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谷粮就是不一样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healthdig-blog1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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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裁员200人风暴他变新光三越App推手 https://healthdig.co/%e7%86%ac%e8%bf%87%e8%a3%81%e5%91%98200%e4%ba%ba%e9%a3%8e%e6%9a%b4-%e4%bb%96%e5%8f%98%e6%96%b0%e5%85%89%e4%b8%89%e8%b6%8aapp%e6%8e%a8%e6%89%8b/?feed_id=1303&_unique_id=5c8217e14e7a6 #李易腾 #新闻李易腾（右1）与康太营运长陈伟强（左3）跟团队挺过裁员与亏损危机，他最大的学习是，“不能一味冲业绩，忽略管理跟财务。”“为何要裁掉我？”“我对公司的贡献，就只值这些离职金？”面对被裁员员工的质问，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康太数位整合创办人李易腾。他永远忘不了，2017年5月22日。这一天，他分梯次亲手裁掉公司2/3，约220名员工，在台湾新创企业里，这是少见的大裁员。他创立的康太数位旗下的17Life，是全台湾第一个做团购的公司，也是2009年第二大团购网，却因团购补贴造成累计亏损3亿元，面临资金断链窘境。办公室到处是散落的纸箱，不断有媒体在外窥探，希望拍摄到混乱画面，即时新闻写着“电商吸金，背后这么多富爸爸仍不敌寒冬，大裁200人”，经营不善、团购玩完了，各种负面标签纷纷涌来，曾经不断庆祝营收突破新高，切蛋糕发奖金的办公室，三层楼一下空了两层。他，几乎深陷死亡幽谷，而决心将公司打掉重练。今日，当最赚钱的团购一哥够麻吉（Gomaji）陷入亏损，酷朋（Groupon）早退出台湾市场时，康太竟又成为唯一转型成功且获利者，还成为全家线上寄杯服务与新光三越App推手。一场逆境，他的3个自省，颇值得玩味。●小档案_李易腾出生：1976年学历：景文技术学院旅馆管理科、纽约理工学院MBA经历：日本电通国华台湾区业务企画部业务现职：17Life创办人暨董事长用陆式补贴打台式团购别人的良药，成自己的毒药2009年，李易腾看到国外酷朋靠团购崛起，在台湾成立第一个团购平台。高峰时，3年营收共成长3倍以上。17Life透过网络贩售折扣餐券，引流线上人潮到实体店消费，就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O2O（指线上到线下）模式。他回忆，一开始团购毛利率高达5成，但，肥美的鲜肉，很快吸引众多竞争者争食。2012到13年，台湾出现超过百家团购网，史称“百团大战”。创业家兄弟共同创办人郭家齐指出，团购做的是餐券团购，帮餐厅卖座位，然而座位是有限的，初期竞争者少时，团购商可从商家拿到较好的利润，但是竞争者变多，服务的产能有限，就会导致削价大战。李易腾回想，竞争到最夸张是，商家通知3、4家团购网来开会，各发一张纸，一起写下抽成的“趴数”（指百分比），低者得标。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当商家要的抽成百分比降低，团购网为了招揽更多商家加入，又要扩编业务人员，为了抢业务人员，彼此还杀红了眼，加价一万就可以挖到一票业务。李易腾说，台湾网络新创公司史中，从没招募这么多业务，当时光17Life就有一百名业务，约占公司人员5成以上。但网络流量的成本提高3倍到5倍，团购毛利却由五成快速降至接近零。看似网络新创的产业，骨子里，却是杀价与劳力密集的模式。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其主要竞争对手够麻吉，又获得入口网站台湾雅虎策略投资，多了个可降低流量成本的强力帮手。李易腾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刻转型，一个就是继续拼到第一名，吃下市场。他选择中国新创企业最常见的策略——继续跑马圈地。李易腾事后回想，自己太直觉的想引入中国的补贴模式应战，竟忘掉，跑马圈地需要大资金与市场，台湾没有这条件。别人的良药，却可能是自己的毒药。烧钱拼亚军，资金却断链经营只看自己长处，很危险2016年，康太决定募资烧钱补贴，好不容易把与对手的营收差距由6、7倍，拉近到3倍，眼见的第一名就差几步路，但资金却出问题。这就如一个将军征战沙场，回头却发现，粮草根本没跟上。他回想，自己打仗时，“会有错觉，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仅仅用对手1/3的行销资源，却可以做到第二名。”但只注视自己的长处，却是很危险的！“经营公司，得想办法证明自己是错的，永远去找可能的问题点。”2017年，“老板，资金要断链了！”这一幕，李易腾深刻记得，财务人员跟他报告，快付不出员工薪水。明明公司营收业绩年年成长，但是获利与现金流却因为补贴不断下滑。这是艰难抉择，他不希望公司倒掉，就得裁员。然而，放眼望去办公室的员工，不乏跟着他8、9年的业务，这些人曾跟他一起跑客户，一起在走廊抽菸喝酒⋯⋯他更犹豫，若裁员，留下来的人，真会如以前一样相信自己，继续跟随？詹宏志鼓励他，年轻时遇到这样的波折是幸运的，他以当年《明日报》裁员收摊举例，处理这样的事情，是创业必经之路，让他下定决心。2017年2月到5月，李易腾痛苦决定着裁员的幅度与名单。康太数位营运长陈伟强指出，裁员会减少收入，哪些部门该裁多少，公司该留下多少人，以确保未来的成长，这是最困难的拿捏。陈伟强说，“很多名单都是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创业，是理解人性最好的方式。消息宣布后，有人送暖，有人咒骂，员工愤怒、顾客来退购物金、厂商也来要货款，一度快撑不下去，所幸詹宏志以个人名义增资，新光三越执行副总经理吴昕阳也拍拍他肩膀持续合作，才度过难关。17Life首创帮超商做线上咖啡寄杯服务，从衰退的团购市场中发现新机会。客制App，员工失望走人他坦言，梦想仍须获利支撑最艰难的时候，有3次，李易腾开车开到一半，根本无法继续，他停到路边，一人独自痛哭失声，他不想回去告诉太太与��母，也无法在公司显露愁容。“我最怕的是大家对我失望，我一天到晚在叙述梦想，会不会，最后也失去叙述梦想的能力。”他说。在最低谷时，李易腾用最后一点资源，找寻翻身契机。最后，团队决定，可以靠过去的网络经验，帮实体零售通路打造客制化App，让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增加对顾客行销与服务的管道，提高来店率。“这样我们不就变成接案公司？”“我上班是要做自己的产品，这不是帮别人做产品？”部分员工心生抗拒。一位电商平台的董事长指出，加入新创公司的人，都会希望做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事业，成为接案公司，并非是第一选择。但，这却是17Life唯一的路。梦想，得建立在先得以生存的基石上。李易腾回忆，17Life刚开始做新光三越的案子时，半年内，光是产品部门就换了14个人，他只能靠慢慢说服与招收新人解决。陈伟强解释，实体零售想转型，17Life的优势是，过去接触的商家都是传统零售商，他们可以在顾客内部数位化不足的限制下，给予最佳建议。比如，在帮新光三越开发App时，对方希望开设电商，17Life则建议先将App内兑换礼券、餐厅候位与赠品的服务做好，让人常常使用App，聚集人潮后，再来做电商，效果较好。17Life后来还帮全家做跨店寄杯服务，让大家可以买咖啡后，到任一全家领取，就连7-Eleven至今也无该服务。只是，康太目前的年营收约5亿元，仅约高峰时的6成左右，我们问李易腾，从一个新商业模式引领者，变身为一个接案企业家，算不算是对现实妥协了？“我只是认清一件事，不是每个国家的创业环境，都跟中国、美国一样，创业者必须学习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获利，支撑未来的梦想。”他笑说。他还是有梦想，17Life可以凭借过去13年累积的O2O经验，让顾客的升级速度更快，这是新蓝海市场。目前，已经有不少东南亚大型零售业来接洽，未来他想把这套顾问服务，推到海外。一位网络创业者认为，客制化App的优点是，案子切入很难，一旦拿到就很难被抢走，挑战就是台湾市场太小，虽然这问题可透过国际化解决，但服务要跨国，很考验在地化能力。李易腾不畏惧这些考验，他说，一场逆境，是上天给他的祝福，让他知道自己的缺陷与能力，这都将化为养分，让他更谦卑，但也更加勇敢。延伸阅读：一夜车价掉百万！特斯拉大怒神式自砍降价背后，隐藏的骇人真相为什么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挤进紫衣部队？心理咨商师：“师傅的神力”其实很科学来源 : 商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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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h98895-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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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作者：洪振快 1958－1962��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农民的抗争与历史有所不同，但这不等于说历史上发生的事在这几年间完全不存在。事实上，在据档案编纂的地方志中，对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也有所透露，而在档案和当时的新华社内参中，则有更多的详细记录。饥荒中农民为活命所作的抗争河南信阳专区在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农民遭受惨酷对待，光是“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被称为“信阳事件”。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撰文回忆说：“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注1）信阳如此，其他地方是否也都是这样呢?事实是，面对死亡威胁，全国各地的农民并非都像张文所说的那样等死，而是采用了各种抗争方式，包括自杀、逃跑、偷盗粮食、哄抢粮食乃至“暴乱”等方式，以下简要介绍后三者。 (一)偷窃粮食、偷青吃青大饥荒期间，由于缺粮，农民被迫偷盗粮食，在粮食未熟时就偷青吃青，此类现象非常普遍。 1959年5月，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谭启龙向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并书记处报告，并请转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由于粮食紧张，吃青现象已经发生。巨野龙固公社115个村有77个村吃青，已挖掉扁豆苗3904亩。”1960年9月2日新华社内参说：“据山东省委生活办公室和省公安厅了解，近来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偷青吃青现象，有些地方的早秋作物已被全部吃光、偷光。”“胶县有些地方80-90%的人偷青吃青，部分社、队，不仅玉米已大部分被偷光吃光，而且黍子、谷子、地瓜也已被偷吃掉50%以上。全省自7月以来，共发生群众性的��体偷青吃青160起，而8月1日至20日即发生102起，其中干部带头偷的有25起，五类分子煽动起来的有11起，群众集体搞的70起。”（注2）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60年7月25日的一份报告说，南溪县裴石公社“在夏收中又继续发生严重的偷盗混乱现象。全社646亩早包谷，已被社员拿去251亩，占39%;未成熟的高粱已被社员割去的共约有6亩;早稻已割去谷穗的共约有8亩之多;拿小菜的现象更为普遍。新花管理区的新花生产队和新胜管理区的新兴生产队的食堂蔬菜地上的蔬菜，长一点，被社员拿一点，蔬菜种不起来，种菜的人不愿种了，食堂没菜吃。” 四川省粮食厅办公室工作组196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荥经县附城公社偷吃青苗现象严重，“全社490多亩油菜偷窃一光，豆尖、葫豆夹、小菜、洋芋等，见一样偷一样，小春作物除小麦外全部糟蹋过。红苕白天种下，晚上又淘出来，偷的人也是种的人。”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载：1959-1962年，“发生强制性的乱拿、乱摸和强收强取粮食、请愿闹事、人口外流等现象”，“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盗窃粮食和宰杀耕畜的案件大幅度上升。1961年立案25623起，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九七。其中盗窃粮食(13883起)、宰杀耕牛(5022起)就有18905起，占73.8%。”（注3）安徽偷青吃青和哄抢粮食情况也很严重。《安徽省志·公安志》记载：“因生活所迫，农民偷割青苗和未成熟的庄稼(以下简称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普遍，尤以1960年春至1961年春最为严重。据皖南郎溪等14县统计，1961年4月，数十人纠合一起偷割抢割未成熟的小麦穗、豌豆荚等达数百起，割去青麦穗、豌豆荚2万余斤。皖南白茅岭农场附近的��员成群结队到农场割青偷青小麦达2300余亩。这种情况，皖北亦比较普遍。藿邱县周集公社经常发生数十名社员手持火把，在夜间偷割青麦穗。为减少粮食损失，中共安徽省委于1961年5月3日发出《关于护青的紧急通知》……同日，省公安厅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午收保卫的指示》……专、县公安机关和公社、大队都要建立护收护打领导组织……及时处理偷、抢粮食事件……对群众性哄抢事件，不得采取武装镇压”。“不得采取武装镇压”，恰恰说明采取过“武装镇压”。文件下达后，各地护青领导组织普遍成立。“各地在护青中，亦有少数干部及护青人员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对查获的偷青吃青人员乱打乱罚。据统计，至1961年5月中旬，全省发现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18起，打死、打伤各1人，受到批斗、搜查后自杀7起，死6人。偷青群众亦打死护青人员2人，打伤6人。”公安厅于5月21日再发通知，要求“在追缴被偷实物时，主要通过说服，使其自觉退出，不得擅自搜查，严禁翻箱倒柜”，“不准打人、骂人和刑讯逼供，不准动用武器开枪打人”，而这些要求说明此前存在刑讯逼供、开枪打人等现象。（注4） 1960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河南、河北、山东来看，吃青相当严重，早秋作物，主要是玉米，也有高粱、地瓜等，吃的相当严重。据山东估计，在1200万亩早秋作物中，被吃掉的将近200万亩，吃掉一成两成的是比较普遍……山西、河北没作典型调查，但吃青还是严重的。另一份报告说：在河南信阳专区上蔡县，1960年7月，“全县396个大队，有348个开始吃青，食堂有的停伙，有的靠吃青维持，不少地方高粱、玉米、瓜菜吃光，人口外流，肿病死亡的情况严重”。铁路运输中，粮食被盗现象非常普遍，即便是北京都是如此。1961年1月20日，铁道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近来，粮食在铁路运输过程中被‘抢’被‘盗’事件，日渐增多。”北京铁路局所属系统所装卸的粮食被“盗”事件，从上年9月到12月发生1271起，损失粮食160829斤，本年1月1日到5日发生81起，损失粮食14526斤。在大饥荒期间，有些干部对偷窃粮食、偷青吃青的处罚非常残酷。四川省委一个检查组的工作报告(1960年4月18日－11月2日)中提到：泸州地区各县有些基层干部“在对调工、吃青、私拿和偷窃等问题的处理上，则采取扣饭、罚款、没收东西、搜查、罚跪、斗争、集训、劳教，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拘留、逮捕”。“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区第6生产队今年以来，因吊打致死的即有4人。如贫农魏明英，今年2月份因其女明远(7岁)拿了社里7个红苕，队长罗志文等2人得知后，将魏吊打要其承认是他自己偷的，经吊打2小时，次日逼其出工，后又扣饭3天，致使该魏死亡。”“因本身有小偷小摸行为，被干部怀疑为盗窃，而吊打斗争、扣饭的28人。如太平��高星公社民主小学教师范朝文3月中旬看到社员王恩文扯了一把菜，即组织学生吊打，该王被吊打后，逃到古蔺县城死于旅店房内。”1960年12月，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乔志敏向省委报告，在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生活安排得不好，群众吃青现象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海清即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布置：凡是有偷盗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公开在会上讲，“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甚至在干部会议上讲“对偷吃东西的人用机关枪去剿”。贵州，中共遵义地方监察委员会1959年7月21日印发的一份报告中说：“某些基层组织或干部，对因口粮短缺而出现的社员私摘公社苞谷、蔬菜等行为，不采取主要是说明教育的方法去制止，而是粗暴地一律戴上‘小偷’的帽子，或者罚工、罚款，或者施以酷刑；严重的导致人身伤亡。”所举的具体例子，如习水县长沙公社石笋管理区有一个姓袁的社员摘社上的苞谷，被抓来捆绑一夜，不给饭吃，第二天放回后，走到管理区附近就死去了。据七个县初步统计涉及摘公社苞谷、瓜菜而无辜身死的有7人，逃跑1人。仁怀县在7月中旬即死两人：一个被民兵用枪打伤在苞谷地里，伤重死去；一个青年妇女由合马到茅台赶场，途中偷摘4个苞谷，被群众发现，追至茅台河边，投河自杀。山东，1960年9月2日新华社内参说：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全省从7月初至8月20日共发生各种违法乱纪事件4122起，造成人命事件201起，死19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8人，民兵鸣枪击毙11人，自杀的173人。这些违法乱纪事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处理偷青吃青中发生的。平邑县林建公社社员徐文选，因偷了四个高粱穗，被生产队干部活活打死。蒙阴县旦埠公社旧寨生产队社员于宪年之妻(57岁)，8月9日因偷了12穗玉米，被绑在柱子上进行拷问，家中两次受到搜查，锅筷等物被全部没收，自留地上的100多棵玉米被全部拔去，以致上吊自杀。广东，中共广东省委1960年9月24日转发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向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干部违法乱纪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小偷小摸时乱斗乱罚，逼死人命”，如钦县大寺公社屯首大队社员苏增齐，因有偷窃行为，被支部书记李美风带头殴打，当场打死。有的地区在省委宣布不准打人以后，又出现了灌��水、烧头发、蚂蚁咬、游街示众等不少新花样；有的地区还有强迫小偷吃猪屎、吃泥沙的。 (二)哄抢粮食大饥荒期间，抢粮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山东，1959年4月11日，省长谭启龙从济宁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主席，信中说：“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5月12日，新华社内参报道山东省菏泽县马岭岗公社抢粮事件，认为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抢粮事件”，“前后涉及五个管理区的6000多人，抢走粮食42500斤”。“现在这一事件虽已暂时平息，大多数的村庄群众已开始进行生产，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变天思想还很突出，谣言很多，谢集、赵庄、三教堂、白杨张等村群众，仍是不参加生产，风势不正，有一触即发的危险。”5月31日，谭启龙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春节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春节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国家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 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1961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接汪行远秘书长电话，传达周林书记在京开会的意见。他对当前贵州发生农民抢粮的情况十分忧虑，要省委的同志谨慎对待，万不可慌乱。”（注5）周林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 1961年1月11日新华社内参报道贵州不断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最近，贵州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开仓分粮、结伙偷盗抢劫粮仓、粮车、粮驮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11月以来，全省发生开仓分粮和偷盗粮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抢劫偷盗的粮食80多万斤。另外抢单家独户的粮食事件也��现23起。”遵义地委1961年1月向贵州省委报告说：“偷粮、抢粮、偷杀耕牛的现象不断发生，(1960年)12月份，全区共发生抢劫案25起，不完全统计，偷耕牛3000起左右，杀牛1500只左右。至于个人、几个人偷菜、抢吃东西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辽宁，前述王民三在1961年1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注6）吉林，1961年2月11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报告：“农村偷盗粮食的现象相当普通，个别地区还发生抢国家粮食的事件。”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芜湖专区12个县，仅在1960年12月，就发生了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达3.6万余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发生哄抢粮食65起，抢走粮食、山芋等6.2万斤……直至1962年春，哄抢粮食事件仍有发生。”“哄抢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22起哄抢事件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多数是由于群众生活安排不够落实。”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厅、粮食厅联合向安徽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公安、粮食部门做好工作，开展护粮，制止哄抢，办法之一是“对为首分子，秘密监视，不让哄抢事件发生”。（注7）甘肃，张掖地区，由于征购过多，在1959年上半年，“全区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严重缺口”，“哄抢粮食的事件时有发生”。（注8）武威市，1960年1月20日，“全县万人以上的饥民拥上火车站，哄抢铁路运输物资，其后还发生过抢粮、抢物事件”。（注9）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在这些事件中属于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属于数十人成群上车抢夺的187起。在陇西、高台、武威等地，经常有数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回车站附近，伺机抢窃。（注10）山丹县，1960年11月，县内发生多起哄抢事件。东乐、位奇、陈户3所粮站，城区屠宰场、食品厂被抢。（注11） 1961年1月20日，铁道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本年1月1日，在北京铁路局所属南大寺站的1062次列车，因挂有装载大豆的车辆，没有看守，发生了20多人哄“抢”的事件。兰州铁路局所属各站，如武威、清水、临驿、高台、乌江集等地更为猖獗，大白天就公开“抢”粮。例如：武威站附近的武威、新仁、景塔、景阳、景场等公社，每天有五六百人集伙“抢”粮，1月份的10天内发生29起“抢”粮事件。1月5日武威站停的4278次列车，挂有大米一车，被90多人“抢”走90多袋，计18000多斤；1月8日在高阳站的2495次列车，挂有去峡东的七车玉米面，被百余人集伙“抢”走600多斤；1月9日在文珠站停车上水的2451次列车，挂去玉门的高粱米一车，被文珠公社第五大队第十一小队队长马子如带领的20多人，牵着两匹骡、马，集伙“抢”走4000多斤；1月5日在陇西站东闸口进行调车作业的1813次列车，挂有去兰西的大米车，被十余人“抢”走6袋。这里每天有二三十人，手持刀子，待机扒车，把成袋的粮食扔到路基旁边然后运走。1月16日，兰新线太平堡站被百余人，手持刀、棍，赶着大车，“抢”走2万多斤玉米，公安人员无法制止。1月19日夜和20日白天，武威地区先后有8000多人，到武威车站去“抢”东西，计“抢”走大米2000斤、红糖5000斤、活羊146头等。结伙拦机车不让开车，武威县长和公社党委书记进行制止时被打。甘肃省公安厅于1961年1月24日晨8时30分向甘肃省委、西北局政法组、公安部汇报：元月以来，我省铁路沿线，特别是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车站和一些错误、困难严重的地区，群众性的抢劫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生500多起，损失粮食近百万斤……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全局动荡，社会混乱。大部分县、市和车站都发生了问题。武威车站由上旬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到20日增至四千多人，由小偷小摸到成群结队地公开抢劫，以至发展到整个列车被劫。张掖市的平安垦粮站，被2000多人从20日晚11时直到21日晨8时，抢去粮食165000多斤，打死群众一人，看守人员被伤一人。该市建堂大队240多人于16日手持刀棒，赶车九辆，抢去太平堡草站包谷2万多斤，又有140多人于18日从这个站抢走红糖5000多斤、棉花20多包、军用枪械零件两箱和旧军装300多套。许多人穿上军装，徘徊车站周围，被误认为转业军人。山丹县的抢劫活动波及多一半地区。22日至24日，六个公社中，就有四个公社的粮仓、面粉厂、农场、屠宰场、信用部等被抢。损失粮食近30万斤，羊1400多只，肉食5000多斤，洋芋2万多斤，甜菜4万多斤。行抢过程中，砸门、撬锁，搞坏桌椅，行凶打人，打伤干部六人，职工一人。闯入信用部门，劫走了现款，焚烧了账簿，并从农场抢去步枪一支，子弹200多发。截至发报时，抢劫还在继续发展，一部分人已经回家吃饭，声称：吃饱饭再抢火车站和粮食局、商业局的仓库。其他四个公社也在动荡。由于这些严重问题，粮食、物资调运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大大影响了救灾工作。抢劫事件接连发生，以致发展到如此严重…… 公安部为此向彭真和中央书记处提出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的意见，意见中说：“入冬以来，铁路沿线治安秩序比较混乱，群众强取、硬拿、哄抢、偷窃运输中的粮食、煤炭等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近日甘肃境内闹的比较严重，今年1月1日至10日，就发生群众性强取硬拿160起，哄抢34起。16日至19日，武威—张掖地区又发生较大规模的哄抢7起，19日一天即发生5起，在武威车站的一起，多至4000余人；仅这7次就被抢去粮食54000斤……并打伤了五个押运员。现在，每天都有两千多群众徘徊在武威车站周围，有四五百人在乌江堡车站周围，伺机哄抢，使这个地区的铁路运输十分混乱，连给灾区的救济粮也运不进去。此外，在河南的信阳地区、山东的胶济沿线、河北的保定、石家庄一线、沧县地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郊，也有偷窃哄抢的事情发生。” (三)“反革命暴乱” 笔者翻阅地方志时，发现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暴乱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这些记载，大多表述隐讳，语焉不详，但也有一些透露出与缺粮、抢粮有关。贵州遵义专区多部县志提到了反革命组织和暴乱：如务川县，1960年8月27日，“县公安局破获新田、庙坝‘新二军’反革命集团案”。（注12）遵义市(县级)，1962年，“公安机关全力投入对敌斗争，相继破获‘民主自由党’、‘中国民联党’、‘反共青年军’、‘反共救国军遵义地区边防部’等反革命组织，逮捕首犯16名。”（注13）上述记载对事件的起因交代不详。但下列事件则显示与粮食有关。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的“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反革命集团17人被捕获。“首犯李泽江、李银江早在10月就公开与党对抗。上级布置征购任务，他们不但不积极发动群众运粮入仓，反而在群众中煽动说‘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他们消极怠工，既不开会，又不生产，还公开反对支部说：‘那有人出工，粮食都没得吃，出什么工’。”“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的是由于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这点和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纲领中所提出的‘反对国家资本主义，推翻农村称粮制，田土恢复单干’，起了共鸣作用”。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所谓“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暴乱，抢劫商店、粮库。暴乱波及4个公社。事件发生后，省、地、县组成4个工作组进入该地区，经过做群众工作和军事围剿，到9月21日，事态平息。（注14） 1960年5月，贵州省政法党组向省委提交《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事件意见的报告》，归纳说：“今年四个月来，全省共发生反革命预谋暴乱事件达22起”，另外还有两起，一起是4月14日晚发生在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乐园公社，共有暴乱分子69名，“煽惑、欺骗和裹胁群众200余人。在暴乱中，打死了管理区干部三人，杀伤了一人，并在我围剿中打死民兵一人，抢劫了三个管理区供销社的物资和部分粮食。事件发生后，经过政治争取和军事围剿，该集团暴乱分子除一名自杀外，其余68名为我全部捕获”。另一起是4月21日发生在正安县旧城公社槐坪管理区，共有暴乱分子11名，其中为首分子两名，在暴乱中，夺取了我步枪六支、子弹两百发，砍死了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各一人，砍伤了商店干部一人。事件发生后，暴乱分子在我追击下，即逃窜茶西山中，现除三名暴乱分子正被我继续围剿外，其余八名全部为我捕获。正安县的这一起，在县志中也有记载：1960年4月21日，“旧城公社永城管理区严碧明为首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翌日，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巨胜率部前往，配合县人民武装部、公安干警及当地民兵约1500人围剿，平息暴乱，历时24天。”（注15）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暴乱”目标是“抢劫国家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裹胁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进行反革命暴乱，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国家粮食物资，立即被平息。翌年12月24日，在黄水坝公审枪决了陈树清。”（注16）雅安专区芦山县，《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说：1960年7月5日，雅安地委向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平息芦山县宝盛公社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总结报告》，《报告》称：6月3日，芦山县宝盛公社中坝大队一小撮反坏分子突然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抢走枪支，杀害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商业局长，杀伤县公安局副局长、治安股长、地委农业检查团的干部等5人，并窜入森林，妄图长期对抗。地委立即组织人员本着以军事压力加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进行打击、瓦解，开展平叛工作。至6月27日，除首犯杨宗发正在追捕外，先后共抓获叛乱分子23名，击毙3名，自首2名，叛乱得以平息。（注17）该《报告》没有说明“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目的是什么，而在《芦山县志》里面，却有所透露：1960年春，“县内发生粮荒，水肿病流行”，6月3日，该县“宝盛公社中坝管理区，以杨宗发为‘皇帝’组成的‘中国人民救命军’叛乱。杀死公社党委副书记高华丰等2人，杀伤公安局副局长余洪刚等3人，抢走长短枪3支。在地、县委领导下，雅安军分区、专区公安处派出部队清剿，于12月5日将叛乱分子全部捕获归案。叛乱平息，首犯处决。”（注18）福建，龙岩专区武平县，是福建省饥荒最严重的县，县志记载：1962年7月，“县公安局在城南破获‘反暴政行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处决”。（注19）广东，据1959年3月18日新华社内参，当月10日，韶关市郊马坝公社发生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暴徒在绑架林树清(马坝公社干部)之后，又窜到木坪村抢走民兵步枪20多支，在黄屋村又煽动群众抢去粮食17000多斤”。为首分子巫拌瑜是原沙溪小学教师。报道最后说：“关于这次暴乱的起因，现在还没有查清。”可能是和抢粮有关。甘肃此类记载不少，最详细的是泾川、镇原县发生的“上肖叛乱”。《泾川县志》记载：1960年12月20日，“镇原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波及县内荔堡、玉都公社。叛乱首要分子吴崇教(今红河乡吴家村人)率50余人自镇原进入荔堡街市，裹胁部分群众示威游行，砸坏公社电话总机，切断电话线，抢去步枪2枝、自行车7辆、电话机1部、人民币300余元，打伤干部2人。翌日窜回镇原。”（注20）该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在《镇原县志》里面，该事件被称为“上肖叛乱”，对其描述较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其实是抢粮。《镇原县志》记： 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屯字公社上肖大队(今上肖乡)、泾川县荔堡、玉都公社一带，发生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 1960年9、10月间，以孙和忠(富农分子)、白浪亭(原国民党巡官)、曹世虎(原国民党乡队副，保外就医犯)、邢天星等为首，利用当时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和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造谣惑众说：“今年三月，天上出现五个星星，代表五个头子领导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分子(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现在五类分子要抬头”；欺骗群众说：“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扬言要“推翻政府”。煽惑群众，扩充力量，发动暴乱。12月14日，纠集28人，抢劫上肖大队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900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队白草湾密会，封官委职。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下属六个团，团下编营、连等。并草拟反革命口号和传单，商定“起义”时间、地点。19日晚，妄图抢劫上肖大队北苟仓库粮食，以作军粮，未遂。20日下午4时许，孙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纠集百余人，乘泾川县荔堡镇逢集之机，数人佯装打架斗殴，求公社调解，其他人以看热闹为名，拥进公社，砸坏电话机，砍断电线杆，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随即到该镇邮电所，打伤工作人员，毁坏电话总机，抢去300余元。向赶集群众散发反动传单，呼喊“谁要吃饱饭就跟上来”。20多分钟后，即向镇原县屯字公社逃窜，途经上肖大队雄武生产队时，打伤县工作组干部，抢去县、社三名干部所带之驳壳枪、步枪、小口径步枪，向上肖大队进发。此时，参加叛乱者和裹胁群众达200余人，包围了平凉公安处副处长所率领的干部、民兵十余人，双方交战数小时，击毙叛乱分子一人，缴枪一枝。在平凉地委平叛指挥部指挥下，21日拂晓，9021部队的一个连和地、县民警80余人及地、县工作组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叛乱者纷纷潜逃，部队和民警分路追捕。23日晨，在屯字公社石崖金家捕获20人。当晚，在孟坝和庆阳县肖金捕获6人。27日夜至28日晨，在新集、屯字公社和庆阳县原城公社捕获孙和忠、邢天星等10人。在追捕中，匪首曹世虎被击毙。至此，受骗上当的群众已觉醒，纷纷返家。228人主动投案，叛首白浪亭亦主动投案。在平息这次叛乱中，击毙2人，逮捕43人，缴获步枪4枝，手枪2枝，小口径步枪1枝，子弹39发，炸弹4枚，刺刀4把，马刀5把，斧头13把，电话机1部，印章3枚，自行车10辆，各种粮食3976公斤，面粉51公斤，粮票6公斤，人民币7608元，衣物69件。经司法机关审理，依法判处首犯孙和忠、邢天星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四至二十年徒刑的3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66人，定为案内成员的58人，划为知情人的276人。后于1973年10月，经地、县有关部门复查，维持原判82人，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8人，平反纠正348人。（注21）对于“上肖叛乱”，有研究者认为：甘肃省“对于一些地方农民闹粮或抢食粮站的案件处理是极其严酷的，一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的还被处决，例如：甘肃泾川就曾对抢粮案件定为‘现行反革命’，首要者被判重刑。”（注22）同类相残的历史悲剧 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农民遭遇悲惨，这还只是历史悲剧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受害者的农民，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同类相残，不仅欺凌、残害同类中的更弱者(如孤儿)，甚至残害他人，杀人而食，这是更深层次的历史悲剧。 1960年10月29日，中共四川省委粮食检查团温江地区检查组向省委报告金堂县情况，说到：“打死人特别严重的是竹篙区。公社与公社之间，互相打死人，并彼此暴尸示众。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德翠(62岁)，偷了石佛公社胜利管区二队的40多个包谷，被看包谷的群众捉回食堂，用乱棒打死后，将其尸首抬到转龙公社的地界上摆起。10月18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吉旺(31岁)挖了转龙公社三管区几窝花生，被该管区的干部和社员发觉后，也用乱棒活活打死，并将死者捆绑起丢在石佛公社的地界上。” 四川涪陵专区彭水县，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记录了以下事实：联合公社石峡大队14岁的蔡明松偷窃王章秀(女，27岁)的蔬菜被发现，王先用拳头打蔡明松，接着又用木棒打，致蔡的头部、双手、右腿、胸部、背部多处青肿、淤血，走不到半里远倒地死亡。迁乔公社国光大队廖文安1961年5月30日在坡上掏了廖治伦叔叔地里的三个洋芋，当晚又偷了廖治伦家锅里炕的湿麦子，廖治伦便用柴块、木棒、锄头等，连续五次毒打廖文安，并指使其子廖文祥伙同毒打。最后一次毒打一小时后死亡。芦塘公社高明珍(男，16岁)，1961年4月19日到冉业淑家偷窃，被冉的女儿邵文秀(8岁)、邵文碧(5岁)发现，高明珍害怕被告发，当即用大锄先后向邵文秀、邵文碧身上、头上猛击，邵文秀、邵文碧被当场活活打死，杀人后，又将尸体拖出扔在粪池内。事后清点偷窃的财物计有：包谷5斤，四季豆1斤，黄瓜子0.5斤，海椒1两，盐巴1斤，剪刀一把。13岁的孤儿周礼碧，1961年3月3日偷窃邻居地里的蔬菜，代养人、亲叔周仁华遭失主责备，用刀将其砍死。11岁孤儿李永直，3月9日偷窃亲叔李元娄家洋芋，被李元娄毒打致死。13岁女孩唐寿南，4月24日偷窃队里红苕，家庭受生产队干部责备，次日上午被哥哥唐寿信捆吊，母亲李登淑殴打，午后死亡。10岁女孩子陈香，3月8日偷吃家里食物，被父亲陈德安带到山上打死。16岁女孩董泽翠，5月8日偷窃家里食物，被父亲董世玉殴打，第二日死亡。12岁男孩庹文成，告发哥哥庹文周盗窃生产队红苕，被庹文周打死。（注23）大饥荒期间，出现了很多人吃人事件。在甘肃省委办公厅1961年3月3日收到的由“慰问团宁夏分团”所做的一份关于“人吃人案件的统计和分析”的调查报告中，人吃人方式被分为三种：挖吃尸体、吃尸体(即未埋葬之尸体)、杀吃(活人)。其中杀吃案件多起：在临夏市，1959年11月，队寨子村贫农朱五十七将同村人王玉成杀吃；1960年1月2日，韩集公社曹家坡圣家坪富农马文德将同村人马田奴杀吃；1960年2月25日，红台公社腰合家村贫农杨忠生杀吃亲弟弟杨三顺；1960年3月13日，红台公社赵家大队贫农赵香香杀吃小孩；1960年4月，4名外地人、2名同村人在队寨子村被杀吃；1960年，西河公社一贫农将一个“流窜人口”杀吃。在和政县，1960年1月9日，买集公社崖市张洒麻村贫农康尕麦将同村人马哈买吉“用斧砍死烧吃”。前述王民三1961年1月8日日记写到：“途经印江，县委书记汇报说，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反瞒产、强迫命令盛行的时候。捆、绑、吊、打，用了八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去活活打死一个小孩煮来吃。”2月2日日记：“铜仁一个报告上说，思南县一个贫农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一个五岁、一个八岁。”3月2日日记：“在毕节地区一份关于农村食堂的情况简报中，报导了水城县一起杀人事件，有一户7口人之家，把自己一个7－8岁的小孩活活打死，然后煮吃了。”5月13日，“看了两份报告”，“另一份报告是水城县，南开公社入春以来，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有5起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有6起是将埋在土里的死人挖出来吃掉。”（注24） 1958-1962年间发生的大饥荒，其悲惨超出人们的想象，只有直面和正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注释注1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6期。注2 本文所用档案来自宋永毅主编：《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第二版）。该数据库中档案来自各省档案馆，据研究者获得的档案复印件录入；新华社内参（即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现藏美国图书馆，据原件录入。下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该数据库。注3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注4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236、237页。注5 《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1959－1961年）》，贵州省粮食局、省粮食经济学会编，2010年3月印，以下简称《王民三日记》，第122、123、125、129页。注6 同上，《王民三日记》第134页。注7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237、238页。注8 《张掖地区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注9 《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注10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武文军主编，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2002年印，第114页。注11 《山丹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注12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注13 《遵义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页。注14 《贵州省志·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页。注15 《正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记载略有不同：1960年4月21日，“旧城公社永成管理区高家沟生产队严碧明为首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翌日，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巨胜率部前来，配合县人武部、公安干警及当地民兵约1500人围剿，历时24日，暴乱平息。”（《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注16 《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注17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9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注18 《芦山县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注19 《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注20 《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注21 《镇原县志》，内部资料，1987年印，第266－267页。注22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武文军主稿，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2001出版，第15页。注23 淳世华：《粮食的历史－－四川彭水·1959－1961》，2014年3月新版，第386－388页。注24 同注5，《王民三日记》第129、134、136、143页。转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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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p88888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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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清方言俗语、谚语大全

　　1、疼你六月火笼，十二月蒲扇。

　　2、烧火厝跑去摸(找)尿壶。

　　3、猴龙王倒拍(打)猪八戒。

　　4、对面牵牛■(不会)过栏。

　　5、吃饭六十三，戏箱冇(没)人担。

　　6、做戏给人看，呺假(说假话)一大半。

　　7、戏好看，难为东家主。

　　8、深江大海冇块(处)拉尿。

　　9、年老学拳头打鬼。

　　10、不(快要)嫁诸娘冇心成绪。

　　11、尼姑做新人，一做就不像形。

　　12、大秤冇(不)搭 (准)，秤仔才搭。

　　13、脚踏你门三般相，冇看厝底，也看你面相。

　　14、是金金赤赤，是银白雪雪。

　　15、先是人情后是债，嘴里吃，腹底算。

　　16、海水浪浪，有时船头会相碰。

　　17、一箂(箩筐)黄瓜都是头。

　　18、冇半成，也不敢进城;冇两下，也不敢走乡下。

　　19、不(要)听京城事，去问乡下哥。

　　20、赌博吃鸦片，打死都呒(不)变。

　　21、死嫖活赌绝嗣吃。

　　22、赌博输穷鬼，狗吠赖呆(龌龊)人。

　　23、不(要)生仔，齐出力。

　　24、便宜冇好货，好货冇便宜;一分钱一分货。

　　25、好乇(东西)轮呒(不)到老和尚。

　　26、一年做到暝，那(只)做三十暝。

　　27、矮人有计：不是假拉屎，就是假挑刺。

　　28、矮人短秤哈叭��。

　　29、长船短马矮诸娘。

　　30、跟人比着(要)去死;跟人拼(比)，冇这命。

　　31、人比人，气死人。

　　32、小孩冇读书，不如一头猪;书若读冇■(透)，不如一头犬。

　　33、吃兴(喜欢)，做冇想;赚钱又要软;又要晚去，又要早转(回)。

　　34、鹅还想管鸭?

　　35、孽(强悍)牛损绳，热粥损配(菜)。热嫫(妻)损婿(夫)。

　　36、单身哥三十六鹅(缺),娶一个老婆，诸乇都冇。

　　37、夫妻俩相骂，铺头骂，铺尾好。

　　38、有着(在)破布袋，冇着(在)丈二布。

　　39、路中讲话，草缝有人。

　　40、和尚不顾别人嫫(妻)。

　　41、捉贼呒(不)等到县。

　　42、章鱼吃脚吃手。

　　43、慌人做冇事;慌犬吃冇屎。

　　44、别人猪脚做面皮。

　　45、年年十八春。

　　46、嘴是舂臼，蒙(越)吃蒙有。

　　47、好吃诸娘冇顾家，苍蝇蚊子遭(围)碗脚。

　　48、十八腻腻煮乇(东西)有味。

　　49、风水轮流转，三年水流东，三年水流西。

　　50、做田冇师傅，那八(只懂)用肥堆满丘。

　　51、粗麦幼豆，大大榷(块)番薯。

　　52、财主嘴，乞丐命。

　　53、人闲四月八，牛闲五日节(端午节)

　　54、千里做官为了嘴。

　　55、一世做官七世愆。

　　56、官字两个口。

　　57、大张老虎威。

　　58、屎拉尿壶——罕见。

　　59、担油老妈(婆)头发光，宰猪老妈大股腔(屁股)，担花老妈有乇(东西)妆(打扮)。

　　60、花对花，柳对柳，破畚箕对破扫帚。

　　61、好酒淀瓮底。

　　62、好乇不中饱人厌。

　　63、粪池屎冇臭，蒙(越)墙(扬)蒙臭。

　　64、面好看，底通珑(没底)。

　　65、有势给势害，没势才自在。

　　66、水盘过碗会减，话盘过嘴会变。

　　67、相骂莫骂吃，相打莫打额。

　　78、有势给势害，冇势正自在。

　　79、水盘过碗会减，话盘过嘴会变。

　　80、相骂莫骂食(吃)，相打莫打额。

　　81、铁钉钉大柱——硬定了。

　　82、请鬼医病，冇医冇病，蒙(越)医蒙病。

　　83、人靠衣妆，马靠鞍。

　　84、三分人面七分妆，七分面貌亻不使(不用)妆。

　　85、瓮底打拳，有力冇块(无处)使。

　　86、纸鹞一起，勿会(不会)顾麦熟。

　　87、阎王也欠鬼仔债。

　　88、鸭母妆死，嘴固(还)是扁的。

　　89、功德做草埔——落空。

　　90、花有千日开，人冇百日好。

　　91、死看是睏，火烧厝看是做蜢降(熏蚊)。

　　92、贼去才关门。

　　93、吃是福气，坐是命。

　　94、牛头亻不(不)扌弱 (抓)，扌弱牛尾。

　　95、牛不牵，屎不拉。

　　96、一级欺一级，五九欺六一。

　　97、大人骗伲仔(小孩)，跋(跌)倒会大(长得快)。

　　98、有种落土有种收。

　　99、莫论亲疏钱做人。

　　100、放屁安犬心。

　　101、好牛使死了。

　　102、好心乞(被)雷拍(打)，歹心做阿伯。

　　103、觑贼长长暝，做贼那(只)一更。

　　104、打狗也要待主人。

　　105、替犬做风水。

　　106、主人固(还)好，犬固歹。

　　107、莫惊(怕)勿会 (不)八(识)货，那惊(只怕)货比货。

　　108、天下冇皇帝，那八(只知)脚手快。

　　109、路头担点心，路尾担铁钉。

　　110、齐睏到九领被十领蓆(席)，心事摸勿会 (不会)着。

　　111、一片钱掉粪池，七片钱捞转来(回来)。

　　112、光饼草索(火把)，一人一好。

　　113、诸娘仔(少女)粪池兜杏菜——大得快。

　　114、得人钱财，替人收埋。

　　115、好仔有乇挨(可以寄托希望)，歹仔再亻西 (多)冇乇

　　使(没有用)。

　　116、跋(跌)倒还扌马 (抓)一把沙。

　　117、移山倒海，心性难改。

　　118、冇毛鸡仔假大格。

　　119、命带铰刀爿(剪刀片)，铁扫帚。

　　120、有嘴讲别人，冇嘴讲自家。

　　121、一次见官，一次胆大。

　　122、有的树上掉落来，冇的树下掉上去。

　　123、有福自然来，没福冇块(没处)来。

　　124、歹田一季，歹妻一世。

　　125、田瘦，连田螺也瘦。

　　126、密密钉秤，固好(还好过)讨趁(谋生赚钱)。

　　127、会做勿会(不会)算。

　　128、九家富，难济一家穷。

　　129、骗鬼吃粗糠。

　　130、麦贵吃饼别人出钱。

　　131、什乇病都能医，想食(吃)病冇乇(没办法)医。

　　132、养老鼠咬布袋。

　　133、吃饭快拉屎粗。

　　134、等水难涨，等船难浮。

　　135、春和寒，冬和暖。

　　136、猫冇暝(晚饭)，犬冇昼(中饭)。

　　137、病哑(哑巴)看见鬼牙硬。

　　138、耳聋爱听话，病哑爱造话。

　　139、地理地理，一人一理。

　　140、土厨刣(宰)猪母。

　　141、一拳难抵四手。

　　142、月再光，也勿会 (不会)曝(晒)粟(谷)。

　　143、气气会打死人。

　　144、雨打芒种头，��虾目滓(眼泪)流(无雨)。

　　145、钝刀利手。

　　146、酒肉朋友，钱财嫫(妻)仔。

　　147、老鼠着(在)佛殿下听经。

　　148、姻缘天注定。

　　149、秋前三日你莫赶，秋后三日你莫懒。

　　150、柴换炭，齐好看。

　　151、嘴舌没骨会害死人。

　　152、医生医天下，自病冇人医。

　　153、剃头剃别人，勿会(不会)剃自家。

　　154、锁匙锁公子，勿会(不会)锁小人。

　　155、有吃冇(没)吃人不知，衣衫烂褛乞(被)人欺。

　　156、有裙冇(没)裤，世事着(要)顾。

　　157、鸭母走(跑)了，用鸭蛋去丢。

　　158、南风吹过北，有钱买稻那(只)是壳。北风吹过

　　南，有钱买稻蒙(可)去担。

　　159、不(要)吃鸡蛋，自己养鸡母。

　　160、冇症(没本事)拾蔗粕(蔗碴)。

　　161、尿急，冇顾亲戚。

　　162、死猪活猪平平■(宰)。

　　163、歹仔胜过隔壁厝。

　　164、骂��给犬听。

　　165、冇惊(不怕)火烧厝，那惊(只怕)逿底(掉进)粪池厝。

　　166、好天走里拉(到处有人要)，逿(下)雨冇块(无

　　处)食(吃)。

　　167、天热思量溪(洗澡)，逿(下)雨思量妻。

　　168、歹牛歹马牵去■(宰)，顽妻拗子没力挨(毫无办法)。

　　169、冇粮难驻兵，冇柴断火烟。

　　170、相公被马累。

　　171、不(要)做元帅头凿空(孔)。

　　172、天变一时间，人变万般难。

　　173、火吹过(灭)都是贼。

　　174、乌鸦叫别人死。

　　175、八月十五过，蛏蛤冇(没)底厝(进家门)。

　　176、初三前，十八后。

　　177、生鸡蛋冇(没有)，拉鸡屎有。

　　178、活六十六，难保脚手和双目。

　　179、炉着(要)用钱买，仔着(要)破腹生。

　　180、亲兄弟明算数。

　　181、乌鸡母疼乌鸡仔。

　　182、吃屎冇认迹。

　　183、大雾勿会(不)开成大雨。

　　184、骗仔落摇篮。

　　185、棉被又破，虼蚤又亻西 (多)。

　　186、有姑有姑丈，冇姑山头野和尚。

　　187、有姑有姑替，冇姑大麦也变齑(麦粉)。

　　188、打粪龊(污垢)有趁(赚)，臭气难受。

　　189、■(宰)死牛拆破厝——十赔九不足。

　　190、坐落(下)讲别人，■起乞(被)人讲。

　　191、老鼠爬天盘箩——自称。

　　192、老鼠逿(掉)臭沟，亻不 (不)死也去一重皮。

　　193、肯死都有鬼做。

　　194、亲人流鼻血。

　　195、田园日日做，亲戚淡淡走。

　　196、偷吃猫假做家(节约)。

　　197、扫厝扫厝边，洗脸洗耳边。

　　198、财多不算富，子多不算穷。

　　199、平平路也会跌死人。

　　200、借钱一样面，讨钱一样面。

　　201、财主嘴，乞丐命。

　　202、出门穿棉袄——老客。

　　203、出门带雨伞，又遮雨又遮日。

　　204、钱财莫露现。

　　205、风透(大)有梨拾。

　　206、眉毛都冇剃都呒(不会)长，胡须一直剃一直长。

　　207、砍头生意有人做，折本生意冇(没)人做。

　　208、后生仔比扒扒(趾高气扬);老货仔恰(拾)尾煞(最后一次)。

　　209、蚱蜢弄(挑衅)鸡角(大公鸡)，鸡角翻转头，蚱蜢会落头。

　　210、一千冇籴(不如)八百现，八百冇籴三百拈(拿)，三百冇籴一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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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rinalu9811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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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rinalu9811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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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rinalu9811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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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h98895-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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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盛世中的蝼蚁

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如果没有杨改兰令人窒息的“自我灭门”，谁会相信我们这个“盛世”下有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态与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在其家房屋后一条羊肠小径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一一砍杀，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随后自杀身亡。奶奶杨兰芳闻讯赶去时，杨改兰还没断气，马上要报名读一年级的6岁的大重孙女也没断气，但看起来十分痛苦。她曾经请求，让杨改兰把这个孩子“留下”，但杨改兰没同意——这个女人很决绝、近乎残忍地不给亲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机会。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电话赶回后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他一言不发、没流眼泪，抱起还没死的小儿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儿子断气了，他又木然把儿子抱回家。在平静料理完一家人的后事后，这个男人也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二、景古镇阿姑山村位于景古镇东北面，距镇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 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19岁结婚的杨改兰就生活在这个村里。她几乎撑起了一个家，带着4个子女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照顾奶奶。杨改兰家的生活环境，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那是村里人都说最穷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那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杨改兰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劳作，平日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在10��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里生活。入赘的丈夫李克英平时外出打工，家里的十亩土地，各种农家杂货，4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学等等一系列沉重的问题，都压在了杨改兰的肩头。麦子和大豆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农作物，几乎也是杨改兰一家的口粮和重要经济来源，农民看天吃饭，十亩贫瘠的土地种上小麦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够有个三四千，不好的话，除了能吃饱饭，啥也干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尽的苦海中挣扎，没有尽头。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并不高。堂弟李克义说，他们这样农村出去的打工者，饥一顿饱一顿，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资也不过120元左右，但有时候几个星期也没有工作。因为超生，四个孩子统统没能上户口（当地官方给的说法是：均未及时申报户口）。作为全世界仅有的四个有户口的国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成长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杨家在2010年被纳入农村三类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原因——杨改兰的孩子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黑户”，真实存在，却又如隐形人一样，视若无物。这就是杨改兰们——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生态：他们都是“盛世”下的蝼蚁，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也无人关注。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出头之日。对他们而言，勤劳致富只是一个美丽且虚幻的泡沫。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所得，也可能无法在哪怕省城兰州买一个厕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下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社会车轮滚滚向前，但他们被毫不怜悯地刻意甩下、遗弃甚至无情碾压。希望，永远不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于杨改兰、李克英们，活得憋屈，死无尊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几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点卑微、渺小、若有若无的希望。这也是在新学期开学前，6岁的大女儿要报名读书，李克英在工地上厚著脸皮提前“善意预支”1500元钱的原因——拿回去给大女儿报名用。当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报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资格（杨家在2013年底的群众评议中未通过，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令他们觉得连最后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时候，他们能很轻松地做出放弃自身生命的决定——这也是这个弱势群体抗议和呐喊的最后、唯一的合法工具。这个时候，于杨改兰，生和死，已经不是道选择题，而是一件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选、单选项。到这种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种愉悦的解脱。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但凡对人世哪怕还有丝毫的留恋，这个世界但凡哪怕给过她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药前的那几个小时、几分钟，身边的人，社会，哪怕给过她一丁点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会选择死亡的。事实上，这个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临死前，内心都还是怀有希望的：杨改兰的大女儿是穿着杨改兰此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买来的新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买回家后，杨改兰一直不让她穿，说是怕脏了，让她等开学再穿。那件色彩艳丽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为了永远也不会再见阳光的希望。三、杨改兰并不孤独。之所以社会会形成他们是“社会的少数”的错觉，多半是因为“形势大好”的阳光宣传，以及镜头从来没有对准过他们的原因。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始终都是金字塔型的，杨改兰这样的底层一直都是大多数，无论是在建国前的私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公有时期”。 90年代下岗工人因生活无著、谋生无路而举家上吊的事情，或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其实稍微近一点，这种案例也毫不罕见。2014年一名妇女因盗窃两个面包，被店主当场抓住，店主为防止妇人下次继续作案，将其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社会给这个群体人格和尊严的估值，有时候只值两块面包。如果记忆力不坏，应该也不会忘记，今年六一儿童节前，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偷一个鸡腿的新闻。儿童节前一天，南京玄武警方抓获一个奇怪的小偷，对女子进行搜查后，民警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盗的一点杂粮、一个鸡腿。而检查到腰部时，则发现了一本儿童读物。女子姓刘，生了双胞胎女儿，但肾脏都有问题，她这次带着其中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来到南京总医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种地，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每天在废品站打工所得，每天只有四五十元。这次来南京看病总共带了3000元，也都是跟亲戚借的。 “为什么不��多一点鸡腿呢？”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刘女士十分后悔，声音也带着哽咽：“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昨天一早，孩子就说想要礼物，说想吃鸡腿，但是超市的鸡腿要7块钱一个。还想要一本三字经，学校早读课上要背，之前一直没舍得给她买，她常和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没有，我总跟她说再等等，过段时间买。昨天下午去超市，本来是想买点玉米大豆，给她吃消肿，结果看到有鸡腿和三字经，可我身上只有5块钱，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后还是一个糊涂……” 现在我想问的是两个问题： 1、哪个更真实？是杨改兰和四个孩子？偷面包和鸡腿的母亲？还是“盛世”？ 2、谁的错？杨改兰们的？还是这个社会的？四、 81年前，美国社会也发出过类似的诘问。 1935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散去，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分。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行文至此，必定会有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提醒格隆：杨改兰们的贫困是自己不够努力的结果，与社会何干？我们回到杨改兰“灭门”现场。奶奶杨兰芳见到还未断气的杨改兰时，看到了她的笑容。亲手了结4个亲生骨肉后，她的情绪竟然那么平静而欢愉。奶奶问她究竟怎么了，她用方言说：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这四个字，我相信，绝大部分习惯了俯视众生，“何不食肉糜”的城市看客也不会理解。脾气和善，几乎从不抱怨的杨改兰如同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逆来顺受，勤扒苦做，早已习惯了穷困。对她们而言，穷，并不可怕；比穷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和信心。我想，杨改兰说的“你不理解”，应该是指那种对今生和来世都没有希望的绝望感，是那种想挣脱现状却又极端无助的绝望感，是那种靠自身力量，再怎么勤扒苦做，也完全没可能走出贫困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对于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几乎从一出生，就基本注定了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杨改兰，杨改兰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励志鸡汤，对杨改兰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是梦想。所以：真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尾声有解决办法吗？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预设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第一种方法，有可能吗？答案是悲观的：基本没有可能。理由掰着脚趾头也能明白。更现实可行的，无疑是第二种：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如果我们有资源让“老干部”群体医无所忧，我们就一定有资源让杨改兰的孩子们能治上病，读上书。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恰恰也是一个社会最强大的部分。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大，一定不是出了多少英明领袖，造了多少核弹，有多少外汇储备，在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GDP增长率多高……，这些和杨改兰们没有毛线关系。是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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