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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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只关注新人 这些“粘着力”最强参选人，榜首人物将达十届选举！

红蚂蚁/许耀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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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sakyalk2001]

【九皇大帝】

华胥圣母（王母娘娘、伏羲女娲之母）

【三皇大帝】

天皇伏羲大帝（青帝）圆羲治世天尊 地皇神农大帝（赤帝）开崡演奥天尊 人皇轩辕大帝（黄帝）开元治世天尊

【五方上帝】

西方白帝少昊。驾白龙。建白旗。从祀西宿。 北方黑帝颛顼。驾黑龙。建黑旗。从祀北宿。 东方青帝高辛。驾青龙。建青旗。从祀东宿。（喾） 南方赤帝放勋。驾赤龙。建赤旗。从祀南宿。（尧） 中央黄帝重华。驾黄龙。建黄旗。从祀北斗。（舜）

配享：句芒。蓐收。祝融。玄冥。

东配殿：僦贷季。岐伯。伯高。少师。雷公。伊尹。淳于意。华陀。皇甫谧。巢元方。韦慈藏。钱乙。刘完素。李杲。

西配殿：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扁鹊。张机。王叔和。葛洪。孙思邈。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

【历代宗庙】

木禹夏。金汤商。火武周。水刘汉。土马晋。

木萧梁。金元魏。火宇周。水杨隋。土李唐。

木赵宋。金蒙元。火朱明。水满清。土土八。（孙中山）

东配殿：风后。仓颉。夔。伯夷。伊尹。傅说。召公奭。毕公高。召穆公。仲山甫。张良。曹参。周勃。魏相。邓禹。耿弇。诸葛亮。房玄龄。李靖。宋璟。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彦博。李纲。韩世忠。文天祥。完颜宗翰。穆呼哩。布呼密。徐达。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

西配殿：力牧。皋陶。龙。伯益。仲虺。周公旦。太公望。吕侯。方叔。尹吉甫。萧何。陈平。刘章。丙吉。冯异。马援。赵云。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张巡。李泌。陆贽。耶律曷鲁。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岳飞。完颜斡鲁。完颜宗望。伯颜。脱脱。刘基。李文忠。杨荣。李贤。

[independence-of-mind]

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9-03-11

摘要：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万为污仰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

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 —— 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

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

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

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

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

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

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

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

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

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

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顔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

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

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

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

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　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

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

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

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

整理什么？

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

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

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

尽管这些说法具体到每一项都争议不少，但孔子绍述古典之功是公认的。

总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他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典籍， “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载之，而不是他自己创作了什么。

当然除了整理“六经”，他还干了许多事：他曾经风尘仆仆到处游说，希望当权者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也确实立学杏坛，为传承“周公之道”培养了许多门生。

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吾从周”而为，而承载“周制”弘扬“三代”价值观的，主要并非《论语》，而是“六经”。

不仅那时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甚至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还是周公，也长期存在着争论。

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他死后子贡、宰予等一帮门生把他抬举成圣人的。其实，子贡他们远未达到目的。所以直到汉代，在儒家内部的经学论战中古文经学派仍然主张儒门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师”，周公才是“先圣”。先师传先圣之道当然也是伟大贡献，但不能与先圣等量齐观。

尽管这种“传经不传道，尊周不尊孔”的论调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状态下“从君不从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说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讲“从周”、强调对于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绍述者而非创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丧家只缘周变秦　坑儒皆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人看到《论语》这样充满了浅白“大实话”的书，便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固然是蔽于偏见 ——

不读“六经”，只凭《论语》来妄评儒学，这与只凭《毛主席语录》来妄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样吗？而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那也有似于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几乎花毕生精力来搜集、整理、编辑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学（《易》）、政治文献（《书》）、社会伦理规范（《礼》）、官民文艺遗产（《诗》）和历史纪录（《春秋》）等，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仅仅基于学术兴趣。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于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

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 —— 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

因此五四以后的激进派有称道孔子的，说他是“革命家”，这自然是夸张，揭竿造反这种事孔子不会干。但他是当时的“异见人士”则毫无疑问。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

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

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

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

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

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

过去我国史学界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阶段论”曾经认为周秦分别属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且把秦以后的政治结构称为“封建专制主义”。于是维护周制的孔子就被斥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人物，而汉武帝以后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学，又被斥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这样讲了 —— 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汉语传统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具体相信什么“五种形态”，但总相信历史进化论，认为后来总比先前好，后来的秦不管是什么“社会”，总比先前的周“进步”，而孔子要“复古倒退”，总是不对的。

这种看法问题也很大，姑且不说“后来总比先前好”的庸俗“进步史观”能否成立，就算“后来”确实更为“进步”，它也并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则社会怎么能继续“进步”？

而这种批判利用过去的资源，采取“复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实甚为常见。

中世纪晚期西欧著名的“复兴”运动（过去译为“文艺复兴”不确，而且望文生义容易误解）不就是以复希腊罗马之古为标榜的吗？它是“复辟”了古希腊罗马的所谓“奴隶制”，还是推动西欧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对于孔子的复古、“从周”，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个超时空的神仙，捧成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话大话的“圣人”，也不能抓住“复古”就骂他“反动”，似乎“先进分子”就只有满嘴摩登一身时髦。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加给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

而今天我们论孔子，当然要讨论这“古”当不当“以”，但更要讨论这“今”该不该“非”。——这且按下不表。

丧家烈士鲁诸儒　看家好狗叔孙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劲讲道德，正是因为当时宗法道德已经崩溃。这无疑是对的。

在宗族认同普遍、封主-封臣关系稳定的西周，那套价值体系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被视为自然，并没有系统化论证与大力弘扬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没有儒家一说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

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 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

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

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

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

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

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

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

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以法治国儒治心　《论语》于是而为经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

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己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

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

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

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

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

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

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

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

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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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2）

抛开球员问题，在甲A末年的最后几年，中国足球遇上了几个重要的大事。第一，就是2001年中国国家队���于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创造了历史，让中国队走入巅峰。第二，就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这就表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国奥队将会作为主办方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在当时中国国家队实力尚处于历史巅峰的时间，这两件大事在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足球的伟大未来的象征。刚刚打入世界杯，08年又会肯定参与奥运会，谁不会去猜想，中国足球会比90年代更加辉煌呢？但这些无数美好的猜想，全都在2010年全部破灭，而推进这些猜想破灭的一个原因，则又是足协设定的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化了甲A末年的各个矛盾。首先，就是足协为了推进中超的成立，以及为了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从2001年开始各级联赛取消升级以及降级。取消升级与降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联赛的竞争性，使得参与国家队的运动员能够将精力放到备战世界杯，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狂热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下面列出了自2001年各级联赛的规则改变：

2001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原本升二不降，后改为升一降一。

2002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不升不降

2003年：甲A联赛只降，甲B联赛不升只降

除了2003年因为是甲A末年需要第二年重组为中超联赛所以会有球队降级外，连续两年没有降级制度，而对于甲B甚至乙级球队来说，除了2001年有升级机会，将会连续两年不论拿不拿冠军都只能呆在现在的低级别联赛，而且2002年甚至连降级都没有。如此不符合职业联赛规律的规则，助长了甲A末年的“假球”与“赌球”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既然在这几年，倒数不用怕降级，甚至低级别联赛就算夺冠也无法升级，那对于除了甲A最顶级的几支球队以外的所有球队，他们这几年的辛苦踢球是为了什么呢？没有竞争性的足球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呢？没有看点的联赛怎么吸引球迷看球呢？没有球迷的参与球队怎么挣钱？既然没有多少利益可挣，联赛竞争性不强，那这些球队维���生计的手段，除了非法的手段，不就少之又少了吗？这样，球员、球队怎么去避免他们不去参与赌球、假球？再加上足协本身对赌球、假球的限制少之又少，假赌黑在中国足坛怎么不会愈演愈烈？

2001年甲B联赛，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足协调整了赛制改制的方案后，当时只宣布2001年与2002年的升降级制度，拥有晋升甲A联赛实力的球队明白，如果想要升级到甲A，甚至是参与未来的中超，如果2001年没有晋级，最快也要等到2003年晋级成功，那就也要等到2004年才能参与顶级联赛，这对志在升级的甲B球队是打击非常大的。那么，在2001年升级，就几乎变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1年甲B联赛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进行晋级大战，最后上海中远靠着一个有明显越位嫌疑的进球绝杀广州吉利，3：2获得胜利，上海中远凭借此战确保了升级甲A的其中一个资格，而广州吉利也基本宣判升级失败。广州吉利主帅周穗安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对那个有越位嫌疑的绝杀球怒不可遏，质问到：“大家看到公平了吗？！”这场比赛虽然最后没有被列入“假球”名单，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各支球队为了升级，之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而也就是同样的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对绵阳太极，在主裁判的“出色”监督下，成都五牛打出了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完全不符合球队实力的比分，11：2大胜绵阳太极队！这比分打破了中国足坛单场进球纪录！在这个就算是刚接触足球的人都会觉得奇怪的一个比分，对于成都五牛的主教练余东风来说，却非常“正常”。而球迷们一看积分榜就会明白，为什么成都五牛要踢出如此夸张的比分。原来在上海中远战胜广州吉利之后，最有可能冲击甲A的球队就是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成都五牛赢下绵阳后将会和长春同积39分，而在这场比赛前成都五牛净胜球12球，长春亚泰18球，仅靠这场比赛成都五牛就直接获得9个净胜球，直接将净胜球拉到21球超过长春亚泰的3球。在假设最后一轮两队都获胜积分再次相同，必须要比较净胜球的情况下，赚取净胜球越多越有利，这也就是成都五牛不惜如此明显地踢假球都要获得这么多净胜球的原因。

成都五牛在倒数第二轮踢出如此悬殊的比分，给长春亚泰和江苏舜天都给吓一大跳，因为成都五牛此举不异于宣战，这也代表如果他们不在最后一轮采取任何行动，就相当于拱手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送给成都五牛。而在最后一轮之前，积分榜的形势如下：成都五牛39分21球；长春亚泰39分18球；江苏舜天38分。而这三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则是：江苏舜天vs成都五牛；浙江绿城vs长春亚泰。

这其中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将直接对决竞争晋级名额，这无疑是对长春亚泰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成都五牛的提前“开卷作弊”，不仅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打假”的声讨，更是让足协开始谨慎起来，宣布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打。即使如此，这些都无法阻拦三支球队拼死也要晋升甲A的决心，因为如果冲A失败，就等于失去一大笔利益并将至少浪费一年在甲B踢球。于是三支球队各怀鬼胎，各自谋划利用金钱实现晋级的目的。但对于因为三家球队都要竞争，最后就变成了比谁出的钱多的游戏。

10月6日，甲B末轮开打，戏剧性的情况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两场比赛最终都变成了进球大战。首先是上半场长春亚泰1：0领先浙江绿城，然后江苏舜天连进2球2：0领先成都，形成了长春亚泰第二江苏第三的局面。但接下来风云突变，成都五牛开始疯狂进球，最后4：2逆转江苏舜天，净胜球达到23球。而长春这边，在打进第二球后，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冲进赛场抗议长春的进球有手球的嫌疑，并带领球员要求罢赛，导致比赛一度中断了6分钟。一开始，如此正义的行为似乎是那么正常，但6分钟后比赛恢复后，浙江主场的球迷立马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浙江的球员反而在抗议后集体消极比赛，并让长春亚泰接连又打进4球，最后长春亚泰6：0大胜浙江绿城，长春亚泰的净胜球最后为24球，正好比成都五牛多1球，从而压过成都五牛，保住了晋升甲A的机会。这时球迷才明白，原来浙江绿城中途的“罢赛”行为，其实是一场演戏，就是为了配合长春亚泰，为长春亚泰赢得6分钟的多余时间，使得长春亚泰能够晚于成都五牛那边结束比赛，从而确保长春亚泰的净胜球能够高于成都五牛。浙江主场的球迷压抑不了主队丢掉脸面打假球的愤怒，球迷们高喊：“假球！假球！”

比赛结束哨声一响，宋卫平直截了当地对身边的记者说：“今天的比赛你们都看到了，这场球肯定有问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浙江球迷一个交待。”接下来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场宣布开除队内5名涉嫌打假球得到球员，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场球的不正常表现而开除这么多的队员。宋卫平在发布会上激烈地批评道：“也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家乡亲情，或者说干脆为了钱。他们为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卖掉了俱乐部和浙江球迷，那我也认为他们会为他们的愚蠢得到应得的东西，这就叫报应。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活该！这些队员可以为了金钱卖掉良心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球迷，他们为什么不去卖爹娘？”

甲B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自从1999年渝沈之战以来，全国人民对足坛严重的“假赌黑”现象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并在这一轮比赛后集体爆发。与“渝沈之战”不同的是，这次因为有成都五牛提前以非常明显的“11：2”的比分宣告假球开始，使得许多球迷已经大量关注最后一轮比赛会不会还是有假球，足协也在“11：2”后通过安排最后一轮集体同时间开踢来暗示球队不要踢假球，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浙江绿城、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成都五牛依然踢出了两场如此之“假”的比赛，毫不在乎外界对“假球”的痛恶。而且，加之自从“渝沈之战”以后，大部分球迷都已经对“假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能够更容易分辨哪些场次有问题，哪些场次可能是“假球”。所以，这次足协如果再不做任何手段，那么绝对平息不了全国球迷的怒火。而且，非常凑巧的是，10月6日甲B最后一轮的闹剧结束后，10月7日中国国家队在五里河1：0战胜阿曼，正式打进2002年世界杯。2001年10月7日成为了中国球迷永远的回忆，美妙的“出线日”。可这也正是中国足球让人痛爱相交的地方，也正好在“出线日”的前一天，是丑陋无比的“10月6日”。在中国国家队正式打入世界杯后，足协正好处在最辉煌最骄傲的时刻，似乎国家队的荣耀掩盖了之前国内联赛一切的丑恶。足协也趁热打铁，开始调查并打击在甲B涉嫌打假球的几支球队。

与此同时，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联系上了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并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打假打黑的决心。之后不久，宋卫平还主动向足协提交了一份自己认为有嫌疑涉嫌收贿赂吹黑哨的裁判名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令宋卫平心寒，更令全国球迷心寒。

10月16日，足协公布了处罚结果，在此之前，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曾经慷慨陈词表示会让相关人士付出“沉重”的代价。处罚结果如下：

一：除了上海中远的晋升甲A的资格不变，取消其他所有球队的晋升资格。

二：取消成都五牛对阵四川绵阳、江苏舜天对阵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阵长春亚泰三场比赛所有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几家俱乐部参加过上面三场比赛的球员的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并取消上述俱乐部2002年和2003年国内球员转会资格。

四：上述五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处罚2002年赛季禁赛一年。

五：取消四川绵阳的2002年甲级联赛的资格，勒令降级乙级联赛。

这份处罚，从明面上看上去是对五支球队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罚，但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虎头虎尾，且根本不公平的处罚。首先，作为比赛的失利方，浙江绿城宋卫平即使已经提前向足协“弃暗投明”，浙江绿城还是有受到处罚的球员共13人，比实际上的假球最大受益者长春亚泰、成都五牛受罚的球员还更多。而本来就是比赛失利方，而且球队实力财力本来就不佳的绵阳队，更是直接处以降级的极刑！相反主动要求制造出假球的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却完全没有受到相对等的处罚。再其次，既然长春、成都、江苏都踢假球理应取消晋升资格，为什么还要取消其他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的无辜的球队的晋升资格？但最令人气愤的是，这场假球明显是为了俱乐部的利益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受益方是球队，那么球员和主教练就仅仅是俱乐部上层的工具罢了，那么实际应该为这次大型假球事件负责的俱乐部人士，或者说可能涉嫌的比赛的裁判，或者有可能接受贿赂的足协官员，以上人物通通连提都没有提到！这就相当于只是把听从上层指示的球员和主教练处罚，而假球的根基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足协第一次承认有假球的出现，第一次处理处罚假球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是好的，可是足协处理假球问题的摸棱两可，根本没有打击到真正应该处罚的人，依然还是所谓的“官官相护”、“相互照应”，这种力度的惩罚，就几乎像是在给“假赌黑”这个恶人挠痒痒。此次事件后，媒体称呼这五家俱乐部以及这次大型假球事件为“甲B五鼠”。可从历史角度看，甲B五鼠真的是这起假球事件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吗？如果不是足协内部腐败严重，放纵假赌黑现象泛滥，又设置种种不合理的联赛制度，球队怎么会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铤而走险呢？

而在足协下达了处罚之后，先不说球迷对处罚大为不满，这个处罚导致了甲B联赛的一系列地震。首先，就是原先在倒数第二轮败给上海中远的广州吉利，本来如果没有对“五鼠”进行惩罚的话，那么广州吉利排在第四，是根本没有机会晋级的。但是现在排名第二的长春亚泰、第三的成都五牛和第五的江苏舜天全都有参与假球，那么晋级位置理应让给广州吉利继承，然而足协却直接一刀切将这个晋级名额直接取消。这让广州吉利一方大为震怒，更别说他们本来就对与上海中远的那个疑似手球的绝杀球感到不满，这下更觉得足协就是针对他们不想让他们晋级。而浙江绿城同样如此，宋卫平向外界表达自己对自己与球队有参与假球非常后悔，现在就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足球的一大痼疾，但没想到足协对这次假球事件的处理如此简单，宋卫平决定开始用“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打假扫黑”。于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打假扫黑”正式开始了。

一新闻来源说：宋卫平站在央视《新闻调查》镜头前大胆揭黑：在甲B联赛中，绿城绝大多数场次贿赂了裁判，最少是6万元，关键场次要提高3—6倍。另一新闻来源说：据宋卫平一次揭露，浙江绿城每场通过中间人付给裁判的钱是每场六万到八万元。这就是说，中间人可能收取或扣留了比裁判更多的黑钱，中间人比裁判更黑，更是“触目惊心”。他在面对媒体时指名道姓闫世铎：“能不能我们掀桌子（曝光），闫世铎来扫（足球）垃圾呢？” 接着浙江绿城拉起同样对足协不满的广州吉利，这也得益于吉利集团本来就是浙江的企业，浙江方面开始了革命。2001年12月13日，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会场上，浙江绿城的宋卫平与广州吉利的李书福、桂生悦等人坐在“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标下，会上发言道：“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等着处罚，大不了就是行贿罪。”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支持下，浙江方面陆续搜集、寻找、提供自家球队贿赂裁判操纵比赛的证据，并准备了一些涉嫌接受贿赂操纵假球的裁判的名单。自然，自己揭露自己的贿赂行为，很有可能对自身导致严重后果。但是宋卫平说他并不后悔“揭黑”，“虽然说法律是严肃的和无情的，但最终球员、教练、俱乐部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将积极配合调查，严肃面对自己。”

而在浙江绿城整理收贿裁判证据的同时，一位拥有一定良心的裁判走入了宋卫平和陈培德的眼中，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一开始2001年12月有一封匿名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及4万元寄到了浙江方面，信上表达了自己作为裁判吹过黑哨感到自责与后悔。之后不久，被认为是这封信的主人的龚建平就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宋卫平与陈培德认为，可以让龚建平的自首来做“污点证人”，开响“打假扫黑”的第一枪。老实人龚建平非常配合地将许多自己收贿或者其他假球的证据提交，然后，在掌握了多名裁判证据以及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之后，浙江方面不停与足协、体育总局联系，提交不少有关裁判的证据。

可是，令浙江方面没想到的是，他们掀起的“打假扫黑”的大旗，却反被千夫所指。媒体层面，以《新华社》为首的一众媒体纷纷指责宋卫平的浙江绿城本来与裁判进行金钱交易后又尝试以寻找证据为由进行“私了”，这有违法之嫌，而且浙江绿城本来就是行贿人，其本身“贼喊捉贼”的动机和事件真实性无法保证，谁知道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可信的。而在2002年元旦之后浙江方面向足协提交完裁判名单后，上海一电视台就爆出了涉嫌黑哨的8人名单，这其中分别是：张建军、龚建平、孙葆洁、陈国强、郝文、张宝华、吴志东、周伟新。龚建平是早早向浙江方面投诚，而陈国强则是执哨了成都五牛11：2的比赛，至于孙葆洁则是2001年甲A联赛的最佳裁判，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最佳裁判之一。此名单一公布出，以金哨孙葆洁为首的三百多名裁判上书足协要求讨个公道，这更是让宋卫平急忙向公众解释：“孙葆洁肯定不在名单之中！”但为时已晚，各路媒体以及足坛人士开始指责浙江方面根本就是混淆视听，徐根宝更是称宋卫平为“打黑假英雄”。而且，除了龚建平以外，没有任何被浙江方面指责的涉嫌受贿的裁判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些没有参与浙江绿城假球的一些裁判在外声称自己有过黑哨并支持打假，但这些声音对浙江方面于事无补。

但最令浙江方面感到绝望的是，在足协已经收到己方提供的大量假球、裁判的证据后，足协却似乎对这些证据“毫不理会”！如果除了龚建平以外没人承认不要紧，浙江方面提供的证据至少还有一定的参考性，可足协则是完全将这些证据放在了一边。2002年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副主席南勇会上说道：“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楚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继续使用。”这句话等同于在讲足协与假球收贿没有任何关系，而导致假球、黑哨问题的就是那些给钱的俱乐部。这次发布会后，看似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原来，足协根本就没有打算过想要“打假扫黑”，根本没有考虑解决处理这些腐败、假球、黑哨的问题。足协方难道不清楚，或者说没有掌握这些问题的证据吗？肯定不可能，而对于足协、体育总局来说，追求安定平稳，保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足协为了平息这场运动，一边配合当时的“反腐败”的主旋律，一边又给浙江方面台阶下。3月4日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浙江绿城、江苏舜天、四川绵阳整顿态度认真且效果良好，对上述三队的处罚减半，将球队的转会禁令和一些球员与主教练的注册、转会紧令都减半或取消，而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则维持原判。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3月18日，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宣武分局看守所。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正式以企业人员受贿罪，一审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其受贿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结果到最后，只有一开始的持有良心的老实人龚建平，成为了这起“打假扫黑”唯一一个遭到法律处理的足球人士。

2003年1月31日，龚建平案审判结束后，足协又下发了处罚：对涉及龚建平案的6名“送钱人”处以“终身禁赛”，另有6个相关足球俱乐部受到罚款处罚，6位俱乐部总经理被严重警告。其中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浙江绿城给予罚款8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江苏舜天、大连实德给予5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给予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足协这样的处理对打击假球有用吗？极为不公平的是，肯定有行贿受贿的“甲B五鼠”、其余被质疑的裁判，甚至包括宋卫平本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指控。这种结果就连宋卫平本人都无法接受，浙江方面以及其他所有有良知的足球人士都无法接受，甘愿成为污点证人的龚建平变成了足协内部腐败的牺牲品，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行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

龚建平的判决对于宋卫平可能是件后悔终生的事，因为那封《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将龚建平拱了上去。对于这封悔过书，陈培德表示：“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一直没有和宋卫平对质过，但我倾向于龚建平律师和夫人的说法，就是这封信是宋卫平炮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刚才说过的，他不想让被他曝光的裁判家破人亡，在他要把龚建平的材料上交的时候，就想出两个办法来帮龚建平减轻罪行，第一是把龚建平接受绿城的8万元贿赂说成是4万元，第二就是写了这么一封悔过信，希望审判的时候可以作为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但最终法院并未采纳，所以龚建平也没有获得自首的认定。”

对于这起运动结果只有龚建平一人受到惩罚，不少足球人士都感到可悲。足球周刊记载有人说：“龚建平在‘黑哨’的群体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他黑、比他坏的‘黑哨’有一批，只是他运气太糟，最终由他一个人顶包。”圈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裁判几年间拿了几百万的也非极个别现象。一位曾在俱乐部当过副总的人说：“我最多一次给过一位裁判50万元，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输了，俱乐部就要贬值两千万，只能舍小求大了。”一个“黑哨”中间人在酒后吐真言：“希望就到龚建平这里打住吧。我还好办，只是在黑钱里提点成，况且我不能算国家工作人员，龚建平是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判的，照这个标准，有些‘黑哨一黑’的钱足够枪毙的了。” 一位曾投资乙级联赛的老板说：“龚建平据说受贿了37万。其实乙级联赛里就有一场拿20万元的‘黑哨’。一般性比赛，我们给主裁的钱是两万元，边裁两千到八千不等。进入复赛阶段一般是主裁每场三四万，一局定生死的场次则更高，也有能达到十万二十万的。”一位感到忏悔的裁判说：“我们收‘黑钱’简直是一条龙，从我们的‘上级’参与，直到中间人虔诚地送来，再到俱乐部死乞白赖要给，你说谁能抵御得了？关键在这个大背景下，你不拿‘黑钱’，要落个‘装孙子’的名声，在圈子里都没法混。龚建平的事一出，给我们提了个醒，不，简直给了我们一个狠狠的巴掌。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有一批裁判被押到刑场上去。”

足协面对假球问题，尤其是最后一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般都只是用外籍裁判、同一时间、警告球队这些方法。当然，这些办法其实是有效的，但如果更深层次的检查没有做到位，这些方法都是“无用功”。2002年足协为了防止“甲B五鼠”的事件再次发生，还搞出甲A球队交纳200万、甲B球队交纳100万的“道德保障金”，说“道德保障金”这种措施能够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算得上足协变相的收取“保护费”呢？

足协在处理“甲B五鼠“以及”宋卫平打假“的事上采用令人痛恨的冷漠态度，让不少希望、支持足坛恢复正常、打假扫黑的一批足球人士感到心寒。吉利集团在2001年12月11日就直接宣布退出足球，而吉利集团才刚刚在2001年3月16日宣布以2500万元买断广州队，并与广州足协签了30年的合同，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仅仅过了8个月就离开了充满了混乱与黑暗的中国足坛，这也创下了中国企业介入中国足球最短的纪录。而四川绵阳太极则更是最后直接解散，根本没有参与2002年的乙级联赛。但最令人心痛的，还是2004年，坐牢一年多后的龚建平，在7月11日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逝，正好死在了生日的前一天早上，年仅43岁。中国足球曾经有过能够尽早解决自家问题的机会，可在各个层面上的“足球人士”的帮助之下，这个机会断送了，而这个机会的丧失，则更是导致了中国足球未来二十年，甚至有可能更久的一蹶不振。到了2009年第二次中国足坛“打假扫黑”之时，人们才开始缅怀起龚建平起来。陈培德回忆说：“龚建平绝不应该是第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更不应该是唯一一个受法律制裁的裁判。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机会那么好，全国媒体都动了起来，形成这么大的威慑力，这些裁判准备交代问题，而且有些人已经交代了。但是因为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只判了一个龚建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yeshizui]

这些浪漫诗句背后的痴情男主，你知道几个？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里，剁手党彻夜狂欢，淘宝客服吐血工作，马云躲在被窝里偷笑，广大男同胞们的钱包，瘪了。

问题来了，男同胞们为女友花钱，那单身女们是怎么度过这个双十一的呢?

小编特地做了个调查,结论是：

双十一又不是真的低价，早就腻了，年年都没男票陪我，谁TM爱过“双十一”！

2. 我好想找一个专一、痴情的男票，这样也不至于连双十一都要被“虐”！

众所周知，韩剧向来批量生产痴情男主角，那饱含深情的眼眸，一眼万年的对视，分分钟让女主，包括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们沦陷。

[caption id="attachment_9636" align="aligncenter" width="420"] “双宋”定情作剧照[/caption]

今天，小编就为了广大女性观众的福利，穿越一次时空，盘点古装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 痴情 男主角”， 感受下古人的深情款款，缓解一下单身女们对爱情的饥渴。

◆ 细水长流篇 ◆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钱镠，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原配夫人戴氏王妃出身农家，跟随钱镠南征北战，荣辱与共。成为一国之母后，她不弃贫寒娘家，年年春天都要回乡小住。

那一年，戴妃又去了娘家。钱镠见周围早已春意盎然，想到自己的夫人又回娘家度过这大好春光了，便写上一封书信寄出，其中有这么一句: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据说戴妃感动得当即落下两行泪珠。

现在提起这句话，得到的共鸣全是妹子们津津有味地嚼着言情小说的细节，感慨这句话的浪漫指数，它的出处倒恍然不知。

这句话多高明啊，“陌上花开”提醒你赏花娱情，“缓缓归矣”安抚你不要着急，慢慢回来，可若是不急，又何必寄信给妻子，还不是在说“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在这等你呢”, 钱镠是在以“缓缓”反向抒发自己的思念之情。

浪漫的不是陌上花开，而是“归矣缓缓”——吾待你归来。

  2.  一生一世一双人

朱佑樘，明朝皇帝。

小编搜寻资料看到百科里的配偶一栏时，大为震惊，早就听说明朝有位皇帝一生只有一位皇后别无其他妃嫔，不曾想竟是真的！

此君幼年丧母，从小就经历过宫廷斗争的他坚强、早熟，加之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早早打下了成为明君的基础。

女主角出身不高，但她性格活泼，史称张后"骄妒"，与朱佑樘情投意合。

二人是患难之交，一对货真价实的恩爱夫妻——每天同起同居、读诗作画、听琴观舞、朝夕与共，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

本来朱先生有多娶几个老婆的机会。朱佑樘刚继位的时候，有人建议选妃，但遭到了臣子的反对，人家说了，先皇的丧期还没过，怎能现在选妃？朱佑樘号称以孝治天下，于是这事就搁置下来了。搁置着，搁置着，搁置到了弘治十八年——朱佑樘驾崩的这一年。

“一往情深深几许”，古来几人能够真正的情牵一世，更何况是皇帝这个最为封建思想荫蔽的身份。

现代社会“小三”“出轨”各种令人暗笑的词汇无不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浮躁，人们压抑、冲动、滥情，“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样古老的句子火了起来，可想而知，满屏的“出轨”“打小三”衬得这句话多难得。

  3.  故剑情深

刘询，原名刘病已，没错，就是《乌龙闯情关》的那个刘病已，一个坐过牢的皇帝。

许平君——刘病已的第一位皇后。

许平君出生时，其父被诬告成贼，后来在监狱中工作，许平君也在监狱长大，结识了因内乱被连罪在监狱中长大的刘病已。

病已和许父同为室友，许父见其虽为没落王子但为人正直，便想让他当自己女婿。许平君而后嫁给落难的刘病已，不离不弃，刘病已非常感动。

登上帝位后，刘病已想立许平君为后。可大家都认为权臣霍光之女是最佳人选，这时候，他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我在贫微之时曾有一把旧剑，如今我十分的想念它啊，众位爱卿能否为我将其找回来。”群臣揣摩上意，开始请立许平君为皇后，我们病已如愿以偿。

故剑情深的浪漫故事从此开始流传，这道诏书是王子对贫女的真心许诺，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诏书。

  ◆ 执迷不悔篇 ◆

断袖之癖

刘欣，汉哀帝，史上最出名的“不爱江山，爱美男”的皇帝。

董贤，御史之子，颜值出众，刘欣和他产生了爱恋。

从黄门郎到大司马，二十二岁的董贤就已位列三公；从建宫殿到修冢茔，董贤恩宠日盛。刘欣曾对董贤开玩笑说，“吾欲效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刘欣特地让董贤妻子住在宫中，又召来他的妹妹做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

最惨的就是皇后，一个人孤寂度日。

大臣们批评刘欣对董贤的封赏太过分，他根本不听。而后，二十五岁的哀帝突然病死，董贤被赶出宫。第二天，他殉情自杀，死时还保留着刘欣留给他的玉玺。

不知董贤是否回忆起那日清晨，帝醒，见其酣睡，不忍惊醒，于是挥刀断袖。

  ◆ 生死相随篇 ◆

1.  荀令伤神

荀粲，三国时期著名玄学家，东汉名臣荀彧幼子。

荀粲有句名言“ 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听说曹洪的女儿美艳绝伦，他便聘娶为妻，受到专房之宠。

二人感情甚笃，冬日妻子生病发烧，荀粲就出中庭卧病，用身体覆盖妻子降温。这画面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原来《甄嬛传》里的果郡王是从荀粲这得到灵感的。这位美人在去世前断开莲枝腰带赠与荀粲，留下分钗断带的典故。

妻子病亡后，朋友前往吊丧，安慰道：" 君所娶之妻，仅美色而已，世间有姿色的女子并不难找，何必哀伤至此？?"我们的痴情郎说:"佳人再难得，亡妻虽然不算有倾国之色，也不能称为易得。"

他的痛苦无法得到缓解，仅一年多就去世了。荀粲成了当时过度用情的典型，受到世人的讥讽——“荀令伤神”。

  2.  抑郁而终

夏侯尚，三国时期曹魏将领。

夏侯尚有个爱妾，他对爱妾的宠爱程度超过了正妻，而正妻是曹氏之女。

黄初五年，魏文帝曹丕派人绞杀了这个爱妾。

夏侯尚很是悲伤，生病至精神恍惚，埋葬爱妾后仍然止不住思念，又去墓地看她。曹丕听说后发怒，说夏侯尚被人看不起是有道理的。

黄初六年，夏侯尚抑郁而终。

  3.  关雎海兰

爱新觉罗·皇太极，改女真族名为满洲，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

海兰珠，孝庄皇后的姐姐，二十六岁入清宫。

皇太极封海兰珠为关雎宫宸妃，仅次于皇后。东宫赐名为"关雎宫"，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尔虞我诈的帝王之家，这样爱意颇深的举动实为难得。

清崇德二年，海兰珠不满��岁的皇子夭折，皇太极本已决定立其为继承人。清崇德六年，皇太极还未回到清宫便被告知“宸妃已薨”，他悲痛过度，几度昏迷。葬礼后，皇太极为爱妃举行各种祭奠，甚至在大祭祖宗之时也率百官前去祭奠。

皇太极多次出京射猎，几乎每次都要故意经过海兰珠的墓地哭祭一番。清崇德七年，皇太极为明朝降将赐宴庆贺，却因海兰珠的丧期未过，没有现身参加。清崇德八年，皇太极突发重病，猝死。

  4.  关雎洞鄂

爱新觉罗·福临，皇太极的第九子，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

董鄂氏（洞鄂氏），董鄂妃，是顺治帝一生中最爱之人。

顺治十三年，董鄂氏入宫，封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又被封为皇贵妃，位同副后。这一年董鄂妃18岁，顺治19岁。

后来，董鄂妃生下皇子，顺治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待遇甚至超越嫡子。然而这个孩子很快就夭折了。

顺治十七年，体弱多病的董鄂氏病逝，年仅22岁。福临几乎崩溃，他万念俱灰，一度要出家为僧，还剃了发。悲恸欲绝的他还违背祖制为其辍朝四个月，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

仅半年，顺治帝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顺治十八年，爱新觉罗·福临逝世，年二十四岁。

  5.  人生若只如初见

纳兰性德，字容若，清初词人，大学士明珠长子，高富帅一枚。

纳兰十九岁时娶卢氏为妻，夫妻十分恩爱。可惜三年后，卢氏因难产去世。他为其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词，成为《饮水词》中的精华，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至今都在撩动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弦。

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纳兰三十岁时，娶继卢氏之后的心中所爱才女沈宛。一年之后，爱人又去世了。

康熙二十四年暮春，纳兰性德抱病与好友相聚，聚完回去就一病不起，年仅三十。

因情被责夏侯尚，为“色”痴情唯荀粲；纳兰心事纳兰悲，悠悠关雎别离苦——“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 恋恋不忘篇 ◆

1.  破镜重圆

徐德言，南北朝时期江南著名才子，被乐昌公主招为驸马。

乐昌公主，南朝后主陈叔宝之妹，她不恋侯门，重才识，自己作主嫁与徐德言。

二人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好景不长，公主与驸马因亡国之祸眼看就要被拆散，公主把一面铜镜摔成两半，一半留给驸马，一半自己收着，二人约定以后每年正月十五叫卖铜镜，直至找到对方的下落。而后，公主被赐给隋朝丞相杨素作妾。

后来，有位年轻人手持半面铜镜沿街求售，声言只要有人拿来另一半铜镜与它契合，可直接相赠。于是乐昌公主终于看到两半铜镜丝毫不差地契合在一起的样子。

公主哀求杨素让他们夫妻见上一面，杨素答应了。她委婉地提出希望驸马再婚，徐德言却誓言要遁入佛门。杨素见状，便大方把公主还给驸马。二人双双叩拜离去。

回到江南以后，夫妻俩过起了相濡以沫的隐居生活。贞观十年，夫妇同时去世，合葬一墓，陪葬的就是那面历尽沧桑的破铜镜。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苏轼，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

王弗，苏轼的结发之妻，颇通诗书，16岁时嫁给苏轼。

二人因唤鱼姻缘结合，是时，苏轼19岁，王弗16岁，妥妥的早恋。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王弗陪伴在侧，终日不去。二人恩爱有加，羡煞旁人。

天命无常，王弗在27岁时去世。留下一子年仅6岁。东坡言，“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就这样痛失了爱妻。

熙宁八年，距离夫妻分离已十年，苏轼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那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那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3.  兵家梅花

彭玉麟，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

彭玉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他与外婆家的养女梅姑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迫于礼教的压力，只得另娶他人。后来，梅姑嫁与他人，在彭玉麟三十六岁那年死于难产。他闻讯心痛，哭吟“一生知己是梅花”，并发誓要用余生画十万梅花纪念梅姑。

在此后四十年里，无论军务多么繁忙，彭玉麟每个夜晚都会挥笔描绘梅花，表达心中情思。直到临终前，他仍强撑着病体，一丝不苟地画梅。

他画的梅花干如铁，枝如钢，花如泪，称为“兵家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合称为清代画坛的“两绝”。而且每成一幅，必盖一章曰“伤心人别有怀抱，一生知己是梅花”。

妻子去世后，他便不再续弦。彭玉麟逝世时，既无亲戚，又无余财，只有十万多幅梅花陪在身旁。

  4.  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小编特意为其取外号：“金痴情”。

金岳霖十分倾慕才女林徽因，林徽因也对他十分钦佩敬爱。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座上常客。他们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毗邻而居。夫妇吵架，梁思成竟也会找他来仲裁。

林徽因去世，他在追悼会上为她写下“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著名挽联。

有一年，金岳霖在饭店请客，老朋友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他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金岳霖就这样痴了一生。

人间四月，生死十年。梅花如泪，铜镜沧桑。痴者，不思量，自难忘。

这些浪漫的诗句背后，都有着一个深情的故事和痴情的男主，爱情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它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感人至深。

文章出自于: 这些浪漫诗句背后的痴情男主，你知道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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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背后的一抹文明底色

2017-07-20

导读：反观之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情况恰恰相反：哪怕是鸡毛蒜毛的事情，也要无限政治化，上不封顶，下无底线，寻常的文学修辞可以上升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

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苏轼。

他刚刚就任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却不得不将知州职权交给州通判祖无颇代理，自己则忐忑不安地等候一伙不速之客上门。

几天前，苏轼接到弟弟苏辙派人快马加鞭送来的消息：朝廷已差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来捉拿你归案，快作准备。

原来，苏轼自徐州（今江苏徐州）移知湖州，照例向神宗上了一份谢表，在谢表上，苏轼发了一句牢骚：“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暗指熙宁变法以来突然得到提携的小将，包括李定、舒亶等人。

舒亶时为御史，读到苏轼的《湖州谢上表》，看出苏大学士是在讽刺他们这伙新党小将无事生非。于是找皇帝告了一状：“（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御史中丞李定与另一名御史何正臣，也交章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诽谤朝政。

这几名御史为坐实苏轼之罪，还搜罗了三卷刊印发行的苏轼诗集，在神宗面前 一一点明诗中包藏的祸心：

陛下，您看看苏轼的诗写得多么反动。陛下发放青苗钱救济贫民，苏轼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设明法考试考核群吏，苏轼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苏轼却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推行盐法，苏轼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些诗句，“无一不以诋谤为主”，传播中外，影响极坏。

其时，宋神宗极力推行的新法正进入艰难时期，听说苏轼的诗文都是在讥讽变法，心里也很不爽快，便应台谏官之请，“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御史台则派了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两名台卒，疾驰湖州捉人。

驸马王诜与苏轼交情极好，得知消息，秘密遣人告诉了苏辙，苏辙又派人急急前往湖州报信。因为皇甫遵途中耽搁了几天，所以苏辙派去的报信人倒先一步到达湖州。苏轼安排了通判权摄州事，就等着皇甫遵上门。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一行果然杀到，“迳入州厅，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随后，这两名台卒押着苏轼，“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从湖州到开封，走水路约二十天。八月十八日到达京城，苏轼被扣押在御史台狱中。这便是北宋“乌台诗案”的开篇。

汉代时，由于御史台多植柏树，柏树多招乌鸦，因而后人以“柏台”、“乌台”代指御史台，大概也有暗指御史为“乌鸦嘴”之意。

（苏轼）

苏大学士的惶恐

“乌台诗案”案发之后，苏轼非常惶恐。当皇甫遵带人登门之时，他因为恐惧，“不敢出”，问通判祖无颇，这这这如何是好。祖无颇说：“事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苏轼又打算穿便服出来接见皇甫遵，觉得自己是有罪之人，不可以着朝服。祖无颇安慰他：“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苏轼这才“具靴袍，秉笏立庭下”。

皇甫遵迟迟没有拿出逮捕令，“久之不语”，苏轼更是惊疑，说：“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皇甫遵说：“不至如此。”取出怀中台牒，祖无颇看了台牒文字，“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说是要带苏轼回京协助调查，并非逮捕。苏轼这才稍稍心安，随皇甫遵上路。

途经太湖，因船舵损坏，官船停下来维修。按宋人笔记，“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苏轼心底又不安起来，自忖此番“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不如在此投水自尽：“如闭目窣身入水，则顷刻间耳。”

但最终还是没有自杀。

苏轼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朝廷派悍吏“就湖州追摄，如捕寇贼。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

及至京师，下御史台狱。

不过此时的苏轼，严格来说，并不是罪犯，而是接受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按古时的司法制度，证人、干连人、嫌疑人都要暂时收监，以便讯问。

御史台狱的狱卒对苏轼倒是挺客气，其中“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燃汤为子瞻濯足”。只是讯问苏轼的法吏很不礼貌，为取得口供，大肆辱骂苏轼。但也没有刑讯逼供。

但苏轼初入牢狱，将事情想象得非常严重。

宋人笔记说，“子瞻忧在必死”，已做好自尽的准备：将自己常服的青金丹，收集起来，藏在狱中隐秘处，打算一旦得知朝廷判他死罪，便服毒自尽。

苏轼又写好遗书（诗二首），托那名待他很好的狱卒收藏好，死后交给他弟弟苏辙。那狱卒说：“学士必不致如此。”苏轼说：“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狱卒只好接过苏轼遗书，“藏之枕内”。苏轼也自述，“到狱，即欲不食求死。”意欲绝食求死，只是后来“觉知先帝（指宋神宗）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

长子苏迈前来探监，苏轼又与他约好：如果没什么事情，“送食惟菜与肉”；如听到什么不测的消息，“则撤二物而送鱼”。

一日，苏迈有事外出，委托一亲戚代送牢饭，但仓促间忘了说清楚他与父亲的密约，结果，这名亲戚送了一尾鱼给苏轼。

苏轼一见，“乃大骇，自知不免”，乃写了一封遗书给弟弟苏辙：“余以事系御史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见吾子由。”

坦率地说，苏大学士如此惶恐的表现，未免与我们想象中东坡先生的乐观、豁达形象有点不合。

宋神宗一朝，特别是王安石罢相后，党争恶化，法制趋严，屡兴诏狱，风气日薄，政治氛围不复有宋仁宗朝的宽厚。因事入狱的士大夫，不止苏轼一人，但像苏轼这样表现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士大夫，却是少见。

当然，我毫无苛责苏轼的意思，更没有责备苏轼不够勇敢的权利。苏轼的恐惧，无非是人之常情，半点都无损于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地位。

我只是想说，宋人在笔记中再三记录下苏轼系狱之际的惶恐与悲情，也许是为了渲染苏轼处境之危难、神宗朝政治之险恶吧。

那么，当时苏轼是不是真的面临着杀头的致命危险呢？

（《宋人轶事汇编》/周勋初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见题图）

弹劾与起诉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乌台诗案”的叙述，都是将它当成一起严酷的政治迫害。

“乌台诗案”当然具有政治迫害的成分，比如当时苏轼的政敌以及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小人，为置苏轼于死地，从苏轼的文字中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上纲上线、罗织罪名，便是典型的政治构陷。

最恶劣者有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国子博士李宜之。

李宜之检举苏轼早年撰写的《灵壁张氏园亭亭记》，里面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之类大逆不道的句子，说“不必仕”，分明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说“必不仕则忘其君”，分明是“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请陛下“根勘”。

这个李宜之，倘若生在“文字狱”发达的大清盛世，必有他大展身手的“英雄用武之地”。

还有一个是宰相王珪（也许还要加上御史舒亶）。

宋人笔记说，“元丰间，苏子瞻系御史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指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外，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王珪这个解诗手法，可与李宜之的相媲美。

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一时语塞。

参知政事章惇也帮苏轼辩解：“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神宗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相公是想要苏轼灭门吗？”

王珪连忙将责任推到舒亶身上：“那话是舒亶说的，我不过转述出来而已。”章惇骂道：“之唾，亦可食乎！”

意思是说，舒亶吐出来的唾沫，你也要吞下去吗？

至于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台谏官对苏轼提起的指控，当然也很难听，派系倾扎的色彩非常明显：

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称，“未有如（苏）轼为恶不见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称，“（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收���宥而已。”

御史中丞李定说，“上圣兴作，新进仕者，非（苏）轼之所合。（苏）轼自度终不为朝廷奖用，衔怨怀怒，恣行丑诋；见于文字，众所共知。”

李定诸人说得这么杀气腾腾，其实是宋朝台谏官文风的常见毛病。

我们如果去找宋朝台谏官弹劾政府官员的奏疏来看，便会发现危言耸听之词，着实常见。

这也是宋朝政治弹劾的特点，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迫害，更不可等同于司法起诉书。

“乌台诗案”进入御史台“制勘”的司法程序后，由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主持审讯。

我们必须指出，让李定参与进诗案的推勘，在司法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李定是弹劾苏轼的检察官之一，不可能中立，按照宋朝的司法惯例，本应回避。应回避而没有回避，显示了宋神宗时代的司法制度已遭到部分破坏。

不过，御史台诏狱对苏轼的司法控罪，跟杀气腾腾的政治弹劾还是有区别的。

司法意义上对于苏轼的指控，实际上只有两条：

一、苏轼与驸马王诜“货赂交通”，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如苏轼给王诜送礼，王诜则动用关系拨给苏轼度牒指标。

二、苏轼“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

御史台诏狱的任务便是调查清楚苏轼的这两个“犯罪事实”。

苏轼被控的第一条罪名，放在今日也是不法行为；第二条罪名，若按现代社会的准则，当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过八百年前的宋人尚无此见识，按宋人观念，“匿名谤讪朝政”跟“上书讽谏时政”是两回事，后者为习惯法所认可的士大夫权利，后者却触犯了成文法。苏轼在诗文中讥讽新法，类同于“匿名谤讪朝政”。

苏轼在接受御史台诏狱讯问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有“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的行为。

这么做，不仅是为让自己脱罪，更是想保护与他有诗文往事的友人。

但舒亶等人找出了苏轼的六十九首（篇）诗文，作为诽谤朝政的证据。由此可见，为了坐实苏轼的罪名，舒亶等“新进”真是煞费心机。

苏轼这才不得不承认其中五十九首（篇）诗文，确实含有讥讽新法之意，如《山村五绝》一诗有“迩来三月食无盐”之句，是“以讥盐法太急也”；《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一诗，则“以讥开运盐河不当，又妨家事也”；《山村五绝》其四：“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八月十五日看潮》一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之句，是讥讽朝廷的水利法“必不可成”……

元丰二年十一月底，御史台诏狱完成了对苏轼的讯问。

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进入“录问”的程序。朝廷委派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为录问官，前往御史台录问。苏轼如果翻供，则案子将重新审理。但苏轼在录问时，“别无翻异”。

于是，御史台以类似于公诉人的身份，将苏轼一案移送大理寺，由大理寺判罪。

（《苏轼诗集合注》/ （清）冯应榴辑注 / 黄任轲 朱怀春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救援苏东坡

在御史台诏狱推勘苏轼诗案的时候，朝中一些正直的臣僚也开始展开对苏轼的营救。

史书说“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其实并不准确。当时出言救援苏轼的臣僚并不少。

宰相吴充，为王安石亲家。

一日召对，他问神宗皇帝：“魏武帝（曹操）何如人？”神宗说：“何足道！”吴充说：“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神宗有些惊诧，说：“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行将放出也。”

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也向宋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觖望，指埋怨的心理）。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

神宗说：“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

皇帝一再解释，他并没有要深罪苏轼的意思，只是台谏官弹劾他，需要走程序、调查清楚，很快就会放他出去。

据传已经致仕、闲居金陵的前宰相王安石也给神宗写信：“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属于变法派中坚人物的章惇，亦上奏神宗：“（苏）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待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连深宫中的曹太皇太后（宋仁宗皇后，神宗之祖母）也被惊动。

一日，曹太后见神宗面有忧色，便问他：“官家何事数日不怿？”神宗说：“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曹太后说：“是苏轼苏辙兄弟的苏轼吗？”神宗惊诧说：“娘娘何以闻之？”曹太后说：“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

太后又“泣问二人安在”，神宗说苏轼方系狱。太后“又泣下，上亦感动”。

时太后年迈患病，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但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曹太皇太后）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引退的前副宰相张方平与前翰林学士兼侍读范镇，都相续上书为苏轼说情。张方平的奏疏写得很深刻，申明了一项来自历史与传统的言论原则：

“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

时张方平年岁已高，赋闲于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委托应天府递送奏疏，“府官不敢受”，又叫儿子张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但张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因而这份奏疏未送达神宗手里。

后来苏轼出狱，见到张方平奏疏副本，“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

倒是苏辙解释说，幸亏张参政的奏疏未能呈上去，否则恐怕激怒皇上。

有友人问苏辙：“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苏辙说：“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议，疑可以止之。”

我读史料至此，总是觉得苏轼苏辙兄弟虚惊一场，心有余悸，有些过虑了。看神宗皇帝与臣僚的对话，我便知道苏轼有惊无险，死不了。

当然，我们这么说，纯属“马后炮”、“旁观者清”。

太祖誓约

应该说，宋神宗并无诛杀苏轼之心。就算他想杀苏轼，恐怕也极不容易。

首先，诛杀士大夫之举，在宋朝实在太过于惊世骇俗，势必会受到臣僚强烈抗议。

神宗有一次曾因“陕西用兵失利”，批示将一名转运使处斩。

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又说：“可与刺面配远恶处。”

门下侍郎章惇说：“如此，即不若杀之。”

神宗说：“何故？”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

章惇不客气地说回了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这个事例说明，即便宋朝皇帝亲笔批示要处死一名臣僚，也未必能得逞，他的内批很可能会受到大臣的抵制。

其次，别人或不知道，但神宗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太祖皇帝传有一份秘密誓约，要求子孙不得诛杀言事的士大夫。

相传这份誓约勒刻在太庙内的一块石碑上，平日“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谁也不知道上面写的碑文是什么。惟新君嗣位，入太庙拜谒祖宗神位之时，要揭开黄幔，恭读誓词。

北宋末靖康之变，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才看到誓碑真容，上面勒刻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为南宋文人所捏造，毕竟北宋的史料从未提到“誓碑”。

不过，即使“誓碑”存疑，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却是存在无疑的。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

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二帝北狩，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提到：“（宋徽宗）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这份誓约，与其说是太祖遗诏，不如说是宋朝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只有从立约的视角来看誓约，我们才能更准确把握这份文件的意义 —— 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

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遗诏更大的约束力，只不过今天已受过理性启蒙的人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

大体上，宋朝诸帝，不管是仁厚的宋仁宗，还是强势的宋神宗，抑或是昏庸的宋徽宗，都严格遵守太祖的誓约。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新党重新得势，时为宰相的章惇欲穷治元祐党人，“将尽杀流人”（这回是章惇起了杀心了），但宋哲宗反对，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同年，有人告发旧党的梁焘“包藏祸心”，欲置梁于死地，但同知枢密院事曾布对哲宗说：“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令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

哲宗表示同意：“祖宗未尝诛杀大臣，今岂有此？”

其时曾布等人���必知道有一份藏于太庙的誓约，但宋朝立国百年未尝诛杀言事之士大夫的实践，已让君臣都明白“不诛大臣言官”是不能突破的一条政治底线，是本朝一直遵守的“祖宗家法”。

只有宋高宗破过例、开过杀戒，于建炎元年（1127）八月杀了“伏阙上书，力诋和议”的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处于战时状态，而且仓促建立南宋政权的赵构本人尚不知道“太庙誓碑”一事。

很快高宗便后悔不迭：“始罪（陈）东等，出于仓卒，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几次下诏道歉。

从“太祖誓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断定苏轼必无杀身之祸。

（纪录片《苏东坡》海报）

结局与余话

那边厢，苏轼诗案也按司法程序走下去。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将苏轼案移送大理寺。

大理寺很快作出裁决：

苏轼与驸马在交往过程中，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属于“不应为”，按大宋律法，“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苏轼“合杖八十私罪”。又，因苏轼刚到御史台时，“虚妄不实供通”，“报上不以实”，加杖一百。

苏轼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致有镂板印行，“准律，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又“准律，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旧时官员可以官阶、馆职抵刑），因此“苏轼合追两官，勒停，放”。

也就是说，苏轼一案按照司法程序走下来，大理寺根据当时法律，给出的处罚不过是追夺官阶、免职（或者杖一百八十）而已。

进而言之，就算没有太祖誓约的约束，没有士大夫的勉力营救，从宋朝立法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苏轼显然也没有杀身之虞。

大理寺将判决报告呈报宋神宗，“奏裁”。十二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诏，对苏轼一案作出最终处分：苏轼降为黄州团练副使，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将苏轼贬谪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当一个闲差。

这个处分结果，比大理寺建议的裁决还轻一些。

其他受“乌台诗案”牵连、与苏轼有讥讽文字往来的官员，也受到程度不一的责罚：驸马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王巩贬为“监宾州盐酒务”；张方平、李清臣“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曾巩、黄庭坚等人“各罚铜二十斤”……

这一起不得人心的案子总算了结。

“乌台诗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动朝野、影响深广的“文字狱”，也是北宋后期党争恶化的一次恶性发作。

不过，跟明初朱元璋时代与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文字狱”相比，“乌台诗案”又有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有人会说，“乌台诗案”毕竟没有杀人，而明清“文字狱”却动辄杀头、灭族。

也有人会说，“乌台诗案”是偶发的个例，而明清“文字狱”却遍地开花，清乾隆时期更是形成了“文字狱”的一座历史高峰。

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注意的差异。

不过，我还想指出北宋“乌台诗案”与明清“文字狱”的另一个重大差别：“乌台诗案”尽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它至少在形式上，是当成一个“普通法律案”来处理的。

不管李宜之、舒亶等人的弹劾多么危言耸听、无限上纲上线，但司法上对于苏轼的指控，还是只限于法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为”与“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两个寻常罪名，既未将控罪泛政治化，在制勘过程中也严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序。

反观之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情况恰恰相反：哪怕是鸡毛蒜毛的事情，也要无限政治化，上不封顶，下无底线，寻常的文学修辞可以上升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

你去看清代“文字狱”档案，会发现清廷使用最多的罪名便是“谋反大逆”。

明洪武年间，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王府旧址之上修建府衙，他的幕僚、名士高启为其撰写《府治上梁文》，朱元璋“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

这篇《府治上梁文》到底有什么字眼触怒皇帝？

就因为文中有“龙盘虎踞”四字。

你高启竟然称赞张士诚治所为“龙盘虎踞”，居心叵测，斩！

知府魏观当然也被处斩。

清乾隆二十年（1755），内阁大学士、广西学政胡中藻被清廷斩首，与他有诗词唱和的鄂昌被赐死。

乾隆为什么要诛杀胡中藻？

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胡中藻有一年出了一道科举考题：“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非常有学问的乾隆分析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乾隆又说，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按乾隆这神一般的逻辑，写了“根到九泉无曲外，岁寒惟有蛰龙知”诗句的苏轼，若是生在乾隆盛世，必杀头无疑。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想给北宋的“乌台诗案”洗白，因为宽仁的政治，应该如张方平所言，“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

“乌台诗案”显然违背了这样的历史惯例。

对苏轼及其亲友来说，“乌台诗案”是无妄之灾；对赵宋王朝而言，“乌台诗案”是难以洗涮的污点。

而作为一名站在历史现场之外的宋朝制度的观察者，我从“乌台诗案”的发生，看到了北宋后期党争背景下的政治不宽容；也从“乌台诗案”的进展，看到了宋朝政治与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

正是这文明底色，使得“乌台诗案”毕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wg170720.html

[independence-of-mind]

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5

导读：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

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

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

（图注：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

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

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

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

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

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

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 —— 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

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

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

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

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

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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