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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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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德国大选丨迷雾里的摸索：联盟党与“未来之队”

202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临近周末，联盟党（Union）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官宣了一支“未来之队”。

消息并不新鲜，但有些突然。因为，在第一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拉舍特宣布，将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推出“未来之队”，人选未定。可这之后没几天，“未来之队”就官宣了。

在提前官宣的同时，其自身定位也默默地从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未来之队”变成了帮助拉舍特赢得选举、寄托着对未来希望的“未来之队”。

这不是联盟党为了大选押上的第一次宝。它的候选人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总理之位，一早放弃了在自己的家乡——亚琛1号选区——的选战活动，同时也赌上了自己再次进军国会的前途。“我的位置在柏林”。如今看来，“柏林”指的是总理府，而不是国会，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2021年9月1日，德国斯图加特街头摆放的大幅竞选海报。

大联盟里的相爱相杀

默克尔的四届政府里，有三届与社民党组阁。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党，因此两党联合执政称为“大联盟”。

虽然第一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看上去非常理所当然，但拉长到整个联邦德国的历史，它并没那么经常出现。在默克尔之前，上一届“大联盟”已经是1966-1969年由基辛格主导了，该“大联盟”也不是慢慢聊出来的，而更是一个危机下的紧急选项——它发生在埃哈德退位，自民党退出执政之后。默克尔才是第一个把“大联盟”常态化的德国总理。

“大联盟”在带来稳定和默契的同时也使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辨识度。政绩归谁，锅该谁背，又是一个永远的争吵话题。另外，所谓的“大联盟”实际上不是两党，而是三党联盟。因为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下简称基社盟）构成。默克尔和拉舍特都来自于基民盟。在相处愉快的时候，联盟党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基民盟夫唱、仅局限在拜仁州内部的基社盟妇随的“姐妹党”，在产生纷争的时候则是基民盟和基社盟。

现成的例子就是第三届政府和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分别为她主导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联盟”。第三届政府后期，围绕欧盟、尤其是难民问题，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基民盟中央和以瑟霍夫为核心的基社盟中央就产生了不少分歧。分歧点不仅在于理念不同，站位不同，也在于基社盟因为基民盟的坚持导致不少选民外逃选择党。2017年的大选结果给两党都敲响了警钟，其直接后果就是基社盟高层分别代表“亲默派”和“疏默派”的霍斯特·瑟霍夫和马库斯·索德尔公开决裂。2018年3月大联盟组阁成功。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件事以瑟霍夫出面善后告终。2018年，瑟霍夫出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随即丢掉了拜仁州长之位。2019年，瑟霍夫的基社盟党魁之位也被索德尔取而代之，成了荣誉党魁，在党内退居“太上皇”。这一切都表明，“大联盟”的顺畅运行，实际上有赖于三党的互相妥协，互相认同。

说到相爱相杀，恐怕没有其他政党会像“大联盟”内的三党一样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因为互相需要而相爱，因为彼此嫌弃而相杀。

这样的尴尬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透出。比如，数字化自2018年组阁起就成为全德的热点政治话题，“推进数字化”甚至作为单独列出的一条，写在了组阁协议中。几年过去，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本次选战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对着“数字化”开火了。社民党的主张是：缺少支持，国家资金扶助没有到位，因此拖慢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而联盟党主张：错误的管理和权责不清才是根本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联盟党，自己不是也参与到了“错误的管理”中吗？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未来之队”请到了数字化国务部长巴尔。巴尔（和拉舍特口径一致地）提出：德国错过了一次“升级”的机会，因此现在要点燃数字化进程的引擎。可是，巴尔本人从事联邦数字化相关管理工作已有八年。在推进数字化进程这方面表现得比她更主动、也更受认可的是默克尔的亲信、总理府幕僚长赫尔格·勃劳恩。然而，基民盟的勃劳恩未曾被“未来之队”提起，基社盟的巴尔反倒成为数字化代言人。

“骰子阿明”

阿明·拉舍特——正如他的“未来之队”中不少成员一样——是突然冒尖的。

拉舍特1960年代初生于亚琛。亚琛是一座以工业技术闻名的中型城市，而拉舍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自2012年起，他领衔基民盟北威地区分会，2017年开始，基民盟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第一大党，拉舍特成为州长。

不过，拉舍特在政治上真正取得关注还在疫情以后。2020年3月，疫情在欧洲爆发后，北威州很快就成为了德国的疫情重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在全国前位。而作为州长的拉舍特因为未在2月下旬取消当地多城的传统狂欢节而使北威州疫情迅猛扩散一时被推上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阿明·拉舍特

好在，拉舍特的一大优点就是虚心认错。3月底的州长会议上，北威州和其他11个州一起要求全德16州统一推行更严厉的防控措施。拉舍特更在后来达成的温和版本基础上，��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并曾经试图推行遭到行医从业者行会抵制的“流行病法”，该法一旦通过，就可以在北威州境内强制征集医生。整个抗疫过程中，拉舍特一直保持着虚心认错的优点。他以在公共媒体里一再强调“不能只听取专家意见”闻名，自然，这是听取了经济的意见。

与之相较，兼领拜仁州长的基社盟党魁索德尔就没那么“会做人”了：又是指责要求更严厉防控措施的12州“抄袭”，又是指责北威州“破坏其他地方的独立性”。

2021年，拉舍特被扶上基民盟党魁之位，和他的温吞、和北威州在联盟党内以及在全德的权重都不无关系。此外，拉舍特曾经的对手施潘恩、罗特根和梅尔茨都属于基民盟党内右翼，拉舍特是几个人当中最趋近中线的。这也是基民盟在重新寻找选民这个摸索过程中的达成的阶段性结果。

联盟党候选人的位置还没坐热，一桩丑闻就给了拉舍特的声誉以重重一击：2021年7月，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者众。7月中旬，新官上任的拉舍特和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奔赴受灾现场，同社民党的朔尔茨对垒搞“胶靴政治”。衣锦还乡回到北威州老家慰问，又有属于社民党、同时又是总统、多年来广受爱戴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作陪，原本是个好机会。拉舍特却把它弄砸了：正当施泰因迈尔语气沉重地说着“我们与那些失去了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们同哀——你们遭受的这一切让我们心都碎了”，拉舍特被拍到就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咧嘴大笑的照片和视频传遍了全网。

“洪水中的大笑”不是拉舍特的第一次丑闻，但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次。2009-2015年间，拉舍特曾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高等技术学院教授政治学。在一门名为“柏林政治里的欧洲”的课上，有几个从未参加考试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考试成绩，而另外一个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却没有获得成绩。事发后，拉舍特对此的解释是：他曾经认真批阅了考试，但成绩不小心弄丢了，于是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手记“重新打分”。具体如何“重新打分”，他并没给出合理的说法。而另外的说法则是：他的“重新打分”是掷骰子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解释如此混乱的成绩。于是，他获称“骰子阿明”。

即使在党内，对他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在洪水视察现场那灾难性的咧嘴一笑以及在第一期电视辩论后，野心勃勃的时任卫生部长施潘恩都曾表示，联盟党在考虑由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来代替候选人。虽然施潘恩常以联盟党“愣头青”的形象出现，但临阵换帅的风声也绝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索德尔和拉舍特之间曾有非常惨烈的一战。

兄弟相残

拉舍特的政治生涯看似顺风顺水，但当他站到在联邦政治舞台中心时，已经经历过好几轮党内厮杀了。

在他之前，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候选人已经换过几轮：首先是默克尔2017年底刚刚宣布不寻求连任之后就很快扶植的安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接下来是现任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再之后是和他同台竞争基民盟党魁的诺贝特·罗特根及弗列德利希·梅尔茨，最后是和他争夺联盟党候选人之位的基社盟党魁马库斯·索德尔。他的所有对手都不乏竞争力：克兰普-卡伦鲍尔有基层经验又顶着“小默克尔”的名头出道，施潘恩在2017大选前就是基民盟的青年才俊、在本届政府里又担任卫生部长，罗特根是法学博士，梅尔茨是久有盛名的老基民盟、经济专家。最后，还有索德尔。

索德尔自2018年起就任拜仁州州长。上任两三年，虽然与默克尔路线相悖，但已经在当地控制疫情、引进绿色工业方面获得了显著政绩。2021年4月的一期调查显示：联盟党内部，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他比拉舍特更适合做候选人。不论党派，则有44%的人认为他更合适，相较之下，拉舍特只获得了15%的支持（还有33%表示他俩谁都不合适）。

索德尔有目共睹的能力给拉舍特带来了巨大压力。默克尔和瑟霍夫之间的冲突尚且局限于难民政策和事情本身，而拉舍特和索德尔面临的则是两人中赤裸裸的二选一。双方经历了至少三周的公开僵持，在此期间，谁也没少攻击对方。全国选民都目睹了这令人尴尬的一幕。

联盟党内部迅速分化，其中不乏高层人员参与到“站队”中。联盟党青年团主席提尔曼·库班要求拉舍特退出，并通过《图片报》给两位候选人下达“哀的美敦书”：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公开联盟党青年团的立场。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州长达尼埃尔·君特则表示，基民盟主席团和理事会都支持拉舍特，以此来逼迫索德尔自动放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回忆起“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1976年11月，基社盟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离开“姐妹党”基民盟单飞，将其势力范围从拜仁一州扩展到全国。基民盟随即做出回应，要求基社盟对联盟党保持效忠。1976年11月底，联盟党青年团于慕尼黑召开大会。时任基社盟党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时任基民盟党魁、有志参选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发动了猛烈攻击，说：“他（赫尔穆特·科尔）毫无能力。性格上、精神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全都没有。总理府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法满足”、“科尔永远不会成为总理的。年过九十之后，他会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了40年总理候选人，从这苦涩的40年中真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谁知道呢，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可能会在西伯利亚或者什么鬼地方写成。”这番讲话被在场的人偷偷录音带出，交给《明镜周刊》发表。因为此次大会在“维也纳森林”连锁饭店集团的会议大厅举行，这番火力十足的讲话便获称“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所涉及的并不仅仅个人恩怨。因为，在同一场讲话里，紧随着对科尔能力的评论之后的还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姐妹党”毫不掩饰的怨念：“基民盟党人在政治上就是些非洲矮人，就知道为选区担惊受怕，他们是一群我可以塞进马甲口袋里的侏儒，也就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写写书糊弄糊弄大学生……”

兄弟相残是联盟党尴尬而又难以根除的传统。拉舍特和索德尔之争，在大选临近的日子里，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拉舍特接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权，还有默克尔和瑟霍夫，乃至更早的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留下的裂痕，可他还并没有来得及发展出默克尔那么大的能量来消弭这个裂痕。他承继了前辈的遗产，遗产里也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兄弟相残的惯性。尽管索德尔最终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不得不）大度地发表了忠于联盟党的宣言，却在随后的活动上拒绝与拉舍特对拳。

与其说候选人之位是出于拉舍特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绝对优势导致联盟党候选人只能从基民盟出。尤其是和索德尔的对决给联盟党留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联盟党就带着它开始了选战。而对拉舍特来说，当他一路过关斩将、接连赢过了党内所有野心勃勃又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最终借助外力好不容易取得了关键一战的胜利时，才发现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团结”和“适度”是联盟党中移��喜好的口号。在第一期电视辩论最后的总结陈词里，拉舍特也不无感情地说到“联盟党团队”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拉舍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默克尔式联盟党人。他不是强势型人格。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就多次主动提及自己的内阁。疫情期间，更是鼓励内阁里的所有部长通过媒体“圈粉”，并不独享聚光灯。这甚至成为了他的执政风格。和他的团队相对的是他的基本盘。尽管拉舍特念念不忘自己的北威州内阁，但哪怕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基民盟的基层里也出现了一些倦怠情绪。海报不被挂起来，传单也分发得不勤快。不过，曾经共事过的内阁人对他多有赞誉。人际关系的优势也回报到了候选人之战上。

成为候选人后，拉舍特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默克尔的风格。“谁值得信任？这是民主原则里最重要的事。”到了柏林之后，他也反反复复地表示“无论作为党魁还是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作为整个团队可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打破了这种信任。阿富汗危机里的撤军又加剧了它。和拉舍特同为基民盟同僚的克兰普-卡伦鲍尔领衔国防部，却对撤军缺少及时反应。不少和德国合作过的当地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图片报》更是发布了一则头版头条：撤走了啤酒也没撤走人，配上的照片是从阿富汗撤回的满载着啤酒的飞机。拉舍特的团队精神并没有妨碍他在不少联盟党人口中已经成了党的“负资产”。

拉舍特没有看到的是，在默克尔强大的“端水能力”后，隐藏的是她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确，默克尔会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平衡。但她不是惮于作出决定的人。欧洲经济危机时借债“欧猪五国”时如此，2015年的难民危机时如此，包括在华语区受到追捧、却在本国备受压力的所谓“对华友好”上，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她，都不能否认，默克尔不缺少即使在逆境里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的果决。

拉舍特的“不敢做出决定”并不难理解。这其中有他一贯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与党内及党外的情势有关：默克尔“中线”风格的继承者是他被党内推出的最大理由，这个“定位”在助他上位的同时也变成了他的禁锢。他怎么能在“兄弟相残”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再次上演分裂本党的闹剧呢？——无论他本人的预谋为何，事情都会算作因他而起。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都会引来争吵，可联盟党还经得起这么一次“选边站”吗？而在党外，还没等他建立起个人威望，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就使他陷入被动，民调的走低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生怕丢掉已经不多的支持，因而也很难豁出去放手一搏。

越在危机年代，民众对领导者意志力的需求就越大。民众想要看到的虽然绝不是独断专行，但也不会是一个一直犹豫着不敢做出决定的领导人。震荡如风雨，僵化如迷雾，而人们在选举时希望看到的是透过风雨和迷雾的那一盏明灯。

专业和稳定

“未来之队”这支竞选团队由经济专家、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列德利希·梅尔茨领衔，包括数字化国务部长多洛丝·巴尔、石荷州教育部长卡琳·普林、萨克森州文化部长芭芭拉·克莱普施、安全政策专家彼特·诺伊曼、音乐经理人乔伊·基亚洛、法务专家和基民盟副主席希尔维亚·布雷尔、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安德利亚斯·荣格。曾经与拉舍特角逐候党魁暨候选人之位的梅尔茨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是领军人物。固然可以说梅尔茨为党不计个人恩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联盟党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已经几乎倾巢出动，押上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未来之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专业人士而不是做实验的人”是拉舍特官宣这支队伍时的广告语。以经济专家梅尔茨和反恐怖主义专家诺伊曼打头，就连文化事业这种在多数选战里“哪里需要哪里抹”的万金油，也找来了文化部长和专业经理人两人做代言。联盟党用这样的豪华阵容诉说着自己的骄傲。

“未来之队”在推出时也严格遵守了性别比例的承诺，八人的队伍，男女分别四人。尽管如此，它并非没有短板，其中最大的一块短板就是它是短时召集的：队中的不少人早前默默无闻，乔伊·基亚洛更是官宣前两天才接到电话的。此外，全队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也可以被视为在和社民党做不聪明的切割。

更不要提，“未来之队”也来得有些晚了。早则与索德尔的决战之后，迟则七月大水时，拉舍特——尤其是当他以teamplayer作为自己的重大“卖点”的时候——就应该组队了。但他没有。也许是不希望其他人抢掉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光芒，也许是联盟党内派系太多，而他无法“端平水”弹压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选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推出“未来之队”，一方面八位人选无暇磨合，另一方面也会使他的窘迫更明显地暴露在对手眼中。

在与社民党产生本质冲突的税务问题中，拉舍特不惜请动了曾在候选人之战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梅尔茨，以后者的专业性来“代言”联盟党提出的给企业减税以及重整欧洲债务的主张。

梅尔茨的主张正如他的“人设”，在体现出极大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局限性。生于50年代、经济专业、70年代起进入他的第一个活跃期、暂别政治生涯后从事经济领域工作、担任过包括商业银行（德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和德意志证劵交易所在内的监事会委员、深耕德美关系……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保守派基民盟人的生平履历。精英化特质和冷战气息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梅尔茨积累了那么多人脉和成就，最后依然未能获选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精英特质带着“过去年代”的特征，就连基民盟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他的主张背后只有基民盟内有经济背景的人的支持。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基民盟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骄傲”上了。

“中线”自默克尔以来成为联盟党的口号，使联盟党在失去一批选民的同时也收获了长达16年的主导执政。现在，这个带着联盟党大幅度向中线移动的人就要离开了。她的政治遗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

许多媒体、包括联盟党内的很多人，把朔尔茨的崛起仅仅“归功于”拉舍特在洪水视察现场犯下的错误。但果真如此吗？当拉舍特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代表“突破”的“现代化的十年”和代表“固守成规”的“稳定”——放在同一个语境下，他是想用一种模仿默克尔的腔调来稳固选民，可达到的效果却更像是某种“五彩斑斓的黑”。

危机时代人心惶惶，民众需要稳定，这没错。但“稳定”是“维持现状”吗？

2021年9月5日，德国莱比锡，德国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上发言。

博弈论还是决策论

和社民党的“决策论”走法不一样，联盟党此次选战采用的是“博弈论”的走法。社民党的战术是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我们是”、“我们要”，而联盟党的战术则更多把自己放在了与其他党的对比乃至整个政治光谱里的空间中，它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对手的行为的观察与判断之上。

这一点在“未来之队”的推出上就非常明显。“未来之队”最大的对象不是选民，而是社民党的朔尔茨。拉舍特在官宣“未来之队”后接受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我的背后站着整个党。而其他孤零零站在前台的人却不能这么说。”“未来之队”，一队对一人。

另外，整个“未来之队”里，各个重要领域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考虑到社会政策在内政里的权重——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公正、养老、救济、性别平等、家庭政策、分配、移民融入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重要内政领域——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也说明了，联盟党在尽量和过去的“大联盟”做切割的同时，正在努力拉开自己和社民党的距离：社会公正向来被视为社民党的“专长”，联盟党便索性不与社民党去抢夺这块在传统选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将其拱手让出，另辟自己更擅长的“战场”。在这里，“未来之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举也似乎在隐隐地呼应于大选前一个月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拉舍特的警告。当朔尔茨和巴尔博克就税收和男女平等问题一唱一和、把拉舍特完全排除在谈话外时，拉舍特即刻插入，对朔尔茨发难：“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您不会和左党组阁呢？一句准话很难吗？”随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警告，红红绿联合会出现“全左派专政”。

对联盟党来说，这次选战的对手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另有一个潜在的敌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在许多问题上与联盟党唱调一致：稳固财政、避免提税、以固有经济结构里的市场行为来调节环保进程。

但是，一致的唱调并未必能使两党结为盟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在当下的情势里，以赢得选举、实现涅槃为第一要务的社民党在选战里必然会考虑对拉舍特提出的“全左派恐怖专政”作出回应。如果其主调不变，首先需要放弃的就是主张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左党，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左派专政”的印象，也一定会考虑选择一个建制内右翼政党来做路线上的平衡。国会内右翼有三：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选择党。选择党作为极右自不在考虑之列。社民党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才会在自己底盘未稳的情况下，就冒着丢掉辨识度和选民的风险、再组一次“大联盟”呢？剩下的只有自民党。而自民党也及时嗅到了风向，放出了友善信号。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开口便道：“你无法否认，他们（社民党）现在已有不少胜算。”一旦自民党参与执政，就没联盟党什么事儿了。

因此，“全左派专政”不仅是说给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民党听的。目的是希望自民党丧失与社民党组阁的意愿，同时把绿党尤其是社民党往左党的方向上逼。

事实上，拉舍特的举动，包括“未来之队”的推出，都可以理解为在通过向反方向打造竞争对手的“人设”的方式为自己赢得选票。使自己的辨识度提高是选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极容易使自己既被动又焦虑的状态——尤其是，大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语

在拉舍特的民意连续两周远落后于朔尔茨之后，不仅是曾为对手的施潘恩，就连曾经支持过他、在党内党外都德高望重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福尔克博菲埃也开始保持距离。前者是联邦议会主席兼前内政部长及财政部长，后者是黑森州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州长。与其说这是出于谦虚和自觉让出C位，不如说是这些老党员在给联盟党计算后路。

默克尔，打破其“国家领导人不偏不倚”的惯例，也打破了之前强调自己想远离竞选活动的承诺，在两周之内连续两次公开为联盟党站台拉票。

第一次，在8月29日第一期电视辩论后，她抨击了现在依然还是她本人搭档的副总理兼财长欧拉夫朔尔茨。因为朔尔茨的稳健风格使他已经连续两周超过拉舍特好几个百分点，而联盟党的民调已经到了20%的生死边缘——在近几年的德国，20%是建制内一条用于界定大党还是小党的分水岭。

第二次，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她更不惜以“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绝不是无所谓的事。这是一次特殊的选择，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决定方向的选择”来亲自拉开论（骂）战。她提出的论调是：选民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是社民党和绿党一定会联合左党带来的“全左派专政”，要么是由联盟党领导、以拉舍特为首的政府。而这正是拉舍特团队孜孜不倦正在努力放出的风声。在此之后，她继续对朔尔茨就其发言中将已注射过疫苗的人戏称为“小白鼠”的用词穷追不舍。对此朔尔茨即时反击：想让民众放松接种疫苗，有时也需要一些玩��来营造轻松氛围，“如果有些人不想笑还感到不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民调结果才笑不出来！”以联邦总理之尊亲自在联邦议院会议上点燃战火的做法使不少人批评她此举“不顾形象”和“缺少尊严”。

默克尔长达16年划时代的执政使她不仅和拉舍特，也和整个联盟党进行了绑定。

借助和默克尔的亲缘性上位候选人，拉舍特不需要“吃相难看”。即使在和索德尔公开对决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表现也是更加轻松的。但这也使他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话但常需被母亲帮助的儿子的角色，在民调跳水时只能搬出默克尔来当救兵。对比几经起落和数次被“雪藏”依然坚韧的朔尔茨，拉舍特被保护得太好了。

联盟党（或者基民盟）借由默克尔的人格特质和国际声望成为“爱心与理性”的野生代言人。他们陶醉于默克尔的光环，未曾留心哪些光环为默克尔所有，哪些光环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未曾真正腾出手来解决内外隐患。待发现危机林立时，他们最大的招牌——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已近临界点。

默克尔固然也许不介意像一个深谋远虑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在其职业政治生涯的最后为后人铺好道路——无论是她在选战中为联盟党站台还是她赶在八月任命新驻华大使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后面的路，终究要后人自己去走。

默克尔和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是一个诞生了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褐色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收获了无数荣光也不乏丑闻的大党。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也许不是。可是，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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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guang100com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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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50万债，去做“假狗推”

狗推，是对于在东南亚从事网络博彩推广工作的人一种带有轻蔑性质的称呼，与绝大多数同胞一样，Charlie是被骗去柬埔寨当狗推的一员，但他自认是“假狗推”。

“骗得太少了，才几十块钱。”他说起自己可怜的业绩。

但比起“假狗推”，Charlie身上最大的标签其实是街舞，甚至渗透至他在柬埔寨生活的点点滴滴。

Charlie来自广西的一个小县城，他其貌不然，自嘲“又丑又矮”，加上性格内向，不敢和陌生人搭话，连跟女孩子说话都会脸红。害怕以后找不到女朋友，想练就一技之长，在高中时，他尝试去跳街舞。

急促又富动感的舞步彻底释放了Charlie的身体和思想，让他焕然一新，变得热衷于表现自我，“觉得全天下我最屌。”他笑着说。

大专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他进入本地的事业单位工作，过着照九晚五的打卡生活，平静稳定，且枯燥乏味。街舞给了他一��不安于现状的心，没通知家人一声，他擅自从事业单位离职，跑去卖保险、卖房……。就这样在外漂泊不定。

在Charlie眼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事业，是开舞蹈工作室。

他正纠结如何一边谋生，一边坚持跳舞。那时街舞行业远不及现在火爆，前景堪忧，但耐不过冲动，他依然开了间舞蹈工作室，一个学生只需交极少的学费。不过，他还是能靠这混口饭吃。

他很快不再满足日常的舞蹈教学，开始将其它爱好变现为事业。喜欢纹身，干脆自己去学，然后和一些朋友开纹身工作室。2018年，他又经营了一间滑板室和一家酒吧。但管理经验跟不上热情，酒吧在年底因一场斗殴遭政府强制关停。这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它店也相继倒闭，让他背负50万的债务。

此时，他27岁。

遭遇困境后，Charlie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那时我确实心态崩了，有很多烦心的事情要去处理，女朋友还在旁边不停地唠叨，所以对女朋友也就没有太多好言好语。”不久，和Charlie相恋7年的女友提出了分手。

“那可真是人生的至暗时期，钱赔了，女朋友也分了。”极度痛苦之下，Charlie急于寻找一个解脱的出口。恰巧，纹身工作室合伙人向他抛来了异国高薪工作的橄榄枝。

合伙人听朋友说，一个老乡在柬埔寨赚了挺多钱，不太费劲。合伙人补充，这是一份负责账目出入款的工作，而且在西港，博彩产业是合法的。

Charlie心想，到柬埔寨一年半载，赚到本金回国东山再起。只是他没想到，来了两年，东山没起，连机票都买不起。

对于柬埔寨，他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博彩到底是什么。但一心求赚钱，还包机票出国，他不愿轻易错过这样的机会，便迷迷糊糊地着手办理护照，登上前往柬埔寨的飞机，“我长这么大，除了去广州和云南旅游过，从未真正意义上踏出生活的城市，所以也没想太多。”

2019年1月，Charlie和4个朋友到达西港。

刚下飞机，1个中国人专程从公司过来接他们，帮他们办完签证后，就将护照悉数收走。护照被拿走，Charlie并不觉得奇怪，当时他不知道，呆在外国，护照有多重要。

然后，他们坐车去公司。车上很安静，中国人没主动问话，他们也不搭话，这样一路无言地到达西港的中国城。

周边环境洗刷了Charlie身处异国的新��感，目及之处尽是中国元素，闹哄哄的中国人群，一列列中文招牌，耳边回荡着乡音叫卖声。嘟嘟车驶过，破旧的路面便腾起一阵粉尘。

Charlie一行人被带到一栋4层大楼，是新建的建筑。入职的网投公司有政府发放的营业执照，“这是一份正经工作呀”，他想。

一个办公室大概60人，“像深圳写字楼里的高档办公场所，不是想象中的小黑屋”，他形容，办公室放满电脑，同事都是中国人，正卖力地敲打着键盘。

尽管公司是“正规”的网投公司，但也存在一定的人身限制。办公楼有地下通道，禁止人员随意进出，他们只能在楼里活动，楼内设有办公区、宿舍区、商店和电子室。顶层是宿舍，其余3层是办公室。宿舍跟国内的大学宿舍类似，6人间，上下铺，独卫，设备齐全，包吃包住。

入职一周，经过培训，Charlie熟悉了公司的运营模式，剥去各种幌子，这其实是个诈骗公司。

网投公司经营的业务有很多种，Charlie所在的专门做流水盘。流水盘引诱陌生人到公司的网站玩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声称开奖情况与国内同步。不管用户赢或输，都会产生流水，流水就是他的工资提成。

公司说，保底工资是6500元，加上提成能拿到10000到30000元，没完成任务指标要扣钱。

公司分配好电脑和手机后，让他先找身边的亲朋好友来练练手，再给他陌生用户资源。

起初，他觉得游戏好玩，去找了些朋友，又认为这跟买彩票相似，跟赌博脱不了干系，“朋友赢了还好，万一输了那多尴尬，我拉不下脸。”于是，他干脆掏了一百多元给朋友玩，说是帮忙做个任务。

两三天后，他察觉到这跟保险套路雷同，都是从熟人骗起，只会输钱，不敢再扯上朋友，怕被朋友臭骂。

意识上当，他明白不可能靠这赚到钱，就算赚到钱，也有被抓的风险，和他同来的朋友早已悉数离职回国，他也萌生退意。

但赚钱的目标没达成，又担心回国被抓，他决定暂时在公司混下去。柬埔寨属于境外，国内警方通常对他们这种菜农鞭长莫及，而柬埔寨执法不力，本就是非法产业链的温暖巢穴。

他跟公司讲，已没有朋友来“练手”。至此，他走进了“骗钱”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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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cubineofxijinping-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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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政法委罗益群助抚顺农妇王曼郦假冒军人妄称国母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际，2015年12月9日，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中国足球有限公司携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在广州荔湾区南岸美术馆举办了为期4天“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示了在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的新四军”自新创建至归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

作品展现场有来混吃喝的新四军二代们，有来拿红包的退役的空军中将朱永清武警少将邓租选，还有来攀附的现职的广州日报社社长顾涧清、广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罗益群等。作品展既然强调“记忆经典”，自然不会有什么新意，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07式现役军装陆军演出服的王曼郦，神采飞扬的出资人“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王曼郦自称是“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人，花蝴蝶般的军装王曼郦主持完开幕式后向各路大哥敬酒献媚，皇家禁脔无间亲民使得作品展气氛热烈得睾丸酮弥漫，文雅风流壮心不已的罗益群当众在裤裆撑起小帐篷，女王驾临的气势让王曼郦幸福得眩晕，众人瞩目的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王曼郦挺胸扭臀满场周旋握手时掌心被朱永清挠拨，丰乳被邓租选触碰，肥臀被顾涧清摸捏，前裆被罗益群的硬茎顶撞，风情万种善解人意的王曼郦笑靥如花地颔首回馈互加微信。2014年03月王曼郦的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因洗钱诈骗罪被香港法院判刑6年入赤柱监狱，如狼似虎奔四的王曼郦虽先后有几个司机陪睡伺寝但身体仍缺乏频繁规律的强硬深耕，熟谙男欢女爱又性饥渴的王曼郦被几门咸湿老炮撩得爱液喷涌内裤湿透，军裙的前后私处现出水迹。血火磨难的新四军本是作品展主题却被设计利用变背景陪衬，狐媚惑主的夜场王曼郦成军装皇后展览焦点。“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惨遭后人出卖！

吃饱喝足了的新四军二代们打完饱嗝放完响屁后与军装王曼郦调笑嬉戏时疑虑丛生：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军区有文工团，我们父子两代人从建国起可都没少糟蹋各文工团的文艺兵女军官，怎么就错过了“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呢?面对大哥们的质疑，王曼郦认真解释：“军委文工团”于2012年12月由军委最高领导密令组建直接指挥绝对保密，其地位作用都与同年成立的朝鲜牡丹峰文工团相同。王曼郦说自己是现役“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人，“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Asia 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主席只是自己兴趣所至的业余身份。传闻得到证实，酒酣的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跪舔效忠：“小国母，请代向习总问好！曼郦的风采胆识远超武则天，盼您早日摄政，为我们当家作主！近平老弟真是州官放火独享齐人之福啊！”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实际三无：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假“环球皇后”夜场王曼郦靠刑释干爹胡石英（假“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引荐攀附上近平成了习二嫲，小国母王曼郦的幼��大女儿被胡石英开苞破身后称胡石英为姥爷，胡石英与习总是哥们，胡习哥俩先后享用王曼郦。岔辈了，贵圈真乱！

模特“馨儿徽安”王晓梦，是个爱美爱炫的女孩，为了提高自己博客的点击率，晓梦穿警服拍写真发在自己博客上，2012年11月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刑9个月，缓期1年。没有干爹大哥庇护的王晓梦真是Too Young,Too Naïve。夜场出身的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 主席王曼郦攀附红二代猖狂到穿军装主持有党政军要员参加的政治文化活动并上国内外各种媒体版面，这个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的疯狂行为该如何查处呢？我们期待着广州深圳相关部门的积极行动。

王晓梦穿警服拍写真被判招摇撞骗罪，军装王曼郦的“军委文工团”身份若假，则涉嫌招摇撞骗罪、诈骗罪、颠覆政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希望国家的公检法部门在重拳快打王晓梦这样的小蚊子之余，更要有勇气抓王曼郦这样的硕鼠，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维护执政党的形象。广州深圳相关部门若对王曼郦公然假冒军人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则构成严重的渎职罪。

新宾县彭家屯王曼郦是雏妓出身的淫媒，香港洗钱罪犯杨家诚的姘妇，军委最高领导钦命的“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自称小国母叫板彭丽媛。靠面首罗益群幕后运作，农妇王曼郦身着解放军现役制式军装主持广州“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此类集会从场地选择到最终批准需繁琐手续，部队转业的广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罗益群为回报王曼郦的献身，色令智昏地为情妇王曼郦打招呼开绿灯促成其假冒军人主持党政活动的荒诞，文雅风流的罗益群真是精虫上脑智商为零。舔菊情种罗益群正坐等双规。

王曼郦，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未婚，实为姘妇），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的贫穷破落农家，曾住深圳圣莫丽斯A区16号，现住北京中南海，大陆身份证名字王曼郦，香港身份证名字王丽飞。王曼郦从小就很得意自己的相貌，干爹们大哥们相好们夜场姐妹们也都说王曼郦是小李嘉欣。其实男人们的龌龊心思是睡不到李嘉欣，睡个山寨版的也算是体验；夜场姐妹们的潜台词则是：你与李嘉欣一样，呸，万年金牌小三。李嘉欣有脱俗的五官高挑的身材,是因为她那1/4葡萄牙血统，王曼郦的五官身高则由1/4俄罗斯哥萨克血统所赐，混血的后面是国仇家恨的辛酸屈辱。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斯大林为与美国争夺远东利益派百万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三省全歼日本关东军，苏军占领东北后暗助共产党进入东北，林彪部得以在东北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库存军械组建了百万雄师的四野，共产党实力骤增从而打败国民党迅速建国。苏联红军把东北当成占领地以征服者自居，苏军士兵的组成良莠不齐，很多士兵大肆抢劫奸淫在东北留下了几十万中苏混血儿，当时还是黄花闺女的王曼郦奶奶也在抚顺市家中土炕上被一大群苏军哥萨克骑兵轮奸，射入王奶奶体内的哥萨克精液流湿了大半边炕，怀孕后的王奶奶没有选择自杀,强忍着屈辱把混血的王曼郦父亲生下，为了生存拖着混血油瓶儿子嫁给了新宾县彭家屯上无片瓦的滚刀肉王二混子(几十年后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也是拖着混血油瓶野种女儿嫁给了骗子假百亿富豪杨家诚)。王奶奶惨遭凌辱可日子还得过，混血儿王父很快长大懂事了，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问王奶奶生父是谁。王奶奶想起往事心似万��穿，下体又如被撕裂涨爆：当年可是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哥萨克骑兵啊。粗通文墨的王奶奶心想那些哥萨克骑兵是苏共红军，只好不乏机智地对王父说：你是党的儿子，红军的儿子。

柔美又果敢的女汉子王奶奶知道应该恨那帮哥萨克骑兵，可偏偏恨不起来：他们畜生般夺走自己的第一次，播下洋种，让自己生了个无法确定生父但健康帅气的小洋杂种，给了自己未来和希望，无奈嫁给王二混子是想给小杂种找个爹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家，王二混子祖居抚顺县后安镇王家村，其爷爷因懒惰嗜赌无钱娶妻被迫到新宾县彭家村彭家屯“拉帮套”，器大活好的爷爷赚到了老婆丫鬟家产，在彭家屯繁衍了王姓子孙。懒惰嗜赌的家族基因最终败光了一切，连器大活好都失传，王二混子没有手艺，不喜劳作，只会喝酒吃肉打老婆，全家穷得只有外出穿的破衣，晚上一家人只能挤在土炕上光着屁股钻在一个破被窝里。习惯睡中间的王奶奶最难入睡，每当王二混子酒后钻进被窝躺在自己身边打呼噜时，握着他鼻涕虫似的男根，王奶奶都会觉得身体空虚，竟会回味哥萨克骑兵们动作的粗暴男根的粗长，曾经沧海难为水，可王二混子雄风不振根本没水，东北的夜，长啊，王奶奶全身燥热口干舌紧小腹收缩下体湿润转身朝着早熟的混血儿子分开双腿一手揉按自己双乳一手抚握和引导儿子那日渐坚硬的哥萨克种的粗长男根，至泉喷似火山水涌如海潮王奶奶才湿漉漉地在羞愧和满足中入睡，从此母子身心相通夜夜欢愉，配合默契谨慎小心一直瞒住了夜夜醉酒的王二混子。哥萨克骑兵的轮爆撞开了王曼郦奶奶内心那羞涩紧闭的性欲之门，漫漫长夜里王曼郦奶奶与亲生儿子、王曼郦父亲(小王二混子)的媾合打开了王家祖孙四代乱伦滥性的潘多拉之匣。

香港《壹周刊》在2014年03月06日的总第1252期中刊文《前妻数臭杨家诚》，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揭爆党和红军的孙女王曼郦读小学时被生父开苞破身后破罐破摔，不到十四岁因怀孕人流从初中辍学到港深当雏妓，从站街拉客起步，后在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当头牌，与妹妹王丽双成夜场知名的双飞姐妹花，王曼郦兼当野模后成淫媒，专门插足富豪家庭，港深贵妇阔太圈中传出“防火防盗防曼郦”。

王曼郦王丽双姐妹义无反顾地去港深夜场当双飞姐妹花而不需顾忌父母的感受有深层次的原因：王曼郦王丽双姐妹在十一二岁就都被生父开苞破身了。好色淫邪的有1∕2哥萨克血统的王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傻兔子才不吃窝边草，自己弄出养大的闺女，凭啥让外人尝鲜。王母小白鞋不是省油的灯，发现老公的兽行后也默许：风骚妖艳的小白鞋老成了黄脸婆已无法满足强壮好色的老公，老公的歪理是话糙理不糙，老公出去搞破鞋至少得买头巾发夹送人吧，可搞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分钱都不花，肥水不流外人田，女人嘛，谁睡都一样，闺女长大后爹来开苞尝鲜，这在东北农村不算个事，起码好过女儿放学回家时在高粱地里被其他禽兽男人白糟蹋啊。与生母和女儿们乱伦的禽兽不如的哥萨克野种王父成了坏榜样，多年后为人母的王曼郦把年幼的大女儿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再母女双飞侍寝，真是家学渊源。

王曼郦有两个身份证（大陆及香港），结两次婚生的三个娃有三个爹：大女儿是王曼郦头婚后年少轻狂时在酒药性的狂欢PARTY中群交后稀里糊涂怀上的，根本找不到爹，王曼郦和大女儿被带了绿帽的第一任丈夫扫地出门；二女儿Camilla倒是王曼郦与第二任丈夫杨家诚所生，贩毒起家的菜二代理发匠杨家诚因洗钱罪正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薄情寡恩的王洪军只为体验发泄，拔出男根就不认人更别提奶粉钱了。坊间也传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堂侄、原中国水业（01129.HK）CEO上饶傻B杨斌，但王曼郦坚决否认，偷情不丢人可乱伦毕竟不光彩。新近更有一骇人传闻，三儿子的爹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笔者托人数次询问，王曼郦均笑而不答。王曼郦三个娃的三个爹无一在家，王曼郦孤衾冷枕夜夜梦呓：孩他爹你们在哪？

淫媒王曼郦先后当过两个公司的总裁：搞假医假药的康泰霖中医馆，卖假玉假钻的曼郦珠宝（Manli Jewelry）公司，康泰霖中医馆和曼郦珠宝公司被较真的媒体揭爆卖假后都名存实亡。杨家诚被捕后，为替其洗罪减刑上诉，山穷水尽的王曼郦在香港注册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到大陆诈骗圈钱。

以英超伯明翰班主杨家诚三太身份高调亮相深圳福田社交圈的王曼郦近年交��：贩毒起家再诈骗洗钱的二夫杨家诚被香港法院判刑6年正在赤柱监狱服刑，家产被没收家宅被拍卖公司已破产。王曼郦和自己生的有三个爹的三个子女贫寒交迫，夜场出身胆大皮厚的王曼郦走投无路只得借了一万港币在香港注册了“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开始谋财养家。“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靠印发“亚太杰出女性”证书及收取会费维持运转。

运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杰出女性事务的王曼郦穷得在香港深圳都租不起办公室，“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如何运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杰出女性”的评选及联谊呢？虐心啊！财竭的王曼郦真应该在杰出到有钱租办公室后再打亚太牌。

Wang Manli,the chairman of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is the new concubine (mistres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 is a crime group：registered in Hongkong，organized in Shenzhen,swindle in China and Thailand.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香港注册大陆诈骗，“军委文工团”王曼郦从彭家屯走进中南海。作死的节奏！

第二任丈夫杨家诚被捕后急需摆脱困境的王曼郦经昔日夜场姐妹介绍找到了大师王林，来者不拒的王林很欣赏这个混血性感美女。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花园内有栋别墅是王林的第二“王府”，大师王林带王曼郦进入其神光堂（开光房），鸳鸯浴后王曼郦裸身分腿仰卧在2.2m *2.2m超大的神床上，王林将口含的仙酒（实为农家自酿番薯酒）喷在王曼郦肚脐下后伸舌涂抹至阴阜阴蒂阴唇再舔体沟搅肉洞，温热渗入子宫后王曼郦闭上双眼呻吟叫唤挺胸扭腰，色浅无毛的下体沟壑潮湿肉洞水涌，大师王林猴急急地挺起那驴样大的货长驱直入插进曼郦，“啊，疼，轻点…！”，王曼郦的尖叫显得夸张，斩男无数生过两个娃后下体松懈又怎么可能疼哦。王林癫狂浪叫快乐地大幅度抽插，王曼郦也使出夜场成名的缩阴提肛术展现“郦花绽开玉玲珑”的风采，二人缠斗得窗振门摇，天昏地暗。

明星名媛及军政商大佬的女眷们痴迷于大师王林的床上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有如下原因：1.大师王林成了社交平台，通过他可以结识各路权贵，铲事升职赚钱。2.天赋异禀的王林男根粗长强硬持久，可给女人终生难遇终生难忘的巅峰快感,尤其能满足生育后下体松懈的妇人，通俗地说，能塞满塞够。3.人生坎坷经历奇特聪明好学成熟圆滑的王林兼修佛道儒诸法，精通堪舆，善解人意更善解人衣。当代嫪毐，中国拉斯普京，巨雕大师，王林的名气不虚。

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后因病转入医院监管治疗，2017年2月10日，被告人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王曼郦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建立网上灵堂深切悼念大师王林,贴出情深意切的挽联：驾鹤西去音容在，喷酒深插恩泽存，并深情留言：大师王林亦师亦父,他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想象。

拜王林为师，认王林为干爹，在床上裸身接受王林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的女子很多，若年轻貌美则免费且不限次数，如女明星李冰冰、刘芳菲、赵薇、周迅、李湘等；若年老色衰则需奉交最低10万元/次的开光费，港澳女士还需加倍，如深圳市卓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姚少仪，麒麟马业中国区总裁温瑞玲，黛晶国际创始人涂燕翎（Monika Tu），王氏果菜美容连锁机构董事长王丽华，红二代叶选廉的小三京城第一名媛赵欣瑜，阴阳双面的芭莎珠宝主编敬静等。

经巨雕大师王林开光的女弟子们除了上床陪睡王林，平时还在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花园 “王府”兼当女佣，王曼郦就是在王府内结识了姚少仪温瑞玲涂燕翎等。王曼郦姚少仪温瑞玲交往密切，这三个婚姻畸形家庭残破的女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地组建了“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走上了山寨协会香港注册深圳运作曲线圈钱的诈骗路。

巨雕大师王林被捕入狱病死，在王府开光时裸身分腿嚎叫呻吟的女弟子们却都冷血地装聋作哑，只有王曼郦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建立了网上灵堂深切哀悼隆重祭奠，网上灵堂虽然开放的范围有限，王曼郦对干爹王林，真是有情有义。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王曼郦现在飞上枝头变凤凰身兼数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享受副国家级待遇。王曼郦的民间职务是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中泰商会副会长。

小国母王曼郦祭奠其师傅干爹王林，实际上是中共官方曲线追封王林为国师。巨雕大师王林成国师王林，真是做鬼也幸福！

当代嫪毐巨雕大师王林没有想到王曼郦除了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更有色浅无毛的紧逼，即“郦花绽开玉玲珑”，难怪男人们用过都叫好，也印证了香港深圳夜场玩家们的传言：王曼郦的阴道全力收缩时可夹碎核桃。为了奖励王曼郦在深圳怡景花园“王府”随时接受喷酒抽插，更为了扩展人脉，王林把王曼郦介绍给了中共元老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

红二代胡石英与农二代王林在深圳太子党饭局上相识，两人都在江湖行走靠人脉吃饭，出行都有美女相拥，曾经共同的经历使两人惺惺相惜成了死党：王林在1979年因诈骗罪入狱江西，被判刑7年；胡石英在1985年因诈骗罪入狱北京，被判刑一年半。

得知红二代胡石英地位高人脉广，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入狱后山穷水尽债台高筑的王曼郦决定豁出去套牢胡石英。

2013年4月康泰霖中医馆官网上高调宣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莅临康泰霖中医馆视察指导。高人得付高价,这难不倒善于利用身体资源并使出杀手锏的王曼郦：无法确定生父的大女儿已是豆蔻年华,是老色男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嫩肉,王曼郦带干爹胡石英到圣莫丽斯A区16号家中，王胡二人半夜进入王的大女儿卧室，怀着王洪军（亦传杨家诚堂侄杨斌）儿子的孕妇王曼郦裸身上床按住已熟睡的大女儿肩膀，干姥爷胡石英裸身骑压小姑娘手握秃顶老肉棍拨弄顶压强钻猛进抽插内射，母女再双飞陪睡侍寝伺候胡石英（此过程被王家好事的保姆偷听偷看后告诉了相好的司机而传出）,王曼郦事后给大女儿买了最新款苹果手机封口。处女的鲜血与淫兽的精液齐流，幼女的痛哭与干姥爷高潮时的嗥叫共闻。这夜，圣莫丽斯小区狗狂吠，猫乱跳，蛇疯窜，鸟高飞，鱼惊跃，深沉的夜色掩盖了A区16号内的罪孽。红二代胡石英吃着伟哥在王家连住三天通吃干女儿干外孙女，乱伦的快感真叫绝，身体空竭钱包涨满的胡石英临走时捏着干外孙女的屁股拍着干女儿王曼郦的胸脯夸下海口去中南海调动自己和老爹胡乔木的关系包办杨家诚脱罪。王曼郦真有资格获“亚太最具创造力女企业家奖”，王曼郦胡石英涉奸淫幼女罪和聚众淫乱罪。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的确有些来头，他是中共元老胡乔木的儿子，因为巨额诈骗，1984年被胡耀邦亲笔批捕，北京市公安人员将其从中南海胡乔木家中抓走。大公无私的胡耀邦因此得罪了满口马列毛思实则满脑特权思想的胡乔木，被邓公评价为“文笔好，人品差”的胡乔木联合众多元老伺机报复，左派元老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间接导致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提前下台，酿成了改变中国政局的惊天风波。1985年胡石英��巨额诈骗被双开入狱判一年半徒刑，出狱后至今被北京市公安部门登记为“刑满释放人员”，每逢北京开两会胡石英都要到住地派出所交代行踪，刑满释放再出江湖后胡变成了无恶不作的诈骗犯，仗红二代身份头顶几十个虚假头衔到处玩空手道骗钱，他搞的国鼎信电子商务害得几万人倾家荡产，他任法人和董事长的清泉源科技（北京）公司因为非法传销，正被多地公安部门查处。重出江湖的胡石英有很多民间社团的头衔，但早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的他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央、人大、政协委员，更不可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笔者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得到明确答复：中共中央没有“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这一机构。“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与最近因为艳照门出丑的 “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主任李广年”是一路货色，都是骗子。胡石英搞诈骗被人投诉报案如潮，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涉奸淫幼女罪（王曼郦大女儿不足十四岁）和聚众淫乱罪，可其父胡乔木曾把耀邦书记拉下马，欺软怕硬的公检法也就懒得去捅这个马蜂窝，早就被开除党籍公职的胡石英也就得以继续当“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做“国家领导人”了。（《胡耀邦批捕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内情》）

为取悦干爹，王曼郦还当着胡石英的面，收集自己大女儿的经血，精心烹制人血毛血旺，胡石英吃后龙精虎猛，日颠夜倒地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大玩3P。

上床享受王曼郦及大女儿的母女双飞侍寝，再饱餐王曼郦用大女儿的经血精心烹制的人血毛血旺后，胡石英觉得王曼郦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曼郦初中辍学进夜场卖身谋生，底层的贱民往往有更强的上爬欲望，更努力也更无底线，能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恩主就是明证，这样的奇女子更懂得丛林法则。胡石英更惊奇地发现王曼郦与一女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为东北人，年龄相仿，身材外貌相似，均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那正是胡石英的发小死党习近平的前情妇梦雪。

东北妹梦雪大学毕业后当上了福建福州东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是台柱一姐，也是当时福州市长习近平的粉丝；王曼郦初中辍学当卖身的夜场妹，是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的头牌，曾得大师王林床上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梦雪曼郦虽身形容貌相似，社会地位却云泥之别。

胡石英忍心痛拉皮条将王曼郦引荐给自己的铁哥们去填补彭丽媛色衰、梦雪被逐后的空虚。能给男人最强烈感受的总是女人的身体，更何况天赋异禀的王曼郦有着“郦花绽开玉玲珑”色浅无毛精巧紧致好看更好用的下体。果然，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逼紧的王曼郦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小国母并身兼要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享受副国家级待遇。王曼郦的民间职务是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中泰商会副会长。

王曼郦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下辖：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对外联络部、对内协调部。副国家级王曼郦领导正国家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这并不矛盾，因为王曼郦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习近平安排王曼郦领导张高丽，就像安排胡石英监控王岐山孟建柱，都是为了预防尾大不掉。一哥不好当啊！

郭文贵点评：中共红二代中，品行人脉口碑最佳的是叶剑英长子叶选宁，品行人脉口碑最差的是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最被看低的胡石英却有狗屎运：胡石英有个发小铁哥们习近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巩固个人地位而高调反腐，被习近平重用的发小死党王岐山手持尚方宝剑指使纪检门徒趁机对被查官员敲诈勒索，一时间官怨沸腾，王岐山只得象征性地清理门户抛出几个“内鬼”顶罪。恼怒的习近平无法弃用手握海量机密的王岐山，只得再请出自己的另外一个铁哥们、声名狼藉的红二代胡石英去对付王岐山。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都是由习近平密令组建直接指挥绝对保密,两个机构一硬一软各有妙用，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与明朝锦衣卫、清朝粘杆处（血滴子）类似，都是用于监督官员铲除异己。刑满出狱的胡石英咸鱼翻身以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监控王岐山的纪检系统、孟建柱的政法系统，权倾朝野的胡石英很快贪腐无双，“中国二哥”名动天下。王曼郦任团长的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于2012年12月组建，其地位作用都与同年成立的朝鲜牡丹峰文工团相同，作用就是娱乐领导。

农家女王曼郦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小国母，为了显摆后台习近平，王曼郦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贴出胡石英照片，使得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这些宫廷绝密从宫闱流出，十分有趣！　

2011年6月，淫虫杨家诚在香港山顶白加道家中被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拘捕，被控2001-2007年期间洗钱7.2亿元，杨家诚的财产被冻结。2014年3月杨家诚因洗钱罪被判入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杨家诚的财产被没收。为杨家诚洗罪辩护上诉的费用是天文数字，再加上三个生父都不在的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的奶粉钱，王曼郦穷得连仅剩的司机的工资都无力支付。山穷水尽以身偿债的王曼郦只得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各位干爹大哥小弟，王曼郦天赋异禀的女阴“花绽开玉玲珑”用后都叫好迷住了干爹胡石英，刑满释放的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是“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干爹忍痛割爱把干女儿引荐给发小死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王曼郦攀上高枝被钦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是新四军二代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力捧的“小国母”，后来居上叫板彭丽媛。

2011年6月贩毒起家的理发匠杨家诚被香港警方指控洗黑钱而被捕；2014年03月香港区域法院裁定，杨家诚所涉5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判入狱6年送赤柱监狱服刑；杨家诚入狱后不服定罪，反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最终在2015年8月获准保释外出等候上诉结果；2016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5位法官一致裁定杨家诚终极败诉，须实时重返赤柱监狱继续余下4年半刑期。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在中国大陆的非法活动终将终结，2015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草案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登记或者未取得临时活动许可，以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将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资料来源：

1.“对山寨协会应全民喊打”--专访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作者：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

2.山寨协会批量产：香港注册，内地活动，曲线牟利。作者：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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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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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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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amin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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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 报道 | 咪蒙：网红病人潮水的一种方向

“咪蒙”是2016年上升速度最快的微信公众号，积累了800万粉丝，持续生产爆文，从《致贱人》、《致 low 逼》到《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因风格偏激在一年之内引发过八次舆论争议。但它深受广告主的追捧，广告报价在公开数据中占首位。

咪蒙因新闻理想的感召去了南方系，在《南方都市报》工作过12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当她转型为自媒体人，却被看做是与理想主义的背离。

无论是广告价码、对读者的影响力，或是其引发的巨大的争议，咪蒙都是当下内容创业中不可绕过的话题。如果说自媒体是当下内容创业的潮水，那咪蒙正呈现着潮水的一种方向。

新的平台产生，就有新的代表人物产生。咪蒙的故事不仅是媒体人的职业转型，也是媒介迭代的结果。媒介与内容并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塑造了内容，并影响着我们感受、认知世界的方式。

影响百万人

冬日午后，开足暖气的办公室闷热。距离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收到咪蒙的信息，“我又要迟到几分钟”，后面是三个哭泣的人脸。我们每次见面咪蒙都会迟到，但她都会提前告知我，文字后面跟着 emoji 表情，或者几个波浪符号。

等待期间我打开她的公号。一个判断式的标题跳入，“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接着文章以“我又把一个实习生惹哭了”的事例开头，吐槽实习生不帮自己拿快递，最后总结道，职场自有规则，员工的一大职责是帮老板省时间。文章发出后，自媒体圈热烈讨论“实习生是否要帮老板拿快递”，这是咪蒙在2016年引发的第八次舆论热议。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咪蒙的声音出现在门口，隔着几米远，就迫不及待地道歉。咪蒙刚过40岁，短发，一张娃娃脸，涂着颜色艳丽的口红。她脸上有愧疚的笑容，语气热情，立刻消解掉因为等待而逐渐积累的消极气氛。

1月12日这天，咪蒙打算写写明星佟丽娅的婚姻。陈思诚疑似出轨的新闻是近期的热点她已经就此写过两篇文章，但这条新闻的价值并未挖掘完全，她又找到了新的角度——女性原生家庭与婚姻的关系。今天原定的推送题目是“教养”，这个题目在咪蒙早晨读到一篇关于佟丽娅家庭的文章后被毫不犹豫地换掉了。跟热点是公号写作的首要原则。“什么样（文章）的阅读量高？”咪蒙说，“热点、金钱、性、暴力。”

几个小时后，这篇文章将送抵800万公号订阅用户。“咪蒙”是2016年的现象级公号，文章大多关于情感、女性、热点八卦或者励志鸡汤，总阅读数达7.4亿，数据显示读者并不仅是简单地打开了这些文章，还对它们有更多的感情投入：咪蒙是微信女性用户收藏文章最多的公号。而男性用户最关注的公号是“人民日报”。

创作助理给咪蒙发来了相关资料，上面列着标注着出处的新闻。助理是她在《南方都市报》时的实习生，如今月薪五万。咪蒙打字的速度很快，键盘震动，桌上花瓶里的水不停在抖。和任何写作一样，这份工作的成本是一个人、一台电脑，以及长时间的枯坐。

咪蒙的办公桌凌乱，到处是纸盒和包装袋，笔记本电脑被挤到桌子边缘。这个房间内唯一整齐的是书，咪蒙的右手边有一列，几本王澍和刘瑜挨着几本青春励志类书，她背后的书架上是长列的金圣叹文集。

写了一千多字，她发现有个事实错误，文章需要推翻重来。她站起来走了几步，没有表情，时间紧急，来不得烦躁。每天的公号写作都像一场考试，时间最多不超过10个小时。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采访咪蒙，她也在写明星婚姻。那天早上，林丹出轨的视频被放出，她紧急和员工开会改题目，接着马上打电话采访一位有出轨经历的朋友。办公室内一片忙乱，一位助理小跑着安排工作，另一位助理抱着电脑在大厅问实习生们，你们有人被背叛过吗？

那天原定的题目是《月亮与六便士》的书评。但明星出轨不可错过，它包含多种高点击率的元素，热点、金钱与性。

今天的咪蒙感觉身体劳累，有点“写不动鸡汤”。但在写公号的一年零四个月里，这样的疲惫时刻并未影响到她坚持日更。

不时有事情打断她的写作。只要和人说话，她就保持笑容，声调高昂，迅速抛出一个立场分明的观点，口头禅包括“气炸了”、“美爆了”，一份外卖也是“超好吃”。我注意到，她对帮她去拿外卖的实习生说了三个“谢谢”。

食物是咪蒙紧张生活中不可妥协的犒赏，办公室内随处可见各种外卖牌子的筷子和纸巾。她喜欢口味重的菜，餐盒里挂着红油。一年内，她胖了17斤。因为对外表不自信，咪蒙极少出镜，只为媒体提供过度 PS 的照片。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说服她给 GQ 拍照。

1月12日晚上11点，咪蒙写了4000字，然后删改到2700字。写完正文（很难说凭借的是热情还是技术），咪蒙面临着最后的选择——标题。她在三个粉丝群开放投票，一般情况下，票数最多的将成为今天的题目。

粉丝群里，多数人的选择是“直男癌父母的体面，佟丽娅的悲哀”。咪蒙却怀疑这个描述性的题目过于有“逼格”，专业经验告诉她，读者留给朋友圈文章标题的时间只有一秒钟，必须简单直白，态度鲜明，好让转发的读者站队，赞同或者反对。她觉得“佟丽娅：老公出轨，我爸让我忍”这个题目更好。

咪蒙开始陷入熟悉的焦虑中。她为坚持“逼格”付过代价。有天听完张小龙关于淡化数据的演讲，她热血沸腾，给当晚的文章定了个冷静的题目“我想替这个世界，夸夸女性”，第二天60万的阅读量让她欲哭无泪。她原本定的题目是“都说女子不如男，我呸”。这个题目符合她对好题目的定义，让人不舒服，有冒犯性，至少会保证公号平均百万级别的阅读量。

“我可以影响到两百万人，但是我取了一个只有几十万人（会看的标题），我就只能影响这些人了，好可惜啊，我觉得可惜。”咪蒙说��这是一种传播学写作，她首先需要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哪怕是错的”。

咪蒙偶尔也会坚持“逼格”，跟大数据赌一把。1月12日这天，她最终选择了“直男癌父母的体面，佟丽娅的悲哀”。文章发送，阅读量在几分钟内达到十万+ ——在咪蒙这里，自媒体从业者追求的标杆数据只是一个纪录问题。

她松了口气，出去和还在加班的员工聊天。将近午夜，大部分员工都没走，他们大多是90后，住在一起，把时间都留给工作。公司墙面是新刷的淡蓝色，沙发纯白，一切都显示，这个搬进望京 SOHO 不久的公司正处在新鲜的创业期。

今天咪蒙答应丈夫在12点前回家，而不是像过去一年那样，在凌晨2点后才走出办公室。她需要足够的睡眠。明天她将躺在手术台上，切除体内的病灶。

一个月前，咪蒙收到了“宫颈癌前病变”的确诊通知书。“非典型鳞状细胞、高级别鳞状上皮病变”，这个复杂的医学名词指向癌症，是身体能给予的最后警告。她是这个“影响百万人”公号的作者，公司的核心资产，必须尽快康复。但咪蒙还没办法回家，这一天快过完了，她还要去开下一个会议。在此之前，她努力吃了几口在桌上摆了快6个小时的青菜。

最热衷的故事

年底，咪蒙给员工准备了厚重的新年礼物，每人一个名牌包，是 LV 和 Gucci 级别的。员工还有高额度的年终奖，以及欧洲12日游。

2016年对咪蒙来说成果丰硕。2015年底她第一次创业失败，做影视公司耗尽四百万投资，一度考虑卖掉在深圳的房产。那时她仅剩的资本，是多年媒体经历训练出来的写作能力。她开始写公号，一年的时间，积累了800万粉丝，“罗辑思维”达到这个数字用了三年多。她成为广告报价最高的自媒体，截至2017年3月，头条报价68万。负债早已还清，影视公司从居民楼搬进写字楼。

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最热衷的故事，一人一笔，高效地积累起巨大的关注度，评价其成功的重要标准是广告价码。

咪蒙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方都市报》，持续了12年。传统媒体时代最热衷的故事是奔赴新闻理想，她亦参与其中。1999年，在山东大学古典文学专业读大四的时候，她看到了《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当即决定要去南方系。

三年后，她研究生毕业，申请了《南方周末》的实习，但并没有通过。她辗转去了《新快报》，后被推荐到《南方都市报》实习，终于找到机会留下来。中间的波折让她一度“万念俱焚”，在最终如愿后，她觉得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工作，“又有理想，又有钱”。记者薪资很快过万。此后12年，她以本名“马凌”写稿、编辑。

马凌进入《南都》后，可以选择部门，因为当时男友在深圳杂志部工作，她也申请去了深圳。“当时我也分不清是什么部门，去了之后才发现严格说来并不是新闻部，”深圳杂志部类似于副刊，写吃喝玩乐的内容，她觉得也可以，“能进《南都》就已经很不错了。”

总编辑是马凌崇拜的人。她觉得他有抱负，敢在全集团大会上放言“《南方都市报》会成为全国最好的报纸”，之后《南都》因报道“孙志刚事件”等名声大噪，赢得举国关注，还影响到了国家决策。“神一般的人物”，马凌形容总编辑。

她的部门比较边缘，但平台给人以强大的价值感。每次出去采访，报上名号，别人都会赞叹，你们是报道孙志刚的媒体。有时这种价值感以被排挤的形式彰显。很多会议上，经常有主持人问，《南都》的记者在吗？请先出去。她觉得“蛮酷的”。

“那个时代，我们会自认为是价值观的某种引领者，”前《南都》记者蔡蕾说。马凌认可这种说法，但在讲述职业经历时，价值观像一种被追捧的光环，而真正影响她的是大众媒体的写作方式。

马凌受过七年的学术训练，写作习惯引经据典，到媒体后依然如此。写一篇深圳人与故乡的报道，她把两者比喻为“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种写作风格受到同事的批评，也没有收到好的阅读反馈。自我表达式的写法逐渐被她摒弃。蒯景怡2012年进入《南都》时，马凌是她的编辑，要求新记者最重要的是“讲人话”，别为了显得高级而绕来绕去。

“你自己识字就觉得自己写得很棒？可是大家看不进去没有意义。”马凌总结12年大众媒体工作留下的经验。

在《南都》时期，马凌的一篇得意之作是“鄙视链”，讨论文化现象中的等级观念，这个词后来风靡全国。当马凌成为“咪蒙”，她也在鄙视链中备受讨论。有前同事在朋友圈骂她是婊子，她说，“可能你不喜欢我，我没有你有才，但是我还是比你火。”

写作立场全面转向大众，对马凌是一个技术问题而非精神困惑。学术写作的背景为她提供了足够自信。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玄学本体论与阮籍诗歌》，论述魏晋时代玄学与文学的关系，获得了山东省优秀论文奖。她觉得全中国能看懂这篇论文的人也不超过一万人，“把文章写得让你看不懂，我很会。”

“我是考试型的人，”马凌说。在《南都》，她面临的考试是如何证明自己写作的传播价值。勤奋、好学、聪明是《南都》前同事们对马凌的总体印象。每隔几个月，马凌都会主动把做过的专题拿出来复盘，整理成PPT，给记者总结什么样的标题和导语好。做新闻报道，“我只有一个思路就是好玩，我追求的就是好玩”。有个例子她至今津津乐道，一个同事用了新闻体、古龙体和王家卫体来写田鸡的吃法，她“被震撼了”。

工作五六年后，马凌已经感觉到了纸媒的衰落，价值感不断下沉，直到她最终离开。版面持续减少，从巅峰期的32个版减到16个，8个，再到4个。保守倾向代替了成为最好报纸的野心，领导在会上告诫记者，“你们不要给我惹事情”。

做生活方式时，马凌曾编过一个爱国专题，采了各行各业的100个人，谈论如何爱国。8个版面的专题后来没发，气不过，她就发微博吐槽了几句。

“有办法的人都走了，”马凌对母亲说。传统媒体聚集起一群人，追求启蒙式价值观的时代结束了，大家各自散去，自立门户。与她要好的前同事中，马一木先去了韩寒的《独唱团》，后做了视频创业；蔡蕾目前从事出版；蒯景怡运营着一个时尚公号。

马凌有个写专栏、杂文的笔名“咪蒙”，她以此开了同名公号。纸媒的黄金时代，《南方都市报》的发行量最高突破140万，曾拥有员工4000余人；公号咪蒙只用一年，订阅户就超过800万，但写作者只有马凌一人。

“就像在咖啡馆与好友谈心”

2010年，韩寒筹备多时的杂志《独唱团》准备出版，执行主编马一木向咪蒙约稿。韩寒是咪蒙崇拜的另一位偶像，她觉得自己“何德何能”，竟然可以登上他的杂志。她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不是在写，而是在研究，家里有好多书，一本一本地看。”文章“引用了很多东西，哲学等等”。

文章被马一木退稿，咪蒙说，退稿原因是“还是端着的”。“我写得特别学术，我当时引用了所有红灯区的考据……就是有点很装很装的那种感觉。”咪蒙总结，文章写得太过拘谨。

但后来我看到的这篇文章，用词甚至比咪蒙公号上的大部分文章都要露骨、大胆。

采访中，我向马一木求证退稿原因，他表示并不是因为“端着”，而是另有原因。

为了登上《独唱团》，咪蒙觉得需要使用更放松的写作方式，而她在写博客的时候最放松。

博客记录了她的个人趣味和不受拘束的写作风格，她从历史、八卦或者影视剧里总结观点，文笔轻松。一系列《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剧评获得大量转发，她曾和蒯景怡说，为什么我写的剧评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就是因为“跟我们有同等智商和同等文笔的人不愿意去写这个东西”。

��开博客的写作页面，咪蒙写了一篇关于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文章，以金圣叹入狱开头，用现代口吻评价他的一生。

金圣叹是行动派，很巧地生了场大病，办厂休学。成名后接受记者采访，他说：“我对清朝教育体制早已失望，教材根本不说人话。幸好我11岁的时候读了《水浒》、《西厢》这类所谓非主流读物，才发现这世界上的书并不全是狗屎。”

——《好疼的金圣叹》

在《独唱团》读者的反馈中，这篇文章和罗永浩、周云蓬的文章排在最受欢迎的前三位。有出版社编辑看过后，找她出版了《圣人请卸妆》，收录的是类似嬉笑怒骂写历史人物的文章。不过，咪蒙的放松是姿态上的，而非内容，《圣人请卸妆》书后列了5页的参考书目，她全都读过。

《独唱团》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但韩寒仍保有言论阵地，他是博客时代点击率最高的博主之一，继续表达对公众事务的关心。据新榜的资料，由平台内容提供者而晋升为 KOL（意见领袖）的浪潮在中国互联网史上集中出现过三次，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博客时代的代表人物为名人（徐静蕾）和观点提供者（韩寒、李银河），微博时代草根兴起，段子手成为产业。微信时代，具有鲜明风格的自媒体成为主流。代表人物并不会因为平台的变化而平移过去，他们随着一个平台快速获得名气，也随着这个平台衰落下去。

2012年，马凌注册了公众号，发过一条问候语音，“我是咪蒙，听我的语音感觉我不会说脏话吧？其实我会哦~以后有机会说给你们听。”但之后她的兴趣就转移到了电影上。2014年，她从《南方都市报》离职，转行做影视。十个月后，投资耗光，公司陷入困顿。她决定把公司搬到北京从头开始，同时准备在公号上重拾写作。

三年时间里，微信公号作为新生的媒介形式已经走向成熟，马凌错过了粉丝红利最高的时期。江湖上山头林立，大部分关注度高的公号开设于公众平台上线两年内。马凌动笔之前，专门去看点击率高的公号如何写作。

她被那些标题所震惊，“都是《万水千山总是情，不要操我行不行》，还有《普京：朕要操心国事，哪有时间操你》，这什么啊？这不是我的博客吗？”她信心十足。

2015年9月15日，马凌成为“咪蒙”，公号发出了第一篇文章，《女友对你作？你应该谢天谢地，因为她爱你》。她试水了几篇感情类文章，阅读数在四万左右。国庆假期，咪蒙和几位同事去看了上映的三部电影，《九层妖塔》、《港囧》和《夏洛特烦恼》。一天看完，脑袋昏昏沉沉。咪蒙回去在公号上写了一篇影评——《〈港囧〉：斗小三的正确方式是，你要有很多很多钱的》。

这篇影评找了一个当时少见的解读角度，阅读数突破百万。此时咪蒙的公号刚刚开始运作半个月。

偶然的成功让她意识到自己一定做对了什么。两个月后，她在《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里总结了12点方法，比如“你的切入点要独到”、“你的标题要简单粗暴”。采访时，咪蒙的思考更进了一步，她用“场景感”解释公号写作的特点：公号附着于社交工具之上，是一个轻阅读的场景，类似在咖啡馆与好友谈心。

“大多数人在朋友圈点开一篇文章是基于本能，而不是思考。”咪蒙说。读者看完一篇公号文章后，经常会迅速忘掉，“我他妈刚才看什么了？”

10月份咪蒙写了五篇影视评论，数量超过感情类、鸡汤励志类的文章。她开始在影视圈获得一些名声。那些吐槽猛烈的影评甚至影响到了这个圈子，她写《〈九层妖塔〉��你妈啊》，投资方之一的乐视找到她，表达了合作意向。

真正让咪蒙走入大众视野的仍然是一次偶然。有人请她帮忙免费写软文，她拒绝了，对方吼她，你免费帮我做个广告怎么了？吃饭的时候，咪蒙说，我要换题目，就写这种无理要求别人帮忙的人。在座的同事纷纷表示有共鸣，各自举出身边的例子。这篇推送写得酣畅，名字是她自己取的，《致贱人：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创业你牛逼啊？你弱你有理啊？你耽误了我1个多小时你还有脸说？你创业也得靠产品说话，卖惨是很 low 的你知道吗？你这么苦大仇深，你怎么不去《中国好声音》。还有什么比采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去强制别人帮你，更恶心的？这时候千言万语都比不上一句操你妈。 ——《致贱人》

第二天，助理安迪打开微信后台，看到粉丝数疯涨。三天内，从二十多万涨到一百多万。

仅隔了一天，咪蒙的公号推出类似风格的《致low逼》。批评声随之而来。自媒体大号写出一篇篇《致咪蒙》，指责她偏激，从单一角度将观点推至极端。知乎上对她的主流看法是“挑逗大众情绪”，把人普遍存在的不理性情绪引发出来，“转发的人也不在乎这些观点是否足够有逻辑有论据，他们只是要发泄情绪，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道具，作者们适时提供了这个道具。”

每天晚上，咪蒙睡前要刷知乎。一开始，她讨厌那些“如何评价咪蒙”的问题，觉得知乎是一个精英网站，精英就是反对大众喜欢的东西。她自认在《南都》时是精英，首次创业失败后，就“真心认为大众不是傻逼了”。但她也明白精英的话语权，“如果知乎不评价你，你都不算火。”

新榜统计，咪蒙在一年内先后因为《致贱人》、《懵逼了！我的儿子失学了。。。》、《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傻逼甲方》、《有趣，才是一辈子的春药》、《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现在为什么流行睡丑逼了？！》、《口红我自己买，你给我爱情就好》、《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引发八场论战。这些文章总是先找到一个��体，言辞激烈，要么立论，要么推翻。

评论咪蒙成为自媒体的一大现象。新榜统计，在《职场》一文发表的第二天，提到“咪蒙”的微信文章有186篇。“微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点，就是点对点传播，”一位运营着知名公号的自媒体人说，公号是对用户、而非对手发声，目的是“从池子里抢到认同自己的人”。

一道自媒体平台 CEO 连清川曾把微博比作广场，人声鼎沸，但微信是一个个房间，主人把你带进门，在这个房间里塑造形象、贩卖东西。偏激的主人容易获得关注，他们的逻辑经不起推敲，但表达出一种坚定的情绪。这种情绪通常是愤怒。因为不再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作为标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伤害。”

围绕咪蒙的论战带来了流量，嗅觉灵敏的广告商马上发现了她。咪蒙2015年10月份接到第一单广告，报价2万，对方还到一万五。12月份的广告价是5万。《致贱人》后，2016年1月份的广告价上升到15万。

咪蒙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三次转变。第一次是在《南都》的时候，转向大众写作，不再显示自己读书多；第二次是给《独唱团》写稿，输出自己认为幽默、有深度的内容；第三次是写公号，用户体验代替了自我表达，“一定要找到你和读者的共振，而不是只写你自己认可的内容。”

背离

咪蒙争议最盛的时候是在2016年的夏天。7月份，南海问题升温，有个留过学的实习生给她报题，说想写爱国。咪蒙让对方准备了一份草稿，自己又重写了一篇。当晚，她在公号的二条推送了这篇《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

文章中，她解释爱国的原因，“我们大中国好吃！”“我们大中国生活超！级！方！便！”“我们大中国有夜！生！活！”“我们大中国很给人安全感！”连续的感叹号下，她举出了许多国外生活的反例。最后她说，“爱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手头的事”。

第二天，咪蒙发现几位媒体大佬在微信上拉黑了她。其中一位还给她留了言，“实在没有办法，得拉黑你”。铺天盖地的批评文章出现在她的朋友圈里，每天醒来，网上有几万人骂她。与其他争议不同的是，她所熟悉的传统媒体圈这次彻底背离了她。

前《南都》记者孙旭阳认为这篇文章投机色彩浓烈。同样是前《南都》记者，姜英爽反对文章的逻辑，“有意把国家、政权和美食等其他东西混淆在一起”，“如果是资深媒体人，写出这样幼稚的东西我觉得很可笑。”她试图从咪蒙曾经的工作种类来解释，说��只是一个副刊编辑，“副刊编辑不是新闻工作者”。

连清川说，令他们不适的原因，是将咪蒙的文章看做一种言论，而非一门生意。我在2016年的夏天联系咪蒙采访，她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我。两个月后，我收到她的短信，“七八月那段时间我争议蛮大，也不想接受采访，不过最近好多啦”。她告诉我，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她想通了。

“问题出在标题上，”咪蒙说，如果换个标题，比如“爱国就是做好自己”，一定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至于文章内容，“落脚点并没有错，管好自己就是爱国。我最后说的是特别正的观点。”她举出在《南方都市报》做过如何爱国报道的例子，“这是我的想法，没有变过。”

被骂最狠的时候，咪蒙通过看书疏解情绪。她连续看了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三本书，《正见》、《人间是剧场》和《八万四千问》。那段时间也是涨粉最快、广告商问询度最高的时候。有时一天涨粉20万，五六十个广告商在 QQ 上询问价码，接下来的八月推送了15篇广告，频率为全年最高。她承认，这让她平复了一下心情。

采访期间，一位真人秀明星前来请教公号写作经验。咪蒙再次提到了这个难熬的夏天。她说有争议不是坏事，自己被骂后广告非常多。“因为被骂了，你们（指批评者）傻不傻啊。”

她看起来像一个手持成功盾牌的战士，对批评者亮出胜者为王的逻辑。

“我不是一个反抗世界的人，”咪蒙说，“我蛮希望自己有特别酷的地方，但一点都不酷。”她上一次提到“酷”，是形容《南都》有改变国家的能力，并为此感到骄傲。“我自己也会觉得应该这么说（《南都》）吧。”咪蒙回答得很快，接下来的叙述有些混乱，“我不能为了反抗、为了改变而改变”，“王菲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重要的不是反叛，而是为了什么而反叛，因为我的反叛是冲着美好的价值去的，我还是想做友情爱情亲情（的剧）”，“我内心深处的傻白甜还是在的。”

成功并不能让咪蒙完全免于旧有标准的影响。她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前《南都》总编辑的状态，“神一般的人物”没有屏蔽她，这令她感到欣慰。

鸡汤才是刚需

2016年咪蒙公号阅读量最高的十篇文章中，没有《致贱人》，也没有《永远爱国》，大部分的主题是讨论情感或者婚姻关系，比如《没有约炮的年代，人们如何恋爱？》、《谢杏芳夸林丹有担当？呵呵。》、《“我们男人出轨，不是为了性”》。

咪蒙有鲜明的女性观点，主张女性经济和人格独立。公号85%的订阅者为女性，后台留言主要来自于大学生、刚毕业的白领以及家庭主妇。但有一位老人每天晚上等到11点看完推送，有时还会写几百字的读后感发给咪蒙。她是咪蒙的母亲朱克珍。

大部分时候，朱克珍同意女儿的观点。不过看到那篇鼓励离开出轨伴侣的《谢杏芳夸林丹有担当？呵呵。》后，她给咪蒙发微信说：儿子，你有底气可以这么讲，但有些人或许不能。

咪蒙是独生女，父母从小叫她“儿子”。朱克珍说，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她也没什么小名，我们说就把她当儿子养吧。”

朱克珍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频繁出轨，她离婚又复婚，然后再次离婚。咪蒙对家庭生活的温暖记忆止于初中。那时，在床单厂做木匠的父亲决定从商，有了钱，包里每天至少装着一万块。他酒席不断，风流事也不断，家里开始有了矛盾。

13岁时，父亲的情人闯到家里闹事，将母亲拖在地上骂。咪蒙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冲上去就要砍人，“你们都他妈的听着，老子一定杀了你们。”对方见势不妙，鞋没穿好就跑了。

咪蒙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父母的争吵、哭闹，以及她至今都无法理解的，父亲毫无愧疚的背叛。他会在客厅与朋友讨论嫖娼的心得，不在乎女儿就在隔壁房间。有天放学回家，咪蒙发现父亲与保姆在卧室调笑。当时她16岁，而保姆15岁。提到父亲对她的影响，咪蒙说，“我对男人、对人性的（信任）全面崩坏。”

父母痛苦的婚姻终结于咪蒙高二的时候，但母亲经济上并不宽裕，大一时他们复婚了。伤痛再次循环。年夜饭，父亲把情人全家带来，咪蒙无法忍受，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们走。母亲说过年亲戚都在，算了。“为什么要算啊，为什么要算啊？”采访时，咪蒙回忆起这件事，情绪罕见地激动起来，声音哽咽，“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算了？我觉得不能算。”

读书期间，咪蒙看了波伏娃的《第二性》，李银河的《两性关系》等书，是“出于好奇”、“那个时候看的书特别杂”。她说自己的女性主义知识来源，主要是在《南都》期间的采访经验。那时她做过一些女性专题和平权报道。

写婚姻类的文章，咪蒙鼓励女性离开出轨的伴侣，经常拿母亲举例子，“我妈妈对我说，最后悔的事是没在爸爸第一次出轨的时候离婚。”

咪蒙有一段理想的婚姻关系，丈夫罗一洋与她从小就认识，后来还成为同事。她在许多文章中赞美丈夫，“我爱的男人，要有一座贞节牌坊”，“他要对全世界狼心狗肺，只对我一个人掏心掏肺”。

公号中，她称呼许多明星为“老公”，经常说要睡“小鲜肉”。我问她是否在两性关系上存在双重标准。咪蒙愣了一会，似乎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双标的，细节上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瑕疵。”她顿了顿，“我的女权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很多所谓的女权、伪女权，是说女生要有更多的福利，但是不讲义务……我从头到尾都要求女生自强自立。”

她提到那些消费男色的笑话，是话术、嘴炮，“说着玩儿的”。

在一篇写田朴珺的文章中，咪蒙称她为“独立婊”。曾备受咪蒙推崇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评论，“如果田朴珺的虚伪是恶，那么在公开场合如此暴力地攻击一个女性，这难道不是更可怕的法西斯？”

“其实那个词我也是后悔的，”咪蒙说，“（文章）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用得不好。”

孙旭阳花了三天时间，集中阅读了咪蒙的100多篇公号文章，认为她用感性上的偏激，来操纵缺乏安全感和自我认知的女性，让她们看了文章后觉得自己变得“睿智”、“漂亮”、“有力量”。

马一木认为咪蒙能吸引千万粉丝，已经无法单从技术上解释，“这说明真的是需要一个咪蒙”，来弥补一个群体“大学专业知识教育的缺失、情感教育的缺失”，就像韩寒并不知道当时的年轻人需要一个韩寒。

在《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中，咪蒙写道，“一个方法论是作者要输出价值观”。她将价值观等同于鸡汤，一种激励型的快餐文章，表示“鸡汤才是刚需”。

咪蒙的粉丝从她那里得到了情感的陪伴。30岁的电台主持人小雪，觉得咪蒙就像身边一个絮絮叨叨的朋友，“有一种陪伴感，然后有一种亲切感”，看完她的文章不会感到“生活好绝望、这个社会好悲剧之类的”。

马一木不认为咪蒙有明确的价值观，“我觉得目前还是感性方面居多，”他说，咪蒙现在还停留在“比较直觉型的即兴写作”。

身边人对咪蒙的评价与公众领域截然不同，他们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之情。“付出型人格，”蒯景怡说，咪蒙乐于照顾身边人的生活。编剧黄经天因为没钱不愿与女友出去旅游，咪蒙知道后给他打了两万。她的公司内部有一种江湖式的团结。原深圳公司的8个人跟随她来到了北京，有几个人因此要忍受与情侣异地。

公号文章让两个圈子无法交流，误解重重。朋友不会把她写的骂实习生的文章当真，认为那不过是一次夸张的表演写作；而一位艺人经纪读了咪蒙的文章，见面后告诉她，看你老说要睡小鲜肉，我们公司来了几个年轻的，给你安排在宾馆了。咪蒙惊住，“你当我是什么人？”

最好的时代？

1月13日，咪蒙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过程很顺利，半小时就结束了��

咪蒙回到家休养，晚上在公号告诉读者自己已“满血复活”。仅隔了两天，她就恢复了正常推送。

超过百万次的阅读，上万次的点赞，第二天将被新的数据取代。咪蒙明白公号文章是速朽的。“我从来不想明天，”她说，“只记录当下。”蔡蕾说，咪蒙是每天活在高潮里的人。

公号让咪蒙获得了写作者能想到的一切，名气、金钱，甚至教育的机会。2016年3月份，咪蒙的儿子在北京入学出现问题，她发表了一篇文章求助，《懵逼了！我的儿子失学了。。。》。第二天早上，她接到一个私立学校校长的电话，对方问，你是谁呀，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让我来解决你孩子上学的问题。

咪蒙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粉丝帮的忙。这件事让她再度站在舆论风口，她写过《致贱人》，如今却用平台去争取特权。儿子去的这所学校因招生不足，班里只有四个学生，咪蒙不认为自己侵占了公共资源。但为了儿子，“被骂就被骂吧。”

当手头的资源越来越多时，咪蒙最挂心的仍然是影视项目。2015年9月，她带着创业失败时的核心创作团队，来到资源更丰富的北京，打算在影视圈再博一次。半个月前，她刚发出第一篇公号文章。

搬到北京的第五天，咪蒙就接到了一份网剧的编剧工作。出品方正是看了她在公号上写的影评慕名而来。在一处民居内，咪蒙和编剧团队每天写到深夜，兴之所至，大声地演起来，被警察上门警告两次。“可能以为我们在搞传销，”编剧杨科南说。

柠萌影业的副总裁周元注意到咪蒙是因为那篇《致贱人》，他看到争议背后她引发读者共鸣的能力。柠萌与咪蒙签下了两部电视剧的合约。大半年时间过去，剧本才刚刚写完一集。第一集的剧本发给柠萌之后，对方夸结构好，咪蒙说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像高考揭榜，自己终于被认可。

公司内所有人都清楚，咪蒙的真爱是影视。负责公号写作的主要是咪蒙一人，创作助理帮忙找资料、和她讨论观点。编剧团队有七八人，还在不断招聘。创作助理有过担心，咪蒙转型之后最终会炒掉自己。

咪蒙曾坚定地认为公号只是副业，周元却告诉她，这是她的核心商业价值。她在影视圈并无积累，除了有这个公号她什么都不是。

“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我接受不了这件事情。”咪蒙说。但她承认周元是对的。她应该继续巩固自己的优势，来为做影视争取机会，“公众号是为了我的梦想，但它本身也不是我讨厌的事情。”

知乎上有人看到了这一点而评价，“她既能靠公众号持续赚钱又能通过做影视剧树立口碑和扩大营销，以国人的健忘程度和崇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咪蒙再坚持三年，就会变成粉丝们口中为了追求影视梦想而通过自己本事赚钱的励志典型。”

咪蒙也看到了这条评价，她所在意的是这句话的前一句，“以咪蒙对国人心理的了解和操控，这几乎是必然”。她很高兴，把这句话发给了同事。

新的一年咪蒙有许多计划。她给自己定下1500万粉丝的目标，打算培养几个针对不同受众的新公号。更具野心的想法是举办新媒体写作大赛，“干掉新概念”。

她想为新媒体时代的写作者提供一个平台，并且告诉大家，写作是有前途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在于自我表达，她认为到了微信时代，这已经不再合适了，新的写作方式是去自我化，讲目标读者有共鸣的故事。她还没想好谁来当评委，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张嘉佳。

唯一确定的是奖金非常高，20万到50万。我问她是否认为微信时代是写作者最好的时代，她否认了，“写作最好的时代是写作很有尊严，但（现在）除了钱没有什么。”公众号写作在很多人眼中“和天桥贴膜没什么区别”。

那要如何获得尊严？咪蒙思考了一会儿，说也许需要仪式感、口碑——和她对严肃文学的“装逼”定义一致。或者应该多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比如“告诉我的粉丝，对所有快递人员和外卖小哥说谢谢”。

她觉得这是个好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她拿出笔记本认真记下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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