和什锦坚果摆在桌台上，旁边挨着一本正在出售的书——“基因工程白手起家：在家庭、学校和创客空间里的编程细菌入门”。一张传单给名为“生物打印井喷”的活动打广告，声称这场活动将介绍“面向新手的3D组织工程学及其应用”。

人群中，有几对嬉皮装扮的小情侣，一位穿着派克大衣的非裔美籍中年男子，还有一位六十一岁的常客——他在计算机安全行业工作，着迷于社区实验室这边的氛围。他告诉我，在这儿你能尽情地谈论科学，而要是“在平时的社交场合，人们（听到科学）就会马上跑掉”。

胡恩·德·克马德克戴着超人眼镜，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灰色的连帽衫。他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追随妻子定下工作的脚步，拿到博士学位的法国人。”他的妻子路易莎·拉萨路（Louise Lassalle）也在开源胰岛素项目工作，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立实验室的生物化学博士后。

胡恩·德·克马德克最开始被吸引到开源胰岛素项目，是因为他觉得实验室工作会很有趣。他喜欢生物学的技艺，但又被发表文章的学术压力折磨得够呛。他提醒观众说，将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然而目前在美国市场还没有平价胰岛素产品，也没有任何限价机制——不像加拿大和欧洲。

“如果这三大企业的其中一家想要提价，那他们全都会提价。”他说，“因为他们能提价。”他拿出一页图表，上面是胰岛素价格的指数级曲线。1996年，礼来发布了优泌乐（Humalog），也就是礼来自己的人工合成类胰岛素，十毫升一小瓶的价格是二十一美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其零售价上涨了到了原来的十倍。

赛诺菲的“来得时”（Lantus）和诺和诺德的“诺和锐”（Novolog）也同样涨了价。（礼来最近宣布，在疫情期间，它要把胰岛素让人破费的每月花费降到三十五美元。但这个药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价格很可能会回弹。）1型糖尿病患者每个月通常需要两到三小瓶胰岛素。就算他们有保险，也不一定能报销所有的费用。2018年，一项由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组织的研究发现，每四个糖尿病患者中，就有一个患者缩减胰岛素用量——不按处方规定补充药剂，用量少于处方：这提高了肾病、失明和死亡的风险。

让·佩库（Jean Peccoud），是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化学和生物工程教授，也是《合成生物学》杂志的创立者，他告诉我，“胰岛素的高价背后没有任何技术原因，纯粹是贪婪的结果。胰岛素很容易生产，市场又那么大。它应该和泰诺感冒片一样便宜才对。”

发现胰岛素注射能使糖尿病患者免于痛苦之死的那位科学家，本想让胰岛素便宜易得。1921年，加拿大的骨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从狗的胰腺中提取出了胰岛素。他以一美元的价格，将专利卖给了多伦多大学，为它的量产扫清了道路。“胰岛素不属于我。”他宣称，“它属于全世界。”

开源胰岛素项目计划使用已发表论文中的方案，在两种有机体（酵母菌和大肠杆菌）上开展基因工程，让它们生产胰岛素，这也是药厂通常采取的方式。2019年春天，项目团队宣布：初步成果显示，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一个靶向基因嵌入了大肠杆菌细胞，使其后续生产出一种能够转化为胰岛素的蛋白质。下一步是利用质谱分析法和其他技术检验样本。

当胡恩·德·克马德克提到这一进展时，一个剃了光头、操着俄罗斯口音的男人来插嘴，说他开了一个药物测试实验室，有兴趣测定开源胰岛素项目的部分样本。那人说，这个项目是“看看普通人做科学有没有前途”的绝好契机。不过他还是指出，让人上黑市或者国外去买这些救命药物，可能更方便一些。

胡恩·德·克马德克叹了口气，“从黑市上是能买到胰岛素。”他说，“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这个体系还是没变。”他在房间前面来回踱步，接着说道，“我们的目标更应该是改变其生产模式。不该出现这种大药企用人们的痛苦赚钱的情况。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更好的体系。”

除了制药工业的说客，开源胰岛素项目在自身内部也有批评者。格雷格·贡萨斯（Gregg Gonsalves）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流行病学教授，也曾是“地下科学空间”的成员。对于新冠危机中的药物研��，他采取了对抗的姿态，反对行业内的建制派。

贡萨斯还告诉我，D.I.Y.药物“就像医药界的众筹网站GoFundMe，是一个体系破败的标志”。他继续说道，D.I.Y.运动“将会走向绝望的死胡同——其积攒的所有能量和愤怒本可以用来对付政客”，用来争取全民医疗保障。

然而，面对美国医疗卫生体系深刻的缺陷，开源胰岛素项目的解决方案还是有一点希望的。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和当地的医院和药房联合，这将有助于把他们的方案同主流机构的做法进行整合。

生物伦理学家凯莉·希尔斯（Kelly Hills）在一家叫罗格生物伦理（Rogue Bioethics）的咨询公司工作。她赞赏开源胰岛素项目的努力——在新冠疫情中，这赞赏之情则进一步加深。

她告诉我，标准药物在小型的社区实验室中进行去中心化生产，也许是一种确保我们在传统供给线被打乱时不会陷入药物短缺的方式。药物短缺经常发生，甚至在非危机时刻也会，而“如果你靠药物维持生命，药物短缺可是要命的”。希尔斯说，“但是，如果身边有了社区实验室，你就能规避生产线延迟和边境暂时关闭所带来的风险。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去一家社区实验室，只花一点钱就能配到够用一个月的胰岛素处方用量，你就会松一大口气。”她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开源胰岛素是否能满足食药监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极其严格的强制性安全要求。

约翰·威尔班克斯（John Wilbanks）是一名非营利研究组织“赛奇生物网络”（Sage Bionetworks）的医疗技术人员。他告诉我，从其中各种激进的方面来看，D.I.Y.医疗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项目。“我们拥有这种刻苦钻研的文化，鼓励大家自己去寻找个人主义式的解决方法。”他指出，“嗯，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

D.I.Y.生物运动

从千禧年兴起的D.I.Y.生物运动，几乎是渐进式地顺应了历史时机。呼应了创客文化*的方方面面，同个人计算机发展早期的车库创业故事尤其相似。首先是造出了硬件，再到软件；现在甚至连生命的湿件也都能在自己的家中制造出来了。

D.I.Y.生物反映了对专家权威和守门人行为*普遍的怀疑情绪，但它并不怀疑学习本身或专业知识。iGEN是于200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合成生物学竞赛，面向本科生，已经扩展到将社区实验室工作者和其他体制外的科学家们也包含在内。

备注

创客文化（ startup culture）融合了技术元素的DIY文化的延伸，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创新开放、挑战权威的特点。

守门人行为（gatekeeping）指受众最终得到的信息或商品，总是先根据准入规则或者守门人的意见受到筛选。

D.I.Y.生物运动也得益于鼓捣副业的观念，以及创客嘉年华的兴起，这能给业余爱好者们带来一种很棒的新的正当性。对一些一心改变世界、刚刚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们来说，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挑战，让生物学比计算机科学更吸引人。

近几年，无论是PCR机、原子力显微镜还是环境探测仪之类的设备，要入手高级的实验室设备变得相对容易。举个例子，当初创的生物技术公司倒闭时，他们倾向于把设备打折出售，然后社区实验室和生物黑客们就可以趁机买下它。威尔班克斯告诉我，“D.I.Y.生物很像家庭酿酒——一种硅谷七十年代晚期的黑客俱乐部文化。如果你还没在eBay上搜索过能在24小时内发货的DNA测序仪，不如去试着逛逛，这个二手市场可大了。”

D.I.Y.生物的圈子里也有一些佼佼者，并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受到了这次新冠病毒危机的刺激。原子生物学家艾伦·乔根森（Ellen Jorgensen），同时也是“基因空间”（GenSpace）的创始人之一（基因空间是美国第一所社区实验室，2010年创立于布鲁克林）。她现在是一名生物技术高级管理者，但她坚信D.I.Y.生物会有希望。

在Just One Giant Lab（一个建成于巴黎的协作性网络）的赞助下，乔根森主导了一项研究新冠病毒检测的项目。这个项目将消除对PCR机的需求——当这些机器在美国司空见惯时，在世界其他更贫穷的地区则很难获得。乔根森的团队基于环介导等温扩增法（一种最早由日本研究者开发的、更便宜的复制病毒基因材料的方式）研发出了新冠病毒检测专利；根据Just One Giant Lab的网站介绍，这个过程“能在一杯热水中完成”。

另一个基因空间的老手则是威尔·卡奈因（Will Canine），他是开源机器人制造公司的合伙人。这些机器使得实验室能够自动化完成许多现代生物学研究所要求的一系列枯燥任务，比如一次次地配制比例精确的液体。当疫情刚开始时，一项公私合作项目（Covichain机器人计划）改造了一百七十台卡奈因公司的机器人，并免费运送到西班牙医院。这些机器能让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更快速、更便宜。而且也能在社交隔离的关键时期帮助减少实验室的人员出动。

卡奈因告诉我说，D.I.Y.生物有很多可以教给我们的大流行世界。这一运动学着去使用简单易懂的、又不让科学低能化的语言，并且也学到了哪些是不该做的事情：“在公共论坛上猜测那些在科学上无效又危险的事”；“囤积协议、数据、设备、人员，或者其他任何对其他人可能有很大帮助的东西”。卡奈因补充道，“D.I.Y.生物不该只关心那些最前沿的实验，反倒应该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获得最相关的科学知识和工具。”

D.I.Y.生物的谱系也囊括了无政府自由意志主义者。令乔根森和卡奈因这些人大失所望的是，因为喜欢直播特技，这兄弟会似的元素更能吸引媒体的注意。2018年，在一个召开于奥斯丁的会议上，28岁的生物黑客亚伦·特雷威克（Aaron Traywick）做了场直播：给自己注射一种用于治疗生殖器疱疹的D.I.Y.生物药品（不太清楚这药是否奏效；随后特雷威克就在那一年死于华盛顿特区，去世时他还在使用一种感觉剥夺理疗舱）。

这是运动的一部分，包括疯狂的自我实验者、寻求延年益寿的超人类主义者，以及想要成为赛博格的人（在他们的胳膊上植入记录了他们医疗信息的微型芯片）。我采访的其中一个人把这批人叫做“你搞了啥？”群体。另有人称这些人追随这样的信条：“因为这很酷，也因为我们做得出来。”

在这些更尖锐的（生物黑客）类型中，或许最广为人知的是生物黑客企业家约西亚·扎纳（Josiah Zayner）。他拥有芝加哥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是一个厚脸皮的公众人物，也和监管机构有着狡猾的、引发争议的关系。在2017年，扎纳在线直播了他的自我注射——应用了旨在增肌（但并没有用）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他也记录了一项自我实验：他将朋友捐赠的粪便中的物质移植到自己的肠道里，来改变他的体内菌落。他现在有一家名为奥丁的公司，专门从事实验用套装的邮购销售，这让你能亲自尝试CRISPR，培养在黑夜里发光的酵母，以及对树蛙进行基因编辑。扎纳大概相信：只有疯子科学家才是好玩的科学家。

去年八月，扎纳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名为“生物骇客星球”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提出，在多米尼克联邦等美国的邻国中有许多绝望的病人，他们愿意去尝试任何一种实验性的基因疗法，哪怕这些疗法极有可能弄死他们。他提议说，激进的D.I.Y. 应该在这群人身上做测试。“干嘛要跟美国政府斗呢？要知道，你只需要飞上几个小时，到了那儿就根本没有政府和你作对了。”他说。

大型制药公司成了生物黑客破坏分子眼里的诱人靶子。在“生物骇客星球”的会议上，一个叫加布里尔·里西纳（Gabriel Licina）的男人坐在讲台的边缘，演讲介绍了他与两位朋友的项目。这两位朋友，一位是澳大利亚的生物黑客安德鲁·斯塔摩尔（Andreas Stumer），另一位是自学成才的生物学家——石油工人大卫·伊舍（David Ishee），副业是在密西西比给狗育种。他宣布，他们对基因治疗药物格利贝拉（Glybera）进行了逆向工程——该药物治疗一种罕见的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它会导致血液中甘油三酸酯（triglycerides）的危险积聚。

里西纳在生物黑客圈子里出名，是凭借2015年在自己身上试验他自己发明的“夜视”滴眼液（这种滴眼液含有Ce6，这种成分类似于在海洋生物中可以找到的光感知物质）。如果你谷歌他的名字，你会发现在照片里他的瞳孔散大，眼皮肿胀，而且他还剃着光头，看起来就像一个外星人。他声称他能在晚上看得更远，这种体验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且身体不会受到持续性的损伤。

2015年，德国的公司UniQure引进了格利贝拉，它是当时世界上最贵的药，一剂就高达一百万美元。两年后，UniQure让格利贝拉退出了市场，因为在德国只有一家保险公司能给一名患者报销它的费用（这种脂蛋白酶缺乏症的患病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

在拉斯维加斯，里西纳说他和他的同事已经辨识出了致病的DNA，并将他们的成果发给了一家外部的遗传学实验室，并且他们编辑了大肠杆菌细胞，以使其能够生产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是该病病患身上所缺乏的（这个过程和制造胰岛素相似）。里西纳宣布在这次会议上他带来了四十小瓶基因编辑过的细菌，他还时不时就得意地拿起一瓶举过头顶挥舞。

他邀请了科学家来培养、提纯和检测他的发明创造。但当了解到他的观众沉迷于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时，他说，“不要往你自己身上注射这种东西，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别再扎你自己了。”

在二月份，我和里西纳有打过电话。他当时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South Bend），在当地开了一家名叫“科学屋”（Scihouse）的社区实验室，就在自家门口。“这听着很轻率。”他说，“但我的朋友和我决定去制造格利贝拉时，是因为我们觉得会很有趣。我的意思是，这是价值一百万美元的药。”然而，他声称，就连这药的秘密，要想揭开其实也没那么难。（UniQure对这种药物仍持有专利权，表示里西纳的“仿制品”攻其不备，但并没有起诉他。）

里西纳说他不希望任何人用他的配方进行临床治疗。他只是想呼吁和他一样的生物黑客不要再热衷于“在家酿造夜光啤酒”（对，还真有这回事），转而把他们寻求刺激的心思放在更加有意义的项目上。

当亚科斯·卢兹·洛伦克（Alec Luiz Lourenco）和库波尔·威特（Cooper Veit）——这两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提出愿意在大学实验室为他的格利贝拉仿制品做检测时，他感到很开心。洛伦克和威特是BIOME的一份子——这是一个灵感来自D.I.Y.运动的学生组织，他们追求洛伦克所说的“独立类型”的生物学研究（不过BIOME项目由于疫情延期而前途未卜）。

从许多方面来说，社区实验室代表的那种最真诚的、强调民主的业余主义，和生物黑客身上那种好表现的尖锐气质非常格格不入。在开源胰岛素项目中，和我聊天的那一群人是谦虚谨慎的，但也有些沉浸于匡扶社会正义的激进分子。

然而，两派的成员之间也存在交集：他们彼此认识，参加一些相同的会议，并且拥有共同的信念，认为真正的科学可以脱离于建制存在。他们还作了类似的承诺，要让他们的专利和发明透明化。安东尼·迪·法兰克（Anthony Di Franco）是开源胰岛素项目的成员之一，他住在加州伯克利，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本身也是1型糖尿病患者。他告诉我说，虽然他认为开源胰岛素项目属于“互助社会的一项传统”，这一组织在他眼里也“绝对是生物黑客社群的一部分”。

D.I.Y.生物运动发源于麻省剑桥市以及加州湾区等地，这些地方生物技术发展繁荣。一部分参与者之所以开始自己鼓捣设备，是因为缺乏资金或资历要求，无法在学术机构或者企业实验室参与生物研究项目。还有些人则是想要证明高水平医疗信息和技术也是可以共享的。

2008年，凯·奥尔（Kay Aull）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生物工程本科学位。当时她决定，在搬去研究生学校之前，要花五百美元在自己公寓的橱子里搭个实验室，看看自己能弄出什么名堂。她的成果之一是发明了一项在家就可以做的基因检测技术，针对的是那种折磨她父亲的血色素沉着病（血液中铁元素过量）。她告诉我，于她而言，这对于“走近科学，揭秘科研”有很大的贡献。

社区实验室的设立，秉持的也是一种相似的精神，希望吸引平民百姓来学习如何操作最新的合成生物学：DNA测序，蛋白质工程， CRISPR技术。前有纽约布鲁克林“基因空间”（GenSpace）一马当先，后有加州圣塔克拉克市的“生物好奇者”（BioCurious）；奥克兰的“柜台培养实验室”（Counter Culture Labs）；巴迪摩尔的“地下科学空间”追随脚步。

2010年，在洛杉矶召开的会议上，梅瑞迪斯·帕特森（Meredith Patterson），一位三十二岁的计算机科学家和科幻小说作者，发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演讲，后来被冠以“生物朋克宣言”之名。她主张，“一般人觉得科研只能在百万美元级的大学、政府或者企业实验室里完成，但我们不同意；我们主张自由探索的权利，让个人自己把握方向以从事研究并追求理解，这是和言论自由或宗教自由一样的基本权利。我们无意与‘大科学’起冲突；我们只是要求‘小科学’拥有一席之地，后者一直以来对于人类知识总体发展具有同等宝贵的价值⋯⋯一个住在洛杉矶城南的十三岁小孩，也和大学教授一样拥有研究世界的权利。”“如果热循环器（也就是PCR机）贵到不是每个感兴趣的人都买得起，那么我们就打算设计出更便宜的型号，然后教大家如何自己去制造。”

在2017年出版的《合成物》一书中，哈佛的科学史专家索菲娅·鲁斯（Sophia Roosth）将D.I.Y.生物从公民科学运动中区分出来。投身公民科学的志愿者干的活包括：数蝴蝶迁徙的数目，或者鉴别天体，然后再向专家提交他们的数据。“虽然是很草根，但D.I.Y.生物尤为爱挑事、路子野，不按套路出牌。”鲁斯写��。她也将它与伪科学进行了区分：生物黑客很少提出“扯淡的理论”。他们的目标是“让业余爱好者或非专业人士能够制造出新的东西，而非新理论” 。D.I.Y. 生物可能也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信条不谋而合，他在1988年去世前不久，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黑板上写下，“我无法创造出我无法理解之物。”

要避免把像“地下科学空间”这样的社区实验室弄成豆腐渣工程，可得花上好些心血。他们以学术界实验室为样板，遵守各项安全标准和伦理行为规范，还额外增添了一些注意事项，因为一些参与者对这类实践并不熟悉。（在“地下科学空间”，规则包括不使用传染性病原体——嘘！——也不许操作人类或者其他哺乳动物的细胞。）

克里斯蒂·圭里尼（Christi Guerrini）是一名合法学者、也是贝勒医学院的教授。她正着手一项有关生物黑客的研究。她告诉我说，许多社区实验室做的远远超出了“‘在表格上打钩’式的合规检查”，“我采访过其中一个人，他认真地考虑了生物对痛苦的感受程度，那种体贴真正打动了我。因为他心里非常矛盾，而他打算拿来要做实验的生物是水母。”

圭里尼感觉到D.I.Y.生物的参与者通常比他们的专业同行更用心付出，保证其工作能够经受公开的检验，同时更致力于信息开放，让结果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他们的研究可能无法转变范式，但你或者我为了阅读他们的文章，不再需要背靠学术机构，或是支付一笔高昂的期刊订阅费（当然，对这些研究的靠谱程度，我们多少要打上一点问号）。学界则是另一番景象，圭里尼说，“有这么一种现象：科学家们想把他们自己的数据抓在手里，用的时候有点像是运球前进似的，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教职评定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激励。”

透明性不仅是生物黑客文化的核心原则，它也是一种防卫策略。D.I.Y. 生物运动兴起于“9·11”事件之后，它的践行者有时会吸引执法部门的注意，后者眼里生物黑客和生物恐怖主义没啥两样。2004年的一个例子可谓臭名昭著，史蒂文·库尔兹（Steven Kurtz），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艺术系教授。他曾由于一些细胞培养物而遭到联邦探员的入室突击搜查（最终库尔兹被撤销了所有指控）。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研究者——托德·奎恩（ Todd Kuiken）关注D.I.Y. 生物社区已有多年，他告诉我说，“一开始，大家都担心地下室里的生物黑客会搞出一个大流行病。这完全是奇谈迷思。”

最近几年，生物黑客基本上已经弄懂了怎么去规避法律干涉。加州的数学教授米歇尔·劳费尔（Mixael Laufer），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生物黑客组织的监理人，这组织名为“四个扒手醋”（Four Thieves Vinegar）。

2016年，劳费尔教授设计出Epipen（肾上腺素笔）的制造指南，这个装置的作用是在过敏发作时扩张呼吸道。他把他的版本叫做EpiPencil，并表示其造价大概30美元。当时Epipen的制造商迈兰公司（Mylan）要价300美元一支。EpiPencil由现成的部件组合而成：一支为糖尿病患者研制的自动注射器，这能从网上买到；肾上腺素，这可以从合作的医生那开到处方；以及一支针筒和一个针头。

四个扒手醋，得名于一个中世纪传说，是一款家庭酿造的鼠疫解药。他们把EpiPencil的制作说明公布在了自家网站和油管上。因为这个小组并不制造或发放产品，所以在技术上并不违反食药监局规定。油管后来删除了相关视频，声称视频宣传的行为“本质上存在风险，可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甚至死亡”。

从那以后，四个扒手开始发布其他“抄小道”的生产流程，包括从羟考酮制取一种缓解嗑药过量的药物纳洛酮（naloxone）的配方，以及一种制取家庭作坊版的流产药物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的操作指南（劳费尔指出，兽医药店提供的一种药物里有这种成分，可治疗马的溃疡，并不需要处方）。

在二月，我和劳费尔通了视频电话，当时他在新加坡，他妻子刚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他告诉我说，他不会接触那些用四个扒手制造方案的病患：“好多人来问我，我们跟那些采用我们的方案和技术的人是什么关系。但我们和他们真的没有什么联系，也有意避免和他们接触，因为我们不想推销我们做的东西。”

“业余科学家”

三月初，我和塞巴斯蒂安·寇思巴（Sebastian Cocioba）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位二十九岁的植物生物学家自学成材，通过巧妙地使用从eBay上购置的物品，外加他自称的“一点点电工实践知识”，在他爸妈位于长岛的公寓里建起了一个很厉害的实验室。

在一间闲置的小卧室里，寇思巴有一台PCR机（最牛逼的那种，自带货真价实的触摸屏）、一把用来给细胞注射DNA或者RNA的基因枪、一台层流罩、一台离心机、一台混合各种液体的震荡器；还有架子上也排满了装有化学试剂和蛋白质的瓶瓶罐罐。

他花了约七千美元来拼凑出这一套设备（为了好玩，他还给几台机器贴上了傻乎乎的斗鸡眼）。寇思巴研究的是植物组织培养和基因工程，他的专长是设计并种植出颜色、花样新颖的花朵。

在他爸妈的厨房里，一面白色的橱柜上贴满了便签条，上面用记号笔写着潦草的字迹。寇思巴几个月前和一位日本商人以及一名纽约大学的生物学家开会，然后带回来了这面橱柜。他们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样式特别的牵牛花，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标志。

寇思巴的母亲有时则更像是他的实验室管理员，她很喜欢这面贴满标记的橱柜看起来的样子。冰箱上贴着一张清单，罗列了基因编辑一种蓝色玫瑰所包含的步骤。

在纽约，我看着寇思巴组织了一场合成生物学工作坊，受众是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学生。很明显，他非常喜欢分享他的技术。他讲的故事让同学们哈哈大笑——十几岁的时候，他为实验室赚到了第一桶金，做的是“回锅兰花”的生意：收集“家得宝”（美国家居连锁店）扔掉的没开花的室内植物，把它们置于蓝光下直到开花，然后再卖给商店。

寇思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了几年，但后来因为财务和家庭原因退学了。现在他得到了几份外部的研究合同：其中一份来自私人捐赠，内容关于利用基因编辑植物来生产药品（在2017年，一所英国的研究中心宣布开始一项实验，意图利用基因编辑植物来生产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寇思巴留着齐肩的头发，他有时会扎成日本武士样式的圆发髻；他喜欢短裤��T恤，友好亲切，懂礼貌。他不介意与学术界合作，他认为学界不“排斥 D.I.Y.生物社区”这点很重要，毕竟“科学归科学”。他欣然接受“业余科学家”这个标签，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新手。他喜欢引用费利克斯·德赫雷尔（Felix d’Herelle）的事迹——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法籍微生物学家，“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噬菌体研究（噬菌体是指那些感染细菌但不伤害人体的病毒）”。

寇思巴在服务基因工程客户时，他会在线上“为他们设立一个开放的实验室笔记本”，这样一来，“他们能看到每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这和我的竞争者（主要是那些大学）所做的正相反，大学实验室最后只是把植物交给他们而已”。当帕森斯的学生问他会不会担心被人抄袭，寇思巴说，“我宁愿完全公开并免费赠送这些工具。毕竟没有什么比能亲自造出东西更激动人心的了。”

3D打印义肢

目前为止，D.I.Y. 医疗最大的成就在于制造测试用品和医疗硬件，而不是制药。雪伦·特瑞（Sharon Terry）曾是大学牧师，后来当了家庭主妇，住在波士顿附近。1994年她得知她的两个小孩：伊丽莎白和伊恩，患上了一种罕见的基因失调——弹性假黄色瘤（PXE），会导致早衰和其他问题。在孩子确诊之后，两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团队分别前来收集血样。特瑞不想让她的孩子反复扎针，就问研究人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共享血样。但那不是学术研究的做法。她被告知：两个团队会比拼谁能率先发表研究结果。

特瑞和她当时的丈夫——建筑项目经理帕特，读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篇关于PXE的文章。文献浩瀚令人生畏，但最终他们看出了脉络。他们认定，如果可以创建一个DNA资料库来研究这一疾病，会有很大帮助。于是，他们从PXE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身上收集来组织和血样，并从哈佛大学的某个实验室借来一块小地儿，在晚上开始对样本进行研究。

最终，他们加入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鉴定PXE的相关基因并为该基因申请专利——不是为了抢占，而是试图确保此成果能为研究者所共享。特瑞没有止步于此，之后又合作完成了140多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在《自然》和《科学》等重量级刊物上。她现在领导着一个叫“基因联盟”的组织，和一个关于PXE的研究协会。后者正在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以考察各潜在疗法的鸡尾酒组合。另外，她的孩子们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2013年，丹娜·里维斯二十一岁，她是一名1型糖尿病患者。虽然没有任何的工程学或医学背景，她那时正打算把她夜里用的血糖监测仪的警报声弄得再响一点，以免她（低血糖时）直接睡过去没听见。

里维斯从事公关，住在西雅图。她开始和她当时的约会对象——软件工程师斯科特·勒布兰德合作。他们研发出一种算法，可以预测她的夜间血糖水平何时会降低到危险数值。最后，他们造出了一个更有野心的产品，直接省去了半夜起床调整胰岛素剂量的必要。

他们称之为“开源人工胰腺系统”，并将其制造方法公布在网上。这台仪器连接着血糖探测器，和一台胰岛素泵，并接入智能手机上的开源软件，使得病人能在夜间自动校准用药剂量。尽管开源人工胰腺系统没有得到医疗设备的许可证，也并无公司进行任何规模的商业制造，但已有一千七百多人为自己组装了一台来使用。刊登在《柳叶刀》等期刊的初步回溯研究中，已经证明了该装置的有效。

e-NABLE是一个由三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设计并3D打印义肢和义手，再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人们，目前为止已经做了超过一万个。团队运营费用大多是志愿者们自掏腰包。

在美国，多数受捐者是儿童。有些儿童不再使用医疗级别的义肢，因为它们有点重，还不能弄湿或弄脏。孩子们的个头也长得很快，以至于用不了之前的义肢。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起新买一副又一副的开销，尤其是当医保无法全额报销的时候。毕竟，一副义肢的价格一般在三千到一万美元之间。而对于一种罕见的先天症状：只有手掌却没有手指，则没有一家公司生产相应的儿童产品。

e-NABLE的创始人之一珍·欧文（ Jen Owen）告诉我说，对于许多孩子而言，3D打印义肢带来的最大解脱是“社会心理上的”——你从一个手很奇怪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手像超级英雄似的的小孩，这让朋友们感到很好奇。e-NABLE的志愿者根据客户的选择给塑料手上色——有时是抢眼的蓝色或者紫色。

佩里格林·霍桑（Peregrine Hawthorn）生来就有一只手没有手指，在少年时收到了他的第一副e-NABLE的义肢，然后和他父亲一起开始设计新的义肢模型。2017年，他和别人合著了一篇文章——《赛博格的骄傲：e-NABLE的自主设计》，文中他谈到自主设计义肢帮他战胜了抑郁。他回想起当他炫耀自己的第一份设计时，他心里是多么激动。那份作品有着“光滑的黑色外壳，亮蓝色的驱动电缆”。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受捐者往往连再便宜的义肢都负担不起。乔恩·舒尔（Jon Schull）在成为e-NABLE的联合创始人之前，是一名互联网投资商，也是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告诉我，他最近在洪都拉斯遇到了两位年轻人，他们在触电事故中失去了他们的手。在获得e-NABLE的手之前，他们一直都处于失业当中。现在，他们一个做着家居植物的生意，另一个在卖凉鞋。他们告诉舒尔，他们终于可以在散步的时候拉着孩子的手，或者在讲故事的时候自如地打手势，或者和他们朋友拳头碰拳头。

“手作为社交工具的作用，甚至超出了作为操作工具的作用。”舒尔说。从这一角度来看，e-NABLE的手是否代表了时下的最高水平并不重要。他说，专业的义肢制造商的工作是“生产出真正好的东西，如果它只是比什么都没有稍微好点，就还不够”。不过话说回来，某些情况下，有一点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舒尔告诉我说，虽然他在 e-NABLE上花的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金钱回报，但这是他做过的工作里最让他有满足感的。不仅仅在于“向人们送出义肢时，眼睛获得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感召”。让他着迷的还在于：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人道主义组织“能够绕开产学研一体的整个医疗产业，满足被前者证明为无法解决的复杂需求”。

e-NABLE并不支付设计者工资，也不向受捐者收费，这成了其游离在食药监局对医疗器械监管外的原因之一。同时，虽然一些义肢制造商怨恨它对他们市场份额的侵蚀，志愿者们的工作大体上还是没有受到影响。

e-NABLE的创始故事则很异想天开。珍·欧文嫁给了一个叫做伊万·欧文的书呆子，他也是定居在西雅图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有时给小成本的恐怖电影设计怪兽套装。他和珍对cosplay很感兴趣，在2011年的一场蒸汽朋克的展览上，他做了一只手指可以活动的大号铁手，能发出像在小偷在抽屉里翻找银器的声响。在场的cosplay迷们都很喜欢，这只手让一帮人想起了弗雷迪·克鲁格*，让另一帮人想起剪刀手爱德华。

后来一位南非木匠理查德·凡·艾斯注意到伊万发布的视频，还看到这一工艺品可以有更大的用途。凡·艾斯最近失去了他右手的四个手指，也负担不起专业义肢的费用。这两个男人通过电邮和Skype开始了一场远程合作。最终，欧文和凡·艾斯发布了这个义肢项目的视频，然后开始收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发来的对义肢的需求。

备注

弗雷迪·克鲁格：电影��猛鬼街》里的人物，面目可怖，手指如刀，是小孩们的梦魇。

在2012年，他们突然有了个想法：利用3D打印来造手。那时类似的义肢要价几千美元（现在花300多美元你就能买到一款不错的）。欧文问了一家叫MakerBot的公司能否考虑免费寄几台打印机给他们。出乎他的意料，回答是可以。欧文夫妇、凡·艾斯以及其他合作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设计申请专利，而是把他们的文件发布到了公共领域，允许任何有需要的人制造该版本的义肢，或在其基础上加以修改。（要成为获得e-NABLE认证的设计者，你必须拍下你自行打印制作义手的视频，让有经验的志愿者能够以此评审你的操作过程和成品优劣。）

志愿者们提交新设计、提议新项目，然后社区成员再投票决定是否拨款资助。来自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奈特·门罗，最近获得了拨款去设计一只他称为“NIOP”的胳膊——这一缩写意为“没医保只好这么搞”。2015年的时候，门罗曾为一位朋友的女儿修过一辆粉色自行车，然后他试了试车子——“骑得像个小丑似的”——他前轮碾过了水泥地上的一道裂缝，摔得他胳膊伤了好几处。

门罗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包工头，没有医疗保险，存款也很少，所以他就没对他的胳膊作恰当的处理。感染发展了起来，2017年，他的胳膊已经被截到了肘关节以下。他告诉e-NABLE 的媒体人员，“我住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有保险的人过的是第一世界的生活；而没有保险的人，过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

门罗最终得到了一条专业的义肢，但在他为此等待的那年里，“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大帮人，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怪物”。这种感觉折磨着他。当他听说e-NABLE时，他便加入进去，开始为其他人制造手臂，其中包括一个叙利亚阿勒坡的十四岁男孩，他失去了自肩膀以下的整条胳膊。

一天下午，我去和一位e-NABLE志愿者埃里克·巴布尔（Eric Bubar）碰面，他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马利蒙特大学教授物理学。他向我展示了他和学生用来制造义手的3D打印机，意大利面似的塑料细丝正被填进机器。要打印义手的所有部件，得花上十五到二十小时，然后巴布尔还得再花上半小时组装它们。我和他交谈时，打印机嗡嗡作响，绕着紧密的圈挤出紫色的塑料，像一台迷你版的赞伯尼磨冰车。机子停下来之后，他交给我一个小孩子尺寸的塑料拇指。我把它放进我大衣口袋里，留作纪念。

这个组织没有领导，谁做事谁当家， e-NABLE的志愿者用do-ocracy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运动，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迅速地调整团队行事的优先级。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时，e-NABLE 的志愿者开始生产面部护罩。埃里克·巴布尔有三台3D打印机一直不停地工作，以满足一天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护罩的需求，订单来自医院、生活辅助设施、牙医诊所。

和其他e-NABLE志愿者一样，巴布尔从接受者处寻求反馈，然后据此改进设计。当医生告诉他，他们将更喜欢用高架透明胶片（一般用于高射投影仪）里的一种塑料制作的面罩，因为它更轻也更容易擦拭。于是巴布尔就开始提供这种面罩。e-NABLE的网站随后贴出一张照片：另一位医护人员戴了这种面罩，并竖起了大拇指。算起来， e-NABLE已经向超过25个国家分发了至少五万个面罩。

参与抗疫的不止e-NABLE一家。在大家发现鼻咽拭子柔性塑料的短缺，是阻碍新冠病毒检测力提升的一大瓶颈以后，另一家 D.I.Y. 组织开始3D打印这种塑料。和利他主义的豪迈情怀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时也存在许多可理解的忧虑：部分产品可能不安全或者无效。

幸运的是，检验测试 D.I.Y.抗疫物资的努力，几乎和这些产品自身出现得一样快。爱思维尔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期HardwareX期刊的特刊，刊登了密歇根理工大学工程系教授——约书亚·皮尔斯（Joshua Pearce）——关于低成本、开源的新冠医疗设备的征稿通知。在学术期刊中发表，意味着一项设计经过了测试且被证明有效；鉴于情况紧急，同行审阅将会很快地完成，并且文章也可以公开获取。它可能不如食药监局批文那么严格，但它是一次提升DIY生物运动严谨性的认真尝试。皮尔斯告诉我，“对于医疗硬件来说，说‘我做出了些东西’是不够的，如果你的受众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用你的东西，你得证明这东西已足够好。”

疫情下的D.I.Y.生物运动

自新冠疫情危机伊始，开源胰岛素项目的实验室工作一直处于停摆，但项目成员仍在为与他们事业相关的法律事宜和社会影响而忙碌工作着。即使开源胰岛素项目所制造的产品开始定型，在它进入市场之前，也需要克服所有监管方面的障碍，并证明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性达标。医药级别的产品制造商必须向食药监局提供长篇累牍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能够在无菌环境中以始终如一的标准生产这一物质。而证明产品到达上述标准需要耗资几百万美元。

依照食药监局的一项新规定，开源胰岛素项目需要克服的麻烦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这一规定详细说明了制造治疗性的“生物仿制药”，比如胰岛素，需要满足何种条件。生物伦理学家凯莉·修斯（Kelly Hills），告诉我说，“如果开源胰岛素项目能够证明，他们生产的东西是市面上已有药物的‘生物仿制药’，他们或许能更快通过审批程序，无需经历完整的临床试验过程，从而省下一大笔开销。”

开源胰岛素项目的成员正在就如何架构其生产网络寻求法律咨询。除了与医院和药房合作，另一个正被考虑的模式是模仿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麻产业合伙人，他们接受州政府的规制，而非联邦政府。

新冠病毒检测能力的缺口，使得开源胰岛素项目的部分成员认为，他们对于一种小规模生产设施网络的愿景，可以被应用到医药供应链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制药厂都是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而规划设计的，同时，正如开源胰岛素项目在其网站上指出的，“无论（制药厂）要增加现有产能，还是转而生产另一种的产品，都将是一个花费巨大的缓慢过程。”而在一种由无数小型工厂所构成的体系中，每一间小厂都只为当地客户供药，业态会更加灵活。

就和当下的许多人一样，团队的志愿者们也从昔日公共健康危机中涌现的人物事迹那儿获得了鼓舞，关于胰岛素，他们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故事。

在1940年，一位十九岁的捷克犹太人艾娃·萨克斯（Eva Saxl），和她的丈夫维克多（Viktor）一起逃出了纳粹占领下的布拉格。他们辗转来到上海，艾娃在那里教英语，但同时她不幸确诊罹患1型糖尿病。当时上海正处于日本人的封锁之下，药物很难买到。

艾娃找来了一本书，里面描述了治疗糖尿病的一些前沿尝试，她当即开始努力钻研。她变卖了她所积攒的存货，换来水牛胰腺的定期供货；不久后，她开始生产出高纯度的胰岛素。萨克斯夫妇在兔子身上进行测试以后，开始把胰岛素注射到艾娃自己身上。最后，他们造的胰岛素有四百多人用上。

不久前，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家让·佩库，合著发表了一篇关于开源胰岛素的论文。他告诉我，他发现这个项目的方案“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总结出，对于胰岛素这类广泛使用的药物而言，那并非最佳方法。他认为开源胰岛素计划的思路最契合的，是那些“市场规模很小的孤儿药，对一家公司来说，进行商业生产很可能划不来”。

在这一情景下，“可以存在小规模的药品生产，同时无需在制药商与患者之间建立商业往来，因而也就不存在责任问题。对于患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情况，虽然药可能不如那些从药厂买来的药那样安全，但相比没药可吃的窘境而言，患者的健康会远远更有保障。”

最终，疫情将帮助D.I.Y.生物运动获得合法性。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流动配药机器人的发明者威尔·卡耐因（Will Canine）说，“虽然我们的总统像是医药民科的反面教材，但专业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比起几个月前更靠近D.I.Y.生物学家们了...实验数据和流程公开地发表了出来并保持更新，保密和囤积数据的做法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不义，而不是理直气壮。”

基因空间的联合创始人艾伦·乔根森（Ellen Jorgensen），将大流行病时期视为捍卫科学的开放性、并促进合作的良机，而这正是D.I.Y.生物运动所推崇的。学界根据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和同行竞争来激励科学家，这套专业体系也在迅速转变以适应变局：在通过正式的同行评议之前传播预印本论文、分享物资材料、提供开源医疗设备的设计图纸。

这是“大家偏好越来越开放的科学研究”的明证，她补充道，“那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希望——这场疫情带来的除了一场巨大悲剧，也能造就一些好的东西永远留存下来。其中之一便是，打破科研体系的壁垒、孕育更多更开放的科学交流，从而助推科学加速进步，也让人类变得更好。”

[gravitysworm]

保守主义才是新朋克？美国的另类右翼运动

配图为最近红遍另类右翼圈的Based Stickman，原型是与反法西斯抗议者发生冲突的 Kyle Chapman。具体故事见新共和报道。

正文：

去年八月，曾经的民主党人，如今的川粉Andrew Torba创办了社交网站Gab，它很快成为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新大本营。九月，没有内测邀请的我，用假名和备用邮箱申请了一个帐号。也许因为名字取得很像“自己人”，我的申请在等待列表上停留不到一天就意外获得批准。大选后，互联网上各大右翼论坛的访问量都开始井喷，Gab也不例外。我也得以藉此观察另类右翼运动 (Alt-right Movement) 的线上话语和动员结构。

我关注另类右翼的原因有三点：首先，虽然这个词出现时间不短，传媒关注也在不断上升，但知道另类右翼的人还是非常少。去年末，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人做了个随机调查，54%的人完全没有听过另类右翼运动这个概念。其次，即使有所耳闻的网民，对此也有简单化理解，认为另类右翼就是复兴的3K党，就是新纳粹。另类右翼的提出者Richard Spencer年初被反川普抗议者当街袭击，之后的舆论讨论，也一直围绕“能不能打纳粹”（Punching Nazi）展开，并没有多少媒体严肃深入这场延烧了好几年的运动。最后，另类右翼运动与互联网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的崛起象征着网络政治极化的新型态：一是粉丝亚文化，黑客文化与右翼政治间的界限被打通；二是网络极化从早期部落化，到社交网络时期的集中化，如今因为主流媒体信誉的滑坡而再次走向部落化。

对绝大部分中文读者来说，另类右翼还是个陌生概念。另类右翼运动如何发家？人们又有哪些普遍误读？鉴于另类右翼内部的派别分歧非常复杂，本文仅从Gab和Reddit社区入手，总结其行动策略。

另类右翼与亚文化社区

“光头党大部分是信息素养低下，受到暴力和部落仇恨驱使的傻瓜。另类右翼们可聪明多了，所以左派才这么恨他们。”——Milo Yiannopoulos

“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 简称为Alt-right）”这个词最初由白人至上主义者，Richard Spencer于2008年提出。他主张21世纪的国家要由欧洲人和在美国的欧洲后裔主导，而另类右翼运动，就是一个重燃欧美白人身份意识的运动。作为极右智库国家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 NPI）的负责人，他广泛被传媒报道的时刻出现在去年11月末。在网上疯传的视频里，他在华盛顿NPI总部发表演讲，底下听众纷纷以纳粹礼庆祝川普的当选。

然而，用Spencer和NPI的理念来代表整个另类右翼运动，是种过分简单化的解读。另类右翼运动在纲领层面也许是一种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但在实践层面则更像一种松散的，策略多元的社会运动组织。或者说，另类右翼绝不是靠着宣传白人至上主义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首先，另类右翼运动与各种互联网反文化间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它尤其和缘起于4Chan/8Chan的反女权和男性权力运动脱不了关系。从互联网诞生开始，女性在数字空间的文化生产中就处于绝对弱势，线上的反女权运动也从没有停止过。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大批网站和博客组成的大联盟，统称做Manosphere。Manosphere最著名的概念就是吞下红药丸（Red Pill）和蓝药丸（Blue Pill）的比喻.，吞下红药丸，就如同黑客帝国里的尼奥，得以看到真实的世界：一个男性身份受到威胁的世界。

如今很多另类右翼运动的核心成员，比如Ricky Vaughn和Mike Cernovich（后者最近接受了60分钟节目的专访），就是脱胎于这场号称女性腐蚀了当代文化的仇恨运动。另类右翼也直接借用了红药丸的概念，来邀请更多白人男青年加入运动。Reddit论坛下专门有一个板块就叫The Red Pill，最近则又冒出来一个专门谈论政治话题的The Red Pill Right。在这里，你既可以找到男性权利的拥护者，也可以发现不少另类右翼的支持者。这两个论坛，和Alt-right的分论坛（已经被关闭），加上The Donald的分论坛，是极右翼最常逛的社区，有很多共享的用户。

另类右翼也吸收了反女权运动的不少斗争资源。现在很多分析都认为，2014年从游戏工业开始延烧的Gamergate运动就是另类右翼运动的初试身手。Gamergate打着反对游戏业裙带关系的口号，声称代表整个受压迫的玩家群体（其实以白人男性为主），对独立游戏，女性设计师和游戏评论家进行系统性的骚扰和恐吓。正是Gamergate让Trolling成为了另类右翼的标准动作之一。而Milo Yiannopoulos也是通过Gamergate中的出格言论吸引到了自己最早的一批信徒。

另外，一部分另类右翼社区的成员，特别是Milo的关注者，与其说对弱势群体有着恶意，不如说只是被虚无主义环绕的一群反文化宅男。他们借用了Manosphere中的流行说法，称自己为被主流社会男权文化抛弃的贝塔男性（Beta Male）。而目前需要做的，就是一场Beta革命，既反对女性，也反对一切固定的，物质导向的男性权力。互联网时代的男性气质不再是身体的，而是精神的，是能够通过数字空间展现权力的个体，比如黑客，极客，游戏设计师等。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公开同性恋的Milo（他自称为dangerous faggot），可以成为反政治正确的先锋。男同性恋本身，可以是更纯粹的男性气质的体现，这一观点甚至深藏在早期的纳粹思潮中。并不是所有反女权的力量都倡导传统男性气质的复兴，并不是所有对男同的支持都可以成为左派的资源。当外界批评Milo歧视少数族裔时，Milo就常常以自己是同性恋，又有无数黑人男友作为挡箭牌。自由派玩得炉火纯青的身份政治，最后却被极右翼轻易学到了，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另类右翼运动逐步复制和演化出非常庞大的概念和文化符号，因而也培育出了极为多元的追随者。这些使用符号的人不一定完全同意另类右翼的所有观点，但他们却共同讨厌一本正经的传媒，政客和左派。另类右翼在此共识之上建立了有力的口号：保守主义才是新的朋克 (New Punk)。这种理念成功地把右翼理念和迷群文化衔接了起来。

这两年，另类右翼又有了自己标志性的传播武器：佩佩青蛙（Pepe the Frog）。关于这个标志的来龙去脉已经有不少中文文章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总之，这只绿青蛙本来的搞笑意义，如今已经被仇恨意义所取代。另类右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对符号意义的接管，其动员力堪称恐怖。这也是多年地下斗争历练的结果。

去年，另类右翼盯上了中世纪的符号。他们着迷于十字军东征收复穆斯林占领地的历史，认为自己当今的使命就是再一次收复被穆斯林文化污染的基督文明。和佩佩青蛙的故事类似，右翼们制造了#Deus vult（意为神的旨意，十字军口号）这个标签和相关的meme，作为彼此确认身份的信号。前些日子，著名游戏公司育碧推出中世纪背景的新游戏《荣耀战魂》，另类右翼的支持者们立即欢呼雀跃：他们终于可以在游戏中以骑士的身份屠杀异族了。

令人担忧的是，这场不断腐蚀文化符号的Meme运动似乎愈演愈烈。最近，连简奥斯汀都中枪了。另类右翼论坛把她捧作白人的代言人，仅仅因为她描绘了一个族裔单一，男尊女卑的理想世界。右翼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误读付出代价，他们恰恰要通过扭曲文化产品来进行再创造。

对文化符号的娴熟运用，使得另类右翼比一本正经抵制他们的激进左翼有意思多了。比如总是一袭黑衣黑面罩（称为Black Bloc战术）出镜的Antifa（反法西斯）组织，经常用激进行动，包括使用棍棒打砸物品，焚烧美国国旗来破坏右翼的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没能创作出广为传播的反抗符号和口号，他们的行动不仅被右翼群嘲，还得不到大部分主流自由派的认同。

左翼的抗争与另类右翼的反击

“我宁可看被克里姆林宫审查过的RT（今日俄罗斯），也不想直接看华邮纽时和CNN。现在必须看外媒才能了解世界了。”----某Gab用户

Gab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年间主流媒体清缴极右翼言论的后果。主流社交平台一开始对右翼言论普遍采取通融的态度。当时舆论的重点在于遏制ISIS，推特等平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删除圣战者账户上。等到ISIS的据点差不多被志愿者和官方工作人员爆破完毕的时候，也正值美国大选白热化。迫于舆论的压力，网络言论审查的刀子就朝着极右翼砍去了。

推特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断删除仇恨言论和发布仇恨言论的账户，包括Milo，Ricky等很多人。Spencer的账户也被停用了很久。2月1日，一直被批评纵容右翼壮大的Reddit，也终于表明立场关闭了旗下的另类右翼板块。几天后，推特关停了Gab的官方推特账户（后来在用户抗议下恢复）。而苹果商店则以各种理由拒绝Gab的官方app上线。

川普上台之后，每一次自由派的抗议，每一次主流媒体的封杀，都变成了另类右翼反动员的契机。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词来说，就是左派的每一次“暴动”都可以red pill（名词动词用）下一代对现状不满的白人。

由于Gab刚成立，又还在内测，大家基本都默认所有人都是另类右翼的支持者。一般用户关注别人，别人也会很快回关注。由于社区规模小，新人被鼓励用#SpeakFreely，#GabFam等标签做自我介绍，这样别的用户就可以搜到并关注新人。CEO Torba也常常和用户直接对话，募集捐款，发布新闻，倾诉对主流媒体的不满。Gab特别像我当年经历的推特中文圈黄金时期，大家惺惺相惜，每一次“敌方”的行动都让社区更加团结。

Gab自身的很多设计也明显是在向另类右翼运动看齐。尽管遭到Torba否认，但Gab网站的logo是一只青蛙，显然是在暗喻Pepe，并借此向所有极右翼喊话：这里欢迎你们。Gab的架构结合了Reddit和推特的特点，用户既可以转发评论和贴标签，也可以将一条消息顶起来和踩下去。考虑到Reddit和推特是右翼最活跃的主流社区，这样的设计使得从这两个网站转战来的新用户可以很快上手。

除了将左派的抗议转化为动员的动力，另类右翼们还会收集各方证据来验证自己才是“站在正确的历史那边”的人。这些证据包括：卡斯特罗死了；马丁路德金侄女阿尔韦达投了川普；白人为主的爱国者赢了超级碗；推特的营收不断下降等等。主流舆论常常指责主流右翼和部分川普支持者是受到假新闻蛊惑的一群人，但至少另类右翼并不靠此为生。他们提到的新闻确实发生了，但他们只是善于提出其他解释角度而已。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另类右翼的全球化。虽然概念提出者在美国，另类右翼的很多核心人物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Gab上可以看到大量的欧洲用户，Reddit的欧洲板块讨论热度不亚于美国政治板块。随着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结束，很多右翼马上将视角转向了今年欧洲的几场重要选举。国民阵线勒庞的头像已经被做成了Pepe，很多美国用户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为勒庞竞选出力的意愿。Buzzfeed年初更是发布独家新闻称，美国的川普支持者伪装成法国的用户，在有组织地帮助勒庞助选。通常来说，人们认为左派组织更喜欢结成跨国联盟，但另类右翼似乎扭转了这个趋势。

如果观察另类右翼们常用的标签，在一堆#MAGA，#RedPill，#Altright里，经常会混杂一个看似乱入的#CulturalMarxism，这是因为不少另类右翼成员早期其实受到了左翼激进理论的影响。比如Ricky Vaughn就声称��的启蒙读物包括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而Reddit的右翼论坛上，甚至有人在推荐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在极右翼看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批判，对认识如今自由派媒体的垄断有着极大的帮助。他们认为自己讥笑的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被简称为MSM）就是这两位理论家所说的文化工业（The Culture Industry）。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另类右翼运动是坚决排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已故右翼核心Andrew Breitbart曾直斥法兰克福学派当年为躲避纳粹从欧洲迁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给美国带来了政治正确的灾难。但Andrew同时也说过，“政治是文化的附产品”。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激励了很多另类右翼人士从流行文化和传媒的角度去理解当今的世界走向。因此，当后来的成员发现文化工业可以解释如今媒体系统时，他们的观点就发生了调整。不管怎样，另类右翼都在积极寻找着自己的思想源头，试图将零散的观点体系化。

另类右翼与美国社运的泛化

“左派每一次阴险的袭击，每一个扔出的鸡蛋，和每一个被暴民追打的川普支持者，都促使一代人觉醒。我们不战而胜。”——Richard Spencer被袭击后发的推特

行动者，甚至社会运动这些词汇，已经越发不能够概括如今成熟民主社会的运动生态。当研究者们使用抗争政治等概念来泛化社会运动，将大屠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都纳入社会运动的范畴，他们的努力也许在学术上有利于概念的演进和视野的拓展，却绝对不利于现实抗争的推进。美国学界越发不区分运动的动机，意义和文化实践形式，而只对其进行去政治的结构性分析。相应的，传媒也草率地用Activists或者Protesters来称呼一切参与社运的人，把所有的参与者拉到了一个道德水平线上。

如今，只要心怀不满，谁都可以自称为行动者。3K党前领导人大卫杜克从来都自称“人权行动者”。而Milo，Vaughn和Spencer这些人也被为视作维护言论自由的Activists，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登上了青年文化的擂台。

另类右翼运动的支持者们的线上表达方式，所推崇的策略，手段，和进步运动的成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会插科打诨编段子，也会利用推特标签���动员（比如二月的反Netflix事件），他们和自由派购买《1984》一样抢订Milo的新书（已经被出版社取消），也会集体去左派学者的书籍下面打一星（因为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嘲讽White Genocide）。

是时候承认这一点了：他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赛博空间汹涌的红利里。

甚至，右翼政治的野心家们享受着后发优势：他们得以轻松学习到其他社运分子的策略，再通过数字meme把自己包装成流行偶像般的存在。而又由于另类右翼是个松散的联盟，主要成员们在策略上又有着足够的灵活性：他们吸纳一切反女权，反移民，反少数族裔，反言论审查，反福利国家，反主流媒体的声音。他们既可以大肆散布歧视性言论，又可以辩解说自己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和西方文明，他们既可以严肃地骚扰攻击他人，又可以在争议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谎称一切只是为了好玩（Lulz）。这种收缩，调试，再进攻的策略循环，保证了这场运动可以稳抓稳打，逐步推进。（想了解更多的读者可以参考Milo和Breitbart编辑Bokhari去年联合发布的“给建制保守主义者的另类右翼指南”，体会下他们是怎么将这场运动正当化和崇高化的，嫌上文太长的可以看前两天另一篇宣言“No Alt-Right for Old Men”）。

另类右翼运动从出现直到目前进入舆论热点，是多因素交缠推动的产物。它勾连着早期的互联网文化，利用了当今互联网的架构演化，最大程度吸收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资源，并通过保守派媒体放大仇恨。他们正是在地下蜇伏了多年，才达到了目前的可见度。

主流互联网空间对自由派的友好和对极端言论的屏蔽，已经培养出太多闭目塞听的用户。如果一个人的内容没有被社交网站删除，没有受到网络巨魔的围攻，TA大概永远想不到其他空间存在着另类右翼的踪迹。即使通过传媒报道略知一二，TA们也倾向于认为极右翼们都只是一小撮边缘分子。可正是这一小撮人，正在缓慢地撬动全球政治的庞大版图。

对此，我们不仅需要在线下积极抵抗，更需要在网络文化的层面，一边阻止另类右翼劫持更多的概念和文化符号，一边创造属于自己的Pepe。去年开始，有自由派媒体使用另类左翼 (Alt Left) 的概念，提倡重建一个更加激进和有行动力的左翼。不久前，当右翼们在推特发布歧视性贴图的时候，用户们自发组织起来，用更多的贴图进行了回击。还有用户试图将前些日子风靡FB的垃圾鸽（Trash doves）贴图转化为左翼的象征。但是4Chan上的另类右翼显然有着更丰富的线上斗争经验，他们已经成功阻截了左翼，并发将这只无害的鸽子再次装裱成极右翼的神兽。

反对另类右翼的人们，必须承认自己在策略上的落后。我们不能满足于把一切敌人标记为法西斯，不能沉浸于批评几个显赫的人物，不能仅仅将极端用户赶出推特脸书Reddit，不能只在极右翼到大学开讲座的時候前去抗议，而是亟需深入了解另类右翼的传播网络，跟踪他们在整个网络的活动轨迹，并用自己的内容去反制右翼的动员。

如果抗争浮于表面，它们只会被吸收，改造，反弹，成为我们失败的证据。

端传媒精简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405-opinion-xian-altright/

[huaxianzi]

菲律宾智库专家痛斥“法轮功”等将新冠疫情政治化

   核心提示：2020年4月16日，资深记者、菲律宾与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智库创始人赫尔曼·蒂乌·劳雷尔（HermanTiularel）通过菲律宾新闻社网站（Pna.gov.ph）发表文章，揭露各种谣言实质，痛斥美国政界及“法轮功”邪教不断将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化。

    2020年4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Ghebreyesus）呼吁：“请不要把新冠病毒政治化。”本文以此为题。他指的是一种新型的SAR-CoV2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引起了名为COVID-19的疾病。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对新型冠状病毒反应迟缓致使其在美国大流行而遭到严厉批评，但特朗普却转而猛烈抨击世卫组织，声称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威胁要切断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基于此，谭德塞发出上述呼吁。

    在攻击世卫组织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曾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此番言论受到美国民众强烈反对，显然，幕后谈判亦迫使他让步。此后，中美两国恢复合作，美国从中国获得医疗援助。

    尽管特朗普已退步抽身，但仍有些人屡教不改，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之下，“冷战”思维在全球抗疫的艰难时刻大行其道。近日，菲律宾一家主流报纸刊登了一篇诽谤文章，该文章作者是一位有名的狂热反华宣传员，他声称（新冠病毒）最初源于中国一家实验室传来的蝙蝠感染。

    这份报道看起来很像是对社交媒体某种流传说法的下意识反应。据社交媒体流传，原始病毒来自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t.Detrick）的一个生物战实验室。2019年8月，该实验室由于病毒泄露被关闭，美国士兵感染了病毒，而美国士兵又在2019年10月的军事运动赛事中把病毒带到武汉。

    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认同疫情流行根源是“人造”病毒这种说法。他们强调说，人类自古以来就与无数的病毒毒株及其突变相战相伴。

    在众多的科学研究中，剑桥大学题为《COVID-19：遗传网络分析提供了大流行起源的“快照”》（COVID-19:GeneticNetworkAnalysisProvides‘Snapshot’ofPandemicOrigins）的研究报告堪称优秀。这份报告于2020年4月初发表，进一步证实了钟南山的论点，即新冠肺炎疫情是发生在中国，但是不等于它的源头在中国。

    以下是报告中的重要引述：

    福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蝙蝠中发现的最接近COVID-19类型——“A型”，即“原始人类病毒基因组”——出现在武汉，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并不是武汉的主要流行类型。

    一些美国人身上发现了突变后的A型病毒，据报道这些美国人此前曾到过武汉。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中主要流行的，是A型病毒。

    而武汉地区的主要病毒类型为B型变体，这种病毒在东亚各地的患者中普遍存在。但是，该变种在没有进一步变异的情况下，并没有在该地区以外广泛传播。这意味着在武汉发生了B型病毒的“奠基者事件”（founderevent），或者说东亚以外地区对B型新冠病毒产生了抵抗（resistance）。

    C型病毒变体是欧洲地区存在的新冠肺炎病毒类型，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早期患者中发现。C型病毒在中国大陆样本中并未发现，但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出现。

    这项新的分析还表明，这种病毒最早在1月27日引入意大利，是通过德国感染患者传播而来的。而意大利的另一个早期感染途径，与新加坡集群（Singaporecluster）有关。

    上述研究促使研究人员认定，他们的基因联网技术已经准确地追踪了既定的感染途径，也就是通过突变和病毒谱系将已知病例联系在一起。

    在2020年4月14日报道上述发现时，《马来西亚之星》（StarofMalaysia）这样说道：“通过分析从人类患者中测序出的首批160个完整的病毒基因组，科学家发现，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最接近的变异主要在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身上，而不是在疫情最初暴发的震中——中国武汉患者身上。”

    在得出上述结论时，科学家使用了从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样本数据。他们发现，在蝙蝠中发现的最接近COVID-19类型——“A型”，即“原始人类病毒基因组”——出现在武汉，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并不是武汉的主要流行类型。

    科学家们还说，A型病毒基因组“也在居住在武汉的美国人以及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确诊的其他病人身上发现”。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开始了解冠状病毒的最新方面，即这个病毒家族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不断变异，在这里或那里突然暴发，或可能在多个地点出现。

    关注以下报道：1、《纽约时报》2020年4月8日，《研究显示纽约冠状病毒暴发源于欧洲》；2、福克斯新闻，《亚马逊河偏远部落的青少年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3、KSBW8新闻网2020年4月9日，《最新加州抗体研究可能指出（加州人）对新冠病毒群体免疫……新冠病毒2019年秋季（9月）首次在加州开始传播》。

    斯坦福大学的上述加州研究曾被广泛报道，直到雅虎、洛杉矶时报和Expressnews将其撤回。此后，美国其他来源称之为“虚假消息”。然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2020年3月13日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国2019年至2020年的许多流感死亡病例后来被确诊为死于新冠肺炎。因此，这个报道引发了（民众对美国政府的）强烈质疑。

    关于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菲律宾每日问询报》最近发表了毛思迪（SteveMosher）的文章，要求读者不要“被中国故事收买：冠状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必须指出的是，毛思迪已被证实是个反华仇恨运动者，曾因不当行为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项目开除。

    毛思迪被指控不当使用“他在中国一个村庄收集的信息”，在台湾冒用“史蒂文·韦斯特利”之名进行发表，这显然是一种宣传，而不是学术研究。此外，毛思迪还以他的本名出版了《亚洲的恶霸：为什么中国的梦想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一书，书中对中国无端指责。

    例如，毛思迪称，中国“几千年前就产生了极权主义”，并“教导其人民憎恨美国”。照他这样说，相当于欧洲早期没有君主制、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不喜欢在他们称之为“美丽的国家”的美国学习。他只不过是与台湾（当局）一唱一合狼狈为奸罢了。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时报》作家波比·蒂格劳（BobiTiglao）最新一期专栏中对《菲律宾每日问询报》高级编辑发表毛思迪的文章进行了曝光。毛思迪的文章源于Lifeitenews.com，波比称，这是“一个以发布误导性或完全虚假新闻而臭名昭著的宗教右翼网站，一位口吐毒焰的反华作家撰写的博客”。

    《菲律宾每日问询报》的所有者和编辑身上含有美国政治体制内的一些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像疯狗一样拼命推动着“第二次冷战”的政治宣传。其中一个推动的例子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根据中国手机号注册量的下降，指责中国掩盖了2100万由新冠病毒而造成的死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说法很快就被否认，就连美国事实核查人员也迅速解释说，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人有多部手机和多张SIM卡。随着封锁和活动的限制，手机使用量下降，多余的手机和SIM卡也随之报废。仅在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武汉，如果每个市民都废弃一张SIM卡，那就是减少1100万张。

    近日，一段制作豪华、名为《追查武汉冠状病毒源头》的纪录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不出所料，这段视频讲述了中国生物战和妖魔化世卫组织的故事。视频制作方原来是“法轮功”——一个由李洪志领导的邪教组织，李洪志自称是“世界的统治者，比宇宙还要大”。此外，该邪教还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获得资助。

    上述视频的参与者包括“法轮功”出版集团大纪元的骨干分子。其中包括声名狼藉的章家敦（GordonChang），他自2001年开始出版《中国即将崩溃》（theComingcollapseofChina）一书（该书仍在出版），穷其一生预测中国的崩溃，赚取可观收入。此外，还有坐过牢的诈骗犯朱迪·米柯维茨（译注，JudyaMikovits，曾任美国惠特摩尔·彼得森研究所主任。其研究小组于2009年发表《科学》论文，论文称慢性疲劳综合征与XMRV病毒有关，而世界许多研究组则称找不到XMRV病毒。2011年9月23日，《科学》因“重复实验发现当初部分实验样本遭到了污染”而撤销该论文。随后，米柯维茨由于重罪指控而被捕，且不能被保释，同时被惠特莫尔·彼得森神经免疫疾病研究所从研究主任的位置上开除）。

    尽管中国克服重重阻挠，坚持抛开政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带领全世界走出新冠肺炎疫情，但美方仍在试图毒化全球团结对抗新冠病毒生存威胁的氛围。

    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说法，并于2020年3月底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进行合作而非对抗。就在第二天，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PublicRadio）以《建造‘空中桥梁’加快所需物资运达》为题，报道一批医疗用品从中国运抵纽约。

    最新进展：当2020年4月15日发送这篇文章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暂停资助世卫组织，每年总计约4亿美元。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美国在这个时候结束对世卫组织的支持就是“犯罪”，因为这将使地球上数十亿贫苦人民遭受疾病、健康不良和流行病。这无疑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天命。

    完全不用担心世界卫生组织会因此蒙受损失，因为其他许多国家肯定会介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英国已经承诺捐赠2亿英镑。毫无疑问，在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新冠病毒疫情援助方面已经表现出极为宽宏大量的中国，将不会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