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动了一波“果断而强力”的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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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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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催泪弹与防暴工业的历史

端传媒版本（欢迎订阅阅读）：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0-opinion-tear-gas/ 

在反送中抗议中，香港警察再次用催泪弹、辣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攻击和驱散人群，导致至少70多人受伤。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当然并非孤例，警权扩大和军事化是全世界革命和运动的威胁。而使用枪管和气罐释放的催泪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镇暴的标配。吊诡的是，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明令禁止催泪弹等化学毒气在战场上使用，绝大部分国家都签署并遵守了协定。催泪弹使用领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纪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过程，也侧面勾勒出群众运动和国家镇压间不断拉扯与竞争的历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发明于一战战场，催泪弹是以CS，CR、CN（已经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学物质为基底制造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催泪弹主要为了在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中的敌军；而在街头，催泪弹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虽然媒体上流传的抗议图片中，催泪瓦斯常常看上去以气体形式存在，它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水汽，可以吸附在皮肤、土壤和建筑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体来进行清洗。尽管催泪弹被当作非致命武器，历史上因为催泪弹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却不在少数。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的流泪、灼烧和恶心，还在于不正确使用时造成的其他破坏，包括通风不畅导致的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 

在密闭和通风不畅的空间投掷催泪弹会大大增加化学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闭的警车上释放催泪弹，当场杀死了37名穆兄会支持者。2014年11月，密苏里弗格森抗议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战中多次无差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临街咖啡店都布满有毒气体。受伤的几位当事人一气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泪弹的伤亡源于被弹出的弹壳或毒气罐砸中，伤者轻则面颊流血，重则失明和颅骨、脏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格兹公园抗议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释放了13万罐催泪瓦斯（切勿惊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80年代韩国镇压民主化期间，有过17天发射35万枚催泪弹的记录）用空了一整年的镇暴库存，并出动水炮和推土机清场。这场城市占领运动最后导致了八千多人受伤，22人死亡。两百多人受到头部和脑损伤，其中不乏由于催泪弹导致失智等严重后遗症的。去年底发酵的黄背心运动中，许多防爆警察故意近距离朝群众头部开枪，造成不少重伤，一名旁观女性也被飞出的弹壳砸中头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泪弹，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比如2011年以来，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药的特殊催泪弹GLI-F4的国家，这也导致法国抗议者面临更大的身体威胁，一不小心就会被炸伤炸残。去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两名黄背心示威者的手被这种催泪炸弹当场炸飞。 

催泪弹并非只是非常时期的警方武器。美国和伊朗的监狱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泪弹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员。美国边检人员用催泪弹驱赶穿越边境的无证移民的行为在近年来越发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早就是家常便饭。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当地军警的催泪弹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网民们会用地图评论来标记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泪弹袭击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驱赶出来，活在永恒的例外状态里。  

在历史学者Anna Feigenbaum看来，对催泪弹无害的认知，首先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催泪弹造成的伤亡，很多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国际传媒的报道偏见，导致非欧美和非英语国家的伤亡者被人忽视。再者，由于样本限制和实验室实验的道德风险，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计算过催泪瓦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顾催泪弹被发明和商业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种精巧的话术，用来为催泪弹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终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军工体系。 

催泪弹的民用史：当镇压成为商品

催泪弹民用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Amos Fries。Fries早年参与美菲战争，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军队的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将化学毒气描绘成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战后面临公众普遍质疑和裁撤CWS的压力，Fries联合一众政客、科学家和媒体写手，开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为口号为化学气体的民用做撒网式营销。1921年���天，Fries带着他的宣传团队来到正经历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费城，向当地警局展示了催泪弹的威力。在演习中，尽管警长派出了其最优秀的下属，面对六个手持150个催泪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鸟兽散。此番场景被闻讯而来的各路记者写进报道，一夜间为催泪弹赢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誉。到了1930年间，催泪弹已经成为美国绝大部分警局、国民警卫队、监狱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标配。 

20年代涌现的各类劳工运动和总罢工，也成了催泪弹的绝佳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Federal Laboratories的销售代表敲开一家家工厂的大门，推销催泪弹镇压工人罢工的人道与高效。他们往往不等罢工出现，而是根据行情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劝说相关公司购买催泪弹以备无患。在公司的宣传册上，也随处可见催泪弹帮助镇压罢工的成功案例。大萧条的来临，又进一步反向刺激了商业资本大量购入催泪弹，以应对失业带来的底层骚乱。根据之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到1937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累计高达12.5亿美元（等价于现在大约210亿）。 

Amos Fries成功的动员策略，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白人至上思潮的缩影。作为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外国人和有色人种比喻成野人，还积极推动删除公立学校教材中的共产主义内容，他的发言和行动得到了三K党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泪弹民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警察镇压劳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种的正当化，是之后麦卡锡时代的前奏。或许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CWS腐败和对平民滥用化学武器的参议员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麦卡锡于1946年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目睹后者的崛起和紧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在1953年2月开枪自杀。 

催泪弹在北美的大获成功，特别是坊间流传的费城警局的催泪弹演习报道，通过电报和国际移民等渠道传到了英��。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在非战时使用化学气体在英国方面看来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从尼日利亚到印度，殖民地中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英国人意识到寻找快速有效镇压手段的必要性。1919年，印度北部札连瓦拉园的英军用子弹杀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议者，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屠杀。为了避免此类事件重演，英国也开始慢慢打造帝国内部的催泪弹市场。1920年代在美国方面的赞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警局开始配备催泪瓦斯，让英国方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催泪弹的好处。 

同时，随着美国方面证据的增加，英国的主流舆论对催泪弹的态度也从坚决反对导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地的警察部门都已正式配备催泪弹。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医师和技术人员们被动员起来论证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一些特别的规范也建立起来，比如在使用催泪弹前必须先警告公众，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催泪弹的制造生产，英国方面则选择了走研发之路。1947年，在镇压印度监狱的一场暴乱中，美方提供的催泪弹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促使英国开始自行研发“更加安全”的化学毒气。战后在波登当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人员在退伍军人身上进行了几千次催泪弹测试。1965年，英国正式宣布研发成了改良版的CS气体，能比原有的气体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很快，这种新CS气体就被用于镇压北爱独立运动。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则用新武器来镇压民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从塞尔玛游行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抗议再到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备愈发精良。通过朝静坐的人群和占领区的帐篷投放催泪弹，甚至动用直升机喷洒催泪雨，政府可以有效制造群体恐慌，从而分隔开抗议的人墙。一些小镇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现了朝黑人运动家的会议室、住所和乘坐车辆扔催泪弹意图谋杀的行为。 

60年代美国国内的抗议和镇压，又反过来促进了催泪弹全球联动体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为代表的前军方专家们开始以60年代为经验，出版各种关于催泪弹的使用手册和科普读物，并到访多国的警队进行宣讲培训。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催泪弹衍生品推出的关键时期，含CS的Mace喷剂、胡椒雾（Pepper Fog）、辣椒喷雾（Pepper Spray）都在这时注册了商标。之后几十年全世界街头所用的镇暴武器，很多都是缘起于这个时期。 

催泪弹的全球产业链

历经80年代的保守主义回潮，90年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催泪弹为主打的街头镇暴已经成为全球的产业，体量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以Milipol为代表的防恐防爆的跨洲展销会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摆放着美国出产的催泪弹，中国出产的防暴衣，和来自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展会为平台，不同国家的商人们在现场提供的秘密会晤室和周边酒店中商量着进出口事宜，悄悄决定着几千公里外广场上抗议群众的命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和智利学生运动以来，全球防暴工业的订单都在飙升。目前，美国三大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罗里达州的Safariland继续主导着催泪弹市场。CSI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应商，也出售武器给大多数中东和拉美国家。CSI的催泪弹出现在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间，也曾引发社运团体、黑客组织等的广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的武器主要被用于巴林、希腊、土耳其等的抗议；Safariland的催泪弹除了用于美国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众抗议外，目前还专门用来驱散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美国市场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等国也有了比较大的生产商。而制造催泪弹的原材料和零件，则往往来自人力成本依然较低的中国和印度。防暴工业养肥了一批跨国经济精英，比如Safariland的CEO和最大持股者，身价7亿美金的Warren Kanders。 

香港抗议中的催泪弹 N225 Rubber Bursting CS Grenades

催泪弹的出口网络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时代世界体系的遗产。例如，镇压香港伞运和这次反送中的催泪弹大都进口自英国的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抗议中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津巴布韦则大量进口邻国、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南非的镇暴器材。其次，韩国、巴西等国的新兴企业也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打乱旧有的出口格局。韩国的大光化学（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间向24个国家出口了300多万罐催泪弹，其主要合作国是巴林、缅甸和泰国。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揽子计划支持国产防暴工业，使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发展成可匹敌美国的庞大市场。其中，位于里约热内卢的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频繁向委内瑞拉出口催泪弹。此外，与其他行业类似，非洲和东南亚日益成为各国争抢的设厂基地。业内估计从2016到2021年，催泪弹市场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84亿美元。面对又一轮全球抗议潮，和民主国家日益严酷的边境执法，对催泪弹的高需求将会保持下去。 

随着人们对CS气体的特性越发熟悉，抗议者也开发出了各种应对和急救措施，网上的防催泪弹指南不计其数。因此，催泪弹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图让最全副武装的抗议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传统CS弹基础上加上炸药增加杀伤力外，新的制剂也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CSI研制的OC Vapor手榴弹能够导致强烈疼痛和窒息。因为投放后无色，难以追踪气体扩散路径，很多抗议者因躲避不及而受伤。 

事实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样性，弱化了其杀伤力，最终掩盖的是无处不在且不断升级的跨国暴力生产线。它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橡皮子弹永远是互生的关系，群众运动越是猛烈，权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级武器来实现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鸡蛋一边以外，我们要揭示权力背后这种韧性极强的网络，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通过镇压大众获利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反抗者面临着远比街头运动更大的挑战。 

主要参考书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liuxin7565]

透过疫情看西方媒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显然，新冠肺炎（Covid-19）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威胁——病毒不分国界。因此，中国不仅是在为自身抵御病毒，而且正在前线为全人类战斗——所以世卫组织（WHO）适时宣布，新冠病毒是“头号公敌”。正是因为其他国家和中国人民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可以想象，每一个国家的机构组织、媒体，要客观地反映这一事件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面临这一共同的威胁，各国应尽可能消除出于国家考虑而产生的偏见。  

事实上，这样客观的反应并未发生，众多消息显示，国际机构和媒体围绕新冠肺炎的表现没有遵从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显然，那些公然歪曲事实和带有偏见的反应，不仅是无视中国的利益，而且是无视人类的利益，甚至是无视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这种现象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客观地应对重大事件，哪些力量我们可以依靠，而哪些力量则不能。这就需要了解各国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总体形势。如下文所述，中国的一些消息来源与外界对中国的攻击，是有所联动的。  

鉴于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信息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爆发的发展轨迹、国际组织和媒体之间的反应，以及他们与中国一些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武汉“战疫”：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中国和负责任的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正在采取何种战略。要设计和实施这一策略，并对各个步骤进行评估，当然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但要了解基本战略，就需要基本了解局势的关键参数。  

第一个关键参数显然是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数量有限，而且每个医务人员必须处理的病人数量越大，治疗效果就越差。因此，限制要治疗的病例数量是任何抗击疫情战略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首先的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尽可能迅速地限制病毒从武汉/湖北蔓延。这是决定性的任务，因为如果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和国际上，将耗尽可用于应对它的有限的医疗资源。  

其次，虽然湖北应对病毒传播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为应对这种情况，真正有水平的医疗资源潜力——外部医疗资源被注入湖北。  

这些关键步骤中的第一步，即尽快阻止病毒在武汉/湖北以外的传播，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严格限制武汉和湖北的旅行——世卫组织随即认可了中国的这一举措。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病毒将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无论是通过正常的旅行，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担心感染病毒的人会逃往医疗设施压力低于武汉/湖北的地区寻求医疗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病毒的传播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为此，中国对武汉/湖北实施了极其严厉的检疫措施。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武汉/湖北的医疗资源不得不承受极端的压力，不仅是因为疫情的严重性，而且是因为人们不能离开医疗资源压力较小的地区寻求医疗帮助。但是，如果不阻止病毒的传播，就无法控制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或许我们可以把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战役的战略，与此相比较。苏军在这场战斗中的战略是在斯大林格勒城本身的防御斗争中遏制德军的进攻，有200多万人参加了这场战斗，而红军则准备进攻，以便在斯大林格勒城周围地区刺穿纳粹军队的侧翼。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守军牺牲惨烈，但他们恰恰阻止了德国的任何突破，为随后包围和彻底摧毁纳粹军队准备了条件。这场遏制和包围纳粹敌人的防御战的成功结果，决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的分析一样。  

世卫组织：我们一直在和谣言与阴谋论作斗争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严格措施，即防止病毒传播，获得了世卫组织的盛赞。该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1月30日宣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正在为疫情应对制定新的标准。”他当天还强调：“���在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恐惧。现在要的是科学，而不是谣言。”  

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政策和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其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到目前为止，99%的确诊病例发生在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很早就承诺与世卫组织合作，共享数据等。中国政府正领导其国民抗击疫情，世卫组织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他们，保护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还客观地阐述道：“武汉人民，乃至湖北省人民，他们付出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合作，感谢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既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着世界其他地方。面对为人类做出的这一举动，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真的很感激，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非常感谢。”  

谭德塞直接指出，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防范虚假信息和谣言在媒体上传播。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应将世卫组织作为疫情客观信息的中心来源：  

“今年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错误信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比冠状病毒在地上传播的速度还要快。  

在团结协作是拯救生命和结束卫生危机的关键之时，这些‘信息疫情’阻碍遏制疫情的努力，传播恐慌和混乱，并加剧分裂……  

这种戏码在世界各国上演，而且是以多种语言，比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还多得多。  

这一挑战并非卫生界所独有……在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有可能阻碍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普罗大众中，所有人都有权获得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型冠状病毒侵害的准确信息。  

世卫组织正在为满足这一迫切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在与各国政府、研究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开展合作以确定冠状病毒如何传播以及如何治疗的同时，世卫组织也在抗击‘信息疫情’，与谣言、谎言和错误信息做斗争。  

作为领导国际卫生事业的机构，世卫组织利用其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向全世界传播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社交媒体公司身处应对信息挑战的前线。谷歌、脸书、拼趣、抖音、腾讯等公司都在支持世卫组织。  

谷歌已经与世卫组织一同启动了SOSAlert，使得在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时更容易获取我们的冠状病毒专题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安全提示、疫情应对方面的最新信息、技术资料和世卫组织的推特更新。  

在谷歌旗下的YouTube上，声称提供冠状病毒信息的���频现在被一个横幅框住，该横幅将用户引向世卫组织的门户网站。  

同样，如果你在脸书搜索功能中输入冠状病毒，第一个结果鼓励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用户向世卫组织寻求最新信息。  

与此同时，世卫组织社交媒体专家正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以多种语言发布真实信息供人们分享，以便担忧的公众能够了解情况，而不是陷入一个真空，在这个真空中，错误信息是唯一可以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99%的冠状病毒病例都在中国，世卫组织正努力用中文分享准确和可行的建议。腾讯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微信提供数字工具，每天宣传世卫组织的文章、信息和信息图表，并在辟谣方面予以合作。  

这不仅仅是社交媒体的事。世卫组织正在与世界各地传统媒体的记者和媒体机构接触，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确保记者获得并使用正确的信息。广播和印刷媒体有责任将公众健康置于引发恐慌的标题党新闻之前……  

世卫组织将继续传播经核实的信息，与技术公司合作，与媒体机构携手，确保人们能够了解事实，阴谋论被揭穿，不正确的信息得到迅速纠正，从而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  

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须尽力解决蓄意传播错误信息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报刊编辑，还是使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都有责任对自己分享和推广的信息保持警惕。  

冠状病毒疫情的走向将取决于能否向需要的人传递正确信息。明智地分享，谨慎地点击，别盲目刷屏。”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博士（DrMichaelJ.Ryan）称，世卫组织在中国实地工作团队的主要优先任务，首先是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之一”。  

当2月13日有人试图歪曲中国在病毒病例分类上的变化，称之为病毒急剧上升时，迈克尔立即作出回应并解释称，湖北省新增病例中大多发生在“近几天或近几周”。中国政府的最新调整使得在湖北省，受过训练的医疗专业人员有权根据胸部影像将疑似病例归类为临床诊断病例，而不必经过实验室确认。它们是回溯报告的病例，有的回溯到疫情暴发之初，并不是在一天内激增了1.4万例病例。我们看到中国报告的病例数量激增，但这并不代表疫情发展曲线有重大变化。  

世卫组织这一负责任的回应，得到了中国大陆以外重要医疗和政治人物的响应。例如，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医学教授梁卓伟（GabrielLeung）就认可中国的隔离和旅行限制措施，并指出：“其他国家应该考虑采取中国的这些措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xienLoong）也在一篇讲话中指出：  

“我们17年前就经历了非典，所以这次对付新冠肺炎的准备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我们已经储备了足够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我们扩大和升级了医疗设施，包括新的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我们有更先进的研究能力来研究病毒。我们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士来处理这种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但有两个重要区别。首先，这种新病毒比Sars更具传染性。因此，更难阻止它的蔓延。第二，新病毒的危险性比非典小得多。感染非典的人中约有10%死亡……从致死率上来看，新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许多西方媒体没有客观地应对这一极其严重的形势，而是恰恰陷入了世卫组织警告“不要给魔鬼喂食”的威胁之中。  

考虑到第一项关键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这意味着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决定性数字指标是湖北以外地区，每日确诊新增病例数量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上升，这意味着病毒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下降，这就意味着遏制病毒的努力有所成功。这是对中国抗疫措施有效性的明确考验。下文分析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抗疫努力已取得积极成效，且与大部分西方媒体的反应大相径庭。  

疫情中，“客串”专家“群魔乱舞”  

在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国际医学专业人士和组织赞扬中国的同时，西方一些不懂医学知识的媒体和人士则以一幅抗疫专家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抨击中国和以世卫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他们的做法不是分析已得到验证的整体抗疫战略，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地指责中国和国际专业医疗人员的精准决策。  

美国媒体中借这次疫情公然反华，甚至以种族主义标题做报道哗众取宠的不少，对于这些中国媒体曾有所报道，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只选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纽约时报》声称“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或者《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的报道已经受到中国外交部的明确谴责。同样令人反感的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就新冠疫情所说的话：“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北美就业岗位的回归。”这些西方媒体的反华操作很明显，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宣传手段，也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下文我将主要分析西方媒体更隐晦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手法。  

其中反应最快的一次攻击，是西方一些组织宣称中国的医疗措施侵犯了“人权”。例如，“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Roth）宣称：“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典型方式，北京限制了35万人，而不是采取公共卫生和人权所要求的透明和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武汉冠状病毒。”  

如上文所述，这一结论认为，中国遏制病毒传播的决定性步骤，依赖的都是对人权的��击，而这种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权的首要是生存权，而不是因为所谓的自由而眼睁睁的任由人民因为疫情失去生命。很少有理智的人会认为，保障最基本的人权的最佳方式不是来自世卫组织，而是由没有任何专业医学知识的肯尼斯·罗斯所决定的。  

另一位自称是流行病专家，但事实上完全不具备医学资格的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撰文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攻击世卫组织：“上个月，一种神秘病毒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发生了疫情。当冠状病毒席卷中国的心脏地带并蔓延到其他国家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透明’的应对举措表示赞赏。”  

这位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在谈到中国时说：“担心世卫组织对该国应对举措的连续赞扬，会考验该机构的全球信誉。”  

另一位自称为流行病专家的则是黄之锋，其另一个更出名的身份是乱港分子。与世卫组织专业医疗人员相比，黄之锋完全不具备应对国际流行病威胁方面的专业技能，但他觉得他有资格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而且他的确也发推特这么呼吁了  

最后举例的也是一位自称为流行病专家的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EvansPrichard），他是《每日电讯报》国际商业编辑。埃文斯·普里查德确实具备讨论该病毒潜在经济影响的相关资格。但遗憾的是，他还决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传染病做出判断，在将新冠肺炎与夺去了1亿人生命的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比较后，他将迄今为止现代最严重的传染病灾难与新冠肺炎相提并论：“我个人认为…非典事件对武汉病毒的快速传播几乎没有什么启示，2019年新冠肺炎的变异更类似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根据与这一现代最大的医疗灾难的对比，他宣称：“我对分析人士根据每天的官方数据，相信感染率可能正在下降感到惊讶。他们是否意识到卡夫卡式的现实很快毫无疑问将在武汉、黄冈、重庆上演？否则英国怎么会关闭其驻武汉市总领馆？”他还称：“密切关注中国的观察者和一些非常敏锐的科学家怀疑，最近的这种乐观情绪只是雷雨来临前的一种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称他将新冠肺炎与给全球造成巨大灾难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相提并论，是因为他看到一些中文媒体上的相关信息，从而得出这一结论的。这证明，他与中国某些势力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中国的应对：用“人民战争”战胜病毒  

但与西方媒体的这些说法相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即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开始取得成功。这一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验证：各种严肃的国际医疗和研究组织以及中国的医疗和研究组织，在衡量抗击疫情的趋势时采用了略有不同的标准，但都显示出完全相同的下降趋势：  

?众所周知，2月13日中国卫健委为避免低估冠状病毒病例数量的危险，将记录病例的标准从仅实验室确诊的病例改为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在前一种方法中，每日新增病例的峰值是2月5日的3882例。到2月19日宣布时，即使用新的更广泛的诊断方法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1749例——下降54.9%。  

?世界名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直非常负责任地公布数据，其采用的标准与中国相同，计算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从2月6日到2月19日的报告，中国大陆每日新增病例数下降53%。  

?在2月16日之前，世卫组织倾向于继续使用中国以前所用的实验室确诊病例标准，这可能是因为世卫组织希望能够在较长时期内集中精力使用一致的标准分析趋势。使用这种方法，世卫组织发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在2月5日达到3900的峰值，到2月15日已降至1500例——下降72%。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改用中国所采用的新的计算确诊病例数量的方法。  

就目前而言，评估中国和国际组织所采用的计算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的不同标准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呈现同样的明显趋势——2月5日左右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达到峰值，随后是急剧和持续的下降。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在湖北省范围内的重大任务以及死亡人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止2月19日湖北省有1921人死亡，湖北以外地区则有90人死亡——只有4%的死亡是在湖北以外地区。简而言之，中国政府使用的方法，以及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动员，即“人民战争”，在遏制病毒和减少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数据自然并不意味着形势不严重。湖北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正如围剿病毒就有必要采取“斯大林格勒”战略一样。特别是，一般来说，死亡人数必然是一个“滞后指标”，因为病人死于疾病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每日死亡人数达到峰值的日期必然出现在每日感染人数达到峰值的日期之后。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17日中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为98——这一数字太高了，让人感到不安。但与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一样，这一数字也呈下降趋势。  

总之，那些认真研究这一趋势的人所呈现的客观证据证明，中国抗击疫情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当然，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还任重道远。  

西方媒体的“双标”套路  

将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举措，导致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下降的客观数据，与部分西方媒体的宣传报道相对比，有助于看清这类媒体使用的两种歪曲手法。  

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的手段——即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在中国广为人知。“假新闻”可以定义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互联网上声称教皇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这根本不是真的，教皇并不是持这种立场。同样地，在冠状病毒上也出现了完全虚构的假新闻。例如，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Cotton）声称冠状病毒是中国军方生物战活动的结果，借用二战大屠杀纪念地许多尸体躺在街上的照片，声称照片中的场景是在中国等等。但冠状病毒的例子再次证明，这并非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主要手段。  

西方媒体借助新冠疫情所采用的歪曲事实的主要手法，可以称为“伪新闻”，而非“假新闻”。“伪新闻”是指报道真实的新闻时通过扭曲不同因素在新闻中的真实比重，完全歪曲实际情况。  

比如：  

?上文所引用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中，他在撰文时将1600人（不是假新闻）的真实死亡人数夸大到与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高达1亿人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正如《纽约时报》所引用的说法，一些中国城市、城镇和村庄限制行动自由，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一事实到了《纽约时报》笔下就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从未迁移至其城镇。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速超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但就是创造了这样奇迹的中国却突然间登上了《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头条报道。面对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民众生活水准提高、消除贫困取得巨大成功这样的事实，《纽约时报》撰稿人尼古拉·克里斯托佛（NicolasKristof）在攻击中国时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现在北京的初生婴儿的预期寿命为82岁，高于华盛顿特区（78岁）或纽约市（81岁）。”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歪曲事实（炮制虚假新假）的方法，特将此次疫情与类似的全球流行病威胁——2009-2010年美国和墨西哥的猪流感进行比较。在此过程中，超过7亿人被感染。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估计有284500人到575000人在这场猪流感中死亡。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的病死率不到墨西哥/美国猪流感的1%。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西方媒体将美国和墨西哥的这场猪流感与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也没有西方媒体据此以人权为借口攻击墨西哥/美国政府。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简言之，要判断一份报道是否准确，仅仅确定它不是“假新闻”——完全捏造的信息，是不够的。此外，还应看该报道中实际情况的比重是否合适，即看所涉及的内容是否是“伪新闻”。  

这一趋势的真正严重之处涉及到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不幸的是，面对一场涉及许多生命的重大灾难，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因为太多要素牵涉其中，要全部处理正确，100%没有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整体应对最为成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挑剔和夸大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也许这有助于大家了解上面这段话的含义。  

当然，我个人并没有直接经历过新冠疫情这样的灾难。但我直接见证过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袭击，那次袭击造成52人死亡。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和公交系统几乎同时发生了4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孤狼”恐怖分子的行动。这次袭击背后有重要组织的影子。由于有组织的重大恐怖网络显然是这些协同袭击的幕后黑手，因此警方对任何后续恐怖袭击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由于一个错误的身份，一个完全无辜的名叫让·查尔斯·德梅内泽斯（JeanCharlesdeMenezes）的巴西人，在此过程中被错误地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一部分。当他进入一个地铁站时，他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在这个地铁站，炸弹袭击会导致很多人死亡。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知道英国警方有针对非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记录，包括杀戮。因此，我不会说警察处置这种情况时一贯就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警察被迫面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即如何处理他认为威胁到许多人生命的袭击者，在瞬间内就作出生死决定。显然，当时那个警察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对让·查尔斯·德梅内泽斯和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来说是一个绝对骇人听闻的悲剧——随后的司法调查发现，实施枪击的个别警察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当时得到的信息印证了警察指挥结构中的弱点。杀害一个完全无辜的人是可怕的。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伦敦警方不仅在2005年7月，而且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对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总体上处理这一威胁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不能阻止所有恐怖袭击，但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虽然新冠疫情是一场更严重的事件，但它印证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当面临生死存亡时，即使总体上的应对是完全正确的，在此过程中错误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李文亮博士的死，又一次说明了这一可怕的事实。但西方媒体自然而然地接手了这场悲剧，并不是把它作为中国与病毒全面战争成功的一个悲剧，而是把它断章取义，试图把它表现为中国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措施——这是另一个“伪新闻”的例子，即它采纳了一个真实的单个事例，但是扭曲了它在整个局势中的真正比重。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信息的“高效利用”  

在这个“假新闻”和“伪新闻”的大背景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反华媒体在攻击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时，大量利用的是中国内部的消息来源。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指的材料类型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某中文媒体2月3日开始推出的多维度报告《深度：武汉如何在遏制冠状病毒的斗争中失败》。与埃文斯?普里查德一样，自称为“北京女儿”的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且认同这篇报道观点的埃米莉?���（EvansPrichardEmilyFeng）也强烈抨击中国的抗疫举措。同样，英国《泰晤士报》2月9日也指出：“中国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流行病的公开报道……它提供了一个难得一见的中国真实情况的机会。”《泰晤士报》直接用此类材料攻击世卫组织，声称：世卫组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对中国的应对举措大加赞扬。”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许章润，西方媒体似乎对他格外推崇。事实上，许的言论直接登上一些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例如，《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显然与许章润的说法一致：“似乎一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抛回到前现代……感觉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野蛮恐慌，更容易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也同样宣称：“中国对新冠肺炎的不当处理，危及到了自身和世界。这方面的证据是北京的一位法学教授许章润本月撰文所提到的‘冠状病毒蔓延暴露了中国治理的短板’……”如前所述，克里斯托夫不得不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认：“我们美国人在批评这个政权时一定有点自卑，因为现在北京初生婴儿的预期寿命（82岁），高于华盛顿特区（78）或纽约市（81），而这是对中国进步的回馈。”  

与《纽约时报》一样，《华盛顿邮报》也就许章润抨击中国治理的言论大加宣扬，并在2月16日发表的社论中称：“许章润，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宣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死胡同……这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这让人想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作品……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残废的巨人，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巨人而已’。”  

《英国卫报》还援引了许章润的说法，正如《每日电讯报》防务防务主编兼首席外交专栏作家考夫林（ConCoughlin）所说：“一位著名的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将疫情描述为一场‘国难’。”考夫林因此宣称：“以中国当局对冠状病毒爆发处理不当来看，北京很可能需要搁置其统治世界的计划。”中国并没有统治世界的计划，以及中国政府有效遏制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这一基本的事实，自然不会出现在这些反华媒体的报道中。  

总而言之，为证明他们并不是歪曲中国的抗疫进展，西方媒体特意强调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源自中国。  

透过疫情看西方媒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就应对重大的国家问题而言，将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紧急事件与美国上一次面临严重国内危机时的反应相比较，尤为耐人寻味。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当时处于极为弱势地位的美国迫切要求中国给予合作和帮助。中国当时对美国伸出了援手，通过20国集团（G20）和其他组织密切协调，采取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这符合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然而现在，当中国遇到问题时，美国重要媒体的反应不是帮助中国，而是攻击中国。  

这印证了我早前所写的文章《如果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熊猫，该把美国比作什么》中，对中美形象的分析。试图说服美国这只老虎大发善心或成为素食者，是没有意义的。唯一能阻止老虎的是实力。如果美国这只老虎暂时看到对手有任何虚弱的迹象，它只会变本加厉攻击对方。  

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总体框架内，中国人应该看清楚哪些西方和美国机构是反华的，哪些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根据“西方价值观”的神话，以及那些在中国宣扬这种主张的人的说法，那些尊重客观事实的拥护者应该是那些被认为存在的审查制度和报道事实的媒体。但事实上，西方那些提供客观数据的人是世卫组织和某些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医学专业人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寻求客观性，反而一再歪曲事实。西方媒体远不是客观和事实核查的来源，而是肆无忌惮歪曲事实的例子，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哪里是尊重客观事实，倒是在歪曲事实方面最为突出。同样，那些声称向中国提供客观建议的“人权”组织和面向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歪曲事实。  

应对新冠病毒这样严重的威胁，唯一有可能会成功的、符合人类利益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病毒是不会被宣传吓倒的！因此，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将使中国乃至中国人民处于危险之中。正如笔者早前所写的一篇文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不分国界的病毒，我们最需要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清晰的思维，“乐观主义”是下策，“悲观主义”同样是下策，恐慌或耸人听闻更是下下策。但面对这种情况，大多数西方媒体并没有寻求发现客观情况，而是以歪曲事实和炮制虚假新闻作为回应。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是极其严重的，但它也让我们对美国的手段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作为“普世价值”拥护者，美国的主导政策非但不是旨在援助中国，反而是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试图歪曲现实。绝大多数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寻求与中国合作，并根据人类的共同利益客观分析形势，反而从根本上歪曲形势，频频攻击中国，从而给他们本国人民带来风险。考虑到病毒不分国界的威胁，任何对形势的错误分析不仅将威胁到中国，而且也将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因此，美国某些势力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不过是在复制贸易战的套路而已，就如美国干涉香港以及支持乱港分子，以及美国歪曲新疆反恐斗争的现实情况一样。这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攻击。  

这对共产党的作用和中国的命运有何影响？那些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企图破坏中国的势力，尤其是那些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势力的意图，在拙文《香港发生的一切，勾起了我亲历的一段“苏联往事”》曾有详细分析。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上述那些势力针对新冠疫情的意图也是如此。面对生死存亡问题，大多数西方媒体把歪曲和攻击中国摆在了客观的面前，甚至摆在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面前。  

尤其是那些西方势力，以及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中国某些势力，他们宣称支持“西方普世价值观”，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最为不正、最不负责任，而且大多数人攻击的是中国遏制新冠疫情的正确战略。在西方，这样的势力在现实中已经做好了为自己的国家制造危险的准备。然而我看到的事实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首先，自然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但这样做有助于全人类。正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应对这种局面的恰当战略。  

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国内外势力对此的反应，有助于大家看清哪些势力是对中国友好的，哪些势力是对怀有敌意的。显而易见，这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抵御攻击的中流砥柱。但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个教训。在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可靠依靠。西方那些口头上宣称自己是“普世价值观”支持者的人，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那些在新冠疫情爆发时以“西方价值观”名义攻击中国的势力，实际上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