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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之前

今天拿着核酸报告没上成俄航的飞机，因为上面没有PCR三个字，然后临时买了两天半之后的阿布扎比航空并又去专门为出国准备的检测机构捅了鼻子，希望可以成行。 因为打包了电脑不想再打开，就拿着macbook写写去国之前的感受吧。回国时的隔离酒店里的餐食经常会发元气森林，是一种我上次回国后才火的一种零糖饮料，我晚饭时边喝边看《天官赐福》的谢怜推荐它，又甜又新奇。那个时刻满满的都是我对国内生活的憧憬，以及迫不及待想看看战胜疫情的人民自信的面貌。我也正是在那时候真正频繁地刷b站，后浪观潮。其实不只是对我来说，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在那个发达国家疫情的至暗时刻，都笼罩在一片玫瑰色的光晕之中，让反对者嫉妒，让同情者羡慕。 但是正如上推会让人爱国，上b站真的让人想对“爱国”敬而远之。当你身处其��的时候，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细节让浪漫的想象退回到灰度的现实。可能我是这次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人会离岸爱国，为什么人会憧憬他者，都是信息不充分时用善意想象弥补的产物（当然如果用恶意想象弥补空白导致的自大与排外也是盲目的）。写到这，我才意识到正是局域网内外都充斥着恶意想象，而让我丧失了善意想象的能力与意愿。我意识到，推上的反华恶意的确是有它的反题的，而这两边无法共存的恶意，却是同样的用似是而非的事实包装的立场，“大是大非之前谈什么科学”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冲击与回应。有时候刷到2020年1月初的b站视频，看到评论区里的那种对外部世界的耐心与理解已经如隔三秋，有人怀念十年前，其实都不用追忆那么远，詹青云在2019年底还是受追捧的哈佛精英，到了2020年3月就已经是为西方价值观招魂的公敌。那种价值观与世界观分裂上的加速，是身在美国的我在2020年完全错过的，所以当我2020年夏天看到ZLJ说军运会投毒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以一己之力破坏外交，但是其实他只是一个符合时代的个人，我那时不知道其实他所代表的西方恶意想象已经在国内蔚为大观。这种对称的妖魔化，阴谋化，在内外喉舌忙不迭地翻译传播放大下，成就了这个时代的死亡螺旋，走向深渊的不只是中西方关系，还有各自国家内部的理性与同情。 这样的较量，其实就意味着新冷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双方技术进步因此加速。因为创造敌人的过程中，精英与民众都在说服自己为了战胜对方可以不择手段，用半真半假的alternative truth动员自己人，迷惑中间派，激怒敌人，这个过程中也在打击自己内部和敌方内部的鸽派，事实上双方最针锋相对的鹰派在激化矛盾这点上是完全同盟的。在不可能同时正确的两种叙事中，是无法有理性与同情的空间的，你无法用理性构造你的立场因为敌我矛盾容不下不利于我方的事实，你也无法同情对方因为对方在散布恶毒的谎言，甚至根本没有中立的空间，因为你不支持我方的叙事岂不就是在与鼓吹阴谋论的敌人为伍？于是就有了一个人上推和上b站/知乎后反向摇摆的现象。有些事情，已经到了对方说什么，那必须反着来的地步。西方支持性少数，那性少数就是境外势力；西方说少吃肉，那就得多吃肉；中国说自然病毒，那必然是人工病毒；中国说三峡不会溃坝，那必然要成第二个切尔诺贝利。 也许这个世界的舆论场一直都是如此的，我想起在英国时的国际政治的教授，他不加掩饰地表现自己丧的一面，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操蛋，无时无刻不有善良的人被欺骗与压迫，无时无刻不有罪恶的人获得财富与权力。又或是死了的茨威格，看到他的精神故乡们在总体战中毒化自己的人民，毁灭欧洲的共情。甚至想起了对冲新冷战而让自己儿子学法语的财新记者安替，压注早已流尽鲜血的法兰西是安息之地。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原神社区的原因吧，因为原神在创造一种真实的跨越国界的共情，中国玩家与世界各地的玩家同悲喜同兴奋，在这个中外丧失了影视同频的时代，还有什么比全球同步更新的游戏更能让人们一起享受一个故事的呢，毕竟就连奥运会也只是战争的模仿。 在delta肆虐的日子里，我们坐在衡山路的露台上吹风，我跟Y和还在加拿大的mimosa感叹，这就是一个让globalist痛苦的时代吧。Y说，于是很多人就去当nationalist了。与此同时，旁边三三两两地站着滞留中国的西方人，捧着酒杯享受上海的凉夏，他们终于还有一个enclave。原神里象征中国的璃月港，是繁荣与贸易的城邦，沉淀着来自世界的财富，恰如上海，说巧不巧的是，米哈游就在上海；而李成谈到疫情后中国拥抱国际化的力量，也以上海中产为榜样；写下gloalists间拳拳情意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的阿肆也是上海女孩。其实如同鼓浪屿的琴声一样，世界主义的种子蛰伏三十年也可以再次发芽，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孩子，虽然会要许久去怀念。 希望那个时代可以再次到来，在疫情结束后的旅行爆炸的热情中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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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日高

注册豆瓣的时间是2010年8月，那一年的年底，中国有4.57亿网民，2020年3月有9.04亿，今天至少有一半的中国网民在我注册豆瓣的时候没上过网，而那个时候我已经上网九年了，2002年10月底中国有五千八百万网民，我的网龄已经超过了至少94%的网民，很多豆瓣用户网龄可能超过了99%的网民。极度扩张的网络空间，自然是迅速平庸化的品味，正如跟着万达广场开进三四线城市而高歌猛进的电影行业一样。即使没有团团之流在B站和微博的作为，中国互联网也在2010年之后结构性地改变了，不论那时候的主流是谁，到了现在也不可能是主流了。新增的网民是手机上网的中老年人，也有1.4亿的00后，前者给微信公众号文章带来了眼球，后者给微博热搜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带来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宣传与谣言的不敏感，而这是时间可以改变的。我奶奶当了几年网民也逐渐知道网络上的信息不可信，甚至会在群里辟谣，相信00后自然也会认识到一些宣传的虚妄。当网民终于占据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网络占据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时间，宣传机器自然要更积极地加入其中，但现实还是在与宣传背道而驰的话，宣传最终会失去动力。当网民增长逐渐放缓，平均网龄终于开始增长，网民的经验将是宣传最大的敌人，因为毕竟人的记忆不是六秒。于是有人想要抹去互联网的记忆，从挖坟删帖删资源到百度贴吧断代。但那些他们选择不删的东西，那些来世还生种花家的口号，却可能成为让00后日后汗颜的痕迹，毕竟笃信“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日本夏令营呱呱叫”之类自由派谣言带来的羞耻，可能比看观察者网本身有效十倍，反之亦然。 事实上，当宣传占据了大多数网络空间，人们可能并不会更支持所灌输的东西，正如政治极化的文献所说，共和党看到民主党的信息后，会更支持共和党而不是相反（Bail et al.,2018）。支持国家的人看不到反面言论，不会更支持国家，甚至会厌倦露骨的宣传；而反对国家的人总是看到愚昧的宣传，则会更反对国家。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拙劣的反华推特如此容易被允许在墙内传播的原因吧，宣传者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播撒政治极化，让支持者更加激愤，让反对者出现幻灭。川普和蓬佩奥给美国叙事在全球带来的伤害，比新华CGTV要大得多，正如赵立坚给中国叙事带来的伤害，是一亿只口罩也拉不回来的。 至于聪明的公司如B站，可能是宣传应该呈现的样子。《后浪》里着力描绘着我国年轻人多元自由的生活方式，有了“选择的权利”，似乎也明白这是年轻人最在乎的东西。“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 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赞美与鼓励” 有着对本国缺点要宽容正能量，却也有对外国批评不天天叫嚣“辱华”的双重解读。这些双关与矛盾，以及尽力避免“爱国”之说教，似乎明白年轻人真正要的是什么，也明白年轻人之间的分歧是什么，B站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从知乎上看，B站还是得罪了很多人，因为现实就是一面面的墙，否定着年轻人的多元与自由，让他们不能去喜欢的城市落户，不能去学喜欢的专业，不能去和喜欢的人结婚，不能去上喜欢的网站，不能发表喜欢的内容，而强行为选择的权利干杯，是把这些“不能”的责任推卸给了年轻人自己。于是叙事易改，现实难移，红海中杀出的UP主们也难为无米之炊，最普世的一段话，奈何遇到这个例外的当下。于是后浪日益高涨，后浪之下是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前浪的时间日益紧迫。 内容的生产者可以被过滤，但内容的消费者却一直存在，当消费者终于站在成熟的门口，过滤生产者的机器也不得不改变，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苏联笑话的时代，也很少有人想回到“我反正信了”的时代，那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活在谎言中的时代。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假装有信仰，那就只能宛如有希望，貌似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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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开放交流对于强国目标的不可或缺，西方鹰派成为强国目标的重大阻碍，如果鹰派得势，西方将继续关闭对华大门，使得赶超愈发不可能。阻止鹰派崛起的直接方式在于西方亲华派（左派/商界）继续掌控局面，但他们对政治（左派）经济（商界）自由化的要求更甚。于是强国目标陷入两难，和平演变与和平崛起是共生关系。政左经右（弃左保商）的路线似乎是两全之策，但最近的发展是西方资本对政治的控制力减弱，鹰派与民粹合流，于是出现了广泛的围堵。围堵激起的反西方浪潮可能会继续损害西方资本的利益（国泰）。强国派目前采取的策略是坐等鹰派下台，但是民主党初选可能继续脱离资本控制，如果沃伦当选，强国派可能不得不在取悦西方左派和放弃强国梦中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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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东村

因为东海岸的雷雨，在纽约没有见到Caroline，却和另外两个高中同学在东村和下城吃了三顿饭。我虽然一直知道我是新时代刚开始时出的国，但却没有意识到，那个anarchy式的自由高中正好存在于旧时代的最后两年。所以回忆起来的时候，一边是对管理混乱的满腹牢骚，一边却又是无拘无束的放肆嬉笑，我记得那年我们在寝室翻墙看到橄榄奖的时刻，然后是人人上满天飞的政治控。恍惚中眼神回到面前的抹茶蛋糕上，这时我当年的室友说道：哎呀没事的，实在不行么，把他们都赶到海里去嘛。我只好说：妈呀，那就完了，要贸易禁运了。另一个高中朋友L在旁边不语。我知道他的想法，之前他微信问过我的看法，因为他被两边的截然相反的论调搞得毫无头绪，又想找一个美国政治学PhD同学说的话堵住他爸爸叔叔们高谈阔论的嘴。我当然没任何qualification发表什么言论，只是他爸爸叔叔们还真挺能被美国博士的头衔唬住的。后来在新疆菜馆，我的前室友又说起提前武统之类的话，我只好说那估计有几年出不了国了，毕竟去西方旅游可能还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他说可以去巴基斯坦，我说“可以去伊朗，最近免签了！”大家哈哈笑过。 我们在明媚的东村分了手，我说我暂时不想回家，就要求去L附近的家坐坐，L欣然答应，叫我陪他先去买酒。看他领着两袋清酒，说特意买了点樱花色小瓶装的气泡酒，女生上门了可以喝。走上六楼，是个1b1b大小的studio。似乎成了一个习惯，我喜欢去看朋友的暂居之所，从当年在英国时去伦敦牛津寄居时养成的爱好。似乎以前说过，那样可以让我想象他们一个人时的生活，以及那一时的心境。他给我看了个澳日混血youtuber恶搞吐槽欧美精日（weeaboo)的视频，也就是他称之为的edgey，我还战战兢兢地瞻仰了他的黑魂黑胶唱片，也听他吐槽半心半意聊着的同乡女生。结果也是相似的，我躺在L的沙发上睡着了。睡了起来，马上就要去赶飞机，仿佛有意抄袭一年多前窜访剑桥。我躺着的时候，问L，所以你想回国吗？L正在纽约忙着找工作，愁得掉头发。国内很好，但暂时不想回去吧，我挺喜欢纽约的，有很多edgey的人，在美国工作几年我觉得我也可以学到点东西，L拖着声音迟疑地说。L总是很迟疑，其实也是让我愿意找他的原因，正是这种迟疑，和主流的疏离，才让他不会说出我前室友说的那些话吧。现在想想，其实他选择在纽约这样漂着时，并没有多少迟疑吧，只是那种扑面而来的主流逼他不得不寻方自辨罢了。他爸爸想他在美国读博，他妈妈想他回国，他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在纽约留下来，我想祝他好运。 可能最终每个人不能得偿所愿，不能住到自己愿意住的城市，不能找到自己喜爱的工作，不能遇到最合适的人，不能买到最符合心情的酒，但是你还是得走进那个清酒店，看看有没有。最可贵的甚至并不是得偿所愿，而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那个时候，迟疑着，想再等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等你知道想要的一切时，少年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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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太平

看了快手的宣传片，的确感人，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身处广场舞与露天游乐场揽客争鸣的闹市中，真正目睹着万家灯火，安居乐业。这就是我对一个国家最朴素的理想吧，巧合的是，这也是所有国家的起源，一万年前，最早的文明围起一座城市，其中的人们各事生产，各享欢愉，不再为掠夺者所威胁。就像中国士大夫，把为万世开“太平”当作最高成就，修身齐家治国之后便要“平”天下，和平稳定从来是一项必要的善，儒生一辈子所受的政治教育不外乎于以仁政维稳。要说今人有什么共同的底线，或是最大公约数，恐怕就是保卫快手上展现出来的那种活力了吧。 只是如何保卫却莫衷一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当下是在官逼民反，而国家主义者却认为当局是太平最好的希望。其实没人知道时间站在哪一边，正如历史辜负了曹操孔明，轻巧埋葬了他们的一世激奋，无可预测的十四亿人最终会做出怎样的转向恐怕无人知晓。也正是这无人知晓，让所有人恐惧。自由主义者觉得最好的改革时机是三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因为人心趋散，和平通过历史三峡的机会窗口正在慢慢关闭，而历史的三峡，不言而喻的，就是自由民主化进入现代政治，那样兴衰轮回中的中国才能真正开万世太平。国家主义者觉得那种“改革”，只是打开了不确定性的大门，把权力丢在地上让寡头与普京去捡，从前的王朝覆灭，无外乎是国家能力孱弱，不能攘外安内，而把时间把握在手中的最好方式，自然是消灭所有非国家组织，那样的社会才是万世太平。 把自由民主化当作历史的三峡，通过之后便像是静流千里的长江中下游，获得万世太平，估计的确是幼稚病，毕竟Levitsky和Ziblatt觉得连美国的民主都有死亡的风险。而把国家垄断所有权力当作和平稳定的密钥，恐怕更加是疯狂。有意思的是，万世太平其实就是“历史的终结”，双方似乎都被困在了福山的思维之下。历史当然不会终结���it will be a constant struggle，美国人仍需竭力保卫民主，而中国人也要拼死���护太平，只是结局可能辜负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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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说

早年看到余英时的那句“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时候是有些好笑的，觉得这老头不想回潜山就不回嘛，怎么非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流亡者，好像世间已无中国一样。 余英时49年过香港海关的那一刻，他说自己头上的一根弦突然松了，一个逃亡者成为了流亡者。但其实生活在承平时代的人的确是不能理解流亡者的，国号更迭似乎只是十月一号那一天的事，却要生活在民国几十年的人改变自己对国家的想象。

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和伊斯坦布尔的奥尔罕.帕慕克又有些相似。帕慕克的窗外就望得到欧洲，而他自己也自称西方派。西方派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想象本来是平淡无奇的，放弃所有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领土，蜕变成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然后市场化与民主化后加入欧盟。如今这种想象已经成为泡影，埃尔多安意在苏丹之位，想与沙特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百年前被废除的国教如今又似乎回春大地。生活在重重保安的高楼之上，醉心于中国山水画的帕慕克，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囚徒，眼见着自己在自己的国家流亡。

大都会也乐于展出明末遗民隐居风格的田园画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画中没有人留着辫子，白描的小人都穿着前朝服饰，或握盏静坐，或矗立江边。可能没人想过，画家此时应该已经留着辫子了。

有两个上海人的流亡生涯也颇有意思。 查良镛48年调到大公报香港分部做记者，免去了他逃亡的麻烦，没有经历过南渡心境的他竟然在50年回到北京求职，地主出身的他被乔冠华婉拒。可能他从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流亡者，在其后的三十年里用金庸为笔名成为“大中华胶”最有力的贡献者，成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民族想象。至于香港，只是他的一次工作调动。81年他再次回到北京见到邓小平，并后来参与基本法拟定，他的保守方案延续至今，使他成为许多人的示威对象。

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穿着旗袍步入上海文艺代表会看到全场中山装的场面就更戏剧化了。作为目睹过土改，接受过中共宣传任务的作家，张爱玲52年离开上海的决定是主动而决绝的。次年她的父亲也在上海逝世，虽然她从不与父亲亲近，却从未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鲁郭毛巴老曹式的“弑父情结”。她父母的关系其实就像五四后新旧文化的关系，科举的废除让他父亲成为一个无所追求的纨绔子弟，而她母亲却是西化摩登的独立女性。她对父亲的同情其实也是对五四后所有革命的迟疑。55年她离开香港赴美，再也没有回来。

所有这些流亡者，在现实中都失去了自己对故国的想象，有的成了“异见者”，有的成了隐居者，有的转换了忠诚。杨朱哭歧，这些流亡者又要流多少眼泪，才能让自己麻木于国家的歧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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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然

窗外红叶纷飞，阳光让黄赤棕橘的色彩更加明亮，但是我的房子朝北，只能看到照亮的风景，却不能感到阳光的温暖。中国此时子夜，还在等那场兽行酝酿发酵到世人皆惊。最近几年，可以感觉到很多人丧失了对这个国家向好的希望，沈大伟放弃中国转型的希望，墨宁似乎也更加关注起了人权状况，同时也有很多人变得不可理喻地为那个政权辩护，总之整个社会极化了。随着这个国家的成就越来越大，渴望自由的人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而厌恶西方的人自信也越来越强，久而久之期望在退步中变成极度失望，自信在对方的败退中变成狂妄。又想起两年半前关于电影市场的谈话，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审美中，那么审美的水平自然会下降，如果大众效仿高雅，高雅保持矜持继续教化，自然大众会有愈来愈高的品味。但是现实却是，艺术屈就庸俗，让大众狂欢，让高雅退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这个世道似乎真的成了铁律。

现代化理论往往让所有人乐观，以为只要发展了经济，工业化城市化中产化会带来一切良善的制度。不仅西方人信了，甚至共产党人自己可能都信了，在血淋林地发展中安慰自己一切都是为了不远的现代政治文明。王岐山直言现在的拆迁是赶在不能拆以前把建设都做好，似乎他的脑海里是默认了人民的权利有一天是会变得不可剥夺的。但是政治学界都已经慢慢意识到，一切良善制度似乎往往犹如天降，根植在无数遥远的历史巧合中，那些现代化的条件只是有时能防止制度滑回威权罢了。即使中国的经济能持续发展，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自然国家也需要一个巨大的巧合转型成为一个开放社会。

我曾经觉得，经济能持续发展的中国已经让人满意了，我毕竟不是个完美主义者，深知许许多多人的诉求也正在被这个政权满足，许许多多人的梦想也正在这个政权治下实现，不论这些诉求与梦想有多少是被压低的期望，被灌输的诱饵，至少十三亿人中的无数得以安居乐业。我也相信那个党里有许多人，把自己的事业不止当作一个赚钱的活计，即使刚愎自用自诩父母，即使居高临下蔑视刁民，也想对得起那些党章里写的口号，也潜意识地被宣传中的伟大光荣所影响，知道荣辱对错，知道史官冷酷。即使没有这些暧昧的责任感，出于对推翻的恐惧，党和人民默许的契约也证明鞭策了这个政权成为一个高效的机器，提供了够格的公共服务。

但是当这个国家不断倒退，收紧人民的权利，与此同时发展得越来越慢，我不由地警觉了起来。人民显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不满，党自然觉得这个发展换稳定的契约可以不断加码，每日多点稳定，少点发展，温水煮青蛙，人民可能就慢慢接受了一个无能的专制政权。到那时，党不用重视发展，只需要秩序，有抱负官员可能也会放弃微妙的责任感，怠政滥权。这种事正在中国发生，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已然发生，只需要给人民打点民族主义的迷药，就可以把苦难变成对外斗争的勋章。

如今，我能听到的福音就只有那死神传来的“凡人必有一死”了，普京的最后一届总统任期快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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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注脚

看完MOMA吃着日式猪脚锅，我不在意地问了一句“所以你为什么换工作？”，她勉强地笑着，说“It’s a long long story.”。 她的前男友���槽到了香港，她便也开始准备跳槽，结果她找到了比前男友更好的工作，在她还没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前男友已然流露出不想继续这段关系的意味，于是她提出了分手，前男友接受了并请求她不要太责怪他。这其实并不是一个long long story，甚至只是发生在几周之内。然后她开始了她的美国之行，而我得知这段安排的时候以为这只是一个long due holiday。我知道她之前一段时间有个男朋友，但是看她把假期拿来独自旅行，就默认她分手了，于是在吃猪脚锅之前我也没问她这方面的事。

我很迟钝地把她当作一个分手吐槽者看待，但直到她开始愤愤不平地抱怨前男友，说他以后也找不到比她更优秀而合适的女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不只是分手了，她失恋了。我只见过她甩人，这次被甩，果然也尝到了那种悲惋的气愤。她还觉得他们的这段感情如此难得美好，不应该就这么丢弃，气愤对方就���么放弃，没有给她解决的机会，就匆匆退出。Exit, voice and loyalty. 她的前男友太容易选择了exit，没有抱怨，却也显示出没有忠诚。忠诚自然是爱情里的核心，赫希曼都没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它，因为它不是成本计算，而是往往反理性的心理。当然，我们可以把忠诚内化为对一个人赋予的价值，价值越高，自然显得越忠诚。不论怎么说，爱情中轻易放弃者，不过是赋予对方的价值太低，而她对于前男友很难有更优选择的不平，也不过是承认自己在一些条件下是随时可替代的。

没有人不可替代，没有人总理解你，也没有人永不质疑你的忠诚，甚至婚姻就是为了提高不忠的门槛而让所有人更放心。但是没有人应该在一段严肃的感情中接受自己就是可替代的。爱情从不要求双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爱你者不可能因为另一个更漂亮，更贤惠、更懂欣赏电影、更会做饭、更会赚钱、或者更会写文章的人出现就抛弃你，因为这段关系应该如此强大，让“爱”与“你”两者难以分离，你就是你，你因为你们之间的一切共同过往而难以替代。

所以爱这样难得。既然如此，分手也就是分手了，轻易失去的不会是多么珍贵的东西。既然那位前男友可以轻易退出，她所执着的，要么是被人陪伴的习惯，要么是真爱的惋惜。前者可以替代，后者也由于对方的轻贱而证明是一场错放的幻梦。

据我所知，她的确需要被人陪伴，这是人之常情，但她也希望那种永远不会被抛弃的安全感，前者因为距离排除了她的前两任男友，后者自然更难得，她费尽力气贴近对方，也没能得到。也许她要求过高，所有的制度都很稳定，直到它被推翻；所有的忠诚都很牢固，直到它被瓦解；所有的爱人都独一无二，直到ta被替代。

但是所有人都应该“要求过高”。的确，“命中注定”的新鲜感可能只维持一个晚上，醒来又发觉一生终是只有自己陪伴自己，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寻找。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妥协，我们从没有天生需要谁，所以我们能够选择一切，而孤独的替代品值得是崇高的。这正是另一个道理的变换：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切活法，而无意义里的填充物应当是让人幸福的。追求不可能之完美，填补不存在之意义，竟成为人类一切美好之源泉，看似荒谬，世界却因此生生不息，虽然命运式地庸庸碌碌。既然如此，何须悼念旧感情，明明寻找的路还很长。

Life is meaningless, therefore there is no answer, only arguments; no positive, only normative; no direction, only chaos. And thank God it’s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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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责任

有时候觉得自己在逃避责任，以为读着reading上的书，就在“工作”，可以不管效率，可以问心无愧。但其实花更少的时间理解一本书的精要却是更难的事，而单纯地慢读并不说明更好地读了一本书。从前一直学不会略读，应该是因为要读的东西不够多，机械地一字一句地读下来也能读个八九不离十。

但不只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生活。也许西西里的黑帮写得很有趣，但是读了两百页心灵还是有些枯萎。可能人还是要一些文学来滋润的吧，发现世间细腻复杂，技术化的细节不是全部，那些从皮肤到味蕾的感受也是同样的真实。有时候怀疑自己的道路，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我还在羡慕大学生活，就成了一个靠着椅背举着读书的博士生。我也想在巴黎住两个礼拜，然后天天坐在窗前写着毫无发表潜力的闲言碎语。似乎我现在也做的到，但是却没有人陪我一起做了。当写到这，我一下没了力气，不只是我自己走得太快，我的所有同行人竟然也走远了。没有人，没有人当真负担得起那样的生活了。所以又是我在逃避责任了吗？是不是我把生活想得太理想了，以至于抛弃了现实里应有的锚？有人说如果你的生活毫不费力，是因为别人在替你努力。可能是吧，但是谁又能说那样不功利的生活毫不费力呢？

其实人们承担不起的，只是时间，与世名。可能人不再是个学生，就不应该去过有罗曼蒂克色彩的生活了吧，浪漫的就是不现实的，不现实的就是不负责的。即使是最自由的教授，也不应该有时间去写与发表无关的文字。这些对于不功利的生活来说，其实是何等费力，我都可以想象一个内心挣扎的副教授要匿名写博客来抒发自己的孤闷，来逃避同侪的嘲笑。

我拒绝。我就算要隐姓埋名地做，我也会花时间在非功利的事情上，因为我是会反效率的，因为那是我。

我曾经看着浪子太妹在中产阶级幻梦前低头，被圈养起来过着刺激的生活。当时的我只乐于知道他们在顿失可能的生活中有何感受，像一只麻雀欢快地看着自己的同伴只只落地，如今的我却蓦然发现自己已在独自飞行。可能我在其他鸟儿们眼里其实也早已落地，只是我还在扑扇翅膀，假装飞翔。

可能Live音乐和酒吧是二十几岁预备中产的广场舞吧，马拉松里的中年人，广场上的大妈，他们跃动的身体都何其相似。所以说他们可能反而更像在飞吧。

不管谁的生活更值得惋惜吧，我希望至少有人和我一起假装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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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孤岛

从秘鲁到加拿大的旅程终于结束，我也在凌晨两点到达的飞机上感染了病菌，躺在家中的床上头昏脑胀。去程中乘坐westjet的好运，在美联航上都还了回来，坐在最后排狭窄的中间座位上，旁边是一个至少两百二十斤的大胖子，本来午夜到达的飞机延误到了两点半。

今天拖着病体去剪了头发，回来的时候听着《芳草地》开在刺眼的冬日阳光之中。然后又想到壁花少年里的隧道，青春就是一首首直抵心灵的歌串在一起，加上飞速逝去的景物，才让人感到存在。那些稍纵即逝的时刻，却让壁花少年说道“we are infinite.”

总感觉文艺是天然自由主义的，因为人需要突破限制才能表达。所以当豆瓣成为一个自由主义孤岛时，一点都不令人惊���。当知乎被政治化的争论占领，煽动人心的人们靠着鼓吹民族自豪感获得主导。昨日在飞机上读到维也纳在多民族帝国的城市化中成为自由主义和分析学派的高堡，它一百年前的崩溃让那些思想留散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里，并主导了过去一个世纪的西方。少数者为了保护自己会去追求自由主义语义中的权利，而帝国的首脑为了稳定也会给予这些少数者以让步，这造就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氛围。最终这个自由主义的孤岛在奥地利保守省份以及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围攻下陷落，选出了一个日耳曼至上的市长，并催生了希特勒的反犹意识。而后那个以维也纳为代表的自由浪漫的欧洲成为“昨日的世界”，茨威格在绝望中自杀。

豆瓣这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孤岛会在民粹绑架的政治权力面前崩塌吗？最近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批评，以及其后造成的豆瓣用户的反弹，恐怕只让这个前景更加危险。放在一年前，我可能并不会有多在乎自由主义的命运，直到看到网络言论空间逐渐萎缩，让人引以为傲的美剧同步被广电中止，才让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可能被收回去的。夏天里和宅大神聊了一天，她说我们为什么非要找一个alternative，为什么不能就走二次大战和冷战证明的这条个体权利+多数权力之路？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知识分子想破脑壳想要找一个非西方化的意识形态，来为现在这个政治形态辩护，其实本质上只是中二病罢了，为不同而不同。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被找出来证明我们和西方不同，所以政治安排也得不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的不平等真的能被辩护吗。

呆在加拿大家人的家里，外面几尺厚的白雪，人人穿得严严实实，开着被雪泥覆盖的脏车。这里就是西方世界现如今的自由主义孤岛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一个个都已被民粹威胁，为何加拿大仍旧欢迎移民与难民呢？可能资源越丰富，人们越慷慨吧，越宽容吧。这又回到了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最终将带来开放社会。于是我只能祈祷中国经济好运，Long live th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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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将要离开纽约回到上海，听着他分享的Twinkle Song，就想着他在父母家中的床上会不会作那些抽了大麻后作过的迷梦，用那么多的平淡来忘怀或回味醉仙梦死。初中生活的场景，和一段人生冒险后的回忆，相互重叠，到底会出现怎样的情结呢。

以前写的文章主题总是来到异国，开启一段冒险的年轻人，如今许多人收拾行装，结束旅程，回到父母的家中。那种感觉我还没能体会，但是想象之中也让我感到有一种安心而悲伤的况味。自然以后的生活还可以是一桩冒险，但是那种生活的结束我想对于所有人可能都是猝不及防的。一种漂泊到安定的转折，一种学生到中产阶级的转折，一种宏大到狭窄的转折。抽着大麻时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凯鲁亚克，读着教科书时可以想象自己是阿西莫鲁，旅行时想象自己是壮游的法国公子，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的起点仍旧是那个一亿总中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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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rips with Annie and Chris

两个英国人来美国玩，我也飞到纽约来见面，他们不是同行，我倒成了纽带。 和Annie开车去华盛顿玩，不经济也不省力，我不开车，annie一个人自告奋勇想来个American road trip。来回十个小时，路上倒是没什么惊险，除了偶尔开错路以外都很平稳。在华盛顿市区边停车边找路倒是搞出了几幕惊心，一到华盛顿硬是在阿灵顿大桥上来回开了四次还是六次，绕着林肯纪念堂转了三圈。

路上和annie回程时聊政治经济局势，柳岩韩庚如颐酒店SK2剩女广告女权运动，去程时聊大学生活希腊旅行暑假里的游戏、工作与离别，现在想来，我说的自己如今很少，她说的如今也不多。毕业典礼前后，我叫她留在英国时帮我寄申诉材料，我已回国，她那时铁铁地相信我会留在英国，后来又牢牢记得我说我要不是因为他们早就决定去美国。她说着，手机里放着几个月来一首首我听过来的歌，真真切切回忆着初来美国思念英国的岁月，我一时语塞，只是说“是啊”。美国生活终于安顿，英国老友又出现在身边，我除了感慨还能说什么呢。正规的生活，熟悉的陪伴，两样当时的我迫切想要的东西在现在一时皆有，却不能回溯到那时的我让他安心。

在纽约时睡在Chris的酒店房间里，有时看到他结束一天对纽约的探索后陷入些许沉闷，对着一封明信片苦死冥想，不肯多言，我看着也好玩。临走前他不断地说会想念这块住了七天的街区，又要回到现实中去了。不论如何那个大三的第三学期都是没人喜欢的，何况他还在忧愁整个大三都萦绕的阴云，他的好友们都是高一级的学姐学长，如今都去伦敦了，即使是现在他也是和还留在华威的骏哥安琪玩，过了这个暑假，他就真的不太能见到那些人了。他提早了一年经历了毕业季，让我又听到了夏沁雨在开学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好朋友都不在身边了。我装作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我经历了更彻底的“离开英国”，但是我又如何能理解那种物是人非呢？换了室友，搬了家，但是每天走过的路还是那条，呆的校园还是那一个，熟悉的并肩身影却不再了。据说annie一般下了课就回家了，而不是呆在图书馆，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总是在图书馆，如今再呆在那儿会触景生情吧，我知道我会的，如果让我再呆在那些座位，而换成陌生人在身旁，我怕我会忘了以前的感觉，怕记忆被覆盖。

我的经历总是有离开一个还在一起的群体，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情景，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的经历，我往往会去回望还在一起的人们，想象成为他们，他们有新有旧的生活让我着迷，有时候旧生活成了久远的过去，有时候旧生活却成了他们长久的执念。一种简单的解释可能是越觉得旧生活更开心，越有执念。于是我不禁希望我的朋友都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恍如隔世，因为他们都开始了新的旅程，只会偶尔回头看看那年盛夏的分别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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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纽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我一直在寻找这句话有什么依据，也维持着Will Mcavoy式的怀疑：“纽约不是最伟大的城市”。建筑群固然壮观，摩天大楼固然巍峨，博物馆馆藏固然稀世，但表面观之，实在不能称之为最伟大。伦敦巴黎可一点不输。上海在壮观的建筑方面也遑不相让。后来，我看到在地铁站大厅��带音响拉着小提琴的人，也没有放任何卖艺领赏的盒子，径自拉着，整个站台大厅都回荡着古典的音乐。一个想法蹦出脑海，也许说纽约伟大的人，是在说这个城市里的氛围，对奇怪的司空见惯，对奇怪的我行我素，没有管束的混乱中，竟然出现了一种规则，冷漠的纽约客中间出现了一种宽容，每个人都听到了，默默的欣赏，或是默默的腹诽，没有人去施加压力给特立独行者，我看到，我听到，我不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反恐的一句口号叫“if you see something, you say something"吧，正因为纽约客对古怪熟视无睹，所以群体上对恐怖主义愈发脆弱，故而要警察局呼吁人们当当朝阳群众，更机敏，或者说，更“大惊小怪”，事实上，就是社会对个体的压力更大，形成了一种监视。人们往往用不安全感，自我保护来解释纽约客的冷漠，并视之为坏事一桩，不如热心的德州大汉能保护弱势群体。一群古道热肠的人固然可贵，但是一个社会的古道热肠其实是一种横行的社会规范，会成为一种固执，不能随社会的发展而流动，走上压抑个人发展的桎梏。强大的社会规范可能一开始很良性，但若不能变通，就一定会限制未来的发展，而冷漠的纽约看似不能弘扬正能量，却能容许各种能量迸发，创造出一种百年不衰的活跃文化，从菲兹杰拉德到凯鲁亚克到安迪沃霍尔到伍迪艾伦，不一而足。就是一种乱象丛生，然而乱中有生的文化，支撑起纽约的城市景观。 这可能就是城市的意义吧，之所以城市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单位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碰撞产生着无数的新点子，新复杂， 新表达，新欲望，所以同时也产生着新交互，新解法，新理解，新满足。一座有人倾听而没人横加干涉的城市，就是最伟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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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次都是临时起意，看海上日出这件事就是如此，除非在凌晨四点前都忘记了睡觉，否则怎么能在度假状态六点多起床。在迈阿密的薄雾中，翻进一处海滩公园，一路小跑到海边，踩在致密的灰沙滩上，脚下凉而结实。眼前就是一片海天，如同一本展开的订口发黄泛红的书。没带手机，不能拍照，我就坐在海滩上盯着天边，心中不断预演在圣托里尼看到一点真红时的惊叹。王善超站着，当他喊起“噢，出来了”时，我等了几秒才看到那一点橘红从无到有得膨胀起来。点点红漪从海平面延伸过来，太阳的大半立在海上，在海的尽头映下一抹金光，整个画面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核爆，蘑菇从底座上缓缓升起。

在佛罗里达的一路上，人们除了睡觉就在调侃对方，“XX狗啊”“XX婊气冲天”都是随口而出，以至于互相免疫，根本不在意了。嬉笑嘲弄之中，所有的骂言都丧失了意义，似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狗，于是被称之为狗的行为也只是最普通的了。旅途中的路怒，起床气，精神失调，都可以在骂人中发泄，却no harm taken，竟然也成了一个互骂均衡。

不知多年以后想起，我是会怀念日出时的宁静，还是从奥兰多到基韦斯特的日夜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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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外交休兵，营造了一个较为亲善的台湾形象，最终因为一个周子瑜撕破脸皮，促进两岸交流达成互相理解之宏愿破产。其实太阳花时，台湾年轻人还只是看红色中国畏惧，而大陆民众的恩主心态还未传导至对岸，如今已是两相对骂，各自摊牌。台湾年轻人知道大陆年轻人群情激愤，大国沙文，大陆年轻人知道台湾年轻人自我陶醉，逢中必反。温和者的中性安慰，也不过是粉饰太平，实质上皆知自己这一方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表现出来的这样激进，自己不过是少数。其实如今的事态只是一个事件把现实血淋淋地放在双方面前罢了。

到底什么是两岸的未来，武统也许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可能。和平统一，不用说台湾民意支持率几乎为零，整个世代交替也不站在统一这边。中国大陆自由化是国民党统一的条件，其诚意恐怕也难以让人确信，一个强大的自由中国，与一个强大的共产中国，都是太阳花世代眼中的外国，强邻。更何况，没有的威权的自由中国更不可能用武力威胁台湾了，（如果一个有选举民主的中国发动了统一战争，那么中国极大可能促成或者已经选出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甚至军人政府上台，这对于一个新生民主国家是毁灭性的）台湾又有什么必要统一呢，甚至宣布独立都是有可能的。

我能想见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实只有两种，殖民政府不需在意民意地交还主权，或者经济政治皆弱的弱政权被强政权吸收，这种统一完全缘于民意以及弱政权控制力的崩溃，朝韩如果统一，可能会是这种两徳模式。如今不论台湾香港，都不可能与大陆抗衡，更别说占据强政权的位置了，但是生活水平上大陆也完全没有让台湾香港羡慕的可能性，甚至连潜力都不一定有，除非大陆刻意封锁台湾经济，那民心就尽失了。

在没有殖民宗主国的台湾，和平统一不可行性的根源，还是在于民心之背离，而民心背离的原因根植于台湾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关键期的缺席。蒋介石在1927年名义统一中国时面对的一个各路军阀割据的局面，西北三马控制着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形同自治，山西只认阎锡山，东北张作霖，即使在汉族聚居的省份也是各省地方势力主导。然而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蒋介石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领袖，他的国民革命军也在美援与战场中成长为当时中国压倒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中原大战和日本侵华对于力量局势的洗牌，还有一点就是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在反侵略的战争中整合了各族人民的民族想象，日本侵华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噩梦，抗日叙事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参与，日本投降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胜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是“命运共同体”。因为当日本入侵时，眼中没有省界，没有区界，没有民族聚居的界限，整个国际认同的中国范畴都是他铁蹄可踏之处，他没有向苏联宣战，所以不能进入外蒙古，而内蒙却是日军入关后最先染指的地方。这种由国界带来的区别让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他们是一个共同体，被侵略的共同记忆连同着“中国人”的印记深深刻在了四万万人的脑海中。只有到了1945年，辛亥革命的使命才终于完成，那个五族共和的梦想才成为各民族共同做的梦，大清的子民才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这一切都没有在台湾发生，1895年起台湾就是日本的领土了，五十年的现代国民教育洗掉了或者说构建了两代人的文化记忆，台湾在这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从来都没有和大陆共命运，大陆闹变法，闹革命，闹复辟，闹抗日，与台湾无关，可能更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黄金十年，中国现代史最重要的篇章，台湾统统缺席了。什么是中国，1895年的时候大陆上的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而五十年后，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群新人了，不要说台湾人变了，大陆人自己也不认识从前的自己了，他们现在称呼自己为中国人，而这个词的含义其实是一个新事物，“中国人”是一群拥有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自豪，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新风，感受过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尊严，受过日本侵略的屈辱与胜利的光荣的人。这个含义，1945年的台湾人不理解。

于是，许许多多的台湾人甚至都不能认同“中华民国”，只有那一百多万外省人，和后来接受了蒋政府的国民教育的本省人才能认同它。

同样的道理，2016年的大陆人脑海中的“中国人”的含义又和1945年的大陆人一样吗？不可能。我们如今的“中国人”，是一群牢记着“抗美援朝”，“大跃进”，“两弹一星”，“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北京奥运”，“G2”的人，虽然各自对这些记忆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都是切身的，是具有相当现实感的。而即使是台湾的外省人和他们的后代，也统统缺席了这些事件，他们的“中国人”也有了新的内容，比如战后腾飞，被联合国除名，开放报禁党禁，台海危机等等。两边的定义已经截然不同，甚至多有对立。 我们再怎么要求台湾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谈口服心不服，就是心服口服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是一样的中国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和平统一的民意如此之低，而愿意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民意几乎为零的原因。可能我们的一线希望只能在中华文化上了，毕竟台湾人还要学唐诗宋词。于是在facebook上，大陆网民用汉字“统战”台湾网民，说不想当中国人就别用中国字，台湾网民说日本也用汉字，怎么不去统一日本。一段玩笑话，却说出了实情，儒家文化是整个汉字文化圈内的纽带，却既不是统一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很多维吾尔族人不会背李白杜甫，韩国人倒是会写书法。很多中国人根本不吃辣，倒是日本人总眼馋麻婆豆腐。桂林山水我还没看过，外国人来旅游倒是必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美妙无伦，在当代却只是美学，但一首《静夜思》引起的共鸣和一首《青花瓷》相比有多大区别吗，但新加坡的华人再喜欢周杰伦也不可能为了《青花瓷》就想和台湾统一。只有那种排他的历史记忆，才能熔铸“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而矛盾的是，只有同一国家的环境才能构造这种排他的历史记忆，于是国家统一构建着同一民族，同一民族支撑着国家统一。当那个决定历史的窗口关闭，稳定系统形成，海峡两岸就越行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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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沉闷个人主义

最近的日子突然对当代日本的生活特别向往，缘起是数码宝贝.tri的横空出世，那天夜里睡不着打了开来，开头只是被选召的孩子们在拯救世界之后6年的日常，一幕幕熟悉而普通的东京城市景物在太一的自行车两旁掠过，背景中Butter-fly的歌声淡淡唱起，直到被“无限大な梦のあとの 何もない世の中じゃ”感动得眼热，满屏的弹幕刷着这句歌词，更让人感到心有戚戚，想到一代人的梦想与梦醒。在那些寻常的场景中，孩子们却要对数码世界的奇幻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寻常的现实是《数码宝贝》中不寻常的平静，不寻常的数码世界是从前日日的历险，如今平奇逆转，那些长大的孩子过着平淡的生活，尝试着体会他们的心境，实在是最让我感动的部分。那晚并没有看完节奏缓慢的第一集，而是在那童年梦醒之中又进入了梦境。

后来某个时间看完了这一集，又补了一下之前的剧场版《我们的战争游戏》，看到光子郎和太一在暑假里喝着饮料玩着电脑，顺便拯救了世界， 而后就一直循环着I wish，Butter-fly，keep on和Brave heart几首歌， 不时回想起小学的时光。倒不是小学时光有多么快乐，有多么多难忘的回忆，或者多么地无忧无虑，而是那种无限大的可能性太让人着迷吧，你可以有任何梦想，却能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未来，没有那么多为梦想负责的压力。后来长大了的我们，即使梦想也要为梦想付费，负责任，否则总会被自己斥为可悲的空想，而这也恰恰让我们丧失了梦想唯一的乐趣。以前的梦想是被相信可以实现的，现在的梦想往往我们自己都不信。现实压进梦想，让我们做梦的集都被限制成了给定现实的理想集，我们竟然只敢做切实际的梦。

后来看了夏目友人帐的第一集，和言叶之庭，都是从前看过的，复刻了一下我对当代日本生活的印象，那种寂寞而认真的生活。不知道是不是自由社会和日本传统的结合让日本的动画往往传达出一种沉闷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往往这种“特别的”、“个人的”生活是那种与周围隔绝的，没有比较（竞争）的生活，不论是专心归还名册的夏目还是言叶之庭里立志制鞋的男孩，坐在教室的窗边，心不在焉，同时怀揣着、憧憬着一个Alternative，一个别处。寂寞是这种生活与世隔绝的一面，认真是这种生活个人主义的一面。

当然还有无数日本动画传达出中二的救世梦想，但是却让我感到这是日本生活中理想化的一面，正如这在任何社会中一样。没有人能拯救世界，所有看了数码宝贝的那代人，无一例外地一生中没有机会像被选召的孩子们那样救两个世界于黑暗。而占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可能的践行梦想的方式是沉闷的个人主义，在不麻烦别人的社会桎梏中，个人实现的可行方式往往就变成了默默追求一个小小的、别人不能理解的目标，而不是去改变社会。这在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梦想，往往是做有极大影响力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有权力的人，这样就能四海通行，不被人欺负。当然任何社会的理性人都认为权力多多益善，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做梦都是如此，可能说明权力在这个社会中是一个核心的善（good）。而日本社会可能并不把这个当作核心，一个有效率的公共管理系统，一种社会心态，与一部自由民主的宪法，让日本社会成为最有秩序的人类社会，因为日常中没有了暴力的压迫，只有规矩和人心维持社会运转。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拼命抗争，也不会被欺压，所以权力不是必需的，不仅不是必需的，同时也往往是无力的，因为体制的惯性已经如此强大，人们要把自己嵌入这个严格的社会模式，学会旧例、规范、礼仪与自制，留给个人的空间很小。这让自由的人往往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追寻梦想，在那个私人空间里，寂寞又认真。

但是仔细想想，日本又有什么特殊呢，可能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成人社会罢了，中国式的野心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不过是中二的抱负，日本中二学生显然也有。 无论少年时代如何，成年之后人们还是做着或无聊或喜欢的工作，梦想最终降级、转换或尘封。可能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日式的沉闷的梦想可以延续到成年后很多年，因为它往往只是关乎自己的“修身”，并没有什么东西阻碍实现，而中国式的野心却往往苦求不得，成为泡影，在一地梦碎中只能长出成年人的理性预期，而不是另一个梦想。于是中国的大人们往往那么随波逐流，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寂寞又认真地坚持的目标。

今天吃饭的时候聊到会计这个琐碎又稳定的工作，收入挺高，却要认清自己生活的平凡。人大的学生都越来越少愿意去四大了，可能是那点收入买不了精英学生对生活的期许。这段自然的逻辑却隐含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一份稳定的工作往往是和梦想相抵触的呢？我们会回答因为它斩断了可能性的链条，不再能通往别的生活。但是工作只是工作，梦想是梦想啊。如果有一个日式沉闷的梦想，那一份衣食无忧的稳定工作和梦想是完全相符的，因为你可以在工作之余的那么多时间里完成你的小小梦想，寂寞又认真，但是也很幸福。

我们有无数个关于奋斗的理由去鄙夷这种日式的沉闷的梦想，但是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是什么让我们从心里抵触这种梦想？是不是我们在竞争中获得太多快感，而不能忍受那种没有竞争也能获得的快乐？我们在想：“怎么能够有人不比任何人强，还在那里有着内心幸福？我们拼死拼活的价值在哪里？那种幸福肯定很廉价，所以不可欲求。”

一个很好的答案是，我们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然后才能去追求单纯的美好，只有曾经沧海，才能真正体会那种寂寞又认真的幸福。那就不要忘记看更大的世界才是目的。往往，人们根本没有把世界放在心上，只是觉得名利本身好，奋斗良久，拒绝去看更大的世界，把自己封锁在高堡之中鄙夷高堡之下的人，觉得所谓更大的世界就是更“高层次”（和自己一样）的人。这样的奋斗，我觉得没有资格鄙夷那些寂寞又认真的梦想者。

所以要么认同那种沉闷的个人主义，要么胸怀对更大世界的好奇，愿意去理解他人，这也意味着理解选择生活得寂寞又认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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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行万步于杜克花园

生日一醒来就看到唯一的一堂课被取消的邮件，于是就在床上慢慢回复一夜的祝福。后来到了学校，收到世泰的微信说五点半从学校接我去吃晚饭，我就在学校等着。

我就一圈圈地在满园秋色的杜克花园走，听着南山南和陈粒的歌，任由心流浮动，直到陈晓舟发微信来说life is so hard，我才思考起来。我说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么难啊，容易的我们又不想要，于是就如何一个惨字了得，以至于我的口头禅都成了“太惨了，太惨了”。因为把自己自嘲得惨兮兮的，生活就没那么难过了。她说到在追求中自觉能力不够的煎熬，我又何尝不能理解。

我那时坐在一颗金黄的落叶乔木下，突然下起雨来，然而由于树木的遮挡，只有淅沥渐响的雨声，以及屏幕上的一些雨滴，让我意识到那天还下过一场雨。

我回答陈晓舟的是，如果是选择喜欢的东西，那追求到和你能力相符的东西就好，以后进步了自然会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也就是那种不求回报的喜欢，但是往往我们找不到。比如我一直觉得如果不能去好学校读经济PhD对我来说就不值得，那么看来经济学就不是这种喜欢。然而当我设想读政治学PhD的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去一个中流学校也愿意。这样简单的偏好我却一直没有想清，其实当时在凯斯学院的昏暗灯光中翟昕娃就疑惑于我想一直念经济，我承认我当时并没有很好的理由，甚至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觉得华威经济好，申请有优势。如今在杜克，幸好还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政治学，而不必硬着头皮在经济的路上走下去。

在那场雨开始下以前，我还没有想清这点事，只是在尝试解开陈晓舟忧虑的过程中，说服了自己，也开解了她。后来雨停，她回去复习面试，我也起身继续走下去了。

杜克花园的一边，有一个从开阔草坪延伸到树林中去的湖，那个阴天中湖上的鲜红的日式木桥让我想起华威Humanity院内的一方莫名其妙的东方花园，还有慕尼黑的中国公园。 然后不由得想起一起在那公园中呆过的人，和那段时光，感到一些旷然，发觉所行已远。

回顾那个初春寒冷时候相见的几个人，陈晓舟从凯斯学院的院门里跑出去伦敦政经读金融经济学，还听说翟昕娃游至海南写哲学笔记，除此之外杳无音讯，曹林琰顶着牛津物理的头衔回国做着些和物理再也没啥关系的活计。所幸他们都得到了想要的生活，或累或苦或难，肯定没人后悔。而我自己，那丝丝后悔自己没能进EME的感觉早已消失，慢慢觉得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重新选择。

因为这个没有预料到的转折，最终攥着回伦敦的返程机票却再也没有登上那架飞机，于是完成了一场没有告别的离开。到了八月末尾，那趟飞机从上海起飞的日子，我在美国的宿舍里刷着这趟航班，想像着平行宇宙中，在浦东机场焦急等待着晚点了五个小时的英航的我。我曾经一定会嫉妒那个我，如今却感觉复杂了。

 三年多前， 十七岁的末尾的我在一个新国度开始成年的旅程，如今又在二十岁的结束来了新大陆等待二度成年。那一年的我在异国和西方思想的对立中寻找身份认同，这一年的我又要在反复的抉择中重新认识自己的长短好恶，恐怕冥冥中我们总不会虚度成年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