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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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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世博esball+ 2026世界杯投注终极攻略：加密玩家的首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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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力量涌现：北美球队能否首度闯入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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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团结: 非正式劳工的社会运动

非正式劳工，与正式劳工对应，指的是那些工作性质不稳定的劳动者。他们包括领取月结甚至日结工资的工人，比如家政工和建筑工，也包括自雇佣群体，比如街头小贩和黑车司机。

对非正式劳工的污名化古已有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曾经引用历史统计，指出工业革命时期，拾荒者、流动商贩、流浪艺人等典型的非正式劳工，和赌徒，窃贼、未婚同居者等同被归类为犯罪阶层。不仅如此，经典左翼劳工研究通常也只关注工厂中的劳力，认为他们才具备足够的阶级和组织意识。发源于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研究，则把注意力投向环保和LGBT等新社会运动，更不会对非正式劳工的动员产生兴趣。

如果说统治者对流民阶层的恐惧出于纯粹的利益考量，各类正统社科理论对非正式劳工的轻视态度，则反映了各个时代社会运动想象力的贫瘠。社会运动理论假设，运动参与者必须有足够的社会资源、闲暇时间，并且和其他潜在参与者建立全方位的社会纽带，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非正式劳工工作性质零散和暂时，缺乏社会保障和法律支持，加上大部分工作报酬极低，因此被认为不可能被组织起来。

然而，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很多国家都涌现出非正式劳工的工会和网络，部分国家甚至形成了有政治诉求，有长期组织的社会运动。部分社科研究者也终于开始重新发现非正式劳工的潜能。本文通过三个个案介绍，勾勒目前社会学界对非正式劳工的主要研究进展，也期为各领域的实践者提供思路。

街头商贩如何介入墨西哥政治 出版于1998年的<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是最早关注非正式劳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学书籍之一。作者John C. Cross基于1989年到1995年间对墨西哥城街头小贩的参与式调研，解释了这一非正式群体为何不仅在严酷的政策打压面前生存下来，而且可以左右当地的政局。

尽管墨西哥城法律并不允许在大街上从事流动商业活动，主流传媒也对此持负面态度，街头商贩一直都是墨西哥城的一道旅游风景线，与政府所构想的现代化都市天际线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世纪90年代初，至少有20万名摊贩活跃在墨西哥城街头，大部分都是非法经营者。尽管收入不高，这些商贩并不觉得自己是社会边缘人口，而是带着强烈的职业认同。不仅如此，摊贩结成了紧密的政治网络，其领导者的社会地位堪比毒枭和黑帮老大。

Cross的调研显示，街头商贩之所以可以生存壮大，归功于几大因素。一是典型的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和侍从主义。市级官员没有激励有效执行上级的政策，反而倾向于和街头商贩合作，来获取选票上的支持（这一解释也符合政见团队介绍过的另一篇论文的发现）。90年代中期开始，比索和制造业因为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进一步崩盘，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的绩效合法性进一步被动摇，因此更需要底层的政治支持来巩固政权。PRI和崛起的反对党都希望街头摊贩组织可以隶属在自己机构旗下。

另外，上级的政策在实施上也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比如在统计街头非法商贩人数上，因为1973年后，收集信息的次级行政部门有16个，缺少中央协调机构，各个单位都可以虚报人数而不受制裁。加上街头商贩的流动性，如果不是持续监测，汇报的数据过了半年可能就失效了，这进一步让信息采集部门失去了工作动力。

如果说上述政府结构的原因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十分普遍，本研究更独特的地方在于指出街头商贩组织的动员策略。Cross发现与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不同，墨西哥城街头商贩的动员结构，往往和PRI一样威权主义。组织领导地位大大高于普通商贩，他们有权制定规则，允许或驱逐个体商贩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领导人还常常以权谋私，赶走一些手下的异议者，然后高价出租空出来的摊位。久而久之，这些领导成了政党和普通商贩之间的沟通中间人，负责给成员提供正式的商贩牌照，并动员他们参与各种集会和抗议。而很多集会，则是向PRI释放信号的手段，参与者一边提出政治诉求，一边又表示自己对PRI合法性的支持。

这当然不是个让人乐观的发现。墨西哥城商贩尽管获得和国家博弈的筹码，但这种胜利是建立在另一种威权管理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社会运动参与是被规划好的，不听话的个体会受到惩罚。这种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结合政府的恩庇侍从策略，也许是之后拉美社运排斥中心化动员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选举政治与印度非正式劳工运动 印度是非正式劳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93%的劳动力都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在2013年出版的书籍<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中，霍普金斯社会学系的Rina Agarwala 考察了印度的选举政治生态，经济政策和各类非正式劳工运动的交互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了Cross的政党政治视角。

印度的传统工会只吸收正规产业工人，和大公司的雇员，排斥女性、文盲和低技术劳力。由于不被正式的工会所接纳，印度的非正式劳工采取了和正式劳工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正式部门员工依赖传统工会，往往致力于寻求经济上的好处，比如最低工资和工作场所环境的改善。相比之下，非正式劳工的策略则是绕过私人雇主，以公民和选民的身份走政治动员的道路。他们以政府忽视公民权作为申诉理由，以在政客面前示威和绝食的方式，直接向国家施压寻求教育和医保等社会福利。也由于这样的策略，印度非正式劳工动员的程度和政党政治存在更大程度的勾连。

正式与非正式劳工抗争策略的分野根植于印度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历史。1970年前后，由于先前工运的成功，政府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劳工���利的法案。为了规避法律职责，建筑和卷烟（Bidi）等行业开始重组，大公司关门，小承包商进入并大量雇佣非正式劳工。以卷烟行业为例，1968年喀拉拉邦政府通过了卷烟法案保护劳工权益，几个月内当地最大的卷烟公司就裁员一万二，关闭了所有大型工厂。到1970年代中期，其他工厂也全都停业，卷烟业重新回到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女性和儿童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卷1000根烟才能拿1美金报酬。由于劳动力被完全打散到各个家庭内部，剥削变得隐蔽，卷烟工会的维权成本直线上升。于是，80年代起，多个非正式行业组建了新的独立工会，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

Agarwala不仅总结了非正式劳工一般抗争策略的形成，也解释了不同地区非正式劳工动员能力的高低。她的数据基于她在孟买、金奈、加尔各答三城市的田野，和有关喀拉拉邦的二手文献。这四地都有辉煌的左翼和劳工运动历史，工会密度都很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发展指数也相近，为比较研究剔除了干扰因素。

数据显示，非正式劳工的动员能力高低取决于该地地方选举的竞争性。例如金奈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主要被两大党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DMK）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所垄断，两党虽然都不算典型的左翼政党，但都十分民粹。与墨西哥城的例子类似，对底层选民的收买意愿，为该地非正式劳工的动员提供了机遇。非正式劳工工会在公开宣传中，常常突出自己庞大的会员基数，强调劳工们会统一投票给提供福利的候选人（vote bank）。另一方面，工会又鼓励会员根据自己居住社区的实际情况投票，这样就避免了被一个单独的党所支配。在作者的访谈中，泰米尔纳德邦的非正式劳工确实也获得了四地中最好的福利。相比之下，加尔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尽管从70年代起就是印共执政，左翼色彩浓重。无奈该地选举毫无竞争性，非正式劳工也鲜有机会利用选举为自己博取筹码。作者访谈的加尔各答劳工，只有建筑工人获得了工会提供的一些福利。

但是，即使处在激烈的选票竞争中，政党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工运的诉求。90年代初，印度全境开始推行减税、取消商品管制等自由化的政策。ADMK和DMK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福利色彩，来正当化自己对自由化政策的支持。比如DMK对外宣称自己是劳工政党，和印共一样认同马克思哲学，但实际上却和右翼BJP推行类似的政策。DMK为了招徕跨国企业入驻泰米尔纳德邦，向对方提供了免费的厂房，并声称企业内不用设立工会。

所以，尽管非正式劳工获得了社会保障，他们促使政府作出的福利让步，却成为经济政策进一步自由化的诱因之一。这也是印度这个案例最值得人深思的一点。

回收站里的革命：私有化与哥伦比亚的拾荒者运动 如果说Cross和Agarwala主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解释劳工运动的涨落，伯克利社会学系的Manuel Rosaldo对1986到2011年间哥伦比亚拾荒者运动的研究，则突出了私有化政策对非正式劳工运动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本文最令人振奋的个案。

拾荒者在绝大部分国家都被污名化，是鲍曼所定义的后现代体系下“废弃的生命”。然而在哥伦比亚，拾荒者却有自己的合作社，法律支持和政治动员网络。

这样的网络当然是多年抗争带来的结果。曾经，哥伦比亚的拾荒者们只能把收集到的废品卖给中间人，赚取只相当于行业回收价5%的报酬。此外，警察的骚扰和富人的歧视也是家常便饭。不少人在大街上被无故拘捕，没收推车。

讽刺的是，为拾荒者运动出现提供动力的恰恰是废品回收业的重组和私有化。80年代中期，顺应环保需求，国有的大型垃圾倾倒场被私人公司运营的卫生垃圾填埋场（sanitary landfill）取代。无数个体拾荒者没法再进入露天垃圾堆，而是只能每天行走20-30公里在市区各条大街上翻找垃圾。结果，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突然出现在中产和富人住宅区。

这群不速之客的来临引发了部分中上层的社会恐慌。很快，以清洗低端人口为名的极右翼势力集结起来，他们组成保卫社区的民兵团，累计杀害了2000多名拾荒者、乞丐和性工作者。

对边缘人口的杀害迅速登上报纸头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震怒，也成为了拾荒者运动的由头。首先，大规模抗议使得全国政府被迫出台法律，要求地方政府为拾荒者提供教育和必要的住宿。其次，基金会、国际NGO和大学开始出台各种培训项目帮助拾荒者，为运动注入了初始资金。

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拾荒者自身。他们以地区为基础成立了合作社，与雇主、国家进行集体谈判，大幅提高了工资。这种合作社运作在拉美并非孤例，巴西的无地工人和阿根廷���失业工人运动，都曾经在它们各自占领的土地和工厂中采取类似的组织生产模式。

合作社只是社区层次的骨架，在其上还有以城市为单位的政治动员网络，负责指导社运和汇集各类社会资源。第三级是全国性网络，第四级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协会，最后则是有28国民间组织参与的全球拾荒者联盟。这种多层嵌套的组织模式在墨西哥查巴达的国际支持网络中也可以看到。往历史上追溯，18世纪末最早的工人阶级团体伦敦通讯会也是采用类似的布局。

当然，以城市为单位的政治动员网络是最核心的社运机构。哥伦比亚最出名的拾荒者运动网络是首都波哥大地区的ARB，旗下包括17个合作社，社员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其他个体拾荒者。ARB曾经是个非政治的服务网络，但由于一次突发的财政危机，他们被迫精简全职人员，增加志愿者，出租一半的办公场地，并削减服务项目。虽然人员大批出走，留下的却是政治上更激进的成员，使ARB能够推动超越普通经济利益的议程。

通过多年的运作，ARB成功将拾荒者塑造成受人尊敬的职业。除了组织日常抗议，他们还选派劳工参加专业培训，与媒体接洽，在公共论坛和学校开讲座，树立起拾荒者的专业形象。另外，ARB与公民社会各领域广泛结盟，招募到了一批善于死磕的维权律师。在立法不利于非正式劳工时，律师们及时介入申诉扭转了危局。

目前，哥伦比亚的拾荒者是全世界最有政治行动力的非正式劳工群体，他们的组织模式也传播到巴西和南非等国家的工运中。

破碎的团结: 非正式劳工的运动前景

选取以上三个个案，绝非暗示只有这三地的非正式劳工组织了起来，而是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运动的多元策略和结构限制。

除此之外，非正式劳工运动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80年代后阿根廷的非正式劳工主要和失业者结盟，组成浩大的拦路者运动（piquetero movement）。与哥伦比亚单一的拾荒者运动网络不同，拦路者运动为了团结更多部门的劳工，实行各社区自决，去中心程度更高。

在中国，虽然非正式劳工尚未发起受到传媒关注的社会运动，他们却一直有着丰富的个人和集体抵抗形式。在Sarah Swider对中国北上广建筑工人的研究中，她既观察到斯科特式的日常抵抗：故意损坏工具，偷偷抽烟等，也发现了集体抵抗行为，比如几十个人轮班装病罢工，盗窃少量建材去公共市场销售，甚至集体威胁承包商多付工资。

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众包，以及数字劳工变得普及。在Hardt和Negri看来，这些非物质、非正式劳工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帝国”进化到现在的必然后果，也是组建诸众生力军的关键。数字劳工政治动员的前景并不清晰，不过一些在线工作社区已经酝酿出运动家组成的小圈子。2014年圣诞节，亚马逊旗下MTurk的部分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发布公开信要求亚马逊提高劳工待遇。Turker们还建立了多个论坛，给雇主打分，并商量用脚投票去别的平台工作。

虽然每个国家每种非正式经济都有自己的运作特色，旗下的非正式劳工也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然而，不同的案例都揭示出双向运动的逻辑：私有化常常能联合起更广泛的抗争，早前社运的成功却可能引发建制力量的反扑。我们也许只能视团结为一种破碎的状态，视胜利为一条深渊前的坦途，将不确定性看作逆流而上的动力。

参考文献： Agarwala, Rina. 2013. 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1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s, John. 1998. 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1 edi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Manuel. 2016. “Revolution in the Garbage Dump: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Colombian Recycler Movement, 1986-2011.” Social Problems 63 (3):351–72. https://doi.org/10.1093/socpro/spw015.

延伸阅读： Eaton, Adrienne E., Susan J. Schurman, and Martha A. Chen, eds. 2017. Informal Work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1 edition. Ithaca: ILR Press.

Rossi, Federico M. 2017. The Poor’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 Piquetero Movement in Argent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ider, Sarah. 2015. Building China: Informal Work and the New Precariat. 1 edition. Ithaca ; London: ILR Press.

[independence-of-mind]

在你骂程朱理学之前，请先理解它

作者：吴钩   2015-12-25

导读：还有人考证出“抹胸的产生与程朱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理学是中国女性乳房发育不良的罪魁祸首”……

最近《芈月传》好像很火热，据看过这部戏的人说，演的虽然是战国的故事，不过男女主人公表达爱情跟现代人一样奔放，什么“月儿就是我的命”，特肉麻。有点穿越的感觉。

导演郑晓龙解释说：“那个时候还是战国时期，男女示爱的方式是比较直接的。开始变保守都是‘程朱理学’出来之后的事，男女间越来越授受不亲。”

用“程朱理学”来替历史剧的“穿越感”（穿帮感）做挡箭牌，确实是好主意。

因为自近代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就是一个大箭垛。任谁，只要觉得不爽都可以往那里射一箭，真可谓众矢之的，千夫所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给程朱理学画了一个小丑的红鼻子：“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这位抛弃发妻找小三的爷，快将自己装扮成“妇女之友”了）

与鲁老爷子齐名的胡适呢，尽管说过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但他年轻时也向程朱理学开过炮：

“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连自许服膺于儒门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认为，五四旗手动手砸“孔家店”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大师的解说怎么这么粗俗？）

“文革”时，炮轰程朱理学的火力就更加猛烈了。

著名的笔杆子“梁效”发表雄文批��《水浒传》时，也不忘记先踩几脚程朱理学：

“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 吓死宝宝了。

而对“文革”表示反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王小波，在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上，倒可以跟“梁效”产生共鸣。

他说，“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肯定没什么好结果”。却不知在理学被打倒骂臭的十年“文革”中，是不是人就特别真诚，艺术特别发达。

今天你到互联网上随便一检索，更是立即便会发现，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

有人控诉“程朱理学鼓吹缠足、戕害妇女”；

有人指出“程朱理学压抑了中国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

有人痛骂“程朱理学彻底把中国人奴化，人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

有人痛心疾首于“程朱理学阻碍了中国一千年的发展”；

还有人考证出“抹胸的产生与程朱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理学是中国女性乳房发育不良的罪魁祸首”……

曾有网友戏谑地说，“早晚有一天，张宏良便秘也会说是美国的阴谋”。

著名的“反美斗士”张宏良先生会不会将便秘归咎于美国阴谋，真不好说，但我确知，一些谈中医养生的文章已经指出，中国人性生活不和谐应归咎于程朱理学：

“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影响，压抑、排斥性的看法日趋严重，谈房中术者不被采录，或视为禁书而遭封删。”（这位同志，你不知道在程朱理学被奉为正朔的明清时期，色情小说与春宫图非常流行么？）

更有意思的是，张宏良本人也是明确反程朱理学的。

他说：“东方文化在后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所侵蚀，特别是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严重毒化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灵。”

我觉得，如果张宏良可能将便秘归结为美国阴谋，那他也应该会将便秘怪罪于程朱理学。

显然，程朱理学被妖魔化���久，被误解太深了。

我愿意给诸位讲述四个小故事，用四个小故事为程朱理学正本清源。

程朱理学是旨在约束君权的政治哲学

我要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关涉到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后世学界将程朱理学说成“客观唯心主义”，将陆王心学说成“主观唯心主义”（不要问我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便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理学。

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从更“薄”的层面去理解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还原为一门政治哲学。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从“内圣”开出“外王”。

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

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

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

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

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现在来说第一个故事。

北宋元祐元年（1086），程颐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征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经筵官。

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不过程颐没有马上应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阐述他对经筵制度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朝廷赞成他的意见，他便担任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崇政殿说书”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在第三道札子上，程颐说：

“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

总而言之，如果君主不知道克制、敬畏，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程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两套制度：

一、君德成就责经筵；二、天下治乱系宰相。

什么意思呢？

首先是经筵制度，程颐认为，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其次是宰相负责制，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

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这也是宋儒的共识。

从程颐后来还是欣然就任“崇政殿说书”来看，朝廷应该对他的意见没什么异议。

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

我来说第二个故事。

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近六十的朱熹应宋孝宗之召，赴杭州入对。启程之际，友人劝告他：皇上不喜欢“正心诚意”之论，您就别提这个话题了。

朱熹正色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待见到了宋孝宗，朱熹劈头就对皇帝一顿臭骂：

“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

为什么会这样，朱熹分析说，是因为陛下您“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

最后朱熹建议皇上：“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不管朱熹的这一套皇帝听不听从，但朱熹的本意确是要求君主与士大夫节制人欲、遵循天理，而不是要老百姓这样做。

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而且，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

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朱熹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人有欲望，但人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中，如果欲望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的欲望如不受限制，则必将对他人构成威胁或伤害。

所以人们在交往、结群的过程中，会形成道德、伦理、礼法。道德、伦理、礼法都是为了节制人性中过度的欲望，从而达成大众福利的最大化。优良的公共治理秩序，有赖于人们对道德、伦理、礼法的遵守；而一个各人听任于自己欲望的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丛林世界。

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影响极有限

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

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

我再讲一个朱熹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明朱熹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朱熹有位“一语定交”的好友郑自明（郑鉴），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陈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陈师中之妹陈氏为妻。

淳熙九年（1182），郑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后坊间传出陈氏意欲再嫁的消息，朱熹便给陈师中写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陈师中能够劝说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郑家“养老抚孤”。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认“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

可见当时社会并无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观念。只不过陈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议，但他实际的用心恐怕还是出于对亡友一家老幼未来生活的忧虑。

朱熹可能预感到这封信并不管用，又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写了一封信，意思还是恳请陈宰相劝说女儿不要改嫁，并解释他冒昧写这封信，乃是“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

尽管朱熹说得非常恳切，然并卵，陈氏还是改嫁了。

据朱熹本人所作《陈俊卿行状》，陈俊卿“次女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实际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适他人。

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利用南宋笔记小说《夷坚志》所记事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

“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张邦炜先生得出结论：“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

鲁迅讽刺宋人“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是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范仲淹给范氏宗族福利基金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

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

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

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

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仁宗皇后曹氏）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 —— 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

南宋后期，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

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

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朱熹曾跟朋友讨论一个案子：建阳县有一名妇女，由于夫家太贫穷而提出离婚，事情闹到衙门，县官判离。朱熹的朋友对这个判决很不以为然，说：“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

朱熹说：“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可见朱老夫子尽管性格有些严肃，但也不是不近人情。

理学在清代被帝王扭曲了

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

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

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

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

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

我来讲完最后一个故事。

雍正年间，有个叫做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

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

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

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

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

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

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高压之下，清代的所谓理学家已全无宋明士大夫的风骨，如清初的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

“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将康熙皇帝捧为“道统”的接班人。

而在宋人构建的理学道统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道统完全独立于皇权。

另一名理学家焦循则大骂吕坤之论：“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

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

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但即便如此，程朱理学也没有五四公知与网络喷子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要为中国近百年（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的落后负责云云。

恰恰相反，晚清时候，随着��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家崛起，士大夫政治意识得以觉醒，理学出现了一波回归，而这次“理学回归”的过程，基本上又跟“同治中兴”同步。

换言之，理学并没有造成清王朝的专制与衰败（而是清王朝的专制导致了理学的衰败），反而创造了晚清最后的辉煌。

（注：梁效是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题图：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中女子酥胸微露）

原文链接

[peterchiublack]

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关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     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     郭式敛财        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     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     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层，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发家史可谓惊心动魄。     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来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    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     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志华香港嫖娼”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     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     郭氏爆料         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     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被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     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    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    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     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    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     郭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落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 ，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     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         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团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郭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     郭氏人格        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    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     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    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办”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    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    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报；每次都用他给起的侮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    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推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     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     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        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性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多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人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     郭氏粉丝        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     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金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     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     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和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聚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游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     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         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难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受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         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     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     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        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     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道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数郭粉的目的；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        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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