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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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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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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2）

抛开球员问题，在甲A末年的最后几年，中国足球遇上了几个重要的大���。第一，就是2001年中国国家队终于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创造了历史，让中国队走入巅峰。第二，就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这就表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国奥队将会作为主办方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在当时中国国家队实力尚处于历史巅峰的时间，这两件大事在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足球的伟大未来的象征。刚刚打入世界杯，08年又会肯定参与奥运会，谁不会去猜想，中国足球会比90年代更加辉煌呢？但这些无数美好的猜想，全都在2010年全部破灭，而推进这些猜想破灭的一个原因，则又是足协设定的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化了甲A末年的各个矛盾。首先，就是足协为了推进中超的成立，以及为了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从2001年开始各级联赛取消升级以及降级。取消升级与降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联赛的竞争性，使得参与国家队的运动员能够将精力放到备战世界杯，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狂热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下面列出了自2001年各级联赛的规则改变：

2001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原本升二不降，后改为升一降一。

2002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不升不降

2003年：甲A联赛只降，甲B联赛不升只降

除了2003年因为是甲A末年需要第二年重组为中超联赛所以会有球队降级外，连续两年没有降级制度，而对于甲B甚至乙级球队来说，除了2001年有升级机会，将会连续两年不论拿不拿冠军都只能呆在现在的低级别联赛，而且2002年甚至连降级都没有。如此不符合职业联赛规律的规则，助长了甲A末年的“假球”与“赌球”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既然在这几年，倒数不用怕降级，甚至低级别联赛就算夺冠也无法升级，那对于除了甲A最顶级的几支球队以外的所有球队，他们这几年的辛苦踢球是为了什么呢？没有竞争性的足球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呢？没有看点的联赛怎么吸引球迷看球呢？没有球迷的参与球队怎么挣钱？既然没有多少利益可挣，联赛竞争性不强，那这些球队维持生计的手段，除了非法的手段，不就少之又少了吗？这样，球员、球队怎么去避免他们不去参与赌球、假球？再加上足协本身对赌球、假球的限制少之又少，假赌黑在中国足坛怎么不会愈演愈烈？

2001年甲B联赛，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足协调整了赛制改制的方案后，当时只宣布2001年与2002年的升降级制度，拥有晋升甲A联赛实力的球队明白，如果想要升级到甲A，甚至是参与未来的中超，如果2001年没有晋级，最快也要等到2003年晋级成功，那就也要等到2004年才能参与顶级联赛，这对志在升级的甲B球队是打击非常大的。那么，在2001年升级，就几乎变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1年甲B联赛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进行晋级大战，最后上海中远靠着一个有明显越位嫌疑的进球绝杀广州吉利，3：2获得胜利，上海中远凭借此战确保了升级甲A的其中一个资格，而广州吉利也基本宣判升级失败。广州吉利主帅周穗安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对那个有越位嫌疑的绝杀球怒不可遏，质问到：“大家看到公平了吗？！”这场比赛虽然最后没有被列入“假球”名单，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各支球队为了升级，之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而也就是同样的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对绵阳太极，在主裁判的“出色”监督下，成都五牛打出了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完全不符合球队实力的比分，11：2大胜绵阳太极队！这比分打破了中国足坛单场进球纪录！在这个就算是刚接触足球的人都会觉得奇怪的一个比分，对于成都五牛的主教练余东风来说，却非常“正常”。而球迷们一看积分榜就会明白，为什么成都五牛要踢出如此夸张的比分。原来在上海中远战胜广州吉利之后，最有可能冲击甲A的球队就是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成都五牛赢下绵阳后将会和长春同积39分，而在这场比赛前成都五牛净胜球12球，长春亚泰18球，仅靠这场比赛成都五牛就直接获得9个净胜球，直接将净胜球拉到21球超过长春亚泰的3球。在假设最后一轮两队都获胜积分再次相同，必须要比较净胜球的情况下，赚取净胜球越多越有利，这也就是成都五牛不惜如此明显地踢假球都要获得这么多净胜球的原因。

成都五牛在倒数第二轮踢出如此悬殊的比分，给长春亚泰和江苏舜天都给吓一大跳，因为成都五牛此举不异于宣战，这也代表如果他们不在最后一轮采取任何行动，就相当于拱手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送给成都五牛。而在最后一轮之前，积分榜的形势如下：成都五牛39分21球；长春亚泰39分18球；江苏舜天38分。而这三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则是：江苏舜天vs成都五牛；浙江绿城vs长春亚泰。

这其中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直接对决竞争晋级名额，这无疑是对长春亚泰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成都五牛的提前“开卷作弊”，不仅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打假”的声讨，更是让足协开始谨慎起来，宣布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打。即使如此，这些都无法阻拦三支球队拼死也要晋升甲A的决心，因为如果冲A失败，就等于失去一大笔利益并将至少浪费一年在甲B踢球。于是三支球队各怀鬼胎，各自谋划利用金钱实现晋级的目的。但对于因为三家球队都要竞争，最后就变成了比谁出的钱多的游戏。

10月6日，甲B末轮开打，戏剧性的情况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两场比赛最终都变成了进球大战。首先是上半场长春亚泰1：0领先浙江绿城，然后江苏舜天连进2球2：0领先成都，形成了长春亚泰第二江苏第三的局面。但接下来风云突变，成都五牛开始疯狂进球，最后4：2逆转江苏舜天，净胜球达到23球。而长春这边，在打进第二球后，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冲进赛场抗议长春的进球有手球的嫌疑，并带领球员要求罢赛，导致比赛一度中断了6分钟。一开始，如此正义的行为似乎是那么正常，但6分钟后比赛恢复后，浙江主场的球迷立马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浙江的球员反而在抗议后集体消极比赛，并让长春亚泰接连又打进4球，最后长春亚泰6：0大胜浙江绿城，长春亚泰的净胜球最后为24球，正好比成都五牛多1球，从而压过成都五牛，保住了晋升甲A的机会。这时球迷才明白，原来浙江绿城中途的“罢赛”行为，其实是一场演戏，就是为了配合长春亚泰，为长春亚泰赢得6分钟的多余时间，使得长春亚泰能够晚于成都五牛那边结束比赛，从而确保长春亚泰的净胜球能够高于成都五牛。浙江主场的球迷压抑不了主队丢掉脸面打假球的愤怒，球迷们高喊：“假球！假球！”

比赛结束哨声一响，宋卫平直截了当地对身边的记者说：“今天的比赛你们都看到了，这场球肯定有问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浙江球迷一个交待。”接下来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场宣布开除队内5名涉嫌打假球得到球员，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场球的不正常表现而开除这么多的队员。宋卫平在发布会上激烈地批评道：“也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家乡亲情，或者说干脆为了钱。他们为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卖掉了俱乐部和浙江球迷，那我也认为他们会为他们的愚蠢得到应得的东西，这就叫报应。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活该！这些队员可以为了金钱卖掉良心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球迷，他们为什么不去卖爹娘？”

甲B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自从1999年渝沈之战以来，全国人民对足坛严重的“假赌黑”现象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并在这一轮比赛后集体爆发。与“渝沈之战”不同的是，这次因为有成都五牛提前以非常明显的“11：2”的比分宣告假球开始，使得许多球迷已经大量关注最后一轮比赛会不会还是有假球，足协也在“11：2”后通过安排最后一轮集体同时间开踢来暗示球队不要踢假球，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浙江绿城、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成都五牛依然踢出了两场如此之“假”的比赛，毫不在乎外界对“假球”的痛恶。而且，加之自从“渝沈之战”以后，大部分球迷都已经对“假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能够更容易分辨哪些场次有问题，哪些场次可能是“假球”。所以，这次足协如果再不做任何手段，那么绝对平息不了全国球迷的怒火。而且，非常凑巧的是，10月6日甲B最后一轮的闹剧结束后，10月7日中国国家队在五里河1：0战胜阿曼，正式打进2002年世界杯。2001年10月7日成为了中国球迷永远的回忆，美妙的“出线日”。可这也正是中国足球让人痛爱相交的地方，也正好在“出线日”的前一天，是丑陋无比的“10月6日”。在中国国家队正式打入世界杯后，足协正好处在最辉煌最骄傲的时刻，似乎国家队的荣耀掩盖了之前国内联赛一切的丑恶。足协也趁热打铁，开始调查并打击在甲B涉嫌打假球的几支球队。

与此同时，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联系上了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并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打假打黑的决心。之后不久，宋卫平还主动向足协提交了一份自己认为有嫌疑涉嫌收贿赂吹黑哨的裁判名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令宋卫平心寒，更令全国球迷心寒。

10月16日，足协公布了处罚结果，在此之前，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曾经慷慨陈词表示会让相关人士付出“沉重”的代价。处罚结果如下：

一：除了上海中远的晋升甲A的资格不变，取消其他所有球队的晋升资格。

二：取消成都五牛对阵四川绵阳、江苏舜天对阵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阵长春亚泰三场比赛所有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几家俱乐部参加过上面三场比赛的球员的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并取消上述俱乐部2002年和2003年国内球员转会资格。

四：上述五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处罚2002年赛季禁赛一年。

五：取消四川绵阳的2002年甲级联赛的资格，勒令降级乙级联赛。

这份处罚，从明面上看上去是对五支球队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罚，但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虎头虎尾，且根本不公平的处罚。首先，作为比赛的失利方，浙江绿城宋卫平即使已经提前向足协“弃暗投明”，浙江绿城还是有受到处罚的球员共13人，比实际上的假球最大受益者长春亚泰、成都五牛受罚的球员还更多。而本来就是比赛失利方，而且球队实力财力本来就不佳的绵阳队，更是直接处以降级的极刑！相反主动要求制造出假球的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却完全没有受到相对等的处罚。再其次，既然长春、成都、江苏都踢假球理应取消晋升资格，为什么还要取消其他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的无辜的球队的晋升资格？但最令人气愤的是，这场假球明显是为了俱乐部的利益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受益方是球队，那么球员和主教练就仅仅是俱乐部上层的工具罢了，那么实际应该为这次大型假球事件负责的俱乐部人士，或者说可能涉嫌的比赛的裁判，或者有可能接受贿赂的足协官员，以上人物通通连提都没有提到！这就相当于只是把听从上层指示的球员和主教练处罚，而假球的根基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足协第一次承认有假球的出现，第一次处理处罚假球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是好的，可是足协处理假球问题的摸棱两可，根本没有打击到真正应该处罚的人，依然还是所谓的“官官相护”、“相互照应”，这种力度的惩罚，就几乎像是在给“假赌黑”这个恶人挠痒痒。此次事件后，媒体称呼这五家俱乐部以及这次大型假球事件为“甲B五鼠”。可从历史角度看，甲B五鼠真的是这起假球事件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吗？如果不是足协内部腐败严重，放纵假赌黑现象泛滥，又设置种种不合理的联赛制度，球队怎么会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铤而走险呢？

而在足协下达了处罚之后，先不说球迷对处罚大为不满，这个处罚导致了甲B联赛的一系列地震。首先，就是原先在倒数第二轮败给上海中远的广州吉利，本来如果没有对“五鼠”进行惩罚的话，那么广州吉利排在第四，是根本没有机会晋级的。但是现在排名第二的长春亚泰、第三的成都五牛和第五的江苏舜天全都有参与假球，那么晋级位置理应让给广州吉利继承，然而足协却直接一刀切将这个晋级名额直接取消。这让广州吉利一方大为震怒，更别说他们本来就对与上海中远的那个疑似手球的绝杀球感到不满，这下更觉得足协就是针对他们不想让他们晋级。而浙江绿城同样如此，宋卫平向外界表达自己对自己与球队有参与假球非常后悔，现在就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足球的一大痼疾，但没想到足协对这次假球事件的处理如此简单，宋卫平决定开始用“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打假扫黑”。于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打假扫黑”正式开始了。

一新闻来源说：宋卫平站在央视《新闻调查》镜头前大胆揭黑：在甲B联赛中，绿城绝大多数场次贿赂了裁判，最少是6万元，关键场次要提��3—6倍。另一新闻来源说：据宋卫平一次揭露，浙江绿城每场通过中间人付给裁判的钱是每场六万到八万元。这就是说，中间人可能收取或扣留了比裁判更多的黑钱，中间人比裁判更黑，更是“触目惊心”。他在面对媒体时指名道姓闫世铎：“能不能我们掀桌子（曝光），闫世铎来扫（足球）垃圾呢？” 接着浙江绿城拉起同样对足协不满的广州吉利，这也得益于吉利集团本来就是浙江的企业，浙江方面开始了革命。2001年12月13日，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会场上，浙江绿城的宋卫平与广州吉利的李书福、桂生悦等人坐在“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标下，会上发言道：“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等着处罚，大不了就是行贿罪。”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支持下，浙江方面陆续搜集、寻找、提供自家球队贿赂裁判操纵比赛的证据，并准备了一些涉嫌接受贿赂操纵假球的裁判的名单。自然，自己揭露自己的贿赂行为，很有可能对自身导致严重后果。但是宋卫平说他并不后悔“揭黑”，“虽然说法律是严肃的和无情的，但最终球员、教练、俱乐部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将积极配合调查，严肃面对自己。”

而在浙江绿城整理收贿裁判证据的同时，一位拥有一定良心的裁判走入了宋卫平和陈培德的眼中，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一开始2001年12月有一封匿名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及4万元寄到了浙江方面，信上表达了自己作为裁判吹过黑哨感到自责与后悔。之后不久，被认为是这封信的主人的龚建平就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宋卫平与陈培德认为，可以让龚建平的自首来做“污点证人”，开响“打假扫黑”的第一枪。老实人龚建平非常配合地将许多自己收贿或者其他假球的证据提交，然后，在掌握了多名裁判证据以及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之后，浙江方面不停与足协、体育总局联系，提交不少有关裁判的证据。

可是，令浙江方面没想到的是，他们掀起的“打假扫黑”的大旗，却反被千夫所指。媒体层面，以《新华社》为首的一众媒体纷纷指责宋卫平的浙江绿城本来与裁判进行金钱交易后又尝试以寻找证据为由进行“私了”，这有违法之嫌，而且浙江绿城本来就是行贿人，其本身“贼喊捉贼”的动机和事件真实性无法保证，谁知道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可信的。而在2002年元旦之后浙江方面向足协提交完裁判名单后，上海一电视台就爆出了涉嫌黑哨的8人名单，这其中分别是：张建军、龚建平、孙葆洁、陈国强、郝文、张宝华、吴志东、周伟新。龚建平是早早向浙江方面投诚，而陈国强则是执哨了成都五牛11：2的比赛，至于孙葆洁则是2001年甲A联赛的最佳裁判，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最佳裁判之一。此名单一公布出，以金哨孙葆洁为首的三百多名裁判上书足协要求讨个公道，这更是让宋卫平急忙向公众解释：“孙葆洁肯定不在名单之中！”但为时已晚，各路媒体以及足坛人士开始指责浙江方面根本就是混淆视听，徐根宝更是称宋卫平为“打黑假英雄”。而且，除了龚建平以外，没有任何被浙江方面指责的涉嫌受贿的裁判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些没有参与浙江绿城假球的一些裁判在外声称自己有过黑哨并支持打假，但这些声音对浙江方面于事无补。

但最令浙江方面感到绝望的是，在足协已经收到己方提供的大量假球、裁判的证据后，足协却似乎对这些证据“毫不理会”！如果除了龚建平以外没人承认不要紧，浙江方面提供的证据至少还有一定的参考性，可足协则是完全将这些证据放在了一边。2002年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副主席南勇会上说道：“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楚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继续使用。”这句话等同于在讲足协与假球收贿没有任何关系，而导致假球、黑哨问题的就是那些给钱的俱乐部。这次发布会后，看似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原来，足协根本就没有打算过想要“打假扫黑”，根本没有考虑解决处理这些腐败、假球、黑哨的问题。足协方难道不清楚，或者说没有掌握这些问题的证据吗？肯定不可能，而对于足协、体育总局来说，追求安定平稳，保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足协为了平息这场运动，一边配合当时的“反腐败”的主旋律，一边又给浙江方面台阶下。3月4日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浙江绿城、江苏舜天、四川绵阳整顿态度认真且效果良好，对上述三队的处罚减半，将球队的转会禁令和一些球员与主教练的注册、转会紧令都减半或取消，而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则维持原判。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3月18日，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宣武分局看守所。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正式以企业人员受贿罪，一审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其受贿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结果到最后，只有一开始的持有良心的老实人龚建平，成为了这起“打假扫黑”唯一一个遭到法律处理的足球人士。

2003年1月31日，龚建平案审判结束后，足协又下发了处罚：对涉及龚建平案的6名“送钱��”处以“终身禁赛”，另有6个相关足球俱乐部受到罚款处罚，6位俱乐部总经理被严重警告。其中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浙江绿城给予罚款8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江苏舜天、大连实德给予5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给予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足协这样的处理对打击假球有用吗？极为不公平的是，肯定有行贿受贿的“甲B五鼠”、其余被质疑的裁判，甚至包括宋卫平本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指控。这种结果就连宋卫平本人都无法接受，浙江方面以及其他所有有良知的足球人士都无法接受，甘愿成为污点证人的龚建平变成了足协内部腐败的牺牲品，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行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

龚建平的判决对于宋卫平可能是件后悔终生的事，因为那封《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将龚建平拱了上去。对于这封悔过书，陈培德表示：“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一直没有和宋卫平对质过，但我倾向于龚建平律师和夫人的说法，就是这封信是宋卫平炮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刚才说过的，他不想让被他曝光的裁判家破人亡，在他要把龚建平的材料上交的时候，就想出两个办法来帮龚建平减轻罪行，第一是把龚建平接受绿城的8万元贿赂说成是4万元，第二就是写了这么一封悔过信，希望审判的时候可以作为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但最终法院并未采纳，所以龚建平也没有获得自首的认定。”

对于这起运动结果只有龚建平一人受到惩罚，不少足球人士都感到可悲。足球周刊记载有人说：“龚建平在‘黑哨’的群体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他黑、比他坏的‘黑哨’有一批，只是他运气太糟，最终由他一个人顶包。”圈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裁判几年间拿了几百万的也非极个别现象。一位曾在俱乐部当过副总的人说：“我最多一次给过一位裁判50万元，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输了，俱乐部就要贬值两千万，只能舍小求大了。”一个“黑哨”中间人在酒后吐真言：“希望就到龚建平这里打住吧。我还好办，只是在黑钱里提点成，况且我不能算国家工作人员，龚建平是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判的，照这个标准，有些‘黑哨一黑’的钱足够枪毙的了。” 一位曾投资乙级联赛的老板说：“龚建平据说受贿了37万。其实乙级联赛里就有一场拿20万元的‘黑哨’。一般性比赛，我们给主裁的钱是两万元，边裁两千到八千不等。进入复赛阶段一般是主裁每场三四万，一局定生死的场次则更高，也有能达到十万二十万的。”一位感到忏悔的裁判说：“我们收‘黑钱’简直是一条龙，从我们的‘上级’参与，直到中间人虔诚地送来，再到俱乐部死乞白赖要给，你说谁能抵御得了？关键在这个大背景下，你不拿‘黑钱’，要落个‘装孙子’的名声，在圈子里都没法混。龚建平的事一出，给我们提了个醒，不，简直给了我们一个狠狠的巴掌。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有一批裁判被押到刑场上去。”

足协面对假球问题，尤其是最后一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般都只是用外籍裁判、同一时间、警告球队这些方法。当然，这些办法其实是有效的，但如果更深层次的检查没有做到位，这些方法都是“无用功”。2002年足协为了防止“甲B五鼠”的事件再次发生，还搞出甲A球队交纳200万、甲B球队交纳100万的“道德保障金”，说“道德保障金”这种措施能够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算得上足协变相的收取“保护费”呢？

足协在处理“甲B五鼠“以及”宋卫平打假“的事上采用令人痛恨的冷漠态度，让不少希望、支持足坛恢复正常、打假扫黑的一批足球人士感到心寒。吉利集团在2001年12月11日就直接宣布退出足球，而吉利集团才刚刚在2001年3月16日宣布以2500万元买断广州队，并与广州足协签了30年的合同，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仅仅过了8个月就离开了充满了混乱与黑暗的中国足坛，这也创下了中国企业介入中国足球最短的纪录。而四川绵阳太极则更是最后直接解散，根本没有参与2002年的乙级联赛。但最令人心痛的，还是2004年，坐牢一年多后的龚建平，在7月11日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逝，正好死在了生日的前一天早上，年仅43岁。中国足球曾经有过能够尽早解决自家问题的机会，可在各个层面上的“足球人士”的帮助之下，这个机会断送了，而这个机会的丧失，则更是导致了中国足球未来二十年，甚至有可能更久的一蹶不振。到了2009年第二次中国足坛“打假扫黑”之时，人们才开始缅怀起龚建平起来。陈培德回忆说：“龚建平绝不应该是第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更不应该是唯一一个受法律制裁的裁判。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机会那么好，全国媒体都动了起来，形成这么大的威慑力，这些裁判准备交代问题，而且有些人已经交代了。但是因为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只判了一个龚建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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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70年腐败史，犹如附骨之疽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4-23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

“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 —— 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

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

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

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

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

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

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

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

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

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

“（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

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

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

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 —— 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

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

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

“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

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

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

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

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

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

https://chuansongme.com/n/1047868852653

[518wancai-blog]

男子为赚"快钱"玩"手机彩票" 俩月输掉25万后报警

（原标题：成都男子玩“手机彩票”俩月输掉25万后报警：这是网络赌博）

在朋友眼里，小曾和妻子小李的生活令人生羡。两人相恋多年，最终牵手成婚，而且都在成都有稳定工作，新房也已装修完毕，还有一笔存款，两人还准备下半年要孩子，生活可谓幸福满满。然而，这一切被小曾玩的“手机彩票”所改变。

仅仅两个月时间，28岁的小曾就输掉了25万余元，最高时合计输掉了37万元，甚至一天就输掉15万。不仅没赚到“快钱”，妻子也跟他闹离婚，还欠下十张信用卡三个网贷平台的贷款…… 两天前，小曾向成都市郫都区警方报案，举报其经历的这场网络赌博，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查处。

玩“手机彩票” 起初一周赚2万

今年4月25日，在一个QQ群里，小曾收到了来自群友的一张广告图片和一条网页链接。“最低下注一元”、“一分钟开奖一次”、“高赔率来钱快”、“买大小单双”、“有专人推荐购买号码”……一连串广告语对小曾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当天，小曾就在他人分享的网页链接下注册了自己的账号，并按照对方的指导在苹果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了名为“彩神”的App（手机软件）。接着，小曾被拉入另一个上百人的QQ群里。群内会有专人推荐号码，交流经验，小曾则按照号码在手机App中下注。

这款名为“彩神”的App中，罗列了十余款不同类型的“彩票”，每种“彩票”的玩法大同小异，玩家可以选择“大小”、“单双”以及“和值”进行下注，并设有相应赔率。以其中名为“大发快3”的“彩票”为例，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该“彩票”每分钟开奖一次，最低赔率为1.94倍，最高赔率达到187.92倍。这也是小曾玩得最多的一种。

“每分钟都开，下注金额最低一元钱，如果不中就要按2.2倍进行倍投。”小曾介绍，当天他就开始用注册的账号试着玩。一开始，他还小心翼翼，但在几次中奖后，胆子逐渐大起来，由于前期不中下期就得倍投，小曾的起投数额也逐渐增大。他称，从4月25日到5月1日，短短几天他就赚了2万余元奖金。

此外，小曾还自己生成这个“手机彩票”的网页链接转到其他多个群里，供他人注册。他称，每个人注册后都会有自己的链接，他人在自己链接下注册就算是自己的下级。在玩的过程中，自己可以按下级的投注金额按照比例提成。

“好运”没有了 两个月输掉25万

小曾并没有把自己玩“手机彩票”的事告诉妻子小李。“赢了钱就想多赢点再说。”小曾说，但他没想到，接下来非但没有赢钱，反而越陷越深，搭进去大笔资金。

转折点正好就在赢钱的第一周后。5月2日，正好是假期，小曾一整天都待在家里玩手机。当天，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好运气，投注基本上都处于“不中”状态，屡屡不中后，他的投注金额逐渐变大，但最终还是没捞回本钱，当天就输掉1万余元。

5月4日，在公司上班的小曾，把大半时间都放到了“手机彩票”上，希望能将前期输掉的钱赢回来，然而结局依然不如意，当天他再次搭进去10万元。“输得越多，就越想赢回来，要赢回来就要追加更高倍数的投注金额。”小曾说，自己就这样一步步陷入到这场“彩票”赌博中。

小曾介绍，自己在成都一家制造企业上班，平均每月收入四五千元。为了捞本，他向七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加上原有的三张信用卡，共有10张信用卡，每张卡上均有大笔借款。更可怕的一天发生在6月20日，当天，小曾原本准备了2万元本金，却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输掉了15万余元。

输钱后，小曾依然没将自己玩“彩票”的事情告诉家人。直到7月2日，妻子小李偶然发现他手机上的多则银行和支付宝支出信息，玩“彩票”一事才暴露。最终，经过梳理，在信用卡和网贷平台上，小曾共欠下26万元，最终输掉的钱达到25万余元。

警方称并非正规彩票，本质是网络赌博

对于此事，妻子小李表示难以接受，夫妻俩甚至还闹起了离婚。目前，除了将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还钱外，小曾仍有十余万未能还上。

据成都一位曾参与打击非法彩票涉赌案的办案民警介绍，小曾手机App上的这些“彩票”并不是市面上的正规彩票，其本质是网络赌博。

该民警介绍，这类“彩票”一般会设定相对较高赔率，采取代理形式，每一集的收益都有提成，且最终平台往往设在境外。“由于不好取证，违法地和参与人员又分散和不固定，办案难度较大。”

家属质疑为何手机应用商店能下载彩票赌博App

“为什么苹果应用商店里能下载这些彩票赌博App呢？”对此，小李表示，输钱的事已经发生，但苹果是不是也有责任？“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玩这个，还有很多人在输钱。”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苹果应用商店搜索发现，该款“彩神”App的类别显示为“新闻”，更新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其内容提要介绍为“彩神是一款为关注财经和金融理财的人士设计的手机软件……内容涉及财经、股票、基金、期货、债券、银行等诸多金融资讯与财经信息”，其页面浏览图片上也显示，大部分内容为财经类新闻资讯。不过，将该App下载下来后，页面则完全与财经无关，主页面均为各类“彩票”图标，种类多达数十种。

在该款App应用的评论中，“这就是赌博软件，千万别玩”“骗钱，害人不浅的东西”“这是一个骗人软件”诸如此类的评论占了一大半，还有评论称“一开始让你很容易就赢到钱，等你玩上瘾越玩越想玩的时候就是你家破人亡的时候……”更有评论说“准备五百万都不够你倍投跟上去，最好不要玩！”

另外，记者还发现与其开发人员相关的应用软件还有多个，记者测试下载了多个应用，发现均属于“手机彩票”，而它们的分类均为“新闻”。

赌博App管理难度大 收到举报将移除

对于小李的质疑以及此类App类别与实际内容不同的问题，成都商报记者通过邮件方式与苹果官方取得了联系。

对于苹果应用商店的App上线时是否会经过审核，小曾所玩的这款涉赌“手机彩票”App为何会出现在应用商店的情况，来自苹果公关部的回复称，将审核所有提交到App Store和Mac App Store的App，以确保App的可靠性，同时确保它们按预期运行且不含任何冒犯性内容。同时《App审核准则》也提供了有关主题的规则和示例，包括用户界面设计、功能、内容和特定技术的使用。

同时，赌博、游戏App的管理难度大，是App Store上受到最多管制的App类别之一。在《App tore审核指南》中提到，“提供真实货币游戏（例如体育下注、扑克、赌场游戏、赛马）或彩票的App必须在使用该App的地区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批准，且只能在这些地区发布，此类App在App Store中必须免费提供。”

“不过，还是会出现一些App试图欺骗系统的行为，包括在审核流程中弄虚作假（包括审核通过后改变App的功能和内容）。一旦被我们发现，或者收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举报，我们会从App Store中移除app，并将App开发者从Developer Program（开发者计划）中除名。”

那么App类别与实际内容存在差异的情况是否会有相应筛查呢？对此，对方回复称，类别的选择与实际内容存在差异并不会成为App被拒绝的理由。

财政部：严厉查处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

2015年4月3日，财政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等八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互联网销售彩票有关问题的公告》，严禁在未经财政部批准之下利用互联网销售任何类型的彩票，并严���非法彩票。公告称，以互联网形式销售彩票属于变更彩票发行方式。截至目前，财政部尚未批准任何彩票机构正式开通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今年5月，财政部再次下发《关于做好查处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要严厉查处网络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

[hnljcom]

[yujiaogonghong]

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二：步入混乱

在甲A联赛走向巅峰的途中，却是无数隐患的种子被一步步埋下。而其中最为恶劣的，便是“假赌黑”。

假赌黑，是“假球、赌球、黑哨”的简称。当然，也可以将假赌黑理解为：“假球、赌球、黑社会”，因为没有任何团体或者组织真正给假赌黑代表的真正含义定性。

假赌黑的在甲A成立之前的时候肯定存在，但是当时国内足球联赛不是热门赛事，而且没有资本注入，假赌黑的迹象少之又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但是，笔者说几乎没有，不代表一点都没有，当时假赌黑的一种形式：默契球和黑哨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笔者将在后文详述职业化之前的假球，这里就先给些例子，《中国足球内幕》上写道：

“1983年第5届全运会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就是最早引起公愤的“问题球”。当时河北3比0大胜北京，0比1小负广东，规程规定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情况下，先比较90分钟内进球总数。河北队进球总数已经定格为3个，领先于广东的1个，领先于北京的0个，出线在望，除非京粤打成4比3以上。可北京和广东的比赛开始后，双方不谋而合地展开猛攻，连中后卫都长时间在对手禁区内射门，绝不回防，打成北京4比3领先广东后，两队又都不进攻了，连中圈都不过，最后双方的进球数果真是4个，河北出局。因为，河北是小省。”

“一个惊爆的事实是，因为目睹假球，刚刚当选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甚至辞职了。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这个著名的句子始于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由于规则漏洞，如果辽鲁踢出胜负，输了球的一方就要被淘汰；如果打平0比0，辽宁被淘汰；打成1比1，辽宁队与上海队要抽签决定谁出线；打成2比2，则辽鲁双双出线。比赛开始后，国家队中卫镇守的防线竟在5分钟内让对手打出4次单刀赴会，国门傅玉斌面对来球飞起一脚，却踢了个空，让球滚进去了，黄崇带球闯入无人之境，得分全不费功夫，果然2比2。

当时袁伟民就坐在看台上，看到传说中的事情就在眼前变为现实，全然不顾公平竞赛原则，愤而离席，一脸怒气回到大本营。不久之后，年维泗就接替袁伟民上任了，据说就是因为袁伟民处罚这两支球队后，承受了太大压力，提出辞职。袁伟民是之后几年才重新回到中国足协主席位置上的，但已变了一个人，对足坛黑幕已经无能为力，所谓主席，只是一个名义。”

新浪网报道：如果一定要上溯到中国足球的“黑哨”开山之作，几乎无从可考。从解放后到职业联赛之前，中国足球圈里有各种各样的假球，但却很少有所谓的“黑哨”。在那个年代里，从全运会到全国联赛（非职业）到各种行业比赛，裁判问题并非没有，但大多都是朋友间、同学间的一些感情交易。一位重庆足球名宿回忆道，“记得在一次全国比赛中，一位裁判整场比赛都压着我们吹，让我们最后输掉了比赛。事后我们才知道，对方球队的领队和这位裁判是大学同学。但那时候，球队给裁判送点小礼物的情况都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之类的，或许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黑哨’。”但在那个年代的假球中，也有裁判参与其中的身影。1991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那时联赛尚未职业化），辽宁队在最后一轮比赛前已经稳获冠军，而他们的对手是必须取胜才能保级的大连队，结果两支辽宁球队完成了4：5的假球，大连取胜保级。在这场各取所需的比赛中，当值主裁显然也对赛前双方的默契心知肚明，不仅对两队的“表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送给两队各一个点球。

无论如何，回顾从1994年到2020年中国国内足球与联赛的发展，足协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因此本文也不会继续过多地阐述足协的“昏招”。但是足以从上文见得，足协的管理的混乱与失败，不是从94年甲A诞生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以前就存在了。假赌黑发展的速度之迅猛，不仅仅只是职业化后足协管理不力，而是从职业化之前就早早埋下了种子。

职业化后，在1994年到1996年间，假赌黑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已经有个别场次被媒体、球迷还有球队质疑了。其中最早引人注目的，就是1994年赛季刚刚结束以后，在《足球报》上天津记者张东写的《喝彩之余的困惑》。文章写道：有的裁判员是不是违背了职业道德？通过观看今年全国甲A、甲B联赛的比赛，人们无法排除丑陋现象。中国足协对甲A、甲B联赛裁判员执法的费用是有明文规定的，对交通费用也有相当优待的标准，这是过去那些老裁判十分羡慕的。每一位执法甲A比赛的裁判员都会得到主场的足球俱乐部礼貌有加的关照，食、宿、行、购物都有周到的安排。由于中国足球刚刚进入职业化阶段，许多“章程”并非有法可依。拿接待裁判员来说，大部分地方省市足协、俱乐部、球队是三位一体，裁判员到哪一个主场场地执法，都是由俱乐部出面接待，实际上就是让主场的球队接待，这很难避嫌，也难脱干系。一个已经进入甲A前6名的俱乐部的总经理对我说，他至今保存着有他经手今年全国甲A比赛裁判员“红包”的记账，这是除中国足协的规定报酬之外的费用，一年的累计数目也是惊人的。记账的名单中，我不但看到一些国家A级的裁判员，也看到有的大名鼎鼎的国际级裁判员的名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你接了人家的钱必然手软，在场上执法你能做到公正无私吗？这个对我讲真话的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愤慨地说，后来他才知道，有的裁判员“两面吃”，两个队的“红包”都照收不误。我想收了人家“红包”的裁判员不能说是清白的吧。

张东的文章虽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也是引发了一阵议论。《足球世界》一篇文章回应说：假如张东所说属实，等于说甲A大多数比赛都是在某种不公正的竞争下进行，等于说是比赛的名次无效，等于说全国球迷在整个赛季大部分场次中都在受骗上当。……难道中国足球裁判界真的黑暗到如此地步了吗？……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现在倒成了一桩悬案。从对一名记者职业道德信任的角度而言，我们相信张东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妄言，但张东在文中却又的确没有说出账单上的人姓甚名谁，那位前6名之中的总经理是哪一位，让我们无从查对，不免又令人生疑。……中国足球并非净土一块，裁判受贿也可能再说难免，关键是要依据事实和有关法规严惩，绝不姑息养奸，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让其成为中国足坛的一颗毒瘤，危害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事业。但至今还没有中国足协举行“听证会”的消息。

如果以我们后人的角度，因为知道后来爆发的假赌黑，大概就会认为张东在1994年所曝出的信息是真的。但很显然，此事在当时一片红红火火大好景象的足球职业化进程中，就好像一颗老鼠屎。足协与体育总局，不愿意让这颗老鼠屎，把他们熬了几年的汤给搞臭了。因此，张东的文章，最后也没有任何听证会，张东曝出的消息就这么不了了之。在多年后的今天，球迷们如果从来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可能会怎么都没想到，假赌黑的迹象是早之又早被人爆出，而且还不是街头小报爆出，而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足球报》。这种消息在后人看来，就好像是一名医生查看重病患者的病例，发现患者刚刚出生后就被诊断有某严重病症发作的可能性，需要治疗，结果被家长当作没看见一样忽略。结果患者从婴儿长大成人，病症也随着患者长大而变得几乎无法根治，那么我是那名医生，能对患者的家长说什么呢？

除此以外，1994年，还有一件被中国人和中国足协所否决存在的假球事件，即辽宁队在泰王杯和亚俱杯比赛上��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赛的丑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

1994年，3月10日，亚足联官员声称：中国队在泰王杯的比赛和辽宁队在亚俱杯的比赛中分别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比赛，亚足联已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辽宁远东队则郑重声明，希望亚足联弄清事实真相，还辽宁队清白。主教练杨玉敏愤怒表示：打假球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本站不脚的。代表团团长马林甚至在墙上写下拳头大字号的标语：不实之词，予以澄清。

中国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以组织名义走访辽宁队相关队员，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对亚足联不实指控进行了有力驳斥。权威人士指出，这起针对辽宁队的指控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污蔑，也是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攻击，这和国外一些势力的险恶用心是分不开的，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也就是国奥队）1比2负于泰国B队，辽宁队1比4负于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展开了工作。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中国队和辽宁队分别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污辱。

可以说，1994年职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假球早就已经浮出水面了，但当时假球造成的后果还不严重，假球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假球对球迷的伤害还不是很深，于是中国球迷、足协、足球人士都没把它回事。就好像刚才的老鼠屎和汤的比喻一样，厨师听闻自己做的好汤掉进了几粒老鼠屎，厨师想着自己的汤美味至极，掉进老鼠屎的概率又很低，自己也没怎么看出有老鼠屎。所以厨师根本没想过去捞捞看汤里有没有老鼠屎，结果任由老鼠屎在汤里浸泡。或者说，厨师明明就知道有老鼠屎，但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就那么一点点老鼠屎不会有太大问题。最后当汤熬好以后，老鼠屎也已经完完全全地将整碗汤糟蹋了。

就在中国足球联赛火热进行的时候，假球早已缓慢地成长了，植物总会要发芽，假球也一样，总会有一些现象会被大家察觉到的。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政府和球迷联手造就的现象。

甲A联赛的火爆程度，造就了各个城市的球迷氛围。其中，四川成都的球市最为火爆。甲A第一年1994年，四川全兴掀起了疯狂的“黄色狂飚”，场场爆满的成体更是让四川“金牌球市”的名号应运而生。整个赛季下来，四川全兴排到第六，四川全兴队场均4万人的上座率冠绝甲A——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的中超，也仅有广州恒大的天体与北京国安的工体能与之相媲美。《中国足球内幕》写道：“当时风起云涌出现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的时髦名词，不是偶然的，搞好足球队，建造漂亮的草坪，安上辉煌的霓虹灯，是地方政府官员你追我赶的要务。”四川全兴的球市火爆，必定让四川的官员笑得心花怒放。在1995年赛季前，四川省分管文体的副省长徐世群，亲自莅临全兴赛季前的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一番激昂陈辞后，徐世群突然转头问旁边人：“全兴一年打多少个主场？”下边人答：“11个主场。”徐省长慷慨下令：“那，我们怎么也要拿下10个主场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领导开了一个业余玩笑，全兴不是曼联，即使曼联也难以保证主场胜率90%，但领导重视就是福音，这是圈子里一个潜规则了，客场不怕输，关键在主场领导面前一定要争面子！”

但是1995年甲A联赛四川全兴表现不佳，一度排名榜尾，1995年9月24日晚，全兴队主场输给申花后，4万球迷终于失去了耐心。于是，又一个中国体育届��新词出现了——“下课”!这是中国职业足球场内第一次出现“下课”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从这场比赛开始，笔者无法确认，不过下课之词大约也是1995年开始在全国流行的吧）重压之下，少帅余东风主动请辞，但被俱乐部挽留。“下课”在四川话里有“辞退”的含义，自此，下课一词从那时起开始火遍中国，至今都是各个体育迷的熟知名词。

此时，暗中的力量开始搅局，四川全兴面临降级，四川官员面子上也是挂不住的，于是各种事情开始出现了。

早在联赛还剩八轮的时候，9月28日广州的具有极具影响力的体育报纸《足球报》发表文章《保卫成都》，宣扬成都金牌球市太过重要，要保卫四川全兴不要降级！一个中立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报纸公然支持一个队伍保级，这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保卫成都”或者“四川全兴保级”成为了一个具有正能量的标志，使得四川全兴站在了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上，全然不顾其他球队的立场。但是《足球报》的这篇文章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四川的很多报社在报道四川全兴的比赛时都沿用了“保卫成都”的口号，《成都晚报》则打出了“成都保卫战”的口号。

1995年10月8日，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16轮比赛，四川全兴队主场和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比赛中，主裁戴宇光明显偏袒主队，导致延边球员激愤之下全部停留在本方半场防守，开始消极比赛，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不正常的只守不攻的场面，最后延边以0:6负于四川全兴队。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延边现代队。这是甲A有史以来，第一场公开的消极比赛被罚事件。赛后被媒体曝光有“收钱嫌疑”的戴宇光还号称要“收拾记者”，但很快就选择出国，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四川全兴到最后两轮时，形势依旧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已经半只脚伸向悬崖了。到了最后两轮前，四川全兴的保级对手青岛队只需拿1分即可保级，这就导致四川全兴必须最后两场全胜才能保级。正好，倒数第二轮就是主场对阵青岛，这场比赛四川全兴在主场优势下，非常惊险地3：2战胜青岛，拿下了倒数第二场关键战役。

最后一轮，还是主场，面对八一队。全兴终于要面对八一队，只要取胜就能保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

大家轻易就可以在网上查到某球迷拎着一麻袋钱跪在八一体工大队李富胜脚下，让他放全兴一马，如不放，就从楼上跳下去，他真的跳了，被李富胜像扑点球一样扑倒；大家还可以知道，看台上打出“贾政委你好”“人民子弟兵爱人民”之类沟通情感的标语，一个叫沈胖子的球迷哭得我见犹怜；还可以查到，最后还剩8分钟时，四川队的刘斌见全兴迟迟进不了球，对小时候要好的玩伴、八一队门将江津大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钟了”，然后翟彪一个并无难度的头球，滚入江津的腋下。

（翟彪的绝杀进球，球在红圈内，可以看到门将江津没有做出太多反应）

这种公然让对方门将放水的做法，在当时传为美谈，成为军民鱼水一家亲的表征，当保级成功的全兴队在体育场高唱《真心英雄》，当数万球迷举着燃烧的拖把沿着最宽阔的人民南路一直游行，高喊着“全兴万岁、中国万岁”，当所有记者都在用最煽情的语言讴歌这座城池的血性，一个以保卫城市名义进行的假球，被当成了风花雪月的故事。

那是14年前的事情了，为了这场假球，成都一票难求，提前3天就有许多群众搭着行军床在体育场外排票，怕出现群体性事件，杨肇基站在两张桌子搭起的高台上，高喊“群众同志们，我保证你们都能看到比赛”，下面直呼全兴雄起，全兴万岁。据统计，全兴保级的第二天，成都新婚的人数比日常提高了3倍还要多，而全兴酒那一年的销量比往年提高了10倍。

其他的资料中这样记载：比赛终于结束了，四川全兴赢得了比赛，成功保级。与此同时，另一个战场上的辽足和青岛的生死战输赢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两队双双降级。成都又一晚因为足球而不眠。无数球迷在保级之后涌向八一队驻地珠峰宾馆，高喊“谢谢亲人解放军”。随后，球迷们在某火锅城大摆胜利宴，据说那天晚上起码摆了50桌，外地球迷协会也派出了专人前来助兴。

《川足历史回顾三——四川全兴队的1995，成都保卫战》记载：1995年11月19日，这一夜因为足球而出现的热闹场面和轰动程度，是此后许多年中国足球都无法企及的。11月18日，成了成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排队之夜”，面对通宵排队买票的球迷，时任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手拿话筒，高声地说：“一定会满足大家，让所有人进场看球。”而在当天下午，一个成都球迷抱着一捆人民币摆在了八一队的面前，唱着“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希望八一队能放四川一马……这是当年纯真足球的缩影，球队与球迷的鱼水深情动人感人更激励人！

球迷希望其他球队放水来帮助自己的球队，这不是什么稀奇不常见的事，就算到今天中超甚至国外五大联赛都挺正常。但是公然举城宣传，将此事宣传成“必须完成”，这不是很常见的。《中国足球内幕》的作者认为这场球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假球，是社会舆论以及政府压力下造就的一场假球，《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自此以后，保卫延边，保卫重庆，保卫北京，保卫天津，保卫上海……甚至为了保卫的“保卫”，就泛滥成灾了，而且都打着高尚的名义，都脱不了地方政府暗地的支持，人们浑然不觉自己正在干着伤害自己的事情。在价值标准上，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变化，但足球一直没变，直到2009年年底还固守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人都在喊打假扫黑，人人都希望司法部门坚决铲除毒瘤，但涉案俱乐部所在地的本土报纸和电视，却代表着众多球迷呐喊着：“我们是冤枉的，不要让我们降级，我们的城市需要球队。”这里面，包括成都，包括广州，包括青岛。本土情结，主队情结，让球迷和媒体就会认为自己是情有可原的，甚至可以超越法律。

如上文所说，自从“成都保卫战”后，“保卫xx”或者“xx保卫战”成了各个球队在面临困境的宣传口号，成为了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口号。当然，这类口号在中超初年后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那时的球市已经一塌糊涂没多少人为了“看球”而看球了，而到了今天，经历了足坛打黑反腐风波后，不管哪个队要保级，也不会再用这种口号了。“保卫”到了今天反而成了贬义词，可能正是因为现在的人反思到当时的问题所在吧。

政府对球队成绩的看重甚至有干涉的嫌疑，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看重“政绩”。可以说，“足球市长”、“足球省长”、保护地方足球队成绩、默契球等，都是从体制时代以来遗留下来的产物，更具体点来说，是举国体制的负作用的产物。笔者将在后文通过长篇概述其历史缘由。

1994年到1996年，甲A不断上升的阶段里，正是因为政府、球迷对球队的喜爱，甚至达到放纵的地步，才使得假赌黑能够盛行，而足协、足管内部腐败严重，对假赌黑睁只眼闭只眼，使得假赌黑的问题突然在1996年后变得非常严重，最后可以说是毁了中国足球。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518wancai-blog]

男子为赚"快钱"玩"手机彩票" 俩月输掉25万后报警

（原标题：成都男子玩“手机彩票”俩月输掉25万后报警：这是网络赌博）

在朋友眼里，小曾和妻子小李的生活令人生羡。两人相恋多年，最终牵手成婚，而且都在成都有稳定工作，新房也已装修完毕，还有一笔存款，两人还准备下半年要孩子，生活可谓幸福满满。然而，这一切被小曾玩的“手机彩票”所改变。

仅仅两个月时间，28岁的小曾就输掉了25万余元，最高时合计输掉了37万元，甚至一天就输掉15万。不仅没赚到“快钱”，妻子也跟他闹离婚，还欠下十张信用卡三个网贷平台的贷款…… 两天前，小曾向成都市郫都区警方报案，举报其经历的这场网络赌博，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查处。

玩“手机彩票” 起初一周赚2万

今年4月25日，在一个QQ群里，小曾收到了来自群友的一张广告图片和一条网页链接。“最低下注一元”、“一分钟开奖一次”、“高赔率来钱快”、“买大小单双”、“有专人推荐购买号码”……一连串广告语对小曾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当天，小曾就在他人分享的网页链接下注册了自己的账号，并按照对方的指导在苹果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了名为“彩神”的App（手机软件）。接着，小曾被拉入另一个上百人的QQ群里。群内会有专人推荐号码，交流经验，小曾则按照号码在手机App中下注。

这款名为“彩神”的App中，罗列了十余款不同类型的“彩票”，每种“彩票”的玩法大同小异，玩家可以选择“大小”、“单双”以及“和值”进行下注，并设有相应赔率。以其中名为“大发快3”的“彩票”为例，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该“彩票”每分钟开奖一次，最低赔率为1.94倍，最高赔率达到187.92倍。这也是小曾玩得最多的一种。

“每分钟都开，下注金额最低一元钱，如果不中就要按2.2倍进行倍投。”小曾介绍，当天他就开始用注册的账号试着玩。一开始，他还小心翼翼，但在几次中奖后，胆子逐渐大起来，由于前期不中下期就得倍投，小曾的起投数额也逐渐增大。他称，从4月25日到5月1日，短短几天他就赚了2万余元奖金。

此外，小曾还自己生成这个“手机彩票”的网页链接转到其他多个群里，供他人注册。他称，每个人注册后都会有自己的链接，他人在自己链接下注册就算是自己的下级。在玩的过程中，自己可以按下级的投注金额按照比例提成。

“好运”没有了 两个月输掉25万

小曾并没有把自己玩“手机彩票”的事告诉妻子小李。“赢了钱就想多赢点再说。”小曾说，但他没想到，接下来非但没有赢钱，反而越陷越深，搭进去大笔资金。

转折点正好就在赢钱的第一周后。5月2日，正好是假期，小曾一整天都待在家里玩手机。当天，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好运气，投注基本上都处于“不中”状态，屡屡不中后，他的投注金额逐渐变大，但最终还是没捞回本钱，当天就输掉1万余元。

5月4日，在公司上班的小曾，把大半时间都放到了“手机彩票”上，希望能将前期输掉的钱赢回来，然而结局依然不如意，当天他再次搭进去10万元。“输得越多，就越想赢回来，要赢回来就要追加更高倍数的投注金额。”小曾说，自己就这样一步步陷入到这场“彩票”赌博中。

小曾介绍，自己在成都一家制造企业上班，平均每月收入四五千元。为了捞本，他向七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加上原有的三张信用卡，共有10张信用卡，每张卡上均有大笔借款。更可怕的一天发生在6月20日，当天，小曾原本准备了2万元本金，却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输掉了15万余元。

输钱后，小曾依然没将自己玩“彩票”的事情告诉家人。直到7月2日，妻子小李偶然发现他手机上的多则银行和支付宝支出信息，玩“彩票”一事才暴露。最终，经过梳理，在信用卡和网贷平台上，小曾共欠下26万元，最终输掉的钱达到25万余元。

警方称并非正规彩票，本质是网络赌博

对于此事，妻子小李表示难以接受，夫妻俩甚至还闹起了离婚。目前，除了将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还钱外，小曾仍有十余万未能还上。

据成都一位曾参与打击非法彩票涉赌案的办案民警介绍，小曾手机App上的这些“彩票”并不是市面上的正规彩票，其本质是网络赌博。

该民警介绍，这类“彩票”一般会设定相对较高赔率，采取代理形式，每一集的收益都有提成，且最终平台往往设在境外。“由于不好取证，违法地和参与人员又分散和不固定，办案难度较大。”

家属质疑为何手机应用商店能下载彩票赌博App

“为什么苹果应用商店里能下载这些彩票赌博App呢？”对此，小李表示，输钱的事已经发生，但苹果是不是也有责任？“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玩这个，还有很多人在输钱。”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苹果应用商店搜索发现，该款“彩神”App的类别显示为“新闻”，更新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其内容提要介绍为“彩神是一款为关注财经和金融理财的人士设计的手机软件……内容涉及财经、股票、基金、期货、债券、银行等诸多金融资讯与财经信息”，其页面浏览图片上也显示，大部分内容为财经类新闻资讯。不过，将该App下载下来后，页面则完全与财经无关，主页面均为各类“彩票”图标，种类多达数十种。

在该款App应用的评论中，“这就是赌博软件，千万别玩”“骗钱，害人不浅的东西”“这是一个骗人软件”诸如此类的评论占了一大半，还有评论称“一开始让你很容易就赢到钱，等你玩上瘾越玩越想玩的时候就是你家破人亡的时候……”更有评论说“准备五百万都不够你倍投跟上去，最好不要玩！”

另外，记者还发现与其开发人员相关的应用软件还有多个，记者测试下载了多个应用，发现均属于“手机彩票”，而它们的分类均为“新闻”。

赌博App管理难度大 收到举报将移除

对于小李的质疑以及此类App类别与实际内容不同的问题，成都商报记者通过邮件方式与苹果官方取得了联系。

对于苹果应用商店的App上线时是否会经过审核，小曾所玩的这款涉赌“手机彩票”App为何会出现在应用商店的情况，来自苹果公关部的回复称，将审核所有提交到App Store和Mac App Store的App，以确保App的可靠性，同时确保它们按预期运行且不含任何冒犯性内容。同时《App审核准则》也提供了有关主题的规则和示例，包括用户界面设计、功能、内容和特定技术的使用。

同时，赌博、游戏App的管理难度大，是App Store上受到最多管制的App类别之一。在《App tore审核指南》中提到，“提供真实货币游戏（例如体育下注、扑克、赌场游戏、赛马）或彩票的App必须在使用该App的地区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批准，且只能在这些地区发布，此类App在App Store中必须免费提供。”

“不过，还是会出现一些App试图欺骗系统的行为，包括在审核流程中弄虚作假（包括审核通过后改变App的功能和内容）。一旦被我们发现，或者收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举报，我们会从App Store中移除app，并将App开发者从Developer Program（开发者计划）中除名。”

那么App类别与实际内容存在差异的情况是否会有相应筛查呢？对此，对方回复称，类别的选择与实际内容存在差异并不会成为App被拒绝的理由。

财政部：严厉查处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

2015年4月3日，财政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等八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互联网销售彩票有关问题的公告》，严禁在未经财政部批准之下利用互联网销售任何类型的彩票，并严打非法彩票。公告称，以互联网形式销售彩票属于变更彩票发行方式。截至目前，财政部尚未批准任何彩票机构正式开通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今年5月，财政部再次下发《关于做好查处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要严厉查处网络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