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废除气候法规，理由是影响经济增长。

[loudcreatorperson]

[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的是不我一有大在人了中到资要可以这个你会好为上来就学交也用能如文时没说他看提那问生过下请天们所多麽小想得之还电出工对都机自後子而讯站去心只家知国台很信成章何同道地发法无然但吗当於本现年前真最和新因果定意情点题其事方清科样些吧叁此位理行作经者什谢名日正华话开实再城爱与二动比高面又车力或种像应女教分手打已次长太明己路起相主关凤间呢觉该十外凰友才民系进使她着各少全两回加将感第性球式把被老公龙程论及别给听水重体做校里常东风您湾啦见解等部原月��先管区错音否啊找网乐让通入期选较四场由书它快从欢数表怎至立内合目望认几社告更版度考喜头难光买今身许弟若算记代统处完号接言政玩师字并男计谁山张党每且结改非星连哈建放直转报活设变指气研陈试西五希取神化物王战近世受义反单死任跟便空林士台却北队功必声写平影业金档片讨色容央妳向市则员兴利强白价安呵特思叫总办保花议传元求份件持万未究决投哪喔笑猫组独级走支曾标流竹兄阿室卡马共需海口门般线语命观视朋联参格黄钱修失儿住八脑板吃另换即象料录拿专远速基帮形确候装孩备歌界除南器画诉差讲类英案带久乎掉迷量引整似耶奇制边型超识虽怪飞始品运赛费梦故班权破验眼满念造军精务留服六图收舍半读愿李底约雄课答令深票达演早卖棒够黑院假曲火准百谈胜碟术推存治离易往况晚示证段导伤调团七永刚哥甚德杀怕包列概照夜排客绝软商根九切条集千落竟越待忘尽据双供称座值消产红跑嘛园附硬云游展执闻唱育斯某技唉息苦质油救效须介首助职例热毕节害击乱态嗯宝倒注停古输规福亲查复步举鱼断终轻环练印随依趣限响省局续司角简极干篇罗佛克阳武疑送拉习源免志鸟烦足馆仍低广土呀楼坏兵显率圣码众争初误楚责境野预具智压系青贵顺负魔适哇测慢怀懂史配呜味亦医迎舞恋细灌甲帝句属灵评骑宜败左追狂敢春狗际遇族群痛右康佳杨木病戏项抓徵善官护博补石尔营历只按妹里编岁择温守血领寻田养谓居异雨止跳君烂优封拜恶啥浪核聊急状陆激模攻忙良剧牛垒增维静阵抱势严词亚夫签悲密幕毒厂爽缘店吴兰睡致江宿翻香蛮警控赵冷威微坐周宗普登母络午恐套巴杂创旧辑幸剑亮述堂��丽牌仔脚突搞父俊暴防吉礼素招草周房餐虑充府背典仁漫景绍诸琴忆援尤缺扁骂纯惜授皮松委湖诚麻置靠继判益波姐既射欲刻堆释含承退莫刘昨旁纪赶制尚艺肉律铁奏树毛罪笔彩注归弹虎卫刀皆键售块险荣播施铭罗汉赏欣升叶萤载嘿弄钟付寄鬼哦灯呆洋嘻布磁荐检派构妈蓝贴猪策纸暗巧努雷架享宣逢均担启济罢呼划伟岛歉郭训穿详沙督梅顾敌协轮略慧幻脸短鹰冲朝忍游河批混窗乡蛋季散册弃熟奖唯藏婚镜紧猜喝尊乾县伯偏偷秋层颗食淡申冠衣仅帐赞购犯敬勇洲束斗徒嘉柔绩笨拥漂狮诗围乖孤姓吸私避范抗盖祝序晓富译巨秀馀辉插察庆积愈端移宫挥爆港雪硕借帅丢括挂盘偶末厅朱凡惊货灭醒虚瑞拍遗忠志透烈银顶雅诺圆熊替休材挑侠鸡累互掌念米伴辅降豪篮洗健饭怜疯宏困址兮操临骗咧药绿尼蔡玉辛辈敏减彼街聚郎泡恨苏缩枢碰采默婆股童符抽获宇废赢肯砍钢欧届禁苍脱渐仙泪触途财箱厌籍冰涛订哭稳析杰坚桥懒贤丝露森危占茶惯尘布爸阶夏谊瓶哩惨械隐丰旅椰亡汽贝娘寒遭吹暑珍零刊邮村乃予赖摇纳烟伦尾狼浮骨杯隔洪织询振忽索惠峰席喵胡租款扰企刺芳鼠折频冒痴阴哲针伊寂嘴倚霸扬沉悔虫菜距复鼓摩郑庄副页烧弱暂剩豆探耐祖遍萧握愁龟哀发延库隆盟傻眉固秘卷搭昭宁托辩覆吵耳閒拨沈升胖丁妙残违稍媒忧销恩颜船奈映井拼屋乘京藉洞川宪拟寝塞倍户摆桌域劳赚皇逃鸿横牙拖齐农滚障搬奶乌了松戴谱酷棋吓摸额瓜役怨染迫醉锁震床闹佩牠徐尺干潮帽盛孙屁净凯撞迴损伙牵厉惑羊冬桃舰眠伍溪飘泰宋圈竞闪纵崇滑乙俗浅莲紫沟旋摄聪毁庭麦描妨勒仪陪榜板慕耀献审蟹巷谅姊逐踏岸葛卧洽寞邦藤拳��蝎面殊凭拒池邪航驱裁翔填奥函镇丌宽颇枪遥穹啪阅锋砂恭塔贺魂睛逸旗萨丸厚斋芬革庸舒饮闭励顿仰阁孟昌访���裕勿州阐抢扫糊宙尝菩赐赤喊盗擎劝奋慈尽污狐罚幽准兼尖彰灰番衡鲜扩毫夸炮拆监栏迟证倾郁汪纷托漏渡姑秒吾窝辆龄跌浩肥兽煞抹酸税陷谷冲杜胸甘胞诞岂辞墙凉碎晶邱逻脆喷玫娃培咱潜祥筑孔柏叭邀犹妻估荒袋径垃傲淑圾旦亿截币羽妇泥欺弦筹舍忌串伸喇耻繁廖逛劲臭鲁壮捕穷拔于丑莉糟炸坡蒙腿坦怒甜韩缓悉扯割艾胎恒玲朵泉汤猛驾幼坪巫弯胆昏鞋怡吐唐悠盾跃侵丹鑑泽薪逝彦后召吕碧晨辨植痴瑰钓轩勤珠浓悟磨剪逼玄暖躲洛症挡敝碍亨逊蜜盼姆赋彬壁缴捷乏戒憾滴桑菲嫌愉爬恼删叹抵棚摘蒋箭夕翁牲迹勉莱洁贪恰曰侨沧咖唷扣采奔泳迹涯夺抄疗署誓盃骚翼屠咪雾涉锺踢谋牺焦涵础绕俱霹坜唬氏彻吝曼寿粉廉炎祸耗炮啡肚贡鼻挖貌捐融筋云稣捡饱铃雳鸣奉燃饰绘黎卷恢瞧茫幅迪柳瑜矛吊侯玛撑薄敦挤墨琪凌侧枫嗨梯梁廷儒咬岚览兔怖稿齿狱爷迈闷乔姿踪宾家弘韵岭咦裤壳孝仇誉妮惧促驶疼凶粗耍糕仲裂吟陀赌爵哉亏锅刷旭晴蝶阔洩顽牧契轰羞拾锦逆堕夹枝瓦舟悦惹疏锐翘哎综纲扇驻屏堪弥贯愚抬喂靖狠饼凝邻擦滋坤蛙灾莎毅卒汝征赠斗抛秦辱涂披允侦欲夥朗笛劫魅钦慰荷挺矣迅禅迁鹿秤彭肩赞丙鹅痕液涨巡烤贱丈趋沿滥措么扭捉碗炉脏叔秘腰漠翅余胶妥谣缸芒陵雯轨虾寸呦洒贞蜂钻厕鹤摔盒虫氛悄霖愧斜尸循俩堡旺恶叉燕津臣丧茂椅缠刑脉杉泊撒递疲杆趁欠盈晃蛇牡慎粒系倦溜遵腐疾鸭璃牢劣患祂呈浑剂妖玻塑飙伏弊扮侬渴歪苗汗陶栋琳蓉埋叡澎并泣腾柯催畅勾樱阮斥��踩返坛垂唤储贩匆添坑柴邓糖昆暮柜娟腹煮泛稀兹抑携芭框彷罐虹拷萍臂袭叙吻仿贼羯浴体翠灿敲胁侣蚁秩佑谨寡岳赔掩匙曹纽签晋喻绵咏摊馨珊孕杰拘哟羡肤肝袍罩叛御谜嫁庙肠谎潘埔卜占拦煌俄札骤陌澄仓匪宵钮岗荡卸旨粽贸舌历叮咒钥苹祭屈陋雀睹媚娜诱衷菁殿撕蠢惟嚣踊跨膀筒纹乳仗轴撤潭佛桂愤捧袖埃壹赫谦汇魏粹傅寮猴衰辜恳桶吋衫瞬冻猎琼卿戚卓殖泼譬翰刮斌枉梁庞闽宅麟宰梭纠丛雕澳毙颖腔伫躺划寺炼胃昂勋骄卑蚂墓冥妄董淋卢偿姻砸践殷润铜盲扎驳湿凑炒尿穴蟑拓诡谬淫荡鼎斩尧伪饿驰蚊瘟肢挫槽扶兆僧昧螂匹芝奸聘眷熙猩癢帖贫贿扑笼丘颠讶玮尹詗柱袁漆毋辣棍矩佐澡渊痞矮戈勃吞肆抖咳亭淘穗黏冈歧屑拢潇谐遣诊祈霜熬饶闯婉致雁觅讽膜挣斤帆铺凄瑟艇壶苑悬詹诠滤掰稚辰募懿慨哼汁佬纤肃遨渔恕蝴垫昱竿缝蹈鞭仆豫岩辐歹甄斑淹崎骏薰婷宠棵弓犬涂刹郁坎煎螺遮枯台昔瘾蒂坠唔瞎筝唇表吁冤祷甩伞酱范焉娇驼沦碳沾抚溶叠几蜡涌氧弦娱皓奴颓嘎趟揭噹剥垦狭魁坊盐屎郝佩摧栗菊瘦钧匿砖嘘缚嘟盆债霞挽逍畔蕴颈获畏喂脾姬赴囊噪熄锡诀肇璋晕浊伐峡窃枕倘慌垮帕莹琦厢渺脏削锣虐豔薇霉衍腊喧娶遂睁裙韦矢伺钉婴蓄奸廿堵葬蓬鸦尝挨蕾璿挚券厨醇呻霍剃浆葡暨滨履捞咕耕棉烁尉艰妓棺鹏蒸癌纬菌撇惩绑甫崩魄拂汰氓歇萝呒萄蕃曝疋向胏烛腻襄妆髓朴薯颂薛滩橘贰嘲叹枚侮豹巢酬碑翩蚕辽矿屡谴卵撰攀肌冯宴盏阪浦迦颁炼尬胀辟艘株只湘饲爹梨喽侍疫雕黯并铝弗爪鄙钗栽狸谘柄悸喉擅劈秉芷裸锵贾逗寓咚璞烫铅啸炳屿竖惶仕挪栅迄顷窄鸥鲢郊倩兜茧磊抒夷绰溯拙僚芙杖溃凶���妒沌祺呐卦聆栖蝇佮唾汇楣匠蛛悼舜耿瞄芋瞒竭茵吼苛浸拯克豆沛掠廊凸搅俺酌倡朦蕉暱焕掏蝉焰狄绳惰芽裹宛御赎燥滔贬悍袂坟颉啤押尴颤钝腥缔粮哑槟簿斧肿纶僵齣辖蹲敷喘扎酿佑肖愈隧嗜檬迳碌襟凋圭寇污哨倪筠桦诈姜旬秃脂噢撼衅庚炫谭惭涩崔贷胡晒琉捏绮膝拭暗醋膨杠鑫瀑喃剖袜逾涅扳惘凳呃掘捍榔窍蜗旷梵暇稻柠抉辗蔚钩卜莺匡蜘祯哔窟亟谛溢黛晦伶逮傍葱刁堤恍匣谍禧轿耸瀚斐忿泓拐驴罕沫绽刃窈渝仄瑛葵噜绣奕窥浏隶蔽仟敛丞诘鳖疤膏锥窕皱晰晖舅孰煽姚钞袱绊焚芦咸沮呕瞪淳丐茹盘菱篠涕衬蚀溉瑄翟怠钰躯肺掷丑奢荫靶纱芸佰峻阱哄肾庄囡阑戳腕菸凹蟾蒐呱巾雏螃盯馈垄毓犀逞姨穆樵阀弥跷搁隙疵憧忏琨阙萱怅辄搏榕饥捣渣眺虞俯绅谤珑咫俏淆蜀楠乞诅匀貂寰迋敞跪囚溺骆憬苇脊瑶疆乍杆眸窜孽卅夭簧徘馒趴鎚啼冗缉絮啄沸萃嘶鸳禽惫徨屐舆邂掀嫖苟檯矫铎棱哗徊拱蕙徬滞吠妞氾芹叩朽侪赦汐丰虔茅棠仑膳魉儡鸯懦渗邵筱畜崖瑕蕊揣擒挂屯莽矽侏弧澈饺奎裘塌饵偎泻蔓彗樽衔茍磋萎廓悯铸茎歼壤浇蚤恃瞻拚汀椒嚼粥磅佫勘脖吨澜锻笙���嚷伽徽隅寥缤簾烘茜驯噎厦闰煤链锈诫颊俐曳蓓暧郤淌喀昆蔑峙躁菇逅雇殴泌酥缮莓辕骇巍糗扛杏茁琵礁秽岔僻焊嗡诵瞌捌遁赃涡琮卯锯扔苏邹莅隘蹋湛昼岫蛰桩藐汲禄皂濑绒耽粪粤卤曜懋咎痘聂垢瞳闵睿跤鉴躬斟淇莒毯幸骋岱庐殃橄恤叽鳞蒙芥榄楷硫苔麒椎禹喙厘袅亥倌吭诃裔梓蓦岩帜瓣狡惕蒙怯嫩龚嚎豚埠暸唆妃瓢蹄厮讥啃琶愿噱狷搪氢橙咆靡砌筷兑溼呸镀踹冢祟懈术搓攸橡膛俞祉冀炊瓷遐揽鹭茄蜢塘郡韬挟牟糙阎���赘霆呎炭霄媳瘤猿颺煚铠蝠钜苓傀烬墅璇困愣恬嫉琐嫂淼梳憎搂藻酵屉陡摺箫飨桐蚱曦璧偈蹦昶咙铮嗤戌屌耘裳啾嵘胺笃烹巩厝疚鸶汹蔷沐咽烙畸讳揍曙铐朔涓睬矶岐凄鲫楞鲤荆偕徜饥肮蔼辙恁霈诛鞠茉煜傭嗓酹昙铨艳绷峨揉珈鹃诲臆焰隽熔堇韧扒憨舵肛戊坝抠骷碘鞍冕榨肘羔哺霓巳铲蚵惆驹撷稽羹纺蜕趾吊豁褪癸眨臻慷蝙胧沼舱柚抨葭枷靥硝绚绞缆讪褚砗嫣蒲丫鹦蒹憩懊聋盎婊盔峦矜凛铺鹉蜴惚畴羁媛堑泛疮韶憋祁诟搔蜥袒奄忱玖拌悴祠扼髅筑蛤茱骐捶须亢葔艸筛岳岳慵戮跎砰仑炜篱笈瘫吏痊庶厥棘娑沁窘鲸缕硷俨栈蔬鸠闲迢恣昀泠涟眩噫娥荼鳄镖侃虏俾樟榴咛炬窦笠翱莘躇翡姜枭匕藩徉觞拣吱皈墉傌梢巅踌萌幌杭侥栾奠痲夸瘖芯蟀驿耨禾瑾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clementine-lominsan]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独裁与双重标准，1979

文/Jeane Kirkpatrick, 1979 译/Borgare；校/冬川豆，2015

共和党女英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经典文章，有助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理解新保守主义的现实性和正确性。

卡特政府（民主党）外交政策的失败现实，现在除了其制定者以外的所有人都看得很明白了。哪怕是他们本人私下也必定会时不时怀疑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几乎把巴拿马运河从美国手里转交给一个卡斯特罗倾向的、狂妄自负的拉美独裁者（尼加拉瓜桑解阵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在卡特总统宣誓就职的三十多个月里，苏联的军力疯狂增长，对索马里半岛、阿富汗、南非和加勒比海的影响力戏剧性扩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军力的停滞和对所有这些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说，美国在与第三世界的外交史上从未如此努力却又失败的如此悲惨。

这还不是最糟的，眼下这一年美国遭受了另外两次沉重的打击——在伊朗（1979年国王礼萨·巴列维流亡，伊斯兰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掌权，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巴列维王朝覆亡）和尼加拉瓜（1978年初尼加拉瓜因抗议索摩查家族政权杀害反对派领导人莫罗，爆发了全国性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浪潮。1979年受苏联和古巴的支持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的部队攻入首都马那瓜推翻索摩查政权，并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的重大战略失败。在这两个国家，卡特政府不仅未能阻止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还积极同持有极端主义信仰的独裁者合作，以取代亲善美国���益的温和独裁者。它太早确信什么样的政权会最终在伊朗和尼加拉瓜诞生，但日渐累积的证据却表明，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与变得更好一样高。尼加拉瓜的桑地诺 民族解放阵线党在巩固权力方面体现出高超的能力，与霍梅尼表现出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这两个革命的领导者展现出来的不宽容和自我膨胀，并没有预示着对权力的和平分享和宪政的建立，特别是在两个革命的领导人都表明他们并没有追求这两种理念的打算的情况下。

这场苦涩的争论可能激发新一轮针对国家战略和防卫政策的审视，但似乎并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美国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形势发展中的角色——尽管美国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摩洛哥、扎伊尔和其他地方遭遇着类似的局面和抉择。然而在美国外交问题上，构建一个道德和战略上可以接受，并且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对非民主政权的政策非常紧迫，以防止其被苏联支持的颠覆势力所威胁。在没有这种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的反应模式，会同样发生在韩国和墨西哥——并给美国战略地位带来同样灾难性的影响。（卡特政府宣称其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的政策并非失败——事实上它也许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这种姿态不但丝毫未能改变问题性质，反倒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美国在与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是有显着不同的。石油、面积和与苏联为邻的特性，给予了伊朗在经济和战略上比任何中美洲的“共和国”更大的重要性；而且美国与巴列维国王、参谋及其家族发展了比与索摩查总统、他的顾问和家庭的更为紧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赞许巴列维国王使伊朗迈向现代化的坚定决心，甚至不顾现代化对传统社会文化模式的影响（包含那些强化了他的权威和法统的模式），这进一步改善了美伊关系。当然，国王比索摩查帅气得多且时尚，他的私人生活更为浪漫，对媒体来说更有报道价值等等。因此，美国人对伊朗国王要比对索摩查了解更多。

但尽管伊朗曾富有，有幸拥有美国与其盟友急需的产品——石油，还由一位帅气的国王领导；尼加拉瓜既穷且乱，由一位有着不那么出众长相的总统长期治理，这两个国家以及我们与他们各自的关系仍然具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从自由选举中产生，并且也都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寻求接受大众满意度的考验。 两者都确实容忍了有限程度的反对派，包括反对派的报纸和政党，但是两者都遭遇了倾向於社会政治革命的激进暴力的反对派。因此，这两个统治者有时采取了戒严、逮捕、监禁、放逐，以及反对派声称的“折磨”手段。两者都把公共治安寄希望于据称是太严厉、太武断并且太强势的警察力量。两者都有美国媒体所称的“私人武装”，亦即，对统治者而不是对“宪法”或“国家”或其他非人实体效忠的武装。

简而言之，索摩查和巴列维国王都是在中间道路上的半传统社会的传统统治者。 尽管巴列维非常想要创造一个技术上现代化的强大国家，索摩查努力尝试引进现代农业工艺，两者都没有试图以任何社会公正和政治美德为指引寻求改革社会。 两者都没有试图改变商品、身份、或者权力的分配（尽管在伊朗，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技术进步，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上金钱和权力再分配的效果）。

索摩查和伊朗国王都曾享受着长任期、大量的个人财富（其中的许多毫无疑问地挪用自一般税（general tax revenues，一般税，又称“普通税”。指用于国家一般性的支出，即非特定用途而课征的税收。区别于特殊税）），以及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伊朗国王和索摩查不仅反垬，并且与美国积极交好，把他们的儿子等派遣到我们的大学受教育，与我们一起在联合国投票，并且规律地支持美国的利益和地位，哪怕当这些牵涉个人和政治成本的时候。两个政府的大使馆在华盛顿社交场上活跃，并频频被占据美国外交、军事和政治显耀地位的美国名流造访。而且，伊朗国王和索摩查自身在华盛顿也受到欢迎，也拥有很多美国朋友。

尽管这两位中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曾因违反公民权和人权而被美国官员时时批评着，伊朗和尼加拉瓜人民仅仅间歇性的享有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的权利这一事实并未阻止历届美国政府给予他们——由历届美国国会许可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於伊朗和尼加拉瓜来说，来自美国有形和��形的支持表态一直持续到两个政权成为明显敌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止。

可是，一旦倾向於毁灭的反对者开始攻击，事情就都起了变化。令人担忧和暴力的反对派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崛起，成为了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之间带有令人产生联想的相似性，使我们联想到在天朝蒋中正垮台、古巴卡斯特罗胜利前、越战特定关键时期以及更为晚近的安哥拉等情况中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上述每个国家里，美国在一个面临着内部的暴力反对者的政府之上强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不仅仅失败了，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该国任何一个普通人比在之前独裁者的统治下享有更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新政权的掌权，而且这个新政权还对美国利益和政策抱有敌意。

这种模式足够令人熟悉了：一个与美国有着交好记录的既有独裁者被暴乱势力攻击，这其中一些反对势力的领导人与垬运有长期联系，其中多数的武器装备来自苏联，天朝和捷克斯洛伐克。因美国对这个独裁者的支持使暴乱者没有多少选择因而只能从“别处”寻找帮助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马主义者”的存在被美国官员和菁英媒体忽略和/或最小化。暴力蔓延，并且美国官员质疑一个“缺少他们自己人民支持”的政权的存续能力。“缺乏反对党”被谴责，公民权利的侵犯被回顾和渲染。力薄儒（“Liberal”音译，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者”标签的白左）专栏作家质疑，持续援助一个“右翼独裁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此外他们还断言，暴乱领袖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温和品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自己的“希望”，提醒美国不要忘记自己因何而生——革命。来自被围攻的独裁者的援助请求被忽视，“在事情变得太迟”之前应与反对派建立联系 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总统先生推迟了美国的援助，派遣特别使者“确认”政府地位的降低和控制局面能力的丧失，并推荐了“巩固”和“自由化”这一政权的各种措施，其中所有提案都指向冲淡现政府权力。

使者的建议被发表在日益增长的要求美国抽身的抗议背景之下，这一抗议是基於此种假设的：进一步的支持旧政权会坐实我们作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动派的代理人身份、与我们支持人权的立场��一致、把我们孤立於“民主力量”之外并且会使美国又一次被置於历史的“失败者”一方。这种舆论每一天都在被返回美国的特派员和他描述中“通情达理”的暴乱分子所填补。

随着形势的恶化，总统先生向世界保证美国只不过想要“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他断绝了对现政府的一切武���援助，并且承担起同现政权的“温和”批评者牵头，旨在建立“有更广泛基础”的联合的协商义务。事实上那些家伙一旦上台就要迅速开展“政治”清算。只要现任独裁者胆敢对美国要求他保持克制的要求有所抵触，他就会因失去美国支持而迅速被反对者的军力所压倒，而这些反对者的背后力量，会在美国减少对现任独裁者军售的同时继续提供久经沙场的武装力量和顾问。一旦现任独裁者丧失信心以至於同意交出权力，他就会被一个美国选择的“温和派”取代。只有当这些暴乱者拒绝了别人提交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且无政府扩散到整个国度，这个政府的新领导人缺乏明显的追随者、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领导天赋这一点才会被人注意到。届时，不再被国家领导人约束的军队司令们，会罢黜这位拙劣的“温和派”而转为支持他们选择的狂热分子。

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因为错估局势而主动罢黜一位往昔的朋友和盟友并且建立一个对美国的世界利益和政策抱有敌意的政府。如此发展下去，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失去了进入一片友好土地的机会，最坏的情况是，苏联将会获得新的基地和跳板。并且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的朋友们会意识到，在情势危急的时候美国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会观察到，在对抗“历史的进步”方面，美国的支持提供不了任何安全保障。

没有任何特定的危机完全符合以上所描述事件的发生次序，但就像变奏曲一样不离主旋律的基调。比如说在伊朗，卡特政府——以及总统自己——给统治者更久的支持，尽管到1978年12月总统承认他不知道国王能否挺得住，以及声明美国不会“直接涉入”的情况下，美国也从没公开要求国王下台。然而，总统特使Geroge Ball“据报导得出国王不能指望继续独揽大权并且必须现在与反对派中温和势力妥协的结论……”并且“据称业已讨论不同替代方案以有效协助国王放下大权”（华盛顿邮报，1978年12月15日）。毫无疑问美国协助了国王的去职和安排权力交接给巴赫蒂亚尔。在伊朗，卡特政府对於不干涉承诺的遵守被证明强过战略考虑和国家自尊。世界其他部分把这当作一场美国的惨烈失败，美国政府却把它当成伊朗人自行解决的事端。“我们个人更喜欢伊朗国王在政府占据主要地位”，总统承认，“但那是一个应由伊朗人民自己自己做出的决定”（展现了白左的民主主义价值观，认为民主为目的而非手段，无视民主政权可能比独裁政权更严重地侵害自由）。

尼加拉瓜的事件也与之前描述的剧情有所不同，因为古巴和苏联扮演的角色显眼得多，而且美国官员也在更为密集公开地反对索摩查。在索摩查政权击退了桑地诺的第一波暴力行为之後，美国停止了支援，强加了制裁，并且采取了其他削弱当时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地位和信誉的举措。在六月初一名索莫查国民卫队队员枪杀ABC特派记者Bill Stewart和七月末桑地诺胜利之间，美国国务院指派了一名拒绝把国书递交给索摩查的大使，尽管当时索摩查仍然是国家领袖；并且号召以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包含桑地诺游击队代表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美国国务卿Viron Vaky向美国人民保证，“尼加拉瓜人和我们在拉美的民主朋友不想看到尼加拉瓜变成第二个古巴”，尽管国务院知道，桑地诺高级干部与哈瓦那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并且与哈瓦那持续接触，并且，更为确切的说，一名古巴秘密警察，Julian Lopez，频繁进出桑地诺总部而且古巴军事参谋直接加入桑地诺的武装建设之中。

卡特政府通常看起来似乎乐意与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协商任何事情，却在同索摩查打交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不妥协姿态。“这场危机也许不会结束，”国务卿Vaky说，“如果不以索摩查下台和他的政权倒台开始。我们对索摩查政府不会再有任何协商、斡旋或者妥协。解决方案只能以一个与过去的镇痛告别开始。”说到做到义无返顾，我们不仅禁止了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所有武器交易，而且施压要求以色列、危地马拉以及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全都是为了保证一个“民主”的结果。 最终，随着桑地诺领导人巩固了对武器和通讯的控制，禁止了反对派，并交由古巴掌控，卡特总统警告我们不要把这场“进步的变革”归咎於“古巴的阴谋”，并且向世界保证美国只不过想要“尼加拉瓜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

尽管这些略微的差异，卡特政府带给伊朗和尼加拉瓜危机几个共通的假设，其中每一个都在加速着比旧政权更加暴虐的新政权的胜利上起着重大作用。这些假设是：首先，��信当危机发生之时，现政权的民主替代品是存在的；其次，相信现状的延续是不可能的；再次，相信包含由自封马主义革命者领导的政府建立在内的任何变化，相对於当前政府都是更可取的。上述每一条理念，大体上曾经并且正在力薄儒群体内被分享。这些理念，没有一条能经得住考验。

尽管现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如同他们一直以来一样，是一种或者另一种专制政府，但在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心里，没有什么观点能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情势下都可以使政府民主化是这一信仰更有分量了。这一信念，早已被许多国家试图从专制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的努力中大量的失败经验所证伪（虽然有少许成功案例）。许多本世纪以及以前的、最明智的政治科学家赞同，民主体制非常难以建立和维护——因为它对人口的每一个阶层都作出严格的要求，还因为它依赖於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二三十年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享有最高声誉的那个时期，社会科学家们着重强调着民主政治在经济上的先决条件——只有当该国具有发达的经济体、大量的中产阶级与受教育人口时，民主制度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沦为马主义革命式的多数暴政）。他们期盼着当这些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民主制度就会自然出现。今天看来，这个图景是被过分简化了。虽然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以给大多数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并鼓励积极进取——这些因素的确对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有所帮助，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与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还有时间的积累本身——甚至更为重要。

在《代议制政府》一文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确立了三条民主政治基本条件，卡特当局（1977-1981，民主党）应当对照着好好反思一番。它们是：“第一，人们了解并接受代议制政府形式；第二，他们乐意并且有能力做必要的工作来维护它；第三，他们必须乐意并有能力履行义务，并执行它授予给他们的职责。（事实上1979年取代伊朗和尼加拉瓜旧政权的红绿革命者完全不符合这三点）”

履行义务并执行代议制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对领导人和公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参与和限制，共识与妥协。虽然让每个公民都热衷政治或对公共事务博闻强识并没有必要，但与独裁国家的人民相比，公民广泛得多的政治兴趣和流动性还是需要的。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认为他们自己是社会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法律束缚的主体，这一点很重要。而且社会各部门的领导者必须认同该理念：只能通过合法手段追求权力，（至少原则上）必须避免暴力、偷盗和舞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接受失败。他们也必须擅长在多样化的观点和利益中寻找和创造共同点，准备好在基本价值之外的一切方面进行妥协。

除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外，民主政府需要强大到足以引导和容纳矛盾的机构。自发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也是表达和收集不同利益和观点所需要的。否则，正规的政府机构就不会有能力把大众的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

回顾民主业已存在的少数国家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民主的诞生和成熟过程非常之缓慢。它是一个逐渐扩展有限政治参与形式的过程——统治者逐渐勉强地适应和容忍异议；反对派接受了他们可以击败当权者，而不是彻底消灭当权者这一理念；公民对政府施加在他们生活上的影响和他们对政府可能施加的影响有所醒觉——种种经验之累积。人们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数个世纪的话——来习得相关原则和习惯。在不列颠，从大宪章（the Magna Carta）到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到伟大的1832、1876和1885改革法令，横跨了七个世纪。美国历史的经验同样证明，民主实现的过程不是轻松的、一蹴而就的，或者招之即来的。一场独立战争，一部不成功的宪法，一场内战……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解放”历程。至于法国的路径则更加艰辛——恐怖、独裁、皇权、动荡和无能出现在本该开启千年之兄弟友爱的大革命之后。直到二十世纪，民主原则才最终在法国获得广泛认同。甚至直到二战结束，法国才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机构以融汇、包容和缓冲激烈冲突的观点洪流，使民意与命令、大众与权威最终实现妥协。

哪种专制政府更容易民主化呢？事实上，完全不存在依靠革命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或者垬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先例，但右翼专制政权的的确确有时会进化为民主政体——只需足够长的时间、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到位、有自由化思想的领导人出现，以及本土民众对於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强烈需求。这样的转变过程正在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大将军病死，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恢复君主制。1976年7月1日，任命原国民运动秘书长���·苏亚雷斯为首相，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1978年12月新宪法正式出台。这篇文章面世后的三年，即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葡萄牙——1974年4月25日，发生康乃馨革命，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了持续42年的萨拉查政权，开始民主化进程） ，并且巴西也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加拉瓜和伊朗内部的政治争论和实践，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逐步扩展，和平的民主化本来也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但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对如何鼓励专制政权自由化没有什么了解。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他们两次都没能认识到，把旧独裁者替换为“温和”批评者或“有着广泛基础的联合”后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动摇旧政权社会控制力的同时却没向民主政体的方向挪动寸分。

其实这种结局完全可以预料。传统专制社会中的权威是通过个人关系传递的：从统治者传递到他亲近的副手们（亲戚、家庭成员、个人朋友），然後从副手们传递到他们的下级……当位於顶端的人的权力被颠覆后，社会结构会从核心开始迅速解离。这些大家长在位越久，他们的影响越深入，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就会越加依赖於他。没了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会崩塌，正如柱石被移除了的拱门。一旦核心大家长被移除，军队崩溃、官僚机构停摆和社会结构解体的速度，常常使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力薄儒记者们大为惊奇，因为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美国这种基于普世原则而非特权关系的公共机构文化和行为模式，take it for granted。

拎不清这些关系，是卡特及之前美国政府类似失败政策的根源之一。然而还有其他的根源。

在伊朗和尼加拉瓜，正如之前在越南、古巴和天朝一样，华盛顿犯下了如下错误：一、高估了反对派的政治多样性——特别是高估“温和派”和“民主派”在反对运动中的比重，低估了极端派的实力和意志力；二、完全错误地认识了反对运动的本质；三、错误评估了美国对旧政权和反对派所能施加的影响力的程度。

对反对派的性格，特别是他们的蛮横与权力欲缺乏认识，常导致华盛顿对克制反对派暴力倾向所需力量的轻视。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卡特两次未能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旧政权在面对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反对派时，保持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问题。尽管极端分子的存在广为人知。国务院1977年的人权报告描述：

“伊朗面临着少量左翼和右翼恐怖分子在这个国家内的活动。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接受大量国外支持与训练……[并]对针对伊朗政府官员和美国人的谋杀负有责任……”

���一份报告用如下的措辞描述索摩查的反对者：

“一个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游击队组织寻求暴力推翻政府，并且它从古巴接受了大量外国支援。FSLN在1974年12月进行了一次袭击，杀了四个人，抓了一些官员作人质……自那时起，它持续在一些孤立地区挑战行政当局。”

1978年，国务院报告说，索摩查政府军解除对桑地诺的包围之後，暴乱活动仍在持续。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大批力薄儒（liberal, 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标签的左派）媒体，把这种暴乱解释成民间对政府的广泛不满和民主意愿之后，事情的发展就注定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同意极端分子的武装斗争反映着大众对民主的渴求这一解释，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该国，一个被“自由化”的政府会更倾向于听取“民意”。

因此，本着希望旧政权能够的继续执政的卡特政府，在这一理念的引导着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把几乎肯定会削弱当局的措施强加给它。仓促地强迫一个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的社会，去接受复杂而陌生的政治实践的努力，不仅没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反而助了暴乱者一臂之力。如果这些帮倒忙的措施是在旧政权被攻击的时候施行的，效果会更加显著。

越南的教训也许在教导我们说，美国当不了世界警察；但它也同时提醒着我们，尝试当民主的世界助产士是很危险的，如果所谓的民主诞生于极端分子游击战的炼狱之中。

如果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行为反映着一个深入人心却错误的假设——即“可以轻松的把民主定位并强加给某个当权的专制政府”的话，那这些行为也同样反映出另一个同样深入人心而错误的信念，即——在这样的专制国家，变革本身是不可不免、可欲且符合美国利益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诱导着卡特政府积极参与倾覆非垬产专制政权的同时却回避赤色阵营扩张的现实。

在卡特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曾有广泛报道声称：总统先生组织了一个智囊团，他们具有全新的外交政策思路和国家利益的概念。新在何处？据称有两点：深信冷战已然结束，以及深信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应该更优先考虑南北问题，并帮助欠发达国家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些变化事实上牵涉了远比我们最初看到的更多渊源。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像可能看起来那样简单，它事实上被一套“完美”的历史哲学引导着，像历史哲学一样包含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以及一个指向“现代化”的信条。如同其他十八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多数历史哲学一样，卡特政府的信条寓言着进步（以地球上的所有社会完成现代化的形式出现）和美好结局（一个世界共同体，由发达的、自治的国家构成）。

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方案，可以���1970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著《两个时代之间》一书看到预示。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在书中，布热津斯基展现了他的想像力——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个基于全球政治和相互依赖的美丽新世界将会出现。为应对那个新世界，新的方案正在“进化”中，布热津斯基将其命名为“理性人文主义”。在这个新的方案里，带有“国家优越感”的“成见”会让步於“全球”视野，并且国际问题应当被看作“人类议题”，而不是“政治对峙”。应对外交政策的传统知识框架必须被抛弃：

“时值今日，旧的国际政治框架……连同他们的影响范围，国家间的军事联盟，主权的幻想，产生於19世纪危机的教条性冲突——显然不再与现实相容。”

只有苏联的“被耽误了的发展”，“一个存在性的，但并非规范性的经历了现代性的古老宗教共同体，”阻止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已然终结这一事实的更为广泛的认知。对美国，布热津斯基推荐“大量的耐心”，一个对世界革命进程更加超然的态度，以及对苏联更少的成见。与参与古典式的外交消遣相比，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努力，去包容走向混乱的全球趋势，”同时为世界朝向“发达国家联合体”转变的过程贡献力量。

布热津斯基这本书的关注核心，如同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样，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从一开始，本届政府就表现出对所谓第三世界问题的浓厚兴趣。但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未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发展，而是从自启蒙时代以来创伤西方想像力的同样“进步”观之当代版的角度来看待。

就其目前的形式来说，这种“现代化”的概念所牵涉的多过工业化，多过“政治发展”（不管它是何所指）。相反地，它被用来指代“一个传统的、前科技时代的社会在转型为一个以机械科技、理性而世俗的态度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为特徵的社会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孔多塞（孔多塞侯爵 1743-1794，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之一，数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主张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后被雅各宾派弄死）、孔德（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韦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 1864-1920，小名马克斯·韦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得出现代性观点的时候都抱有这一对历史的看法。这一现代化概念的关键元素已被塞缪尔·亨廷��（尽管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却的确不是政府政策的肇始者）清晰地阐述出来。这种“现代化”的范式假定了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包含以下元素：一、它是复杂的，因为它牵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它是系统的，因为其元素以可预知的、必要的方式相互作用；三、它是全球的，因为所有社会都必然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四、它是漫长的，因为需要时间 来使得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征和文化逐渐现代化；五、它是分阶段的，因为每个现代化中的社会必须经过本质上相同的若干阶段；六、它是趋同的，因为它倾向于社会的融合与互赖；七、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变化的方向是“给定的”，这个方向在其于发展中各相关元素的关系中被确定；八、它是进步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欲的，并且长远来看给牵涉其中的人们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尽管现代化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已被证明是一个偶尔有用，且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工具，但它早已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其中心假设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被挑战和质疑。现代化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是存在缺陷的，作为思考外交政策的框架时是不合格的。它的主要影响是鼓励这样一种观念：事情是不可控的深邃历史力量的外在表现，政府能够做的顶多是扮演一个历史的“助产士”，帮助事件朝向他们既定的方向前进。

这种观点乐观的预测人类社会会持续进步；它非常确信，历史事件的发展是某人和某一国政策几乎不能施加什么影响的注定过程；说教性地认为，历史和美国国家政策必须具备道德目的；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尝试着不从美国的利益或意图，却从正在发生着“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革命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基于这样的理论体系构筑的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同时包含着以上的三个方面。

每当政府发言人阐述和解释政策的时候，是“（历史）力量”而不是人们本身决定着事件发展这一观点都会反复出现。例如，总统先生今年二月向我们保证：

“伊朗的革命，是伊朗自身历史催生的，是深刻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的产物。”

关於亚洲他则说：

“此时此刻，在从印度洋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里正在发生着混乱和变革；一些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混乱是积年仇恨的产物，它们被相互矛盾的力量支配的仇雠激化着。另一些国家的稳定逐渐被人民对下列价值的追求所动摇，它们是：现代化、国家地位、人类希望和抱负。”

Harold Saunders，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秘书，对伊朗和索马里半岛的“不稳定”做了如下评论：

“我们当然认识了到西亚和东北非正在发生根���性的变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变革、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大众对政治生活更广泛之参与的诉求。这些变革是每个国家内部的力量所催生的。”

或者看看这位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国务院政策计划人员主席，对南非的评价：

“变革会降临在南非。那里的人们福祉与美国的益，会被它们降临的方式深刻地影响。问题仅仅在於，这一过程是否和平。”

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他在发言中向我们保证，亚非国家围绕权力的斗争确实只是沿着现代化道路而行的事件：

“……在东北亚到南非的广阔天空之下，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寻找着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

简直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入目所见的入侵、哗变、内战以及不那么暴力的政治斗争，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在集体追寻一个能带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救世主。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在从东北亚到南非的政治参与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真实人类动机和企图与现代化范式相关的程度，正如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程度一样小。如果从这个水平的抽象概念上看，那确实只有“（历史）力量”是有用的，而人没有用。

然而，当决定着伊朗、索马里半岛、东南亚、中美洲，以及联合国事态发展的“深邃的历史力量”，看起来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和古巴人，我们又当如何呢？卡特总统教导我们说，在经历过“对垬产主义的过分恐惧”（译者注：何其类似今日之“Islamophobia”（恐伊斯兰症）！）和冷战之后，我们应当有能力区别苏联或古巴的“阴谋”（这一罪恶的概念主要存在于冷战战士，和过分简单化看待世界的人们的头脑中）和前述的“进化性的变革”，而只有后者才是事实上正在发生的。

面对着如此复杂、无情、非人性化的“深邃历史过程”，美国总统能做什麽呢？答案一次又一次地被卡特先生和他的幕僚们给出——是的，没多少。既然事情不是由人类本身的决定所引起，那麽也就无法被人类本身阻止或者改变。比如说布热津斯基曾言：“我们认识到，世界正在任何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曾警告：“我们不能使变革停止，正如克努特大帝（克努特Knud II den Store 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4-1035年在位，丹麦国王，1018-1035年在位，挪威国王，1028-1035年在位。丹麦历代王者所发展起来的海盗帝国，终于在克努特手里达到了顶峰）无法使大海静止。”

卡特政府对当代历史本质的宿��性、非政治性的理解，阻碍了美国对事态发展积极回应，鼓励了人性的消极被动。美国对伊朗局势的无所作为成为了卡特政府的主旋律：

“那些争辩美国应该，或可能直接干预以阻挠[伊朗革命]的人，对于伊朗现实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鼓励了对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支持……[巴列维国王]多久会离开伊朗，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这由事态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应对所决定……任何人希望参与未来的所有政治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哪怕我们有能力参与即将在伊朗或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但显然我们决定这些事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重点 强调]。”

万斯重复了同样观点：

“在伊朗，我们在整个危机期间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伊朗人能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

曾几何时，当美国总统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来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之时，根本没有留给这个世界任何想要推动所谓“进步与自决”之力量的余地。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的毕业演讲中告诉我们，武力不会起作用——那是他从越南学到的教训。武力只提供“肤浅的”解决方案。关於伊朗，他说：

“我们当然没有愿望或者能力把大量部队遣入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来决定当地政治事务的结果。我们也从没有企图在另一个国家做这种事。我们曾经在越南尝试了一次，证明它根本行不通，你们懂的。”

伊朗并无独特之处。虽然尼加拉瓜的气候与语言的确于伊朗不同，但卡特政府的“历史力量”神逻辑和“甩手大掌柜”的政策应对是别无二致的——军事干涉“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助理国务卿Varon Vaky把“使用美国军力来干涉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描述为“不堪设想的”。万斯为非洲提供了类似的保证，宣称我们不会与古巴或者苏联在那里的活动展开攀比。

在这类情境下，外交政策的作用到底是什麽？是理解变革的过程，然后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仅仅在这个过程中稍微帮忙维持一下秩序？如同政府发言人向我们保证的一样——这正是我们在做的。卡特政府把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等同为现代化进程所假定的目标。万斯在最近的陈述中坦言，美国关于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基于一个确定的信念，即我们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和保留政治独立性，才能最大化服务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对全世界建设性变革推广的责任”（语出布热津斯基）在每一个能够设想的背景中都已经被卡特政府所承诺。

然而存在一个问题。能够设想的背景，在现实中原来就是处于革命游击队威胁之下的非垬产专制政权。因为莫斯科是今日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力量，暴乱分子因而通常被苏联煽动和武装起来挑战现状。美国在抽象意义上承担“变革”的责任，实际效果就是让我们跟苏联代理人或霍梅尼，甚至阿拉法特这种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默默地站在了一起。

迄今为止，卡特政府对右翼独裁国家里正在发生的“变革”所进行的协助，并未同等地给予垬产国家。因此，所谓的“自决”和“不干预”原则，其实是一种双重标准。我们似乎接受了垬产国家的现状（以“多元化”和民族自治为名义）。在天朝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观察到：“我们认识到天朝跟我们有着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与政经制度……对于通过频繁接触以便把这个国家重塑为美国式形象，我们完全不抱希望。的确，我们接受差异。”关於东南亚，总统在二月指出：

“我们的利益是呼吁和平和撤回外部力量，以及在亚洲国家的彼此冲突中不受牵连。”

但政府的立场在南非问题上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比如，1978年末安东尼·雷克断言：

“……我们已向南非政府提出警告，若它不向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取得显著的进步，它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包括美国）注定会恶化。”

还有卡特对拉美专制政权的评论：

“我的政府会毫不迟疑地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任何方式保护人权，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我们更倾向於采取积极行动，但在坚持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我们会继续表明公然无视国际标准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此问题上，某些事情显得尤为奇怪。一个想要让第三世界的人民通过思考选择自己命运的美国政府，怎麽会高调地、毅然决然地卷入发生在南非、扎伊尔、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及其他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呢？一个致力於对越南、柬埔寨执行不干涉政策的政府，怎么可以宣称它“会毫不迟疑地”纠正南非的错误呢？一个视美国利益等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独立，但却毫无在意地把台湾——这样一个在亚洲唯一成功进行了经济现代化和财富合理分配的国家置于危险境地的政府，究竟是用什么炼成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卡特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既不适合，也不能解释现实，并且这个双重标准包含着政府对其自身原则解���的大量矛盾。对于多数社会来说，矛盾在政治中并不罕见。但是通常只有当政府原则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政府才会表现得虚伪。卡特政府前后不一致之处如下：首先，卡特政府的道德准则，使其在面临虚伪指控的时候变得尤其虚弱无力；其次，这届政府的政策偏好有悖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这届政府的国家利益概念近乎双重思想（doublethink）：它视亲美独裁政权为罪恶现状的代表，而视敌视美国团体的胜利为有利于美国的“真正利 益”。

这个逻辑被这届政府的许多官员的世界观所强化。传统的专制政体深深地冒犯当代美国人的情感。传统的专制政体中，公共事务基于亲缘、友谊和其他个人关系而非客观“理性”的标准，与我们对公正和效率的认知有悖。亲美���独裁旧政权宁要稳定不要变革的偏好，对于许多把美国成功经验理解为变革、增长与进步的美国人来说，也是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安的。传统社会的贫富分化悬殊也会冒犯我们的良知，特别是穷人通常特别穷，而且被其世袭的社会角色束缚在贫困之中。此外，富人及统治者们很少关心贫困、无知和被疾病困扰的被统治人民，这一现象被美国人解读为完全属道德上的玩忽职守。的确，美国人几乎不能容忍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统治者。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自诩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翼而飞，而且我们变得如同面对新英格兰的罪恶的柯顿·马瑟（1663-1728，新英格兰清教牧师，多产作家和小册子撰写者，以萨勒姆审巫案（冤案）中积极宣扬巫婆的罪恶著名，杂交学和医学接种领域也有贡献）一样吹毛求疵。

相比传统专制来说，进步主义革命的华丽辞藻对我们来讲就好听得多了；它们的象征性意义更令人满意。一些现代美国人更偏爱“射秽主义”专制政体的一个原因是，后者拥抱了“现代性”并接受了其概念体系与视角，包括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文化和个人事务上的工具性、操作性，作用性的思维导向，普适性规范的声明，对理性、科学、教育和进步的推重，对神性的贬低，以及“理智的”官僚机构。他们使用和我们同一套话语。因为苏联/天朝/古巴那种射秽主义，是一种植根於引发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民主革命的同样价值的一种意识形态变体。因为它所代表的价值是现代的而非传统的，它许诺的一些目标，同时吸引着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比如人类的手足之情，消灭权力的渴望），它在象征性层面的高度与很多美国人意气相投。左翼革命者假借民主的象征和价值——推崇平均主义而非阶级与特权，自由而非秩序，主动而非被动——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错误地视为为自由与民主奋斗的理想主义者。

力薄儒/Liberal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解放者们”所愚弄，那帮孙子最终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原形。吉米·卡特是那种会把革命与理想主义、变革与进步、乐观主义与美德混为一谈的力薄儒中的翘楚。

华盛顿邮报的Stephen Rosenfeld把卡特政府的责任描述为这样一种“进步自由主义”：

“卡特政府正式掌权后的作为，归根结底是精确地致力于削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冷战思维，撤销与莫斯科进行战略角逐的手段，扩展美国与全世界符合历史潮流的未来大众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在越南胜利了的运动的联系。”

Rosenfeld告诉我们，卡特政府掌权之後，下定决心不再以“冷战”思维为纲评估国际发展，而是接受代表“大众”愿景和“进步”力量的革命团体的一面之词——不管这些革命分子背后是不是站着苏联。为了这个目的，卡特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与越南，古巴和天朝人民共和国修好，同时却冷落了与韩国、南非、尼加拉瓜、菲律宾和其他自由国家老朋友。这些举动正是因卡特害怕美国会因支持维持现状反对革命而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有人可能会想，红色高棉一类的灾难或许会给这类力薄儒上一课。在此引用Rosenfeld所言：

“在本届政府任内，对於大量美国公共意见而言，越南已然完成转型，从一个被美国所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到一个展现出其自身残酷本质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卡特的拥护者们（正如对所有力薄儒们而言）的一个不起眼但却重大的精神创伤，给他们的自信和公共信任一类的宣称留下了阴影。然而，柬埔寨和越南“进步”政府的暴行对总统先生和他的主要参谋们似乎影响不大。卡特的举动一如往常——并不像一个痛恶专制的人，而像一个仅仅痛恶右翼专制的人。

事实上，卡特政府的高官比他们看起来更理解当代苏联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印度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侵略性的、扩张性的特点。但尽管苏联/古巴在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英联邦成员国，首都圣乔治。1979年3月13日左派人民革命党发动政变，废止宪法，解散国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上方，靠太平洋。1979年，美国支持的政府和古巴支持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内战）的角色（包括对古巴的米格-23交易）业已暗示了古巴监控的重启（这一点反过来确认了一个苏联战斗旅的存在），总统先生希望不要炒热舆论的心态，仍然比他向美国人民讲出真相的责任更强烈。他对尼加拉瓜的声明清晰的反映了这种优先级：

“在我们美国人中常见的阴谋论是错误的，并不是每一次发生在西半球进化性的变革都是古巴大规模秘密干涉的结果。尼加拉瓜的事实是，索摩查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为了带来一场有秩序的转变，我们的努力应该是让尼加拉瓜人最终决定谁来当领导人——他们应该拥有什麽样的政府形式。”

这条声明想来代表了总统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最终思考，很有启发性。卡特为打消国民头脑中古巴阴谋论的努力，事实上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歪曲事实的效果。在尼加拉瓜，把“进化性的变革”归咎于卡斯特罗的特工并没有什么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发生着军事动荡的国家，因其位置而具有与其面积和影响力不成比例的战略重要性，因此美国应当作出合理的回应。

但这并非全部。总统声明的其余部分，形象地暴露了其意识形态的盲目力量。当他讲到“索摩查政权丧失了人民的信心”，总统先生暗示，这个政权曾经仰赖“人民”的信心。事实上，索摩查政权从未依赖于大众的意愿（却是依赖于操纵、强迫和习惯），也并不是被大众所罢黜，它不过是屈服於反对武装之下。然而，桑地诺分子和索摩查分子之间的武装冲突等价于国民公投这一假设，给予总统先生这样一种想像，即它可以且应该由尼加拉瓜人民自己解决。甚至为了令这种虔诚的情感看上去是真实的，总统先生完全回避了暴乱分子从境外接受大批武器装备的事实；以及美国在解除索摩查政权的武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总统、万斯或者布热津斯基并不想苏联支持的政权发展壮大，他们明确表态反对苏联对任何国家的“干预”。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对“动摇”友善或者中立的专制政权喜闻乐见，却在无法确保它们不会被极权神权政体、极权苏联代理国，或者最糟糕的波尔布特式杀人狂式变种所取代。

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缺乏良好的企图，但对传统派与革命派专制本质上的认识错误，对美国利益关系的现实主义认知上的扭曲却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失败。粉红色知识分子天真幼稚的风气与左/右思维的专横再也无法阻止聪明和善良的人承认如下现实：传统威权政府不如革命专制政体那样具有镇压性，它们对自由化更包容，以及它们与美国利益更加兼容。关於这些观点的证据已然足够明显。

当然，如下这些描述已然毋庸置疑：当前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政府比之前被鄙夷的统治者更有镇压性；天朝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比台湾更有镇压性，北韩比南韩更有镇压性，等等。这才是越南和柬埔寨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训。这并不新奇，但却是对残酷现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提醒。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个真正凶残的统治者可以以这两种专制形式的任一种掌权——伊迪·阿明（伊迪·阿明·达达（1920-2003）东非国家乌干达1970年代独裁者，自封“苏格兰王”。统治期间驱逐8万名亚洲人出境，屠杀和迫害国内的阿乔利族、兰吉族和其他部族达10-30万人）、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07-1971，海地前总统，独裁者。1957当选总统，至1971年去世，任职达14年，期间估计30000人死于其手）、约瑟夫·史达林、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头号领导人，红色高棉1975年至1979年统治柬埔寨期间，约40-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1997年，柬埔寨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2003年柬政府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立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就是例子。然而，在传统与革命专政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使得我们对两种专政的镇压度之不同可以预估。总体来讲，传统专制容忍社会不公、残忍和贫困而革命专制创造它们。

传统独裁者维护既存的财富、权力、身份和其他资源的分配，这在传统社会中会有利于富裕的少数，并把民众维持在贫困状态。但他们崇拜传统神灵并谨守传统禁忌，不干扰社会习以为常的工作与休憩节奏，不干扰人们稳定的居住地，不干扰传统的家庭和个人关系模式。正因为传统生活的可悲司空见惯，传统独裁者的轻度压迫对於成长在这个社会，并学会适应他的普通人群来说是可以忍受的，正如生为印度贱民的孩子们世世代代学习这种可悲角色生存所必需的技艺与态度。这样的社会不创造难民。

对於革命垬产政权来说，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们创造上百万的难民，因为它们声称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管辖权，并要求进行有悖於内化了的价值和习惯的变革，这导致了居民成万地逃离。对他们的态度、价值的赞许和目标的期许，会在外国找到比本土更多的共鸣。

从1976年到1979年8月叛逃前，一直担任越南国会前副主席的黄文欢，最近如此描述越南正在进行的革命，对这个国家的一百多万天朝居民的影响：

“他们已经从居住了数代的地方被赶走。他们的财产全都被霸占——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房屋。他们被赶到被称作新经济区的地带，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他们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垦荒维持生计？他们因为一系列原因渐渐死亡——疾病、艰难的生活。他们也死於羞辱。”

自“解放”以来，不仅仅是天朝人在东南亚受难，而且天朝人也不仅仅在越南一地受难。到1978年底为止，六百多万难民从马主义政府统治的国家逃离。尽管有围墙、篱笆、枪支和鲨鱼阻挠，人们逃离革命乌托邦的稳流仍在持续。

在马主义政权和其他专制政体创造的难民的数字之间，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对比：从卡斯特罗崛起以来，一百万以上的古巴人背井离乡（每九位居民中就有一位难民），与大约来自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三万五千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非洲，逃离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的难民是离开津巴布韦·罗德西亚的五倍还多，昭示着内战和种族歧视对多数人来说比马主义式的“解放”更容易接受。

而且，本世纪的历史已证明，极左激进革命建立的极权政权不会自我民主化。此时此刻（1979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政府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要远比古巴政府���得多；在台湾比在天朝大得多；在南韩比在北韩大得多；在扎伊尔（即刚果）比在安哥拉大得多；等等。

既然许多传统专制容许有限程度的论争和参与，美国政策实际上是很有可能有效鼓励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的。前提是，这种帮忙不该在旧政权与敌对力量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添乱，且提出的改革旨在产生渐变而非一夜间就要完美的民主。为了达成这一点，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懂得现实中的民主作为一个整体工程是如何在事实上诞生的。历史是比良好企图更好的向导。

无论看起来多不可思议，马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写下独立宣言的美国人的当代化身，而且他们也不会满足于建立一个自身在其中毫无存在感的政府，即：如果革命元老到头来只是新政府中为数众多的发言者的一员，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拿起枪。

区分变革的民主和极权代言人并不太困难。正宗的民主革命者本着这样的信念：政府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自愿，平凡的人有能力使用自由、知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选择统治者。他们并不会如同当下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一样，认为把选举推迟三到五年以赢得足够时间来“纠正”几乎每个人的错误意识。

而且，若革命领导人把美国形容为20世纪的祸害、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屠杀、战争的凶手，那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或者温和一点讲，朋友。自我定义为敌人的团体就当被视作敌人。美国在事实上并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它并不实践屠杀，它不用扩张性行为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上个十年间，我们到处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克制并承担起由布热津斯基推荐的、适应这个电子科技时代的、“针对国防开支的单边约束”。我们也比世界或历史上任何多种族国家向着消除国内种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得更远、更快。

鉴於包含上述理由在内的原因，对第三世界持续的自我贬低和致歉，既在道德上不必要，也在政治上不适当。因为他们假借大众解放的名义支持美国的明面上的敌人，这种行为才是真正不必要和可耻的。我们的领导人也不应当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对抗武力。自由理想主义没必要沦落成自虐主义，也没必要与捍卫自由和国家利益不兼容。

[independence-of-mind]

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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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从单极时刻到危机四伏：911事件如何改变了美国的内政外交

随着8月30日夜里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克里斯·多纳休少将这位最后一位在阿富汗的美国军人乘坐运输机离开喀布尔机场，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终于在塔利班卷土重来、美国仓皇撤侨疏散难民的混沌景象下落下了帷幕。

2021年8月28日，阿富汗喀布尔，美军在机场执行安全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日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军。

无独有偶，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事的终结恰好和911事件20周年纪念的这一敏感时间点撞车。尽管在911袭击二十周年到来之前完成阿富汗撤军是美国政府早就定下的目标，但最终美军狼狈败走“帝国坟场”的结局，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社会上下对反恐战争和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策，乃至美国民主制度普适性等问题的大范围反思和争论，让拜登政府灰头土脸支持率大跌。

鉴于美国上下都在筹备着对911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和追思活动，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盘点一下这场21世纪初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究竟是怎样的影响了这二十年美国政治，外交，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单极时刻”到“神话破产”，从歌舞升平到危机四伏，从团结一致到分裂对立，或许正如部分人所预言的那样，911事件恰好是美国从极盛转衰的分水岭，而整个世界也从此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从“单极时刻”到“神话破产”——911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单极时刻”

此时此刻很难想象，在21世纪刚刚开始之际，美国正处于一个怎么样的鼎盛时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式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成为了备受追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和美国即便不是盟友也大多保持着良好合作的关系。在经济层面，互联网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美国经济在90年代迅速增长，财政健康收支平衡又无债务风险的美国把世界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而在军事等硬实力层面，刚刚在海湾战争一扫越战阴霾带领联合国部队取得大胜的美军威风凛凛堪称独步天下。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美式快餐和好莱坞电影，更是全面地彰显了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

当然，在这一片盛世之下并非没有隐患，日后困扰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文化战争乃至2008年引爆次贷危机的“种子”早已在90年代已经开始发芽。然而不管事后如何，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全方面的绝对优势格局让外界找不出任何毛病，自然而然地，世界舆论政界主流都认可了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断定“自由民主”制度是所谓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尽管福山本人未必支持自由民主/美利坚模式普世皆准的论调，但这一时期深受他政治哲学影响的西方政界却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还把这种制度自信完全带入了外交内政决策环节之中。

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崩塌使得美国成为了世上仅存的超级大国。虽然当时已有不少的学者和国家坚信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多极化的方向，但更主流的论调还是强调认可美利坚一超突出的单极格局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架构。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查尔斯·克拉斯姆在他著名的“单极时刻”文章中，更是大胆预言前所未有的美国权力独大的单极时刻已经来临。在他看来，世界未来将长期处于由美国超强军事和经济力量所维持的“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状态，短时间内不大可能有崛起的力量和势力去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现在看来颇有些过度自信甚至是自负，在当时克拉斯姆的看法绝非异类，他也和福山一样对美国政治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此时的美国政坛内部，也处于类似歌舞升平的状态。千禧年的几经波折悬而未决的总统大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于政治和领导人的选择缺乏必要的紧迫感，毕竟看着经济蒸蒸日上，大部分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又没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外部威胁，选戈尔或布什当总统都没有本质区别。哪怕是整个大选期间双方都主打的争议议题，也是教育改革这种盛世年代才会着重关心的细枝末节问题。即便是小布什历经争议之后最终当选，他所想的也只是如何带领美国在新世纪延续繁荣与和平。让他不曾意料到的却是，事态变化很快就彻底打破了他的“太平天子“美梦。战争，将成为他整个总统生涯都绕不开的基调。

911的阴霾

谁也没想到新世纪开始还没过一年的时间，美国单极霸权的根基就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2001年9月11日本是一个晴空万里风平浪静的平凡上午，然而突然在8点45分左右，一架飞机径直的撞入了纽约世贸双子塔的北楼。此时此刻，大多数目击者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连美军的情报部门也只认为是一家小飞机误撞了世贸大楼。当15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已几乎同样方式撞入世贸中心南楼之后，绝大部分都明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

几分钟之后，正在弗罗里达州小学进行访问考察的小布什得知了 “美国被袭击”的消息。之后的事情，便是双子塔倒塌，另一架被劫持二队飞机自杀式袭击撞入五角大楼一角，以及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等一系列外界所熟知,今天被统一称之为911的恐怖袭击事件。

最终911事件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世贸中心双子塔从此不复存在，纽约市曼哈顿下城和美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股市停摆，航班停飞。当然，相比于经济层面的损失，911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更多是心理层面上的打击——这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第一次本土遇袭，也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打击和损失。

作为美国经济实力象征的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军事实力象征的五角大楼也乌烟滚滚残破不堪，更可怕的是，即便是美国政府高层，也无法确认是否在911之后的几天时间里还会有新的袭击发生。这种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恐惧的态度，让911成为了美国社会中长时间无法散去的一股阴霾。

恐怖主义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只需要一次袭击便能让民众产生恐怖袭击可以无孔不入，社会到处都充满了安全因素的惧怕感。我们当然必须明确谴责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反人类的罪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拉登所策划的911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正沉浸在单极格局和鼎盛时刻的美国，提醒了美国即便是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稳定因素仍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威胁。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航飞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大楼起火发生爆炸。

反恐战争

毫不夸张地讲，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本世纪初十年的外交政策方向和政坛焦点。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和混乱之后，缓过神来的布什政府开始迅速筹备向911谋划者报复的行动。很快，美国政府就把目光锁定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身上，认为有必要直接对给予基地组织庇护和活动空间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展开军事行动。于是，在得到同仇敌忾的美国民众鼎力支持和空前团结的美国国会全面授权之下，小布什掀开了反恐战争的大幕。

在911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之后，得到国际社会背书的美军伙同北约和阿富汗的北方联盟等势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战争爆发初期，美军取得了惊人战果。从美军主导的“持续自由行动”10月7日开始，到11月12日塔利班撤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军仅凭空中力量的优势和少量的美军士兵以及中情局地面情报人员的协助便在一个月内推翻了塔利班政府。但美中不足的是，虽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据点大多被拔除，911的罪魁祸首本·拉登却逃出生天，直到10年后才被奥巴马治下的美军击毙。

阿富汗战争的迅速成功，使得小布什政府一时间失去了方向。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又一次的展现了绝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上优势，为911事件好好地出了一口恶气。但另一方面，在取得短期成功之后，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在反恐战争最明显的目标对象已经暂时被消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如何进一步开展这种新形式的反恐战争，从而保障美国的核心利益和本土安全呢？

小布什政府最终选择的，是在阿富汗扶植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新政府，通过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开展国家建构和社会变革工程。为此，美国倾注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经济上给与阿富汗大量援助，军事上长期驻军帮助阿富汗政府维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大，收效却越发甚微。阿富汗错综复杂的人文地理，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整体缺乏国家认同以及强大的地方势力等种种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美国阿富汗实验的成效。

事实上，在美军驻扎阿富汗期间，塔利班的势力始终没能被根除。被赶出城市的塔利班一直蛰伏在阿富汗南部省份的山区中积蓄力量，时不时的通过袭击和骚扰的方式破坏扰乱阿富汗新政府的统治。而缺乏权威的阿富汗政府，始终无法有效的控制除主要城市外的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内部的腐败和低效，也使得阿富汗政府没能建立好良好的民意基础。另一场反恐战争（伊拉克）的爆发，更加分散了美国的精力和资源，让阿富汗局势进一步陷入了治安战和维稳拉锯的泥潭当中。

相比国内外反对声浪都巨大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事在美国国内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民意支持，哪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战并在上任后完成从伊拉克撤军抽身的奥巴马，也不得不继续向阿富汗增兵加码，无限期地延长了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虽然大部分北约和美国的作战部队在2015年左右就离开了阿富汗，美军仍留下了数千名士兵帮助维护局势和训练阿富汗国防军。

到了特朗普年间，看似漫无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彻底失去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如何从阿富汗抽身止损，成为了新政府的政策目标。于是，在破天荒和塔利班谈判达成多哈协议之后，特朗普下达了2021年美军彻底撤出阿富汗的命令。只不过，2020年特朗普连任失败，最后的烂摊子交给了新总统拜登来收拾。最终，美军终于狼狈不堪地为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不到一个月，阿富汗政府便土崩瓦解，塔利班兵不血刃“收复”喀布尔，不禁让外界怀疑，美国这二十年的时间和两万多亿美巨额的开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不过，比起反恐战争本身来说，911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影响和遗产，还是它所起到的重心转移作用。在911事件之前，冷战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外交界和华盛顿决策者已经开始调整新世纪美国外交的侧重点，从冷战时期的西半球和欧洲旧大陆，转向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彼时的中国尽管仍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还未加入世贸组织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但整体经济和硬实力的崛起已经引起了美国外交界的重��。克林顿年间的国安策略已经开始向亚洲地区倾斜，而竞选中叫嚣要把中国列为 “战略竞争对手” 的小布什和共和党人则更加有意愿把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放在应对乃至遏制中国崛起之上。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打破了这一战略转向的基本轨迹。911之后，美国的外交重心确实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然而却并非是预想中的东亚，而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美国外交界重回大国竞争传统争霸路径的设想，也因为恐怖主义带来的新型威胁和挑战而不得不改弦更张。

这一战略转型的直接结果是911事发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美国都深陷中东和反恐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倾注了至少五万亿美元的资金和数不尽的人员精力去试图在根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威胁的同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自由民主模式的国家建构来长期稳定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

神话破产

然而，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也好，都不同程度地高估误读了己方国民的意愿，也低估了从零开始建设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高居不下的伤亡和开支，都促使逐步从911阴影中走出的美国民众对战争和反恐话题失去兴趣。不再拥有本国民意支持的美国，无法长期倾注资源去扶持阿富汗政府继续搞国家建设。于是，拜登政府不管结果如何也定要抽身离开，尽管这样类似于“背信弃义“的做法对当前无比脆弱的美国外交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样有违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盟友体系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承诺。

阿富汗政府兵败如山倒，一触即溃的尴尬局面让美国不得不重温了75年西贡陷落似曾相识的苦涩结果。刚刚经历了特朗普四年折腾，外交信誉和民主制度道义近乎破产的美国，似乎又因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见证了美国民主模式普世性的破灭。

除了美国模式和外交信誉的破产之外，部分美国学者和战略决策层认为911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倾斜到中东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放任中国崛起让美国错失了遏制中国的黄金时期。客观上来讲，911事件给20世纪初因为南联盟大使馆轰炸和中美撞机等事件而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提供了缓和的契机。美国对反恐战争和地缘政治稳定的需求，推动中美在经贸之后找到了另一个稳定双边关系的合作点。

中美在这段时间的新“蜜月”期，让美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反恐战争的事业当中，也给中国提供了入世后经济迅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的一个宽松国际环境，可以说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只是对于美国一些沉迷于意识形态争端和遏制政策的政客和学者来说，没能在中国起势之前摁住“东方巨龙”，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决策失误。不幸的是，这种声音在目前的华府已经成为了主流。

不管怎么说，短短二十年间内，美国完成了从单极时刻的巅峰到神话破灭的窘态，这一切，即便有大量不同的背景原因，但如果没有911事件，恐怕不大可能会发生。

从歌舞升平到危机四伏——911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作为一个对几代美国人都留下深刻印象和精神创伤的重大历史事件，911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显然并不是只停留在外交政策层面。那个20年前还歌舞升平的美国，在今日已经是一去不复返。在政治空前两极化，两党选民部落化的当下美国政坛，美国人民怕是连灾难时刻无论政党和意识形态团结在总统周围的聚旗意愿都已不复存在。

政坛主流的转变和民意支持上天的小布什

911给美国政坛带来最直接的变化，是政坛焦点的转移。正如布什所说的，自911那天开始，他的职责就从一位和平时的守成总统变成了一位战时的三军统帅。在911发生之前，小布什新政府还在试图摆脱200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和小布什输掉普选票却最终胜选阴影。当时小布什所力推的减税和教育改革等国内议程，也并非今天两党选民都乐于缠斗的争议话题。

然而，911恐袭打破了美国内政的宁静。双子塔的倒塌和多达3000人的伤亡震撼了美国民众的心灵，一时间爱国情绪高涨的美国人民，自发地团结在了作为国家领袖的总统小布什身旁。911之后的民调显示，原先只有五成左右民众认可的小布什支持率一跃来到了近乎恐怖的九成水平。小布什911后这种获得几近全民拥戴的状况，传统上被称之为 “聚旗效应”，一般指的是在重大灾难和战争时刻美国民众会主动向领导人身边靠拢表示支持；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在海湾战争的时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不同于其他总统很快就丢掉了聚旗效应带来的光环和高支持度，911和反恐战争的特殊性质让小布什保持了近3年时间高居不下的支持率。携带这空前民意支持的小布什，足以迫使国会在反恐战争上给总统在国内外的政策都大开绿灯完全放行，而反对小布什政策的民主党人，则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不想被戴上中伤战时领袖和对恐怖主义软弱的民主党人，不得不加入小布什和共和党的行列支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尽管911是在小布什任上发生，这次袭击却给小布什带来了国家安全问题保护伞和铁布衫，这对整个小布什政府的施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布什反常的高支持率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则是体现在2002年的国会选举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结果之上。传统的中期选举周期中，受困于中期选举魔咒，总统所在政党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基本都会蒙受巨大损失，丢掉一院甚至两院的控制权是家常便饭。2000年大选后，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比民主党多出三席优势，而参院则先是50：50平手，后来更是直接因为共和党一位参议员的“叛逃”而丢掉了参院的控制权。

因此，根据历史规律来看，民主党在2002年一举夺回失去8年的众院控制权，进一步稳固参院的控制权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911事件的发生打乱了民主党部署和竞选策略，坐拥911后民意上天的总统小布什作为领袖又刚刚在阿富汗战场取得巨大成功的共和党，凭借着选民对战时总统布什的拥戴逆流而上，反而破天荒在的参众两院都增加了席位。

最终2002年中期选举过后，共和党不仅稳固了自己众院的多数党地位，夺回了参院的控制权，还让共和党在华盛顿再度全面执政，使得小布什能几乎以随心所欲的方式施展自己的执政方略。2002年中期选举的反常局面，让民主党重夺国会限制小布什的时间表整整推迟了四年之久。

同样，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911和反恐战争再度成为了小布什突出现任总统结构性优势，最终力挫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取胜法宝。倘若不是911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坛的焦点和大环境，把重心从内政和经济转向了战争和外交之上，那么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放缓的美国经济很可能会拖累小布什让他不敌克里，无法成功连任重蹈父亲老布什的覆辙。事实上，考虑到小布什在2004年仍拥有911后光环的加持，只差俄亥俄两个百分点便能击败谋求连任的现任总统的克里，其表现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历史不容假设，成功连任不再有竞选压力的小布什进一步加码反恐战争，事后来看只是让美国更深地陷进了中东的泥潭之中。随后而来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更是彻底剥去了911后小布什身上的战时领袖光环。小布什离任之时，执政支持率只剩下了可怜的24%，和巅峰的九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小布什浪费了911后的全民支持的大好局面，最后留下一地鸡毛，使得美国政治中传统的 “聚旗”效应逐渐走向了终结。仅就这一点，便足以彰显911对美国政治的长期影响了。

孤立主义、反建制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

911带来的美国在中东20年无休止的反恐战争，加速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回流。美国情报界和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误判和谎言，加上国家建设和自由民主推广工程的失败，更是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外交界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声誉，也客观上促进了两党内外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这三大近些年深度困扰美国政治，威胁美国构建的全球体系和民主制度的不稳定因素，都是因为911和反恐战争而起。

正如前文所言，在911之后反恐战争，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刚开始之时，美国民众对于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的行为是无比支持的。在这一时期，民众要求为911遇难者复仇的呼声，甚至要比美国政府中的鹰派还要激进。然而，随着最初战争目标的完成，恐怖主义威胁也随着时间的推迟而逐步退散，反恐战争的巨大开支和资源成本，特别是美军的人员伤亡和看不见收益的成效开始让美国民众重新思考相关的立场。哪怕是小布什都还没有卸任，美国民众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从大体支持到大体反对只用了不到八年时间。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治下，都出于对先前美国所做出承诺的尊重，无可奈何地将阿富汗战争延续了下来。早已疲惫不堪的美国民众，把“无尽战争”的归罪于两党脱离群众的建制派之上，加剧了底层民众对建制派，特别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不信任。离任时民心尽失的小布什，可以说是在新保守主义者的帮助下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共和党建制派在基层选民中的伟岸形象。而奥巴马年间爆发的反建制茶党运动和随后崛起的特朗普主义，也都是这些布什年间反恐战争所留下的隐形政治遗产。

另一方面，执政任内激起了强烈共和党民粹主义反弹的奥巴马，能越过希拉里和一票民主党大佬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也要归功于小布什911后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正是靠着一贯反战的立场，奥巴马才在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作为骑墙派的希拉里的激烈初选交锋中取得了部分年轻和反战选民的心，最终以微弱优势从初选中脱颖而出进而击败同样勇战的麦凯恩创造历史当选总统。倘若没有奥巴马当选总统，共和党内部不大可能会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建制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的崛起也就无从而谈，美国的历史也将会迥然不同。这一切故事的起源，都还是要追溯回本世纪初的911事件。

2021年9月1日，阿富汗巴格拉姆，塔利班人员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巡逻。

联邦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重组和改革

从情报分析和国家安全保护层面来看，911恐袭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美国情报和安保机构的致命短板。由于两大洋给美国本土带来的决定地缘政治优势，哪怕是战争时期，美国本土保护的观念都极为薄弱。冷战后美国对新型态不对称战争，特别是恐怖主义袭击威胁的不重视和不了解，造成了对美国本土可能遭遇袭击的潜在风险的完全忽视。

在本世纪之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部门完全是各自为战，互不所属。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搜集机构之间并不存在交换情报统一战线的机制和渠道。相比和自己的同僚分享资源，这些隶属不同、负责领域迥异的情报机构，更多是在思考如何与其他机构争宠竞争，而不是如何密切合作保护美国民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美国决策层收到的情报分析严重混乱，最终酿成了911这样的悲剧。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长久以来因为内阁和行政部门的不断衍化和扩充，分属于多个内阁部门之间，更谈不上有什么统一指挥的体系了。于是，911之后，美国国会当务之急的一项任务便是改组美国的国安组织架构。2002年11月，国会在布什政府并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便自主通过了国土安全法，新成立了一个内阁部门国土安全部来专门统辖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

2002年新设立的国土安全部，将当时美国政府内23个现行机构从其他部门中拆分出来，统一划归国土安全部领导。此番大部制改革，牵动程度之深，只有1947年成立国防部的那次变动所能相提并论。大量自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归属于固定部门的机构单位在新法案的框架之下都离开了原有体系成为了国土安全部的一部分，比如原属财政部的特勤局，原属司法部的移民总署，以及原先是独立机构的联邦紧急措施署，都成了新国土安全部的下属单位。

国土安全部的成立给美国联邦官僚体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拥有超越18万雇员的国安部，很轻松地就成了美国联邦政府中最庞大的一个官僚机构。国土安全部过于庞大臃肿，甚至有些是并不合理的组织架构和组成机构，对未来国土安全部开展工作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因为这一新组建的混乱体系而成为了类似的独立王国，在执行移民法规和政策期间屡屡因为出格操作而备受争议。换而言之，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并没有让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决策变得更加流程化透明化，反而是因为强行把一些不相干的组织拼凑在一起，导致了恰好相反的作用。

另一方面，同样在911中犯下大错的美国情报机构，却没有被国会立刻动刀。几大情报机构的头目没有一个主动引咎辞职承担领导责任。直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没有发现情报机构所声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一而再再而三错估形势搞砸情报的美国情报机构才遭遇了和国土安全部同等待遇的整顿。国会2004年所通过的情报机构重组法，废除了原先实际上只是中情局长的中央情报总监一职，反而是成立了一个统一作为情报机构领导部分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作为最高情报头目的国家情报总监来加强情报的收集和汇总。鉴于美国情报机构又刚刚错判了阿富汗政府的坚韧程度，很难说这项改革和成立国土安全部一样真的取得了什么样显著的效果。

总统战争权力的膨胀和公民自由的受限

此外，911和反恐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的天平全面向总统和行政权倾斜。

早在冷战期间，国会便出于让美国政府在冷战美苏对抗的决策环节不能落下风的考量，赋予了总统大量本不属于行政权传统范围的紧急权力。与此同时，冷战中军事行动和冲突的特殊性，也让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战争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国会几乎完全失去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控制权。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总统的权威登峰造极，“帝王总统制”成了美国政治的新常态。

尼克松任内发生的水门事件虽一度严重打击了总统和行政权的声誉和地位，但总统地位的超然已成定局。国会在此后二十世纪末尽了最大的努力找回他们和总统之间的平衡，结果仍是收效甚微。到了后911时代，恐怖主义这种新型威胁已经远远超出了决策反应过程过慢的国会所能应对的能力范围。因此，在911后恐怖主义的威胁阴霾不散之时，国会只能通过《爱国者法案》和《动武授权》等系列赋予总统和行政机构更多的紧急权力的法案，放任行政权做大来缓解国内外的安全压力。

由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保守主义派政客主导的小布什政府，自然是不会放过911后国会放权这个机会，欣然把权力进一步的集中在了总统及其周围少数人的手中。随后诞生的一系列知名的反恐战争举措，如关塔那摩湾监狱采用水型逼供，借爱国者法案之手开启大规模电讯监听本国公民，乃至以国家安全名义无视司法程序抓人，都是靠着国会给总统开的空头支票来作为合法依据的。

考虑到近些年美国政治极化加剧，国会立法机制逐渐陷入堵塞甚至瘫痪的窘态之下，总统和行政权地位的突出变得越来越明显。当立法权无法正常工作留下权力真空时，仍能高效运转的行政权自然而然挺身而出接管了局面，因而总统靠行政令治国成为了新的美国政治常态。这种总统地位逐渐凌驾在司法和立法两权地位之上的格局在911之前就已经出现，但911毫无疑问给予了总统和行政机构更多敛权的借口和机会。时至今日，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几近成为总统的自留田势力范围，国会即便是想插手干预，基本也不会有所成效。毫无疑问，这也是911给美国政治带来的重要遗产之一。

社会层面的变化

最后，911还深刻地影响改变了美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冷战之后进入鼎盛时期，颇有公元一千年普世帝国风气的美国社会在911之前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有关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等今天热议的话题，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中。然而，911和恐怖主义的现实击碎了这种其乐融融的虚假大环境。

大国战争和核冬天的威胁固然是散去了，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袭击等新的对平民更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却取而代之。恐怖袭击给民众带来的心里阴影和长期恐惧感，是传统的战争所不能相比的。当看似远离战场安全稳定家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恐袭的现场之时，民众夜晚很难能睡得踏实。

这种压抑并恐惧的感觉，使得美国民众在911后长期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而在此时此刻，需要宣泄情绪的部分美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在美居住的外国人和美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不仅是和911事件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穆斯林群体和中东裔美国人遭到了大范围的歧视和针对，就连东亚裔和部分欧洲裔的在美侨民/美国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敌视。这类2015年后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反移民反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思潮，正是在911之后开始登堂入室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当中。

当然，受911影响最直接的也是最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还是要属航空和交通出行行业。在911发生之前，在美国坐飞机出行与坐安全标准十分宽松的公交和火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机场的安检形同虚设，无论是随身携带还是托运的行李都不需要经过繁琐的检查程序。除了国际航班之外，办理登机牌的全过程都不需要出示任何的证件。更不用说在这一时期，没有登机牌的游客和外人也扎农业可以随意出入机场在登机口附近活动，这种今天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当年是整个行业的标准生态。

所以，当基地组织的自杀式袭击者通过劫持民用客机来发动恐袭之后，航空业松散的安保环节就成为了美国当局急需补上的一个安全漏洞。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美国实施了全球近乎最严苛的飞机安检标准——原先没有证件要求，现在没有证件不能办登机牌。原先安检几乎形同虚设，现在每个乘客必须经过全身搜查脱鞋脱皮带的繁琐安检程序，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电子产品也必须经过同样严苛的检查程序。之前那种普通人可以随意出入机场接近登机口的模式，更是被严令禁止。

为了防止另一起“911”事件的发生，2002年国土安全部正式���牌之后，下属的一个最为重要雇员数量最多的新设机关就是专门负责机场安检保护的运输安全总署。虽然新的安全标准给美国人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总的来看鉴于911之后再无类似的大规模劫机事件发生，美国政府采取的这套强硬手段还是起到了作用的。

总结

放眼人类历史长河之中，也少有和911一样能具备给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特质的历史性事件。无论是全球权力的分布和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政坛的内外政策焦点和发展方向，都被划分为了前911和后911时代。

即便是20年过后，美国和全世界都依然在受到这场悲剧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二十年中，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格局逐渐走向了崩塌的边缘，世界正在重返两极甚至是多极的新“老局势”。而在美国国内，分裂、忧虑和怨恨取代了20世纪初的乐观积极，成为了美国人民和社会的新常态。更不用说反全球化和推崇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新潮流，和911也离不开干系。

恐怕没有什么景象，更能像美军最后用直升飞机疏散阿富汗难民的不堪景象，更能诠释911给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所带来的长期创伤和负面影响。似乎，鼎盛的90年代之后，受到911事件后续影响而步步走错的美国，像其他盛极一时的老牌帝国一样走向了不可避免地衰落。

不过，我们也不要避免过度唱衰美国。毕竟，即便是75年美军溃退西贡和今天离开阿富汗一样狼狈不堪，15年后冷战的最后赢家却是美国。美国911之后出现的 “衰落” ，也只是与巅峰时刻相比而言。除非自身分崩离析，拥有广阔国土，丰富资源和发达经济基础的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中，仍将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

不管如何，或许几十年后，人们会把2001年9月的那一刻当成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这样过分强调政治因素，无形之间淡化了911恐袭中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和无数家庭所面临的悲剧。

在这个2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讨论911事件政治影响之时，也同样应该缅怀逝者。

[proust1688]

股市操作 10個境界

股市如武林江湖，有莽撞的初生牛犊，有会点三脚猫功夫就狂妄自大的毛贼，有闻鸡起舞的进取者，有的功夫高强却作恶多端，也有的侠肝义胆仗义行善，更有为国为民悲天悯人的大侠客。第八、九、十级境界，心向往之！看到自己的层次，多反思自己，与君共勉。

股市众生，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炒股很简单，简单到只要认识几个数字就可以，炒股很难，难到有些人摸了十几年也不知道怎样从股市中赚钱。尽管没有权威部门给股民进行职称评定，但股民的操作水平确实存在着高低等级，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人能赚的盆盈钵满，多数人却输得一塌糊涂?从横冲直撞、盲目跟风、在“追高套牢、等待解套、换股再套”的轮回中不能自拔的不知不觉者，到气定神闲、潇洒自如、视股市如提款机的先知先觉者，期间的艰辛和差异，恐怕只有身在股市中的人才能深有体会。

此前看过很多不同的给投资者划分级别的版本，感觉都不太确切，原因在于等级划分者本人的水平和境界高低值得推敲，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等级标准除了能够窥探划分者个人的水平之外，不具多少权威性。和其他行业完全不同，股市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地方，不论是股票的走势还是投资者水平的划分，其实都是一家之言而已。这种情况和佛、道之中的修炼十分类似，千古以来，修炼者如麻如黍，但什么是真正的悟道当然只有真正的悟道者才会明白，而真正的悟道者是屈指可数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首先说明的是道的可贵甚于生命，其次是悟道要经过毕生的努力，悟道之难可见一斑。

佛教的经书浩如烟海，谈佛论道的书汗牛充栋，谈的最多就一个“空”字，《老子》中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和“无为无不为”，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简易现在根据佛法中的“空”和《老子》的“损”和“无”的精神，将投资者按操作水平、境界高低也划分为10 个级别。当然，鉴于简易的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这个划分标准也一定留有简易的主观印记，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真正悟道者的共同检验。

第一级：初战告捷，豪气冲天

新股民，有了一点闲钱，不屑于银行的低利率，想在股市里“钱生钱”，于是像模像样的开了户，此时对股票交易规则、股市运行规律、股市术语、技术指标等知之甚少或完全不知，这个时候的买卖很随意，仅凭感觉，盈亏全靠运气。

这个时候的表现更多的是好奇、兴奋，也比较虚心，能够虚心像周围的人请教，准备在股市上大干一场。这个时候运气往往不错，大多会赚一些小钱，很多人会因此感叹原来在股市赚钱这么容易。赚钱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心态比较单纯，就像刚出生的婴儿。

第二级：迷信专家，上当受骗

轻松赚到小钱之后，开始加大投入股市的资金，炒股的知识也比以前懂的多了，知道一些证券基本常识和简单的技术指标，幻想在股市发大财，殊不知这个时候厄运却悄悄来临。在度过初入股市的一段兴奋期后，但懂的多了，却不赚钱了，此时才发觉在股市投资赢利并非想象中的容易。

发现炒股还真的不简单之后，往往变成自己拿不定主意却喜欢盲目跟风操作的投资者。往往会轻信老股民，尤其迷信各类股评、“专家”和知名博客，成为其忠实的追随者，并且爱打听所谓的内幕消息。经常关注各类媒体的股评文章或电视广播里的股评节目，也是各类股评报告会的常客。天真的期盼股评人士为自己的股票投资出谋划策，但最终���果多是失望大于希望。

这个时候的操作毫无主见，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像无头的苍蝇那样乱撞。喜欢跟热点，盲目跟风并短线操作，以为这样才安全。操作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自然成为庄家拉高出货，打压吸筹的牺牲品。亏钱很容易，赚钱很难。

第三级：价值分析，镜中花水里月

太多次的轻信、受骗之后，不敢再盲目相信别人了，求人不如求己，但这个时候往往对技术分析知之甚少，一般会开始热衷研究上市公司基本面、政策面，也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和价值分析。但公司基本面受管理者水平、上下游行业景气度、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甚至是股市大市环境影响巨大，一般投资者很难探寻究竟，而公司财务数据作假严重，不可轻信。

大盘顶部，基本面所有的消息都是好的，还有人给你描画美好蓝图，相信基本面只会让你在高位站岗;大盘底部，基本面所有的消息都是坏的，还有人给你自残的理由，相信相信基本面只会增强你认赔卖出的勇气;在股市的大底部和大顶部，你只能反着做，否则你将死的很惨，但反着做的理由别人给不了你，基本面给不了你，只有通过自己的研究，在技术面中寻找蛛丝马迹。

迷恋基本面和价值分析，其实也是外道。虽然这方面最让人激动的榜样就是“股神”巴菲特，让一大批人趋之若鹜。其实，价值投资不是不好，而是投资价值需要专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和细致完善的实地考察、市场调查手段，这方面机构、大资金更有优势，另外，巴菲特并非简单的价值投资，其盈利模式更适合机构、大资金而不是散户，相对于技术分析的直观、高效，散户根本不具备有效价值分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大谈价值投资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基本面和价值分析的结果和市场真实走势出现巨大的反差甚至恰好相反的问题时，常常不知所措，价值分析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而在基本面分析方法不灵时，又只得求助于技术分析方法。

第四级：苦练技术，屡战屡败

在价值分析上碰壁之后，意识到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开始刻苦用功，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和操作技巧。开始迷恋研究技术指标或某种技术分析方法，但一知半解，对股市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但不清晰，也不太准确。

由于股票的技术包罗万象，太多、太活。有些人在刚弄懂几个技术分析指标、形态或方法(一知半解)，就认为翅膀已硬，自以为懂了很多，好为人师，喜欢评论股票，想当然的成分居多，所以成功率并不高。仍然亏钱，主要原因---- 知道一点比不知道还糟。

这个时候，有些人很容易被一些玄虚的理论误导，堕入外道：比如江恩理论、波浪理论，或者迷信某个神秘的技术指标，包括什么LEVEL数据，其结果仍然是在股市中屡屡碰壁，以至于最后连自己都怀疑股票技术分析方法是否还有效。

这个时候的操作，有时短线、有时长线，试过各种方法，有时赚，有时亏，经常坐过山车，到头来都是纸上富贵。懂得越来越多，资金越来越少，信心越来越小。失败的原因在于技术指标只是概率，而且永远滞后于行情，试图用某一个技术指标或某一种技术分析方法预测行情，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你希望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现实当然总是白费力气。

这个阶段的结果，要么走入死胡同，陷入外道，要么彻底对技术绝望，沦为技术无用论。

第五级：迷惘轮回，股海无边。多数散户的最终归宿

学习了各种知识，经历过各种行情，经过了大涨大跌，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处处碰壁，吃过各种苦头，怎么努力都不见提高，钱赚了又赔掉，或者越来越少，即使赚，也不太多，而且很辛苦，陷入非常迷惘的状态，好像是处在一个陷阱或者重重迷雾之中，看不见进步，也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何时能够走出。

这个时候，股市好像总是跟自己作对，信基本面基本面也是假的，信技术时技术无用，不信技术时技术反而管用。别人不可信，自己没自信，技术不可信，价值不可信，看什么都不对，怎么做都是错的。更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发现原来网络、电视、媒体上的专家、都是大忽悠，周围“高手”的情况其实也和自己差不了多少，信心低落到了极点。

现在，股市在你眼里已经不再是刚开始时“遍地是黄金”的感觉，反而发现是遍地都是陷阱。股市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地方，只要想说，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听起来也都象那么回事，所以，股票市场里充满了一知半解和盲人摸象式的评论。同时，股市又是一个金钱的角斗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股市里也就充满了谎言和欺骗。

许多人会困惑，为什么刚开始炒股时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还能赚到钱?真的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吗?显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恰恰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所以，一般人很容易被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大部分人都会先后进入这个阶段，而且遗憾的是，超过80% 的人一直会停留在这个层次中，永远也不会走出，有的会重新回到第二、三、四级的阶段去，堕入苦海轮回，不能解脱。有些人也许会因为彻底失望而退出股市。

这个过程，别人帮不了你，你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以上 5 类投资者不属于高手级投资者，时间久了投资者将会发生裂变，一部分人可能走火入魔，变成神经病患者、成为废人，还有少数人容易转变成股评家，贩卖自己一知半解的技术，或变成职业骗子，从炒股赚钱变成赚股民的钱。为了保持级别的连贯性,这些人都列入等外级，放在文章的最后。只有极少数(整体不到 10%)有悟性、对技术孜孜以求、勇于战胜自己的人才能晋升到更高层次。会不会转变和需要多长时间要看你的悟性和努力。)

第六级：技高一筹，风光无限。常见高手的最高境界

有少部分悟性较高的投资者，一般是有较长股龄、经验丰富的老股民，在实战积累的基础上融合各种理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完整的、适合自己风格的交易系统或操作体系，并且能够把它们运用得得心应手。也有一些人，能够熟练的应用某一项技术，赚钱概率较高，或者有的掌握了某种绝招，也能做到亏少赢多，进入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手行列。

由于股票技术没有权威的标准，只要想说，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阶段的人尤其喜欢说话，期望获得别人的承认，喜欢预测和向别人推荐股票。有道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事实上是越不懂的人越喜欢说，所以，市场里的声音更多是“半瓶醋”贩卖的盲人摸象、自以为是的言论，让人眼花缭乱。

很多人的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但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背后，他们应该知道钱赚的并不轻松，赚钱的概率并不如想象的那样高，盈利幅度也不是很高，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技术也很难再有突破和提高。仍然会经常止损，而且感到痛苦，具体多长取决于你的悟性和努力。原因就在于此时并没有找到投资的真理，理念和技术上都还有缺陷，所以仍然会遇到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一级是一般高手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能够到达这一级的人不会很多，比例不会大于10%，一般常见的高手绝大部分属于这个级别，这里面当然也有层次高低的区别，限于篇幅，不再细分。同样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一般也会终生停留在这个层次，

这种的局面比上一级更难打破，除非有悟性、真正谦虚的人，某一天恍然醒悟，开始重新审视股市和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下决心战胜自己，回归简单、轻装上阵的时候，你才能象更高的目标进发。

第七级：为道日损，有舍有得。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必经之路

佛教的经书浩如烟海，谈佛论道的书汗牛充栋，谈的最多就一个“空”字，只有万缘放下，最后连那个“空”都空掉的时候，才有可能得道证果。《老子》中也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常说的舍得，有舍才有得，正是最简单的道理。有道是，三教同源，万法归一，股法当然也不例外。所有的这一切法门都是放弃，放弃，才能返本归源。

炒股是个系统工程，理念、技术、心态，短了哪一个都不能成功。技术和心态相辅相成，离开任何一个，都是妄谈、扯淡!这就是许多人努力了很多也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理念尤其重要，因为理念是方向，勤奋是必要的，但如果方向不对，就成了南辕北辙，到头来自然白费力气。

这一���要做的就是确立正确的方向，就是化繁为简的过程。只有少数人能意识到是理念出了问题，也就是走错了努力的方向，开始探寻正确的理念，有针对性的潜心研究技术，开始学会放弃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再听股评，不再听消息、也不再听假高手意淫的鼓噪;不再和市场去拼命，也不再奢谈战胜庄家，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再盲目自大，知道首要要战胜的是自己;放弃短线，择选中线波段，学着看大盘做个股。不再理会什么玄虚的波浪理论、江恩理论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的理论，也不再迷信某个神秘的技术指标，包括所谓的LEVEL数据。当然，这不等于你不再关注基本面的一些数据，而是仅仅需要公开的免费数据就可以了，其实所谓的高价数据本来就是以骗钱为目的的，本身不具备公开宣称的那样的价值。

这个阶段结束的标志是理念的成熟和技术的化繁为简。最接近于“道”的理念应该是：以技术分析为主、基本面分析为辅，中线波段为主、适长则长适短则短，看大盘炒个股。牛市满仓赚钱，熊市空仓赚股。技术呢，是在道琼斯理论指导下，以均线为主，以趋势线、形态分析为辅，并参考成交量、KDJ、MACD、BIAS等几个最常用的辅助指标。

我并不否认有人喜欢做短线，也有人适合做短线。但是，我要说，如果拿武术上的术语来说的话，做短线的人，好比是战场上砍来杀去的“刀客”，哪一个不受伤乃至伤痕累累?惟独一年操作一到四次、做大行情的人，好比是一般不出手，一出手便“一剑封喉”的“大侠”，才能气定神闲。所以,我们要做就做大侠，不做刀客。多做大侠，少做刀客。

此时，你已知道预测是不对的，但你还是喜欢预测，虽然你的预测得到验证的概率越来越高，但有时难免会犯一些小错误。在旧的技术体系打破之后，新的技术体系还没有建立之前，有些人往往会出现因为偶然失误导致大幅亏损甚至是赔光了的惨痛经历，这就是“体验风险阶段”。不要怕，这也许是你大成之前的最后考验，也许是必须的，请千万不要放弃。

这一级是基础，只有过了这一级，你才有可能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后面的级别和前面的级别的不同，前面的级别，因为个性和悟性的不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通过方式，各个级别或有跨越，或有反复，而后面的级别，必须一级一级的过，而且更加漫长。

悟道很难，如果你始终不能觉悟，但还想进步，还想继续提高自己赚钱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变通的方法：你做不到化繁为简，但你可以做到相信简，你如果还没做到，或者对以上说法还有疑问，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还没有通过这一级。

第八级：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化繁为简之后的再超越

需要顿悟，也需要渐修。找到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最简单有效的技术，还只是新的起点，后面的路还很长。从下决心这样做，到真的很自然的这样做，再到自己摸索出适合自己风格的交易系统或操作体系，其间都会有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才能把自己总结出的技术融会贯通、熟能生巧，技术和心态才都趋于成熟。

在大势上升的时候，个股操作的成功率提高很多，只是存在赚多赚少的问题，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不再赔钱了。在大势不好的时候，会及时撤出休息，虽然这时有些无所事事，感到寂寞，仍有再次冲进去的冲动，但已知道空仓是必要的，也能管住自己的手了。顺势而为更加得心应手，对买入卖出点的把握更加精确，但仍有些偏差，需要依靠超乎常人的忍耐避免技术上的不足，困惑已不多，但仍感觉到痛苦。

此时使用的技术不再象从前那么多，但也因此避免了因使用多种技术而结论不一致导致无所适从的尴尬，可靠性反而增强了很多，头脑更清晰了，自信心更足了，根据技术面的结果，结合政策面、个股基本面、资金面、投资者心理等多方面的分析，综合分析之后，虽然不再预测，但对行情却越来越有感觉，对股市的整体走势判断越来越准确。

理念定型之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最关键的技术，进步很快并取得突破。这个时候，你的身心都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虽然你的理念和技术已经今非昔比，赚钱越来越容易了，但你却甘于寂寞，不再喜欢卖弄了。你已经清醒的知道，炒股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赚钱是副产品，是一种奖励，是你本来就应该得到的��

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之一是市场行为包容消化一切信息。此时，完全依靠技术就可以获利，你更相信技术了，此前我们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是：“技术分析不是万能的，但是不学技术是万万不能的。”现在这个时候你会明白，这句话是多么的浅薄，这只是没学好技术时的一句自我安慰的话，以前技术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用错了技术或者技术不到家，这不是技术的错，而是当时技术分析的能力不足。现在你做到了仅仅凭借高超技术就可以稳定的赚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的确是万能的。

这一级最大的特征是开始放弃预测，而是知道趋势才是最重要的，知道顺势而为的重要性，也理解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预测，更重视规则，然后在规则的指导下对过去和现在的走势做相对客观的评估，并分析未来可能的走势同时做好应变的计划。炒作股票看重成功的概率，没有把握绝不轻易出手，忍受着寂寞，时机一到，出手不凡，则必定做到“稳、准、狠”。

成功标志：从此再不愿评股，更知道每一战都异常艰辛，胜负的关键更多在细微之处。如果有人问你明天如何?你会很认真的说：“明天股市肯定波动!”

第九级：人股合一，道法自然

技术的最高境界。均线舞者，趋势之王。“无招胜有招，摘叶当飞镖!”

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之二是价格呈趋势变动，这是进行技术分析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而最直观和最有效的反映趋势的指标就是均线和趋势线，经过国外股市200 年左右的积淀，趋势线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但是均线只是在微型计算机大规模应用和普及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由于计算的繁复，使之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谈能有什么完善的均线理论了。只有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均线的普遍运用，均线理论的创新和超越才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可以坚信，真正的技术上的突破一定是在均线使用方式、方法上的突破。均线理论才是最接近于道、最能反映顺势而为理念的理论。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均线的普遍应用最多不超过30 年的时间，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都还没有公开的成熟的均线理论。但这也使我们得以站在和西方发达国家同一个起跑线上，有志于此的朋友们，我们应该自觉的肩负起均线理论的创新和超越的重任!

武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摘叶当飞镖!”说得是到了无招的境界，随便拿什么都可以当武器。其实，做股票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需要的应该是类似李小龙“截拳道”那样最有效、最直接的盈利模式。均线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免费软件都有的指标，但在你眼里均线已经不是常人眼里的模样，不需要在参数上纠缠，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只要均线在你眼前，你很清楚趋势在什么状态，正常不正常。不仅如此，即使你不用均线，用最普通的KDJ和MACD，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你的用法和其他人截然不同，你不再关注是否金叉死叉，也不在关心红柱绿柱的长短，但却更加可靠有效，其他任何一个指标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此时,你对股市的波动运行方向的把握相当准确，高屋建瓴笑看风云，如行云流水一般的洒脱。遵守规则时不再痛苦，而成为自觉的行动、自然的反应，真正能做到“手中有股，心中无股;”“不以涨喜，不以跌悲”，顺势而为，知行合一，自然而然，随心所欲，到达“无招胜有招摘叶当飞镖”的境界。

趋势越来越清晰，现在看股市，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洞若观火的感觉，仿佛戴了一个透视眼镜，每在关键时刻，你都可以看见主力机构或庄家的身影，以前认为他们是刻意为之，现在看来他们也许是不得已。看股市众生，也越来越明白。你能看出高手的缺陷和所处的状态，知道大多数斩钉截铁的评论不过是盲人摸象的胡话而已，因为你自己经历过那时的状态;你能知道政策的真实意图，因为你曾经站在管理层的角度思考过同样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样的话是真话，什么样的是假话，什么样的话是无可奈何的，什么样的话是身不由己的。

炒股不再是技术，而是一种艺术。在你眼里，股市的一切都是自然现象，违背自然规律必然就会受到它的惩罚。股市开始具有生命力，好股票的走势具有天然的美感，股价的起伏就像在均线之间跳舞，而你感觉自己的��姿越来越越优美了。

到达这一级非常不容易，很早就看到一篇文章，说炒股如修行，知道应该是这样，但当时没有多少真切的感受，经过十多年的磨练才知道，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修行真的不容易，智慧如释迦牟尼佛者，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前，也经过了12 年的外道修行，其实，佛祖在这 12 年当中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知非即舍”，意思就是知道不是道就舍弃了。所以，我等肉眼凡胎，在炒股中吃点苦头，真的不算什么。

大家都知道爱迪生成功发明电灯之前经历了了 7000 多次失败，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常常对朋友感慨：我不是在炒股，而是象做学问一样研究股票，这个过程和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的艰难。股票的技术很多，从什么都学习研究，到最后几乎全部放弃，均线的技术很活，从认准均线到悟到神奇的均线理论，期间的艰辛绝不亚于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过程。

第十级：超然股外，功德圆满。技术和人性的双重圆满

已称得上世外高人，无为无不为。

技术出神入化，心态宠辱不惊，无为无不为，纵情山水，超然物外。股如人生，人生亦股，人性和股性都到达圆满的境界，从此看透股市，参悟人生，接近于“股神”的境地。

尽管你每次战斗都谨小慎微，但你的实际成功率确是非常的高。股市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朋友或情人，你可以感到它的呼吸，它的心跳。每天看盘，它都会对你窃窃私语，这是一种灵魂上的沟通，以至于你无法用清晰的语言来向别人说明，如果你尽力说，人们就会认为你是精神病，实际大家的看法也没错，股市本来就是精神病。熟悉你的人认为你很神奇，你的每次操作对他们来说有种惊天动地的感受，而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你非常平静，你只是认为应该这样做，甚至在操作时，你什么也没想，只是灵机一动就做了，但却经常胜利。这时你会有机会操作大资金，如果作庄，你控筹相对少，但盘面却控制的更理想，拉升时也是用的资金少，高度却很高，出完了货，股价还要升一段，业内人看来不可思议，皆叹你有惊天动地之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过是一粒尘土，何德何能?不过是顺天应人，偷天功为己有罢了。修练成功的标志，操作能做到天人合一，随心所欲，成功率却高于许多高手。

这个时候，在你的眼中，股市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人生也已不再是过去的人生。你把它看成是人的一生，人类的历史，经济的起浮，万事的兴衰。此时你不仅知道股市会如何，你更知道人生会如何，社会会如何，对世间万物，你有种半仙的感觉，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因此，你会更敏感花开花落，云飞雾起，你会更感叹世态的炎凉，人间的劳苦。你会感受只有大自然才是最完美与和谐的，只有在山水间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

[psycho-pass-over-300]

About a girl

4

【翻译by宵 严禁转载】

房间很温暖。身后的壁炉中，炭火烧得通红。木制椅子的扶手描绘出优美的曲线，所有的尖角都被削圆，多亏精心上好的清漆，也丝毫感觉不到木头表面的粗糙感。裸足碰到的地毯那软乎乎的感触——不是全息投影而是真实的东西——精致织成的复杂花纹，光是注视着就不知为何渐渐冷静下来。这个空间里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精神安定下来，经过周密计算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被那个女性拯救了。对无处可逃的我们来说，没有其他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了。只能做出比起最坏的选择，好一点的选择。毕竟这个社会，是不会守护放弃了被赋予的职责的人」

然后，未来毫无保留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从取回了所有记忆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月时间，她还没有说过如此多的话。

从“箱舟”和弥生一起被救回的未来，被采取了尽可能的措施。然后，她面对着为了确认重点的心理治疗是否完毕而进行的面谈。

「……原来如此，感谢你说了这么多」

倾听者的心理医生丝毫不见动摇，静静地点了点头。

「你不生气吗？我刚才，说了十分反社会的话」

「无论是什么内容」心理医生首先说。「应该在这次面谈中确认的是，你能否面对自己的过去，并在让色相安定的状态下说出这个事实，就是这个。然后，你已经，充分地达到了这点」

「也就是说，面谈结束了吗」

「对，最后只有一件事，还需要确认」

「……明白了」未来点点头。「不过，我只想先说一点。我绝对不会原谅“箱舟”。那帮人，夺走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个面谈结束后，请再让我协助搜查，请这样向公安局转告」

「面谈如果没有问题地结束了，我马上就去联系吧。他们也一定在担心着你」

心理医生的话语中感觉不到在说谎。正因如此，必须正确地回答这之后被问到的问题。很强烈地相信没问题的。

因为无论是多么不堪的过去，也只能面对，并跨过它。

「那么，我来向鹿南未来小姐提问。你的孩子，是和谁生的孩子？」

未来深吸一口气，像是打开一扇门一样，告白道。

「――是父亲和我的孩子」

†

弥生在“箱舟”事件的例会结束后，一回到执行官宿舍里自己的房间，就一头扎进放着脱下后乱扔的室内用卫衣等等的床上，盯着灰色的天花板。

在山中甩开了公安局的追踪，并去向不明的“箱舟”的行踪中断了，搜查完全陷入停滞。代替其，调查出现进展的，是被“箱舟”绑架的少年少女们的共同点。弥生摆弄着手腕的设备，播放在刚才的会议上宜野座报告的内容。

『――少女的本名叫鹿南未来。她遭受着亲生父亲实施的计划性、持续性的性虐待行为。血缘关系者只有父亲。居住在都内的集体住宅。附近的居民没有一个注意到反复的异常行为，疏忽了虐待的事实。然后，她只能生活在与社会隔绝的牢笼内』

他的语气，简直像是，从上到下一个一个按顺序读记在名单上的名字一样淡然。��种意义上来说，这说不定是正确的表现。推测为被“箱舟”劝诱、绑架，生产后就被杀害的三十余人因色相恶化而不得已失踪的理由，都很相似。还有回应了“箱舟”的劝诱，组成其成员的少年们，也一样。

弥生连续滚动显示着用全息投影照出来的名单。所有人都是家庭内虐待的牺牲者。遭受着血亲施加的连续性的性虐待或暴力行为。

『虐待的理由，是为了维持加害者的色相』

未来的情况，尤其令人生厌。她的父亲，说只有靠父女之间的互相接触才能改善色相，如此强行说服女儿，并不断重复着性虐待。达到了一年之久的这种令人生厌的行为，随着PSYCHO-PASS定期检查的临近，因父亲为了确保万全而得到升级。然后，在今年的年初，终于到了性行为这一步。资料里加入了同时期他网购的支付记录。列举出庞大数量的避孕工具和口服避孕药等等。

『她的情况也是如此，行为的过激化显示着平缓的曲线。净是只要有人能注意到的话，说不定就能中途阻止的事例』

然而，救济者，一个都没出现。

色相容易浑浊的人和有着恶化倾向的人，这个社会的成员都会避讳他们，不去接近他们。去阻止一切的接触。因为只要产生一点点关系，自己的色相都会浑浊。人人都无视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去看，什么都不去听，而服用PSYCHO-PASS护理的药剂。然后，她们便成为了，不被任何人知晓，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的，社会性透明的存在。

经受反复的虐待而不被当成人，被用坏的她们的色相，毫无疑问地浑浊了。她们只能憎恶社会，而绝望着。本应实现了永久的和平的西比拉社会。全面保障终生福利系统的恩宠，对她们来说不过是幻想而已。

假设就算成功逃脱，因为致命地浑浊的色相，其存在也不会被社会允许。被街头的扫描器检测到，被收容进隔离设施。在无法脱离的牢笼中，色相进一步恶化，最终被施以杀害处分——。

弥生播放了未来在色相治疗中说的证言内容。

『……我告诉父亲自己怀孕了之后，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很害怕，我被他抓住了肩膀。……我还以为自己要被杀掉了。但是，过了一阵子，突然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了一样变得温柔……，那天夜晚，和往常一样进行了PSYCHO-PASS护理……这之后，我半夜偷偷看了父亲的设备』

未来的证言，停顿了很长时间。

『――父亲的设备里，留着大量关于动物的人工流产的搜索记录。于是，我就明白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会被打掉。然后，为了让我不再怀孕，用父亲的……手，用父亲的……』

所以未来，逃走了。偷走了只装了一点钱的移动终端，然后没换衣服就跑出去。为一旦被谁发现，就会被送回父亲身边的恐怖而害怕。于是“箱舟”出现了。转瞬之间，被给予的乐园般的时间。然后是生产和惨绝人寰的暴力——弥生拼命地侧耳倾听。但是对自己来说，这些内容虽然在脑子里正确地理解了，但说到底，根本想不到。未来挤出的话语中那完全渗透到深处的深处的绝望，自己到底要怎样才能领会。这，也太——。

「……为什么，谁都没能阻止啊。这个社会，西比拉不是让大家都幸福的社会吗……？」

弥生说出了如果在一般人的面前说出，他们一定会捂住耳朵的话语。也根本无法否定“圣母”——莉娜谴责自己等人的话。事实就是事实。然而，这是假设“箱舟”能拯救被社会无视其存在的人们的后话了。

「……莉娜，为什么，你，杀害了那些孩子呢。不是本该只有你们能救她们了吗……」

弥生知道这是任性的嘟囔。她闭上了双眼，脑海中描绘着“圣母”的脸。

脸上是平和的微笑，可是，眼里却丝毫没有笑意。是冷冰冰地看准着猎物的捕食者的目光。她一定会，又找出怀着孩子的谁，然后仅仅留下孩子，把母亲杀掉吧。杀掉被社会抛弃的人们。无法原谅这点。得去阻止她。所以，要用上一切手段，追踪“箱舟”。

为此，无论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

†

……总有种，弥生在一天天地远去的感觉。

傍晚，志恩本来想躺在分析室的沙发上打个盹，却过了多久都没法入睡。虽说如此，也并非想继续工作的心情。身体很疲惫，很沉重。

为了寻找“箱舟”的行踪，几乎每天都会在综合分析室举行例行的搜查会议，同时志恩在把从各个地方搜集到的情报给弥生送过去，所以见面交谈的频率很高。然而，她的视线，却一直注视着过去。仿佛被一件事囚禁住，而抛开这以外的一切的死心眼。

弥生没道理不去追踪“圣母”――泷崎莉娜。正因如此，自己才恐惧着。弥生越是对泷崎莉娜穷追不舍，就越是渐渐回到了过去的她。就会越来越不像志恩知道的作为执行官的六合塚弥生。然后，当达成了当执行官的理由后，弥生会变得如何呢。过去自己等人的伙伴中，有一个在化为虚妄执念的追踪尽头逃离，然后，从这个社会消失的男人。该不会，弥生也会走上同一条路——？

就在那时，咻地一声空气流走的声音响起了。分析室的门打开了，有谁在进来。

「――唐之杜小姐，你在吗？」

是朱。

「在在~，我在这里哟」

志恩一边回答，一边从沙发上起身。因为独自一人时就会沉重，和谁说话的时候，就注意要用明快的语气，就算是强行的也要转换心情。

「小朱，怎么啦？爱慕姐姐了吗？」

「啊，不，不是这样的……」朱脸上浮现着苦笑，回避了玩笑话。「我在思考“箱舟”的下落。于是，我想如果整理了在据点保护的女性的供述，是不是就会知道些什么」

「诶，问出什么了吗」

在御殿场的事件中，虽然逮捕了很多“箱舟”的成员和战斗要员，但是他们被实行了彻底的情报管制，没能从他们那里问出“圣母”等人尝试的“大移动”——其目的地。比起这个，朱从差一点点烧毁前的据点救出的女性，因为担任着“圣母”与成员间的联络员，所以拥有有益的情报的可能性较高。

「说实话……还没问出什么」

然而，从朱的语气听来，进展也不像是很顺利的样子。

「我有件想确认的事情。可以请你让据点周围的鉴定无人机动起来吗？」

「OK，等一下噢」

志恩叼着细烟草，坐到了显示屏前的椅子上，重新启动机器。曾是“箱舟”据点的御殿场购物中心遗迹，因为大部分都在烧毁后好不容易才灭火，构造体眼看就要崩塌，所以只允许鉴定无人机进入。

「可是，据点几乎烧成灰烬了哟？」

「所以，代替地，把无人机调到这里来」

朱所指的地方，是在据点附近山林的低洼地。志恩将几台远程操作的无人机运送到指定坐标，让它们自动运行移动。

「这里有什么吗？」

「虽然要是什么都没有就好了呢」朱的回答，有些吞吞吐吐。「担任联络员的女性，从购物中心遗迹被反西比拉抵抗组织使用之后开始，好像就担任了该设施的管理人。御殿场基地成为“箱舟”据点，是在大约一年前——某一天，突然带领部下出现的“圣母”，眨眼间便掌握了设施，实施了大改造……」

「于是，就成为了疯狂的婴儿制造工厂吗」

「弥生小姐的报告中指出，“箱舟”内有通过集体暴力实行的组织管制，好像是从御殿场基地时代就开始进行了。如果被判断没有达到反西比拉思想化，就会受到集体暴力的制裁。然后如果如女性的供述所说，也出现了死者」

「就是说内斗？」

「本应是为了打破既有的权力构造而结成的朴素的革命集团，伴随着组织化的进展，思想也激进化，开始恣意使用以维持自己权力构造的暴力行为。这，就是如同过去法国革命期的恐怖政治一样历史性地被重复上演的事态哟」

「――然后，最终总有一天走向自灭，吗」

然后，到达指定坐标，翻着地面的鉴定无人机，响起了报告发现了什么的警报声。志恩粗略扫了一遍被转发过来的解析情报。

「――小朱。从指定坐标的低洼地中发现了白骨化的尸体噢。而且，还是有相当多的数量哟」

因为鉴定无人机的报告铃声响个不停，所以关闭了声音通知。「能确定遗体的状态吗？」朱的神情变得险恶。

「某种程度上可以呢」志恩说道。「首先，让它按照着被挖出来的顺序解析的……。成年男女呢。虽然已经白骨化了，不过头盖骨上的裂痕，还有肋骨和其他的骨头上也留下了被施加了巨大冲击的痕迹噢。其他还有，也有被人为地折断四肢的迹象。这个外伤倾向……和被“箱舟”杀害的孩子们很像呢」

志恩调出她们的尸检数据，比较参照后，发现除了对下腹部的打击，其他几乎完全一致。

「从“箱舟”把所有的尸体遗弃在河里推断，造成这些的是御殿场基地时代的反西比拉抵抗组织们吧。解析的遗体死亡推测时期，也比“箱舟”开始活动的时期还早」

「……这么看来，果然“箱舟”在效仿反西比拉反抗组织呢。」

「为何又如此？」

「因为这是实行强力组织管制的最适合的方法。泷崎莉娜从以前开始就从事反体制活动，并也在该设施生活过，从弥生小姐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御殿场基地实质上被抵抗组织放弃后，泷崎莉娜率领着自己的组织回来了……是这个经过吗。“箱舟”所雇佣的人都很年轻，所以变得顺从，而另一面，有着很高的因情绪不安定而逃走或背叛的可能性，因此为了管制应该有必要给他们很强的压力」

「用了“箱舟”之类的，还有像“圣母”一样的夸张的词语，也是因为这个？」

「说不定是为了强化指导者的个人魅力而做的演出呢。无论如何——泷泽莉娜为了培养出有狂热信仰的成员，下了各种各样的工夫」

「而且好像本身是也有着很多粉丝的非公认艺术家，这样的说不定很拿手呢。就算如此，为了确保婴儿，还真是……」

「我想，恐怕不止这么简单。这一切，只不过是“箱舟”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可是，却想不出他们做了什么不得不小心翼翼到如此异常的行为」

「今年年初发生的骚乱事件……之类的，小朱是不是说了是不可能的」

「对，我认为不是这条线」朱点了点头。「“圣母”对六合塚小姐也说了，自己等人的目的并非颠覆西比拉秩序，而且实际上，他们自己放火烧毁了对继续反体制活动极为有用的设施」

对，如果像那样张扬地烧掉设施，毫无疑问地会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也就是说，就算废弃后留下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也没关系。即对“箱舟”来说御殿场购物中心遗迹已经完全失去用处了。还有“圣母”在车里，对弥生两人说，要把她们带去很远的地方。这指的是存在于首都区的安全屋一样的地方，还是说，建立于更远的郊外的其他据点呢。又或者说，比起这个还远的地方——比如说，哪里？

志恩和朱共同陷入了沉默，正想要仔细思考的时候。

警报声响起。是鉴定无人机发现了什么异常的东西时的报告。志恩看了多面显示屏上的解析结果，不自觉地，嘴里叼着的细烟草啪嗒一下掉了。

「……这，什么啊」

显示出来的，是比起其他的白骨尸体，让人以为是家禽的华丽而矮小的骨骼。然而出土的头盖骨，比起一切都更雄辩着，这是孩子的遗骨。

「……这不是，婴儿吗……」

朱也瞠目结舌。鉴定无人机分析的结果，头顶部发现了奇妙的凹痕。一击就让脑组织彻底完蛋程度的致命伤。简直像是一生下来，就这样一头撞在硬地板上一样。

「这……」志恩喃喃道。「这不是“箱舟”干的对吧……」

「……“圣母”对六合塚小姐断言说，自己等人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婴儿。……虽说不该全盘相信犯罪者的话，不过“圣母”是做着疯狂的举止，却无比冷酷地移动棋子的玩家。这如果是她的罪行，其前提就颠覆了……。虽说如此，但要说完全无关系——」

也不可能，朱正打算这样说，无线通信启动了。

《猎犬2号，呼叫牧羊犬1号、实验室》

突然，接到了弥生传来的无线通信。然后，这边还没应答，那边就仿佛如决定事项一样，单方面地传达了事务。

《为了“箱舟”事件的搜查，请对我使用“记忆抓取”》

同日深夜，在分析室的解析区域设置的床铺上，躺着弥生。

“记忆抓取”，是利用声像扫描技术，搜寻对象的记忆，读取其脑中播放的图像的一部分，作为图像情报输出的记忆复写技术。生成数据库中不存在的嫌疑犯的外貌和打扮信息，能利用于通过面部识别进行的追踪调查，然而因为是强行调出记忆所以对人的负荷很重，色相急剧恶化的风险也很高。

志恩向旁边同行的朱进行过最终确认，开始执行“记忆抓取”。

运行时间设定为最短。复写马上完成了。对面部一直采用着经过表情不断发生偏移处理的全息投影的“圣母”，没有找到一致的记录视频。那么，采取别的手段。将弥生在设施和车辆中遇到的成员们的容貌进行记忆复写后的图片提取出来，在记录视频的数据库中对比参照。

「弥生，辛苦了。感觉如何，没有不舒服吧……」

「……没关系噢」弥生甚至，不��说做出了好像反而在关心志恩的举动。「别担心。因为我理解了该做的事情，不会在中途就不行了什么的」

她一从床铺上起身，就披上黑夹克，重新系好领带。

「常守监视官。如果结果出来了，请马上告诉我。我做好了准备，可以随时出动」

然后从分析室出去。她的脚步中，可以看出有摇晃。

「说没事……，怎么可能呢。那孩子――，在乱来」

目送弥生离开的志恩，和朱一起转向分析室的多面显示屏后，仿佛都头痛了一样地按着太阳穴。操作设备，比较着实行“记忆抓取”之前和之后弥生的色相以及犯罪系数。

「小朱」志恩向在侧边看着多面显示屏的朱搭话。「关于弥生的犯罪系数，自从和“圣母”接触以来，就有微增倾向，经过刚才，上升了很多呢。如果再做一次相同的事，说不定会猛增到300以上」

明明知道不该责怪朱，但一不小心就自然地增强了语气。

「我知道。任意驱使同伴的馊招，这是最后一次用了。“箱舟”的意图，能渐渐抓到大概了……。可是，还差一步，我想要能达到确信地步的证据。」

「你想说为此，来参照“圣母”等人的行动记录？」

将机器总动员起来，基于公安局的权限，本来，以国交省为首的各省厅管理和管辖下都市内的监控录像，还有交通情报·设施情报、消费记录等等会从一边渐渐被网罗过来。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是被监控的社会。在这个精神（PSYCHO-PASS）的安定至上的社会，安定才是最被重视的。然后，已经做好了当动摇这份安定的事态产生时，能迅速对应的事前准备。这正是，通过记录下市民的所有活动痕迹达到的。安全与自由（隐私）的权衡。然后，这个社会的居民们，选择了前者。

马上，搜索结束了。

粗略地概览的话，如朱预想的一样，“圣母”等人，没有和反体制组织联动的样子。然而，确认到他们和复数的独立系活动运营公司，还有好几家中介紧密关联并频繁接触。

「哼嗯，好像无论哪家都是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呢」

「……是非公认对象的活动公司吗？」

「嗯~，该怎么说呢，是展示西比拉非公认艺术家的作品，代替当事人举办live活动的集团吧。就是所谓的承办方呢」

如果是西比拉公认，就会有福利公司“Oriental World”之类的大企业撑腰，而非公认则无法期待这点。于是就轮到活动代办公司出场了。

「只要能积累资金，比起举办差劲的西比拉公认艺术家活动，能做远远更花哨的事情。不过，如此规模的活动，色相恶化的风险也很高，普通来说是不可能有的……」

「那么，这个叫“Ark・Fes”（注1）的活动，就很奇怪呢」 （注1：ark即方舟/箱舟；fes即festival的缩略，表示节日、庆典，为和制英语）

朱在多面显示器上展示出新的情报。让出演者和观众登上将货物船改造成的移动live house“Ark・Fes”，以东京的码头为起始，到名古屋、大阪——即在东名阪的各港口，西比拉公认，以及即将成为公认的非公认艺术家们也会出演。这之外，还招募在野艺术家，打着只要能突破当日的审查也能出演的招牌，记载着如此的主旨。

「――提供最安全而有趣的巡航live呢」志恩念出了活动信息的卖点文字。「乘船时还有演奏之前等等，在活动的各阶段运营方的工作人员都会进行严密的色相检查，彻底排除有危害精神可能性的艺术家……吗。无论怎么看都很可疑的感觉」

然后在共同主办方中列举的活动运营公司中，也有很多和“箱舟”接触的企业。恐怕承办方根本没有注意到出资方是反西比拉组织，以为是有钱人的业余嗜好之类的吧。

「而且，这个活动的举办，因主办方的缘故延期了一个月。“Ark・Fes”的举办，在明晚——12月28日噢。虽说是偶然，但是标榜守护婴儿的那帮人在诸圣婴孩殉道庆日（注2）这天引发事端，还真是讽刺呢……」 （注2：以下全部复制自维基百科：诸圣婴孩殉道庆日，纪念圣经新约中三位东方贤士朝拜耶稣圣婴后，大希律王为了除去新生的“犹太人君王”，曾下令罗马军队屠杀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的两岁以下婴儿。教会把这些婴儿视作殉道者，因为他们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而遭杀害的。教会在圣诞节后纪念婴孩被杀日，就是以诸圣婴孩的牺牲去代表无辜牺牲者的见证）

「毫无疑问有猫腻呢」朱瞪着显示屏，然后小声低语道。「……就在这里解决掉吧。这次一定要，将“箱舟”一网打尽」

[jekyll-hong]

摘自《中国革命的悲剧》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

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

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制。资产阶级的革命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是唯一的方法。

买办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经纪人。最先是由地主派生出来的，他们从对外贸易中积累起来的新财富并没有投放于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投放于土地中。他们的利润不仅化成土地而且化成为借给农民的高利借款。

帝国主义的压迫产生了新的改革和革命运动。这些变革的新势力发展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中。随着这个阶级的财富积累，按照事物发展的常理，会刺激他们去努力站在自身立场上和外人竞争。

1895年之后，两种不同的思潮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种思潮希望改良满清皇朝，使它适应新的要求，转变为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府。第二种思潮则鼓吹推倒满清皇朝，仿照美国或法国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浮现一个能够领导国家转变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半封建利益之一致性决定了它无能引导农民走出困境。农民群众则在推翻满清皇朝中没有尽一点作用。他们的消极态度使各省的旧军政机关能够保持原状，只不过废除了朝代称号和长辫子罢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皇朝的战略从来就无法取得一种民众运动的形式，原因就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经济上不成熟，政治上又无能。

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色：

土地所有权愈来愈急速的集中于人口中数目愈来愈少的一部分人的手中

多数土地权限让渡于住外地主、政府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这些人操纵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则经过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深入最僻远的村落，但地主、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回头又受外国金融资本及世界市场制度操纵和支配；

农业生产之失序和衰落，这些由于愈来愈细分的土地之不经济的利用，最落后的耘耕方式之保存，地主、高利贷者和国家之苛捐重税，饥荒、水灾和旱灾之肆虐，以及军队举行的内战，这些军队是由那些被收夺的农民扩充起来的。

解放土地以供更大的生产用场已成了任何复兴和苏生中国经济的努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这一点要能够实现，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同时解放，按照其需要来发展和调整本国的资源。但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和特权保持一日，这一点也永远办不到。

中国的农民运动总是以农民内部之重新分层而告终，因为叛乱的农民并不是追求一个新社会，而是追求一个新朝代。

在20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解放农民，因为资产阶级生长的特殊条件及迟缓性，直接剥削农民的正是它。农民忍受地主、商利贷、商人、银行家、军阀、收税吏和地方官僚的掠劫。这些剥削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并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连带利益。

孙中山排斥阶级斗争且反对群众参加政治生活，企图藉军事手段来完成他的革命计划。他的「民族主义」没有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甚至答应帝国主义列强，凡是他们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劳物和特权均予保留，并答应由民国担负偿还他们的借款。他的「民权主义」主要是规定一个「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开明的领袖将指导黑暗和贫穷的群众朝向自治的光明。这与人民获得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没有丝毫共通之点。他的「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两点：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式的重大问题，二是关于土地与农民的普遍问题。他提倡「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可使中国免除资本主义之害，而「平均地权」的目的是把窒碍中国农村的不均现象加以调整。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均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无产阶级分子甚少。许多都是受了新觉醒运动激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阶级斗争它的压力迫使他们走入许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牵引，或受无政府主义的学理蒙蔽，旋即离开，走入资产阶级阵营中。

起初，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主要是学生。后来从工人队伍中选出的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受的教育乃是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而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宣传只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反军阀和反帝目的。

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是彭湃在广东东江的海丰一手培养出来的。海丰农会成立之后，这个新组织的一个宣言说，「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买来的，这不是真情。现在地主的父亲和祖父是用武力从农民夺来的。即使假定土地是买来的，付钱也不过一次，但地主每年从土地收租已有几千百年了……地主不劳而获得大部分收获物。我们和我们农民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钱和血汗呵！」

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在利益分沾的基础上与外人妥协，这一点是符合于整个阶级的利益。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较之军阀制度更强固、更稳定。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与群众运动的广泛扩展相配合。在湖南，11月末，工会从5县发展到40县，会员从6万增至15万。在武汉，占领的两个月内，已有30万以上工人和店员参加200多个工会，这些工会均统一在湖北总工会的旗帜之下。

更惊人的是农民运动的增长。11月来，湖南省有54县组织农民协会，登记会员总数有1071137人。1927年1月，这个数目已超过了200万。农民最先要求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及要求武装反对乡绅。乡政多数落在农民协会手中，而且在湖南很快便采取从拒纳一切租税以至公然没收土地的步骤。

托洛茨基极力主张要组织「苏维埃」来领导和保障各省的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就是真正在城乡中产生群众运动本��的可靠机关。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用民主办法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自行统一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里，这些代表会将与正式政府的机关并立，保证土地斗争及反军阀反帝的斗争不受迫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与南京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实际上是代表同一阶级的两个力量集团之间的竞敌而已。

在资产阶级看来，南京政府的成立已预示了一个政治工具的出现，这个新的政治工具，将格外有力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非是工人的利益。

在农村中，农民的裁判是迅速和简单的。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对地主及其仆从处以重大的罚款或判处徒刑。当地的农民委员会，以主席团的资格出席农民的群众大会，执行裁判。

在城市里，工会中的工人执行裁判，维持地方秩序。纠察队穿着蓝色土布制服，携带的武装往往是木棒而不是步枪。工会兴办学校，保护女工权利，庇护那些逃出来的婢女，组织失业救济，尽可能揭发、追捕反革命分子。

在武汉的所有「左派份子」中，只有邓演达和宋庆龄公开脱离。邓于7月6日写道：「……我们想利用军阀，但我们却被他们利用了」。宋庆龄则宣称国民党已变成「军阀手中的工具。它不再是替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活力，它将来一定变成一个傀儡，压迫的代理人，寄生于目前奴隶制度上的寄生虫」。

群众运动的失败不能仅仅以其物力毁灭的程度来测量。此事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颓丧，无限的加深了反革命的效果。在城市里，工人成千成万的脱离共产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惩罚这个致令他们失败的党。假如共产党懂得如何去估计这次悲惨失败的原因，并根据这一估计，重新集合它的力量，重新走到工人里去领导他们的防御斗争，它一定可以博回他们的信任的。但事实上，这个党从来没有懂得如何和何时进攻，它也从不知道如何退兵。工人们从那时迄今日也从未回到它的队伍里。

残余的中国共产党人被无情的从机会主义和妥协的极端赶到冒险主义的对极，希望藉过时的军事行动，挽回他们现在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地位。他们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下，采取暴动的道路。

所有这些暴动有个共同的特点：群众不但没有斯大林所预言的「惊人的响应」，反倒干脆拒绝合作。在许多场合，共产党人因为群众的消极厌倦，便干脆不理他们，求救于和地方小军阀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无心去组织工人的日常防御斗争和慢慢恢复他们的组织和自信力。他们只是留心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及设计取得军火，企图「转变军阀的内战为群众的反帝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和斯大林一样，期待群众方面的自动的「惊人的响应」。但它老是不来。在农村中虽尚有叛乱农民及哗变士兵的队伍，但各地暴动的经验已清楚的暴露了城市工人的冷淡消极及零碎农民武装队伍的无能。

广州暴动后，叶挺报告：「群众没有参加暴动。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店员也没有表示拥护我们的意思……多数兵士经他们缴械之后便在市内逃散。暴动没有顾及三大铁路在线铁路工人的困境。反动派尚能利用粤汉路……电灯厂工人断绝电火供给，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省港工人和海员通通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敢加入作战……内河海员竟可耻的替白党服务，他们帮助他们渡江，而我们则连几个搭船的地点还无从侦知。广九及粤汉两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讯及输送他们的军队。农民没有帮我们破坏公路，也没有设法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工人没有对暴动表示半点同情」。

内战的停止及短期的经济复兴使许多重要产业部门的工人恢复信心。1928年及稍后，共产党员一接近工人，大谈「政治罢工」、「总罢工」、「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权」，那些受惊吓的罢工工人便赶忙复工。1928年末，「赤色工会」已「几乎缩小至零」，党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共产党人盲目的举行零碎和无益的示威，计划一些从未实现的暴动，结果，他们完全脱离了他们自诩所代表的阶级。1931年2月，一位党的领袖写道：「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都已给肃清了。所有工作都已放弃了」。

共产党员发觉在农村方面较易于唤起他们的暴动号召的回音，因为在农村里，农民正揭竿而起，哗变士兵也正脱离国民党的军队。

第一支和最重要的「红军」成立于井冈山，这支红军并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恰恰相反，它长期间和四围农村的农民没有联络，陷于孤立。只要武装的红军一开拔，游击队成立的农民委员会就一定立即塌台和消灭了。党有一个报告说：「群众完全不了解红军是什么。在许多地方，它像一队土匪似的遭受攻击」。

红军的成分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农业劳动者、哗变的士兵、地方土匪等一切丧失了阶级地位的份子，他们就是在农业生产中也不起直接的作用。它们的活动还限于游击战和突击。

充满了冒险主义情绪的中国共产党愈来愈倾向于把这些军队视为其活动的正当基础，并经过它们来粉饰它之逐渐脱离城市中心的工人。

当红军攻入长沙，「宣布苏维埃政权，工农兵政权成立」时，城内50万广大民众仍不动声色、惊慌或诧异。后来中国共产党也招认：「红军进攻与长沙群众斗争的联系不够」。红军习于农民游击的基本战略——袭击、抢劫、破坏和跑开——故并不认为它之占领长沙是一件长久的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包含六个互相远隔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散处在华中���省的边区一带。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区域（所谓「中央苏区」）——从1930年至1934年末，算是保持相当长久的了——也只包含赣闽边区17县左右，人口总数为300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远离重要的城市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都是内地农村的生命线），而且就在它自己的领土之内，它也没有统治什么城市或稍为过得去的县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富农和商人，因为他们与外间市场的接触，对于维持苏区的起码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篇《劳动法》，它规定成年工为普遍的8小时工作，16岁至18岁的青工为6小时工作，16岁以下为4小时工作，又规定增加工资及一般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原来「采用于大城市与大规模生产的（法律）不能完全机械的应用于经济落后的苏区」。

改善田工的生活状况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改善必须是农民认为必要的，可以行得通的」。改善学徒的生活程度和待遇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使店主雇佣学徒能够获利，不要毫无利得」。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的工作不是干脆失败，便是组织出一些冒牌工会，这些工会所干的事，实际上违反工人的利益。

「在苏区，一般的说来，党是漠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我们到处看见有不断漠视工会运动的严重现象……委员会从未讨论过它……无产阶级领导多份尚是党的文件上的空辞」。

农民和农业工人开始怀疑他们为什么作战，并希望只要有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也接受。结果，群众的热情冷却了，悲观支配了领袖们。党内出现了喧传的「罗明路线」，罗明说：「即使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到来，或者把斯大林本人请来，或者甚至从墓里把列宁救活，一齐向群众讲三日三夜，我不相信能把群众的情绪改变过来」。

中国共产党无力把国民党打散和压制着的力量团结起来，也不能把弥漫于人民所有阶层（尤其是那些最有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危险的阶层）的深刻仇恨转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党提出的抽象的抗日口号从工人方面得不到什么反响。仅仅爱国的呼吁不能一笔过抹煞长长的一连串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已削弱了党，破坏了它在工人中的权威和声望。

红军的败逃和被迫取消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种军事性的失败，更是政治性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开始和各色失意政客、军人勾勾搭搭，在西南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孙科、冯玉祥，在西北和张学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的势力大过蒋。

最终，共产党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怀抱。这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共产党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将自己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作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主要杠杆。

[delicatelythoughtfulpatrol]

美国墨西哥边界探秘-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格兰德河

核心提示：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格兰德河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墨西哥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美国资深撰稿人安德鲁·赖斯在深入调查艾尔巴索的移民潮之后，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生活在艾尔巴索和华雷兹的边境》一文，讲述了普通墨西哥人千方百计地移民美国的故事，也分析了边界两边城市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和“一损俱损”的历史怪圈。        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沿用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全文。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的群山和大漠环绕之中，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尴尬地并存着，像一对不和的夫妻。两座城市之间仅隔着窄窄的格兰德河，这条河的河道改造成了混凝土的，以防止河流自然改道混淆边界。格兰德河的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墨西哥。一直以来，这条边界两边的生活——或者说，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 （华雷兹位置示意图）        两座城市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你都可以坐在艾尔巴索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华雷兹山坡上石灰房子后面洗衣服荡起的水花。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出行者从墨西哥向边界上的帕索北桥涌去，在破旧的华雷兹马路上排成长蛇一样的长队，一个个经过军事关卡，小贩在一旁叫卖印着大屠杀故事的小报。近来几个黑社会组织和贩毒集团之间的冲突让华雷兹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而在边界的那一边，艾尔帕索却一派安宁，出奇地繁荣兴旺，一直都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这诡异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使两座城市之间的隔阂更深了。艾尔巴索几乎再也没有人敢跨越这座横跨边界的大桥，尽量避免靠近边界地区；而华雷兹很多中上阶层的人却拖家带口，移居到边界的另一边，连带他们的积蓄、生意、甚至私家学校，在艾尔巴索形成了一个流亡富人社区。        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在艾尔巴索呆了很久，这段时间里，墨西哥军方对贩毒团伙发起了零散的打击行动，而美国两党的政客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在被边界居民认为是“遥远内陆地区”的华盛顿和奥斯汀（德克萨斯州首府），保守派们极力抨击层出不穷的“暴力升级”事件，而奥巴马总统则在夸赞前所未有的边界设防。        事实上，暴力升级倒是稀罕得很——去年华雷兹发生枪战时，曾有一颗流弹不知怎么飞过了边界，击中了艾尔巴索的市政厅，当时几乎成了国际大事。        但这仅仅是艾尔巴索所受到的有形伤害。这座城市的街道和��院里建起了一道宽18英尺的铁锈色防护栅栏，而这只是一道长达650���里、耗资28亿美元的边界防护墙的一部分。这本是联邦安全系统逐步完善的标志，但却被认为是威胁性的措施。约有两百万人民在这里通过血缘或者商业的纽带互相连结在一起，而这里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值得保存的特质。如果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是对的——我们确实朝着一个所有边界都因利益往来而变得模糊的方向发展，那么这里正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对这场变革的表现，这里有过于美好的承诺，更有出人意料的失败。        二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艾尔巴索的一个砖建小店铺里见到了琳达·阿诺德。她对我说：“我觉得，除非你就住在这儿，否则你不会明白这里的文化有多么混杂。”她是个助产婆，有一头已经失去光泽的金发，喜欢戴叮当响的首饰。她经营着一种叫做“生育中心”的小生意，这是专为一小群跨越边境的人服务的特殊行业。这时候，三个大汗淋漓的女人持合法签证从华雷兹经过那座桥来到了这里。从格兰德河到生育中心，距离不过1.5英里，从地理上来看几乎短得可以忽略，但这却是极其关键的一段路。来到这里生孩子，就可以给后代一个难得的优势：成为美国公民。 （从华雷兹透过边境围栏看帕索北桥）        阿诺德自己并不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甚至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虽然她的职业有一点嬉皮士的感觉。“我们并不是要坐下来围成圈然后唱歌，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公社。”她在办公室里对我说。这里有一个子宫的雕塑，还有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在生育中心里，阿诺德提供的是一个不被边界所阻拦的未来，售价695美元。任何出生在这里的孩子都将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享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赋予的恩惠，以及自由出入边界的权利。        这就是艾尔巴索利用边界两边不平等待遇的方法。阿诺德在1985年搬到了这个城市，她对自然生产深信不疑，并从现状中敏锐地嗅到了还未开发的巨大商机。墨西哥女人早就开始跨过边界生孩子了，而阿诺德利用这一情况，很快便成为了美国最繁忙的接生婆之一。她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穿越边界只需要涉过格兰德河这么简单，或者付给船夫一美元，让他拉着充气内胎把人带过去。阿诺德说：“那时候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甚至连裤子都还是湿的。”        虽然阿诺德的生意比以前要红火得多，这种做法仍然不为美国医疗体系所接受，而且许多还在接受技能培训的接生婆发现，要获得相关经验实在不容易，阿诺德说：“大多数产妇是不会来这里的。”艾尔巴索从来不缺少急切的、有大笔钞票的客户群，而这里也成了医科学生理想的实习机构。虽然加强后的安全措施终结了淌着水就能跨境的日子，但华雷兹的居民要想获得美国边界通行卡还是相对容易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来美国串门、购物，而且至少在现在，孕妇要通过边界也并不是违法的。        美国国籍早已是华雷兹受欢迎的资产，但现在，它变得更加重要了——有时甚至事关生死——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在三年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天在“生育中心”见到的孩子们，最终将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安全的避风港。        我遇到了一对夫妻，加西耶拉和米罗，他们带着两周大的女儿詹妮弗来到阿诺德的生产中心来做产后检查。夫妻二人都是墨西哥国籍。（为了保护隐私，阿诺德生产中心要求隐去他们的姓。）他们头两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出生的，但是到了生这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决定，来边界这一边。        米罗是个长途货运司机，常年跑提华纳（墨西哥北部城市），他说他感觉这几年不太安全了，毒贩之间的冲突简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加西耶拉怀中抱着用毯子裹着的婴儿坐在一旁，她说希望詹妮弗长大后能有更好的选择。夫妻二人话中隐含的寓意是：墨西哥的安全危机很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弱小的老百姓只能过着更加动荡不安、缺少保护的生活。        年轻的贝贝·雅那尔站在酒吧霓虹灯的微光下，顶着一头抹了摩丝的时尚发型，脖子上戴的金十字架项链在V形领口里晃荡着。“这里所有人都是从华雷兹来的，”他在酒吧里一边四处看着一边对我说。近几年，这样的酒吧在较为富裕的艾尔巴索西部大量出现。其实，德克萨斯州这一边传统上被认为是老土、沉闷的，所以华雷兹曾经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欢度夜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华雷兹的许多饭店和酒吧被迫关门停业，或是被暴徒洗劫一空，被抢劫者烧毁，还有的在城市建设中被推倒。        贝贝告诉我，他和他的家人是因为一次事故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2009年11月，他的父亲何塞·雅那尔下班回家，准备庆祝52岁生日，却在路上被绑架了。绑架者打电话说，如果不给巨额赎金，就把何塞分尸后送回家。但是何塞奇迹般地逃脱了，逃回家之后，一家人立刻匆匆忙忙地收拾家当，开车疾驰驶过帕索北桥，来到了美国境内，和往日的生活就这样断绝了关系。何塞的胳膊上现在还有一道半圆形的伤疤，是和绑架者搏斗的时候被咬的。        雅那尔家一直做家具生意，他们之前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墨西哥会受到暴力的威胁。贝贝和他的父母、表兄弟都是美国国籍，在美国出生，就像“生育中心”的那些孩子们一样。虽然这个家庭住在华雷兹，但是贝贝读的是美国的高中，之后又上了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这所大学对墨西哥学生收取较便宜的州内学费，好让他们能上得起学。贝贝和朋友能流利地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可以在边界的两边自由来去。        华雷兹一直处于无法律状态，因为临近边界地处偏远，边界又是城市所依赖的基础，这里也成了毒贩的理想的航运点。但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像雅那尔这样的人们才开始相信，毒贩带来了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近来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8年华雷兹爆发了毒贩之间的战斗。起因是，毒贩组织从墨西哥西北部种植大麻和鸦片的沿海城市西纳罗亚来到了华雷兹当地，这个组织控制了极有价值的毒品走私渠道。 （华雷兹为打击贩毒团伙而加强警力）        从那时开始，毒贩之间的冲突就开始在墨西哥北部蔓延，在法律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毒贩、黑社会和收回扣的警察等各方势力开始卷入冲突。墨西哥总统飞利浦·卡尔德隆在美国军方和法律的援助下，过去三年总共得到了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打击毒贩，并动用了军事力量以试图一举捣毁贩毒团伙，向华雷兹派出了上万名士兵。军事袭击确实铲除了一些毒枭，但是也反过来刺激了毒品交易和贩毒集团内部的继位之争，导致了越发血腥的暴力事件。        从暴力爆发以来，墨西哥已经有四万多人死于非命，华雷兹的凶案发生率更是暴涨了十倍，去年发生了三千多起凶杀案。而对比之下，艾尔巴索只发生了五起。为什么凶案没有蔓延到边界那一边去，答案不得而知。虽然边界防卫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似乎没有制止毒贩的交易，毒品仍然大量地出入巴索北桥关卡，隐蔽在每年持合法证件出入边界的千万辆轿车和卡���中。        走私犯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检查每一辆车，因为这样必然会阻碍华雷兹和艾尔巴索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去年的贸易额高达710亿美元。只要走私货品到达美国那一边，就立刻会被运到各个隐匿的货仓，再送到内陆地区的交易市场；而在相反方向上，用压缩膜包着的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钞票毒款和武器，则被运回墨西哥。（美国每八个军火商中就有一个在这条边境附近做生意。）许多分析人士则认为，艾尔巴索这一边之所以很少有暴力，是毒贩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在美国也制造混乱，那么现在这样顺畅的贸易就无法进行。        “墨西哥暴力事件多发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条边界的存在，”大卫·史克，圣地亚哥跨边界研究中心主任，这样说。“毒贩之间互相争斗，为的是争夺通往边界另一边的道路的控制权。所以对我来说，暴力没有蔓延到边界这边是因为，毒贩控制地盘的只需要到边界一线即可。一切都是为争夺地盘，因为腐败的网络所致。”        虽然可靠数据不好统计，但是据内部位移监测中心估计，约有二十三万墨西哥人为了躲避暴力事件而逃离家园，其中一半都到了美国。虽然2005年之后，因为美国政府收紧了移民政策，并受经济衰退影响，美国的非法移民总体下降了百分之八十，边界城市的统计数字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根据统计局的数字，从2009年以来，艾尔巴索城区的居民人口增加到了大约八十万，其中新增人口有五万，虽然具体数字仍不确定，但肯定有一大部分都来自华雷兹。有些人偷偷渡过边境河流来到此地，所以数字仍不确定。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人是以合法身份跨越边境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们拿着跨越边界许可证（一种可以逗留的短期签证）跨过格兰德河，或者参加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项目——只要创造至少十个就业岗位，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就可以得到美国绿卡。        何塞·雅那尔在艾尔巴索的德克萨斯大道上开了一家叫作“设计者世界”的家具店，离德州10号公路不远。他和儿子都在店里工作，平日负责和家庭工厂合作订单，工厂在6英里之外的华雷兹，他们已经有18个月没有去过那里了。我有一天去了“设计者世界”。何塞长得虎背熊腰，性格直率，被店员们起了个外号叫“秃子”。我在一间挨着展示厅的房间里见到了他，他正通过一个很大的平板电视监视工厂的情况，屏幕分成了16块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图像都是通过闭路摄像机监控的，稍微有些扭曲变形。有时候何塞的几个手机中个一个会突然铃声大作，他就会用西班牙语和工厂经理谈生产上的事。        “在工厂为我干活的人都很忠心，当然我给他们的工资也高一点。”何塞说。但是在外地管理工厂总有些不便之处，令人烦恼。何塞不敢再踏上华雷兹的土地，但是他手下的工厂经理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美国签证，所以如果何塞需要和他们当面商谈，他有时就会在边界大桥的中间和他们开会，在美国和墨西哥国旗下，那里是较为安全的缓冲地带。 （死里逃生的何塞·雅那尔。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杂志）        何塞从绑架犯手中死里逃生之后，全家人都逃到了艾尔巴索，和一个已经定居在这里的嫂子挤在一起住，还把华雷兹的房子放到了交易市场上。“我还是希望能把那边的房子卖了，”他说，“但几乎华雷兹所有的房子都是待售状态。”但是和其他人的遭遇比起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困难。何塞在艾尔巴索买了一栋房子，不久就发现邻居都是在华雷兹的熟人，于是社交也不是问题了。何塞也不用担心孩子悄悄跑回华雷兹去，因为孩子们大多数的朋友也搬过来了。        “一开始很难适应，”雅那尔说，“但是现在我习惯了。”有天晚上，贝贝和妻子克拉里莎邀请我去吃晚饭。贝贝和他的两个妹妹还有他的女朋友安娜也在，安娜也是从华雷兹来的移民，她在叔叔不幸遇害之后搬来此地。雅那尔一家的新房子是典型的德州农场房屋，有露在外面的木头房梁，房屋后面还有水池。克拉里莎戴着时髦的眼镜，说话听不出一丁点墨西哥口音。她小时候曾在艾尔巴索呆过一段，因为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放映西班牙语片的影院。雅那尔一家人告诉我，他们一直为自己是华雷兹人而感到自豪。何塞轻蔑地说：“有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呆了很久……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外国佬呢。”但是现在他们在试图寻找自己的归属。        厨房那边有人在宣布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提议，把他们的家乡华雷兹改名为“英雄城市华雷兹”——加上了“英雄城市”这个称号，好像改变名字就能改变事实一样。大家报以一阵嘘声。        “别在意，”安娜说，“反正我们不再是华雷兹人了。”        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托尼·帕严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艾尔巴索是靠什么运转的。”很大程度上，艾尔巴索的发展可以说是靠华雷兹支持的。这片地方气候干旱，不适宜发展农业，这个城市曾经的支柱产业也已经衰落或者搬迁。艾尔巴索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城市的繁荣靠的是边境加工厂，也就是专门使用从美国免税输入的部分产品或零件来装配为成品，再输出到美国的工厂；除此之外，边境地区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务部门也是经济来源之一，比如防卫、执法和在附近的布利斯堡迅速壮大的军事基地，而这些部门的存在，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距离艾尔巴索不过一线之隔的墨西哥。当然，还有买卖毒品的灰色市场，根据不可靠估计，这个市场每年有六十亿到三百六十亿的交易。        霍华德·坎贝尔是研究毒品走私的人类学家，他告诉我，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既是共生性的，又是寄生性的”。我问他，哪一方是寄生的？他像被逗乐了一样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然后说：“美国。” （华雷兹在禁毒行动中抓获的毒贩团伙）        根据艾尔巴索民间传说，一座城市总是建立在另一座城市的不幸之上。墨西哥革命的几场重要战役都是在艾尔巴索部署，在华雷兹开战。一个新闻记者后来回忆说，1911年墨西哥城街头爆发了战争，而“艾尔巴索全城人却幸灾乐祸，很多人专门跑到河岸边去看热闹”。艾尔巴索的银行存款在几年之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因为商人通过扶植交战方而发了战争财，有个五金店甚至在向墨西哥政府军出售铁丝网的同时，还给叛军提供对付铁丝网的剪线钳。        《另眼看革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大卫·多拉多·罗摩把那个尚处在形成时期的艾尔巴索比作冷战时的柏林：一栋市中心建筑作为革命的总指挥部，而敌方反间谍人员的据点就在街边，叛乱领袖、禁酒主义者潘图·维拉在糖果店享受冰淇淋。许多不参与战斗的平民也在格兰德河美国的一边躲避战乱。到了1920年，艾尔巴索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倍，约有八万名居民。无家可归的墨西哥精英阶层们带动了房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开设了不少商店，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波菲里奥·迪亚斯，就是已经被废黜的墨西哥独裁者。一名革命者后来写道，边境���区聚集了许多“没有祖国的人……他们在边界哪一边都是外国人”。 （罗摩作品《另眼看革命》，讲述了墨西哥革命中不为人知的往事）        罗摩这本书在2005年问世，引起了当地许多人的兴趣，而这又正好赶上了一代年轻改革家们组成的大选，这些人对这段历史留下的遗迹十分感兴趣，比如有独特异国风格的建筑，较为合理的城市规划，还有对艾尔巴索昔日辉煌的模糊记忆。这一点和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解释为什么华雷兹陷入灾难的时候，艾尔巴索人却没有沉浸在哀伤中。“我们被困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怪圈中，”艾尔巴索郡法官、纽约大学研究生维罗妮卡·埃斯科巴说，她的职位是这座城市经选举产生的官职中最高级别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边界那边的血雨腥风。”但是像很多人一样，埃斯科巴的同情心也掺杂了那么一点重获机会的侥幸。她说：“我们艾尔巴索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艾尔巴索在经济衰退中成了全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它的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于墨西哥所蒙受的损失。达拉斯美联储银行的经济师罗伯特·科罗纳多说：“短期来看，资本、人员和金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艾尔巴索和其他边界城市，这对城市发展很有利。”像何塞·雅那尔这样的难民蔑视歧视和偏见，他们带着巨大的需求来到这里，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每个人都知道，连最近下台的华雷兹市长都在艾尔巴索有一处房产。）        雅那尔和几个朋友决定联合起来设立一个叫“人际网络”的民间组织。他们开始每周在“王柏高餐馆”一起吃早餐，这是华雷兹一个显赫的中国家族开的餐馆。“人际网络”的活动立刻引起了边界两边政客们的兴趣。“人际网络”的主席、杂志出版人何塞·路易斯·马里西奥说：“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政客们，不需要在边境上建隔离墙。”        “简直和1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罗伯特·欧罗克说。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网页开发工程师，被很多人叫小名“贝托”。六年前欧罗克被选为艾尔巴索市议会的议员，那时他31岁。某个周五我在联合广场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这里其实是个重建的库房区域，这项工程现在被认为是瞎折腾。“十五年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华雷兹开始衰落。”他说。但是欧罗克不同意很多人关于这是另一个可以发横财的黄金时代的说法。他说，墨西哥国内的稳定才是艾尔巴索“发展的希望和潜力的主要来源”。欧罗克还对我说：“有些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这是上天的恩赐，但事实上这是个零和游戏，任何一方要想胜出都必须付出巨大代价。”        华雷兹接二连三的谋杀案使人不寒而栗，不仅因为被害人数惊人，而且还因为杀人犯手段极其野蛮残忍：受害人被砍头后又被抛尸在繁华的街头，职业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对着人群开枪。一位有名的墨西哥律师告诉我：“坏就坏在我们这里的暴力行为是无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到。”虽然这名律师的家人已经搬到了艾尔巴索，他还得去华雷兹上班，属于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的那一群人。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想了不少法子来避人耳目，比如不定时上下班，把原来的宝马换成了不那么招眼的车。（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允许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公开他的姓名。）每个需要呆在华雷兹的人似乎都信奉一套自相矛盾的风险管理理论：我的头发是金色的；坏人们不会害美国人……我看起来像墨西哥人；我看起来像混血儿……我的车能跑得很快……我只坐出租车……我看起来比较友善……我看起来不好惹……没关系，每个人都认识我……别担心，谁也不认识我……        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人际网络”的领导者们，他们采取了什么策略来应对安全威胁？雅那尔用略带怀疑的眼神看了看马里西奥——他还在华雷兹有一间办公室——然后开玩笑说：“他就喜欢危险的东西。”马里西奥则把一串十字念珠放在桌上，说：“这是我的做事的风格。”        我并不是个时常祷告的人，所以我第一次过边界关卡的时候，就照着大家说的最安全的方法做了——我和一个边境加工厂的管理人员潘乔·乌兰加同行，他是个健谈的人，头顶剃得很光，在台湾电子配件加工厂富士康里工作，还帮助这家公司建立了全新的分工厂。        乌兰加迈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线，说：“刚才我们在美国，现在就到了墨西哥。没人会检查你的护照的。”        确实没有人来检查护照。过了艾尔巴索城外的圣特蕾莎边界检查站就是墨西哥，我们跃进一辆等在那里的白色厢车，然后车开动了，经过几个对我们毫不怀疑的边境守卫身边。富士康公司选择在华雷兹西部偏远的郊区建造厂房。乌兰加说：“一开始这里像地狱一样，除了野兔和蛇什么都没有。”边境加工厂几乎不受暴力事件的影响，但是这座厂房偏远的位置更上了一层保险。“这里一无所有，就像一张白纸，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从头做起，”他说，“在这儿你会感觉很安全，不像在城里开车，现在的局势很危险。” （富士康在华雷兹的新工厂）        一家亚洲公司竟然在北美开了加工厂，这不能不说是个逆转现象。边境加工业是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发展起来的，这项政策严格限制了墨西哥人入境从事季节性农活。紧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失业，于是墨西哥政府就以在边境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来吸引美国制造商投资，这些贸易区可以不受美国税款、工会和最低薪水要求的束缚。        这个行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后很快就发展到了顶峰，上世纪最后十年，它们甚至还能勉强和更廉价的亚洲工厂竞争。金融危机却使华雷兹二十五万个工人职位的三分之一都在两年之内消失了。但是现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也在上涨，于是墨西哥又成了一个有相对竞争力的市场。但是这其中有个缺陷，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斯尔金说：“哪个公司都不希望在毒贩火并的地方建工厂。”        乌兰加说，富士康为戴尔生产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它的安全措施简直像“监狱中的校园”。工厂的地面经过美化加工，四周有围墙和铁丝网，管理人员集中住在宿舍里，工人坐着白色的学校班车从四面八方来这里上班。乌兰加说，工厂的工资大概是边境加工厂的平均水平，每周80美元。        乌兰加还主动提出要现场让我看看边境经济的运作，他把车开到了华雷兹边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说：“这里是波雷欧洛马斯社区。”许多居民从两旁都是烟灰砖砌房的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往高速公路上挤，这片地区自从财大气粗的地主们下了逐客令之后就开始动荡不安。路的另一头就是阿纳普拉，一个山脚下的棚户区，远看像一片混凝土森林。乌兰加说：“那是华雷兹最穷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招到工人的地方。”        我们接近了一个军事关卡，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挥手让过往车辆停在路边接受检查。乌兰达说：“这都是逐渐改变的，如果经济发展起来，安全也会随之得到保障。”为了说明，他指着几座山头说：“那是杀人犯曾经把受害的女人抛尸的地方。”十年前，几千名女人——多数是工厂的女工——在华雷兹附近被杀害。乌兰达说，现在这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修了这条路。” （墨西哥边境加工厂里的景象）        但是有些人却质疑乌兰达“出口加工业能使穷人受益”的理论，认为像这样的工厂和毒品行业共存并不只是个巧合。跨边界研究中心的大卫·史克质疑道：“这种对外加工业的本质对我们在华雷兹和其他边界城市的社会混乱和暴力有多大影响呢？”边境加工厂的工作对技能要求很低，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使华雷兹成为了许多无家可归、生存无望的人的目的地。这些人容易轻信毒品交易能一夜致富的承诺，也经不起非法移民到美国的诱惑，因为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薪水。         过去三十多年的移民主要是由边界两边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的，这也给美国社会和西南部类似德克萨斯的几个州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拉丁裔人口增长占了德克萨斯州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现在占了德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

[unabashedtimemachinemaker]

阅后即焚！这才是特朗普的底牌，我们都对他误判了

长斑的猫 今天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什么？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高级冒号“是如何误判特朗普的。今天推荐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先生的文章，本文为为丛日云教授在钱满素教授《文明给谁看》一书发布会（2018年8月29日）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原标题：《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有删减。

看本文，让我想到一个视频《我们的将军当年是怎样看特朗普的》。非常精彩的一个讲座，结合本文，你会有一种魔幻的效果。转发此文并在后台回复数字 1 可免费得视频链接。

中国知识界何以误判美国、误判特朗普？

研究美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其基本要素都是西方创造的，但在西方世界，美国的贡献大约占一半以上的份量。现代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发明创造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不单是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的各方面，观念、理论、制度、规则等，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它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引路者。近百年来，美国也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遇到的两次文明危机中，美国对于拯救现代文明、决定人类走向，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今天的美国文明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落的迹象，但这个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可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头号强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强的世界帝国。说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是极富勇气的学者才能说出来的话。

这样，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深入认识美国。不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以特朗普当选总统为开端，中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让那些根据教科书和主流媒体认识和判断美国的人彻底地懵圈了。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当选，许多专家为特朗普上台而欢欣鼓舞，认为让这个二货当总统，是美国人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提前到来了。没想到，特朗普对“中国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十年来，我们一边参与全球化进程，一边在控诉和抱怨全球化，强调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规则包括贸易规则，甚至全球化进程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从中牟取了巨大利益，而我们是受害者。于是，我们的诉求是要修改甚至推翻这套规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制定新的规则。没想到特朗普却出来说，是他们吃了大亏，现在是他们在不断地退群，不断地挑战或废除他们当初制定的规则，而我们的政府却成了这套规则的维护者。当特朗普政府反思对华政策，调整对华战略，正式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时，许多中国人感到凌乱了，因为按他们的常识，美国不是一直都在遏制中国，甚至亡我之心不死吗？谈何调整？中美贸易战，按常规，中方的反应是抵制美货，但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还有些东西，没等我们说不买，他却先拿不卖来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这一系列凌乱的背后，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认识存在巨大偏差甚至倒错，而这些偏差和倒错基于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误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特朗普，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分子、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这是激进左派和进步主义者依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国内一些人就被他们忽悠了。种族主义是个吓人的大帽子，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安全、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这是履行一项很平常的政府职能，有选择地接受移民，是各国通例，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罪证？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吗？我以为，他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主义，他的对手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朗普怎么可能是孤立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他怎么可能反全球化？

大多数学者没看明白，开放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他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依美国的竞争力，他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现在越来越清楚，特朗普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他增加关税，你就以为他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这不过是个手段，他要通过这个手段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他声称他追求的只是“Free and fair trade”，即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他在跟欧盟谈判时就亮出过最后的王牌，即双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他不是随便说的，当他跟欧盟主席容克达成了初步意向之后，马上就发推特，喜不自禁：我们要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了。可见，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也备受指责，哪个政府和领导人不是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不然他就是卖国政府。他追求“让美国重新伟大”，这里的伟大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还要恢复自信，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这个“重新”表明，他是有样本的，我理解，他的样本就是自罗斯福到里根时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所以，他不会走向孤立主义，他追求的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以对美国文明的优越感、使命感和超强实力为基础的霸权和领导地位。

由于对特朗普的认识有严重的偏差和倒错，面对特朗普的行为，就会感到凌乱，就会觉得他不靠谱、不按常规出牌、多变、大嘴巴，其实这往往反映的是观察者想像出来的特朗普与真实的特朗普发生的冲突。像特朗普这样目标如此清晰、意志如此坚定执着，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和顶着巨大阻力，也要履行竞选时的承诺、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恐怕是罕见的。他不按常规出牌吗？我倒觉得他的行事逻辑只是依据常识，纠正以往违背常识的做法，没有什么高深玄奥之处。

只有你深入特朗普的内心世界，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也了解美国的问题所在，才能理解他的行为，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将会怎样做。

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吗

会议主办者确定今天的话题是美国的多元主义。特朗普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反对多元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清楚，多元主义是个含义复杂的概念。那么，特朗普是反对所有的多元主义，还是反对某一类型的多元主义？就像说一个人反对平等，这是非常含混的说法。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反对平等，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支持平等。意思是说，平等有无限复杂的内涵，大概总有你支持的平等，也有你不接受的平等。多元主义也是这样。

多元主义首先是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这种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集权政治的对立物，包括由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多党制、媒体独立、思想言论自由、政教分离、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架构和法律秩序。这样一种多元主义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中扎根很深，特朗普并没有去触动它，对其中一些要素，比如各州的权力，他比他的对手更热衷于维护它。

按美国宪法，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是只针对总统的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力。其方法之一，就是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监督。既有国会和法院制约总统，也有总统制约法院和国会，是三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所以，宪法授予总统权力对抗另两种权力。如果总统对另两种权力只是顺从，没有对抗，就是失职，就不能达到平衡。媒体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不是只允许媒体骂总统，而总统只能在媒体面前乖乖地当孙子，总统也有权批评媒体。媒体是巨大的第四种权力，也容易败坏，也需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特朗普在所谓“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的冲突已经解决。在他做出了部分政策调整后，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他。媒体与特朗普的冲突仍在继续。媒体控诉总统损害了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特朗普指责媒体是“假新闻”，充当了“反对派”的角色，甚至说假新闻媒体是“人民的敌人”。目前特朗普针对媒体的言论或许有不适当之处，但还没有超出合法的界限。也就是说，并没有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一般表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同时它又坚持在���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认各种文化相互批评与竞争的权利。自由主义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必然带来社会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多元化。这种多元主义在美国也是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美国成了世界上对异质文化最宽容、多元文化色彩最强的国家。

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是自由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特朗普这一派保守主义者所珍重的价值，所以，他不会挑战和损害这种多元主义。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逐步发展出它的极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极力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这样，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了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败坏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实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的行为。

特朗普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含义之一，就是停止这种自杀行为，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

换位思考：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

当我们追随西方左派媒体批评特朗普的时候，我们得问一下自己，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其实如果在中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绝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学校里来了两个穆斯林学生，学校的食堂就不再供应猪肉；比如奥巴马厕所，生理上属于男性而心理认同是女性的，就可以上女厕所，还有更衣室、浴池；比如按种族比例分配上大学的名额，以及各种职位和机会;再比如，美国已经有一千多万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每天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来。加上合法移民和被大赦的非法移民，拉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约五千万左右。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费上学，一些福利待遇超过退伍老兵，有的城市公开庇护非法移民，加州给一百多万非法移民颁发了驾照，还任命非法移民做政府官员；有的政客要求全民医保覆盖非法移民；将被捕的非法移民与其子女分开，由联邦政府照管，每个孩子每天的费用是770美元，其生活水准超过美国公立寄宿学校；连“非法移民”这个词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得叫“无证移民”。特朗普要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把非法移民中有犯罪记录的、骗取福利的等几类人遣送回去。如果你觉得这是种族主义，排外的一元主义，那么，如果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你是什么态度？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按美国非法移民所占人口比例，如果中国有五千万非法移民，某个外来族裔在几十年中，达到总人口的近20%，也就是二亿多，你还主张继续开放边界，废除边境巡逻执法机构，接纳非法移民吗？

我也问过日本教授同样的问题。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相当严重，到2050年就不足1亿人口了，其中三分之一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但日本仍然拒绝开放移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引进几百万中国人、几百万菲律宾人，几百万印尼人？中国人都知道，非法移民留在日本很难，以前过去的，基本上被他们清理干净了。其实，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大量引进移民，日本就不是大和民族的日本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日本学者也普遍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种族主义呢？我觉得，特朗普遵循的是常识，也是各国通例。他说，“我们是有法律的，我们是有国界的，请不要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不是难民营。”“任何国家都会守护他的边界，我们终于做了所有国家都做的事情。”

美国左派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时，使用的是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与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差距甚大。在美国激进左派的心目中，美国文明完蛋了无所谓，彻底碎片化了也无所谓，哪怕美国文明被置换成了墨西哥文明、玛雅文明都没关系。他们认为，这些人想来美国实现美国梦，我们应该满足他们。其实，如果拉美移民来得太多，只能把美国也变成拉美，两边拉平，不光他们的美国梦实现不了，连带着把美国本土人的美国梦也打碎了。

所以，当听到有美国人批评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多元主义有几种，特朗普反对的是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文明的前途

美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假如说特朗普失败了，左派继续主导美国的进程，那就是继续慢性自杀的进程，美国文明的慢性自杀。当然，这个慢性自杀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以为美国马上就完蛋了。百足之虫还死而不僵呢，何况一个伟大的文明？既然是慢性自杀，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很享受，还很得意，因为这看起来是个高尚的行为，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无力回天了。

假如特朗普很成功，他能干满八年，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和阻遏这样的进程。所以，不论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多少争议，我看到的，是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文明的衰落。

当然，美国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很难改变，这个趋势就是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过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这是它流行的基本环境。依线性历史观的思维习惯，后现代当然比现代要高级，但这个后现代却使西方文明失去竞争力甚至走向解体，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从内部成长起来的败坏性因素。

后现代主义流行的基础是现代化的成功。特朗普的现代主义路线如果非常成功，反倒使美国具备了继续向后现代文明过渡的条件；如果他失败了，在左派的主导下继续走后现代主义路线，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内部解体和文明衰落的过程就会加快。这样看，特朗普的行为，有如西西弗斯抵住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有人形容他是“最后的罗马人“。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只有像特朗普这样回调到现代主义立场上，才使美国具有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可是，如果他很成功，美国人又过上了富足的、有保障的好日子，他们又要玩起高大上的后现代主义。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会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反复调整。

也不排除特朗普的回调和左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双方都不妥协，无法克制。甚至，发生严重的骚乱或内战也不是不可能。就美国内部两种人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和冲突而言，我觉得不次于19世纪内战前的那种对立程度。内战前冲突的焦点，一个是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奴隶制问题，冲突最后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要知道，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民主不是万能的。价值观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民主的“博弈——妥协”的框架。当然，现代文明人类将战争的门槛提高了许多，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内战不易发生。但是，一种准内战、严重的骚乱是有可能的。很多西方保守派把大量移民的进入看作是“软侵略”或者“冷侵略”（cold invade USA）。他们觉得受多元文化主义支配的左派精英在出卖国家，毁灭白人基督教文明，他们绝不接受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美国被换血、被转换成别人的美国。而这些人同时也支持公民持枪的权利。

你可能觉得，特朗普的一些言行非常出格，撕裂了美国，制造了冲突，其实，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通过合法的手段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趋势予以遏制，美国真的就会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内战。

如果你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就会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这个人瑕疵很多，但仍有约一半的人支持他，最近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近90%，这是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说的一些看起来有些粗糙和极端的话，他采取的一些争议极大的行动，好像是极具个性的言行，其实它们代表着美国文化冲突的一方，即拒绝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

[independence-of-mind]

秦晖：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作者：秦晖   2016-04-11

[摘要]

在中国文坛上，小波是个罕见的文理兼通的学者型作家。如前所述，他的学者才华并不显示在构筑理论体系上，而是体现在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质性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逻辑的一贯性。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位“有思想的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推崇小波的人多这么说，而另一些人—— 其中也有小波的志同道合者 —— 则认为不宜这样讲。

我认为这要看所谓的思想家该如何定义。

读过小波作品的人，都会感到他那潇洒的文笔背后，有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深邃思考与新鲜见解。

但如果你说的思想家是指那种庞大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小波的确不是这样的人 —— 他大概也并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

小波“只是”个作家，他的作品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与对剥夺人们自由权利的现象的抨击，但他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欧几里德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没有专门从理论逻辑上来展开对某一领域的细致研究，以补充自由主义的思想库。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小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中国文坛上，小波是个罕见的文理兼通的学者型作家。如前所述，他的学者才华并不显示在构筑理论体系上，而是体现在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质性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逻辑的一贯性。

我们知道对于作家而言，理念固然需要，感性冲动，或曰“创作激情”更是不可或缺。

除了那些旨在卖文为生的“写手”不论，真正能成大器的作家的创作源泉，往往与其说是理念，毋宁说是良知、情感与悟性体验。

与“有思想的学者”不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思想的作家”主要指的不是有逻辑化思想体系的作家，而是指能震撼人们心灵、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

而丰富的情感与逻辑理念往往不易协调，由此造成两种现象：

要么刻意地为解说某种“主义”而写作，独独缺乏文学的生命力；要么情感左右“主义”，在不同的场景下，作品往往会有彼此抵牾的思想倾向，情之所至，兴之所至，往往并不要求逻辑上的一贯。

不仅“纯文学家”如此，文学、理论两栖作家，甚至以理论为主要角色者，也难以摆脱这种文学上的情感灵性和理论思维的逻辑性之间的不谐调。

（反乌托邦三部曲【《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浪漫主义本身，与作为自由主义基础的理性精神有一定的互异性。

在历史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名著往往采取文学形式，如《乌托邦》、《太阳城》和《伊加利亚旅行记》这类“乌托邦文学”即然。

而自由主义名著则往往采用板着面孔讲道理的方式，从洛克到哈耶克莫不如此。

即使采用文学形式的自由主义著作，也大都是以消解而不是以建构为特色的，像奥威尔、扎米亚京等人的“反乌托邦文学”那样，其所发挥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驳论，而不是立论。

这种互异甚至在历史上形成一种决非“必然”但却有很大机率的现象，即文学成就高的国家，往往自由主义传统相对薄弱。

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比英美出色，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比德国出色，但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法、俄却远不如在英、德（当然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又当别论，如德国的纳粹时代与我国的文革时期，那是既无自由又无文学的）。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

而小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在于：由于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由于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土壤与时代背景，当然更由于他的天分与创作个性，使他引人注目地，将文学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眼光成功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小波的作品文笔清新自然，奇思骏发，妙趣横生，不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在幽默的形式下蕴含着一股“我不得不说”的激情。

但另一方面，小波的情之所至，兴之所及，并未影响其自由主义思想在逻辑上的一贯性。

小波的作品并不是那种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都可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的“文本”。……我想，小波作品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许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些作品，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其中的思想，而不是因为其中没有思想。

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黄金时代》是对那个荒谬的专制年代的辛辣批判；

《青铜时代》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历史寓言体小说；

而最有趣的，是号称描写未来的《白银时代》，这部作品既没有现时一些“未来文学”中渲染所谓“现代性危机”的“后现代语言泡沫”，也不像《1984年》、《2042年的莫斯科》这类“反乌托邦文学”那样仅仅从驳论的角度去消解“神圣”—— 在这部作品里，“白银时代”已经没有了需要消解的“神圣”光环，作品要表述的，毋宁说是一种正面的自由主义理想，以及追求这种理想的虽九死而无悔的精神：

“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

显然，这里不仅有浪漫主义与理性的自由思想的结合，而且表现了高于一般“反乌托邦文学”的精神。

他最见不得的就是专横和装傻

（《时光中的事》王征 著）

小波的作品与一般所谓“反乌托邦文学”一样，基于自由主义、尤其是英美低调自由主义（或曰“消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道义、责任、理想等等持谨慎态度，尤其对整体以“道德理想主义”名义，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是高度警惕的。

与当前文坛上一些“道德”说教者相比，小波经常使用“低调话语”发言。

如对“我为什么要写作”之问，小波便借某登山家的话“因为山在那里”作答，声明他是凭兴趣写作，而不是为了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

他非常强调那种无任何实用动机（包括“高尚的”动机）的纯粹爱智求真精神，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写作，便被看作是这样的纯粹寻智行为。

然而实际上，小波作品中的使命感还是很强的，甚至不妨说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使命感或责任感最强的人之一。

当某些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坊间时，知识界不少人固然不满，但却囿于“清高”而“不屑于”与“傻子”争辩。

正如小波所说：“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事实上，翻开《我的精神家园》就会看到，近年来对文坛世情国运民风，凡事关重大者，必有小波的声音发出。

在我们这乍暖还寒、气候多变的环境下真是大音稀声，弥足珍贵。

而在发出这些声音时，小波所“不容顾及”的，有时岂止是“自身的清白”（应当说是清高）而已！

在我们这个文坛，蛮者指鹿为马而人畏其势，已有历年矣；“傻”者指黑为白而人忌其痞，却是近来新事。

更有甚者，如今往往是蛮傻结合，叫你既畏其势，又忌其痞。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妇女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 —— 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

于是不肯“装傻”也就要有很大的道德勇气。

在如今那些自由已盛行了若干世纪的国度，“自由主义”经过一代代学人在太平岁月里殚精竭虑的不断建构，已经成了一座复杂精致的逻辑大厦，不是那些学术殿堂外的芸芸众生所能轻易读懂的。

然而老实说，自由主义的基本道理本是基于一些最浅显的人间常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各民族各文化都有的道理，若真能履践，便可推出全部自由主义规则。

“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

一句话，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

问题恐怕不在于什么“文化基因”的不同，也不在于“学理”资源的匮乏，而在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

它一旦实现，是可以成功运转的，而且其生命力比人们预期的更强；

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因为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

然而“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

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

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

如果这个人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 —— 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

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更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鲁迅讲的那种吃“人血馒头”的悲剧：

某人为自由而付出牺牲，而享受了自由的人们非但不感谢，还回朝他泼脏水。

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蛮傻结合”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

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谢泳先生曾指出：“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应该就是指此而言。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

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无与伦比。

究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容顾及自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

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

（1986年 王小波荡舟意大利桑塔露���亚海滨）

小波的身上的确也具有这种精神。

他最见不得的便是专横和“装傻”。他对古今专横者进行了辛��的讽刺和尖锐的抨击，对那些不傻装傻、哗众取宠、一面以“说不”显示其“忽然爱国”，一面又大骂同胞们为“太平犬”并公然在“胡曼莱茨公园”树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禁牌的人予以一针见血的讥讽；

但对并不专横者，包括与他并非同路者，小波则是十分随和与宽容的。

如王朔，其为自由知识界所厌，正如小波为知识界所敬，但小波却很为王朔说过公道话，对“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臭骂”一事表示不赞同。

小波的杂文堪称笔锋犀利，但除对一些“蛮傻”者外一般都对事不对人，绝无“痛打落水狗”的架势；小波的文章有正义之声，但却从不以教主自许。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

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

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而这些事说穿了无非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事，有前者无后者就成了霍梅尼，有后者无前者便成了犬儒，这两种人这我们这里都不缺（甚至有些过剩），但两者都做到的实在不多，小波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个。

所以小波也许并非理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在中国自由知识界成长史上的地位仍是无可置疑的。

就个人生存状态而言，小波作为“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不仅在形式上既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也失去了体制的“庇护”，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且在实质上也保持了既不媚上，也不媚俗的自由思想者地位。

而后者并不是很多自由撰稿人所能做到的。

从社会立场而言，他坚持的反对专横与宽容待世这两个原则，与他在文字上对自由主义的表达一样具有逻辑的一贯性，而这也不是很多符号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所能企及的。

消解乌托邦的高手

（《我的兄弟王小波》 王小平 著）

抛开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各种流派不谈，就基本取向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的自由主义文学（指表达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的自由作家作品，而不仅是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自由作家作品）基本上可分为“反乌托邦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两种类型，即排斥整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国”和批判不自由的“现实”。

然而“反乌托邦”与“批判现实”在逻辑上又有些互斥：“乌托邦”既然是一种虚幻的“理想”，那么反对它便意味着对“现实”的承认，而“批判现实”也意味着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

因此自由主义文学往往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乌托邦的，或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很难同时具有这两种色彩。

一般说来，在反自由主义的“革命”年代里，自由主义文学较多地以反乌托邦文学的面貌出现，而在反自由主义“秩序”的年代里，则较多地表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例如在俄国，前者的代表作便是20年代札米亚京的《我们》，而后者的代表作则是7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我们》以一种理性、冷静的笔触对革命后不久、仍处在亢奋时期的狂热“理想”进行了消解。

而到索尔仁尼琴的时代，狂热理想已经淡出而化为冷酷的现实，像《古拉格群岛》这类作品则转为对现实的充满激情的控诉 —— 这种激情反而带有了来自东正教救赎意识的浓厚理想色彩，甚至后来还发展出一种新的乌托邦色彩。

然而中国文坛的历程则是另一种样子。

在革命后早期的“理想”年代里我们没有产生《我们》这样的作品，反乌托邦文学直到80年代改革后才出现 —— 主要是类似《乌托邦祭》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

而到90年代实际上已经没有乌托邦的时候，一种畸形的“反乌托邦文学”（从王朔到贾平凹的《废都》）反而迅速发展，然而它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不如说是犬儒主义的了。

（王小波与李银河）

至于批判现实主义，则改革初期我国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类似于五六十年代俄国的“解冻文学”，它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导向“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然而80年代后期的一些事，尤其是电影界对以《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为代表的所谓“谢晋模式”的莫名其妙的批判，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90年代它仍然在“主流文学”、先锋派与犬儒派（所谓痞子文学）三方挤压下无法发展，以至后来竟然出现了以所谓“大厂文学”为代表的“伪现实主义”泛滥，而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严重萎缩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波的作品尤其令人关注。

在文化扭曲与文化错位相叠加的状态下，中国文学的发展特点在于：由于“反乌托邦文学”晚生，它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应有的时间差被压缩到几近于无。

于是在人家那里从扎米亚京到索尔仁尼琴的不同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叠到了小波一人身上。

小波的作品既是反乌托邦的，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且这两方面他都达到了新时期文坛的极高水平。

在他的作品里，过去狂热时代的一个个神坛在他那玩世不恭、插科打诨、尖酸刻薄的调侃下显得如此滑稽，堪称消解乌托邦的高手。

而他对现实中的假恶丑更是抨击甚力，在这种抨击的幽默表象下体现的却是相当“古典”的悲剧精神和“小克大”的气概：

“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

小波的这番“负熵宣言”明显的对“大家顺势往下溜”的潮流、亦即王朔等人厕身其中的潮流表示了拒绝。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挺身维护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包括他并不认同的“往下溜”权利。

因此小波一方面拒绝“王朔现象”，另一方面却为王朔的个人选择权辩护，而不赞成对作为个人的王朔进行“二张”式的道德审判。

这正是小波尤为可贵之处：反乌托邦但决不流为“痞子”，批判现实但决不自命为“教主”。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反乌托邦与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不像“痞子”们的所谓反乌托邦只消解“副旋律”不消解“主旋律”，也不像“教主”们所谓的批判现实只“抵抗”市井，而不“抵抗”权贵。

王小波的局限性

（王小平王小波兄弟，1986年春摄于美国）

小波能如此，除了个人因素外，从文学史的大背景来说也与中国当代文学历程中，反乌托邦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二者合一、没有时间差这一特点有关。由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同时兼负有反乌托邦之任，也就使这种批判不易导向“新的乌托邦”。

但是这样一种无时间差的“二合一”重任当然也造成了某种局限。

这尤其表现在囿于“反乌托邦”本来应起而实际上被延误了的作用，小波对现实的批判似有“慢一拍”的遗憾。

小波去世前的中国已不是个乌托邦狂热下的中国，以权谋私的原始积累过程已取代虚伪的“道德理想国”而成为新的“现实”，如今那个旧的“宗法大家庭”以难乎为继，“是否分家”之争已为“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

当此时代，小波所抨击的，仍然主要是维护旧式大家庭的家长，而不是（或主要不是）那种企图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的家长，或者把家产席卷以逃而困子弟于家徒四壁之中的家长。

而后两种家长正是如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应当针对的。

小波的批判现实主义锋芒仍然主要针对“是否分家”之争，而没有涉及“如何分家”之争。当“穷庙富方丈”现象已发展到方丈们公然拆庙建私宅时，数落“庙”的种种流弊自然仍是正确的（而企图恢复旧庙则是荒诞的），但其现实的批判意义则已大打折扣了。

如果说在以文革为背景的《黄金时代》中以上局限尚不是问题，那么在具有前瞻性、以未来为背景的《白银时代》中这一局限就已显露。

由“黄金”而“白银”的命名似乎表明小波认识到乌托邦已黯然失色，然而他“平生不写黑铁时代”（朱正琳语）却表明，他尚未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全部含义。

当然，小波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却不一定对“穷庙”问题有直接体验。他以自己所熟悉的“现实”作为批判对象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并非取决于作品题材，更不能像旧体制下那样，认为只有写某种题材才能表现某种“主义”，但无疑，作为一个关注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至少在宏观上应当察觉这一点：

一个日暮途穷的旧式大家庭中最可能尖锐化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分家的问题，而是怎样分家、即分家方式的公正与否问题。要否分家可能只是嘴皮子上的争论，而分家不公也许会打起来的！

小波过早去世了，若天假以年，相信他会关注这类问题，而不会“平生不写黑铁时代”。何奈天夺英才，留下如许遗憾！

但无论如何，在反乌托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两个方向上，小波仍然走在文坛诸公的前头，他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应当载入史册。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唤后波。

小波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后继者们，你们应当如何？

（本文摘自《共同的底线》。原题目为：《流水前波唤后波 ——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命运》，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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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键：大家好：企业第一要务大家的学历，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大学生，上学信网。企业用人企业负责。

周礼键：大家好：中共的内斗都全面蔓延到中国的全部企业来了，现在中国企业省钱省疯了，中国企业用律师当喉舌的就更疯了，任何撇开是源头企业的问题和责任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不用理第三方，只要第三方第一句话说错，之后全错，没有法理，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只有声音，没有意义，大家只听到很多声音但毫无意义，中国降本增效是这样将本增效的，扣大家合法四大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等于中国政府不尊敬、重视大家，吃里爬外、政策引进欧美人才，不让主体劳动部门给钱（要从源头抓起，都是源头的问题和责任，大家在离职时要这四大钱都是合法合理，一切由企业负责，却中共让中国政府只让税务部门给企业和大家钱，而且是暂行的，随时停掉），等于企业不尊敬、重视大家，反而适得其反、大家都没有劳动力、企业业绩下滑倒闭，现在中国政府始终惦记着提高物价，为企业的收入和中共的税收着想，企业居然还妄想滥用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数的小时工资计算方法，强制废止，在职中如有发生诸如此类扣钱的，可累计到离职时总清算强制拿到差额和足额为止，企业居然还妄想满半天和一天的工作按小时计算工资，特别是这种每天规定工作时间不满8小时的，如常见的7.5小时的，更加妄想，居然给大家签小时的工作时间，其实应该是想让大家签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数的小时工资计算方法，强制反对，强制废止，省钱省疯了，荒谬绝伦，最大的错误，最大的矛盾，工资是第一矛盾（在中国，有些人被中共鬼式电的，则电人（电人、透伤人、玩人、毁人，实属恐怖主义：电暴力、电破坏、电恐吓）插入为第一矛盾,电人赖几十亿年都好不起来的中共的中国政府，电是不长眼的，极速、知想、极力、全时，在中国，谁都有可能被电，搞得全体中国人都是被电挟持做事的，都是电的傀儡，甚至一直电着透伤大家既被煎熬又被短命，还傻瓜一样要电人几十亿年。中共不尊敬、重视大家的生命，大家何以尊敬、重视中共的中国，中共的政府不像政府，一味地用匪术，没有政府的使命和责任，中共潜在一直的电人是中共最大的腐败和不爱国（腐败和不爱作为中国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本体中国人），是最腐败和不爱国的人，中共不腐败和爱国则就是要不腐败和爱中国的一切，包括本体中国人，中共不腐败和爱国则首先就是要不腐败和爱作为中国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本体中国人，而不电人），物价是第二矛盾，工资赖企业，物价赖政府，搞得大家都不团结，大家都没有团队精神，大家都各自为政，大家个个都是独立自主的奸人和领导，浪费大家的口舌，强制拿到足额为止。大家一定要在离职当场确认好正确的工作天数，不能未结而走，拿到足额工资为止再走，否则绝对被扣钱。离职不能拖欠工资。在职拖欠工资，大家都更懒得做事，企业业绩下滑倒闭，政府没有税收收入。

周礼键：大家好：大家是被企业赶走的，特别是在企业连续工作多年的，经济补偿累计有不少，交接手续前、企业约谈叫大家走时一定要提醒企业除支付工资外还要支付经济补偿，企业答应了再进行离职手续，不答应给经济补偿的，强制企业答应为止，强制拿到工资和经济补偿足额为止。

周礼键：大家好：在企业连续工作满一年的，企业未安排带薪年休假的，可累计到离职为止一起计算，加补天数工资，按1天1倍标准强制拿到企业未安排带薪年休假的天数的工资，以及工资和经济补偿为止。

周礼键：大家好：企业超过一个月未交给大家《劳动合同》的，被企业赶走离职时，强制拿到超过一个月未交给大家《劳动合同》产生的多1倍的工资（一个月后的日子累计），以及足额工资，强制拿到足额为止。

周礼键：大家好：大家各自入职都越来越被企业签了更多的入职劳动关系签字，没关系、不要紧，特别是被企业把面试约定的一口价拆分为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结构（违背大家面试时各自表白约定一口价（大家都不是跑业务的，综合工资等于底薪或基本工资，企业不要胡思乱讲，大家说的都只是工资、并且大家都只要工资一项，只一项一价，没有其它项，跑业务的，则另谈提成率，入职后，根据企业业绩，再加年终奖，仅此而已）的意思，以及任何违背大家表白的意思，以及违反法定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签字无效），大家认为，企业要乱扣钱不如文明尽早赶走，也不能野蛮地逼大家不要钱走，要继续利用大家就不允许乱扣钱，工资作为第一矛盾（在中国，有些人被中共鬼式电的，则电人（电人、透伤人、玩人、毁人，实属恐怖主义：电暴力、电破坏、电恐吓）插入为第一矛盾,电人赖几十亿年都好不起来的中共的中国政府，电是不长眼的，极速、知想、极力、全时，在中国，谁都有可能被电，搞得全体中国人都是被电挟持做事的，都是电的傀儡，甚至一直电着透伤大家既被煎熬又被短命，还傻瓜一样要电人几十亿年。中共不尊敬、重视大家的生命，大家何以尊敬、重视中共的中国，中共的政府不像政府，一味地用匪术，没有政府的使命和责任，中共潜在一直的电人是中共最大的腐败和不爱国（腐败和不爱作为中国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本体中国人），是最腐败和不爱国的人，中共不腐败和爱国则就是要不腐败和爱中国的一切，包括本体中国人，中共不腐败和爱国则首先就是要不腐败和爱作为中国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本体中国人，而不电人）更加被中国的劳动部门激化严重、企业黑恶泛滥成灾，大家倒（都能叫来，企业很喜欢乱报警）交给中国的公安部门法办，中国的公安部门必须永久打击企业劳资（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黑恶。

周礼键：大家好：有且只有劳动方面的入职劳动关系签字，只要内容不实际（一纸空文，有文无实，或企业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违反法定的《劳动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如，《劳动合同》绝对是要交给大家接受了才生效），以及违背大家表白的意思、违反法定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违反规则（当天离职、当天办结、当晚搬走，到账搬走、离厂概不负责，顺序：1、企业约谈赶人或大家提出离职；2、同时大家提出主要四大合法钱项或大家提出其它三大合法钱项以及企业主要的曾经克扣大家工资或碰大家身体产生的经济补偿之钱项；3、企业办理交接手续；4、大家签下考勤天数；5、大家分别签下主要合法四大项钱；6、大家稍候总足额到账；7大家回企业宿舍整理搬走属物离厂）、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签字无效，大家当事人被企业赶走，离职时当场以法理、逻辑和道理撕开突破口强制拿到足额（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为止，此离职时大家都提出法定的钱并要定的场景和情境，即合法又合理，大家都绝对不必错误地去浪费时间、金钱与精力去错误地去跑法院，另外，大家也绝不允许对手在法庭上以一大堆签字大狡辩大家，极大浪费大家的时间、金钱与精力和闲情雅致，没的得。

周礼键：大家好：在中国，只能企业等权势去法院告大家、不能大家去法院告企业等权势。

周礼键：大家好：企业第一要务大家的学历，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大学生，上学信网。企业用人企业负责。

周礼键：大家好：总之，入职劳动关系签字，依据企业提出入职签字的内容不实际（一纸空文、有文无实，或企业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违背大家表白的意思、违反法定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违反规则（当天离职、当天办结、当晚搬走，到账搬走、离厂概不负责，顺序：1、企业约谈赶人或大家提出离职；2、同时大家提出主要四大合法钱项或大家提出其它三大合法钱项以及企业主要的曾经克扣大家工资或碰大家身体产生的经济补偿之钱项；3、企业办理交接手续；4、大家签下考勤天数；5、大家分别签下主要合法四大项钱；6、大家稍候总足额到账；7大家回企业宿舍整理搬走属物离厂）、违反法定的《劳动合同》双方各执一份、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签字无效，一般都可以签字，但是，离职签字，大家一定地、绝对地动真格签字，企业提出离职签字涉及损害大家利益的，大家绝对一律不签，企业拖着大家签收法定的主要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大家定时催，十分钟催一次（拖到哪了？），大家还没拿到，人事和财务都不要下班，责任在于企业，当天拿到为止，合法合理，绝不让利（并且大家在离职时分别签收以下主要四项的钱，合法的绝对不会出让的利益主要有：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以及其它利益）。

周礼键：大家好：企业要把发给离职的大家的工资等等法定的钱这件事当成时时刻刻都有业务交易一样重视、热情、积极、抓紧发给大家，当天办结、不能其它或发工资日发离职工资等等法定的钱。

周礼键：大家好：企业不尊敬、重视大家，大家何以尊敬、重视企业，大家都对企业毫无感情，大家都只懂得独立自主、各自为政、明哲保身、中饱私囊、一味地吃企业的钱。企业尊敬、重视大家，唯一的途径就只是多给大家钱。既然中共和中国的企业都好不起来了，大家就不要客气了，离职时大家当场要定拿到法定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以及其它利益）。其实，这四大法定的钱，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都只是皮毛而已，而中共和中国的企业就是越来越想不开、越来越黑恶。

周礼键：大家好：企业不尊敬、重视大家，表现为：1、企业没有提供住宿；2、企业没有提供免费住宿；3、企业没有提供食堂；4、企业没有提供免费三餐；5、企业有提供免费住宿但没有免去一部分的水、电度数，即超额部分收费；6、企业有提供免费三餐但都是辣味，即不清淡补；7、企业收取免费住宿的水、电费，但水、电单价和每月使用度数没有公开；8、签未填空的《劳动合同》；9、签填非大家面试时各自表白约定一口价的《劳动合同》或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10、签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损害大家利益的《劳动合同》或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11、签内容不实际（一纸空文，有文无实，或企业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合同》或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12、签违背大家表白的意思的《劳动合同》或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13、签违反法定的钱的《劳动合同》或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

14、签违反规则的《劳动合同》或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

15、签违反法定的《劳动合同》双方各执一份的合同（含协议等等所有签字的文书）；

16、企业让大家兼做行政工作；

17、企业在大家试用期、未转正时轻视、敌对大家；

18、企业在大家试用期、未转正时不是自然而然的问题，而是人为地弄出问题让大家解决，或本身就没有问题而骗大家去折腾，恶意地试探大家的能力；

19、大家入职后，入职时企业答应大家的条件，企业反悔兑现；

20、大家入职一个月内未收到企业的《劳动合同》；

21、企业按签的不实际的内容，每月克扣大家的工资；

22、企业未按大家面试时各自表白约定一口价作为工资基数计算工资，每月克扣大家的工资；

23、企业不给大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的钱；

24、离职时，企业手续违反规则；

25、离职时，企业不给：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的钱。

大家好：入职后，企业克扣大家的钱和企业不给大家法定的钱就是黑恶，企业不给大家法定的钱反而报公安黑恶有加，企业不给大家法定的钱反而敢碰大家的身体则黑恶一等，中国的公安反对、押走、铐走大家则黑恶至极。离职时大家当场要定拿到法定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而不是大家离职了还想到有什么钱项没拿回来拿钱，所以大家合法合理，理所当然，当仁不让，完全正确，中国的公安都必须永久支持大家地说，从现场真实得知大家都是还没有离职，也就是大家离职时当场要定拿到法定的钱的情况，都是企业的问题和责任，企业不要拨打报警电话，你们好好谈，别企业碰、打大家，否则中国的公安法办企业。

周礼键：大家好：企业不给法定的钱，叫律师等等第三方当喉舌来捣乱，任何撇开是源头企业的问题和责任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不用理第三方，只要第三方第一句话说错，之后全错，没有法理，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只有声音，没有意义，大家只听到很多声音但毫无意义。企业不给法定的钱，打报警电话叫公安来，大家说：黑恶交通费100元，企业碰、打大家，大家说：抓着座位坐椅柄坐着不动、哎吆，被企业吓倒在地，大家说：黑恶费几百至上千元、甚至至几千元、上万元不等，公安来了，公安说：叫大家找劳动部门，不行再找法院，大家说：政务实在不可信，大家都恨铁不成钢，以往大家都能得到企业主动给大家分别签收的法定的钱，现在劳动部门叫企业不要主动给法定的钱，大家离职时要求也不给，所以大家都必须离职时合法合理地亲自拿到法定的钱为止再离厂，公安说：但大家影响公司了，有治安问题，大家说：任何事情都要从源头抓起，都是企业的问题和责任，大家都没有错，治安问题只有企业才做的出来，企业劳资治安问题，大家都要倒交给公安法办，公安说，再不听话就把大家带走，大家说：黑恶交通费100元，公安说：公安刷空气、大家一巴掌，大家说：合法合理、言论自由，不能电人本体，公安说：真把大家带走了，大家说：大家也对公安恨铁不成钢，不走，抓着座位坐椅柄坐着不动、哎吆，被公安吓倒在地，公安说：公安要押走、铐走大家了，大家说：黑恶交通费100元，一个巴掌拍不响，企业是罪魁祸首，公安坚持要带走，都要带走，公安说：真把大家调虎离山，企业也一起跟公安走，大家说：黑恶交通费100元结了再回企业，公安说：大家的黑恶交通费100元结了，大家都可以回去了，大家说：又到企业门口了，如果大门开着，首先顺着进去看能不能让进去来继续向企业拿到法定的钱，不能进去，则大家在门口高亢地叫：发钱，发钱，发钱，……。直到企业肯让大家进去了结此事，或企业再次报警公安到来，大家说：黑恶交通费100元，又到公安拿到100元又回到企业，叫企业给法定的钱，大家都是要定的，如此循环。公安多次过来企业捣乱带大家走的黑恶、以及几十亿年电人的黑恶恐怖主义，小心公安的车的所有玻璃都被大家的够大的鹅卵石两秒钟就砸完一次。其间，企业碰、打大家的，则提交给公安法办，企业需交给大家黑恶费几百至上千元、甚至至几千元、上万元不等。大家说：大家终于倒逼企业的黑恶和公安的黑恶、恐怖主义拿到了劳动法定的钱、以及中国的公安终于永远不再电人了，都把大家永远从系统中删除，不再自动追踪大家，大家没有了电反应，大家轻松自在享受地回到企业宿舍整理搬走属物离厂！！！

周礼键：大家好：大家说：中国的公安电人让大家无法打工赚钱，大家就砸了所有中国公安的车，吃中国政府的饭，让中国的公安告大家坐牢，大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着退休的生活，然后大家出狱，公安电人又让大家无法打工赚钱，大家就又砸了所有中国公安的车，又吃中国政府的饭，又让中国的公安告大家坐牢，大家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又过着退休的生活，如此循环，公安说：不成立！电人是公安违法犯罪的天职，电人是公安地道的恐怖主义犯罪，公安电人不要承担责任，公安抓大家会威胁大家、打大家，逼大家认罪，大家说：当然，大家都知道谁是谁非，大家都坚决不会认罪签字，大家都懂得倒地睡觉，免得大家站起来比公安高，公安揍大家一顿，公安说：大家都没有错，所以公安告不成大家，大家一直砸公安的车，公安会把大家打得半死，公安火起来会直接电死大家，公安不会因为大家砸公安的车倒逼公安而不电人，这很显然，除非公安本身也无法生存。

周礼键：大家好：总之，从中共的历史脉络和轨迹来看（主要有：毛文革、中共自己要疯狂创办企业、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1994年起中共开始电人、现代中共纯粹的法院观），大家都很清楚中共的为人（国务院行政法规就是中共执法的合规性和自觉性的唯一标准）：没有执法能力、不执法、要电人、纯粹法院观、大吹大擂、与中共共存亡、永续下去。

周礼键：大家好：从公元2020年起，工企战就正式打响了，且只战于离职中，且为永久性的攻坚战，且国务院行政法规就是中共执法的合规性和自觉性的唯一标准，且企业HR只有权办理交接手续和考勤手续，无权办理算钱，且企业财务才有权办理算钱、发钱。

周礼键：大家好：现在大家发布工企战最佳实践：企业叫谈大家离职或大家依法详细书面通知（关键内容为：企业需支付给大家的工资及其它法定的钱的明细及总额，以及大家在提前30天书面通知企业的情况下的补充：如果企业同意大家于当天离职，则当天就办结离职）企业大家离职，大家提出企业需支付的法定的钱的项目，以及离职当天就要结掉，大家只向企业说一声，企业有什么反响大家都不说话、不吵，双方确定了离职时间后大家就开始算好有多少工资及其它法定的钱，随后大家在离职当天下午上班后不久就向企业提出让大家开始办理交接手续（大家把鞋帽服类用品脱下还给企业，不让企业收费）和考勤手续，企业把大家签核的考勤交给财务，稍后财务仅仅只拿着工资条让大家签，大家说：“法定的钱要一齐拿来一起分别签，我才签。”，财务说：“不签，我就拿回去了。”，好，此时大家都知道要坐阵财务室拿定所有法定的钱了。另外，大家还要在离下班时间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前就要坐进财务室坐阵，大家把“不要拖，还有法定的钱要签收。”写好在白纸上，大家坐阵财务室，找一把带两侧手柄的椅子坐下抓着手柄，大家拿着纸播音：“不要拖，还有法定的钱要签收。”，财务求助HR，HR报警叫公安来，大家收起播音纸警觉地抓着座椅手柄，公安来了，还有企业的人，大家说：“胆敢碰我，要定黑恶费（黑恶是违法的、故意的，不是意外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不要上医院医疗取得医疗费证明就完全可直接向黑恶份子要定黑恶费）几百上千元上万元，黑恶交通费100元，黑恶眼镜费几百元，黑恶手机费几千元，黑恶衣裤费几百元等等……，且到你公安那里我就可以大胆放开同样以播音方式向企业叫嚣要黑恶诸费。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拿到底，拿到为止。你真要带走人，首先要把企业带走，碰我和把我带走就真实地产生了赔偿金。另外，我要提醒你，在我未签钱的情况下，让企业单方面地只把工资发掉，但实际我仍处于离职中，我将继续展开工企战，向企业拿到所有法定的钱为止。我不能够承担任何风险，要确认到账了我才能走。”，公安说：“你要去找劳动部门。”，大家说：“我是在离职前当场要定法定的钱，而不是离职后，我又想到有其它哪些钱项没有拿再来拿，所以无需找劳动部门，再说，劳动部门跟我没关系，它没有欠我的钱，我不能找它，谁欠我钱，我找谁，拿到为止，并且我不能够承担任何风险，要确认到账了我才能走。”，公安说：“拿出你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大家说：“只能向坏人要身份证。”，如果公安和企业还有其它乱七八糟的话，大家说：“我只听到很多声音，没有意义，我已经说明了。（只说一次，不再多语）”，公安考虑了一下，决定叫企业拟一式两份的解除劳动合同和支付法定的钱的协议并给足大家法定的钱。大家审核协议不能有损害大家利益的字眼，如有损害大家利益的字眼的，则用笔划掉或补充到可行，再叫企业再编辑打印出来签字，财务做出所有法定的钱的项目打印出来，大家对好账并分别签字，大家稍候确认总额到账后再起身离开企业。一次工企战到此完毕！

周礼键：大家好：在工企战的整个过程当中，同样的话大家只说一两次，大家不多说、不多吵。大家不能只懂得口口声声说有法定的钱，还要记住或懂得有法定的钱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大概原文，且还要记住和懂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签字无效性，即依然按法律法规规定有法定的钱拿，以便有的放矢，且只说一两次。国务院行政法规就是中共执法的合规性和自觉性的唯一标准。大家拿企业黑恶诸费的办法依然是播音式，只是到了公安那里就可以大胆放开叫嚣。大家被碰或被公安调离企业，则企业就真实地违反了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就产生了赔偿金。另外，在大家未签钱的情况下企业就单方面地只把工资发掉，但实际大家仍处于离职中，大家继续展开工企战，向企业拿到所有法定的钱为止。这样，大家就可以拿这笔钱来冲销物价和求职成本，何乐而不为呢？赶快行动吧！

周礼键：大家好：附注：法定的钱：1、及时足额工资（且法定按劳分配，即有做有得）或大家以企业未一月一发工资或克扣工资为由向企业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产生的经济补偿；2、足额经济补偿或产生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替代经济补偿；3、足额按一天一倍的企业未安排大家带薪年休假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或产生的按本带薪年休假工资标准的一倍加付赔偿金；4、足额企业一个月内未交给大家首签的《劳动合同》或企业未在《劳动合同》期满之前交给大家续签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加付一倍的工资。

[stevenqiu6692-blog]

，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

5月15日，由鸿海旗下三创规划的台北信息园区，终于正式开幕了，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只是，这个由三创在前任市长郝龙斌任内得标取得经营权的BOT案，一路风波不断，主要质疑来自于柯文哲领军的新任市府团队。在开幕当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市府一级团队也全部缺席，独留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一人面对满场媒体，感受不到柯市长口中说的温馨祝福。

从一月至今，台北信息园区许多来自市府与外界认定的争议，除了LED外墙、空桥施工的完善；八楼到十二楼的营业变更；还隐藏着旧有光华商场商家，对台北信息园区可能抢生意的种种不满。另外，店面租金到底怎么收才合理？也是质疑焦点。

企业承包BOT案，一切合法是绝对应该，但是问题只在抓弊？如此就可以让逐渐衰微的八德商圈，业绩起死回生，人潮重新涌进？

要回答三创该怎么经营，市府该怎么管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这些年，做3C产品销售生意业者面对的真实冲击。

笔者周边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做手机与周边产品销售生意的小老板。第一个朋友，是个五年级生，当初看好手机周边配件，代理一些国外的设计精品耳机、手机壳。他待过科技公司，也懂写部落格作宣传，但是通路主力放在实体店面，因为他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好的地段才有人潮，有人潮才会有钱潮，哪怕把家里房子抵押借贷款，他都要选各县市的一级地段店面来拚。

可惜，原来代理的国外品牌，出现低价山寨品竞争，肯花高价买正货的人变少，业绩下滑。他不肯放弃，为了防山寨，他索性直接请设计师，打造本店专属的高价精品；另外还把几个小店面收掉，集中火力在台北一级地段经营。无奈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回收，家里有小孩要养，贷款仍不知道何时能缴清。

另一个朋友是七年级生。念大学的时候，他看了贾伯斯的iPhone发表会，感动得不得了，总想成为第一个拿到新款iPhone的人，甚至愿意跑去国外买水货。为了筹旅费，他在网上结交和他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帮大家代购水货。慢慢地，他巩固了一小群，每年愿意花两倍原价抢iPhone的高收入客层，却发现带水货的对手多了，又继续挖掘客户的需求，帮忙客制手机壳等专属服务，收费也更贵。结果一个几乎从零成本开始的事业，收入愈来愈多，利润也愈来愈高。

这两个朋友的故事，说明了什么？电商时代来临，实体店面只能等死？错！ 一个做电商超过十年的老鸟曾经对我说过，真不懂，每个月网上倒店的商家一样非常多，许多人还是以为只要把东西放在网上卖，就会改变，他们欠缺的，其实是想象力。

成功的那位七年级生，的确赢在想象力，网络是能够提供灵感的地方，但是他能从中看到有未来性的生意该怎么做，社群在想什么？一路从卖水货升级到设计服务。失败的五年级生，明明也打造了高级设计精品，问题是没抓到新的社群需求，店面不是重点。

回头来看八德商圈的发展，该怎么做？想象力可以到哪里，更加重要。光华新天地店家，一直坚持空桥施工问题，原因是认为空桥才能把人潮从信息园区导引到那里去。可以看出来，想象力就是停在传统模式，只知道地段和人潮。其专利翻译实，这个年代掌握社群的心才重要。

柯市长当初当选，是以坚持小市民的正义出发，在三创的议题上，指出三创盖一栋，会让旁边全军覆没，颇有代替小商家对抗大企业的意味，殊不知，现在是实体店面不创新，就会被跨界的新秀小网站、小公司侵吞的年代，美国许多老百货公司，都传出经营危机。只想到敌人就在隔壁，想象力也很有限。专利翻译

而看到三创对于台北信息园区的规划，亲子馆有分众概念清楚的儿童书店、影音馆则标榜千万等级的剧院音响；华硕等科技品牌，则大多拿出顶级、甚至概念型商品，很明显是想吸引不一样的客层。 5月15日，由鸿海旗下三创规划的台北信息园区，终于正式开幕了，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只是，这个由三创在前任市长专利翻译龙斌任内得标取得经营权的BOT案，一路风波不断，主要质疑来自于柯文哲领军的新任市府团队。在开幕当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市府一级团队也全部缺席，独留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一人面对满场媒体，感受不到柯市长口中说的温馨祝福。专利翻译从一月至今，台北信息园区许多来自市府与外界认定的争议，除了LED外墙、空桥施工的完善；八楼到十二楼的营业变更；还隐藏着旧有光华商场商家，对台北信息园区可能抢生意的种种不满。另外，店面租金到底怎么收才合理？也是质疑焦点。

企业承包BOT案，一切合法是绝对应该，但是问专利翻译题只在抓弊？如此就可以让逐渐衰微的八德商圈，业绩起死回生，人潮重新涌进？

要回答三创该怎么经营，市府该怎么管专利翻译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这些年，做3C产品销售生意业者面对的真实冲击。

笔者周边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做手机与周边产品销售生意的小老板。第一个朋友，是个五年级生，当初看好手机周边配件，代理一些国外的设计精品耳机���手机壳。他待过科技公司，也懂写部落格作宣传，但是通路主力放在专利翻译实体店面，因为他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好的地段才有人潮，有人潮才会有钱潮，哪怕把家里房子抵押借贷款，他都要选各县市的一级地段店面来拚。

可惜，原来代理的国外品牌，出现专利翻译低价山寨品竞争，肯花高价买正货的人变少，业绩下滑。他不肯放弃，为了防山寨，他索性直接请设计师，打造本店专属的高价精品；另外还把几个小店面收掉，集中火力在台北一级地段经营。无专利翻译奈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回收，家里有小孩要养，贷款仍不知道何时能缴清。

另一个朋友是七年级生。念大学的时候，他看了贾伯斯的iPhone发表会，感动得不得了，总想成为第一个拿到新款iPhone的人，甚至愿意跑去国外买水货。为了筹旅费，他在网上结交和他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帮大家代购水货。慢慢地，他巩固了一小群，每年愿意花两倍原价抢iPhone的高收入客层，却发现带水货的对专利翻译手多了，又继续挖掘客户的需求，帮忙客制手机壳等专属服务，收费也更贵。结果一个几乎从零成本开始的事业，收入愈来愈多，利润也愈来愈高。

这两个朋友的故事，说明了什么？电商时代专利翻译来临，实体店面只能等死？错！ 一个做电商超过十年的老鸟曾经对我说过，真不懂，每个月网上倒店的商家一样非常多，许多人还是以为只要把东西放在网上卖，就会改变，他们欠缺的，其实是想象力。

成功的那位七年级生，的确赢在想象力，网络是能专利翻译够提供灵感的地方，但是他能从中看到有未来性的生意该怎么做，社群在专利翻译想什么？一路从卖水货升级到设计服务。失败的五年级生，明明也打造了高级设计精品，问题是没抓到新的社群需求，店面不是重点。

回头来看八德商圈的发展，该怎么做？想象力可以到哪里，更加重要。光华新天地店家，一直坚持空桥施工问题，原因是认为空桥才能把人潮从信息园区导引到那里去。可以看出来，想象力就是停在传统模式，只知道地段和人潮专利翻译。其实，这个年代掌握社群的心才重要。

柯市长当初当选，是以坚持小市民的正义出发，在三创的议题上，指出三创盖一栋，会让旁边全军覆没，颇有代替小商家对抗大企业的意味，殊不知，现在是实体店面不创新，就会被跨界的新秀小网站、小公司侵吞的年代，专利翻译美国许多老百货公司，都传出经营危机。只想到敌人就在隔壁，想象力也很有限。

而看到三创对于台北信息园区的规划，亲子馆有专利翻译分众概念清楚的儿童书店、影音馆则标榜千万等级的剧院音响；华硕等科技品牌，则大多拿出顶级、甚至概念型商品，很明显是想吸引不一样的客层。 5月15日，由鸿海旗下三创规划的台北信息园区，终于正式开幕了，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只是，这个由三创在前任专利翻译市长郝龙斌任内得标取得经营权的BOT案，一路风波不断，主要质疑来自于柯文哲领军的新任市府团队。在开幕当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市府一级团队也全部缺席，独留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一人面对满场媒体，感受不到柯市长口中说的温馨祝福。

从一月至今，台北信息园区许多来自市府与专利翻译外界认定的争议，除了LED外墙、空桥施工的完善；八楼到十二楼的营业变更；还隐藏着旧有光华商场商家，对台北信息园区可能抢生意的种种不满。另外，店面租金到底怎么收才合理？也是质疑焦点。

企业承包BOT案，一切合法是绝对应该，但是问题只在抓弊？如此就可以让逐渐衰微的八德商圈，业绩起死回生，人潮重新涌进？专利翻译

要回答三创该怎么经营，市府该怎么管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这些年，做3C产品销售生意业者面对的真实冲击。专利翻译

笔者周边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做手机与周边产品销售生意的小老板。第一个朋友，是个五年级生，当初看好手机周边配件，代理一些国外的设计精品耳机、手机壳。他待过科技公司，也懂写部落格作宣传，但是通路主力放在实体店面，因为他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好的地段才有人潮，有人潮才会有钱潮，哪怕专利翻译把家里房子抵押借贷款，他都要选各县市的一级地段店面来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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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朋友是七年级生。念大学的时候，他看了贾伯斯的iPhone发表会，感动得不得了，总想成为第一个拿到新款iPhone的人，甚至愿专利翻译意跑去国外买水货。为了筹旅费，他在网上结交和他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帮大家代购水货。慢慢地，他巩固了一小群，每年愿意花两倍原价抢iPhone的高收入客层，却发现带水货的对手多了，又继续挖掘客户的需求，帮忙客制手机壳等专属服务，收费也更贵。结果一个几乎从零专利翻译成本开始的事业，收入愈来愈多，利润也愈来愈高。

这两个朋友的故事，说明了什么？电商时专利翻译代来临，实体店面只能等死？错！ 一个做电商超过十年的老鸟曾经对我说过，真不懂，每个月网上倒店的商家一样非常多，许多人还是以为只要把东西放在网上卖，就会改变，他们欠缺专利翻译的，其实是想象力。

成功的那位七年级生，的确赢在想象力，网络是能够提供灵感的地方，但是他能从中看到有未来性的生意该怎么做，社群在想什么？一路从卖水货升级到设计服务。失败的五年级生，明明也打造了高级设计精品，问题是没专利翻译抓到新的社群需求，店面不是重点。

回头来看八德商圈的发展，该怎么做？想象力可以到哪里，更加重要。光华新天地店家，一直坚持空桥施工问题，原因是认为空桥才专利翻译能把人潮从信息园区导引到那里去。可以看出来，想象力就是停在传统模式，只知道地段和人潮。其实，这个年代掌握社群的心才重要。

柯市长当初当选，是以坚持小市民的正义出发，在三创的议题上，指出三创盖一栋，会让旁边全军覆没，颇有代替小商家专利翻译对抗大企业的意味，殊不知，现在是实体店面不创新，就会被跨界的新秀小网站、小公司侵吞的年代，美国许多老百货公司，都传出经营危机。只想到敌人就在隔壁，想象专利翻译也很有限。

而看到三创对于台北信息园区的规划，亲子馆有分众概念清楚的儿童书店、影音馆则标榜千万等级的剧院音响专利翻译；华硕等科技品牌，则大多拿出顶级、甚至概念型商品，很明显是想吸引不一样的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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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一周，松烟文创园区的合约争议专利翻译话题，让已经离开官场四年多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前文化局长李永萍深感是非黑白被严重扭曲。

  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她选择积极站出来，频繁接受电视与平面媒体访问，希望用她长期参与推动台北文化建设专利翻译的经验，还原事实真相。

  一向直言敢言的她，最近被气到食不下厌，也好几天没睡好，一个星期瘦了2、3公斤。

  让她忿忿难平的开端，是上专利翻译周她人在国外时，突然得知台北市政府顾问洪智坤在脸书上PO文，指她在担任郝市府文化局长时，针对松烟BOT案，在短短1小时15分内，突然调降权利金从15亿到12亿。

  对此指控，她立刻反驳这是张专利翻译冠李戴。

  接下来，5月8日柯市府的廉政专利翻译委员会开会前，有媒体报导指出，李永萍在过程中让利台北文创，可能会建议将她移送监察院。到了当天晚上却又出现转折，当晚柯文哲与富邦董事长蔡明忠、诚品大股东童子贤私下见面后表示，松烟案两周内可望落幕。

  这「结局」让李永萍更是愤愤难消，飙骂柯市府是「穿着白道的衣服，干的却是流氓行径。」

  她在11日的电台节目中表示，柯专利翻译市府用政治抹黑的手法，把前人抹得一文不值，结果落幕方案出来，「有任何弊案吗？」那为什么柯文哲要敲锣打鼓形容成「弊案」？她直指柯市府是「土豪柯」。

  这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频频透专利翻译过简讯安慰她，她则一再回复朋友们，「我不会有司法问题，但名誉会受损。」为了自己的名誉，及松烟案的是非黑白问题，她无法保持沉默，而是选择积极说明。

  分析这一周来，李永萍为什么会这么专利翻译气？发言愈来愈直接？

  不少文化圈内人分析，其实她是最有资格说，「松烟文创是我的孩子」的人之一。一路走来，说她是最了解松烟文创专利翻译成立过程的人士之一，没有人会反对。

  李永萍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立法委专利翻译员选举的原因，就是为了文创。

  2002年时，她第一次参选立委，专利翻译起心动念就是为了争取将当年被画为立法院新院址预定地的华山文创园区基地能保留下来。

  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李永萍深爱剧专利翻译场艺术，投入多年，大四即创办环墟剧场，掀起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后来赴美国就读纽约大学新闻硕士，回台湾后从事电视媒体工作。即便之后参与政治，仍难忘情文化事业。

  当选立委后，她在任内和几个跨党专利��译派关心文化的立委合作，把立法院预定地案打消，删除240亿预算，再让文建会编列7.5亿，修缮华山的古迹。

  2006年底，华山文创园区的修缮工程接近尾声，准备启动OT模式，让民间企业接手经营时，李永萍已被钦点到北市专利翻译府担任文化局长。

  她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到腹地比华专利翻译山大的松烟视察。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当年已经废弃十多年，一打开门，里面全是流浪狗、垃圾，以及倾颓的梁柱，「原来老天爷赋予我的新任务，就是松烟，」她当时心里不禁想着。

  经过调查研究才发现，过去北市文专利翻译化局规划的松烟BOT案，要民间业者既盖大楼，又要修古迹，可说困难重重，没人敢接手，才会数度流标，松烟这个北市精华区也因此闲专利翻译置了15年。

  以她过去推动过华山的经验，她深切知道修复古迹是个复杂工程，是让多数民间企业不敢尝试松烟BOT专利翻译的主因。到底要花10亿修复松山老烟厂、还是更多，许多企业算不准。

  因此李永萍任内决定把企业容易理解、财务试算很清楚的新盖大楼BOT出去，让企业支付的权利金，放到新专利翻译成立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成为文化局修缮古迹的经费。

  于是，松烟古迹区只花四亿修缮完成，修得又快又有效率，剩下的钱还能拿来修缮台北市其他古迹、补贴有专利翻译潜力的文创品牌，甚至是年轻人在松烟办的毕业特展等。

  「这是很棒的两轮机制，」李永萍说。

  这样的机制设计，还让李永萍在2009年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表扬，甚至还吸引不少国际人士过去专利翻译几年纷纷来观摩学习。

  只是，最近几个月来，「原本一个大政绩，却被栽赃成弊案，」她摇头说自己真是情何以堪！

  针对最近几个月来的松烟讨论，李永专利翻译萍的几个响应与说明如下：

  一、没有图利厂商，调降权利金是为提高投标诱因

  李永萍说明，2007年12月松烟招标时，已是陈水扁执政末期，外资与产业界普遍看坏景气，上网公告4个月专利翻译都没有人领标。再加上先前已数度流标，为增加投标诱因，才把开发权利金调降了3亿。况且当时此案还在网上公告阶段，根本不晓得哪些业者来投标，如何图利特定厂商？更何况台北文创公司是在两年后才成立，时间点完全不同，两件事专利翻译根本是张冠李戴。

  「为了要让这个孩子顺利出生，我们让了一点，但我没有图利任何人，因为决定的时候，距离投标截止还有半年专利翻译，」李永萍提高声量说。

  二、柯市府若目前对合约有专利翻译意见，根据BOT合约，本来就可以随时讨论、重新议约，为什么要把当年的事情打成弊案？

  李永萍指出，「促参法」的精神就是公、民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合约赋予甲、乙两方，可依当时经济情况的改变，再行协商，另订条件，「景气不好，政府就协助一点，景气好时，企业就多贡专利翻译献一点，这是BOT的常轨，」李永萍解释，本来BOT案就是不断修约的过程，不能老骂她当年标案设计不好，合约签不好等等。

  三、郝市府时代已经成功多要专利翻译了6亿多，为什么柯市府不说明？

  李永萍指出，BOT的精神就是可以客观环境改变而重新议约。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在任八年的转折为例说明，专利翻译当2014年景气回温时，郝市府依照合约精神，要求富邦多支付4.5亿回馈金，并负担原应由市府缴纳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营业税1.57亿。

  当时，「在既没骂人、也不抹黑的情况下，郝市府就成功进帐6亿，相较之下，柯P团队把前人打成这样，结果只专利翻译拿到诚品年回馈金6百万，还沾沾自喜说争议有解。」

  四、松烟文创园区不能只看新盖好的商业大楼，而应从完整产业链思考

  面对北市都发局长林洲民在脸书上指称「2005到2015的台北假文创园区」之说，李永萍回应反击，当初松烟园专利翻译区是一整个配套规划，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从整个园区思考，而只把焦点集中在那商业大楼，才会产生错误期待。

  富邦聘请日本建筑大师伊东豊雄来设计的商业大楼，造价昂贵，本来这栋楼扮演的就是金鸡母角色，然后政府把BO专利翻译T的收益，挹注扶植进驻在古迹区内刚刚起步、没有获利能力的本土原创文创。

  但是大家目前却把焦点放在这栋专利翻译新大楼内有什么本土原创文创进驻，根本就是放错焦点。

  最近这一周，松烟文创园区的合约争议话题，让已经离开官场四年多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前文化局长李永萍深感专利翻译是非黑白被严重扭曲。

  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她选择积极站出来，频繁接受电视与平面媒体访问，希望用她长期参与推动台北文化建设的经验，还原事实真相。

  一向直言敢言的她，最近被气到食不下厌，也好几天没睡好，一个星期瘦了2、3公斤。

  让她忿忿难平的开端，是上专利翻译周她人在国外时，突然得知台北市政府顾问洪智坤在脸书上PO文，指她在担任郝市府文化局长时，针对松烟BOT案，在短短1小时15分内，突然调降权利金从15亿到12亿。

  对此指控，她立刻反驳这是张冠专利翻译李戴。

  接下来，5月8日柯市府的廉政委员会开会前，有媒体报导指出，李永萍在过程中让利台北文创，可能会建议将她移送专利翻译监察院。到了当天晚上却又出现转折，当晚柯文哲与富邦董事长蔡明忠、诚品大股东童子贤私下见面后表示，松烟案两周内可望落幕。

  这「结局」让李永萍更是愤愤难消，飙骂柯市府是「穿着白道的衣服，干的却是流氓行径。」

  她在11日的电台节目中表示，柯市府用政治抹黑的手法，把前人抹得一文不值，结果落幕方案出来，「有任何弊案专利翻译吗？」那为什么柯文哲要敲锣打鼓形容成「弊案」？她直指柯市府是「土豪柯」。

  这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频频透过简讯安慰她，她则一再回复朋友们，「我不会有司法问题，但名誉会受损。」为了自己的名誉，及松烟案的是非黑白问题，她无法保持沉默，而是选择积极说明。

  分析这一周来，李永萍为什么会这么气？发言愈来愈直接？

  不少文化圈内人分析，其实她是最有资格说，「松烟文创是我的孩子」的人之一。一路走来，说她是最了解松烟文创成立过程的人士之一，没有人会反对。

  李永萍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立法委员选举的原因，就是为了文创。

  2002年时，她第一次参选立委，起心动念就是为了争取将当年被画为立法院新院址预定地的华山文创园区基地能保留下来。

  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李永萍深爱剧场艺术，投入多年，大四即创办环墟剧场，掀起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后来赴美国就读纽约大学新闻硕士，回台湾后从事电视媒体工作。即便之后参与政治，仍难忘情文化事业。

  当选立委后，她在任内和几个跨党派关心文化的立委合作，把立法院预定地案打消，删除240亿预算，再让文建会编列7.5亿，修缮华山的古迹。

  2006年底，华山文创园区的修缮工程接近尾声，准备启动OT模式，让民间企业接手经营时，李永萍已被钦点到北市府担任文化局长。

  她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到腹地比华山大的松烟视察。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当年已经废弃十多年，一打开门，里面全是流浪狗、垃圾，以及倾颓的梁柱，「原来老天爷赋予我的新任务，就是松烟，」她当时心里不禁想着。

  经过调查研究才发现，过去北市文化局规划的松烟BOT案，要民间业者既盖大楼，又要修古迹，可说困难重重，没人敢接手，才会数度流标，松烟这个北市精华区也因此闲置了15年。

  以她过去推动过华山的经验，她深切知道修复古迹是个复杂工程，是让多数民间企业不敢尝试松烟BOT的主因。到底要花10亿修复松山老烟厂、还是更多，许多企业算不准。

  因此李永萍任内决定把企业容易理解、财务试算很清楚的新盖大楼BOT出去，让企业支付的权利金，放到新成立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成为文化局修缮古迹的经费。

  于是，松烟古迹区只花四亿修缮完成，修得又快又有效率，剩下的钱还能拿来修缮台北市其他古迹、补贴有潜力的文创品牌，甚至是年轻人在松烟办的毕业特展等。

  「这是很棒的两轮机制，」李永萍说。

  这样的机制设计，还让李永萍在2009年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表扬，甚至还吸引不少国际人士过去几年纷纷来观摩学习。

  只是，最近几个月来，「原本一个大政绩，却被栽赃成弊案，」她摇头说自己真是情何以堪！

  针对最近几个月来的松烟讨论，李永萍的几个响应与说明如下：

  一、没有图利厂商，调降权利金是为提高投标诱因

  李永萍说明，2007年12月松烟招标时，已是陈水扁执政末期，外资与产业界普遍看坏景气，上网公告4个月都没有人领标。再加上先前已数度流标，为增加投标诱因，才把开发权利金调降了3亿。况且当时此案还在网上公告阶段，根本不晓得哪些业者来投标，如何图利特定厂商？更何况台北文创公司是在两年后才成立，时间点完全不同，两件事根本是张冠李戴。

  「为了要让这个孩子顺利出生，我们让了一点，但我没有图利任何人，因为决定的时候，距离投标截止还有半年，」李永萍提高声量说。

  二、柯市府若目前对合约有意见，根据BOT合约，本来就可以随时讨论、重新议约，为什么要把当年的事情打成弊案？

  李永萍指出，「促参法」的精神就是公、民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合约赋予甲、乙两方，可依当时经济情况的改变，再行协商，另订条件，「景气不好，政府就协助一点，景气好时，企业就多贡献一点，这是BOT的常轨，」李永萍解释，本来BOT案就是不断修约的过程，不能老骂她当年标案设计不好，合约签不好等等。

  三、郝市府时代已经成功多要了6亿多，为什么柯市府不说明？

  李永萍指出，BOT的精神就是可以客观环境改变而重新议约。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在任八年的转折为例说明，当2014年景气回温时，郝市府依照合约精神，要求富邦多支付4.5亿回馈金，并负担原应由市府缴纳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营业税1.57亿。

  当时，「在既没骂人、也不抹黑的情况下，郝市府就成功进帐6亿，相较之下，柯P团队把前人打成这样，结果只拿到诚品年回馈金6百万，还沾沾自喜说争议有解。」

  四、松烟文创园区不能只看新盖好的商业大楼，而应从完整产业链思考

  面对北市都发局长林洲民在脸书上指称「2005到2015的台北假文创园区」之说，李永萍回应反击，当初松烟园区是一整个配套规划，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从整个园区思考，而只把焦点集中在那商业大楼，才会产生错误期待。

  富邦聘请日本建筑大师伊东豊雄来设计的商业大楼，造价昂贵，本来这栋楼扮演的就是金鸡母角色，然后政府把BOT的收益，挹注扶植进驻在古迹区内刚刚起步、没有获利能力的本土原创文创。

  但是大家目前却把焦点放在这栋新大楼内有什么本土原创文创进驻，根本就是放错焦点。

[stevenqiu6691-blog]

，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

5月15日，由鸿海旗下三创规划的台北信息园区，终于正式开幕了，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只是，这个由三创在前任市长郝龙斌任内得标取得经营权的BOT案，一路风波不断，主要质疑来自于柯文哲领军的新任市府团队。在开幕当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市府一级团队也全部缺席，独留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一人面对满场媒体，感受不到柯市长口中说的温馨祝福。

从一月至今，台北信息园区许多来自市府与外界认定的争议，除了LED外墙、空桥施工的完善；八楼到十二楼的营业变更；还隐藏着旧有光华商场商家，对台北信息园区可能抢生意的种种不满。另外，店面租金到底怎么收才合理？也是质疑焦点。

企业承包BOT案，一切合法是绝对应该，但是问题只在抓弊？如此就可以让逐渐衰微的八德商圈，业绩起死回生，人潮重新涌进？

要回答三创该怎么经营，市府该怎么管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这些年，做3C产品销售生意业者面对的真实冲击。

笔者周边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做手机与周边产品销售生意的小老板。第一个朋友，是个五年级生，当初看好手机周边配件，代理一些国外的设计精品耳机、手机壳。他待过科技公司，也懂写部落格作宣传，但是通路主力放在实体店面，因为他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好的地段才有人潮，有人潮才会有钱潮，哪怕把家里房子抵押借贷款，他都要选各县市的一级地段店面来拚。

可惜，原来代理的国外品牌，出现低价山寨品竞争，肯花高价买正货的人变少，业绩下滑。他不肯放弃，为了防山寨，他索性直接请设计师，打造本店专属的高价精品；另外还把几个小店面收掉，集中火力在台北一级地段经营。无奈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回收，家里有小孩要养，贷款仍不知道何时能缴清。

另一个朋友是七年级生。念大学的时候，他看了贾伯斯的iPhone发表会，感动得不得了，总想成为第一个拿到新款iPhone的人，甚至愿意跑去国外买水货。为了筹旅费，他在网上结交和他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帮大家代购水货。慢慢地，他巩固了一小群，每年愿意花两倍原价抢iPhone的高收入客层，却发现带水货的对手多了，又继续挖掘客户的需求，帮忙客制手机壳等专属服务，收费也更贵。结果一个几乎从零成本开始的事业，收入愈来愈多，利润也愈来愈高。

这两个朋友的故事，说明了什么？电商时代来临，实体店面只能等死？错！ 一个做电商超过十年的老鸟曾经对我说过，真不懂，每个月网上倒店的商家一样非常多，许多人还是以为只要把东西放在网上卖，就会改变，他们欠缺的，其实是想象力。

成功的那位七年级生，的确赢在想象力，网络是能够提供灵感的地方，但是他能从中看到有未来性的生意该怎么做，社群在想什么？一路从卖水货升级到设计服务。失败的五年级生，明明也打造了高级设计精品，问题是没抓到新的社群需求，店面不是重点。

回头来看八德商圈的发展，该怎么做？想象力可以到哪里，更加重要。光华新天地店家，一直坚持空桥施工问题，原因是认为空桥才能把人潮从信息园区导引到那里去。可以看出来，想象力就是停在传统模式，只知道地段和人潮。其专利翻译实，这个年代掌握社群的心才重要。

柯市长当初当选，是以坚持小市民的正义出发，在三创的议题上，指出三创盖一栋，会让旁边全军覆没，颇有代替小商家对抗大企业的意味，殊不知，现在是实体店面不创新，就会被跨界的新秀小网站、小公司侵吞的年代，美国许多老百货公司，都传出经营危机。只想到敌人就在隔壁，想象力也很有限。专利翻译

而看到三创对于台北信息园区的规划，亲子馆有分众概念清楚的儿童书店、影音馆则标榜千万等级的剧院音响；华硕等科技品牌，则大多拿出顶级、甚至概念型商品，很明显是想吸引不一样的客层。 5月15日，由鸿海旗下三创规划的台北信息园区，终于正式开幕了，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只是，这个由三创在前任市长专利翻译龙斌任内得标取得经营权的BOT案，一路风波不断，主要质疑来自于柯文哲领军的新任市府团队。在开幕当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市府一级团队也全部缺席，独留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一人面对满场媒体，感受不到柯市长口中说的温馨祝福。专利翻译从一月至今，台北信息园区许多来自市府与外界认定的争议，除了LED外墙、空桥施工的完善；八楼到十二楼的营业变更；还隐藏着旧有光华商场商家，对台北信息园区可能抢生意的种种不满。另外，店面租金到底怎么收才合理？也是质疑焦点。

企业承包BOT案，一切合法是绝对应该，但是问专利翻译题只在抓弊？如此就可以让逐渐衰微的八德商圈，业绩起死回生，人潮重新涌进？

要回答三创该怎么经营，市府该怎么管专利翻译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这些年，做3C产品销售生意业者面对的真实冲击。

笔者周边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做手机与周边产品销售生意的小老板。第一个朋友，是个五年级生，当初看好手机周边配件，代理一些国外的设计精品耳机、手机壳。他待过科技公司，也懂写部落格作宣传，但是通路主力放在专利翻译实体店面，因为他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好的地段才有人潮，有人潮才会有钱潮，哪怕把家里房子抵押借贷款，他都要选各县市的一级地段店面来拚。

可惜，原来代理的国外品牌，出现专利翻译低价山寨品竞争，肯花高价买正货的人变少，业绩下滑。他不肯放弃，为了防山寨，他索性直接请设计师，打造本店专属的高价精品；另外还把几个小店面收掉，集中火力在台北一级地段经营。无专利翻译奈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回收，家里有小孩要养，贷款仍不知道何时能缴清。

另一个朋友是七年级生。念大学的时候，他看了贾伯斯的iPhone发表会，感动得不得了，总想成为第一个拿到新款iPhone的人，甚至愿意跑去国外买水货。为了筹旅费，他在网上结交和他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帮大家代购水货。慢慢地，他巩固了一小群，每年愿意花两倍原价抢iPhone的高收入客层，却发现带水货的对专利翻译手多了，又继续挖掘客户的需求，帮忙客制手机壳等专属服务，收费也更贵。结果一个几乎从零成本开始的事业，收入愈来愈多，利润也愈来愈高。

这两个朋友的故事，说明了什么？电商时代专利翻译来临，实体店面只能等死？错！ 一个做电商超过十年的老鸟曾经对我说过，真不懂，每个月网上倒店的商家一样非常多，许多人还是以为只要把东西放在网上卖，就会改变，他们欠缺的，其实是想象力。

成功的那位七年级生，的确赢在想象力，网络是能专利翻译够提供灵感的地方，但是他能从中看到有未来性的生意该怎么做，社群在专利翻译想什么？一路从卖水货升级到设计服务。失败的五年级生，明明也打造了高级设计精品，问题是没抓到新的社群需求，店面不是重点。

回头来看八德商圈的发展，该怎么做？想象力可以到哪里，更加重要。光华新天地店家，一直坚持空桥施工问题，原因是认为空桥才能把人潮从信息园区导引到那里去。可以看出来，想象力就是停在传统模式，只知道地段和人潮专利翻译。其实，这个年代掌握社群的心才重要。

柯市长当初当选，是以坚持小市民的正义出发，在三创的议题上，指出三创盖一栋，会让旁边全军覆没，颇有代替小商家对抗大企业的意味，殊不知，现在是实体店面不创新，就会被跨界的新秀小网站、小公司侵吞的年代，专利翻译美国许多老百货公司，都传出经营危机。只想到敌人就在隔壁，想象力也很有限。

而看到三创对于台北信息园区的规划，亲子馆有专利翻译分众概念清楚的儿童书店、影音馆则标榜千万等级的剧院音响；华硕等科技品牌，则大多拿出顶级、甚至概念型商品，很明显是想吸引不一样的客层。 5月15日，由鸿海旗下三创规划的台北信息园区，终于正式开幕了，当天参观人次高达六万，首日成绩算不错。只是，这个由三创在前任专利翻译市长郝龙斌任内得标取得经营权的BOT案，一路风波不断，主要质疑来自于柯文哲领军的新任市府团队。在开幕当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市府一级团队也全部缺席，独留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一人面对满场媒体，感受不到柯市长口中说的温馨祝福。

从一月至今，台北信息园区许多来自市府与专利翻译外界认定的争议，除了LED外墙、空桥施工的完善；八楼到十二楼的营业变更；还隐藏着旧有光华商场商家，对台北信息园区可能抢生意的种种不满。另外，店面租金到底怎么收才合理？也是质疑焦点。

企业承包BOT案，一切合法是绝对应该，但是问题只在抓弊？如此就可以让逐渐衰微的八德商圈，业绩起死回生，人潮重新涌进？专利翻译

要回答三创该怎么经营，市府该怎么管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这些年，做3C产品销售生意业者面对的真实冲击。专利翻译

笔者周边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做手机与周边产品销售生意的小老板。第一个朋友，是个五年级生，当初看好手机周边配件，代理一些国外的设计精品耳机、手机壳。他待过科技公司，也懂写部落格作宣传，但是通路主力放在实体店面，因为他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好的地段才有人潮，有人潮才会有钱潮，哪怕专利翻译把家里房子抵押借贷款，他都要选各县市的一级地段店面来拚。

可惜，原来代理的国外品牌，出现专利翻译低价山寨品竞争，肯花高价买正货的人变少，业绩下滑。他不肯放弃，为了防山寨，他索性直接请设计师，打造本店专属的高价精品；另外还把几个小店面收掉，集中火力在台北一级地段经营专利翻译。无奈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回收，家里有小孩要养，贷款仍不知道何时专利翻译能缴清。

另一个朋友是七年级生。念大学的时候，他看了贾伯斯的iPhone发表会，感动得不得了，总想成为第一个拿到新款iPhone的人，甚至愿专利翻译意跑去国外买水货。为了筹旅费，他在网上结交和他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帮大家代购水货。慢慢地，他巩固了一小群，每年愿意花两倍原价抢iPhone的高收入客层，却发现带水货的对手多了，又继续挖掘客户的需求，帮忙客制手机壳等专属服务，收费也更贵。结果一个几乎从零专利翻译成本开始的事业，收入愈来愈多，利润也愈来愈高。

这两个朋友的故事，说明了什么？电商时专利翻译代来临，实体店面只能等死？错！ 一个做电商超过十年的老鸟曾经对我说过，真不懂，每个月网上倒店的商家一样非常多，许多人还是以为只要把东西放在网上卖，就会改变，他们欠缺专利翻译的，其实是想象力。

成功的那位七年级生，的确赢在想象力，网络是能够提供灵感的地方，但是他能从中看到有未来性的生意该怎么做，社群在想什么？一路从卖水货升级到设计服务。失败的五年级生，明明也打造了高级设计精品，问题是没专利翻译抓到新的社群需求，店面不是重点。

回头来看八德商圈的发展，该怎么做？想象力可以到哪里，更加重要。光华新天地店家，一直坚持空桥施工问题，原因是认为空桥才专利翻译能把人潮从信息园区导引到那里去。可以看出来，想象力就是停在传统模式，只知道地段和人潮。其实，这个年代掌握社群的心才重要。

柯市长当初当选，是以坚持小市民的正义出发，在三创的议题上，指出三创盖一栋，会让旁边全军覆没，颇有代替小商家专利翻译对抗大企业的意味，殊不知，现在是实体店面不创新，就会被跨界的新秀小网站、小公司侵吞的年代，美国许多老百货公司，都传出经营危机。只想到敌人就在隔壁，想象专利翻译也很有限。

而看到三创对于台北信息园区的规划，亲子馆有分众概念清楚的儿童书店、影音馆则标榜千万等级的剧院音响专利翻译；华硕等科技品牌，则大多拿出顶级、甚至概念型商品，很明显是想吸引不一样的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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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一周，松烟文创园区的合约争议专利翻译话题，让已经离开官场四年多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前文化局长李永萍深感是非黑白被严重扭曲。

 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她选择积极站出来，频繁接受电视与平面媒体访问，希望用她长期参与推动台北文化建设专利翻译的经验，还原事实真相。

 一向直言敢言的她，最近被气到食不下厌，也好几天没睡好，一个星期瘦了2、3公斤。

 让她忿忿难平的开端，是上专利翻译周她人在国外时，突然得知台北市政府顾问洪智坤在脸书上PO文，指她在担任郝市府文化局长时，针对松烟BOT案，在短短1小时15分内，突然调降权利金从15亿到12亿。

 对此指控，她立刻反驳这是张专利翻译冠李戴。

 接下来，5月8日柯市府的廉政专利翻译委员会开会前，有媒体报导指出，李永萍在过程中让利台北文创，可能会建议将她移送监察院。到了当天晚上却又出现转折，当晚柯文哲与富邦董事长蔡明忠、诚品大股东童子贤私下见面后表示，松烟案两周内可望落幕。

 这「结局」让李永萍更是愤愤难消，飙骂柯市府是「穿着白道的衣服，干的却是流氓行径。」

 她在11日的电台节目中表示，柯专利翻译市府用政治抹黑的手法，把前人抹得一文不值，结果落幕方案出来，「有任何弊案吗？」那为什么柯文哲要敲锣打鼓形容成「弊案」？她直指柯市府是「土豪柯」。

 这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频频透专利翻译过简讯安慰她，她则一再回复朋友们，「我不会有司法问题，但名誉会受损。」为了自己的名誉，及松烟案的是非黑白问题，她无法保持沉默，而是选择积极说明。

 分析这一周来，李永萍为什么会这么专利翻译气？发言愈来愈直接？

 不少文化圈内人分析，其实她是最有资格说，「松烟文创是我的孩子」的人之一。一路走来，说她是最了解松烟文创专利翻译成立过程的人士之一，没有人会反对。

 李永萍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立法委专利翻译员选举的原因，就是为了文创。

 2002年时，她第一次参选立委，专利翻译起心动念就是为了争取将当年被画为立法院新院址预定地的华山文创园区基地能保留下来。

 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李永萍深爱剧专利翻译场艺术，投入多年，大四即创办环墟剧场，掀起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后来赴美国就读纽约大学新闻硕士，回台湾后从事电视媒体工作。即便之后参与政治，仍难忘情文化事业。

 当选立委后，她在任内和几个跨党专利翻译派关心文化的立委合作，把立法院预定地案打消，删除240亿预算，再让文建会编列7.5亿，修缮华山的古迹。

 2006年底，华山文创园区的修缮工程接近尾声，准备启动OT模式，让民间企业接手经营时，李永萍已被钦点到北市专利翻译府担任文化局长。

 她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到腹地比华专利翻译山大的松烟视察。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当年已经废弃十多年，一打开门，里面全是流浪狗、垃圾，以及倾颓的梁柱，「原来老天爷赋予我的新任务，就是松烟，」她当时心里不禁想着。

 经过调查研究才发现，过去北市文专利翻译化局规划的松烟BOT案，要民间业者既盖大楼，又要修古迹，可说困难重重，没人敢接手，才会数度流标，松烟这个北市精华区也因此闲专利翻译置了15年。

 以她过去推动过华山的经验，她深切知道修复古迹是个复杂工程，是让多数民间企业不敢尝试松烟BOT专利翻译的主因。到底要花10亿修复松山老烟厂、还是更多，许多企业算不准。

 因此李永萍任内决定把企业容易理解、财务试算很清楚的新盖大楼BOT出去，让企业支付的权利金，放到新专利翻译成立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成为文化局修缮古迹的经费。

 于是，松烟古迹区只花四亿修缮完成，修得又快又有效率，剩下的钱还能拿来修缮台北市其他古迹、补贴有专利翻译潜力的文创品牌，甚至是年轻人在松烟办的毕业特展等。

 「这是很棒的两轮机制，」李永萍说。

 这样的机制设计，还让李永萍在2009年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表扬，甚至还吸引不少国际人士过去专利翻译几年纷纷来观摩学习。

 只是，最近几个月来，「原本一个大政绩，却被栽赃成弊案，」她摇头说自己真是情何以堪！

 针对最近几个月来的松烟讨论，李永专利翻译萍的几个响应与说明如下：

 一、没有图利厂商，调降权利金是为提高投标诱因

 李永萍说明，2007年12月松烟招标时，已是陈水扁执政末期，外资与产业界普遍看坏景气，上网公告4个月专利翻译都没有人领标。再加上先前已数度流标，为增加投标诱因，才把开发权利金调降了3亿。况且当时此案还在网上公告阶段，根本不晓得哪些业者来投标，如何图利特定厂商？更何况台北文创公司是在两年后才成立，时间点完全不同，两件事专利翻译根本是张冠李戴。

 「为了要让这个孩子顺利出生，我们让了一点，但我没有图利任何人，因为决定的时候，距离投标截止还有半年专利翻译，」李永萍提高声量说。

 二、柯市府若目前对合约有专利翻译意见，根据BOT合约，本来就可以随时讨论、重新议约，为什么要把当年的事情打成弊案？

 李永萍指出，「促参法」的精神就是公、民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合约赋予甲、乙两方，可依当时经济情况的改变，再行协商，另订条件，「景气不好，政府就协助一点，景气好时，企业就多贡专利翻译献一点，这是BOT的常轨，」李永萍解释，本来BOT案就是不断修约的过程，不能老骂她当年标案设计不好，合约签不好等等。

 三、郝市府时代已经成功多要专利翻译了6亿多，为什么柯市府不说明？

 李永萍指出，BOT的精神就是可以客观环境改变而重新议约。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在任八年的转折为例说明，专利翻译当2014年景气回温时，郝市府依照合约精神，要求富邦多支付4.5亿回馈金，并负担原应由市府缴纳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营业税1.57亿。

 当时，「在既没骂人、也不抹黑的情况下，郝市府就成功进帐6亿，相较之下，柯P团队把前人打成这样，结果只专利翻译拿到诚品年回馈金6百万，还沾沾自喜说争议有解。」

 四、松烟文创园区不能只看新盖好的商业大楼，而应从完整产业链思考

 面对北市都发局长林洲民在脸书上指称「2005到2015的台北假文创园区」之说，李永萍回应反击，当初松烟园专利翻译区是一整个配套规划，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从整个园区思考，而只把焦点集中在那商业大楼，才会产生错误期待。

 富邦聘请日本建筑大师伊东豊雄来设计的商业大楼，造价昂贵，本来这栋楼扮演的就是金鸡母角色，然后政府把BO专利翻译T的收益，挹注扶植进驻在古迹区内刚刚起步、没有获利能力的本土原创文创。

 但是大家目前却把焦点放在这栋专利翻译新大楼内有什么本土原创文创进驻，根本就是放错焦点。

 最近这一周，松烟文创园区的合约争议话题，让已经离开官场四年多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前文化局长李永萍深感专利翻译是非黑白被严重扭曲。

 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她选择积极站出来，频繁接受电视与平面媒体访问，希望用她长期参与推动台北文化建设的经验，还原事实真相。

 一向直言敢言的她，最近被气到食不下厌，也好几天没睡好，一个星期瘦了2、3公斤。

 让她忿忿难平的开端，是上专利翻译周她人在国外时，突然得知台北市政府顾问洪智坤在脸书上PO文，指她在担任郝市府文化局长时，针对松烟BOT案，在短短1小时15分内，突然调降权利金从15亿到12亿。

 对此指控，她立刻反驳这是张冠专利翻译李戴。

 接下来，5月8日柯市府的廉政委员会开会前，有媒体报导指出，李永萍在过程中让利台北文创，可能会建议将她移送专利翻译监察院。到了当天晚上却又出现转折，当晚柯文哲与富邦董事长蔡明忠、诚品大股东童子贤私下见面后表示，松烟案两周内可望落幕。

 这「结局」让李永萍更是愤愤难消，飙骂柯市府是「穿着白道的衣服，干的却是流氓行径。」

 她在11日的电台节目中表示，柯市府用政治抹黑的手法，把前人抹得一文不值，结果落幕方案出来，「有任何弊案专利翻译吗？」那为什么柯文哲要敲锣打鼓形容成「弊案」？她直指柯市府是「土豪柯」。

 这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频频透过简讯安慰她，她则一再回复朋友们，「我不会有司法问题，但名誉会受损。」为了自己的名誉，及松烟案的是非黑白问题，她无法保持沉默，而是选择积极说明。

 分析这一周来，李永萍为什么会这么气？发言愈来愈直接？

 不少文化圈内人分析，其实她是最有资格说，「松烟文创是我的孩子」的人之一。一路走来，说她是最了解松烟文创成立过程的人士之一，没有人会反对。

 李永萍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立法委员选举的原因，就是为了文创。

 2002年时，她第一次参选立委，起心动念就是为了争取将当年被画为立法院新院址预定地的华山文创园区基地能保留下来。

 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李永萍深爱剧场艺术，投入多年，大四即创办环墟剧场，掀起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后来赴美国就读纽约大学新闻硕士，回台湾后从事电视媒体工作。即便之后参与政治，仍难忘情文化事业。

 当选立委后，她在任内和几个跨党派关心文化的立委合作，把立法院预定地案打消，删除240亿预算，再让文建会编列7.5亿，修缮华山的古迹。

 2006年底，华山文创园区的修缮工程接近尾声，准备启动OT模式，让民间企业接手经营时，李永萍已被钦点到北市府担任文化局长。

 她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到腹地比华山大的松烟视察。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当年已经废弃十多年，一打开门，里面全是流浪狗、垃圾，以及倾颓的梁柱，「原来老天爷赋予我的新任务，就是松烟，」她当时心里不禁想着。

 经过调查研究才发现，过去北市文化局规划的松烟BOT案，要民间业者既盖大楼，又要修古迹，可说困难重重，没人敢接手，才会数度流标，松烟这个北市精华区也因此闲置了15年。

 以她过去推动过华山的经验，她深切知道修复古迹是个复杂工程，是让多数民间企业不敢尝试松烟BOT的主因。到底要花10亿修复松山老烟厂、还是更多，许多企业算不准。

 因此李永萍任内决定把企业容易理解、财务试算很清楚的新盖大楼BOT出去，让企业支付的权利金，放到新成立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成为文化局修缮古迹的经费。

 于是，松烟古迹区只花四亿修缮完成，修得又快又有效率，剩下的钱还能拿来修缮台北市其他古迹、补贴有潜力的文创品牌，甚至是年轻人在松烟办的毕业特展等。

 「这是很棒的两轮机制，」李永萍说。

 这样的机制设计，还让李永萍在2009年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表扬，甚至还吸引不少国际人士过去几年纷纷来观摩学习。

 只是，最近几个月来，「原本一个大政绩，却被栽赃成弊案，」她摇头说自己真是情何以堪！

 针对最近几个月来的松烟讨论，李永萍的几个响应与说明如下：

 一、没有图利厂商，调降权利金是为提高投标诱因

 李永萍说明，2007年12月松烟招标时，已是陈水扁执政末期，外资与产业界普遍看坏景气，上网公告4个月都没有人领标。再加上先前已数度流标，为增加投标诱因，才把开发权利金调降了3亿。况且当时此案还在网上公告阶段，根本不晓得哪些业者来投标，如何图利特定厂商？更何况台北文创公司是在两年后才成立，时间点完全不同，两件事根本是张冠李戴。

 「为了要让这个孩子顺利出生，我们让了一点，但我没有图利任何人，因为决定的时候，距离投标截止还有半年，」李永萍提高声量说。

 二、柯市府若目前对合约有意见，根据BOT合约，本来就可以随时讨论、重新议约，为什么要把当年的事情打成弊案？

 李永萍指出，「促参法」的精神就是公、民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合约赋予甲、乙两方，可依当时经济情况的改变，再行协商，另订条件，「景气不好，政府就协助一点，景气好时，企业就多贡献一点，这是BOT的常轨，」李永萍解释，本来BOT案就是不断修约的过程，不能老骂她当年标案设计不好，合约签不好等等。

 三、郝市府时代已经成功多要了6亿多，为什么柯市府不说明？

 李永萍指出，BOT的精神就是可以客观环境改变而重新议约。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在任八年的转折为例说明，当2014年景气回温时，郝市府依照合约精神，要求富邦多支付4.5亿回馈金，并负担原应由市府缴纳的「台北市文化设施发展基金」营业税1.57亿。

 当时，「在既没骂人、也不抹黑的情况下，郝市府就成功进帐6亿，相较之下，柯P团队把前人打成这样，结果只拿到诚品年回馈金6百万，还沾沾自喜说争议有解。」

 四、松烟文创园区不能只看新盖好的商业大楼，而应从完整产业链思考

 面对北市都发局长林洲民在脸书上指称「2005到2015的台北假文创园区」之说，李永萍回应反击，当初松烟园区是一整个配套规划，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从整个园区思考，而只把焦点集中在那商业大楼，才会产生错误期待。

 富邦聘请日本建筑大师伊东豊雄来设计的商业大楼，造价昂贵，本来这栋楼扮演的就是金鸡母角色，然后政府把BOT的收益，挹注扶植进驻在古迹区内刚刚起步、没有获利能力的本土原创文创。

 但是大家目前却把焦点放在这栋新大楼内有什么本土原创文创进驻，根本就是放错焦点。

[weizy0219]

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之前，汉元帝为太子时，曾经怪父亲汉宣帝不重视儒家学���。太子说，汉代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而造成的，作为皇帝，应当采纳儒家推崇的周代理想，来构建一套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规则。 太子的天真想法随即遭到了汉宣帝的驳斥，他批评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与人们熟悉的清代雍正皇帝有几分类似：大力整顿吏治，又有务实的性格，知道每一代必须以已有的制度为基础进行演化。当汉高祖创建皇朝之后，制度一旦确定，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武帝扰乱了汉家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即便不喜欢他的政策，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再做调整。想全盘推翻，回到理想中的模型是办不到的。 虽然太子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但太子和皇帝的对话却将西汉后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影响了元帝一代，还在其他皇帝统治时屡屡出现，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希望重新设计一套制度来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西汉帝国后期，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认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随着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的国有化，人们除了种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这个结块的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地方权力失控。地方上的大家族垄断了地方官吏的职位，中央和地方出现了脱节。 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对于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始终是中央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在两者的对抗中，中央不断派出巡视组去审查地方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六个人作为中央巡视组（刺史）前往地方巡查。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就设置了十三部刺史，将巡视制度固定了下来 监察制度可以一时抑制地方的离心倾向，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地方势力失控的长期趋势。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公正，干活的人忍受着贫穷，不干活的人却享受着奢侈。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的带动下，人们竞相穿戴绫罗绸缎、金银珠玉，竞相购买家奴，建设高级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选举，饱学的儒生没有办法进入仕途。 对现实不满的带头人大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呼喊着改变。“Change”，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运用得滚瓜烂熟的词汇，在中国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著作用，让人们显得无所适从。 实际上，随着汉武帝将儒术定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大学机构（太学）的确输送了一批儒家学者进入官僚系统。汉代后期的丞相如萧望之、翟方进等人，往往都是当世闻名的大儒。另外，皇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也已经成为官方圈养的学术机构的代表，依靠出卖学问享受着皇家待遇。他们通过编撰课本和垄断教育行业，将儒家理论灌输给整个社会。 但是，与更多人想当官比起来，这个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儒术进入政权。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们尊崇儒学是为了给政权带来稳定，而儒学的发展却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负面作用。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现在的中宣部和教育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他们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西汉时期，是儒家经典纷纷定型的时期。流传下来的残缺的五经文字，都经过了汉代人的篡改、伪造和阐释，这使得许多汉代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书中，谎���是古代就有的思想。这就像清代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来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在汉武帝时期，儒者们还能根据皇帝的意图来解释经文，强调现代是从古代演进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趋势，带着社会进化论的色彩。但武帝之后，由于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另一种复古主义的风潮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将周代描述成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全都知书达理、安守本分。周代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为这种制度效率低下，但学者却把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描写成一种理想的制度，在那儿，人人有饭吃，无人不饱暖。不仅人人饱暖，而且人人反对奢侈。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应的社会等级，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有着符合该等级的着装和消费标准，只要安守于标准之内，就不会奢侈。在那里，没有超级的富人，也没有穷人。他们的位置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贤人成为贵族和官员，而贵族一定是贤人。至于为什么贵族一定是贤人，却没有人愿意追究其原因。 这是古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汉代的社会思潮又由于今古文经的争执变得更加复杂。在汉代圈养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一旦当上了五经博士，立刻变成了学阀。他们拉帮结伙，只准徒弟背诵自己的理论，不准有任何偏差，更加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但是，这些人使用的教科书却是有问题的。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大部分的儒家典籍都已经残缺不全，依靠一些老人的记忆而得以流传下来。当他们幸存到汉代后，凭借记忆或者私藏的书简，将儒经进行了恢复。但这样的经文充满了讹误。后来，随着一些在秦之前书写的文本的发掘，人们发现市面上流传的所谓经典有许多错误，也残缺不全。这些后来发掘的经文被称为古文经，而在太学里流传的是今文经。许多对当时学术现状感到不满的学者都聚集在了古文经学的旗下，开始了反叛。他们更加推崇古代，也更加批判现实。周代的乌托邦在他们的描绘下熠熠生辉，吸引着人们前去投奔。 王莽时期古文经学的大家是刘歆。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也是西汉著名的编撰家，《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典籍都经由刘向编著，而刘歆则和父亲共同编校了《山海经》。刘歆被认为是王莽的国师。除了刘歆之外，还包括孙阳、张邯、鲁匡等人，无一不是当时饱学的大儒。 当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的旗帜下聚集时，还需要一个旗手带领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司马大将军王莽恰好出现在这个时候。王莽本人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认同儒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惮用权力去实现理想。为了对抗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王莽曾经希望带头提倡简朴。作为皇家的最高官员，他带头“恶衣恶食，陋车驽马”，一听说各地有灾荒，就连肉都不吃。他希望通过皇家的提倡来改变风气。王莽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有有了威信，才能掌握足够的权柄，取代汉家王朝。 这些儒者本身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他们只在乎谁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社会。于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和儒生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联合体。儒生利用他们庞大的宣传能力帮助王莽上台，而王莽则推行儒生期望的政策来改变社会。 关于西汉末年这一复古思潮，有许多例子可以印证。元帝时期，一个叫作贡禹的官员很得皇帝喜爱。他品格高尚，生活简朴。他依照古代社会的标准，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比如，他认为武帝之后的宫廷中声色犬马、美人充斥，花费难以估算。而他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皇帝的宫女不过九人，马匹不过八匹，一切都是极节俭的。贡禹从这个角度出发，请元帝大幅度削减宫室开支。此举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当一切都以古代为标准时，贡禹也会得到一些荒谬的结论。比如，在对待货币的问题上，贡禹看到了政府垄断货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的建议却是：废除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期；或者用米和布来作为交易媒介，取代黄金、铜币的作用。 贡禹对于金融的质疑只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许多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希望改革货币制度，而这种思想传到了王莽时期，就成为他改革的主线之一。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于以研究《诗经》而闻名的师丹。在古代，曾经使用龟壳和贝壳来当作货币，许多人希望把这些东西重新搬出来，师丹本人也赞同这种做法。这就距离王莽的货币改革更近了一步。而师丹更重要的思想则反映在哀帝刚刚即位时他提出的观点中。他认为，西汉后期日渐明显的社会结块现象，来自于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富人？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天子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或者限制土地占有量，不准自由买卖。 师丹的提法后来成为王莽改革的另一条主线。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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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的梦醒时分

　　作为一家自身缺乏造血能力的企业，从击鼓传花停止那一刻，它就已经躺在资本的刀俎之上了。（文丨舍予兄） 　　资本正在等待ofo倒下。 　　就在不久前，多家媒体报道称，ofo在近期收到了来自阿里的6000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称，“这笔钱和融资无关，这六千万的借款是给ofo发工资用的”。 　　消息很快被ofo方面否认，但是在公司内部，戴威承认ofo迎来了“至暗时刻”，并且一度��态：不想战斗到底的员工，现在就可以离开公司。 　　相比之前阶段动辄数十亿的融资， 6000万的数字充满了鸡肋感，如果传闻属实，ofo团队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平衡滴滴和阿里之间的利益分歧。 　　一位业内投资人认为，戴威在引入阿里投资前，可能错误地高估了自己平衡资本的能力，而滴滴和阿里对ofo的计划与戴威团队存在着明显分歧。如果没有阿里，滴滴的想法是想将ofo纳入滴滴的战略体系，滴滴App内推出共享单车平台，平台将汇集ofo小黄车、小蓝单车和即将上线的自有品牌，未来还会接入更多单车品牌。真正实现对国内互联网的“出行”入口的垄断。 　　但戴威显然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有王兴的先例在前，戴威坚持ofo独立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引入阿里系投资，就是ofo团队希望能在一帮江湖大佬的博弈中保持独立发展的话语权，但是戴威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与滴滴和阿里的这些老玩家们相比，90后的他，在创立ofo之前身上最大的博弈常识仅仅来自于竞争北大的学生会主席经历。 　　“这当然不是公平（的对话），他的段位不够，在程维面前都还是孩子，而况马云。”一位业内人士评价。 　　但资本不会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就分外温柔，很快，因为ofo的倾斜感觉到压力的滴滴开始了动作，首先实施的，就是复活ofo的曾经的一个对手——小蓝单车。紧随其后又在一线城市推出了自有品牌“青桔单车”。 　　从规模上看，似乎滴滴的动作象征大于实际，与之相比阿里投资永安行和哈喽单车是动了真格。说到底，不将所有筹码投入到一个创业者身上，是阿里投资部门的常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重仓了饿了么，阿里还是执意平行发展自己的口碑。 　　一位了解阿里投资的内部人士透露，单车赛道毫无先发优势可言，只靠免押金、大规模融资就可以“烧”出用户和订单量。而哈罗单车背靠上市公司，也有供应链加持，阿里没有理由舍近求远。 　　“让ofo资金枯竭，自然死亡可能是双方的共识，因为时间拖得越久，收购金额就会越低，��其接近破产之时，戴威只能选择将ofo卖给其中一家”上面的人士猜测，一度占领大街小巷的ofo，恐怕难逃在2018年底卖身的结局。 　　“如果说两边的投资人现在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可能就是希望他（戴威）早点倒下了。” 　　扑朔迷离的商业价值 　　谁能说清楚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 　　潮水退去的时刻，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一个事实，戴威手上最后的底牌，居然还是动产抵押，除了手上大量生产的，随着时间会快速贬值的单车，ofo似乎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筹码了。 　　也就是说除了规模，连ofo自己都难以解释公司的商业价值到底是什么？！ 　　而单车是一种每时每秒都在吞噬金钱的动产，据《中国企业家报道》，戴威自己在2016年10月举办的盛景核心学员大会上计算过ofo的折旧成本：一辆小黄车成本不到300元，12个月报废。有机构统计截至2017年12月，ofo在中国投放的单车车辆数达1000万辆，这么一看，一个月光是折旧成本就高达数亿元。 　　面对每秒钟都在烧钱的事实，ofo急需讲一个新的故事。流量等于金钱，尤其是大量拥有付费能力的线下优质流量的时候，所以广告变现成了唯一的那根救命的稻草。 　　广告往哪里放？对于车身广告的利用，ofo近乎“无所不用其极”，其出售的广告位几乎包括了整辆小黄车的视觉面，从车筐、车座、车把三角区、后轮三角板以及品牌定制车。据公开刊例显示，ofo 的广告资源是“1500 万辆单车、覆盖全国 2.5 亿用户”，品牌定制车身的广告价格为每辆 2000 元/月，开屏广告价格为 100——120元/1000CPM 起售。除了线下广告，开屏广告同样重要，但一位业内人士评价“App 开屏广告都是些没听过的公司”从中也能看出ofo的财务窘境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了。 　　2018年8月底，ofo终于上线了短视频广告业务，ofo将这项最新推出的短视频广告业务命名为“视听风暴”。从名字上看，项目被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很快，第一批广告主包括可口可乐、趣多多等品牌。相比之前的广告主，这次的广告业务受认可程度似乎高了一些。 　　卖广告之外，ofo 还取消全国 20 个城市的芝麻信用免押金活动。如果用户不购买 95 元的福利包，就需要缴纳一笔数百元元的押金才可使用 ofo。 　　所有的目标都在指向赚钱。 　　一顿操作猛如虎后，人们开始关注ofo的营收是否有关键性增长。ofo 内部高管邵毅向媒体透露，业务营收已经超过1亿元，同时在国内100余座城市实现盈利。 　　但不幸的是，美团的招股书撕开了ofo最后的遮羞布，依然是折旧成本，招股上透露出关键信息，作为ofo最大的竞争对手，摩拜单车被收购26天以来，收入共1.47亿元，折旧和运营成本分别高达3.96亿元、1.58亿元，毛利亏损4.07亿元。这意味着摩拜每天亏损金额约为1560万元，如果以这个数字来计算，摩拜单车每年的亏损额度将高达57亿元。再来一番横向比较，号称规模远超摩拜的ofo，正在面临亏损数字只会更大。 　　Ofo引以为豪的扩张规模，已经成为了自己的“阿克琉斯之踵”。 　　尽管从最近上线的广告业务可以看出，团队仍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变现能力。但根据折旧费用和亏损产生的巨大窟窿来看，广告业务和开卡的营收简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一位内部人士透露，ofo上线更多的广告唯一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可能是未来面对资本谈判时，在谈判桌上增加一点砝码。 　　但似乎他的竞争对手们同样不知道盈利模式到底在哪里。 　　作为戴威的对手，摩拜CEO王晓峰曾经公开表示：“之所以还在不停地找投资者，就是因为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希望别人给我钱，让我活下去，让我们跑得比别人快，然后一起找盈利模式。” 　　这些发言曾经在投资圈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中也能看出，胡玮炜应该比王晓峰更适合公关。这听上去像一个魔幻主义的笑话，一位早先退出共享单车行业的投资人表示：“如果没有人接盘，这就是把大把钞票往海里扔”。 　　事实上，关于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问题并非只在国内引发争议，去年夏天，一篇名为《白痴经济：中国的共享泡沫》的文章出现在德国的《经济周刊》上，这本刊物是德国经济周刊报是德国最大的经济类商业新闻杂志。 　　文章中引述了中国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面对正在德国开疆拓土的摩拜，作者算了一笔账，每辆车价值250欧元（约合人民币1978元），每天必须使用5次，才能在一年里拿回本金。而摩拜单车的顾客平均4天才借一次车，每小时12欧分（约合人民币0.9元）的价格对这样的低频消费来说，实在是太便宜。 　　《经济周刊》是少数坚定看空共享经济的外媒，心直口快的德国人在仔细研究了一番被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模式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怎么可能靠这玩意赚钱？ 　　但在当时，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太大影响，无论是ofo还是摩拜，正在铆足了劲头地希望进军海外市场，偶尔看到的小粉红群体的开启了集体吐槽模式，大家一致认为是严谨古板的的汉斯老爷看不懂中国的新经济。与国内软文四起一直唱红的科技媒体相比，《经济周刊》的声音更像是那个戳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 　　后面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了，共享单车出海业务目前的结局无一例外的是裁员、收缩，曾经的征服全球的口号演变成了艰难的海外撤退。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近两年的创业赛道上，流传着两种成功故事。 　　一种是属于明星投资人的，早期扑进一个高增长的行业，投了一个投资项目后四处站台，把项目鼓吹成风口，再引入投资，打上一场烧钱大战，最后在崩盘前夜，等到BAT的入场，成功解套，上岸脱身，玩的就是刺激。 　　一种是属于创业者的，冒着一旦玩脱倾家荡产的���险瞄准一个行业，编织出一段故事，靠融资烧钱获得大量的高增长，最后在行业增长达到顶峰，各方资本涌入之时，成功脱身，成为北上广的“中产阶级”们人人称羡的财富自由者。 　　前一种故事属于朱啸虎们，后一种故事，属于胡玮炜们。没有第三种故事，那些踏踏实实独立发展走向成功的创业故事只存在《激荡三十年》的文字里。 　　这些创业者就像是西进运动中的淘金者，在乔布斯老爷子的精神感召下，无数内心追寻财富的玩家，披着“改变世界”的画皮进入了消费领域的赛道。他们遵循两个信条：一是“规模起来，车到山前必有路”二是“用户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 　　朱啸虎作为ofo的早期投资人，也是国内“共享经济”的重要鼓手之一。 　　朱啸虎对自己投资的项目是有高度自信的，曾经为了ofo的商业价值争论，可以直接在朋友圈与马化腾激烈开怼。甚至放出豪言，共享单车的战场将会在“三个月结束战斗”。基于曾经滴滴合并uber的成功，后续的投资人有理由幻想，在“独角兽捕手”的加持下，未来ofo也会成为下一个“共享经济”的奇迹，如图它的前辈滴滴一样横扫国内的出行市场，成为称霸一方的小巨头。 　　直到被自己的前妹夫欧成效在今年年初曝光早已套现ofo走人，整个创投圈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三个月结束”的战斗，真正指向是朱啸虎自己的“快进快出”的战斗。 　　小的资本开始离场，很快，一场共享单车行业的大逃杀，拉开了帷幕。首先是重庆的“悟空单车”宣布破产，成为第一个退出市场的玩家， 8天之后，3Vbike因同样的原因而停止运营，创始人巫盛华说出了心声“再也不看好共享单车模式了”，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小玩家却相继死去。 　　寒冬来临之时，人们就发现，似乎头部企业也开始体力不支了，而就在戴威“进入深水区”的时候，一旁的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却宣布“提前上岸”。 　　似乎这更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不同于行业top1的龙头执念，“知止而有得”是行业老二们常见的选择，在共享单车尚未完全退潮的时候上岸，把摊子交给腾讯，算得上是摩拜最好的结局。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在接受《财经》杂志的采访时称，“摩拜的股东中没有人亏损，收益大约都在20%以上。” 　　应该庆幸，27亿美元，附加10亿美元的外部债务。摩拜的投资人们抱了泥牛入海的准备，但还能赚回一部分收益，这让所有人都很满意，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朱啸虎，何况如果如果再不赶紧撤，估值只会越来越低。 　　而与此同时，一篇标题为《摩拜创始人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推文在朋友圈疯转，一个财富神话就此诞生，令北上广格子间里那些还在焦虑打拼的“中产”人生艳羡不已。 　　对于被摩拜长期可能的债务问题折磨许久的胡玮炜的来说，内心一定是庆幸的：好险，末班车票也是车票，好歹上岸了。 　　胡玮炜到底有没有套现15亿？当吃瓜群众忙着关心这条八卦时，大部分人还没有注意到共享单车的泡沫已经开始破裂了。 　　就差一步，摩拜就可能沦为今天的小黄车的处境。虽然后面又经过数轮易主，但如今的小黄车在腾讯和美团的麾下，呈现出了另一派“佛系运营”的态势，不求规模第一，但求稳定运营，至少比ofo多了一股喘息之机。 　　盈利反思 　　当年百团大战的时候，最终活下来的为什么是美团。因为王兴在认真分析了国内团购行业的烧钱扩张特征后，断言这样的烧钱速度不可能持续，美团的策略是在死命咬住前三名的同时，练好内功争取盈利，最终，依靠“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挑翻了抢跑上市的窝窝团和其他一众玩家，成为了死人堆里站着的唯一玩家。 　　某种程度上，共享单车和空气币的本质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资本之间的击鼓传花的游戏，并且，每一名入局者开始都不相信自己是那个最后接盘的傻子；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无法为项目的盈利自洽，只能靠后进的资本续命。 　　近几年诞生的明星消费类互联网公司，就像前面说的，创业者似乎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永远相信“用户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补贴开始盛行，烧钱变成通用的竞争手段，融资变成企业唯一的输血来源，这样的公司无论能推出多高的估值，但最终等待它们的，必然是迎来价值的回归。 　　进入2018年，蒙眼狂奔的创业时代真的结束了。 　　朱啸虎套现之后面对媒体说出了一句有落井下石之嫌的大实话：烧钱起来的都是伪需求，以后不会再投这样的项目。这句打脸的金句几乎扫翻了自己过去所有的明星案例。简直和李笑来的录音异曲同工，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独角兽捕手名副其实。 　　聪明人，都是离场之后才会说实话的。 　　而对于留在场上的ofo来说，作为一家自身缺乏造血能力的企业，从击鼓传花的鼓声停止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躺在资本的刀俎之上了。 　　作者资料：舍予兄  传媒分析师 钛媒体、黑马、创业邦专栏作者，本文由舍予兄（微信号：shuyang9451）原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尊重版权，注明作者。 　　原文链接：《共享单车的梦醒时分》 http://dlvr.it/Qmsf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