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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ybittyhuac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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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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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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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92net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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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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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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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70年腐败史，犹如附骨之疽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4-23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工人们却虚弱多病”，

“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 —— 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

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何反对意见。”

“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

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

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

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

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

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

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

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

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

“（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

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

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

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 —— 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

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

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

“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

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

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

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

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

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

https://chuansongme.com/n/104786885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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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有钱的人——2017福布斯富豪榜

2017福布斯美国富豪榜TOP400新鲜出炉。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先看看排在榜单最前面的是何方神圣，最有钱的美国人TOP10榜单如下。

今天先来认识一下美国最有钱的三个人。首富还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以89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连续第24年成为美国最最最有钱的人。

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1973开始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两年后辍学创业。比尔·盖茨是企业家、软件工程师、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曾任微软董事长、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2000年，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一起成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2008年比尔盖茨宣布将580亿美元个人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会。 2014年比尔·盖茨辞去董事长一职退出了微软公司的日常管理，仅作为董事长继续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2014年，也就是在他60岁的前一年，他又放弃了微软公司董事长一职。在离开微软管理层之后，盖茨将大部分精力和财富都放到了慈善事业上。作为美国首富，怎么能不任性呢，既能戴10美元的手表，也能花7年时间和9700万美元修建自己的豪宅。

这座毫宅除了有七间卧室、六所厨房、24个洗手间、一座穹顶图书馆、一座能容纳200名客人的宴会厅、养殖鳟鱼的人工河…… 作为科技大佬的家，豪宅里还有各种高科技元素。访客从一进门开始，就会领到一个内建微晶片的胸针，可以预先设定你偏好的温度、湿度、灯光、音乐、画作等条件，无论你走到哪里，内建的感测器就会将这些资料传送至中央电脑，自动把周围环境改变成宾客的喜好。世界首富退休后在玩什么呢？下面看看盖茨的基金会都在做什么: 1.研制品质更好的香蕉 2.完全根除小儿麻痹症 3.投入巨资减少疟疾病例 4.将粪便转变为生物柴油 5.把木薯变成更健康的食品 6.建立全球疫苗接种联盟 7.投资20亿美元抗击艾滋病 8.投资15亿美元解决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 9.给蚊子接种疫苗 10.鼓励亿万富翁捐钱 11.投资“人造鸡蛋” 12.发起“彻底改造马桶”竞赛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以815亿美元的身家成为2017年美国第二有钱的人。杰夫·贝索斯于1964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阿尔布奎克，是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缔造者。 1986年，贝索斯毕业于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并取得电子工程学和计算机系双重学士学位，之后进入纽约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开发。 1988年，进入华尔街的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很快就成为这家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担任副总裁。 1990年至1994年，贝索斯与合伙人一起组建了套头基金交易管理公司D.E. Shaw & Co，并在1992年成为该公司最年轻的资深副总裁。 1994年，贝索斯趴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个数字—2300％，互联网使用人数每年以这个速度在成长。当时西雅图的微软已经逐渐长大了，贝索斯看到这个数字后，眼里放光，希望自己像微软一样。在IT行业取得成功! 1995年7月16日成立卡达布拉网络书店，后将卡达布拉更名为亚马逊，于1995年7月重新开张。 1997年5月股票上市，亚马逊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这就是人生赢家的经历。下面这10条，能大家认识一个更加立体的贝佐斯 1.贝索斯笑起来惊天动地 2.贝索斯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当时已有两个儿子）并请人教她学中文； 3.贝索斯痛恨出差，非不得已不出差； 4.花大价钱研发宇航飞船和万年大钟； 5.婚后才创业（老婆很支持）； 6.对从小分离的生父几乎没有记忆；与支持他的继父感情笃厚； 7.创业时父母拿出毕生积蓄资助。贝索斯当时心里没底，弱弱地问老妈继父：我要是做砸了，还不了钱，将来还能回家吃感恩节大餐吗？ 8.小时候每年暑假都会去德州外公外婆家的农场帮忙干活。有次自作聪明劝外婆戒烟，弄得老人伤心地哭了。此事影响了贝索斯一生，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提及：“选择塑造我们：善良比聪明更难得 – 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则是一种选择” 9.与西雅图另外一位大佬盖茨相比，贝索斯随和许多。他孩子般天真的大笑瞬间拉近了你和他的距离，让你不由得感叹：这是个既理性又感性的男人！ 10.贝索斯本人相当帅，身材超fit。有国外媒体形容他：as bald as a retiree; as thin as a teenager。（以上10条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以780亿美元的资产位居福布斯美国富豪榜第三名。沃伦·巴菲特于1930年8月30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1947年，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后来转到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并在19岁取得商业管理学士学位。1951年取得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巴菲特是美国投资家、企业家、及慈善家，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最大股东，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他在2008年全球富豪排名第一，2015年第三。巴菲特是著名的慈善家，并承诺捐出99%的财富，主要交由盖茨夫妇基金会来运用。巴菲特的慈善捐赠曾创下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纪录。由于巴菲特投资股票的眼光非常高明，投资哪种产业的股票，该产业就会走红。因此巴菲特被众多投资人尊称为“股神”。虽然是超级富豪，相信巴菲特的生活节（kou）俭（men）大家都有所耳闻。巴菲特除了自己经常吃麦当劳的早餐还用优惠券请比尔盖茨吃过麦当劳。

说到巴菲特的座驾，你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什么。劳斯莱斯？法拉利？、宾利？迈凯伦？从2006年到2014年之间巴菲特一直开着同一辆凯迪拉克，车牌有个大写thrifty（节俭）！这辆车开足了8年才换了一辆新车，还是凯迪拉克。

巴菲特一直住在1958年花31500美元购买的房子里，如今这座住宅的市价约为70万美元，翻了20多倍算不算一笔成功的投资？但这房价和他如今的身价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

看看这些富豪们，除了有钱还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在美国名校受过教育。比尔·盖茨——哈佛大学杰夫·贝佐斯——普灵斯顿大学沃伦·巴菲特——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所以道理大家都懂，想致富，先读书！有任何关于美国大学申请的问题请随时咨询最专业的美国留学专业机构，续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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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online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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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9日是iPhone上市10周年。它还是一个很酷的家伙吗？

无论如何，10年来，它改变了太多东西，从生活习惯到工作方式，甚至是我们与亲朋好友的互动。

下面分享的长文来自2011年10月号的Lens杂志。从乔布斯的终点开始，去探寻乔布斯的初心，也能了解iPhone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

（2015年开始Lens改版为《视觉》、《目客》两本MOOK啦，了解最新上市的《视觉012》点击这里）

《乔布斯：初心与终点》

文/张亮（Lens2011年10月刊）

死

随着乔布斯去世，人们最终要面对一个此前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终止了乔布斯的生命？

从医理上讲，2003年乔布斯所检查出的，只是一个相当温和的胰岛细胞肿瘤。可之后的八年中，他先后切除了胰脏和部分十二指肠、移植了肝脏、减去了几十斤的体重，最终却仍未能逃离死神的黑翼。在医疗发达的今天，美国人平均年龄为76岁，仅56岁就辞世的乔布斯可谓早逝。

越来越多的癌症医生在各种场合指出：如果乔布斯正常就诊，结局不会如此。而在沃尔特·伊萨克森那本基于50次对乔布斯的独家专访而写成的传记中，这种猜测得到了验证。伊萨克森在书中写道，确诊后，乔布斯不听任何家人好友的劝诫，一意孤行地为自己制定了食疗计划，甚至尝试吃马粪、请灵媒等离奇的手段，直到九个月后，他的肿瘤恶化，变得不可治愈。

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2003年体检之后乔布斯果断切除肿瘤，他的治愈成功率约等于100％。甚至，如果他没有耗到2009年初才换肝，其癌细胞也不至于迅速扩散至全身。这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残忍的结论：是乔布斯本人的任性放任了癌症，并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最聪明也最富远见的人之一，会犯下如此严重而愚蠢的错误？

答案实则并不复杂：因为他是乔布斯。乔布斯对待肿瘤的态度和方法，与他设计产品、执掌公司乃至装修房屋时并无区别。无论作为未满20岁的嬉皮士，还是50岁时权倾天下的超级CEO，他始终如一地反抗常识、厌恶权威。他不知疲倦地在每件事情上寻��属于自己的方法，并异乎乐观地相信事情总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有许多次，他是对的。重掌苹果时，公司正濒于破产，竞争对手迈克尔·戴尔甚至揶揄说：“如果我在苹果，��会关掉这家公司，把钱还给股东”；2001年推出iPod时，399美元、5G硬盘空间的性价比被媒体认为是愚蠢的定价；2007年iPhone发布之后，诺基亚的CEO曾笑着对我说：“我觉得乔布斯应该先试试把市场认知度转化为市场份额”；而在iPad的产品发布会当日，对它失望的邮件就挤满了乔布斯的邮箱但乔布斯总能笑到最后。如果乔布斯是一个轻易与常识、习见妥协的人，他也就丧失了创造奇迹的魔法。（也有一些时候，乔布斯错的离谱，比如他在年轻时坚信只吃素食的自己不用洗澡，以致于其体味令人难以忍受）

遗憾的是，死神比戴尔、盖茨和诺基亚更难撼动。肿瘤治疗——也许在某个时刻，它在乔布斯心中被称为iTumor——是乔布斯过去十年中唯一惨败的重要“产品”。并且，它是致命的。

另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是：乔布斯的人生巅峰时刻——从iPod风生水起，到iPhone与iPad笑傲江湖，以及最后带领苹果公司登顶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几乎是与其病史完全重合的。这也意味着，如果在2003年检查出肿瘤后，乔布斯心中有丝毫的畏惧，从此转换人生轨道，这个世界就将失去多达3亿部iPod和1.5亿部iPhone，电脑产业、电信业、唱片业和出版业的变革速度都可能被放缓。

或许是从2004年被确定癌症未能根治时，乔布斯就下定了决心，开始了一次“一个人的战争”：以一人之力，对抗全世界科技业同行、投资人以及善变的消费者。

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中，他以一种劫后重生的口吻提到，自己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我做了个手术，现在我痊愈了”。外界一度相信了他，可在2008年6月，发布Macbook Air的乔布斯显得比他手中的超薄电脑还要瘦削，疑虑再起。显然是在乔布斯本人的命令下，苹果公司发言人只能含混说他染上了“常见病毒”。而到七个月后，癌症复发的乔布斯无法主持当年的Macworld，迫使他承认身体出了问题。即使如此，在其公开信中他依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荷尔蒙失衡”，需病休五个月。数月之后，人们才发现，他其实是去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据说乔布斯的医生为其手术时，取出的是一个布满肿瘤的肝脏，癌症已然深重，但随后的一年里，人比秋风瘦的乔布斯依然先后发布了iPhone 4和iPad两款重量级产品，俨然神力未去。直到今年2月，乔布斯终于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才逐渐淡出自己的舞台。

可以说，乔布斯在与死神的博弈中，先负一手，但他并未认输，并赢走了之后七年牌桌上的全部筹码。

在2005年那次已经成为经典的毕业演讲中，乔布斯曾讲道：

当我17岁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开始，过了33年，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当答案连续很多次被给予“不是”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事情了。

“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箴言。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荣誉、所有的骄傲、所有对难堪和失败的恐惧，这些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你有时候会思考你将会失去某些东西，“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知道的避免这些想法的最好办法。你已经赤身裸体了，你没有理由不去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

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他每天面对镜子自问时的答案了。

图中乔布斯正为NeXT电脑公司遇到的问题苦恼万分。摄于1987年。

致那个疯子

2011年10月5日，乔布斯轰然故去的消息引发了海啸般的悼念。事后统计，Twitter上一度有超过15.6％的内容是关于乔布斯的，而在中国，几个小时间，仅新浪上的相关微博就超过3500万条。

人们谈论他，不仅因为他创造了iPod、iPhone和iPad，还因为他本人像他的产品一样：独特、复杂、神秘。乔布斯和iPhone的共同之处是：很容易感受到其魅力，但想一窥究竟却很难（有多少人打开过自己的iPhone？）。

对此我深有体会。自2008年初我和一些朋友共同运营一个叫做http://Apple4.us的以乔布斯和苹果为主题的博客，迄今我们已发表了2457篇文章，仍觉不够。撰写它们是个愉快的旅程，小到读解乔布斯极富个人特色的只言片语，大到熬夜文字直播苹果的产品发布会、或听译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公司内部发表的战��演说，启发处不胜枚举。乔布斯是令人倾慕的天才、艺术家、犀利的商业决策者，而他亦正亦邪的浪子一面，暴君般肆虐、魔鬼般欺骗、傀儡师般操控他人，则平添戏剧性和张力。

乔布斯与他的同行们不同。盖茨、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亚马逊的贝佐斯们所致力的，都是将技术融入生活：无论让每户人家的桌子上摆一台电脑、让每个人将自己的身份及社会关系映射到互联网上，还是通过互联网销售书籍、音乐和电影，他们像工业革命时代掌握蒸汽机的人一样，以更高级的技术破坏既有的世界规则，并以此打造庞大的商业帝国。

而科技对于乔布斯，更像画笔之于梵高、刻刀之于米开朗基罗。他热爱美好的事物，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创作者。自21岁创立苹果电脑，到56岁宣布退休，35年间他主导设计的软、硬件各超过百款，而在美国商标专利局备案的署有他的名字的专利就多达300余个——相比之下，拥有更深厚技术背景的盖茨名下的专利不过9项、Google的两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拥有的专利总和也没超过20个。

这些创作成就来自于乔布斯那种不顾一切的投入感——这混合了烈火般的热情、激光似的专注，以及疯子一样的不知妥协。

在他去世后，许多此前三缄其口的生前敌友追忆了乔布斯的一些细节，大多关于此。

Google前任CEO施密特回忆起乔布斯如何在一次会议之后追着他到停车场，讨论一些编程语言的问题；Sun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安迪·贝托谢姆想到的是他和乔布斯在一次晚宴上的交流，工程师出身的安迪惊讶于乔布斯对于电池和显示技术了解之深，几乎无所不知；博客网站Gizmodo的主编布莱恩·林回忆了乔布斯竟会在电子邮件中对其网站改版提出建议；而当年与乔布斯在印度灵修时结识的拉里·布莱恩特记起的是2006年，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同时患上癌症，乔布斯亲自制作了一个关于所有癌症医院的表格，根据诊后感染率、满意度等标准对许多医院进行了排序。

还有，几乎所有人都会讲到：乔布斯不知餍足地给他想找的人打电话，无论几点。Broadcom的创始人亨利·尼古拉斯说乔布斯是那种如果在凌晨3点想到一个问题或有什么不满，也会立即打给对方的人。“他没有‘这事可以��到明早’的概念。在解决问题之前他睡不着觉”。

以乔布斯之聪颖，他本不用活得如此用力。但他很早就意识到，好的创作必须如此。在1994年的一个访谈中，他说：“大部分的人认为产品设计是关于产品的外貌和感觉，但是其实产品设计是关于产品的功能。Mac的设计并非指它的样子，虽然这是它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运作的。真的想把一些产品设计好，你必须搞懂它，对它胸有成竹。只有基于巨大热情的投入才能把一件事儿搞清楚，嚼个烂熟，而不是浅尝辄止。”

乔布斯一直在意事物是如何构成及运转的，并试图掌控每一个细节。当他去索尼参观，盛田昭夫送给他一台第一代索尼Walkman随身听，头一次见到随身听的乔布斯对其极度着迷，以至于回去的第一件事是将它拆开，观察其中的每一个零件，研究它的外观和质地，仔细分析它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而当他在苹果设计产品时，这种深入每个细节的狂热更被释放到极致。他要求藏在机箱中的印刷电路板也必须设计漂亮，他绝不同意iPod大过他的手掌，他迫使iPhone的设计师们只在正面保留一个按钮，他会把鼻尖贴在屏幕上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审视最新的设计稿，他会和设计师争执他家车库的电线应该如何布置。

一位联想电脑的高层曾对我感慨，苹果的一些设计是其同行完全不敢想象的。比如Macbook背后的苹果标志，是嵌在外壳上的一块塑胶，如果是其他公司，肯定采用注塑方式制作这个白色标志。但注塑的问题是，它镶嵌到其它的材质里，脱模一定会造成缝隙。为了制造完美的标志，苹果买了几百台数控机床，日以继夜的进行塑胶切割，以实现完美的曲线。“这个成本对于其他公司是不敢想象的。”曾有人说乔布斯是他见过的神经绷得最紧的人。这大概是一种误解。对于年轻时即开始研究禅宗的乔布斯，应如多数禅修者一样相信“活在当下”。乔布斯刚上大学时喜欢读铃木俊隆禅师的著作《禅心，初心》，书中讲人应该保持一颗空空如也的新鲜的心去做每一件事，即使做过一万次的事情也像第一次一样兴奋而好奇。涤净对于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幻想，深沉地活在具体的每一个时刻里，才能最逼近生命的真相。这一点，乔布斯应该很像梵高，有一种极度沉浸的本性。梵高可以为了喜爱的女性徒步走上几天，到对方窗外驻足片刻而折返，这是一种很纯净的强大力量。

相比之下，乔布斯那备受推崇的“超能力”——洞察未来——显得更像外界的穿凿猜测。我甚至怀疑乔布斯是否真的用很多心思去关照未来。就像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中讲的，当他在大学研究字体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它，但这在日后让麦金塔成为了第一台拥有优雅字体的个人电脑。相信他在2003年构思iTunes音乐商店时，根本没想过2008年的iPhone应用商店；而上世纪90年代做NeXTStep操作系统时，亦不知它会被苹果收购并成为Mac OS的核心——如果心念太杂，当下之事做得不够精纯，纵想未来也是枉然。

“你不可能在眺望未来时把生活中的每个点连接起来，只有回顾时才能连点成线。所以你必须相信今日所做的会影响你的未来。”乔布斯说。

最近，一个或许乔布斯也意想不到的伏笔绽放开来。那是1997年他重新执掌苹果后，为唤醒迷茫的苹果员工而录制的一则名为Think Differenet（不同凡想）的广告。画面由甘地、鲍勃·迪伦、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等改变世界的人构成。这段曾广为传播的广告，采用了好莱坞明星理查德·德莱福斯的配音，但在制作时，乔布斯也曾亲自为之配音：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训，他们惹事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他们发明，他们想象，他们治愈，他们探索，他们创造，他们启迪，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也许，他们必须疯狂。

你能盯着白纸，就看到美妙的画作吗？

你能静静坐着，就谱出动听的歌曲吗？

你能凝视火星，就想到神奇的太空轮吗？

我们为这些家伙制造工具。

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因乔布斯辞世，由他亲自录音的版本流传到了网上，很多人一次次播放它并为之动容。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它视做对叛逆者的赞歌。可今天看来，它清晰地呈现着乔布斯的梦想：他愿成为“盯着白纸，就看到美妙的画作”那一类人，也愿通过自己的创作，为那些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提供工具。

毫无疑问，他的目标早已圆满。他上世纪70年代末参与的Apple II电脑为一个时代的科技爱好者打开了全新的世界；1984年的麦金塔让美术、文字、财务、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从业者可以借力电脑；1985年投资的皮克斯为动画产业提供了科技沃土，更孕育出《玩具总动员》这样的杰作；2001年的iPod拯救了濒于破产的音乐界；2007年的iPhone为数以万计的开发者提供了融入更多用户使用场景的可能性；2010年的iPad则可能对出版业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其人生中最大的败笔NeXT，也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夸耀：正是在这台电脑上，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写出了最早的万维网。

（关于这组照片的幕后故事请点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当科技遇到人文

自iPod极大成功以来，外界一直试图窥探乔布斯创新的秘密。我所见过的数百名企业家、投资者和上千名创业者，没有谁在谈到乔布斯时不感慨其创造力。

但苹果对此三缄其口。

仅从流传到外界的有限信息看，乔布斯的工作方法很像一个艺术家：他追求创作者内心的感受，以及创作的完满感。但与艺术家们不同的是，商人乔布斯也会从理性层面猛烈地质疑一切。

就像法国电影新浪潮时期拍摄的“作者电影”一样，乔布斯创作的出发点是自己。他坚信“比人们更早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曾相当蛮横地表示：“只要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就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他的一些重要作品灵感均来自于此。iPod是因为他热爱音乐，iPhone是因为他听到太多朋友对手机的抱怨，而iPad的诞生则异常戏剧化：在一次聚会上，有个微软工程师不停地跟他炫耀微软在平板电脑领域取得的进展，乔布斯不胜其扰，回家时想：“我他妈的给你做个正确的平板电脑！”

正如每名艺术家都有其创作母题，乔布斯的母题是将科技和人文两种力量结合起来。

在他最后亲自主持的几次苹果发布会的结尾，他罕见地直白展露自己这一雄心：深蓝色的幻灯片上，伫立着一个路标，上面写着“科技街”和“人文街”，仿佛自己就站在这两条道路的交会处。

乔布斯并未像盖茨般独立编写过庞大的软件，但他拥有极佳的技术理解力及判断力。从他与一些业内人士的交流中大约可以领略，乔布斯很在意科技发展的轨迹及影响，他总会问：是否有一些技术阻碍了一个细分市场变成大众市场？未来的技术发展对这个市场是促进还是毁灭？如果利用新技术生产出一款新产品，它能否创造新的价值？因为这些问题，他在创作iPod时没有参与一度兴旺的PDA领域，而在进军手机领域时，iPhone必须能够流畅地浏览完整网页。

NeXT公司主要成员共进午餐。

“人文”意味着什么？

曾是乔布斯搭档的约翰·斯卡利一言以蔽之，乔布斯“总是以‘用户的体验将会因此变成怎样？’这个视角来看待很多事情”。

或许跟他是个被寄养的孤儿有关，乔布斯很在意感受。据说他会在品尝过两只看起来差不多的梨子之后，说一个是他吃过的味道最好的，另一个则难以入口。而他对高科技产品所能提供的用户体验更是格外在意。一本名为《代号姜汁》的书曾这样描绘乔布斯见到制造电动助力滑板车Segway Scooter的创业者时的场景：即使乔布斯为这款产品的潜力兴奋得一宿未睡，他还是忍不住痛斥对方的工业设计：“我觉得这是屎！它的外形不创新、它不优雅、也感觉不到人性化。你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创新的机器，但外形看上去却非常地传统。”

相比之下，苹果设计的产品则提供了令人意外的丰富体验。第一代iMac那半透明的果冻色惹人喜爱，晶莹剔透的iPod则拥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无色”，Macbook Air轻薄得令人不敢相信，甚至苹果即将动工的未来总部Apple Campus 2.0，也拥有乔布斯追求的美感：飞碟一般浑圆、扁平、以金属和玻璃为骨骼肌肤，闪烁着未来主义的气息。而它仅高四层，周围有80％是空地，将被种上6000棵树木，充满人性化和宜居感。

但对于乔布斯来说，以清晰的头脑从科技、人文两个角度把所有需要审视的问题都梳理一番，并不等于完成设计。曾有一名记者与他聊到创新，他的回答非常直白：“我对创新没兴趣，我只关心伟大的产品。如果你关心的是创新的话，那你最后只会列出我们做了哪些创新，一、二、三、四、五，就好像把这些东西堆起来就成了似的。”

因此，与其说乔布斯是心思细密的逐行列出用户愿意为什么付费，不如说他是在不停的努力中等待一个正确的、唯一的结果。就像米开朗基罗那句名言：“雕像本来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

这个与创造力对峙的过程并没有太多章法可循。它就像你掷出一根针，目标是击中极远处另一根针的针尖。无论怎样修炼，创作者所能提高的只是大概的精度和力度，但为了偶然击中一次，需要百千次的尝试、不停的自我询问，以及承受这一过程带来的渺小感。而且，越高明的创作者，越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最难的目标。

乔布斯承认，他所参与的经常是个痛苦异常的过程。在一次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乔布斯承认：“我老是被那些更具革命性的改变所吸引。说不清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更难企及，更压抑。而且你总是要度过一个所有人都会告诉你已经彻底完蛋的阶段。”

几乎所有苹果产品和皮克斯的动画都曾面临“彻底完蛋的阶段”，而乔布斯经常不惜推倒重来。制作近四年的《玩具总动员》第一集就曾进退失据，即使公司亏损不止，乔布斯仍放了所有人去度半年的长假。

而2001年发布的第二代iMac，最初的模型更像上一代产品的缩小版本。乔布斯承认：“没有什么不好，其实也挺好。”但“挺好”并不等于“正确”。找不到改良方案的乔布斯干脆把负责工业设计的乔纳森·艾夫叫到自己家中，两人一边在庭院中散步一边讨论：“每件东西都必须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你可能需要从它后面看，为什么必须要一个纯屏显示器？为什么必须在显示器旁放一个主机？”不久后，乔布斯突然听到了内心的声音：“它应该像朵向日葵。”

此类濒死体验足以把创作中所有不必要的杂念洗去，同时擦亮那些真正可以闪耀光芒的事物。正如乔布斯的信徒、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西多年后所总结的：美来自于一个对于艰难挑战的克服过程，并最终回归于一种简单的状态。

真正的美是无需证明的。而倾尽心血的创作者也总会在某个时刻心绪平静地意识到作品的完成。“我还记得与乔布斯还有其他人每天从晚上9点工作到夜里1点，只为第一台iPod的用户界面进行讨论。每天都为界面如何更简洁一些进行测试。当有一天我们看着彼此，说：‘哦，我们为什么还想把它做成别的样子呢’，我们知道我们到了终点。”iTunes和iPod的首席软件设计师杰夫·罗宾说。

撇开工作，大多数时间里的乔布斯有着极富感染力的笑容和能量，让人无可抗拒。图为乔布斯同他的公司员工乘坐一辆租来的老旧学校巴士从野餐聚点回来。摄于1987年，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兹列车上。

旅途就是回报

乔布斯深爱自己的作品。有一名苹果公司前任董事曾对我回忆起一段奇特经历：开董事会时，乔布斯突然心血来潮，说皮克斯刚刚制作了一段动画短片，我们一起去看吧。于是所有人一同驱车从苹果总部前往皮克斯总部，乔布斯带领所有人一遍又一遍观看那短片。多年之后，那位董事仍然很难完全理解一个作品能带给乔布斯的喜悦感。

而乔布斯本人也说，苹果能够在电脑领域坚持下去的唯一原因，是他和他的团队是整个行业里唯一热爱电脑的人。英特尔的CEO、戴尔的CEO甚至微软的CEO都并不发自内心热爱电脑，可苹果爱。

但无论怎样舐犊情深，他终究懂得好的创作者是不能滞留于一地的——就像他的偶像鲍勃·迪伦从民谣抗议歌手变为摇滚乐手，而他喜爱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早年以精雕细琢文字著称，后来返回到天真野性的风格上。1997年他回到苹果时，一度办公空间过于拥挤，乔布斯突然发现有个房间里摆放着许多陈旧的麦金塔电脑。他对身边的人说：“把它们清走。”这些电脑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学。

这种无情是刻意的。“如果你希望过有创意的一生，比如当个创作者，你就不能太在意过去。你必须有意愿把你曾是谁、你曾做过什么都抛开。我们是谁？通常我们是我们的好恶、习惯、风格的组合。其核心是我们信守的价值，以及基于此做出的决定与行为。外界总希望将你的形象固定下来，但这就让你很难始终当一个开拓者。”乔布斯说。

在他看来，那些有创造力者都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

创造力就是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你问有创意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觉得有点点负罪感，因为他们并非真的“做到了”，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些联系。有些事儿对他们就像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把种种体验关联起来，并吐故纳新。他们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体验，而且他们思考这些体验比其他人更多。

很不幸的，这能力并不多见。行业里的多数人并没有多元的经历。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点去连接成线，所以遇到问题时，他们只能完成缺乏广度的线性方案。一个人越充分地理解人性的体验，设计的就越好。

的确如此。即使对于乔布斯这样一个拥有彪悍内心的人，风云流变的人生经历依然在他的作品上留下深刻烙印。年轻时他喜欢对工程师说“旅途就是回报”，他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激流般奔涌的旅途。

20岁的乔布斯沉迷于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力。凭借绝佳的直觉和海绵般的吸收能力，他先后抓住了几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先是简陋的个人电脑，随后是在施乐公司的实验室里看到图形操作界面和鼠标，还有是离开苹果之后被朋友带去皮克斯，看到了电脑制作的三维动画。

与许多同时代美国人一样，那时的他对美国的制造业有着轻微的自卑，反而迷恋德国和日本的工艺。拜访过许多日本企业后，他在内心将索尼视为一个标杆，而在开发麦金塔时，他又从德国找到了青蛙设计公司做外包。当年的乔布斯钟爱豪华汽车，其梦想也是生产电脑业的保时捷。

但随着这个年轻的艺术家被苹果的董事会驱逐，他矫枉过正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无论投资皮克斯，还是创建NeXT，乔布斯都一根筋地相信，最好的技术加上最好的设计才是最好的产品。这让他的努力充满匠气：用一年时间只设计出一台电脑的外壳、幻想皮克斯那些专业的3D动画技术能被普及到每台个人电脑里、生产出昂贵的NeXT电脑却不知该面向个人电脑市场还是商用机市场。

就在频密的失败将乔布斯打至自信的谷底时，两件事拯救了他。

首先是，1991年他结婚了。婚姻生活让自以为是的乔布斯重新认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年轻时追求最佳体验的他是粗线条的——一切只用最好的，买保时捷跑车，请贝聿铭设计自己的房屋，找不到称心的家具，就只买一个床垫扔在房间里——婚后的乔布斯开始体察那些更细微、更适合不同场景的感受。

1994年，他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讲到了自己买洗衣机的故事，完整展现了他当时的变化：

我们家刚刚买了一个新的洗衣机。我们以前的洗衣机不怎么样，所以我们用了点时间了解它们。结果是，美国人造的洗衣机根本不对路，欧洲人的产品就好多了，但欧洲的洗衣机又需要两倍的时间！但是呢，它们大概只需要美国同类产品四分之一的水，而衣服上残留的清洁剂也少得多。最重要的是，它们不会毁坏你的衣服。它们用了少得多的肥皂、少得多的水，而它们洗出来的衣服干净得多、柔软得多，也能多穿些日子。

于是我们家用了些时间讨论：什么是我们希望取舍的？最终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设计的事情，同时也有很多涉及我们家的价值观。我们真的在意是在一个小时内洗完衣服，还是一个半小时？我们是否真的在意衣服穿起来极为柔软，并耐久？我们是否在意用更少的水？我们用了大概两周的时间，每天晚上在餐桌上讨论这些事。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反复讨论，而谈的就是关于设计。

不久之后，皮克斯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乔布斯的改变是正确的。足足有十年时间，乔布斯希望皮克斯出售高品质的软件和电脑，但乏人问津。可当这些技术被制作成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很快就获得了3.6亿美元的票房——它点醒了乔布斯：最好的科技固然重要，但必须能提供给人们美好的体验。

此时已是1995年，距离乔布斯上一次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就已经过了11年。但乔布斯从此踏上了新的轨道，像皮克斯的口号一样，他开始追求“艺术挑战科技，科技启迪艺术”。

回归苹果后，乔布斯几乎将自己的新领悟发挥到了极致。他发布的第一款产品iMac拥有果冻般诱人的彩色外壳，尽管它的所有配置都与前一代麦金塔电脑几乎一样。仅靠其外壳，苹果就在三年间卖出了500万台iMac，且利润高达23％。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苹果宛然一家糖果店，所有商品都精巧可爱：向日葵般的iMac、冰块一般的G4 Cube、颜色绚烂的iPod mini。

但在2005年前后，乔布斯风格再次巨变。那个几乎可以在举手投足间创作出诱人设计的乔布斯突然转为返璞归真的素朴风格。2007年之后，无论iPhone、iPod touch、第三代iMac还是iPad，它们都不再拥有炫目的外表，而苹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一些更朴实的体验提升上：轻、薄、更高分辨率、完整的金属注塑，甚至更快的拍照速度。

直至今日，苹果仍然没有像四年前人们预期的那样推出彩色外壳的iPhone，甚至针对儿童市场的iPod touch也只有黑白两色。毋庸置疑它们的工艺，但乔布斯为何丝毫不愿再讨好市场了呢？偶尔，我会作出悲观的结论：日益加重的癌症让他达到了“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权倾一时的乔布斯可以利用其资源和谈判能力迫使音乐界、电信业、出版业追随他的方向。这种跨界的高度统一的完整体验是同行无人可以企及的。

此后

乔布斯一生中说过很多狂妄的话。

年轻时，他对沃兹尼克讲，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人类的引路人；成名之后，他对记者说自己的梦想是“在宇宙中留下一点印迹”；而在2007年发布iPhone时，他打出的口号是“重新发明电话”。

言者有心，听者无意。在他人生结束时，令人惊讶的，这些豪言全部成真了。

那么，关于死后，乔布斯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愿望吗？

“我没怎么考虑过遗产问题。我只想在新的一天到来时能睁开眼，和那些伟大的人聚在一起，然后满怀信心地去创造一些使我们和他人所喜爱的事物。”2007年时乔布斯说。此时他的癌症已经深重，但他显然希望死后继续创作。

我想，在某处，他这个愿望一定会被实现。

部分图片来自网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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