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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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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弹与防暴工业的历史

端传媒版本（欢迎订阅阅读）：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0-opinion-tear-gas/

在反送中抗议中，香港警察再次用催泪弹、辣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攻击和驱散人群，导致至少70多人受伤。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当然并非孤例，警权扩大和军事化是全世界革命和运动的威胁。而使用枪管和气罐释放的催泪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镇暴的标配。吊诡的是，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明令禁止催泪弹等化学毒气在战场上使用，绝大部分国家都签署并遵守了协定。催泪弹使用领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纪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过程，也侧面勾勒出群众运动和国家镇压间不断拉扯与竞争的历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发明于一战战场，催泪弹是以CS，CR、CN（已经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学物质为基底制造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催泪弹主要为了在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中的敌军；而在街头，催泪弹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虽然媒体上流传的抗议图片中，催泪瓦斯常常看上去以气体形式存在，它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水汽，可以吸附在皮肤、土壤和建筑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体来进行清洗。尽管催泪弹被当作非致命武器，历��上因为催泪弹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却不在少数。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的流泪、灼烧和恶心，还在于不正确使用时造成的其他破坏，包括通风不畅导致的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

在密闭和通风不畅的空间投掷催泪弹会大大增加化学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闭的警车上释放催泪弹，当场杀死了37名穆兄会支持者。2014年11月，密苏里弗格森抗议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战中多次无差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临街咖啡店都布满有毒气体。受伤的几位当事人一气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泪弹的伤亡源于被弹出的弹壳或毒气罐砸中，伤者轻则面颊流血，重则失明和颅骨、脏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格兹公园抗议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释放了13万罐催泪瓦斯（切勿惊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80年代韩国镇压民主化期间，有过17天发射35万枚催泪弹的记录）用空了一整年的镇暴库存，并出动水炮和推土机清场。这场城市占领运动最后导致了��千多人受伤，22人死亡。两百多人受到头部和脑损伤，其中不乏由于催泪弹导致失智等严重后遗症的。去年底发酵的黄背心运动中，许多防爆警察故意近距离朝群众头部开枪，造成不少重伤，一名旁观女性也被飞出的弹壳砸中头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泪弹，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比如2011年以来，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药的特殊催泪弹GLI-F4的国家，这也导致法国抗议者面临更大的身体威胁，一不小心就会被炸伤炸残。去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两名黄背心示威者的手被这种催泪炸弹当场炸飞。

催泪弹并非只是非常时期的警方武器。美国和伊朗的监狱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泪弹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员。美国边检人员用催泪弹驱赶穿越边境的无证移民的行为在近年来越发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早就是家常便饭。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当地军警的催泪弹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网民们会用地图评论来标记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泪弹袭击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驱赶出来，活在永恒的例外状态里。

在历史学者Anna Feigenbaum看来，对催泪弹无害的认知，首先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催泪弹造成的伤亡，很多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国际传媒的报道偏见，导致非欧美和非英语国家的伤亡者被人忽视。再者，由于样本限制和实验室实验的道德风险，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计算过催泪瓦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顾催泪弹被发明和商业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种精巧的话术，用来为催泪弹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终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军工体系。

催泪弹的民用史：当镇压成为商品

催泪弹民用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Amos Fries。Fries早年参与美菲战争，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军队的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将化学毒气描绘成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战后面临公众普遍质疑和裁撤CWS的压力，Fries联合一众政客、科学家和媒体写手，开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为口号为化学气体的民用做撒网式营销。1921年夏天，Fries带着他的宣传团队来到正经历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费城，向当地警局展示了催泪弹的威力。在演习中，尽管警长派出了其最优秀的下属，面对六个手持150个催泪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鸟兽散。此番场景被闻讯而来的各路记者写进报道，一夜间为催泪弹赢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誉。到了1930年间，催泪弹已经成为美国绝大部分警局、国民警卫队、监狱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标配。

20年代涌现的各类劳工运动和总罢工，也成了催泪弹的绝佳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Federal Laboratories的销售代表敲开一家家工厂的大门，推销催泪弹镇压工人罢工的人道与高效。他们往往不等罢工出现，而是根据行情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劝说相关公司购买催泪弹以备无患。在公司的宣传册上，也随处可见催泪弹帮助镇压罢工的成功案例。大萧条的来临，又进一步反向刺激了商业资本大量购入催泪弹，以应对失业带来的底层骚乱。根据之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到1937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累计高达12.5亿美元（等价于现在大约210亿）。

Amos Fries成功的动员策略，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白人至上思潮的缩影。作为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外国人和有色人种比喻成野人，还积极推动删除公立学校教材中的共产主义内容，他的发言和行动得到了三K党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泪弹民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警察镇压劳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种的正当化，是之后麦卡锡时代的前奏。或许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CWS腐败和对平民滥用化学武器的参议员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麦卡锡于1946年在共和党��选中击败。目睹后者的崛起和紧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在1953年2月开枪自杀。

催泪弹在北美的大获成功，特别是坊间流传的费城警局的催泪弹演习报道，通过电报和国际移民等渠道传到了英国。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在非战时使用化学气体在英国方面看来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从尼日利亚到印度，殖民地中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英国人意识到寻找快速有效镇压手段的必要性。1919年，印度北部札连瓦拉园的英军用子弹杀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议者，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屠杀。为了避免此类事件重演，英国也开始慢慢打造帝国内部的催泪弹市场。1920年代在美国方面的赞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警局开始配备催泪瓦斯，让英国方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催泪弹的好处。

同时，随着美国方面证据的增加，英国的主流舆论对催泪弹的态度也从坚决反对导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地的警察部门都已正式配备催泪弹。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医师和技术人员们被动员起来论证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一些特别的规范也建立起来，比如在使用催泪弹前必须先警告公众，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催泪弹的制造生产，英国方面则选择了走研发之路。1947年，在镇压印度监狱的一场暴乱中，美方提供的催泪弹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促使英国开始自行研发“更加安全”的化学毒气。战后在波登当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人员在退伍军人身上进行了几千次催泪弹测试。1965年，英国正式宣布研发成了改良版的CS气体，能比原有的气体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很快，这种新CS气体就被用于镇压北爱独立运动。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则用新武器来镇压民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从塞尔玛游行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抗议再到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备愈发精良。通过朝静坐的人群和占领区的帐篷投放催泪弹，甚至动用直升机喷洒催泪雨，政府可以有效制造群体恐慌，从而分隔开抗议的人墙。一些小镇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现了朝黑人运动家的会议室、住所和乘坐车辆扔催泪弹意图��杀的行为。

60年代美国国内的抗议和镇压，又反过来促进了催泪弹全球联动体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为代表的前军方专家们开始以60年代为经验，出版各种关于催泪弹的使用手册和科普读物，并到访多国的警队进行宣讲培训。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催泪弹衍生品推出的关键时期，含CS的Mace喷剂、胡椒雾（Pepper Fog）、辣椒喷雾（Pepper Spray）都在这时注册了商标。之后几十年全世界街头所用的镇暴武器，很多都是缘起于这个时期。

催泪弹的全球产业链

历经80年代的保守主义回潮，90年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催泪弹为主打的街头镇暴已经成为全球的产业，体量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以Milipol为代表的防恐防爆的跨洲展销会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摆放着美国出产的催泪弹，中国出产的防暴衣，和来自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展会为平台，不同国家的商人们在现场提供的秘密会晤室和周边酒店中商量着进出口事宜，悄悄决定着几千公里外广场上抗议群众的命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和智利学生运动以来，全球防暴工业的订单都在飙升。目前，美国三大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罗里达州的Safariland继续主导着催泪弹市场。CSI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应商，也出售武器给大多数中东和拉美国家。CSI的催泪弹出现在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间，也曾引发社运团体、黑客组织等的广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的武器主要被用于巴林、希腊、土耳其等的抗议；Safariland的催泪弹除了用于美国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众抗议外，目前还专门用来驱散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美国市场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等国也有了比较大的生产商。而制造催泪弹的原材料和零件，则往往来自人力成本依然较低的中国和印度。防暴工业养肥了一批跨国经济精英，比如Safariland的CEO和最大持股者，身价7亿美金的Warren Kanders。

香港抗议中的催泪弹 N225 Rubber Bursting CS Grenades

催泪弹的出口网络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时代世界体系的遗产。例如，镇压香港伞运和这次反送中的催泪弹大都进口自英国的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抗议中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津巴布韦则大量进口邻国、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南非的镇暴器材。其次，韩国、巴西等国的新兴企业也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打乱旧有的出口格局。韩国的大光化学（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间向24个国家出口了300多万罐催泪弹，其主要合作国是巴林、缅甸和泰国。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揽子计划支持国产防暴工业，使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发展成可匹敌美国的庞大市场。其中，位于里约热内卢的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频繁向委内瑞拉出口催泪弹。此外，与其他行业类似，非洲和东南亚日益成为各国争抢的设厂基地。业内估计从2016到2021年，催泪弹市场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84亿美元。面对又一轮全球抗议潮，和民主国家日益严酷的边境执法，对催泪弹的高需求将会保持下去。

随着人们对CS气体的特性越发熟悉，抗议者也开发出了各种应对和急救措施，网上的防催泪弹指南不计其数。因此，催泪弹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图让最全副武装的抗议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传统CS弹基础上加上炸药增加杀伤力外，新的制剂也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CSI研制的OC Vapor手榴弹能够导致强��疼痛和窒息。因为投放后无色，难以追踪气体扩散路径，很多抗议者因躲避不及而受伤。

事实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样性，弱化了其杀伤力，最终掩盖的是无处不在且不断升级的跨国暴力生产线。它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橡皮子弹永远是互生的关系，群众运动越是猛烈，权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级武器来实现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鸡蛋一边以外，我们要揭示权力背后这种韧性极强的网络，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通过镇压大众获利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反抗者面临着远比街头运动更大的挑战。

主要参考书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tear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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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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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刘家驹

1950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二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三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四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五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呼呼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六

刚开始享受心情的缓和，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包米芯子捞起两个来塞给了我，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包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F86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七

日以继��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八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九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十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十一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表演战争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什么人？传话人说不清楚。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肯定是家里人带来嘱咐，我喜出望外，跟连长打了个招呼，一气跑了十多华里来到师部。慰问团住在师部附近的一条山沟的小坑道里，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他果然带来我父母的问候，好长时间没写信回家了，他们都牵挂我的死活。

代表团成员将分头给部队作鼓舞斗志的报告，谈家乡的新气象、新面貌。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过去，我在家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他们的轶事，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们的演出。

第三天，师里安排我们山炮营观看慰问团的演出。地点在离阵地后方十多公里的一片树林里，这里有高大的落叶松，足以掩蔽500多人的活动。慰问团为我们师一天要演两场，演出时是高度的戒备，场地四周设有防空哨，敌机一来就鸣枪示警，同时，安排了慰问团和部队疏散的路线和防空地域，还专门有一个高炮营保护。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剧情说明书上说，志愿军就是八仙，打败侵略者的法宝就是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我一听十分欣喜，七团团长是川南人，1938年只身跑到陕北参了军，他的乡音未改，乡情更浓烈。我说：“好啊，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用真刀真枪打美国鬼子的，你回去够你摆一辈子的龙门阵！”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我们已和敌人对峙近一年，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每个月要打好几回，我们称之为“挤”阵地，来来回回的争夺，目的不只是争地盘，而是诱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如攻打641，我们已打过好多次，无需作多大准备，说打就打，有现成的射击诸元，最大的准备就是炮弹数量。我回到阵地，连长分配给我们排60发炮弹，只需10分钟就可以打完。

我从乔哥那里知道，慰问团要来观战，观看的位置肯定是在我们阵地后面的龙凤山。龙凤山山势突兀，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敌人一线营垒的全景，山上有师的前进指挥所，团指挥所和我们营的炮兵观测所。我还打听到，师团都安排人给慰问团做现场解说。我在电话里要求营长也安排我，营长知道我在慰问团有亲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我提前来到龙凤山我们营的观测所。等了半个时辰，慰问团一行在师警卫连的护卫下爬上山来了，他们有12个代表和8个演员。据说，来的人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他们分成7个小组，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

山上的指挥所都是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活动面积小，只能容下三到五人，原值班的和通信人员都撤走，瞭望孔有30－50公分宽，可供三人观望。师领导担心不够，还让工兵连在附近又构筑了几个临时观察所备用。我们的观测所有一架20倍的炮对镜，一个代表往镜里瞧时，兴奋的喊开了：呀呀，敌人从工事里伸出来的枪都看见了！

我向他们三人介绍了敌我态势，这场战斗用多少炮弹打，多少人攻。他们仨听得新奇又新鲜，傻傻地张着嘴。更让乔哥感动的是，他在家乡见我时，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已是带兵的排长了（其实还是见习的），表扬说：��弟呀，你像个官了。

我把炮对镜对向攻击目标641，还给他们配了两个望远镜。我一边讲解，一边给他们指示目标。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到各观察点的代表都已在掩蔽部就位，山上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等待我们的炮火准备。9时整，龙凤山左侧喀秋莎阵地的炮火首先响起，这是苏联二战后期发明的多管火箭炮，一个齐射同时打出64发，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两分钟之后，百炮齐鸣，千百发炮弹从龙凤山前掠过，肉眼都看见弹丸在空中飞行，无以计数的小黑点，很像蜂群出巢，带着尖利的啸声扑向敌人的阵地！霎时间，641山头上弹着密布，一簇簇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传来地动山摇的炸裂声，火光闪烁，石块泥土在硝烟中上下翻飞，三位代表看得兴奋的跳起了脚，嘴里直叫：啊呀呀，真了不得，了不得！

火炮的射击还没停，我步兵一个排从617阵地出动接敌。等炮火延伸，步兵排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边冲击边用手中枪射击。当他们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时，突然从残存的工事里一挺轻机枪复活了！攻击的先头班倒下了，跟进的一个班给打的往坡下翻滚。我的心沉了：我们使用了比过去打641多两倍的火力，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摧毁敌人工事？很快，团的82炮连进行火力支援，打了五分钟，敌人机枪哑了。五连的又一个排很快向641靠近，刚接敌到150米左右，敌人从642阵地上扑下来一个班，手中全是冲锋枪。过去，敌人是不敢白天反击的，为什么今天竟敢出来碰硬？我们的第二个排也给突如其来的增援火力打得趴在坡上。炮火不能支援了，因靠敌太近，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僵在那里，都用自己手中武器对射。这时，我发现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在一块石头边上正挥动手臂，不一会，后面上来一挺轻机枪，卧在他身边不住点的向641阵地射击。敌人大都趴在残留的工事、堑壕或弹坑里顽强的对我进行阻击。机枪打了一阵，丝毫不能掩护步兵前进。

我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挤”阵地，都是多路攻击，敌人总是措手不及，惟独这次是专为代表观看，仅选择一个光秃秃的山坡，而且还是单一的路线在出击，只为看，不为战，把战��生命当了儿戏。

敌人开始在我进攻道路上进行炮火拦阻射击，五连全暴露在山坡上挨打。在岩石边的指挥员已无能为力了，我看到他把挂在胸前的一只小羊角号放到嘴里，我虽然听不到号声，但我能猜度他是在下达撤退的号令。果然，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山梁上没有枪声了，战斗已停止。我们的三位代表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没见到消灭一个敌人，看到的是自己人死了一大堆。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我安抚他们说，失败是兵家的常事。乔哥保证说，我们回到四川不会乱说的。

七团团长在战场上培养了争强好胜的脾性，这次却在祖国亲人跟前大丢了面子。送走慰问团，他火冒三丈，要惩处指挥战斗的二营副教导员。团长之所以用他，一是年轻，二是四川人，如让代表们看他打了胜仗，会给四川人增光添彩的。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赵参谋到二营，把副教导员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山沟里，举起手枪对向他脑后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副教导员已泪流满面，说“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团长！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仗－－团长是要我表演啊！排兵布阵都是你们来制定的，我的失职是没有拿下阵地。”

赵参谋的心颤动了，这场战斗是他和团长来二营部署的，团长还特别指名要副教导员代连长指挥，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他慢慢放低了枪口，回过头对跟在身边看他执行死刑的营长和教导员说：“你们给他松绑带回去，等候发落。”

赵参谋没直接去找团长解释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即使他敢去，也会尝到苦果。他先找了慰问团副团长，请他出面干预。这位副团长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和我们师政委交换意见时说，责任不在基层，不能再用干部的性命去抵偿这场战斗的损失，希望枪下留人。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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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xin7565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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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疫情看西方媒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显然，新冠肺炎（Covid-19）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威胁——病毒不分国界。因此，中国不仅是在为自身抵御病毒，而且正在前线为全人类战斗——所以世卫组织（WHO）适时宣布，新冠病毒是“头号公敌”。正是因为其他国家和中国人民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可以想象，每一个国家的机构组织、媒体，要客观地反映这一事件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面临这一共同的威胁，各国应尽可能消除出于国家考虑而产生的偏见。

事实上，这样客观的反应并未发生，众多消息显示，国际机构和媒体围绕新冠肺炎的表现没有遵从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显然，那些公然歪曲事实和带有偏见的反应，不仅是无视中国的利益，而且是无视人类的利益，甚至是无视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这种现象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客观地应对重大事件，哪些力量我们可以依靠，而哪些力量则不能。这就需要了解各国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总体形势。如下文所述，中国的一些消息来源与外界对中国的攻击，是有所联动的。

鉴于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信息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爆发的发展轨迹、国际组织和媒体之间的反应，以及他们与中国一些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武汉“战疫”：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中国和负责任的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正在采取何种战略。要设计和实施这一策略，并对各个步骤进行评估，当然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但要了解基本战略，就需要基本了解局势的关键参数。

第一个关键参数显然是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数量有限，而且每个医务人员必须处理的病人数量越大，治疗效果就越差。因此，限制要治疗的病例数量是任何抗击疫情战略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首先的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尽可能迅速地限制病毒从武汉/湖北蔓延。这是决定性的任务，因为如果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和国际上，将耗尽可用于应对它的有限的医疗资源。

其次，虽然湖北应对病毒传播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为应对这种情况，真正有水平的医疗资源潜力——外部医疗资源被注入湖北。

这些关键步骤中的第一步，即尽快阻止病毒在武汉/湖北以外的传播，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严格限制武汉和湖北的旅行——世卫组织随即认可了中国的这一举措。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病毒将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无论是通过正常的旅行，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担心感染病毒的人会逃往医疗设施压力低于武汉/湖北的地区寻求医疗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病毒的传播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为此，中国对武汉/湖北实施了极其严厉的检疫措施。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武汉/湖北的医疗资源不得不承受极端的压力，不仅是因为疫情的严重性，而且是因为人们不能离开医疗资源压力较小的地区寻求医疗帮助。但是，如果不阻止病毒的传播，就无法控制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或许我们可以把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战役的战略，与此相比较。苏军在这场战斗中的战略是在斯大林格勒城本身的防御斗争中遏制德军的进攻，有200多万人参加了这场战斗，而红军则准备进攻，以便在斯大林格勒城周围地区刺穿纳粹军队的侧翼。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守军牺牲惨烈，但他们恰恰阻止了德国的任何突破，为随后包围和彻底摧毁纳粹军队准备了条件。这场遏制和包围纳粹敌人的防御战的成功结果，决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的分析一样。

世卫组织：我们一直在和谣言与阴谋论作斗争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严格措施，即防止病毒传播，获得了世卫组织的盛赞。该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1月30日宣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正在为疫情应对制定新的标准。”他当天还强调：“现在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恐惧。现在要的是科学，而不是谣言。”

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政策和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其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到目前为止，99%的确诊病例发生在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很早就承诺与世卫组织合作，共享数据等。中国政府正领导其国民抗击疫情，世卫组织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他们，保护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还客观地阐述道：“武汉人民，乃至湖北省人民，他们付出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合作，感谢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既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着世界其他地方。面对为人类做出的这一举动，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真的很感激，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非常感谢。”

谭德塞直接指出，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防范虚假信息和谣言在媒体上传播。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应将世卫组织作为疫情客观信息的中心来源：

“今年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错误信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比冠状病毒在地上传播的速度还要快。

在团结协作是拯救生命和结束卫生危机的关键之时，这些‘信息疫情’阻碍遏制疫情的努力，传播恐慌和混乱，并加剧分裂……

这种戏码在世界各国上演，而且是以多种语言，比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还多得多。

这一挑战并非卫生界所独有……在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有可能阻碍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普罗大众中，所有人都有权获得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型冠状病毒侵害的准确信息。

世卫组织正在为满足这一迫切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在与各国政府、研究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开展合作以确定冠状病毒如何传播以及如何治疗的同时，世卫组织也在抗击‘信息疫情’，与谣言、谎言和错误信息做斗争。

作为领导国际卫生事业的机构，世卫组织利用其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向全世界传播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社交媒体公司身处应对信息挑战的前线。谷歌、脸书、拼趣、抖音、腾讯等公司都在支持世卫组织。

谷歌已经与世卫组织一同启动了SOSAlert，使得在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时更容易获取我们的冠状病毒专题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安全提示、疫情应对方面的最新信息、技术资料和世卫组织的推特更新。

在谷歌旗下的YouTube上，声称提供冠状病毒信息的视频现在被一个横幅框住，该横幅将用户引向世卫组织的门户网站。

同样，如果你在脸书搜索功能中输入冠状病毒，第一个结果鼓励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用户向世卫组织寻求最新信息。

与此同时，世卫组织社交媒体专家正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以多种语言发布真实信息供人们分享，以便担忧的公众能够了解情况，而不是陷入一个真空，在这个真空中，错误信息是唯一可以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99%的冠状病毒病例都在中国，世卫组织正努力用中文分享准确和可行的建议。腾讯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微信提供数字工具，每天宣传世卫组织的文章、信息和信息图表，并在辟谣方面予以合作。

这不仅仅是社交媒体的事。世卫组织正在与世界各地传统媒体的记者和媒体机构接触，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确保记者获得并使用正确的信息。广播和印刷媒体有责任将公众健康置于引发恐慌的标题党新闻之前……

世卫组织将继续传播经核实的信息，与技术公司合作，与媒体机构携手，确保人们能够了解事实，阴谋论被揭穿，不正确的信息得到迅速纠正，从而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

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须尽力解决蓄意传播错误信息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报刊编辑，还是使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都有责任对自己分享和推广的信息保持警惕。

冠状病毒疫情的走向将取决于能否向需要的人传递正确信息。明智地分享，谨慎地点击，别盲目刷屏。”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博士（DrMichaelJ.Ryan）称，世卫组织在中国实地工作团队的主要优先任务，首先是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之一”。

当2月13日有人试图歪曲中国在病毒病例分类上的变化，称之为病毒急剧上升时，迈克尔立即作出回应并解释称，湖北省新增病例中大多发生在“近几天或近几周”。中国政府的最新调整使得在湖北省，受过训练的医疗专业人员有权根据胸部影像将疑似病例归类为临床诊断病例，而不必经过实验室确认。它们是回溯报告的病例，有的回溯到疫情暴发之初，并不是在一天内激增了1.4万例病例。我们看到中国报告的病例数量激增，但这并不代表疫情发展曲线有重大变化。

世卫组织这一负责任的回应，得到了中国大陆以外重要医疗和政治人物的响应。例如，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医学教授梁卓伟（GabrielLeung）就认可中国的隔离和旅行限制措施，并指出：“其他国家应该考虑采取中国的这些措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xienLoong）也在一篇讲话中指出：

“我们17年前就经历了非典，所以这次对付新冠肺炎的准备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我们已经储备了足够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我们扩大和升级了医疗设施，包括新的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我们有更先进的研究能力来研究病毒。我们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士来处理这种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但有两个重要区别。首先，这种新病毒比Sars更具传染性。因此，更难阻止它的蔓延。第二，新病毒的危险性比非典小得多。感染非典的人中约有10%死亡……从致死率上来看，新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许多西方媒体没有客观地应对这一极其严重的形势，而是恰恰陷入了世卫组织警告“不要给魔鬼喂食”的威胁之中。

考虑到第一项关键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这意味着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决定性数字指标是湖北以外地区，每日确诊新增病例数量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上升，这意味着病毒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下降，这就意味着遏制病毒的努力有所成功。这是对中国抗疫措施有效性的明确考验。下文分析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抗疫努力已取得积极成效，且与大部分西方媒体的反应大相径庭。

疫情中，“客串”专家“群魔乱舞”

在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国际医学专业人士和组织赞扬中国的同时，西方一些不懂医学知识的媒体和人士则以一幅抗疫专家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抨击中国和以世卫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他们的做法不是分析已得到验证的整体抗疫战略，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地指责中国和国际专业��疗人员的精准决策。

美国媒体中借这次疫情公然反华，甚至以种族主义标题做报道哗众取宠的不少，对于这些中国媒体曾有所报道，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只选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纽约时报》声称“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或者《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病夫”为题的报道已经受到中国外交部的明确谴责。同样令人反感的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就新冠疫情所说的话：“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北美就业岗位的回归。”这些西方媒体的反华操作很明显，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宣传手段，也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下文我将主要分析西方媒体更隐晦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手法。

其中反应最快的一次攻击，是西方一些组织宣称中国的医疗措施侵犯了“人权”。例如，“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Roth）宣称：“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典型方式，北京限制了35万人，而不是采取公共卫生和人权所要求的透明和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武汉冠状病毒。”

如上文所述，这一结论认为，中国遏制病毒传播的决定性步骤，依赖的都是对人权的攻击，而这种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权的首要是生存权，而不是因为所谓的自由而眼睁睁的任由人民因为疫情失去生命。很少有理智的人会认为，保障最基本的人权的最佳方式不是来自世卫组织，而是由没有任何专业医学知识的肯尼斯·罗斯所决定的。

另一位自称是流行病专家，但事实上完全不具备医学资格的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撰文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攻击世卫组织：“上个月，一种神秘病毒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发生了疫情。当冠状病毒席卷中国的心脏地带并蔓延到其他国家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透明’的应对举措表示赞赏。”

这位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在谈到中国时说：“担心世卫组织对该国应对举措的连续赞扬，会考验该机构的全球信誉。”

另一位自称为流行病专家的则是黄之锋，其另一个更出名的身份是乱港分子。与世卫组织专业医疗人员相比，黄之锋完全不具备应对国际流行病威胁方面的专业技能，但他觉得他有资格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而且他的确也发推特这么呼吁了

最后举例的也是一位自称为流行病专家的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EvansPrichard），他是《每日电讯报》国际商业编辑。埃文斯·普里查德确实具备讨论该病毒潜在经济影响的相关资格。但遗憾的是，他还决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传染病做出判断，在将新冠肺炎与夺去了1亿人生命的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比较后，他将迄今为止现代最严重的传染病灾难与新冠肺炎相提并论：“我个人认为…非典事件对武汉病毒的快速传播几乎没有什么启示，2019年新冠肺炎的变异更类似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根据与这一现代最大的医疗灾难的对比，他宣称：“我对分析人士根据每天的官方数据，相信感染率可能正在下降感到惊讶。他们是否意识到卡夫卡式的现实很快毫无疑问将在武汉、黄冈、重庆上演？否则英国怎么会关闭其驻武汉市总领馆？”他还称：“密切关注中国的观察者和一些非常敏锐的科学家怀疑，最近的这种乐观情绪只是雷雨来临前的一种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称他将新冠肺炎与给全球造成巨大灾难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相提并论，是因为他看到一些中文媒体上的相关信息，从而得出这一结论的。这证明，他与中国某些势力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中国的应对：用“人民战争”战胜病毒

但与西方媒体的这些说法相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即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开始取得成功。这一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验证：各种严肃的国际医疗和研究组织以及中国的医疗和研究组织，在衡量抗击疫情的趋势时采用了略有不同的标准，但都显示出完全相同的下降趋势：

?众所周知，2月13日中国卫健委为避免低估冠状病毒病例数量的危险，将记录病例的标准从仅实验室确诊的病例改为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在前一种方法中，每日新增病例的峰值是2月5日的3882例。到2月19日宣布时，即使用新的更广泛的诊断方法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1749例——下降54.9%。

?世界名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直非常负责任地公布数据，其采用的标准与中国相同，计算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从2月6日到2月19日的报告，中国大陆每日新增病例数下降53%。

?在2月16日之前，世卫组织倾向于继续使用中国以前所用的实验室确诊病例标准，这可能是因为世卫组织希望能够在较长时期内集中精力使用一致的标准分析趋势。使用这种方法，世卫组织发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在2月5日达到3900的峰值，到2月15日已降至1500例——下降72%。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改用中国所采用的新的计算确诊病例数量的方法。

就目前而言，评估中国和国际组织所采用的计算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的不同标准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呈现同样的明显趋势——2月5日左右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达到峰值，随后是急剧和持续的下降。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在湖北省范围内的重大任务以及死亡人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止2月19日湖北省有1921人死亡，湖北以外地区则有90人死亡——只有4%的死亡是在湖北以外地区。简而言之，中国政府使用的方法，以及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动员，即“人民战争”，在遏制病毒和减少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数据自然并不意味着形势不严重。湖北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正如围剿病毒就有必要采取“斯大林格勒”战略一样。特别是，一般来说，死亡人数必然是一个“滞后指标”，因为病人死于疾病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每日死亡人数达到峰值的日期必然出现在每日感染人数达到峰值的日期之后。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17日中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为98——这一数字太高了，让人感到不安。但与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一样，这一数字也呈下降趋势。

总之，那些认真研究这一趋势的人所呈现的客观证据证明，中国抗击疫情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当然，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还任重道远。

西方媒体的“双标”套路

将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举措，导致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下降的客观数据，与部分西方媒体的宣传报道相对比，有助于看清这类媒体使用的两种歪曲手法。

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的手段——即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在中国广为人知。“假新闻”可以定义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互联网上声称教皇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这根本不是真的，教皇并不是持这种立场。同样地，在冠状病毒上也出现了完全虚构的假新闻。例如，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Cotton）声称冠状病毒是中国军方生物战活动的结果，借用二战大屠杀纪念地许多尸体躺在街上的照片，声称照片中的场景是在中国等等。但冠状病毒的例子再次证明，这并非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主要手段。

西方媒体借助新冠疫情所采用的歪曲事实的主要手法，可以称为“伪新闻”，而非“假新闻”。“伪新闻”是指报道真实的新闻时通过扭曲不同因素在新闻中的真实比重，完全歪曲实际情况。

比如：

?上文所引用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中，他在撰文时将1600人（不是假新闻）的真实死亡人数夸大到与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高达1亿人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正如《纽约时报》所引用的说法，一些中国城市、城镇和村庄限制行动自由，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一事实到了《纽约时报》笔下就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从未迁移至其城镇。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速超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但就是创造了这样奇迹的中国却突然间登上了《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头条报道。面对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民众生活水准提高、消除贫困取得巨大成功这样的事实，《纽约时报》撰稿人尼古拉·克里斯托佛（NicolasKristof）在攻击中国时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现在北京的初生婴儿的预期寿命为82岁，高于华盛顿特区（78岁）或纽约市（81岁）。”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歪曲事实（炮制虚假新假）的方法，特将此次疫情与类似的全球流行病威胁——2009-2010年美国和墨西哥的猪流感进行比较。在此过程中，超过7亿人被感染。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估计有284500人到575000人在这场猪流感中死亡。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的病死率不到墨西哥/美国猪流感的1%。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西方媒体将美国和墨西哥的这场猪流感与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也没有西方媒体据此以人权为借口攻击墨西哥/美国政府。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简言之，要判断一份报道是否准确，仅仅确定它不是“假新闻”——完全捏造的信息，是不够的。此外，还应看该报道中实际情况的比重是否合适，即看所涉及的内容是否是“伪新闻”。

这一趋势的真正严重之处涉及到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不幸的是，面对一场涉及许多生命的重大灾难，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因为太多要素牵涉其中，要全部处理正确，100%没有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整体应对最为成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挑剔和夸大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也许这有助于大家了解上面这段话的含义。

当然，我个人并没有直接经历过新冠疫情这样的灾难。但我直接见证过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袭击，那次袭击造成52人死亡。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和公交系统几乎同时发生了4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孤狼”恐怖分子的行动。这次袭击背后有重要组织的影子。由于有组织的重大恐怖网络显然是这些协同袭击的幕后黑手，因此警方对任何后续恐怖袭击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由于一个错误的身份，一个完全无辜的名叫让·查尔斯·德梅内泽斯（JeanCharlesdeMenezes）的巴西人，在此过程中被错误地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一部分。当他进入一个地铁站时，他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在这个地铁站，炸弹袭击会导致很多人死亡。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知道英国警方有针对非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记录，包括杀戮。因此，我不会说警察处置这种情况时一贯就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警察被迫面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即如何处理他认为威胁到许多人生命的袭击者，在瞬间内就作出生死决定。显然，当时那个警察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对让·查尔斯·德梅内泽斯和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来说是一个绝对骇人听闻的悲剧——随后的司法调查发现，实施枪击的个别警察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当时得到的信息印证了警察指挥结构中的弱点。杀害一个完全无辜的人是可怕的。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伦敦警方不仅在2005年7月，而且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对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总体上处理这一威胁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不能阻止所有恐怖袭击，但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虽然新冠疫情是一场更严重的事件，但它印证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当面临生死存亡时，即使总体上的应对是完全正确的，在此过程中错误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李文亮博士的死，又一次说明了这一可怕的事实。但西方媒体自然而然地接手了这场悲剧，并不是把它作为中国与病毒全面战争成功的一个悲剧，而是把它断章取义，试图把它表现为中国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措施——这是另一个“伪新闻”的例子，即它采纳了一个真实的单个事例，但是扭曲了它在整个局势中的真正比重。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信息的“高效利用”

在这个“假新闻”和“伪新闻”的大背景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反华媒体在攻击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时，大量利用的是中国内部的消息来源。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指的材料类型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某中文媒体2月3日开始推出的多维度报告《深度：武汉如何在遏制冠状病毒的斗争中失败》。与埃文斯?普里查德一样，自称为“北京女儿”的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且认同这篇报道观点的埃米莉?冯（EvansPrichardEmilyFeng）也强烈抨击中国的抗疫举措。同样，英国《泰晤士报》2月9日也指出：“中国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流行病的公开报道……它提供了一个难得一见的中国真实情况的机会。”《泰晤士报》直接用此类材料攻击世卫组织，声称：世卫组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对中国的应对举措大加赞扬。”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许章润，西方媒体似乎对他格外推崇。事实上，许的言论直接登上一些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例如，《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显然与许章润的说法一致：“似乎一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抛回到前现代……感觉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野蛮恐慌，更容易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也同样宣称：“中国对新冠肺炎的不当处理，危及到了自身和世界。这方面的证据是北京的一位法学教授许章润本月撰文所提到的‘冠状病毒蔓延暴露了中国治理的短板’……”如前所述，克里斯托夫不得不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认：“我们美国人在批评这个政权时一定有点自卑，因为现在北京初��婴儿的预期寿命（82岁），高于华盛顿特区（78）或纽约市（81），而这是对中国进步的回馈。”

与《纽约时报》一样，《华盛顿邮报》也就许章润抨击中国治理的言论大加宣扬，并在2月16日发表的社论中称：“许章润，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宣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死胡同……这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这让人想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作品……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残废的巨人，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巨人而已’。”

《英国卫报》还援引了许章润的说法，正如《每日电讯报》防务防务主编兼首席外交专栏作家考夫林（ConCoughlin）所说：“一位著名的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将疫情描述为一场‘国难’。”考夫林因此宣称：“以中国当局对冠状病毒爆发处理不当来看，北京很可能需要搁置其统治世界的计划。”中国并没有统治世界的计划，以及中国政府有效遏制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这一基本的事实，自然不会出现在这些反华媒体的报道中。

总而言之，为证明他们并不是歪曲中国的抗疫进展，西方媒体特意强调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是源自中国。

透过疫情看西方媒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就应对重大的国家问题而言，将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紧急事件与美国上一次面临严重国内危机时的反应相比较，尤为耐人寻味。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当时处于极为弱势地位的美国迫切要求中国给予合作和帮助。中国当时对美国伸出了援手，通过20国集团（G20）和其他组织密切协调，采取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这符合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然而现在，当中国遇到问题时，美国重要媒体的反应不是帮助中国，而是攻击中国。

这印证了我早前所写的文章《如果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熊猫，该把美国比作什么》中，对中美形象的分析。试图说服美国这只老虎大发善心或成为素食者，是没有意义的。唯一能阻止老虎的是实力。如果美国这只老虎暂时看到对手有任何虚弱的迹象，它只会变本加厉攻击对方。

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总体框架内，中国人应该看清楚哪些西方和美国机构是反华的，哪些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根据“西方价值观”的神话，以及那些在中国宣扬这种主张的人的说法，那些尊重客观事实的拥护者应该是那些被认为存在的审查制度和报道事实的媒体。但事实上，西方那些提供客观数据的人是世卫组织和某些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医学专业人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寻求客观性，反而一再歪曲事实。西方媒体远不是客观和事实核查的来源，而是肆无忌惮歪曲事实的例子，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哪里是尊重客观事实，倒是在歪曲事实方面最为突出。同样，那些声称向中国提供客观建议的“人权”组织和面向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歪曲事实。

应对新冠病毒这样严重的威胁，唯一有可能会成功的、符合人类利益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病毒是不会被宣传吓倒的！因此，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将使中国乃至中国人民处于危险之中。正如笔者早前所写的一篇文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不分国界的病毒，我们最需要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清晰的思维，“乐观主义”是下策，“悲观主义”同样是下策，恐慌或耸人听闻更是下下策。但面对这种情况，大多数西方媒体并没有寻求发现客观情况，而是以歪曲事实和炮制虚假新闻作为回应。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是极其严重的，但它也让我们对美国的手段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作为“普世价值”拥护者，美国的主导政策非但不是旨在援助中国，反而是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试图歪曲现实。绝大多数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寻求与中国合作，并根据人类的共同利益客观分析形势，反而从根本上歪曲形势，频频攻击中国，从而给他们本国人民带来风险。考虑到病毒不分国界的威胁，任何对形势的错误分析不仅将威胁到中国，而且也将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因此，美国某些势力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不过是在复制贸易战的套路而已，就如美国干涉香港以及支持乱港分子，以及美国歪曲新疆反恐斗争的现实情况一样。这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攻击。

这对共产党的作用和中国的命运有何影响？那些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企图破坏中国的势力，尤其是那些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势力的意图，在拙文《香港发生的一切，勾起了我亲历的一段“苏联往事”》曾有详细分析。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上述那些势力针对新冠疫情的意图也是如此。面对生死存亡问题，大多数西方媒体把歪曲和攻击中国摆在了客观的面前，甚至摆在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面前。

尤其是那些西方势力，以及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中国某些势力，他们宣称支持“西方普世价值观”，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最为不正、最不负责任，而且大多数人攻击的是中国遏制新冠疫情的正确战略。在西方，这样的势力在现实中已经做好了为自己的国家制造危险的准备。然而我看到的事实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首先，自然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但这样做有助于全人类。正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应对这种局面的恰当战略。

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国内外势力对此的反应，有助于大家看清哪些势力是对中国友好的，哪些势力是对怀有敌意的。显而易见，这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抵御攻击的中流砥柱。但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个教训。在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可靠依靠。西方那些口头上宣称自己是“普世价值观”支持者的人，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那些在新冠疫情爆发时以“西方价值观”名义攻击中国的势力，实际上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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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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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　　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　　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　　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　　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

　　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师单独作战。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象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　　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

　　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

　　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

　　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板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

　　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

　　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瘐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

　　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

　　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

　　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

　　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

　　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　　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只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　　周某只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

　　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钟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

　　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

　　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援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

　　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

　　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沉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　　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　　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

　　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

　　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丘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放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　　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　　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胡：　　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

　　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　　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

　　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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