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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ninjaanchor · 5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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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one · 1 year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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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代写服务，如何体现专业性

技术专业性：

掌握Java核心技术：如Java SE、Java EE、Java Web开发等。

熟悉常用的Java框架：如Spring、Hibernate、MyBatis等。

了解常用的设计模式和最佳实践。

熟悉数据库操作，如MySQL、Oracle等。

掌握Web前端技术，如HTML、CSS、JavaScript、jQuery等。

开发流程专业性：

使用版本控制工具，如Git。

遵循敏捷开发流程，确保开发的高效和灵活性。

编写清晰的代码和文档，并保持良好的代码风格。

测试驱动开发(TDD)，确保代码质量。

服务专业性：

与客户保持紧密沟通，确保充分理解需求。

提供专业的需求分析和设计文档。

根据项目复杂度进行合理的报价和时间预估。

提供后期的维护和升级服务。

文档专业性：

编写清晰的API文档和用户手册。

使用专业的文档工具，如Javadoc或Swagger。

安全性专业性：

考虑并实施适当的安全措施，如加密、身份验证和授权。

使用安全的��码实践，避免常见的安全漏洞。

团队专业性：

拥有经验丰富的Java开发团队。

团队成员持有相关证书，如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等。

案例和经验：

提供过去的Java项目案例，证明能力和经验。

有与知名企业合作的经验。

持续学习与更新：关注Java的新技术、新框架和最佳实践，确保团队始终处于行业前沿。

响应及时：提供24/7的在线支持，确保客户在遇到问题时能得到及时帮助。

遵循标准与规范：遵循软件开发的标准和规范，如ISO 9001、CMMI等，确保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

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快速适应客户的需求变化，灵活调整开发计划和方案。

使用专业的开发工具：使用专业的IDE（如IntelliJ IDEA或Eclipse）和项目管理工具（如Maven或Gradle），提高开发效率和代码质量。

保护知识产权：与客户签订保密协议，保护客户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

定期的培训和知识分享：组织内部培训和分享会，确保团队技能始终保持领先。

使用敏捷开发方法：采用敏捷开发方法，快速响应变化，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持续集成与持续部署(CI/CD)：实现CI/CD流程，确保代码的质量和稳定性。

代码审查：进行代码审查，确保代码质量符合标准。

单元测试与集成测试：编写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确保代码的稳定性和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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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oincn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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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发展好区块链是当前亟须回答的关键命题。本文认为，先从数据存证、共享入手是务实策略，考虑到技术前沿在公有链，我们应支持公有链的研究，为了防范风险，须改造公有链。基于现实环境，联盟链或许是应用落地的较优选择。应加强国产密码算法应用和创新发展，以保障我国区块链安全可控。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提倡区块链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加强链上和链下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建立有效的区块链数字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他敏锐地抓住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热点，强调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屋建瓴地提出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蓝图，为我们指引了方向。同时他又要求客观辩��地看待创新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强调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强风险研究和分析，加强行业自律，落实安全责任，依法治链，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应该说，要不要发展区块链，已无争议，怎么发展才是当前亟须回答的关键命题。本文认为，先从数据存证、共享入手是务实策略，考虑到技术前沿在公有链，我们应支持公有链的研究，基于现实环境，联盟链或许是应用落地的较优选择。密码学是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基石，应加强国产密码算法应用和创新发展，以保障我国区块链安全可控。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提倡区块链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加强链上和链下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建立有效的区块链数字治理体系。先从数据存证、共享入手，逐步向价值网络发展，是务实的落地策略从现阶段技术成熟度看，区块链在价值转移方面，还存在性能上的争议，但其本身就是一个点对点的数据共享网络，因此其在数据存证、共享方面的适用性存在较少分歧。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促进数据共享是他指出的五大区块链作用之一，也是他强调的区块链重点应用方向。利用区块链数据可信优势，建立数据存证、共享的创新模式，可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城市地区在信息、资金、人才、诚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有序高效流动，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但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对数据高度冗余的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计算与存储开销；另外，区块链技术在数据透明方面的特性，须结合安全多方计算、同态加密、零知识证明等隐私保护技术，才能在各方自主可控前提下大范围应用，而隐私保护技术本身的效率还在提高过程中。因此，当前比较合理的实现方法是链上共享数据的Hash指纹存证与信息披露，真实数据按照“数据不出门、数据不落地、数据可用不可见”三原则，依托安全隐私保护技术在链下按照授权来共享使用。将来随着基础设施与安全技术的进步，有计划地将系统和受保护的真实数据迁移到区块链上，进而发展成为价值网络。技术研究在公有链，场景应用在联盟链从私有链到联盟链、公有链，社区信任程度逐步递减，相应带来的技术难题（比如共识机制、性能问题、隐私保护等）逐步递增。私有链类似于传统信息系统，联盟链是相互信任的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介于去中心化和中心化之间，根据业务场景的要求，不一定只采用POS或POW，可采用PBFT等传统共识机制，也可以采用多种共识协议相结合的混合共识机制，Libra即是联盟链。而公有链的相互信任程度最低，高度开放和容错下的安全和性能挑战所要求的技术水平最高。公有链的前沿技术突破，将为联盟链和私有链现有技术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此，就学术而言，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关键点更多的是在公有链上。支持公有链的研究，推进联盟链的应用，是我国区块链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以监管科技应对金融科技，是区块链治理的应对之道可以说，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和挑战，完全开放自由的公有链存在合规风险，如承载金融科技应用则必须予以改进。应对之道或许是以监管科技应对金融科技，联盟链是许可链，既可以开展跨机构应用，也可为行业自律和监管提供服务。有鉴于此，可考虑在不损害区块链技术优势的前提下，在公有链上增加监管节点，保障公有链的合法合规，或者采用多链策略，即采用联盟链+公有链的“二元模式”，联盟链向相关监管部门注册，开展链上监管，去中心化应用则使用公有链，开展去中心化商业活动。若有需要，监管者亦可从联盟链穿透到公有链，管控全局。基于依法合规的现实要求，联盟链或许是应用落地的较优选择。国产密码算法的应用和创新发展，是我国区块链安全可控的基础本质上，区块链是一个基于密码学原理的分布式共享存储与计算系统，其对中心化机构的扬弃和对密码学技术的依赖，标志着一种全新范式的控制权的转移。就这一个角度而言，国产密码算法的应用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关键领域的区块链应用，密码学技术必须符合国家密码标准。目前，国家密码局公布的中国自主研发的国家商用密码算法，包括SSF33、SM1（SCB2）、SM2、SM3、SM4、SM7、SM9、祖冲之密码算法(ZUC)等。其中SSF33、SM1、SM4、SM7、ZUC是对称算法；SM2、SM9是非对称算法；SM3是哈希算法。国密算法有优点，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以SM2为例，相比传统的椭圆曲线签名算法ECDSA，两者的签名和验签的核心步骤相近，SM2签名验证算法加入了较多的检错功能，提高了签名验证系统的数据完整性、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与广泛应用的RSA数字签名算法相比，SM2在同等安全强度下所需密钥位数更少，且密钥对生成速度，签名速度均优于RSA数字签名算法。但SM2也有其劣势，比如验签速度相比RSA处于明显的劣势，尚需改进。目前国密算法还没有覆盖到同态加密、零知识证明、多方安全计算等，亟须拓展相应国密算法库，并实现标准化。而随着我国区块链应用跨出国门，国密算法也应一并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标准。这些都对我国国密算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区块链的应用是去中心化的，但区块链的密码标准体系是由特定的机构来制定的。某种意义上，谁掌握了密码标准体系，谁就掌握了区块链发展的话语权。加强链上和链下数据治理，是现阶段推动区块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如前述所言，数据的互联互通应是现阶段区块链技术的重点应用方向，联盟链或将是其主要形式。但我们应提倡区块链的高质量发展，警惕“大干特干，一拥而上”的无序低质量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区块链上的数据应该是具��较高价值的可公开的不宜修改的数据。这是它的特性，更是它的优势和品质所在。若无谓地把无价值的且可随意更改的数据上链，实际上是对区块链技术的滥用，也无法构建起符合实际业务需求的应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块链数据治理体系，以保障区块链应用的质量和品质。通俗来说，数据治理是指所有为提高数据质量而展开的业务、技术和管理活动，包括组织架构、政策制度、技术工具、数据标准、流程规范、监督考核等。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的《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DMBOK）》则将数据治理框架定义为数据控制、数据架构管理、数据开发、数据操作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质量管理、参考数据和主数据管理、数据仓库和商务智能管理、文件和内容管理、元数据管理等10个方面。针对区块链技术的特性，或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区块链数据治理体系：第一，加强链下数据治理的评估与监督，防止短板效应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链上的信任问题，保障链上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与一致性，但对于链下数据，区块链则“鞭长莫及”，无法保证其质量。倘若链下源头数据被“污染”了，区块链上流转的数据就成了“垃圾”，也就是所谓的“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因此，高质量链下数据是高质量区块链的前提。而要实现这个前提，则需要依靠各节点的链下数据治理。虽然说各节点的链下数据治理似乎是各家自己的事情，但某一节点的数据治理缺失往往会限制区块链的整体质量和价值，形成短板效应。因此，各节点应采取有效的技术工具、管理手段和组织体系，对数据在计划、获取、存储、共享、维护、应用、消亡全生命周期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识别、度量、监控、预警和改进。为了避免短板效应，可考虑成立联盟链联合工作组，评测各节点链下数据治理的成熟度，督促各方提高上链的数据质量，必要时可设置数据治理成熟度的准入门槛。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数据治理评价模型可供采用，比如IBM的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估模型、CMMI的数据能力成熟度模型（DMM）、EDM的数据能力成熟度模型（DCAM）、DataFlux的数据治理成熟度模型、Oracle MDM主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MD3M主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以及我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在2014年启动并于2018年发布的《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ata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简称DCMM）国家标准。第二，参照主数据管理理论，开展链上数据治理在数据治理框架中，主数据管理是核心。所谓的主数据是指描述机构核心业务实体的、在机构内外被广泛应用和共享的数据，是机构的核心资产，具有高价值和高敏感性。构建统一的主数据标准，可将原先各个处于竖井之中的业务系统在主数据层面实现互通和共享，保障主数据的全局一致性和准确性。事实上，区块链技术也可看作跨节点主数据的集成技术或架构。因此，我们可参照主数据管理理论，开展链上数据治理。一是清晰的业务需求。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要上链。只有需要多方共享的高价值数据，或者说只有主数据，才需要上链，早期甚至只有主数据的Hash指纹存证在链上。二是明确的主数据规则和标准。联盟链的各方应预先在标准和规则层面达成一致：是各节点的上链数据在链下统一标准，还是各自规范，仅在上链时通过数据抽取引擎（比如ETL、ESB），将异构数据转为链上统一格式的标准数据集。如果是前者，那么各方应共同制定链下数据标准，即统一的数据定义、分类、记录格式和编码，以及分类规范、编码结构、数据模型、属性描述。如果是后者，各节点在数据上链之前通过数据抽取引擎，对欲上链的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处理，以形成标准统一的主数据，然后再根据链上数据操作规范要求进行数据存证与信息披露。三是统一的链上元数据标准。为了使多源的链上数据能被区块链各参与节点方准确理解和使用，需要事先对每个数据元素进行元数据定义，消除数据的二义性，降低数据集成的成本，让各方能够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上解读和验证链上与链下数据。四是适当的干预机制。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规定数据主体享有知情同意权、访问权、拒绝权、可携权、删除权（被遗忘权）、更正权、持续控制权等多项权利。其中，删除权（被遗忘权）是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立刻删除与其有关的个人数据及其副本、备份和任何链接。更正权是指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更正并且完善与其有关的个人数据的权利。从这一角度看，区块链的难以篡改与上述两个数据主体权利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需要在联盟链上建立适当的干预机制，以满足法律上的数据主体权利保护要求和其他合规要求，而且这也是保障良好网络生态的应有之义。五是科学的管理体系。数字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活动，需要有相应的运维组织、管理流程和考核机制，推动数据标准规范的落地实施和有效执行。比如可考虑成立联盟链联合工作组，负责开展明确数据需求、制定标准、统一规则、监督评估等治理工作，并负责评测各节点的链下数据治理成熟度，行使节点的许可准入权力。第三，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与隐私保护，保障数据资产价值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已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经济价值，是重要资产。如何在数据共享的同时避免数据泄露，自然是数据治理的重中之重。在需求规划时，各节点应预先梳理各自的数据，识别哪些是非密数据，哪些是保密数据，哪些是敏感数据，哪些是边缘数据，哪些可公开，对谁可见，和谁共享，在此基础上，根据数据的价值、敏感性和隐私性进行分级，制定访问控制矩阵和��异化隐私策略。在数据上链时，应保证接口安全。无论链上数据访问，还是链下数据访问，应有身份认证、分级授权等访问控制，防止攻击者假冒合法用户获得访问权限，保证系统和数据的安全。在数据的传输和共享过程中，可根据数据的共享和安全需要，对不同的数据进行脱敏，或者采用数据加密技术，比如零知识证明（ZKP）算法对数据加密，亦可采用一些通道技术来限制数据共享范围，控制数据泄露风险。结语当前，区块链技术已俨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技术趋势，是全球产业变革的全新赛道，各国均在发力，加速布局。在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阵地，我们应扎实备战，抢占技术制高点。习总书记的讲话是我国区块链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我们应积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珍惜战略机遇，求真务实，勇于探索，使区块链技术在建设网络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真正发挥作用。本文仅代表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月刊，2020年1月5日出刊，编辑：王晔君来源：清华金融评论作者：姚前

http://www.bitcoincn.co/2020/01/Internet-Finance-Crypto-PB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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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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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2个小时打造专业网站

@firstweb写道：

这本书是怎么产生的？我进入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行业已经超过十年，作为一名IT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很先进的IT技术，也可以建立一个酷酷的网站，也可以编写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序玩玩等等，但是很少很少人愿意编写软件或者系统的指导使用文档。

编写IT系统的文档是及其枯燥的事情，编写文档的技术含量不算高，无非就是复制粘贴的重复性工作；而且对IT技能提升不大；再有就是程序员成本过高，用来写系统文档难免浪费成本。程序员们本来就是脑力劳动，大多数宁愿用几天时间来想一个算法或者方案来实现系统的功能，也不想用一天时间来编写枯燥的使用文档，所以很多系统文档并非我们这些程序员开发者所写，而是由非程序员所写，这就导致了很多文档可读性不好。所以我们在使用很多软件时发现很多软件的帮助文档和产品说明书，都是极其差的，有的根本词不达意，不能很好的表达软件系统的功能和如何简单使用。

我在IT工作中，因为很多技术需要重复使用，让我每次都需要花很多时间来重新查找答案。这让我养成不得不写技术文档的习惯。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10年前的解决过的问题，如果有自己的写的文档，可以重新看一遍即可解决，无需花费时间重新百度或Google来寻找答案。

一本专门介绍技术的书籍或者系统说明书是很少考虑读者的感受的，很多系统的使用文档或者IT技术书籍是及其枯燥无味的，这就像电影的纪录片，不是有故事的剧情片。举个例子，在我写《Oracle DBA高效入职指南》之前，市场上早已经有很多很多关于Oracle数据库的书籍，Oracle技术比我好的作者多的是。但我的《Oracle DBA高效入职指南》可以卖的脱销，并不是我的技术有多高，也并不是我的能力高；而是我比很多作者都了解想当Oracle DBA的读者。我把我自己在Oracle DBA路上曾经的彷徨、迷茫、坚持作为故事融合在书中，我知道初学者有什么样的心里，需要怎么的学习，怎么才可以获得面试，怎么去获取一份无经验的Oracle数据库管理的工作。《Oracle DBA高效入职指南》不仅仅是一本“授人以渔”的技术书，而且是一本让读者有好奇心不断想往下读的故事书，脱销的原因应该是我的书以故事和技术相结合的结果，这就像导演把电影的纪录片拍成了剧情片。《Oracle DBA高效入职指南》让我很有成就感，并不是写书可以赚多少钱，写书赚不了多少稿费，在不注重版权的时代，随便百度或者Google我的书，都可以看到提供免费下载的百度盘、新浪盘、各IT论坛等网站；而是这3年来，我不断收到读者发来的感谢信，我的书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学了一门IT技能并找到工作，这也是我写书的初衷。

在年轻时，我很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的顶级高手都是“人剑合一，剑断人亡”的境界。一本好书，你也会读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人书合一，书如其人”。我的这本书《如何2个小时内打造专业网站》也是一本故事和技术相结合的书籍，为了让没有任何计算机基础的人都可以学习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专业网站，从零开始介绍如何一步一步建立网站，专门注册了一个域名和购买网络空间，重新建立一个网站。当你按照本书的手把手教你的步骤，你将会得一个专业的网站。

如果你想拥有个人网站，而不懂计算机知识，这没有关系，这本书就是因此而生。如果你是IT工作者而没有时间来建站，这本书将会大大缩短你的时间，免去大量百度或Google搜索答案和不断测试验证的时间，有可能2个小时你即可拥有自己的专业网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真正行动去实现想法的人估计10%左右，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会占行动人数的10%，不知你是否是1%之中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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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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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完整篇）

刘韧手记：

1999年，午餐后回报社路上。刘韧问赶回北京述职的深圳总经理：你认识OICQ的人吗？投资点他们肯定能行。计世当时注意力全在能打��广告的卖PC的硬件厂商上，都没空多看互联网公司一眼。

2000年DoNews聚会第一次见马化腾。照片中杀人情景，我没印象了。我只记得聚会马化腾来晚了，没吃上饭。在紫金大厦门口，马化腾说，手机短信可以用QQ了。北京公司总经理张志浩向我要手机，要帮我订阅。马化腾笑着拦住他说：别让人家花钱。

2001年，深圳华强北，很高的工厂厂房改就的腾讯办公室，我在等从广州赶回来的马化腾。快到约定时间，收到马化腾用OICQ发的迟到5分钟的短信。采访从刚收到ICQ 不准OICQ 叫OICQ的律师信开始。回到北京，我开忙着筹备办自己的杂志（后来的《知识经济》），将采访录音交给同事肖春江写了2个整版。

腾讯二十年

不久前腾讯 QQ 二十年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了。话说 OICQ 的第一个版本 220KB，程序包做得很小这件事情小林可以作证，并且还能补充一个有趣的细节。

ICQ 网络寻呼机 & WinZip 自解压缩包

还记得时间是在 1999 年的春节前后，小林正在深圳瀛海威机房值班，听说国内有个和以色列人开发的 ICQ（I Seek You）很像的聊天软件叫 OICQ（Open ICQ），与之不同的是支持很多可爱的卡通头像，所以也跑去下载回来看看，在官方网站下载到一个由 WinZip 制作的自解压缩包 .EXE 可执行文件。

CIH 电脑病毒 & McAfee 防病毒软件

由于那时候电脑病毒很流行，很多 IT 从业者的电脑基本上都会安装 McAfee 或 Norton 等防病毒软件。刚下载完安装包，当即发现携带了当时最为流行的 CIH 电脑病毒，小林心想这也太不靠谱了，所以二话没说顺手就把文件删除了。

互联网老兵应该都记得这个电脑病毒，出自当时一名台湾大学生陈盈豪之手，这个病毒在维基百科上记载的发现时间是 1998 年 9 月，但在次年 1999 年 4 月 26 日才首次爆发，因此 OICQ 携带 CIH 软件病毒这件事，时间发生在春节前后也确实没错，距离第一次病毒大爆发还有两个多月。

IRC 聊天软件

其实如果用杀毒软件先清除病毒后，再解开压缩包里的可执行文件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用 ICQ，其他可替代的聊天软件包括 IRC（Internet Relay Chat）等很多，甚至瀛海威客户端还有内置的即时聊天功能和咖啡屋（类似 IRC 聊天室），所以也就没有怎么在意这件事。

MSN 聊天软件

但这次谨慎的行为背后，却让小林晚了将近一年才开始正式使用 OICQ 软件，和很多人一样坚持守着 ICQ 或 MSN（MSN Messenger），最终发现朋友们都改用了 QQ 这个即时通讯软件，就像后来很多社交关系都在微信上一样。

润迅更先进，天涯若比邻。

当时润迅作为一家做传统寻呼、移动通信业务起家的电信企业，终于做好了全面拥抱互联网的思想准备，定位做中国无线互联网第一门户网站和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其中涉及到百特门个性化网站（ByteMen）、自由通免费邮箱（CMMAIL）和寻呼用户及业务打通的环节，小林便接触到了包括网页寻呼、邮件寻呼在内的一些早期项目。

pony 就是小马

也许很多人听说过马化腾是从润迅出来的，在润迅大家都叫他小马或者 pony。小马当时看到 ICQ 被称为网络寻呼机（ICQ 号码就叫 Pager）并且发展的很好，便向润迅高层提出应该做自己的真正的网络寻呼机。希望能打通互联网和寻呼机的通讯服务，要知道那时候中国连基于移动网络的短消息服务都没有。然而润迅并没有听取小马的建议，所以小马就自己出去创办了腾讯。

同为潮汕人

小林算小马半个同事和老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小林去润迅的时候马化腾刚离开润迅出去创业不久。小林接管了小马的部分代码，以及小马是汕头人，小林是汕尾人，都来自大潮汕地区。在 1998 年 ~ 1999 年间，随着瀛海威高层集体辞职事件的爆发，小林也跟随大部队加入润迅集团，在新成立的「润迅互联网」公司上班，参与新润迅系列网站和服务的开发。

曾经 OICQ 500 万卖不掉

马化腾曾经多次试图卖掉 OICQ，也曾有意将 OICQ 以 500 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润迅，但是润迅依然没有理会。同时期有一堆仿 ICQ 的产品，润迅也攒了一个叫 MyICQ 的产品，当然最后都不了了之，小林在想 OICQ 当初如若交到润迅手里，可能也没有了今天的腾讯，社交网络大佬的地位可能会易主。

润迅的印记，一呼天下应

某种意义上讲腾讯有来自润迅的印记，这个毋庸置疑，甚至连腾讯食堂文化似乎都是在向润迅食堂��敬。很多人听说过腾讯的食堂不错，其实当时在润迅的食堂真的很好吃，润迅集团包括呼叫中心的 Call 台小组在内有 7000 名员工，是个三班倒的文化，早上有牛奶，每日有靓汤甚至还设有清真餐。小林记得当时公司每个月给员工打 100 块钱到卡里，每餐大概只要花 4 块钱，基本上一个月花不完。

马化腾是个空格党

在源代码文件中，小林注意到了 pony ma（马化腾）写的注释，除了常见的版本号、时间和名字等更新信息外，上面还有提醒其他程序员的注意事项，如：不要用 Tab 做代码缩进，要用 3 个空格。要知道缩进和对齐这个梗是程序员圈子里一直喋喋不休的争议，有意思的是马化腾显然也是个「空格党」。

MySQL & Oracle 数据库

前面说到代码问题，润迅当时是 Oracle 数据库的金牌合作伙伴，很多重要的资料都存诸在 Oracle 数据库上，包括新润迅的百特门业务，基本上也是 Solaris + Oracle。这里又有另一个趣事，其实网页版寻呼业务的后台使用的是 MySQL 数据库，但是错误信息的函数却返回了诸如：「Can't connect to Oracle ...」这样的提示。

这种代码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种纯粹是为了面子，写着昂贵知名的 Oracle 数据库比免费开源的 MySQL 数据库更有面子；另一种可能是这个函数来自其他归档，从某个连接 Oracle 数据库的函数库上修改而来，所以返回了 Oracle 而非 MySQL，当然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可是谁又能想到多年之后 MySQL 真的被 Oracle 收购了呢？

企鹅的出处

前面说到同时期有很多即时通讯软件，其中有一款叫 OMMO 的做得很不错，小林的好朋友兼老同事 dodo（祝军）参与了那次创业。小林也差点被拉入伙，不过倒不是因为 dodo，主要那时候还不认识 dodo，后来做 DoNews 的时候才认识了 dodo，小林是 DoNews 第一版的开发者，而 dodo 则是 DoNews 的首席设计师。

拉小林参与的那个人叫 koke（孙洁鸣），早期应该是深圳万用网（或者是龙脉）的某任站长或网管，那时候懂美术和网页设计的人通常被称为站长，尤其是网站的电子邮箱联系人写着「WebMaster」的时候，小林对 koke 是站长的印象可能与此有关。

koke 和另一个创始人 com（谭靖恒）都曾在润迅工作过，小林和他俩都有接触，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其实 koke 也算是和腾讯有过很深渊源的人，koke 应该是腾讯创始团队的前6个人，最早设计的企鹅形象就是出自 koke 之手。不久 koke 和 com 自立门户出去做了 OMMO，听说拿了两三百万美金，比腾讯当时融的钱还多。

文赛 OMMO

当时挖小林的原因倒也很简单，koke 认为小林在 Web 开发方面的经验很丰富，而 OMMO 的规划是网页端（Web）和客户端（Client）一样重要。不像腾讯早期只侧重客户端，且后台都是基于 FastCGI 开发效率不高。直到很晚才推出 QQ.com 门户网站，那又是小林另一个润迅的老同事 cindy（翟红新）在腾讯负责过的项目。

北漂

在 2000 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前，.COM 概念很火到处都听到融资成功或上市成功的消息，互联网公司挖人的时候流行 Double 一下，在你原来的薪水上直接翻一倍，挖人的时候应该说很有诱惑力，有时候甚至还能给到 Treble（Triple）的可能。

不过小林当时在润迅发展得还不错，成长的很快，也不想太浮躁，所以就没有选择跳槽。再者 OMMO 和 OICQ 一样都在深圳，而小林却想在北京发展，在润迅有调到北京润迅研发中心工作的机会，在北京住房免费还有外地补助。

雕刻大师 & 电影编剧

虽然没有去成 OMMO，后来认识 dodo 后还用过 OMMO 的产品，其实当时 OMMO 的产品不论是客户端还是网站都不比当时的 OICQ 差，既有钱产品和技术又不错，真算得上 OICQ 的头号对手。只是听说后来三个创始人意见分歧因而分家了没有继续下去，koke 后来回上海发展成为一位雕刻大师，而 com 后来则活跃在影视圈，参与拍过一部电影叫《谭老板》。

QQ 号码

正如前面所说，不少人坚守着 ICQ 和 MSN 多年，被 AOL（美国在线）收购的 ICQ 在线人数逐渐减少，那些显示好友状态的花瓣由绿转红。开始有人觉得 OICQ 用户群体相对幼稚，仍然坚持工作谈论只在 MSN 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联系方式和谈判业务大家更喜欢使用方便有趣的 OICQ 来进行，有句话套用在这里特别合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 QQ 上，你却在 ICQ 上」。

1999 年，小林的第零个 OICQ 号码，最早通过润迅的同事 cindy 向 pony 要一个 10xxx 的 OICQ 号，但不记得是她忘记了，还是小林忘记了，她说给过，可小林一直也未曾正式使用过，估计早就被回收了。后来 cindy 做完百特门项目，从北京回到深圳，并且从润迅跳槽到了腾讯，曾经负责过腾讯网（QQ.com），前几天还有两位朋友回忆入职时由她面试的经历，现任腾讯公��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等要职。

QQ 短号 91123 和 DoNews 有关

李彤、闫辉、刘韧、林兴陆、程天宇、吴锡桑、杜红超

早期 DoNews 核心团队（从左到右）

DoNews 发起人：杜红超

2000 年，小林的第一个 OICQ 号码和 DoNews 有关，作为 DoNews 发起人的杜红超手里有两个 5 位的 OICQ 号要送给小林和温柔大盗（李彤），小林选了 91123，另一个号码 90333 则给了温柔大盗。这几个号码应该是前面提到的蒋涛找马化腾要的，杜红超自己则有个 10171 的靓号，这批 ICQ 的重度用户终于开始转用 OICQ 了，也即是更名为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

马化腾和 DoNews 网友玩杀人游戏

2001 年初，小林的第二个 QQ 号码依然和 DoNews 有关，马化腾来北京参加 DoNews 网友聚会，那次活动在龙都宾馆举行。马化腾代表腾讯带来的礼物是送给 DoNews 网友们一千个 28888*** 开头的 QQ 连号（28888000 ~ 28888999）。晚饭结束后在天极网位于紫金大厦的办公室，马化腾和 DoNews 的网友们一起玩杀人游戏打成一片，同样作为 DoNews 发起人的小林自然也参与其中。

QQ 靓号 28888888

DoNews 发起人：刘韧

WPS 作者：求伯君

那时候作为 DoNews 发起人的刘韧不怎么使用 QQ，自己倒有一个老号码上面还有不少朋友，所以对靓号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把原来保留的靓号 28888888 给了小林。类似级别的靓号 IT 圈的大众偶像，中国第一代程序员 WPS 作者求伯君也有一个，具体号码是什么在此不便透露。

服务器问题创始人亲自出马

刘涤、温柔大盗（DoNews 李彤）、马化腾

闫辉、马化腾

和这批号码有关的还有一件趣事。因为分配号码的人有好几个，所以哪些号已经送出去，哪些还没有送出去，谁也说不清楚。只能通过是否可以登录来判断。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查一下 QQ 号码对应的��称有没有被修改，默认为「 - 」即减号通常表示没有人使用，除非是「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小林为了统计分配情况，于是便三两下用 Perl 语言写了一个脚本程序批量查询哪些号码已被使用，很快小林被 pony、tony 和 daniel 等好几个 1000x 的号码加为好友。因为腾讯的服务器瞬间访问量太大而引起了注意，根据号码段确认了和 DoNews 有关，就找上小林来了解情况。为此 pony 交代 tony 和 daniel 把这一千个号码的状态信息，从数据库后台直接一次性导出文本文件给小林。

从 Foxmail、QQmail 到 WeChat，

张小龙的使命自始自终都在做电子邮件。

在微信成名之前，��小龙不像今天在网上如雷贯耳，影响力只限于软件界。小林曾在 CSDN CTO 组织的移动开发者俱乐部做过一次有关 Foxmail 和张小龙的案例分享，讲到 Foxmail 两次被收购的故事和一些有关产品创意的启发，当时分享的主题叫《创意为什么》，活动的组织人是后来创办深圳湾硬件社区的 Shining（炫姐姐）。

张小龙和 Foxmail 被博大收购

吴锡桑

蒋涛

张小龙和他的 Foxmail 以 1200 万元的价格被博大公司收购。据说促成此次收购的推手是 Fishman（吴锡桑），他是 DoNews 第二版开发团队的幕后老板，其时刚离开为网站提供建站软件的仙童数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形 MUD 游戏的天夏科技，不久又把公司卖给了网易。而 DoNews 第三版开发团队的幕后老板则是 CSDN 和《程序员》杂志的蒋涛，虽然这貌似是个题外话，但是其中有着各种牵连。

为 Foxmail 指一条前（钱）路

2000 年 11 月，小林在《程序员》杂志试刊上看到一篇《Foxmail 命运备忘录》的报导，便在 DoNews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 Foxmail 指一条前（钱）路》的评论，一口气提了七八个建议，被中国共享软件出海第一人周奕视为做软件产品的好料，并预言小林前途无量，CSDN CTO 俱乐部负责人闫辉开玩笑说：「小林，先割给我一块肉，到时候我去卖钱」。

中国共享软件及自由软件颁奖大会

刘虎、张小龙、小辉

小林、华军（软件园）、洪以容（网络蚂蚁）、冯志宏（追捕）、刘虎、小辉、陈虎（智能五笔）

林兴陆（汕尾陆丰）、邓世强（肇庆）、吴锡桑（汕尾海丰）、岑绍辉（珠海）

2001 年 3 月底，CSDN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首届中国共享软件及自由软件颁奖大会》。第二天小林和张小龙等软件作者一起参加了 CSDN 组织的在十三陵附近九华山庄的交流活动，当时召集了很多优秀的软件开发者。小林除了作为 DoNews 第一版开发者的身份参加，本职在恒基伟业作高级软件工程师，为商务通掌上电脑开发应用，建议大家关注掌上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当时基于 Palm OS 和 WinCE 的软件开发商业收益甚至不比电脑软件差。

切磋技术

在往返活动的大巴中，一起切磋交流技术话题。当时小林认为新电子邮件协议应该考虑支持二进制附件，甚至采取压缩协议以减少存诸体积和提高传输效率，为了表达旧电子邮件协议比较臃肿略微夸张的提了一句「Base64 编码会让文件体积变大将近一半」，张小龙当即很严肃的回答说：「没有，也就膨胀 30% 左右吧！」，这就是小林对张小龙的印象，面对技术问题，态度非常严谨，大概也和马化腾一样都是空格党吧！

程序员广东派

林兴陆、邓世强、岑绍辉、张小龙、吴锡桑、蔡旋

“程序员广东派”（从左到右）

网上流传过张小龙早期的几张照片，就是由小林的照相机拍的，当时张小龙、吴锡桑、邓世强（万能五笔）、岑绍辉（奇兵软件）、蔡旋（超级兔子、安兔兔）和小林（DoNews）都是来自广东的开发者，在一起还拍过一张合影称为「程序员广东派」，就是本文的插图。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在广州生活了多年的湖南人，张小龙不是广东人。

Bigfoot

很多人以为 QQ 邮箱一直都像今天这样，是由张小龙带领团队做的，其实 QQ 邮箱经历过两三次大变革，听小林给你讲讲这里面的奥秘。对于互联网老兵来说，可能还会记得以前有个叫 Bigfoot 大脚电子邮件转发服务曾经很流行。也许现在的人可能会奇怪当初为什么会存在纯粹的电子邮件转发服务这样的需求？如果这几年关注过比特币和中本聪的人，就会理解电子邮箱别名的重要性。

Hotmail

早期很多人没有特别稳定的个人电子邮箱，大多数人使用学校、公司或者 ISP（接入服务商）分配或者赠送的电子邮箱，由于工作或者生活环境发生变化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有一个相对固定或者为了隐藏身份时方便使用的电子邮箱就非常有必要。也有不少人使用 Hotmail 或网易的电子邮箱，其中 @yeah.net 最早也只是提供电子邮件转发服务。

[email protected]

第一代 QQ 邮箱，其实是和 Bigfoot 类似的电子邮件转发服务，你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电子邮箱，腾讯只提供电子邮件转发服务，当时采取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每个 QQ 号码对应一个电子邮箱地址，不能设置自己的电子邮箱别名，和润迅曾经给寻呼用户免费分配电子邮箱「百万移民大行动」相似。

这个以纯数字作为名称的 QQ 邮箱特性，还曾经出现过一个小漏洞，小林除了可以给自己的 [email protected] 发送邮件之外，还可以给 [email protected] 到 N 个前置 0 开始的邮箱地址发送邮件，很显然系统在接收邮件的时候，把 @ 前面的数字做了一个强制类型转换，不过这个 BUG 并无大碍。

[email protected]

第二代 QQ 邮箱的推出，依然和张小龙团队无关。在正式推出新 QQ 邮箱之前，大概有个几天的预注册期，这种灰度测试的文化在腾讯中似乎根深蒂固，据说当初的企鹅形象就是由网友们投票的结果。

小林自己成功预注册了 [email protected] 电子邮箱别名，但无法注册到 [email protected] 电子邮箱别名。于是小林找了已经加入腾讯的老同事 cindy 帮忙保留了 [email protected] 电子邮箱别名。此后小林收到过不少封发给 [email protected] 的电子邮件，猜测可能是新的邮件系统合��了腾讯的员工电子邮箱和电子用户邮箱，也可能是对方误以为 @QQ.com 和 @tencent.com 都是腾讯又或者是记混了，总之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Foxmail 再次易主，

张小龙加入腾讯接手 QQ 邮箱。

第三代 QQ 邮箱，直到 2005 年 Foxmail 再次易主被腾讯收购，张小龙和他的团队才正式加入腾讯并接管了 QQ 邮箱，开始了他在腾讯的职业生涯。张小龙的团队接手后，推出了大家相对熟悉的可换肤的简约、商务风格的 QQ 邮箱，同时满足了年轻人和商业人士的选择，短时间就让 QQ 邮箱用户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微信就是第四代ＱＱ邮箱

第四代 QQ 邮箱，这个时候你心中大概会冒出一个疑问「还有第四代吗？」，告诉你还真是有，做 Foxmail 出身的张小龙，那种对电子邮件的情结，这辈子想甩也是甩不掉的，做电子邮件这就是他的使命。

微信，顾名思义，

移动互联网时代「微」小的信「件」。

张小龙加入腾讯 6 年后推出的微信，本质上还是一个电子邮件客户端，只是让人看起来像个即时通讯软件罢了。仔细思考一下名称便可得知，微信的「微」字可能受到同时期微博等产物的影响。而「信」除了是「信息」、「短信」等意思外，也可以是电子邮件里「信件」的意思，也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电子邮件，在微信刚推出时小林曾想过一个近似的名称叫「微邮」，好像 21CN 有个手机邮件客户端也叫微邮。

「群聊」本质上是「邮件讨论组（Usenet newsgroup）」

如果你再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群聊」本质上就是电子邮件讨论组。曾有一家叫 Deja 的新闻组归档被 Google 收购，后来成为 Google Groups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新闻组。国内因为忌讳新闻这两个字通常都叫论坛，用过传统 BBS 的互联网老兵可能会记得那段历史，可以使用远程终端登录后联机使用，有的还支持 NNTP（网络新闻传输协议），可以使用 Internet News 等邮件客户端访问，有的还可以通过 Web 的方式访问，其实 Google Groups 现在依然支持邮件和 Web 同时访问，不过似乎只从 Usenet 同步信息而不再提供 NNTP 服务。

「订阅号」的本质是「邮件列表（Mailing List）」

然而革命性的「订阅号」，本质上也是「电子邮件列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些人举例说订阅号像 RSS（简易信息聚合）协议，其实不尽然，RSS 内容通常来自第三方内容提供商而非平台，即使是 Google Reader 那种耦合的订阅关系也非常薄弱。而在更早之前的电子邮件列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订阅服务，国内有家叫索易电子杂志曾经提供过类似服务。我们现在日常接收的各种单向不可回复的会��折扣信息等 EDM（电子邮件营销），就是这种看似古典互联网背后的技术逻辑依然行之有效的原因。

微信就是一款电子邮箱应用

如果你不明白这看似复杂的技术逻辑也没关系，小林来给你举个例子，你稍微留意一下，特别在网络条件不好的时候，打开微信时，标题栏上面会显示：「微信（未连接）」、「连接中…」或者「收取中…」等状态，这恰是一个电子邮件客户端完整的业务逻辑。Bingo，现在你能理解微信其实就是一个闭环的超过 10 亿用户的第四代 QQ 邮件了吗？

【相关链接】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一）ＣＩＨ电脑病毒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二）润迅的印记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三）马化腾是个空格党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四）企鹅的出处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五）张小龙不是广东人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六）马化腾送的ＱＱ号码

小林和腾讯不得不说的故事（七）微信就是第四代ＱＱ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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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verne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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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 theVerge，作者 Sarah Jeong，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翻译。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投和商业。

译者按：Waymo 和 Uber 的知识产权纠纷还在发酵，引发行业持续关注。但或许少有人知的是，审理该案的法官本人也是一位「技术宅」，写了几十年的程序，其对技术细节的熟悉程度甚至让很多科技公司的律师汗颜。在法律与科技越发紧密结合的今天，这位「极客法官」的经历不仅极富趣味，更是对两个行业从业者的一种鞭策：闭门专攻一门学科已经不够，唯有两者兼修，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上立足。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加州北区的 William H. Alsup 法官主持的一次庭审中，甲骨文和 Google 的律师围绕着九行代码争论不休。甲骨文诉 Google 案（Oracle v. Google），一场关于 Google 是否抄袭了甲骨文的代码来开发 Android 系统的争议，正要结束第一次陪审团审理。

争议焦点集中在一个名为 rangeCheck 的函数上。在甲骨文测试的共计 1500 万行代码中，只有这一部分是「逐字逐句」抄袭的，每个字符都分毫不差。越是尽可能鼓吹 rangeCheck 的重要性，对甲骨文就越有利。甲骨文的律师 David Boies 于是开始主张 Google 抄袭了 rangeCheck，目的是更快将 Android 推向市场。但 Alsup 法官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

「判这个案子之前，我对 Java 一无所知，」这位法官说。「但是，我自己用很多其他语言编过程序，现在也还在编程。我写过一百多段 rangeCheck 这样的代码。这我都能做到。你也能。这太容易了。」

（甲骨文的律师试图继续发言，但只是让法官变得越来越不满）

这段不经意的评论像雪球一样，影响力越滚越大，以至失控。这让 Alsup 大为懊恼。它先是在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间被反复引述，然后又传到了科技媒体那里。每经过一次转述，Alsup 的技能就增长一分，直到最后他变成了「会 Java 的法官」——程序员 Alsup、黑袍加身的技术宅英雄、十倍速法官、「法庭和 Java 双料大师」。

Alsup 法官想让人们知道的是，他不懂 Java。

至少，他懂得不多。不过他确实会写代码。实际上，他已经用 BASIC 自娱自乐地写了几十年代码，包括一个写出来送给妻子的玩桥牌的程序，和一个自动给出桌游《珠机妙算》（Mastermind）解法的程序。

最花心思的，要数一个带图形界面的复杂多功能程序，用来方便他广泛爱好中的另一项——火腿电台（译注：指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进行信息交换、技术实验、自我训练、个人娱乐、运动竞赛以及应急通信的一项使用无线电频率频谱的无线电业务）。

他的兴趣对法官工作大有帮助。是这份兴趣，使他形成了对面前这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看法。科技公司的财富增减，全凭他的判决。甲骨文诉 Google 案对大公司和类似的小开发商将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更遑论其九亿美元的争议标的。在正在审理的 Waymo 诉 Uber 案中，Alphabet 公司也是请求判决 Uber 赔偿数十亿美元，总额尚未确定。这笔钱的归��攸关 Uber 在新兴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存亡。

巧得很，这些要案都归到了可能是全美唯一能理解它们技术细节的法官——一位会写代码的法官的案头。Alsup 长年的兴趣给解决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核心问题带来了启发，而他在业余时间捣鼓摄影、镜头、光线学问的经历也为他审理 Waymo 诉 Uber 案提供了信息——该案涉及到一种名为 LIDAR 的基于激光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导航的技术。

科技行业长期以来都对法律无法理解自己感到沮丧，而大多数司法系统正因如此难以跟上高速发展的步伐。那种认为法律永远不能「追上」科技的观念，一部分来自技术优越论（tech exceptionalism），即一种自由倾向的精英主义，嘲讽一切采用法律或规制形式介入技术发展的行为，将其比作纺织工人对织布机的抵制（Luddism）。但这种观念也来自对法律现状真实存在的不满。专利局被看作橡皮图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技术颁发专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似乎对编程的基本流程都感到困惑；还有律师让技术盲组成陪审团，他们做出了侵犯网上购物车专利的巨额赔偿判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Alsup 是一个异类——在「法律无法理解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这一广为流传的经验面前，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例外。但 Alsup 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当了一辈子的极客。

Alsup 在旧金山的律师中因为总是赶早而「臭名昭著」（而且还强迫出庭律师一起赶早）。早上九点，联邦法院大多数法官的房间还是一片漆黑、大门紧闭。但当我走到 Alsup 的房间时，发现大门敞开，忙碌的景象说明里边的人已经忙活几个钟头了。

Alsup 一头白发，戴矩形边框眼镜，操着一口温和的南方口音。虽然身型与常人无异，但他那强烈的存在感却给人居高临下的印象。

Alsup 的房间体现出很多法律从业者的传统审美：整架整架的皮面书、深色木墙板、一张大得吓人的桌子上挂着亚伯拉罕 · 林肯的小幅黑白像。另一头是一张沙发，上面扔了几个给狗玩的玩具。他经常带着上班的那只杰克罗素梗今天没在办公室。

法官请我在沙发上坐下，给我展示了他存在一台法院发的 2011 年款戴尔笔记本上的程序。他的台式机运行不了这些程序，他颇为恼火地告诉我，所以得留着这台戴尔。「这是最后一台支持 QuickBASIC 的机器，非常遗憾，我只懂这种语言。」

这位法官对硬件并不感冒。法院给他发什么电脑和手机，他就用什么。他用的是法院发的 iPhone，但他说，如果加州北区法院给他发一台 Android 手机，那他就会用 Android。

我问他能不能把他的代码发在 GitHub 上，结果他问我什么是 GitHub。作为替代，他递给了我打印版的程序代码，整整三叠纸，边角处装订整齐。他道歉说，最上面那叠有一些依赖程序没空打印出来。在成为审理硅谷案件的法官之前，Alsup 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业余爱好者；他是个极客，不过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极客。

Alsup 于 1945 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父母都是德州乡下人——母亲是护士，父亲是土木工程师，从罗斯福时代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开始参加工作。

孩童时起，Alsup 就体现出他日后标志性的无拘无束的好奇心和技术天赋。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如今的奥本大学教授 Hubert Feild 一起度过的。两人从六岁起就成了朋友，一起堆过沙垒，埋过时间胶囊，放过用洗衣袋做的热气球，用晾衣夹发射过点燃的火柴（Alsup 的发明），还「用土块打过仗」（Feild 说，「不推荐这么玩」）。

「Bill 是个超级聪明的小孩，」Feild 说。Alsup 自从学了钢琴，因为不满意钢琴的声音，便把图钉摁进敲击琴弦的弦槌里。这番改动让琴声听起来好像是从消失已久的牛仔酒馆里传出来的。「我还留着 Bill 在他的『全新改进』版钢琴上弹经典歌曲（比如雷 · 查尔斯的作品）的录音，」Feild 说。

但最激发这两个男孩想象力的玩意儿还要数火腿电台。两人整小时地收听短波广播，还把一台天顶电子「跨洋」收音机（Zenith Transoceanic）的频段接到一个七寸的远距离接收天线上。他们调到遥远的电台，像莫斯科电台、基多电台、哈瓦那电台，但最多的时间还是花在收听业余操作员，也就是所谓「火腿」们的对话��。

「当我们听到来自美国各州和外国的『火腿』们的对话时，那感觉就像是在密西西比的边界外发现了『新世界』，」Feild 说。他曾亲耳听到高中就领到业余操作员执照的 Alsup 在自家卧室里和遥远的爱好者交流，有时用的还是摩斯电码。

（这是大约 1963 年，年轻的 Alsup 在火腿电台前）

「Bill 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是，」Feild 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每周六早上都用火腿电台和 Bill 聊天。」

高中毕业后，Alsup 进入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学习工程专业，立志像父亲一样成为土木工程师。但那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正如日中天：他入校第一年就爆发了华盛顿大游行；大二那年，1964 人权法案又获得通过。

随着 Alsup 对更广泛的法律问题产生兴趣，他的目标明确起来。「我想成为另一个阿提克斯 · 芬奇（译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父亲），」Alsup 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随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的书记员。

他曾在密西西比州开业从事民权工作，但发现难以维持生计。最终，他和妻子在 1973 年迁到旧金山，多年间从事私人法律业务，同时在司法部工作。1999 年，他被比尔 · 克林顿总统任命为联邦法院法官。

Alsup 在加州北区律师圈中有着令人生畏的名声。他赶早的习惯是律师们的噩梦，要他们最早七点就开始提出动议；有时候，如果看到人都到齐，开庭时间可能更早。诉讼律师的时间被精确到分钟；他说什么时间，陪审团就得在那个点准时出去。

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第二次开庭中，他拒绝律师在下午一点以后继续对施密特（Eric Schmidt）提问，即便这意味着这位 Alphabet 董事长第二天又得回到法庭。市值 5700 亿美元的大公司的生意要给陪审员让路，因为他们得去幼儿园接孩子，把晚饭端上桌，或者赶一趟回家的远途列车。「我知道证人很忙，」Alsup 说，「但陪审员们的时间现在更重要。」

他把自己法庭的温度维持得比法院别处冷得多；据传他把空调开大是为了让陪审员保持清醒。如果旁听席里有人咳嗽，Alsup 就会停下审理，找出是谁在咳嗽。人找出来以后，法官就掏出一颗止咳糖——这是他摆在椅子边为这种场合准备的，然后这颗让人难堪的止咳糖就从律师那一排一直传到旁听席上。如果那人还接着咳嗽，他就得离开法庭，越快、越安静，越好。

在陪审员关在合议室里听不见的时候，他对律师会很尖刻。但陪审员眼中的法官是一位爷爷般关切备至的南方绅士，他会花时间单独问候陪审员，感谢他们投入时间。

一次，甲骨文诉 Google 案中的一位陪审员在庭审中被蜜蜂蛰了，Alsup 就问她还能不能跟上庭审。听到她哼哼唧唧，法官说，「那我换种问法。你还能不能像被蜜蜂蛰之前那样清楚地理解现在的进程？」

「能，」她赶紧回答。

美国法律制度赋予律师很大程度上选择陪审员的权力。正因如此，即使是一桩发生在加州旧金山，这座科技之都的软件版权案件，陪审团里竟没有一个人有计算机行业从业经验。然而，律师决定不了自己会碰上什么法官。在科技业主导的加州北区，诉讼律师们已经明白，在 Alsup 法官面前，他们可占不到便宜。

（Alsup 法官 2012 年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意见中的代码样例）

甲骨文诉 Google 案是有关 Android 平台的一桩涉及面宽、影响力广的诉讼；对于本案，几十亿美元的标的只是诉讼可能带来的后果中最不重要的一个。

70 位著名程序员并不是无缘无故联名以「法庭之友」（译注：amicus curiae，指特殊案件中为法院提供中立建议之人）身份向联邦巡回法庭，后来又向最高法院提交《计算机科学概要》的。他们都是在担心甲骨文诉 Google 案对他们的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甲骨文在 2010 年就以多项专利权和版权主张起诉了 Google ，这些诉讼 2012 年在 Alsup 法官的审理下全部落败。但甲骨文上诉了，联邦巡回法庭改判其胜诉。当 Google 试图再次上诉时，最高法院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并将其发回地区法院，由 Alsup 法官重审。

本案是于 2016 年重新开庭审理的。和上一次一样，陪审团判决 Google 胜诉，而上诉案也又一次有待联邦巡回法庭作出判决。在七年的官司之后，本案此时已经归结为一个问题： Google 使用 37 行 Java API 的行为是否侵犯甲骨文的版权？

软件版权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争议的对象是音乐、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甚至是印度瑜伽，判断是否抄袭都很容易。相反，��件版权却到很晚才以「文字作品」的形式被硬塞进原 1976 年《版权法》的 102(a) 节。

版权本意只保护独创性作品，其用途和功能则在所不问。因此，任何事物的功能性部分——人体模型、会计账簿、电脑程序菜单——都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代码到底是有用的工具，还是一种独创性表达呢？从代码「表达含义」的层面看，它确实如艺术作品一样可以主张版权保护。想想那些嘴边挂着「优雅的代码」「差劲的代码」的程序员就能明白。但当代码被执行起来，用于操作机器人手臂拾起并拧紧螺丝时，似乎又完全是功能性的，这种东西因此也就不能以版权处理。

你没法给一个小便器申请版权，但小便器的塑像或许就可以申请。而代码，正如杜尚的著名作品一样，身兼两种属性。

「你会发现法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几十年，」康奈尔技术学院法学教授 James Grimmelmann 说，他曾经在微软当过程序员。「事实证明，要把软件切分成功能性或非功能性的部分是很难的，」他说，「这需要对软件内部的功能和含义有非常细致的理解。」

甲骨文诉 Google 案涉及的是软件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程序编程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API 是一组定义完整的交互，一种快速访问服务、库和其他功能的捷径。API 一直被比作包含了单词及其定义的词典，但 Public Knowledge（译注：华盛顿一家致力于知识产权、开放互联网等问题的非盈利公益组织）的一位高级律师 John Bergmayer 说，它们更类似于代词或习语。要说出语法正确的英语，你没必要懂得习语；但正如许多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所知，如果不懂习语，交流就会太花时间。

习语有时是一种俏皮的表达方式；但在特定的一群人中，习语用得越多，就越是完全成为一种简略的说话方式，用于省去详述所需的更多时间。类似地，API 也经常是常用或繁杂代码的凝练。

这正是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核心问题。《版权法》的 102(b) 段将「一切操作的概念、过程、程序、机制和方法」排除于版权保护之外。API 是操作的过程、机制或方法吗？或者，它是版权所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吗？

Google 最初创造 Android 时，决定让它兼容 Java 这门流行的编程��言。用上了 Java， Android 就能利用现有的开发者社区，甚至可能利用他们现成的代码。任何人都可以用 Java 写程序，但 Java 语言的开发者 Sun 微系统公司牢牢把控着 Java 标准版（Java Standard Edition）和移动版（Java Mobile Edition），它们分别用来将 Java 代码部署在桌面电脑和手机上。

在与 Java 的授权谈判破裂后， Google 的一群工程师另起炉灶实现了 Java SE——这意味着一个拿不到源代码的团队以逆向工程的方式获取了代码。甲骨文在 2010 年收购了 Sun，几个月后，就以 Android 侵权为由起诉了 Google 。

Google 对 Java API 的重新实现几乎完全是从头来过的。但它与 Java SE 的 API 在声明代码——用来指明代码其余组成部分名称的代码——上是相同的。不仅如此，Google 实现方案的结构、排序和组织也与 Java SE 很类似。

这就要说到那著名的九行代码 rangeCheck 了。这段代码是被 Joshua Bloch 写进 Android 的；令人生疑的是，他之前在 Sun 微系统公司工作过，并且写出了 Java API 的很多部分。（Alsup 法官后来裁判称这只是个不幸的巧合。Bloch 在离开 Sun 加入 Google 后又继续为 Java 的开源实现 OpenJDK 贡献过代码，他的代码同时出现在 Android 和 Java SE 中是无意之举。）

为了和 Java 兼容，对特定 API 的特定调用必须在外观上相同。例如，在一组数中找出最大值的方法被命名为一目了然的 java.lang.Math.max。甲骨文主张 Google 本可以把名字换成 java.lang.Arith.larger。

Google 则主张，Java API 就好比是 QWERTY 的键盘布局，键盘确实可以换一种布局方式，但制造商必须生产 QWERTY 布局的键盘，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

编程语言是建立在其他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其 API 看起来也很类似。Java 的正则表达式 API 是对 Perl 5 语言的重新实现，其字符串格式 API 则是对 C 语言的重新实现。

这正是程序员们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感到气愤的原因之一：阻止 Google 做一件别人都在做的事，是毫无道理的。

软件开发者的共识是，甲骨文错了，API 的本意就是拿来用的，阻止它们用途的行为违背了其本意。

的确，连甲骨文也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2015 年，甲骨文的一名公司证人在证词中说 Java API 和免费使用的 Java 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顿午饭过后，他汗流浃背地收回了这段话。

2012 年，当甲骨文诉 Google 第一次开庭时，陪审团支持了 Google 的所有专利权主张，但版权问题则被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甲骨文所主张的 API 部分能否被授予版权？如果能，Google 的行为是否��成合理使用？前一个问题取决于 Alsup 法官，后一个问题则由陪审团判断。

对于 Google 使用 Java API 的行为是不是合理使用，陪审团犹豫不决。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 Alsup 法官判定甲骨文对其宣称的代码及其实现方法的结构、排序和组织并无版权。Google 没有侵权，因为它无权可侵。理由是，Alsup 法官总结道，API 实现代码的结构、排序和组织在本质上是功能性而不是独创性的。

在这样一个证人和律师费力解释 API，将其比作文件柜、电插座等一系列事物的案件中，Alsup 法官意见之细致和专业独树一帜。这份意见整页整页地描述了代码的运作方式，从源代码和目标代码的区别说起，再说到类、声明、头部、子程序、方法、接口、数据包，甚至还包括了代码实例。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 Alsup 这样长年编程经验的法官能给出这样一份意见。显然，在对 rangeCheck 这著名的九段代码做出判决的过程中，Alsup 的背景帮了他的忙。

「这种东西我用 QuickBASIC 写过好多遍了，」离那次庭审五年后，他说。（Alsup 法官用的是微软的 QuickBASIC，这是用于写 BASIC 语言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和编译器。）「如果你要我用 QuickBASIC 解决这个问题，我保证可以一个小时后带着一个能用的 QuickBASIC 模型来见你。」

交流过程中，Alsup 法官谈起甲骨文诉 Google 案很谨慎，因为联邦巡回法庭尚未作出第二次上诉的判决。但他似乎仍对甲骨文把抄袭 rangeCheck 代码称作「重大问题」感到恼火。他作为程序员的那一面或许多少对 rangeCheck 作者遇上的麻烦有些同情。Alsup 对此事感到十分困扰，以至于在法官意见中花了整整一节来阐述。「甲骨文过度强调了这段同时在 Android 和 Java 中出现的代码。该情形完全事出无心，却被甲骨文夸大了，故本庭将在下文阐述认定的事实，以便上诉庭参考。」（这九行代码再也没有在本案中被提起。）

如 Grimmelmann 所说，Alsup 在 2013 年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意见，是司法机关有关软件版权问题「最详尽、最困难、最细致入微的一次参与」。他在自己的知产课堂上讲解甲骨文诉 Google 案。「这是对 Java 运行方式、源代码中不同部分的框架阐述。这已经不仅仅是就案判案了。这是一篇有教学意义的文章。」

多亏 Alsup 的意见之细致，他对 Java 和软件开发的理解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在了判例法中，将被传给年轻的未来法律人。这或许是这位程序员法官所做标志性判决最深远的印记——因为判决本身已经被彻底推翻了。

Alsup 在 2013 年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判决几乎立刻被上诉。2014 年，联邦巡回上诉法庭作出了令人震惊的相反判决，该判决引发恼火的版权法学者写出了连篇累牍的法律评论文章。上诉法庭在判决中写道，甲骨文「对 Google 抄袭的 7000 行代码有无限多种选择和排列方式。」甲骨文不一定要把那个函数称作 java.lang.Math.max。它的名字「想有多少��能有多少」，比如 Math.maximum 或者 Arith.larger。

这说法听起来像是对代码一无所知。（在意见的另一部分中，法庭称，「 Google 完全可以开发自己的 API 包，然后『游说』程序员接纳它们。」）

Google 将联邦巡回法庭的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本案。案件被发回到最初审理的地方：由旧金山的 Alsup 法官再次进行陪审团审理。2016 年 5 月 26 日，陪审团判决 Google 构成合理使用。

Google 或许胜诉了，但案件不但仍然悬而未决——甲骨文再次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其长期现实影响也尚不可知。何时可以、何时又不可以照搬声明代码，或是 API 的结构、序列、组织？陪审团的合理使用判决并未给出任何指导方针。

无论 Alsup 基于自己长年的 BASIC 编程经验，写出了多么有洞见、清晰的意见，它们都被上诉法庭彻底推翻、消失不见了。

（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Alsup 毫不羞于谈论自己的编程技能：「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个好程序员，你看我写的程序就知道了——因为我全都是自学的——这些 QuickBASIC 程序里有些很巧思的编程手法。」他补充说，「只可惜不是 Java。」

这位法官从 1985 年得到第一台电脑起就开始编程：那是一台旧型 IBM，后来被打发到他在优胜美地的牧场里的牛棚，一个黑乎乎、灰蒙蒙的角落里。这机器用的是 5.25 英寸软盘，没有硬盘。你可以买到带一个软驱的版本，也可以买到有两个软驱的版本。他和妻子买了豪华双驱动器版。

这台电脑随附了两本书，一本讲的是 DOS 操作系统，另一本讲的是 BASIC 语言。「有一次，我看到了那本 BASIC 书，决定学习一下。」他完全靠这本书自学，在他的回忆中，这本书「相当开门见山」。

他最开始写的程序是演示性的，用来做简单的算术。接着，他越写越复杂：一个可以算 21 点，一个用来玩七张牌扑克。这些程序都存在一张 5.25 寸软盘上，但 1988 年被他两岁的儿子用订书机弄坏了。

「他可自豪了，」Alsup 伤感地说。

（Alsup 的短波电台传送预测程序。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在写过的所有程序中，他最自豪的是一个短波传送预测器。他有理由为此自豪：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软件，有多个依赖程序和复古的图形界面，显示着一幅根据你选择的起始位置显示的等距��位投影地图，辅之以展示太阳移动轨迹的彩色线条，以及 Alsup 从地图册上人工采编的详尽数据库。（他对自己在业余时间输入这些数据所花的大量时间十分自豪，这横跨他被美国总统任命为终身法官前后。）

通过计算给定两点的方位，这个程序能预测将他的火腿电台信号对准世界各地传送的最佳时刻，甚至能为他从全球选择的几个关键位置生成数据表格。

即使在他刚开始编程的 1995 年，市场上已经发售了类似的程序。但他说，「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从中获得乐趣。」

他用自己的程序校准 Yaesu Mk V Field 收音机，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聊天，包括他的朋友「小」Feild，以及结交的远在日本和新西兰的操作员朋友。他至今还每个月花两小时操作电台，大多数都是在 Sierra 山脚下。他的呼号是 N6XMW，或者按他的说法，「November Six X-Ray Mike Whiskey」。

法官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向我解释这个程序，讲到了每一种可能改变短波传送的不同输入，以及背后的原理。随着他耐心解释起太阳波动、K 指标、电离层，这次采访变成了一次即兴物理讲座。

预测电台传送除了要考虑日期和时间，还要考虑大量持续波动、根据你的位置和目的地而变的变量。

当他输入这些变量后，敲击回车，电脑就开始了运算。「看，」他说。「它在思考呢。」

的确，电脑屏幕现在几乎一片空白，上面只有几个字，「正在思考……」

在这段长长的演示中，程序的确出过一次故障：一个依赖程序出错了，不知为何不让我在位置中输入纽约。「差劲，」他对自己嘟囔着。「好吧…… 是我弄糟了，」他对我承认。我们决定试试另外的位置，结果程序此后运行得都很流畅。

几十年间，Alsup 几乎是完全独自在编程，用书本自学、人工采编数据库。这与当代软件开发者的典型做法截然不同，后者的工作流程和习惯往往涉及一个更大的社区。Alsup 不用 Google 搜答案，不逛 StackExchange，也不用现成的库。他的每行代码都是从头写起的。

实际上，Alsup 和当代开发者的文化和社区最近的一次接触，似乎就是因甲骨文诉 Google 案引发的。

在第二次审理的一段著名对话中，前 Sun 公司 CEO Jonathan Schwartz 试图向陪审团解释免费软件和开源软件。他先讲了 GNU，一个整合在 Linux 中的项目，可以粗略描述为一个操作系统加上相关的软件套件。

「GNU 指的是什么？」Alsup 打断他的话问道。

「GNU is Not Unix，」Schwartz 说。

「G 指的是 GNU？」

Schwartz 说是的。

「这根本说不通，」法官说。法庭中响起一些笑声。但这远比不上事后 Twitter 上的骚动——全世界成百上千的技术宅都忍俊不禁。（我后来甚至看到一幅描绘这番对话的网络漫画。）

GNU 是一个递归式缩写，意思是它自己在全称中提到自己，无限循环——这在电脑程序中是常见的做法。程序中有大把的递归缩写，包括 PHP（PHP: Hypertext Processor）、cURL（cURL URL Request Library），以及民间戏传的 Bing 搜索引擎（Bing Is Not Google）。这都是些不怀好意的笑话，是一种封闭文化戏弄外行的标志，它根本没想过得跟法庭解释自己的含义。

而即便 Alsup 写了这么多年程序，他也直到那时才知道 GNU 指的是什么。我问起这件事时，他显得有些懊恼。显然，他的一个工程师朋友（他的远足野营伙伴之一）拿他对 GNU 的评论寻开心了。「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定义是递归的，」Alsup 说。「当别人解释给我听的时候，我想的是，『好吧，挺可爱的。』」

电脑编程近年来的变动让 Alsup 不那么容易坚持自己的爱好了。几年前，他试图学习 Python，但最终搁置一边，因为他「太忙了」，或许是因为身为联邦法官的日常工作。微软后来不再在 Windows 中同捆 QuickBASIC，这让 Alsup 没法在新电脑上跑自己写的程序。

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诗意：一位法官审理着有关兼容性的要案，现在自己成为了兼容性问题的受害者。

（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十二月，Alsup 将审理 Waymo 诉 Uber 案，该案涉及数十亿美元，Uber 被诉盗窃 Alphabet 子公司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知识产权。与甲骨文诉 Google 案不同，Waymo 案并不触及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原则，但其结果将永远改变这个行业的面貌。

在我们的对话中，Alsup 非常小心地回避了还在进行中的 Waymo 案。但他对围绕着这个案子的科学原理兴趣浓厚。这一回，跟 Waymo 诉 Uber 案最相关的大概是他对摄影和光学的兴趣。三月份，Alsup 要求原被告各列举关于 LIDAR 这一本案争议的自动驾驶车激光检测系统的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这样他就可以找来看。但他也在一则法庭命令中严厉告诫双方不要看轻他。

请注意本庭已经熟知有关透镜的基本光线和光学原理，如焦距，焦点（即物体在透镜后光屏上聚焦的位置）与物距呈非线性函数关系，以及镜��在聚焦和投影上的用途。

因此，最有用的材料应是关于在自动驾驶汽车上适用 LIDAR 的论文，包括在透镜后如何放置发光二极管以获取最佳整体效果，以及如何用单镜头同时向外投射光线并将传入的反射光线聚焦。（当然，也包括本案的专利。）

Alsup 还要求双方律师就 LIDAR 进行讲解。他在很多案件中都如此要求。他很享受这些讲解，他告诉我，而且听得很认真。然而，他还是怀疑在很多案件中，他对技术的理解比律师还要深入。

他记得有很多次怀疑律师试图压制他，结果都栽在他的工程师背景和毒舌上。跟所有极客一样，他对任何有混淆技术之虞的行为都心怀不满。

在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涉及 FastTrak（湾区一种过桥收费自动追踪设备）专利的案子中，双方就如何解释该专利的技术方面达成了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 Alsup 法官没有盲目认同这番约定，而是自己钻研了专利，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约定毫无意义。

「我知道那个技术是什么，也告诉了它们。然后我写了一道命令，说明我拒绝接受这个约定，以及真正含义应该是什么。他们后来都认同了我的观点。」

没过多久，双方和解结案。

「我猜他们会觉得法官疯了。」

在 Waymo 案中，Alsup 对律师的不留情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或许是源于他对 Alphabet 和 Uber 烧了数百万美元雇佣业内最好的律师的行为极不赞同。过去，他从不掩饰对公司在法庭上烧钱行为的厌恶。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一场预审中，他打断说，「你知道你们争论一个账单会耽误我处理多少社保请求吗？」

他还特别在 Waymo 案中动用媒体来审查两家公司在法庭上的行为，要求记者留意哪一方在陪审团决策过程中试图用技术障碍摆脱陪审员。与此同时，Alphabet 甚至 Lyft 都要求部分审理过程不向媒体开放，称这可能将值钱的交易机密公之于众。

此后，一群媒体（包括 The Verge 的母公司 Vox Media）介入本案，要求保持庭审开放。虽然案件的部分环节——确实涉及一定数量交易机密的部分——将维持保密，Alsup 仍坚持媒体有尽可能大的知情权。

一次庭审中，Uber 的律师要求闭门开庭，让审理情况对公众封闭。但庭审一开始，Alsup 法官就认定这是越权行为，是出于难堪而拿秘密当借口，而不是出于合法的理由。

「听着，别再跟我玩这套了，」他说。「这样你们双方都会上负面报道，我可阻止不了。公众有知情权，」随后就是 Alsup ��牌的转折，「实际上，这不是有全程笔录吗？我会把它公开。」

（2017 年 3 月 26 日 Waymo 诉 Uber 案笔录节选）

1999 年起，Alsup 就开始将他的案件分给两个书记员，他分别称作刑事部和知产部。放不进这两类的案件，工作就平均分配。

这些日子，他往往为知产部寻找一些有理工科（STEM）背景的书记员。这么做不是必要的，但能帮上忙。审理甲骨文诉 Google 案期间的知产部书记员 Bill Toth 没有理工科背景，但他告诉我，法官特地要求他在准备上岗时修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

当我向 Alsup 求证此事时，他微微一笑——他不记得「强迫」Toth 选修任何课程——但他承认有时会提前告诉书记员会碰上什么类型的案子，以及提前上什么课会派得上用场。

Bill Toth 现在在为联邦巡回法庭的 Sharon Prost 首席法官做书记员。当然，他不能再处理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工作；这会构成利益冲突。

但 Toth 属于新生代法律人的一份子，他们将逐渐代表法律职业中的更大比重。尽管 Toth 在法律之前主修宗教，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程序员。「我写些代码来自娱自乐，」Toth 告诉我。

「过去三四年我都参加了 Google Code Jam 竞赛（不是特别当真），写的是 Java。我记得除了一次都过了资质轮，而且每次参加肯定都学到很多。」除了 Alsup 让他上的计算机科学课，在给 Alsup 当书记员之前，他已经学了 HTML、Javascript、CSS、BASIC，以及「一点点」Python 和 Perl。Toth 不愿意说自己的编程技能是否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我很难想象这会没有用。

科技社群固执地相信，法律永远不会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显然，上级法院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判决无助于驱散这种观念。然而，Alsup 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观念的挑战：一位 72 岁的前工科生，几十年来一直独自兴高采烈地玩转 BASIC，摆弄电台和相机，将自己所知所学教给书记员和各路记者。

在甲骨文案意见中，Alsup 向联邦巡回法庭解释软件概念时的耐心和细致，一如向我解释电离层时那样。他的解释是如此精准、专业，巡回法庭因而不得不对软件开发投入更多关注。无论巡回法庭最终判决如何，Alsup 对软件理解的很大部分在上诉判例法中得以保留。

他的观点如今在法学院的知识产权课堂上被教授。随着科技领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资金，专攻于此的法律人不断涌现，以填补需求。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在培养过程中接触到 Alsup 的细致教导——大多数是通过书本，少数的幸运者还能亲耳聆教。

在我结束采访、离开法院的几个小时后，Alsup 发给我一封题为《找到 bug 了》的邮件，告诉我他找出了演示短波电台传送程序时的故障所在。「我之前不记得为什么把一行关键代码注释掉了。现在我让它重新生效就没问题了，」他写道。

我回想起在他办公室里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时我正把录音笔和笔记本收进包里，喊了他一声「极客法官」。结果，他看起来很困惑，问我，「那是件好事儿吗？」

听到我肯定地说是，他报之以咧嘴一笑。「在我那会儿，极客可不是什么你会想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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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ninjaanchor · 5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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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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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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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很脆弱

本文写于2001年。

新浪上市的时候，没人想过王志东什么时候“下课”；网易上市的时候，没人想过丁磊什么时候“下课”，即便在王志东“下课”之后，大家也没想到丁磊会“下课”，丁磊占网易超过50%的股份，他怎么会“下课”？但是，就在2001年9月11日，丁磊“下课”了，他不仅被剥夺了CEO的位置，还被撤销了董事长的职务。2000年3月，王志东在谈论他的前任沙正治“下课”的时候，口若悬河，谈笑风生，王志东说：“沙正治在与不在，新浪的结构每隔几个月都要有一定的调整，员工职位上下是很自然的事。”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从CEO的位置上一头栽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企业盈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与目标，谁阻碍了（或者仅仅被认为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谁就必须“下课”，没得商量。根据德雷克·比姆·莫林咨询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公司至少更换了一次CEO。

不仅要换，即便姑且让你在位上，也会对你一百个不放心，一万个不满意。最近，股东们开始不满CEO们高达7位数的薪酬，前些日子，英国路透社四分之一的股东就反对给继任的新总裁支付570万美元的年薪。据《时代周刊》报道：当联合公司的股票下跌近50%时，股东们勃然大怒，以美国投资者领头的诉讼团在美国提出案值达80亿美元的诉讼，指控公司总裁误导投资者。在2001年4月初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总裁大受谴责，一位愤怒的股东在讲台下，手摇时钟大声吼道：“先生，你该下课了！”

企业是一组合同。CEO这方日子不好过，一定是因为他先让合同的另外一方倍受了煎熬。

在美国，Nasdaq从5000点直落到1500点，让很多股东多年积累的财富蒸发殆尽，股东们除了沮丧，当然就是利用自己手上的股权“进行愤怒”；在德国，这种愤怒诉诸了法律，面对德国电信股值难以置信地蒸发了1920亿美元，愤怒的股东们请来律师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与其资产价值不符，尽管德国电信矢口否认，但检察官已同意进行调查。

都说资本意志的强大与冷酷，谁知资本意志的风险与羸弱。为了让CEO卖力工作，资本给花旗集团CEO桑迪·维尔1.51亿美元的年薪；给通用CEO杰克·韦尔奇1.25亿美元的年薪，给 Oracle CEO拉里·艾利森9200万美元的年薪。

高年薪并不能保证CEO一定能使资本增值，过去3年来，王嘉廉的收入高达6.98亿美元，但是，根据美国《商业周刊》计算，王嘉廉带给股东的报酬率却是63%的负增长，被《商业周刊》封为去年“头号输家”。因此，王嘉廉不得不“退还”自己在1998年收入的20%(约等于270万股的股票或1.5亿美元)，以避免与股东们对簿公堂。王嘉廉在去年失去CEO位置后，今年9月，他差点又失去董事长的职位。

愤怒的股东赶走原来的CEO，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得到另外一个让股东担惊受怕的CEO而已。股东们当然希望这个CEO比上一个好，但股东们没办法保证这个就比上一个好，对股东来说，新一轮冒险又开始了。

被赶走的CEO失去了什么？根据500家大企业统计，7l％的经理人其技术或者一些重要的资源都来自于他原来的雇主。西方企业里有句名言——“永远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曾经对你老板干过的事。”

双方都很脆弱，但是，大多数股东与CEO在极度脆弱恐惧了一次之后，通常都没有办法不进入下一次恐惧与脆弱。个中的原因是，大家都想将事情干大。事情干大以后，任何一方都会失去掌控全局的能力；事情干大以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和自己熟悉的人合作。

在IBM干了30年的谢克人离开IBM进康柏，我采访他，问他经理人如何避免成为资本棋子？他有些激动：“别人将你当作一枚棋子，你也可以把别人当作你的棋子，他在用你下棋，你也可以用他下棋。只不过棋盘不同，目的不同而已。”谢克人在康柏中国区总经理的位置上下了一年棋，发觉这盘棋并不好下，他又改去德加拉“下棋”，也不好下，现在，他自己和自己“下棋”，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自己亲自当董事长，自己亲自去“打单”，他这样可以不再脆弱，但他这样没办法做大事，有一天，他将公司做大了，他就又要脆弱了，就像王志东将新浪做大了、失控了一样，没办法的事。

时间的伤

时势将王志东塑造成英雄，时势又亲手毁坏了这个英雄，时势总是无常，英雄总是气短。

1999年的时势认为，Internet行将改变世界，旧有秩序即将被颠覆，众生要么利用Internet改变世界，要么作为世界被Internet改造，别无选择，刻不容缓，天翻地覆就在今朝。王志东1996年就这么认为，并且，身体力行，做得最为出色，所以，他在1999年里被称为英雄，理所应当。

2001年的时势将Internet远景称为“泡沫”，管Internet投资叫做“烧钱”，拿Internet期权当成“废纸”，把Internet退出喊成“逃亡”。王志东直到被“驱逐”都不这么认为，他还写《志东品网》试图说服别人也不要这么认为，所以，时势只能忍痛割爱，理所当然。

时势没有错，时势永远都不会错；英雄没有错，英雄永远都不会认错。错在时间，伤在时间。

1690年，蒸汽机就发明了，但是直到1825年，火车才最终试车成功。蒸汽机改变了世界，蒸汽机改变世界用了200多年。

1969年夏，Internet雏形在美国出现，1972年第一封电子邮件发出，直到90年代Internet才开始商业化。Internet一定会改变世界，Internet改变世界一样需要时间。

但是，在英雄心中，一万年总是太久，要只争朝夕，因为英雄的青春就那么几年。突然来了个改变世界的机会，英雄哪能放过！所以，全世界的精英都拥到Internet上“淘金”，所以，全世界的资本都不遗余力疯狂向Internet上投资，所以，Nasdaq指数一度冲上5000点，大家还讨论它会不会冲上10000点；所以，全世界的企业家都在瞑思苦想着除了ISP、ICP、B2C、B2B之外的商业模式；所以，全世界的优秀程序员都在连天加夜地赶制网络程序。但是，没有用，Internet并没有被这些外在的条件催熟，硅谷再多再优秀的程序员、华尔街再多再充足的资本此时也显得那样地羸弱，Internet依然在以它的节奏向前发展，不紧不慢。在心急者看来，Internet似乎停滞了，Yahoo!、AOL、亚马逊作为互联网的三面旗帜，2000年之后就没出什么新意，新浪是中国Internet的象征，但是，新浪能做的事情，现在连一个个人网站都能做。

2000年4月以后，Internet随整个新经济一头栽下，至今未见复苏，近年来倍受羡慕的“向Internet卖水”的思科市值也“缩水”一半以上，并出现亏损。2001年5月，我在北大听老教授讲课，他讲到“新经济是一个笑话”的时候，充满了幸灾乐祸。

新经济怎么会是个笑话呢？Internet一定会改变世界，而且，自从它发明以来就一直改变着世界，只不过每个人对它的预期不同，只不过预期的时间表和实际的时间表距离很大而已，但实质不会变。

1987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你可以到处看到计算机，但是它在生产力统计数字方面却似乎无所作为。”这句话在1987年或许是对的，但是将这句话放到2001年则一定是错误的。从1975到1995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率仅为1.4%，而从1996年起，美国生产率年递增达到2.9%，到2000年第二季度更攀升至5.2%。

就像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电力直到40年之后才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一样，IT技术所释放的能量也有着明显的时间滞后性。牛津大学保罗·戴维教授的研究表明，一项技术只有在生产应用中占50%之后，才会对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公司花在IT设备和软件方面的费用占其投资的一半，长期累积式的投资使美国计算机的应用在最近终于达到了一半，IT对美国经济深远的影响还在后面。

治大国如烹小鱼，要有点耐心，否则，一会将鱼翻过来，看熟没熟，一会又将鱼翻过去，看熟没熟，翻来翻去，鱼就被翻糟了。

Internet的确病了，但是，现在谁都没有治这病的良方，如果非要开出一味药，那就是时间！Internet当初因为性急病了，时间的伤也只能用时间来医治。所以，等吧，等宽带，等3G，等鱼熟了再翻过来。急也没用，急只会再次加重病情。

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

2000年6月30日，网易上市，发行价15.50美元；2001年9月4日，网易停牌，“停牌”价64美分。

其实，早在2000年4月的时候，Nasdaq已经崩盘；其实，早在网易上市之前，Nasdaq已经接纳了中华网、新浪网。美国人到那时候还能允许和新浪相比没什么新意的网易以15.5美元的价格上市，是因为美国人坚信“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未来谁是英雄不到最后不能下定论”，所以，只要符合的条件，他们允许所有人去试。同等待遇。

现在，美国人不让网易试了，他们觉得网易“不诚实”，尽管“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但一个说谎的公司不值得托付，不值得期望。停牌大约不会影响网易业已在股市圈到的现金，但停牌给网易的未来划上了句号。网易的未来已经“不那么不可知”。到此为止。

美国人曾经动摇过“未来不可知”信念，那是在80年代末日本政府决定拨巨款组织国立研究中心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的时候，日本人计划用5年时间，挑战美国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美国朝野议论纷纷，相当一部分人埋怨美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倾一国之力”进行“攻关”。

当时的美国人已经是“惊弓之鸟”，日本人业已在内存、IC、汽车和家电方面后来居上，并且，借经济强势先后投资700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1988年索尼用34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0年松下用62亿美元收购MCA两个好莱坞的公司更是震惊全美。

美国人最终抗住了，不是他们愿意抗，而是，他们的体制天生就不依赖某一个天才，就不相信一个方向能够100%有把握，他们承认“以人工智能语言为基础，用硬件进行推理的机器”是一个看起来最容易成功的方向，但他们同时也允许不同的方向一齐去试。美国人的科研方式依然通过学术会议（如SiGGraph）、计算机展览（如Comdex）和应用（如网络）来发现调整研究和产业新方向。

5年过去了，美国成长起来了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技术，日本的第五代智能计算机全军覆没。美国“牛仔”打败了日本“武士”。为什么日本“武士”在汽车、家电上“集中攻关”能打败美国“牛仔”，在计算机上却不行？

因为产业性质不同，日本在汽车、家电上超越美国的时候，汽车和家电技术相对成熟，“未来相对可知”，日本人只要靠自己擅长的“认真、精细、追求完美、机械化、大规模复制、流水线作业”就可以超越美国，而计算机在80年代末是“那么的不可知”，“不可知”到日本要去搞一套独立的系统。

试错是创新硬币的另一面，1万次失败1次成功是它的法则，所以，发展高科技绝不能押宝。押宝的前提是看清楚了，而高科技的“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谁说自己知道未来，谁就是在骗人。

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计算机产业化的时候，电子部直属的国营无线电厂是绝对的主力；80年代中后期，为抵御洋PC入侵而组建的长城集团是新主力。在那时候，谁能想到当时还在倒腾“旱冰鞋”的联想会是今天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象征。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王文京于1988年成立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是个体工商户；五笔字型出于河南省南阳南召县技术员王永民，惹得北京很多汉字专家老大不服气；王江民38岁学计算机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写的软件能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软件。

中国“攻关”过操作系统、数据库，直到现在还在“攻关”；中国也有几个高科技计划，直到现在还在计划。好在中国人做事情没日本人那么认真，不是说“攻关��就真“攻关”，不是说“集中��量”就真的“集中力量”，中国人中庸，差不多就完，也能允许异数，但我们的理由不是因为“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而是不愿意“斩尽杀绝”。

一美国历史学者向我打听中关村的历史，见面第一句话，他说：“中关村现在越来越漂亮了，硅谷都没有中关村这么高的楼。”我不知道他是在奉承还是在挖苦，可能是想奉承但起到了挖苦的作用。脚下的中关村是比以前漂亮多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基还不满足，他向上呼吁，“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高科技园区建设不可能在各省市一哄而起，蜂拥而上。正确的选择是采用 ‘两弹一星’的办法，集中全国的力量，锁定目标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方有成功之可能。”好在各省用不着听他的。

气长永续

自史玉柱“多元化”失败以来，“多元化”在业界一直是个“坏词”，现在大家都忌讳用“多元化”这个词，改称“转型”了，其实内容一样。

“多元化”或者“转型”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产品都有其盛衰的生命线，而一个企业不能随着一个产品的衰落而衰落，所以，必须同时做多个产品，以便在一个产品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产品能够顶上来。

看看发展历程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一个产品、一个方向上吊死，比如联想原来并不是做PC的，它先做贸易，后做汉卡，后来在包括交换机在内的很多产品上探索过，最后在PC上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联想要进一步高速发展，就必须有新的增长点，因为联想的PC已经做到了30%的市场份额，还能怎样呢？杨元庆选择了IT服务，选择IT服务当然有风险，但死守着PC，可能抗风险能力更差，万一哪天PC的占有率和毛利率都大幅度下降了呢？这就是办企业的难处：死守肯定不行，但要进入新领域，谁又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直面这个难题，长城集团董事长王之索性将摊子铺大。“我们当然也愿意用一个产品打下天下，占领很大的市场，但实事求是讲，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产品铺的面广一些，创造未来发展机会也就多一些。完全靠一个产品现在还不行。有人认为，做PC就全力做PC，做硬盘就全力做硬盘，何必同时兼顾？我们有点担心，将全部力量投在某一个产品上，万一到时候不赚钱怎么办?说实话这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问题，不是非常愿意选择的状态。”

施振荣更是在其业绩好的时候，投了几百家公司，现在，遇到不景气，过去10年的投资使他手里有40亿美元的股票可以抛售。“我现在手头是没有10亿美元现金，但是，未来3年，如果我需要动用20亿美元，我卖股票就可以了。”“多少企业，有这种条件？”“现在，再去和别人说，‘拜托给我点投资’，不可能！找不到钱！”多一个企业，就多一口气。等施振荣缓过这口气，他一定还会投更多的企业。

施振荣四处投资坚持一个标准，就是“任何事情都会考虑它可能会亏钱，但我要保证即使一时亏钱也不至于关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亏的钱当作投资和学费。”经常能听到“宏做半导体最近赔了很多”，“宏LCD也在赔”，“他们在美国10年了就没有赚过钱”，但施振荣很自豪“宏从电脑整机进入了显示器、键盘、CDROM、DRAM、LCD ，我们的多元化从来就没有最终失败过。”

两天前，我和神州数码总裁郭为说起了施振荣的经验。郭为说：“在台湾，上下游产业链齐全，有条件那样投啊。在中国，就那么几个公司，就那么几个产品，我总不能投竞争对手吧。”即便如此，郭为现在还是力图将身上的“分销”概念洗掉，继和台湾的Dlink成立合资公司做网络以后，他又和台湾的鼎新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拓ERP市场。

柳传志给联想集团制定的战略是，在信息领域多元化发展。我想其理由无非有两个：一、“多元化”是企业抗风险和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二、将“多元化”框定在信息领域，是为了集中力量发展一项核心竞争力（在信息领域的竞争力），一旦这项核心竞争力有所提升，就可以带动“多元化”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即是产品的多元化，而不是产业的多元化。

可惜冬天已经来了，如果以前没有做“多元化”的功课，现在当然不可能有施振荣式的自豪。我的建议是裁员。如果多投一个企业，算是延了一口气，那么，现在多裁一个人，也算多延一口气。

生意是一条河，不能断流，一旦出现断流，上游和下游失去了联系，生意也就从此失去。生意这条河只要还淌着，哪怕是涓涓溪流都不要紧，只要能维持上下游关系就行，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原来的损失自然会补回来。

企业很脆弱，现金流一口气上不来，就要破产。所以，在低潮中，最重要的是活着，照现在的形势看，市场何时复苏，还看不到正确的时间表，所以，手中的现金要比脸上的面子重要。HP已经有过60多年不裁员的传统了，但是在这个冬季，它必须在第四季度结束前裁员6000人。日本是一贯采用终身雇佣制国家，但是在2001年，它抗不住了，据8月底的调查，日本31家主要企业就计划裁员6万人，其中日立2万人、东芝18800人、富士通16400人、松下电器5000人、日本电器4000人。

今年很多大公司不好过，一些小公司却过得有滋有味，为什么？无非是因为公司小，费用低。中关村小公司，PC年销量达到1万台，就能赚到钱，联想一个月做10万台，就会亏死。所以，不景气的时候，小公司较大公司好过，大公司遇到不景气必须“瘦身”。

宿命

WTO之后，中国将参加信息技术协议（ITA），加入这个协议是为了换取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支持。基于这个协议，中国业已承诺在2005年之前，将包括计算机、计算机软件、通信设备、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和科学仪器在内的约200种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降至零，并同意设定具体的时间表来具体执行这个承诺。现在这些产品的平均关税约为13.3%。

历史上，中国曾经在1990年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并大幅度下调关税，致使国外品牌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那一次，幼稚的国内品牌遭受重创，这口气一直到1996年联想PC成为市场第一才算喘过来。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就认为国内品牌从此战胜了国际品牌，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自欺欺人。

以最值得骄傲的PC为例，国内品牌不是赢在品质与品牌上，而是赢在价格与市场上。两台配置一样的PC摆在一起，一台是HP、一台是联想，如果价格一样，相信大多数用户会选HP。13.3%的关税保护取消之后，意味着国外品牌还有13.3%的降价空间，而国内品牌PC平均毛利率一般不超过8%，联想最好也不超过13.3%。这就是说，WTO之后，国内品牌就是将价格杀到亏损的地步也无法与国外品牌进行价格竞争。虽然以上算法，是纯理论的算法，因为走私、国际品牌在中国直接设厂等诸多因素，现在在国内销售的国际品牌实际关税并没有13.3%，但WTO之后，国际品牌将在价格上增强竞争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市场方面，WTO之后，由于外国公司将可以在国内设立自己的销售机构，其在中国的市场能力将会大大加强。1990年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是件十分让人担心的事。

国内IT品牌过去喜欢以中国家电品牌打败国际品牌为例，来说明国内品牌的空间与前途，但WTO之后，中国“好的”家电厂商几乎都难逃被国际巨头低价收购的命运。不卖不行，因为“价格战”早已经将它们打得资不抵债。国内IT品牌过去喜欢套用家电业常提的一个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理论是——根植中国市场，可以定制出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但这些定制除了展示一些“雕虫小技”之外，只能说明国外品牌没有足够重视中国市场。WTO之后，中国市场足够大之后，进入中国市场足够畅通之后，国际品牌一定会携巨额资本、先进技术和本地化方案大举入侵，那时候，“雕虫小技”派不上用场。IT是美国攫取世界财富的主打项目，这个领域的竞争应该会比汽车、家电更加惨烈。美国人向来以“世界为己任”，他们在计算过利益是否最大化之后，一定不会放过中国市场。

中国IT的确比中国汽车早经“风雨”，中国IT用“做贸易”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得以发展，这很不容易。当“做贸易”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在国��品牌重压之下的成功道路之后，最近“做技术”的呼声却在WTO背景之下显得很有力量，这种呼声最有力的质问是，没有核心技术怎么面对WTO以后国际品牌的挑战？于是中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已研制出中国首枚高性能通用中央处理器(CPU)验证芯片“龙芯”。中国这位科学家说：这颗CPU的总体性能相当于英特尔的486芯片；新华社说：这一重大突破意味着令中国各界忧虑的中国计算机产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历史行将结束。不知道这条消息翻译成英文，让格鲁夫看到，他会不会笑出声来。

没办过企业的人总喜欢对办企业做形而上的思考，在这些人看来，IT就是高科技，做高科技没有技术怎么能行？整天帮美国人“搬箱子”肯定不是高科技，所以，他们看不起中关村，觉得中关村越来越没有希望了。在他们的逻辑里面，中关村无法成功，但企业成功无法用数学公式推导，企业成功只能靠试错，只能在大基数失败的情况下取得少数偶然的成功。

联想就是这样一个在诸多因素作用之下靠“贸易”成功的企业，今年4月它宣布向服务转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服务和贸易一样都是可以在区域取得成功，而且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业务，这样的领域，即便在WTO之后，也是中国企业的天下。但最近又传出联想要由“市场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的新闻，希望这只是个新闻而已。做贸易可以在区域获得成功，做技术却不行，做技术不做到全球前三名，这项技术就不会被产品广泛采用。联想1996年之后，在中国IT领域一枝独秀，将方正、长城等国内品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但联想比起IBM、惠普、康柏、DELL这样的国际品牌，其规模也只是它们的二十分之一，以这样的实力只可能在区域成功，不可能打到国际上去。

中国IT还十分弱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样保住现有的成功不被WTO冲垮以及怎样在配合国外品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而不是什么主动出击挺进核心技术。

谁都不愿意被压在食物链的底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我们的宿命。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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