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大刀别乱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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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的是不我一有大在人了中到资要可以这个你会好为上来就学交也用能如文时没说他看提那问生过下请天们所多麽小想得之还电出工对都机自後子而讯站去心只家知国台很信成章何同道地发法无然但吗当於本现年前真最和新因果定意情点题其事方清科样些吧叁此位理行作经者什谢名日正华话开实再城爱与二动比高面又车力或种像应女教分手打已次长太明己路起相主关凤间呢觉该十外凰友才民系进使她着各少全两回加将感第性球式把被老公龙程论及别给听水重体做校里常东风您湾啦见解等部原月美先管区错音否啊找网乐让通入期选较四场由书它快从欢数表怎至立内合目望认几社告更版度考喜头难光买今身许弟若算记代统处完号接言政玩师字并男计谁山张党每且结改非星连哈建放直转报活设变指气研陈试西五希取神化物王战近世受义反单死任跟便空林士台却北队功必声写平影业金档片讨色容央妳向市则员兴利强白价安呵特思叫总办保花议传元求份件持万未究决投哪喔笑猫组独级走支曾标流竹兄阿室卡马共需海口门般线语命观视朋联参格黄钱修失儿住八脑板吃另换即象料录拿专远速基帮形确候装孩备歌界除南���画诉差讲类英案带久乎掉迷量引整似耶奇制边型超识虽怪飞始品运赛费梦故班权破验眼满念造军精务留服六图收舍半读愿李底约雄课答令深票达演早卖棒够黑院假曲火准百谈胜碟术推存治离易往况晚示证段导伤调团七永刚哥甚德杀怕包列概照夜排客绝软商根九切条集千落竟越待忘尽据双供称座值消产红跑嘛园附硬云游展执闻唱育斯某技唉息苦质油救效须介首助职例热毕节害击乱态嗯宝倒注停古输规福亲查复步举鱼断终轻环练印随依趣限响省局续司角简极干篇罗佛克阳武疑送拉习源免志鸟烦足馆仍低广土呀楼坏兵显率圣码众争初误楚责境野预具智压系青贵顺负魔适哇测慢怀懂史配呜味亦医迎舞恋细灌甲帝句属灵评骑宜败左追狂敢春狗际遇族群痛右康佳杨木病戏项抓徵善官护博补石尔营历只按妹里编岁择温守血领寻田养谓居异雨止跳君烂优封拜恶啥浪核聊急状陆激模攻忙良剧牛垒增维静阵抱势严词亚夫签悲密幕毒厂爽缘店吴兰睡致江宿翻香蛮警控赵冷威微坐周宗普登母络午恐套巴杂创旧辑幸剑亮述堂酒丽牌仔脚突搞父俊暴防吉礼素招草周房餐虑充府背典仁漫景绍诸琴忆援尤缺扁骂纯惜授皮松委湖诚麻置靠继判益波姐既射欲刻堆释含承退莫刘昨旁纪赶制尚艺肉律铁奏树毛罪笔彩注归弹虎卫刀皆键售块险荣播施铭罗汉赏欣升叶萤载嘿弄钟付寄鬼哦灯呆洋嘻布磁荐检派构妈蓝贴猪策纸暗巧努雷架享宣逢均担启济罢呼划伟岛歉郭训穿详沙督梅顾敌协轮略慧幻脸短鹰冲朝忍游河批混窗乡蛋季散册弃熟奖唯藏婚镜紧猜喝尊乾县伯偏偷秋层颗食淡申冠衣仅帐赞购犯敬勇洲束斗徒嘉柔绩笨拥漂狮诗围乖孤姓吸私避范抗盖祝序晓富译巨秀馀辉插察庆积愈端移宫挥爆港雪硕借帅丢括挂盘偶末厅朱凡惊货灭醒虚瑞拍遗忠志透烈银顶雅诺圆熊替休材挑侠鸡累互掌念米伴辅降豪篮洗健饭怜疯宏困址兮操临骗咧药绿尼蔡玉辛辈敏减彼街聚郎泡恨苏缩枢碰采默婆股童符抽获宇废赢肯砍钢欧届禁苍脱渐仙泪触途财箱厌籍冰涛订哭稳析杰坚桥懒贤丝露森危占茶惯尘布爸阶夏谊瓶哩惨械隐丰旅椰亡汽贝娘寒遭吹暑珍零刊邮村乃予赖摇纳烟伦尾狼浮骨杯隔洪织询振忽索惠峰席喵胡租款扰企刺芳鼠折频冒痴阴哲针伊寂嘴倚霸扬沉悔虫菜距复鼓摩郑庄副页烧弱暂剩豆探耐祖遍萧握愁龟哀发延库隆盟傻眉固秘卷搭昭宁托辩覆吵耳閒拨沈升胖丁妙残违稍媒忧销恩颜船奈映井拼屋乘京藉洞川宪拟寝塞倍户摆桌域劳赚皇逃鸿横牙拖齐农滚障搬奶乌了松戴谱酷棋吓摸额瓜役怨染迫醉锁震床闹佩牠徐尺干潮帽盛孙屁净凯撞迴损伙牵厉惑羊冬桃舰眠伍溪飘泰宋圈竞闪纵崇滑乙俗浅莲紫沟旋摄聪毁庭麦描妨勒仪陪榜板慕耀献审蟹巷谅姊逐踏岸葛卧洽寞邦藤拳阻蝎面殊凭拒池邪航驱裁翔填奥函镇丌宽颇枪遥穹啪阅锋砂恭塔贺魂睛逸旗萨丸厚斋芬革庸舒饮闭励顿仰阁孟昌访绪裕勿州阐抢扫糊宙尝菩赐赤喊盗擎劝奋慈尽污狐罚幽准兼尖彰灰番衡鲜扩毫夸炮拆监栏迟证倾郁汪纷托漏渡姑秒吾窝辆龄跌浩肥兽煞抹酸税陷谷冲杜胸甘胞诞岂辞墙凉碎晶邱逻脆喷玫娃培咱潜祥筑孔柏叭邀犹妻估荒袋径垃傲淑圾旦亿截币羽妇泥欺弦筹舍忌串伸喇耻繁廖逛劲臭鲁壮捕穷拔于��莉糟炸坡蒙腿坦怒甜韩缓悉扯割艾胎恒玲朵泉汤猛驾幼坪巫弯胆昏鞋怡吐唐悠盾跃侵丹鑑泽薪逝彦后召吕碧晨辨植��瑰钓轩勤珠浓悟磨剪逼玄暖躲洛症挡敝碍亨逊蜜盼姆赋彬壁缴捷乏戒憾滴桑菲嫌愉爬恼删叹抵棚摘蒋箭夕翁牲迹勉莱洁贪恰曰侨沧咖唷扣采奔泳迹涯夺抄疗署誓盃骚翼屠咪雾涉锺踢谋牺焦涵础绕俱霹坜唬氏彻吝曼寿粉廉炎祸耗炮啡肚贡鼻挖貌捐融筋云稣捡饱铃雳鸣奉燃饰绘黎卷恢瞧茫幅迪柳瑜矛吊侯玛撑薄敦挤墨琪凌侧枫嗨梯梁廷儒咬岚览兔怖稿齿狱爷迈闷乔姿踪宾家弘韵岭咦裤壳孝仇誉妮惧促驶疼凶粗耍糕仲裂吟陀赌爵哉亏锅刷旭晴蝶阔洩顽牧契轰羞拾锦逆堕夹枝瓦舟悦惹疏锐翘哎综纲扇驻屏堪弥贯愚抬喂靖狠饼凝邻擦滋坤蛙灾莎毅卒汝征赠斗抛秦辱涂披允侦欲夥朗笛劫魅钦慰荷挺矣迅禅迁鹿秤彭肩赞丙鹅痕液涨巡烤贱丈趋沿滥措么扭捉碗炉脏叔秘腰漠翅余胶妥谣缸芒陵雯轨虾寸呦洒贞蜂钻厕鹤摔盒虫氛悄霖愧斜尸循俩堡旺恶叉燕津臣丧茂椅缠刑脉杉泊撒递疲杆趁欠盈晃蛇牡慎粒系倦溜遵腐疾鸭璃牢劣患祂呈浑剂妖玻塑飙伏弊扮侬渴歪苗汗陶栋琳蓉埋叡澎并泣腾柯催畅勾樱阮斥搜踩返坛垂唤储贩匆添坑柴邓糖昆暮柜娟腹煮泛稀兹抑携芭框彷罐虹拷萍臂袭叙吻仿贼羯浴体翠灿敲胁侣蚁秩佑谨寡岳赔掩匙曹纽签晋喻绵咏摊馨珊孕杰拘哟羡肤肝袍罩叛御谜嫁庙肠谎潘埔卜占拦煌俄札骤陌澄仓匪宵钮岗荡卸旨粽贸舌历叮咒钥苹祭屈陋雀睹媚娜诱衷菁殿撕蠢惟嚣踊跨膀筒纹乳仗轴撤潭佛桂愤捧袖埃壹赫谦汇魏粹傅寮猴衰辜恳桶吋衫瞬冻猎琼卿戚卓殖泼譬翰刮斌枉梁庞闽宅麟宰梭纠丛雕澳毙颖腔���躺划寺炼胃昂勋骄卑蚂墓冥妄董淋卢偿姻砸践殷润铜盲扎驳湿凑炒尿穴蟑拓诡谬淫荡鼎斩尧伪饿驰蚊瘟肢挫槽扶兆僧昧螂匹芝奸聘眷熙猩癢帖贫贿扑笼丘颠讶玮尹詗柱袁漆毋辣棍矩佐澡渊痞矮戈勃吞肆抖咳亭淘穗黏冈歧屑拢潇谐遣诊祈霜熬饶闯婉致雁觅讽膜挣斤帆铺凄瑟艇壶苑悬詹诠滤掰稚辰募懿慨哼汁佬纤肃遨渔恕蝴垫昱竿缝蹈鞭仆豫岩辐歹甄斑淹崎骏薰婷宠棵弓犬涂刹郁坎煎螺遮枯台昔瘾蒂坠唔瞎筝唇表吁冤祷甩伞酱范焉娇驼沦碳沾抚溶叠几蜡涌氧弦娱皓奴颓嘎趟揭噹剥垦狭魁坊盐屎郝佩摧栗菊瘦钧匿砖嘘缚嘟盆债霞挽逍畔蕴颈获畏喂脾姬赴囊噪熄锡诀肇璋晕浊伐峡窃枕倘慌垮帕莹琦厢渺脏削锣虐豔薇霉衍腊喧娶遂睁裙韦矢伺钉婴蓄奸廿堵葬蓬鸦尝挨蕾璿挚券厨醇呻霍剃浆葡暨滨履捞咕耕棉烁尉艰妓棺鹏蒸癌纬菌撇惩绑甫崩魄拂汰氓歇萝呒萄蕃曝疋向胏烛腻襄妆髓朴薯颂薛滩橘贰嘲叹枚侮豹巢酬碑翩蚕辽矿屡谴卵撰攀肌冯宴盏阪浦迦颁炼尬胀辟艘株只湘饲爹梨喽侍疫雕黯并铝弗爪鄙钗栽狸谘柄悸喉擅劈秉芷裸锵贾逗寓咚璞烫铅啸炳屿竖惶仕挪栅迄顷窄鸥鲢郊倩兜茧磊抒夷绰溯拙僚芙杖溃凶鸽妒沌祺呐卦聆栖蝇佮唾汇楣匠蛛悼舜耿瞄芋瞒竭茵吼苛浸拯克豆沛掠廊凸搅俺酌倡朦蕉暱焕掏蝉焰狄绳惰芽裹宛御赎燥滔贬悍袂坟颉啤押尴颤钝腥缔粮哑槟簿斧肿纶僵齣辖蹲敷喘扎酿佑肖愈隧嗜檬迳碌襟凋圭寇污哨倪筠桦诈姜旬秃脂噢撼衅庚炫谭惭涩崔贷胡晒琉捏绮膝拭暗醋膨杠鑫瀑喃剖袜逾涅扳惘凳呃掘捍榔窍蜗旷梵暇稻柠抉辗蔚钩卜莺匡蜘祯哔窟亟谛溢黛晦伶逮傍葱刁堤恍匣谍禧轿耸瀚斐忿泓拐驴罕沫绽刃��渝仄瑛葵噜绣奕窥浏隶蔽仟敛丞诘鳖疤膏锥窕皱晰晖舅孰煽姚钞袱绊焚芦咸沮呕瞪淳丐茹盘菱篠涕衬蚀溉瑄翟怠钰躯肺掷丑奢荫靶纱芸佰峻阱哄肾庄囡阑戳腕菸凹蟾蒐呱巾雏螃盯馈垄毓犀逞姨穆樵阀弥跷搁隙疵憧忏琨阙萱怅辄搏榕饥捣渣眺虞俯绅谤珑咫俏淆蜀楠乞诅匀貂寰迋敞跪囚溺骆憬苇脊瑶疆乍杆眸窜孽卅夭簧徘馒趴鎚啼冗缉絮啄沸萃嘶鸳禽惫徨屐舆邂掀嫖苟檯矫铎棱哗徊拱蕙徬滞吠妞氾芹叩朽侪赦汐丰虔茅棠仑膳魉儡鸯懦渗邵筱畜崖瑕蕊揣擒挂屯莽矽侏弧澈饺奎裘塌饵偎泻蔓彗樽衔茍磋萎廓悯铸茎歼壤浇蚤恃瞻拚汀椒嚼粥磅佫勘脖吨澜锻笙厄嚷伽徽隅寥缤簾烘茜驯噎厦闰煤链锈诫颊俐曳蓓暧郤淌喀昆蔑峙躁菇逅雇殴泌酥缮莓辕骇巍糗扛杏茁琵礁秽岔僻焊嗡诵瞌捌遁赃涡琮卯锯扔苏邹莅隘蹋湛昼岫蛰桩藐汲禄皂濑绒耽粪粤卤曜懋咎痘聂垢瞳闵睿跤鉴躬斟淇莒毯幸骋岱庐殃橄恤叽鳞蒙芥榄楷硫苔麒椎禹喙厘袅亥倌吭诃裔梓蓦岩帜瓣狡惕蒙怯嫩龚嚎豚埠暸唆妃瓢蹄厮讥啃琶愿噱狷搪氢橙咆靡砌筷兑溼呸镀踹冢祟懈术搓攸橡膛俞祉冀炊瓷遐揽鹭茄蜢塘郡韬挟牟糙阎旻赘霆呎炭霄媳瘤猿颺煚铠蝠钜苓傀烬墅璇困愣恬嫉琐嫂淼梳憎搂藻酵屉陡摺箫飨桐蚱曦璧偈蹦昶咙铮嗤戌屌耘裳啾嵘胺笃烹巩厝疚鸶汹蔷沐咽烙畸讳揍曙铐朔涓睬矶岐凄鲫楞鲤荆偕徜饥肮蔼辙恁霈诛鞠茉煜傭嗓酹昙铨艳绷峨揉珈鹃诲臆焰隽熔堇韧扒憨舵肛戊坝抠骷碘鞍冕榨肘羔哺霓巳铲蚵惆驹撷稽羹纺蜕趾吊豁褪癸眨臻慷蝙胧沼舱柚抨葭枷靥硝绚绞缆讪褚砗嫣蒲丫鹦蒹憩懊聋盎婊盔峦矜凛铺鹉蜴惚畴羁媛堑泛疮韶憋祁诟搔蜥袒奄忱玖拌悴祠扼髅筑蛤茱骐捶须亢葔艸筛岳岳慵戮跎砰仑炜篱笈瘫吏痊庶厥棘娑沁窘鲸缕硷俨栈蔬鸠闲迢恣昀泠涟眩噫娥荼鳄镖侃虏俾樟榴咛炬窦笠翱莘躇翡姜枭匕藩徉觞拣吱皈墉傌梢巅踌萌幌杭侥栾奠痲夸瘖芯蟀驿耨禾瑾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ruhtracabassut]

特朗普这一刀，戳到各国带路党的肺管子上

特朗普还没上台，我们就知道16亿美元的狗粮要没。

也许有人不知道16亿美元的梗，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

2024年9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抗中国的恶意影响”法案，拨款16.25亿美元扶植全球各地的所谓“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专门抹黑和诋毁中国。

一小部分钱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最终流到中国的一些带路党口袋里。

比如，一手编造“新疆棉”事件的许秀中，就属于此类资助之列。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批人，操着同样的腔调、拿着同样的文本，反对体制、挑动对立。

对于这些人，中国人民恨得牙痒痒的，但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不但要断它们的狗粮，还要把养狗的人也一并处理了。

2月3日，“政府效率部”（DOGE）主管埃隆·马斯克发帖称，特朗普总统已同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按照特朗普的指示，关闭是立即的，没有任何商量的。所有USAID的员工当天不能再使用中心的各种设备，离开后也不再能够进入中心大楼。

这个爆炸性消息放出后，全球一片哗然。

真正的爱国者自然是拍手称快，而各国带路党却受到暴击，这一刀无疑戳到了它们的肺管子上。

至少是在未来4年，他们都将与组织失去联系。

这些年来，在USAID的美元开道下，不少国家政权被搞垮，不少地区被搞乱。

我们中国就是重灾区，深受其害。

为了配合搞垮中国的战略，由USAID幕后筹划、NGO组织前台指挥，多次挑动的乱港风暴，最终在2019年总爆发。

这次黑暴事件，曾一度给我们造成巨大的被动与损失，直至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影响。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USAID被川宝关停，“颜色革命”大概率要消停不少，世界会要平静不少。

有好事者注意到了，USAID的官网已经无法打开，马斯克表示是他的意思。

虽然特朗普也嚷嚷要对情报、教育等部门下手，但关停USAID显然是动真格的，至少在这4年中是不可逆的。

有些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川宝关停USAID的态度这么坚决？

2月4日，微软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抨击称，此举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盖茨在接���采访时表示，如果马斯克“真的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不会要求”其总部的全部工作人员停止工作。

有一说一，USAID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挑动“颜色革命”，宣传自由、民主那一套西方叙事，对盖茨这种大资本家来说极好的。

由于USAID开道，大大降低美国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帮助他们取得了巨额收益。

USAID虽好，但损益成本太高。

几天前，即将就任卫生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接受采访中炮轰USAID，并透露2014年曾斥资50亿美元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

这些年来，我们一些人把乌克兰发生的非正常政权更迭美化成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事实远非如此。

为了挑动乌克兰这枚重要棋子对抗俄罗斯，USAID可谓下了血本。

仅过去3年间，乌克兰便从USAID获取了327亿美元的资金，占该机构全部资金的27.2%。

更要命的问题是，成本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可收益却被大资本家攫取。

从中美人民小红书对账可以看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少人甚至穷到靠卖血为生。

贵为全球帝国，多数美国人连1000美元都拿不出来。

美联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7%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

根据Bankrate的调查显示，2025年有59%的美国人不能在紧急情况下拿出1000美元。

美国老百姓的日子水深火热，可富人阶层却赚得盆满钵满。

去年12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发报道称，美国亿万富豪们度过了灿烂辉煌的2024年，他们的总净资产飙升了数千亿美元。

根据彭博全球亿万富豪实时排行榜，该榜单每天对全球最富有的人进行排名，自去年1月以来，净资产增长最快的10人中有9人是美国公民。

美国最有钱的400人，财富总额达5.4万亿美元，持有3.46%的国家财富，创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而底层近1.7亿的半数美国人仅持有2.4%的美国财富，远不及最有钱的400人。

1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文炫耀，2023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升至创纪录的156.2万亿美元，按1.3亿家庭计算，平均每户资产约120万美元。

尴尬的是，有好事的中国人根据他们的数据算了一笔账。算出美国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为19.8万美元，而众数为5500美元。

也就是说，多数美国家庭的资产数为5500美元。

考虑到现金在家庭净资产中的占比为5%-20%之间，也与众多调查中称多数美国人拿不出1000美元应急资金相吻合。

对这些数据，不少人压根儿不相信，有人甚至攻击我们在黑美国。

下面，我将“好事者”的部分计算过程也贴出来。

这么多证据指向同一个由美国人证明的事实，再不相信我也没法帮到你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觉得美国普通民众会心平气和吗？他们凭什么顾全大局？

USAID的大局，是大资本家们的大局，与美国的屁民何干？

套用中国公知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爱美国，美国爱他们吗？

其实，如果华盛顿方面能解决好分配问题，美国的收益覆盖USAID的成本没有任何问题。

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而美国普通民众也不只是不爽USAID，而是所有政府部门。

这些政府部门“崽卖爷田心不痛”，美国民众自然希望有人帮他们出口气。

当下的美国，由于一连串的战略失误，造成国力无法维持其作为全球帝国的存在，必须进行战略收缩。

一些人贬低川宝“乱打王八拳”，显然是没看懂时与势。

无论是谁主政白宫，都得进行战略收缩，只是形式和方法略有区别罢了。

USAID巨费钱，不讨选民喜欢，裁掉又不影响内政，而且还是政敌的死忠，大家说川宝这一刀不砍它砍谁？

USAID有多费钱？我们熟知的16亿美元，仅仅是其九牛一毛。

仅去年一年，这个机构就烧掉了500多亿美元，都快赶上其上级机构国务院的预算了。

对500多亿美元的预算，也许有人没有概念，我不妨给大家比较一下。

为美国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卫生部，去年预算才1168亿美元。

USAID一万多名雇员，大部分都在国外。而卫生部近10万名雇员，所有人都在国内。

根据《2025财年应急人员配置计划》显示，卫生部计划裁撤近一半雇员。

美国现在的医疗系统，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就像狗屎一样，老百姓早就怨��载道。

再比较几个我们熟知的部门。

美国商务部2025财年预算114亿美元，雇员人数4.7万人；

美国司法部2025财年预算378亿美元，雇员人数11.66万人……

这么一比较，是不是觉得这个搞乱其他国家的部门，非常有裁撤的必要。

有这些钱，拿来搞美国的教育、医疗，提高民生福祉，它不香吗？

再看看USAID的钱，都花在什么人身上了。

一是绝大多数洗白后装进“史密斯议员”及其朋友们的腰包���

二是少部分被他国高官和政客贪墨，比如这几年资金重点流入国乌克兰；

三是极少部分给各国带路党开了工资，也就是我们常在网上接触的许多底层“舔狗”。

2月5日，E!News网站报道，在俄乌冲突中积极站在乌克兰一方的好莱坞明星，从USAID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金。

其中，范·达美获得150万美元，本·斯蒂勒获得400万美元，西恩·潘获得500万美元，奥兰多·布鲁姆获得800万美元。

大家可能想不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大嘴美女、安吉丽娜·朱莉居然从中拿到了2000万美元。

朱莉的名场面之一，出现在她以联合国难民署大使的身份访问伊拉克时。

彼时，她站在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上发表炸裂演讲：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看一看打生打死的乌克兰士兵，再看看他们动动嘴皮子挑动对抗获得巨额利益，是不是觉得恶心。

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合理合法地成了权贵们的“唐僧肉”。

假如你是美国的普通人，在国家债台高筑、自己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下，会不会支持川宝关停USAID？

USAID被终结后，很有意思的一幕随即出现：数千被裁撤的雇员走上街头，抗议川宝取消这个全世界煽动抗议的组织。

不管这个机构的最终命运如何，至少全世界这4年要消停很多，未来只要MAGA派继续执政，它们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

解散组织、停发工资，考验着各国带路党对美国的真爱，会不会引发一场风暴，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各国真正的爱国者们也不要太乐观，这些人早就在过去的岁月中被美国人种下了“奴印”“畜印”，即便没有钱恐怕依然改不掉它们吃屎的习惯。

与带路党的斗争，绝不会随着养狗院人去楼空而自动消失。

[shadyangelglitter]

特朗普这一刀，戳到各国带路党的肺管子上

特朗普还没上台，我们就知道16亿美元的狗粮要没。

也许有人不知道16亿美元的梗，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

2024年9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抗中国的恶意影响”法案，拨款16.25亿美元扶植全球各地的所谓“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专门抹黑和诋毁中国。

一小部分钱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最终流到中国的一些带路党口袋里。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批人，操着同样的腔调、拿着同样的文本，反对体制、挑动对立。

对于这些人，中国人民恨得牙痒痒的，但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不但要断它们的狗粮，还要把养狗的人也一并处理了。

2月3日，“政府效率部”（DOGE）主管埃隆·马斯克发帖称，特朗普总统已同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按照特朗普的指示，关闭是立即的，没有任何商量的。所有USAID的员工当天不能再使用中心的各种设备，离开后也不再能够进入中心大楼。

这个爆炸性消息放出后，全球一片哗然。

真正的爱国者自然是拍手称快，而各国带路党却受到暴击，这一刀无疑戳到了它们的肺管子上。

至少是在未来4年，他们都将与组织失去联系。

这些年来，在USAID的美元开道下，不少国家政权被搞垮，不少地区被搞乱。

我们中国就是重灾区，深受其害。

为了配合搞垮中国的战略，由USAID幕后筹划、NGO组织前台指挥，多次挑动的乱港风暴，最终在2019年总爆发。

这次黑暴事件，曾一度给我们造成巨大的被动与损失，直至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影响。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USAID被川宝关停，“颜色革命”大概率要消停不少，世界会要平静不少。

有好事者注意到了，USAID的官网已经无法打开，马斯克表示是他的意思。

虽然特朗普也嚷嚷要对情报、教育等部门下手，但关停USAID显然是动真格的，至少在这4年中是不可逆的。

有些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川宝关停USAID的态度这么坚决？

2月4日，微软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抨击称，此举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马斯克“真的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不会要求”其总部的全部工作人员停止工作。

有一说一，USAID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挑动“颜色革命”，宣传自由、民主那一套西方叙事，对盖茨这种大资本家来说极好的。

由于USAID开道，大大降低美国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帮助他们取得了巨额收益。

USAID虽好，但损益成本太高。

几天前，即将就任卫生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接受采访中炮轰USAID，并透露2014年曾斥资50亿美元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

这些年来，我们一些人把乌克兰发生的非正常政权更迭美化成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事实远非如此。

为了挑动乌克兰这枚重要棋子对抗俄罗斯，USAID可谓下了血本。

仅过去3年间，乌克兰便从USAID获取了327亿美元的资金，占该机构全部资金的27.2%。

更要命的问题是，成本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可收益却被��资本家攫取。

从中美人民小红书对账可以看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少人甚至穷到靠卖血为生。

贵为全球帝国，多数美国人连1000美元都拿不出来。

美联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7%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

根据Bankrate的调查显示，2025年有59%的美国人不能在紧急情况下拿出1000美元。

美国老百姓的日子水深火热，可富人阶层却赚得盆满钵满。

去年12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发报道称，美国亿万富豪们度过了灿烂辉煌的2024年，他们的总净资产飙升了数千亿美元。

根据彭博全球亿万富豪实时排行榜，该榜单每天对全球最富有的人进行排名，自去年1月以来，净资产增长最快的10人中有9人是美国公民。

美国最有钱的400人，财富总额达5.4万亿美元，持有3.46%的国家财富，创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而底层近1.7亿的半数美国人仅持有2.4%的美国财富，远不及最有钱的400人。

1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文炫耀，2023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升至创纪录的156.2万亿美元，按1.3亿家庭计算，平均每户资产约120万美元。

尴尬的是，有好事的中国人根据他们的数据算了一笔账。算出美国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为19.8万美元，而众数为5500美元。

也就是说，多数美国家庭的资产数为5500美元。

考虑到现金在家庭净资产中的占比为5%-20%之间，也与众多调查中称多数美国人拿不出1000美元应急资金相吻合。

对这些数据，不少人压根儿不相信，有人甚至攻击我们在黑美国。

这么多证据指向同一个由美国人证明的事实，再不相信我也没法帮到你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觉得美国普通民众会心平气和吗？他们凭什么顾全大局？

USAID的大局，是大资本家们的大局，与美国的屁民何干？

套用中国公知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爱美国，美国爱他们吗？

其实，如果华盛顿方面能解决好分配问题，美国的收益覆盖USAID的成本没有任何问题。

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而美国普通民众也不只是不爽USAID，而是所有政府部门。

这些政府部门“崽卖爷田心不痛”，美国民众自然希望有人帮他们出口气。

当下的美国，由于一连串的战略失误，造成国力无法维持其作为全球帝国的存在，必须进行战略收缩。

一些人贬低川宝“乱打王八拳”，显然是没看懂时与势。

无论是谁主政白宫，都得进行战略收缩，只是形式和方法略有区别罢了。

USAID巨费钱，不讨选民喜欢，裁掉又不影响内政，而且还是政敌的死忠，大家说川宝这一刀不砍它砍谁？

USAID有多费钱？我们熟知的16亿美元，仅仅是其九牛一毛。

仅去年一年，这个机构就烧掉了500多亿美元，都快赶上其上级机构国务院的预算了。

对500多亿美元的预算，也许有人没有概念，我不妨给大家比较一下。

为美国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卫生部，去年预算才1168亿美元。

USAID一万多名雇员，大部分都在国外。而卫生部近10万名雇员，所有人都在国内。

根据《2025财年应急人员配置计划》显示，卫生部计划裁撤近一半雇员。

美国现在的医疗系统，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就像狗屎一样，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

再比较几个我们熟知的部门。

美国商务部2025财年预算114亿美元，雇员人数4.7万人；

美国司法部2025财年预算378亿美元，雇员人数11.66万人……

这么一比较，是不是觉得这个搞乱其他国家的部门，非常有裁撤的必要。

有这些钱，拿来搞美国的教育、医疗，提高民生福祉，它不香吗？

再看看USAID的钱，都花在什么人身上了。

一是绝大多数洗白后装进“史密斯议员”及其朋友们的腰包；

二是少部分被他国高官和政客贪墨，比如这几年资金重点流入国乌克兰；

三是极少部分给各国带路党开了工资，也就是我们常在网上接触的许多底层“舔狗”。

2月5日，E!News网站报道，在俄乌冲突中积极站在乌克兰一方的好莱坞明星，从USAID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金。

其中，范·达美获得150万美元，本·斯蒂勒获得400万美元，西恩·潘获得500万美元，奥兰多·布鲁姆获得800万美元。

大家可能想不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大嘴美女、安吉丽娜·朱莉居然从中拿到了2000万美元。

朱莉的名场面之一，出现在她以联合国难民署大使的身份访问伊拉克时。

看一看打生打死的乌克兰士兵，再看看他们动动嘴皮子挑动对抗获得巨额利益，是不是觉得恶心。

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合理合法地成了权贵们的“唐僧肉”。

假如你是美国的普通人，在国家债台高筑、自己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下，会不会支持川宝关停USAID？

不管这个机构的最终命运如何，至少全世界这4年要消停很多，未来只要MAGA派继续执政，它们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

解散组织、停发工资，考验着各国带路党对美国的真爱，会不会引发一场风暴，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各国真正的爱国者们也不要太乐观，这些人早就在过去的岁月中被美国人种下了“奴印”“畜印”，即便没有钱恐怕依然改不掉它们吃屎的习惯。

与带路党的斗争，绝不会随着养狗院人去楼空而自动消失。

[herosone111]

中国的经济是崩溃的，首先普通人没钱，偷窃我的设计是很多钱，但是它根本不会给到普通人身上，一个王者荣耀就很多钱，但是不会给普通人，一个阿里巴巴很多钱，但是不会有普通人的份。

钱是有了，但是中国人不参与，这是让世界各国的经济流动，就是中国普通人不流动，要么收税发钱给普通人，要么印钱发给普通人来稀释这些钱，但是就没有了我的运行，蛊术士偷是偷了，但是结果还是要发钱，不发就不行，发了要永远发钱。

而且蛊术士导致优质好人完蛋，发钱只能促进社会更糟糕，你干不干都内乱，但是你不干，他优质好人灭亡，很快中国就更加崩溃，越拖延越死，优质的好人支持不下去就会用自己的能力内斗，变成皇帝的敌人，和社会的中层联合起来敌对皇帝。

而且中国公司获利的速度比较慢，还可以被别的国家消灭，只要各国不让腾讯参与，做自己的游戏就行，而且可以收税。

还有在世界政治上的失败。

美国股市涨跌，预测它会导致它改变，其实很多事我没印象，例如日本和美国总统受到枪击的事，对我来说解决问题是一系列的铺垫，不需要预知也知道的，蛊术士偷窃我就是破坏了这个铺垫，所以不需要预知也知道不会有好处，我的记忆早就饱和了，我说了不喜欢参与政治其中之一就是为了不记忆这些随时变动的事，至于我自己会不会突然死亡？随便吧，死了也不亏。

有人说预测现在像1929年，美国可能崩溃，但是中国更可能崩溃然后完蛋。

【我们的钱是怎么一步步消失的？复盘2020~2024（上集)】 https://b23.tv/zTNzHSS

其实一开始中国政府江泽民想捧杀我的，你觉得我能中计么？我会说自己是善良的么？那样就中计了，他肯定安排道德问题对付我，你是好人，拨一毛以利天下如何？然后砍一手利天下如何，最后杀你全家利天下如何？他会不断把利益偷窃进自己的控制，把问题推给你，你现在看明白了吧？

而且我不愿意现身，因为我做的事绝对不能被知道，知道了原因，世界就要互相杀戮，知道了技术和策略，就救不了经济，蛊术士两者都做了。

于是他们又抹黑我，说我的意愿是邪恶的，将会成为恶龙，但是假如是没有钱的普通人，谁能用那么多水军抹黑我？没有权的普通人，在中国敏感词那么厉害的地方能发出来这种信息？普通人会浪费时间去攻击我？

有钱有权才能散播这样的信息，你说这背后的真正恶龙是谁？

而且意愿根本不可知，你只能看到事实，其次我都不参与政治，马云那么有钱都随便被拿捏，不参与政治是保护不了自己的，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拿起刀，所以其实一开始就证明了自己不会成为恶龙，然后他们偷走我的设计获利，你都能看到的，他们如何攻击我，我早就知道了，现在中国政府和蛊术士什么人，我不需要考虑，我只看他们怎么做，而不是他们说自己的意愿如何，因为意愿根本不可能知道，明白吗？你可以说岳飞为了推翻皇帝才要迎回二帝，很多罪名莫须有，我不是要自证，而是要让你们发现真相，毛泽东的真相其实我不想说出来的，因为毛泽东自己都不证明，毛泽东后代也不出来证明，我不想给我自己惹麻烦，我是不是很自私？当然自私，他都不帮我我还帮他证明？其实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好人，因为很多国家不喜欢这样，不过私下学习毛泽东的思路是必须的，王健林说多读读历史，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我要说历史书不一定是真的，就好像清朝搞的明朝历史，所以王健林也放弃了，王健林很可能在几年后又出手的，这家伙就没有怎么输过，肥仔王思聪则可能在��国私人俱乐部搞女人？(很难理解他想什么)，就像马云这种人可以随时出现，王健林有本钱和名气可以随时卷土重来，不过马云应该不会参与什么事了，因为马云参与可能受到的注视太多，他只会远程控制一些事，避免被人妒忌。其实马云的智力不是很高，智力太高的人很少有动力去参与利益争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更高维度的事，就没心思去参与世俗的事了，会很懒。而且马云已经比较老了，他的精力不够，与其插手导致失败，还不如保持不败金身的神话，留下传说(其实人类可能没未来了，传说不了)

“谁掌握了过去(的财富和权力进入垄断)，谁就掌握了未来(的垄断权力)；谁掌握了现在(的话语权)，谁就掌握过去(能够对历史涂抹)”——《1984》他们有钱有权才能用水军抹黑我。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打压我和窃取我来获得利益？因为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权力，对毛泽东的抹黑是江泽民上台之后发生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钱，水军传言会掌握在谁手里？是谁宣传三峡水坝建立起来后1分钱1度电的？你想想为什么这样的传闻会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传播？你又想想GFW为什么还是江泽民上台时搞出来的？全球人口多少？你觉得放中国17亿(当时好像12.5亿)人出来上网，产生的舆论是中国政府害怕，还是外国佬害怕？到底GFW是阻止谁？

而且GFW让百度之类获利，你其实会明白的……

GFW可能不能让360获利，因为听说360至今是普通人能获得的最高级黑客防火墙。

【想有效的攻击别人，顺序很重要 https://b23.tv/RRmn8EL

[renerzi]

为什么我们应该反对警察?

一. 如果我们放弃了警察制度，那么将由谁来保护民众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警察是否有义务在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受到侵犯时帮助公民，是否宪法规定了，警察必须要“见义勇为”或是“见义必为”呢？

  拿美国举例，1976年，3月16号，在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发生了一起入室强奸、抢劫、绑架案。三位女性合租了一套多层的共管公寓，当日凌晨有两位歹徒潜入他们的家中，对其中一名女性实施了强奸，因为分属不同楼层，另外两位闻得动静的女性，并未轻身涉险，而是选择拨打了911，早上6点23分，警局收到了第一通报警电话，随即将此消息下达给附近警察。此时，未被歹徒发现的两名女性，选择离开房间，爬到了房顶上等待警察的到来。之后，第一位经过的警察，甚至没有停车检查，而是直接开车离开。接着第二位警察来到现场，在他敲了前门无人回应之后，也旋即离开了现场。6点42，早晨，两位躲在房顶的女性此时回到房间，他们听到另一名女性依旧不断的哀嚎声，又拨通了警局的电话，肯情警局立刻采取措施。然而警局方面认为一定有警察会去帮助他们，所以警局也只是马马虎虎，并未再将此消息下达给任何警员。当拨打电话的两位女性认为警察即将要到来的时候，他们前去尝试阻止歹徒对室友的进一步伤害。然而，结果是未有任何警察再次前来，却做了羊入虎口。接下来的14个小时，三位女性都遭受了强奸、抢劫和各式虐待。

  上述三位女性上诉到法院，控告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和哥伦比亚大都会警察局（Warren v. District of Columbia)，未对公民尽到他们应有的义务。之后，哥伦比亚特区法庭的法官以4-3裁定撤销一切对政府和警局的控告。并且做出裁决“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应由广大公众承担。且在警察和公民不产生任何特殊关系的情况下，警察对公民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义务。”因此，法院通过了初审的裁决，即警察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特殊关系，所以警察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法律义务。

  在美国不论是宪法，还是州法律，都未对警察赋予强加必须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即使你了解到未来某人将对你施加犯罪，警察也有一切理由来拒绝协助你。警察也可以看着任何人对你犯罪，而无动于衷。最高法院也曾经无数次的提及，政府只对那些被关押在政府监狱里的犯人，才有保护的义务。

  然而是否，我们就可以和警察做到两不相欠呢。比如，如若警察需要帮助，是否公民可以拒绝帮助警察呢。答案当然是否，几乎世界各国都有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和责任对于警察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助，除非你有相当合理的理由。 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如果你拒绝协助一名警察，并且没有“合理的原因”就会构成犯罪，且被处于没有上限的罚款和监禁。在加拿大，可以��罚不超过两年的监禁，在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惩罚，但终归是惩罚。在中国，拒绝或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依不同程度处以治安管理处罚。

二. 如果警察不是保护普通民众，那么他在保护谁？

  也许你可以拿出来任一国家宪法明文规定，黑纸白字写下，警察的职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的云云条款。这里我们就要提到法律的阴谋，或者可以说是宪法制定者文字上的玩弄，现代警察制度诞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尾，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的巅峰时期，日不落帝国在富有商人资金资助下，于1829年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警察局，美国则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警察制度。在一个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存在着君主制度的年代，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代，当政府喊出来要保护财产的时候，可以试想他要保护的是谁的财富。其必然结果是，财产越多的人，得到的照顾也就越多。假设你感冒发烧走进了医院，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住进重症监护室。从路易十四法国行政改革创造警察前身到帝国主义的英国，如果说当初警察保护的是王权和贵族，那么如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警察要保护的首当其冲便是那些银行家、企业主---资产阶级。

三. 既然如此，为何不断地巡逻，又为何响应民众报警？

  尽管我们有许多看起来荒谬的数据来证明警察的嗜血成性，不过依旧，在大多数人看起来。当我们走进校园，医院和公共交通区域，在大多数城市的市中心，在沃尔玛，电影院和公园。处处都可以见到警察巡逻的身影，如果你上前寻求帮助，大多数情况下，警察也并不会直接拒绝。看似，又与我们的理论所相悖，看似，他们的确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保护着人类的生命和社会的财产。不过实际上，他们正在执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异乎寻常重要的事宜，使潜在的犯罪分子亦或者是穷人、黑人、原住民、跨性别者、同性恋者无时无刻感到恐惧，使得他们与人类社会不断地分离，排除社会中差异化的内容，使得那些少数群体遭受持续不断的孤立感。使社会的主体，变得越来越容易操控。

  传统意义下，警察首要的敌人，便是犯罪分子或者潜在的犯罪分子，尽管后者，我们有数据说明，不论是臭名昭著的CIA亦或FBI，都几乎从未借助他们所谓的情报网络，或者是实则监视民众的爱国者法案，阻止过任何恐怖分子的袭击和恐怖行动。前者，轻则也许是开车超速的你我，抑或是小偷小摸，重则便是杀人放火的恶徒。法律是公民和罪犯之间的一条线，当我们按照统治者治下的规则做一个良民的时候，我们即是法律眼中的善良纳税者或是像川普政府高级经济顾问 Kevin Hassett 先生对我们的亲切称呼“human capital stock"。一旦你越过那条红线，你便在法律和司法的执行者警察眼里，变成了一种非人的存在。这也便是为何警察不断地因为微小的错误，便会痛下杀手的原因。也许你内心的想法是，我只要做一个良民就好了，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现实是，人们的确容易过度自信。任何人，都有犯错的可能，专业的法律专家，甚至不推荐任何人和在警察的调查过程中说一个字。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有44%的人表示在面对警察时，并不能做到自如面对。当调查对象变成黑人时，这一数字就会攀升到62%。我们社会中有44%的人都是罪犯吗？显然非也，后者亦然。

  不过即便我们社会中充斥了许多的罪犯，他背后也一定存在着某种形成的机制，并非简单思维下的抓和罚，就可以快刀斩乱麻，消除社会中所有的罪犯。警察存在的历史悠久，这种来自于政府的恐吓持续的几百年中，罪犯并未肉眼式的下降。民众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和媒体，自上而下的制造了那些荒谬的共识，却在某些哲学家、科学家的眼里显得毫无说服力。为何罪犯，显现的如此不同，我们观察他们颅骨的大小、灰质的发育、是否自幼遭受创伤和虐待，开始从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的层面观察犯罪这种行为，现代科学为罪犯这个身份添加了更多的深层的意义，我们观察的角度，应当发生一些转变。警察捕捉犯人，法院审判过后，又交给警察带进监狱关押、教化，试图改变这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不正常的人”。其结果，便是我们陷入了无尽的循环当中，警察无法阻止犯罪的发生，因为警察并不知道罪犯如何形成，司法审判无法纠正已造成的伤害，更无法恐吓潜在的罪犯。试想，就在一个世纪以前，跨越欧亚大陆、南北美洲，还大规模的施行着各式各样的肉刑，在菜市口砍掉罪犯的脑袋，全方位的无死角的将怖刑展现给每一个路过的市民，当时的犯罪率，比今如之何？

  我们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平年代，尽管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依然发生着可怕的战争。可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资产阶级达成了伟大的共识，那便是相对的社会稳定，对于他们的利益是无可估量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和社会，政府便无从收税，大企业主不能制造和销售产品，也就没有利益可言。警察不断地响应着无数的报警，一方面他们利用这种全民关注的教育方式---恐吓，来维持这种上层阶级渴望的安宁，这种不断的剥削欺压底层社会的上层安宁；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一种假象，一种政府对民众友善的提供社会帮助的假象。

  荒谬的数据 ---2017年美国警察杀害1129人，有718位，过半的受害者都是非暴力罪犯的嫌疑人，部分只是因为闯红灯便被警察开枪从挡风玻璃射入遇害。 ---同是2017年，美国排名前350的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工资比其雇佣的员工高312倍，那一年首席执行官们的平均加薪比例为17.6%，达到1890万美元。然而普通员工的薪酬同比增长仅为0.3%。

四. 如果我们放弃了警察制度，那么将由谁来保护民众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要取消警察制度，非在一朝一夕。然而民众之间永远可以互相依赖，因为民众之间的共同利益永远比我们与政府的掌权者或是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大。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制度，更公平的经济体系等等一系列措施。当警察离去，我们可以建立社区联防，区域内的民众需要更加的团结，也要像伯特兰·罗素先生所说，不仅建立证明有罪的机构，也要建立证明无罪的机构，现代社会罪犯与社会的剥离，将会被消除殆尽。让即便是罪犯，也能再次融入社会体系中，才能真正的减少犯罪的行为。这种行为并非难以实现的天方夜谭，在中国的历史书内记载的刑事案件当中，某个社区中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捉拿罪犯的案件比比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借鉴，西班牙的马里纳莱达---一个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及居民互助经济模式的市镇，已经度过了三十多年没有市警的日子；在墨西哥格雷罗州的一个原住民社区内，民众早在1995年撤换掉了腐败的警察系统。

五. 可是我的哥哥/姐姐/叔叔/父亲是警察啊，他们对我很好，难道我也应该反对他们吗？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存在警察，并且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家庭成员，就因此认为警察这个职业是没有问题的时候。请考虑一下这个数据，在美国40%的警察，都是严重家暴者，这个数据远远高于社会中的正常水平。幸存者偏差和自身举例是毫无���义的说理方式。 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之一，警察没日没夜的执行着上方下达的命令，对于那些命令是好是坏，正确与否，因为长时间的锻炼，早已不再是他们思考的方向。即便是交通警察，在大多数国家也把罚款当作了一种创造政府营收的手段，就拿纽约市的交警来说，就存在着一种赏罚制度，其赏罚竟是归结于此警员当月开出罚单的多少来决定的。梭罗在他的文章里这样描述警察，

“民众如此为国效力，主要不作为人，而是用他们的躯壳充当机器。他们是常备军，以及民兵、狱卒、治安官、地方保安队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判断力还是道德感，都没有得到自由的运用；可是，他们却把自己与木、土、石等量齐观；而造出来的木头人，大概也同样能满足需要。这样的人应得的敬意，只顶得上稻草人或一团灰尘。他们拥有的价值，仅仅同马和狗一样。-------明智者只愿意被用作人，不会屈意委身做泥土”

  不仅梭罗先生如此想，也不仅仅是所有那些对警察系统产生反感的人有如此想法，就连警察系统也是如此，1996年Jordan先生想加入警察系统之前，被要求做了一份智力测试，他得到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33分，经过换算过后，智力测试他的IQ为125。但是当时康涅狄格的新伦敦警察局却拒掉了他的面试，因为新伦敦警局只接受那些测试结果为20-27的人，警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智力测试结果太高，他就会很容易对于一个反复重复的警局工作和训练感到无聊，并且通常会很快离开这份行业，我想起来哪个笑话“政府期望我们的民众足够聪明去操作流水线上的机器，又足够笨不懂得反抗。”我不愿意去深究，是否真的所谓IQ高更容易讨厌如此行业，因为本质上我并不相信IQ在人格中的重要性，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不过至少从警方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确期望寻找那些更平庸的人来填充他们的缺口。   所以当我们反对警察的时候，反对的并非是蓝色制服下的那个人。而是威权主义赖以生存的这种制度，这种极端化普通市民，使得他与普罗大众反目成仇的制度；这种为剥削和种���主义做保护伞的制度；这种24/7监视着社会的制度。当我们有朝一日告别警察，生活在一个监视压迫大规模减少的社会中时，人类生命的价值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anamericaninhuaibei]

纽约时报：泄露文件揭示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

中文版；英文版

香港——学生们在学期结束时买好了回家的票，盼望着考试后轻松一下，回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与家人欢聚度夏。

然而，他们却在不久后被告知，他们的父母不在家，亲戚们已经失踪，邻居们也不见了——这些人都被关进了拘禁营，这个为关押穆斯林少数民族而建的拘禁营网正在扩大。

新疆地方当局对这种危险的局面颇为担心。所以他们做好了准备。

自治区领导把一份内部指示下达给地方官员，建议他们，放假的学生一回来就尽快与他们见面，不让他们发声。这份指示包括令人不寒而栗的官僚指南，教官员们如何应对令学生痛苦的问题，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我家人在哪里？

“他们在政府设立的培训学校，”指南中的回答这样开始。如果学生追问的话，指南叫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亲属不是罪犯——但现在不能离开这些“学校”。

这个问答形式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学生们会被告知，他们的行为可能缩短或延长家人被拘禁的时间。“我想你会支持他们，这是为了他们好，”指示建议官员这样说，“也是为了你好。”

这份指示是《纽约时报》获得的403页内部文件之一。它们是数十年来从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泄露出来的最大一批政府文件，为人们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部材料。在���去三年里，当局已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进了拘禁营和监狱。

中共已驳斥了国际社会对拘禁营的批评，中国把拘禁营描述为使用温和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就业培训中心。但这些内部文件通过策划和精心安排这场镇压的官员们使用的语言和命令，证实了这项行动的强制性。

在政府向公众展示其新疆工作是慈善的、稀松平常的同时，也在这些内部文件中讨论并组织了一场无情且惊人的运动。文件记录了中共高���领导人对极端主义暴力采取严厉和紧急行动的命令，包括大规模拘禁，也记录了他们在讨论镇压后果时的漠然态度。

2014年，习近平主席参观了乌鲁木齐市一座清真寺。Credit...Xinhua, via Reuters

报告提到，孩子看到他们的父母被带走，学生想知道谁来支付他们的学费，由于缺乏劳动力，农作物无法种植或收割。然而，官员们接到的指示是，告诉那些抱怨的人，要感谢共产党的帮助，保持沉默。

这些泄露出来的文件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异乎寻常的内幕，展示了隐蔽的中国国家机器，怎样执行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拘禁行动。文件中披露的关键信息包括：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对官员们发表了的一系列内部讲话中，为镇压打下基础。这些讲话是习近平在2014年4月视察新疆期间和之后发表的，就在他去新疆的几周前，维族武装分子在一个火车站用刀砍了150多人，造成31人死亡。习近平要求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的斗争，使用“专政机关”，“毫不留情”。

海外的恐怖袭击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加剧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影响了镇压行动的展开。中国官员认为，英国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过分强调‘人权高于安全’”的后果，习近平主张中共模仿美国在9·11袭击事件后“反恐战争”的一些做法。

自治区新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后特别积极，新疆的拘禁营迅速扩大。为表明这场运动的正确性，陈全国把习近平的讲话分发给官员们，敦促他们“应收尽收”。

镇压行动遭到了当地干部的怀疑和抵制，他们担心这会加剧民族紧张局势，扼杀经济增长。陈全国对此的反应，是清除了一批有妨碍他工作之嫌的干部，其中包括一名县级领导官员，该人已被监禁，因为他曾悄悄地释放了数千名关押在拘禁营里的人。

泄露的材料包括24份文件，其中一些包含重复内容。文件包括近200页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内部讲话，以及150多页的有关管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指示和报告。还有的提到把限制伊斯兰教的措施扩大到中国其它地方。

虽然不清楚这些文件是如何被收集和挑选的，但这次泄露意味着中国内部对镇压行动的不满比以前知道的要多。这些文件是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政界人士泄露出来的，该人表示，希望文件的披露能防止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逃脱他们对大规模拘禁应受的责备。

中国领导人对政策制定严格保密，尤其是涉及新疆地区时。新疆资源丰富，是一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国家接壤的敏感边疆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占新疆25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少数民族中最大的群体是维吾尔族，他们说一种突厥语系语言，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化和宗教活动上受歧视、受限制。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压制维族人对中国在新疆统治的反抗。当前这轮镇压始于反政府和针对汉族的暴力事件突发之后，包括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民族骚乱，以及2014年5月，在习近平就要在北京召开为新疆制定新政策的领导人会议的前几天，在一个露天市场发生的、造成39人死亡的袭击事件。

自2017年以来，新疆当局已将数十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关进了拘禁营。被关押的人要接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思想灌输和讯问，目的是将他们转化为世俗的、忠于党的支持者。

虽然这份文件建议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亲属由于接触了伊斯兰激进思想，正在接受“治疗”，但同时文件的标题用了家庭成员被“处置”的说法，“处置”是党内文件中用来表示惩罚的委婉说法。

24份文件中，指示如何处理2017年暑假回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问题的文件，提供了最详细的关于拘禁营的讨论，也是中共严格区分对内、对外做法的最明显例证。中共在对外讲述一个故事的同时，在内部用一种更严酷的叙事对官员进行动员。

自治区政府警告地方官员为返乡学生做好准备后，新疆东部城市吐鲁番的官员起草了这份问答形式的指南。随后，负责协调新疆“维稳��工作的部门将指南分发到新疆各地，并敦促官员们以之为样本。

政府把新疆最聪明的维族年轻人送到中国各地的大学学习，目的是培养忠于党的新一代维族公务员和教师。

这份指示显示，新疆镇压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甚至影响到了这些精英学生。这让当局很紧张。

“内地返乡学生社会交往广泛，涉及全国各地，”政府在下达的指示中指出。“一旦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发表不正确言论，影响面广、消除难度大。”

这份文件警告说，学生在得知亲人的情况后，“思想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并建议便衣警察和有经验的地方干部在学生返回后尽快与他们见面，“做好人文关怀，强调有关纪律。”

8月，在莎车县的一家餐馆里，宣传海报引述习近平的话：“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Credit...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份问答形式的指示以温和的方式开始，建议官员告诉学生，“你完全不用担心”失踪亲人的情况。

“他们在学习期间学费免费，吃住免费，并且标准比较高，”文件指示官员这样说，官员还要说，当局为被拘禁者每天提供的伙食费在21元以上，“甚至超过了部分学员在家里的生活标准。”

“如果你想见一见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你和他们进行视频会面，”问答以此结束。

不过，当局预计这不大可能安抚学生，因此也为一系列其他问题准备了答案，比如：我家人什么时候能毕业离校？既然是培训，他们为什么不能定期回家？我家人可以请假出来陪我吗？我家人都去学习了，家有10亩地，没有人种，我上学交不起学费怎么办？

指南建议对学生给出越来越坚定的回答，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人思想上感染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病毒”，必须接受隔离治疗。指示让官员告诉学生，就连祖父母和看起来年纪已大到不可能有暴力行为的家庭成员也不能豁免。

“如果不参加学习培训，就无法彻底全面了解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一个回答这样说，还提到了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的兴起。“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思想上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感染，都应该参加学习。”

文件说，学生们应该感谢当局带走了他们的家人。

“一定要珍惜党和政府提供的这次免费教育机会，彻底清除错误思想，并且学会汉语和就业技能，为将来你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打好基础，”文件指示官员这样回答学生。

当局似乎使用一个评分系统来决定能将谁从拘禁营释放出来：文件指示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他们亲属的评分，并让官员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评估，记录他们参加培训、会议和其他活动的情况。

“他们的家属包括你也要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文件指示官员说。“这样才能为你家人加分，符合结业标准后才能出校。”

如果学生提出拘禁给家庭经济带来影响的问题时，文件建议官员向学生保证，“你的困难党和政府将会全力帮助解决。”

不过，这份指导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为学生就被拘禁的家人提出的“他们犯罪了吗”的问题准备的标准答案。

文件指示官员们承认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是思想上受到了不良思想的感染，”指示说。“只要他们思想上的‘病毒’清除了，身体健康了，就可以自由了。”

秘密讲话

推行大规模拘禁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新疆视察，暴力给那次视察蒙上了阴影。

2014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一年多一点的时候，习近平对新疆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视察。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两名维族激进分子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外制造了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近80人受伤，一人死亡。

那次袭击的几周前，激进分子持刀在中国西南部的另一个火车站疯狂砍人，造成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在习近平访问乌鲁木齐不到一个月后，袭击者向乌鲁木齐的一个菜市场投炸弹，造成94人受伤，至少39人死亡。

在这种流血事件的背景下，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秘密讲话，确定了一条强硬路线，最终形成了目前正在新疆展开的安全攻势。虽然官方媒体提到过这些讲话，但从未公布过具体内容。

不过，有四份讲话的文本在泄露出来的文件之中，它们为了解镇压的起因、以及发动这场镇压的人是怎么想的，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未经过滤的视角。

“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习近平在乌鲁木齐视察反恐警队后发表的讲话中说。“所有的武器���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

“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他补充道。

在中国和田郊区的一个被认为是拘禁营地附近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Credit...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新疆、以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新疆政策的高级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这些滔滔不绝的讲话，记录下来的是他所称为一个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在新疆地区发动“人民战争”的思想阐述。

虽然他没有在这些讲话中下令进行大规模拘禁，但他呼吁中共动用“专政”工具，来铲除新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

习近平对新疆问题表现出的关注，似乎远远超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讲话。他有时把伊斯兰极端主义比作病毒传播的传染病，也有时把它比作让人上瘾的危险毒品，他宣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过一个“干预治疗阵痛期”。

“对宗教极端思想对人们的精神影响绝不能低估，”习近平2014年4月30日在乌鲁木齐对官员们说，那是他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被宗教极端思想俘获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变得良知泯灭、丧失人性，杀人不眨眼！”

他在一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领导人会议上，在另一次讲话中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性”发出警告。

“一旦信了它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说。

考虑到后来的镇压行动，习近平讲话中有几段话令人惊讶，他对官员们说，不要歧视维族人，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他警告说，不要对维族人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之间自然存在的摩擦做过度反应，并拒绝了想在中国彻底消灭伊斯兰教的提议。

“由于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于是一些人认为，应该遏制伊斯兰教发展，甚至提出要消除伊斯兰教的存在，”他在北京的那次会议上说。他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的”。

但习近平的主要观点确定无疑：他正在带领中共向加大对新疆镇压的方向急转弯。

在习近平之前，中共曾常常把新疆的袭击事件描述为少数狂热分子采取的行动，这些人受到境外鲜为人知的分裂组织的鼓动和策划。但习近平提出理由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已在大部分维族社会扎下根来。

实际上，绝大多数维族人遵守适度的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控制措施，但有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为保守的教规，进行更公开的宗教活动。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他对公开表示虔诚的再度盛行感到震惊。他将其归咎于宗教控制的松懈，暗示他的前任放松了警惕。

虽然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来遏制新疆的动荡，但习近平说，这还不够。他要求从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开展一场重塑该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思想的努力。

“毫不动摇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习近平在有关新疆政策的领导人会议上说，那次会议是在露天市场发生致命袭击事件的六天后召开的。

苏联的棱镜

习近平的父亲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过对少数民族的更宽松政策。一些分析人士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预测，他可能会像父亲那样采取温和的做法。

但这些讲话强调了习近平如何透过苏联解体的棱镜来看中国面临的风险。他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意识形态的松懈和领导层的软弱无能。

他着手在中国各地消除对中共统治的挑战；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在一轮又一轮逮捕中消失。在新疆，他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为例，提出理由说，经济增长不会让社会免受种族分裂的影响。

他在那次领导人会议上说，波罗的海国家曾是苏联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也是苏联解体后最先离开的国家。他还说，南斯拉夫的相对繁荣也未能阻止其解体。

“我们说，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对的，”习近平说。“但不能认为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现出，他对维吾尔族反抗中国统治的历史、至少是北京官方版本的历史极为熟悉。他讨论了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的几件事，包括维族人在20世纪上半叶曾短暂自治的历史。

维族武装分子的暴力从未威胁到共产党对新疆的控制。虽然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民族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后，更致命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但规模仍相对较小，地点相对分散，手段也相对简单。

尽管如此，习近平警告说，暴力正从新疆蔓延到中国其它地区，可能会损害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形象。习近平在领导人会议上说，如果不消除这种威胁，“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冲击，各族人民大团结就会受到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会受到影响。”

他把外交考虑放在一边，称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中东，并警告说，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动荡将加大中国面临的风险。他说，维族人已前往这两个国家，他们可能会变成经验丰富的战士，回中国来寻求建立他们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家园。

2014年，安全部队保卫了喀什市清真寺外的一个区域。Credit...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盘踞在阿巴边境的暴力恐怖组织可能很快向中亚渗透，”习近平说。“在叙利亚、阿富汗等地接受实战化训练的‘东突’恐怖组织人员随时可能在新疆发动暴力恐怖活动。”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对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采取了镇压的做法，但胡锦涛也强调，经济发展是解决少数民族不满的良方——这是中共的长期政策。但习近平在讲话中发出信号，要采取与胡锦涛不同的做法。

“新疆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民族分子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仍然呈上升，”他说。“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长治久安。”

习近平指出，确保新疆稳定，需要有大规模的监视和情报收集工作，以根除维族社会中的反抗力量。

他说，新技术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预示了中共在新疆大范围使用人脸识别、基因检测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做法。但他也强调了使用社区告密者等老方法，并敦促官员们研究美国人是怎样应对9·11袭击事件的。

他说，像美国那样，中国也“必须把民众当作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

“打人民战争，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他说。“我们最善于做组织起来的工作。”

这些讲话中，对习近平展望的、如今已成为镇压行动核心的拘禁营的唯一暗示是，��赞成在新疆的监狱进行更激烈的思想灌输。

“要做好犯罪人员教育改造和转化工作，”他视察新疆南部的第二天对当地官员说。“就是将来这些人放出来也要继续教育转化。”

几个月后，新疆各地开始出现再教育营，最初大多是小型设施，一次只能容纳数十名或数百名维族人，再教育的目的是迫使他们放弃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后来，政府在2016年8月把一个叫陈全国的强硬派人物从西藏调去治理新疆。几周后，他把地方官员召集起来，围绕着习近平的目标“再动员”，他宣称习近平的讲话“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

接下来的是，新的安全控制措施和再教育营迅速扩大。

“反恐维稳斗争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攻坚战，”陈全国在2017年10月对新疆地区领导人的一次演讲中说。

镇压似乎遏制了新疆的暴力骚乱，但许多专家警告说，极端的安全措施和大规模的拘禁可能会滋生怨恨情绪，最终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民族冲突。

这些拘禁营已在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首都遭到了谴责。不过，早在2014年5月的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就预料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并在非公开场合敦促官员们，不要理会这些批评。

“不要怕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也不要怕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象，”他说。

“应收尽收”

泄露出来的文件显示，中共内部对这次镇压的抵制情绪比以前所知的要多，也凸显了新疆的新党委书记在克服抵制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陈全国领导的这场运动，更像是毛泽东发动的激烈政治运动。在陈全国的运动中，施加在地方官员身上的自上而下的压力，鼓励他们采取过度措施，而且，任何怀疑的表示都被视为犯罪行为。

2017年2月，陈全国在乌鲁木齐一个巨大的广场上，对数千名立正站着的警官和军人说，要为一场“粉碎性打击、毁灭性打击”做准备。文件显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领导层选定了大规模拘禁维族人的方案。

陈全国发布了一条影响广泛的命令：“应收尽收”。这个模糊说法自2017年开始，不断出现在内部文件中。

中国军警2017年在和田集会。Credi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以前，中共曾在要求官员在收税或统计粮食产量做到谨慎全面时，使用过“应收尽收”一词。现在，这个词被用在收人的指示中，用在对任何表现出宗教激进情绪或反政府观点“症状”的人进行拘禁、只字不提司法程序的命令里。

当局给出了几十种这种症状的表现，包括虔诚的维族人常见的做法，比如留长胡子、戒烟戒酒、学习阿拉伯语，以及在清真寺外祈祷。

中共领导人对海外恐怖主义事件和中国可能发生类似的袭击发出警告，以强化命令。

例如，2017年6月，时任新疆最高安全官员的朱海仑签署了一份长达10页的指示，把英国前不久发生的恐怖袭击为“对我们的警示”，并说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这份文件指责英国政府“过分强调‘人权高于安全’ , 对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宣扬极端主义的管控力度不够。”

文件还批评了新疆的安全疏漏，包括调查不彻底、监视设备出故障，以及没有将涉嫌可疑行为的人抓起来。

文件下令继续拘留这些人。“坚持应收尽收，”文件说。“有了就收。”

究竟有多少人被关进了拘禁营仍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但泄露的文件中有一份对这场行动的规模有所暗示：文件指示官员应防止传染病在拥挤的设施中传播。

“擅自作主”

这些命令下达到莎车县时尤为紧迫，也引发了争议。莎车县位于新疆南部，由乡镇和村庄组成，那里的90万居民几乎全部是维族人。

习近平在2014年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南疆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前线。维族在南疆人口中占近90%，而在新疆总人口中占不到一半。习近平制定了吸引更多汉族人来南疆定居的长期目标。

文件显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准军事组织，令其加快让更多汉族人在南疆定居的努力。

据政府报告称，几个月后，100多名手持斧头和长刀的维族武装分子，袭击了莎车县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造成37人死亡。报告说，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击毙了59名袭击者。

不久后，一位名叫王勇智的官员被任命负责管理莎车县。他戴着眼镜，留着平头，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在南疆长大，全部职业生涯都在那里度过。他被看作是一位娴熟的、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完成中共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维族人。

但这些泄露的文件中有两份极为发人深省的���告，它们描述了王勇智倒台的原因，其中一份11页，是中共对王勇智进行内部调查的总结，另一份15页，是王勇智可能被迫所写的认罪书。这两份文件都在党内做了分发，以警告官员在这场镇压中严格执行党的路线。

王勇智这样的汉族官员在南疆起着党的顶梁柱的作用，他们负责监管级别更低的维族官员。王勇智也似乎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赞赏，包括2015年访问过南疆的、时任中国最高民族问题官员的俞正声。

王勇智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但他为了解决民族不满情绪，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他还试图软化中共的宗教政策，宣称在家里有《古兰经》没有错，并鼓励中共官员读《古兰经》，以更好地了解维族传统。

陈全国（右）在来到新疆之前担任西藏党委书记。Credit...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大规模拘禁开始时，王勇智最初是按照指示去做的，似乎还表现出对这项任务的热情。

他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其中一个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

2017年，他大幅提高了安全部队的拨款，将花在检查站和监视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3.7亿元人民币。

他把党员召集到一个公共广场开大会，敦促他们抓紧打击恐怖分子的工作。“坚决打干净，打彻底，”他说。“斩草除根。”

但据后来有他本人签名的认罪书，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有顾虑。他的认罪书应该已经经过了中共的仔细审查。

他在防止莎车县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担心镇压可能会引发反弹。

当局为新疆部分地区设置了拘禁维族人的数字目标，虽然不清楚莎车县是否也有目标，但王勇智觉得，拘禁的命令没有给任何适度的做法留下余地，会毒害该县的民族关系。

他还担心，大规模拘禁将让他无法实现他获得晋升所需的经济发展。

领导层已制定了减少新疆贫困的目标。但由于这么多工作年龄的居民被关进了拘禁营，王勇智担心，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会让他对一份更好的工作的期望成为泡影。

他写道，他的上级领导“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他还说。

为了执行南疆的镇压任务，陈全国从北疆调来了数百名官员。在公开场合，王勇智对莎车县调来的62人表示欢迎。私下里，他很生气，抱怨新来的人不知道怎样与当地官员和居民一起工作。

新疆官员面临着拘禁维族人、防止发生新暴力事件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王勇智在认罪书中说，他在工作时喝酒。他描述了在一次维稳会议上醉倒的一幕。想必他是在受压力之下才在忏悔录上签了字。

“下午会议汇报工作时语无伦次，”他写道。“刚说了两三句，便一头栽到桌子上，成为全地区最大的笑话。”

数千名新疆官员因抵制或未能以足够的狂热执行镇压而受到了惩罚。文件显示，维族官员被指责保护维吾尔族人，南疆地区另一个县的汉族领导人谷文胜被关入狱，因为他试图对拘禁采取拖延的做法，还庇护维族官员。

秘密调查小组走遍了该地区，寻找那些做得不够的人。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共对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法行为展开了逾1.2万起调查，是上一年的20多倍。

王勇智可能比其他任何官员都走得更远。

他下令悄悄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这一挑衅行为导致他被拘留，被剥夺了权力，并受到起诉。

“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王勇智写道。

“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作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 他补充道。

公然对抗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

大约六个月后，中共以儆效尤，对他进行公开惩罚，宣布对他立案调查，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

总结调查结果的内部报告写得更直接了当。“本应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报告说。

“可他却无视党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党委员会决策部署，甚至公然对抗。”

这份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都在会上被读给了新疆各地的官员们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很清楚：中共不会容忍在执行大规模拘禁中的任何犹豫。

宣传机构把王勇智描述为腐败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内部报告指责他在建筑和矿业交易中收受贿赂，并向上级行贿以获得提升。

当局还强调说，他不是维族人的朋友。为了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据说他曾迫使1500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天搬到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去。他在认罪书中说，一些村民为了取暖，在室内烧柴，导致了人员伤亡。

但当局并没有告诉公众王勇智最大的政治罪，而是将其隐藏在内部报告中。

内部报告说，他“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

[nzq-19870925]

万重恩怨数名流：米帝对神州征收关税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仅供本群内商业研究之用，擅自外传者后果自负。

 最近财经消息，成功吸引财迷注意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首先是米帝加息：

 然后是邪恶米帝大统领特朗普要签署备忘录，对神州征收500亿刀税金以应对经济侵略（aggression）。

 再次是央行“易”主：

 最后是白完省阜南县也开始动手冻住房价：

 这些看上去不相关的新闻之间有神马联系？我等小民有从中如何看清趋势，趋利避害？财迷这就为您做个解毒并提出我等小民的应对之策。

 一、米帝大统领的套路

 我们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米帝大统领的套路：想当初川普同志甫一上任，全世界拜码头，到神州来勾肩搭背，如鱼得水，蜜里调油，拿着几百亿大订单逍遥而回，其喜悦之情，才下心头，就上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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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呢？ 说翻脸就翻脸，开始叫你牛夫人，不再称做小甜甜。先是让文刀大人吃了闭门羹。然后转身就开始加关税搞贸易战。这简直就是吃神州的饭，还要砸神州的锅。嫂可忍，叔不可忍。

 关键是川普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几天解雇了蒂勒森。搞来了CIA局长做国务卿，而此人乃纯正鹰派，天天指责神州侵略米帝：

 然后还搞来了一个萝卜头.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做贸易谈判代表，此人外号日本终结者，是301条款操刀手，日本失去十年的始作俑者。财迷全程观看了白宫那旮旯的油管直播，里面川普废话连篇。但莱特希泽话少且直插G点。果然不愧社会我莱哥，人狠话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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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川普还一直念叨着这只是肛肛开始（that’s one of many）。尼玛这不是添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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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忆当初川普当选的时候，知乎上一片欢腾。一批中华田园精英们一方面炫耀自己预测准确，另一方面以此怼那些对米帝白左有好感的人。点解这批人会对白左无好感？因为希拉里臭婆娘动不动就要拿着human rights大棒敲打神州，对走x人极不友好。一批中华田园精英们急走X人之所急，想走X家之所想，开始在贵乎上带节奏，于是在贵乎上带出一批川粉。这批川粉们在贵乎上怒怼希拉里这样的维护女权、同性恋、少数族裔的“圣母婊”和维护资本利益集团的“高高在上的精英”。本来这是个很好的生意：节奏带了，川粉来了，小钱钱也到手了。但是中华田园精英们没想到尼玛川普也不是好惹的，现在搞出了贸易制裁的大棒，狠过希拉里。至于被带节奏的川粉们更是懵逼状态：尼玛川普不是对神州不错么，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和40年前被赶上街去扫雪迎接敌酋的帝都吃瓜群众有得一拼。

 然而财迷早就看破了川普的本质：披着资本家画皮，却是米帝中西部无产阶级代言人。在底特律，在芝加哥，一大堆米帝工人鲁丝（losers）用选票说话，把他选上去，如今中期选举又快到了。川普没办法给这些无产阶级white trashes一个胶带，就需要给这些鲁丝一个交代。一句话，川普比希拉里婆娘这个白左更白左，代表的是根正苗红的米帝无产阶级。现在他开始举起贸易制裁大棒，要替米帝那些工人阶级抢回饭碗，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也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有大量米帝企业家阶层在支持川普。在米帝很多人是希望通过给神州人过好日子鼓励神州开放并融入世界的。但神州一向是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赚钱钱，别的就对不起。目测米帝高层在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如梦初醒，觉得神州基本上在制度上无法挽回了，不能再对神州睁开一只眼，于是举起了大棒。

 二、中美贸易战可能之结果

 这两天财迷专门各处去看了看关于贸易战的推演。大部分蹭热点的公号都写着神马东风吹战鼓擂，贸易大战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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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人拿着神州和米帝相互制裁的产业说事，做了一张图说神马神州高端，出口的都是机电高科技，米帝衰弱，出口的都是农产品：

 这不是开玩笑么？这样说来神州已经超越米帝了，那还担心神马贸易战？米帝不要这些高科技，恐怕寰宇内一堆国家抢着要吧？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于是财迷只好自己DIY。在转悠了半天后，财迷从哈佛大学的数据可视化网站找到了一点靠谱的数据来作为分析其中利害得失的基础。下图是中国的净出口数据（也就是出口减去了进口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浅蓝色的部分是电子通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电子通讯和声音录制产品（就是财迷提到过的华为中兴的产品，以及大量的代工手机,比如富士康工厂“出口”的苹果手机，你懂的），机电产品，工程机械产品等等。这些加在一起所占比例大概为42.6%。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绿色部分（玩具、衣服、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和红色部分（钢铁、塑胶、化工品等原材料）占据了更大的比例（50.66%），里面是否有科技含量，各位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而米帝呢？下图是米帝的出口：

 大家可以看到，电子通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波音飞机，芯片、直升飞机）占到了17.15%，化学制成品（人造树脂，有机化学品，化学品，医药产品）占了16.82%，生料占了15.17%，食物和动植物占了14.24%，石油制品占了10.29%。一些制造业产品（比如测量仪器）占了6.69%，还有一个大头是特别交易品（目测如好莱坞电影等等）18.92%。所以米帝的制造业出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大概占到了59.58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和神州的进出口情况，毕竟一旦贸易战开打，出口产品越多的哪边就损失越大 。首先是神州的进出口伙伴，见下图：

最大的进口地区居然是台湾，然后是南韩和香港，还有一块是没说到的国家，果然是统战不遗余力。但其中米帝的进口基本没有，这和其帝国身份完全不符。而神州最大的出口伙伴，毫无疑问就是米帝国。

 我们再来看看米帝的进出口伙伴：

米帝的进口伙伴，最大的就是神州，进口量接近40%。而米帝的出口伙伴最大的居然是香港——背后玄机，大家猜猜为啥？所以香江的地位不会变，因为其在中美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神州离不开香江。

 从上面数据，目测财迷看官们基本对贸易战结果有数了吧？这里略微讲下：米帝市场是神州主要出口市场，而神州也是米帝主要进口伙伴。一旦贸易战开打，米帝最大损失是物价可能会上涨（大量进口廉价商品，产能过剩和失业的损失不大（据测25万人左右），而神州的最大损失是大量产能过剩和失业（据说大概在4000万人左右），而物价上涨反而是小事了（农产品和粮食价格毫无疑问会上涨）。

 但更麻烦的不是这个，而是米帝市场反正在那里，不能从神州进口，还可以找越南猴子印度阿三来开厂。但神州产品如果没有米帝买，总不能卖给越南猴子和印度阿三吧？且不说这些国家本来就对神州有敌意，会不会买的问题。关键是人本身就穷得一逼，买不起高铁、大疆和华为荣耀9的。

 对此老爷们门清的，嘴炮厉害，给出的只是30亿的反制措施，和川普的500亿刀相比就是湿湿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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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老话，叫住民猪国家怕通胀，XX国家怕失业。各位可自行体会。川普这个米帝无产阶级loser代言人加奸商厉害得紧，大家休得小觑了他。

 三、神州对策：打击楼市、扩大内需

 好了，现在环境下不能光负能量，还要正能量。我们还是要“谨慎乐观”，毕竟我们有伟光正好支威有对不？

 实事求是，说点实在的：米帝的真正目的是把神州排挤出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从外面把神州的门关上。如果能激发神州某些人自己关门，那就再好不过。

 所以中国的短期应对之道应该是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对米帝这种损害国家有针对性地限制，让损害神州利益者不能分享神州市场开放的红利。长期应对之道应该是扩大内需，扩大市场，毕竟如果你想让损害神州利益者不能分享神州市场开放的红利，起码首先你要有市场开放的红利分享对不？

 所以庙堂最好的对策就是给我等小民涨工资，给老人涨社保，工资高了，内需就起来了。我们就能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创新更多，不用看米帝脸色。

 当然，涨工资的同时还要打压楼价，严格执行“楼住不炒”政策，以免大家拿到工资都跑去炒楼，不上街消费买自己生产的好产品了。

 神州的经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不定期地会出现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比如80年代初的大搞建设和为老同志平反，结果搞到货币发行过多，通胀来临，只好赶紧管起来。90年代初大基建和家电业强行升温（替代进口），结果紧接着就是经济过火（通胀）和产能过剩（国产家电大量过剩）。用老同志的话讲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会计对此其实是束手无策的，不然后来也不会任由雄鸡诺夫出来干活了（要知道雄鸡诺夫可是两猫斯基的人）。这个规律背后的本质和”抑兼并“是一样的：那就是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既发展经济又不让吃香难看的山大王们涸泽而渔、坐地自肥、尾大不掉（上世纪的官倒，海南的进口车，本世纪的地产都是好例子）。

 长者下定决心继续韬光养晦，支持雄鸡诺夫闷声大发财。于是乎就有了98年开始的大改革和2000年加入WTO。这才暂时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米帝翻脸，如果不扩大内需，那就只能来一次大战搞定米帝了。这个难度恐怕比扩大内需要大很多吧？

 其实目测庙堂中人也在努力。易大人入主成方街32号成为扛把子，让很多人都想不到。这很可能就是要传递一些信息，对内告诉市场：我们尊重专业人士，要好好过日子。马照跑，舞照跳。对外告诉洋大人们：你们不要捉急， 市场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还会前行。

 毕竟易大���的上任是三十年来海龟能获得的最高职位。之前大家都猜测的是文刀大人会兼职成方街32号的扛把子，不成想最后还是自己人上任。这正说明了财迷之前提供的一个假设：家世清白的寒门干才将会被大量提拔。这背后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刘大人和易大人共事多年，亲密无间。宫中府中，具为一体。再加上同时周大人的举荐，所以易大人得以上任。第二个是因为周大人早已善意提醒情况不妙，文刀大人这次出访又碰壁，所以一些人比较识相，不捡这个烫手山芋，只有请出易大人上马干湿活。胜了就是曾文正公，败了就是李文忠公。这相对于米帝贸易战都是小事，这里附带一笔而已。

 四、我等小民的应对之策

 贸易战的本质，是米帝看到神州政治倒退后感到失望，害怕培养出新的第三帝国，所以开始打压。而赵家人玉石俱焚也不让步。财迷能做的只能是提醒看官尽量不要被殃及，找个办法过好小日子罢了。趋势就分析到这里，毕竟那是庙堂中才需要考虑的，关键是我等小民该如何应对？

 第一，虽然我们要支持主流意见藐视米帝，但战术上要重视米帝，不可盲目乐观。财迷早就说了神州的货币之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神州参与国际分工后的外贸顺差。（不懂的出门左转找《默然相爱，寂静欢喜》一文看。如果没有顺差带来的真金白银，以姥爷们的无节操，我等小民早已“洪湖水浪打浪，洪水水里是家乡”。既然米帝这次下决心宁可自损八百也要断掉神州货币之锚，红纸头的风险就会提高。我等小民大部分都刚洗脚上城，祖上数三代多半是农民，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痛恨米帝就连绿纸头也恨上了，在规则范围内该配置还是要配置（不懂的加chaimi2017微信）。毕竟连庙堂在现在这种出大招的时刻都没说要卖掉手里的美元国债，何况我等小民？

 第二，前面已经讲过米帝的最终极大杀器是其粗壮的货币大腿和庞大的购买力。米帝可以不买神州的东西，但神州没有了米帝这个市场没法找到一个替代品。原因也简单：一是从神州血汗工厂剥削不到啥了，神州养老成本提高导致人工也很高。二是制造业大量回流和安南缅甸印度的崛起导致米帝也不担心找不到替代品。短期内我们也不能真指望庙堂中给大家涨工资。所以我等小民最需要担心的是万一出口过剩，相关产业恐怕会遭殃，即使庙堂中会稍微有一些财政补贴，恐怕这也是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么你就找有编制且不会被合（裁）并（jian）的衙门进去占坑（比如财迷提到过的监察委），要么你就进入确实有竞争力，不怕米帝封锁的行业或企业（比如华为，反正早被米帝封杀，在中东印度到处觅食那种）。

 第三，我们也不能否认，庙堂中人也在努力，最近货币行为有好转迹象，比如严控地产带来泡沫。拧紧货币水龙头，但是转杠杆加冻住地产已经蔓延到三四线城市比如白完省的阜阳：

 据说阜南只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房自从二三线房价终结者碧桂园去之后，把当地的房价直接拉升上万。然后现在山大王开始进入养冻杀的二阶段，果然高招。

 但这样下去即使泡沫被化解，地产业被冻住，相关的上亿劳动力怎么解决却是难题。涨价事小，失业事大。很多人或会提到大豆/猪肉/食用油这些价格可能上涨，这确有可能，但是和随之出现的大规模失业相比，这恐怕是小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群没有工作需要养家人的精壮劳动力在你家周围游荡是个神马感觉，还不要说这群人还需要还房贷了。当

 然神州自有花招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宣传神马卖馍致富，务农兴邦之类：

 但目测只会浪费人力时间，埋没人才，还不如鼓动这些人去亚非拉第三世界开拓国际市场靠谱。说实话要务农能挣钱，各地还为啥那么费力气去请富士康来建厂干嘛？不如让大家回家务农得了。

 劳动力没有地方去，就很可能化身群氓，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高筑墙（往治安良好就业充分的地区迁徙）、广积粮（少负债），尽量倒在这些人的后面，不要一不小心堕落进群氓之中，搞不好要上街迎接专政铁拳。

 最后，再说一遍：神州真正的应对之道是拿出雄鸡诺夫的魄力打压一些既得食利者，同时开动印钞机让货币政策真正地惠及普通小民。如果对外继续韬光养晦，学习日德。对内能拿出决心，机构改革层层加码下去，和上世纪一样，一口气砍掉一些部委，把一些国企员工扔到体制外，然后给大家加薪，鼓励创新，扩大内需，搞好产业转型，神州绽放又一春也未可知。这些道理，财迷江湖下愚，尚且知道，而况于庙堂明哲乎？但有时候情况很复杂：有可能庞然大物内部体系就是反应慢一拍（老大帝国都会这样）毕竟连米帝不少人都没看清川普本质。还有可能有的人自身性格就怕事没魄力（或没法获得充分授权）。具体我等小民不得而知，但邪恶米帝在行动，我等小民只能是尽量看清形势少受池鱼之殃而已。

 这正是：

且看米帝与神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中华狎客操全算，田园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贸易战，小民仅为稻粱谋。

雄鸡诺夫今安在，唯有袖手才列侯？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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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末世浩劫：牌照之殇，坏账爆发，资金断流 “动不动就要我们报送客户数据，数据被你们泄露了怎么办，损失你们承担吗，我们怎么向股东交待？” 在近期一场行业论坛上，一位头部现金贷公司高管在圆桌环节直截了当地质问坐在他几米开外的监管者，气氛剑拔弩张，场面十分尴尬。这种监管与行业之间矛盾公开化的场面非常罕见。可以说，监管层对现金贷的步步紧逼，已经让整个行业充满了火药味，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 12月1日，央行联合银监会共同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现金贷业务做出了一系列非常严苛的约束，包括：持牌经营、利率不得高于36%、无消费场景的现金贷暂停发放、禁止现金贷通过P2P网贷融入资金，银行不得为无牌机构提供助贷资金等。 可以说，这一次的监管，步步紧逼、招招致命。一夜之间，现金贷的盛世狂欢快速谢幕，行业进入严寒凛冬。 暗流涌动的牌照市场 每一次强监管的降临，都会唤醒牌照这把悬在所有金融企业头顶的尚方宝剑，现金贷也难逃这番命运。没有牌照，便意味着领到一张死刑通知书。牌照管制和供需的极大不平衡必然会带来一个繁荣的地下黑市。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震近期透露，目前从事现金贷业务的平台约有2693家。在这数以千计的现金贷公司中，只有极少数公司通过互联网小贷牌照开展现金贷业务，大多数开展现金贷业务的公司都处于无牌照的裸奔状态。 据网贷之家统计，截止目前，全国共批准了213家网络小贷牌照。其中，17家P2P公司共获取了20张网络小贷牌照，30家现金贷公司共持有35张网络小贷牌照。持牌的放贷机构不过区区50家不到。 常年浸泡在行业里的借款中介周易新则告诉36氪：“还有一���有牌照、但主营业务不是金融的公司在悄悄做现金贷，现在的200多张牌照里，其实大概有一半的公司在做。” 即便如此，也意味着95%以上的现金贷平台都将因没有牌照而跟这个一度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的造富神话彻底再见。 为了获得生存的机会，他们必须抢到牌照。牌照中介刘庆能感觉到，市场上已有的买家明显着急了，“赶紧签赶紧签，我赶紧给你打定金”，买家每天都在催促刘庆。 但这个市场正变得对买家越来越不友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张牌照，本来是4500万，现在涨到了1.8亿。” 刘庆告诉36氪，“买卖双方现在都在适应市场的变化，对于卖方来说，他觉得你买方买不到了，就胡乱涨价。” 刘庆称，网络小贷牌照的价格在上半年是3000多万，现在是4000多万，好几张都报价在4200-4500万的区间。以今年9月的一次网络小贷牌照交易为例：神州数字全资附属公司新疆九域仅以3500万元就取得马鞍山安信小贷100%股权，从而取得小贷牌照。 然而，在互联网小贷牌照禁令下发第二天，有人就发出8000万转让互联网小贷牌照的信息。转让方式是2年内股权代持，2年后股权变更。 这张注册于西部地区的拟转让互联网小贷牌照，“牌照费+中介费，全部税后8000万”。然而，只有钱还不行，转让牌照对买方的企业资质、类型、成立年限、盈利状况及纳税等情况都有较高要求，其繁复程度近似于重新申请一张。比如，“有的地区要求，小贷公司主发起人变更至少须3年，注册资本金在3个亿以上。金融办对买方资质要求很高，不予通过的概率很大。“刘庆说。 另一位牌照中介告诉36氪，尽管报价短期内在升高，但目前仍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市场被冰封了，买卖双方都不太敢出手。“我目前了解到有一张牌照处在交易，买卖双方都是大公司，卖方觉得业务做不好才打算脱手。” 部分买家甚至担忧，一旦监管继续加码，牌照随时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上述中介告诉36氪，“没牌照必死，但有牌照也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监管可以发牌照，也可以没收。” 尽管牌照大受追捧，但还是有公司对买牌照这件事非常谨慎。某互金公司刚拿到网络小贷牌照，其副总裁颇有感触：”持有牌照的成本也不低，比如必须要有业务量和活跃度，所以牌照也得烧钱养着，监管很讨厌公司拿着牌照什么都不做就拿去转卖。“ 未来，待牌照的整顿和重组结束，一切规则明晰之后，牌照的流通仍将不可避免。甚至，公司不需要获得一张牌照，仅仅是获得牌照的使用权便可，而通道、挂靠、交叉持股、成为子公司等方式，都可以帮一家公司间接获得牌照的使用权。 失信的“老哥”和最后的疯狂 现金贷平台数量的快速增长和现金贷用户规模的急速膨胀如同一片潮湿的土地，滋生出了大量危险的共债人群，在监管暴风下，他们成为了行业崩盘的定时炸弹。 点融网CEO郭宇航此前曾表示，每天，超过5万人成为现金贷的新借款人。而据一份第三方数据显示，在今年8月和9月，现金贷的月度新增借款人超过400万。 而这庞大的借款人群体中，共债人群占比惊人。一位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员工告诉36氪，“在两个以上平台借过钱的人保守估计占整个市场的60%，甚至可能是80%，借过3到5家的也不低于30%。”而这些人的逾期和成为坏账的风险是普通用户的3到4倍。 “现金贷现在看起来很赚钱，但金融业务的风险是滞后的，如果后期的坏账率突然抬升，赚的钱在那时候都要吐出来。”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 不幸的是，坏账爆发的苗头已经出现。 自11月21日网络小贷牌照禁令发布以来，多家现金贷平台的坏账率开始抬头。一家现金贷公司的风控员工表示，他服务的平台过去一周的逾期率突然上升，远超平日正常水平，到期账款多数都发生了逾期。 尤其，当头部现金贷平台开始收量时，位于食物链中下层的现金贷平台以及后期新进入的平台，它们的首次逾期率将急剧增高。据网贷之家统计，大部分草根现金贷公司的首次逾期率一般维持在20%到30%之间，现在却可以高达60%。 高逾期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些多头借贷的用户，他们真的还不起钱了。 原本，用户在一个平台把欠款还上后，马上就能申请出一笔新的贷款，但最近，收量的平台“套路”了不少用户——钱还回去，就不再放新贷款。于是，不少靠着借新还旧维持自己现金流的借款用户傻眼了。 “被一两个平台套路之后，老哥们的现金流断了，干脆剩下的平台都不还了。” 周易新告诉36氪。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债务危机就会立即爆发，并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渐传递至整个行业。哪怕是有牌照、经营健康的公司，也难免受到牵连。 而更令现金贷平台苦不堪言的是，一些用户开始明目张胆的不还钱。某现金贷平台表示，在客服接到的电话中，有借款用户主动打来表示还不上款。还有用户更以“你们是高利贷”为理由拒绝还钱，甚至表示，要向”有关部门“举报。 ”平台关门和到期还款，到底哪一个先来还真不一定。“ 某现金贷平台CEO梁冰开玩笑道。于是，几乎所有平台都加大了催收力度，哪怕还款率已经达标。 ”把能收的账收回来就不玩了。“ 这是梁冰在10天前的计划。而监管的一纸通知下达，让这家没有牌照且靠高息维持运转的平台，瞬间紧迫起来。12月1日当晚，该平台的催收人员通宵未眠，打爆了借款人的电话。 一些”不要命“的小平台，体验了一把行业最后的疯狂。在监管不断释放信号的这段时间里，它们反而与大平台背道而驰，加大了放款量，想法无外乎是，”反正肯定要撤，那就最后赚一票。“ 然而，当初疯狂的放款，等待着的必然是疯狂的催收。周易新从很多现金贷平台了解到，“这几天催收订单量猛增，然而催收效果很差，很多账款都收不回来，催收员工资都拖欠了。”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告别现金贷行业已成定局，最好的结局莫过于能够全身而退。 降息，资金撤出和全面溃败 坏账可以拖垮一个平台，降息也可以。然而，这是95%的现金贷平台如今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整个11月，在监管风声密集散布出来的这段时间里，36%的红线几乎要成为行业共识。一部分具备一定获客和风控能力且利润丰厚的的头部现金贷平台率先开始了降息的未雨绸缪。 11月26日，处在现金贷第一梯队的掌众金服对外宣布，其产品的综合息费均已降至年化36%以下，而此前的年利率，则是超过100%。内部人士称，“我们3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做息费调整了，26日是所有的技术测试完成，正式做产品切换。” 趣店则做的更极致。在最近一次公告中，趣店称自11月30日开始，通过支付宝消费界面完成的所有交易最高年利率均不会超过24%。这与支付宝强硬的态度有着直接关系——支付宝表示在其界面上的信贷服务年利率必须调整至24%以下，否则下架。 这让不少人彻底看衰了现金贷行业。“高利贷不用高利息还怎么玩的下去？” 某美元基金投资人对36氪说。一家头部现金贷平台的CEO也向36氪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小额短期借款，应该要有单独的监管定义，不能粗暴的对利率一刀切，那是不科学的。” 然而，监管对于行业内对现金贷利率“区别对待”的呼声并不买账。12月1日的《通知》中，36%的法律红线赫然纸上。 ”除非自己有场景能获客，或者有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否则这个利率没法做小额短期的现金贷业务。“ 某独角兽互金公司副总裁崔宇对36氪说。可以说，仅这一条红线就可以给大量草莽现金贷平台判下死刑。 而对于这个由高利息和迅速增长的规模支撑起高利润的行业来说，更加釜底抽薪的事情在近期发生了——资金端全面抽贷，撤出现金贷行业。这意味着现金贷依靠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实现高速增长的时代要终结了。 11月中旬，据某城商行高管透露，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公布，但监管层已经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开始限制银行向现金贷提供资金。另外，行至年底，银行的贷款额度也基本都消耗完毕。所以，他们不会再向现金贷平台投入新增资金，最多是把存量消化完。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银行就开始陆续减少与现金贷公司的合作，只有一些资质很好的头部平台才能拿到银行和信托低成本的钱。哪怕你已经跻身第二梯队，恐怕也难以撬动银行的资金大门了，P2P资金是大量长尾现金贷平台唯一的选择。 但承载着大量散户理财资金的P2P最近也打起了退堂鼓。近一段时间里，很多P2P平台都在担心监管的最终落地会给市场带来巨大震动，导致风险集中爆发，从而引发理财用户的恐慌，发生挤兑。 而更糟糕的是，监管出台后，就不仅是资金端主动撤出这么简单了。《通知》中禁止现金贷平台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P2P渠道进行融资，也禁止银行与无牌照的公司进行联合放贷。这意味着，哪怕资金没有主动撤出，现金贷公司也必须掐断上述所有的资金来源了。 牌照制约、坏账抬头、利息下调、资金清退，摆在现金贷公司面前的每一条路似乎都被堵死了。呈现在行业面前的，是一场可被预期的全面溃败。 幸存者只可能是那些持续在获客、风控上精细化运营，并且有着丰厚的收入和利润的头部公司。如果没有利润的积累，很难扛住这次监管巨震带来的冲击。当洗牌结束，大量竞争者退场，所剩无几的现金贷公司将会重新瓜分这个市场。 撤退，转型 不只是现金贷公司，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了大撤退。 在金融超市的圈子里，很多人都开始为退场做准备。这对于赴美上市不久的融360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现金贷公司对此的感受最直接。梁冰表示，“我们一直合作的的贷款超市里有一半最近开始就不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了。” 周易新也告诉36氪，不少金融超市下架了近一半的贷款产品，收入直线下降。这个流量枢纽这一次被监管绑住了手脚。 贷款中介也遭殃了。 “这是这一年多来我最迷茫的时候了。” 周易新有些感慨，他的团队本来已经做到了月收入七位数，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现金贷平台都在收量、关门。“没有口子可以下款了，现在只能做做简单的套现和银行的现金贷产品，但我们的用户资质太差，通过率很低。” 原本帮用户做的“代还”也被迫中止了。 因为平台都在收量，帮用户还钱之后很可能就贷不出新的了，这就成了砸在周易新自己手里的坏账。如今，数以万计的贷款中介不得不逐渐放弃利润高企的现金贷，转向其他的产品，甚至是线下高利贷。 而对于还有资格继续经营的现金贷平台来说，如果不退出，那就转型。 ”从21号开始，我们所有一大半员工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不仅要重新设计降息产品，还要落实把平台转型的事情， “ 一位现金贷公司员工告诉36氪。 《通知》将现金贷定义为：无场景依托、无指定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无抵押。并且指出，所有贷款发放，必须明确用途，不能发放无指定用途的贷款。 这意味着，没有场景，就没有贷款业务。 这对于原本已经在着手转型做大额、长周期现金分期业务的公司来说，是当头一棒。而这样的平台不在少数，崔宇告诉36氪，大约从3、4个月前开始，已经有平台开始筹备做大额现金分期产品了。 但也不是没有空子可以钻。据一本财经报道，一些贷款平台在用户申请贷款后，加了一个环节——询问用户借款用途。 （图片来源：一本财经） 这只是缓兵之计。据某监管层人士称，监管出台后，行业一定会出现不少让监管看不懂的应对办法，这样还要持续博弈一段时间，但最终这些“空子”也会被纳入监管之中。 长远来看，要满足“有场景”，现金贷公司有两条路可以选：和有流量的互联网平台或线下场景合作，亦或是自建场景。而大多数公司无疑会选择第一条路，可以与场景方联合开发消费分期产品，也可以仅仅输出风控和业务系统。 11月中旬，趣店上线了名为“大白汽车分期平台”的汽车消费金融业务，原本的现金贷业务来分期将借款人的借款额度分为两部分——10万元的汽车贷款额度，和此前的个人信贷额度。 但行业普遍对现金贷公司去做消费分期并不乐观。”很多场景的分期都被证明是个伪命题了，风险很高，不然那些公司为什么都要来做现金贷？“ 崔宇也没想明白转型这件事。 点融网创始人郭宇航也表达���自己的担忧：“对于市场来说，更像伪概念。在很多线下场景里，业务员会和消费者串通，先申请手机分期，拿到价值3000元的手机后，直接将手机还给商家，消费者得到1000元现金，手机只是套现的道具而已。” 在崔宇看来，不要做哪些容易套现的商品的分期业务，因为用户很可能拿到商品就卖了，这还是变相的现金贷。 而这只是行业正规军的转型之路，对于95%不得不离场的现金贷公司来说，他们也有两条路：回到线下，或是出海。 回到线下是用户需求所驱使的。周易新的客户几乎都是欠着数十个平台的钱，如今现金贷停了，这些人却还要继续找到钱，生存下去。于是，黑暗的线下高利贷市场又将再度苏醒，而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世界：借1000，砍头息几百块，年息上千。 但一位业内人士判断，会选择重回线下的现金贷公司不会多。因为线下高利贷业务不好批量获客，规模做不大，习惯了日进斗金的现金贷公司恐怕难以适应。 东南亚市场是另一个逃生出口。同时身为星合资本董事长的郭宇航最近让团队去了好几趟东南亚，考察现金贷。”一些头部公司都出海了，比如掌众，再加上规模小一些的公司，有上百家了。国内的路封死之后，明年还会有更多。“ 郭宇航告诉36氪。 如此，从去年的野蛮生长到今年的凯歌高奏，再到监管的手起刀落，中国的现金贷行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快速走完了一个生命周期。 监管的暴风雨过后，一片废墟。最终能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又有多少呢？ （文中周易新、崔宇、梁冰均为化名） 延伸阅读： 深氪 | 百亿富人制造机：拆解现金贷 央行、银监会联手整顿“现金贷”新规落地，暂停新批设网络小贷公司 牌照停发，股价暴跌，现金贷大洗牌就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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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20140718天津秘传心法

此谈话开始于20140718晚7点左右。在当天上午，阿姨进行了《希伯来主义与清教共和主义》讲座。录音由匿名人士提供，由豆瓣mhb1整理。整理者提醒：有一些段落相当重要。 【关于上帝律法的体现】 现在好像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成两块，认为自然科学是有规律的，人文科学是没有规律的。中世纪的思想不是这样的，它认为，上帝的律法是一致的，是包含一切的。自然哲学——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科学，和律法之类的东西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上帝律法的体现。有句话叫做，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是大自然。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是我去解剖跳蚤，就能揭示上帝存在一样。你如果用两分法来看，这就是莫名其妙的话。但是当时的人肯定认为这不是莫名其妙的话，因为上帝的规律是一致的，在跳蚤身上、在玫瑰花身上是一致的，在圣经上和律法学家身上也是一致的。但是同样一个源头向不同方向，就产生出不同的东西：律法产生出法学、法学产生出宪政理论；自然哲学就产生出自然科学。但是这些仍然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说，它强调规律一致、存在，这一点你没法证明。你怎么能证明世界一定是有规律的？你难道跟我抬杠说，物理常数是这个值，那完全是偶然的，在别的宇宙中间物理常数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没法证明。你只能相信就是存在规律，而且物理常数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的话，或者像现在所谓后现代科学说的那样，那么整个科学就解体了。后现代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结果就是虚无主义，然后科学在这种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评五行】 五行这种东西不光是中国有，我想，印第安人或者希腊人也有差不多的类似的玄学体系，发展的形式上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思维方式倒是一样的。比较特殊的倒是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倒不如说是原始思维、巫术思维是人类自然普遍的思维，因为儿童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儿童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联系性的，他觉得是，钉子扎了一下，不仅跟他的伤口有关系，而且跟那个钉子有关系，他可能在钉子上面敷药而不在伤口上面敷药，这是儿童自然而然的想法。儿童也认为他自己的理念有杀人能力，比如说有了一个恶念，就跟真正动手是差不多的，都是巫术思维的体现。可以说是，巫术思维是人类自然的、本能的一种东西，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特殊的倒是有人能够超出巫术思维的范围。所以需要解释的应该是特殊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东西。 【创造文化的基因库来源】 我觉得山顶上、海岛上可能还残留着一个比较丰富的基因库，汉人南下的时候，基本上是把原住民给挤到山上去或者挤到海岛上去。本来长江以南估计是山越或者是类似马来、博罗尼西亚那种人的天下，这些现在估计是跟台湾的高山族是差不多的人，也就是留在山顶上和太平洋各群岛的人。这些人数很少的族群里面，可能拥有很大的基因库，而人数很多的汉人却可能只拥有很小的基因库。所以，可以设法把他们的基因库解放出来。通过复兴地方文化和蛮族文化，发挥创造新文化的作用。 【关于英国和罗马的异同】 英国和罗马有相似性，因为他们都是习惯法成长起来的。罗马法在早期也是习惯法，西塞罗以后才总结成为成文法。习惯法的宪法有灵活性，不像成文法那么僵硬，所以休谟这些人比较英国宪法的时候，都觉得稳健性是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它和罗马相似的地方。但是罗马的帝国结构和英国的帝国结构是截然不同的。英国毋宁说是希腊式的，大英帝国是一个很松散的东西。如果说有谁能像罗马帝国的话，那就是美国，凭借强悍的群众性大军横扫全世界。英国的殖民征服是希腊那种形式，用很少的战舰去控制几个口岸就行了，它不搞直接统治。罗马人有必要搞直接统治，直接统治靠的是大量的流血，大量的流血就要有本国丰沛的人口，这个只有美国有这个条件，英国是没有的。所以要说世界上有谁能做罗马帝国的话，那就只有美国了。 【问：有这样一种说法：“英国早期的封建是：我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你很难说英国国王有它描写的那种巨大的权力，能够一直控制到附庸的附庸上面。不要说是威廉王当时，就是说玫瑰战争及以后的事情，你从沃里克伯爵(Richard Neville, 16th Earl of Warwick, 1428-1471)那些情况上，从伊丽莎白时代北方两国的情况，你都可以看出，哪怕到都铎王朝初期的话，守边的各位伯爵的藩属，仍然是不认英格兰国王的。你可以说征服者威廉暂时享有了比法兰西国王更大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不是因为它的封建制度跟法兰西的封建制度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因为威廉携战胜之威，本人又是特别精明能干的人，所以暂时比那些软弱的、又打了败仗的国王要强。但他一死，他那些打不了胜仗的、个人能力又不强的国王，你就很难说他比其他的国王要有更强大的权力了。查理曼(Charles the Great, 742~814)在世的时候，他搞的也跟罗马帝国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他死了以后，马上就暴露出来，法兰克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的体制，只是碰巧有那种特别有能力的人，好像他真能管住所有人。但是这种局面是靠他本人个人的才能，而不是靠它的制度，换了一个人就不行了。 【问：犹太基因在欧洲政治的最早显现大致以什么为标志？】 是长老制的共同体的出现，像是斯特拉斯堡共和国那种组织出现。这样的城市本来是根据封建特许权成立的，它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如果他的市民自己出来要根据圣经另外制定一个约法，那么性质就不一样了，这等于说是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做法，严格说来这等于说是撕毁了原有的封建成熟体制。他那个特许权没有完全独立于城市，特许权是领主授予的特许权，根据这个特许权他们实行自治，这个特许权是他们法律的根源。你如果要摧毁这个法律根源，就得引用更高的法则：来自上帝的约法高于一切世俗法。这等于是切断了原有的法律。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严格说来，列宁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欧洲的，但列宁主义已经不属于欧洲了。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一种虚无主义，它是一种反权力，破坏权力的权力，但它自己并不想建立什么。我很怀疑马克思真的想建立共产主义，他可能只是想破坏资本主义而已。他如果真想建立共产主义，他不可能，凡是想真正建立体制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个蓝图性的东西吧，像加尔文那些人都是有自己的蓝图的。不要说别的，就是法国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那些人，他们都有很完备的蓝图，我们的理想国是怎么怎么样的，非常具体的东西。但马克思全然没有，他主要是骂资本主义，更多的是骂他那些激进社会党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僚，说他们如何如何不对。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始终没有说清楚，好像也不太在乎的样子。所以列宁才是现在社会主义的真正祖先，马克思对他来说等于只是一个符号罢了，只是一个追认先祖，好像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我把那些当叫花子的祖先统统捧出来，给他们假造一部家谱，然后说成很神圣的样子。马克思对于列宁也就是这个东西。 社会主义真正的创始人其实是列宁。列宁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体战拿来，作为他在内战中致胜的武器。这套东西你如果按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应该是十恶不赦的东西。马克思连法国路易飞利浦王朝那点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看了以后都觉得十二分的不顺眼，觉得非要彻底解散不可。像列宁那样全面地搞超大规模的官僚国家，他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列宁之所以这么干是实用的目的，我就是为了打仗胜利。打仗胜利，他崇拜德国，觉得德国人这一套军国主义的手段能够最大限度的汲取资源，应该是好得很，我拿它来正好符合我打仗的需要，他就这么做了。做了以后，等于说是，他到底是出于权宜之计这么做，以后还想改的；还是根本上他就是最相信这一套，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个幌子？这就是他个人的心理，没法猜。但是不管你主观动机是什么，你只要这么干了以后，你所做的事情就把你给绑架住了。体制一旦造成以后，你就不是说是，我造了这些常备军，我一不高兴可以把它解散，那是做梦的事情。这个机器已经在那儿了，你即使是不高兴，你自己已经被它绑架了。如果有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是列宁晚年跟斯大林有冲突，那很可能是因为，他身上还有一点欧洲人的基因，对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可怕的机器还有几分忌惮，但斯大林作为这个没有想象力、没有才干的官僚机构主持人，他很享受这种利益，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情。他决心利用这个机器把所有人都毁掉。 【关于汪寿华和杜月笙】 早期的共产党来说，应该说比塔利班还不如一点。他除了共产国际给他支出的90%以上的资金以外，它的各种各样的收入都是不能见人的。而且也是不难考察的。汪寿华在上海搞总工会的时候，他搞的什么呢，主要就是往资本家门口放炸弹，然后请你出钱，出了钱我们就不放炸弹了，然后那些资本家就去找青帮，所以他最后死在青帮手里面。他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在青帮拜过门户的，因为工会都跟帮会有联系，不跟当地的帮会建立保护关系，你根本站不住脚的。等于说是，杜月笙这个人，他就是，既是黑帮的老大，也是所有工会的共同的总保护人。汪寿华来到上海的时候也是在杜老大手下拜过把子，算是他的徒弟，所以他才能够开场子。杜老大开始也是很容忍他的，因为捞点钱这件事情开堂子是一定要干的。他觉得这也是一种黑社会行动，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最后越搞越大，而且那些被敲诈的资本家，他也是交过保护费的，这样不行，这样把青帮的信用都会坏了。所以他就开始温和的告诫，温和的告诫不听，最后就严刑峻法，于是汪寿华就变成烈士了。但是在我们党的历史记述中间，这就是杜老大和国民党迫害共产党的一个铁证，它完全不考虑汪寿华的总工会是干什么吃的。撒旦主义开始的时候以黑社会小弟的身份晋升，所以被黑社会接纳了，然后等它暴露���本相以后，双方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黑社会还是只能容忍传统那种黑社会，不守黑社会规矩还是不行。黑社会规矩就是，扔炸弹的目的是为了交保护费，交了以后你就不能继续扔下去了，要不然江湖规矩都被你给搅坏了。 【问：您认为俾斯麦和商鞅有何共同点？】 这个没有多少相同点。应该说，俾斯麦虽然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比任何中国人更尊重法治。普鲁士灭了汉诺威以后，他已经把汉诺威全国占领了，但是汉诺威的国王断然拒绝承认普鲁士，流亡到巴黎去，是因为汉诺威和英国有联姻关系，有汉诺威王朝，所以他还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死在巴黎。普鲁士占领了汉诺威，可是汉诺威官府里面的钱，一个子儿都不敢动，原封不动的送到巴黎，送给他们的敌人享用。他占领了这块地方，不敢动当地的税收和财产，普鲁士驻军的钱还是由普鲁士人自己负责[出]。这就是尊重法律的普鲁士人干的事情。 【关于元朝攻日本】 元朝其实是胜不了的，即使没有那个神风。他登陆了以后，因为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是一个封建制度，在海滩上所谓打败元军的那些人，都是些很不重要的地方性的藩属，关东幕府的主力军根本没有出动。你照封建制度常规，那肯定是各地都有领主，你打起来没完没了。你不可能像打中央集权国家一样，一旦占领了首都，全国倾巢瓦解。因为它全国遍地都是诸侯，到处都是尚武军，你得像英法百年战争一样，一个城堡一个城堡，没玩没了的打，多半仗还没有打完，你已经受不了了。 【关于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恐怕是接近于乱世、王朝后期中央政府软化的结果。在朱元璋那个时代，恐怕皇权不但是下县，而且是一直下到底的。什么叫做粮长，你没看梁方仲那本《明代粮长制度》么，粮长制是什么，就是（食赋？）或者（子出？）的人家，你就要出一个义务劳动的粮长，把你们该纳的税统计清楚，上交给官府，那不仅是下县了，是一直下到居委会。后来当然明朝衰落了以后，估计绅权就扩大了，皇权可能确实退到县上了，但那是衰落时期的情况。开国初期，像是雍正或者是明太祖这样的强势君主的话，他是要一直下到基层的。 【问：如果89推倒了tg，那么会发生什么？】 那么新疆、西藏早晚会脱离的，经历一段时间的动乱以后脱离。中国本部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拉丁美洲式的不稳定的共和国，有可能像是墨西哥或者阿根廷那样，一种经常爆发各式各样的政变和内部冲突的地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可能会出来插一手，因为那时的国民党还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国民党还是那种反攻大陆坚持法统的国民党，一旦看到tg倒了台，国内又没有能够稳定局势的人，说不定他还真会回来插一手，而且还颇有成功的希望。当时，上来无论任何人，他们都只能维持很不稳定的短期政权，接下来就是接二连三的动荡。 【关于打老虎】 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钱，为了挤出湘淮军集团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些黑色收入和资本。当然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依靠打土豪来搞财政，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你可以扳着指头数它能够持续的年限，反正超不过十年，能搞五年已经是超级奇迹了。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恐怕是打不下来，恐怕是，怎么说呢，明打了，暗打不下来，就像是摄政王打袁世凯一样，表面上把他打下来，但他的部将、底下的盘根错节的东西，你没办法把它整个消灭掉。要消灭它你就得用点儿更狠的手段，比如像是毛泽东那种手段，你才可能把它彻底消灭掉。现在这种做法，只打大头目、很显眼的人物，表面上打下去了，大人物打下去了，没有了袁世凯，但是段祺瑞那些人还在，那些暗地里、底下派系的人恐怕你打不掉。[打到副省级这个级别]还是打的太少了，毛泽东那个杀人至少要杀5%的指标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要么你就行仁政，不要得罪人；要么你既然得罪了人，那你只能斩草除根了。千万不能得罪了人又不斩草除根，那就自己给自己害了。要想斩草除根的话，我想5%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指标，冤枉不冤枉是很次要的东西，这又不是搞法律，谁管你冤枉不冤枉，中国哪有无辜的人，至少在官场之内就没有无辜者，就算你倒霉也只能这个样子。现在的事情是骑虎难下，打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他要么是狠一点、打得更彻底一点，要么这些人早晚会回过头来反咬他一口的。我觉得[出问题]是早晚的事情，很可能会把他自己像齐奥塞斯库一样被做掉。 当然有一半不一样，就是说，做掉齐奥塞斯库的那些人，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靠拢西方；但是中国做掉他那些人，很可能像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一样，还不一定会靠拢西方。但是他们有能力把他做掉，这是没问题的。他触动的潜势力太多，而且这些潜势力如果都通向老奸巨猾的江那一系的话，那就很麻烦。幕后的大保护人没有去掉，根子底下的派系结构没有去掉，中间胡乱挤了一批钱、得罪了一批人。然后把这些被得罪的人慢慢地，如果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狡猾的人在中间串联串联，把他们搞起来，过几年，看见你这一条路走不通的现实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最愚蠢的老百姓也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趁机给你来一个绝地大反攻，那时候你的下场就很危险了。这跟费拉民众没有关系，就是指上层官僚，像恭亲王消灭肃慎那种人的搞法，就是因为肃慎得罪的人太多了。习根本不是有军事力量的人，也不像是能够控制得住军队的人。 【关于王立军】 王立军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他是公安系统的人，这个系统的人的性格我多少有点了解。这个系统基本上是，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政治经济部门，它没有一个买办集团，没有一个改革开放集团，它直接用的就是毛派系统的人，因为他觉得，刀把子上头的人，必须是头脑简单而且没有贰心那种人。但实际上没有贰心是不可能的，毛派照样是有贰心的，只不过他们的贰心表现为一种很土鳖、很野蛮的形式。同时也有一种很土鳖的虚荣心，他们表演虚荣就是江一系那种附庸风雅的虚荣方式，就是像王立军那种花样百出的搞刑讯逼供呀，还有发明什么乱七八糟的吃饭用的盘子之类的，在他的思想世界中，他觉得这样就是算逼格。还有做出一些从香港黑社会电影学的那种，唰~~~的一下甩衣服，他是看香港电影看多了。公安系统的人除了爱看红色经典以外，特别爱看香港的黑社会片子，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殊亚文化，王立军就是这种亚文化培养出来的结果。但是掩盖不了他，根本上来讲，就是视野狭窄、没有远见这个基本的弱点。稍微有一点远见的，像文强这些人都已经看出，像周兴看来俊臣一样，觉得他马上就要不得好死了，他自己毫无感觉，还在一味的炫耀。而且进了美国领事馆又出来，这是很疯狂的事情，进了领事馆你应该是根本就不出来才对，如果你对贵党或者对自己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就是不应该出来。而且他跑领事馆也不对，他其实以前不应该[没有准备]，他至少早就应该在外国准备一点钱，准备一个偷渡的渠道，然后一股脑的逃掉再说。 【四川人口替换与云南绿化】 四川，可能原有的汉民留下来的人口大概连10%都不到了，可能除了青城山或者其他周围的山地，兵荒马乱不能到的地方残留下来一些人，平原地区全部换过了。当然留下来这些人，宋末又换了一次，元末又换了一次，明末又换了一次，四川可能是换人口换得最快的地区，至少是川西平原地区的人是这样的。说到绿化的话，云南肯定是一个问题，云南现在是瓦哈比派的一个非常繁荣的据点，现在他们传播得非常之快，将来出事是早晚的事情，现在昆明的事情这一点都不偶然。 【问：假如为了缓解经济困难，窝匪确实在做开放市场的事情，比如卖掉国有资产、在制度上让步，最终在事实上一步一步开放了市场，甚至土地私有，您认为这可不可能？】 你要知道，公室将卑，枝叶先弱。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就像英国的王室土地一样，它的作用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它是王室的羽翼。王室只要把王室的公有地卖光了以后，它在财政上完全依赖国会以后，他就其命不久矣。国有企事业单位，它是一个政治上的羽翼，包括国有的文化单位，大学呀，社科院这些，如果把它们都砍光了的话，阵地拱手让出来以后，那就大事不好了。财政崩溃是怎样都逃不了的。人口老化的时候就是财政崩溃来临的时候，这两个时间节点非常接近。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是在走下坡路的阶段。具体时间点不好断定，但反正是近在咫尺。2030年，中国人口就要比美国更老，我想有些事情必须在人口老化之前做完，要不然以后就要永远没有机会了。人口老化的时候，拖着一个需要养活的（？）一样的老年人口，你做什么都是不行的。经济改革要想生效的话，不单是从政策上，你必须要有巨量的年轻人口，要不然改革政策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人口全都是些领养老金的人，你放开政策有什么用？难道指望退休的老人去给你创业？放开政策的意思就是让可以创业的人尽量去创业，这些人必须是比较年轻的。你如果在现在的俄罗斯去开放政策的话，意义是不大的，主要是因为它的老年人的负担太重了。而且它的老年人是从苏联那种国有企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年人。[如果到外面]攫取，是攫取不了的，他能从谁那儿攫取呢。他现在的做法，有一个做法，你看他搞金融中心，这个做法是他按照货币战争那个思维来理解美国，觉得通过这样就可以分散美国的世界霸权，通过金融中心达到吸收东亚各国资源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他搞金融也根本不内行，其实最后造成的结果也无非是和韩国或者其他某些国家扩大了一定的贸易额，这就是他能够达到的[程度]。 【问：分权制衡的来源除了中世纪的封建自由，还有其他的来源吗？】 政教分离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重要的是权力的多元性，封建本身就是权力的多元性，政教分离也是权力的多元性。同时，文明共同体来源的冲突，像所谓两希文明，两希一直是打仗的，希伯来和希腊的传统一直是对立的。传统越多，越对立，中间留下来的空间就越大，可以说等于是基因多样性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民族国家是一个负面影响，它削减了近代早期和中世纪的多元性。法兰西是民族国家的创始人，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它要实现民族国家内部的同质化，要消除各种多元性，像勃艮第、布列塔尼或诺曼底，就很难享受到英格兰各市政那种自治权力。如果你真的按照英格兰那种做法，那么我们得承认，布列塔尼要按照布列塔尼的习惯法办事，通过这个习惯法产生布列塔尼的宪政，那么这个布列塔尼更有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布列塔尼共和国，而不是法兰西的布列塔尼行省。诺曼底呀，普罗旺斯呀，恐怕也要照此办理，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统一的法兰西。统一的法兰西注定是一个武断的国家，因为它只有依靠武断才能够维持统一。如果按照习惯法发展自由，只有习惯法产生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你只有用习惯法统治，才用不着什么官僚机构之类的外在的强行管理。你自己按照习惯，自己管理自己就行了。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封建的公国直接转型为现代国家，那么统一的法兰西就不存在了。其实这倒是最好的路线。法兰西就是一个错误。法国人谋不到一官半职那是死不瞑目，但是要他们到海外去做生意或者做殖民者，那是千难万难，只有做官才是最高贵的。西班牙人也有同样的毛病。当然跟中国人相比这些毛病都是微不足道的。 民族国家这个东西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是在一个本来分权程度就很好的地方，我在欧洲不会赞成民族国家，甚至在印度也不会赞成，但是在中国就会赞成。这是双重标准。因为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如果产生，中国解体了，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欧盟如果消灭了欧洲的各民族，这显然是一个退步。同样的东西，在反对tg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反对美国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退步。我不大喜欢疆界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太刚硬，像没有弹性的弹珠球一样，很容易爆发血腥的战争。中世纪那种多元、多层次的国际体系，反而更有弹性和缓冲作用。它的行为主体更多，帝国、王国、公国，有很多行为城市，彼此之间有多重的条约关系和义务关系，所以缓冲性很大，发生的战争烈度不太高。在那种体系下，不可能产生鲁登道夫这样的总体战，也不可能产生列宁主义或者是希特勒主义这样的东西。你也可以说，中国为什么有黄巢和李自成，答案是，因为有吏治国家和郡县制，只有在吏治国家和郡县制实行顺民专制主义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蜂窝式的、蚂蚁一样的、蝗虫式的饥民大军造成[混乱]，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有大面积的饥民的，早在本地的饥民快要饿死之前，本地领主已经坐不住了。就不要说封建政治，就像是五代十国钱镠那种政体的话，你想钱王他会让杭州百姓真的饿死吗？远在真正的饥荒爆发以前，他就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宋朝的官僚他是受得了的。因为他估计着，目前我捞够了，三年以后饥荒爆发的时候我已经调到广州去了，下一任官僚你活该，我凭什么要替你着想。 【问：您认为中国再搞计划经济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老实说吧，列宁主义那种东西，你需要有一个精锐的先锋队，然后对没有组织的广大人民实行恐怖政治才行。这样的方法在少数党政军一体化、大多数人是农村的分散居民的情况下，是可以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但是如果大多数人口已经迁出农村了，都变成有可能失业，和需要领救济金和养老金的城市人口的情况下，你用这种办法应该是没有用处的。你在城市里面实行计划经济，那就是包养了一大批需要你养活的人口，而农村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你根本从那儿挤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想，现在的俄罗斯它能够实行计划经济么？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什么好处呀，农村已经完全荒了。[如果搞上山下乡的话]，那就要造成波尔布特式的大屠杀了，因为城市的人到了农村他也不会种地，只能饿死在农村。这就是红色高棉的做法，你只能在那儿饿死。但这样一个中国肯定是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有一些新军将领去跃跃欲试，趁机夺取权力。因为照我的理解，军队中间也一定有��些新军将领，因为没有这些人的话，现在这样的军队是维持不住的。军队里面、政府里面，至少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官员，政府里面可以不管，军队里面肯定也有一些虽然处在政委的监视下，但是思想可能跟袁世凯、黎元洪他们差不多。升官发财我是要的，形式上的效忠我也是要的，但是如果你把我真的弄到必然会失败的那条道路当中，我不一定不会趁机搞反向的投机活动。如果大家都滚到农村去了，那么明显是在国际上没有前途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不定会想一下，我出来当袁世凯，跟列强交涉一下，说不定会很有好处。 【关于医疗系统】 医疗系统，如果切断了国外进口零件的供应的话，立刻就会垮台的。医院的好坏主要不是靠医生，医生只是一个操作员而已，主要靠它能够进口的外国器材的程度，进口的药品、器材越多，医院就越好；反之就越糟。技术人员，医生本身的好坏是个非常次要的因素。说老实话，你派一个技工来，给他一段时间的训练，不用学什么基础医学理论，会操作那些仪器，他一样也能够用。 【问：中国如果放开二胎政策，能不能撑过人口老化阶段？】 因为育龄人口已经急剧减少，放开二胎基本上扭转不了局势。而且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全世界的重大考验，全世界都没有应付成功的先例。我想美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宗教狂热，所以福音派家庭生育率仍然相当高，它是唯一一个例外。日本、欧洲，最惨的是俄罗斯，都要面临一个人口替代。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替代，因为其他民族的年轻人口将会替代本民族的老年人口。这样以后发生的结果很可能是五胡乱华、罗马灭亡的重演。[对于美国来说，]伊斯兰人掺杂还比较少，墨西哥人和菲律宾人是没有多少威胁性的，他们毕竟是天主教徒，应该不会比以前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更可怕。所以美国仍然是得天独厚的地方。 【问：巴蜀脱离中国的倾向如何？】 这个完全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看当时巴蜀的督军，像黎元洪这样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比如说张作霖，他其实是完全有机会把满洲弄独立的，他是没有这个意思，否则他由满洲自治搞到满洲独立，搞一下小小的外交手段，争取日俄一方的支持，他有很大的机会把这个搞成的，他是不想做而已。这要看精英集团的意思，因为领导人不是孤立的。这要看你事先的思想播种了。事先如果你制造出一种舆论气候，像东欧那些知识分子，早在俄罗斯最后解体以前，他们已经有芬兰独立、波兰独立的意识，那么机会一来，他们就行动，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意识，他们顶多成立一个白俄政权或者是红俄政权或者是其他各种颜色的俄国政权，就像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一样。 【问：巴蜀当地的精英集团到底会由谁来做？】 那是不可预测的。因为精英集团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拥有思想气候的[团体]。比如说像（永昌全？）他们那帮新军军官，他们显然在清末以前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了。他们在地方上，像叙属中学或者各地方的中小学那批人——在当时地方上来看，中小学教师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舆论共同体，这个舆论共同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引导方向的作用，把四川引向了新军那个方向。后来熊克武那些人就是从这些人中间搞出来的。其实原先也就是中小学教师那批人。 【问：但目前中国的人员流动非常严重，当地人员很多被发往外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还能做这个精英集团？】 有一种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就是地方上的基督教会那种，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教会领袖。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时候，一般来说，会用当地语言来翻译圣经，翻译了圣经以后，当地语言就等于是获得了一种不死的保障。基督教会制造地方凝结核的能力特别强，你从台湾的经验就可以看得出来。 【问：但是现在无神论的影子很重，底层老百姓可能还是因为生病或者是生活不顺才信的，他们能不能称得上是信徒？即使能构成共同体，他们是否有能力在政治上改变一些事情？】 从宗教上能不能称得上这并不重要，关键在政治上能不能构成共同体。[在政治上做出某些事情]，那是逼出来的，没有人是故意去这么做的。只是在形势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突然发现，有些人是真正走投无路，有些人还有一个共同体可以依靠，然后两种人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老实说，真正的信徒，就基督教本身的逻辑来说，真信徒往往是从假信徒变来的。只要你下决心信，哪怕你开始动机不纯，最后你就变成真信。一般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所谓是，基督等于说是，一种无外的，不排斥任何人，你带着疑虑来祈祷，但是最后会带着信心走开。就是这个样子的。基督不抛弃任何人，无论你的罪恶有多大。 【关于邪教】 邪教这个事确实是没法定义，你不可能指出一种人人都承认的邪教和正教的标准来。每一个教会都觉得，我才是正的，其他的教会多多少少都有点邪。我想，邪教肯定会占有一定比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邪教是宗教发育一个必要条件，好像说是，如果一个商品卖得好的话，肯定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东西出现；如果卖得不好得话，反而会没有。如果是邪教大部分都是从基督教这方面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基督教的传播一定是最快的。因为其他宗教就算有，也没有冒出这么多邪教来。就是说某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正处在畅销期，才会有大量的假冒伪劣品存在。 【移民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子孙和你断裂了，初代移民者在国外还是没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自己的魂和根还在中国，虽然中国可能是一个烂地方，唉...】 这个魂和根有存在的必要么？我是说，德国人有没有必要非要保持奥丁崇拜的传统，或者是荷兰人有没有必要保持以前部落时代的传统？我敢肯定，在我这一代，已经把许多传统都给扔掉了，我还没有跑路呢。我觉得这种事情，恐怕不能用伤感或者消极的态度来处理。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这根本上就是一种皈依行为。皈依就是说你抛弃了原有的多神教，去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差不多的事情。皈依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有所扬弃的，但是并不是虚无主义，因为你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新你的系统。而且这个更新系统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进步性的东西。 【关于尼采】 尼采是一种动态的东西，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你把它对应于某种状态的话，那它自己就首先站不住脚了。尼采需要在运动中来理解。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解构性的东西，离开了它攻击的对象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尼采这种东西，它有它非常具体的攻击对象，它等于是一种异教进行的对基督教的攻击，我觉得脱离了基督教文化的背景谈论尼采是不大有意义的事情，你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打击对象。而尼采除了打击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有点像俄罗斯的那种基督教的精神吧，它缺了一点什么，它缺了基督教正典那种建设性的东西，而基督教感情抒发那方面加以病态的发扬。我觉得中国引进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它缺少中间某些建构性的东西，而倒先把解构性的东西给拉进来了。而这个解构，没有对象，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游戏。

[evilabandon]

B站的爱国青年

相对而言，B站的爱国青年是一群情绪易起波澜的人。可能是一句台词、一幅画面、一个动作，就戳中了他们。

图：Guang Niu / Getty Image

正在兰州读政治学研究生一年级的Sunny在B站（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只关注了两个账号，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一个是张召忠。

2017年1月1日和2日，共青团中央分别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宣布正式入驻B站，称“只要中国好青年在的地方，无论千山万水，团团都赶来见你”。

团团是粉丝对共青团中央的昵称。Sunny来自四川丰都农村，出生于1992年，自认是团团的脑残粉。2016年初“帝吧出征”事件中，她开始关注共青团中央微博，后又通过微博第一时间在B站上关注了共青团中央的账号。

“我很喜欢很看好现在的共青团风格，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传播和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一些正能量的事和人。”Sunny对《博客天下》说。她眼中的共青团中央不仅会卖萌，还很接地气。

Sunny关注张召忠是“看见团团的关注才关注的”。此前，她就看过张召忠的一些节目和新闻，觉得张召忠“很有意思，很潮，对时政的分析很有趣”。

65岁的“局座”张召忠曾因“雾霾防导弹”、“���带缠潜艇”等言论成名，一度是二次元年轻人的恶搞对象。2015年退休后他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并入驻B站，因随和、包容、善于自黑，成了一名网红。在一次采访中，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家国、天下想得少了”，要把他们“从娱乐这个阵地抢过来”。

Sunny于2016年注册B站。在她成为B站会员几个月后，2016年9月，B站董事长陈睿作了一次题为《年轻一代的文化背景》的公开演讲。他说：“在运营B站的时候，非常深的一个感触是这一代年轻人，90后、00后，他们非常爱国。”

他以在B站走红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以下简称《那兔》）为例，认为它是一部“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激发了B站很多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并借用《那兔》经典台词“每一个兔子都有大国梦”说：“在我看来每一个二次元都有一个中国梦。”

Sunny说她最早也是在看了《那兔》后成了一个坚定的爱国者，“那是我第一次因为一个8分钟左右的动漫而感动”。

在B站，网友可以通过每日登录、投稿（即上传视频）等方式获得硬币，积攒的硬币可用来在B站给视频打赏、参与抽奖等活动。“我经常投币。除了给我喜欢的演员徐海乔投，看到其他正能量的视频我都会投。”Sunny说。

投币之外，B站网友还有一种更直接、更即兴的情绪表达方式——发送弹幕。弹幕是一种最早兴起于日本的视频评论形式，观看视频时，观众的即时评论会以滚动而过或短暂停留的状态出现在视频画面中。

在B站播放的一些军事、主旋律或富含中国元素的视频，如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亮剑》、展示中国制造的纪录片《大国重器》、国产动漫《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里面常能见到饱含爱国热情的弹幕。甚至《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种纯粹讲述匠人故事的作品，也有人在弹幕里发出“泱泱大国”、“此生无悔入华夏”的感慨。

Sunny还记得她看过的一个叫“中国武装力量检阅仪式震撼混剪”的视频。当里面闪现2015年大阅兵的镜头时，她“特别激动”，忍不住用弹幕发了一句话：“你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这是她在一部中国宣传片里看到的话，印象很深，一直记着。

“不服你过来咬我”

相对而言，B站的爱国青年是一群情绪易起波澜的人。可能是一句台词、一幅画面、一个动作，就戳中了他们。

《那兔》作者林超最近一次在公众场合落泪是在珠海航展上。

2016年11月1日，珠海金湾机场。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这里被临时改造成展览场地。

“歼10”六机编队结束表演后留下的彩烟还未完全消散，天边再次传来飞机引擎的低鸣声。

30岁的林超走向室外停机坪。开幕前，有传言说国家新一代隐形战斗机歼20可能会在航展的飞行表演中首次公开亮相，此刻大家都在猜，云后的飞机会否就是歼20。

很快就有了答案。现场广播宣布歼20入场进行双飞展示，人群中欢呼声不断。飞机低空掠过，离得近的观众能看到歼20的银色涂装，甚至还辨认出驾驶舱内飞行员的轮廓。

歼20轰鸣着飞过林超头顶那一刻，他哭了，一时忘记自己正在直播。现场场景被他的手机摄像头抓取，同步出现在B站网友的手机或电脑屏幕上。

“珠海航展回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真的就‘星辰大海’了。”林超向《博客天下》形容当时的心情，“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中国男足，我是一个球迷，当年我们是亚洲三流球队，现在我们是站在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了，而且是每年都能进决赛，这样一个大的反差，对整个人的震撼是非常深的。”

澎湃的不止他一个。守候在直播画面前的B站网友们，迅速启动了弹幕刷屏模式，有人来不及组织语言，索性打出一串数字或符号，以遣胸中激荡的热血情怀。

张颖没有去珠海航展现场，也没赶上开幕当天的B站直播，只能事后从网络视频里看歼20在珠海航展上的表演。想起以前看军事新闻时，总有人在评论中讽刺中国造不出歼20，他觉得这次航展狠狠地“打了喷子的脸”。

张颖是90后，也是张召忠的粉丝，每天看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张召忠发布在B站上的军事节目《张召忠说》，他也追着看。

张颖认为，年轻人是否爱国和国家军事实力有一定关系。他曾有朋友因为欣赏美国军事装备当过“美分”，近年中国连续造出052D型驱逐舰、歼20后，对方又变身“五毛党”。

2016年11月，趁着《那兔》第三季上线，在东京备考日本研究生的他重新把《那兔》的所有动画看了一遍，原因是“想家了”。

身为“爱国兔”们的精神教父，林超不否认自己也是一个爱国者。“骂我五毛也好，自干五也好，我就是爱着这个国家，我就是喜欢这个国家，不服你过来咬我。”他认为，《那兔》在B站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年轻人将其视为抒发爱国情绪的一个渠道。

珠海航展第二天，林超再次现身。直播小队一行人路过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研发的枭龙战机展区时，有人在弹幕里提醒：“巴巴羊！”这是林超在《那兔》中给巴基斯坦起的名字，原型是捻角山羊——巴基斯坦国兽。

直播中，林超口中及弹幕里时不时会出现“兔子”、“鹰酱”等《那兔》里的角色和术语，看过动漫的网友心照不宣。

也有一些不明就里的闯入者，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发出抗议：“求大家别说这些黑话，我看不懂。”马上就有另一条弹幕追上来：“看《那兔》的怎么能不说这些黑话？”

幸福并感激着

《那兔》是网名为“逆光飞行”的林超于2011年开始创作的系列漫画作品，其灵感源自一篇由军迷“野风之狼”创作的名为《小白兔的光荣往事》的网文。这篇文章以人畜无害的小白兔指代中国，而以鹰、熊、牛、猴子等动物指代其他国家。

《那兔》最早发布在天涯论坛，后转战微博等地。创作中林超借鉴了野风之狼的命名方式，用“种花家”指代中华民族、“兔子”指代中国、“毛熊”指代俄罗斯、“鹰酱”指代美国、“脚盆鸡”指代日本、“狗大户”指代沙特阿拉伯（据说是取“gold大户”的谐音）……然后以四格漫画来表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

“简单来说，我这个片子就是讲一群兔子怎么从种花家一穷二白的时候，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奋斗，赶走脚盆鸡，蹬了鹰酱一脸血，造出了自己的大蘑菇弹和航空母舰，发展成蓝星最强者之一。”林超曾如此总结《那兔》的故事内容。

《那兔》系列漫画走红后，2015年3月，林超推出了由其改编的同名动画，发布在二次元聚集的A站和B站。自认“死宅”的他，相信“死宅”和“死宅”更有共同语言。

由于涉及历史事件，他一度很担心审查问题。第一季上传时，林超抱着“水表就在门外”的心情坐在屋子里，幻想着随时有人来敲门。

观众在B站上看到的《那兔》第一季实际上是团队自我审查删减后的版本。其中林超原本打算用6集讲述抗美援朝，最后缩水成了3集。直到2016年7月，《那兔》顺利播出两季后，他才用5集番外篇把抗美援朝故事补充完整。剧集介绍中，林超表示自己“怨念在此得到了解脱”。

如今，《那兔》动画已推出三季，全网播放量超过3亿次，和最初的四格漫画版一样，成了一部现象级作品，并获得《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机构的加持。

“看一集哭一集。”有B站网友在弹幕里评价。每集结尾附以对应的历史影像，第一季里还能看到“幸福并感激着”这种带有强烈情绪暗示的黑底白字作为终结画面，极大调动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张颖第一次看到《那兔》是在B站推荐栏中，见是国漫，没细想便点了进去。一追就是三季。他记得有一集是讲兔子参加军事展览——实际上是一次国际武器贩卖会。展览上，兔子的武器低价、耐操、适用性广，比“资深军火商”鹰酱的武器卖得更好。这段故事引来了不少弹幕叫好。

张颖相信中国制造是西方目前最恐惧的事情——因为廉价实用，所以卖得更好。他在评论区举例形容这种优势：“原本别人卖100块的东西，中国制造只要60，性能也差不多。”

Sunny在同学的安利下，从《那兔》动画上线之初，就开始追。看到抗美援朝故事时，她还专门搜索了一年前讲述朝鲜志愿军遗骸归国的纪录片来看。

“‘幸福并感激着’啊。”她借用《那兔》第一集结束画面上的话表达自己的心情，“现在的美好生活多不容易，革命先烈为信仰而牺牲，新中国建立后前辈们为建设好国家而努力，真的太辛苦太伟大了。现在某些国家老作妖，说什么中国威胁论，不就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了吗？他们把中国看作威胁，说明祖国真的强大了，不再是以前可以随便蹂躏的弱国。”

爱国就像追“爱豆”

“无法忘记卑躬屈膝屈辱的昨天/选择不被过去一切蒙蔽了双眼……冷漠背叛血染沙场只为了那梦想/星辰大海才是我的方向……”这是《那兔》第三季和番外篇的片尾曲，歌名叫《飞——致我们的星辰大海》。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日本科幻作家田中芳树所著小说《银河英雄传说》的名句，现在成了一些爱国青年和民族主义者表达心迹、直抒胸臆的口号。2014年因参加文艺座谈会而走红的网络作家花千芳，就曾把它当作自己的书名，借讲述中国历史故事宣扬民族主义理念。

在Sunny的理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只要走向海洋，还要探索太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高寒凝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认为这句话跟“每一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以及另一部漫画作品《为龙》里的“愿我有生之日，得见您君临天下”一脉相承，表达的是同一种情绪。

《为龙》是由漫画作者风息神泪等人根据日本漫画《黑塔利亚》创作的同人作品，最早于2008年出版。《黑塔利亚》的作者叫日丸屋秀和，他将国家拟人化，以德、意、日为主，讲述二战故事。中国在里面叫“王耀”，身高1米69。

创作《为龙》时，风息神泪等漫画家借用《黑塔利亚》的人物和故事背景，把王耀作为故事主角，用短篇漫画的形式，讲述近现代中国遭遇的历史事件。整个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气质，收获了大量二次元粉丝。

“他们创作《为龙》的同人图，把‘王耀’画在画面的正中，身后是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穿上漫画里王耀的衣服，头上缠着绷带象征他曾遭受的苦难，怀中抱着国旗象征他的隐忍与坚守。他们刻橡皮章，他们P图，他们在什么也做不到的时候拿出作业本、笔记本，用稚嫩的字体一遍遍书写着‘愿我有生之日，得见您君临天下’。”高寒凝在为讲座准备的PPT里写道。

高寒凝把《为龙》诞生的2008年当作很多年轻人成为坚定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节点。2008年的中国多灾多难，1月南方雪灾，3月拉萨打砸抢，4月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被藏独分子破坏，5月汶川地震。一系列事件在媒体和网络的渲染下，强化了一些年轻人的家国意识。风息神泪是其中之一，奥运火炬传递被破坏事件传出后，她在博客里大骂西方媒体，称“把老子生生从一个反奥运小市民逼成了愤怒爱国青年”。

高寒凝认为，风息神泪的变化不是偶然，这一年有着和她同样经历的一大批80后、90后自愿加入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洪流。

在高寒凝的观察里，二次元爱国者和以往爱国者的一个最大区别是，他们把国家当成偶像，“当成自己的爱豆，我是它的粉丝，这样来爱的”。而老一代爱国者偏宏大叙事，“有一套非常官方的话语”。

这也是二次元人类的圈层文化所致。“他们的社交不是以血缘、地缘，甚至不是以同学关系为基准来构建，而是以他们的兴趣爱好，这是最大不同，他们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基础上，（以二次元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高寒凝说。

在《为龙》之后，《那兔》成了一些二次元爱国者新的重要节点。它是启蒙经典，是精神坐标，也是接头暗号。

“爱”的源泉

林超创作《那兔》，原本是想在教科书外，给年轻人提供另一种视角了解国家的成长。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把它当成了爱国“圣经”。

围绕《那兔》，B站网友“酸菜米豆汤”和男友有过一次争执。

“酸菜米豆汤”大二兼职做家教时，经学生推荐看了《那兔》。追更期间她哭过好几回，还把这部动画介绍给了男友。

矛盾源于两人的迥异的价值观。男友认为《那兔》旨在“洗脑”，无法理解“酸菜米豆汤”因何感动落泪。双方“充分交换意见”后，论战以“酸菜米豆汤”败阵告终，但这不代表她被男友说服，《那兔》在她心中的分量丝毫没有减损。

“酸菜米豆汤”是一个行动派，曾为“抵制台独”跟帝吧网友一起出征过Facebook，在港大读书时和一些内地同学挥着五星红旗唱国歌，还在游戏世界挥刀砍倒过骂自己是“支那人”的玩家。

比起嘴仗落败，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男友的想法，这点更让“酸菜米豆汤”情绪低落。在她看来，两人都看到了“社会黑暗面”，只是男友选择批评和逃开，自己则更想扛下来，去改变它。在爱国这个话题上，她觉得毋庸置疑，自己是一个爱国者。

《那兔》对Sunny同样意义非凡，被她列为最喜爱的动漫第一名。“我当时看得哭死了，抗美援朝那一集，只有8分钟，可是特别感人。那句‘不能哭，眼泪会冻住’，我给好多人安利过，直到后来看见‘团团’也在安利这个，特别开心激动。”

Sunny认为《那兔》的一大意义是帮助她了解了历史，“其实我们的历史有很多值得探索和挖掘的地方，但现在很多人都不懂，包括我自己”。

除去《那兔》这种带有明显标签和被符号化的“爱国”作品，抗战、党史、军事等类型的纪录片和影视剧，也常成为B站网友积攒或释放爱国热情的重要载体。

谈到爱国观的形成时，Sunny还提到了《百年恩来》、《抗战家书》等动漫和纪录片，以及自己所学的专业、共青团和《环球时报》的微博。“我的专业让我更加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我接触的动画、纪录片让我更加认可更加了解我的国家。”

网友“佳肥猫”则更爱看《士兵突击》和《亮剑》。他在B站收藏夹里专门设置了“军事”一栏，将这两部剧存放在里面，方便以后重看。

她最早看《亮剑》还是在小学三年级，跟着父亲一起看的。她很喜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觉得这个人设很有趣，带着痞气，犯错和立功一样多。因为喜欢，后来还找了小说看。

在佳肥猫眼里，抗战曾是十分遥远的一件事，尽管知道曾祖父曾经也是一名抗战老兵，佳肥猫对那段历史一直没有概念。直到2016年端午节，爷爷在90岁生日那天，一家人三代同堂，她从爷爷口中真切感受到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往事。

当听说作为川军排长的曾祖父在淞沪会战中牺牲，找不到尸骨，只留下一个衣冠冢时，全家人跟着爷爷都哭了。佳肥猫曾祖父去世时，爷爷只有10多岁，如今70多年过去，90岁的爷爷对一些细节还记得十分清楚，从出发到牺牲时部队的番号、地点都能详细描述。“可是我现在都没法记完整。”说到这里，佳肥��有些惭愧，“那一刻才真正感觉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关于爱国，佳肥猫觉得可能跟自己的成长环境和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佳肥猫的爷爷做过国民党的税务官，加上地主出身，在“文革”时遭遇批斗，一次手部受伤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一直未能治愈，奶奶为了给爷爷送食物怕被发现藏在衣服里结果被烫伤。尽管如此，爷爷奶奶以及父亲母亲仍很崇拜毛泽东，谈论起那个年代虽有心酸，却看得很开。

“我们不忘苦难，但也不忘辉煌。”佳肥猫说，“我受到的家庭教育从来都是：无国则无家。”

矫情与真情

B站董事长陈睿从这一代年轻的二次元爱国者身上发现了很多共性：“他们从小的生活很富足，他们的教育各方面都很好，他们是真的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国度，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我们这样一个国家。”

但同样是爱国者，他们对爱国的理解及情绪表达，多有不同。

相对参加过帝吧“圣战”的“酸菜米豆汤”，网友阿汤在爱国这件事上显得更为冷静、克制。“我认为爱国不是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号，也不是写成文章的颂歌，是国旗升到杆顶的热泪盈眶，是大灾大难前的众志成城，是遍识世事人情后感叹的一句‘身为中国人真好呀’。”她说，“每个人其实都爱国。原谅我文科生的矫情，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阿汤今年23岁，是一名刚进入职场的教师。除了《那兔》，她还特别喜欢看“弘扬国威的纪录片”，如《大国重器》《五年规划》《超级工程》等。

她哈韩，是少女时代和EXO的迷妹，但遇到立场问题时会觉得“国家面前无爱豆”。她喜欢在网上刷弹幕，而拒绝在现实参加爱国活动，因为“打着爱国旗号的活动稍不注意就可能变了味”。

她记得2016年7月的南海事件期间，有不少人上街打着横幅围堵肯德基，以抗议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南海仲裁案中的态度。她认为这些行为都是“无脑爱国”，“虽然围堵了外国品牌的商店，可在里面工作的是中国人”。

那段日子，阿汤每天看电视新闻、刷微博了解最新动态。她回忆，当时网上有两张图片一度被到处转发，一张以中国地图为背景，上书口号“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另一张是《那兔》动画截图，兔子说：“咱没签过的纸，就是厕所里的屎。”

除了投以关注，阿汤再没其他行动：“政治立场这种事，我不是很喜欢站出来，自己知道就好。”

当然，她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哭着刷完了那天的微博。国家不易，护我至今。”

林超曾经上过街。当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为反对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加入了游行队伍。人群走到一个商场时，林超撞见4个人在路边开小会，他们想把队伍往尼康专卖店带，以趁机抢几部尼康相机。

那是林超参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国游行。“游行的人多了以后，难免鱼龙混杂。”林超说，自那之后，他再没因为类似的事情参加过游行。

胡琛浩现实生活中是一名网络编辑 / 摄影：尹夕远

长期关注B站的胡琛浩说，自己线下参加的“最爱国”的一次活动，是受邀参加党史纪录片《重生》的发布会。

当片方找到胡琛浩，授权他所在的“果酱字幕组”在B站发布这部纪录片时，胡琛浩一度很忐忑，担心《重生》的主旋律色彩可能不符合B站网友口味。实际上他多虑了。这部作品在中共建党95周年前夕在各大电视台及网络平台上线，一度在小范围内走红。

《重生》是果酱字幕组在B站发布的少有的几部非翻译作品，迄今播放了17.6万次，弹幕1.9万个，最高全站日排行84名。对一部纪录片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数据。

胡琛浩在视频下面看到了很多热血评论，他相信那些留言真实地表达了对方当时的感情。在他眼中，大部分同龄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很容易被一个视频感动，也很容易因为知道了一些黑幕而变成愤青。

“既然能通过一个片子很快产生情感，那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另一种倾向的视频产生对立的情感。”胡琛浩说。他认为，一个人被一部片子激起的情绪越强烈，反而说明他对一些东西认知不够全面。

现实中，胡琛浩是一名网络编辑，供职于青年亚文化媒体VICE。他曾为《那兔》感动过，但没有追着看完，他更喜欢《大国重器》。这部展示中国重大科技和工业成果的纪录片，胡琛浩认为能对政治无感的观众起作用，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

Sunny自认是一个理智的爱国者，不过度，不极端，觉得“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给国家和社会添乱，就算是对国家的爱”。2016年帝吧出征Facebook时，她是旁观者。对于这次事件，她给出的评价是“机智、幽默、给力，非常燃，大家团结一致，并且没有满口脏话”。

除了发弹幕、围观，她还没有具体参与任何一次具体的爱国事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缺乏热血。“如果国家需要，我可以狗带（go die），但是现在是和平年代，我只要当好社会主义接班人就好。”Sunny说。

（文中张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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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这一刀，戳到各国带路党的肺管子上

特朗普还没上台，我们就知道16亿美元的狗粮要没。

也许有人不知道16亿美元的梗，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

2024年9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抗中国的恶意影响”法案，拨款16.25亿美元扶植全球各地的所谓“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专门抹黑和诋毁中国。

一小部分钱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最终流到中国的一些带路党口袋里。

比如，一手编造“新疆棉”事件的许秀中，就属于此类资助之列。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批人，操着同样的腔调、拿着同样的文本，反对体制、挑动对立。

对于这些人，中国人民恨得牙痒痒的，但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不但要断它们的狗粮，还要把养狗的人也一并处理了。

2月3日，“政府效率部”（DOGE）主管埃隆·马斯克发帖称，特朗普总统已同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按照特朗普的指示，关闭是立即的，没有任何商量的。所有USAID的员工当天不能再使用中心的各种设备，离开后也不再能够进入中心大楼。

这个爆炸性消息放出后，全球一片哗然。

真正的爱国者自然是拍手称快，而各国带路党却受到暴击，这一刀无疑戳到了它们的肺管子上。

至少是在未来4年，他们都将与组织失去联系。

这些年来，在USAID的美元开道下，不少国家政权被搞垮，不少地区被搞乱。

我们中国就是重灾区，深受其害。

为了配合搞垮中国的战略，由USAID幕后筹划、NGO组织前台指挥，多次挑动的乱港风暴，最终在2019年总爆发。

这次黑暴事件，曾一度给我们造成巨大的被动与损失，直至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影响。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USAID被川宝关停，“颜色革命”大概率要消停不少，世界会要平静不少。

有好事者注意到了，USAID的官网已经无法打开，马斯克表示是他的意思。

虽然特朗普也嚷嚷要对情报、教育等部门下手，但关停USAID显然是动真格的，至少在这4年中是不可逆的。

有些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川宝关停USAID的态度这么坚决？

2月4日，微软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抨击称，此举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马斯克“真的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不会要求”其总部的全部工作人员停止工作。

有一说一，USAID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挑动“颜色革命”，宣传自由、民主那一套西方叙事，对盖茨这种大资本家来说极好的。

由于USAID开道，大大降低美国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帮助他们取得了巨额收益。

USAID虽好，但损益成本太高。

几天前，即将就任卫生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接受采访中炮轰USAID，并透露2014年曾斥资50亿美元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

这些年来，我们一些人把乌克兰发生的非正常政权更迭美化成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事实远非如此。

为了挑动乌克兰这枚重要棋子对抗俄罗斯，USAID可谓下了血本。

仅过去3年间，乌克兰便从USAID获取了327亿美元的资金，占该机构全部资金的27.2%。

更要命的问题是，成本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可收益却被大资本家攫取。

从中美人民小红书对账可以看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少人甚至穷到靠卖血为生。

贵为全球帝国，多数美国人连1000美元都拿不出来。

美联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7%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

根据Bankrate的调查显示，2025年有59%的美国人不能在紧急情况下拿出1000美元。

美国老百姓的日子水深火热，可富人阶层却赚得盆满钵满。

去年12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发报道称，美国亿万富豪们度过了灿烂辉煌的2024年，他们的总净资产飙升了数千亿美元。

根据彭博全球亿万富豪实时排行榜，该榜单每天对全球最富有的人进行排名，自去年1月以来，净资产增长最快的10人中有9人是美国公民。

美国最有钱的400人，财富总额达5.4万亿美元，持有3.46%的国家财富，创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而底层近1.7亿的半数美国人仅持有2.4%的美国财富，远不及最有钱的400人。

1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文炫耀，2023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升至创纪录的156.2万亿美元，按1.3亿家庭计算，平均每户资产约120万美元。

尴尬的是，有好事的中国人根据他们的数据算了一笔账。算出美国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为19.8万美元，而众数为5500美元。

也就是说，多数美国家庭的资产数为5500美元。

考虑到现金在家庭净资产中的占比为5%-20%之间，也与众多调查中称多数美国人拿不出1000美元应急资金相吻合。

对这些数据，不少人压根儿不相信，有人甚至攻击我们在黑美国。

下面，我将“好事者”的部分计算过程也贴出来。

这么多证据指向同一个由美国人证明的事实，再不相信我也没法帮到你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觉得美国普通民众会心平气和吗？他们凭什么顾全大局？

USAID的大局，是大资本家们的大局，与美国的屁民何干？

套用中国公知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爱美国，美国爱他们吗？

其实，如果华盛顿方面能解决好分配问题，美国的收益覆盖USAID的成本没有任何问题。

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而美国普通民众也不只是不爽USAID，而是所有政府部门。

这些政府部门“崽卖爷田心不痛”，美国民众自然希望有人帮他们出口气。

当下的美国，由于一连串的战略失误，造成国力无法维持其作为全球帝国的存在，必须进行战略收缩。

一些人贬低川宝“乱打王八拳”，显然是没看懂时与势。

无论是谁主政白宫，都得进行战略收缩，只是形式和方法略有区别罢了。

USAID巨费钱，不讨选民喜欢，裁掉又不影响内政，而且还是政敌的死忠，大家说川宝这一刀不砍它砍谁？

USAID有多费钱？我们熟知的16亿美元，仅仅是其九牛一毛。

仅去年一年，这个机构就烧掉了500多亿美元，都快赶上其上级机构国务院的预算了。

对500多亿美元的预算，也许有人没有概念，我不妨给大家比较一下。

为美国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卫生部，去年预算才1168亿美元。

USAID一万多名雇员，大部分都在国外。而卫生部近10万名雇员，所有人都在国内。

根据《2025财年应急人员配置计划》显示，卫生部计划裁撤近一半雇员。

美国现在的医疗系统，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就像狗屎一样，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

再比较几个我们熟知的部门。

美国商务部2025财年预算114亿美元，雇员人数4.7万人；

美国司法部2025财年预算378亿美元，雇员人数11.66万人……

这么一比较，是不是觉得这个搞乱其他国家的部门，非常有裁撤的必要。

有这些钱，拿来搞美国的教育、医疗，提高民生福祉，它不香吗？

再看看USAID的钱，都花在什么人身上了。

一是绝大多数洗白后装进“史密斯议员”及其朋友们的腰包；

二是少部分被他国高官和政客贪墨，比如这几年资金重点流入国乌克兰；

三是极少部分给各国带路党开了工资，也就是我们常在网上接触的许多底层“舔狗”。

2月5日，E!News网站报道，在俄乌冲突中积极站在乌克兰一方的好莱坞明星，从USAID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金。

其中，范·达美获得150万美元，本·斯蒂勒获得400万美元，西恩·潘获得500万美元，奥兰多·布鲁姆获得800万美元。

大家可能想不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大嘴美女、安吉丽娜·朱莉居然从中拿到了2000万美元。

朱莉的名场面之一，出现在她以联合国难民署大使的身份访问伊拉克时。

彼时，她站在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上发表炸裂演讲：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看一看打生打死的乌克兰士兵，再看看他们动动嘴皮子挑动对抗获得巨额利益，是不是觉得恶心。

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合理合法地成了权贵们的“唐僧肉”。

假如你是美国的普通人，在国家债台高筑、自己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下，会不会支持川宝关停USAID？

USAID被终结后，很有意思的一幕随即出现：数千被裁撤的雇员走上街头，抗议川宝取消这个全世界煽动抗议的组织。

不管这个机构的最终命运如何，至少全世界这4年要消停很多，未来只要MAGA派继续执政，它们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

解散组织、停发工资，考验着各国带路党对美国的真爱，会不会引发一场风暴，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各国真正的爱国者们也不要太乐观，这些人早就在过去的岁月中被美国人种下了“奴印”“畜印”，即便没有钱恐怕依然改不掉它们吃屎的习惯。

与带路党的斗争，绝不会随着养狗院人去楼空而自动消失。

[shadyangelglitter]

特朗普这一刀，戳到各国带路党的肺管子上

特朗普还没上台，我们就知道16亿美元的狗粮要没。

也许有人不知道16亿美元的梗，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

2024年9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抗中国的恶意影响”法案，拨款16.25亿美元扶植全球各地的所谓“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专门抹黑和诋毁中国。

一小部分钱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最终流到中国的一些带路党口袋里。

比如，一手编造“新疆棉”事件的许秀中，就属于此类资助之列。

再比如，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批人，操着同样的腔调、拿着同样的文本，反对体制、挑动对立。

对于这些人，中国人民恨得牙痒痒的，但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不但要断它们的狗粮，还要把养狗的人也一并处理了。

2月3日，“政府效率部”（DOGE）主管埃隆·马斯克发帖称，特朗普总统已同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按照特朗普的指示，关闭是立即的，没有任何商量的。所有USAID的员工当天不能再使用中心的各种设备，离开后也不再能够进入中心大楼。

这个爆炸性消息放出后，全球一片哗然。

真正的爱国者自然是拍手称快，而各国带路党却受到暴击，这一刀无疑戳到了它们的肺管子上。

至少是在未来4年，他们都将与组织失去联系。

这些年来，在USAID的美元开道下，不少国家政权被搞垮，不少地区被搞乱。

我们中国就是重灾区，深受其害。

为了配合搞垮中国的战略，由USAID幕后筹划、NGO组织前台指挥，多次挑动的乱港风暴，最终在2019年总爆发。

这次黑暴事件，曾一度给我们造成巨大的被动与损失，直至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影响。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USAID被川宝关停，“颜色革命”大概率要消停不少，世界会要平静不少。

有好事者注意到了，USAID的官网已经无法打开，马斯克表示是他的意思。

虽然特朗普也嚷嚷要对情报、教育等部门下手，但关停USAID显然是动真格的，至少在这4年中是不可逆的。

有些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川宝关停USAID的态度这么坚决？

2月4日，微软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抨击称，此举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马斯克“真的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不会要求”其总部的全部工作人员停止工作。

有一说一，USAID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挑动“颜色革命”，宣传自由、民主那一套西方叙事，对盖茨这种大资本家来说极好的。

由于USAID开道，大大降低美国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帮助他们取得了巨额收益。

USAID虽好，但损益成本太高。

几天前，即将就任卫生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接受采访中炮轰USAID，并透露2014年曾斥资50亿美元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

这些年来，我们一些人把乌克兰发生的非正常政权更迭美化成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事实远非如此。

为了挑动乌克兰这枚重要棋子对抗俄罗斯，USAID可谓下了血本。

仅过去3年间，乌克兰便从USAID获取了327亿美元的资金，占该机构全部资金的27.2%。

更要命的问题是，成本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可收益却被大资本家攫取。

从中美人民小红书对账可以看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少人甚至穷到靠卖血为生。

贵为全球帝国，多数美国人连1000美元都拿不出来。

美联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7%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

根据Bankrate的调查显示，2025年有59%的美国人不能在紧急情况下拿出1000美元。

美国老百姓的日子水深火热，可富人阶层却赚得盆满钵满。

去年12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发报道称，美国亿万富豪们度过了灿烂辉煌的2024年，他们的总净资产飙升了数千亿美元。

根据彭博全球亿万富豪实时排行榜，该榜单每天对全球最富有��人进行排名，自去年1月以来，净资产增长最快的10人中有9人是美国公民。

美国最有钱的400人，财富总额达5.4万亿美元，持有3.46%的国家财富，创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而底层近1.7亿的半数美国人仅持有2.4%的美国财富，远不及最有钱的400人。

1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文炫耀，2023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升至创纪录的156.2万亿美元，按1.3亿家庭计算，平均每户资产约120万美元。

尴尬的是，有好事的中国人根据他们的数据算了一笔账。算出美国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为19.8万美元，而众数为5500美元。

也就是说，多数美国家庭的资产数为5500美元。

考虑到现金在家庭净资产中的占比为5%-20%之间，也与众多调查中称多数美国人拿不出1000美元应急资金相吻合。

对这些数据，不少人压根儿不相信，有人甚至攻击我们在黑美国。

下面，我将“好事者”的部分计算过程也贴出来。

这么多证据指向同一个由美国人证明的事实，再不相信我也没法帮到你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觉得美国普通民众会心平气和吗？他们凭什么顾全大局？

USAID的大局，是大资本家们的大局，与美国的屁民何干？

套用中国公知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爱美国，美国爱他们吗？

其实，如果华盛顿方面能解决好分配问题，美国的收益覆盖USAID的成本没有任何问题。

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而美国普通民众也不只是不爽USAID，而是所有政府部门。

这些政府部门“崽卖爷田心不痛”，美国民众自然希望有人帮他们出口气。

当下的美国，由于一连串的战略失误，造成国力无法维持其作为全球帝国的存在，必须进行战略收缩。

一些人贬低川宝“乱打王八拳”，显然是没看懂时与势。

无论是谁主政白宫，都得进行战略收缩，只是形式和方法略有区别罢了。

USAID巨费钱，不讨选民喜欢，裁掉又不影响内政，而且还是政敌的死忠，大家说川宝这一刀不砍它砍谁？

USAID有多费钱？我们熟知的16亿美元，仅仅是其九牛一毛。

仅去年一年，这个机构就烧掉了500多亿美元，都快赶上其上级机构国务院的预算了。

对500多亿美元的预算，也许有人没有概念，我不妨给大家比较一下。

为美国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卫生部，去年预算才1168亿美元。

USAID一万多名雇员，大部分都在国外。而卫生部近10万名雇员，所有人都在国内。

根据《2025财年应急人员配置计划》显示，卫生部计划裁撤近一半雇员。

美国现在的医疗系统，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就像狗屎一样，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

再比较几个我们熟知的部门。

美国商务部2025财年预算114亿美元，雇员人数4.7万人；

美国司法部2025财年预算378亿美元，雇员人数11.66万人……

这么一比较，是不是觉得这个搞乱其他国家的部门，非常有裁撤的必要。

有这些钱，拿来搞美国的教育、医疗，提高民生福祉，它不香吗？

再看看USAID的钱，都花在什么人身上了。

一是绝大多数洗白后装进“史密斯议员”及其朋友们的腰包；

二是少部分被他国高官和政客贪墨，比如这几年资金重点流入国乌克兰；

三是极少部分给各国带路党开了工资，也就是我们常在网上接触的许多底层“舔狗”。

2月5日，E!News网站报道，在俄乌冲突中积极站在乌克兰一方的好莱坞明星，从USAID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金。

其中，范·达美获得150万美元，本·斯蒂勒获得400万美元，西恩·潘获得500万美元，奥兰多·布鲁姆获得800万美元。

大家可能想不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大嘴美女、安吉丽娜·朱莉居然从中拿到了2000万美元。

朱莉的名场面之一，出现在她以联合国难民署大使的身份访问伊拉克时。

彼时，她站在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上发表炸裂演讲：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看一看打生打死的乌克兰士兵，再看看他们动动嘴皮子挑动对抗获得巨额利益，是不是觉得恶心。

美国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合理合法地成了权贵们的“唐僧肉”。

假如你是美国的普通人，在国家债台高筑、自己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下，会不会支持川宝关停USAID？

USAID被终结后，很有意思的一幕随即出现：数千被裁撤的雇员走上街头，抗议川宝取消这个全世界煽动抗议的组织。

不管这个机构的最终命运如何，至少全世界这4年要消停很多，未来只要MAGA派继续执政，它们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

解散组织、停发工资，考验着各国带路党对美国的真爱，会不会引发一场风暴，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各国真正的爱国者们也不要太乐观，这些人早就在过去的岁月中被美国人种下了“奴印”“畜印”，即便没有钱恐怕依然改不掉它们吃屎的习惯。

与带路党的斗争，绝不会随着养狗院人去楼空而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