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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

召会（也被称为“主的恢复”，英文为 local church，意为地方教会。这里指的是李常受有关的召会）在全球都有分布，主要在美国、台湾、韩国和中国等地。召会强调圣经是唯一权威，以基督为中心，拒绝宗教派别、标签。

召会的基本特征

每个城市最多都只会有一个召会，每个召会都没有名字，也不会挂任何十字架，因为我们认为全地都应该是一个“召会”，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因此信徒聚集在哪里，哪里就是召会。召会场所一般在地图上显示为 “the church in XXX” 等城市名的格式。

没有宗派制度的聚会

每个召会都没有实际的牧师或者长老类的主讲，受浸、擘饼一般就由职事负责。弟兄姐妹也常常在自己家中举行小排、小组聚会。聚会上人人都可自由分享属灵经历与启示，聚会内容很简单纯粹：一起唱赞美诗，读《恢复版圣经》、《晨兴圣言》、《生命读经》等事工书籍，互相分享看法和感想，以及主日进行擘饼聚会。

(在钻石吧召会内周六的晚餐和主日早上的擘饼聚会)

圣经与事工书籍

我们读《恢复本》圣经，而不是和合本。恢复本是水流职事站出版的圣经版本，里面大量经节都会标有李常受等人写的注释，即使是刚接触圣经的人也能轻松阅读并理解其意。

如何找到召会

你可以通过网站（www.localchurches.org）来寻找附近的召会。

安纳海姆总部与训练中心

召会“总部”设立在安纳海姆（Anaheim）1200 N Hubbell Way。水流职事站和安纳海姆全时间训练中心（FTTA）就设立在这里，在 Ministry Conference Center（中文：部会议中心）里设有实体书店，里面有水流职事站出版的书籍。 (安纳海姆总部mcc内的书店)

每周三晚上都会有职事聚会，参加全时间训练的学员需要参加，同样也欢迎任何人。

(周三晚的职事聚会）

（2025年6月6日 作者 Shuihu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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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

召会，又被称为“主的恢复”，最初是由李常受、倪柝声所带领的中国基督徒们，李常受是倪柝声关系最密切的同工，于1949年到台湾，1952年倪柝声被捕后李常受继续积极侍奉，在几年的努力下迎来了台湾召会的巨大复兴，1962年又到了美国洛杉矶，因着倪柝声弟兄书报的出版以及李常受弟兄的职事书刊和他所释放的信息，不久许多地方召会在美国建立了起来。1968年成立了水流职事站（安娜汉姆的全时间训练成立于1989年）。1984年，李常受完成新约生命读经，有感于台湾地方教会扩展缓慢，遂由美国返回台湾，推行新路（或“神命定之路”）改制，并举办台北全时间训练（1986年创立），推行五年福音化台湾运动。截止2023年，全球各个国家共有22处正式的全时间训练中心。

（2025年6月5日 作者 Shuihu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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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呼喊派”？

“呼喊派”这一称呼并非由部分基督徒群体自称，是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强加的政治标签。“呼喊派”一词本身的意思是指在聚会中高声呼喊主名的基督教群体。被中国政府明列改革开放以来首个“邪教组织”，中国政府虽然称呼喊派的“头目���是李常受，但是在实际抓捕中经常将许多家庭聚会或非三自的地方教会定义为呼喊派，呼喊派一词是极具污名化、定义模糊和政治性的，许多非召会的基督徒同样也会呼求主名，罗马书10：13就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恢复本原文为：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呼喊主名”是圣经中明确教导的属灵实践，也广泛存在于全球基督教派中，根本不应被视作异端特征。中国政府是在通过“呼喊派”这一标签来将所有非三自的基督徒邪教化。

（发布者 Shuihu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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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李常受与召会的中国根源（一）

倪柝声，原名倪述祖，1903年出生于广东汕头。他的母亲倪林和平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倪文修则毕业于福州美国卫理公会所办的鹤龄英华书院，深受西式教育和基督教影响。倪柝声自幼耳濡目染，对基督信仰产生浓厚兴趣。青年时期，他深受“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发生在英国的改革运动）影响，弟兄会主张不设教堂、不设牧师，信徒可随处聚会并彼此称为“弟兄”、“姊妹”，这种模式对倪柝声日后推动召会有深远影响。 倪柝声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对传统教会中的许多制度和教义产生质疑。他坚持以圣经为唯一权威，主张“逐条校对、逐项剔除”，恢复使徒时代的教会样式。他提出“一地一会”的观念，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应超越宗派之分，合一于基督之下。1922年，他在福州发起地方教会（文中的“地方教会”，“教会”和“召会”一词同义）的首次聚会；1927年迁至上海，创办“上海福音书房”，出版其著作并推动地方教会事工。

李常受，原名李长寿，1905年出生于山东蓬莱县李家村。19岁时信主，随后深入研读圣经，并受到弟兄会和倪柝声著作的影响。1930年，李常受在青岛受浸归主。1932年，倪柝声访问山东时与李常受在烟台相遇，并鼓励他在当地建立地方教会。次年烟台聚会人数激增，租用聚会所，成为华北第一处地方召会。

1934年，李常受迁至上海，与倪柝声并肩同工。1942年底，因倪柝声协助其弟倪怀祖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遭到不理解和质疑，最终上海教会革除事奉职分。其后六年间，倪柝声顺服教会决定，暂停一切教职活动。 此期间，李常受在华北持续推动福音事工。

1943年初，烟台经历百日大复兴，800位信徒全人奉献，部分信徒迁往内蒙古与东北传道。烟台召会的复兴震动了日本占领军，他们怀疑其中有政治企图。5月，李常受被日军拘禁一个月，此后发现他仅是一个“耶稣迷”而将其释放。1947年底到1948年初，应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各地召会邀请，李常受、汪佩真南下访问这些召会，使得复兴扩展到这些地方。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在福州聚会结束以后，李常受和汪佩真前往海关巷倪家，邀倪柝声在福州尽讲道的职事，随后又在4月，倪柝声接受李渊如等人的道歉，并正式在上海恢复他话语的职事，带进了更大的复兴。

1948年和1949年，倪柝声在福建鼓岭举办了2次训练，李常受则留在上海，负责建造上海教会南阳路145号聚会所。经过鼓岭训练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在北方，张子洁带领的青岛教会信徒迅速扩增到4,000人，除了龙山路4号聚会所以外，还分为20个聚会。各地纷纷新建聚会所，如福州教会的中洲聚会所和津门路聚会所、南京教会的鼓楼头条巷聚会所、北京教会的宽街基督徒聚会处等。浙江萧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开办农场，建立教会。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的工作，带进香港教会的复兴，信徒扩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会所。

1949年5月，在上海政局变化前夕，倪柝声为避免地方教会同工们有可能被一网打尽，李常受便前往台湾开展工作，到1955年，台湾信徒已增长到5万人。

1927至1952年间，倪柝声与其约200位同工，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建立约700处地方召会，信徒总数达7万，其中浙江省占据近4万，尤以温州平阳、苍南及萧山等地为集中地带。

随着中共掌权和三自爱国会的成立，中国大陆的召会处境开始愈发艰难。1952年4月10日，倪柝声因“经济问题”被捕。虽未明确说明其罪名细节，但在后来的审判中，却以“反革命集团罪”将其判刑15年，然后再也没有出狱，最终在1972年在劳改农场逝世。

内容摘自维基百科条目，在维基原文上进行修改。 链接：

（作者 Shuihu Xu，欢迎自由转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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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之下无神性：信息极权下的信仰窒息

一、引言：神与政权的对立

在当代中国，“党性高于一切”的原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权力不仅要掌控经济、教育、媒体，也试图控制人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信仰，因其超越性的价值观与独立于政权的精神指引，一直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而今，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视频监控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共在“数字极权”的道路上不断推进，对基督教的压制也更为系统、精准和深刻。 本文将探讨中共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基督教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打压，剖析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并反思在技术高压之下，信仰与自由的未来出路。

二、信息控制：以数据为锁，以算法为链

精准监控：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猎神行动” 中共已构建出庞大的数据治理系统，涵盖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网络行为分析与社交关系链追踪等功能。在许多地区，教会信徒的聚会活动、教牧人员的言行甚至他们的家庭成员和财务流动都被纳入监控体系中。 利用人脸识别系统，政府能够在教堂门口或社区公共场所识别出参与聚会的信徒；通过大数据算法，可以推断出潜在的家庭教会核心成员；而 AI 模型可以实时转录并分析讲道内容，判定是否有“违反意识形态”之嫌。正如部分知情人士披露：“你只要一进入教会，系统就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进过几次，和谁一起进的。” 这不仅是对个体信仰自由的践踏，也是一种通过“技术标签”实现信仰打压的精准模式。

网络审查：屏蔽“神圣”的字眼 社交平台和搜索引擎中的关键词屏蔽机制使得“基督”、“耶稣”、“福音”、“祷告”、“救赎”等词汇成为“敏感词”。很多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甚至短视频平台上一旦涉及“讲道”、“见证”、“主日敬拜”等内容，便会面临限流、封禁或被永久注销。 不仅如此，圣经经文图片、基督徒见证视频，甚至是儿童主日学的教学内容，也难逃“内容审核”的天网。例如，曾有一位家庭主妇在抖音发布自己孩子背诵圣经诗篇的视频，不久后账号就被封禁，申诉无果。这种全方位的数字审查使得普通信徒在网络空间无法自由表达信仰，仿佛基督徒只能在虚拟世界中“隐形”。

三、公共空间的挤压：实体教会的数字囚笼

摄像头入堂：三自教会的“透明讲道” 即便是在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政府的控制也未曾放松。许多地方政府强制要求在讲台上方安装高清摄像头，以便实时监听牧师讲道内容，监视会众反应。教会活动仿佛变成“可被调阅的录像资料”，而非敬虔而自由的属灵聚会。 这不仅严重侵犯教会自治权和讲道自由，也造成牧者在讲台上普遍“自我审查”。许多牧师私下表示，他们已经不再敢在讲道中提到“末世”、“逼迫”、“悔改”等圣经中原本常见的主题，而是转向政治正确、空洞中立的内容。正如一位牧师所言：“我们不仅在讲给人听，也在讲给摄像头听。”

安全检查的“政治化” 某些地区的教会每逢节日或大型聚会前，都要接受政府的“安全检查”。表面上是排查消防隐患，实质却是现场盘查牧者讲章、信徒人数、外来访客、聚会内容。甚至有时还会要求提交“讲章稿件”，由统战部或民宗委审查。 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干预，使原本应由信仰自由驱动的聚会，变得像一场有剧本、有监督、有备案的“表演式宗教活动”。

四、封锁资源：切断属灵粮食的通道

阻断圣经传播：从纸本到数字 在中国，圣经被列为“非普通出版物”，只能由三自教会体系下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刷与销售。普通书店无法购得圣经，线上平台如淘宝、京东等亦全面下架相关商品。与此同时，各类圣经 App 如“微读圣经”、“电子圣经”亦纷纷被下架或屏蔽，安卓和苹果应用市场中均难以搜索到。 这意味着除了极少数能接触到三自教会资源的信徒，绝大多数人无法便捷获得圣经，无论是纸质还是数字版本。这种封锁不仅剥夺了信徒最基本的属灵需求，也体现出政权试图垄断“解释神”的权力。

封锁海外属灵资源：灵粮的“墙外断供” 许多福音电台（如FEBC）、讲道网站（如Bible Hub、SermonAudio）在中国大陆无法访问。YouTube上的布道视频若涉及圣经教义，也可能因“内容不符合当地法律法规”而在中国境内受限观看。此外，Google Play Store 本身在中国就无法正常使用，进一步限制了海外基督徒应用的下载。 信仰的边界被人为设限，属灵的河流被人为筑坝，信徒仿佛被困在信息��漠中，任凭心灵干渴。

五、家庭教会的重压：地下与线上双重逼迫

家庭教会是中国信徒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不愿接受国家对教会的操控，也不愿讲道内容被政治审查，因此长期处于“非法但存在”的状态。而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家庭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线下聚会被取缔，线上聚会被监控

许多家庭教会因无合法登记，被视为“非法宗教聚会”，时常遭遇驱散、查封、甚至抓捕。而在疫情后，许多家庭教会尝试转向线上聚会，但也未能幸免于难。 Zoom、腾讯会议、钉钉、微信小程序等平台上，只要涉及宗教讲道内容，一旦被举报或算法检测出“敏感内容”，就有可能被封房间、封账号，甚至有信徒在聚会过程中被警方上门敲门调查。

通信与设备被监听

一些家庭教会核心成员表示，自己的手机通信时常出现干扰，微信语音中断、邮件投递失败，甚至收到来自不明身份人员的“警告短信”。有些牧师不敢携带手机讲道，担心“实时监听”。 这些现象表明：家庭教会已进入“地上无法立足、线上也无法扎根”的双重逼迫状态，仿佛被驱赶到属灵的“旷野”。

六、党性与神性的冲突：核心矛盾的根源

党性要求“唯一忠诚”，而信仰呼唤“超越权威”

在中共的治理逻辑中，党必须是“唯一信仰中心”，任何能动摇其权威的信念系统都必须被驯化或摧毁。基督教则强调“敬畏上帝胜于敬畏人”，强调对神的忠诚高于世俗政权。这种“主权归神”的理念天然与“党领导一切”的口号相抵触。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不仅仅是“限制宗教”，而是要“改造宗教”，让教会“爱国爱党”，让讲台上充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神性的独立性挑战极权的全面控制

基督信仰不仅是一种私人精神寄托，更是一种在历史与现实中产生力量的群体性信仰。它构建了一个超越政权、拥有伦理权威与精神高地的社群。这种“独立的精神共同体”正是极权最忌惮的存在。 于是，中共既要摧毁其组织形态（家庭教会），又要操控其话语体系（三自教会），最终实现“有教会、无信仰”的局面。

七、国际视角与回应：全球教会的责任

中共对基督教的打压引发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福音派教会、人权组织的关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多个联合国人权审议报告也提及中国宗教压迫状况。 但国际关注并不能立刻缓解中国信徒的处境。因此，全球教会有责任为中国教会代祷、发声、协助建立安全的信息传播通道，以及为遭逼迫者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作者 Shuihu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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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圣经第一大印刷国，却不准网络销售圣经？？？

自中共成立以来，对基督教的限制和迫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8年，圣经在中国网店遭封杀，网上流传的消息称“中国于3月30日起，全网下架所有圣经销售，其中淘宝、京东、微店、当当网、亚马逊一本圣经也买不到。相关基督教书籍也陆续封杀、店铺被销户。”

（本人手机、电脑亲测，小红书好一点，可以搜索到圣经相关书籍及注释，但并无圣经或和合本，苏宁易购仅有少量圣经相关内容，京东直接搜索“圣经”搜索不到，但是更改一下可以搜到类似书籍，天猫完全搜索不到任何圣经有关的书籍）

国每年印刷的圣经数量达1.5亿本左右。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企业，截止2024年4月30日，该公司已累计为世界各地一百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印刷圣经2.6亿册。中国是圣经印刷大国，却不是圣经自由流通的国家。即便圣经在中国大量印制，但在中国境内，却无法通过正常的电商渠道购买一本圣经，线下也仅能在教会的书店合法购买圣经。

作者 Shuihu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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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改一拆“行动——自文革后最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

“三改一拆”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的一项环境整治行动，于2013年2月启动。起初并未涉及宗教建筑或十字架的拆除，但到了当年年底，十字架开始被纳入拆除范围。随着行动的推进，政府以“违建”“安全隐患”“景观污染”等理由，陆续拆除了大量教堂十字架。由于部分教徒强烈反对，该行动最终于2016年悄然终止。

行动共造成约17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众多三自会牧师被抓捕，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2014年6月，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基督教救恩堂，和当地大约20几座新教教堂收到了县政府通知，要求他们移除十字架。此后，当地的基督教徒就发起了抵制活动，轮流保卫教堂。2014年7月12日凌晨，水头镇派出所多辆警车在未出示任何证件或许可的情况下破门闯入救恩堂，试图拆除十字架。几名上前询问的信徒遭多名警察殴打，理由是“不准信徒打手机”。

7月16日，信徒将石头堆积在门口，防止拆迁设备进入。

（牌匾不知为何不一致，但教堂结构一样，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7月21日凌晨3点，近千信徒到救恩堂集会，阻止强拆十字架，与约600名由警察、城管、消防人员及临时工组成的强拆队伍发生冲突。期间有几十名守护十字架的信徒遭到暴打，多名基督徒尝试拨打110向当地警方求助，但当地警方拒绝出警。导致十几人流血受伤，其中4人重伤，大约两小时后强拆队撤离，十字架暂时保住了。

8月初，救恩堂堂委主任张正创迫于压力，向政府交出了救恩堂的大名门钥匙；张正创、长老黄兆楼、执事张正共、教授主日学的3名教师，以及5个兼职执事和数个核心同工都宣布辞职。8月14日，救恩堂十字架被拆。

（被拆下的感恩堂十字架和前后对比）

该视频中的陈律师称事发后平阳官方是十分紧张的，对受伤的基督徒、其家属和其律师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受伤的基督徒软硬兼施，其中有一位当事人因为家里房子的问题，政府开出的对价就是全额赔偿被打伤后的医疗费用，给予赔偿金，且把自己的律师解除掉，如果不接受，政府就威胁就要拆除当事人及全村的房子，许多受到类似压迫的教徒顶不住压力，只好退缩。

2014年11月12日凌晨，宁波象山县著名的基督教信德堂被当地政府以“违章建筑”名义动用100多名公安人员以及重型机械和吊车将十字架拆下。当地信徒表示，教堂的手续是完整的，当局凌晨出动警察和强拆人员，在信德堂周围拉起封锁线，不准信徒接近教堂，然后出动大型吊车进行拆除。当地信徒称，公安最近严控网络和手机微信，一旦发现有人披露当地教会的遭遇，将被公安抓走。信徒说：“就是你发微信图片，你都会被抓走”。

（信徒并无激烈反抗，围观十字架被拆除现场）

（十字架拆除前后）

据了解，象山基督教会信德堂原名为丹城基督教堂，建于1875年，是县内第一座基督教堂。该堂于2009年建成现时的信德堂并启用，现堂由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2009年5月该堂举行献堂礼时，曾有六千多名县内外信徒参与。

2015年7月10日，《浙江省宗教建筑条例》通过，严格限定了“十字架”的外观，十字架大小不得超过建筑主体的1/10，并且不能再建筑顶上，只能在墙上。同日（2015年7月10日），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向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公开信，指出“三改一拆”的名义拆除浙江省基督教界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已逾一千二百处，“已严重伤害了全省二百余万的基督徒的感情”。公开信指出，强拆行动“使得党群关系变得极为被动乃至对立，完全违背了党和国家‘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思想与精神，已使党和政府形象在国内外造成空前的损害与破坏”。在协会坚持不收回公开信的情况下，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公章，都被浙江省民宗委非法收走。

十字架要重新安上去很容易，但失去的民心想回来就太难了。

中共在2014年-2016年间采取了比“文革”后任何年份更为严厉的打压措施

自建党以来，中共都只想让民众只信仰共产党，中国政府实际上实施的是“强制不信教”，任何党员、公务员、军人、教师都禁止信仰宗教，一些地区（包括云南、安徽、吴忠市等）青少年禁止进入宗教场所或学校禁止学生信仰宗教，媒体发文指出“基督教的思想不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非官方家庭教会、地下教会面临取缔、逼迫、甚至刑事惩罚。政府将几乎所有海外接触都等同于“非法”，并以此为由禁止海外版圣经、限制与海外教会往来。

作者 Shuihu Xu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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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6年宗教逼迫事件图表

相关数据来自“对华援助协会”所收集到的不完全统计，这些案例包括全国的大部分省市地区。 从这两张图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共政府于2014年开始对基督教群体进行全面打击，判刑人数从2013年的12人直接飞跃至2014年的1274，增加了10516.67%（约105倍），随后两年判刑人数下降，但却也远超往年。迫害人数于2016年迎来第二次高峰。总体而言，基督徒的形式在几年间开始急速恶化。

“根據逼迫人數、拘捕人數、判刑人數、虐待人數等四項指標，2007-2016年10年間，如圖3-3所示，僅就本協會所收集到的非常有限的數據信息來看，教會和基督徒在中國大陸境內遭受政府逼迫的發展呈現以下態勢： 10年前後來看，總的是翻番增加的趨勢，最低的拘捕人數增加也是4倍半還多，而迫害人數增加60倍，勘稱呈幾何級數增加； 5年分段來看， 2007-2011前五年，雖然總的是增加態勢，但除迫害人數外，其它三項人數指標都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復，特別是在判刑人數指標上，似乎還有所減少（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因為本協會未能收集到更多相關信息）； 2012-2016後五年，與2007-2011前五年相比，總的態勢明顯發生變化，增加態勢非常顯著，只有判刑人數指標存在震蕩跳躍的特點，一方面可能是上面提及的囿於本協會信息收集所限，另一方面可能因為中共政權更多的時候採取了某種程度比判刑坐牢更加殘酷的強迫失蹤等法外手段迫害基督徒的緣故。

2007-2016年逼迫事件比較”

————————图表和“ 加粗 ”内容转自对华援助协会

http://www.chinaaid.tw/2017/03/2016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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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教堂强拆事件回顾

温州的基督教很发达，当地的基督徒人数可能高达一百万，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位于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的三江教会因为老教堂太小远远不敷应用，而且已有结构老化危险，从2003年起筹建新教堂。2009年与三江片开发建设指挥部达成协议，在一处半山腰上建造新教堂。新堂建造初期，指挥部官员表示“这是你们今后20年里修的最后一座教堂，盖大点。”“这个开发区是个大项目，需要一座大型教堂作标志，显示这里很开放。”于是教会决定更改建造图纸，加大面积。

永嘉三江基督教堂从2003年开始筹建，由信徒集资约400万美元建造，总面积达11,8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人，是中国最大的三自教堂之一，曾被当地政府誉为“样板工程”。

然而在2013年初，浙江省出台了名为“三改一拆”的城市建设整治政策（即改造旧住宅、旧厂房、旧市场，拆除违法建筑），在‘三改一拆’政策最初的官方表述中，并未涉及宗教或宗教建筑。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部分原因可能是2013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视察看到温州各地教堂和三江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后深感不满。

由于三江教堂的手续不全，且经政府审批通过的建筑面积为1881平米，但实际面积却是获批准的6倍。县政府便要求教会暂时拆去十字架，但是教会拒绝，从11月13日起静坐抗议。

时间到了2014年初，政府开始严格执行“三改一拆”政策，大规模拆除十字架，理由是“违反建筑规范”、“安全隐患”、“景观污染”等。3月31日，教会召开信徒大会，尝试决定接受整改未果。其后两日温州各地教会信徒，来到三江抗议政府强拆，人数最多时达五千人。

4月3日，政府派出爆破队、特警、公安、交警到三江教堂强拆，但在傍晚离三江教堂5分钟车程处接到指令，行动取消。在4月21日前，当地政府与教会多次协商教堂的违章处理事宜未果。4月21日到26日又有一周时间，第二次在三江教堂中的保护十字架与教堂的聚会，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人。

4月23日，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发表《浙江省基督教界支持“三改一拆”倡议书》，使信徒大为失望。26日，当地教会与江北牧区负责人受政府恐吓，若不疏散信徒，就将聚会定性为“邪教”，取缔牧区，且清场时如有冲突，会被定性为“社会暴乱”。于是牧区与当地教会的负责人驱赶在场信徒，有信徒遭打伤，许多外地信徒因此离开。至27日凌晨，只有数十人留守教会。

2014年4月28日，凌晨5时，政府出动超过千名武警，遮罩电讯信号，出动数台重型机车强拆教堂主体建筑。在晚上8时35分被完全拆除。一名教徒表示，僵持过程中多达40人被捕。有十几人因为拍摄、对外发送三江教堂强拆现场的信息而被抓捕关押，教会长老被控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作者 Shuihu Xu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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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已于今年5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对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的监管由此前的收紧进一步转向全面严密化，实际上，自习近平上台后，外国传教士被遣返回国的案件一直有在传出。

需要指出的是，该细则实质上是对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2010年11月29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9号公布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延伸和补充，旨在细化并强化原法规的实施操作。其中， 第6条明确规定：境内外国人的集体宗教活动必须在依法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或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内进行，由寺观教堂提供专场服务。如无法提供专场服务，则必须在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的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临时地点（以下简称“临时地点”）举行。 这意味着外国基督徒不得在官方允许以外的任何场所（例如家庭，校内）自行组织任何教会，团契，查经班等类型的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认可的教堂（即“三自教会”）或申请通过的临时地点敬拜。而申请临时地点本身又存在门槛高、流程繁琐等实际障碍。 第7条和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寺观教堂举行集体宗教活动必须推选三名以上召集人（不得包括外国驻华外交及领事机构人员或其他享有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由召集人向所在地设区市的宗教团体提交书面申请，并上报市级人���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9条规定，所有宗教活动必须事先协议明确活动人数、时间、次数和方式，并报政府备案。第10条则要求所有集体活动必须由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即三自教会牧师），如需由外国人主持，必须另行备案。 这几条规定的核心意图是将敬拜行为完全标准化与体制化，使外国人只能在受控的三自教堂，以政府设定的方式进行信仰实践，剥夺其在形式和场所上的宗教自由。 同时，对于宗教物品的进境也施加严格限制：个人所携带的宗教制品数量受限，禁止携带带有散发性质的宗教印刷品与音像制品入境。 第29条进一步规定： （一）干涉和支配中国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事务，干涉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和管理 （二）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院校。 （三）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利用宗教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 （四）擅自开展讲经、讲道或者举行集体宗教活动 （五）在中国公民中发展宗教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 （六）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中国司法、教育、婚姻、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活动 （七）制作或者销售宗教书刊、宗教音像制品、宗教电子出版物等宗教用品，散发宗教宣传品 （八）接受中国组织及公民宗教性的捐赠 （九）组织开展宗教教育培训 （十）利用互联网进行非法宗教活动 （十一）其他涉宗教的违法活动

这些规定语言模糊、界限不清，给执法部门留下了较大的执法空间，可能导致限制外国人的正常宗教活动甚至侵犯基本人权。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意味着，外国人来到教堂只能当一个“听众”，讲道、领唱、带领祷告或发表宗教性意见都可能受到限制，言论和行为需符合三自教会的标准。第二、四、五、七、九条的规定意味着外国人不得进行任何个人成立的宗教活动或个人宗教行为，封锁了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 第六条有很广泛的定义空间，例如外国基督徒在中国进行婚礼、基于信仰选择家庭教育方式，或参与社会公益时，若被认为有不当行为，亦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第八条虽表述为禁止接受“宗教性捐赠”，但未明确说明“捐赠”是否包括物品、金钱、礼物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可能对外国基督徒与中国人之间的正常资助、馈赠或友好往来构成潜在风险。 这篇“实施细则”与其称之为“活动管理”，不如说是对宗教自由的手铐。这种带有“条件”的宗教自由，其本质是对中国境内宗教生活的全面压制。中国政府表面上声称“尊重和依法保护境内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实质上却通过一系列模糊繁琐的限制性条款，将“禁止”二字隐藏其中。中共意在通过强制依附三自教会、排除外国影响、压缩敬拜自由，彻底将基督教纳入体制掌控，防止其成为承载“独立思想”的群体，并切断其在中国社会的自然传播。

作者 Shuihu Xu

引用：https://www.dw.com/zh/韩教会团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遣返/a-375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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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统治下的基督教

在现代社会，宗教自由应当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这一项权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制。尽管中国宪法名义上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基督教进行系统性打压。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法律控制、技术监控、打压非官方教会、拘捕信徒和思想洗脑等手段，限制甚至摧毁了大量基督徒的信仰实践。身为一名有信仰的基督教徒，对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公。人民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

现在的中国，出于法律与政策手段下的控制，中国政府近年来加紧了对宗教的立法监管，并且在2021年出台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和《宗教团体管理办法》，这就是明显例证。这些法规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批准的框架下进行，要求牧师和神职人员接受爱国主义培训，并不得传播未经政府认可的宗教内容。这些规定无疑限制了非常多的教徒们，使大量“家庭教会”成为非法存在。

由于中国有数百万基督徒选择在家庭教会聚会，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对信仰内容的干预。政府对此类教会进行持续打压。 2023年11月，安徽省合肥市“甘泉家庭教会”长老丁忠福被警方以“诈骗罪”拘留。警方突袭其住所，未出示任何逮捕令，其妻子和6岁女儿目睹全过程。所谓的“诈骗”指控实际上是打压非官方教会的借口。 2024年11月，江苏南京家庭教会在主日聚会时遭到警方突袭，约50名警察中断聚会并带走信徒，事后多人受到行政处罚。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拆除了许多基督教教堂和拆十字架，这引起了基督教徒的不满，他们的信仰正在被中国政府漠视甚至是践踏。除了打击信徒个人外，政府还针对基督教象征展开行动。自2014年浙江温州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以来，这一行动在全国多地蔓延。2022年，山西省太原市北寒教堂被整体拆除，40米高的钟楼被夷为平地。2022年6月，河北石家庄董保禄主教因拒绝加入“三自教会”，其所属教堂被拆除。 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信仰场所，也试图从物理空间上消除基督教的存在。

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越来越普遍，但是这也成为了一种中国政府监视人民的手段。他们使用高科技手段监控宗教活动。2024年，河南省要求所有信徒通过“智能宗教”APP登记参加礼拜活动。信徒必须提交身份信息、预约时间，并接受人脸识别扫描。许多教堂被迫安装监控摄像头，信徒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这种做法彻底剥夺了宗教的私密性和神圣性。而且这也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甚至有信徒被拘捕或者判刑，国际人权组织报告指出，仅2023年，中国就有至少1500多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拘留或判刑。2024年，安徽“活石归正教会”四名成员被控“诈骗”，最长被判刑11年。山西金灯台教会的负责人因印刷圣经相关书籍被判7年。 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江苏一名53岁信徒在拘留期间因脑出血死亡。她被长期监禁，遭受身体虐待，高血压得不到治疗，最终陷入昏迷离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基督徒不仅被中国政府歧视还要承担许多风险。

中国共产党对基督徒的迫害并不仅限于此，除了暴力和监控外，政府还试图在思想上洗脑信徒。许多教会被要求在讲道中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替换圣经段落，强调对共产党的忠诚。这对一个基督教信徒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中国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摧毁基督徒的信仰。一个虔诚的信徒，是绝对不能接受随意篡改圣经的。而且青少年和未成年人被全面禁止进入教堂，学校要求学生签署“不得参与宗教活动”的承诺书。 这种政策试图切断信仰的代际传承，使未来一代逐渐与宗教脱节。在中国政府的洗脑下，青年只能信仰中国共产党，让很多青年变成了无神论者，甚至造成了很多人歧视信仰宗教的信徒们。

中国这样的行为，是对全体基督教徒的不尊重。并且有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已对中国的宗教政策表达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2024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指出中国在系统性迫害基督徒。但中国政府始终否认所有指控，称其是“境外势力”抹黑中国的手段。中国政府丝毫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但对老百姓们宣扬政府的职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不可磨灭的，这可能会对一些基督教信徒们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他们打击老百姓，打击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信仰。但那些真实发生在家庭、教堂、中的苦难，不会因为否认而消失，它们会一辈子都留在基督教信徒心中。

作者 ShuiHu Xu